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保民思想

中国古代的保民思想（通用11篇）

中国古代的保民思想 篇1

中国古代的保民思想

我国养济保民思想源远流长。商代时期，盘庚提出“罔不惟民之承保”，“式敷民德”(《尚书·商书·盘庚》)。周代文王提倡“怀保小民，惠鲜鳏寡”“用咸和万民”(《尚书·商书·周书》)。周公将之发展为明德慎罚、以德治民。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等学派继承了这一“保民”思想。《周礼》提出：“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礼记·王制》云：“少而无父者谓之孤，老而无子者谓之独，老而无妻者谓之矜，老而无夫者谓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穷而无告者也，皆有常”。特别是人们熟知的“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理想，成为历代仁人志士追求的梦想，并成为统治者实施救济政策的思想基础。

秦朝政府对鳏寡孤独的救助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如“隐匿成童，及申报废疾不确实，里典、伍老应赎耐，百姓不应免老，或已应免老而不加申报、敢弄虚作假的，罚二甲；里典、伍老不加告发，各罚一甲；同伍的人，每家罚一盾，都加以流放”(《睡虎地秦墓竹简》)。汉代政府对鳏寡孤独的救济主要是发放物品。如，东汉光武帝发布诏令：“往岁水旱蝗虫为灾，谷价腾跃，人用困乏，朕惟百姓无以自赡，恻然愍之。其命郡国有谷者，给禀高年、鳏、寡、孤、独及笃癃、无家属、贫不能自存者，如律，二千石勉加循扶，无令失职”(《后汉书·光武帝本纪》)。

北魏及唐代前期的救助政策融入到均田制内。政府向不负担赋税的没有丁男的老人、未成年者、鳏寡者等构成的人户给予适当的田地耕种，加之佛教的行善生生观念流行，促使收容鳏寡孤独及残病者的专门机构出现。最早的是南朝齐武帝的文惠太子设立的“六疾馆”，主要收养贫病之人(《南齐书·文惠太子传》)。此后，梁武帝设置了孤独园，北魏孝文帝设立了别坊。

唐武宗废佛之后，唐政府直接承担了养济机构的经费，委任有名望的人进行监管，即：“悲田出于释教，并望改为养病坊。其两京及诸州，各于录事耆寿中，拣一人有名行谨信，为乡里所称者，专令勾当。其两京望给寺田十顷，大州镇望给田七顷，其他诸州，望委观察使量贫病多少给田五顷，以充粥食”(《唐会要》卷四十九)。

北宋徽宗时设置的居养院，主要收养孤贫小儿乃至“道路遇寒僵仆之人及无衣丐者”；安济坊主要为医疗机构(《宋史·食货上六》)。漏泽园设立于神宗年间，“开封府界僧寺旅寄棺柩，贫不能葬，令畿县各度官不毛地三五顷，听人安厝，命僧主之”，到崇宁年间，“蔡京推广为园，置籍，瘗人并深三尺，毋令暴露，监司巡历检察”(《宋史·食货上六》)。后由于靖康之变，北宋的养济机构大多毁于战乱。

作为官方的救助制度，养济院正式设立于南宋初年。绍兴元年，绍兴府通判要求设置养济机构以收留北方南迁宋人中疾病贫弱者，并专派医官治疗病人，同时派遣“童行”二人负责管理饮食。这一要求得到了南宋政府的批准，规定凡是被收养者，要在当地官府登籍造册，写明姓名、籍贯，由官府出资供给口粮(《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十八》)。这样，新建立的养济院糅合了安济坊与居养院的功能。这一时期是养济院的兴起阶段，主要是收养流民乞丐，有固定的收养时间，带有临时性救济的特点。

元代继承前代的养济院制度，在制度建设上比南宋更为完备。养济院在元代初称为孤老院，它的职能以收养孤老为主，与南宋临时性收养乞丐贫病有着很大差别(《元史·刘秉忠传》)。

明代洪武元年，朱元璋下诏：“鳏寡孤独废疾不能自养者，官为存恤”(《明太祖实录》卷34)。洪武五年又下诏，“诏天下郡县立孤老院”。不久，孤老院改名为养济院。其收养对象为：“民之孤独残病不能生者，许入院。”明代的养济院制度得以确立。为保障养济之政的推行，朱元璋将其载入《大明律》，规定：“凡鳏寡孤独及笃疾之人，贫穷无亲依靠，不能自存，所在官司应收养而不收养者，杖六十；若应给衣粮而官吏克减者，以监守自盗论。”在朱元璋的倡导下，许多府县在洪武年间都设置了养济院。明成祖时，养济院的建置得到改观，养济院在“天下府州县俱有”(《明太祖实录》卷127)。弘治年间，养济院由内地州县向边陲各卫所扩展。

清朝顺治五年下诏：“各处养济院，收养鳏寡孤独及残疾无告之人，有司留心举行，月粮依时给发，无致失所”(《清世祖实录》卷41)。由于清初的财政紧张，养济院的重建收效并不大。到全国局势稳定之后，养济院的重建工作才得以大规模展开。清代养济院开始之初，奉行明代的原籍收养政策。至乾隆二年，政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因“四川居民流寓最多，与他省不同，且地处万山，险阻难行，若将远方流丐照各省之例一概送回原籍，其老病茕民，举步维艰，既多跋涉之苦，亦非矜全之道”，故“将川省外来流丐，饬令地方官稽查，果系疲窿残疾无告穷民，准其一律收入养济院”(《清会典事例》卷269)。外来孤老流丐收入所在地养济院，打破了明清以来的原籍收养政策，使得养济院收养范围大大扩展。

嘉庆、道光时期，社会矛盾日益加深，养济院面临着各方面的破坏，尤其是政府财政恶化，加上战乱不止，养济院逐渐衰落，其他的养济机构也无法承受大规模的社会救助。在清代后期，一些以乡绅、商人为主体的民间救助活动日益活跃，在对弱势群体的救助中开始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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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保民思想 篇2

一、中国古代人与自然和谐

中国古代有许多有关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主张:周人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已有初步认识。传说, 周文王曾告诫儿子武王对大自然不要进行过度开发, 要按自然规律合理利用。他说:“山林非时不升斤斧, 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 以成鱼鳖之长;不麋不卵, 以成鸟兽之长。”战国时期儒家代表荀子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他认为自然有自己的规律, 星坠日食, 刮风下雨, 春生夏长, 是正常的自然现象, 具有唯物思想。他主张“制天命而用之”, 即掌握自然的变化规律并利用它, 造福人类。荀子的规律观, 是一种科学的发展观, 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观点。

中国古代史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也有重要的表现, 这些也值得我们借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 开始大兴土木, 毁伐森林。为修建阿房宫, 砍光了整个蜀地山岭上的树木, 故有“蜀山兀, 阿房出”之说。人们对环境的破坏及过度开发, 导致黄河多次泛滥。隋唐时期, 由于人口的增加, 江南地区的土地资源得到进一步开发, 圩田现象更加普遍, 它适于种高产的水稻。放火烧山开垦土地的现象也很多, 围湖造田和向山要田, 对自然生态平衡有所影响。明清时期人口进一步增多, 人地矛盾愈发突出, 此外, 从明清两代开始颁布山川弛禁制度, 在一定范围内开放山林, 以解决百姓的生活问题。这从长远看, 又造成了山区长期被开发和掠夺而产生的环境恶化局面, 以致现代山区脆弱的生态系统已不能承受严重的环境污染, 山区环境问题也越来越严重。

