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哲学智慧论文

中国古代哲学智慧论文（共8篇）

中国古代哲学智慧论文 篇1

摘要:中国古代关于生涯发展的哲学思想极其丰富,以《周易》为发端形成的多种流派的人生哲学思想对人的成长、进步及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要做好职业指导工作,就应认真研究和充分挖掘中国文化当中关于生涯发展的思想精华,建立符合中国社会要求的生涯发展思想体系、理论体系和技术手段,指导人的成长,促进人的职业发展。

关键词:生涯发展;人生哲学;职业指导

“生涯”一词很早就有,如《庄子养生主》中“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南朝沈炯《独酌谣》“生涯本漫漫,神理暂超超”等,这些文献中的“生涯”主要指生命、人生、生活等。现在,“生涯”则是指从事某种活动或职业,又称职业生涯。或者说“生涯”就是植入职业元素的人生,生涯发展则是指人通过职业活动获得的成长和进步,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积累、丰富,人生价值的实现。

中国自古就关注人生问题,人生哲学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和思想精髓。不同的思想流派,如道家、儒家、释家等,有着不同的思想方法,并从不同的视角探讨人生价值、人与外界的关系、人的生存、人的发展,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关于人的生涯发展的问题。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思想体系长期指导着人的成长和发展,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我国古代关于生涯发展的思想资源是极其丰富的,因此我们要进行充分的挖掘和整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它们运用到职业发展教育和职业指导当中,以建立符合我国文化背景、能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的生涯发展思想体系、理论体系和技术手段。

一、《周易》是生涯发展哲学思想的源头

《周易》被认为是生涯发展哲学思想的源头。《周易》哲学的中心是人生论,它把对宇宙本体及其属性的形上体察作为人类安身立命的最高依据,在宇宙与人生的密切关系中确立人类的精神家园,关于生涯发展思想最精辟的概括是人天关系中的天人合一。

《周易》认为处世有三大法宝:第一是“守正”,就是天地万物各有其位,人也不例外,不能无视个体的社会属性,每个人都应在世界上找准自己的位置;第二是“中孚”,就是对他人的诚信要发自内心;第三是“和”,就是与他人的关系要保持和谐、顺畅。《周易》还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人要把自己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要豁达地面对人生,努力追求自己的理想,力求达到目的。其“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君子居易使命,与时偕行”等思想至今仍是人们的座右铭。

《周易》以人生必变、所变、不变的规律,阐明人生知变、应变、适变的法则,并以此规范人们的行为,指导人们的成长和进步,可谓生涯发展的圣典。

二、儒家人生思想长期处于主导地位

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儒家继承、发展和完善了《周易》的人生哲学思想,在关于生涯发展思想方面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儒家关于生涯发展的思想有两个方面。

1.正名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正名就是建立一种伦理道德的人际关系,也就是“仁”。仁的意义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首先是独善其身,其次是在个人修身完成具备道德力量以利大众时,开始群体生活的人际关系,达到自己的完善,成为兼济天下的圣人,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2.顺应天命

同其他先哲一样,孔子也感叹人生苦短,因此他认为在人生发展的整个过程中都要顺时应天,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在《论语为政篇》中他自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就是对人生过程深刻的阐释,是最早关于人生发展阶段的理论。孔子以自己的经历告诫后人,人在二十岁以前应该好学,学思结合,学以致用,从而为实现个体人向社会人的转变作好准备;三十岁追求内在的独立,建立心灵内在的自信;四十岁不再为是非公平所困扰,淡定从容;五十岁不怨天,不尤人;六十岁能悲天悯人,真正地理解和包容别人的所思所为;七十岁建立内心的价值体系,将人生的种种压力转化,潇洒自如地应对世间所有的事情,以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

儒家还非常注重对人生志趣的追求和探讨,对人生立志问题的认识极其深刻,《论语》中对“志”有多处论述,专谈立志问题的至少有十一章,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篇》)。孔子还强调人要有高尚的情操,要严格要求自己,对高贵应“不为苟得”,对生死应“无求生以害仁”。他提倡顽强的奋斗精神,不计较生活的好坏和环境的优劣,要努力奋斗、绝不灰心,坚韧地“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篇》。另外,“志于道”(《论语述而篇》)、“博学而笃志”(《论语子张篇》)等论述,也都是积极人生观的体现。

孟子更主张积极入世的人生观,有一种“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轩昂霸气,这比孔子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无可奈何更为坚毅和充满斗争意志。孟子相信即使暂时遇到挫折和困难,也不过是一些必经的考验,人要想成功,就必须经风雨、见世面。他认为,人只有在逆境中奋斗,才能具有强烈的进取精神,所谓“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说的就是人只有在忧患中才能生存,贪图安乐就必然会导致灭亡。在面对困境时,孟子主张“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自任以天下之重”,以实现自我人生价值。

三、主张自我发展的道家的生涯发展思想备受推崇

老子是道家的代表人物,其所著的《道德经》虽寥寥数千言,却深刻精辟,其中的人生法则对人生发展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道家提出的“我命在我不在天”的主体性原则是从自我中找到人生的真谛。老子认为,一个人生存于天和地之间的独立性问题才是解决人生问题的根源,人生面对的最大挑战不在于社会的混乱、失序,甚至也不在于人际关系的疏离,而在于人与自己的疏离。也就是说,外在世界的一切如功名利禄、荣华富贵,虽会引诱人堕落,但导致堕落的真正原因还是自己定力不够,没有把握住自己的内心,不能止息它对外界的欲望。所以,人要达到一种崇高的境界,即“天人合一”,最重要的就是开启心灵,也就是首先使自己和谐,进而使人与自然和谐。《道德经》第三十三章中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老子认为,人不仅要知人、胜人,而且要自知、自胜。也就是说,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要靠自己发挥,如果不能全面正确地理解自己,不能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因而也就不能取得很好的成就;人若能自胜,就能以全部的精力使生命丰富和充实。自胜要求自我修炼,使自己具备理智地控制情感的能力以及主观对客观的应变能力。自胜的人能时时清醒地掌握自己,在生活中既恬静又积极主动;能理智地认识环境,使自己的行为不至于受到不应有的诱惑和干扰。自己对眼前的物质享受必须有所知足,若终日过分追求物质享受,则会欲壑难填。人只有在“知足”的前提下,才能成为强者,才能知难而进、锲而不舍。

道家的无为思想并不是无所为,而是效法“道”的顺应自然,不刻意做作,以平常心来对待所有的事情。“道”的本质是无,“道”的作为是无为,而无为的成果和功能却是有为。因此,无为绝不等于无所事事,而是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调整心态,抑制情欲,拒绝诱惑,使自己不受尘世利欲的熏染,从而进入人生的最高境界。以“道”为基础的人生哲学要求人们善化心灵,约束心性,实现无为到无所不为的飞跃,这对现代人排除各种急功近利的思想从而完善自我有借鉴作用。

