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学传统

中国古代史学传统（共9篇）

中国古代史学传统 篇1

浅析中国古代史学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地位和功能

史学是一个民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个民族在滚滚岁月长河中的每一次迈步都由历史铭记，史学在每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中都有着十分特殊的地位；史学的发展是一个民族发展的见证的同时，也是对后来这个民族发展方向的一个指引，对这个民族向前良好地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中国古代史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中国古代史学是座瑰丽的宝库，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状况的反映。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正是因为她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古代文化，而这些信息都是由历代的历史学家记录在史学著作上保存下来的。

历史著作是史学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历史著作作为史学的社会表现形态，具有很多的职能，这些职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历史的发展和进步。

中国古代史学涵盖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同时，史学的求真、经世的传统也影响着儒家经学。中国古代史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隋志》著录文化成果，四部分书，确定经、史、子、集的顺序，由此直至清代编《四库全书总目》，史书一直位居第二位，这一点足可看到史学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

二、史学的功能

史学作为一个民族发展的记录，具有以下的几个功能：

1、记录、综合人类文化创造、积累和发展的功能。

史学的作用一般都通过史学著作表现出来，史学著作具有记录的作用，综合对历史的记录就是一部民族的发展史，它记录和综合了一个民族的创造、积累和发展的过程，是对人类发展和进步的传承。

2、增长学识，认识历史的发展规律，以史为鉴。

历史是人类知识与智慧的百科全书，是我们认识民族文化的源泉。通过对历史的学习，我们不仅可以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而且还可以从中认识历史的发展规律，以史为鉴，避免发生前人出现的错误。

3、具有教育作用，包括道德教育、理想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

学习历史，对于提高人们的人文素养、思想境界、完善人格、陶冶情操、塑造完好心灵、学习做人都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我们学习和了解历史的过程中，就相当于在上一门课，一门关于道德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理性教育的课。

4、特殊的娱乐功能。

闲暇时间，我们可以阅读史学家留下的史学经典，度过闲暇的时光，并可以从中得到愉悦和审美的乐趣。

中国古代史学传统 篇2

一、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的历史

四大古国之一的中国, 它在文明史上至少有五千年的历史文化, 但是关于音乐的起源却可以追溯到九千年前, 在这漫长的时期, 我国的音乐对世界的音乐文明有着巨大的意义。中国历朝历代都很重视音乐的作用, 将音乐当作礼乐文化的基础, 把它们当成朝廷的大事, 在许多文献中留有的音乐活动的传载, 为中国古代音乐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如二十四史里设有乐书、音乐志等专书专志。然而我国关于音乐史学的研究在上世纪30年代才开始出现, 这一学科的诞生是以叶伯和、郑觐文及王光祈等编撰的中国音乐史著作的出现为主要标志。在上世纪40年代时, 古代音乐史学研究已经在音乐领域取得了重要成就。如杨荫浏的中国音乐史纲, 就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作品。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 在音乐事业的发展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古代使得研究业发展起来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二、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发展

回顾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在这半世纪的前进历程见其分为两阶段进行研究:

(一) 前期:1949年到1977年的发展情况

最初, 新中国刚刚成立, 在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发扬中, 音乐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工作部分, 特别是有关音乐史的研究和民族传统音乐的收集整理工作, 其得到了出乎意料的支持、关注。我国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于1954年初成立了, 它是现今中国艺术研究音乐研究所的雏形。它以古代音乐为主要对象进行研究, 同时开设各种陈列室, 包括中国乐器及古代音乐等陈列室。当时还进行了许多的实地调查研究, 象是对盲艺人阿炳的调查等, 这些调查为传统的音乐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同时对古代音乐史研究展开一条新的途径 (对文字、图谱、以及实物等) 。50年代后期, 由于一些政治活动的干扰, 包括左倾思潮、反右派以及大跃进等。当时情况下, 破旧立新等理论广为传播, 在以传统文化为前进道路上的阻碍的影响下, 让有关古代音乐史的研究越来越不被重视。之后, 在文化大革命发生的10年, 因为古代音乐属于四旧中的封, 所以, 在一开始就被严重扫荡, 使其受到最严酷的冲击, 研究被停止, 专家们也遭受迫害,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后期, 考古工作的恢复, 音乐考古复苏, 才使得音乐史的研究在这严酷的条件下取得些许可贵的成绩。

(二) 1978年至今的后期发展状况

在结束文化大革命动乱以后, 良好的学风 (实事求是) 已经开始慢慢恢复, 同时改革开放也迎来了一个全新时期, 即我国建设四个现代化时期。在这一时期, 古代音乐史学的研究得到了高速的发展, 同时开阔了研究者的思维、眼界, 让古代音乐的研究进入发展繁盛时期。

1. 研究的领域、范围的扩大

这一时期, 对于古代音乐史的研究范围更加深入、广泛。在编撰同时研究方面、断代专题研究以及总结整理史料等多个方面都取得良好的进展。从时间说, 从古到今;从空间说, 从中原到边远地区…所有方面的问题都得到研究者的深入关注与探讨。比如, 我国第一部系统总结、论述古代音乐的美学思想发展专著《中国音乐美学史》, 这是由蔡仲德于1995年1月所著。

2. 研究多样化的材料及方法

在重视传统资料的基础上, 以注意吸收考古中发现的各种实物及图像的材料, 同时, 要重视收集传统音乐的活材料, 来古代音乐的研究。在这一阶段, 我们在建设古代音乐史的史料上也迈出很大的一步, 在《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的前12个省市卷里, 涵盖了比较系统全面的零散出土的大量音乐文物。这给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史料;同时通过民间音乐的实地调查, 收录每个地方每个民族的民间传统音乐, 积累了大量的活史料, 这也为研究我国古代音乐史学做了贡献。而这些音乐史料由于计算机的发展与应用, 检索更为方便快捷了, 便于研究者收集史料。现今, 研究者想要一套电子版的四库全书也不是什么难事了。关于研究音乐史的方法也比以往更加多样化, 其方法中也渗透了其他的学科, 而且对它们的研究方法也有所借鉴, 如音乐考古借鉴考古学中的研究方法并进行深化等。正因为这样借鉴, 使得音乐的研究趋向学术发展。音乐文学史的研究就是音乐史学和文学史结合的研究。音乐史学的研究有意识的将其与传统音乐、民族音乐等学科密切相连。音乐史学的研究也因此得到赢得发展促进。

3. 引进新方法使研究越来越细化

音乐史学在越来越细化的研究下, 分解成独立的分支学科 (古代韵律研究、音乐考古研究、琴乐研究等) , 使他们逐渐形成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尤其是音乐考古方面的研究, 在50年代, 李纯一《关于殷钟的研究》的论文与杨荫浏关于信阳长台关出土编钟的研究等, 为这一分支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文革之后, 音乐考古这一学科再次大放光彩。其实, 各分支学科之间也有融合, 比如对鼓起琴谱的研究就结合了古谱学研究。学科的细分是一个发展的必然过程, 同时它需要更多新领域的建立, 并加强相互交流。总的来说, 音乐史学研究也必须在细化基础上进行归纳、总结, 其实学术就是在着细化、综合的过程中前进的。

4. 音乐史学的理论建设

在音乐史学研究中, 古代音乐史学的研究和音乐史学概论的著述是对其自身的观察、思考的结果。其主要代表有郑锦扬的《中国音乐史学史论》、郑祖襄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概论》。其分支学科的研究方法理论总结, 也有发表, 如在八十年代初, 黄祥鹏发表的《传统是一条河流》等有关传统文化的理论研究得到大家的认可, 引起反响、关注。

5. 显著的研究成果

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 音乐史的领军人物有杨荫浏、李纯一等, 尽管如此, 在音乐史学研究上, 还是受到限制, 能够发表的论著不是很多。1982年出版的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下册, 是他在音乐研究史上的重大结晶, 同时也是80年代之前音乐史学研究的总结。在80年代以后, 音乐史学研究论著发表逐渐增多, 标志音乐史学的研究逐渐走进一个新的阶段。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的《人民音乐》, 人民音乐出版社主办的《音乐研究》以及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主办的《中国音乐学》等学刊杂志也逐渐成长起来, 同时, 受到业界好评, 推动音乐史学研究的前进。

三、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研究

对史料的收集与整理是进行音乐史学研究工作的前提, 史料即史学的信息与资料。音乐史料是由文献、音乐材料与实物史料 (考古发现的音乐实物、图像、材料等) 两部分组成的, 其研究工作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1.文献材料、音响材料以及考古材料的收集整理。其中包括抢救采集文献材料和音响材料及文献目录的编撰。

2.古代音乐文献的考订、打印及整理。这是研究古代音乐史的主要凭证。包括古书的校笺考订及古文献的整理校注。

3.文献注译本的出版、普及。

四、结语

为了更好继承、弘扬我们优秀的民族音乐传统, 就需要对古代音乐发展历程进行研究, 以便我们应更好总结经验、教训, 提升对中国传统音乐宝贵价值的认识。

摘要：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 我国古代音乐史学的研究就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音乐史的历史进行论述, 回顾半世纪以来中国古代音乐的前进历程, 对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发展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展开研究。

关键词：中国古代音乐,音乐史学,发展,研究

参考文献

[1]郑祖襄.把“没有音乐的音乐史”变为有可听作品的音乐史[J].中国音乐学, 1999, 2.

