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网

2024-08-10

中国古代文学网（共8篇）

中国古代文学网篇1

2014年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近现代文学

古代文学

一、名词解释

1.诗教

2.新乐府

3.变文

二、简答题

1.简述汉代大赋在写作方面的一些特点。

2.简述晚明小品文的主体风格及形式。

三、论述题

1、论述在中国古代和近代时期媒介（如，纸、印刷术、报刊等）的演变对于文学传播的影响。

2、王国维说过：“古来新学问起，大部由于新发现。”陈寅恪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结合具体实例，评价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新材料与新问题。

近现代文学

四、选择题

1.《新青年》编辑部迁至北京后，1918年1月起，哪些人曾经任编辑？

陈独秀

李大钊

胡适

鲁迅

周作人

刘半农

沈尹默

钱玄同

五、词语解释

1.《官场现形记》

2.《茶馆》

六、简答题

1.1940年“中国新诗派”的艺术追求主要表现在哪？

2.沈从文《湘西散记》、《湘西》在散文艺术上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七、论述题

1.试论汪曾祺80年代小说创作

2.简述“白话文学史观”的基本内容并评论

3.试论迟子建小说创作

中国古代文学网篇2

从专业研究的层面看, 作为中国古代的小说, 面对流行通俗文化爆炸的时代, 不要说外国读者, 就是中国目下的青少年, 真正直接捧读古代小说的人越来越少, 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但是, 这不排斥在世界范围内总是有一批专业的学者文人对中国古代的小说乐此不疲, 甚至以毕生的精力在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园地里辛勤耕耘, 取得了丰硕成果。特别在韩国、日本表现得非常突出。至于在西方, 不要说像美国的夏志清、王靖宇、澳大利亚的柳存仁、法国的陈庆浩等一些华裔的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专家, 硕果累累, 就是一些非华裔的一流汉学家中, 如美国的韩南、浦安迪, 俄国的李福清等, 都是以研究中国古代小说著名于世的。他们的许多成果推动了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当然,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者在世界什么地方都是少数, 但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但给中国学者以启发和推动, 而且也是将中国古代小说向世界各国大众传播的重要桥梁。只有通过他们的注释、解说和阐发, 才能真正使中国古代小说“飞入寻常百姓家”, 有可能通过不同的方式融入不同国家的不同社会。所以, 在某种意义上说, 他们是新世纪里使中国古代小说不断地在世界各地生根开花的最重要的播种者和耕耘者。令人高兴的是, 现在世界各地不断有年轻的学者来加入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队伍。这使中国古代小说进一步走向世界的道路更加宽广。

二、中国古代小说与国外小说的融合

从作家创作的层面上看, 中国古代小说与其他国家、即使是东方国家, 也是各具特点的。中国小说对世界文学产生影响, 很重要的一点是通过其他国家作家的手, 将中国古代小说的精华与特点, 溶化到自己的创作之中。这在日本、越南及朝鲜半岛等本来就使用汉字的国家的古代作家那里表现得十分明显。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 这些国家中不但有用自己文字, 如假名、谚语、喃语所写的小说, 还有大量用汉字所写的小说, 现在一般称之为汉文小说。这是世界小说接受中国小说影响而创作的最为直接而典型的例子。当然, 随着近代开始, 一些汉字文化圈的国家或先或后地推行去汉字化, 这些国家中的一些真正由“国人”所写的文学作品却因用汉字写作而被排斥在“国文学”之外, 当代年轻人恐怕也没有再用汉字来创作小说的热情和兴趣了。但这不等于目前这些国家中的小说创作完全摆脱了中国小说的影响, 像日本、韩国不断地有中国古代名著改编本的出现, 就是一个明证。当然, 这些改编本, 有的是保持了原作的筋骨, 有的则改得面目全非, 但我认为, 即使是完全进行了再创造, 也不能说彻底摆脱了与原著的干系。像日本于2005年底出全的北方谦三写的《水浒传》, 曾得了世称日本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司马辽太郎奖。作者说, “《水浒传》在我心中可能已经变质, 我将塑造自己心目中的英雄。”的确, 在他的笔下, 宋江一变为革命理论家, 鲁智深带着他的理论著作《替天行道》到处去宣讲“革命道理”;他还添加了一个秘密警察组织“青莲寺”, 用来专门对付宋江们的地下活动;最使人匪夷所思的是竟将“天神”武松写成从小就偷偷地单恋着嫂子潘金莲, 而潘金莲则贞洁得可怜, 为拒绝小叔子的强暴而毅然自尽……。评委会对这部小说的评价说:“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分析, 加以解体并且重建, 保持了长篇小说应有的紧张感。”这就清楚地说明, 它尽管“重建”了一部现代“日本版中国历史小说”, 但它的灵感毕竟还是从研究中国古代的小说而来。除了这些直接改编中国小说的作品之外, 有些尽管表现得比较模糊和隐晦, 但因为他们毕竟无法摆脱自己的传统, 而这传统本身就隐含着汉文学的影响, 所以从思想精神到表现技巧都可以感受到一些中国古代小说的脉搏。不仅在东方, 即使西方的一些现当代作家, 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小说对他们的影响。例如, 以《大地三部曲》等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赛珍珠, 就深受中国小说的影响。在诺贝尔奖授奖仪式上, 她的致谢词便高度评价了中国古代的小说, 她说:中国的古典小说与“世界任何国家的小说一样, 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 “一个真正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应该知道《红楼梦》、《三国演义》这样的经典之作”。再如荷兰汉学大师高罗佩, 从一本中国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中得到启发, 写成一部以唐代著名宰相狄仁杰为主角的侦探小说《狄公案》, 在欧洲风靡一时, 深深征服了西方读者。一时间, “Judge Dee” (狄公) 成为欧洲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 成了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的福尔摩斯”!它被多次拍成了电影, 影响了欧洲, 也反过来影响了中国侦探小说的发展。前几年中国也将《狄公案》拍成了电视连续剧, 充分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三、总论

所以, 要让中国古代小说在全世界广为传播, 除了依靠翻译、讲解, 让普通百姓直接阅读、欣赏和接受之外, 用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人物、故事、精神来诠说当今现实的一些问题以及扩大到形成各种文化产品, 似乎也有它的必要。这在正统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者来看, 往往会觉得有点近乎野狐禅。但我觉得, 这对于传播中国古代小说也不失为一条道路。特别是他们通过电影、电视、动漫等更为接近大众的传媒形式, 就越有普及性, 就越能使中国的古代小说扎根在世界各地的大众之中。比如, 就小说《西游记》而言, 在中国, 前几年也有改编的电视连续剧, 这基本上是忠于原作的依样画葫芦。而在上世纪90年代的香港, 则拍摄了一部《大话西游》, 非常搞笑地重编了一个跨越时空的爱情故事, 使一些年轻人为之倾倒。日本也对拍摄《西游记》有很大的热情。在上世纪80年代拍过《西游记》不久, 今年1月日本富士电视又开始放映的连续剧《西游记》仍然引起轰动。无独有偶, 韩国出了一部名为《幻想西游记》的动漫也很红火。在这里, 孙悟空是被一个新冒出的乐神杰特弹钢琴弹得头痛, 无法还手, 被圧在五指山下。另一个新造的公主美娜成为本剧的第一号灵魂, 变得不听话的悟空就是怕美娜的禁咒之笛。在这里, 唐僧尽管成了武艺高强的法师, 但也被女性化得分不清是和尚还是尼姑, 孙悟空的筋斗变成超级滑板, 丢下了金箍棒改用了双截棍, 猪八戒戴着墨镜, 在石油村外做大王, ……一路想颠覆《西游记》的传统, 用西洋化、现代化来调适现代青年的口味, 但无论如何还是像原《西游记》中的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那样, 这部《幻想西游记》的主要人物还是离不开唐僧师徒四人, 孙悟空的性格还是与原作相近, 猪八戒还是那样好色贪财, ……说到底, 它还是从《西游记》而来。当人们在兴致勃勃地游玩《幻想西游记》迷宫之时, 也就是原本《西游记》再显魅力之日。当然, 这些大众文化产品, 与正宗的文学作品是有相当距离的。但我们应该承认它们与文学作品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摘要：我们应该用开放的、现实的、大众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古代小说的传播与接受。当然, 世界毕竟不是铁板一块, 就文化背景来说, 东方文化圈与西方文化圈确实不同;从接受对象来看, 学者作家与普通大众也有差异;即使在同一文化圈内同一层次的人, 也有华裔与非华裔之别;所以谈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也不能笼而统之, 而必须从不同角度着眼。中国古代小说通往世界的不同路径是不同的。

中国古代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影响篇3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日本文学《红楼梦》《源氏物语》

日本古代文学的最大特点是受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全面而深刻。这种影响,首先使日本人创造了一个体裁丰富、风格多样,随中国古代文学风格的演进而不断发展、变化的汉文学系统。所谓日本汉文学,就是指日本人直接用中文创作的诗词文赋等文学作品,它与日本人用日文创作的文学共同构成了日本文学的两大支脉。

《红楼梦》是中国最伟大的一部小说,气魄的布局,细腻的人物刻画,对社会无情揭露和深刻剖析,还有从作者到作品的很多不解之谜,都使得这部作品极为耐读、历久弥新。《源氏物语》是日本文学中一部伟大的古典名著,成书比《红楼梦》还要早900年,被认为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早的长篇写实小说,它刻画了以源氏家族为代表的贵族阶层的爱情生活。《源氏物语》和《红楼梦》从写作背景——所展示的场景均为本国的贵族阶层,及人物性格——两个主人公贾宝玉和源氏公子多情的性格以及对他们爱情生活的着墨点染,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源氏物语》被称为日本的“《红楼梦》”。一位大师曾言道日本文化深义的特质是“苦涩”与“闲寂”,而从《红楼梦》开篇“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四句诗中,读者是否也体会到这文字后面掩藏的苦涩呢?

一、作者背景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是满州贵族,祖父、父亲、叔父连续担任江宁织造四十四年。康熙皇帝六次南游,五次就住在曹家,充分显示了曹家的财富和排场,曹雪芹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大概在曹雪芹二十岁左右,曹家因为贪污案发而破产,曹雪芹开始贫穷潦倒。对一个从富贵中长大的人来说,从衣食无忧到衣食无着,这是一种难以承受的巨变。于是,他以过去的生活为蓝图,开始创作《红楼梦》。《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出身于充满书香气息的中等贵族家庭,是一位极富才情的女子。其祖父等辈及兄长都是当时有名的歌人,作者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不仅对白居易的诗有很深的造诣,而且还十分了解佛经和音乐。后来,家道中落,在丈夫去世后,她曾做过皇后的女官,这期间宫廷生活的直接体验为她后来创作《源氏物语》储备了大量的现实素材。

从以上叙述我们不难看出,这是出身和经历都颇为相似的两位作者,在他们的笔下诞生出两部颇为相似的文学巨著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两个女主人公

《红楼梦》中的潇湘才女林黛玉是一个才华横溢、品性高洁、有时善解人意但又经常拈酸使小性的女子。宝玉于众多美女而不顾,独衷情黛玉,就是从黛玉身上找到了一种自己也一直追求的不加伪饰、未经世俗沾染的“纯真”。她有着追求自己幸福的勇气,不相信所谓的金玉良缘,她要用自己的爱情跟那个社会抗争。她虽然征服了宝玉的心,但在那样的社会和大家族制度中她所追求的爱情注定不会有美好的结局。在当时的社会里,爱情不仅不是婚姻基础,还是离经叛道的另一种表现,所以,这一场爱情与家族制度的战争中,她最终以痛苦而死做为对自己爱情的最后的捍卫。

《源氏物语》中的紫姬是源氏公子众多姬妾中的一个,她是一个名门子弟的私生女,这样错综的命运,使她一方面出身名门,一方面难以见人。于是,当源氏公子在她十岁左右把她偷接到自己府中时,就决定了她一生的命运,她这一生的职业是做源氏公子的姬妾,她这一生的追求是让源氏公子喜欢、不被厌倦。这不仅仅是她一个人的命运,还是当时日本所有待嫁或已嫁女人的命运,她们必须要成功地依附上一个男人,只有男人才能保障她的生活和荣耀。相对来说,紫姬是成功的,虽然源氏公子一生都在不停地追逐着一个又一个女人,但紫姬永远是他心灵的港湾。他一手将她养大,她是他的女儿也是他的妻子,这种既是亲情又是爱情的复杂情感使他的心一直停驻在她身旁。虽是这样,紫姬的一生也是痛苦多于幸福、等待多于相聚。

黛玉和紫姬虽然爱情的结局各有不同,但两个女人的悲剧命运却是相同的。因为,在那样的社会,女人一生的爱情、幸福、理想、追求都只能依附在男人的身上。

三、两个男主人公

光源氏为《源氏物语》中的浊世浪子,贾宝玉则是《红楼梦》中的秽士叛逆。两人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国度,却有着共同的命运:终生为情所苦,最终遁入空门。耐人寻味的是,紫氏部和曹雪芹在塑造他们各自心爱的主人公时,都为他们的身世遭际串上一条佛教色空观念的主线。《红楼梦》第一回云:“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由空空道人这一《石头记》第一阅读者的反应,道出“空空”与“情僧”实为一体,在“空—色—情—色—空”的流转中,情是参悟的媒介和对象。“情僧就是情之真觉者,是对情的神识彻悟,葆有情的慧性灵根,达到情的涅磐境界。”这不仅适用于“绝代情痴”贾宝玉,也是对多情的源氏公子一生的形象概括。可以说,他们两人的生命便是一个由情悟空的过程。

四、语言风格

《红楼梦》用纯北京话写就,北京方言音调悦耳、词汇丰富等特点在红楼梦里充分发挥出来,宝玉的丫头小红回答凤姐的那一段话,把一群身份和关系互不相同的人的一些凌乱言语,用极快的速度、极精练的语言表达得非常清楚,这无不得益于北京方言的特点。

《源氏物语》大量引用汉诗及中国古籍中的史实和典故,使读者读起来经常能感受到一种浓郁的中国古典文学的气氛。紫式部在书中152个情节发展的关键之处,布设了131节选自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文句和诗句,作者仅引用的“白诗”即达90余处。尤其是作为《源氏物语》情节发展基础的第一帖《桐壶》,基本上是套用了白居易的《长恨歌》的框架,使《长恨歌》的主题几乎贯穿全书始终。

无论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影响多么巨大、强烈和持久,日本民族出于自身的实际需要,都会对其进行认真地鉴别、甄选,最后再谨慎地取舍。因此,这种日本化的过程,加之日本岛国民族固有的审美特点,便使中日两国文学产生诸多差异。

中国文学特别注重文学与时代、与政教的关系,强调“诗言志”、“文以载道”等重大社会功用,强调政治与艺术的统一;日本文学则游离于政治,不主张将富有重大社会意义的主题引入文学,具有较强的超政治性倾向。《红楼梦》的总体艺术风格是文词奇巧,悲喜映照,表面温和、委婉,而内含刚劲悲壮,写人叙事,笔含春秋,真假互见,把本能的色欲净化、雅化,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慷慨悲歌的艺术风格,给人一种悲怆之美感。日本文学重视内心的感受,强调“以心而求情”,属于主情主义文学,追求的是优雅沉静、细腻纤弱的文风。《源氏物语》的总体艺术风格是通俗优美、文词高雅,全书无一秽笔,充满诗情雅趣。女性心理明显,感情丰富,写人叙事缜密细致,行文流畅、舒缓,体现出日本传统文化温柔典雅的艺术风格,清新恬淡,温柔委婉,给人一种柔婉之美感。

总之,中国古代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影响是异常深刻的:一是促进了日本书面文学的萌发和诞生。日本最初没有文字,只有口头流传的神话、传说等。中国典籍东传之后,日本人才借用汉字创作了日本本民族的文字——平假名和片假名。可以想见,如果没有中国典籍的东传,日本书面文学的诞生肯定要推迟许多年。二是丰富了日本古代文学的体裁和创作技巧。日本古代歌谣的音拍是不规则的,从两音到九音,长短不一。日本古人似乎从五、七言汉诗的音律中,找到了和歌的最佳途径,最终使和歌得以以“五七五七”七音相间的形式构成。也就是说,中国的汉诗对日本和歌的定型发挥了一定作用。三是中国古代文学影响了日本文学的风格。日本《源氏物语》的作者就从白居易的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长诗《长恨歌》中,汲取了大量的滋养。江户时代,中国的志怪、传奇小说的怪诞离奇、飘逸而富有想象的文风,以及《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长篇巨制中的人物形象、创作技巧等,有效地促进了日本的假名草子、浮世草子、读本等通俗小说的流行,使日本这类作品更具有魅力。四是中国古代文学促进了日本文学理论的建立和发展。日本首部歌论《歌经标式》为日本文学理论的建立打下了基础。这部歌论从批评标准到和歌创作的方法、论歌病、歌体等理论体系,基本上都以中国的诗论为依归。至江户时代,我国明、清时期的诗论“格调说”、“性灵说”、“神韵说”等,对丰富日本文学理论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五是中国古代文学为日本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如日本《古声记》、《日本书纪》里的神话以及《今昔物语》等书中的佛教故事,有不少取自中国典籍。日本传奇故事《竹取物语》的情节,与我国的民间传说《斑竹姑娘》十分相似等等。

参考文献:

[1][清]曹雪芹.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2][日]紫式部.源氏物语[M].丰子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3][日]西乡信纲等著.日本文学史[M].佩珊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4]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中国古代文学篇4

1、远古时期的歌谣和神话是中国文学的源头

2、马克思将上古神话科学地定义为“在人民幻想中经过不自觉的艺术方式所加工过得自然界和社会形态。

3、保存最完整的神话著作《山海经》

4、六艺：《诗》，《书》《易》，《礼》《乐》《春秋》

5、现存神话主要内容分类：解释开天辟地的神话（女娲补天），解释日月星辰，风雨雷电，鸟兽草木等自然现象和自然物的神话。，同自然和权威进行抗争的神话（后羿射日），有关民族来源，先祖诞生等人类社会生活的神话。大雅生民（周）玄鸟生商（商）

6、诗经：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我国第一部纯文学作品，是我国文学史的开端，共收入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年间的诗歌305篇，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其中风诗160篇，雅诗105篇，颂诗40篇，诗经常用的表现手法是赋比兴。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诗三百”，汉代学者奉为经典，史称《诗经》

7、诗经的来源：采诗，献诗。

8、四始：《关雎》风之始。《鹿鸣》小雅之始。《文王》大雅之始。《清庙》颂之始。

9、诗经按照音乐的不同分为风雅颂，共15国风。雅诗共105篇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31篇，小雅74篇。颂分为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

10、汉代传《诗》，申培《鲁诗》辕固生《齐诗》韩婴《韩诗》（今文诗）毛苌毛亨《毛诗》（古文诗）

11、诗经的艺术成就：（1）反映现实生活，干预现实政治的创作倾向。（2）运用赋比兴的表现手法（3）借景言情的抒情方式。（4）整齐中富于变化的语言特色

12、记言记事之祖：《尚书》《春秋》

13、《尚书》：即上古之书，是一部记言的古史，我国现存最早的以记言为主的历史散文集，书中记载的主要是一些官方问诰，誓词一类的文字。

14、《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是由孔子根据鲁国史料编撰而成，它简要的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共242年周王朝和各诸侯国的历史。《春秋》的记事特点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系年记事，条理清晰，语言简朴，在记事的过程中表选出作者的倾向和评价。

15、《国语》是一部分国记录的史书，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国别史。

16、春秋三传：《公羊传》《毂梁传》《左传》

17、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形式完备的编年体史书。

18、左传的艺术成就：（1）左传又是一部有很高文学价值的历史散文著作。它的文学成就，首先体现在叙事上。（2）左传的文学成就还体现在写人上。（3）其语言也很有特色，左传的语言简洁凝练，生动传神。

19、《战国策》倾向纵横家

20、道：《道德经》老子，墨：《墨子》墨子。显学：儒墨

21、《论语》：是一部记载孔子及其言传弟子言行的书，是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所记，在战国初年编辑成书，是先秦儒家学派的代表作。共12篇。语录体散文

22、《孟子》：是一部主要记载孟子言行的书，书中详细记载了孟子对各国诸侯的游说之辞和与其他学者的论辩之辞，《孟子》一书由孟子和他的弟子共同著述，是战国中期儒家学派的代表组。七篇