四、正确对待释家出世和入世的人生观

释家是佛教的别称。释家人生思想的核心是教育人们通过在生活实践中的修学准确地认识自我、认识世界,进而从容于世界,最终使“真我”实现完全彻底的自在圆融无碍。在人生态度方面,释家非常重视修行,重视“出世”和“入世”。释家“出世”的一面是要人们远离社会现实,而“入世”则是要人们服务社会,二者的结合就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释家提倡的“自利利他,普度众生,要求净化自己,做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主要回答了“如何做人”和“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

在人生价值方面,释家的主要思想体现是人生是否有价值、如何看待人生价值、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是什么等。释家认为,人生是痛苦的,苦是人的命运,安于忍受世间的一切痛苦是每个人的义务,也是人的价值所在。在对待“苦”的问题上,释家提倡于己要消灭欲望,要“慈悲为怀”“悲天悯人”,因此人生的意义在于修行。

在人生目的和人生理想方面,释家认为,人生的目的是“超凡入圣”“普度众生”。释家从“人生是痛苦的”这一价值判断出发,主张个人出家修行,以便成佛,进入涅境界。“涅”是释家思想中最高的理想,到了这个阶段也就真正断除了欲望,超越了生死。虽然释家人生理想中的有些具体内容不可取,但这种追求精神境界的思想和方法在生涯发展中还是有借鉴意义的。

五、中国古代生涯发展哲学思想对今人的启示

中国古代生涯发展哲学思想是东方文明的伟大成果,是先人留给后人的巨大精神财富。这些思想的核心都是人生价值观,终极关怀则是人的成长和发展。虽然他们所提倡的人生价值的具体内容并不都是可取的,但关于奋发图强、树立远大理想、重视道德与人格修养、建功立业、奉献社会、轻物质追求而重精神境界的思想,却是符合社会发展主流的,并且值得永远继承和发扬,在今天物质生活普遍提高的情况下尤其具有特殊意义。关于生涯发展的思想体系,我国很早就已出现和形成,现在我们要认真进行挖掘、整理、充实和完善,将科学的、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生涯发展思想运用到具体的职业实践当中,以指导我们的工作,促进人的职业发展。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环境下,职业发展教育和职业生涯规划越来越受到重视。但目前我们的职业指导过分依赖西方的理论和技术,性格测试、心理测评、职业测评等手段被盲目运用,更为严重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将西方国家人的价值体系嫁接到我国,片面提倡自我发展,这就很容易导致自我膨胀,使职业发展教育脱离中国的文化背景,与构建和谐社会相背离。因此,我们要积极发掘我国古代生涯发展的智慧资源,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中西合璧,这样才能构建更加完善的职业生涯发展思想体系、理论体系和技术手段,从而保证职业发展教育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

实践告诉我们,人的生涯问题很多是思想上和认识上的,不一定非要用西方的理论和测量方法去解决不可,我国古代生涯发展哲学思想及方法完全能够使问题迎刃而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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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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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邬昆如.人生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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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哲学智慧论文]

中国古代哲学智慧论文 篇2

一、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精神

1.道德修养与外在事功相统一的内圣外王之道。内圣, 就是一套道德修养功夫;外王, 就是要让人的道德修养发挥作用。内圣外王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最高政治理想, 也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追求。它把个人的道德修养与社会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 体现了中国文化中道德与政治的统一。

2.贵和尚中、和而不同的和谐精神。和谐思想主要体现了一种中正、中和、均衡、和合、协调的特征。这是一种承认有矛盾有差别的和谐, 是和而不同、求同存异, 强调矛盾的统一与均衡, 是多样性的统一。

3.阴阳互补、动静互根的辩证思维。中国传统哲学具有丰富的辩证思维特征, 具体说有五大思维模式。一是整体思维, 就是以普遍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的观点来看待一切事物。二是阴阳思维, 即一切事物以另一方的存在为基础。三是象数思维, 就是借助具体的象数认识外界事物, 通过类比、模拟、联想等方式, 阐述事物的深刻道理。四是中庸思维, 就是主张做事不偏不倚, 不走极端;处理问题要执两用中, 考虑周全。五是实用理性思维, 主张为人处事讲实用。

二、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企业文化的结合

悠久灿烂的中国传统哲学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民族心理、意识形态和审美情趣。文化是民族的灵魂, 同样也是企业的灵魂, 凡是长盛不衰的企业都有其独特的企业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 企业文化已成为未来企业兴衰存亡的关键因素。现代企业管理者应该把握以下辩证关系用以对企业文化进行塑造。

1.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我国现代企业文化, 首先要体现中华民族特色。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兵家和道家思想在许多方面与现代企业管理理论所倡导的经营理念、战略思想和管理原则是相符的。儒家尊仁德, 法家严赏罚, 兵家重谋略, 道家讲无为而无不为, 都可以给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提供借鉴。如儒家的“仁义”、“慈爱”、“忠信”、“诚敬”等思想, 可以指导企业家和从业人员更好地做人做事, 爱岗敬业, 凝聚企业的向心力, 同时倡导企业的发展应立足于人性之上。道家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等思想, 主张的是一种顺其自然的、授权的和宽松的管理方式。反之, 如果管理者总是事必躬亲, 最终必然会使自己眼光日渐短浅, 既无法定下心来观察和分析事物, 更无法使自己以超然的决策者身份, 放手让下属去发挥。法家主张“法治”, 反对“人治”, 特别强调管理制度的建设。法家的精神就是要把企业持续经营的基础建立在一套廉明公正的组织规范和平等客观的标准之上。《孙子兵法》所论述的军事领导者所需要的素质即“智、信、仁、勇、严”以及“因事而变和令文齐武”的战术, 可以指引企业培养一批心思细密、管理有方且具有领导艺术的领导者。

2.东方哲学与西方哲学的融合。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企业文化成为培育我国企业文化的重要途径。西方现代企业文化所包含的人本精神、科学理性精神、民主精神、自由、平等、人权、法治、市场经济等等, 这些都是全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 是社会进步和现代化最重要的标志和保障。由于东西方文化背景不同, 在企业的经营管理哲学方面, 存在一些差别。比如, 西方的企业强调“理性”管理, 注重规章制度、管理组织结构、契约、个人奋斗、竞争等的作用。而东方的企业则更强调“人性”的管理, 注重人际关系、资历、群体意识、忠诚、合作等的作用。对此, 中国企业应本着“取长补短、兼收并蓄”的实用理性, 以宽广、包容的心态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点。所以中国文化在与西方文化融合的过程中, 一方面要积极有效地接受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让自己的思想文化观念体系更适合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 要继承、发掘和弘扬传统文化的精髓, 进行创造性的现代转化。只有将西方科学管理理论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有机的结合起来, 才能培育具有中国风格的现代企业精神。

3.共性与个性的和谐。企业文化的共性内容应包括企业的最高目标、共同价值观、道德规范等。企业文化建设要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 能较好地反映时代特征和精神风貌。社会主义企业文化, 应当体现共同理想、集体主义精神、主人翁责任感以及服务奉献精神、科学精神等, 要弘扬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懈奋斗的精神, 这是全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 这是企业文化的共性。但由于企业所属行业、地域环境、历史、体制、员工素质、社会职能、规模大小以及商业模式的不同, 导致企业文化不尽相同, 即企业文化的个性。企业文化的共性和个性是相辅相成的, 企业文化塑造要正确处理共性与个性的关系, 要体现个性特征。企业对自身文化共性与个性的认识与判断,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企业能否长足发展的根本。认清共性, 对于企业来说, 就是找准了立身发展的根本, 而认清个性, 就是找准了差异化发展的竞争之路。

