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质

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质（精选11篇）

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质 篇1

对于一个民族国家来说,一定数量的人口是其存在的前提基础和必备条件。特别是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人口的数量直接决定了国家劳动力的多少,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国力的强衰。 任何一种制度的出台都需要动力,对于户籍制度来说,只有在民族国家范围内,人口达到一定规模,当权者才有必要在制度层面上对人口的数量进行国家的行为。因此,从一般性意义上来说,户籍制度的功能就在于人口登记和人口管理。对于中华民族来说, 这种意义的制度,并非进入现代以后才形成,而是在历史长河中早有了其雏形。

一、户籍制度的起源

如果以人口登记的角度来认定中国户籍制度起源的话,那么, 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多年的夏禹时期。这样一来,户籍制度的存在就已经有4000多年悠久的历史。“禹平水土,定九州,计民数”1。 这里的“计民数”就是统计人数的意思。对于夏禹时期人口的记录的载体,很可能被雕刻在当时作为国家政权标志的“九鼎”之上。《史记》有载“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1]卷2《本纪、表》1108。另就晋人皇甫谧在 《帝王世纪》一书中的考证,夏禹时,所辖的“九州之地”面积达到2438.8024顷,人口有1355.3923人[2]482。到了西周时期,户籍制度初具雏形,周王朝设立了掌管人口登记和户籍的官职———“司民”。与此同时,还制定了人口登记的相关细则。《周礼·秋官·司民》中载“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异其男女,岁登下其生死”[3]1379。这里的“版”就是一种“户籍”的凭证。

至于在夏禹和西周之间的殷商,虽然已出土的殷商甲骨文中, 多处出现“登人”“、登众”的记载,如殷墟甲骨文卜辞“巳未卜,贞,王登人三千”[4]49。这也被一些学者视为一种人口登记,或作为户籍制度的一种基本形式。然而,就“登人”和“登众”来看,仅是军事上暂时性的策略,并非全国性的或周期性的人口登记模式。因此,从人口登记的角度来说,西周才是户籍制度的酿成时期。

如果兼顾户籍制度人口登记和人口管理双重作用的话,那么户籍制度则起始于战国时期的秦国。秦献公十年(前375)“,为户籍相伍”[1]卷1《本纪》654,五家为单位,编制户籍,进行人口的管理。而随后,在秦孝公六年(前356),商鞅变法“令民为什伍”[1]卷6《列传》4654,即将人口以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什”地编制起来。这样一来,户籍的人口管理功能开始发挥。在人口的登记内容和方法上,秦国延续了西周的做法“,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5]161。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废除了分封制,建立了郡县制,郡辖县,县下设乡, 乡下设亭,停下设里,而“里”则是以“什伍”为基层框架的。这样一来,就使得以“什伍”为基础的户籍制度更加完备。从中央到地方,都通过户籍制度紧密地联系起来。在人口登记内容上,秦始皇十六年 (前231),又“初令男子书年”[1]卷1《本纪》502,规定男性必须将“年龄”记录,户籍登记内容更加详实。

二、古代户籍的特质

自秦以后,在中华民族文明的发展进程中,户籍制度也日臻完善,成为各朝各代所不可或缺的制度之一。从整体上来看,我国古代户籍制度的特质大致有以下几点。

首先,从我国户籍制度的功能上把握登记的基本条目,体现出内容巨细的特征。户籍制度的最基本功能是统计管辖范围内的人口数量,因此,户籍登记的基本条目不可避免地包括了个人和家庭的基本信息,如户主的姓名、年龄、性别、家庭人口数、与户主的关系等。对于我国古代社会来说,户籍制度对国家重要的意义更在于是征地税、兴兵役的依据。在清政府实施“摊丁入亩”之前, 这些田赋、租赋、徭役都是按户进行的,因此,为了便于徭役赋税的征收,在户籍上还明确记载了赋税的种类和数量、服役的年限等内容。如许,户籍附带的产物形式———“账”也就应运而生,并与户籍辅牙相倚。在我国古代户籍登记内容上,资产状况也是不可缺少的内容,从汉朝开始,资产状况就需要被“登计入册”,而这些资产则包括土地、房屋、车辆、牲畜等,以及奴隶的数量。由于我国古代户籍制度还兼顾着一种社会治安管理的功能,因此,犯罪情况也是登记的一项内容。总的说来,我国古代户籍制度兼顾着人口登记、赋税征收、徭役征发以及治安管理的功能,因此,登记的基本条目十分详尽。

其次,从管理机构和编审时间间隔上把握户籍制度的管理,体现出登记常态的特征。中国古代社会的历代政府都十分重视户籍的管理,在中央和地方设置专门的户籍管理机构。如汉朝,西汉初年丞相府设有计相,后权移尚书,尚书台中专设民曹尚书主天下户口;在地方上,由于西汉继承了秦朝的郡县制,所以,在郡设户曹史、在县设户曹掾史。又如唐朝“,六部”中的“户部”就是主管全国户口的中央机构,而在地方上的州县,州由刺史主管,并设司户参军辅佐;县由县令主管,司户辅佐。户籍的编审造册,也是十分严格的,审查的内容囊括了户籍登记的几乎所有内容。在编审造册时间间隔上,就我国古代社会的整体情况来说,基本延续的三年一审查的惯例。直到乾隆三十七年(1772)改成一年,又称“岁计”。

最后,从户籍名目上把握我国古代社会户籍的类型化,体现出等第分化的特征。从户籍类别情况来看,中国古代社会户籍的名目繁冗多杂。其中,最复杂的要属宋朝和元代,可以按照迥异的标准划分为不同户籍名目,而这些名目又是纵向交错的。即便如此,庞杂多样的名目,还是解构出户籍等级化的框架。从整体上来说,我国古代传统社会的户籍可以划分为三个等第。第一个等第, 特权籍,主要包括皇室宗室籍和官(宦)籍,是古代社会中统治阶层所拥有的户籍,享有不同程度的特权,基本上免徭役和赋役。第二个等第,平民籍,则是我国古代传统社会中人口的大部分,是历代政府征收赋税、征调赋役的重要承担者。第三等第,贱民籍,身份低贱,社会地位低于平民,包括军籍、匠籍、杂籍等等。为了固化这种等第分化的户籍制度,政府在户籍的继承上设置了“世袭”的机制,这一方面表现为对特权籍人口予以世袭,这与我国古代以皇帝为最高领导者的统治结构密不可分;另一方面,对贱民户籍也予以世袭,如三国时期开始设立的军籍世袭,士兵的儿子只能为士兵,女儿也只能嫁给士兵。

参考文献

[1]史记[M].中华书局,2010.

[2]皇甫谧.帝王世纪[M].中华书局,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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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赵光贤.古史考辨[M].北京师大出版社,1987.

[5]商君书[M].中华书局,2009.

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质 篇2

钟嵘在《诗品·序》中认为：“故诗有三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1 无极之所已非字面所在，有余之意常蕴空白之中，诗的最高境界在于无极之味。刘勰认为：“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2 ，“夫隐之为体，义主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3 他强调了中国古代诗歌深文隐蔚，余味曲包的含蓄深刻的美。司空图《与极浦书》引戴叙伦语：“诗家之最，如蓝天日暖，良玉生烟，可望不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4 。又称“近而不俗，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5 。司空图上承庄子，提出“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的诗歌理论，推崇“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以“味外之旨”为“全美”：

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江岭之南，凡足资以适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若鹾，非不咸也，止于咸而已。华之人以充饥而遽辍者，知其咸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噫!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6

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质 篇3

【关键词】古代城市文学；文学研究；文学史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城市文学的空间形态架构作为一种维系特定空间视角的独立关照，维系着城市与人、城市内部物质解构中各种因素的不同侧面的主客体关系。从多角度、多侧面表现古代城市文学的生活形态，凸显古代城市潜在文学因素的物质欲望，并对城市个体的文学方式和文化意义赋予更多的深层次内涵。其对于中国古代城市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一、古代城市文学的内涵性意义

首先，中国古代城市文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其文学史意义不能被忽视。其文学的内涵深度和广度因其独特性而被深入挖掘，但是由于其发展过程中受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因素限制，直至今天，我国古代城市文学的发展仍然显得稚嫩。古代城市文学构建的客观丰富内涵需要建立在对其认知的、成熟的因素上，才能得以实现其完整性。

文学史研究工作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复杂、多样的文学性格要求其在对待古代城市的研究中，应当将它作为文学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整体上看待其文学史意义。

古代城市文学研究离不开客观历史存在对于它的影响。分阶段、分时期的对古代城市文学进行研究作为一种重要的价值理念，其在具体研究工作中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我国的文学史研究着眼于对文学的历史时间意义的关注，缺乏从更为具体、更为客观的空间意义上去参照其文学意义的体现。在这种历史的研究结构下，古代城市文学一直存在着，却没有登上历史的舞台。但因为其客观存在的性质，又决定了古代城市文学终将被抹去历史的尘埃，而重获新生。以其客观构建内涵来填补中国古代文学史发展中的诸多方面的历史空白。也因为其内涵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它的发展将极大地促进文学史的发展。

在对于城市文学的价值以及发展规律的研究中，主要是从文学空间分布形态位移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文学形式的城市文学发展。这种作家与地理位移上的对应关系作为一种十分重要的探究方向，有其重要的文学史意义与价值。当然，在作家文学创作上对审美体验影响因素的探讨和文学取材方向上的选择性问题等，都是在文学空间角度形态位移方面的价值型表现。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城市文学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以独立个体的方式存在的，在其发展进程中，城市文学受到乡土文学的影响与渗透。客观地说，从历史空间的因素角度讲，文学史的发展是在乡土文学与城市文学的二元空间文学因素下不断发展丰富的。想要脱离乡土文学谈城市文学，或者脱离城市文学整体研究文学史，都是片面的。只有从二元结构的空间因素角度去着手，才能全面的、完整地实现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准确认知。

二、城市文化的文学性外延

城市文学是建立在城市文化上的外在性表现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是在城市文化的高度繁荣与发展的格局之上的一种文化态势。因此说，城市文学表现出的外延性特征的诞生与发展过程充分体现了人的自主意识与创造精神，并且毫不避讳地彰显其城市文化的绝对创造力量、弱化无意识行为，以及在城市追求与张扬世俗精神的过程中高调显示其对文化意义的表现能力。