23、战国末期儒家代表：荀子

24、《庄子》：庄子一书是先秦到家学派的代表作，今本三十三篇，分为内篇，外篇，杂篇三部分，一般认为，内篇七篇是庄子自著，外篇十五篇和杂篇十一篇是庄子门人和后学所作，庄子一书虽不是一人一时之作，但全书的思想和文风基本一致。

25、庄子通过“卮言”“重言”“寓言”来表达它的思想

26、《庄子》寓言，在先秦诸子中最富有文学性，最富有浪漫主义

27、《楚辞》：楚辞是战国时期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诗人创作的一种新体诗的名称，因其具有鲜明的楚国地方特色，故谓之“楚辞”《楚辞》是继诗经之后又一部诗歌总集的名称，西汉成帝时，刘向将屈原宋玉等的作品和汉人的模拟之作汇编成集，定名为楚辞

28、楚辞和诗经的对比：《诗经》产生年代：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产生地域：黄河中下游流域为主。作者：集体创作。创作方法：

现实主义为主。诗歌性质：多数保留民歌风貌。形式：质朴短小，四言为主。《楚辞》产生年代：战国中后期。产生地域：长江汉水流域。作者：个人创作。诗歌性质：文人诗。创作方法：浪漫主义为主。形式：华丽宏大，杂言为主。

29、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大诗人，第一位爱国诗人，第一位浪漫主义诗人

30、《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属于长篇自传性政治抒情诗，为我国古代文学最长的政治抒情诗。

31、《九歌》：是《楚辞》当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战国时期流传于南楚地的民间祭歌，由屈原对祭歌修改加工，主要是南方巫祭的产物，用于宗庙，祭祀的歌曲歌词共十一章，中间九章是语神曲，《九歌》因中间九章而得名。

32、《九辩》长篇抒情诗，悲秋

33、李斯《谏逐客书》

34、《过秦论》贾谊

35、《治安策》（《陈政事疏》）贾谊政论文

36、《盐铁论》是经桓宽整理而成的盐铁会议文献，是西汉后期重要的政论文集。

37、刘向编著的叙事散文有《新序》《说苑》和《列女传》都是历史故事集，先秦至汉代史事。

38、东汉散文：班固《汉书》，王充《论衡》

39、司马迁宗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40、实际五种体例篇数及内容：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巨著，它记述了上自传说中的皇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三千年的中国历史，共有一百三十篇，分本纪十二，书八，表十，世家三十，列传七十。本纪记帝王事迹，世家记诸侯王的兴衰更替，列传记有价值的历史人物，书记礼乐、律历、河渠、经济等方面的事，表是大事记。

41、史记的艺术成就：（1）作为以人物为中心的历史传记，史记最突出的成就是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2）《史记》的悲剧艺术（3）《史记》的语言艺术

42、最早以赋名篇的作品是荀子的《赋篇》

43、汉初的赋为骚体赋

44、汉代骚体赋最优秀的代表作家是贾谊最为著名的代表作品是《吊屈原赋》《鵩鸟赋》

45、散体大赋的奠基之作：枚乘《七发》

46、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

47、汉赋四大家：杨雄，班固，张衡，司马相如。

48、杨雄：《甘泉赋》《羽猎赋》《河东赋》《长杨赋》

49、班固：《两都赋》

50、张衡：《二京赋》（散体大赋的结束）《归田赋》（抒情小赋的开始）

51、乐府：乐府是秦汉时期掌管音乐的政府机关的名称，主要是负责组织文人创作和从民间采集诗歌配乐演唱，供朝廷所用。乐

府又是一种诗体的名称，魏晋以后，人们把乐府机关演唱的诗歌称之为乐府，于是乐府又成了一种带有音乐性的诗体的名称。

52、汉乐府民歌内容及艺术成就：内容：（1）反映下层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2）揭露战争给广大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3）反映妇女婚姻爱情生活的诗篇。（4）揭露上层社会荒淫腐朽的生活。成就：（1）继承和发扬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2）汉乐府民歌的叙事性较以前大为加强。（3）汉乐府民歌开始使用对话和行动来表现人物。（4）体制上的开拓和创造。

53、文人五言诗主要有苏武，李陵唱和的“苏李诗“，和被收在《昭明文选》中的《古诗十九首》，代表了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

54、建安风骨：建安风骨也称建安风力或汉魏风骨，出自钟嵘《诗品序》，是人们对建安时期美学风范的一种概括。指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建安诗歌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的传统，运用朴素的言辞，反映当时的社会**和民生疾苦，表现诗人们建功立业的理想和一统天下的志向，诗歌情调慷慨激昂，感情炽热充沛，语言朴素清新刚健，思想性和艺术性得到完美的统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成为后世文学家创作的典范。

55、“汉末实录，真诗史也”评价曹操

56、曹植，字子建，世称陈思王《诗品》称为“建安之杰”

57、建安七子：最早见曹丕《典论论文》，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王粲）

58、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阮

籍，嵇康，其次向秀）

59、阮籍的诗以82首五言《咏怀诗》为代表作。60、嵇康散文的代表作是《与山巨源绝交书》。61、潘岳的代表作《悼亡诗》 62、郭璞《游仙诗》

63、左思的《三都赋》“豪贵之家，竟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 64、陶渊明，又名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归去来兮辞》赋作 65、陶渊明诗歌的艺术成就：（1）平淡自然，亲切纯真。（2）浑融完整，境界高远(3)语言自然而精工（4）风格多样 66、钟嵘《诗品》称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67、山水诗：南朝宋初兴起的一种诗体，代表人物是谢灵运（第一个山水诗人），谢朓，内容主要描写山水景物，真实的反映山水自然美，并通过自然景物的描写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创造情景交融的意境，山水诗对唐代田园山水诗派产生深远影响 68、元嘉三大家：鲍照，谢灵运，颜廷之。

69、庾信是集南北朝诗歌集大成者，《哀江南赋》，南北朝辞赋中的压卷之作。

70、北朝乐府民歌的代表作：长篇叙事诗《木兰诗》 71、魏晋南北朝的小说分为志怪小说，志人小说。72、志怪小说成就最高：干宝《搜神记》 73、志人小说：刘义庆编的《世说新语》

74、《论文》是曹丕专著《典论》中的一篇，是我国第一篇文学专

著

75、陆机《文赋》是我国第一部创作论

76、《诗品》一名《诗评》，是我国第一部评论五言诗的专著，将122位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

77、初唐四杰：卢照邻，骆宾王，王勃（五律五绝），杨炯 78、山水田园诗人：盛唐山水田园诗以描写自然山水，田园风光，表现诗人的隐逸生活，闲适情趣为主要内容，诗境淡远自然，清雅明秀，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形式以五言（五律，五绝，无古）为主，代表作家王维，孟浩然。

79、孟浩然是唐代大量写作山水景色与隐逸生活的第一人。80、王维，字摩诘。《东坡志林》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81、盛唐边塞诗：以表现边塞战争，边塞生活，边塞风光和壮士的思想感情为主要内容。风格慷慨悲壮，情调高亢激昂，最能代表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形式以七言歌行，五言古体，七言绝句为多，代表作家高适，岑参。82、杜甫诗歌的艺术成就？p294自行整理

83、韩愈是司马迁以后最杰出的散文家，苏轼称“文起八代之衰” 84、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永州八记》 85、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

86、《木兰诗》《孔雀东南飞》《长恨歌》《琵琶行》中国古代叙事诗的最高成就

87、孟郊作诗以内容上的“吟苦”和艺术上的“苦吟”著称 88、韩孟诗派既杰出又年轻的诗人是李贺（诗鬼）89、《李娃传》，白行简 90、蒋防《霍小玉传》

91、《莺莺传》（会真记）。唐代诗人元稹 92、李朝威《柳毅传》 93、沈既济《枕中记》

94、晚唐时期与李商隐齐名的诗人温庭筠，是词史上第一位致力填词的作家

95、温庭筠和韦庄为花间词派的代表

中国古代文学教案篇5

中国古代文学教案

第一编先秦文学

课时计划：54课时

使用教材：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

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

教学前言......2

第一编

先秦文学......4

绪

论......4

第一节中国文学的源头......4

第二节先秦文学的形态......4

第三节先秦文学作者的流变......5

第四节先秦文化与先秦文学发展的轨迹......6

第一章上古神话......7

第一节上古神话的产生和记录......7

第二节上古神话的主要内容......7

第三节上古神话的演变......8

第四节上古神话的实质及其文学意义......9

第二章《诗经》......10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19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诗经》概说......10 《诗经》的内容......13 《诗经》的艺术特点......19 《诗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左传》等先秦叙事散文......20 从甲骨卜辞到《春秋》......20 《左传》的叙事和记言......21 《国语》的文学成就......24 《战国策》的文学成就......25 先秦叙事散文对后世文学的影响......26 《孟子》、《庄子》等先秦说理散文......27 先秦说理文体制的逐步成熟......27 《孟子》散文的艺术成就......30 《庄子》哲学思想的诗意表达......31 《荀子》和《韩非子》的议论文......33 先秦说理散文的历史回响......35 屈原与楚辞......36 关于“楚辞”......36 楚辞产生的文化背景......36 屈原的生平、思想和作品......38 《离骚》......39 第五节屈原的其它作品......44

第六节

楚辞的流变与屈原的地位......46

教学前言（1课时）

一、古代文学课程的性质：专业核心课程；

二、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意义：

1、传承文明，继承文化遗产，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奠定基础；

2、进行人文教育，提高人文素质，打下精神的底子；

3、为以后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工作和其它工作打下基础，培养素质和能力，中国古代文学教案。

三、本课程的教学内容：

1、历代作家、作品、风格、流派；

2、文学现象的发生、发展、演变，前代文学对后代文学的影响，后代文学对前代文学的传承，——形成“史”的框架。

3、文学史和作品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文学史离不开作品作基础，而作品要从史的角度去理解。教学中文学史和作品二者的比例：先秦文学约为40：60，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文学约为50：50，元代以后文学约为60：40。

四、关于本课程的教学、研究以及学习：

（一）教学。多年来，古代文学的教学大体上有两种模式：

1、以文献的考据为主，重原始资料的考证、阐释；

2、以文学作品的鉴赏为主。

拟在教学中尝试着将两种模式结合起来。对文史哲一体的作品要注重文献的考据和文意的阐释；对纯文学作品，要突出艺术鉴赏。同时尝试用多媒体教学。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独立思考、分析问题的能力。以课堂讲授为主，兼以讨论课、自学课的形式。

（二）研究。教师要在教学中注意将本学科最新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学生。对没有定论的问题要交给学生讨论。同时经常出示研究论题，介绍资料和研究方法，指导学生写好论文。

（三）学习。八个字：只管耕耘，不问收获。

所谓“只管耕耘”，就是要多读作品，多背诵作品，多读一些相关的研修书（教材后面所列），尤其是要多背诵一些名家名篇。诵读，这是学习古代文学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学习方法，舍此没有什么快捷方式可走。这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拿来主义”。没有“拿来”，就没有吸收、消化、继承、发展。而领悟和理解只能建立在“拿来”的基础上。

所谓“不问收获”，就是说不要时时处处抱着功利和实用的眼光去学这门课，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从过去功利主义、经济主义、实用主义的狭隘教育观中解脱出来，从浮躁的心态中解脱出来；要静下心来，要有坐冷板凳的心理准备；要培养一种高雅的书卷气；还要有精神投入，感情投入，要把自己燃烧进去，不要隔岸观火；要用心去感受那些古代精英们的大智大慧的头脑，和他们进行心与心的交流，才能碰撞出火花，才能在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人文教育。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我们混沌的心灵开化了，精神境界升华了，言谈举止文明了，思想成熟了，写作时文思通畅了，这就是收获。所以学习这门课程的收获不在眼前，而在以后和将来。

五、教材介绍（与其它教材比较）：《中国文学史》（面向二十一世纪教材），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版。《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朱东润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版。

六、本学期的教学计划：共6章30节内容，54课时。具体教学安排见“教学日志”。

七、布置本学期的背诵篇目（在作品选上标记）和研修书目（见文学史后面所列）

第一编

先秦文学绪

论

【教学设想】本部分的教学以介绍为主，使学生从总体上对先秦文学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形成轮廓。

重点：文学的起源，先秦文学的形态；难点：先秦文学作者的流变。计划课时：2 第一节中国文学的源头

一、传说时期的文学：

中国文学的产生可以上溯到文字产生以前的远古时期。远古时期产生的神话传说和歌谣，我们称为传说时期的文学。这些神话传说和歌谣由于时间久远、口耳相传导致变异，后世见诸文字记载的原始文学很难说是其原貌。原始歌谣现在留存的主要有：据说是神农时代出现的《蜡辞》；传说为尧舜时期的，但现在认为是后人伪托的《击壤歌》、《康衢谣》、《卿云歌》、《尧戒》、《赓歌》、《南风歌》等；载于《吴越春秋》的《弹歌》；《吕氏春秋·音初篇》所载禹时涂山氏之女所歌的“候人兮猗”。

远古时期的神话传说反映了先民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但中国神话的原始形态没有很好的保存下来。

二、早期文字与书面文学的产生：

文字产生以后，中国文学才逐渐脱离了传说时期。现在所知最古的文字是甲骨文字和青铜器铭文。甲骨文字和青铜器铭文的出现为书面文学提供了条件，标志着中国书面文学的萌芽。

三、诗乐舞紧密结合：

诗歌是最古老的文学形式之一。最初的诗歌是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的，这是早期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

举《吕氏春秋·古乐》中“昔葛天氏之乐”的记载（教材24页）。第二节先秦文学的形态

一、文史哲不分：

先秦时期，文化呈现一种综合态势。先秦文学并非纯文学，某些作品是史学或哲学著作，史学和哲学著作也富有文学意味。

二、成熟的文学作品的出现：

先秦诗歌经历了一个由宗教颂赞祷祝诗到政治叙事诗，再演进到言志抒情诗这样一个过程。宗教颂赞祷祝诗如甲骨卜辞中的韵文、《易》卦爻辞、钟鼎铭文中的韵文等；政治叙事诗如大雅的部分、小雅的小部分以及颂等；言志抒情诗如小雅的大部分和国风的全部。南方楚地文化孕育出了“楚辞”。

产生于中原地区的《诗经》和南方楚地的“楚辞”是先秦成熟的文学作品。《诗经》和“楚辞”奠定了以风、骚为基础的传统诗歌的创作规范。

三、作者和时代难以确定：

先秦有些文学作品，并非一时一人所作，它们或由集体创作，或经过后人加工修改，原始作者和创作年代都难以确指。先秦文学的本来面目，使之存在许多可争议之处，这也是先秦文学作品不同于后代作品之处。

第三节先秦文学作者的流变

一、由巫到史：

先秦经历了一个由原始文化向理性文化嬗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主要承担者的身份、地位发生了明显变化，文学作者也因之而不断变化。

夏朝时代和西周初期，以原始宗教文化为主，文化的主要承担者是巫觋（xí，“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国语·楚策》）），他们也是文学的创造者。今存甲骨卜辞、《易》卦爻辞，就是因占卜行为而作。巫觋都善于歌舞音乐，在夏商或周初，处于巫术祭祀目的而创制的韵文或歌谣应是当时主要的文学作品。巫觋作为文学的作者，随着时代发展而逐渐衰亡。

上古巫史不分，史的职务也是宗教性的。一般史官除了从事宗教活动外，还从事有关赐命、册命、载录氏族谱系等政治活动。随着商周之际鬼神地位的下降，史官从原始宗教中解脱出来，成为新兴文化的代表。他们成为史家散文的最早创作者。春秋时期，史官的文化活动达到了一个高潮，各国都有自己的史书，其中鲁国的《春秋》留存至今。鲁国史官左丘明采集各诸侯国的史记，作《春秋左氏传》，把史家散文推上了一个高峰，成为后世散文创作的典范。

二、贵族文学的兴起：

西周时期，学在官府，文化为贵族所垄断。他们掌握了知识文化，成了西周、春秋时文学的主要创作者。西周也有许多民间歌谣，这些歌谣的作者大都是平民。

三、士阶层的出现及其文学活动：

春秋战国之际，分封制度的解体，导致了贵族地位的下降和庶民地位的上升。在贵族和庶民之间兴起了一个士阶层，文化知识也由贵族转移到士的手里。他们聚众讲学，影响渐大，成为统治阶级招徕的对象，他们站在不同的角度和立场，议论时政，阐述哲理，形成“百家争鸣”的盛况。

先秦文学作者的身份由巫到史，到贵族，再到士，其演变过程与文学繁荣的趋势是一致的。作者身份的多样性，使文学在体裁、题材、风格等方面现出了异彩纷呈的特性。

第四节先秦文化与先秦文学发展的轨迹

先秦文学大致可以分为夏商、西周春秋、战国三个时期。

一、原始文化与夏商文学：

夏商文化以原始宗教为主，夏商文化以巫文化最有代表性。夏商文学与原始宗教关系密切，从涂山氏所咏《候人歌》和夏孔甲的《破斧歌》可看出夏商时代已有完整的诗歌出现。商代诗歌《诗经·商颂》五篇颂咏祖先，歌舞娱神，都是用于祭祀。《周易》中的某些卦爻辞也与巫文化有关。巫史文化的昌盛，也促进了散文的发展。《尚书》所录《禹贡》和《甘誓》据说是夏代的遗文，《禹贡》列有九州岛，这种地理观念夏人是不可能有的，可推断是周人补充进去的。《甘誓》亦是后人追记。

二、礼乐文化与西周春秋文学：

自西周开始中国进入了以礼乐为标志的理性文明阶段，殷商时期的浓厚的巫术色彩渐减，周代文学更加关注历史社会人生。因此周代的历史意识空前发展起来，史官原来的宗教职责迅速淡化，他们以自己的历史知识和职业信念自觉的肩负起对现实的责任，所谓的史官文化也因此成熟。历史著作和说理散文因此取得了长足发展。周代文学在精神和风格上都体现为一种和谐、典雅的特质，一种婉而多讽的特征。

三、百家争鸣与战国文学：

战国时期，礼乐崩溃，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著书立说，批评时政，互相辩论，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诸子们立足现实、有自觉的创作精神。反映到为文学上，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风貌。

四、楚地文化与楚辞：

楚国的屈原身遭贬谪，满腔愤懑，发为诗赋。屈赋吸取了楚文化的精华，以奇伟瑰丽的词藻，丰富奔放的想象，表现了屈子的政治理想和高尚人格情操，是《诗经》之后又一个诗歌高峰。

第一章上古神话

【教学设想】作为先秦文学的起点，要把远古神话的产生、发展、流变的过程梳理清楚。注意将中国古代神话与外国神话作比较，探讨中国远古神话为什么不成系统和不发达等问题。重点和难点：几则神话材料的解读、阐释、理解。计划课时：4 第一节上古神话的产生和记录

一、神话的概念、产生和功能：

1、神话的概念（见教材）。

2、神话产生的原因是由于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面对难以捉摸和控制的自然界,所产生的一种神秘和敬畏的感情,而一些特殊的灾害的自然现象,地震、洪水，还有人类自身的生老病死等等，也引起惊奇和恐慌，人们由此幻想出世界存在某种超自然的神灵和魔力，并对之膜拜，自然在一定程度上被神化。

3、神话的功能：神话对原始人很重要。首先，神话在维系人们的社会性上具有重大意义.。其次，神话是把个人和集体联系为一体的一条精神纽带。再次，神话是先民们在对世界假想的把握中宣泄了不安的情绪。

二、神话的保存：

中国在远古时代可能有过丰富的神话传说，但经过口耳相传大部分没能够保存下来，只是在一些古代文献如《山海经》、《楚辞》、《淮南子》、《庄子》等古籍保存了许多零零星星的神话传说。

三、《山海经》的神话学价值：

《山海经》是保存远古神话最多的古籍。这部书成书时代大约在战国末期或西汉初期。关于它的作者以及性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说它是一部地理书，鲁迅说它是一部“巫书”。不管怎么说，它里面保存了很多远古神话，其中有不少神话已具有清晰的轮廓，有的经过缀合，可以得到相当完整的故事和形象，它对我国神话的传播和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关于《山海经》的性质，见注释11）第二节上古神话的主要内容