目前我国企业文化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共性有余, 个性不足, 缺乏鲜明的个性。许多企业文化存在口号式、公式化、雷同化、概念化现象, 缺乏鲜明的个性, 不能以通俗形象的语言表达, 过于抽象, 使人不知如何操作, 如“求实、奋斗、团结、创新、拼搏”等文化标语, 失去了企业精神的鲜明个性和特色, 类似于工业企业中标准件的组合。这实质上是所有企业共有的“企业界精神”, 缺乏针对性和企业个性, 不能反映不同行业的独特传统、独特风格和独特追求, 给人留下千篇一律的印象, 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无法构成自己特有的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建设要遵循个性化原则, 要有特色鲜明的个性特征。企业精神的生命力体现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于拥有自己的个性, 没有个性的企业精神是很难凝聚职工并焕发职工斗志的。企业精神的概括和提炼要富有个性、特色和独具匠新的文化底蕴, 在表达上要体现共性与个性的统一, 突出个性, 不求其全, 但求其特的文化魅力。

老子：有极大智慧的古代哲学家 篇3

易海云先生是诗人，也做过政府官员，在“圈子里”口碑极好。我是在5年前始到《中关村》打工时结识易先生的。初次见面，先生听说我因患“抑郁症”而引起心率不齐、胃肠功能紊乱等病状，便直言快语地劝导我每天诵读《道德经》，可治愈“百病”。说实在的，我当时不以为然，并有些“不屑一顾”的心态。后来易先生赐稿，诠释老子的《道德经》，约有万余字，我感到和《中关村》“新文化”的基调似嫌太远，也就放下了。再后来，拜读易先生惠送的大作《老子通读》，我才恍然大悟，先生对《道德经》情有独钟，厚爱有加。易先生在后记中云：“老子《道德经》是一部千古奇书，本人在60岁之前并未认真读过。到了60岁，我想望60岁之后能有个好身体，正好这时有人传授一种健身方法——背诵《道德经》，一天背诵4遍，每次半小时，我开始不信。一次身体稍有不适，半夜起床和躺下感到头顶晕旋，几晚如是。心想试试背诵《道德经》吧，一背果然好了，尝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从此坚持不断，身体越来越好。遂不断探究其祛病健身的原因，后来写了一篇《老子道德经新解》……”据说，《新解》得到专家、教授的首肯，获得赞誉。姑且不论易先生的病是否因读《道德经》而康复，那实在是说不清道不白的事情；不过我正是在易先生这样“现身说法”的教诲下，在过去学习范文澜先生《中国通史简编》有关诸子百家的基础上，又先后读了任继愈先生的《老子绎读》、南怀瑾先生的《老子他说》、戴建业先生的《老子旁观》等著作。在时下大倡国学的氛围中，孔子学院已经走出国门，办了几百家“孔子学院”，国人也实在不该冷落了《道德经》，更何况还有孔子曾求师于老子一说。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必须对老子有新的认识，取其精华，扬弃糟粕，古为今用；切忌把老子神化，捧为“圣人”。至于那些以“国学”为饭碗的学者们，尽可以“百家争鸣”，只要不影响农民种田、工人生产、医生瞧病、教师讲课……只要不影响“嫦娥奔月”、“中国芯”装机、“居者有其屋”……就行了。

老子名片

老子是中国春秋时期的伟大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具有“大智慧”的哲学家。老子的生平尚无定论：一说老子即老聃，姓李，名耳，字聃，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人。曾为周“守藏室之史”（管藏书的史官），有记载说孔子曾向他问礼，后隐退著《老子》。一说老子即太史儋，或老莱子。《老子》一书反映老聃的哲学思想。老子提出“道”的观念，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宇宙万物本原，否定天的最高权威，主张“不行而知”。反对儒家和墨家两派的道德观，认为真正的道德是不追求道德，提倡柔弱虚静，减少私欲，知足不争。老子的政治理念是“无为而治”，人类的理想社会则是“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社会。《老子》一书的精华是丰富的朴素辩证法因素。提出“反者道之动”，一切事物都有正反两面的对立，而对立面可以相互转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正是生活中的朴素真理。《老子》学说对中国哲学有巨大影响，后来的唯物、唯心两派都从不同角度吸取《老子》思想。

著名学者任继愈先生多年来潜心研究《老子》，“一向认为老子哲学思想比孔子、孟子都丰富，对后来的许多哲学流派影响也深远”。他的《老子绎读》已经是第四次翻译和阐释《老子》的内涵，任先生说，“‘绎’，有阐发、注解、引伸的涵义，每一次关于《老子》的翻译都伴随着我的理解和阐释……”“研究老子哲学，不能脱离中华大地，离不了中国的13亿人民，也离不开全世界60亿人民共存的现实世界。”

“道”“德”绎读

读《道德经》必须明确老子关于“道”和“德”的内涵。两千多年来，关于《老子》的注释不下千余种，东汉（25－220）河上公的《老子道德经章句》约5千言，分为81章，前37章为《道经》，后44章为《德经》，统称《道德经》。还有流传甚广的魏王弼《老子注》的通行本。《道德经》在世界广泛流传，唐玄奘曾译为梵文，时下英文和日文也有多种译本发行。

开宗明义，老子放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译成现代白话，就是“‘道’，说得出的，它就不是永恒的‘道’；‘名’，叫得出的，它就不是永恒的‘名’。”老子在第38章则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译成白话即是，“‘上德’不把‘德’表现在口头上，因此有‘德’。‘下德’虽然口不离‘德’，因此却没有‘德’。”千百年来，对“道”和“德”的闡述，注家蜂起，从“句读”到“释义”，都带有时代的特色，体现着“与时俱进”的精神，这就是“古为今用”罢。愚以为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的概述颇为科学，最有说服力。

范文澜先生把老子定位在“有极大智慧的古代哲学家”这一历史人物中。认为老子观察了自然方面天地以至万物变化的情状，观察了社会方面历史的、政治的、人事的成与败，存与亡，祸与福，古与今相互间的关系与因果，发现并了解事物的矛盾性比任何一个古代哲学家更广泛更深刻。老子把这种矛盾性概括称为“道”与“德”。范文澜绎读为：“道是从一切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来的自然法则或规律。”“德是宇宙间一切具体存在着的事物所含有的特性。德不能脱离具体事物而独立存在，德所寓的事物称为得。”范文澜先生在这样的分析基础上，引经据典，佐证他的论点。韩非子说“德者内也，得者外也”；王弼注《道德经》说“德者得也”。范先生还得出结论，“从各个的德综合为一般的道，从一般的道表现为各个的德，有道便有德，反之，没有德也就没有道。”因此我们认为，《道德经》体现出朴素的辩证法精神，这正是老子学说的精髓。

