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避孕（精选4篇）
中国古代的避孕 篇1
中国五千年的文化，源远流长，从六七十年代的婚姻需要媒人介绍，到八九十年代兴起婚姻自由恋爱，这种思想无疑是对中国五千年传统观念的巨大冲击。经过三十年经济的飞速发展，无疑给中国计划生育用品行业创造了无限的商机。从国家计生委数据统计显示，1978年我国总人口是9.6亿，1998年总人口是近12.5亿，2008年达到13.28亿人口。据国家计生委统计预测，2060年我国将达到最顶峰16亿人口，我们国家人口众多，计划生育是我国100年不变的基本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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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实验结果表明新爱伴侣杀精凝胶明显要比含量4%壬苯醇醚凝胶杀精速度更快，且有效成分剂量更小，杀精效果更明显。该发明的创造，利用女性生理特点，采用女性阴道方式给药，使用非常方便，直接在阴道内杀死精子，达到避孕的作用。该发明特点在于，杀精避孕凝胶不被女性体内吸收，不参与女性体内生理循环，事后一般可用清水冲洗干净，如不冲洗，人站立时凝胶将随女性分泌物流出，故几乎对女性身体无副作用。停药24小时过后，不影响正常怀孕。新爱伴侣凝胶送国家计生委检验，稀释50倍后在一分钟内杀死精子。该杀精避孕发明配方及制作方法已提交国家知识产权专利局申请专利保护，专利局正式向上海欧派公司颁发杀精避孕发明专利申请书，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唯一获得发明杀精避孕专利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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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系列促销手段的实施，“新爱伴侣凝胶”在全国市场迅速蔓延开来，很多代理商在三个月内就把成本回收，第四个月开始实现盈利，并且销售不断飞速增长，因为男人都不喜欢戴套，女人都不喜欢吃药，只是以前没有替代的产品，只能将就着用安全套和口服避孕药，现在市场一触即发，迅速反弹。市场开拓研究人员再次分析市场迅速增长原因在哪里?经过调查发现，很多消费者都是听朋友介绍的，用过效果很好，才来药店找的，每一个人都有5-8个相同年龄段的哥们朋友、姐妹，这些人能在最短时间内受身边的人直接影响，越来越多的人来买“新爱伴侣凝胶”，市场一下子就火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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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避孕 篇2
[摘要]历代帝王对直接来自民间的百姓控诉的认真对待，是值得赞赏的。
封建专权时期，最高统治者为巩固统治常常出台一些笼络安抚、听取百姓疾苦的措施，直诉制即其中之一。“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史记》卷一一九)直诉制的意思是，某些重大案情和冤抑莫申者，觉得自己的正当利益被误判而受侵犯时，可超出一般诉讼管辖和诉讼程度之范围，直接向最高统治者申诉——类似“上访”，以达到缓和社会矛盾的效果。
一、各个朝代都有接受百姓上访的渠道
《淮南子·氾论训》：“禹之时，以五音听治，悬钟鼓磬铎，置鞀，以待四方之士。为号曰：教寡人以道者击鼓，谕寡人以义者击钟，告寡人以事者振铎，语寡人以忧者击磬，有狱讼者摇鞀。”就是说，大禹在住地附近设置钟、鼓、磬、铎、鞀五种乐器，并广泛告知人们使用方法：传道的人击鼓，谕义的就敲钟，告事的就振铎，讲忧虑的就敲磬，有冤狱的就摇鞀。这是政府接待上访的古代雏形。
西周有“肺石听辞”的制度，“以肺石远达穷民，凡远近恂独老幼之欲有复于上，而其长弗达者，立于肺石，三日，士听其辞，以告于上而罪其长。”(《周礼·秋官·大司寇》)这里的“士”即专门接待群众的信访官员。