一、神话的类别。神话的内容丰富复杂，主要有：

1、创世神话讲教材引《艺文类聚》中“盘古开天地”的故事。

补：《绎史》卷一《开辟原始》引《五运纪年历》中盘古开天地的故事

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为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海，筋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

2、世祖神话讲《淮南子》中“女娲补天”、《太平御览》中“女娲造人”的故事。《诗经·生民》中记载的周民族始祖后稷的神话故事。

3、洪水神话讲《山海经》中“鲧禹治水”的故事（扩展到有关“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禹娶涂山氏”等禹的故事）。

4、战争神话讲《山海经》中“黄帝擒蚩尤”的故事。

5、英雄神话讲《山海经》中“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刑天舞干戚”，《淮南子》中“后羿射日”的故事

6、传奇神话四大神话（女娲补天、共工触山、后羿射日、嫦娥奔月）之一的“嫦娥奔月”的故事，以及“吐丝女”、“羽民国”、“长臂国”、“厌火国”等的故事。欧（呕，吐）丝之野在大踵东，一女子跪据树欧丝。（《山海经·海外北经》）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山海经·海外南经》）长臂国在其东，捕鱼水中，两手各操一鱼。（《同上》）厌（餍，吃）火国在其南，其为人兽身黑色，火出其口中。（《同上》）第三节上古神话的演变

上古神话演变的显著结果为历史化、文学化和宗教化。

1、历史化这可能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轻视、曲解、改造神话有关系。“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儒家后学也多讲究经世致用之学，所以煞费苦心的改造神话，使之化为历史。例：

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予闻诸荣伊言：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大戴礼记·五帝德》）

子贡问孔子：“古者黄帝四面，信乎？”子曰：“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谋而亲，不约而成，大有成功，此之谓四面也”（见汪继培辑本《尸子》卷下）。孔子把神话中一个具有四张人面的天帝，改造成古史中善治四方的人王了。《韩非子》中记鲁哀公问孔子“夔一足”的问题，孔子解释为“夔非一足也，夔有一，足矣”。

2、文学化神话流变为寓言是文学化的主要表现。神话本身含有一定的哲理，后世思想家为宣言自己的哲学观点、政治观点和道德观念，常将神话改造为有所寄托的寓言，神话便文学化了。在先秦诸子著述中，尤其是“寓言十九”的《庄子》中，寓言不胜枚举，如“鲲化为鹏”、“倏忽与混沌”、“藐姑射之仙”、“列子御风而行”、“望洋兴叹”等。《山海经·西山经》：有神焉，其状如黄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混沌无面目。

《庄子·应帝王》：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倏与忽时相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

《山海经·中山经》：姑媱之山，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为荛草，其叶胥成，其华黄，其实如菟丝，服之媚于人。《庄子·逍遥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在这里，庄子把植根于原始思维的神话，加工改造为别有寄托的寓言，宣扬道家“顺物自然”、“天道无为”、“逍遥无为”的主张。

3、宗教化神话与原始宗教有如孪生兄弟，都是原始思维的产物。神话含有宗教的因素，易为宗教所利用。神话流为道教的仙话，就是神话宗教化的具体表现。西王母神话逐渐演变为仙话，就是其典型实例。《山海经·西山经》：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山海经·大荒西经》：“有人戴胜，虎齿，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 《庄子·大宗师》：“夫道，„„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始，莫知其终。” 《庄子·大宗师》成玄英疏：“汉武帝时，献青桃，颜容若十六七女子，甚端正。” 《汉武内传》：“西王母与上元夫人降帝，美容貌，神仙人也。”

西王母最初是主管上天灾厉及五刑残杀的半人半兽神，面目狰狞恐怖，浑身上下充满着原始的野性；到了《庄子》中已经成了得道的“大宗师”；到了汉代，又演变成仙女，再到后来，她俨然成了“王母娘娘”，是玉皇大帝的夫人了。月亮神话的演变：《山海经·大荒西经》：“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二，此始浴之。”

《淮南子·览冥训》：“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东汉高诱注：“姮娥，羿妻；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未及服之，姮娥盗食之，得仙，奔入月中，为月精。” 张衡《灵宪》：“姮娥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蜍。” 唐·李冗《独异志》：“羿烧仙药，药成，其妻姮娥窃而食之，遂奔入月中。”

由“浴月”的常羲，变成了奔月的嫦娥，又变成了道家炼丹、仙话故事。可见神话演变的宗教化，抽去了原始神话的本质核心，也成为神话质变、趋于消亡的原因之一。这样中国原始神话系统性不强，保留下的大多是一些零碎的片段。第四节上古神话的实质及其文学意义

从严格意义上说，神话并不直接等同于“文学”。神话是原始人类的综合意识形态，是他们对世界的最初认知和解释，是他们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体系，又是他们的愿望的表达。在现代人看来十分荒诞的描述中，包含着初民心目中的世界起源、宇宙模式、万物关系、民族历史、宗教观念以及各类日常生活知识。

那么，神话的文学意义又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其一，神话的思维，充满了幻觉的作用，使人类理性逻辑尚未发展成熟时期的思维方式。它本身虽然不是自觉的运用幻想，却仍然同文学的形象思维有共通之处，表现了人类不自觉的艺术创造力。所以，有的研究者把神话思维称为“诗性思维”。

其二，有的神话中所蕴含的那种百折不挠、矢志不移的奋斗精神（如刑天、精卫、大禹治水），那种厚生爱民的意识，曾经激励了无数的志士仁人为理想而奋斗。它既体现了我们民族的原始精神，又给文学创作提供了精神动力。

其三，神话故事、神话素材常常被后代文学家所利用，创作出新的、具有特异色彩的作品。如《西游记》中降妖除怪的故事、《红楼梦》中“太虚幻境”的描述等。

【思考与作业】

1、我国远古神话尤其是始祖神话（史诗）为什么是零散的、不成系统？

2、试对《圣经》所记载的“洪水神话”与中国“洪水神话”作比较。

第二章《诗经》

【教学设想】本章是本学期的教学重点之一。要在教学中注意：

1、了解有关《诗经》的编订，流传，风、雅、颂和赋、比、兴的含义、区别；

2、先从训诂的角度解读有关作品，在此基础上展开赏析；

3、督促学生多诵读。

4、重点讲读《关雎》、《氓》、《七月》、《蒹葭》、《东山》、《采薇》、《黍离》等篇目。计划课时：8 第一节《诗经》概说

一、名称《诗经》原名《诗》，或称“《诗》三百”。汉武帝“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置五经博士”（《汉书·武帝纪》），崇《诗》为经，称《诗经》。

二、篇数《诗经》存目311篇，其中《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乃所谓“笙诗”，有目无辞，故实有305篇。《墨子·公孟》：“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史记·孔子世家》：“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都说明《诗经》是可以配乐演唱的乐歌总集。

三、作者《诗经》只有少数篇目可知作者（见注释4。），如《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小雅·巷伯》“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墉风·载驰》据《左传·闵公二年》所记为“徐穆夫人”所赋等，大部分篇目的作者已难确考。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所谓“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也”，只能是一种臆测。现在可以断定的是，《诗经》的作者身份十分广泛，有上层的公卿大夫，也有中下层的“士”，“风”类诗歌的作者大多是下层的平民百姓，同时这类诗歌大多是集体创作的。

四、产生的地域《诗经》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周颂》出于镐京，“二雅”乃王畿之乐（西周都镐京，东周都洛邑及其周围地区），至于“十五国风”，其名称大都标明了产生的地域；唯《豳风》和“二南”（《周南》、《召南》）尚难确指。总之，《诗经》产生的地域甚广，大抵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向南扩展到江汉流域，延及当时的中国大部。

五、产生的时代确切年代已难一一确考。可大致确定作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至前6世纪）约五百年间。“三颂”最早，有人研究说《商颂》是商代的作品（详见注释3）。

六、《诗经》诗篇的来源和编订诗三百来源和编订，先秦古籍无明确记载，历来有三种说法：

1、献诗说。（见注释5）

2、采诗说。（见注释6）

3、删诗说。（见注释7、8）

《诗经》实包括了采集于各地的民间之诗、公卿列士所献之诗以及周王朝乐官保存下来的宗教和宴飨的乐歌。孔子删诗说不可信。

七、《诗经》的分类：

《诗经》中的诗歌均为曾经入乐的歌曲，按音乐性质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风”即音乐曲调，国风即各地区的乐调。《风》诗共有160篇。

“雅”即正，指朝廷正乐，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音乐。《雅》诗共105篇，按音乐的不同分为《大雅》和《小雅》，他们大多是宫廷宴享的乐歌,大部分是西周时的作品。“颂”是宗庙祭祀的舞曲，《颂》诗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是宗庙祭祀的乐歌。共40篇。

关于风、雅、颂解释的多种说法，详见注释10。补充：有关出土楚简上关于“大雅、小雅”的记载。《诗序》的作者等。

八、用诗和传诗：

诗三百最初主要用于典礼、讽谏和娱乐，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行教化的重要工具。编辑成书后，广泛流行于诸侯各国，运用于祭祀、朝聘、宴饮等各种场合。在当时的政治外交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左传》中大量记载了诸侯君臣赋诗言志的实例（举《晋公子重耳之亡》中秦穆公和重耳赋诗的例子）。在诸子百家著述中引诗也屡见不鲜（举《孟子·齐桓晋文之事章》中齐宣王引《诗经》的“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等例）。孔子广招弟子传道授业，曾以“诗”教授学生，并对学“诗”的重要性和社会功用有独到的见解：《论语·阳货》：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这里所谓“兴”，起也，这里指感染作用；“观”，观察、认识；“群”，聚集，犹现在所说的“团结”、凝聚；“怨”，怨刺，讽刺，讽谏。孔子还特别强调《诗》的实用价值。

《诗》遭秦火之后，因易于记诵的特点，特赖口耳相传得以保全。汉代有齐（齐人辕固生）、鲁（鲁人申培公）、韩（燕人韩婴）、毛（大毛公鲁人毛亨和小毛公赵人毛苌）四家传授《诗经》。齐、鲁、韩“三家诗”当时并列于官学，书写用汉代通行的隶书，称为“今文诗”；《毛诗》晚出，用先秦古文字书写，称为“古文诗”。“三家诗”盛时，《毛诗》受压，“三家诗”东汉趋于衰微，《毛诗》代之而兴，“三家诗”后先后失传，存者唯《毛诗》，即今之《诗经》。东汉大经学家郑玄为之作《毛诗传笺》，唐孔颖达作《毛诗传笺》作疏为《毛诗正义》，宋朱熹作《诗经集传》，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清陈奂《诗毛氏传疏》等都是《诗经》研究的权威读本。

关于《毛诗》《毛诗序》相传荀子《诗》学承自孔子弟子子夏，毛亨承自荀子，毛亨在西汉初年开门授徒，著《诗故训传》，后简称《毛诗》，传于赵人毛苌。东汉流传的《毛诗》，在305篇题目下面，各有一段类似题解式的简略文字，简述诗的题旨、背景与作者，称作《诗序》，《诗序》又有“大序”、“小序”之分。“大序”是列在《关雎》题解中总论全经的一大段文字，是一篇价值很高的文学理论文献。“小序”即列在每篇诗题下的文字。关于《毛诗序》的作者，众说纷纭，研究者多认为“大序”的作者是孔子的弟子子夏所作，“小序”是子夏、毛公所作。据“上博简”，其作者很可能就是子夏。

九、赋、比、兴赋、比、兴是前人总结的《诗经》的三种表现手法或是艺术技巧。与风、雅、颂合称“六义”。对于赋、比、兴的解释，历来不同。朱熹的解释比较准确。他说： “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

“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诗集传序》）

其中，赋是最基本、最常用的手法。明谢榛说：“予尝考之三百篇，赋七百二十，兴三百七十，比一百二十”（《四溟诗话》卷二）可见用赋之广。

当然，在《诗经》中更为出色的还是比兴。先说比。在《诗经》中，有的通篇用比，如《硕鼠》；有时单用比，有时用博喻，如《卫风·硕人》写庄姜之美：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这里用了一连串的比喻。这种写法千百年来脍炙人口，并为后世文人多仿效，如曹植《洛神赋》中用了“惊鸿”、“游龙”、“秋菊”“春松”之喻写洛神体态之轻盈，盖借鉴于此。

再说兴。“兴”的本意是“起”，在诗歌创作中，常常表现为托物起兴。它是一种借对自然界的事物描写，如鸟兽虫鱼、风云雨雪、星辰日月等，先开个头，然后藉以联想，引出诗人内心情感的表现手法。兴句多放在一首诗的开头，也有放在句中的。在《诗经》中，兴的运用大致有两种情况：

1、起象征、联想、比拟的作用。如《关雎》，以雎鸟成双成对和鸣，相依相恋的情景，引起诗人“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联想；《周南·桃夭》以盛开的艳丽桃花，象征新娘的年轻貌美。

2、起创设意境、烘托气氛的作用。如《秦风·蒹葭》开头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描绘了一幅清秋凄清的意境，渲染烘托了主人公求偶不得的失望心情。

在《诗经》中，又常常是比兴兼用。这一点在讲具体作品时再详细了解。

赋、比、兴这三种艺术手法，对后世诗歌影响深远。它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诗歌的表现艺术，是中国诗歌民族风格的重要特征。第二节《诗经》的内容

《诗经》内容广泛，形象深刻的反映了西周至春秋中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世态人情、民俗风习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既是中国古典诗歌之祖，又是研究我国古代社会情况的珍贵数据，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周民族史诗《诗经·大雅》保存了五首古老的周民族史诗：《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记述了从周世祖后稷诞生到武王灭商的一些传说和英雄事迹。《大雅·生民》 ①诗中运用了人神结合的夸饰手法，将后稷英雄化，神话； ②语言简练生动，丰富多变的叠词、动词、形容词及排比手法。

二、颂歌和怨刺诗古诗素有“美刺”传统，具有鲜明的功利性和实用性。《诗经》首开其端。其中庙堂和宫廷乐歌多歌功颂德之作，出自公卿列士和乐工之手，在《颂》诗中保存最多，《雅》诗中也有不少。有的颂帝王歌天命，有的颂扬文王之德。

在《雅》诗和《国风》中，与颂歌异调的，是怨刺诗。亦即前人所谓“变风”、“变雅”。《毛诗序》指出：“至于王道衰，礼仪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汉书·礼乐志》也说：“周道始缺，怨刺之诗起。”这些话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怨刺诗产生的社会背景和伦理因素。如揭露和嘲讽统治者丑恶行径的《新台》：新台有泚，新台倒影好鲜明，河水瀰瀰，河水洋洋流不停。燕婉之求，本想嫁个美少年。籧篨不鲜。

不料嫁了癞蛤蟆。„„

这首诗是卫国人讽刺卫宣公荒淫乱伦而作。卫宣公曾与其后母夷姜乱伦，生子名伋。伋长大后，卫宣公为他聘娶齐女，只因新娘子是个大美人，卫宣公便改变主意，在河上高筑新台，把齐女截留下来，霸为己有，就是后来的宣姜。卫国人对宣公的所作所为实在看不惯，便编了这首歌挖苦他。又如《魏风·伐檀》、《魏风·硕鼠》。（因这两篇作品在中学读过，故只作略讲。）备：近年有人研究认为《伐檀》是一首优美的爱情诗。

三、农事诗

《豳风·七月》这是《国风》中最长的一首诗。豳地在今陕西旬邑、彬县一带，公刘时代周之先民还是一个农业部落。这首诗就反映了这个部落一年四季的农业劳动生活，涉及到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从各个侧面展示了当时社会的风俗画。

全诗8章，首章总写农业社会的两大主题：织与耕，即衣与食。前半写“衣之始”，后半写“食之始”（朱熹语）；2—5章承写衣，6—8章承写食，在结构上如此安排，确是相当严谨。中国古典诗歌一向以抒情诗为主，叙事诗较少。这首诗却以叙事为主，首创“四季歌”的形式。在叙事中写景、抒情。通过诗人的娓娓动听的叙述，真实的再现了当时的劳动场面、生活图景和各种人物的面貌，以及农夫与公家的相互关系，构成了西周早期社会一幅男耕女织的风俗画。

四、感伤诗因诗人感时伤世而作。

《王风·黍离》这首诗写一位东周大夫的故国之思。长于心理描写。全诗用赋的手法，直赋胸臆，写主人公看到过去曾经是繁华的都市现在是一片满目的荒凉与破败而内心极度忧伤的情状。开头“彼黍离离，彼稷之苗”是比、兴兼用，荒凉破败的景象即烘托了抒情主人公悲怆的心情，又比拟王室的衰败。那种“中心摇摇”、“中心如醉”、“中心如噎”以及呼天喊地的神情，历历在目，感人至深。后世据《诗序》所言，称故国之思、亡国之痛为“黍离之悲”。（简要联系杜甫《春望》和姜夔《扬州慢》）

五、征役诗写征战、徭役时的所见、所闻、所感。《诗经》中的征役诗，开创了后代边塞诗的先河。

这首诗的心理流程就像一条淙淙流动的小河，波浪起伏。诗中的征人在向家乡顺向行进，思绪却随之逆向“溯洄从之”流动，从家乡到妻子，再到他们新婚的时候。一层层的把征人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之情剥离出来，以小见大，展示了广阔的社会生活，表达了反战的大主题。在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境地。千百年来无出其右。

《小雅·采薇》这首诗描写了卫国战士紧张的战斗生活以及他们不辞艰辛、不怕牺牲的爱国激情，是中国文学爱国主义传统的先声。也抒发了连年征战战士们久戍思乡的悲苦心情。全诗六章，前三章开头都以采薇起兴，从薇菜的嫩芽初生，到枝茎坚硬，春去秋来，一年过去了，战争还未结束，战士还不得归家，盼回乡啊盼回乡，一年到头渺茫茫！我们为什么“靡室靡家”？是“獫狨之故”！为什么“载渴载饥”、“忧心烈烈”、“不遑启处”、“不遑启居”？还是“獫狨之故”！战士们以民族利益为重，同仇敌忾，抵御外辱，充分地表现了他们的爱国激情。

四、五两章是描述战场上的实况，写出了战斗的紧张，军容的强盛，以及转战奔驰的艰辛。最后一章写战争结束，战士归来的悲喜交加的心情。“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是千古名句！战士们终于盼到归家的这一天了，他们走在回家途中，天空飘着纷纷扬扬的大雪，自己又饥又渴，心中充满悲哀。回想当初出征时正值春天，新绽开的杨柳枝随风摇曳，似乎在为他们送行，又似乎在挽留他们；而现在归家时已经是隆冬时节，飘舞的雪花似乎在欢迎他们凯旋归来，又似乎对他们表示冷漠。这两句今昔对比，杨柳与雨雪对比，把士兵久戍归来的悲欢离合的心情和盘托了出来，后世那些折杨柳赠别的诗篇盖源于此（如汉乐府《折杨柳歌辞》、唐王之涣《凉州词》、王维《渭城曲》等）。

六、婚恋诗《诗经·国风》中的“婚恋诗”很多，而且艺术性最高。这类诗多以女子口吻写对男子的思恋之情。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热情奔放的情歌。此类作品或表现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和对可意情人的热切思念，或描绘热恋的情景和讴歌爱情的甜蜜，洋溢着一派欢快热烈的情调。《周南·关雎》《诗经》是中国诗歌的起点，《关雎》是三百篇之首，又是“风”之始，所以这首诗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很特殊的地位。

这首诗的内容其实很单纯，是写一个“君子”对“淑女”的追求。先以雎鸟成双成对和鸣起兴，写“君子”相中了这位淑女，渴望与她结为伴侣；次以采摘荇菜比兴，兴起并比喻求偶之难；最后写热情欢快的婚宴场面。作品中人物的身份很清楚：“君子”在《诗经》的时代是对贵族的泛称，而且这位君子家里备琴瑟钟鼓之乐，那是要有相当地位的。以前把这首诗说成“民间情歌”恐怕不妥。大约是一首在婚礼上演唱的歌曲，具有礼仪作用。

首先是对这首诗的主题的理解。同时涉及到为什么编辑者把这首诗列为第一篇的问题。《毛诗序》说：“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这里涉及到中国古代的一种伦理思想：在古人看来，夫妇为人伦之始，天下一切道德的完善，都必须以夫妇之道为基础。《毛诗序》的作者认为，《关雎》在这方面有典型意义，所以才被列为“风”之始。它可以用来感化天下，既适用于“乡人”——老百姓，也适用于“邦国”——上层统治阶级。亦即后来儒家所推崇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模式。如此说来，《关雎》之义大矣！所以把它列为三百篇之首。