城市文学具备什么样的属性与特质，也就必然是对现实城市文化中属性与特质的反应。中国古代城市是在政治、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同时又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其中政治因素最为明显。

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与衰亡往往伴随着其背后的政治性因素，城市作为人们追求政治的渴望和幻想的摇篮，最先能够感受到这种振幅的正是生活在城市当中的普通百姓。城市文学作为城市文化的外在性表现，在这一方面对于城市的政治文化生活构成城市文学的最重要的文化性内涵。城市厚重的、复杂的社会环境基础，对于文学发展来说无疑是提供了最为优良的物质基础。使之在城市多种多样的文学形式形成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催化作用。通过研究历代中国古代文学形式发展的关系不难得出，单纯的文学形式产生，不会是在离群索居的社会交际环境中完成的，而是在人口相对集中、物质文化相对富足的区域中实现的，这种现象足以证明中国古代文学的城市文学性意义。而城市的发展促使城市居民的消费能力与艺术欣赏水平得以提升，反过来对促进城市文化多种文学形式的水平提升又起到了积极作用。可以这样说，中国古代城市市民阶层的不断发展壮大，为古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并起到保障性作用。

三、结语

对于中国古代城市文学的研究应当通过发展的唯物史观去分析，将古代城市文学融入现代文学史中，找寻其现代文学价值。随着城市地域性文学研究热潮的到来，中国现当代城市文学也迎来了发展的新契机。通过以中国古代城市文学的历史机运，纵横比较，借鉴移植，进而形成独具中国现当代特色的中国城市文学史研究，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的重要任务。任何一种文化形态、任何一种文学形式都要有其历史传承和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去滋润营养其现代的文学形式。中国文学史在这方面应当有所发展，将全身的“穴位”打通，突破在文学研究方面的历史围栏。从全局的角度审视中国文学历史的整体性特征，为后世中国文学的研究与发展创造更多、更有用的文化资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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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蒋述卓，等.城市的想象与呈现[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李云娜，1980年生，女，山东潍坊人，研究生，长春广播电视大学，中级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质 篇4

1 当代体育精神与武侠精神

一般认为,当代体育精神主要是指在世界体育界占主导的现代奥林匹克精神。萨马兰奇认为奥林匹克主义是世界人民的文化财富、人生哲学,它将身体与精神的各种品质融为一个整体,并使之提高。作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旨在通过体育与文化的结合,以及在一种寻求相互了解、友善待人、团结和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的指导下参与没有任何歧视的体育运动,对青年进行教育,以期建立一个和平的更加美好的世界。我国一些学者认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精神内涵主要有三个大的方面:一是以人为本,奥运会首先是对人性的发扬,在精神和肉体两方面对人进行“野蛮”和理性的双重锻造,使人成为身体健康而且富有“博爱、忠诚、尊重他人、勤奋、谦虚、友爱和友谊”等品质的人。二是教育,奥运会对人的教育影响是多方面的,如和平、科学、环境、进取、协作、艺术等等。三是“立法”与公平竞争意识。从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历史来看,它是一项贵族化向平民大众化发展的文明演进过程,其中立法与公平意识突现了参与者地位的平等,含有正义的因子,因而决定了其它两个方面的内容。

什么是武侠精神?简单说来,它是武术伦理的外在表现。人类社会早期,在与自然搏斗的历程中形成了崇尚力量与勇猛的尚武风气。这股风气赋予了人们战胜自然、树立自信的力量之源。当拥有武力的人随之增多、并有武力泛滥的趋势的时候,便逐渐衍生出规范勇武之人行为的社会准则,也一度成为人们的行为规范。经由时代的沉淀和武术界理论与实践的检验,最后形成了被武术界公认的行为准则,这就是武侠精神衍化为武术伦理的一般过程。中国传统文化中深厚的武侠文化传统意识,则已经积淀成为中华民族集体潜意识的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规范着社会秩序并作用于其他社会道德标准。在尚武崇德的古代体育界,深受墨家、儒家文化影响的武术界,习武之人对武侠精神的坚守与传承,一直是教化社会风气、维持社会正义的重要规范。抽象出二者对行业主体利益的维护与行业发展的规则性规范,我们可以看到,在正义的诉求与保护上,它与现代体育倡导的公平竞争、公正进取的体育精神产生了共振。

2 武侠精神正义特质的文化渊源

古代武侠行为和武侠侠士,是武侠伦理的结合体和载体。在古代武侠中,“武”是一种手段,“侠”是一种目的,通过武力的手段来行侠以达正义的目的。按照现代武侠小说家梁羽生的说法,侠就是“对大多数人有利的正义的行为”(梁羽生《从文艺观点到武侠小说》),然而实际在古代武侠中,侠的意义很明确,大到保家卫国、为国为民之士,小到锄强扶弱、济困扶危的个体,都在侠的范围之内。侠义其本质是“替天行道”,是正义诉求引发的主体抗争。以下从对武侠精神的形成影响最深的几点加以阐释。一是从墨家来看,它更符合于下层生产者和劳动人民的普世观念。综合文史资料,最早的侠士起源于战国时代的墨家。墨子提倡“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提出攻守兼备,以武靖国;“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从墨家弟子的社会结构和行为规范来看,墨家具有武侠的雏形。按照钱穆的四分法,他把中国文化划为城市文化、乡镇文化、山林文化和江湖文化,并指出:“中国古代有游侠,富流动性,山林人物富静定性。在山林而具有流动性者,则谓之江湖。”侠士本质上的特性是强调独立人格、个体尊严,它不单纯为正义而正义。二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侠士们追求的是绝对的精神自由与人格独立,并为此目的而不断前赴后继。这不是仅仅像金庸小说中郭靖之口阐述的那样“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但武侠阶层的正义特质却并未因此而消失。侠士们以鲜见的血性,大义凛然、率性而为、勇于担当,并把这种气质深深融入到中华民族性格的主流之中,逐渐成为上到士大夫、下至黎民百姓认同的高贵品质。翻开史册,在西汉以后的士大夫阶层中,尽管见不到五大三粗的士子提枪上阵锄强扶弱,但他们在朝堂之上,面对专制的皇权和君权据理力争、为民请命,甚至出现“死谏”、“尸谏”(指官员以自身性命为代价唤醒君主以求改变某一政策)等极端的行侠义举。唐朝的魏征、宋代的包拯、明代的海瑞,无不以文人士大夫的清高品质诠释着侠士的侠义精神。

武侠精神具有一种悲剧之美。以武力论高低的时代里,似乎注定了践行武侠精神的侠士的一种悲剧结局。为了维护集体和他人的利益安全,他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就如同孟子说的“虽千万人吾往矣”,这不能不说是正义规则在侠士的骨子里支配着他们的行动。武侠精神成为内化为中国人性格的一种民族性格,它成为普罗大众和士大夫骨子里追求的一种理想人格。在西汉以后,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局面的到来,先前以墨道为主的武侠精神深深地打上了儒家的印记。与先秦墨家不同的是,儒家强调武侠精神的社会调和作用。以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为创始人的儒家学派,其主要内容之一是“君子”文化,它把“君子”的行为、道德规范作为“成人”的标准,希望人们去努力达到。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以及所提倡的“文武双全”、“仁勇兼备”的思想一直以来对武术界有着显著的导向作用。儒家伦理道德的主线条为“仁爱”,强调“仁”为“爱人之本”、“忠恕之道”,认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以“仁爱”为基本伦理思想所派生出的“忠、孝、智、仁、勇、宽、信、敏、惠、温、良、恭、俭、让”(《论语》)等道德标准,一直以来都作为武术伦理思想的核心,使武术这一战斗的力量、伤人的手段被纳入了道德伦理的法规之中,使武术不光成为技击、健身之道,更成为了精神修养、人格净化的途径。因此,“在仁爱的伦理道德法则中,追求文武双全,提倡仁勇兼备,是武术中儒家思想的主要文化内涵”。

3 武侠精神正义特质的社会功用

“侠”是道义的一种体现,是对“王法”———社会法定规则的一种补充,同时又是中华民族心理的“不平之气”的一种凝聚。侠和武侠精神得以有广大受众,得力于国人“人格崇拜”的心理,以维持社会正义为己任的具有武侠精神的侠士成为人格神的象征。他们替天行道,代表神的使者坚守和弘扬正义,向人间的不平之事及其背后的邪恶势力开战,并由此而成为行侠仗义的救世主的榜样。以近代武术改革家霍元甲为例,他在内忧外患的时候竖起弘扬国术的旗帜,时刻以国家民族为念,强国人体质,扬眉吐气。表现的就是一种弘扬社会民族正义的武侠精神。正义在不同的社会,它的形式具象各异,但经过抽象却具有同一性的正义。所谓同一性正义,是指按同一原则或标准对待处于相同情况的人与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一视同仁,它包含着平等的意义。由此我们不难得出:“基于人的同一性的正义原则,其基本含义是指相同的人得到相同的对待”。对于古代武术练习者,搁置人的财产地位的社会属性的差异,考量原初的人的自然属性,他们也自然地期待实现正义“得到相同的对待”。当出现强势者凌驾于弱者,弱者岌岌可危之时,而社会法规对强者又无所作为时,往往有侠士挺身而出“主持正义”,以第三者的外力来维持社会个体力量的均势。在这里,侠士们朴素的生命个体同一观起到了支撑武侠精神的作用。同一性原则主要是一种个体之间基于类同一性的比较关系:你是人,我也是人,所以我们要平等对待。当同一性的某一主体受到非正义的对待时,侠士们就以自身的力量遵循着侠士精神向非正义的主体发动报复,从而期望社会总体正义达到平衡。从《史记·刺客列传》中,我们可以见到一群侠士对“正义”的坚持与维护,荆轲刺秦王,豫让为报答知遇之恩而刺杀赵襄子。荆轲为赵国的集体利益而图穷匕见,豫让为实践与他人相保的诺言而替死去的智伯复仇,即是侠士们对同一价值的领悟与坚守。在弱势个体与强权对垒的时候,侠士们“替天行道,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一诺千金,纵然赴汤火亦坦然”。这恰好对应着当今在竞技角力中的拼搏精神,在集体赛事中为团体争得荣誉的动力和恪守规则的契约意识。