二、中国古代人与人和谐

中国古代人与人和谐思想体现在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

1.儒家的“民本”思想。孔子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 其思想对后世影响颇大。仁, 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孔子对于仁以很多解释, 如:“仁者, 爱人”“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孔子主张以爱人之心调解与和谐社会人际关系。他还主张以德治民, 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 统治者要爱惜民力, 取信于民, 正身律己。这对于我们今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孟子, 发展了孔子的学说, 政治上主张施行仁政, 并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孟子主张“政在得民”, 反对苛政, 反对统治者“虐民”“暴民”, 认为暴君桀和纣之所以亡国, 就是由于失去了民心。他还主张给农民一定土地, 不侵犯农民的劳动时间, 宽刑薄税。这体现出孟子要求建立理想的和谐社会的思想。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孟子·公孙丑下》) , 更是把“人和”看得高于一切。儒家强调人际关系“以和为美”, 提出的仁、义、礼、智、忠、孝、爱、悌、宽、恭、诚、信、笃、敬、节、恕等一系列伦理道德规范, 其目的就在于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和谐, 并把这种普遍的“人和”原则作为一种价值尺度规范每一个社会成员。

2.主张无为而治的道家最反对社会冲突, 最希望实现社会的和谐。道家代表作《老子》说:“知和曰常。”在老子看来, 整个天地是一个和谐。《老子》指出:“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 冲气以为和。”“天下皆知美之为美, 斯恶己, 皆知善之为善, 斯不善己。故有无之相生, 难易之相成, 长短之相形, 高下之相倾, 言声之相和, 前后之相随。”《老子》给人们描绘了一个人与人之间“无欲”“无为”“无争”彼此和谐相处, 宽大为怀, 人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理想社会

3.墨子的“兼爱”思想。墨子代表平民的利益, 他主张“兼爱”“非攻”“尚贤”“爱无差等”。“兼爱”就是爱一切人, 不分“王公大臣”和“万民”的阶级差别的爱。“非攻”是反对战争, 在当时是反对不义战争。“尚贤”是主张任人为贤, 反对王公贵族的任人唯亲。“爱无差等”就是不能实行森严的等级制度, 实行无阶级差别的爱。墨子的主张是建设理想社会的方案。但“兼爱”“爱无差等”在阶级社会中是空想, 不可能实现。

4.统治者的“民本”思想。唐太宗即位后, 吸取隋亡的教训, 经常与大臣议论历代兴亡, 反复强调“存百姓”的思想, 励精图治。唐太宗说:“夫治国犹如栽树, 本根不摇, 则枝叶茂荣。君能清静, 百姓何得不安乐乎?”他在位时, 政治较清明, 社会稳定, 经济恢复发展较快, 国力逐渐增强, 百姓生活有所改善。

中国古代的思想体系 篇3

思想。

中国古代文字已确切可读的，则是商代的占卜文字及青铜器上的铭刻文字。前者笔画较简，后者较繁，但二者之间，仍有互通的造字与组句的原则。为此，卜辞是简体，金文是繁体。

卜辞与金文，因其文句简短而且限于祭祀或礼仪之用，从中纳绎，也不过是对于祖先的礼敬及对于自然力（例如天、山、河、风）的敬畏。古人大约只有神祇信仰与祖先崇拜，简约言之，即是敬天与法祖两类。但是二者不是互斥的，在各个族群里却也可能各有所偏；例如，红山文化可能是敬天的文化，而商文化则是法祖的文化。合而为之，敬天法祖的观念，自远古起即是中国思想的重要成分。在祖先之前执掌礼仪是祝卜，在神祇之前专司通灵的人物是巫觋，这两类人物，都因其神圣的任务，既是专业的知识保存者，也是能作抽象思考的学者，他们即是后世思想家的

前驱。

可作为探索古代思想的典范，至少有《尚书》《诗经》《易经》《仪礼》《礼记》及《春秋经传诸种经典，凡此都是北方文化的产品。在江汉地区，《楚辞》之中也保存了不少南方的信仰与思想方式。至于古代思想家的系派，则以孔子、孟子、荀子一系列的儒家为北方主流，以老子、庄子、杨朱代表南方的系统，而又有衍生于儒家的法家、接近于自然的阴阳家、出于儒家而又反对儒家的墨家及专论逻辑的名家。南北交融，遂整合为中国思想体系，则当在秦汉以后了。

这些系派的分类，其实出于汉人的分类，并不能反映中国思想的实际演变过程，我们毋宁依照若干观念的转化来探讨中国思想的发展。

敬神，是对于自然而神秘力量的敬畏；法祖，是对于父母感情的延伸。两者都未必具有超越的内涵，也未必有道德的意义，这种敬畏的超越，于自我及现实，当是在商周之际对于“天命”的认知。《尚书》与《诗经》中的“天”，是一种神秘的力量，也是奖善罚恶的道德性主宰。周人代殷商取得天下，自以为“天命”的裁决。这一突破，或可认作古代中国文明的开始，从此而后，即有善恶是非之分，生命有了指标与方向，遂有人生终极的意义。

《礼记·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1993年出土的湖北荆门郭店（楚墓竹简）文书“性自命出，命自天降”，均可解读为人性的意义；此处的“性”可以是人类共有的属性特质，也可以是个人特有的禀赋，“命”则既是天赋的使命，也是由禀赋确定的命运。两者都是超越于单纯的存在，而有一定的庄严。《礼记》和郭店文书均为战国至汉代的文献，其中观念也是古代观念合理的延展。我们无妨由此解读，认知中国文明之所谓人文精神，即是由命与性的定义导出。

西周贵族社会，将周室王权追溯于列代祖先接受的天命。前述神祗与祖宗信仰的结合，在“天命”之笼罩下，一切礼仪，已不仅仅是为了取悦神明与祖灵，而是具有庄严意义的“礼”，即由如何遵行礼仪转变为“当为”与“不当为”的尺度标准。

孔子的出现，进一步将贵族的“礼”制当作每一个人都该遵守的行为准则，“礼”还是一個人文社会维持其文明的通则。礼是外在的规范，与之相应的则是“人”内在的本质。孔子揭出了“仁”的观念，以落实人性。“仁”字原本是意指“美好”的形容词。同时，在“仁”与“不仁”的意义，又作感受解。果实的核心是“仁”，则是认知果实为植物生命之所寄。孔子重新诠释“仁”字，赋予人性最根本、最美善的本质。于是外在的规范，有了内在孕育的人性本质，若能发扬人性中这一分“仁”，人即成全了其为“人”的“命”。

墨子原来可能是从儒门中分出，但其着眼点不在于个别“人”完成的人“性”，而提出了群体的公义及如何促成群体共同福祉的机制。孔子身后，墨家成为显学，则可能与春秋末列国国家功能渐强而有了以国为本体的群体意识有关。孟子为了反驳墨家，将仁义结合为内外的一体，仍是发扬光大孔子的“仁”。

在墨子为显学的时代，杨朱的个人主义也是显学，这一主张可能与淮汉南方的文化传统有关。南方气候温和，植物易于生长，个人独立也能谋生，因此不必强求群体中的合作互助，却重视个体的自尊与自主。在这一系统中，老子与庄子当然提出较杨朱学说更为清楚的论述。于是自从战国时代以来，儒道两家互为影响，到了汉初还未十分融合，这一长期的纠葛终于在南北朝以后形成中国思想中互补的两翼。