任继愈先生在绎读《老子》第一章时的说明文字中指出：“从这一章只能看出老子提出了‘道’的重要性，而不能断定‘道’是‘绝对精神’还是‘物质一般’。因为老子的时代，还不能有这些观念。”任先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道”是精神性的还是物质性的，老子本身没有深说。老子的认识已经是处在当时中国古代人类认识的最前沿。后人可以用现代人的认识来解释老子，代替老子作进一步的阐发。当年老子自己没有讲清楚的问题，后代研究者注释者替老子讲得再清楚，也不能认为是老子的思想。一位迷恋《道德经》的诗人，认为《道德经》揭示的是“宇宙基本规律”，于是在大谈“修道的重要性”后，提出“以道治国”、“以道治事”、“修道健身”……对这种所谓的“老子道德经新解”实在不敢苟同。倘如是，《道德经》真的成了“玄学”和“神学”了。

“道法自然”

中国古代哲学名著导读论文 篇4

金融42班

王宝强 学号：2141804050

浅谈《孙子兵法》

（金融42班王宝强2141804050）

【摘要】 《孙子兵法》这本书在历经历史沧桑之后，不仅没有被逐渐遗忘，反而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在现代，孙子兵法的作用远远不再局限于一本军事著作的范畴，它还被广泛运用于政治斗争、商业竞争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使我们办起事来多几分智慧，少走些弯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这本书开阔思路、启迪心灵的作用也许更有意义。

【关键词】经营管理

；孙子兵法；五字诀；一法通，万法通；

经济金融；企业管理

【正文】上完这期的中国古代哲学名著导读选修课，自己对《论语》、《中庸》、《大学》、《庄子》、《墨子》、《心经》、《孙子兵法》、《传习录》等名著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先贤们的思想也有一些初步的了解，虽然有一些的文章确实晦涩难懂，但是自己能够有一些体会。但是我感觉自己对《孙子兵法》还是比较了解，所以接下来讲一下自己对它的理解。

《孙子兵法》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兵家的必读经典，有的人认为它讲述的是冷兵器时代战争的内容，在现在我们研究它已经并无意义，但是我认为不是这样。所谓一法通，万法通。大道如一，《孙子兵法》的内涵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失去其价值。《孙西安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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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宝强 学号：2141804050 子兵法》着重强调“将”的作用，在经济、管理方面都有不可小视的指导作用。《孙子兵法》的名言“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形篇》)对企业管理者同样十分适用。“修道”，就是树立为社会、为民众服务的宗旨，生产高质量的产品，使企业在民众中有良好的信誉。“保法”，就是要健全企业的规章制度。孙子的“法”包括“曲制、官道、主用”等项：“曲制”，是组织编制，运用于企业就是把全企业分成很多部门、车间、作业组等；“官道”，是指管理者的职责范围、上下隶属关系，如总经理之下有分管生产、营销等等的副经理，各副经理之下又有许多科长；“主用”，运用于企业是指行政、采购、生产、广告等费用的管理以及有关的各种财务制度。一个企业把这些规章制度健全起来，就能如孙子所说的“治众如治寡”(《势篇》), 把企业管理得有条不紊，秩序井然，运转迅速。《孙子兵法》在我国经济领域的应用由来已久。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最早将《孙子兵法》引入经营管理的是战国魏文侯时的白圭。他将孙吴兵法和商鞅之法的原理，用于生产经营，善观时变，采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等策略，取得了成功。目前，有许多企业家和经济学家对孙子兵法的商战应用价值有深刻的体会。北京大学北大国际MBA中方院长胡大源说：“《孙子兵法》是对两千多年前大量战争实例的精辟总结。当今MBA教育的核心就是要培养学生深入观察现实问题进而找出其规律的能力。每个企业都欢迎善于解决问题的经理人。”《孙子兵法》正是教你解决问题方法的本质的一本书。再看看外国人是如何评西安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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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宝强 学号：2141804050 价这部书的。20世纪60年代，日本将《孙子兵法》引进了企业管理。日本学者村山孚说：日本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有两个支柱，一个是美国的现代管理制度，一个是《孙子兵法》的战略和策略。日本的“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公开宣称孙子兵法是他们成功的法宝。他说：“中国古代先哲孙子，是天下第一神灵。我公司职员必须顶礼膜拜，对其兵法认真背诵，灵活应用，公司才能兴旺发达。”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乔治在《管理思想史》中则说：“你想成为管理人才吗？必须去读《孙子兵法》！” 意大利埃尼公司总裁贝尔纳贝说：“关于战略这一题目，我正在读《孙子兵法》，这是一本关于战略的全面的教科书，今天仍能运用到人类的各种活动中去。”以上那么多例子，均是这一代人类精英对它的理解。可见外国的管理人员对《孙子兵法》都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我们作为一名经金专业的一名学生，更是要对它有着自己的理解，因为这可能对我们的未来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孙子兵法》第一篇《始计篇》开篇提出了为将的五字诀：智、信、仁、勇、严。这同时也是一个合格的企业经营管理者所必须具备的五个要素。智，则能制定谋略，引导公司走上正确的道路；信，则深受顾客信任，公司的信誉招牌才可建立起来；仁，则部署归心，上下团结，全公司的力量才可被完全集中利用；勇，是说管理者需有决断，在紧急时刻一定要有当机立断拯救局势的魄力；严，重点强调内部的规章制度，“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经理人要赏罚分明，有过必罚，有功必赏，切忌公私不分。“凡此西安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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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宝强 学号：2141804050 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道理大家都懂，但能做到的人就可以成功。实际上，我个人认为，“信”应该排在第一位，诚信是为商之本，没有诚信，何以行天下？反观现在很多企业，为了短期的利益抛弃了这个安身立命的根本，肆意欺瞒消费者，对大众的财产，甚至人身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这样的行为是极为愚蠢的，身为一个企业家，怎能不知道细水长流的道理？公司的名誉一旦受到损失，则是需要数倍的投入才有可能弥补。

《孙子兵法》强调“将”的作用，自然极为强调用人之道。用人之道是将帅之道的根本“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好的领导者，不会强求部署承担胜败之责，而是通过选择合适的人选来营造有利的局势，伺机以势制敌。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尧虽贤，兴事业不行，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惟在择任将相哉！”相似的，对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来说，战略目标的实现来自全体员工的支持努力，如何揽才、惜才、用才对企业的成长尤为重要。卡内基曾说过：“将我所有的工厂、设备、资金、市场全部夺去，但只要保留我的组织人员，四年后，我仍将是一个钢铁大王。”他去世后，墓碑的铭文是：“这里躺着的是一个善于使用比他自己更能干的人来为他服务的人。”担任一个企业的领导人，一定要有这种能够让别人来为你服务的能力。