其次是关于这首诗的基调。孔子在《论语》中多次提到《诗》，但作出具体评价的，却只有《关雎》一篇。他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我的理解是：第一，《关雎》虽反映的是男女爱情的内容，但不是男女之间短暂的邂逅相见就一见钟情而不能自拔式的爱情，不是那种“如果没有你，天地日月星辰都暗淡无光”的爱情，不是那种在教室里、马路上光天化日之下旁若无人就搂搂抱抱、卿卿我我而毕业时就各走各路式的爱情，而是有节制的爱情。在诗中，丝毫没有涉及到男女双方的直接接触，“淑女”没有什么动作表现出来，就是那位采取主动的“君子”的相思，也只是在夜晚独自在家中床上“辗转反侧”。也许“君子”在“辗转反侧”时很痛苦，但什么攀墙折柳之类的事情，好像完全不曾想到，爱得很守规矩。这样一种恋爱，既有真实的颇为深厚的感情为基础，又表露得平和而有分寸，对于读者所产生的感动，也不致过于激烈。这正符合孔子所提倡的“克己复礼”的原则。第二，《关雎》所写的男女爱情，是以婚姻为最终目的的爱情，是一种负责任的爱情，更为社会所认同。体现了一种人类超越了原始社会的野性而进入文明社会后的进步。第三，《关雎》中的男女双方，乃是“君子”和“淑女”，表明这是一种美与德的结合，代表了一种婚姻理想。美德结合，同时又是儒家的社会理想。所以，《关雎》所歌颂的，是一种感情克制的、负责任的、美德结合的爱情婚姻，所以儒家觉得这是很好的典范，是“正夫妇”并进而“风天下”的道德教材。《邶风·静女》（见文学史70页）。备：“静”为“婧”（美好）字之假借。

（二）深沉执着的恋歌。此类作品或歌颂对爱情的忠贞，专一，展现主人公纯洁美好的心灵；或表现对礼法压迫的反抗和对婚恋自由的执着追求；或抒发求偶不得的失意、惆怅。揭示了在礼法干涉下的不自由给青年男女造成的内心创伤。《卫风·伯兮》、《王风·君子于役》这两篇写思妇对征人的思念。开后代“思妇闺怨诗”的先河。

《伯兮》抒发了两种互相交织又矛盾复杂的感情：一是为丈夫而骄傲——这骄傲来自国家、来自群体的奖勉；二是思念丈夫并为之担忧——这种情绪来自个人的内心。诗歌必须有真实的情感，否则不能打动人；但是人的感情也并非可以尽情抒发的，它常常受到社会观念的制约。如果一味的写那位妻子为丈夫的报效国家而自豪骄傲，那会让人觉得不自然，至少是不近人情；反过来，如果一味携妻子对丈夫的盼待，乃至发展成对战争的诅咒和反对，也不符合当时社会的要求。这首诗很好的处理了这个矛盾：对亲人的强烈感情经过责任感的梳理而变得柔婉，有很深的痛苦与哀愁，但“怨而不怒”。

《君子于役》写牛羊归圈、鸡归窝，太阳归山，就是不见丈夫归来！每当日落西山的时候，就是独守空房的女人们最思念丈夫的时候。这里既是兴（烘托），又是比（反比）。全诗以景显情，情景交融；用最朴素的语言，表达了妻子对丈夫的思念和关切之情，情感缠绵悱恻。《鄘风·柏舟》：

泛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两髦，实为我仪。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谅人之！泛彼柏舟，在彼河侧。髧彼两髦，实为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谅人之！

［注］①髧（dàn），发下垂的样子。两髦，古代男子未行冠礼之前，头发齐眉，分向两边的样子。②仪（é），对象。③之，至。矢，同“誓”。靡它，没有二心。④只，语助词。⑤谅，理解，体谅。⑥特，本义是公牛，这里指健壮得像公牛一样的小伙子就是她的对象。⑦慝（tè），同“忒”，改变。

这首诗的主人公是一位待嫁的姑娘，她选中的对象是一位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可是姑娘的母亲不同意，姑娘感到很伤心，但决心和母亲斗争到底，把自己的爱情进行到底。

这首诗反映了《诗经》时代民间婚恋的现实状况：一方面，人们在政令许可的范围内仍享有一定的婚恋自由，原始婚俗仍有继承；另一方面普遍的情况已是“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取妻如之何？非媒不得”（《齐风·南山》），礼教已通过婚俗和舆论干预生活。所以诗中女子既自行择婿，却又受到母亲的制约。

这首诗还接触到一个更为普遍的社会问题：无论古今中外，在择偶的问题上，母亲和女儿的意见往往不能一致。母亲相中的，女儿不屑一顾；女儿中意的，母亲坚决不准带回家。母亲也曾经年轻过，为什么一旦当了妈妈，就不理解年轻人的心思了呢？这是因为年轻人往往是跟着感觉走，不顾及以后的就业、生活等现实问题；而母亲多了些岁数，多了些世故；多了些功利，就少了些热情；多了些理智，就少了些感觉。母亲老是看家底呀，文凭呀，楼房呀；而女儿只看小伙子帅不帅，酷不酷。这样母女两人意见不一致，爱情就发生了危机。怎么办？女儿要么妥协，要么就坚决抗争到底，那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私奔，这也是有顾忌的。看来诗中的女主人公是持后一种态度的：之死矢靡它！但要为娘的改变主意，也不是容易的事。所以女之人公一面誓死要维护爱情，一面从内心发出沉重的叹息：娘啊！天啊！你为什么就不体谅我的心啊！这一声叹息，使得诗的内容变得沉甸甸的。《郑风·将仲子》：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注］

1、将（qiāng），请求。仲子，排行老二的小伙子。

2、里，居住之地，古代以二十五家为里。

3、树，种植。

4、爱，吝惜。

《将仲子》同《柏舟》一样，也是一首写受到制约的男女之爱的诗篇。可同《关雎》参读。《关雎》写的是“君子”与“淑女”之爱，是受了礼仪教育的文化人之爱，所以显得平和，“乐而不淫”；《将仲子》大概写的是平民之爱，一方面从那位“仲子”身上看到原始婚恋的遗留，另一方面又受到社会舆论和礼仪的制约。全诗纯是女子的内心独白，从中又历历可见“仲子”的神情音容。那试图逾墙来会的鲁莽，那被劝止引发的不快，以及惟恐惊动父母、兄弟、邻居的犹豫，连同女主人公既爱又怕的情态，都可从诗中看到。达到了“情中见景”的高妙境界。《秦风·蒹葭》（重点赏析）

《蒹葭》是《诗经》中写的最美，最具文学性的一首诗。表现在：

1、意境美。茫茫的秋水，苍苍的芦花，露结的白霜，萧瑟的秋风，起伏的芦苇丛，一派凄清的景象。而这一切又与诗人大河上下，寻寻觅觅的行为以及神魂颠倒，欲罢不能，怅然若失的心情融为一体。读来只觉情调凄婉，境界幽邃，意蕴无穷。

2、朦胧美。景象是朦胧的，意境是朦胧的，抒情主人公和“伊人”是朦胧的，连主题也是朦胧的。

3、音调美。迭词，对偶，押韵构成音调美。

（三）痛苦哀伤的悲歌。《诗经》中的“弃妇诗”，以浓郁的哀伤情调，描述了沉痛的婚恋悲剧，揭露了夫权制的不合理，揭示了妇女的悲惨命运，倾诉了他们内心的不平和痛苦。这些诗充满着人道主义的关怀与同情，表现了一定的民主和平等的精神。

《氓》这是一首弃妇诗。诗中的女主人公以无比沉痛的心情，自诉了当初恋爱生活的甜蜜，以及婚后被丈夫虐待和遗弃的不幸遭遇。然而汉代以来，学者多以此诗为“刺淫奔”之作。朱熹甚至说：“此淫妇为人所弃，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此说固不可取。此诗有以下几个特点：

1、男女主人公的形象刻画。那个氓婚前是羊，婚后是狼，婚前极尽巴结之能事，骗取了姑娘的爱情，婚后则喜新厌旧，“二三其德”、“士贰其行”、“言既遂矣，至于暴矣”，道出了氓的丑恶嘴脸。而那个女子婚姻悲剧的根源在于一个“痴”字，方玉润《诗经原始》认为“此女始终总为情误”，此说可谓切中肯綮。

2、赋比兴手法的运用。通篇主要用赋，之中三处用比兴：①“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桑之落矣，其黄而陨”，以桑树起兴，联想到自己从被爱到被遗弃的经过，同时喻女子从年轻貌美到年长色衰。②“于嗟鸠兮，无食桑椹；于嗟女兮，无与士耽”。③“淇则有岸，隰则有泮”，联想到自己的痛苦为什么没有尽头。或说喻氓做事不讲道德，没有规矩，亦通。

3、《诗经》中较为成熟的叙事诗。对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涉及到《七月》、《生民》、《采薇》、《东山》以及此后近千年出现的《孔雀东南飞》等叙事诗）。第三节《诗经》的艺术特点

1、赋、比、兴的手法。（见前）

2、句式和章法。《诗经》以四言为主，其间杂有二言之八言不等。四言节奏感强，是构成诗经整齐韵律的基本单位。《诗经》多重章迭句。《诗经》中的重章，许多为整篇中同一诗章重迭，每章只更换相应的几个字。也有一篇之中有两种迭章，或是一篇之中既有重章，也有非重章。《诗经》中多用迭句、迭字、双声迭韵。《诗经》的重章迭句的复沓结构，造成反复咏叹，回环往复，增强了抒情效果，而迭字、双声迭韵的使用又增强了音乐美和形象美。《诗经》中的诗歌大多押韵。常见的也是我国后世最常用的是一章之中只用一个韵部，隔句押韵，韵脚在偶句的押韵方式。还有句句用韵的方式。

3、风、雅、颂不同的语言风格。雅、颂多是严整的四言，极少杂言，国风中杂言较多；小雅和国风中重章迭句较多，大雅和颂中则较少；国风中有许多语气词，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生动性，而雅、颂中则较少。这些差异说明雅、颂多出自贵族之手，体现“雅乐”的威仪典重。国风多来自民间，更体现了新声的自由奔放，比较接近当时口语。第四节《诗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1、抒情诗传统。《诗经》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奠定了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影响了后世文学的创作。《诗经》中多数篇章是抒情言志之作，只有少数叙事的史诗，这开辟了中国诗歌的抒情传统，抒情诗成为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

2、风雅与文学革新。《诗经》的风雅精神，即《诗经》所表现出的关注现实，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直接影响了后世文学的发展。

3、比、兴的垂范。《诗经》的比兴手法成为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基本表现手法。《诗经》对我国后世诗歌体裁结构、语言艺术均有深远影响。

【思考题】

1、《诗经》是怎样编集起来的？它的应用、流传的情况是怎样的？

2、课外阅读《邶风·谷风》，与《卫风·氓》作比较，谈谈你对《诗经》弃妇诗的认识。

3、各举三例，说说赋比兴的特征和艺术效果。

4、解释：风、雅、颂、变风、变雅。第三章《左传》等先秦叙事散文

【教学设想】本章是先秦史家之文的开端和重点。虽为一章，实则是好几章的内容。教学中要弄清：中国叙事散文的出现、发展和流变；《春秋》与《左传》的关系；《左传》长于记事、《国语》长于记言、《战国策》集大成的特点。要以作品的讲解为主，因为文字艰深，所以在讲解中不能赶急图快，要首先将作品读懂，不能吃夹生饭。重点讲解《晋公子重耳之亡》、《崤之战》、《召公谏厉王弭谤》、《冯谖客孟尝君》等篇目，余则布置学生课外阅读。计划课时：12

从殷商到战国时期，我国散文由萌芽而至成熟。我国古代史官文化十分发达，记载历史事件的叙事散文在散文史上首先成立。甲骨卜辞和殷商铜器铭文是我国最早的记事文字，《尚书》和《春秋》提供了记事记言的不同体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散文的出现，标志着叙事散文的成熟，开启了我国叙事文学的传统。

第一节从甲骨卜辞到《春秋》

一、散文的萌芽：甲骨卜辞和商周铜器铭文

我国散文的最早源头就是甲骨卜辞，甲骨卜辞记事简单，不成系统。商周铜器铭文反映了我国早期记事记言文字由简趋繁的发展情况。铜器铭文有长有短，记事简单，形式一律。

二、记事叙事文之祖：《尚书》《春秋》

1、《尚书》。《尚书》是我国第一部历史散文集。原名《书》，后称《尚书》或《书经》，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主要内容是记录帝王或执政大臣的誓词、讲话、文告等，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尚书》是记言文之祖。《尚书》文字古奥，语言技巧超过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尚书》都是单独成篇，有完整的结构，对先秦历史叙事散文的成熟有直接影响。

2、《春秋》。《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大事纲要。古代各诸侯国都有史官和记述历史的“春秋”，至今流传的《春秋》是经过孔子修订的鲁国史书，记事自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它提纲挈领地记述了春秋时代二百四十二年的大事。记事方式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年”《春秋》记事文字简略，长的不过四十多字，短的仅有一字，所以，其记事虽简而有法，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叙事散文。有的仿佛一则新闻标题。比《尚书》明白易晓，文字表达力有很大进步，标志着散文发展的重大变化。《尚书》不是一部有完整体系的著作，而《春秋》则是一部自成体系的书。它所用的是比较规范的书面语言，在修辞技巧上，表现出很深的功夫，一字之用竟会“寓褒贬，别善恶”，（如“天王狩于河阳”，“宋人弑其君杵臼”，“莒弑其君庶其”。同样是“弑”，“人”与“国”又有区别，“人”是少数人，“国”是国人）在谨严的措辞中表现出作者的爱憎。被后世称之为“春秋笔法”这种鲜明的倾向性和笔法对后代文学家、历史家有极大影响。《春秋》之后，以散文形式写史，相继出现了《左传》、《国语》、《战国策》等著作，历史散文的成熟，已很成熟了。第二节《左传》的叙事和记言

一、《左传》的成书：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司马迁和班固都认为《左传》为传述《春秋》而作，作者是左丘明，后人多对此说有疑义。今人一般认为此书大约成书于战国早期，最后编定者是一位儒家学者。《左传》记事上起鲁隐公元年，下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共二百五十五年的历史，记事基本与《春秋》重合，还有个别战国初年的史料。它是我国第一部记事详细完备的编年史书。（资料：见注释3、4）

《左传》全书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春秋时周天子以及各诸侯国之间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活动，反映了当时王室衰微、诸侯争霸以及诸侯衰落，卿大夫专权的历史过程。《左传》的基本立场是维护周礼，尊礼尚德。《左传》比较重视人民的意志、力量，肯定赞扬忠良正直之士，揭露暴虐昏庸、贪婪荒淫的统治者，这是它的进步之处。

二、《左传》的叙事特征：

1、《左传》与《春秋》的关系：《左传》以《春秋》的记事为纲，增加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叙述了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把《春秋》中的简短记事发展成为完整的叙事散文。（资料：见注释3）

2、《左传》的叙事特征：

（一）.《左传》按时间顺序交代事件发生、发展和结果的全过程，但也运用了运用倒叙和预叙的手法。《左传》还以第三人称作为叙事角度，视角灵活，几乎不受任何限制；

（二）《左传》善于描写战争，并注重揭示战争的起因，酝酿过程及其后果。《左传》对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还经常带有道德化和神秘化的特点；

（三）《左传》叙事详密完整，具有戏剧性，故事性强；

（四）《左传》通过人物的行动、对话和一些细节描写，刻画了许多性格鲜明的历史人物形象。

三、《左传》的记言文字：

《左传》中的记言文字，主要是行人应答和大夫辞令，这类记言文字简洁精炼，委曲有致，栩栩如生。《左传》的叙述语言简练含蓄，词约义丰。【讲读】《晋公子重耳之亡》、《秦晋崤之战》、《烛之武退秦师》

（一）、《晋公子重耳之亡》分析：

重耳出亡的原因：晋献公宠幸骊姬，王室发生内乱，申生遇害，重耳受牵连，不得不出亡。

重耳出亡十九年，历尽艰难，备尝冷落，由一个养尊处优的公子，逐渐锻炼成为一位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应付各种事变的胆识才干，气量恢宏、性格坚强的一代霸主，教案《中国古代文学教案》。文章真实生动的记载了这一流亡过程和重耳性格的成熟过程。艺术上，这篇文章具有鲜明的特色。

首先是高超的叙事艺术。本文涉及的人物多，时间长，头绪多，作者络绎写来，繁而不乱。选材布局，繁简适当。层次之清楚，几乎无懈可击。

其次是富于故事性、戏剧性。作者在叙述基本故事事件的同时，恰当的穿插了一些细节描写，如五鹿乞食、桑下之谋、薄观裸浴、馈飧置璧、沃盥挥匜、降服谢罪等等。这些细节描写生动形象，读之趣味盎然，又不失历史的真实性。

第三，描绘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如子犯的机智，赵衰的稳重，曹共公的委琐，寺人披的阴险狡诈，竖头须的随机应变，介之推的高风亮节等；文中的七个女性也都各具特色。

（二）、《秦晋崤之战》分析：

1、围绕中心选材，重点突出，详略得当。《秦晋崤之战》紧紧围绕秦穆公“劳师以袭远”的战略错误导致战争失败这个中心，把众多的人物、纷杂的事件组织起来，采用多角度、多侧面的穿插描写，以蹇叔论战为纲，通过蹇叔哭师、王孙满观师、弦高犒师、皇武子辞客、先轸论战等情节，来一一印证蹇叔的预言。至于战争的具体经过则不是叙述的重点，所以一笔带过。这种对战争题材的处理手法对后世的历史散文有很大的影响，如《资治通鉴·赤壁之战》的写法。

2、善于通过人物语言和行动来突出人物个性，刻画人物形象。如蹇叔的忠直耿介、老谋深算，秦穆公的刚愎自用、最后能自我反省，王孙满和弦高的机智聪明，先轸的忠直急躁，文嬴的花言巧语等都刻画得惟妙惟肖。

3、含蓄委婉、巧妙得体的外交辞令。主要有三段外交辞令：弦高犒师的一段话语意双关，外表彬彬有礼，骨子里却虚实相间，软中带硬，句句是弦外之音。皇武子辞客一段话，旁敲侧击，在表示抱歉的客气话中婉转而又严厉的揭露了秦国的阴谋，下达了逐客令，使秣马厉兵的秦军狼狈逃窜。孟明谢辞一段话绵里藏针，话中带刺，所谓“三年将拜君赐”，表面上感恩戴德，骨子里却含有报仇雪恨的誓言，点破了阳处父诱捕的企图，流露出侥幸生还的得意心理。

（三）《烛之武退秦师》分析：

《烛之武退秦师》选自《左传·僖公三十年》。它记载了公元前630年发生在秦、晋、郑三国之间的一段史实，反映了春秋时期列国之间复杂的矛盾斗争情形。当时三国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秦国是西方的大国，晋国是中原的大国，郑国与晋国是邻国，郑国比较弱小；而秦、晋在晋公子重耳亡命各国时就已经建立了联姻关系，世称“秦晋之好”，当时秦伯曾给重耳“纳女五人”，“文嬴（穆公之女）与焉”；但秦、晋之间虽表面上有联盟关系，实际上在争夺中原霸权上明争暗斗。政治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利益之争。秦、晋围郑，即得利益者是晋国，这一点秦穆公应该是清楚的；但贪得无厌的秦穆公经常做出利令智昏的事来，一旦晓之以利害，秦穆公会幡然醒悟的。而老谋深算的郑国老臣烛之武正是利用了秦、晋之间的这种利益冲突。这也是烛之武之所以能够说服秦穆公退军的一个重要的背景。

