中国古代教育思想流派

中国古代教育思想流派（精选8篇）

中国古代教育思想流派 篇1

1 教育哲学：天人合一的人性观

教育哲学是一切教育思想架构与解构的逻辑起点。因此，阐释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就要从“天人合一”的人性观入手。当今教育所倡导的“以人为本”或者“以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在传统的“天人合一”教育思想中或隐或显地贯穿于教育活动的始终。《周易》中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从天人关系到人与教育的关系的一种逻辑发展。《中庸》中阐释：“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清晰地勾勒出传统教育哲学思想的基本脉络——尊崇天性，尤其是人的天性。宋明时期，“知性”与“天理”成为理学家们的指导思想。王守仁说：“必欲此心纯乎天理”。这是“天人合一”思想支配下，重视本心作用的观点。从上述论断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传统教育思想的哲学依据——注重天人关系，关注人的内心世界。

如果我们细细体会这些传统的人性思想，可以发现这种“天人合一”的人性观与后来西方教育思想史上，法国思想家卢梭的“自然教育”思想具有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从时间脉络上考察的话，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比西方“自然教育”的思想早了上千年的历史。尽管传统教育思想缺乏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从外在规范向心灵深处探寻生活的意义、生命的真谛以及教育的价值，崇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是传统教育思想给我们带来的重要启示。因此，在教育过程中，就要顺从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尊重学生的发展意愿、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

2 教育目的：圣贤之人的目的观

教育目的是一切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对中国古代教育目的的探寻有助于我们认清当前教育改革与实践的重心。传统的教育目的，归根结底是培养圣贤之人。这种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既能克己复礼、独善其身，又能推己及人、兼济天下。《大学》里谈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此处的“圣贤之人”更多地侧重于伦理道德。唐代的韩愈以“道统”的继承者自居，并以“伯乐与千里马的关系”来阐释“人才选拔”的问题，这里的“圣贤之人”的内涵远远超过了以往的定义。宋明理学家们以“孔颜乐处”为心之向往，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理想抱负自我砥砺。因此，这种教育的理想——培养圣贤之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总体上趋于合理完善。

这种教育目的或者教育理想是当今精英教育的一种历史溯源。当前我国正处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历史进程中，国家应该实施什么样的教育呢？是精英教育还是大众教育？笔者认为，当前我国应该实施大众教育基础上的精英教育，或者说是大众教育和精英教育区别对待。另外一点就是，当前我国的教育目的应该如何正确解读呢？我们应该培养专业型人才呢，还是应用型人才呢？笔者认为，人才培养应坚持“因才制宜、因才施教”的原则，对不同类型的人才区别培养。

3 教育内容：以德育为主的通识教育

教育内容是教育活动中的教育材料，知识传承的有效载体，在古代教育思想精髓的主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教育内容是以伦理道德为主，一般文化知识为辅。换言之，一般的文化知识教育都要服从和服务于道德教育的需求。在儒家思想教育体系中，“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主要教育内容是儒家的“四教”（文、行、忠、义）“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由此可见，儒家思想是在较为全面教育基础上对德育的大力倡导。除儒家思想外，还有道家、法家、墨家等教育光辉的闪烁。期间虽几经变化但是直到清末，但纵观中国古代教育史，儒家经典为古代教育的经典，为主要的教育内容。

这种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讲属于以德育为主的通识教育，它对于当今人才培养的发展模式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如火如荼的同时，由于过分强调专业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大学生人文素质缺失、道德滑坡等现象时有发生。这实质上就要求教育改革与发展要坚持以德育为基础的通识教育、坚持在通识教育的基础发展专业教育。

4 教育方法：因材施教、启发诱导

教育方法是顺利完成教育活动的媒介手段，方法的得当与否直接关乎教育的效果与质量。所谓因材施教，是指针对不同教育对象的特点和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孔子最早提倡因材施教，对学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为政》），根据学生才能的高低进行教育。明代王守仁的“随人分限所及”的教育思想就是循序渐进和因材施教思想的集中体现。所谓启发诱导，是指教师根据学生已有知识结构引发出学生未知知识的过程。孔子最早提倡启发诱导，“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比西方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还要早几十年。这项原则主要旨在解决教师的主导作用与调动学生积极性之间的矛盾。

在现代社会，因材施教和启发诱导的教育方法已经广泛被人们所认可。当前经济的快速发展要求人才培养规模扩大、人才培养数量增加、人才培养周期缩短，这就造成了人才培养的批量化和同质化的倾向，从而导致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后劲不足、人才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理想落空。作为教师，应“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也就是说教师应当积极引导，以“导”代替“牵”、“抑”的教学方法。当然，古代的教育方法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局限性，但是这种教育方法的精髓却为个性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

5 学习方式：学思行并重的学习观

学习方式是学生在学习过程自觉不自觉使用的一种对知识进行信息加工的学习策略。孔子有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首先论述了学习与思考之间的辩证关系。《礼记·中庸》把“学思并重”的教育思想进一步发展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五个学习步骤，充分肯定了其中的相辅相成的关系。孟子强调，“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宋代朱熹进一步发展了《礼记》中的观点。明末清初的王夫之认为，“学愈博则思愈远”。清代思想家颜元的“习行”观，要求将理论知识付诸于实践。这些对学思行关系的精辟总结对拓宽学生的思考空间、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以及实践能力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在当今这个浮躁的社会，部分学生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不愿学习、不想思考、不愿动手，而致使学习活动与思考活动相脱节、理论学习与实践应用相脱节，进一步导致学生发展片面化甚至趋于畸形。当前，在教育领域大力倡导素质教育、要求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但在实际教育教学过程中，我们都在不同程度的“食言”甚至践踏人性。因此，我们不仅仅要倡导学思并重，更要提倡学思行三者并重，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博大精深，是几千年来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积淀。无论在教育哲学、教育目的、教育内容还是在教育方法、学习方式上，古代的先贤都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以及无限的哲思。在当前教育改革与实践中，如何以古鉴今、寻求教育发展与改革的新思路，仍然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与摸索。

摘要：中国古代教育以及教育思想,是在一定社会背景下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连绵数千载,具有典型的历史特点和鲜明的时代特色,具体表现在教育哲学、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以及学习方式等几方面。这些思想特色对当今教育教学的改革与发展仍具有重大启示与借鉴意义。

关键词：古代教育,思想特色,时代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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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教育思想流派 篇2

【摘要】：以杜威为核心的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传入中国以后,即对当时以及其后一段时期内中国的教育改革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不仅为当时的中国教育输入了新的气息,而且对当代的中国教育也有较好的现实指导意义。关键词：杜威实用主义现实意义教育反思

一杜威与实用主义思想

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产生于19世纪末,是为了适应美国工业革命和经济迅速发展对学校教育提出的新的任务和挑战而形成的。当时的美国,“一场知识的革命已经发生„„知识不再是凝固不变的东西,它已经成为变动不定的东西。它在社会自身的一切潮流之中积极地活动着”。正是在这一时期,随着美国社会的变革,美国学校教育的全部环节,从培养目标到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都需要进行改革,以适应正在形成中的新社会的需要。

然而在此之前的美国教育现实却是,从欧洲传入的赫尔巴特教育思想在学校教育领域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就这种教育而言,其致命弱点就是教育上的形式主义,致使学校生活、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极不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尽管公共教育在美国的发展促使入学人数增加,但学校却是个惹人厌烦的地方。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脱节,儿童被动地接受教师早已准备好的教材;“划一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不能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儿童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得不到充分的发挥。在教师的控制下,儿童的个性也受到一定的压制。这种教育“是非常专门化的、片面的和狭隘的。这是一种几乎完全被中世纪的学术观念所支配的教育”。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产生正是试图解决当时美国教育上的许多重要问题,它“同工业主义和集体企业时代是协调的”。

杜威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家，《民主主义与教育》是其教育著述的代表作。英美学者把它和柏拉图的《理想国》以及卢梭的《爱弥儿》并列，并称他创立的反映时代剧变的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思想是“美国天才的最深刻、最完全的表现”。