4 从武侠精神观照当今体育人文精神的正义

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它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深刻影响,无论是武术的运动形式要领、训练过程,还是拳理律法、道德规范,都反映了依附于武术的武侠精神的涵养和维系正义的光辉。正因为武术有致人于死命的威力,侠士可以用它来惩恶扶正、伸张正义,奸佞也可以利用它来行凶作恶、伤害善良。因此,武术家们在选择门徒,传授武技时都要把考察学习者的道德正义感作为首要标准。武当拳派中就有“五不可传”的规定:“骨柔质钝者不传、心险者不传、好斗者不传、狂酒者不传、轻露者不传”,中国武林各门各派都强调了应该将武艺传授给重义的正派人士,不能传给品行不端的恶人歹徒而助其危害社会。即体现了武侠精神所寄托的社会正义在武术界的承传,这是对人的同一性的承认和肯定,反映出人对正义的无条件维护,与现代奥林匹克精神呼唤和平、制止战争、追求平等、公平竞争的人文内涵异曲同工。这和古代奥林匹克运动精神作用下对人的行为的评价一样,都有着严格的准则。只不过西方判断人的正义与否是从外到内,注重其社会影响,即个体的社会价值,是向心式的;而中国评价正义与否,则专注于内在素养,“内圣外王”,是离心式的。

奥林匹克精神源于奥林匹克主义。《奥林匹克宪章》明确指出:“奥林匹克是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发展的一种生活哲学。奥林匹克主义谋求把体育运动与文化和教育融合起来,创造一种以乐于付出努力、发挥良好榜样的教育价值并尊重基本公德原则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它宗义开明地指出,奥林匹克主义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体育活动,它是一种“人生哲学”、一种“人生方式”,它高度重视竞技运动的教育价值,认为不仅可以锻炼身体,而且通过与体育相关的人文知识教育和运动本身的人文教育价值,培养人们的坚定性格、善良心地和崇高理想等人文精神。顾拜旦复兴奥运会的根本目的,也不仅仅是推动竞技运动的普及,而是将它纳入教育范围,即通过科学的锻炼和平等的竞争去实现教育的目标,以提升人文群体素质,从而达到正义的彼岸。

西方现代体育理念滋生于商品经济社会,它深深打上了这一社会的竞争特质。在竞争中求生存、在竞争中求提高、在竞争中求完善成了人们的普遍心理,竞争机制必然进入体育领域,成为西方体育文化的灵魂与核心,竞争性强的运动项目成为体育活动的主要形式。在体育竞技中,没有身份地位的差别,只有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原则。人们利用公平合理的竞争,表现自己的体能及体验征服对手(人、自然和社会)所带来的良好心理感受。西方近代体育的竞赛规则,是保证公平竞争的法律性文件,是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为基础构成的,从而保证了人们以一种契约的正义形式相联系。契约观念是对封建等级特权的否定,契约特别强调缔约者地位平等,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契约关系来满足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不是凭借特权和地位来获得这种满足。因此,西方近代体育竞赛规则的核心是对等,它由个体正义延伸到了社会正义的范畴。在这种规则制约下的体育竞争中,人们之间由社会赋予的差异消除了心理距离缩短了,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人们进行和平、友善、既符合人性又符合人类社会理想的交流,体育精神正义特质的功能得以凸现。

武术是体育之技,“侠”是体育中凝聚了个体正义、社会正义的“力”和“勇”的延伸。因此,我们体育人在现代体育精神的传承中,不能没有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底蕴作支撑,不能在体育精神的建构中抛弃它的正义特质,具体来说就是:不能没有“侠”气!不能没有“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不能没有“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般的铮铮铁骨!与“体育文化是一种竞技文化、有序文化,更是一种道德文化”一样,武侠精神也是一种体育文化精神,一种正义特质的沉积。当代体育精神除了为己的个体正义外,更多的人关注的是它的社会正义,即规则的执行范围、体育规则与体育权益分配的效率和公平问题。当今体育界浮躁不正之风愈刮愈烈的形势下,重提中国古代武侠精神的正义,对于体育职业之风的转变,是有积极作用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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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女性意识的嬗变 篇5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 女性意识 嬗变

中国古代，由于封建时代男尊女卑的社会状态，在政治、经济、伦理上，女性自我意识一直被遮蔽甚至被压制。男性一直掌控着文学作品的话语权，他们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女性仅仅是附庸品，她们的话语权在文学作品中被压缩、扼杀。但这并不代表中国古典文学中没有女性意识。恰恰相反，随着时代发展，女性意识不但在文学作品中逐渐觉醒且不断嬗变，彰显着强烈的女权意识。

一、女性：封建道德的典范

元代以前，多数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被刻画为封建时代女性的道德典范，她们是从男权视角出发，在三纲五常的礼法约束下设计出的文学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例如乐府诗《陌上桑》中的秦罗敷。虽然在汉乐府长诗《孔雀东南飞》这部悲剧中，也能看到一些对封建礼教的控诉，对女主人公刘兰芝的同情和怜悯，但其中的女性自我意识还没有真正觉醒。直到《西厢记》的出现，元代戏剧大家王实甫刻画的女主角崔莺莺勇于向残酷的封建礼教宣战，文学作品中她叛逆、智慧，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有着充足的话语权。这样一个女性，却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她象征中国古代女性意识的第一次真正醒悟。当然这种觉醒和元朝蒙古人统治阶级削弱儒家文化，不重视汉人传统伦理观有关。这就使当时的文艺知识分子敢于创作出这样一个伟大的女性角色。

《西厢记》中崔母原本打算把崔莺莺也培养成遵从封建礼教的传统女性，她特地请一个老夫子对她进行教育。然而年轻的崔莺莺终于还是情窦初开，对爱情产生了向往，后来她与张生一见钟情，勇敢地爱上了对方，她对张生的爱虽然表面上看似冷静，内心却无比热烈。虽然也有很多顾忌，可她却一直表现得非常坚定，她们的爱情冲破了传统的“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礼教的婚姻观念。这种觉醒的、有深刻女权观的女性意识在元之前的文学作品中是没有的，所以才说中国古代女性意识的第一次觉醒。于是郭沫若才会评价《西厢记》是“有生命之人性战胜无生命的礼教的凯旋歌、纪念塔。”

二、女性：自我意识的复苏

不过元代作品《西厢记》中女主角崔莺莺在爱情追求中矜持又犹豫不决，也体现出了她女性意识在觉醒过程中的脆弱和不彻底。到了明代又一部作品的出现才象征着封建礼教下女性意识的彻底觉醒。这就是由汤显祖创作的《牡丹亭》，作品中女主人公杜丽娘对自己爱情的追求要比崔莺莺更为主动和坚决，她把对爱情的追求当作自己的基本权利，认为爱情首先是人性本能的需要，女人必须享有对男性的需求。这在《惊梦》中能看到，杜丽娘在梦中遇见一个向他求欢的男人，她却半推半就地同意了，享受了一场性爱。这是以前时代不曾也不敢在文学作品中出现过的形象，随着明代后期封建时代内部萌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封建礼教已经无法彻底抑住人性，于是才有這个角色的横空出世。汤显祖用《牡丹亭》中的杜丽娘讴歌人性，用女性觉醒意识中最为张扬和大胆的特性，抨击了“存天理，灭人性”的传统伦理纲常。

三、女性意识与女性精神的觉醒

到了最后一个封建时代清朝，虽然封建礼教又戒律森严，但并不代表清代文学作品中没有女性意识觉醒。相反与前朝相比，女性意识在嬗变历程中有了更多诉求，更有深度。在清代作家曹雪芹的《红楼梦》中，女性意识的觉醒不仅仅表现在追求爱情上，她们开始追求男女平等。在《红楼梦》中，重点塑造了一群鲜活可人的女性形象，全方位地展示了女性高超的才情和高贵的品格。整个文学作品中，女性一直是文学作品叙述的焦点。这是整个中国古典文学中前所未有的现象，作者让女性拥有和男性一样的文学作品话语权。无论是才思敏捷的林黛玉，还是见识过人的薛宝钗，反对奴性的晴雯等等，作者都极力挖掘她们人性中的优点，显现她们不输于男子的才干和魄力。尤其对三小姐探春形象的设计：探春有着杰出的管理才能，她强烈要求能和男人一样去处理社会事务，渴望在社会中实现自我价值。作者正是通过设计这些栩栩如生的女性人物形象，抨击封建时代的男尊女卑，试图彻底打破长期以来男性对文学作品话语权的垄断，从而在文学作品中宣示女性意识的主权。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女性并没有被动地沦落为历史无意识语境之中，并没有完全牺牲掉自己的主体性。相反，女性意识随着时代环境的变迁而不断觉醒，不断突破。她们在文学作品中所呈现的意识觉醒的心路历程，和对个性解放的勇敢追求，都将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最宝贵的人文精神资源。

【参考文献】

[1]韦国兆.中国古代文学女性意识的嬗变和发展[J].时代文学（下半月），2008（01）：62.

[2]高方.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女性形象审美嬗变——从“德言容功”到“琴棋书画”[J].北方论丛，2013（02）：1-5.

[3]孙丽玲. 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中女性意识的嬗变与发展[J]. 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7（01）：53-57.