“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西安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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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宝强 学号：2141804050 之。”孙子这句话旨在点出上下一心的重要性。到了现在，则演变成为企业文化的重要性。企业文化是引导企业发展的，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员工的重要氛围。一个长盛不衰的企业，必定有其独特的企业文化。美国皮克斯动画公司，其企业文化就非常鲜明，全公司上下充满创意的气息。进入公司，整个空间非常开阔，墙壁也是鲜亮活泼的红色白色，让任何走进公司的人都可以立即感受到企业的活力创意。为了让员工从繁忙的工作中得到释放，皮克斯集合了员工的创意，举办纸飞机大赛、转椅撞击赛等有趣新鲜的活动。在这里，员工的创意被完全地激发，回报给企业的是，皮克斯出品的所有动画，其创意、真善美的内涵都使其受到了广泛欢迎，取得无与伦比的成功。成功的公司永远只会选择认同并享有与自己同样价值观的员工，以营造并延续自己的企业文化。《基业常青》中说：“只有极度符合高瞻远瞩公司核心理念和要求标准的人，才会发现那里是他们绝佳的工作地点。几乎像教派一样，高瞻远瞩的公司对本身的主张、对本身期望达成的成就极为明确，根本不容纳不愿或不符合他们确切标准的人。”企业领导人，应该拥有此等魄力，“将听吾计，留之；将不听吾计，去之。”

“孙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段是我最欣赏的一段内容。孙子早就意识到“以西安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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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宝强 学号：2141804050 人为本”的重要性，战争永远不是解决问题的第一选择，而是最后的手段。战争开始前，能谈就谈，能不打就不打，因为战争是最消耗双方力量、对双方都有害无益的过程。孙子同时指出，能够不依靠战争手段就达成目的，才是最好的结果。“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与现今商场上的许多道理不谋而合。商场之道，和为贵。“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商场上情况正如战场一般瞬息万变，上一秒还是竞争对手，下一秒可能又成了把酒言欢的利益伙伴。凡事留一线不要做绝，日后或许还会有合作的可能。所以即便是竞争，不到最后，轻易不要撕破脸皮。两虎相争必有一伤，让别人坐收渔翁之利是极不划算的买卖。“不战而屈人之兵”，给对手也留点空间，双方各退让一步，互利共赢才是现今商场最理想的状况。

中国古代哲学博大精深，从《孙子兵法》就可见一斑，其对当等待中国以及世界哲学发展和人们的思想认识都有深远的影响。但如今人们的生活被现代化资源所充斥，在物质方面得到满足的同时，精神方面往往被忽视，希望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尤其是先进的哲学思想，能够被继承和发扬，随社会的不断进步一同向前发展。参考文献：

[1]冯沪祥.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管理[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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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哲学史读后感 篇5

读《中国古代哲学史》有感

哲学总是产生于我们安身立命、为人处世的根基即文化的根基发生了根本的问题与动摇之时，产生于长期的文化传统遇到挑战和崩溃之时，“礼崩乐坏”是哲学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哲学可以有不同的形态，不同的经验和不同的做法，它是从总体上对生命意义的思索与追问。哲学涉及我们日常生活中思想与行为的根本前提与背景，它不像其他科学那样是从学科内部产生的，而是从外部产生的。哲学是对人生根本问题、人的自我理解问题的根本思考与回应，是对生命根本问题的引导。

中华文明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哲学则是这种悠久文明的核心和基础。中国古代哲学史相比较于西方哲学史要简单些，先有先秦时期百家争鸣，而魏晋之后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就显得略为单调，除了佛教哲学之外，基本都是儒家哲学独领风骚，这种场景知道清末才有所缓解。班固《汉书.艺文志》列出诸子与王官关系：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中国古代的哲学家是有共同的经典作为思想的资源或出发点，中国传统哲学起源上的这两个特殊性决定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倾向和基本特质是实践哲学。实践哲学关注的是人类正确生活的方式和目的，实际上是对人生意义的思索与探究。先秦诸子“论实际问题之语，诚较空谈玄理者多”，在思想方面更是人人推崇要对世道人心有所匡正，例如，孔慕大同、老称郅治、墨尚兼爱。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的哲学就只有实践哲学，相反中国古代的哲学家的思想往往都是从实践问题上升到思辨问题。中国古代的哲学都是从实践哲学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

进入汉朝后，儒学与道学争斗不休，又不停的相互补充，逐渐成为当时思想界的主要取向。汉初黄老之学盛行，黄老之学对经历了长期苛政，和战乱后的汉初，在恢复发展社会生产力，安定社会秩序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武帝即位后面对着虎视眈眈的藩王和匈奴，黄老的无为之治已经满足不了西汉中央集权的需要，于是武帝“罢黜百家”。至此，西汉完成了统治思想的转折。

读《中国古代哲学史》有感

儒家与中国古老的经济社会传统有很深的现实联系，它是以氏族血缘的宗法制度为根基，能在家庭小生产农业为经济本位的社会中始终保持现实的力量和传统的有效性。儒学中关于树立纲常名教、确立宗法等级秩序、调节各种社会关系的政治伦理规范等基本理论适应了当时社会的必需。两汉之后，儒学的地位虽每况愈下，但作为传统文化的主要支柱，在确立王道政治和宗法制度等方面，其理论作用并未丧失，尤其是在伦理道德的领域内，其权威也没有发生根本的动摇，“三纲五常”依然是包括割据政权在内的每一个朝代所依赖的指导思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儒思想成就了唐以后中国传统文化的格局。玄学与汉代儒学不同，汉代儒学以经学位主流形态，其思想资源大多在先秦儒家的六经，注重以师法和家法相传而授，很少融合儒家之外的其他资源。玄学在其产生之初，以名理之学为依托，试图融合儒、道，阐幽发微，究竟天人。至东晋，又多与佛教思想相融而和。玄学不仅是一种哲理形态，也是一种生活形态。玄学家们力图通过以现实生活作为践履他们玄思的试验场，努力以生活进程本身知内在超越的可能性，希求呈现出人性和生命本身的双重韵致。所以说，玄学的本质还是一种实践哲学。

佛教至两汉之际传入中土后，从一种外来的印度宗教，最终演化为富有汉文化特色的中国宗教。在其扎根中国社会的艰难历程里，佛教与以儒家道家为代表的本土思想既冲突又融合：一方面佛教始终在接受中国固有传统的思想整合，在汉代被视为求神成仙的道术，在魏晋又被比为附为玄学清谈，到了隋唐则形成了本土化的中国佛教宗派；另一方面，佛教也在改变和丰富中国本土的传统思想，道教的唐代重玄学、宋代内丹学，儒家的宋明道学，无不受到了佛教思想的激荡。儒释道三教的思想互动，佛教融入中国社会的壮阔历程，其实也是中国佛教哲学形成与发展的历史。

佛教受中国本土思想的影响，同时也是中国哲学发展的思想源泉之一。佛教的心性论即使佛教与道教的契合点，也是儒道两家哲学发展的理论刺激。佛教的宇宙论，实践论，生命观，伦理观等，也都丰富了中国本土的哲学思想。

在佛教昌盛，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基本完成，道教不同流派及其相关经典的大量涌现之时隋唐儒学一方面在承续汉魏经学，另一方面又在同佛道思想交涉，也最终导致了儒学哲学的重大发展。

读《中国古代哲学史》有感

明代中后期是心学思想风靡天下的历史时期，程朱理学遇上了空前的挑战。王守仁创造了一套新的思想体系即阳明心学，从而打开了明代学术新的格局。阳明心学与正统的程朱理学是背道而驰的，它强调必须“返求本心”，这也是阳明心学和程朱理学的根本分歧。心学作为一场思想运动在知识界孕育出了一种怀疑和批判精神，为人们开辟了一种思想的自由风气。