刘仙洲与中国古代机械工程史学 篇3

【关键词】刘仙洲 古代机械工程史学 治学思想

刘仙洲在1962年和1963年分别出版了两部专著《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和《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1970年在《我今后的工作计划》中，草拟出《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二编）》的提纲，相关资料也有了一定的完善，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将其完成[1]。其实刘仙洲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开始对科学技术史资料进行收集和研究，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并编写了大量有关科技史的研究资料和图书。笔者本文就主要以上述两本专著为主，对刘仙洲的机械史学治学思想进行深入研究。

一、刘仙洲的治学思想

（一）应用图片资料对古代机械进行解释

使用图片可以使得对古代机械的解释更加清晰明确，但是使用图片的方式和方法也是很重要的。刘仙洲在他的机械史研究中，巧妙地使用了自行绘图方法，引用考古发现和历史资料中的图片、与古代机械相近的现代图片以及其他书籍中的图片等，更加清晰地展现了中国古代机械，使他的专著变得丰富多彩。

1. 自行绘图方法。

为了便于理解中国古代机械，刘仙洲对很多的中国古代机械进行自行绘图。其中主要的绘制方式有两种：其一是运用机械制图的方式对古代机械进行解析；其二就是画出实体图对古代机械进行解析。另外还有一种就是将实体图和类似机械制图相结合的方式。第一种方式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第二章第6节中的两脚耧（如图1所示）。刘仙洲运用现代机械制图的方式将两脚耧的各部分组成及其形状表达得十分明确。

A.重块； B.悬绳； C.闸板； D.楔子；

E.子粒；F.下漏子粒；G.漏孔；H.开口；

I.竹签；J.耧斗

同时，刘仙洲也使用绘制实体图的方法绘制了很多图片用以解释说明中国古代机械发明。例如，他在《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第四章《灌溉机械》第5节中绘制了3个辘轳图并将其各个部件标上字母，解释其各部件的名称及运行方式：“图中A为辘轳把……用时，回转A柄则柳罐上升。向反方向回转则柳罐下降。”[2]

此外，刘仙洲在他的研究中还采用了实物图与机械制图思想相结合的方式来解释中国古代机械。例如，在《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四章第3节《水利》中（《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中也有这一介绍），刘仙洲对立式帆风轮的解释就采用了这一方式（如图2所示）。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將该机构的各个部位用字母标出，以搭配图片并且用字母来表示各部件的方式来说明立式帆风轮的工作方式及原理，能更清晰说明这些机械发明。

用这三种方式对古代机械进行说明，比起直接用语言叙述显得更加直观，使得古代机械发明中的各部位的名称、组成结构以及工作方式与原理一目了然。同时，用配有字母的图片来表示机械的各部件，便于说明古代机械发明的方式，并更清晰地表达古代机械的工作原理和方式。

2. 对其他图片的引用。

刘仙洲引用的其他图片主要来自考古的发现和资料、与古代机械相近的现代图片以及其他书籍中的图片等。其中，运用考古资料的图片证明刘仙洲不仅对古代以及近代文献资料的重视，同时也证明了他将中国考古事业的发现也应用到中国机械史的研究当中。如在《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一书中，刘仙洲引用的一副山西芮城县匼河村发现的石器，是考古学家贾兰坡在1960年发现的，刊登在《人民画报》1961年第12期，而刘仙洲这部书在1962年5月出版。刘仙洲在那个信息并不发达的时代，对考古发现如此跟紧，可见在他的心中考古发现对机械史研究是多么的重要，他对考古的关注是多么的用心。

此外，刘仙洲的研究中还引用了与古代机械相关的近代图片以及其他书目作品的图片等对古代机械进行解释，有些解释还采用了多种图片表示方法，如对于辘轳的介绍就采用了绘制实体图加引用近现代图片的方式。这些方式使得对古代机械的解释更加清晰。

（二）注重考证古代机械发明起源

在作品中，刘仙洲对古代机械起源进行了很多考证。在1935年出版的名为《中国机械工程史料》的小册子中就有很多关于机械起源时间的考证，例如犁的发明时间，约在公元前2150年左右；杵臼的发明时间，公元前3200年以前等[3]。刘仙洲的其他作品中也包含许多关于机械发明起源的探究。

刘仙洲在1964年发表过一篇关于机械发明起源的文章，叫《我国独轮车的创始时期应上推到西汉晚年》。虽然笔者对于他对诸葛亮的“木牛流马”的推断持保留意见，尽管这篇文章中对中国古代独轮车技术出现的时间判断存在瑕疪，但是还是有可圈可点的地方。最开始，刘仙洲通过文物专家龚廷万寄来的关于渠县燕家村沈府君阙东阙背面的浮雕上及渠县蒲家湾一个无铭阙背面的浮雕上各发现了一个独轮车图[4]。这两幅图据考古推断是汉安帝时期的。汉学家许慎的《说文解字》中收录有一个“”字，对其的解释为：“车輮规也，一日一轮车。”于是刘仙洲将独轮车的起源大致推断到了东汉时代。这一推断既有文献考证的支持，还有实物图片的佐证，其准确性还算是可以被普遍认可的。后来，经当代史学家史树青的提示，刘仙洲以“鹿车”为线索，对“鹿车”是否为独轮车，“鹿车”的发明时间等问题进行了考证。刘仙洲引用《后汉书》与《太平御览》，证明独轮车是由人力推动的，同时引用西汉哀帝时期与鲍宣相关的故事，将“鹿车”提前到了西汉晚期，但还是无法证实“鹿车”是一个轮子。

在证明是否为独轮的问题上，我对刘仙洲是抱有一定怀疑态度的。他引用了干宝的《搜神记》以及古文献学家王重民在《敦煌变文集》卷八中引用的《孝子傅》中关于董永的故事，结合容庚《汉武梁祠画像录》以及清朝篆刻家瞿中溶《汉武梁祠画像考》[4]对于董永故事的画像的描述以及画像进行对比，于是他认为除了没有虚构的织女以及小孩外，与图片基本相符，得出“鹿车”就是独轮车的结论，将独轮车的发明时间推测到了西汉晚期。但是这一推测依然存在问题，因为与图片描述不是十分相符，将画像联想成其他现象也是可以的。从分析来看，用这种图片首先要找到“鹿车”这个切入点，找到古籍中最早期出现的年代以及其他可以证明的蛛丝马迹，得出部分证据；再通过其他文献找到其他证据证明这个切入点就是我们所想要的研究对象。用这种推断方式还是要小心的，因为这个切入点容易影响人的思维，使人容易做出错误的推断，得出可能经不起推敲的结论。

（三）用现代机械理论编史及解释

在对古代机械进行解释的时候，刘仙洲大多采用了现代机械理论的解释方式，这与他接受的现代工程教育是有一些关系的。在刘仙洲的《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中有很多地方都体现了这一点，例如他在第三章对风箱工作原理的解释中就运用了这种方式。劉仙洲在文中运用了现代力学的手法对古代风箱的工作方式进行了介绍：“用时，推搧风板之柄向前，则搧风板后的空气稀薄，压力降低，外部空气遂压开E门向箱内流入。同时搧风板前的空气浓厚，压力升高F门被压紧闭，搧风板前的空气由箱流入空管，推活塞V使之向右，并经过出风口G而吹入冶炼炉中……”[2]（如图3）

刘仙洲用现代大气压力的理论来解释古代风箱的工作原理，用这种方法固然很好，可以让古代机械更容易让现代人所接受并了解它们的工作原理。但是用这种方式来解释古代机械难免会让现代人对古代机械产生一系列的误解。例如：古代工匠制造机械工具自有古代工匠设计的体系以及方式，只不过这些理论体系和方式可能已经遗失或无法考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理论对其考证很容易影响现代人对古代工艺的理解和认识，使得人们很容易认为中西方的机械工艺都是一体化的。因此，第三章最好还要用弹力、重力、摩擦力等西方力学概念来解释中国古代机械运行原理。