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质 篇6

一、中国古代家庭教育有着鲜明的阶级性、时代性和继承性

在原始社会还没有真正的意义上的家庭教育,但原始社会的氏族大家庭教育可以认为是古代家庭教育的萌芽。自从进入阶级社会,家庭教育便显示出鲜明的阶级性,例如在奴隶社会时期,能够受到良好家庭教育的只有皇室贵族,普通老百姓是少有机会的。即便是汉唐之后,平民百姓能够有机会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了,其家庭教育内容也具有明显的政治性,具有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一面。皇室贵族、仕宦之家与平民百姓的家庭教育内容又也有着不小的差异。同时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又有着明显的时代性和继承性。随着年代的发展,家庭教育都会做出相应的调整、完善和改变。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传统价值观念体系正在逐渐瓦解,新的价值观念体系还未形成,新旧价值观念处于激烈碰撞与冲突之中。而中国当代的家庭教育由于受社会变革的影响,也正处在深度变迁之中,家庭教育处于一种盲目,无序的境地。只有继承古代家庭教育的精华,去其糟粕,立足当代中国实际,借鉴外国优秀家庭教育理论和经验,才能顺利完成转型。而现在有必要对古代家庭教育进行再认识和再继承,因为古代家庭教育中的方方面面,“不仅作为历史作用于过去,而且构成了一种强大的现实力量作用于现在乃至将来;不仅作为集体意识影响着宏观社会,而且渗透在个人的观念中影响其具体行为”。

二、以德为首,以孝悌为本,将伦理道德教育和人格塑造放在重要地位

家庭是子女成长的摇篮和终身受教育的场所,家长要通过家庭教育给予子女长大独立生活所需要的行为规范、知识,如生活常规、人际关系等,实质是伦理道德教育和人格塑造。这一点,在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的家庭教育中都是一致的。古代家庭教育把每个家庭成员的道德教育放在首位,是因为古人认为只有搞好“修身”,才能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

孔子认为,家庭的孝悌教育不仅关系到个体家庭的和谐和巩固,还有利于社会和国家和安定。虽然古代统治阶级提倡孝道,其目的在于移孝作忠,但不可否认,古代家庭教育中的孝悌教育对于家庭和社会的发展有着很积极正性的一面,而这也是现代家庭教育中所比较欠缺的部分。唐柳玭在诫子书中强调子孙要加强自身的德行修养时,要以“孝悌为基,以谦恭为本,以礼让为务,以勤俭为法”,概括的很是精到,值得借鉴!

三、家庭教育与家族教育日益紧密融合,与“学院”(官学、私学、书院)教育和谐共存

家族是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实际上是在家族社会的基础上形成的。古人聚族而居,既有自身家庭的需要,也有统治阶级提倡的因素。在古代生产力还不发达,大多数老百姓文化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之下,家族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相当多的老百姓的家庭教育是依托于家族教育完成的。而家族教育的内容很多,包括儒家伦理规范的教育,也包括家风的教育,及族内子弟的文化教育等等。这其中流传至今的许多家训、族规、乡约也成了宝贵的文化遗产,笔者认为古代教育三角体系,即家庭教育、家族教育(包括宗族教育)、“学院”(官学、私学、书院)教育因其和谐均衡而发挥着稳定的作用。而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传统的家庭制度、家庭观念、家庭结构甚至于家庭功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迁具有时代性,比较之下,家庭教育功能总体正在弱化(在某些方面,如家庭教育中的“学习至上”的观念与行为的过分强化则是家庭教育失衡与异化的结果);家族教育也不复存在。在当代教育三角体系中,家庭教育沦落为从属地位,学校教育一家独大,替代家族教育位置的社区教育有其名而无其实;三角体系失衡,教育乱象丛生!根本出路就在于强化家庭教育,做实社区教育,使家庭教育、社区教育、学校教育各取所长,并驾齐驱!

四、重视言传身教,提倡勤俭,耕读传家

古人非常重视家长自身素质的提高,强调言传身教要“端本清源,以身率先”,对子女起到榜样示范作用。古人认为对子女最好的教育就是父母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传!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就讲到“人在年少,神情未定,所与款狎,熏渍陶染,言笑举动,无心于学,潜移默化,自然似之”。赵匡胤虽贵为皇帝,但仍然处身节俭,以节俭为家法,以身传教。他自己就“常服浣濯之衣。乘舆服用,皆尚质素”,他曾对皇室子孙说“每纳一衣,则悯蚕妇,每餐一食,则念耕夫”。曾国藩位列三公,但每餐只用一道荤菜,时人称为“一品宰相”;功成名就之后依然布衣布鞋。他在家庭教育中主张力诫奢侈,坚持以“耕读二字为本”。明吕坤在《孝睦房训辞》中也认为“传家两字,曰读与耕。兴家两字,曰俭与勤”!在耕读等日常生活中教化子女,修养性情,重视环境习染,也是古代家庭教育的一大优良传统,值得继承并发扬光大之!

反观当代家庭教育,许多父母说的多,做的少,能以身作则的更少;失去了“身教”这一家庭教育的法宝,不重视家庭环境建设与熏陶,又不做学习型父母,家庭教育又有多少效果呢?

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质 篇7

一、“美、善”学说和古代文学功利观

《论语·八佾》中曾道:“子谓《韶》, 尽美矣, 又尽善也。谓《武》, 尽美矣, 未尽善也。”汉朝郑玄注:“《韶》, 舜乐也。美舜自以德禅于尧, 又尽善美, 谓太平也。《武》, 周武王乐, 美武王以此定功天下。未尽善, 谓未致太平也。”学者认为, 其中“美”指的是乐曲声音婉转, “善”指代音乐内在完善。但事实上, 从郑玄所注可看出, “美”与“善”都是其音乐语言的特质。而“美”指的是歌者的赞美, “善”指代被赞者之良善。也可以说, “美”是艺术, “善”是生活。[1]如孔子所说, 《韶》尽善又尽美, 是因为“舜自以德禅于尧”, 天下统一, 歌舞升平, 对乐曲的赞美就如同对舜功绩的景仰。但“武”尽美却不尽善, 是因为武王伐纣, 虽属正义之举, 但仍然掀起了腥风血雨, 人民难逃战火之殇。孔子学说的中心是“仁”, 即“爱人”, 看重人的地位和作用, 反对奴隶社会将平民看做受贵族随意支配的私人财产。因此, 孔子的“美、善”说反映了他“仁”和“为政在人”的思想, 同时也带有功利色彩。

孔子的“美、善”说对我国文学史造成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继孔子之后, 许多儒学大师都推广并发展了“美、善”说, 包括孟子的“以意逆志”, 荀子的“明道”主张等。大汉王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把孔子思想推到了封建王朝统一思想的地位上, 使其替政治教育服务。这一文学功利观, 在魏晋时曾遭到玄学挑战, 到了南北朝和唐朝时期又被唯美主义齐梁风冲击, 然而仍旧保持着主流思想的地位, 引导着我国古文学发展。但“美、善”说有其片面性, 单独强调文学的外在功能而忽视了对其内在规律的探索, 因此对我国古文学发展也有消极影响, 使古代文学前进的步伐相较于西方文学而言要缓慢得多。

二、“文、质”学说和古代文学创作模式

《论语·雍也》中提到:“子曰, 质胜文则野, 文胜质则史, 文质彬彬, 然后君子。”孔子这一言论的含义是, 人的质朴如果大大超过文才, 那就如同缺乏气质和修养的山林野人;而如果文才大大超过质朴, 那就如同华而不实的史官。而谦谦君子, 必定是二者平衡, 集文和质于一身。“质”指代人内部的品格, “文”指代外部仪态。孔子学说认为, 君子要“文质彬彬”, 也就是说不但要有质朴的内在品格, 还要有斯文的外在仪态, 两者兼备, 就形成了孔子的“文、质”说。[2]虽然孔子认为“文”与“质”要相辅相成, 但二者并非单纯的组合, 而要求人们从辩证的角度看待这两者的关系。质超过文的时候, 要突出“文”的必要性, 文超过质时, 就要强调“质”的作用。“质”要符合仁爱的要求, “文”要体现礼仪的规范, 文质一体, 完美融合, 才构成孔子所说的“文质彬彬”。但孔子这一思想也具有理想化性质, 因为实际生活里, “文”和“质”常常因人而变, 因环境而变, 很难达到现实意义上的均衡。

从实际看来, 孔子“文、质”学说并不是在探讨文学理论, 而是在讲君子修身之事。而最终把“文、质”说应用于文学中的, 其实是两汉时期的儒家学派。汉朝统治者推崇经学, 改造了先秦儒学, 使其成为新儒家思想, 并渗透到社会各大阶层。文学在汉朝也逐步发展, 经学与文学相碰撞, 就导致了儒学开始倾向于文学, “文、质”说也随之发生了转变。董仲舒曾道:“《诗》道志, 故长于质;《礼》制节, 故长于文……《春秋》正是非, 故长于治。”其中“质”和“文”都是文学性的评论。汉朝学者以“文、质”说进行文学评判时, 通常以“质”指代文学内涵, 以“文”指代文学形式。从此, “文、质”说对传统文学创作开始产生影响。

三、“无邪”“中”学说和古代文学审美取向

子曰:“《诗三百》, 一言以蔽之, 曰:思无邪。”其中“思”为语气助词, 无实义。而“无邪”, 何晏解释为“归于正”, 孔颖达则将其阐述为“诗之为体, 论功颂德, 止僻防邪, 大抵皆归正”。用孔子的话说, “正”就是“过犹不及”。而孔国安道:“言俱不得中也。”那“中”就在“过”与“不及”之间, 也正是孔子所言的“正”和“无邪”。孔子的“中庸”思想认为, “中”即不偏不斜, “庸”则经久不变。《论语·雍也》认为“中庸”乃至高道德标准, 而“无邪”则是“中”延伸的行为规范。[3]“中”这一思想在哲学领域又带有审美色彩, 在《诗三百》中以“无邪”的形式展现出来, 之后就成为了文学审美的指导思想。

战国末期, 荀子在对诗歌和乐曲的评论中就运用了“中”的思想。他提出, “中”是符合礼义的, “礼”即礼法, “义”即仁义。该思想比起孔子以“无邪”诠释“中”, 表达得更加直观具体。后来荀子说:“诗者, 中声之所止”, 也正是说诗歌须用“中声”控制, 不要完全为诗情左右, 超过了应有的度。而“乐之中和”, 强调诗歌乐曲须让听者得到“中”之感悟与“乐”之美好, 从而化为“无邪”。这里是强调诗乐对人的中和教化。

四、“兴、观、群、怨”学说和古代文学接受思想

《论语·阳货》中曾道:“诗可以兴, 可以观, 可以群, 可以怨。”这句话本着“诗教”的目标, 介绍了传统文学作品的美感用途、教化用途、政治教育用途、抒发感情用途和学习用途, 是我国传统文学评论历史上使用最为广泛的文学解释之一, 传达了儒家的文学接受思想, 为之后的文学接受理论发展扎下了根基。“兴”就是“引譬连类”的意思, 朱熹也将其称作“感发志意”。“引譬连类”的意思是“诗”能够让读者由此及彼, 联系起许多事物;“感发志意”的意思是“诗”能够感染读者情绪与心智, 举一反三。两者虽表达不同, 但实际意义相同, 总的来说, 就是“诗”能够启发读者。包咸道:“兴, 起也。”孔子道:“兴于诗, 立于礼, 成于乐。”而“观”, 则是“观风俗盛衰”, 即观察民情。[4]“群”乃“群居相切磋”, 意思是互相切磋, 研究诗词含义。“怨”是“怨刺上政”, 即“诗”可以用于了解人民的“怨情”, 知道他们痛恨什么, 想要什么。[5]