清朝建立之后，统治者为了加强思想文化乃至学术领域的控制，大力提倡朱理学，重用理学名臣，刊刻理学名著。又通过威迫利诱、阮永见识的两手一方面推行开科举取士，设立使馆，查禁反清书籍，另一方面大兴文字狱，寓禁书于修书等一系列文化政策，不仅圈定了清代知识分子治学的范围和个人学术导向，而且也构成了清代哲学新的表现形态。

中国古代哲学智慧论文 篇6

——以儒学为例

摘要：

本文回溯了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的内涵，以儒家思想作为例证分析其与人生的关系，又通过三个方面阐释了中国古代人生哲学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古代哲学，人生，儒学，现实意义。

一、古代哲学简述

哲学，是对人生有系统的反思，是对思考的思考，是使人“作为人而成为人”的一门科学。是一种“觉解”的活动。

这个世界是极为复杂的，哲学就是要把这个世界的复杂性，特别是人生的复杂性揭示出来。冯友兰说人生有四境界：使人超越自然的境界、功利的境界、道德的境界，最后达到一种天地的境界。所以，中国哲学最讲究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养吾浩然之气。这是冯先生所理解的哲学，也就是哲学与人生的关系。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有悠久的文化传统, 我们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也渊源于五千年的传统文化。而在古代传统文化中, 最重要、最具现实意义的部分就是古代的人生哲学。

古人对于人生问题的思考,涉及极广泛的方面。其中有关于人和人性、人与自然关系、为人之道和治国之道的系统的理论;有对于人们交往和言行的完备的规范体系;也有关于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的系统理论和丰富经验。其体系博大精深、丰富多样, 各派学说异彩纷呈;从先秦百家争鸣奠定了基础, 到汉末佛教传入,魏晋隋唐玄学佛教各领风骚, 至宋代理学形成, 最终形成了儒、释、道三家共存互补的格局。其间众多先贤写下了浩瀚的著作, 留下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儒、释、道三家, 思想各有所异, 又有所同。简言之, 儒家积极, 以天下为己任, 刚健有为;道家贵柔, 主张清静无为, 返璞归真, 全身保命;佛教虚空, 消极出世。三家又都以天道为依归, 重视人格修养。三家的思想主张及其社会作用虽各有不同,却都包含着深刻的智慧。其所异表现了各家的特点;所同则表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特质。在中国历史的长期发展中, 三家在互相吸取、互相融合中发展, 各自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由此绘出了中国人丰富多彩的人生图画, 熔铸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二、儒家思想浅析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风骚，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也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

为探索儒学的人生意义，从以下几个方面研究。

1人禽之别——古代人类哲学的出发点。儒家的回答, 用一句话来说, 就是认为人禽之别在有义。孟子说:“无恻隐之心, 非人也;无羞恶之心, 非人也;无辞让之心, 非人也;无是非之心, 非人也。”

2德刑之争——对道德功能和特点的认识。孔子说:“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即用道德教化来引导大家, 用礼来规范人们的行动

3义利公私之辨——对群己关系的理解。儒家的基本思想, 是义以为上, 以义制利。孔子说:“富与贵, 是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 不处也;贫与贱, 是人之所恶也, 不以其道得之, 不去也。” 他肯定人们追求富贵的欲望, 但认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应该受道义的节制。

4推己及人严己宽人——处理人我关系的原则。《大学》说:“所恶于上, 勿以使下;所恶于下, 勿以事上;所恶于前, 勿以先后;所恶于后, 勿以从前;所恶于右, 勿以交于左;所恶于左, 勿以交于右”,孔子说:“君子求诸己, 小人求诸人。”强调有道德的人总是首先要求自己。

5天人合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孔子一生, 为匡救时弊, 周游列国,奔走呼号, 但终不为当权者所用, 还屡遭困厄, 他意识到他的道已经无法推行于世, 说:“道之不行, 已知之矣。”天与人不再像在孔子那里那样分为两端, 而是统一起来, 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对于这一思想,《中庸》中有更简洁明白的表述:“天命之谓性, 率性之谓道, 修道之谓教。”

6致中和——人道的根本目标和原则。《中庸》说:“致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以天地各归其位为到达中和的标志, 都是突出了位的重要。

7修身为本——对道德自觉精神的提倡。孟子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人皆可以为尧舜”，并说“圣人与我同类者”。荀子, 虽反对性善论, 却也肯定“涂之人可以为禹”, 在这一基本点上与孟子完全一致。可见这是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8人性论——对成善之路的探究。孔子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思想体系。孟子在与告子辩论中提出了他的性善论。荀子反对性善论。他提出首先要区分先天的本性和后天的人为, 即所谓“性伪之分”。他说:“性者, 天之就也。”

这样，就分了八个方面重新审读儒学，尤其以先秦的思想家为例，从中可以管窥儒学的人生意义所在。

三、现实意义探讨

第一，中国古代人生哲学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范本。人的存在，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无法忍受单一的颜色、无法忍受凝固的时空、无法忍受存在的空虚、无法忍受自我的失落和无法忍受彻底的空白。人的这五种无法忍受，意味着人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有了寻求意义的人生，才能对人生进行有系统的反思哲学。生存是一种无意义的生命活动，生活是一种寻求意义的生命活动。所以人是一个把自己的理想不断地变为现实的活动过程，一个创造的过程。人的人化，人使自己成为人。人是一个人化的产物，是一种人化的结果，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例如，教育作为一种社会遗传的机制，它以自身为中介而实现双向的认同：一方面，是个体向历史社会文化的一种认同；另一方面，它同时又是历史社会文化对个体的认可。教育就是这种“认同”与“认可”的双向互动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广义的教育实际上是哲学教育；或者说，哲学教育，就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教育首先不是使人成为某种人，而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人的世界，是有限世界的超越。哲学作为人类心灵的最深层的伟大创造，其主旨即在于使人的精神境界不断地升华，在精神境界的升华中崇高起来。哲学的修养与创造，是人们追求崇高的过程，也是使人们自己崇高起来的过程。它要求学习哲学的人永葆理想性的追求。

第二，中国古代人生哲学为社会的进步带来了深刻的启迪。《论语》作为儒家思想集大成者，通过其内涵的归纳与分析，探讨哲学影响的社会性。孝敬之道是论语朴素的起点。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为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中，智慧之道洋溢在字里行间。问知，子曰“知人”。一切澎湃于心让我们真正在心里有所酝酿的东西，都值得我们去努力。学习之道阐明了要学什么，怎样去学，学习怎样才能和生命结合起来的问题。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诚信之道是中国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从每个人内心的真诚出发，守住信誉，就一定能建立起一个诚信的社会。后世流传“半部论语治天下”，其包含了深邃的治世思想。孔子并不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但当文明走过两千年，在如今有了法制保障的社会，道德力量比任何一个时代更能发挥作用。而忠恕之道孔子一以贯之地实行过。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最后，仁爱是儒家思想里的最核心部分。仁者爱人，仁爱将改变人生命的状态，并在自我与世界之中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