（四）部分考证不够精准

刘仙洲在解释中国古代机械对惯力（即惯性）的应用时，运用了王振铎对古代张衡的地动仪运转原理的推断。我认为推断这个东西一定是不大可靠的。《后汉书》卷八十九《张衡传》：“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关发机。”对于这几句话的理解，众说纷纭，虽然大都是与惯性相关的推测。而且刘仙洲只举出了文物与博物馆专家王振铎的例子，也没有指出哪部对张衡地动仪介绍的古籍中提出他的地动仪就是用到了惯性原理这样相类似的解释。而且用一个现代人推断的例子作为论证的基础，这种方式会使文章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五）重视原始文献的收集整理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刘仙洲就开始着手从事对机械史方面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1933年，刘仙洲在《清华周刊》上发表了《中国旧工程书籍述略》[5]；1937年，刘仙洲在《清华大学土木工程会刊》上发表了《中国机械工程史料》的小册子，分为十三章、十二类，一共整理了一百二十多则有关机械工程的史料[6]；1948年，刘仙洲又在《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上发表了之后得到的新的机械工程史料。这体现了刘仙洲对资料收集锲而不舍、努力坚持的精神。在此之后到出版两部专著的时候，刘仙洲一直在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机械史的史料收集和研究工作，直到去世前，他还一直坚持不懈地对中国古代机械进行研究。

在《中国旧工程书籍述略》中，刘仙洲将中国清代以前的工程书籍以清同治前后为分界线对中国古代机械进行分类整理。其中，清同治前的工程书籍共收集整理介绍了32册。清同治以后到清末的书籍共分为四类整理，分别为土木工程类12部、机械工程类27部、采矿冶金类18部以及兵工与化学工程类11部。而且刘仙洲对其中的很多书籍进行了简单介绍，为后人对古代以及近代工程书籍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便利条件。

在《中国机械工程史料》小册子以及之后的《续得中国机械工程史料十二则》中，刘仙洲都把每种机械发明的资料按照类别更容易地进行分类整理，使得古代机械发明可以按机械类别进行文献查找，而且把每种机械所对应的书籍内容都分类写出，给后来对机械史的研究者提供了很大方便。例如：“犁，《山海经》：后稷之孙叔钧所作。《耒耜经》：农之言耒耜也……木金凡十一事。《农书》：犁，垦田器……故曰犁。”[3]就是按照这种方式，刘仙洲将各种古代机械资料进行编辑整理，为之后的两部专著等作品中罗列的清晰翔实的资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对后世的影响及比较

刘仙洲是中国机械史的奠基人之一，他在机械史的资料整理、收集以及机械史编史方面都有着重大的贡献。后来很多机械史的学者都受到了刘仙洲的影响走向了机械史的研究道路或是在研究上有所启发。下面是受刘仙洲的两部专著以及其他研究手稿启发而编著的两部机械史专著与其的比较研究。

（一）对补编的影响及比较

《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补编）》这部书是张春辉组织编写的，于1998年2月出版。这部书是在刘仙洲的《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的基础上，又搜集了大量的后30余年的新的考古资料进行重新编写的。这部书虽然整体是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进行编写的，但是内部的分类还是按照刘仙洲对于农机用途的分类方式将其分为六类：整地机械、播种机械、中耕除草机械、灌溉机械、收获及脱粒机械、谷物加工机械[7]。

（二）对第二编的影响及比较

《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二编》这本书是清华大学以“中国古代机械发明史研究”的名义按照刘仙洲在1970年撰写的《我今后的工作计划》中的《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二编》写的十章提纲中提取的七章重新编写而成的[8]。这本书以中国工程师编辑委员会收集的大量资料为基础，同时加入了大量的考古资料，利用刘仙洲编写的提纲加以改造，同时将机械技术放入社会、经济以及历史环境中，得出了一些新的结论[9]。

【参考文献】

[1]《刘仙洲纪念文集》编辑小组.刘仙洲纪念文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

[2]刘仙洲.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1962.

[3]刘仙洲.中国机械工程史料[M]北京：国立清华大学出版事务所，1935.

[4]刘仙洲.我国独轮车的创始时期应上推到西汉晚年[J].文物，1964（06）：1-5.

[5]游战洪.刘仙洲与中国机械发明史研究[A].第四届中日机械技术史及机械设计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C].2004.

[6]刘仙洲.续得中国机械工程史料十二则[J].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48（S1）：141-144.

[7]张春辉.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补编）[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8]杨舰，戴吾三.清华大学与中国近代科技[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中国古代传统谚语 篇4

1. 欲求生富贵，须下死工夫。

2. 百年成之不足，一旦坏之有馀。

3. 人心似铁，官法如炉。

4. 善化不足，恶化有馀。

5. 水太清则无鱼，人太紧则无智。

6. 知者减半，省者全无。

7. 在家由父，出嫁从夫。

8. 痴人畏妇，贤女敬夫。

9. 是非终日有，不听自然无。

10. 宁可正而不足，不可邪而有馀。

11.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12. 竹篱茅舍风光好，道院僧房总不如。

13. 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14. 道院迎仙客，书堂隐相儒。

15. 庭栽栖凤竹，池养化龙鱼。

16. 结交须胜己，似我不如无。

17. 但看三五日，相见不如初。

18. 人情似水分高下，世事如云任捲舒。

19. 会说说都是，不会说无理。

20. 磨刀恨不利，刀利伤人指。

21. 求财恨不多，财多害人己。

22. 知足常足，终身不辱;

23. 知止常止，终身不耻。

24. 有福伤财，无福伤己。

25. 失之毫釐，差以千里。

26. 若登高必自卑，若行远必自迩。

27. 三思而行，再斯可矣。

28. 使口不如自走，求人不如求己。

29. 小时是兄弟，长大各乡里。

30. 妒财莫妒食，怨生莫怨死。

31. 人见白头嗔，我见白头喜。

32. 多少少年亡，不到白头死。

33. 牆有缝，壁有耳。

34. 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

35. 贼是小人，智过君子。

36. 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37. 贫穷自在，富贵多忧。

38. 不以我为德, 反以我为仇.

39. 宁向直中取，不可曲中求。

40.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41.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42. 晴乾不肯去，直待雨淋头。

43. 成事莫说，覆水难收。

44. 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

45. 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

46.近来学得乌龟法，得缩头时且缩头。

47. 惧法朝朝乐，欺公日日忧。

48. 人生一世，草生一春。

49. 白髮不随老人去，看来又是白头翁。

50. 月到十五光明少，人到中年万事休。

51. 儿孙自有儿孙福，莫把儿孙作马牛。

52.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53.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忧。

54. 路逢险处难迴避，事到头来不自由。

55. 葯能医假病，酒不解真愁。

56. 人平不语，水平不流。

57. 一家养女百家求，一马不行百马忧。

58. 有花方酌酒，无月不登楼。

59. 三杯通大道，一醉解千愁。

60. 深山毕竟藏勐虎，大海终须纳细流。

61. 惜花须检点，爱月不梳头。

62. 大抵选他肌骨好，不敷红粉也风流。

63. 受恩深处宜先退，得意浓时便可休。

64. 莫待是非来入耳，从前恩爱反为仇 .

65. 留得五湖明月在，不愁无处下金钩。

66. 休别有鱼处，莫恋浅滩头。

67. 去时终须去，再三留不住。

68. 忍一句，息一怒，饶一着，退一步。

69. 三十不豪，四十不富，五十将近寻死路。

70. 生不认魂，死不认尸。

71. 父母恩深终有别，夫妻义重也分离。

72. 人生似鸟同林宿，大限来时各自飞。

73. 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

74. 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

75. 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

76. 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77. 黄河尚有澄清日, 岂可人无得运时.

78. 得宠思辱，居安虑危。

79. 念念有如临敌日，心心常似过桥时。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古代德育方法 篇5

一、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的特点

中国古代德育思想起源很早，德育的观念在尧舜时期就已经存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育思想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制度下萌芽.并成长发展起来的，而封建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的社会形态.并且是以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和异常集中的专制统治为主要特色的。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不但中华传统文化具有独到的特色.而且与它相适应的传统德育思想也表现出别具一格的特色。中国古代传统德育思想具有以下特点：

(一)内圣外王.修身为本

中国传统德育思想历来十分强调道德的修身功能，即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启发个体的内在道德自觉，督导个体不断进行自我道德品行的修炼.从而成为一个真正有道德良知的人。孔子认为“修己以敬”是成为君子的第一步。所谓“修己以敬”是指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以诚敬之心来进行自身道德的修炼.只有以诚敬之心进行道德修养，才能忍人所不能忍.才能够做到不被物欲所惑.像颜回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颜回身居陋巷，身无长物.日常赖以果腹者，惟箪食瓢饮而已，人皆忧戚难安无法忍受.而颜回却怡然不改其乐;有人问如此困境所示何事。他说非乐贫而乐道也。孔子曾再三赞叹他道：“贤哉回也，贤哉回也”。“内圣外王”是儒家思想的根本特征。所谓“内圣”就是内以修养自身品格，以期成就圣贤人格;所谓“外王”就是外以平治天下.以期建立不朽功勋，从而造福黎民百姓。儒家经典著作《大学》详细阐述了儒家思想“以修身为本”的德育纲领和步骤。如“格物”是德育的起点，“格物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意思是说道德修养必须从“格物、知致”，即认识道德规范开始，由认识道德规范逐步转化为形成道德信念.即“诚意、正心”.才能最终达到约束自身行为，即修身的目的。无论是从个体身心发展.还是从德育发展的规律来看，这种观点都是符合个体道德心理发展规律的;同样。《大学》中提到的“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通过“修身”来达到的。中国传统的德育十分强调道德信念的作用。可以说，强调德育的自律，既是我们民族优良的德育传统.又符合德育发展之规律。