孔子“兴、观、群、怨”说强调对受众的引导, 对传统文学接受思想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而这一学说的意义并不均衡, “兴、群”侧重于修善自身, 其影响力较小;而“观、怨”强调了解社会, 产生的影响较大。

五、“诗论”和古代“诗教”解《诗》

关于李学勤对《诗论》的探究, 其中共有十二卷, 原简达二十三卷。孔子《诗论》中对《诗》的评论包括以下三方面。第一是综述:“孔子曰, 《诗》亡隐志, 乐亡隐情, 文亡隐言。”第二是分类解说:“《颂》, 平德也, 多言后, 其乐安而迟, 其歌引而渺, 其思深而远, 至矣。”三是揭露具体诗歌的主题, 《诗论》中所有诗都引用自孔子语录。孔子对汉朝儒学诗歌教育起到的最为深远的影响, 是将诗歌真正变成了政治教育的手段。所以, 孔子的《诗论》是汉朝儒学诗歌教学思想的起源, 也是其核心与理论根基。

六、结语

孔子的思想博大精深, 源远流长。历史上许多学者都着重探究他的政治哲学理论, 而对其文学方面的学说却有所忽视。事实上, 孔子是中国古代最有名的文学理论家, 他的文学思想为我国古典文学论打下了扎实的根基, 对后世的影响也极为深远。因此, 我国古代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孔子学说。虽然孔子的文学观具有一定功利性, 使文学在一段时期内成了政治的工具, 但总的来看, 其功仍然远超于过。

参考文献

[1]段玮婷.试论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儒家思想[J].牡丹, 2015 (14) :12-13.

[2]张树弘.孔子文学思想对现代教育的启示研究[J].芒种, 2013 (11) :103-104.

[3]于新秋.关于孔子文学思想的几点思考[J].今日科苑, 2010 (04) :142.

[4]赵玉敏.乐亡隐情:孔子乐论思想的文学意义[J].北方论丛, 2011 (04) :6-10.

中国古代文学的线性空间 篇8

1.“线”性叙事

文学的叙事方式, 大略地划分, 有两种类型, 线型和非线型。中国古代文学的叙事方式属于前一种。

中国古代文学的叙事方式主要是线性叙事。中国文学从原始劳动歌谣、远古神话到《诗经》中的叙事作品, 从标志着中国小说成熟的唐传奇、变文, 直到宋元话本、元代杂剧、明清长篇小说, 在叙述事件时, 通常采用时间顺序方式, 有头有尾, 强凋情节单一和完整性, 体现出鲜明的“线”性特征。如《吴越春秋》所载的一首《弹歌》:

断竹, 续竹,

飞土, 逐宍。

四句八言, 描写了砍竹、接竹、制造出狩猎工具, 然后用弹丸去追捕猎物的整个劳动过程。再如见于《山海经·海外北经》的神话《夸父逐日》:

夸父与日逐走, 入日;渴, 欲得饮, 饮于河、渭;河、渭不足, 北饮大泽。未至, 道渴而死。弃其杖, 化为邓林。

这是一个悲壮的英雄故事, 从中可以看出对事件过程的单向的时间描述。又如《诗经·采薇》篇前三叠:

采薇采薇, 薇亦作止。曰归曰归, 岁亦莫止。靡室靡家, 猃狁之故。不遑启居, 猃狁之故。

采薇采薇, 薇亦柔止。曰归曰归, 心亦忧止。忧心烈烈, 载饥载渴。我戍未定, 靡使归聘。

采薇采薇, 薇亦刚止。曰归曰归, 岁亦阳止。王事靡盬, 不遑启处。忧心孔疚, 我行不来。

这三章分别以“采薇采薇, 薇亦作止”、“采薇采薇, 薇亦柔止”、“采薇采薇, 薇亦刚止”开头, 从薇之“作” (萌芽) 到薇之“柔” (幼苗鲜嫩状) 到薇之“刚” (长成坚硬的茎) , 依时间顺序描述薇的生长过程。又由“岁亦暮止”到“岁亦阳止”, 即从岁暮年终到夏历十月, 这样便将戍边生活置于一个绵延连续的时间段中, 由薇的生长周期与寒来暑往的时节转换来暗示戍边生活的长久。再如《诗经·卫风·氓》篇, 这是一首弃妇诗。全诗以这不幸女子的口吻叙述了她与氓从求爱, 定婚, 结婚到受虐待, 遭遗弃的全过程, 是一种典型的单向性时间叙述过程。汉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也是一个悲剧的爱情故事, 全诗叙述了刘兰芝与焦仲卿从美好婚姻走向悲剧结局的线性过程, 自始自终, 首尾连贯。《陌上桑》中“十五府小吏, 二十朝大夫, 三十侍中郎, 四十专城居”完全是顺序展开。《木兰辞》中“东市买骏马, 西市买鞍鞯, 南市买辔头, 北市买长鞭”, 面面俱到, 务求完整。这类例子不胜枚举。

当然, 最能体现中国古代文学“线”性结构的还是小说。小说作为一种最典型的叙事文学体裁, 包括情节、环境、人物三个最基本的要素。中国古代小说最重视的还是情节, 最看重历时性的生活流程, 当然也有环境的描写和人物的刻画, 但环境是作为情节展开的氛围而出现的, 而人物则是以情节———事件的开始、发展、高潮、结局的参与者, 执行者和完成者而出现的。相对于情节而言, 环境和人物已退居次要地位, 环境和人物从来不会冲淡情节之“线”的绵延, 相反, 环境和人物都被纳入、融合于情节之中, 共同推动情节的发展。在情节结构中, 中国古代小说大都遵循自然时空顺序, “按照情节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来安排结构, 虽然其中也有插叙、倒叙, 但插叙、倒叙都不影响情节的线性发展, 所以作品呈现出一种线式结构形式。在这种结构形式中, 时间总是朝着一个方向, 即‘始’是向着‘终’行进的, 空间总是有其连续性, 作家依循着时间的一维性和空间的连续性来结构小说。” (2) 如白行简的传奇小说《李娃传》, 写贵族公子荥阳生赴京应考, 与妓女李娃相识相爱;当资财荡尽后, 李娃遵照鸨母旨意, 设计弃逐荥阳生, 致使荥阳生由一个世家公子沦落为挽歌郎;继之在京遭父鞭挞, 沦为乞丐;后与李娃邂逅重逢, 李娃悔悟, 遂救荥阳生于危难, 并助其应考得官, 成就功名, 最后二人结为夫妻。作者将荥阳生和李娃由相爱到终结连理这一复杂的过程一步步展现出来, 曲折有致地描绘其所遭遇的磨难和坎坷, 线索清晰, 时空顺序连接有序。再如《柳毅传》作者通过神奇而优美的想象, 精心结撰了书生柳毅传书龙女, 并与龙女化身分氏结为夫妻, 最后变成神仙的故事。《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描写的是一个悲剧爱情故事。主人公白娘子是蟒蛇精, 出于对人间爱情生活的向往, 遂化为美丽多情的少女与许仙结为夫妻。但她的举动冒犯了天条, 为了她所追求的爱情理想, 决不逆来顺受, 而是起来抗争, 她盗官银、财物、戏弄道土、惊吓心怀不轨的李将仕, 驱逐蛇先生, 最后勇斗法海, 直到被镇于雷峰塔下。无论是大团圆式的浪漫爱情, 还是棒打鸳鸯式的悲剧爱情, 作者都是按时间的自然顺序, 有头有尾, 自始至终地展示一波三折, 跌宕起伏的过程, 这一过程就是一条“线”, 读者可以循着这条“线”去寻绎爱的美丽与凄婉。

当然, 中国古典小说并非都是如上所举的单一的线型故事, 还有复线型故事、环线型故事等等。

复线型故事, 即大故事中套小故事, 就每个故事而言, 采用的仍然是“线”性描述。在古典小说中, 诸如“花开两朵, 各表一枝”、“至于……按下不表”、“且说”、“却说”、“再说”等转承语比比皆是。无论套了多少小故事, 整个情节 (大故事) 中仍有一条贯串始终的依时间顺序展开的主线, 决没有西方小说的倒叙、断开、闪回等叙述方式。如《水浒传》的结构, “英雄排座次”以前是若干个英雄人物的传记故事, 一环紧扣一环地先后连接。就每个传记故事来看都相当完整, 自成段落, 情节为单线发展。就整部《水浒传》来说, 从“逼上梁山”到轰轰烈烈的英雄伟业, 最后接受招安, 英雄末路, 主线明晰, 仍然只有一个叙事方向。再如《三国演义》, 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长篇小说, 它的出现, 标志着章回体长篇小说的初步定型, 尽管卷帙繁浩, 但“演义”的整体线索是相当清晰的。从群雄逐鹿到三足鼎立;从蜀、魏、吴三国之间征战到三国的渐次消亡,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峰峦叠起的“过程”, 对这一“过程”曲尽其致的叙述, 形成了《三国演义》的线性结构。另一方面, 每章每回的情节展开都是一段相对完整的时间之“线”, 整部小说的“线”就是由这一段一段的“线”连接而成的。

环线型故事, 不像单线型故事和复线型故事那样具有贯串始终的主线, 而由许多小故事连缀成篇。这些小故事或是上下钩连的连环式结构, 即由一个故事引出另一个故事;或是独立的平行的故事, 前者可以《官场现形记》为代表, 后者可以《聊斋志异》为代表。

关于《官场现形记》的连环结构, 可参考胡亚敏教授在她的《叙事学》 (3) 中所引述的西方学者唐纳德·霍洛齐的分析:

《官场现形记》是由彼此相关的十个环形构成的, 每个环形包括四到九个事件, 限于某一群人物或某一地域, 当出现一个新主人公或一个新的环境时, 就标志着一个环形转向另一个环形。比如第一个环形是对官场内部关系的介绍, 第二个环形是官场对外关系问题, 第三至第八个环形依次具体展示了官场活动的各个层次和各个方面, 第九、十个环形则是一种结论性的总结, 指出了官场的腐败与奴性。这样, 小说的焦点不断地从一个环形移向另一个环形, 中国晚清官场内幕也一次一个方面地逐步得以揭示。这种环形式情节类型的统一原则在于事件的语义安排。