《周礼》中记载：“太仆建路鼓于大寝之门外，而掌其政，以待达穷者与遽令。闻鼓声，则速逆御仆与御庶子。”所指即允许平民百姓直接向最高当局反映情况的著名的西周路鼓制。击鼓向皇帝进谏也是汉代通行的一种直诉范制。
汉宣帝元康二年正月的一道诏书中提及：“今百姓多上书触讳以犯罪者，朕甚怜之。”(《汉书》卷八)可见，当时百姓写“上访信”给最高统治者以及诣阙上书乃是常有之事。汉代还有御驾前“庶行上书”的，即为后代“邀车驾”或“告御状”信访形式的源头。
据《晋书》记载，“登闻鼓”一词在西晋时正式成为政府的行政语汇，并成为历代上访直诉的一种重要方式沿用至清代。晋代在设登闻鼓的同时，还继续设置“诽谤木”，并改称为“华表木”、“表木”。
北齐时期，正式出现了“邀车驾”这种上访形式，即在皇帝外出时，阻拦皇帝的车马申诉。这种上访形式也一直延续到清代。
隋朝的隋炀帝设置了谒者台，《隋书》记载，其职责是“受诏劳问，出使慰抚，持节察授，及受冤枉而申奏之。驾出，对御史引驾。”很重要的一项即为负责吏民申奏冤屈等事。唐代继续设肺石和登闻鼓。清人黄本骥《历代职官表》记载：“唐代于东西朝堂分置肺石及登闻鼓，有冤不能自伸者，立肺石之上，或挝登闻鼓。立石者左监门卫奏闻，挝鼓者右监门卫奏闻”。此外，唐代一个非常重要的信访形式就是“邀车驾”。
武则天垂拱二年(686年)于朝堂东西南北四面置青、丹、白、黑四匦，上访书信分养民劝农、议论时政、陈诉冤屈、告天文密策四类依次投入，由匦使院管理，开了一条使民间下情大量上达中央政府的渠道，建立起了比较正规的信访制度。
宋代信访机构的设置继承了唐代的登闻鼓和匦使院两个系统，登闻鼓院成为一个正式受理百姓信访的部门。淳化三年(992年)增设理检司。理检司设立后，对鼓、检两院不受理或受理迟滞的，可到理检司上访申诉。天圣七年(1029年)又另置匦函，处理累经申诉而未得辩明和事关机密的上访、上书。
元代采用击登闻鼓、邀车驾等上访形式。《元史·世祖本纪》中记载：“诸事赴台、省诉之，理决不平者，许诣登闻鼓院击鼓以闻。”
明代信访制有登闻鼓、邀车驾等信访方式。明代的登闻鼓先放置在午门外，“非大冤及机密重情，不得击，击即引奏”。后来，移至长安右门外，让六科锦衣卫轮流值班，接纳击鼓申诉上奏，不许阻遏。此外，明代设立了一个重要的信访机构——通政使司。《清史稿·刑法志》：“其投厅击鼓，或遇乘舆出郊，迎击驾申诉者，名曰‘叩阍’。”“叩阍”分两种方式，即鼓状和告御状。顺治十三年(1656年)冬十月“戊寅，设登闻鼓”。(《清史稿》卷五)清代早期的登闻院类似于信访局，地点在西长安门街东，负责的官员是满、汉科道各一员。雍正二年(1724年)，统于通政司，主受诉讼之事。“告御状”是从前代一直延续下来的“邀车驾”，这两种信访方式一直沿用至清末。
二、古代政府对于上访提供政策性保护
秦汉时期，宫城外门设有公车司马令一职，负责接待上书或请求面见皇帝陈言的官员人等。汉朝严格要求各级官吏必须对上访百姓提供方便，不得随意阻断刁难，若不及时向上转达，满半月以上将受惩罚。
汉武时期，政府信用酷吏严刑。汉宣帝即位后，舆论要求赶紧整顿狱政不公，于是，宣帝下诏书：“间者，吏用法，巧文浸深，是朕之不德也。夫决狱不当，使有罪兴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伤之。今遣廷史与郡鞫狱„„其务平之，以称朕意。”(《汉书》卷二三)选拔了精明能干的官吏担任廷尉、廷平审理自下上呈的冤屈案件，并且，皇帝还常亲自过问案情，“斋居而决事，狱刑号为平矣。”
秦王苻坚励精图治，整顿国政，公元375年，他在皇宫南面建筑了一个听讼观，“五日一临，以求民隐”，专门听取老百姓说事诉冤。唐太宗曾亲手拟定了《司门式》文稿：“其有无门籍人有急奏者，皆令监门司与仗家引奏，不得关碍。”(宋朝孔平仲《续世说》)——派遣两名武装警卫，随时护送上访人去皇宫见皇帝。颜真卿评价说，“所以平治天下，正用此道”。
洪武三年(1370年)，明朝设察言司，收受天下奏章、申诉书信等。
明朝前期对于死刑案件的上访受理时间可以延迟至死刑犯被执行的前一天，甚至死刑犯在临刑当天，其家人仍然可以代其击鼓鸣冤。嘉靖九年(1530年)，死刑犯击鼓鸣冤的期限定为行刑前三天，行刑当日就不再接受鼓状鸣冤。
清朝的社会矛盾尖锐，越级申诉上访很普遍，政府明确了上访接待部门，如步军统领衙门的职责就包括受理申诉案件，同样，刑部也负有受理审核地方上诉案件的责任。
满清入主中原后，旗人贵族常常欺压凌辱普通旗民，雍正皇帝即位后，下发文件：“八旗人员有为本旗都统、本管王公刁难苛索者，许其控诉。”(《清史稿》卷九)嘉庆帝即位后，表示要“勤求民隐”，不许官员限制百姓京控，甚至称自己有时间的话会审阅每起京控案的卷宗。