(二)知行结合，以行为本

中国传统文化的德育观强调知与行的有机结合，即强调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的有机结合，提倡以行为本。子日：“纳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也就是说道德修养不能仅仅停留在言辞上.必须与实际行为相结合。朱熹指出：“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即是对知行关系形象而生动的表达。王守仁曾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更是强调了知行统一的重要性。阳明也认为“满街都是圣人”，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途径只有一个——“躬行实践”。

(三)立足当前，胸怀大志

中国古代史学传统 篇6

中国古代传统教育思想的辉煌和启示

中国从古代建国以来，我们从历史上看，自汉朝统一中国之后，在教育制度上，就有了一个很精细很明确的概念，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的教育哲学--“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可以说在全世界其他国家民族尚未发觉文明之前，中国人已经十分重视教育：深知唯有教育才能解决人自身以及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才能够帮助人类自己安乐和平；深知教育是强国富民之本，与国家民族之前途密切相关；而小学教育是扎根，教育应从儿童着手，所谓童蒙养正。教育的中心是孔孟教育，一直延续到清朝。孔老夫子有教无类--“教不倦，学不厌”的伟大精神光耀千秋。那么，我们首先要问教育是什么？在中国孔孟传统教育理念中，教育就是生命、人生的价值，人生的意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天地万物、与宇宙的关系。现在，让我们超越时空，从《礼记》上领略中国古代的教育场面和读书之乐：童子七岁的时候，离开父母跟著老师，只有节日，才能回家看看父母。跟著老师学什么呢？学洒扫应对。换一句话说，他所学的是生活教育。他在学校里面能够侍奉老师、侍奉学长，回家去自然就会孝顺父母，尊敬兄弟姊妹，这是伦理道德的教育。除此之外，就是背诵重要的经典。老师选出来教他读，督促他背诵，一遍一遍去背，一天要背几十遍、上百遍。诸位想想这目的何在？是不让学生胡思乱想。小孩不给他事情做，他会胡思乱想，用这种方法训练他的智慧。整个小学从七岁到十二岁，都不讲解义理，就是叫他背诵，背得滚瓜烂熟，他心里没有妄想，只记诵许多圣哲的智慧结晶。十三岁入太学，太学授课就是讲解研讨。太学里的老师教学，不一定是在讲堂里面，摆著书本坐在讲台上。那时候学生少，一个老师大概只带十几、二十个人，这样小班，老师也都是专家，对于学问，他一生专攻某一经论，他专讲授这个科目，老师往往带着学生游山玩水，领略大好山川，旅行授课，“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旅游归来，他的课程也讲授完毕。为什么呢？课程典籍老师背得很熟，学生也背得很熟，讲课不需要带课本，讲到第几页、第几行、第几个字，大家都知道。每一面十行，一行二十个字，没有空格；不管哪个地方刻书，都是这个规矩。所以上课不带书，老师带着学生去玩，带着酒、带着菜，学生替老师拉车，服侍老师，教学是那么自在快乐。所有要修学的课程都在小学完成背诵，以后就不要再用书本了。现在诸如国学大师南怀谨，他到七十多岁写文章，引经据典，随手拈来，这都是他小时候背的。而现在读书的情形却太苦了！从幼儿园开始到小学、中学、高中，课业较为沉重。而所学的也仅仅是技艺和谋生之道。而在孔孟的教育中，德行第一，学问第二、技艺和谋生之道是最末的。我们今天把教学的重点丧失掉了，所教的仅是技术，是皮毛，不是根本。生命的价值、人生的意义丧失掉了，哀哉可悲！民国以来，学校废弃了中国两千多年所行的制度，一味采取西方的教学法。一味强调培养创造力、创新思维。试问一个小学生，乃至一个初中生，技艺、知识、经验都十分有限，你叫他去创新、创造，他没有一定的根基，他造什么？外国人对儿童很爱护，无微不至，小孩是随心所欲，想什么就能得到什么，儿童时代享福。中年在社会上奋斗，苦苦挣扎。由于东西方人观念不同，老年的时候住在养老院很可怜，孤独寂寞，极少能与后代享受天伦之乐。所谓老年人的坟墓，中年人的战场，儿童的天堂。我们中国人则和他们相反，童年时代父母师长管教很严，规规矩矩，教给孝悌忠信，培植培福的根；中年时代服务国家、造福社会；晚年时代享清福、颐养天年。人生的境界逐步提升，止于至善，这是较为圆满的人生规律。值得强调的是我们中国古圣先贤把教育的理念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中国的文字，是全世界任何国家、民族都不能够比拟的。中国的文字是智慧的符号，这符号表达的意趣非常浓厚，这个 「孝」字可以说代表了整个的教育，从小把这个观念灌输给小孩子。这「孝」字，上面是「老」字，下面是「子」字。中间没有代沟，不但父子是一体，父亲上面还有父亲，一直追到无始；儿子再往下还有儿子，人生代代无穷矣；过去无始，未来无终，是一个整体。西方没有这观念，西方人父子有代沟；所以外国人问中国人为什么祭祖先？几千年前的祖先，你认识吗？你知道吗？你们为什么要祭他？他永远无法理解。但是儒家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社会和睦、四海一家、天下太平。今天每个人都希望世界和平，和平要从那里做起？要从这基础上做起。离开这个基础，和平只是口号，绝对不能成为事实。儒家的教育致力于孝道的发扬光大。横的一面是兄弟、朋友、朋友的朋友，如是推展出五伦五常，「伦」是「伦理」。“夫妇“，这是讲人与人的关系，最小 的一个圈。「室」，指同住一个房间。室外面是家，家有“父子”，有“兄弟”。家外面 是社会，社会有“君臣，有“朋友”。从前「团结」这两个字在中国用不上的，因为五伦就是团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是一个整体，还喊什么团结呢？人与人之间，有名份，有义务，所以五伦就有十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朋诚友信、君敬臣忠他有他本分的责任，他有他应尽的义务。“仁、义、礼、智、信” 这五常是基本的道德理念。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汤恩比博士在20世纪70年代就指出：现代，乃至未来，能够拯救和构建人类精神生活的，惟有中国的孔孟教育……台湾学者、被誉为“中华经典推广读诵第一人”的王财贵先生说：最高级的教材是“四书”，第二级是“五经”，第三级是唐诗、宋词、古文……今天，我们借古鉴今的意义何在？许多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对于固有的文化应当继承恢复，取其精华。对于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训应当再认识、再肯定。古人的智慧、思想、才艺、经验经过几千年的浓缩沉淀，是真理，是智慧。教育是国家、民族、社会强盛之本。在教育上，作为“万世师表”的孔子直到今天受人推崇，而且在新的历史时代，他的教育思想，教学方法仍然有许多可取之处。我们应当继承发扬，让优秀的文化为新的时代做出新的贡献。

中国古代史学传统 篇7

1 中国古代园林的特征

作为一种非常典型的古典园林风格, 中国古代园林具有要其他园林的一些不同特征。具体有以下几点:

1.1 山水自然景观。

在中国传统的古典园林设计中, 自然的地貌特征、水文条件、植物景观等都是园林设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传统园林设计比较注重景观的意境, 强调设计源于自然但要高于自然, 以此来强调人对自然的感官认知。

1.2 适宜的人居环境。

在古代社会生产力并不发达, 生活居住条件还相对较为恶劣, 而园林设计师则正是通过巧妙的园林设计, 来营造出较为适宜人居的环境。这主要表现为古代园林设计很注重小气候条件的改善。即利用山水、树木以及建筑的巧妙设计, 实现光影、气流和温度的调节, 以此来营造适宜的人居环境。

1.3 巧妙的空间设计组织。

在古代园林设计中, 对于空间细节的设计非常重视, 力求无论在哪个角落中都能看到别致的景观。即通过设计将有限的空间营造出无限的景观。在空间组织上, 注意利用动静结合、循序渐进的手法来实现空间的不断变化。将园林分隔为多个小园林, 但是每个小园林又相互辉映, 互相衔接, 形成了多种多样, 空间交错的景观, 使人流连忘返。