《聊斋志异》则不同, 功名失意的蒲松龄“于耳目所者者见记, 里巷所流传, 同人之籍录, 又随笔撰次而为此书。” (蒲立德《聊斋志异》跋) 其故事来源驳杂, 体裁不一, 主题多样, 人物各异。如果说, 从《官场现形记》和《儒林外史》中我们看到的“线”是上下钩连, 左右绾结的网络式的“线”, 那么, 从《聊斋志异》中我们看到的则是一束自由律动、平行发展的“线”。

2. 白描出神

中国古代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借鉴了绘画中的“白描”手法, 在描写景物、刻画人物时, 用粗线条勾勒的方式略貌取神, 或营造意境或表现人物的典型性格。如《世说新语》写阮籍与晋文王同坐, 坐席间严肃庄重。唯阮籍“箕踞啸歌, 酣放自若”, 只用了八个字就勾勒出阮籍不拘礼法, 任达简傲的性格。再如, 司马迁《史记》就用极其简练的笔墨, 一两句话甚至几个字就能生动地表现人物的情态或心理。如写荆轲刺秦王失败反被秦王所击, “断其左股”、“被八创”而荆轲却“倚柱而笑, 箕倨以骂”, 仅八个字就活脱脱地展示了一个侠义之士威武不屈、视死如归的气概。其他如《三国演义》写关羽温酒斩华雄, 着墨极少, 关羽勇猛善战形象便跃然纸上。《水浒》中鲁提辖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一段, “打”的过程极为简练, 鲁智深的勇武便活灵活现地展示出来了。《红楼梦》第33回宝玉挨打后宝钗来探望, 说道:“早听人一句话, 也不至有今日!别说老太太, 太太心疼, 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一个“也”字包含有爱怜、矜持、羞涩、圆通, 取得了以少胜多的效果。黛玉来时只说了一句话:“你可都改了罢!”语短情长, 表面上是责备, 心底却是说不尽的痛楚和珍惜, 比起宝钗, 则显得更为知已, 更为贴心。再如第74回抄检大观园时, 晴雯:“挽着头发闯进来, ‘啷’一声, 将箱子掀开, 两手提着底子, 往地下一倒, 将所有之物尽都倒出来。”探春:“一语未了, 只听‘拍’的一声, 王家的脸上早着了探春一巴掌。”寥寥数字的动作描写, 就将睛雯的不甘屈服和探春的凛然不可侵犯的性格特征展现出来了。

古代诗词多以冷静客观的笔触图山范水, 轻描淡写, 简约入神, 不施粉黛, 自得风流。如陶渊明《归园田居》 (其一) 中“暧暧远人村, 依依墟里烟”, 由远及近, 如同素描, 极形象地表现了田园生活的恬静、优美。再如, 王维“大漠孤烟直, 长河落日圆”, 寥寥几笔就勾勒了一个画面, 表达了一个意境。“江流天地外, 山色有无中”则近于水墨画, 以粗线条把握整体印象, 气势雄豪, 令人称奇。

在表现情感和哲理方面, 古代诗词亦多用简笔。柳永《八声甘州》中“误几回, 天际识归舟”一句道出了“妆楼颙望”的佳人执著深沉的思念和无奈、惆怅、失望、寂寥的心境。李清照《声声慢》中开头的一组叠字将孤苦无依, 清凄哀怨、沉痛悲凉的境遇和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具有一唱三叹, 荡气回肠的抒情效果。辛弃疾《摸鱼儿》中“闲愁最苦”四字传达的是请缨无路, 报国无门的幽怨和愤懑, 摧刚为柔, 潜气内转。晏殊《浣溪沙》中“无可奈何花落去, 似曾相识燕归来”一联蕴含着深刻的哲理:一切美好事物都可能与时俱逝, 这是极其自然的, 也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生总是交织着成功与失败、得意与失意, 往往是得中有失, 失中有得;既如此, 我们就不必为一时的失意而自暴自弃, 也不必为一时的成功而趾高气扬。苏轼的“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高处不胜寒”、“何处低头不见我, 四方同此水中天”、朱熹的“问渠那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等等, 都通向哲学和理趣, 言简意赅, 给人们以多方位的深层启迪。

综上所述, 中国古代文学侧重历时性时间流程的叙事模式和白描手法的运用, 铸就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线”性品格, 并以此与西方文学的团块模式区别开来。

参考文献

①于培杰:《线条和团块——中西传统艺术结构模式比较》, 《学术论坛》1996年第1期。

②刘安海、孙文宪主编:《文学理论》,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第151页。

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质 篇9

一、古代城市文学的内涵性意义

首先, 中国古代城市文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 其文学史意义不能被忽视。其文学的内涵深度和广度因其独特性而被深入挖掘, 但是由于其发展过程中受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因素限制, 直至今天, 我国古代城市文学的发展仍然显得稚嫩。古代城市文学构建的客观丰富内涵需要建立在对其认知的、成熟的因素上, 才能得以实现其完整性。

文学史研究工作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种复杂、多样的文学性格要求其在对待古代城市的研究中, 应当将它作为文学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整体上看待其文学史意义。

古代城市文学研究离不开客观历史存在对于它的影响。分阶段、分时期的对古代城市文学进行研究作为一种重要的价值理念, 其在具体研究工作中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 我国的文学史研究着眼于对文学的历史时间意义的关注, 缺乏从更为具体、更为客观的空间意义上去参照其文学意义的体现。在这种历史的研究结构下, 古代城市文学一直存在着, 却没有登上历史的舞台。但因为其客观存在的性质, 又决定了古代城市文学终将被抹去历史的尘埃, 而重获新生。以其客观构建内涵来填补中国古代文学史发展中的诸多方面的历史空白。也因为其内涵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它的发展将极大地促进文学史的发展。

在对于城市文学的价值以及发展规律的研究中, 主要是从文学空间分布形态位移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文学形式的城市文学发展。这种作家与地理位移上的对应关系作为一种十分重要的探究方向, 有其重要的文学史意义与价值。当然, 在作家文学创作上对审美体验影响因素的探讨和文学取材方向上的选择性问题等, 都是在文学空间角度形态位移方面的价值型表现。

同时, 值得注意的是城市文学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以独立个体的方式存在的, 在其发展进程中, 城市文学受到乡土文学的影响与渗透。客观地说, 从历史空间的因素角度讲, 文学史的发展是在乡土文学与城市文学的二元空间文学因素下不断发展丰富的。想要脱离乡土文学谈城市文学, 或者脱离城市文学整体研究文学史, 都是片面的。只有从二元结构的空间因素角度去着手, 才能全面的、完整地实现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准确认知。

二、城市文化的文学性外延

城市文学是建立在城市文化上的外在性表现形式, 从这个意义上讲, 城市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是在城市文化的高度繁荣与发展的格局之上的一种文化态势。因此说, 城市文学表现出的外延性特征的诞生与发展过程充分体现了人的自主意识与创造精神, 并且毫不避讳地彰显其城市文化的绝对创造力量、弱化无意识行为, 以及在城市追求与张扬世俗精神的过程中高调显示其对文化意义的表现能力。

城市文学具备什么样的属性与特质, 也就必然是对现实城市文化中属性与特质的反应。中国古代城市是在政治、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同时又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与制约, 其中政治因素最为明显。

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与衰亡往往伴随着其背后的政治性因素, 城市作为人们追求政治的渴望和幻想的摇篮, 最先能够感受到这种振幅的正是生活在城市当中的普通百姓。城市文学作为城市文化的外在性表现, 在这一方面对于城市的政治文化生活构成城市文学的最重要的文化性内涵。城市厚重的、复杂的社会环境基础, 对于文学发展来说无疑是提供了最为优良的物质基础。使之在城市多种多样的文学形式形成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催化作用。通过研究历代中国古代文学形式发展的关系不难得出, 单纯的文学形式产生, 不会是在离群索居的社会交际环境中完成的, 而是在人口相对集中、物质文化相对富足的区域中实现的, 这种现象足以证明中国古代文学的城市文学性意义。而城市的发展促使城市居民的消费能力与艺术欣赏水平得以提升, 反过来对促进城市文化多种文学形式的水平提升又起到了积极作用。可以这样说, 中国古代城市市民阶层的不断发展壮大, 为古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并起到保障性作用。

三、结语

对于中国古代城市文学的研究应当通过发展的唯物史观去分析, 将古代城市文学融入现代文学史中, 找寻其现代文学价值。随着城市地域性文学研究热潮的到来, 中国现当代城市文学也迎来了发展的新契机。通过以中国古代城市文学的历史机运, 纵横比较, 借鉴移植, 进而形成独具中国现当代特色的中国城市文学史研究, 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的重要任务。任何一种文化形态、任何一种文学形式都要有其历史传承和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去滋润营养其现代的文学形式。中国文学史在这方面应当有所发展, 将全身的“穴位”打通, 突破在文学研究方面的历史围栏。从全局的角度审视中国文学历史的整体性特征, 为后世中国文学的研究与发展创造更多、更有用的文化资源。

参考文献

[1]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导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2][美]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M].王旭,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试论中国古代文学嬗变的影响因素 篇10

关键词：嬗变 文学 批评 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文学评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既提升了中华民族对于阅读古典文学的鉴赏品格，也成为历史对我们的馈赠。而文学评论中出现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则从一定程度上导引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方向。本文就文学评论的价值观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嬗变的价值和推动进行分析。