杜威于1859年出生于美国佛蒙特州风景秀丽的农业小镇柏灵顿。1884～1894年任教密执安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期间，逐渐清晰地认识到中小学课程内容贫乏，感到当时流行教学法呆板，与他童年学习时的枯燥情况类似，顿然产生了教改的要求。于是他便由课堂的理论讲授者，进而成为教育革新的酝酿者。杜威于1894～1904年任芝加哥大学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系主任，这十年是他改革教育的尝试阶段。他于1896年创立实验学校，以他的哲学和心理学为根据，着手教育创新。

1904年杜威受聘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他任教该校达26年之久，和孟禄、康德尔、桑代克等教育史家、比较教育学家和教育心里学家，共同铸成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黄金时代。他推动学校革新，曾于1915年著成《明日之学校》。他经历长期教育实践和研究，在他57岁时，即1916年，终于著成经典性的巨作《民主主义与教育》。一套具有完整体系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从此建立起来。

杜威以其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理论为基础全面阐述了他的实用主义的教育观。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教育本质。杜威在自己的教育理论中从各种不同角度,多方面且反复地论述了教育本质问题。他关于教育本质的观点,基本可以用他提出的三个重要论点来加以概括,这就是:“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经验的继续不断的改造”。他明确指出:“教育即是生长,除它自身之外,并没有别的目的,我们如要度量学校教育的价值,要看它能否创造继续不断的生长欲望,能否供给方法,使这种欲望得以生长”。从这种教育即生长观点出发,杜威又从教育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角度提出教育的本质即是生活。他指出,儿童的本能生长总是在生活过程中展开的,或者说生活就是生长的社会性表现。因此,教育即是生活,在他看来,人不能脱离

环境,学校也不能脱离眼前的生活。教育的开展及过程就是眼前生活的本身,学校教育应该利用现有的生活情境作为其主要内容,而不能把未来的东西、成人的经验外在地强加给儿童,否则就会忽视儿童的需要与兴趣,就会陷儿童于教育中的被动地位。从获取知识的角度,杜威又把教育的本质看作“经验的改造或重新组织”。这一论点完全是以他的主观经验论的哲学理论和不可知的认识论为基础的。

(2)关于教育目的。杜威从多方面论述过教育目的问题,而最重要的是他关于“教育无目的”的论述。杜威认为教育只是一种过程,除这一过程外,教育是没有目的的,或者说只有“教育过程内的”目的,而无“教育过程以外”的目的。所谓“教育过程内的”目的,即指由儿童的本能、冲动、兴趣所决定的具体教育过程就是教育的目的,而把由社会、政治需要所决定的教育总目的看作是“教育过程以外”的目的,并指斥这是一种外在的、虚构的目的。据此,杜威提出应追求建立一种“良好的教育目的”,并指出它所应具备的特征:教育目的要根据受教育者的个人的活动、需要和现有能力;教育目的必须同时也是组织活动教学的方法,能提出解放、组织学生能力所需的环境;制定教育目的要避免制定一般的、终极的目的,而制定当前的和各种具体的目的等等。

(3)关于教学的基本原则。杜威教育理论体系的核心部分是他的教学理论,而“从做中学”又是他全部教学理论的基本原则。“从做中学”从根本上说是以杜威的经验论哲学观和本能论心理学思想为基础的,是对传统教育的教学进行全面否定的一个中心论据。杜威全面地批评了传统式的教学。指出教学的基本原则和最有效的方法是“从做中学”。在教材与课程的问题上,杜威强烈反对传统教育所使用的以既有知识为中心的教材和由这种教材所组成的学科课程。他认为把这种“早已准备好了的教材”强加给儿童,是违反儿童天性的,多种多样的学科课程只会把儿童自己的统一的生活经验给以割裂和肢解,必将阻碍儿童的生长。他提出在课程中占中心位置的应是各种形式的活动作业,如:木工、铁工、烹调、缝纫以及各种服务性的活动。在教学方法上杜威最根本的要求是在活动中进行教学。他认为传统的班级授课是学生没有活动的情境,只能“单纯地学习书本上的课文”却无从发展学生的制造与思维的能力。因此杜威提出,在以学生主动活动为中心的教学过程中,“教员与课本不复成为学生唯一的导师,手、眼睛、耳朵、以及身体全部,都是知识的渊薮。而教员变成发起人,课本变成试验品。”这样,教师在教学中就不再起主导作用,而只是一种从旁协助学生活动的参谋作用了。

二 对我国教育影响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理之一。当前我国与19世纪末美国相似的社会大变革背景,对学校教育提出了相似的变革要求。而传统教育理念、体制上存在的相近弊端决定了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一些重要观点对当今中国教育反思不足,深化改革,加快实现教育现代化,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借鉴意义。联系当前中国教育现状,我们择其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教育即生活”与“学校即社会”

针对美国当时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严重脱离的封闭和僵化状况,早在1897年发表的《我的教育信条》中,杜威就明确提出了关于教育本质的基本观点。

一是“教育即生活”。

杜威强调说:“生活就是发展,而不断发展,不断生长,就是生活。”“没有教育即不能生活。所以我们可以说,教育即生活。”在他看来,教育过程是一个社会经验不断改组、不断改造 和不断转化的过程,在它自身以外无目的。教育就是儿童现在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

因此,教育应该给儿童提供保证生长或充分生活的条件。二是“学校即社会”。杜威强调说,学校应该“成为一个小型的社会,以反映大社会生活的各种类型的作业进行活动„„”在他看来,教育既然是一种社会生活过程,那么,学校就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学校应该把现实的社会生活简化起来,缩小到一个雏形的状态。学校必须呈现儿童现在的社会生活。按照杜威的意见,现代教育中许多方面的失败,正是忘记了“学校即社会”这个基本观点。他认为,为了做到“学校即社会”,学校本身必须是一种社会生活过程,具有社会生活的全部含义,校内学习应与校外学习连接起来,两者之间能有自由的相互影响。在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体系中,“教育即生活”与“学校即社会”两者是紧密联系的。因为“只有当学校本身是一个小规模的合作化社会时候,教育才能使儿童为将来的社会生活做准备”。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目前教育发达国家中小学无论教材还是教学方法,都重视从小培养学生熟悉社会、适应社会、在社会中独立生活的能力。

而反观国内,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目前的学校教育无论内容还是方法上都与社会现实存在很大的脱节。学校所开设的课程不能跟上社会不断发展变化的需求,有些课程和教材甚至十几年不变。而社会上所需要的一些新的知识能力教学学校却不能及时给以满足,学生走上社会后往往要花很长时间来重新学习和适应。在道德教育上,这个问题犹为突出。学生所接受的大多是书本上整理好的抽象的道德知识和规范,许多既远远落后于时代和生活的变化,又缺乏学生道德生活实践的有力支撑和内化,因而当学生一旦真正踏入社会生活,马上就会体验到学校道德理论与现实明显的反差和冲突。这种反差冲突不仅严重削弱了学校教育的功效,甚至会事与愿违使一部分同学产生逆反心理。要解决这一矛盾,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把道德知识传授和道德生活实践结合起来,既要向同学们灌输纯洁高尚的道德知识,又要引导他们在参与社会生活中辨清美丑,崇善抑恶,接受道德现实锤炼,在实践的基础上将道德要求内化为自己自觉的道德意识和行为习惯。

(二)“从做中学”

从批判传统的学校教育出发,杜威提出了“从做中学”的教育基本原则。他认为,在传统学校的教室里,一切都是有利于“静听”的,儿童很少有活动的机会和地方,这样必然会阻碍儿童的自然发展。因此,在学校里,教学过程应该就是“做”的过程,教学应该从儿童的现在生活经验出发,儿童应该从自身的活动中进行学习。杜威强调说:“人们最初的知识和最牢固地保持的知识,是关于怎样做的知识„„应该认识到,自然的发展进程总是从包含着从做中学的那些情境开始。”