1.4 耐人寻味的园林文化。

中国古代传统园林最大特色并不单单是在于其精妙的景观设计, 更在于其所蕴含的深刻意味, 也就是意境文化。这也是中国古代传统园林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古人利用诗画来寄情于山水, 并且在园林设计中也常常会在匾额上写上楹联, 利用刻石、书法、音乐等手法来表达意境, 使得园林更具有深度和厚度。

2 对中国古代传统园林集的认识

2.1“天人合一”并不等同于园林生态思想。

尽管中国古代传统园林注重建设山水园林, 强调师法自然, 天人合一, 并且在此基础上建造了很多具有生态意义的园林。但是需要明确的是, 天人并不等同于生态园林思想。原因在于天人合一的主要目的是为封建统治阶级而服务的, 最终是将君权神授的理念深入到大众观念中去的。其最初的设计并不是为园林所设计。

生态学的产生和发展, 是由于工业革命后人类生存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 直接造成人类自身的生存危机。中国古代长期处于封建农耕社会, 人口增长缓慢, 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基本未被打破, 生态问题远未凸显。这时, 虽然已有朴素的生态思想, 但远没有上升到“观”的层面。中国古代的社会伦理, 主要是针对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阐发。而现代生态伦理, 则将古代伦理范畴拓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古代的朴素生态思想远未被纳入社会伦理层面。即使是今天。构建生态伦理核心问题的探讨还远未完成。

2.2 意境并非唯独中国园林特有。

很多人认为中国古代传统园林是独具魅力和风格的意境园林, 而且认为意境园林是中国独有, 其他国家都不存在的。事实上, 这种认识是错误的, 不利于我们很好的继承和创新古代园林思想。因为意境, 并不是单单我们中国园林独有。意境一词是由我国首先提出, 但在发展的进程中, 结合了西方的一些艺术美。从审美活动 (审美感兴) 的角度看, 所谓“意境”, 就是超越具体的有限物象、事件、场景, 进入无限的时间和空间, 从而对整个人生、历史、宇宙获得一种哲理性的感受和领悟。这种带有哲理性的人生感、历史感、宇宙感, 就是“意境”的意蕴。尽管我国古代文化对于意境的领悟与运用较为深刻, 意境一词也属于我国美学所特有, 但这并不代表西方具有人生感、历史感与宇宙感的园林艺术不具意境。同样, 意境也并非仅仅属于某一个国度, 东西方园林形式大不相同, 在美学思想上也有明显差异, 但这并不妨碍东西方园林具有不尽相同又内涵相通的美学现象———意境。

3 中国园林对古代传统园林的继承和发展

时代在变迁, 社会在发展, 时代的变化推动着中国现代园林建筑的发展, 这是园林发展的客观趋势, 更是时代的要求。在中国建造园林不能简单的模仿、抄袭, 或是将各景点的精美元素拼凑、组装在一起。这种一成不变、生搬硬套的造园模式已经满足不了当代人的需要, 新条件下的创作应该既适应时代的需要, 又具有典型的传统风貌。

中国古典园林是中国现代园林设计的灵感之源, 其造园的思想精髓是现代园林设计的理论基础。中国园林设计师应对中国传统园林积极地进行探索研究, 吸取她的造园精髓, 保留其“人与自然的和谐”、“源于自然而高于自然”、“虽由人作, 宛自天开”的思想, 同时挖掘古典园林的现实意义, 将其造园手法、造园要素、空间布局形式以及文化特征等应用到更广阔的领域, 继承和发扬极富现代意义的理念和手法。设计出的现代园林作品应富有地域性景观文化特征, 使中国园林文化得到延续和发展。

中国现代园林的发展, 既不能生搬硬套中国古典的园林形式, 也不能完全依赖于西方园林的造园模式, 而是应该深入研究中国古典园林和西方园林杰作中所蕴含的典型特征, 遵从中国古典园林的造景方法、合理借鉴西方的表现形式, 取西方园林之长, 补中国园林之短, 从而将中国文化思想与西方现代观念完美融合, 并把握好中西方古典园林设计的精髓。

结束语

综上所述, 继承和发扬我国古代园林艺术文化的传统是当前园林建设工作中的重要内容, 在实际的工作中, 必须要抱有科学的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来继承古代园林, 并且要摒弃错误的思想观念, 改掉盲目追求或者全盘否定西方园林的思想, 合理结合古今中外的园林特点, 从而将我国独具特色的中国古代园林传统创新发展, 发扬光大。

摘要：在长期的园林艺术发展中, 我国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东方园林艺术。这是其他国家古文化中不能达到的境界。中国古代园林艺术是我国历史文明中的文化瑰宝, 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在今天的园林艺术发展中, 我们需要积极的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代园林传统的优点, 摒弃其中存在的缺点。而要做到这一点, 首先就要正确认识中国古代园林传统。现主要对中国古代园林传统艺术的继承问题进行简单的探讨和思考。

关键词：中国古代园林,传统,继承,生态,意境

参考文献

[1]汪菊渊.中国古代园林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6:2;5—6.

[2]刘立夫.“天人合一”不能规约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J].哲学研究, 2007 (2) :67:69—70.

中国古代传统长寿法 篇8

1.男性长寿功

（1）兜肾囊：静心端坐，两手搓热，一手兜肾囊，另手小指侧放在小腹横骨处。然后两手齐用力向上擦兜睾丸36次。换手同样再擦兜36次。初练时用力要轻，逐渐用力加大。次数可达100次；然后两手搓热，来回适当用手搓揉睾丸、阴茎36次，可逐渐加多次数。

（2）搓会阴：一只手按小腹，另一只手轻轻揉搓会阴，连续搓36次，然后换手。

（3）搓尾间：一只手按小腹，另一只手揉搓尾间，连续做36次，然后换手。

（4）揉小腹：两手重叠，内外劳宫穴相对，左手在下，反、正方向各揉按几十下。

（5）意守丹田：做深细匀长的腹式呼吸6次。然后入静。内观与意守下丹田，时间可长可短。

2.女性长寿功

（1）揉乳房：静心端坐，两只手同时揉乳房正、反方向各36圈，再左右交叉各揉36次。然后两手交叉，右手放左侧乳房，左手放右侧乳房，用手指抓拿乳房，一抓一放为一次，可连续做36次；再两只手手指尖同时捏提乳头，以不痛为度，可连续捏提36次。

（2）揉会阴、搓尾间（同男性练法）。

（3）揉小腹：两手重叠，内外劳宫穴相对，右手在下，反、正方向各揉按小腹几十下。

（4）意守两乳间：做深细匀长的腹式呼吸6次。然后入静，内观意守两乳间至脐间，时间可长可短。

注意事项：无论男女练法都需注意，一是平心静气，循序渐进；二是只能达到7-8分性兴奋感，切忌达到十分引发精出。务必节制性生活。

3.加强喉咙和脖子的锻炼

根据荷尔蒙分泌旺盛可延缓机体衰老的机理，延缓机体衰老的方法。除上述功法外，还可经常加强喉咙和脖子部位的运动锻炼。如：

（1）以双手交叉压住脑后，低头、仰起，反复数十次，以低头活动为主；

（2）后仰活动：后仰时，尽量下颏用力，反复数十次，以突出下颏活动为主：

（3）颈部转动：头部向左、向右各做圆周转动数十次，以脖子活动为主。须注意：脖子转动必须轻柔缓慢，不可过于用力。

（4）摆头活动：双手压鬓角，头部向左、向有各摆动数十次：

（5）摇头活动：双手夹住面颊，分别向左、向右各摇动数十次，摇头时，尽量向后看。

这些动作能够增强机体的代谢功能和性功能，促进全身荷尔蒙分泌旺盛。从而有助于延缓衰老和健康长寿。

中国古代史学传统 篇9

迄今为止，许多论述社会保障制度的论著，在追溯社会保障制度的源流时，往往依据国外的情况，而忽略了对中国历史上历代政府所实行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考察。实际上，早在三千多年以前，中国即已出现了后世所谓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萌芽。此后，尽管王朝有更迭，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社会保障的措施越来越具体，覆盖面越来越广阔。因此，社会保障虽说是一个现代名词，其实在中国早已有之，并且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政府介入早，介入程度深。在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保障制度的今天，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显得非常必要。

关于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史的研究，除了20世纪30年代冯柳堂、邓云特诸先生稍有涉及外，长期以来少受重视。80年代以后，在社会史研究复兴过程中，这一问题才又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既有的研究大多偏重于某一方面（如救荒、仓储制度等），缺乏整体性。90年代后期由龚书铎先生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中有关社会保障的论述，可以说是迄今最为完整的，但因囿于体例，在一些问题上尚缺乏深入的挖掘。在海外，中国近世以来的社会保障事业尤其是慈善事业倍受学者的注目，取得了相当可观的研究成绩，如日本学者星斌夫、夫马进、台湾学者梁其姿等均有专著行世，但是，他们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明清时期，且偏重于慈善事业与仓储制度，而对于中国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过程同样缺少系统的考察。有鉴于此，本文拟对先秦时期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过程及最初形态作一探讨。