一 古代文学与文学评论的发展

中国古代文学是一个历史源远流长的发展过程，且每种题材的演进都是一部脉络清晰的历史，充分体现并显示着它的历史与文化的博大精深。

从先秦文学开始，文学评论与文学创作就已经如影随形了。由于当时还没有真正的文学评论家，因此充当文学评论者的往往是当时的一些思想家。例如，受到儒家、道家的思想观念影响，先秦文学作品中充满了儒、道思想。到了战国时期，由于百家争鸣，文坛异常的繁盛，而诸多的思想家学说不但影响着文学创作者的思维方式，还决定着他们对一切事物的取舍。而后的秦汉文学作品中更可以看到文学评论的深刻影响，如司马迁《史记》中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就是当时道教繁盛的典型影响之一。至魏晋南北朝，在玄学思辨哲学的影响下，文人在作品中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苦闷情感和自我意识，这一时期的主要文学成是诗歌，其中又以“三曹”为代表的建安文学最为突出。此后的唐宋元明清等时代的文学发展，无一没有文学评论价值观影响的影子，如南北宋词曲的迥异风格，就是受到北宋末年文学评论流派的影响。到了元代，随着尊崇佛道思想的兴起，文学出现了俗雅之变，戏曲、散曲等俗文学受到广大平民的喜爱，其中又以散曲的成就最高。从总体上说，前期散曲注重本色，风格质朴，后期偏重词藻音律，风格趋于典雅。此外，南戏和话本小说也有了新发展。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北宋末年产生于浙江温州一带，用南曲演唱，是一种民间戏曲。它结构宏大，形式自由，曲调柔婉悠扬，为南方民众所喜爱，成就最高的是高明的《琵琶记》。南戏“四大传奇”《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也较著名。南戏发展到元末已经定型并臻于成熟，到明清演变为长篇传奇。这一时期，诗文创作成就不高，较著名的诗人有刘因、赵孟 、萨都剌、王冕、杨维桢等。

綜上可以看出，随着文学评论影响所导致的文学创作者思维的改变，古典文学在风格、体裁等方面亦有明显改变。

二 中国古代文学嬗变及其诱因

文学嬗变是一个很大的命题，悠悠五千年，在历史的长河中，文学也许只是其中一朵娇美的浪花，随着地势的起伏，或蜿蜒流淌，或汹涌澎湃。一切的变化都看似那么偶然、无意。而当我们静下心来，去仔细地推敲它的每一种变化，又会发现，任何的变化都是一种必然，都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而文学批评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文学批评作为一种独立于文学学派，既与文学密不可分，又有着它自身的独特价值。

（一）中国古代文学嬗变及其诱因

1 中国古代文学嬗变概况

（1）形式嬗变

诗歌是中国文学最早出现的一种艺术形式，在西周初年和春秋中叶之间，形成了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而后到了汉魏六朝时期，出现了新的文学形式——乐府，乐府诗发展到后期开始逐渐形成五言、七言句式，到汉末出现了《古诗十九首》，五言诗体便基本成熟，而七言诗则是在五言诗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盛唐之后，词作为一种音乐化的文学样式，自民间而起，渐成风气，至南宋后期，散曲取代词的地位，引起了更多文人的兴趣和关注。除了诗词之外，散文、小说自战国时代以来，也一直在延续和发展，散文中辞藻华美，多用骈句，至后来骈文兴盛，传统散文式微，而逐渐产生赋。

（2）内容嬗变

文学反映的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生活或者思想，在中国古代文学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文学内容也几经变化：《诗经》多描述生活、爱情，到后来《楚辞》开始，内容多见忧国忧民，诸子散文更是以治国、王道等为自己的核心内容。乐府诗、五言、七言诗的内容开始更为广泛，咏物、颂人、叹家国，包罗万象，词、散曲则更多的是娱乐意味，文学的功能也在内容的嬗变中悄然发生变化。

2 中国古代文学嬗变的诱因

导致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变化的原因是多重的，主要包括：1、社会环境的变化，动乱、稳定、贫穷、繁荣，不同的社会环境对于文人自然也有不同的影响，文学也自然会随之产生变化；以唐代诗歌为例，诗歌的发达，其数量之众多，内容之丰富，风格流派之多样，远远超出了任何一个朝代。唐朝诗歌能获得空前发展，除了社会经济繁荣的基本原因外，还有多方面的因素：1、唐朝是庶族地主大量涌上政治舞台的时期，给诗坛增添了一大批新诗人，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风格来反映现实生活，使唐诗能够突破六朝门阀的只重形式、不重内容的浮靡文风，丰富、充实了诗歌的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魏晋以后，诗歌这种文学形式趋向成熟，隋统一全国后，促使南朝的绮丽文风与北朝的质朴风格相融合，这都为唐诗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唐朝科举以诗赋取士，封建帝王对诗歌的提倡，刺激了文人对诗歌创作的重视。当时国内各民族的融合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也为诗歌增添了新的营养。这些都是促使唐诗创作繁荣的因素。2、文学自身的积累。文学作为一门学科，自身在长远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也在不断地积累，从量变到质变，自然会体现出一定的变化。以魏晋文学的发展为例，秦汉以后，一味追求声律、词藻的骈文逐渐占据统治地位，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庶族地主日益占据优势，士族地主势力迅速衰微，这种贵族文体也就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于是出现了提倡古文的运动。实际上，这是一个企图使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比较适应时代要求的革新运动，所以才出现了魏晋文学。3、文学批评的导向。文学批评是在文学出现之后才产生的，但是二者间隔的时间并不长，文学批评的作用很多，其中就包含对文学发展的导向作用，以下就是对此的详细分析。

三 文学评论的价值观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影响

（一）儒家文学批评价值观对古代文学嬗变的社会功用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在最开始诞生的时候，只是作为儒道两家的学说附庸而存在，但是发展到了后来，开始展现出自己的价值。以儒家文学批评为例，从最早开始的“献诗讽谏说”与“观诗知政说”，直到后来的“知人论世”，都是注重自己的社会功用。而这些评论也使得中国古代文学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主张直面天下之忧乐，上约束帝王、下兼济苍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儒家思想主导的文学批评价值观下，文学自然而然地开始向多重社会功能迈进。以陆机的《文赋》为例，他主张文学就应该达到“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自由状态，却又同时要兼顾“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昭明太子编著的《文选》也主张，“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瀚藻”。汉朝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文学批评的这种社会功用价值观，就一直渗透到了骨髓。因此，纵观中国古代文学的演变，无论形势如何，“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或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学思想始终贯彻其中，或者说儒家文学批评，作为中国古代主流的文学批评，其价值观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出道、入世、佐圣王，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永恒的旋律。

（二）道家文学批评价值观对古代文学嬗变的艺术功用

与儒家文学批评价值观不同，道家文学批评价值观，更多的是講究“出世”，不论是老子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还是庄子的“虚静”、“物化”、“得意忘言”，都站在以“自然”、“道”为核心的哲学基础上，他们的文学批评价值观只是哲学观在文学问题上的体现。这种思想在古代的中国文学中并不是主流，但是其影响也不可小觑，无论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梦幻田园，还是对桃花源的无限憧憬，文学从来都不是一种单纯的宣扬社会价值的工具，它本身就是一种艺术，“为艺术而艺术”并无不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会空前繁荣的唐宋两朝，也诞生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唐诗”、“宋词”，而这两朝的诗词，艺术价值也远远大于社会价值。文学，正是在道家的文学批评价值观下回归真我，老子或者庄子们所倡导的对“道”的体悟和自然美标准的文论观，也就构成了“中国人的生命情调和艺术意境的实相”。于是，在儒家文学批评成为主流的环境下，我们的古代文学，一直以来都保留了最为纯粹的艺术美，在任何时代下，都有一群借笔墨遨游天际的“鲲鹏”。同时，道家文学批评价值观对儒家的文学批评也有着自身的影响，在“为社会而艺术”的主旋律下，适当地“为艺术而艺术”也能为乐章添加华彩的变奏。

（三）玄、道、佛价值观对古代文学嬗变的现实价值

历史上有名的元嘉时期，就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在文人的创作心态中，文学逐渐淡化了文学的政治倾向和政治功利目的，强化了文学的本体性和审美性，文学创作开始趋向于个性化和风格多样性。在这一时期，各种文学形式丰富发展，文学在受到普遍重视的基础上，文学批评出现繁荣景象。

南朝以后，人们的思想潮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中国文化的发展趋于复杂化。儒学“大一统”思想地位开始动摇，但玄学清谈形式并没有消亡。宋文帝元嘉十五年，朝庭特地设立儒、玄、史、文四学馆，而且儒学思想经过与玄、佛、道的不断冲突、较量、改造和糅合，不断吸收玄、道、佛文化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逐步形成了以儒学为主体的统治框架，成为统治者统制天下的潜在工具。自宋武帝开始，南朝各代寒人皇帝，一再下兴学的诏令，设立传授儒经的机构，到梁武帝时，糅合后的儒学思潮达到鼎盛，《礼》和《孝经》的研究尤其繁荣。儒学在思想核心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糅合后的儒教成为南朝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期间的学术思想多元化而且较为注重审美，对于庄子的推崇到了比较高潮的境界，逐渐淡化了政治倾向和政治功利目的，注重强调文学的本体性和审美性，文学创作开始呈现艺术风格的多样性和创作手法的个体性。

文学自觉性的形成，使元嘉时期的文人将个人的志趣转向广泛的文化方面，藉文学活动来参与政治，所以可以说，文学还是从属于政治的地位，人们对于文学的热情空前高涨。从事文学创作者的社会身份各式各样，既有门阀士族、文学侍从，又有帝王、宗室、达官显宦，甚至还有武人、僧道、妇女等各个阶层。元嘉时期先后出现了众多因创作主张迥异而形成的分流别派、文学集团，注重强调作品的个性，研究探讨创作的规律特点，使文学在形式、技巧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推动了文学创作朝着自身规律发展。

四 小结

文学批评价值观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嬗变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其中儒家文学批评价值观的“为社会而艺术”，道家文学批评价值观的“为艺术而艺术”，相互交织，促进了中国文学的不断进步。

参考文献：

[1] 曹成竹：《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功能嬗变——从先秦文论到〈文心雕龙〉》，《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2] 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 漆绪邦：《以道为体，以儒为用》，张少康：《文心雕龙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4] 张可礼：《文心雕龙“树德建言”的伦理思想》，中国文心雕龙学会：《论刘勰及其文心雕龙》，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

[5]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批判初探 篇11

关键词：古代女性文学,女性文学发展过程,评价

虽然说中国古代女性文学远不能和男性文学相提并论,但是经过两千年的积累,中国古代女性文学也取得了相当辉煌的成就。在古代,由于封建思想的渐渐加剧,女性文学的发展空间愈发狭窄,所创作的作品数量以及质量有有所欠缺。所以,对于古代文学史上的为数不多的女性文学作品,尤其女性作品对当代社会状态有一种批判性,对其中的思想,内容的进行进一步的探究就显得非常必要。