第三，中国古代人生哲学在不断更新的时代背景下不断交融与发展，形成新的理论体系并持续产生影响。作为中国乃至东亚地区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思想体系，儒学经历了多个阶段的重大变迁。几次被打倒之后的兴起证实了儒学顽强的生命力及其仍然存在的现实意义。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还曾产生的新的儒家学派。新儒学的兴起有其内在逻辑合理性和现实意义，以包容、扬弃的态度对待新儒学的兴起是必需的。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应该是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对那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摒弃。

结语：

纵观几千年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学术竞鸣，思辨迭出。儒学作为其中耀眼的一支，于人、于社会、与时代发展，都有着毋庸置疑的深刻价值。这也正是中国古代哲学与人生与时代密切关联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中国古代哲学智慧论文 篇7

关键词：中国模式,原则性,灵活性,和谐哲学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 形成了一系列基本原则, 这些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一般规律的反映, 是人民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 是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结晶, 是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根本出发点。然而, 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复杂性, 又要求人们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政策和方法, 要善于随机应变, 做到因地制宜, 因时制宜, 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国情相结合, 正确地借鉴吸收外国的经验, 走一条适合我们自己的发展道路,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 这是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紧密相结合的指导思想。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建立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以及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各种体制才能永远充满活力。

一、原则性、灵活性的统一与“和谐哲学”

原则性与灵活性永远是一对矛盾, 但没有绝对的对立, 只有统一起来才能和谐。辩证法认为, 世界是多样性统一的物质世界。这个物质世界, 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各个方面、各个个体组成的有机整体。人类社会和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 人类社会内部也是一个有机整体。我们如果承认这一点, 那么就必须强调对立的双方, 在一定条件下的共生共存。这就绝对需要有“矛盾的斗争性与同一性之间辨证关系”的政治哲学观和自然哲学观的指导。为了和“斗争哲学”的政治哲学观相区别, 我们不妨称之为“和谐哲学”的政治哲学观。

矛盾同一性的外在表现形式, 就是事物整体的和谐、合作、团结、统一、联合、调和、均势、平衡、凝聚等。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看, 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的最终目的, 都是为了求得和谐。只不过前者主要是为了在新的基础上获得新的和谐, 后者主要是为了维系原有的和谐。矛盾的斗争性, 之所以被认为是绝对的, 这是从“事物的发展是绝对的”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的, 而不应该从“斗争就是目的”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当然, 为了维系原有的和谐, 也是要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和斗争的。这正是矛盾同一性中斗争性, 以及矛盾斗争性中的同一性的真正含义。那些认为和谐就是没有斗争, 或者认为和谐就可以不通过斗争取得的想法, 是不科学的。现阶段, 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 坚持科学发展观, 增加社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是解决这个基本矛盾最主要的途径。而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人民内部矛盾, 主要是指社会各阶层、社会各方面的利益矛盾, 这类矛盾在社会经济转型期内, 纵横交织, 盘根错节, 异常复杂。因此, 能否正确处理社会各阶层、各方面的矛盾, 是我国新时期政治生活的主题。显然, 充分运用矛盾同一性的理论, 对于化解各方面的矛盾, 形成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体合力, 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同样, 此理论也适用于国内外之间的各种矛盾。

二、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是中国模式的成功之奥秘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 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 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一结论, 是有其现实科学依据的, 而并非是对中国道路的大嘉赞赏, 我们从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与经历看, 即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原则, 才能使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否则, 社会主义事业就会遇到困难和挫折。

社会主义建设也和革命一样, 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事业, 它需要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只有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展开经济体制改革, 才能建立一个富有鲜明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解, 概括来讲, 就是要深刻认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一点非常重要。所谓经济体制改革, 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指导下, 根据我国国情, 选择走适合自己的路。一方面对待外国的经验要灵活运用, 而不能全部照搬;另一方面对待本国的原有制度进行彻底变革, 两者融合, 建立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模式。这是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的指导思想, 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建立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科技教育体制以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各种制度, 才会更加充满活力。我们的党是一个完全成熟的党, 已经经受住了世界格局变化、外国技术封锁、全球金融危机等各种考验, 并从根本上抛弃了那些错误的、不切实际的理解社会主义的固定发展旧观念。正确的理论来源于社会实践, 通过实践检验又成为社会发展的指南, 使理论不断地得到修正、补充、再修正、再补充, 不断丰富和向前发展。这正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当今具有无限生命力的根本体现, 它生动地表明这个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公式, 而是广大劳动群众和无产者, 在社会变革中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是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正因为如此, 建立统一性同灵活性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使我国的经济改革有利于国家建设的大飞跃、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增长、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它既适合我国国情, 又符合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特别是完全适合现阶段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这种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市场经济体制, 是党中央总结了国内外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的结晶, 使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将具有吸引全球资本的巨大能力, 加快了经济革新进程, 从而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兴兴向荣。

由此看出, 中国模式形成的30年, 就是其社会结构不断调整并不断增强灵活性的30年。但在不断增强灵活性的同时也保持住了原则性, 这个原则性就是党在新时期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和四项基本原则”, 在坚持原则性的同时, 又通过改革创新不断增强其灵活性, 这就是对基本路线的内容不断进行调整。比如, 我们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做进一步完善, 把原来的以G D P增长为主要指标调整为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指标;把计划经济调整为今天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等。这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具有原则性, 又适应全球经济快速发展规律, 具有灵活性。

三、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仍是中国模式的生命力

中西 (西班牙) 企业家委员会前主席恩里克.凡胡尔在撰文《中国模式的普遍性与独特性》中指出:“最有特点的要素之一就是中国面对各种形势的灵活性与适应能力, 这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之一”。当前, 我们正在全方位推进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 其中既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发展, 还包括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特别是在社会建设方面, 很多问题还是未知数。而恰恰是在这个方面, 矛盾比较突出。比如, 能源消耗太猛;民生问题众多;贫富差距过大;干群关系紧张;思想道德滑坡;通货膨胀抬头;突发事件不断发生。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危机;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社会危机;人与自身之间的精神危机日益突出。一句话, 社会关系绷得太紧。此外, 国际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金融危机绵绵不断, 海外投资环境不确定因素增加。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仍然需要按照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原则来指导。

从一个模式来看, 成功只是代表过去, 未来的成功难以靠现有模式的延续来保证。中国下一个30年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需要新的探索, 因此, 探讨中国模式, 必须找出它的永恒价值所在。我认为, 在学习、创新的基础上, 不断解放思想, 及时打破不合时宜的老框框, 树立与时俱进的新观念。通过创新, 探寻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和改革方式, 不模仿, 不照搬, 也就是在坚持原则的同时, 又通过改革创新不断增强其灵活性, 这正是中国模式的永恒价值所在。完善中国模式的过程, 也是一次高扬社会主义价值性和理想性的探索之旅。邓小平曾经说过:“我们要用科学技术和发展生产力的实践, 用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实践, 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 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认识到社会主义确实比资本主义好”。他指出, “到21世纪中叶, 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 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 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 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 社会主义不是脱离了人类文明大道的歧途, 而是对资本主义的扬弃, 是一种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