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思想基础：“以民为本”

先秦时期的阶级社会刚刚从原始社会脱胎而来，氏族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人们之间平等互助的传统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发生重要影响。但是，构成以社会救济为特征的先秦社会保障制度思想基础的，应该说是“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

“民”历来就是作为“君”――统治者相对立的群体概念而存在的。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民的作用就渐渐为统治阶级所认识。学术界一般认为，对民的重视是从西周代商开始的。实际上，尽管商代统治者一再强调尊崇上帝、“恪谨天命”，但早在商朝开国之主成汤时对民的重要性已有所认识，从而采取了不同于夏桀的利民、保民之策（注：《管子・轻重甲》。）；商代中兴时期的君王盘庚也曾有过“罔不惟民之承”、“式敷民德”等说法（注：《尚书・盘庚》。），指出要顺民之欲、施德于民。然而，商代后期，商王失德，以致于重蹈夏桀亡国之辙。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周文王力行仁政，采取惠民、保民之策，“怀保小民，惠鲜鳏寡”、“用咸和万民”（注：《周书・无逸》。），得到民众拥护，国力日趋强盛，为武王翦灭“泱泱大国”商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周朝建立后，统治者充分认识到夏、商之亡在于失民，因而一再以继承和发扬文王保民政策自励。周公摄政时，反复教导分封于卫的康叔要以文王为榜样，施行德政，“用康保民”。那么，如何进行“保民”呢？就是要明德慎罚，以德治民。欲要“万年惟王”，便须“子子孙孙永保民”（注：《尚书・梓材》。）。周公看到了民意的重要性，认识到人民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的观点（注：《尚书・酒诰》。），以“保民”作为得民的手段，通过实行爱护民众的政策换取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因此，可以认为周公已经初步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民本思想。春秋战国时期是民本思想确立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各家各派的思想家们尽管政见歧出、学说不同，但在重视对民的研究、强调民的作用和地位方面则是一致的，诸如“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注：《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得乎丘民而为天子”（注：《孟子・尽心章句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注：《荀子・王制》。），“宗庙之本在于民”（注：《吕氏春秋・务本》。）等等说法，无不体现了对民的作用的重视。儒家的“民贵君轻”、“节用爱民”观点以及《周礼》遇大事“致万民而询”制度、《礼记》“天下为公”思想早已为人熟知，即如一向主张极端君主专制的法家，也不敢轻视民的作用，早期代表人物管仲就说过：“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注：《管子・牧民》。），把国之兴亡系于民心向背。由此可见，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本思想较之周公时期更趋丰富和深刻。

基于这种民本思想，有作为的统治者都十分强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并以之为治国兴邦之道，如春秋早期相齐的管仲，凡事以民为念，“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注：《史记・管晏列传》。）；在此过程中，他采取“慈民”、“敬百姓”的政策，得到齐人拥护，“齐人皆说（悦）”，以致成就了齐桓公的霸业。荀子评论说：“晏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产；子产，惠人也，不如管仲。”（注：《荀子・大略》。）晏子、子产、管仲均为春秋时期的名臣，都主张惠民之政，而以管仲最为突出，成就也最高。

《周礼》、《管子》等书中记载、论述的传统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各诸侯国采取的社会保障措施，便是建立在如上所述的民本思想基础上的。

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萌芽：《周礼》的记载

《周礼》也称《周官》，是一部记载典章制度的书籍。关于它的成书及作者，千百年来聚讼纷纭，一般认为，《周礼》既非周公所作，亦非汉代刘歆伪造，而是战国时代的作品。著名史学家杨向奎指出，《周礼》所反映的社会经济制度，具有领主封建社会的特点，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的真实情况；书中有些法令、习惯是战国时风行的，因此“它应当是战国中叶前后的作品，可能出于齐国”（注：杨向奎：《“周礼”的内容分析及其成书时代》，《山东大学学报》1954年第4期。）。顾颉刚通过对《周礼》内容的分析考察，认为该书虽是战国时代齐国人所作，但也有汉代人增益的成分（注：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文史》第六辑（1979年）。）。

《周礼》分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以官职联系各种制度，依照顾颉刚的说法，它是“一个最重要而又最精密的政府组织的计划”，其中心思想“是组织人民，充实府库，以求达到统一寰宇的目的”，因而带有理想的色彩，但确又保存了一部分古代真实的制度（注：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文史》第六辑（1979年）。）。书中对社会保障方面也多有涉及，反映出古代中国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早期面貌。

首先，设立专门官职，负责社会保障事务。《周礼》所列官制，具体详备，分工明确，其中关涉社会保障事务的如：“太宰”统管全国事务，其中包括平均百姓贡税负担、“以生（意为养）万民”、“以利得民”、“以富得民”等；“小宰”协助太宰工作，其责有相同之处；“医师”执掌医务政令，为国中生病、受伤者医治；“疾医”之责是“掌养万民之疾病”（注：《周礼・天官冢宰》。）；实行荒政和救济孤寡等是“大司徒”的职责范围；“遗人”具体负责日常及灾荒时的救济与施舍；“司救”亦有在天灾疫病时“以王命施惠”之责；其他如“旅师”、“遂人”、“族师”等基层官吏，也都有查明老幼残疾情况，据以施惠、散利、均役的责任（注：《周礼・地官司徒》。）。可见，虽然当时尚未有专门的社会保障机构，但国家极为重视社会保障事务，从中央至地方设置专门的或兼职官员负责实施对灾民以及老幼残疾、鳏寡孤独、贫穷疾病之人的

救济与帮助。

其二，建立荒政制度，重视灾民救助。荒政是我国古代政府救济饥荒的政策、法令和制度。《周礼・地官司徒》中提出了十二条旨在灾荒之年“聚万民”的荒政措施，即：“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缓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几，七曰眚礼，八曰杀哀，九曰蕃乐，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盗贼。”也就是灾荒之年，要对人民贷给谷种和粮食、减轻各种租税、宽缓刑罚、免除为公家服务劳役、开放关市山泽的禁令、免除市场货物的稽查、简化吉礼与丧礼的礼仪、收藏乐器不奏、简化婚礼以增加人民结婚机会、求索重修旧有而已废的祭祀、铲除盗贼。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提出的系统的荒政制度。这些荒政措施约可分成两大类：一类表现在礼仪、祭祀方面，如眚礼、杀哀、蕃乐、多昏（婚）、索鬼神等；一类是政治、经济行为方面，如散利、薄征、缓刑、弛力、舍禁、去几、除盗贼等。

限于人类的认识能力以及天命观的盛行，古代人们认为灾祸是上天对人间不当行为的惩罚，故而每当灾祸发生时，总要举行祭祀的仪式，所谓“国有大故，则旅上帝及四望”。而在凶荒之年，天子举行的祭仪有特别的规定，“以荒礼哀凶札，以吊礼哀祸灾”。这种“荒礼”涉及到许多方面，如素服、彻膳减食、去乐或弛悬等（注：参见陈采勤《试论“周礼”的荒政制度》，《学术月刊》第2期。），此即孔子“（人君）凶年则乘驽马，驰道不修，祈以弊玉，祭祀不悬，祀以下牲，此贤君自贬以救民之礼”之谓，实际上就是要求统治者在灾荒降临之际约束自己的.行为。