一、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创作的渊源

先以诗歌为根据探索古代女性文学。据《诗经》考,卫庄姜傅母作《斫人》、卫宣夫人作《柏舟》、许穆夫人作《载驰》等乃中国女性文学创作之滥觞。更有后来的鲁漆侍女所写的《处女吟》,陶婴所作的《黄鹄之歌》,越王勾践夫人所作《乌鸢之歌》,赵简子夫人文笔一洒,作成《河邀之歌》等形式上都以民谣为主的文学作品。再后来,到汉魏六朝时代,经过文化的再一次膨胀,涌现出戚夫人,班婕妤,王昭君,卓文君,谢道韫,班昭等著名的一批女诗人。再到诗词大繁荣的唐宋,时代更是束缚不了女性的文学天赋。文坛上真正有了女人的立脚之地,有巾帼宰相之名的上官婉儿,引领文坛。再有当时著名的徐惠、鲍君徽、花蕊夫人。更有名震一时的薛涛、鱼玄机、李冶等歌妓才女。在词学方面,仿佛女人的天赋更高,她们不但有雨打芭蕉点点滴滴的哀怨,也有“九万里风鹏正举”的豪迈壮阔,女性词集云集一时。据宋朝的《全宋词》考,两宋时期的女词人留有作品的就有90余人。再到元明清,文学形式变得更加丰富,文学得传播途径更进一步深入到群众百姓,进一步刺激了女性文学的发展,这段时期的女性文学不但在数量上远超以前,在创作上也更加放开了思想,由书写压抑,受男性批评家歧视逐渐发展为对自由的追求,也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相符合,更与当时的男性文学相互映衬。得到的社会的绝大部分认可。她们不仅仅只是在闺中吟词颂赋,更是大胆的走向闺外结社,让女性文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交流,女性文学像雨后春笋一般蓬勃的壮大、发展。在胡文楷 《历代妇女著作考》中,称在中国古代女性作家的四千余人中, 清明时期就占去十之八九,而仅清朝就有约三千五百多人。

二、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发展

在早期儒家的经典里就有着很多关于男女地位的表述:妇者,服也;服于家事,事人者也。《大戴礼·本命》就明确指出妇女在家庭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和拥有的地位。又如《白虎通·论妇人之贽》:妇人无节制之义,御众之任,交接辞让之礼。职在供养馈食之间。似乎是把她们的地位归结于她们的礼学无知。类似这种对妇人的批判蔑视,在儒家那极其重视伦常关系的经典著作中不胜枚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都默默遵循着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封建理念。因此,女人们的思想被大大禁锢。

这其中作诞生出来的女性文学创作者她们虽然有机会接触相关的文化知识,但是她们的人生角色与普通妇女没有根本的区别,这些直接导致了她们作品的流传途径受阻。再加上古代女性所收的文化教育也相当具有局限性,琴棋书画只是少部分王公贵族的教育,旨在培养一批有气质,有涵养的贤妻良母。为她们的文学创作做出的贡献实在是微乎其微。她们所学习的大多只是一些道德纲常理论,从汉代《女诫》、唐代《女论语》、明代《内训》、等等,学习的都是些文学价值不高的理论著作。她们的思想渐渐的被束缚,随着年龄的增大,她们对男人的依附,对家庭的操劳只会抹杀她们的创作激情。尽管她们其中也有不少后宫飞人,也有娼妮妾婢之类,她们虽然有着良好的教育资源,但是她们受到男性的压迫往往比常人要多得多。更加之这些人所背负的封建道德比寻常女子更深,更加让她们在文学上难有建树。偶尔有些别例,能够写出压倒须眉之作。也是极其少见的,所流传下来供我们参考的作品也为数不多,极显珍贵。

三、中国古代女性文学批判简评

1、基本理论研究

笔者所论述的女性文学,指的是由女性作家所创作的且具有一定女性形象特征的,体现出当时女性主体意识以及风格鲜明的女性文学作品。由代青所撰写的《中国女性文学中女性主体意识的发展》一书就主要把视线集中在唐宋时期到五四运动时期之间的女性作家身上,她在此书中主要讲述了这一时期女性主体意识的转变过程,由迷失逐渐走向觉醒。代青认为,女性意识和男性意识是一个相对的存在,古代女性文学其中所展现的女性独特审美视角以及女性的情感生活和女性内心世界的特殊感受,让其感受颇多。当舒红霞在对古代女性文学进行研究时,她基于代青的基础上,站在女性的视角进行分析。舒红霞认为,在面对封建伦理的限制时,古代的女性文人对其自身的个人价值追求有很大程度的觉醒,她们在不断的从多个方位对自己的生存空间加以开拓。再看古代女性文学的发展进程,从发现女性的身世、背景, 到感受女性的思想感受和内心需求,再到对女性认知的反观,甚至开始对男性加以批判。这一发展过程呈现的是一个递进式的人文关怀体现。

谈到中国古代女性文学所特有的情感基调与文学特质时,需得提一提由乔以钢所著的相关书籍——《论中国古代妇女文学的感伤传统》。乔以钢在此书中通过三个步骤,对古代的女性作家与文人儒士感伤加以对比,于是将古代女性作家的文学基调以 “忧郁”做定位。之后,朱志杰在乔以钢的基础上,著书《顾影自怜的感伤——试谈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伤感特质》。朱志杰在此书中进一步对古代女性作家的特质——感伤,他在书中说道: “观其文,会其意,才女的感伤主要是一种由其自身境、自身视阈、自身心理特征所决定的自我关注,自我怜悯。其所关注常在于自我及身边的爱情、婚姻、家庭、命运等,其所展示的常常是一种‘怨兮欲问天,天苍苍兮上无缘’的孤独心境”,较为深刻的对古代女性作家的情感基调作了叙述。上述的言论都是研究者在对中国古代女性文学进行较为深层次的研究之后,才著书立论。此后,陈开梅在其作品《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特点刍议》中对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特点进行了一个归纳总结:(1)创作的文学格调以高雅、婉转为主。(2)思想内容呈现的是一个递进的趋势,由闺怨题材向追求男女平等转变,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2、具体时代批判

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创作可谓是源远流长,有据可考的便数不胜数。前有申女作《行露》、卫宣夫人作《白舟》,后有春秋战国时期的陶婴作《黄鹄之歌》、赵简子夫人作《河激之歌》。 再至汉魏之期,更是涌现出一大批的著名闺阁女诗人,例如班婕妤、戚夫人、卓文君等。唐宋时期是古代女性文学发展的较为重要的阶段,唐朝以花蕊夫人、上官婉儿为代表,而两宋时期则主要以李清照为代表。到了明清之时,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可谓是达到了一个里程碑式的发展阶段,有资料显示,可考的中国古代女性作家大约是四千人,而就明清时期的数量,便高达3700人左右,其中以清代的女性作家居多。在这个过程中,女性作家逐渐从深闺中走出,开始谈论自由之说。笔者在这里主要详细谈一谈唐宋与明清时期的中国古代女性文学。

(1)唐宋时期的古代女性文学

中国古代的女性子封建社会开始以来,便几乎没有话语权, 更是没有良好的文学熏陶。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时期中,女性所扮演的角色似乎与文学毫无瓜葛。唐代宋若华在《女论语》中将千百年来的中国古代女性生活的日常做了详细的叙述,“女处闺门,少令出户。唤来便来,唤去便去。稍有不从,当加叱怒。朝暮训诲,各勤事物。扫地烧香,纫麻辑苎。若在人前,教他礼数。递送茶汤,从容退步。莫纵娇痴,恐他啼怒;莫纵跳梁,恐他轻诲。莫纵歌词,恐他淫语。”中国古代的女性通常便是养在深闺无人知晓,更是没有机会出入社会见识人间百态,一生无外乎是年少从父、出嫁从父、老年从子。这样的生活环境,导致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先期作品均带有浓厚的脂粉气息,创作的题材自然也只能是一些深闺幽怨之事。

唐宋时期的女性作家最为著名的当属李清照,她的作品在后世得到了许多人的欣赏。究其深处的原因,不仅仅是李清照所写之词语言优美,在感情的表达上可以说是淋漓尽致,还因为李清照在其后期的作品中展现出了她对美好的爱情生活的向往追求之情,以及她对中国古代的男权封建思想的反抗之心。但是我们须得知道,李清照生活的时期的两宋,是在男性话语权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社会,可想而知,当她的作品被世人所知时,她自身所遭受的指责以及批判会有多么严厉和无情。举个简单的例子,李清照著有一词名曰《丑奴儿》,她在词中讲到“晚来一阵风兼雨, 洗尽炎光,理罢笙簧,却对凌花淡淡汝。绛绡缕薄冰肌莹,雪腻酥香,笑语檀郎:今夜纱厨枕簟凉”。其实仔细看看这首词,不过是叙述了词人自己在沐浴之后与夫君俩之间的一些私密调笑, 甚是简单。唯一出错的地方就是这首词是出现在以婚内之情为绝对隐私的封建社会,李清照的这首词表露的情思不止一星半点, 于是她就受到了当时的文人墨客以及世人大众的严厉批评。即使当时不少的男性文人常涉及到男女之情,甚至在之后被传为佳话,但是对女性来说,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就李清照本身而言, 她所著之词在主体精神以及文学创作方面相较于之前的女性作家,有了绝对性的突破,她开始向传统的男权社会发起挑战,让中国古代的文学历史留下了留下了属于女性作家的光辉一页。

(2)明清时期的古代女性文学

到了明清时期,有了唐宋时期的女性文学做铺垫,这个时期的女性文学开始蓬勃发展,开始出现鼎盛之势。尤其是在明朝中后期自由思潮的兴盛,对传统封建思想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明清时期的经济发展为江南带来了不少的名门望族,也让这些生活悠闲的名门之后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文学的创作当中。 这个时期的古代女性文学主行悠闲之风,以表述追求自由的精神需求居多,以女性的细腻抒怀、表达见长。明清时期的女性作家主要以叶小鸾、商景兰为主要代表。商景兰更是在其作品中表达出强烈的女性意识,展现出其自身的独立和自信。在清朝时期, 女性互结诗社的现象逐渐盛行,相较于明朝时期的家族内结群, 这样无疑是将女性文学带向了一个新的局面。从此,女性不再被深束闺阁,开始以诗社的形式走向社会。而女性文学的风格也开始转变,逐渐向自然靠拢,开始表述女性对于国家时局的思虑。

四、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