文章首先交待了秦、晋围郑的理由是“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这是十足的霸权逻辑，狼吃小羊总得找个理由，实质是晋国为争夺中原霸权而欲兼并郑国寻找的借口。老臣烛之武在国难当头的情势下捐释前嫌，勇敢地以弱国使者的身份担负起“退秦师”的外交使命。他“夜缒而出”见秦伯（秦穆公），要劝说秦国退军。怎样开口呢？从哪个角度进入说辞呢？——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这个开头太费斟酌了，如果一开口就低三下四地乞求秦国退军，太有失于国家的尊严，秦穆公也不会轻易答应；如果一开口就数说秦、晋围郑的“不义”，反而会激怒秦穆公，——因为春秋时期的那些战争无所谓正义非正义；如果一开口就说晋国的坏话，离间秦、晋联盟，这样太直露了，可能让秦穆公一开始就觉得烛之武是“说客”而拒之于门外。烛之武不愧是外交经验丰富的老臣，他深知此行干系甚大，于是一开始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他说：

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

先用肯定语气承认郑国“既知亡矣”，也就肯定了秦国必定胜利，以顺应并满足秦穆公好大喜功的心理；而“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一句，表面上似乎肯定了“亡郑而有益于君”，但谦卑中已经露出了锋芒，已经触及到了秦国的利益问题。但此时还不能挑明，因为正处在利令智昏状态下的秦穆公不可能一下子转变过来，所以烛之武恰当而适时地用一个“若”字由肯定语气换成了假设语气，先旁敲侧击一下，让秦穆公想想帮晋国攻打郑国是否对秦国有益。然后才挑明其利害关系：

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

烛之武指出：灭郑，对晋有利，而对秦不利；相反，不灭郑，从长远利益看，对秦只能有利。烛之武从正反两方面把这个利害得失说穿了，说透了。可以想象，此时秦穆公肯定已有了松动。烛之武此番来的目的，一是要说服秦穆公退军，二是要瓦解秦晋联盟。第一个目的已基本达到，所以烛之武乘势进逼，要达到第二个目的。要瓦解秦晋联盟，也就是要挑拨离间秦晋友好关系，于是接下来烛之武说了一些晋国的“是非”：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

既说晋国的忘恩负义，言而无信，秦、晋间难以共事；又揭露晋国的贪得无厌，并且指出晋国有“肆其西封”“阙秦”的野心。句句说到了秦穆公的痛处，处处为秦国考虑打算。终于说服了穆公退军，又瓦解了秦晋联盟，圆满地完成了这次外交使命，而且又有意外的收获——秦国反过来与郑国建立了联盟关系（这又成了之后秦晋崤之战的前奏），不但是一箭双雕，而且成了“一箭三雕”，真可谓“三寸不烂之舌，强于百万之师”！

烛之武退秦师的这段说辞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外交辞令。其绝妙之处在于：首先，烛之武是郑国的使臣，代表的是郑国的利益，他的目的是要挽救郑国，但整个说辞没有一句是站在郑国的利益上替郑国着想，而是处处站在秦国的利益上替秦国着想，所以能打动并说服秦穆公退军；实际上处处为郑国利益着想，这种迂回策略太高明了。其次，说辞的三层意思前后关联，层层深入，步步逼近。第一层先作谦卑态，以获得秦穆公的好感，并满足秦穆公好大喜功的心理；站稳脚跟后接着摆出灭晋使“邻之厚，君之薄”的利害得失，使秦穆公不得不警惕；最后揭露晋国的贪得无厌和野心，这样就彻底瓦解了秦晋联盟，达到了退秦军的目的。第三，整个说辞棉里藏针，柔中有刚，平和谦卑中露锋芒，曲折委婉中显气骨。而且每一层说辞都先用肯定语气再用一“若”字引起的假设语气，从正反两方面去陈说利害得失，所以说理极为透彻。烛之武不愧是春秋时代杰出的外交家。他的这段外交辞令，在当时曾实实在在地发挥了作用，无疑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绝妙言辞，经过《左传》作者的润色、加工、锤炼，于是成为千古传诵的美文，跟《左传》中其它精彩的外交辞令一样，代表了《左传》语言艺术的最高成就。

第三节《国语》的文学成就

一、成书及体制：

《国语》又名《春秋外传》。是我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分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之事，是各国史料的汇编。相传为春秋时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实则成书大约在战国初年。其主要内容是通过人物的言论，反映春秋列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活动。各国“语”在全书所占比例不一，每一国记述事迹各有侧重。《国语》在思想方面主要体现了儒家崇礼重民的观念。

二、记言为主记事为辅：

《国语》以记言为主，所记多为朝聘、飨宴、讽谏、辩诘、应对之辞。《国语》记言文字在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方面都很缜密，又有通俗化、口语化的特点。由于《国语》是各国史料的汇编，其记言水平参差不齐，风格也有差异。

《国语》记言多于记事，但也有些篇章情节曲折生动，人物描写相当出色，但文学成就总体上不及《左传》。

《国语》有时在记叙某一事件时，集中在一定篇幅写某个人物的言行，这种方式已有向纪传体过渡的趋向。

《召公谏厉王弭谤》分析：

1、记言与记事相结合而以记言为主的写作手法。先简要叙述形势的严峻和厉王的自鸣得意，再详记召公的谏辞，最后以冷峻的几笔写出厉王一意孤行，终于垮台的下场。

2、作为文章主体部分的召公的谏辞颇有特色。其中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贴切的比喻，也有引用历史的论证，继而再谈民言不克壅的道理，既打比方，又引证，摆事实，讲道理。逻辑性强，论证有力。

3、文章漫画式的勾画了厉王这个暴君的形象。着笔虽不多，但“王怒”、“王喜”、“王弗听”，一个残暴专断、轻浮浅薄、顽固昏聩的暴君形象跃然纸上。

第四节《战国策》的文学成就

一、成书过程和纵横家思想：

《战国策》是一部分国记事的史书，杂记西周、东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国之事，包括了自春秋以后至秦统一天下约二百四十年的部分历史。《战国策》是由战国末期至秦汉间人收集的一部史料汇编，西汉刘向重新整理，分为三十三卷，定名为《战国策》。

《战国策》记叙了战国时代谋臣策士的言论及其纵横捭阖的斗争，从中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政治大事和多种矛盾。全书侧重记叙了纵横游说之士急功好利，朝秦暮楚、玩弄权术的行为和耸人听闻、放言无惮的辞令，突出表现出纵横家的思想：政治上崇尚谋略，强调审时度势，肯定举贤任能，在人生观上追求功名显达，富贵利禄。

二、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

《战国策》的文学成就首先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全书对当时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多有鲜明生动的描绘，尤其描写了一系列的“士”的形象。《战国策》已波澜起伏的情节，个性化的言行，传神的形态和细节来描写人物，有时还运用虚构的手法。

《战国策》体方面继承了《国语》相对集中编排同一人物故事的方式，另一方面又有发展，出现了一个人物的事迹有机集中在一篇的文章，唯一任务为中性的纪传体的成立开创了先例，显示了由《左传》编年体向《史记》纪传体的过渡。

三、辩丽横肆的语言艺术：

《战国策》在语言艺术上的空前成就是其文学成就的重要方面。其文章风格是：辩丽横肆，铺张扬厉，气势纵横。《战国策》文章的特点还体现在：用大量的寓言故事、佚闻掌故来增强辩词的说服力；大量运用对偶排比，增强文章的气势；长于铺张渲染。

《苏秦始将连横》分析：

本文反映了战国时期士阶层的崛起以及士在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写法上：

1、文章极力夸饰、渲染苏秦的说辞最典型的体现了《战国策》辩丽横肆，铺张扬厉，气势纵横的风格特点。

2、对比手法：苏秦前后形象的对比，嫂“前倨而后恭”的态度对比，揭示当时的世态炎凉。《冯谖客孟尝君》分析：

本文通过冯谖给孟尝君作士过程的叙写，反映了战国时期权贵善养士以及士为知己者用的社会风气。写法上：

1、故事情节曲折：冯谖作客、收债于薛、经营三窟。

2、人物形象个性鲜明。作者很懂得用文学手段来刻画人物，例如用先抑后扬、对比映衬（冯谖与孟尝君、冯谖与众人）等手段刻画了冯谖藏而不露、装愚守拙、巧于试探的行为，表现知恩图报、远见卓识、果断善谋的性格。同时也刻画了孟尝君宽容大度、善于养士、知错就改的长者君子风度。

第五节先秦叙事散文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1、为史传文学直接祖述。在体例上，《史记》纪传体体例是在先秦编年史、国别体的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汉书》、《资治通鉴》直接继承了《春秋》《左传》的编年体例。在叙事技巧上，《史记》对《左传》《战国策》中的一些史实，略加改动或不加改动直接录入（如《荆轲刺秦王》几乎是全文照录）。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等继承了《左传》即叙述故事、又描写人物的写史传统和重视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的特点。在语言上，《左传》的简练蕴藉，《战国策》的辩丽横肆，对后世文学均有影响。

2、散文创作的楷模。《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是后世散文写作的楷模。唐宋以来的古文家，均推崇先秦叙事散文。

3、奠定了小说的叙事传统。先秦叙事散文的叙事艺术，对我国古代小说的产生发展及其独特的艺术个性的形成，都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表现在：首先，先秦叙事散文叙述历史事件中表现出的褒贬分明的倾向性，对我国古代小说中教化作用有直接的影响，并且，《左传》、《国语》等作品中用“君子曰”等对事件进行的评述，在文言小说如唐宋传奇、《聊斋志异》等书中被直接借鉴，就是在明清白话小说中，也有明显的痕迹。其次，先秦叙事散文奠定了我国古代小说基本的叙事结构。我国古代小说按时间安排情节，重视对故事起因、过程、结果的完整描写，以倒叙、插叙、补叙等方式追叙事件的起因，以预叙的方式暗示故事的结局等，这些都是《左传》等散文中就已形成的叙事传统。第三，我国古代小说写人的基本手法在先秦叙事散文中已初具规模。我国古代小说写人重人物言行、细节的刻画，而少长篇的外貌描写、心理描写，这正是先秦叙事散文写人的特点。第四，我国古代小说和戏剧作品对历史题材的重视，也是受先秦叙事散文的启示。

本章作品阅读篇目：《左传》：曹刿论战郑伯克段于鄢城濮之战郑子产相国《国语》：句践灭吴

《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邹忌讽齐王纳谏鲁仲连义不帝秦

【复习思考题】

1、简述先秦叙事散文的产生、发展、流变。

2、举例分析《左传》中外交辞令的精彩、绝妙的特点。

3、比较《左传》、《国语》、《战国策》的异同。

4、翻译《烛之武退秦师》一文并分析烛之武是如何层层深入的说服秦穆公退军的。

第四章《孟子》、《庄子》等先秦说理散文

【教学设想】本章的重点是《孟子》和《庄子》，难点是《庄子》的《逍遥游》。教学中要注意：

1、明确诸子散文总的文学特点和各家的不同风格及文体特点。理清先秦说理散文体制逐步成熟的过程。要结合作品体会。

2、文学史中所引的一些篇目，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要结合原文学习，深入领会。对于诸子生平，只作简单介绍即可。

3要求学生能背诵一些重点篇目和名言警句。计划课时：14 第一节先秦说理文体制的逐步成熟

一、语录体韵散结合体

（一）语录体——《论语》：

1、孔子生平（见注释1）。

2、《论语》是儒家的代表著作。它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反映孔子的政治思想，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是研究孔子学说的重要文献。《论语》是由孔子弟子及其孔门后学辑录而成的，成书于战国初年。《论语》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之作，书中对话说理的形式已具有说理文的一些文体特征。《论语》短小简约，还没构成单篇的、形式完整的篇章。

3、《论语》的文学价值表现在：

（一）表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形象、性格；

（二）以形象的语言表达深刻的道理，富有启发性、哲理性，流传于后世，许多成为格言、成语；

（三）语言精炼平实，含蓄隽永，概括力强，且长于用各种语气词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

1、《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分析：

本篇中有人物，有对话，有情节，有动作，首尾圆合，基本上具备了篇章的规模。孔子及其几个弟子的形象、性格也比较鲜明。孔子的和蔼可亲、循循善诱，子路的率直，冉有的谦虚，公西华的小心谨慎，曾皙的从容不迫，高雅清华，深不可测，都各具特色。难点：为什么孔子对子路的回答是一“哂”，而对曾皙的回答“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写曾皙回答一段，绘影绘形，绘声绘色，很有文学色彩。南怀瑾先生说：“这段书不要马马虎虎读过去，读书不要只靠两只有形的眼睛，还要用智慧的眼睛去读。”（《论语别裁》527页）打个比方，子路就像《三国演义》中的莽张飞，曾皙就像庞统。能在处世之间，最忙乱当中，同时应付几件事情，这就要有真正的学问，真正的修养，最高的宁静功夫。庞统屈才当了县长，整天喝酒，不理政事。张飞去视察，见状指责他。他要张飞坐在一旁等着，一会就把积压了三个月的公文案件处理完了。之后庞统就升任副军师。你看，孔子和其它三位同学讨论的时候，曾皙在旁边悠闲的鼓瑟。当孔子点到他时，他从容不迫的弹完这支曲子，站起来回答。从这一段描写看出，别人讨论时，表面上曾皙在搞他的音乐，实际上大家谈的内容他都听到了，这是很高的修养。曾皙回答的一番话描绘了一幅“春暖图”，这跟“志”有什么关系呢？孔子为什么赞成曾皙的话？南怀瑾先生说：“曾皙所讲的这个境界，就是社会安定、国家自主、经济稳定、天下太平，每个人都享受了真、善、美的人生，这也就是真正的自由民主——不是西方的，也不是美国的，而是我们大同世界的那个理想。”“孔子与曾皙的一段话，可以说进入了最高潮，师生之间，说出了完美人生的憧憬。”“子路等人的政治抱负很了不起，但总离不开自我英雄主义，我可以如何，我要如何„„而且都偏于从政治着手。但曾皙就不同了，同样希求大同之世，但成功不必在我，而着重于文教方面，真正说中了孔子的心事，所以孔子感叹：‘吾与点也。’”（南怀瑾《论语别裁》）

2、《楚狂接与章》

本章写孔子周游列国时在去楚国途中与楚国隐士接与的一次遭遇。隐士与儒者的政治态度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消极因世，后者积极入世。但本章只是表达了瘾者的态度。双方没有展开思想上的交锋。

文中着重刻画了接与的“狂”：他敢于“歌而过孔子”，很快又“趋而辟（避）之”，行为大胆，一狂；他敢于指责孔子，并劝孔子改弦易辙，二狂；他认为“今之从政者殆而”，对现实政治有清醒的认识，隐居避世必有不得已的苦衷，故采取不合作不调和的态度，三狂。

3、《子路从而后章》

本章仍然写了隐者和儒者两种人的形象及其政治态度．有人物，有故事情节．篇章的深层充分体现了这两种人在斗智，而隐者略胜一筹．有“含不尽之意在言外”之特点．

（二）韵散结合体——《老子》

1、老子生平（见注释3）。《老子》是道家学派的代表著作。它集中反映了老子的哲学思想。《老子》一书主要是老子自撰，是一部以韵文为主、韵散结合的语录体著作。

2、《老子》的文学性，主要源于哲学表述中反映的情感和具有诗意的语言。表现在：

（一）《老子》一书包含有作者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愤世嫉俗的情感；

（二）全书常用形象的比喻来阐明玄妙的哲理。采用大量的韵语、排比、对偶句式，行文参差错落，犹如鱼龙曼衍，变化多端，如哲理诗一般。

引述《老子》中的一些韵散结合体语录，加以体会其特点：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章1）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章9）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章18）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章30）

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章36）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章58）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章64）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着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章81）

二、对话体和寓言体：

先秦说理散文在语录体的发展变化中逐步成熟。战国中期的《孟子》也是语录体，但《孟子》中有一些章节就一个中心论点反复论述，形成了对话体的论辩文。时代在孟子之前的《墨子》，和《孟子》同时代的《庄子》，显示出由语录体向专论体过渡的迹象。《《墨子》中的《尚贤》、《尚同》、《兼爱》、《非攻》等，都有一个标题概括文章的中心思想，文章结构完整，层次清楚，不再是三言两语的独白或对话，《墨子》尚未完全摆脱语录体的影响，只是这些语录，段与段之间有密切的联系，是在围绕同一个论题加以论述，因而就再不是语录的简单的连缀，而是有内在逻辑的论文。说理文体制在《墨子》中已形成。《庄子》的许多篇章多以数则构思奇妙的寓言结构而成。并且在论述中，形象情感与逻辑思辨结合在一起。就文体形式来说，别具一格，可算是抒情性说理文。

【讲读】《墨子·兼爱上》

本文体现了先秦说理文在《墨子》中已形成的特点。开篇就提出圣人治天下当知“乱之所自起”，在此基础上提出论点：乱起于不相爱。接着又假设，若使天下兼爱，则天下治。最后得出“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的结论。文章论题简单明确，论证时主要用了类推的方法和正反对照的方法，由浅入深，由小到大，层层推论，逐层深入，最后推出结论，使人信服。

三、独立成篇的专题论文：

战国末期，《荀子》、《韩非子》中的专题论文，标志着说理散文体制的定型。他们的文章往往是长篇大论，有标题，论点明确，中心突出，论证严密注意谋篇布局，结构浑然一体。从此专论体成为我国说理散文的主要形式。第二节《孟子》散文的艺术成就

一、孟子和《孟子》一书：

1、孟子的生平。孟子是战国中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散文家，他继承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是继孔子之后影响最大的儒学大师。（参注释6）

2、《孟子》七篇主要记录了孟子的言行和学说，是孟子和其弟子共同所著，是《论语》之后儒家的重要著作。《孟子》是通过对话展开论辩的说理文章，比论语篇幅加长、议论增多，有较强的文学性。【作品讲读】

1、《梁惠王下》（文学史112页）

2、《齐桓晋文之事章》

本文集中体现了孟文善辩的特点。孟子在当时不仅以“好辩”著称，而且极为善辩。他坚决维护本派的学说，积极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却又不合时宜，因而不得不游说各国，滔滔雄辩。客观形势如此，逼使他不得不这样。而就主观方面看来，孟子具有丰厚的学养，刚健的气质，机智应变的能力；再加上崇尚游说的时代风气的影响，以及频繁辩论的实践的锻炼，成就了他的辩才。

他的论辩技巧很高，善于把握对方的心理和论辩的主动权，总是居于有利的地位，按照自己的意图，层层进逼，步步深入，将对方引入自己设置好的“口袋”和“埋伏圈”，最后只好就范。为此，他在论辩中，往往采取迂回包抄引人入谷的策略，欲擒故纵，使对方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具体说，本文的论辩思路是：

齐宣王的兴趣在“霸道”，而孟子要向他宣讲“王道”—→孟子巧妙的岔开，顺便提出“王道”的话题—→齐王愿听—→孟子举以羊易牛的例子，肯定齐王有行王道之心，以满足齐王的虚荣心—→小大之辨，又否认了齐王能行王道，牵着齐王的鼻子走—→当齐王难堪时，又肯定他有仁爱之心，又满足了齐王的虚荣心，使他继续对王道感兴趣—→孟子岔开话题，采用迂回包抄的策略，引导齐王上钩—→打比方以提出“不为与不能”的话题，引导齐王发问—→打比方说明什么是“不为”与“不能”，顺势指出齐王不行王道，是“不为”而非“不能”—→从正面说明行王道的基础是要有仁爱之心，推己及人之心——→乘势逼问齐王的大欲—→齐王不好说，孟子替他说出来，实际上是树立批驳的靶子—→指出其“大欲”是“缘木求鱼”—→进一步指出行霸道“后必有灾”—→引起齐王的警觉，愿听—→不从正面说危害，再设置陷阱，以邹人和楚人战的比喻，引齐王肯定楚人胜—→迫使齐王接受“小不可以敌大，寡不可以敌众，弱不可以敌强”的道理—→终于说服了齐王—→最后才从正面向齐王宣讲了他的王道的政治主张和具体做法以及要达到的效果。

文章虽然是对话体，但论点（行王道）鲜明，论据（大量的例子、比喻）充分，论证过程完整。有时从正面立论，有时从反面反驳。全文基本上是先提出论题，经过层层论证后，最后解决问题。符合政论文的一般思路和形式。

二、《孟子》的艺术特征：

1、缜密纯熟的辩论技巧。孟子的文章长于论辩。孟子善于掌握对方心理，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因势利导地进行论辩。孟子之文还多用比喻和寓言，使其论辩有很大的形象性。