政治、经济方面的荒政举措才是积极的切实可行的防治手段。《周礼》“十二荒政”中所列举的仅是政治、经济的几个方面，实际上分析全书可以发现，《周礼》的“荒政”自成系统，具有完整的体系。第一，组织保障。“荒政”是由国家组织实施的。为了保证荒政的施行切实有效，《周礼》提出了政府各部门和各级组织协调行动、共同救灾的制度。《天官》“小宰”以官府的六种联事来会办国家政务，其中即有“丧荒之联事”，也即联合各部门办理王者之丧礼与有关饥荒的救济对策。在政府部门中，设立专门官员负责调剂、保管粮食以及救济事务，如“司稼”，巡野观稼以察知年成好坏，决定征收赋税的办法，若民间所需粮食不敷，则加以救济；“遗人”掌理“邦之委职”，以备天子施惠，乡里所余用以救济民之困乏，司门司关所余用以抚恤阵亡将士的老弱眷属，县都所余用以荒年的救济等；此外如“廪人”、“仓人”、“旅师”等亦各有所司。在地方基层建立乡遂组织，使其互相救助，《大司徒》中说：“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zhōu＠①；五州为乡，使之相宾。”这些乡师、乡大夫、州长、党正、族师、闾胥、比长等均有察查居民情况“辨其施舍”之责，同时当居民发生生活困难时，要相互帮助、救济。第二，具体措施。政治方面，主要指法律刑罚方面，荒年有特殊的政策，即《秋官》“士师”所说“若邦凶荒，则以荒辩之法治之，令移民通财，纠守缓刑”，就是要宽缓刑罚，安定民心。周代实行分封制度，诸侯林立，《周礼》中规定，凡诸侯国发生灾荒，应该予以救助，《秋官》“大行人”中有“致＠②以补诸侯之灾”的说法，就是要对遇灾的诸侯进行实物救济。“小行人”中说得更为具体：“若国札丧，则令赙补之；若国凶荒，则令＠②委之；……若国有祸灾，则令哀吊之”。经济方面，表现为散利、薄征、弛力、舍禁、去几等举措。值得指出的是，《周礼》中体现了积谷备荒的救荒思想。我国古代统治者极为重视建立仓储、积蓄谷物以备赈济的做法，据说早在夏代已有仓储的存在，《史记・夏本纪》中说：“六府甚修，众土交正，致慎财赋”。周武王克商，也曾“散鹿台之财，发巨桥之粟”（注：《史记・周本纪》。）。但制度设施的详情已不可知。周代的总结夏、商二代经验的基础上，更为重视灾荒的防治工作，所谓“列树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国有效牧，疆有寓望，薮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御灾也”（注：《国语・周语》。）。而在众多的“御灾”措施中，蓄积粮食尤受重视。《逸周书・文传篇》说：“天有四殃，水旱饥荒，甚至无时，非务积聚，何以备之？”而《礼记・王制》更明确阐述了长期积蓄备荒的必要性：“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就其成书而言，《逸周书》和《礼记》均较《周礼》晚出，其思想或即受到后者的影响。《周礼》的记载中非常重视仓储制度，有完备的仓廪管理体制。《地官司徒》中的“廪人”，掌理九谷收入的总计，据此决定君臣俸禄、救济与恩赐的数量，并根据年成好坏制定用谷的标准，如果每人每月平均的粮食用量在二fǔ＠③以下，即为荒年，需要制定相应的救济措施，如移民就谷；“仓人”是国家粮仓的保管者，掌管谷物的贮藏，除供应政府的正常开支外，将剩余的谷物存储起来，以备荒年使用；管理粮仓工作的还有“遗人”一职，主要掌管地方的积贮，用以救济老弱穷民。此外，基层政权中的“旅师”，负有“掌聚野之锄粟、屋粟、间粟而用之，以质剂致民，平颁其兴积。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注：《周礼・地官司徒》。）“屋粟”是对那些有田不耕之民所罚之税粟，“间粟”是对游手好闲不事农耕之人所罚之税粟，而“锄粟”则是把每年秋收时敛聚之粟存于当地，待来年饥荒时分发给农民，用以救助。《周礼》的仓储制度，是一项积极的荒政举措，开后世储粟备荒说的先河，也是社仓、义仓制度的滥觞。另外，从救荒的角度，《周礼》提出的“移民就谷”、“移民通财”方法，对于当时以及后世也是产生了深刻影响的。

其三，提出“保息”六政，普遍施行社会救助。《周礼・地官司徒》“大司徒”的职责中提到：“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这是六项保安蕃息民众的政策。“慈幼”即爱护幼小的儿童。早在夏商时代，统治者即已实行慈幼的政策，《月令》中说夏王朝在“仲春之月”，“养幼少，存诸孤”；商王告诫臣下“无弱孤有幼”（注：《尚书・盘庚》。）。“慈幼”亦是周人的传统，《史记・周本纪》中说文王遵从先祖之法，“笃仁、敬老、慈少”。虽然《周礼》中有关慈幼的具体措施很少见到，但从字里行间还是不难窥知的，如规定“乡师”、“族师”、“遂人”等官查察辖内男女户口，颁给职事，命其交纳贡赋、征召徒役，与此同时却又要求辨明老幼废疾之人，目的无非是给予优免。《地官司徒》“乡大夫”中也说到，征发劳役的对象是在二十岁至六十五岁，说明二十岁以下可以免役。“养老”是指尊养高年，其中应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尊重年高德劭之人，一是善待鳏寡老人。年老的标准因时代而异，从《周礼》所定服役之人，“国”中止于六十、“野”鄙止于六十五岁来看，似乎当时国中六十以上、野鄙六十五以上为老年。年老之人享有各种优惠，如耆老、孤子可以出席天子的宴会，喝酒不受限制（注：《周礼・天官冢宰》。）；行祭礼时，年长者受尊敬，饮食在先（注：《周礼・地官司徒》。）；年老之人可以免除徭役，甚至可以免除刑罚（注：《周礼・秋官司寇》。）。《周礼》把“养老”之责归于“大司徒”，而由“乡大夫”具体负责登记“老者”免除赋役等事项。“振穷”即救助困穷者，“恤贫”乃周济贫苦者，两者意思大致相同。《周礼》在这

方面的记载也相当具体，如《天官》“小宰”掌有“敛施之事”；“遗人”执“掌邦之委积，以待施惠”，其中“乡里”所贮粮食用以救济民之困乏，“司门司关”所贮粮食用以抚恤阵亡将士的家属；至于基层政权内部，更要做到“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zhōu＠①”、“相宾”，一言以蔽之，即是要相互救助。“宽疾”意即宽免残疾之人的徭役，这从上述“乡师”、“族师”等官的职责中可以得到反映。“安富”是安定富裕之人。富人作为“万民”的一种，自应属于“保息”范围，只是这已脱离本文宗旨，兹不赘述。

综上可知，《周礼》所述涉及到社会保障制度的许多方面。但是，《周礼》所载是否周代的制度？换言之，它是周代实行过的制度还是仅仅停留在书本上的后人的想像？这在学术界是有争议的。作为一种思想文化遗产，其所设计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系统性和现实意义。作为一种周代的制度，它也具有可操作性，并且我们的确能够从各诸侯国施行的社会政策中看到它的影子。因此，虽然不能排除《周礼》社会保障制度中的理想色彩，但可以认为其中的不少举措确是实行过的，是周代社会政策的真实反映。因此，《周礼》所载社会保障政策可视为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萌芽。

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初步架构：《管子》的论述

《管子》一书，据说是春秋早期管仲所作。不过据古今学者研究，该书虽然有管仲的遗教及政教思想影响，但决非管仲的著作，亦不可能是一时一人所作，而是兼有战国秦汉文字的一部文集。《管子》一书看似驳杂，但其中心思想是论述治国平天下的方略。书中对富国安民、君臣关系、诸侯国外交、政治与经济、政治与军事、政治与教化、法治与礼治、社会救济与福利、人才选拔等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述。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管子》对社会保障制度的论述比较系统，具有代表性，值得专门予以探讨。

《管子》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架构是建立在民本思想基础上的。《管子》“霸言”和“霸形”篇中，公开提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及“齐国百姓，公之本也”的观点，这较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节用爱民”提法要明确得多。那么，应该如何对待作为立国之本的民众呢？《管子》主张应该为民众提供足以生存的社会条件，顺应民心，从民之欲，给人民以物质实惠，并据此提出了爱民、利民、富民、惠民的一整套方案。而以社会救济为中心内容的社会保障即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管子》对社会保障制度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布兴“六德”。《管子・五辅》提出“德有六兴”，即厚其生、输以财、遗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所谓厚其生，是指改善人们生活，如何才能改善人们生活呢？要“辟田畴，制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输以财，即给人们输送财物，要“发伏利，输滞积，修道途，便关市，慎将宿”；遗以利，指给人们提供便利，要“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宽其政，就是实施宽大的政治，包括“薄征敛，轻征赋，弛刑罚，赦罪戾，宥小过”等内容；匡其急，即救人之危急，包括“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等方面；振其绝，即救人之穷困，要做到“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由上可知，“六德”的重点是要求为人们的生产创造条件、提供帮助，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但同时主张对老幼贫困之人进行生活救助。

第二，行“九惠之教”。《管子・入国》中说到，在刚刚主持国政时，力行“九惠之教”，即九种惠民的政策。这九种惠民政策包括老老、慈幼、恤孤、养疾、合独、问病、通穷、振困和接绝。具体而言：

1.“老老”。在国都和城邑设立“掌老”之官。规定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一子免除征役，每年三个月可得到官府馈赠的肉；八十岁以上的，二子免除征役，每月有馈肉；九十岁以上的，全家免役，每天都有酒肉供应。这些人死后，君主供给棺椁。平时则劝勉他们的子弟，精制膳食，询问老人的要求，了解老人的嗜好。

2.“慈幼”。在国都和城邑设立“掌幼”之官。凡士民有幼弱子女无力供养而成为拖累的，规定养三个幼儿即可免除妇女的征役，养四个者全家免除征役，养五个的由国家配备保姆，并发给两人份额的粮食，直至幼儿能自理生活。

3.“恤孤”。设立“掌孤”之官。规定失去父母、无以为生的孤幼子女，可由乡党、朋友及故旧收养。代养一个孤儿的，一子免除征役；代养两个，两子免征；代养三个者，全家免征。“掌孤”应经常了解孤儿的饮食饥寒和身体情况，并予以必要的救助。