杜威的“从做中学”的观点,实际上也就是“从活动中学”,“从经验中学”。在一定程度上,它强调了实践对于学习的重要性。知识本来源自实践,而能力的培养更离不开实践锻炼。对于缺少对自然和社会生活的实践感性经验的儿童来说,纯粹的理论知识是神秘而抽象的。如果只采取课堂灌输的教法和死记硬背的学法,显然很难达到教育的真正目的。

因此,有效的教学方法应是还原抽象理论知识于实践,使学生在亲身“做”的过程中具体生动地理解、掌握和创新知识。当然,在“做”的过程中教师必须进行必要的、科学的指导。目前我国的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育,大量存在着脱离应用、脱离实践、忽视能力培养的弊端。教学的目的只是为了学生考高分和教师学校的攀比评级,教学内容上教师只会死扣课本,能创造性地理论联系实践的很少。教学方法上则采用填鸭式的“满堂灌”和死记硬背,学生参与的积极性自主性被扼杀,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更无从谈起。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知识体系陈旧,实践能力薄弱,创新精神缺乏,千人一面,毫无个性,怎么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对多样化高素质人才的要求呢?“解放学生于课堂,还学生完整的世界”在当今的中国绝非危言耸听,而是教育改革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当然,责任并不只在学校,家长对子 女培养只关心分数高低,而忽视能力大小,子女参加“吃苦夏令营”时家长普遍在“苦”上弄虚作假;社会在择人用人上往往只看重高分高学历而忽略其它方面,无形中也诱导了对人才培育的错误取向。教育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因此要改变“重分轻能”的教育观念,还需要全社会的大力支持和配合。

(三)关于思维与教学

杜威十分强调学校的教学应该能唤起儿童的“思维”,有助于培养他们的思维习惯和能力。他认为,对于学校来说,它能做的或需要做的,就是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优良的思维习惯。在教学方法上,充分尊重作为教育对象的学生的内在积极性和主动性,摒弃那种把学生看成是只能对信号或刺激做出某种反应的消极客体的方法,强调要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能自己发或领会所学的东西。按照杜威的意见,思维就是明智的学习方法,就是在教学过程中明智的经验方法。他说:“所谓思维或反省,就是识别我们所尝试的事和所发生的结果之间的关系„„没有某种思维的因素,不可能产生有意义的经验。”儿童只有处于直接的经验的情境,亲身考虑问题的种种条件,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才能称为真正的思维。因此,学校应该提供可以引起思维的经验的情境。这里还有一个教学过程中的师生位置关系问题。

对此,杜威既强调教育要以学生为中心,同时也不应放弃教师应承担的指导责任,即教育过程是学生和教师共同参与的过程,也是学生和教师真正合作和相互作用的过程。如果过于树立教师的权威地位,忽视学生积极参与,那么学生就会倾向于迷信教师,从而放弃了自己思考的机会。另一方面,承认学生的独立性并不等于对学生放任自流,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尽指导的责任。针对此,杜威还提出了著名的“教学五步”法。

我国传统教育的最大缺憾就是只注重知识传授而忽视对学生思维创新能力的培养;过于强调教师的权威和主导作用,而不重视和鼓励学生积极性、自主性的发挥;强调课程中心、课堂中心和以学科教材为中心的封闭的教育活动。这样下来,学生的独立个性被抹杀,思维创造力被埋没,只会死记硬背书本上和教师课堂上讲授的东西,学到最后大家全成了“高分低能”的“书呆子”。究其根源,还是我国教育体制上的“一考定终身”和应试教育机制使然。我国人口众多,教育需求旺盛,而经济实力和教育资源有限,因而有限的教育资源只能择优分配。在现实中,择优往往演化为易操作衡量的“择分”。那么,要想在这场国家组织的考试中取得高分,就不能不服从国家组织的教学安排,就不能不采取“死记硬背”和“题海”战术。在这种教育体制下,难怪推行素质教育改革会遇到这么大的压力,而且大都是学生家长最为反对。素质教育当然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但是我们的考试却并不是有了素质就一定能通得过或取得高分的。这实在是当前我国教育无奈的悖论。只要“以分取人”的应试教育机制不彻底改革,那么素质教育就只能是一句口号。

面对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挑战,当前世界各国都在探索和实践适应时代要求的教育改革,以此作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措施。在此背景下,我国教育的现状决定了我国教育改革具有更强的紧迫性。因此,我国教育在顺应这一大趋势的同时,还必须努力借鉴别国先进教育思想和实践经验,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新路子。对此,邓小平同志早就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教育发展“三个面向”的指针。最近江泽民同志也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象牙塔”式的教育不再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教育要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使青少年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推行全面的教育教学改革,转变传统的思想观念,构建新的人才培养模式,采取新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实施新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

杜威实用主义流派思想及对中国教育反思

——西方教育流派论文

院系：教育与教师发展学院教育学

学号：1010314077

中国古代教育思想流派 篇3

1 把德育教育放在首位

从书院的教育思想上看, 中国传统书院非常重视培养学生“为学”与“为人”并重的治学态度。书院在教学过程中, 始终把德行放在第一位, 它在重视文化知识的传授与传播过程中, 始终贯穿于其中的却是“明人伦” (教会学生如何做人、追求完美道德、明白做人的道理) 的教育思想, 这是书院教育的一大特色。[2]在要求学生掌握文化知识的同时, 着重教育学生要实事求是、踏踏实实地做人, 处处强调“德”在学习与做人中的作用。书院教育对道德教育高度重视, 不仅表现在对儒家德育理论的继承和改造、综合与发展的基础上, 而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有组织、有计划的德育实施系统, 且制定了完整的制度化、可操作性的教育和管理的理论与方法。以道德教育为核心的教育理念, 为书院教育注入了勃勃生机和活力, 这种教育思想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把做人与治学结合起来, 重视学生的品德教育和学风建设, 是书院长期积累的弥足珍贵的经验之一。

秉承这一经验, 高等院校也高度重视德育教育。教育过程不仅是一个传授知识、技能的过程, 更重要的是一个完善人格的过程。“育人为本, 德育为先”已获得高等教育界的广泛认同, “教训合一”的风尚对学生的健康成长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爱因斯坦也曾经说过:“生活的要求太多种多样了, 不大可能允许学校采用这样专门的训练”, 而“学校的目的始终应当是使青年人在离开它时具有一个和谐的人格, 而不是使他成为一个专家”。由此可见德育教育特别是人格教育在大学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当代高等教育中的可持续发展的教育理念、人格教育理念、素质教育理念等等都反映了重视德育教育的发展趋势, 高校的德育工作已成为培养人才的一条重要途径。学生人格的形成是一个在日常活动中日积月累的过程, 要做好高校学生的德育工作必须要把德育教育列入教学计划, 把人格教育提升到应有的地位, 加强对学生日常行为和品格的培养和训练。加强高等院校的德育教育, 除了要加强学生品德和人格培养外, 还要做好提高教育工作者自身素质、创建和谐的校园文化环境、加强大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等工作, 让大学生自然地、潜移默化地接受某种思想观念和行为规范, 培养出知识、能力、人格三位一体、协调发展的, 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 具有事实求是、独立思考、勇于创造的当代大学生。

2 创建浓郁的求知求实学术氛围

书院在日常教育活动中把传授知识与学术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在进行知识的传授与学术研究过程中, 书院始终秉承求知求实的学术理念, 形成了浓郁的求知求实的书院学术氛围, 为学生们深入钻研、培养学者型人才, 提供了真正的学问场所。求知求实的学术氛围不仅使书院成为求道问学、培养人才的场所, 它所秉承的这种极具民族特色的教育理念、学术传统, 同时也是极大地推动我国古代文化教育的发展。学生们在书院里钻研学问, 注重实事求是、经世致用, 德才兼优者比比皆是, 很多学者都有著作留存于世, 为古代人才的培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是一笔巨大的无以估价的精神和文化财富。求知求实的教育理念强调一切知识必须追求真知, 它是科学研究所必须具备的精神, 是今天教育界特别是高等教育所普遍认同并努力追求的目标。大学的基本特征之一便是知识传授, 学习精神特别是求知求实的学习精神更是大学精神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秉承书院所具有的求知求实学术精神就是要有不人云亦云、坚持独立思考、保持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精神和不唯书, 不唯上, 敢于超越前人的勇气和活力。只有在这种精神的的感召和引领下, 中国的高等教育才能够蓬勃发展, 为中华民族谱写出新的篇章。大学不仅是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科学研究之地, 更是给人自信、使人享受知识之地。现代大学除了要注意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外, 还要努力创建一种浓郁的求知求实学术气氛。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们不仅学到了科学文化知识, 成为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心理品格素质的合格的大学生, 更能使他们成为具有实事求是的创新思维能力、能够不断探索新领域, 开拓新境界的优秀人才。同时这种学术氛围的形成也是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 应力争使这种教育理念融入到现代思想文化体系中来, 它是使大学保持生机和活力的原动力。