另一方面，荀子从孔子思想中特别提出“礼”的部分，扩大“礼”的内涵，包含典章制度与法律。修道之谓“教”，则联系外在的礼与内在的仁义。这一理论系统中，个人的修为与国家的治理有密切关系。法令以礼教为本，而以“学”自进趋于群体“大道”的实现。

东方沿海地区发展的阴阳五行之学，可能是由古代神祇信仰演变的思想体系，则致力于理解自然力及配合自然力的互动。这一系统的思想，重点在于“变”，而且注视人与自然界的互动，以厘清天人之际的变化。阴阳五行两家的基本观念，当与《易经》有相当程度的关联。

法家及名家，一是管理的方法，一是辩论与思考的方法，并不涉及目的。

到了汉代，上述诸家思想之间不断辩诘，互相影响。《吕氏春秋》《淮南子》，甚至《礼记》中的若干篇章，都多多少少是一家学派，在与别家辩诘过程中发展为一定程度的综合。先秦诸家，经过辩证的综合，则是董仲舒提出的巨大体系，熔诸家于一炉。董仲舒的理论，大体是以“变化”为主轴，其中诸种力量相生又相制，尤以阴阳两极互补而又不得走极端。个人为群体，是延续的扩大，而不是悖反对立。于是社会的扩大、空间的盈缩与时局的变化，构成一个庞大的复杂体系，人在其中，承受体系的涵盖与约束，而又以个人的自由意志参与不断变化的大道。这一系统，成为中国人长期思想的模式，直到佛教进入中国才有

新的转折。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 篇4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主要以避免战争为主，认为战争是解决冲突的最后手段。这在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中有集中阐述。孙武也是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乃至现代军事思想影响最大的军事思想家，被誉为“兵圣”。《孙子兵法》开篇便是“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书中最早提出了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其外比较著名的还有《孙膑兵法》作者孙膑，《吴子》——作者吴起，《六韬》——旧题周朝的姜尚著，普遍认为是后人依托，作者已不可考。《纪效新书》——作者戚继光，也就是说这是戚继光打鬼子的经验总结。另外再推荐一本《周易》（或称《易经》），“要说这本书，那可真算得上是万金油，上至外星生物，天外来客，下到世界文明，人类前途，都可以从这本书里推出来，反正随你去读。”——出自《明朝那些事儿》，据此书说明朝另一位抗倭名将俞大猷就在《周易》中领悟了所谓百万合一之兵法（虽将百万，可使合为一人也）。值得一说的是俞大猷有可能最早提出了海战的大炮巨舰理论，其所著的《正气堂集》明确指出：“海上之战无他术，大船胜小船，大铳胜小铳，多船胜寡船，多铳胜寡铳而已。”另外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军事家王守仁的著作中可能也有关于军事方面的论述，据说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和日本江户末期思想家，兵法家佐久间象山都是他的粉丝。

西方主要大国军事思想最开始主要受普鲁士军事思想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影响，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的目的就是要战胜敌人、打败敌人，透过战争的全部现象就其本身的主要倾向来看，战争是个奇怪的三位一体：暴烈性的要素，使战争成为一种盲目的自然冲突，概然性和偶然性的活动，使战争成为一种自由的精神活动；作为政治工具的从属性，使战争成为一种纯粹的理智行为。这三个方面，分别主要同人民、统帅和它的军队以及政府有关。克劳塞维茨说：“这三种倾向像三条不同的规律，深藏在战争的性质之中，同时起着不同的作用。”——出自《战争论》，第1卷。这是西方早期军事思想与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最大区别。另外西方对军事思想比较有影响的军事著作还有美国人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这本书产生了海权论，对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的大炮巨舰产生了直接影响。还有意大利的杜黑的《制空权》核心是空军制胜理论。其思想影响了当今西方主要大国乃至全世界军事建设的方向。另外我所知道的西方的军事著作主要以阐述战术思想为主，很少有像《孙子兵法》和《战争论》阐述战争核心思想的。比如隆美尔的《步兵攻击》核心思想就是进攻、进攻、再进攻。强调部队灵活机动、大胆推进。隆美尔的另一部著作《进攻力学》主要阐述进攻的槓杆战术，其核心内容是正面佯攻敌人，而将主力迂回到被攻击方的後方或一侧，给敌人以致命打击。

中国古代的保民思想 篇5

中国古代和谐思想对我国发展的影响

和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从现代视野考察中华传统和谐思想,特别是和谐科学观的现代价值及其转换,对于今天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强调生态自然观概念,从而构建和谐科学观,促使中国科技崛起.

作 者：郭燕杰 李好  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江苏,徐州,221116 刊 名：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ONGQ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年，卷(期)： 23(9) 分类号：G04 关键词：传统文化   和谐科学观   现代化建设  

中国古代建立监察制度的思想理念 篇6

一、权力的扩张性, 需要建立监察制度来调控

监察作为国家职能的一部分, 和司法制度、军事制度迥然不同。它的职能不是直接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和颠覆行动, 而是监察、制衡国家机关及其官员, 是国家管理系统中的一种自我约束机构。《册府元龟·宪官部》在议论监察起因、性质和职能时说:“古之王者建邦立制, 设都鄙官府之治, 分班爵品职之序, 创刑典以洁暴慢, 修礼范而别等威, 百职并分, 万邦承式, 乃设纠督之任以专察之事, 刺检凶愚, 抨正违谬, 然后内外之政允, 厘奸宄之萌自塞者。”商鞅在总结历史上“有法不胜其乱”的原因时指出, 根本上是“法之不行, 自上犯之。”[2]所谓“上”就是指统治阶级内部的王公贵戚及官吏。韩非则更明确指出:“乱之所生六也:主母, 后姬, 子姓, 弟兄, 大臣, 显贤。”[3]“犯法为逆以成大奸者, 未尝不从尊贵之臣也。”[4]即使出现了民乱, 也往往是由于吏乱造成的。“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 不闻有乱民而有独治之吏, 故明主治吏不治民。”[5]如何治吏?韩非提出了“督责之术”, 即通过严加监督和处罚来驾驭百官。朱元璋对监察御史等风宪官谕之曰:“风宪须严明以驭吏, 宽裕以待民, 如有奸贪强暴虐良善者, 尔等就逮其人鞠问审决, 然后以闻。”[6]朱元璋对御史提出的“严明以驭吏, 宽裕以待民”的要求, 可谓道出了监察的调控职能。

监察首先是为了适应统治者长治久安的需要, 它是国家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它为了维护整个统治阶级根本的、长远的利益, 不仅需要调整统治阶级及其领导集团与被统治阶级的关系, 把阶级冲突限制在“合法形式”的范围内, 防止阶级矛盾激化而把整个社会消灭, 而且需要调整统治阶级及其领导集团的内部关系, 限制个别成员“私人利益”的过分膨胀, 防止“整个自身阶级利益”受到损害。

作为国家组成部分的监察制度, 其建立正是首先适应了统治者长治久安的需要, 通过以官纠官的形式, 承担了约束统治阶级及其领导集团的内部一些人的特殊利益之职责, 充当了国家整体利益与官吏个别特殊利益、君主与百官、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以及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等诸方面关系的调节器和制衡器, 使之“水火相济, 盐梅相承”, 稳和对立面的冲突。因此, 监察看起来更像代表社会普遍利益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