清代对于京控的处理流程有明确规定：都察院接受上访后，认为情节较重的向皇帝具奏;情节较轻的，受理之后再转回各省总督、巡抚办理。都察院和步军统领衙门每年两次催告各省逾期未结的案子，并向皇帝汇报。
太平天国时期，从天京门一直到东王府都设立过登闻鼓，后来，各地的首长公署都设置了登闻鼓，号召所有百姓都来行使这种上访权利。并有规定，只要听到鼓声，各级首长必须立即亲自受理。
古代直诉制在机构设置和制度规定上，开辟了一条民情上达的重要渠道，对于维护社会秩序和国家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三、古代的上访例子
封建时代，上访直诉的例子层出不穷。
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齐国太仓令淳于公被抓到京城长安治罪，他的小女儿也随父亲来到京城上书皇帝，她的“上访信”言辞恳切，孝心感人，汉文帝被打动，“天子怜悲其意”(《汉书》卷二三)，免除了对她父亲的惩罚。
公元503年，吴兴郡有个15岁的孩子叫吉翂，父亲是个县令，为同僚诬陷，被朝廷抓了起来，判了死罪。吉翂到梁朝京城建康(今江苏南京)，“撾登闻鼓，乞代父命”(《资治通鉴》卷一四五)。皇帝知道了这件事，就派主管司法的廷尉卿蔡法度务必弄清来龙去脉。蔡大人把众多刑具陈设在大堂上试图威吓、诱逼孩子反悔。但是，吉翂并无惧色：“我虽然愚昧幼小，但是哪能不知道死的可怕悲惨?但我实在是不忍心见到父亲无辜受极刑，所以请求替代，这不是儿戏的小事，我怎么会随便听人教唆呢?当今圣上同意我代替父亲受刑，我真是非常高兴啊，哪还会后悔呢?”
蔡法度见来“硬”的不灵，就和颜悦色地哄骗孩子改供，但是，吉翂不为所动，异常坚定。蔡大人如实上告皇帝，“上(梁武帝)乃宥其父罪”。
南朝梁武帝时还发生过一件有政治意义的上访事件。当时的政府对皇族以及世家大族，乃至士人都相当照顾，他们即使违法犯罪，政府也会法外施恩。但是，普通百姓违反了法令，其惩罚则相当严厉，并且，还实行连坐，“一人逃亡，举家质作”，民怨极大，民间违法犯罪行为不减反增。
天监十年(511年)某一天，梁武帝到郊区祭祀，一个老人拦住了皇帝的车驾。梁武帝允许上访人陈述事实，老者直奔主题：“陛下实行的法令，对于普通百姓极其严厉，对于豪强权贵却相当宽松，这不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正常方法。假如，陛下能反过来实行，那才是天下黎民百姓的莫大福份!”随臣们惊得大汗淋漓，呼喝御林军拿下刁民。梁武帝沉思良久，叫放了老者。随后，梁武帝颁发圣旨：“自今逋谪之家及罪应质作，若年有老小，可停将送。”对于老百姓的惩罚宽松了些，但是，并没有改变对当时权贵阶层的庇护，使社会不公平并无实质性好转。史家评论“不能绳权贵以法，君子是以知梁政之乱也”，最终导致政权崩溃。
宋太宗端拱初年，某次选拔进士考试，录取了127人，有个考生叶齐很不服气，“击登闻鼓自列”，惊动了皇帝，“朝廷不得已，又为复试”(《石林燕语》)。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六月，康熙巡视蒙古，“见其(蒙古百姓)衣食困苦，深用恻然”。就下旨允许蒙古百姓来见皇帝倾诉怨苦之情，不得阻拦，“于是蒙古扶老携幼，叩首行宫门”(《清史稿》卷七)。康熙一一接见，同百姓们拉家常，嘘寒问暖，对于生活极贫的百姓“给予银两布匹”，蒙古百姓顶礼称颂，感恩戴德。
光绪十七年(1891年)，安徽庐江知县杨霈霖在判决一起遗产继承案中，徇情枉法，滥用酷刑，致死人命，死者的母亲张黄氏觉得自己的小儿子被冤，死得太惨，由其另一个大儿子陪同到府里申控。杨知县得知，亲自带兵追捕、截访，于三更时分在一座庙中追上了张黄氏母子。张黄氏躲藏不及，被如狼似虎的衙役抓住，套上铁锁，连夜带回本县衙门。她的大儿子为人精明，及时钻入佛龛下面隐蔽起来，在截访的衙役离开寺庙后，迳奔省城“上访”，到按察使衙门告了状。张黄氏被杨知县抓回本县逼令“写”好结状承认自己小儿子系因病亡故而非知县刑讯至死，并被衙役强迫按住手指在结状上捺印后，放回家中。秉性刚强的张黄氏回家后，决定到省城上控。村里族长从族产中拨出了一点钱作为贫穷的张黄氏到省城的路费。张黄氏长途跋涉到安徽巡抚衙门投递了控状。
安徽巡抚沈秉成向朝廷汇报了杨知县的劣迹，光绪皇帝非常气愤，发下谕旨要求两江总督刘坤一“遴派司道大员彻底讯明，秉公议结”——等于说，张黄氏母子的上访事件惊动了中央，看似复杂的人命案在光绪的“关心”下真相立即水落石出，杨知县因徇情枉法、滥用非刑、谎报案情、致死人命等等罪行，受到惩处。