3 倡导身体力行

身体力行即亲身体验, 努力实行, 亲身实践, 它是检验教育实效性的标准。古代书院在传授知识培养学生成才的过程中强调学生学习知识要经世致用, 而不是耽于经学, 陷于理学。教育学生注重身体力行, 在理解了知识、规范后, 要做到知行合一。孔子不仅引导弟子从历史文献中获取知识, 他还常带学生出游, 远至列国, 在出游之中体验生活, 培养处事应变的能力。他还主张学习要与社会生活实践密切结合, 他要求自己的弟子要多干实际事, 少说漂亮话。[3]朱熹也曾教导弟子:若不用躬行, 只是说得便了, 则七十子之从孔子, 只用两日便说尽, 何用许多年随孔子不去。这说明只有通过亲身实践、身体力行才能使学生的综合水平有质的提高。

现代高等教育大力推广实践教学, 强调增进学生实践学习的动机和能力, 强调自主自发的学习, 培养学生在实践学习中的自觉性和乐趣, 以发展和完善自我。积极推动实践性教学, 提高大学生的创新能力, 引导大学生在实践中了解多种学术观点并开展讨论, 追踪本学科领域最新进展, 提高自主学习和实践研究的能力。学生只有具备了较高的学习和实践能力, 积极承担起社会责任, 参与社会生活, 在不断学习和实践过程中发展自己、服务社会, 才能使自己的学识水平有了全面的发展和提高。高校教师应像书院的教师学习, 在教学中鼓励学生问难质疑、到实践中去体验生活。高校管理者也应放手让学生参与学校的管理, 使学生掌握自主学习、自主管理、自我发展和适应社会的能力。

4 提倡自由开放的学术风气

我国古代的一些儒家志士往往很推崇一种学术独立、自由讲学的精神, 这种精神在中国古代书院得到了发扬光大。一些著名的学者在书院自由地进行学术传授式讲学, 而不同学派的学者之间又通过会讲的形式来开展学术交流.书院凡有著名学者来讲学, 其它书院的师生或社会人士都可以前往听讲、求教, 学术交流十分活跃。书院还独创讲会制度, 这种定期进行的讲会制度破除门户之见, 书院众多大师做到了“言是时不作矜夸自己之词, 非难时不存鄙视他派之见”, 可谓实事求是、坦诚豁达。此外, 书院还能兼取诸家之长, 吸取其精华以丰富自己学派的内容, 允许不同学派自由讲学, 体现了“百家争鸣”的精神, 成为社会与书院学术活动的纽带, 促进了学术社会化。[4]书院作为我国古代较有特色的一种高等教育机构, 加强学术创新和学术自由交流、治学主张博取众家之长这一学术风气, 迄今对我们发展当代高等教育仍然具有启示意义。学术自由是大学的灵魂, 是最基本的大学精神, 是大学能够创造知识、培养优秀人才的最主要动因和保证, 是大学的生命。当大学履行发展知识的义务时, 学术自由是一种基本的价值前提, 由于这种意识是大学的基本目标, 因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牺牲这种探究和表达的自由。高等院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门户之见, 我们应该研究性地学习借鉴书院的教育传统, 打破学术壁垒, 鼓励兼容并包, 吸取众家之长。而作为高等院校自身要充分地尊重学术自由, 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 如:学者要能够自由发表自己独立研究的成果、尊重学者、尊重学术等等。高校师生要像书院大师们那样虚怀若谷, 摒弃门户之见, 为研究性学习创造开放、自由的学术环境。提倡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目的只有一个:保护和促进学术创造、知识创新、服务人类。弘扬高等院校的学术精神, 凝练属于自己的大学精神, 从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更好地肩负起传承历史、创造未来的使命。

总之, 书院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宝库, 其“活力”之源还可以从多个角度加以考察。其所提倡的以道德教育为核心、浓郁求知求实的学术气氛、倡导身体力行、自由开放的学术风气等教育思想理念, 是当代高等教育值得借鉴的宝贵财富, 我们应该秉承这些教育思想, 建设高水平的现代高等教育。

摘要：在高等教育发展史中, 中国古代书院的教育思想对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书院的把德育教育放在首位、浓郁的求知求实学术气氛、倡导身体力行、提倡自由开放的学术风气等方面对中国当代高校有着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书院,教育思想,高等教育

参考文献

[1]颜海珍.古代书院教育对现代大学德育教育的启示[J].社科广角, 171.

[2]周守红.中国传统书院的办学理念及其对现代大学的启示[J].科学社会主义, 2009 (3) :92-94.

[3]常乐《.论语》教育思想对现代终身教育的启示[J].高教论坛, 2009 (9) :174-175.

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探微 篇4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实践活动, 贯穿于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始终。统治阶级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来巩固自己的统治, 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传播社会规范, 教育引导人等功能。现将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方法介绍如下:

(一) 说理教化法

在中国古代只有学校教育, 才能采用说理教化的方法进行, 其目的是要告诉受教育者社会的要求是什么, 它包括哪些内容, 有哪些现形式, 以及统治阶级推崇的思想观念。天人合一、阴阳五行和三纲五常, 宋明理学的理一分殊是就古代社会思想政治家教育说理的典型。例如对于“天人感应”说的传播统治者们历来就利用朝代的兴衰、更迭的社会现实, 极力解释说明天人关系, 以使天下百姓认同统治阶级提出的观点。

(二) 环境感染法

环境对人的影响作用, 古代社会有诸多论述, “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孟母三迁的故事, 说的都是环境对人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环境对人的影响是经常性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接受着环境的感染。因而创设一个理想的环境, 就为人的塑造培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值得注意的是, 家庭、学校、社会环境在对人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发挥着合力的作用。家风良好且家庭和睦有序对未成年人是至关重要的, 学校的教化对儿童道德价值观的形成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 社会环境的好坏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更是不可忽视, , 孔子认为, 人的道德品质是向社会学习而形成的, 所以很注意环境的选择, “居必泽邻, 游必择士”。

(三) 自我反思法

自我反思是一种为求自身完善而进行的自我教育、自我煅练。在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中, 自我反思占有重要位置, 它是自我教育的一种。自我教育不能完全等同于自我反思, 但自我反思是自我教育的必然环节。孟子说:“爱人不亲, 反其人;治人不治, 反其智;礼人不答, 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 其身正而天下归之。”他又说:“有人于此, 期待我横逆 (蛮横无理) , 则君子必自反也:我比不仁也, 必无礼也, 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 其横逆由是也, 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 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于禽兽何难 (责难) 焉!’” (《孟子·离娄下》就是说, 即使原因、责任最终并不在我, 但在弄清楚之前, 自我反思仍是必不可少的, 只有反复自反, 方能弄清楚原因之所在。

(四) 实践强化法

所谓实践强化法, 就是通过实践社会要求内容的方法, 来强化人们接受社会要求的规范或者强化已经接受的规范要求。所以重视实践锻炼的方法, 是人们认识到教育的目的是服务于实践, 是为了在实践中能够奉行教育的内容要求, 而实践锻炼法则有助于人们在实践中践行教育的内容要求。孔子十分重视用实践锻炼的方法教育弟子, 使其不仅知道, 更要行道。在言与行的关系上, 他主张“重行”。他说:“始吾于人也, 听其言信其行;今吾于人也, 听其言而观其行。” (《论语·公冶长》)