2、气势浩然的文风。孟子曾自谓“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里的“气”指人的正气，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和气质。故其发而为文，气势充沛，词锋逼人，极富阳刚之美。在先秦诸子之文中，《孟子》以气势磅礴、明快畅达、雄辩犀利的风格著称。文章气势浩然，感情强烈，辞锋犀利，富于战斗性、鼓动性。多用排偶句、迭句等修辞手法来加强文章的气势。

3、《孟子》语言明白晓畅，不事雕琢，很少有生僻的词汇和别扭的句法，真可谓明朗而爽快。表现出精炼简约的语言风格，是成熟的标准书面语。《孟子》散文气盛而词壮的语言风格，历来倍受称道。它在后事散文家的心目中被尊崇为典范之作。“文起八代之衰”的散文大师韩愈的散文深受《孟子》散文的影响。

第三节《庄子》哲学思想的诗意表达

一、庄子和《庄子》一书：

1、庄子的生平。庄子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散文家。庄子继承发展了老子的思想，和老子同为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参注释9、10、11）

2、《庄子》一书反映了庄子的哲学思想，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作，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哲学著作，也是先秦说理散文中最有文学价值的著作。原有五十二篇，现存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篇相传是庄子自撰，“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为庄子门人及后学所著。

二、《庄子》的艺术特征：

1、寓言为主的创作方法。《庄子》一书大多是用“三言”的形式说理，即“卮言”、“重言”、“寓言”。卮言，即出于无心、自然流露的语言（一说是矛盾之言），这种言语层出不穷，散漫流衍的把道理传播开来，并能穷年无尽，永远流传下去；重言即借重长者、尊者、名人的言语，为使自己的道理为他人接受，托己说于长者、尊者、名人之言以自重（一说是增益之言）；寓言就是虚拟的寄寓于他人他物的言语。“三言”之中，寓言是最主要的表现方式，所谓“寓言十九（十分之九）”（《庄子集释》卷九上成玄英疏）。据统计，《庄子》一书中，含有寓言故事200多则。其中既有对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的加工改造，如《逍遥游》中“藐姑射之神”等；也不乏别出心裁的即兴创作，如《齐物论》中“庄周梦蝶”的故事等。使《庄子》呈现出有别于其它诸子散文的独特的形象思维。《庄子》一书中绝少枯燥的说教，他把深刻的哲理形象地寄寓于虚妄的情节之中，在一种超现实的艺术氛围里巧妙的表现自己的思想。

《庄子》为什么要用“三言”说理呢？在庄子一派人看来，天下黑暗而污浊，不能用实实在在、正大堂皇的言语同世人讲论，故“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qi）见之也。”（《天下》）

2、意出尘外的想象和虚构。《庄子》中的寓言数量众多，而且表现出超常的想象力，构成奇特的形象世界。他的想象虚构往往超越时空的局限和物我的分别，恢诡谲怪，奇幻异常，变化万千。如其大无比展翅高飞于九万里高空背负青天朝下看的鲲鹏、庄周梦化的蝴蝶、用斤成风的匠石、吸风饮露的神人、似有若无的罔两和景、七窍皆无的混沌、望洋兴叹的河伯、自夸其乐的坎井之蛙等等。他们培育了我们民族的想象力，丰富了文学长廊中的形象，开拓了散文艺术的新领域，促进了文学自身的新发展。

3、寓有诗意的语言。《庄子》的语言如行云流水，汪洋恣肆，跌宕跳跃，节奏鲜明，音调和谐，具有诗歌的特点。其句式错综复杂，富于变化，喜用极端之词，奇绝之语，有意追求尖新奇特。

三、《庄子》的地位和对后世的影响（见文学史教材123页）补：柳宗元：“参之庄、老以肆其端”（《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苏轼：“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鲁迅：“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写在〈坟〉后面》）郭沫若：“秦汉以来的一部中国文学史差不多大半在他的影响之下发展”（《庄子与鲁迅》）

【作品讲读】《逍遥游》

1、《逍遥游》的题意：“逍遥游”就是自由自在、毫无牵挂、不受任何约束的一种精神遨游。庄子的人生理想是追求绝对的精神自由和对现实社会的彻底超脱。他从齐物我、齐死生的观念出发，幻想出一个不受任何条件限制而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臆造出所谓“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理想人格典型，声称“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变，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他把无人无我、效法自然、毫无人间烟火气的所谓“真人”，奉为堪称师表的“大宗师”，藉以表达自己的人生理想，沉浸在虚构的精神世界里，自我体验超脱世界的“逍遥”之乐，即所谓“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当然，庄子的这种“逍遥游”，一方面是自己的理想追求，又隐现着耻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心态。

2、《逍遥游》的结构和艺术性：全篇可分为四部分。

①（开头—圣人无名）以大鹏图南，列子御风为比喻，揭示“无所待而游于无穷”的主旨。而“无所待”又归结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②（至“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以许由故事申明“圣人无名”； ③（至“窅然丧其天下焉”）以神人故事申明“神人无功”； ④以无用为大用，申明“至人无己”。

本文集中体现了庄子散文的艺术特征（见上3点）。

第四节《荀子》和《韩非子》的议论文

一、荀子与《荀子》一书：

1、荀子生平。荀子是战国末期即孟子之后的一位儒家集大成式的大师。荀子继承发展了孔子的“礼乐”学说，批判吸收了战国以来百家学说，自成一家。“性恶论”是他的礼制、法治思想的理论根据。

2、《荀子》三十二篇集中反映了荀子的思想。这三十二篇绝大部分是说理散文。《荀子》另有一篇《成相》辞和一篇《赋》。对汉赋产生了直接影响。

3、《荀子》文章多为长篇的专题学术论文，涉及面广。荀子的文章擅长论辩，说理清晰、透辟，逻辑周密，在先秦诸子说理散文中别具一格。《荀子》一书还大量运用许多日常生活常见的事物为譬喻，生动巧妙地把抽象的道理具体化、形象化。《荀子》还运用了大量排比句法，或以韵语描写、抒情，增强了气势，调谐了音节，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作品讲读】《劝学》

本篇选自《荀子》第一卷，是《荀子》的代表作。

作为一篇讲学习问题的专论，文章依次论述了以下问题：

1、学习的重要性（“知明而行无过”）；

2、学习的态度（“用心专一”，“锲而不舍”）；

3、学习的内容；（“始乎诵经，终乎读礼”）

4、学习的途径（“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

5、学习的最终目的（“全之尽之，然后学者也”）。

本文以标题概括论旨，开门见山提出中心论点（“学不可以已”），以下各段就用大量自然界和日常生活的事例作为论据，从各个角度层层推论从正反两个方面反复加以论证，把学习的重要性等问题论述得十分透辟。是先秦立论文的典范之作。

文章大半篇幅是用新巧的比喻连缀而成。全篇比喻引类连翩，层出不穷，且用法灵活而富于变化。或正面设喻（如“蚓无爪牙之利„„”），或反面设喻（如“蟹六跪而二螯„„”）；或先说比喻，然后再说所比道理，（如“故木受绳则直„„君子博学而日三省乎己，则智明而行无过矣”）；或单说比喻，而把道理隐含其中，发人深思（如“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或连用数个比喻，如连珠炮似的，更显得根据充足，理直气壮。这种寓理于喻、喻理结合的手法，增强了文章的生动性和说服力。在句法上，这些重迭排列的比喻构成了不少对偶和排比的句式，文句整齐而流畅，显得词采缤纷，气势充沛，音韵和谐，已具有明显的赋化倾向。

4、《孟子》与《荀子》的比较。（见文学史教材118页）

二、韩非与《韩非子》一书：

1、韩非的生平。韩非子是战国末期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他总结了春秋以来的历史经验，又吸收了荀子、慎到、商鞅、申不害等人的思想，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其学说的核心是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

2、《韩非子》五十五篇是先秦法家的代表作，大部分由韩非子自撰，少数篇章为后人所增，反映了韩非子的思想学说。

3、《韩非子》多长篇议论文，有立论、驳论、解说等多种类型的文章。韩非子的散文峻峭挺拔，锋芒毕露，直言不讳；善于揭露矛盾，驳难对方；推证事理，切中要害，有很强的分析综合能力，体现了法家文章的特点。《韩非子》中寓言据先秦散文之冠，韩非子系统收集、整理、创作寓言，分门别类辑为各种形式的寓言故事集。他善于用寓言故事来加强文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作品讲读】滥竽充数、夜书举烛、郑人买履、自相矛盾等寓言。重点讲读《五蠹》（前四段）

《五蠹》是《韩非子》中的第一篇，是韩非的代表作。“五蠹”是指学者（儒生）、带剑者（侠客）、言谈者（纵横之士）、患御者（权臣）、工商之民（工商业者）五种不能生产只知消费的社会的蠹虫。当时建立封建集权制的统一国家已势在必行，而五蠹却“以文乱法”“以武犯禁”，危及封建政权的巩固和统一。为适应当时执政的需要，韩非写了《五蠹》，阐述他的政治主张和进步的历史观，极力主张铲除五蠹。

《五蠹》全文很长，这里讲读前一部分，主要是论述法制理论的。文章首先论述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过程，认为时代是向前推进的，一代比一代进步。因此治理国家的法令制度也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韩非从不同时代的发展变化对比中，推论出全文的中心论点：“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并举出“守株待兔”的寓言为例，生动而幽默的嘲讽了鼓吹“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的复古主义者，他们墨守成规，死守教条，就象“守株待兔”者一样愚蠢可笑。接着又通过古今社会经济的生活条件的对比分析，阐述“是固于世而备适于事”，强调要因时制宜来实施政令。最后用国家兴盛衰亡的实际事例说明“世异则事异”、“世异则备变”的道理。指出仁义辩智不合今之事宜，“当今争于气力”，应该富国强兵。

本文虽是节选，却有完整的结构和严密的逻辑性。开首第一段提出中心论点，下文就用大量的事例围绕论点加以论证。每论述完一个问题后，又用一两句话进行概括总结，就事论事，推论严密，论证很充分，体现出韩非散文严峻峭拔的风格。大量运用对比手法，从古今正反等各个不同的方面来论证同一个论点，说理显得尖锐而深刻有力。句式上排偶句的运用，音调铿锵，加强了文章的气势和表现力。

第五节

先秦说理散文的历史回响

1、先秦散文确立了说理文的体制，尤其是成书于战国后期的专论体说理文，在说理文的模式上、体制上、说理方法上，都对后代说理文有深远影响。先秦说理文主要是哲理散文和政论散文，他们都不仅依靠逻辑推理和抽象思辨来完成，还在文中贯注了浓烈的情感，运用了生动的感性形象。先秦说理散文中，寄寓深刻的寓言、譬喻，常有抒情因素。这种形象性和抒情性，是先秦说理散文自身具有了文学意味，对后代散文的发展有积极意义。

2、先秦说理散文大多分析透彻，议论纵横，而不同的作品又各具特色，风格各异，直接影响了后世作家的创作风格。如韩愈、苏轼的散文受孟子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游仙诗、玄言诗、山水田园诗，与庄子散文艺术有渊源关系；李白、苏轼、曹雪芹都受庄子影响；贾谊晁错刘禹锡王安石等人的创作中，也不乏荀子文章的风格；《韩非子》的风格在后代许多作家的议论文中也有表现如柳宗元、王安石的文章。

3、先秦说理散文在语言艺术上的高度成功，丰富了汉语的表现力，为我国文学语言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后世常见的语言修辞手法，如比喻、夸张、排比、对偶等，在先秦说理散文中都已有成熟表现，直接影响了后世的语言修辞。先秦说理散文还为后代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的词汇和丰富的成语，其中有些还活在现代语言之中。

【思考与作业】

1、简述先秦说理散文体制发展的轨迹。

2、举例分析《孟子》的论辩艺术。

3、以《逍遥游》为例，谈谈《庄子》浓厚的文学色彩

4、翻译《逍遥游》开头至“至人无己”。本章作品阅读篇目：《论语》：楚狂接舆章

长沮桀溺耦而耕章《孟子》：鱼我所欲也章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章《墨子》：公输《庄子》：养生主（节选）《韩非子》：内储说上（节选）

第五章屈原与楚辞

【教学设想】《楚辞》与《诗经》一样，都是先秦文学的学习重点。学习本章，要弄清楚辞的含义，楚辞产生的背景，屈原的作品等。重点是《离骚》，先从屈原的生平、思想、性格入手，在反复诵读的基础上，逐层理清层次、线索，然后总结其思想和艺术。随堂检查背诵和集中背诵相结合，督促检查每一个学生都要将《离骚》背下来。计划课时：12

第一节关于“楚辞”

楚辞，是战国时以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做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东观余论》）西汉末年，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及汉代一些文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编成《楚辞》一书，这是继《诗经》之后我国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楚辞》与《诗经》共同构成中国诗歌史的源头。在诗歌史上都具有重要作用。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汉书·艺文志》中有“屈原赋”、“宋玉赋”等名目。

《楚辞》由刘向编辑后，东汉的王逸作《楚辞章句》，宋洪兴祖作《楚辞补注》，朱熹作《楚辞集注》，此后的注本纷多，“楚辞学”成为历代研究的一门显学。

第二节楚辞产生的文化背景

楚辞的产生，既是楚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的产物，又是楚文化自身发展的产物。楚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强烈的特征，与中原文化有显著区别，因而楚人长期被中原国家看成野蛮的异族。楚地被称之为“蛮荆”，楚人被称之为“蛮夷”。跟“猃狁”、“戎狄”并列。一般认为楚文化比中原文化落后，这样说不完全对。正确的说，楚文化和中原文化，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具体说，楚辞的产生，有如下背景和因素。

1、中原文化的影响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很早就孕育着古老的文化。楚民族兴起之后，成为这一地域文化的代表。至迟在殷周时期，楚人已经同北方政权发生关系；西周时，封楚王熊绎于江汉地区，表明周王朝对南方的控制。春秋时，楚国迅速强大，兼并了长江中游许多大小邦国，成为足以与中原抗衡的大国，楚庄王为春秋五霸之一。战国时，楚国并吞吴越，其势力西抵汉中，东临大海，在战国诸雄中，版图最大，人口最多。一度有“横则秦帝，纵则楚王”之说。最后楚为秦所灭。但秦时的楚地起义，又成为推翻秦王朝的主要力量。汉王朝的建立，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是楚人的胜利。秦汉大一统，最终完成了南北文化的汇融，也由此形成了伟大的汉族。

处于南方长江、汉水流域的楚国，在文化渊源上和政治思想方面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与中原文化有一定的一致性。春秋战国时代，北方中原的主要文化典籍，如《诗》、《书》、《礼》、《乐》等，也已成为楚国贵族诵习的对象，成为他们文化素养的一部分。屈原《九歌》中的《桔颂》全用四言句，又在隔句的句尾用“兮”字，可以看成是《诗经》体式对《楚辞》体式的渗透。在战国时代，纵横家奔走游说于南北，其华美铺张的文辞对《楚辞》华美铺张的文辞也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楚辞的产生，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是无疑的。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的交融，是楚辞产生的重要因素。

2、楚国的地理因素楚国的经济条件要比北方优越，物产丰富（举《重耳之亡》中重耳与楚成王的对话为例），人们谋生比较容易，不必像北方人整天从事单纯维持生存的活动，有时间和精力从事更复杂的物质生产和精神活动，南方秀美的奇山异水也能陶冶人们浪漫的情思。和北方人比，较少受生活和礼教的压抑，这样，个体意识相应就比较强烈。丰富的物质生活条件，较少压抑而显得活跃的生活情趣，造成了楚国艺术的高度发展，在审美趣味上表现出不同于中原文化的特点。

3、楚国风俗习惯的因素当中原文化巫教色彩早已明显消退以后，在楚国，君臣上下仍然“信巫觋，重淫祠”（《汉书·地理志》）楚怀王曾“隆祭礼，事鬼神”，并且企图靠鬼神之助以退秦师（《汉书·郊祀志》）。民间的巫风更为盛行。可见在屈原的时代，楚人还沉浸在一片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生活于这一文化氛围中的屈原，不仅创作出祭神的组诗——《九歌》和根据民间招魂词写作的《招魂》。而且在表述自身情感时，大量运用神话材料，驰骋想象，上天入地，给人以神秘的感受。甚至《离骚》中，也有“陈词”、“占卜”、“降神”，也借用了民间巫术的方式。

4、楚地歌谣的影响楚辞的形成，从直接因素来看，首先同楚地的歌谣有密切关系。楚国是一个音乐舞蹈发达的地区。《楚辞》等书中的《九歌》、《九辩》、《阳春》、《白雪》都是当时楚地的乐曲名目。它的体式与中原歌谣不同，不是整齐的四言诗，每句可长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另外，楚辞虽脱胎于楚地歌谣，却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歌谣是配曲歌唱的，但楚辞有的篇目如《九歌》、《离骚》、《天问》等都很长，显然不适宜歌唱。汉朝人称楚辞为赋，取义是“不歌而诵谓之赋”（《汉书·艺文志》）表明读楚辞不象散文那样的读法，据古籍记载，需要用一种特别的声调来诵读。这大约类似于古希腊史诗中的“吟唱”

形式。楚辞正是摆脱了歌谣的形式，才能使用繁丽的文辞，容纳复杂的内涵，表现丰富的思想感情。

5、屈原的贡献 “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文心雕龙》）。楚辞是楚文化的产物，具体说来，又离不开伟大诗人屈原的创造。

第三节屈原的生平、思想和作品

一、屈原的生平、思想、作品：

1、屈原的生平以司马迁的《屈原贾生列传》为主要资料。（事先布置学生课外阅读《屈原贾生列传》。参注释1。补注：三闾大夫，掌管王族屈景昭三姓事物，负责宗庙祭祀和贵族子弟的教育。）

2、屈原的思想和性格屈原具有崇高的爱国思想和浓烈的忠君倾向，他站在维护楚国的立场上，主张联合抗秦，但遭到不公正待遇。屈原洁身自爱，决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为实现崇高理想而献身。

根据屈原的生平和他的作品，我们可以推知，造成屈原的悲剧，大概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在政治、外交等方面，屈原常常与楚国最高统治集团发生冲突。在内政上，屈原主张“修明法度”、“举贤授能”，实行使国家富强的“美政”，他仰慕儒家美化了的传说中的三代圣君贤臣，对政治抱有某种理想主义的态度。同时他又蔑视那些小人，主张改革内政，这自然会招致许多人与他为敌，如上官大夫、公子子兰等。在外交上，屈原主张联齐抗秦，而楚怀王贪利受骗，顷襄王畏怯妥协，都不能接受屈原的正确主张，反过来因为他坚持己见而对他加以惩罚。

二是屈原的性格也是造成他的悲剧的重要原因。从屈原的作品中，可以清楚的看出，屈原是一个感情激烈、正直坦露而又非常自信的人，这种性格加上少年得志，使他缺乏在高层权力圈子中巧妙周旋的能力，因而也就难以在这个圈子里长久立足。还在屈原受到重用的时候，上官大夫轻而易举的使怀王疏远了他，这不能说完全是由于怀王的昏庸无道（否则无法解释起初怀王为何会重用他）。应该说屈原的正直而疾恶如仇的性格，以及他在政治上的理想主义态度，同当时楚国已经衰乱的政治环境难以协调，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屈原的悲剧，是他的性格悲剧。在历史上，像这种诗人气质与环境的矛盾，不断的造成人生悲剧，同时也造就了杰出的文学家和优秀的文学作品。

3、屈原的作品《史记》本传中提到的有《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怀沙》5篇。《汉书·艺文志》载屈赋25篇，未列篇名。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所载也是25篇，为《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夫》，而把《招魂》列于宋玉名下。对这些作品的真伪，历来说法很多。现在一般认为：《离骚》、《九歌》、《天问》、《九章》、《招魂》等二十三篇为屈原所作，《远游》、《卜居》、《渔夫》伪托的可能性大。

第四节《离骚》

【教学设想】先介绍《离骚》的创作时间、题旨、结构，简要概述作品内容，然后逐字逐句讲解作品，在讲解中逐层总结、分析其内容要点，最后总结其思想和艺术。之后检查背诵。

一、创作时间：《离骚》是屈原最重要的代表作。全诗372句，2400余字，是中国古代最为恢宏的抒情诗篇。其写作年代，或以为在怀王晚年，屈原第一次遭放逐以后（司马迁之说）；或以为在顷襄王时期，屈原第二次遭放逐以后。从诗的最后屈原打算以死殉国来看，作于第二次遭放逐以后的可能性大。