二、皇权的至上性, 需要建立监察制度来维护

监察制度作为封建制度的子系统, 它的政治属性受到母系统的严格制约。考察中国古代封建政治制度, 其最重要、最基本的内容就是君主专制。在这种政治制度下, 君主高高在上, 独裁专制, 统治一切, 所谓朕即国家, “主有专己之威, 臣无百年之柄”[7]。皇帝就是国家的同义语, 国家的一切权力皆源于皇权, 归于皇权。但是, 天下之事, 从行政到司法, 从经济到军事, 仅靠君主一人亲理是无论如何也难于应付的。君主的最高统治权要得以行使, 还需要设置遍及全国的统一官僚机构, 需要依靠庞大的官僚集团来实现。《韩非子·观行》说:“虽有尧之智, 而无众人之助, 大功不立。”同书《难二》又说:“凡五霸, 所以能成功名放天下者, 必君臣俱有力焉。”作为专制君主, 所需要的统治机构应当是既不妨碍君主独裁, 又能积极发挥统治作用的办事机构。

然而, 皇帝防臣如防贼, 大臣伴君如伴虎, 是古代君臣矛盾的生动写照。君主要想驾驭庞大的官僚机构, 需要对内外百官进行严密督察和有效监控。但君主只身一人, 要自行身察百官则力不足, 正如《韩非子·有度》所言:“夫为人主而身察百官, 则日不足, 力不给。且上用目则下饰观, 上用耳则下饰声, 上用虑则下繁辞。”因此, 自战国起, 历代君王设御史专以监察天下百官, 设谏官以广开言路, 防止用人和施政失误, 以维护君主专制统治。封建监察制度必然是以维护君权宗旨的, 历代统治者都把监察机关视为君主的耳目, 并极力操纵监察机关为维护君权服务。

监察官吏的选定和监察机关的命名鲜明地表现了其御用性。御史一职, 在西周春秋时期, 为国君记事官, 虽属微官, 但因“职居亲近”, 常常受到国君的信任和重用, 逐渐演变成为君主的“耳目”, 被赋予纠察的职能。秦创立监察机构, 以御史府命名, 根本任务就是维护皇权, 是封建帝王操纵的监察工具。秦汉以后的最高统治者都无不将监察官视作自己的心腹、耳目, 并在有关诏赦和法规中明确规定了这一性质。在宋代, 不仅中央御史台直属皇帝, 地方的监司和通判也直隶皇帝。御史是皇帝的耳目之官, 监察对象是朝廷百官, 任务是“举台纲, 肃官邪”, 目的是“以收众智, 以驭辟吏, 百官向方而万事理。”即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清代的《钦定台规》和《都察院则例》两部监察法规中, 清朝皇帝屡屡强调科道官是皇帝的耳目之官。以法规的形式规定, 监察官的考选、差遣、内升以及外转都由皇帝说了算。以上, 均体现了监察制度维护封建君权的性质。

三、官僚的利己性, 需要建立监察制度来规范

中国封建官僚体制是典型的东方专制主义集权制, 这种集权制的官僚机构是宝塔型的, 站在宝塔顶端的是君临天下的皇帝, 而广大的官吏只不过是皇帝的奴仆。皇帝实行专制独裁, 最担心的是人臣“功高震主”和“权重倾主”。正如韩非所言:“万乘之患, 大臣太重;千乘之患, 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 历代身居深宫的帝王对臣僚持戒心, 防臣如防贼, 对任何人都难以信任, 即使是自己的耳目监察官也不例外。同时, 在君主专制统治下, 封建官僚制度的一个重要弊端就是机构臃肿, 人浮于事, 办事拖拉, 不讲效率, 不负责任, 相互推诿, 欺上瞒下。如何保证天子宪令的正确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是封建制度所面对的一大难题。监察机关必须承担起调节国家权力, 对国家决策及政令的制定和实施实行监督的重任。并依据国家的法律、法令, 对各级衙门及官吏的行为是否合法进行监督, 使政事行为制度化、法制化, 从而使封建国家机器能够正常运转。

监察制度以介入司法活动为手段, 维护纲纪、保持官员廉洁, 最终使封建政权得以巩固。朝廷纲纪的主要内容和形式均体现为统治阶级制定的法律和法令, 历代皇朝均把监督法律、法令的实施作为监察机构的一项重要任务。御史台 (明清时改为都察院) 与刑部、大理寺并称为“三法台”, 即三大司法机构, 而御史也常被称为“法吏”。御史对不法官员进行弹劾, 也可由皇帝赋予直接审判之权, 并对审判机构实行监督, 履行“掌律令, 审重狱, 察冤枉”的职责, 加之在监察过程中对朝政存在的弊端向君主实行劝谏, 对朝廷的统治起到了巩固作用。

北宋魏了翁在论驳谏诤功能时说:“李唐以降, 又不如古, 然而尚于相维之间, 默寓交儆之意。中书进拟, 门下审覆, 尚书奉行, 而两者之属有给舍谏官, 尚书省之属有长贰郎曹, 一政令之行, 经涉非一, 使之得以选为正救……又使台臣得以纠逖, 侍从得以献纳, 百执事得以封章核对。盖以意思是天下事非宇宙大物, 非一人智力所能独运也。”[8]意思是国家大事非一人的智力可驾驭, 而三省建制暗含着让各部门相互制约监督的用意, 以匡正补救其中可能存在的过失。同时, 在政策实施的过程中通过严密监督、控制百官, 保证政策的彻底实施, 杜绝在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因官员的个人行为而影响到统治阶级的利益, 督促百官尽心守职, 提高行政效率, 并将这些要求在监察法规中明确规定。明侍御史刘真所言:“台宪之官不专于纠察……至于激浊扬清, 使奸邪屏迹, 善人汇进, 则御史之职尽矣。”[9]历代封建统治者利用监察机构对官吏进行多方面的监督, 促进吏治清明, 无疑对提高行政效能, 实现勤政具有积极的作用。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之所以为历代封建王朝所推崇, 是因为它服务于封建专制制度、与封建专制制度充分耦合。历朝历代监察组织机构的设置、监察官员职责功能的变化, 都是以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强化中央集权为目的的。封建制度下, 官员的权力均来源于皇帝的授予。皇帝的权威又必须通过各级官员权力的运用才能得以实现。权力的斗争性使得皇帝在授予官吏权力的同时也保持对官吏的高度警觉, 极力避免因官吏权力的过分膨胀而对皇权带来威胁。同时, 封建专制制度的先天不足也使得整个官僚体系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腐败、低效、冗拖等一系列问题, 封建社会必须对这种权力体制的缺陷进行补救, 最大限度地保持封建专制制度的长治久安, 使官僚系统的权力处于有效监管之下, 避免因为官员权力膨胀或滥用权力对封建制度带来的冲击, 确保皇权的绝对权威和封建制度的稳定, 这也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建立监察制度的宗旨之所在。

参考文献

[1]《叶适集》第751页.

[2]《史记》卷68《商君列传》.

[3]《韩非子》卷18《八经》.

[4]《韩非子》卷5《备内》.

[5]《韩非子》卷74《外储说右下》.