四、明清时期的“另类上访”
通常意义上的上访上控之外，明清时期还有一些很“另类”的上访事件。
明朝初年，江南出了件奇事，一个农民不仅把地方官吏捆绑了送到京城告御状，而且，皇帝还向全国通报表扬他。这个大胆的农民是江苏常熟人，叫陈寿六，他和自己的弟弟、外甥把常熟县的一个骚扰欺压百姓的县吏给捆绑了，带着到京城应天(今南京)“上访”。朱元璋不仅接纳了陈寿六的陈诉，而且还夸老陈能干，为国分忧，奖励这三个不同寻常的上访者每人两件新衣服，另外奖励老陈银子20锭，免除“杂泛差役三年”，并派人护送他们“衣锦还乡’，不许地方政府打击报复，全国范围通报表扬。皇帝成了上访户的大靠山，让人瞠目结舌。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三月的一天，北京通政使司前的大鼓被敲得震天价响。上访喊控人叫李士诚，直隶冀州人，据称：他在安徽盱眙县贩卖银鱼，因事得到同乡裴某的帮助，后亲眼见到裴某一家七口被当地县令派人杀死。因他看到事情真相，也遭追杀，几历惊险，才逃免于难，他为恩人一家的惨死愤恨悲伤，因涉及现任县令，申控地方官府难起作用，就进京控告，吁请朝廷为亡人雪冤。
通政使司火速上奏皇帝，乾隆一听在盛世居然还有这样的干部，十分恼火，立即就点派钦差大臣到安徽，会同两江总督彻底查案，并指示务必追拿凶手归案惩办。
然而，盱眙县令否认有杀人之事，并且，被提审的涉案人员都表现得莫名其妙，最吊诡的是，“受害者”家属坚称家中根本就没有发生被抄杀之事。
钦差大臣一头雾水。到底怎么回事?假如没有此事，李士诚为什么敢于铤而走险?李士诚控告无仇无怨的盱眙知县有什么好处?——二者并无利益相涉。只有疯子才干对自己毫无利益的危险事情!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李士诚真是疯子!当时，精明的两江总督感觉押解到堂的李士诚举止不同常人，就延请名医为他诊断，这一检查，发现李士诚六脉滑大，有痰迷心经之症。通过审问和交谈，更加确定李士诚不同于正常人。钦差派人到其老家找到李士诚的母亲，她供称，李士诚去年六月在盱眙得了疯病，今年三月，不辞而别，离家出走。
这一来，一场精神病人击鼓鸣“冤”的上访京控大案终于水落石出。李士诚京控不实，按照律例应该受到严惩，但是，由于他确是疯癫，就免除了严惩，被押回原籍看管。这个案件很另类，成为当时朝野茶余饭后的谈资。
精神病人的京控受到最高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也表明了“封建政权对于危害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行为是不能容忍的”，尤其是在封建社会相对稳定时期，中央政府执行法律、审理案件还是相当严格、仔细的。
五、古代上访有哪些影响因素
首先，古代信访制度要求必须逐级上访。隋代就确立了严格的逐级告状制度，案件必须经过当时的县郡、州、中央省部逐级上告，否则就是“越诉”，只有走完上述程序，或者是官员都不受理时，才可以向皇帝直诉。宋代对上访进状的程序规定得更严密。百姓到京城上访必须先由登闻鼓院受理，检院不得收接。如果鼓院不受理，才可以到检院，如还不受理，即“判状付之，许邀车驾，如不给判状，听诣御史台自陈”。
元朝把向地方政府的申诉作为直诉的前提。“诸陈诉有理，路、府、州、县不行，诉之省、部、台、院，省、部、台、院不行，经乘舆诉之。”(《元史·世祖本纪》)清朝信访制度中具体分为地方上控与京控。清代以州、县为初审级，当事人不服初审的判决，可以依照府、道、司(臬司)、院(巡抚)的顺序逐级上控，这是正常的通道，此外的都属越级上控。这些程序上的严格设置，都对群众上访产生了实际的限制。
其次，越级上访、控告不实都要打板子
到京师向皇帝告御状，构成“越级上访”，唐代法律规定要笞四十。拦轿申冤叫做“邀车驾”，也属于“越诉”，但是，唐代视其为普通的“越诉”，即便冲入皇帝仪仗也只是杖六十。但明朝法律对此处分严厉，告状者冲入皇帝仪仗的，可判绞刑。元代规定：“未诉省、部、台、院辄经乘舆诉者罪之。”清朝干脆规定不允许“邀车驾直诉”。1851年，咸丰从西陵回京，当地妇女拦驾上诉，因为兵丁拦阻引发冲突，此事为首者张伊氏，以“妇女犯殴差哄堂罪”，被发配边疆驻防地为奴。上诉不成，反被治罪。清朝不许越级上控，“若越本管官司辄赴上司称诉者，笞五十”。