二、题旨：

司马迁：“离骚者，犹离忧也。”（《屈原列传》按，史迁之说，本出于淮南王刘安《离骚传》。另，《离骚》中有“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九歌·山鬼》中有“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尤”之句）班固：“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离骚赞序》）王逸：“离，别也。骚，愁也。”（《楚辞章句·离骚经序》）另外，还有释为“牢骚”（扬雄）、“老商”（楚曲名，游国恩说）等。但以班、马二人之说最为合乎诗人命题之旨。

三、《离骚》的内容和结构：

尽管对《离骚》的写作年代和题旨有不同说法，一时难下定论，但仍可以这样明确的概括：这是屈原在政治上遭到严重挫折，面临个人的厄运和国家的厄运，对于过去和未来的思考，是屈原心灵历史的记载，是一篇崇高而痛苦的灵魂的自传。

《离骚》全诗分为前后两大部分。开头到“岂余心之可惩”为前半篇，侧重于对以往经历的回顾，多描述现实的情况；后半篇则着重表现对未来道路的探索，并主要通过幻想形式来表现。

在前半篇中，由三方面的人物，即诗人自我、“灵修”（楚王）、“党人”，构成激烈的矛盾冲突。

开篇叙述自己有高贵的出身，崇高而美好的人格修养，意在表明自己对楚国的兴亡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诗人自我的形象，代表着美好而正义的一方，诗人自信他的理想和主张，能够把楚国引向美好的境地。

但是当时楚国有一批“党人”（结党营私的小人）代表邪恶的一方，处处同诗人作对，他们只顾苟且偷生，使得楚国的前景“路幽昧以险隘”。而且他们还“内恕己以量人，各兴心而嫉妒”，“谣诼谓余以善淫”，诗人处在被围攻的困难境地。那么，掌握楚国最高权力、因而能够决定上述双方的成败并由此决定楚国命运的楚怀王，又如何呢？他却是昏庸胡涂。由于楚王是楚国的象征，诗人对他抱有绝对的忠诚（“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楚王也曾经一度信任和重用过诗人，但他最终却受了“党人”的欺骗蒙蔽：“荃不察余只中情兮，反信谗而齑怒”，由此导致了诗人的失败和楚国的危机。

这就是诗人在诗中描绘的楚国政治的模式，这一模式能够把君王的过失与党人的邪恶区分开，从而既满足忠君这一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又能在此前提下高度肯定诗人自我的人格和理想。这一模式在后世仍然反复地被人们使用着。

诗人在政治上受到沉重打击，甚至连他亲手培养的人才也纷纷转向“党人”，它处在完全孤立的境地。但这却进一步激起了诗人的高傲和自信。在诗中他反复的使用象征手法来表现自己高洁的品德：饮木兰之露，餐秋菊落英，戴岌岌之高冠，佩陆离之长剑，又身披种种香花香草。同时，诗人坚定的、再三的表示：决不放弃自己的理想而妥协从俗，宁死也不肯丝毫改变自己的人格：“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虽然，诗人在理智上是坚定而明确的，但这并不说明他在感情上不存在迷惘和痛苦。《离骚》后半篇借助于神话，以幻想形式展开了他的内心深处的活动和对未来前途的探索。一开始，诗人假设一位“女媭”对他劝诫，认为他的“婞直”不合时宜。这实际上是诗人内心的一种想法。表明诗人对自己的操持也曾经有过怀疑，于是诗人去向他所崇拜的大舜（重华）“陈词”，表述治国之道和自己的操持，实际上这是借“陈词”否定了先前的迷惘即“女媭”的批评。这是诗中展现的第一层感情的波折。

即不能随俗从流，又遭到“党人”的围攻，还得不到楚王的信任，出路到底在哪里？于是诗人升天入地，上下求索，探求出路——

他先来到天界，想接近天帝，向天帝陈词。但“帝阍”（守门者）却拒绝为他通报。这表明重新获得楚王信任的道路已经被彻底阻塞。他又降临地上“求女”，但那些神话和历史传说中的美女，或“无礼”而“骄傲”，或无媒而相通，这又表明无法找到能够理解自己、帮助自己的知音（或说“求女”是为了再一次寻求君臣遇合）。这是第二层感情的波折。

升天入地找不到出路，诗人转而请巫者灵氛占卜、巫咸降临指点，灵氛认为留在楚国毫无希望，劝他离国出走；巫咸劝他留下，等待君臣遇合的机会。但后一种道路已经被证明是无望的，他只能采纳灵氛的意见。于是，诗人驾飞龙，乘瑶车，扬云霓，鸣玉鸾，自由翱翔在一片广大而明朗的天空中。“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而婾乐”，诗中出现了一片迄今从未有过的神志飞扬、欢愉无比的气氛。这表明，诗人认识到离开楚国确实是一条摆脱困境和苦闷的道路。这在当时并不是不可理解的选择。春秋以来，包括孔子、孟子、荀子在内的众多贤才从事政治活动的范围都不限于本国。但这对于屈原，最终仍无法接受。因为他太爱他的国家了。在幻想中，正当其“高驰邈邈”之时，“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他发现自己根本无法离开故土。于是，在这里发生了第三层巨大的感情波折。

即不能改变自己，又不能改变楚国，而且不可能离开楚国，那么，除了以身殉自己的理想，以死完成自己的人格，就别无选择。全诗总结性的“乱辞”这样写道：

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以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离骚》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辉异彩。诗人以炽热的情感、坚定的意志，追求真理，追求完美的政治，追求崇高的人格，至死不渝，产生了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四、《离骚》反映的思想（讲读作品后再总结）：

1、存君兴国的美政理想：

既莫足与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

对屈原所说的“美政”，如果冷静的看，我们只能说这是超越现实的理想。诗人所推崇的“三王”之政，“尧舜”之治，实际上是儒家虚构的产物；他一再提出的以民为本、修明法度、举贤授能等政治主张，在春秋战国时代作为一般的原则虽然已经得到普遍赞同，但在实际统治中，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实行。而屈原却始终要求以他理想中的“美政”改造楚国，并以此照出楚国政治的黑暗，批判楚国君臣的昏庸和贪鄙。当他认识到美政不可能实现时，就宁可怀抱理想而死。我们决没有理由指责屈原的“偏激”，指责他的理想“不切实际”。因为理想本身是照耀人类前进的光芒，为理想而奋斗是人类不可缺少的、得以摆脱平庸苟生的伟大精神。

2、深沉执着的爱国情感：

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忽临睨夫旧乡，蜷局顾而不行。„„

对屈原的爱国精神，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屈原的爱国和忠君连在一起，二者密不可分，楚怀王已经昏庸胡涂，楚国已经毫无希望，所以屈原没必要那么深深地爱着他的楚国；另一种意见认为屈原的爱国是一种狭隘的观念。当时秦统一六国已经是大势所趋，屈原要“存君兴国”，是不现实的，只能是悲剧的结局。这两种看法都有一些片面性。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我们只能把屈原的爱国精神放到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去考察。在那个时代，君国一体，屈原也只能把振兴楚国的希望寄托于楚王身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可厚非。而且他的爱国还有爱民的因素在内，面对着“虎狼之国”的秦国的侵略，屈原对自己祖国和人民的前途忧心如焚，如果像苏秦、张仪之流那样“朝秦暮楚”，屈原完全可以名利双收。所以屈原的爱国，没有一点为自己的私家利益的因素，完全建立在为国家、为人民（包括楚王）的基础上，而且为了祖国和人民以死殉国，如此深沉执着的爱国感情，何等坚贞！何等纯洁！因此对屈原的爱国精神应该给以充分的肯定。

3、放言无惮的批判精神：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竟周容以改度。„„

屈原在作品中满怀忧愤，责数楚王之昏惑，揭露世俗之混浊，痛斥群小之邪僻，表现出可贵的批判精神。对此，班固评价说他“露才扬己”，“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北朝颜之推说“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他们是站在封建正统和儒教的立场上评价屈原的，这正好从反面说明了屈原的批判精神之可贵。如果当时屈原面对不幸的遭遇而委曲求全，一味退让，也就没有后世人们心目中伟大的屈原的形象和不朽的诗篇《离骚》了。应该说，屈原的那种放言无惮的批判精神，在中国古代奴气十足的专制社会里，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它对后世一些正直的文人有很大的影响，如司马迁、李白、韩愈等。他们正像鲁迅所说的，是“中国的脊梁”。

4、独立不迁的峻洁人格。（以作品中大量对自己服饰、追求等的描写为例分析。）

屈原的独立不迁的峻洁人格，与他高贵的出身、不断的品德修养等因素分不开。诗人在《离骚》中抒写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对假、丑、恶的无情鞭挞，倾诉了坚持操守、九死不悔的坚定意志，表达了不与小人同流合污的顽强决心。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当诗人意识到自己和他所属的群体——楚国贵族集团——完全处于对立状态时，不仅没有恐惧感，反而产生了一种自豪感。“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他在孤立中看到自己的高大，而对孤立他的社会投以蔑视。其峻洁人格，“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但还应该看到，屈原的峻洁人格在当时的楚国是超前的。超群意识与忠君意识的结合，不能不说是酿成诗人悲剧的一大心理因素。而从根本上说，诗人的悲剧乃是其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其人格依附于君主的矛盾冲突的必然结局。

五、《离骚》的艺术成就：

1、灵均形象的塑造。在屈原作《离骚》之前，文学作品多属集体创作。《诗经》中虽有个别作品可知作者，但他们只是因时感时偶一为之，并非自觉专心致力于文学创作者。至于诸子之文，多系一家一派学说之荟萃，且大多不出于个人之手。屈原的出现，则意味着我国文坛上第一个自觉的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的产生。诗人以自我为原型，成功的塑造了一位光彩照人的抒情主人公的高大形象。这位名曰“正则”、字曰“灵均”的主人公，就是屈原自己。这位主人公有高贵的家世，奇特的诞生，非凡的气度，美好的品格，高尚的志趣，缤纷的服饰，独特的爱好，有高洁的人格，有对理想的执着追求，有九死不悔的无畏精神，有深挚的爱国感情和与邪恶势力绝不妥协的斗争意识。诗人用满腔的心血所塑造的这一主人公的形象，成为后世人们所景仰、敬慕的崇高形象。

2、创作方法的突破。《诗经》奠定了我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古代神话则是浪漫主义传统的源头。屈原继承、发展了《诗经》、神话的优良传统，其《离骚》以现实主义为基调，而以浪漫主义为特色，二者的完美结合，不仅标志着创作方法的突破和发展，而且证明了屈原无愧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诗人以极富个性化的笔触，真实而深刻的揭示了战国后期那一特定历史时期楚国政治的黑暗和社会的混浊；通过灵均这一典型形象的塑造，真率的抒发了自己的理想和感情。而更令人赞叹的成就则是浓厚的浪漫主义特色：火样的激情，飞腾的想象，奇幻的意境，瑰丽的文采。这在诗中上下求索，四方神游的描写中，表现尤为突出。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凤凰翼其承旗兮，高翱翔之翼翼。„„

真所谓“东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极开阖抑扬之变，而其中自有不变者存。”（刘熙载《艺概·赋概》）任想象展开翅膀，飞腾于九霄云外，与风雷结伴，共凤凰翱翔，忽东忽西，变幻无穷；而一颗赤子之心深深眷恋着满目疮痍的祖国永不改变。

3、表现手法的开拓。屈原继承并发展了《诗经》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对比兴手法的运用作出了重大开拓，为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增添了异彩。诗人寄情于物，托物寓情，使主观之情与客观之物融为一体，创造出富于象征意味的艺术形象。这就突破了《诗经》以借物抒情为主要特点的比兴手法的局限。《离骚》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诗人创造出两类意象：美人、香草。美人的意象一般被解释为比喻，或是比喻君王，或是自喻。香草意象一方面指品德和人格的高洁；另一方面和恶草相对，象征着政治斗争的双方。总之，《离骚》中香草美人意象构成了一个复杂而巧妙的象征比喻系统，使得诗歌蕴藉而且生动。正如司马迁所评价的：“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实开后世诗人以情寄物，托物以讽的先河，促进了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发展。

4、形式和语言的创新。《离骚》打破了《诗经》的四言格式，创造了一种句法参差、韵散结合的新形式。较之《诗经》，扩大了结构，增加了容量，有利于表达丰富复杂的思想内容和热烈奔放的感情。大量采用楚地方言（如：羌、蹇等）和联绵词（如：陆离、婵媛、逍遥、相羊、委蛇等）、迭词（如：冉冉、岌岌、邈邈等）以及对偶等语言形式，增强了诗歌的节奏感、音乐美，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至于“兮”字的运用，则更令人注目。多置于句尾，隔句一用，切合感叹抒发幽愤感情的语气。极富抒情味和感染力。这一特点，可说是“骚体”的标志之一。

第五节屈原的其它作品

一、《九歌》：

《九歌》原为古曲之名，来源甚古。《山海经·大荒西经》载：“（夏后）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离骚》也说：“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可见在神话传说中，《九歌》是由禹之子启（即夏后开）从天上偷来人间的。屈原《九歌》之题，即袭用古曲之名。“九”非实指，乃表多数。是一组祭神的乐歌，共十一篇。关于“九”，参教材引闻一多说。

《九歌》是屈原流放江南时在民间祭歌的基础上改定而保留下来的，是南方巫祭文化的产物。《九歌》所祭祀之神分别为：①天神（《东皇太一》）、②日神（《东君》）、③云神（《云中君》）、④湘水之神（《湘君》、《湘夫人》）、⑤司命之神（《大司命》、《少司命》）、⑥河神（《河伯》）、⑦山神（《山鬼》）、⑧为国阵亡者之神（《国殇》）。最后一篇《礼魂》，是祭祀结束后的送神曲。整个这套曲子自成体系，大致再现了民间祭歌的基本风貌。

与《离骚》的直抒胸臆不同，《九歌》以流传于楚国民间的神话故事为背景，借神灵形象的塑造以抒情。这些形象既闪烁着神的灵光，又具有人的性格特点。既神奇高远，又平凡亲切。歌词内容符合各种神的身份，表现人对神灵的赞颂和祭者的虔敬之情，还写了阵亡战士的哀怨悲壮。楚地祭神主要是借男女恋请来吸引神灵，表达对神灵的向往，故《九歌》中最动人的是对人神情感的摹写。男巫扮女神，女巫扮男神，借人神恋爱的表演、歌唱来取悦于神灵，吸引神灵。

2、《九歌》具有明显的表演性。它是歌、舞、乐和一的，它中间有独唱，又有对唱和合唱，巫与神分脚色表演。这都具有一定的戏曲因素，是后代戏曲艺术的萌芽。《九歌》描写人物心理细腻深入。此外，《九歌》中善于用景物来衬托人物心理状态。

【讲读】《山鬼》

按郭沫若说，《山鬼》可视为一首巫山女神之歌。屈原以楚国民间有关巫山神女的神话传说作为题材来源，从中汲取营养，创造了美丽痴情的山鬼形象。诗歌非常细致的刻画和抒发了女神赴约过程中复杂曲折的心态，表现了人类对爱情的追求和忠贞。

第一段，写女神以欢快喜悦的心情收拾打扮准备与所爱之人约会。她服饰不凡，外貌仪态美丽动人。她采摘香花作为礼物准备赠给所爱之人。这些描写都表现了山鬼对纯真爱情的痴心与渴求。

第二段、第三段，写女神等候所爱之人到来及失恋的烦乱痛苦心情。她登高远望，伫立山巅，焦急热切的盼望中，痴待着她的爱人。她坚守誓约，忘却风雨的吹袭，一再等待，表现出对爱情的忠贞。但所爱之人始终未来，不由得使她疑心交加，陷入到“思公子兮徒离忧”的失恋悲哀之中。总之，女神的内心经历了喜悦——失望——忧伤——怀疑——思恋——自我宽解的历程。情感曲折起伏，缠绵婉转。

《山鬼》以人神杂糅的手法塑造了巫山女神的形象。她的衣食居处、服饰车与、习性行踪，都与山鬼的身份地位相适应，带有神异和野性色彩。但她又有人的容貌体态，人的七情六欲。在爱情生活中，她是人世间美丽、纯情、忠贞少女的化身。她在爱情中所体验到的喜悦和悲哀，人情味很浓，给人以亲切、美好的感受。诗人在塑造女神形象时，成功的刻画了她的复杂的心理活动，又与凄风苦雨的环境气氛交融相衬，创造出一种凄迷幽深的意境，更真切的表现出女神对爱情的缠绵悱恻。

二、《九章》：

《九章》是九篇抒情诗的总称，非一时一地之作。《九章》的内容与《离骚》基本接近，主要是叙述身世和遭遇。《九章》较《离骚》具有更多的纪实性。艺术上主要采取直接铺叙、反复抒写的手法，所表现的情感较为直接奔放，浪漫色彩则略逊于《离骚》。

三、《天问》和《招魂》：

1、《天问》是楚辞中一首奇特的诗歌。所谓“天问”就是列举出历史和自然界一系列不可理解的现象，对天发问，探讨宇宙万事万物变化发展的道理。《天问》全诗几乎都由问句组成，这是罕见的。句式简短，节奏明快，能有效的宣泄积蓄已旧的激情。全诗基本以四言句为主，间以少量的五言、六言、七言；四句为一组，每组一韵，也有几少数两句一韵。全诗显得整齐而不呆板，参差错落，奇崛生动。

2、《招魂》是在怀王死后，屈原为招怀王之魂而作。内容主要是写天地四方的阴森恐怖，衬托楚国人间的美好，以次来招徕怀王的亡魂。诗中显示了丰富的想象力采取了铺陈的手法，辞藻缤纷富丽，颇有汉代大赋的气象。第六节

楚辞的流变与屈原的地位

一、宋玉等楚辞作家：

1、宋玉的生平。宋玉稍后于屈原，是屈原的直接继承者，在先秦文学史上是仅次与屈原的著名辞赋家。

2、宋玉的作品收入《楚辞》的有《九辩》，还有收入《昭明文选》的《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等。宋玉的辞赋是在屈原的直接影响下创作而成，并在辞赋等形式方面有所发展。它们是由楚辞而至大赋的一个过度阶段。

3、《九辩》是宋玉的代表作，其内容主要是抒发他因不同流俗而被见疏、流离失所的悲哀，批判了楚国的现实政治。作品委婉曲折地表达了对君王的忠诚和自己的怨苦，表现了对国家兴亡的忧虑。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对秋景的描写，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悲秋”主题实由此发端。

二、屈原的影响：

1、屈原对后世影响最大的首先是其砥砺不懈、特立独行的节操，以及在逆境之中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反抗黑暗统治的精神。后世文人如贾谊、司马迁等均受其影响。

2、楚辞艺术形式的影响：首先，楚辞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这种诗歌样式无论是在句式还是在结构上，都较诗经更为自由且富于变化，因此能够更加有效地塑造艺术形象和抒发复杂激烈的感情。就句式来说，楚辞以杂言为主，突破了传统的四言句式。就语言描写而言，楚辞善于渲染、形容，词语繁复，很重视外在形式的美感，这为汉代赋体文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其次，楚辞突出地表现了浪漫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气质表现为感情的热烈奔放，对理想的追求，以及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凸现，想象的奇幻等。楚辞中另一浪漫特征表现在它通过幻想、神话等创造了一副副雄伟壮丽的图景。再次，楚辞的象征手法对后世的文学有重大影响。楚辞中典型的象征性意象可以概括为香草美人，它是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和发展。

【思考与作业】

1、精读《离骚》，说说诗歌的后半篇屈原的感情波折有几次，试描述出来。

2、摘录《离骚》中有关“美人香草”的诗句，并归类解释其象征意义。

3、从屈原作品中举例，说明“楚辞”的地方特色。本章作品阅读篇目：

屈原：湘君湘夫人涉江

中国古代天文学篇6

我国古代天文学从原始社会就开始萌芽了。公元前24世纪的帝尧时代，就设立了专职的天文官，专门从事“观象授时”。早在仰韶文化时期，人们就描绘了光芒四射的太阳形象，进而对太阳上的变化也屡有记载，描绘出太阳边缘有大小如同弹丸、成倾斜形状的太阳黑子。公元16世纪前，天文学在欧洲的发展一直很缓慢，在从2世纪到16世纪的1000多年中，更是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在此期间，我国天文学得到了稳步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我国古代天文学的成就大体可归纳为三个方面，即：天象观察、仪器制作和编订历法。