[6]《明太祖实录》卷54洪武三年七月.

[7]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班彪传》.

[8]《历代名臣奏议》卷98《经国》.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探源之作 篇7

“以民为本”思想作为一种执政理念，经历了远古时期的“天本”、殷商时期的“神本”，而成熟于两周时期，它不是上帝的恩赐，更不是统治者的施舍，而是关联着“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的惊心动魄的历史事实，凝结着大量的失政教训，饱含着哲人的沉思。千载以下，民本思想已经成为历代士大夫精英的政治信条，它哺育了一批关心民众疾苦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政治家，鼓励着一批先行者前赴后继颠覆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主义统治。因此，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为经典表述的民本思想，有着巨大的本原大义和深厚而辽阔的阐释空间。探索其生成的历史文化背景和衍变的历程，追问其间的微言大义，从而为确立新型的政治伦理和社会制度提供借鉴，有着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王保国著《两周民本思想研究》(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正是朝着这一目标所做的积极努力。著者以“忧天下，探世变”的拳拳之诚，踏上了对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清流探源的艰辛历程。作者认为，从萌芽到转型，两周民本思想的发展在整个传统民本思想的演进历程中构成一个明晰的单元，故而全书把两周民本思想放在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了细致的勾勒，从商周政权的转移谈民本思想的萌芽，从春秋民人地位的提高谈孔子民本思想体系的形成，从战国政治空间的开放谈民本思想的百花齐放，从封建集权的确立谈民本思想的工具化改造。这样做，就清晰地展现了民本思想在两周发展的脉络，给人以系统完整的印象。

关注民本思想的历史根源和发展轨迹，探讨两周民本思想的内涵，是本书着力所在。而要达此目的，并非易事。两周民本思想犹如一颗宝石，只有拂去厚裹的岁月尘埃，洗尽长期批判烙下的现代垢印，才会熠熠生辉。全书主体部分由八章组成，按照时代顺序，将两周民本思想置于政治文明以及社会生活的大环境下进行考察，正源辨流，勾勒出两周民本思想演进的总体画面。商周以前的原始民主风尚和人道主义，以及早期社会的重民保民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基本精神，同时也促成了中国早期社会的人本主义特色。远古之时，“钻木取火，以化腥臊”，燧人氏能让人民“饭熟食”是对“民本”思想的践行；“构木为巢，以避群害”，是有巢氏能让人民“安居”而对“民本”思想的践行。黄帝为民操劳，得民心，顺民意，颛顼“养材以任地……治气以教化”；帝喾“顺天之意，知民之急，取地之材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帝尧“九族既睦，便章百姓”；舜能“举八恺，内平外成”；禹为治理洪水，造福于民“乃劳身焦思，三过家门而不入”。“民本”思想自有史以来，就有萌芽可见。这一时期的民本思想散见于甲骨文和金文以及新出土的帛书、简牍中，由文献的爬罗剔抉，从而阐幽显微，在对远古洪荒时代的追溯中，分明已感受到了民本思想胎孕的信息。

在五帝的重民、爱民之后，出现了夏桀、商纣的轻民和虐民，汤武革命的发生则使统治集团对民本政治有了更深刻的感触，商周政权的转移催化了民本思想的诞生。于此著者提出了一些富于新意的独到见解。周人借鉴“殷鉴”之教训，开始怀疑“天命”，进一步看到了“民本”的重要性；提出了治民就必须“先知稼穑之艰辛”，要做到“怀保小民，惠鲜鳏寡”。周代的统治者，已将民本意识升华到“保民”如同“敬天”的高度。故而对“天命”产生了怀疑，认为“天命靡常”，继而责难天命：“疾威上帝，其命多辟”，这是民本意识的一大进步。作者认为，商周以前的原始民主风尚和人道主义，以及早期社会的重民保民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基本精神，同时促成了中国早期社会的人本主义特色。“敬天保民”、“明德慎罚”是周初民本思想最基本的内容。

第三章通过春秋时期的社会变革考察民本思想的兴起，以《左传》《国语》《论语》《墨子》等典籍为据，客观而全面地显示时代思潮概貌。春秋时期，社会激烈动荡，民众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有了空前的提高，民本思想也随之取得了重大发展，于是，“民为神主”、“君为民设”演化成一种重要的社会思潮，孔子对国家的暴力作用进行反思，提出“仁者爱人”原则，主张重教化而轻刑罚，强调“使民如承大祭”。他的博施于民的圣王观，实际是从人道主义高度，对殷周和春秋以来重民、得民、保民、有民、爱民、成民、养民、利民、亲民、富民、裕民、便民等治国理念和执政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民本思想体系，这使民本思想在理论上取得了重大飞跃。

进入战国中前期，激烈的政治竞争和百花齐放的学术氛围终将民本思想的发展推达前所未有的高度，民本思想在诸子的思想体系中都结成了十分完善的形态。著者对战国儒、墨、道、法诸家的民本思想进行了条分缕析的阐发，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托管晏之名而明确概括出的法家化的“民本”提法，还是此时产生的农家“饔飧而治”的政治空想，抑或是老庄基于悲天悯人而形成的淡化政府权力的深邃思辨，都显示出民本思潮的多角度展开和全方位推进。但直接把民本思潮推向巅峰的是以道德为本位、以教化为己任的孟子。孟子呼吁解民于“倒悬”及“水深火热”，强调从“恒产”即产权制度入手建立社会和谐。孟子将君与民放在政治天平上权衡，得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超越政治的结论，奏响了民本思潮的最强音。孟子还深入阐发了“忧民之忧”及“与民同乐”的思想，从而使民本真正成为一种文化信念及精神境界，著者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和热情礼赞。著者认为，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以及“节用”、“节葬”、“非攻”、“尚贤”等主张，荀子的立君为民和舟水之喻，老庄的“高以下为基”和“无为”观点，都是为来自民众的权利诉求提供理据，均为颇具识见的破的之论。

众所周知，在秦汉以下的中国历史上，“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政治虽然仍是重要的官方意识，但从未制度化与法律化，实际上已经异化为统治者手中玩弄的用民之道、御民之术，成了一句“口惠而实不至”的政治空话。著者设《民本思想的转型及其与集权政治的整合》一章，通过对“霸道”的胜利和战国中后期“势利主义思潮”的分析，探讨“民本思想”被“君本思想”所改造整合的过程，认为随着封建集权的进一步确立和强化，民本思想也逐渐向集权靠拢。战国后期的荀子及其法家弟子韩非初步完成了对于民本思想的理论改造，西汉中期的董仲舒则最终在政治实践论中使民本思想完成与封建政治的整合，由一种先进的政治理念沦落为统治者手中的权术、工具，逐渐丧失了对封建集权的制衡能力。由此我们不难体会到著者“探世变”、“忧天下”(龚自珍语)的热忱，思接千载、洞幽烛微的识力。据笔者所知，在著者的学术规划中，一部《中国民本思想史》正在筹划中，其中将有更为深入而精到的探究，笔者期待这一巨著早日面世。

《两周民本思想研究》可谓一部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探源之作，全书以两周时期民本思想渊源为线索，既有民本思想的生成与衍变，又有学者的论说和治者的实践。显然，著者在以兩周民本思想研究作为自己庞大学术计划的开篇之作时，不是着意在写一部民本史，也不仅仅满足于把历史现象和事实准确地表述出来，而是在此基础上，站在客观的立场，以冷静的心态，运用现代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的原理，对民本思想的真实内涵及其衍变进行理性的思考与评判，全书提供给读者的既有知识，又有思想，还有发人深思、令人回味的未尽之言。