同时，古代政府对上访户越级控告，事属真实的，给予改判，如若虚假，就要惩罚，如《唐律疏议》中规定：“诸邀车驾及挝登闻鼓，若上表，以身事自理诉，而不实者，杖八十。”
到了清代，“京控”不实的话，将以越级上诉为由，加等治罪，诬告者反坐。
此外，清代法律在认可百姓上诉上访权利的同时，又制定不许刁民“假地方公事聚众联谋、约会抗粮、聚钱构讼”，以及“代人捏写本状、教唆扛帮赴京”等罪名，这几乎就是让上访百姓“戴着镣铐跳舞”。如此规定反而成了地方上那些心虚的官吏、豪强截访抓人的“利器”。
第三，地方“被告”对“上访户”的阻挠、截访
其实，基层百姓上访，一般是因为地方官吏和豪强违法聚敛、欺压百姓、草菅人命等严重危害百姓经济、生命的行为引起的，怕京控的某些地方官员、豪绅，为了“息讼”，手段层出不穷，最恶劣的是截访、截拿上访人的伎俩。历史上就有很多地方豪绅、官吏派人在路上抢走上访者的盘缠——上访者绝大多数都是贫苦百姓，没了路费川资，自然就寸步难行，更不用说是到京城上访了。历史上也不乏地方官员派差人直接截拿“上访者”的例子。
北宋熙宁变法期间，主管河北路河防水利事务的官员程昉大兴引水淤田工程，淤田淹毁了原武、雍丘等县许多农田、房舍和坟墓，损害了庄稼，百姓因为在地方上投诉无门，便结成上访团去京师告状。程昉得知消息，命令地方官员立即把上访团全部追了回来。
道光十六年(1836年)，四川人陈某去京城上访，到达北京附近的涿州时，因东西被窃而告官，当地衙役查验现场时搜到状纸一张，州官赶紧通知直隶总督，派人将上访人陈某强行押回四川原籍，阻止其京控，算是为四川的同僚“办了件实事”。
光绪十八年(1892年)，安徽庐江县张黄氏因儿子张咸义被知县杨霈霖刑讯至死而上访，杨知县派人半路截访，深夜，衙役从一个破庙里把张黄氏抓回了县里。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清末的漕运系统中，某些官员为了掩匿其贪暴、跋扈的秽行，养有打手“专殴控漕之人”，使得东南沿海的办漕之民，控告无门，激化了社会矛盾。
可见，古代地方官吏阻止百姓上访直诉的势力相当强大，对实施正常的直诉制产生严重威胁，试图一手遮天，使得底层百姓同最高当局隔得越来越远。结 尾
封建时代允许“来京上访”及“告御状”，被视为统治者的德政，或者亦可说是皇权对于官僚体系的一种监督、约束，但是，上访直诉制也存在诸多“硬伤”。
其一，皇权直接干预司法，行政与司法难以真正分开，局限了审判的独立和公正。同时，各朝各代虽然都安排了官员负责接待上访，但是并没有哪个机构来监督这些官员有效执行、处理百姓的上访，偏离直诉制的本义。
其二，古代只在京城皇宫外设立登闻鼓以及处理京控案件，使得各地百姓特别是偏远地区百姓，在当时交通环境恶劣、交通工具乏陋的情况下，以乡野小民的经济和活动能力，无法在有效时间内到京城击鼓鸣冤、上访申控，使得制度就流于形式了。
其三，在制度上，古代的统治阶级给百姓上访制定了很多限制性因素，客观上遏止了许多冤屈百姓向上反映问题、寻求伸冤的可能性，养痈贻患，积聚、酿化了众多社会矛盾。
揭秘古代的避孕措施 篇3
有说将麝香放入妓女的肚脐可以避孕，比如堪称中国“红颜祸水”之最的赵飞燕和赵合德两姊妹就有记载采取的是这样的避孕措施。当然，赵飞燕和赵合德两姊妹不是妓女，但殊途同归。这种贴肚脐叫“了肚贴”。贴在肚脐上，就可以了结女人肚子的受孕功能，再不能怀孕了，不过这“了肚贴”已经失传。民间还有记载，据说藏红花是从宫廷传出来的避孕秘方，说如果皇帝不喜欢某个被宠幸的宫女，就会让太监把这个宫女倒挂起来，给她用藏红花液清洗下身，据说这样可以将宫女体内的精液清洗干净。还有一些野史，说以前皇帝宠幸妃子后，如果说不留，太监就会帮着推拿，确保皇帝的精液不能留在妃子的体内，这样可以起到避孕的效果。
但是，即使是现在，也没有百分之百有效的避孕措施。过去许多青楼女子在从良后，都是终生不育的，就是长期饮用破坏生育能力的一种汤药，以致绝育。“凉药”也是一种可以避孕的药，含有麝香的成分，会影响生育。但不一定绝育。
也有使用“安全套”的记载，是使用动物的肠衣，有说是羊的，还有说猪膀胱是早期的“避孕套”，但据史料真实记载，西方中世纪宫廷里使用的“避孕套”就是动物的肠衣，还有个很好听的名字——“荷兰小帽”。中国古人还用鱼鳔作“避孕套”。在博物馆的收藏物中，有古代人用绵羊肠子制成的避孕套，有点接近于现代避孕套的雏形。
在3000多年前的印度和埃及，像鳄鱼、大象这样被认为具有神秘力量的动物的粪便也被用到了避孕药中。事实上，由于这些动物粪便具有高度酸性，它的确具有一定的杀精作用。不过，动物粪便所带来的强烈臭味显然会影响古代夫妻们的“性趣”。