我国最早的天象观察，可以追溯到好几千年以前。无论是对太阳、月亮、行星、彗星、新星、恒星，以及日食和月食、太阳黑子、日珥、流星雨等罕见天象，都有着悠久而丰富的记载，这些记载至今仍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在我国河南安阳出土的殷墟甲骨文中，已有丰富的天文象现的记载。这表明远在公元前14世纪时，我们祖先的天文学已很发达了，有世界上最早最完整的天象记载。我国是欧洲文艺复兴以前天文现象最精确的观测者和记录的最好保存者。

我国古代在创制天文仪器方面，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创造性地设计和制造了许多种精巧的观察和测量仪器。最古老、最简单的天文仪器是土圭，也叫圭表。它是用来度量日影长短的，它最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已无从考证。

此外，西汉的落下闳改制了浑仪，这种我国古代测量天体位置的主要仪器，几乎历代都有改进。东汉的张衡创制了世界上第一架利用水利作为动力的浑象。元代的郭守敬先后创制和改进了10多种天文仪器，如简仪、高表、仰仪等。

古人勤奋观察日月星辰的位置及其变化，主要目的是通过观察这类天象，掌握他们的规律性，用来确定四季，编制历法，为生产和生活服务。我国古代历法不仅包括节气的推算、每月的日数的分配、月和闰月的安排等，还包括许多天文学的内容，如日月食发生时刻和可见情况的计算和预报，五大行星位置的推算和预报等。一方面说明我国古代对天文学和天文现象的重视，同时，这类天文现象也是用来验证历法准确性的重要手段之一。测定回归年的长度是历法的基础。我国古代历法特别重视冬至这个节气，准确测定连续两次冬至的时刻，它们之间的时间间隔，就是一个回归年。

根据观测结果，我国古代上百次地改进了历法。郭守敬于公元1280年编订的《授时历》来说，通过三年多的两百次测量，经过计算，采用365.2425日作为一个回归年的长度。这个数值与现今世界上通用的公历值相同，而在六七百年前，郭守敬能够测算得那么精密，实在是很了不起，比欧洲的格里高列历早了300年。

我国的祖先还生活在茹毛饮血的时代时，就已经懂得按照大自然安排的“作息时间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太阳周而复始的东升西落运动，使人类形成了最基本的时间概念— “日”，产生了“天”这个最基本的时间单位。大约在商代，古人已经有了黎明、清晨、中午、午后、下午、黄昏和夜晚这种粗略划分一天的时间概念。计时仪器漏壶发明后，人们通常采用将一天的时间划分为一百刻的做法，夏至前后，“昼长六十刻，夜短四十刻”；冬至前后，“昼短四十刻，夜长六十科”；春分、秋分前后，则昼夜各五十刻。尽管白天、黑夜的长短不一样，但昼夜的总长是不变的，都是每天一百刻。

包括天文学在内的现代自然科学的极大发展，最早是从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文艺复兴时期大致从14世纪到16世纪，大体相当于我国明初到万历年间。这200年间，我国天文学的主要进展至少可以列举以下几项：翻译阿拉伯和欧洲的天文学事记；从公元1405-1432年的20多年间，郑和率领舰队几次出国，船只在远洋航行中利用“牵星术”定向定位，为发展航海天文学做出了贡献；对一些特殊天象做了比较仔细的观察，譬如，1572年的“阁道客星”和1604年的“尾分客星”，这是两颗难得的超新星。

我国古代观测天象的台址名称很多，如灵台、瞻星台、司天台、观星台和观象台等。现今保存最完好的就是河南登封观星台和北京古观象台。

我国还有不少太阳黑子记录，如公元前约140年成书的《淮南子》中说：“日中有乌。”公元前165年的一次记载中说：“日中有王字。” 战国时期的一次记录描述为“日中有立人之像”。更早的观察和记录，可以上溯到甲骨文字中有关太阳黑子的记载，离现在已有3000多年。从公元前28年到明代末年的1600多年当中，我国共有100多次翔实可靠的太阳黑子记录，这些记录不仅有确切日期，而且对黑子的形状、大小、位置乃至分裂、变化等，也都有很详细和认真的描述。这是我国和世界人民一份十分宝贵的科学遗产，对研究太阳物理和太阳的活动规律，以及地球上的气候变迁等，是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我国对哈雷彗星观测记录久远、详尽。《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的秦始皇七年（公元前240年）的彗星，各国学者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哈雷彗星记录。从那时起到1986年，哈雷彗星共回归了30次，我国史籍和地方志中都有记录。实际上，我国还有更早的哈雷彗星记录。我国已故著名天文学家张钰哲在晚年考证了《淮南子·兵略训》中“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这段文字，认为当时出现的这颗彗星也是哈雷彗星。他计算了近四千年哈雷彗星的轨道，并从其他相互印证的史料中肯定了武五伐纣的确切年代应为公元前1056年，这样又把我国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的年代往前推了800多年。1973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湖南长沙马王堆的一座汉朝古墓内发现了一幅精致的彗星图，图上除彗星之外，还绘有云、气、月掩星和恒星。天文史学家对这幅古图做了考释研究后，称之为《天文气象杂占》，认为这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彗星图。早在2000多年前的先秦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对各种形态的彗星进行了认真的观测，不仅画出了三尾彗、四尾彗，还似乎窥视到今天用大望远镜也很难见到的彗核，这足以说明中国古代的天象观测是何等的精细入微。

我国古代对著名的流星雨，如天琴座、英仙座、狮子座等流星雨，各有好多次记录，光是天琴座流星雨至少就有10次，英仙座的至少也有12次。狮子座流星雨由于1833年的盛大“表演”而特别出名。从公元902～1833年，我国以及欧洲和阿拉伯等国家，总共记录了13次狮子座流星雨的出现，其中我国占7次，最早的一次是在公元931年10月21日，是世界上的第二次纪事。从公元前7世纪算起，我国古代至少有180次以上的这类流星雨纪事。

中国古代天文地理学成就

1、日食记录：流星，新星和超新星，彗星，五星连珠，太阳黑子，石刻。

2、历法：治历方法，节气，《太初历》、《大明历》、《大衍历》、《授时历》。

3、天文著作：《甘石星经》、《灵宪》。

4、天文仪器：圭表，日晷，漏刻，浑仪，浑天仪，地动仪，浑象，简仪，仰仪，水运仪象台。

5、著名天文学家：甘德，落下闳，张衡，祖冲之，张遂（僧一行），郭守敬，沈括。

6、著名地理学家：裴秀，郦道元，徐霞客，魏源。

中国古代文学梧桐意象研究篇7

一、梧桐象征着高洁

古典文学作品中有很多意象是高洁的象征, 比如, 梅花, 雪, 青松, 梧桐。梧桐象征着人品的高洁。在许多作品中, 文人都喜欢梧桐这个意象, 梧桐笔直, 伟岸, 常被用来象征人品的高洁, 无私, 正直。比如我国古典文学有凤凰非梧桐不栖的说法, 昔郑玄云“凤凰之性, 非梧桐不栖”, 又如北宋陈翥在《桐谱·斜源第一》中云:“夫凤凰, 仁瑞之禽也, 不止强恶之木。梧桐柔弱之木也, 皮理细腻而脆, 枝杆扶疏而软, 故凤凰非梧桐而不栖。”凤凰是一种传说中的神鸟, 它喜欢在梧桐树上, 以此说明梧桐树的独特之处, 是一种佳木。后来人们就用梧桐比如人, 称赞人的人品的高洁。比如, 唐人李伯鱼的《桐竹赠张燕公》:“凤栖桐不愧, 凤食竹何惭。”这里就用梧桐修竹喻人, 称赞唐一代贤相张悦。又如:“垂緌饮清露, 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 非是藉秋风。” (虞世南《咏蝉》) 在这首诗歌中也是借助梧桐象征人品的高洁。古人用梧桐象征人品的高洁的文学作品很多, 梧桐在古典文学作品中之所以能够被用来象征人品的高洁, 与梧桐外在的气质有一定的联系, 梧桐伟岸, 挺拔, 给人一种刚直不阿之美, 用来象征人品的高洁可谓贴切之至。

二、梧桐象征希望

梧桐在古典文学作品中可以象征希望。古人有栽下梧桐树, 引来金凤凰的说法, 这里梧桐就寄予了古人对美好的生活愿望。自古以来, 凤凰都被人们称之为百鸟之王, 是一种神鸟吉祥之鸟, 凤凰是真、善、美的化身, 梧桐作为凤凰的唯一栖身之地, 被平添了无尽的魅力, 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 就是说梧桐树是一种祥瑞之树, 种植梧桐树可以为自己带来好运, 带来希望。这里梧桐就象征了希望。在中国的, 人们都有种植梧桐树的习惯, 房前屋后, 都喜欢种植梧桐, 也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我国唐代大诗人李白有诗云:“宁知凤凰意, 寄托梧桐前”也是借助梧桐表现希望, 梧桐这个意象, 这种树种深受古人喜爱, 也与它蕴含希望有着密切联系。

三、梧桐比喻爱情

爱情是千百年来文人墨客笔下永不退却的主体, 在古典文学作品和现代文学作品中歌唱爱情的比比皆是。古典文学作品中的爱情更为含蓄, 不像现代人这么直白, 多用各种意象表达自己的情感, 有着独特的意蕴。在古典文学作品中文人表达情感尤其是爱情都相当的含蓄委婉, 常见的表达爱情的意象有鸳鸯、鹧鸪、画眉、燕子、凤凰、红豆、比翼鸟、连理枝和梧桐等。但这些客观物象进入到文人的眼中, 文人在灵感的作用下对这些物象进行加工, 使之能够传达自己的爱情, 这时的物象也就成为文学作品中的意象, 具有了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在古文学中用梧桐表达爱情的作品很多, 文人常用青干绿叶、枝干扶疏的梧桐来象征伉俪好合, 象征爱情的甜蜜。相传梧桐雌雄异株, 梧为雄, 桐为雌。这种特性被文人利用, 比喻爱人之间同声同老, 同生同死。在我国民间就常用梧桐暗示男女之间海枯石烂的爱情。梧桐被赋予了更深层的含义。在古乐府诗《孔雀东南飞》就有这样的诗句“两家求合葬, 合葬华山旁。东西植松柏, 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 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 自名为鸳鸯。”诗人在这里借助梧桐, 借助梧桐枝繁叶茂, 相互交通的外在形象, 来寄托对爱情的祝福, 象征男女主人公至死不渝的爱情, 在这种凄美的文学叙述中, 梧桐意象鲜活地呈现出一种爱情的凄美与甜蜜。

四、梧桐象征凄凉悲伤的离愁之苦。

在古典文学中, 梧桐更多的象征的是凄凉悲伤的离愁之苦。世间情感就是这样:有万家灯火的美满团圆, 亦有凄清惨淡的离愁别绪。而离愁别绪, 更能打动人们的心理。在古代, 我们人们对生活很苦, 造成百姓生活艰难困苦的原因很多, 自然灾害, 战争, 疾病时刻威胁着人们, 乐少悲多。而古人多借助梧桐这个意象表达自己内心的悲苦, 象征离愁别绪。这种悲情有离别之愁, 离乡之愁在古文化中很常见, 比如, 李白《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去国行客远, 还山秋梦长。梧桐落进井, 一叶飞银河。”就借助梧桐抒发自己的离愁, 又如李煜《采桑子·辘轳金井梧桐晚》:“辘轳金井梧桐晚, 几树惊秋。”张先《虞美人》:“亭亭残照上梧桐, 一时弹泪与东风, 恨重重。”柳永《戚氏·晚秋天》:“槛拘萧疏, 井梧零乱, 惹残烟。”等等, 梧桐都被诗人用来抒发各种悲愁。具体而言, 这种离愁别绪主要表现以下两方面:

1、孤寂之愁

这种孤寂之愁在宫廷诗歌中很常见。古代帝王为了满足个人的享乐, 把无数的情仇少女囚禁在皇宫, 多少少女的幸福被扼杀, 繁华的宫廷生活留给她们的惟有幽怨和寂寞。在王昌龄〈〈长信宫词〉〉就有这样的记载:“金井梧桐秋叶黄, 珠帘不卷夜来霜。熏笼玉枕无颜色, 卧听南宫清漏长。”这首闺怨诗写的是被帝王遗忘的少女, 寂寞无聊的宫廷生活。这种情感就是借助梧桐表现的, 文认为我们呈现了在桐叶飘落、寒霜侵帘的深宫里形影单只, 卧听宫漏的寂寞情景。少女无边的孤寂之愁借助意象得以传达。

2、思乡之愁

古代交通不便, 漂泊在外的游子很难与家人团圆, 不免常会抒发自己的思乡之愁。思乡之愁多借助月亮, 借助梧桐意象来表达。比如, 苏轼在《卜算子·缺月挂疏桐》一词中便用缺月疏桐构成了一副萧瑟凄清的秋夜图:借此景象表达词人无尽的思乡之愁。

总之, 梧桐意象内涵丰富, 在古典文学作品中很常见, 我们欣赏古典文学作品就要能够了解梧桐意象丰富的意蕴, 这样, 才能获得独特的审美体验。

摘要：意象是古典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古典文学都是借助意象传达情感的, 古代文学不能缺少, 尤其是古诗词, 更是由意象有规律的排列构成的。所谓的意象是融入作者主观感情的客观事物, 具有形象鲜明的特征。本文研究了我国古典文学中的梧桐意象, 梧桐在古典文化中经常出现, 了解这种意象特征, 对学习古典文化意义重大。

关键词：古典文学,梧桐,意象

参考文献

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成就篇8

天文学和数学、农学、医学被公认为中国古代最发达的四门自然科学。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很多成就不仅在当时处在世界前列，即使在现代，许多观测数据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意义，有些数据更是我国所独有。相比中国古代天文学，西方天文学在16世纪以前发展较缓慢，只是在近几百年随着其他自然科学的发展才取得突破性进展。

中国古代天文学早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开始有所萌芽，在中国出土的彩陶中，有不少上面已经绘有太阳和月亮的图案，代表了古人原始的天文学观念。中国进入奴隶社会以后，在夏商周三代，天文学更是有了飞跃式的发展。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关于商代天文观测的记录。根据当地出土的甲骨，我们知道商代将一年分为十二个月，闰年十三个月。同时甲骨上已经有了关于日食、月食和星辰的记载，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有文字可考的天文学资料了。商代的历法被称为阴阳历，是迄今为止已知的较为完整的一部最早的历法。同时，商代用干支记日，数字记月，每一个月又被分为三旬。由此可知，早在商代，我国已经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天文历法系统。战国秦汉时期百家争鸣，也是我国天文学取得巨大进展的一个辉煌时期。战国时编著的《甘石星经》，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西汉时期，出现了许多新的天文观测的仪器，并在天文学理论方面提出了“浑天说”。隋唐时期，我国进行了世界上最早的子午线长度实测。宋元时期我国创制了《授时历》，并制作了简仪等新的天文观测仪器。明清时期我国天文学处于衰落阶段，西方天文学兴起，这一时期主要是翻译国外天文学著作。

在我国古代天文学研究中，星象观测一直是一项重要内容。中国古代的正史中有专门记载天文资料的部分叫做天文志，其中就包括星象观测的方法、观测的仪器和星象观测的记录。在星象观测中，天文仪器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的天文仪器种类繁多，各个功用也不相同，主要有用来计时的工具、用来观测星象的工具、用来制定历法等几种，具有代表性的有圭表、浑仪和简仪等。

除此以外，古代中国人还设计了地平经纬仪，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等许多仪器进行天文观测。在我国天文学发展的历程中，天文仪器的不断革新，极大地推动了天文观测的发展，也为我国天文学历法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我国古代天文历法起源得非常早，从最早的成文历法《四分历》开始，后又经多次历法改革，其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据统计，我国从古至今使用过的历法有一百多种，不管有多少种历法，都可以分别归到阴历、阳历、阴阳合历三大系统当中。阳历是以地球绕太阳公转的周期为计算基础的；阴历则以月亮绕地球的公转周期为计算的基础；阴阳合历是调和太阳、地球、月亮的运转周期制定的历法。其中，《太初历》是中国有完整资料的第一部传世历法，与《四分历》相比，其进步之处主要表现在以正月为岁首，将我国独创的二十四节气分配于十二个月中，并以没有中气的月份为闰月，从而使月份与季节配合得更合理；同时行星的会合周期测得也较准确。到东汉末年，刘洪制定了《乾象历》，第一次将月球运行有快慢变化引入历法。在天文历法方面，有三位科学家做出过非常杰出的贡献，他们是祖冲之、僧一行、郭守敬，他们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历法的改革和发展。

在祖冲之以前，人们使用的历法是天文学家何承天编制的《元嘉历》。祖冲之通过自己多年的观测，发现了《元嘉历》中存在的许多错误，并编制了新的《大明历》。在新历法中，他首次将岁差引进到历法中，区分出了回归年和恒星年，并且通过多年的观测，得出了木星每84年超辰一次的结论。僧一行修订的《大衍历》是一部具有创新精神的历法，它继承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优点和长处，对不足之处和缺点作了修正，因此，取得了巨大成就。它比较正确地掌握了太阳在黄道上运动的速度和变化规律。此外，僧一行还组织在全国13个点的天文测量，并在观测的数据中得到了北极高度相差一度，南北距离就相差351里80步(约合131.3千米)的结论，这个数据在当时世界上是非常领先的。郭守敬的主要贡献也是在历法编著方面，他编著了中国一部很精良的历法《授时历》，为了编撰这部历法，他分析研究了以前的几十部立法，并设计和建造了许多新的天文仪器。

在天文理论方面，我国古代人民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特别是在两汉时期，人们对宇宙的认识不断深化，提出了“浑天说”，认为“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子中黄，孤居于内”。进而又有人提出了“宣夜说”，认为天没有固定的边际，无边无际，模糊地提出了宇宙的无限性。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学卷中，曾为“宣夜说”专设一节，盛赞这种宇宙模型，认为这种宇宙观非常进步，与同时期的希腊任何学说相比都毫不逊色。虽然如此，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宣夜说”并不是一种正确的宇宙模型，而且对古代中国产生的作用也远没有“浑天说”大。在我国古籍《周髀算经》中，古代中国人还建立了“盖天说”的宇宙模型。这种模型提出了大地与天相距80,000里；大地中央有高大的柱形物；日月星辰在天上环绕北极作平面圆周运动等9个观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宇宙模型与古代印度的宇宙模型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在中国古代，人们为了弄清楚人与宇宙的关系，还提出了各种假说，每种假说都不乏支持者。从公元前100年开始直到唐代，人们为了探究宇宙奥秘，围绕这些假说进行了持续的争论，其中有不少我们所熟悉的古代科学家为自己支持的观点著书立说。同时，人们还探讨了日食，月食，太阳和地球的距离等很多问题。如我们熟知的“两小儿辩日”的故事，其中就表达了古代人对太阳与地球关系的思考。由于“浑天说”不能很好地解释月食的现象，所以历代很多天文学家都去努力思考，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并提出了许多猜想，其中以张衡在《灵宪》和朱熹在《朱子全书》中的猜想最具代表性。

在中国古代，天文学与星象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并以天人感应为哲学基础，形成了中国古代很具特色的占星学。占星学在古代的主要功能是昭示天命及其变化，为当权者的统治提供理论基础。天命如果有所改变，就会通过天象昭示天下。所以古代帝王非常重视天象的变化，尧帝“历象日月，敬授人时”(《尚书·尧典》)，舜帝“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尚书·舜典》)都被作为重大事件记录在册。

中国古代天文学不仅在当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如在20世纪四十年代初，金牛座蟹状星云被天体物理学家认出是公元1054年超新星爆发的痕迹，而在我国古籍中已经找到了关于这次爆发详细的记载。我国古代文献中保留了大量世界独有的天文记录，但是在20世纪以前，对我国古代天文学资料的研究并不充分。

对于中国古代天文资料的研究，早期主要由一批海外归来的学者进行，他们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创办了许多介绍中外天文学的期刊，使中国天文学资料的研究逐步专业化，并形成了天文史学这一新的研究学科。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天文史学的研究终于走上正轨，出现了一批国际知名的天文史学家，他们著书立说，考证许多中国古人杰出的天文学贡献，所以我们现在才可以看到我国古代如此辉煌的天文学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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