还要提及的是，全书虽然资料引证丰富，具有浓厚的思辨色彩，但行文清新流畅，呈现出一种平易之态、朴实之风。

盘点中国古代十大思想家 篇8

老子(前580-前500)，姓李名耳，字伯阳，春秋楚国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晚年，周王朝日趋没落，老子便弃官归隐，并且写出《道德经》，申述道德的含义。认为道是先天存在的，循环往复;德由道所产生，是道的具体表现，其思想论述带有神秘主义色彩。他还用道德的辨证关系辨证了万物的存在，基于这种认识，提出了“自然无为”，“无为而治”的思想观点。代表作品：《道德经》

2、孔子-中国古代最著名思想家-儒家创始人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鲁国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政治主张，当未被当时战火连连的大小国所接受。因此他周游列国，招收弟子，形成了儒家学派。孔子的学术思想以“仁”和“礼”为核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的思想观点被后来的封建统治阶级所采纳，成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作品:《论语》

3、孟子-中国古代儒家学派的发扬人

孟子(前372-前289)，名轲，子子舆，战国鲁国人。“孟母三迁”的典故自古便成为教育的典故。在学术思想上，他作出了“心性论”的阐述，提出了著名的“性善论”，重视养心，保养自己的心性。在政治上，他提出了“王道仁政”、“民重于君”的学说，主张用“仁义”的思想治理国家。后代人认为孟子发扬了儒家学派的思想观点，并被尊称为“亚圣”。代表作品：《孟子》

4、庄子-中国古代道家学派的发扬人

庄子(前369-前286)，名周，子子休，战国宋国人。庄子的思想集中在《庄子》一书中，他的学术思想继承和发扬了老子关于道的绝对主义和神秘主义，后人以“老庄”相提，其学术思想主要是相对主义观点。代表作品：《庄子》

5、墨子-中国古代墨家学派创始人

墨子(前468-前376)，名翟，春秋鲁国人。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最重要的伦理和政治主张是“兼爱”，但这种思想无法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在秦汉后便成为了绝学。代表作品：《墨子》

6、荀子-中国古代著名的唯物论者

荀子(前313-前238)，名况，子卿，战国赵国人。荀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唯物论者。在伦理道德观念上，他的思想观点与孟子的“仁”不同，荀子更加注重 “礼”的作用。主张“性恶论”。在政治思想上主张“礼治”与“法制”相结合，礼敬君子，法治小人。代表作品：《荀子》

7、韩非子-中国古代的法学大家

韩非子(前280-前233)，战国人。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学术思想继承了老子的“道”，但把道理解为事物发展的规律，发展了荀子的“性恶论”。在政治上，主张以法为主的“法术势”结合。代表作品：《韩非子》，其中韩非子的著作中还有很多我们耳熟能闻的成语：如，自相矛盾，讳疾忌医，三人成虎等;

8、晏子-中国古代著名的“民本”思想家

晏子(?--前500)，名婴，字平仲，春秋齐国人。在君臣关系上，他提出了和而不同的观点，即君臣互补，取长补短，而非一味附和。

他是一位无神论者，相信人民的力量，认为统治者应当亲民爱民，采用“民本”的思想治理国家。代表作品：《晏子春秋》

9、董仲舒-中国古代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

董仲舒(前176-前104)，西汉人。董仲舒向武帝提出了“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主张，提出了“三纲五常”的思想观点，是儒家的“王道政治”和“仁政思想”。是他将儒家思想发展到新的高度，代表作品：《春秋繁露》

10、朱熹-中国古代著名理学家

朱熹(1130-1200)，子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南宋人。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思想中的机变论 篇9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思想中的机变论

机变论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思想中有关事物存在的变化和条件的理论.它的基本范畴是子牖.二者均有多方面的内涵,二者的.含义在不少方面是相通、相同的,不同的方面大致说来,字饕指涉自然观,机主要指涉认识论与实践论.对机的应用,包括观机、执机、应机、盗机、发机等五个阶段.机变论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今天仍然有一定的启发性意义.

作 者：孔令宏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哲学系,浙江,杭州,310028刊 名：自然辩证法研究 PKU CSSCI英文刊名：STUDIES IN DIALECTICS OF NATURE年，卷(期)：20(6)分类号：N022关键词：中国古代科学技术 机 变化

中国古代的保民思想 篇10

如果要用最简练的语言表述，我把他的这一理念概括为：丹纳认为最好的作晶就是那些最优秀的表达人体的作品。纵观西方美术史中那些辉煌时期诞生的杰作，丹纳的这一说法或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丹纳极其敏锐地捕捉到了文艺复兴前后一段时期产生的那些伟大作品画面中所直观呈现的特征之所在。一如拉斐尔在圣母子题材的绘画作品中通过描绘柔和无瑕、丰满圆润的皮肤塑造出圣洁完美而几近于甜俗的人物形象；又如米开朗基罗在雕塑作品中通过刻画隆起的肌肉和剑拔弩张的筋脉所表现的力与美的光辉伟大。我们暂且不论这些对“形体”苦心孤诣的刻画是否是艺术作品所表达的本质，他们的确是这一时期美术杰作呈现出的最显著的特征与精华。丹纳提出的“特征说”指出了西方美术史中一段伟大时期在绘画创作中对于“形”的追求，这一时期的画家依靠透视学的发现，造型技法的探求，解剖学的研究与油彩的应用把对“形”的追求与演绎推上了巅峰，“形”的重要程度和重要意义排在了彼时绘画诸多要素的第一位。

在阅读《艺术哲学》时，我对丹纳所阐释的西方美术的“形体”概念大感兴趣。中西方的绘画艺术虽各自相对独立的发展，但所关注的命题常常互有重叠，而在某些关键点上的观点又存在着差异性的背离与普遍性的共通，这让我们总是饶有兴致地进行着各种角度的中西对比论证。

回顾中国古代画论体系，对于“形”的探讨历来是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并且，这一讨论并非孤立于“形”，而是紧密连结着“神”——中国古代绘画中另一十分重要的概念，并由此引出“形”与“神”的关系探讨，成为历代画家与绘画理论家亘古不衰的“常青”讨论命题，也形成了一套中国古代绘画自成体系的形神观。纵观中国古代绘画形神观发展的历史，东晋顾恺之明确主张“以形写神”；南朝宗炳虽提倡“畅神”说，“万趣融于神思”，但仍坚持“以形写形”“以色貌色”；谢赫主张“应物象形”“随类赋彩”；从“传神论”到“写心论”再到齐白石的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这一系列前后继承并逐步发展的形神观都传达出中国古代绘画“形神兼备”的思想要旨。而通过更细致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形神兼备”的绘画观还存在着某种内部联系。画家对“形”的塑造是基础的、不可或缺的，但并不是作画所要传达的本质精神，对“形”的追求与把握是为了通过“写形”达到“传神”的目的。“形似”的本质目的是为了达到“神似”的要求。