也有采取喝水银的方法。水银的确可以避孕，但水银有剧毒。现在，在我国的北方农村，许多老年人年轻的时候就采用喝水银避孕的方法，这肯定对身体有很大伤害。于是，过去妓女们喝的茶水或日常食物中就被放入少量的水银，据说效果很好，当然，妓女们是被蒙在鼓里的。
据《科学奥秘报》
中国古代的师德规范 篇4
什么是教育？“上所施，下所效也”，叫“教”；“养子使作善也”，叫“育”。这两句话合起来就是关于教育本质的核心观点。如果从师德的角度来考察教育，则“上所施，下所效也”就明确地告诉我们教育者要有自己的职业原则，或者说要有德，即教育要通过“身教”来完成知识和“善”的传达，这些看似简单的道理是古人智慧的结晶，我们不敢忘却。为此，特刊发一篇关于古代师德规范的文章，和广大读者共同重温古人的智慧。——编者
中华民族自古尊师重教，并将这一传统视为社会文明进步之基。教师不仅是授业的经师，更要做传道的人师，其道德操守、行为举止，向来受到严格的约束。“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礼记〃学记》）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师道尊严”。社会重视教育，尊重教师，首先是由于教师德高身正，严于自律，所以教师必须从自身做起，修身养德，致知力行，方能做好教育工作，赢得社会尊重。这个简单的道理，直到今天，仍值得我们作深入的思考。
最早的师德标准
古之学者必有师。上古时代，很早就出现了教师这一职业。但那时的教师是什么样，其风范若何，由于无文献记载，后人已很难稽考。
传说尧帝和舜帝在位的时候，曾经任命契这个人作“司徒”。“司徒”这个称谓，后来演变为一种官职，推其本义，就是管理和教育学生的意思，也就是现在的教师。尧舜为什么要任命一个“司徒”呢？因为当时“百姓不亲，五品不逊”---社会风气不正、天下大乱，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要找个人出来管一管，怎么管？当时的说法是---“敬敷五教”。
“敬敷五教”在中国教育史和文化史上是一个很重要、很值得研讨的命题。首先，这里面提出了实施教育的目的，即“五教”。“五教”是针对五种主要的社会人际关系来实施教育。古人认为，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是构成社会最重要的五种人际关系，称为“五伦”。“五伦”是自然而然的，既是人的天性，又是自然的规律。
顺应着人的天性可以建构起社会伦理基础，遵循着自然的规律可以建立起社会道德标准，这既是教育的应有之义，也是文明社会的开端、和谐社会的基础。后来孟子又进一步将“五教”表述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使之成为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亦成为数千年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由此我们可以了解，中国教育的源头活水是做人教育，而非知识传授。古代圣贤相信，只有教育学生学会理解和处理好这五种社会人际关系，学会做人，才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现个人人生幸福、家庭美满、事业成功，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
其次，“敬”、“敷”两字也值得回味。“敬”是对教育者职业态度的要求，“圣贤进德修业，不离一敬”。“敬”的反义词是“肆”，就是随意、放任、不负责任的意思，就是无法履行教书育人的责任。“敷”是传播、流布的意思，教师要传经布道，不仅自己懂得做人的道理，还要有以天下为己任、兼爱他人和诲人不倦的精神。
按照这样的标准，尧舜最终选用契作了司徒，承担起育人的重任。契是商代的祖先，曾经协助大禹治水，表现出了很高的才能。但作为教师，仅有高人一筹的才能是不够的。关于契，《列女传》称“契之性聪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可见契的成就主要不是因为他治理过水灾，而在于他“能育其教”---在教育方面做出重大贡献，因而为当时和后世的人们所纪念。契的秉性是“聪明而仁”，“聪明”是天赋，是见识；“仁”是爱心，是品格。二者兼具，故能担负起育人的责任，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或者叫做“德才兼备”。只有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去做教师。契这个人，恐怕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为后世树立起来的第一个师表风范，他身上体现出的“聪明而仁”的秉性，也可视为我国最早的教师职业道德标准。