4.“养疾”。设立“掌养疾”之官。对于聋、盲、哑、瘸腿、半身不遂等身患残疾、生活不能自理者，官府应收养在“疾馆”中，供给衣食，直至身故。

5.“合独”。设立“掌媒”之官。和合鳏、寡，使之匹配，予以田宅，使之成家，三年以后才向其征役。

6.“问病”。设立“掌病”之官。凡士民有病，“掌病”代表国君致以问候；九十岁以上的，每天一问；八十以上的，二天一问；七十以上，三天一问；一般病人，五天一问。对病重之人，“掌病”应向国君报告，国君亲自慰问。“掌病”还要经常巡行国中，专事了解、慰问病人。

7.“通穷”。设立“掌穷”之官。对于无室可居、无粮可食的贫困之人，其乡党及时报告的，予以奖赏，不报告的，予以惩罚。

8.“振困”。凶荒之年，为人佣工者往往得病多亡，因此，应该宽缓刑罚，赦免罪人，发放库粮进行救助。

9.“接绝”。对死于国事或战争的人们，国家应拨给一定数量的经费，让其生前友好、故旧负责祭祀之事。

如果说“六德”重在改善生产环境和生活质量的话，那么“九惠之教”则着重强调了对生活贫困无着以及残疾之人的生活救助，尽管其中也涉及到改善老年人生活的问题。

第三，荒政主张。《管子》同样重视荒政问题，从灾前备荒到灾后救济，提出了一系列设想。在《四时》篇中，反复强调“治堤防，耕芸树艺，正津梁，修沟渎”、“冻解修沟渎，复亡人”、“端险阻，修封疆，正千伯”等措施，要求搞好农田水利建设，防止灾害的发生；《管子》充分认识到凶年饥荒的灾难性后果，认为“粟”是“民之所归”、“财之所归”、“地之所归”，是生民之本，因此，平时应该重视农事，注重仓储建设，积谷以备荒，《牧民》篇中说：“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积于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藏于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也”。书中引用管仲的话说：“故王者岁守十分之参，三年与少半成岁。二十七年而藏十一年与少半。藏三之一不足以伤民，而农夫敬事力作。”如此，则即使天灾毁坏土地生产，发生凶旱水涝，“民无入于沟壑乞请者也”。在《轻重甲》篇中，管仲还主张设立公仓以调节市场粮价，打击富商巨贾屯积粮食坐收暴利的行为，开后世常平仓制度的先河。《五捕》篇中指出：“备饥馑，救灾害，赈罢露”是安定国家的根本性措施，因此《管子》也非常强调灾后救济，包括薄征、贷种、散仓粟等举措，尤其是较早地提出了“以工代赈”的思想。在《侈靡》篇中主张强迫贵族长丧厚葬以提供贫民工作的机会；《乘马数》篇中更明确提出：“若岁凶旱水yì＠④，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或作“灾”）也”。这种“以工代赈”方法是一举多得的荒政举措，往往为后世所效法。

从成书时间而言，《管子》与《周礼》约略同时或相前后，二者并不存在继承关系。从内容来看，二书均对先秦时期国家（西周或诸侯国）的社会保障政策、制度有所反映，但《周礼》较大程度上记载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而《管子》则较多地属于社会保障制度设想。通过比较可以发现，《管子》所提出的社会保障思想和措施比较宽泛，也更为系统，它不仅注重平时对鳏寡孤独、贫穷老幼等人的救助，更强调对生产条件以及人们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改善，不仅主张灾荒以后对受灾之人的救济与安抚，更要求政府未雨绸缪，在灾前采取诸如农田水利建设、积谷备荒等积极措施，以使灾害减到最小程度。因此，它在不少方面可以补《周礼》所未备，可以说初步构建了古代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框架，对古代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社会保障制度的实践：诸侯兴王成霸的前提

民心向背是政权存亡、事业成败的决定因素。社会保障的主旨是保障人民的基本生存权利。因此，实行社会保障是争取民心的重要手段，是安定社会的有效方法。管仲作为春秋早期的杰出政治家，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因而说“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资者得振，则天下之归我者若流水”，称这是“致天下之民”的最好方法（注：《管子・轻重甲》。）。从历史上来看，凡是重视社会保障的，则国家兴，反之则政权亡。夏桀因为“冬不为杠，夏不束fū＠⑤，以观冻饿；弛牝虎充市，以观其惊骇”，视民命为儿戏，“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相反，商汤“夷疏而积粟，饥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资者振之”，于是“天下归汤若流水”，终于取桀而代之（注：《管子・轻重甲》。）。周文王以夏、商覆亡为鉴，力行仁政，采取关心保护鳏寡老幼孤独的社会保障措施，取得民众的拥戴，使周族实力趋盛，为武王伐商奠定了坚实基础。这种历史的警示作用，是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力行社会保障政策的主要原因。

春秋战国时期，周室衰微，诸侯并起称雄，社会变动剧烈。在这样的背景下，贤明的诸侯为了求生存、图发展，并进而称雄图霸，无不致力于发展生产、收揽民心、安定社会，社会保障是其重要策略之一。齐桓公之所以能成为春秋首霸，与管仲施行“致民”、“安邦”的社会保障措施有密切关系。《管子》中多次提到管仲建议齐桓公实行“振孤寡，收贫病”、“慈爱百姓”的政策，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资者得振”，以此收揽民心（注：《管子・轻重甲》。）。当齐桓公成为诸侯霸主以后，在与众诸侯的盟会中，还向各国提出了“养孤老，食常疾，收孤寡”的要求（注：《管子・幼官》。）。把自己行之有效的政策推介于别国，足见齐国统治者是何等的重视社会保障制度了！楚庄王上台以后，以wěi＠⑥敖为相，改革内政，也有“老有加惠，旅有施舍”的内容（注：《左传・宣公十二年》。）；庄王还告诫臣僚：“无德以及远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注：《左传・成公元年》。），这当是庄王成霸的内在要因。公元前572年，晋悼公即位，“始命百官，施舍，已责，逮鳏寡，振废滞，匡乏困，救灾患，禁淫慝，薄赋敛，宥罪戾，节器用，时用民，欲无犯时”，“养老幼，恤孤疾，年过七十，公亲见之，称曰王父”。大力实行社会保障政策，深得民心，“民无谤言”，达到了“复霸”的目的（注：《左传・成公十八年》，又见《国语・晋语》。）。公元前529年，吴国攻灭楚国的州来，楚令尹子期请求伐吴，刚刚继位的楚平王认为：“吾未抚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备，未定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下动用民力，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加以拒绝（注：《左传・昭公十三年》。）。在楚平王看来，不实行社会保障政策，就不能赢得民心；没有民众支持，就不能赢得对外战争的胜利。社会保障政策施行与否，是战争成败、国家兴衰的关键所在。为此，他在次年命将军然丹在宗丘“抚其民”，“分贫振穷，长孤幼，养老疾，收介特，救灾患，宥孤寡，赦罪戾，诘奸慝，举淹滞”（注：《左传・昭公十四年》。），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吴王阖闾上台以后，“亲巡孤寡，而共其困乏”，“勤恤其民，而与之劳逸”，由此得到人民拥护，“是从民不罢劳，死知不旷”，尽管僻处东南一隅，仍取得“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的赫赫功业（注：《左传・哀公元年》，《史记・吴太伯世家》。）。越王勾践身负亡国之仇，痛定思痛，他采取了一系列收揽民心、富国强兵之策，其中既包括对贫困孤寡的救助，所谓“越国之中，疾者吾问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长其孤，问其病”，“施民所欲，去民所恶”，而且还对多子家庭予以福利补贴：“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饩。”（注：《国语・越语》。）基于这些政策与措施，越国终于灭亡了吴国，并最终成为诸侯霸主。与此形成鲜明比照的是，战国时邹与鲁发生冲突，邹民坐视长官战死而不救，这是因为官长平时不恤饥民的缘故。凡此可见，贤明的诸侯所以能取得富国强兵、国运昌盛甚至称霸的成就，是与他们对社会保障制度功能的充分认识和重视分不开的。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社会保障政策事关国家存亡，其实施是诸侯国趋向兴盛、进而图霸的必要前提之一。

结语

综上所述，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制度形成的思想基础。在原始共产主义时期，人们之间即有相亲相爱的传统，但作为一种政策，社会保障出现于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从《周礼》、《管子》等古籍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的理念及制度雏形。与此同时，贤明的国君或诸侯都对此进行了成功的实践，从而促进了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渐形成。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的社会保障政策，都是在先秦时期构建的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内实行的，是对先秦时期形成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丰富和发展。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贝加周

＠②原字为礻加会

＠③原字为融去虫加甫

＠④原字为氵加失

＠⑤原字为木加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