中国古代绘画对于这种造型上的“似”是一以贯之的要求，是绘画实现的重要基础。不论是精工细笔还是泼墨写意，都只是在“似”的程度与标准上存在不同的定义。通过刻画本体形象，进行特征加强，达到似与不似、不似更似的效果。便如元代画家倪瓒所说“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也只是强调“神似”重要性的一种表达方式，其绘画简静至极，在添一笔则多减一笔则少的精准画面中塑造出画家用笔墨构筑的精神世界。中国古代绘画从未有完全抛开形体的时期，师法自然一直是最基本的绘画修炼法则之一，即使是大写意人物的表达亦是如此。身体各处虽一带而过但整体观感仍是准确的，夸张之至但毫不失度，甚至可以通过简率的笔墨带来独特的观赏体验。观者在对画面进行品阅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对存在巨大想象空间的画面进行自我补充。例如，在梁楷的“减笔”绘画中，画家用寥寥数笔线条勾勒出人物衣纹造型，虽线条简略但笔笔精准，重笔重墨都错落布置于人体主要的关节转折之处，通过简洁的笔墨抓取事物的本质特征。观者能通过联想感受到衣纹之下的人物肌体骨骼，这种观者由画面中呈现之物想象补充出画面未呈现之物的过程是依凭现实经验进行的，反而比画家尽心竭力所能刻画出的形象更加精准。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在欣赏品读大写意人物作品时所感受到的超出于工笔人物的一种特别的观感体验，这种体验是画家与画作欣赏者共同参与完成的，正所谓“无物于物，故能齐于物；无智于智，故能运于智”。如果从这一角度说，大写意人物画反倒是最精准的人物画，但只有真正的个中高手才有能力完成这种互动。在西方绘画中，画者惯常将人物细节从始至终绘于画布之上，所存在的不准确就被锁定在画布之上。东西方绘画使用不同的创作语言，也就有不同的成功秘笈，完美完成人体特征的表达成为西方绘画成功的重要因素，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画家和雕塑家大都具备透视学、解剖学方面的知识基础。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雕塑家和绘画理论家切利尼曾说过： “你一定要画两腰之间那根长得非常好看的骨头，叫做尾椎骨或荐骨。”这种表述在中国古代绘画中是难以想象的。

中国古代绘画中“以形写神”的实现过程是艰难的。“写形”虽是“传神”的基础和实现方式，但这中间并不是一条直线坦途。为了达到“传神”的目的，中国历代画家都在不懈努力实践。画家们对于绘画对象“特征”的选取也更着重于能够反映精神层面的细节与要素，而非丹纳所总结的西方美术围绕“人体本身”的一系列特征。他们选取特殊的意象并运用不断完善的方法实现画外之音的传达，这体现在对笔法的运用、墨色的追求等诸多方面。

中国古代绘画讲求笔法的运用，它既是构成画面的基础要素，也是极富艺术价值的独立审美单元。各种皴擦描摹技法为更好的“写形”提供了技术支撑和实现手段，老梅瘦竹的题材简直就是对笔法艺术的单独展示。好的书法家会被认为有能力提笔作画。而在素描一类西方绘画中，单独的线条没有意义，只有线条汇集组成的带有光影明暗的立体的面才是画面的组成部分。这是不同的“写形”语言，也就产生了不同的“传神”效果。随着绘画艺术的发展和宋元以来文人画地位的不断提高， “写形”和“赋色”从突出重要部分逐渐成为基础的部分。“墨色”逐渐提高其地位和意义，画家们对墨的使用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没有掺入墨色的作品会被认为带有“火气”与诸多弊病，而不加颜料仅用五色之墨足以创造出杰作。运用良好的“墨色”是一种更好的、更高明的、更带有哲学意义的赋色。水墨山水画重笔法重画意，最大程度突出中国画的特质，是艺术实践高度积淀的产物，也是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和价值观的最好展现。

论中国古代诗歌中的廉洁思想 篇11

众所周知,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自古以来, 中国就是一个享誉世界的礼仪之邦。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绵延不断的精神动力就是中华民族优秀灿烂的文化。而自古至今形成的廉洁文化传统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大道之行, 天下为公”、“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 均体现了中华民族博大深厚的文化底蕴。远在原始社会末期, 尧舜禹的“禅让制”就包含了很强的廉洁色彩。尧年老时需要找一个接班人接替他的部落首领位置, 而此人须有才有德不谋私利, 且能带领部落继续生存和发展。经过选拔和考验选中了舜;舜最终也以同样的方式选择了禹作为接班人。大禹不负众望, 兢兢业业, 为部落谋利益, 至今还留有“大禹治水, 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美誉。中国自秦汉进入封建社会时期, “家天下”的观念得到了极大强化, 天下归一家一姓所私有。实心而论, 哪一个皇帝也不希望打下的江山社稷在一代人手里断送掉, 他也希望他的江山永固, 可以传递百代、千代、万代……。于是, 要达到此目的, 每个皇帝总是希望臣下要廉洁奉事, 不贪污受贿, 兢兢业业, 忠实地服务于他的江山永固之需要。当然,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 有德养的封建文人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及政治抱负, 也会自觉地廉洁修身, 沿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方向前行。自然地许多诗人文学家也把这种廉洁思想经常表现在他们的诗歌作品中。

一、为官清廉的思想

在古代诗歌中, 为官清廉的思想也是众多的诗人、文学家所表达的重要思想内容之一。古代诗人不仅从正面表达为吏要刚正清廉的思想, 还从其他角度表现了这种思想, 主要有拒贿、崇廉劝戒、自勉等方面。

1. 拒贿。

为吏者要真正做到清廉, 能够看见送上门的礼品而不动心, 拒绝接收贿赂, 则更是一种高境界。北宋庐州 (今合肥) 人包拯, 在端州任职期间不畏权贵, 为官清廉, 时人称他包公。3年期满, 包公回京新任, 端州黎民百姓感念包公, 精制一砚暗藏舟中。船过羚羊峡, 包公命书童查看船上有无藏匿赃私, 最后搜出匿砚, 包公当众抛掷于江中。包公60寿辰那年, 吩咐家人一概不收寿礼。可第一个送礼的竟是当朝皇上, 奉旨行事的太监深谙包公脾性, 早在礼盒上写好一首诗:“德高望重一品卿, 日夜操劳似魏征。今日皇上把礼送, 拒礼门外理不通。”皇上为啥送礼?宋仁宗认为包拯“清慎太过”故有此举。但包拯无意要开贿道, 便在寿礼盒上回赠一诗, 巧辞皇礼。诗曰:“铁面无私丹心忠, 作官最忌念叨功。操劳本是份内事, 拒礼为开廉洁风。”在明代, 地方官畏惧权贵, 进京是纷纷献金求媚, 唯于谦不买王振的账, 并作诗一首:“手帕蘑菇和线香, 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 免得闾阎话短长。”他为官期间, 廉洁自律, 坚持了自己的操守。自此, 两袖清风成为对历代清廉官吏的最大褒奖。明代的吴讷是一位清廉的官员。洪熙元年, 他被任命为监察御史。有一次, 吴讷巡访贵州准备返回时, 地方官员为讨好他, 派人携黄金百两追上他予以馈赠。吴讷向来对行贿之举十分反感, 但是他并不是简单拒绝。他接过黄金, 并未启封, 而是让随从取过文房四宝, 在礼盒上题诗回绝, 让来者带回。这首诗是这样写的:“萧萧行李向东还, 要过前途最险滩。若有赃私并土物, 任教沉在碧波间。”送金者只好持黄金和拒贿诗悻悻而归。