春秋战国时期，又是一个天下扰攘、充满纷争的年代，于是有百家诸子并起，为乱世开太平药方。诸子其实都是职业教师，私人讲学，坐而论道，各有一班学生相追随。诸子虽然不是别人任命出来的教师，但也应是循循善诱、谙通育人之道的教育家，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生徒前来追随呢？是故在他们的著作中，也保存下来许多有关教育和教师的论述，虽吉光片羽，却弥足珍贵，其中很多经典的词语，被直接引用到后世制定的师德规范中。
孔子是被尊崇为“万古师表”的古代杰出教育家。“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授业。”（《孔子世家》）孔子退居家中整理古代文化典籍，他大概没想过到处去张贴招生广告，结果还是引来了四面八方的大批学子向他问学。对此，可用孔子自己的话作一解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是知行合一的，他的教育主张来源于他的教育实践，“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如果教师不能言行一致、以身作则，又怎么能去教育和影响学生呢？孔子教导学生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自己也是这么去做的。对此，孔子的学生子贡评价说：“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在他的学生眼中，“仁且智”是孔夫子身上体现出来的鲜明特点，也是孔子被后人看作圣人的主要原因，这与前面谈到的契的“聪明而仁”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可不可以说---“仁且智”，是古代中国对于教育者人格境界和师表风范的最高追求？ 朱熹手订《白鹿洞教条》
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刚刚出任南康军（今江西九江星子县）郡守不久的大教育家朱熹，决定在庐山东麓的白鹿洞创办书院。在这里，他亲手制订了著名的《白鹿洞教条》：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立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序，亦有五焉，具列如左：
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如左：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右修身之要。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右接物之要。
这是中国教育史上值得特别纪念的一件大事。由于朱熹的提倡和努力，白鹿洞书院不但在其后数百年间弦歌不辍，发展成为“天下书院之首”，“代表了中国近世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胡适），并开启了近千年来古代书院的教育传统。朱熹手订的这则《白鹿洞教条》，更是被历代教育家作为师德信条而奉持不渝。例如明代大学者、教育家王阳明就曾说过：“夫为学之方，白鹿之规尽矣”。
“白鹿洞教条”既是学生求知问学的条规，也是教师从事教育的规范，两者是统一的。对此，朱熹解释说：“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辞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这就是说，在教育实践中，教与学是统一的，古往今来教育的宗旨只有一个：就是要实行做人教育，而不是将教育视为追求个人功利的手段。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可见，古今历史上真正的教育家都是反对功利主义教育的。