我们应该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中国模式的未来和社会主义的前途。美国运营业资产长话公司的共同创始人及前总裁、《纽约时报》等多家报刊的撰稿人彼得·巴恩斯, 在2007年10月为其《资本主义3.0———讨回公共权益之指南》中文版一书序言中写道:“较之美国, 中国有两个优势:其一, 中国加入自由市场游戏的时间较美国短, 尽可吸取我们的经验教训;其二, 中国政府尚未像美国那样已被强大的私有企业所垄断。这意味着, 中国可能有机会为其经济发展另辟蹊径, 从而在享有市场经济的要义精髓的同时, 避免资本主义的弊端”。这一论述赋予我们这样的启示:一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积极探索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效途径, 一是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 严格杜绝党内形成既得利益集团;二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积极探索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效途径, 努力消除市场经济的弊端。在完善中国模式的目标框架中, 我们应该进一步深刻认识党的十六大以来,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中国模式的探索和完善肩负着亿万中国人民的期待, 承载着中国社会主义的未来。胡锦涛明确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做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 也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 结合自身实际, 结合时代条件变化不断探索和完善适合本国情况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不断增加全社会的生机活力, 真正做到与时代发展同步伐、与人民群众共命运”。这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在关于中国模式问题认识上的基本看法, 也为我们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 , 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浅谈中国古代的教育智慧 篇8

关键词：因材施教；学思并重；启发诱导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2-0151-01

中国古代的教育智慧是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无论是在永恒经典的“四书”之中，还是在荀子的《劝学》，老子的《道德经》中，都有我们今天在教育领域中进行理论创造的源头活水。

中国古代教育家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概括和总结自己的经验，针对教学中所遇到的问题，逐步深化了对教学规律的认识，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教学原则和方法。

一、因材施教

教学中首先遇到的问题是统一的培养目标和教学要求与教学对象的不同特点之间的矛盾。教学必须从实際出发，适应不同的教学对象，才能使学生各尽其材。这正是古代教育家提出因材施教的客观基础和条件。

孔子最早注意到教学中的这一矛盾，并实行因材施教。其基本含义有二：一是教学要从学生的实际水平和个性特点出发。学生同样问仁、问孝、问政，他的回答难易、详略、繁简各不相同。有时学生问同一个问题，他的答案却截然相反，根据是两人个性特点不同。二是在坚持统一标准和共同要求的前提下，善于发现、注意培养、鼓励发展学生的某些专长。他弟子三千，贤人七十有二，同样身通六艺，但于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又各有所长。孟子也十分注意因材施教，提出“教亦多术”，重视了教学方式也应因人而异，“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材）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孟子 ·尽心上》）。《学记》提出“长善救失”，针对学生学习特点进行教学，“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失也。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从而深化了如何因材施教的认识。汉朝徐斡提出“导人必因其性”。他说：“大禹善水，君子善导。治水必因其势，导人必因其性，是以功无废而言无弃也。”他认为教学既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又不能强其所难，勉其所不能，要注意“使辞足以达其智慧之所至，事足以合其性情之所安，弗过其任而强牵制也”，教学时“必先度其心志，本其器量，视其锐气，察其堕衰”（《中论·贵言》）。宋朝张载提出教师必须知人、知德，才能因材施教，“教人者必知至学之难易，知人之美恶。当知谁可先传此，谁可后传此。”“知至学之难易，知德也；知其美恶，知人也。知其人且知德，故能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问同而答异以此”（《正蒙· 中正篇》）。明朝王阳明提出：“与人论学，亦须随人分限所及。如树有这些萌芽，只把这些水去浇灌。萌芽再长，便又加水。自拱把以至合抱，灌溉之功皆是随其分限所及。若些小萌芽，有一桶水在，尽量要倾，便浸坏它也”（《传习录》下）。这些丰富的经验和精辟论述，对后人教益颇深。

二、启发诱导

教学是师生的双边活动。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积极主动性是辩证统一的。教师能否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主动性是教学成败的关键。启发式教学的核心就在于此。

孔子最早提出并实行了启发式教学，“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十分明确地表述了启发式教学原则的要点。他注意了解学生的认识水平和心理状态，掌握恰当时机，控制教学的难易繁简，利用已有的知识，运用学生熟悉的浅近事例，多方面激发学生“好学”、“乐学”的兴趣，使学生始终处于“欲罢不能”的状态，培养出一批“闻一知二”，“闻一知十”，“告诸往而知来者”的学生。孟子也很重视启发式教学，他形象地把启发式原则喻为“引而不发，跃如也”（《孟子·尽心上》）。他特别强调培养学生自求自得的兴趣和能力。他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孟子·离娄下》）。“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孟子 ·尽心下》）。这正是启发式教学的真谛。《学记》对启发式教学作了最完善的发挥，“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以“喻”概括启发式原则是相当精辟的。引导而不是硬牵着走，勉励而不强使其屈从，讲解透彻但不是告以全部现成结论。都是要调动学生的积极主动性。

三、学思并重

学习与思考是教学中的两个决定性环节。掌握知识与发展智力又是教学的两大主要任务。两者是统一的，又是有矛盾的。学思并重就是寻求两者的辩证统一。

孔子首先提出学思并重的思想。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 ·为政》）。学思并重，学思结合的思想成为中国古代教育家一致赞同和普遍遵循的教学原则。但在教学实践中，不同学派的教育家又往往各有侧重。孟子重视学，更强调思的重要性，他甚至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荀子特别强调博学，主张多见广识，同时注重思，他所说的“思索熟察”、“虚一而静”、“兼陈中衡”，都是强调在广博知识基础上发挥思考力的作用。王充最重实知，也重思考，他说：“唯精思之，虽大无难”，认为学习时“必开心意”，才能真有所得。朱熹对学习知识十分重视，尤其强调读书，但认为必须通过思考，他提出的读书要领“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就是强调思考的。叶适认为孔子是主张学思并重，内外结合的，后世教学各执一端，违背了这一原则，“祖习训故，浅陋相承者，不思之类也；其穿穴性命，空虚自喜者，不学之类也”（《习学记言》）。王夫之最全面地发挥了孔子的思想，并指出：“学非有碍于思，而学愈博则思愈远；思正有功于学，而思之困则学必勤”（《船山遗书 · 四书训义》）。

促进学思结合的重要途径是开展师生朋友间的问难论辩。孔子不赞成学生对老师的教导“无所不悦”的态度。认为通过诘问论辩，才能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墨家更提倡辩析名理，专作《墨辩》。王充反对“信师是古”，主张“极问”，作有《问孔》、《非韩》、《刺孟》等篇，通过问难，来“证定是作”，“辩其虚实”，张载认为学习必须善于发现和提出疑点，深入思考，疑解就是进步。朱熹说：“群疑并兴，寝食俱废，乃能骤进。”“疑渐渐解，以致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朱子语类大全》卷十，《宋元学案》卷四十八）。王夫之认为“疑”与“信”是相反相成的，“信者以坚其志，疑者亦足以研其微。”（《读四书大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