2. 倡廉。

自古至今, 凡是为吏者, 应当说手中都有一定的权力, 若想收受贿赂肯定有理由和机会的。但是, 廉洁的官吏是例外的, 他们不但不接受贿赂, 而且还常劝诫他们的亲朋好友要清正廉洁, 生活得清清白白。唐代的李庚, 为人正直, 为政清廉, 鄙视逢迎, 一生写过不少崇尚廉洁廉政的诗作。例如他的一首《君子堂》:“文简为州时, 不求赫赫誉。温恭君子儒, 岂弟民父母。黄堂能几年, 清风霭千古。愚公踵前修, 特此相明主。”作者为官时间不短, 但从来都是两袖清风, 一贫如洗。在诗中, 作者站在历史高度, 认为:当官是好事, 但真正能有几年时间?只有清洁的名誉才会千古流芳, 永垂不朽。我们不能不为诗人倡导廉洁的高尚品格精神所感动。

3. 自勉。

清代的郑板桥先后做过十二年七品县令。在任期间, 深入民间, 洞悉民间的疾苦, 终因救灾而得罪了巨室, 毅然辞官返里。他曾画一幅《柱石图》, 画幅中央画了一块孤立的峰石, 却有直冲云霄的气概, 四周皆空没有背景。画上题诗:“谁与荒斋伴寂寥, 一枝柱石上云霄, 挺然直是陶元亮, 五斗何能折我腰。”诗点破了画题, 一下子将石头与人品结合到一块儿。板桥借挺然坚劲的石头, 赞美陶渊明刚直不阿、品格高尚的人格, 同时也似乎吐露他自己的同样遭遇及自我勉励。画中的石头代表了人物形象, 蕴藏着刚直不阿, 不为五斗米而玷污了自己的清正高洁的品质。

二、勤俭朴素的思想

中国古代许多诗人都曾亲眼目睹过老百姓生活的艰难, 他们对百姓富有同情怜悯之心, 在诗作中表达了这种思想。如唐代诗人李绅的《悯农》:“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作者以精炼的语言、鲜明的形象和引人深思的立意, 勾勒出了一幅丰年图景。最后两句则提醒人们要勤俭节约、珍惜农民辛辛苦苦用劳累和汗水换来的劳动果实。晚唐诗人李商隐也表达了同样思想, 其《咏史》中说:“历尽前贤国与家, 成由勤俭败由奢。……”诗人着眼于历史的时空, 深刻总结了历代兴衰的经验教训, 道出了“成由勤俭败由奢”的深刻哲理, 令人深思。南宋理学家朱熹曾作《无题》诗, 表达了他对百姓生活困难的同情和教戒子女生活要勤俭的思想:“葱汤麦饭两相宜, 葱补丹田麦疗饥。莫谓此中滋味薄, 前村还有未炊时。”[6]45朱熹任秘书阁修撰时, 一次去看他的女儿和女婿, 不巧女婿外出了, 便被女儿留住吃饭。进餐时, 女儿望着桌上的葱汤麦饭, 眼噙愧疚的泪水。朱熹便神情肃然地题了这首诗留给女婿。女婿归来后, 见岳父如此崇尚俭朴, 备受感动, 即把该诗贴在壁间, 当作座右铭。明代有一个习惯, 地方官进京朝见述职时, 一般官员都带一定的礼品送给京城的权贵。明代流行一首民谣:“知县是扫帚, 太守是粪斗, 布政是叉袋口, 都将去京里抖。”而况钟进京朝见却两袖清风, 谢绝苏州百姓为他准备的进京礼物。他临行前作诗二首:“清风两袖朝天去, 不带江南一寸棉。惭愧士兵相饯行, 马前洒酒注如泉。”“检点行囊一担轻, 长安望去几多程。停鞭静忆为官日, 事事堪持天日盟。”1442年况钟积劳成疾病逝于任上。他的灵柩运回江西时, 苏州数十万百姓穿孝服为他送行。在运灵柩的船中, 只有一些书籍衣物。况钟在富庶的苏州担任知府十余年, 却没有为自己购置一间房, 在家乡靖安, 没有为自己和家人购得半亩地。他死后, 苏州7个县的老百姓为他立祠纪念, 况钟廉正清明的事迹被百姓永远记在心里。在况钟的家乡, 江西省靖安县况钟墓后清风亭上刻有一幅对联:“一肩行李, 试问封建官场有几?两袖清风, 且看苏州太守如何?”这正是况钟一生清廉真实的写照!

三、修身自律的思想

修身的目的是为了造就完美的人格, 追求实现更高的人生价值。古往今来, 凡能成就一番大事的人, 无不首先做到对自己严格要求, 正心、修身。即使在逆境中, 也尽力保持自己的人格, 自觉抵御外来不利因素的玷污, 坚守自己的节操。唐代诗人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就是这种思想的表白:“寒雨连江夜入吴, 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 一片冰心在玉壶。”作品通过第二天早晨与友人在江边分别的情节, 请别友给洛阳亲友带去“一片冰心在玉壶”的口信, 表达了诗人虽处逆境、依然冰清玉洁、坚持高洁情操的信念。明代于谦的《石灰吟》更是他一生清正廉洁名声的映照:“千锤万凿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作者以石灰作比喻, 抒发自己坚强不屈、洁身自好的品质和不同流合污、与恶势力斗争到底的思想感情。

四、廉耻的思想

孔子云:“行己有耻。”一个人生活在世, 都应有自尊、自爱之心, 不要做出连自己都觉得羞耻的事情。丧失了廉耻之心, 一个人就到了难以救药的地步。中国古代许多诗歌中包含了廉耻的思想, 而且诗人多是通过物喻手法来表达这种思想。物喻是借某一事物的特点比喻人的一种品格, 是文学创作中常用来表现、突出中心思想的方法。中国古代许多诗人常常借物言清廉之志。南宋宰相、诗人、抗金英雄李纲有一首传咏千古的《病牛诗》:“耕犁千亩实千箱, 力尽精疲谁复伤。但使众生皆得饱, 不辞羸病卧残阳。”李刚在诗中写了牛的奉献精神, 对人们贡献多而索取少。表面看似写牛, 实际是以牛自喻, 令我们看到了一个埋头苦干、默默奉献的清官高尚廉洁的光辉形象。元代王冕的《墨梅》:“我家洗砚池头树, 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色彩, 只留清气满乾坤。”这首诗题为“墨梅”, 意在述志。诗人将画格、诗格、人格有机地融为一体。字面上在赞誉梅花, 实际上是赞赏自己的立身之德。尤其后两句盛赞墨梅的高风亮节, 它不想用鲜艳的色彩去吸引讨好人, 只愿散发一股清香的正气, 让它留在天地之间。这两句正是诗人的自我写照, 表现了诗人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坚贞纯洁品格!

五、结语

中国古代诗歌中包含了丰富的廉洁思想文化资源, 它揭示出抨击贪婪与愚蠢、弘扬清正廉洁风气的社会价值与精神。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 努力继承和弘扬中国古代优秀的廉洁文化思想并长期坚持下去, 必将对我们当今的廉洁文化建设起到重要而有益的借鉴作用, 同时对于个人的廉洁修身、提高和完善自我乃至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都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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