“白鹿洞教条”系统梳理了古代先贤，尤其是先秦儒家关于教育问题的经典论述：首先，明确孟子提出的“五教”主张即是教育的宗旨，“学者学此而已”。其次，将孔子《中庸》中提出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为教书育人的门径。并且强调说，前面四者，是为了穷理致知，属于认识的范畴，后面的“笃行”
则是实践。朱熹一向认为，《中庸》是孔子“传授心法”之作，其中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教育命题，值得终身品味。此后，王阳明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致知力行”、“知行合一”的主张，这些见解和主张，对于我们纠正当前教育工作的偏失，也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其后列出的“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都是“笃行之事”，皆属实践范畴。朱熹认为，人的认识不能脱离实践，实践能提升人的认识，“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这个循环反复的过程，就是教育的过程。
对于教育者自身而言，更应以此作为“规矩禁防”，在此过程中不断修身进德，“是以君子心廓然大公，其视天下无一物非吾心之当爱，无一事非吾职之所当为。虽势在匹夫之贱，而所以尧舜其君、尧舜其民者，亦未尝不在吾之分内也。”
这是我国古代关于师德规范最完整、最清晰的一次论述。明清书院的师德规范
朱熹以后，他的门人程端蒙和程的友人董株根据《白鹿洞教条》制订了一个既能为书院学生所应用又能对师长有所借鉴的《程董二先生学则》。这个学则和《白鹿洞教条》一样，为明清两代的书院和官学普遍采用。
顺带说一下，古代书院和学校的“学则”，其称不一，又叫“教条”、“学则”、“轨范”、“揭示”、“规训”、“戒勉”等，实际所指都是相同或相近的，其内容对包括教师和学生在内的学校全体成员都有约束作用。之所以对教师和学生不作分别的要求，依据的是《易经》上的一句话：“君子以朋友讲习”。也就是说，在古代的学府里，师生之间应是朋友的关系，其主要教学（讲习）形式，即所谓“朋友聚会一番，精神收敛一番，讲论一番，道理开发一番”，这对于以做人教育为主的书院来说，更是如此。
相对于《白鹿洞教条》的微言大义，《程董二先生学则》则具体到了书院师生的日常起居和行为规范。如“居处必恭”、“步立必正”、“视听必端”、“言语必谨”、“容貌必庄”、“衣冠必整”、“饮食必节”、“出入必省”、“读书必专”等，其好处是便于操作执行和监督，但未免琐细，流于形式，容易使人舍本逐末。所以朱熹在审定时似乎对此不以为然，以为这是“古人小学之遗意”，用来约束一下孩童还差不多，如果用来规范成年人，就不免过于浅陋了。
明清两代，沿袭宋代书院讲学风气，天下才俊依聚山林，励志清修，“濂洛诸儒此集成，虚堂遥应四山鸣”，书院教育遂有了较大的发展，渐渐成为当时教育的主流。对于化育人才、砥砺气节、涵泳风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明清书院普遍重视学子修身进德，因此，选聘师长，最看重的一条就是道德操守。清代学者戴震说：“讲学砥节，相语以道德，相勖以恭行。自宋以来，书院之立，咸若是。”可见，如果不是德高望重的硕儒，是很难成为书院士子们的人生导师的。
清代豫南书院对于教师师德订有四条规范：其一，敦德行以端本原也；其二，勤研讨以践实学也；其三，重师友以求夹持也；其四，谨交游以遵礼法也。其中第三条，还特别要求教师能够与学生“同堂共学，朝夕追随，赏奇析疑，互征心得”，强调教师与学生要在一起互动交流，自由探究学问，教学相长，创设生动活泼的教学氛围，“亦名教中活泼泼地也”。
群玉书院中专门设有“亲师斋”，其铭曰：
“主善为师德业所资，狎而敬之，畏而爱之，亦趋亦步，朝斯夕斯，熏陶既久，其益无涯。”
教师要抱一颗慈爱之心，使不听话的孩子能够敬重你，胆怯的孩子能够喜欢你，一天到晚都愿意追随你、亲近你。用你高尚的人格长时间地熏陶滋养着孩子们，将会使他们终生受到教益。这样的师德标准，即使放到今天来看，也是令人向往不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