二、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启示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内容反映了人类某些共同的生活规律, 也体现了人类的智慧和情感, 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有合理的因素也有不合理的成分, 所以, 今天我们对待传统文化要采取“去其糟粕, 取其精华, ”的态度, 即批判地继承。

首先, 重视学生的主体性。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往往比较多地采用灌输式教育, 往往缺少必要的省察和研究, 忽视了学生作为主体的作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应注视学生的主体作用, 而不应把学生单纯的看成被动接受知识的客体。

其次, 在思想政治教育上应充分发挥家庭、学校、社会的合力作用。家庭环境可以决定人的一生, 家庭是人最早接受教育的环境, 对人格的形成有着无可比拟的影响作用。学校是使儿童系统的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场所, 在学校受教育期间, 儿童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逐步形成并将对以后的成长产生重要影响。社会环境对家庭和学校教育起着促进和阻碍的作用, 所以创设良好的社会环境对于巩固学校教育功不可没。

总之, 我们必须针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形式, 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既要继承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合理方面, 又要开创具有时代特征的新方法, 只有这样, 思想政治工作才会在新形势下发挥出巨大的潜力。

摘要：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 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其精髓对现代人才的培养仍具有具有重大的启示作用, 因此, 对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批判性继承, 对于加强和改进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 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推进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现代意义

参考文献

[1]郑永廷.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2]陈悦悦, 张正霞.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及其启示[J].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1

[3]祖嘉合.儒家道德教育方法对现代道德教育的启示[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05

[4]陈青之.中国教育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8

[5]邓球柏.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中国古代教育思想流派 篇5

关键词：古代教育思想,语文教师,职业倦怠,人格修养

一.浅谈语文教师的人格修养

古代的中国, 视教育为民族发展的动力。所以远在四五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开始了有组织的教育活动, 把教育提升到了一个很高的地位。按照张岱年先生在《中国文化概论》一书中的思想, 教育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一部分, 是中国古代文化赖以延续和发展的基础, 是中国古代文化不断创新的动力。我国古代教育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中很多关于师德的教育思想对现代语文教师的人格修养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值得每一位语文教师研读、深思、借鉴、学习、践行。

梁启超说:“无论教人或教自己, 非把人性问题解决, 教育问题没有法子进行。”[1]教育所面对的是人, 人是不断发展, 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体。因此, 全部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活动必须建立在对人的思考基础之上。所以作为教学活动的主导出现的语文教师, 首先要明确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是指导人发展、进步的活动。对于语文教师自身而言, 也是一种不断提升人格修养的过程。只有这两方面实现双赢, 才会有良好的教育效果。

人格学对人格的定义是:人格是现实的有特色的个人, 是人经由社会化获得的, 具有内在统一性和相对稳定性的个人特质结构, 是人思想和行为的综合。[2]《辞源》中解释说, 修养, 指通过内心反省培养完善的人格。所谓“修犹切磋琢磨, 养犹涵养熏陶”就充分表达了这层意思。

语文教师人格修养即是个体作为教师这一特定社会角色所表现出来的稳定的道德行为范式、道德品质和境界, 是教师之所以成为教师的主体本质。[3]教师人格修养是教师综合素质的体现, 是教师在教育生涯中情 感、品质、道德的凝结。它决定着语文教师的人生境界和价值目标, 是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最起码 的素养。借用弗洛伊德本我、自我、超我的概念框架来描述主体性道德人格则为:一个包含着“向善性”在内的、具有无限提升的可能性本我;一个在社会意义上独立的、自主的自我;一个具有超越意向的、追求至善的超我;三者和谐统一。那么, 语文教师人格修养的最高境界也便是这三者的和谐统一。

二.浅析语文教师现状

近年来, 在网上、报刊、杂志等媒体上不断出现诸如:“语文教师‘鸭梨山大’、“语文教师的一段真情告白———下辈子不会在当语文老师”等新闻。这些新闻的核心都讲述了部分中小学语文教师倍感压力之大, 在寒假期间向学校递交辞职信, 毅然离开“三尺讲台”, 去谋求其它职业, 也发誓以后不会再干教师这一职业。更有北京某小学的周华老师说道“想起学生就觉 得头疼!”这句话引起了同事们的共鸣, 青年语文教师纷纷诉说工作压力大, 老教师也感慨现在的学生越来越不好教了。杭州市教育研究所对该市31所中小学的调查显示, 76%的教师感到职业压力太大, 并已成为生活和工作中的一个问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教师对教育这一职业产生了倦怠感。

职业倦怠是纽约基础临床心理学家弗 登伯格 (H.J.Freuden-berger) 1973年在《职业心理学》杂志上首次提出的。随着1980年第一届国际职业倦怠研讨会的召开, 职业倦怠也成为一个专业名词流行起来。所谓倦怠, 一般是指“失败、精疲力竭”。教师职业倦怠是指教师在长期工作压力情境下, 逐步形成的一种情绪耗竭、去人性化和成就感低落的现象。随着社会竞争的 日趋激烈, 应激情境的不断加剧, 语文教师不能通过积极的问题解决来化解痛苦以至在工作中表现为身心疲劳、耗竭状态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教师队伍中教师职业倦怠的现象也越来越明显。

出现职业倦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如社会发展对语文教师的知识结构和工作手段等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传统的教师职业特征无法适应社会的飞速发展, 市场经济条件下, 价值观的变化给传统的教师职业观念带来极大的冲击, 语文教师个体自身的人格特征对职业倦怠的产生也有直接影响。语文教师人格特征中往往会存在一定的不良因素, 所不同的是个体人格特征有所差异。语文教师若存有某种人格特征, 如怯懦、自卑、孤僻、狭隘等, 在面临同样的压力时, 该类特征明显的教师往往不能采取适当的策略加以应付, 更容易陷入倦 怠状态。

三.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对现代语文教师人格修养的启示

自古以来, 教师被誉为“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人类灵魂的工 程师”, 并被定下 了“乐守清贫、甘于奉献”的行为准则。语文学科的特殊性决定了语文老师必须具有不同于其他学科老师的特质。语文教师作为一种人, 既然选择了教师这一特殊职业, 便要进一行, 爱一行。以为人师表的形态居于社会的特殊位置上。语文教师自身必须要德高为师, 身正为范。这就是说社会要求他们在精神上是一 个完人———时时刻刻要警惕自己为人师表的形象, 万万不可放松对自己的约束。

(一) 孔子的教育思想对现代语文教师人格修养的启示

“仁”乃孔子思想的核心, 也是最重要的道德教育内容。所谓“仁”就是“爱人”、“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 而达人” (《论语·雍也》) , 语文教师首先要具备“爱人”的品质, 爱每一个学生, 尊重每一个学生, 从而成就每一个学生。

孔子可以说是中国最早提出较为系统地道德修养理论的思想家之一。《论语·学而》一篇中曾子讲“吾日三省乎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 信乎?传不习乎?”要求语文教师要经常对自己进行自我反省, 他认为这是修身的基本方法之一。

语文教师就要时时处处检查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道德规范, 若有不对的地方, 一定要及时批评自己并加以改正, 这是为人师表最基本的行为准则。教师职业是光荣的, 同时也是繁重的, 但如果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全心投入教育事业, 那么许多困难都会逐步加以解决和克服。教师要认识自我, 加强个性修养。心理学研究发现, 尽管许多人认为对自己是了解的, 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很好地了解自己。一个理智的语文教师要做到有自知之明, 既不狂妄自大, 也不过分自卑, 从而改进自己的态度与行为, 了解自己的能力、性格、兴趣 及弱点, 在教育教学工作中, 注意扬长避短, 克服不足。语文老师自身人格修养的提高不仅会鼓励自己克服职业倦怠, 也会给自己的学生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

(二) 朱熹的教育思想对现代语文教师人格修养的启示

宋代朱熹明确的主张把道德教育放在学校教育的首位。他指出, 要向人们灌输伦理 道德思想, 不仅要启发他们加强自身的修养, 而且要开设学校进行专门教育。在朱熹的教育思想中, 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轻视功利, 而把“存天理, 灭人欲”作为道德教育的根本目标。存天理, 就是要人们遵守封建道德纲常, 灭人欲, 就是要人们控制、遏制对物质生活的欲望。

在世人眼中, 教师应该是精神上的富有者, 物质上的贫 困者。特别是当今物欲横流的 社会, 看到别人腰缠万贯, 教师心理难免失衡, 心想自己从事的是培养祖国未来和希望的职业, 有什么理由独守清贫?于是, 当面对国家发放的微薄工资, 面对日益增长的物价时, 对生活前景充满忧虑, 对从事的教书育人工作也就失去了信心。职业倦怠油然而生。朱熹的教育思想直接点中了现代很多语文教师的心里 所想。他的思想折射出的 “灭人欲”正是要告诉每一位 语文教师, 不要被社会的浮华和物欲的冲击所诱惑, 语文教师应该有自己独高的追求和目标, 而不是仅仅为了谋生。语文教师要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念、价值观念。让语文教师的自豪感和荣誉感在桃李满园中升华。

(三) 颜元的教育思想对现代语文教师人格修养的启示

明代中叶以后一位重要的思想家颜元强调道德教育、道德修养应当着眼于“身实学之, 身实习之, 终身不懈。” (《存学编》卷一) 他认为, 对人们进行道德教育和鼓励人们进行道德修养的根本目的, 不仅是要人们了解和掌握道德规范, 更重要的是要人们能够按照这些规范的要求来约束自己的行为。

颜元反对将道德教育、道德修养同社会实际脱离开来。他认为道德教育、道德修养离不开社会的实事实物。笔者认为颜元的这一思想最赋价值。因为所有的理论和思想精华, 如果不能将其践行, 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 那么它只能是空谈罢了。语文老师就应该率先垂范, 以身作则, 用实际行动来感染学生, 用自己的言行来教育自己的学生 。“言传”很重要, “身教”更重要。

不仅文中提到的思想家对现代语文教师人格修养有重要的启示, 老子、孟子、荀子、董 仲舒、王阳明、顾炎武等思想家以及《大学》、《中庸》、《道德经》、 《礼记》等教育著作也提出了系统的修养学说, 这些修养方法虽然有其时代的特定内容和阶级的局限, 但在今天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他们留下的古代教育思想给现代的语文老师莫大的启示, 对当今语文教师人格修养的提升依然起着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梁启超.儒家哲学[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3:183

[2][美]Jerry M.Burger.人格心理学 (第六版) [M].陈会昌, 等, 译.

[3]焦兴青.论教师的人格修养[J];西藏大学学报, 2008.6

试析古代文学的地域和流派 篇6

一.地域研究

如今, 文化地域作为一个多元性, 多样性, 完整性的一门学问, 深受人们的重视。从国外到国内, 人们对它的研究颇有成效, 也有了很多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对古代文学地理的变化的认识丰富了文学家们和文学考察家的视野和认知。文学考察者也根据新发现的地域改变确立了新的研究观点和方面。

从先秦文化说起, 先秦经过变迁, 主要集中在黄河和长江流域活动。期间呈现了三足鼎立的局面。那时的古人们多以神话研究为主, 地域从西北方向到中原再到汉江地带, 其中穿过山东, 河南等省。接着祭祀文化盛行, 出现了诗经, 孔子学等等。古代人认为性格和所处环境有很多的关系, 比如自然风景、人文气息都会让人的新歌随之变化。比如东北人的热情奔放和南方人的温婉娇小。这些也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很多著作中有所体现。

到了隋朝唐朝时期, 人们主要活动在黄河流域一直延伸到长江三角区域, 以长安和洛阳为典型。唐朝一共经历了四百多年, 经历了叛乱评定, 经历了唐代各大皇帝的起始兴衰, 设立许多州县文学发展也由南向北的流行, 其地域流行的非常大和广。各省市如河南、四川、湖南等很多地方涌现出大量诗人。到了唐朝后期, 南方发展更快, 诗词歌赋大量涌现, 盛行趋势的南移与向西运动。

到了南北宋时期, 活动区域到了珠江一代, 宋词涌现出来。首都在开封、河南时期, 大量州府都成立诗词交流府, 很多未涉及的州省也蓬勃发展起来。江南水乡由于风土人情和小桥流水, 涌现出田园诗人。而北方多为豪放风格的诗词。

还有很多地域的变化和人口的迁徙, 导致了出现了不同的文学风格, 而且诗词等发展繁荣的地方也有所变化。文学的产生极大地受到了地理、政治、经济的影响。不同的地域文化造就了不同的文学风格。

二.流派研究

古代文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的流派。松散的结构形成无疑是流派的最大的特点。很多文学家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哪一流派的。他们由于受到了当时政策和地理的影响, 不自觉的形成一个风格。最开始的古代流行神话, 许多人创作神话。像女娲补天, 牛郎织女, 后羿射日等很多流传至今。后来到祭祀词, 到《诗经》, 还有孔子、孟子、老子等许多道别。如《三字经》。到了唐宋南北朝时期, 诗词人大量涌现, 豪放派和婉约派、田园派盛行。李白在《行路难》里的“乘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 字里行间中体现的大气和豪放无疑是流派的代表。而李清照的《如梦令》中“常记溪亭日暮, 沉醉不知归路, 兴尽晚回舟, 误入藕花深处”也是婉约派的典型。到了田园派, 典型的就是陶渊明。一句“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写出了多么悠闲的小桥流水的日子。然而面对不同的文学, 许多文学评论著作也是众说纷纭, 不同派别对古代文学的不同意见和解说, 在整个文学史和创业河流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至现在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成熟完整的体系, 许多人对古代文学的理解也十分多元化, 随着时间的变迁, 转化成了人们通俗易懂的的语言。正基于许多人的评论和点评, 致使研究流派的道路越走越长, 越走越突出。其实, 许多流派和文学的判断见解是密不可分的。没有这样的文学见解和主张就不可能有所谓的流派。通过流派中文人诗人的笔风、笔体、创作环境、心情等才能进一步体会到不同流派的不同文人们的独具匠心的风格创作。随着流派的变化, 后者取长补短, 借鉴引用, 才能推动文学的进步和完善, 更加发挥自我个性, 规避弊端, 防止千篇一律。对其流派的分别不是泯灭个性, 而是对他们创作的进一步升华和提高。

三.总结

中国古代法治思想研究 篇7

(一)法治的重要性

管子的法治思想集中体现于他流传后世的著作《管子》中。管子虽然没有形成系统的法律观,但《管子》对于后世法家思想的形成却起到了不可多得的启示性作用。在当时宗法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大背景下,管子充分肯定了法治的重要性。

首先在《管子•七主七臣》中,他肯定了法的作用,即他认为法律具有兴功惧暴、定分止争的作用,在书中的阐述为“夫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其次,在《管子•任法》中,他又进一步肯定了法对家国政治的重要影响。他说:“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这句话的意思是只有上到君主、下到臣民都遵守法律,才能达到所谓“大治”。这个“治”则是指政治修明、局势安定。也就是说,管子充分肯定了法律对于政治、社会的重要作用。

(二)在法律特征方面

管子认为法律需要具有至高无上性、统一性、适时性、强制性。

首先是法的至高无上性。管子在《管子•任法》中通过阐述,法律是圣君明主用来统一人民行动,管制属下的法宝,进而得出了“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的结论。可见,他认为法律应当是至高无上的、威严的。

其次是法的统一性。他在《法禁》一篇中说道:“君壹置则仪,则百官守其法。上明陈其制,则下皆会其度矣。君之置其仪也不一,则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即他认为只有君主制定统一的法制,臣子才会遵守法律;只有朝廷公开制度,人民才会按照制度做事。反之,如果君主不能统一法制,不遵守法律并且振振有词的人就会增加。可见在管子看来,法制需要统一,这样才会使众人遵守法律。

第三是法的适时性。在《管子•正世》中说:“故古之所谓明君者,非一君也,其设赏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轻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随时而变,因俗而动。夫民淫躁而行僻,则赏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所谓“随时而变,因俗而动”,也就是说他主张法律需要根据实际变化而有所不同。

最后是法的强制性。在《管子•权修》篇中,他说道:“亏令者则死,益令者则死,不行令者则死,留令者则死,不从令者则死。五者死而不赦,唯令是视。”管子详细阐述了不遵守法律的五种情形,并认为应当对不遵守法律的人处以极刑,可见他认为法律的遵守是需要相应的刑罚来保障的。总而言之,在管子看来对于推行法治,必须有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才能保证法律的权威。

(三)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春秋战国时期,君权至高无上,而法律顶多作为君主的统治手段,是以法无常法、朝令夕改的现象非常严重,这也说明了法律的执行遭到严重破坏。但管子看到了严肃执法的重要性,因此他主张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如前所述,管子认为法律具有强制性,这也是他主张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集中体现。

(四)管子思想的局限性

管子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对于推动中国历史的进程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尤其是在法治思想的产生及应用方面,他起到了一种先驱的作用,为后世治国理论提出了新思维。但由于历史和时代的限制,管子的法治思想并未摆脱君权至高无上的局限。他所谓的法治与我们现代的法治也有所不同,他所谓的法治更强调法律是一种用于统治人民的工具。

二、商鞅的法治思想

商鞅是战国中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也是法家代表人物。在管子的基础上,他更加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其法治思想,从而奠定了后世法家思想的基础。商鞅的法治思想是时代的产物,集中体现了诸侯国混战时期统治者的政治主张和利益要求,符合统治者的统治要求,因此也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缘法而治、依法治国

在管子认识到法治重要性的基础上,商鞅更加丰富了他的法治理论。商鞅主张“法治”,是建立在人性恶的人性论基础上的。他认为人性就是趋利避害、好逸恶劳的,因此需要法治来拘束人性。同时,他为了推行法治变革,对同时代的主流学说之一儒家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和打击,因此才有了后来的“燔诗书以明法令”,可见他对儒家主张的“礼治”,也足以见得他对自己所推行的法治的信心。

(二)知法而治

较之管子,商鞅及其所在的时代对法治的需要更加迫切。为了推行“缘法而治”,他认为首先需要让百姓知法、守法。所以,为了使百姓能够知法、守法,他认为在制定法律的同时,需要设置管理法律官员,特别是普法官员,对民众的违法行为施以相应惩罚。这一系列措施表明商鞅的法治思想在管子法治思想上的升华,也体现了商鞅法治思想的系统性。

(三)刑无等级,法律平等适用

商鞅变法的一个特点就是严刑厉法。他主张法律需要有权威性,所以他“徙木立信”,以树立法的威严。他的这种对法的推崇决定了他会将法律抬高至王侯将相之上。因此有了他著名的理论,即“刑无等级”,也就是说,他主张王侯将相犯法与庶民同罪,反对“刑不上大夫”的腐败思想,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商鞅主张的“刑无等级”,是把君主排除在外的,他所主张的这种“刑无等级”并不是真正的法律平等适用。虽然商鞅的法治思想仍然不能跳出君权至高无上的桎梏,但我们也应看到,在儒家所主张的“刑不上大夫”思想统治时代的背景下,他的思想也是极具突破性的。

(四)商鞅思想的局限性

与管子相同,商鞅所谓的法治也只是用于统治人民的工具,甚至可以说,商鞅的这种思想倾向比管子更为严重。商鞅认为“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于是,商鞅为了国家的强大,提出了三大弱民政策:第一,通过教育保证人民愚昧,因为商鞅认为保持人民愚昧的办法不是不教育,而是实行统一的教育;第二,通过侮辱人民,使人民人格低下,只要稍微尊重人民,就能够使其感动;第三,迫害强民,用强民反对强民,还会有强民存留,所以要通过弱民的集体力量来反对少数强民。这些观点在如今看来,都是极其不可理喻,甚至非常可怕的。这些观点都反映出商鞅将人民视作君主统治下的万物,被他所谓的“法治”操作的傀儡,以及他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极端漠视。

三、韩非子的法治思想

(一)“法”“术”“势”相结合

韩非子是众所周知的法家思想集大成者,他生于战国末期,彼时诸子百家的思想都已渐趋发展成熟,法家思想也不例外。韩非子吸收前人思想之精华,加以自身独到的见解,成功将法家代表性的三种思想,即“法”“术”“势”三者相结合,使法家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升华。

韩非子有完整的关于法的思想体系。他明确地给法下了定义,即“法者,编著之图籍,设立于宫府,而布之于百姓也”。所以在他看来,法律就是官方制定,由官府负责实施,并公布于百姓的规范。在《韩非子•定法》中,他又阐述道:“法者,宪令着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这句话是指法律必须深入人心,赏罚需依据法律来实行,体现了韩非子将法律视作衡量和评价人行为的标准的思想。

韩非子在总结“申不害”的“术”治思想时,认为所谓的术就是权术,是君主掌控臣子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有君主掌握,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臣子知晓君主的想法,从而使得臣子不敢轻举妄动、暗度陈仓。在理解申不害的“术”治思想的同时,韩非子也将申不害的“术”治思想与商鞅的“法”治思想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商鞅注重“法”治,但忽略了“术”治,使得法律的地位提高,而君主的权威大大下降,并且君主没有掌控群臣的方法,导致大权旁落,臣子凌驾于君主之上,造成一定程度的秩序混乱;而申不害则过度强调了“术”治的重要性,忽略了“法”治的重要性,致使君主只重权谋,而忽略“法”治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因此朝令夕改,新法、旧法互相矛盾的现象极为严重,极大地扰乱了国家的政治秩序。所以,韩非子认为,“法”治与“术”治必须相互结合,不能重“法”不讲“术”,也不能重“术”不讲“法”,这才是治国的上策。

至于“势”,韩非子认为它是指君主在一国中所处的地位以及拥有的权力,同时也是君主进行统治的一种手段,通俗来讲,它就是指君主的权势。“势”治的理论是由慎到提出的,韩非子之所以吸收这一理论,是因为无论是“法”治还是“术”治,都需要依靠“势”治,也就是说“势”是“法”治和“术”治的前提和基础。因此产生了韩非子著名的理论,即“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

以上即为韩非子的“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为君主提供了一套从到掌权、到控臣、再到依法治国的系统的治国方法,至今也有一些借鉴意义。令人叹惋的是,囿于韩非子所处的时代,他所主张的法治,与管子、商鞅一致,都是帮助君主治国的一种手段,与我们现今所提倡的法治有所不同。

(二)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变法观

“不期修古、不法常可”是韩非子的又一著名主张。这是韩非子继承法家变法图强、锐意进取,反对保守的思想的集中体现。在韩非子之前,商鞅也曾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子则继承并发展了他的主张,提出了“时移而治不易者”乱的主张,也就是说他认为,除了不法古、不循今之外,还要跟随时代变化,相应地改变法制,否则,就会造成政治混乱、民不聊生。

四、小结

法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时期的主流学说之一,到秦朝为止,法家的法治思想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因为秦始皇主张严刑酷法,百姓深受其害,儒家所主张的“礼治”最终取代法家的“法治”,成为统治阶级最为青睐的思想,也就有了汉朝时期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之后,崇尚“依法治国”的法治思想被埋葬,这是我国古代法治思想发展的最大悲剧。

摘要：最早以管子、子产为代表的杰出历史人物在其著作中多次论及法治的重要性,这也是我国法治思想萌芽的阶段。到了战国中期,以李悝、吴起、商鞅等为代表的法家革新派更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法治”主张,完善了我国古代的法治思想。战国末期的韩非子则被推为法家的集大成者,他总结前人法治理论和经验,系统地提出“法”“术”“势”三者合一的君主统治术,将先秦的法治思想加以系统化。文章为更好地、更清楚地论述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将按照管子、商鞅、韩非子的顺序对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进行总结。

关键词：古代,法治,研究

参考文献

[1]刘向.管子[M].北方文艺出版社,2013.

[2]石磊(译注).商君书[M].中华书局,2011.

中国古代劳动经济思想探源 篇8

本文着重探索“春秋”“战国”时期的劳动经济思想,选取这一历史时期的儒家主要思想家及其劳动经济思想试作研究。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劳动经济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孔丘、孟轲和荀况。从《论语》《孟子》和《荀子》中,我们可以窥见先秦儒家对生产、分配和消费等劳动经济范畴的阐释。

一、关于劳动生产与管理的观点

农业是当时最重要的生产部门,而财富的创造者是“民”———劳动者,为了使社会整体财富增加,先秦儒家思想家无不对劳动者特别重视,提出了一些有关劳动生产与劳动管理的观点。

义利观是孔子一切经济思想的基石,是了解劳动经济观点的门径。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凡是不符合道义的利丝毫莫取,在求利的过程中要受到道德的约束,主张“见利思义”。

在劳动生产方面,孔子主张统治者在求“利”的同时要讲“义”,即要施行惠民和富民的政策。核心观点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一方面,从“小人怀土”(《论语·里仁》)方面看出孔子已经注意到土地生产资料对农民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从“使民以时”(《论语·学而》)方面可以看出孔子在徭役上主张使农民不误农时,以有利于农业生产。孔子的这种思想为后来的孟子所发扬光大。

在生产资料方面,孟子提出“恒产论”,以保证民(百姓)丰衣足食。孟子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滕文公上》)这里的“恒产”主要指劳动人民的恒产,是劳动者能够利用它可以生产出维持一家生存所必需的基本生活资料。至于“恒产”的数量,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匹夫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亩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家之口足以无饥矣。”(《孟子·尽心上》)所谓“恒产”即指能维持八口之家所必需的五亩宅、百亩田,以及其他生产资料桑树、鸡、猪等。有了一定的恒产,就有能够维持其最低生活水平的物质条件,孟子的恒产论在劳动者生产资料的保障上较孔子更进一步。

在劳动生产管理方面,孟子较孔子的生产范围远远扩大。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不但农业要按照农时进行生产,而且其他的林牧副渔等领域也是如此。荀子也特别强调按照“天时”进行劳动生产,在《富国篇》中,孟子反复强调“无夺民时”“守时力民”“使民夏不宛喝,冬不冻寒,急不伤力,缓不后时”(《荀子·富国》)等,只有顺时从事生产活动才能更好地发挥劳动者在生产劳动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能提高效率。

二、关于劳动社会分工的观点

孔子将劳动分为知识分子的智力劳动和劳动者的体力劳动两种。关于智力劳动,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谋道”是指追求道义、落实道义,本身是一种脑力劳动;“谋食”是指耕种庄稼获得饮食之类的体力劳动。二者是两种不同的劳动,只不过君子所从事的是脑力劳动而已。

孟子对孔子劳动分工的学说又有所发展,孟子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孟子·滕文公上》)这里暗示两点内容:一是国家分“君子”和“野人”两种。“君子”指一切脱离体力劳动的人们,包括国君、各级官吏、武士以及从事文学艺术、教育工作的各种文士。“野人”指乡野之民,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们。二是孟子认为无论是劳力者还是劳心者,都是依靠各自的社会功能和社会需要而存在的,彼此是互相需要的,一个人不可能样样事情都由自己来完成。这可以通过孟子和农家许行的门徒陈相的辩论(《孟子·滕文公上》)中可以看出。此外,孟子认为,“君子”和“野人”的区别是“劳心”和“劳力”之分。他说:“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孟子认为,“劳心者”从事各种治国活动,是“劳心”的事,统治别人,应受别人的供养;“劳力者”从事百工、稼穑之事,是“劳力”的事,应被人统治,须供养别人。

荀子劳动分工的观点在孔孟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君子以德,小人以力。”(《荀子·富国》)荀子不但注意到了以脑力劳动为生的君子和以体力劳动为生的“小人”外,还注意到了百工和商贾之流:“农以力尽田,贾以察尽财,百工以巧尽械器,士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尽官职。”(《荀子·荣辱》)同时,荀子对因分工获得财富给予肯定。

三、关于劳动分配的观点

在诸侯和士大夫生产资料的分配上,孔子提出了“(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的主张。这里的“均”,并非主张将全社会的财富重新绝对平均分配,前面有“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之语,即按照“国”和“家”也就是诸侯国和大夫的等级地位均等分配,使臣民各安其分,和谐相处,既可以使社会稳定,又不会有亡国破家的危险。在劳动者生活资料的分配上,他提出了“足食”“所重民食丧祭”的观点,认为百姓富足方能国家富足、政权稳定。

在分配上,孟子认同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分配理念,对社会上贫富分化的现象极为反感:“疱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孟子·梁惠王上》)提出了“与百姓同之”的藏富于民的观点,使“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囊”“内无怨女,外无旷夫”(《孟子·梁惠王下》),尽量将天下财产平均分配。不但如此,孟子还提出了具体分配的方案:一方面,他提倡按劳分配,即按照“劳心”与“劳力”的不同进行按劳分配。对于“劳力者”,他们有固定的“恒产”,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取一份稳定的收入;对于“劳心者”,他们可以通过辅助国君治理国家等脑力劳动取得相应的俸禄与报酬。另一方面,孟子还提出国家救济与救助的观点:“天子适诸侯曰巡守,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在春秋两季视察春耕与赋税工作时对“不足”与“不给”的地区给予适当的补助与救济,这是施行仁政的一种,不可谓不是劳动社会保障机制的肇始。

在劳动分配方面荀子提出“明分论”,即“制礼仪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悫禄多少厚薄之称”(《荀子·荣辱》)。“明分”就是通过礼来使贵贱、长幼、贤愚、高下等有所分别,不同的地位、不同的等级、不同的身份都拥有适合其阶层的财富,通过这种“不齐”来实现“齐”的目标,这也是荀子的“维齐不齐”理论。通过各阶层欲望的满足以实现“上下俱富”的目的,这种分配当然是不均等的。在具体的分配策略上,荀子的观点和孟子非常相似。一方面,他认为要按照自己的劳动来获得相应的报酬,无论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农夫,还是从事脑力劳动的士大夫乃至公侯,抑或从事商贾、百工这样的劳动,都使劳动与他们的酬劳相对等。另一方面,荀子也倡导社会救助与慈善行为。他呼吁统治者将自己手中的财富捐赠给需要帮助的人,同时号召社会上的富裕之士慷慨解囊,行乐善好施之道,帮穷人解燃眉之急。荀子与孟子观点的趋同性,可以看出儒家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四、关于劳动力再生产(人口)思想

孔子在周游列国时,看到卫国人口众多之状发出“庶矣哉!”的感叹,认为庶民是国家富裕的表现,相反“地有余而民不足”是一种耻辱,则应采取措施增加人口。第一种方法是孔子一以贯之的主张———施行仁政,使民归附。“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论语·子路》)统治者尚礼、好义、崇信,那么四方人口没有不来归附的,这不失为快速增加人口的良策。第二种方法是促进人口增殖。提倡早婚,这是通过孔子主张的孝道来实现的。他强调:“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经·圣治》)“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孝经·圣治》)将繁育后代作为最大的孝道。至于婚姻的年龄,孔子认为,“男子二十而冠,有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许嫁,有适人之道。”(《孔子家语·本命解》)孔子认为男子二十、女子十五就分别到了适婚的年龄,比西周“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周礼·地官·媒氏》)分别早了十年和五年,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对增加自然人口的急切心情。增加人口对于发展生产、增加国家财富、提高国力是十分重要的。

儒家关于劳动经济的观点涉及劳动生产、分工、劳动分配、劳动保障等诸多方面,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博大精深与包罗万象,对后代及欧洲思想影响深远,欧洲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就受其理论影响,被称为“欧洲的孔夫子”。

摘要：从“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家入手,借助劳动经济思想的基本理念,厘梳相关论述,从中挖掘我国古代劳动经济思想产生的源头,并阐述其对当代劳动经济思想甚至经济关系的启发与借鉴作用。

关键词：劳动经济思想,中国古代,思想家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

[3]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4]王国轩,王秀梅.孔子家语[M].北京:中华书局,2011.

[5]赵缺.孝经正译[M].长沙:岳麓书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