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概况

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概况（共8篇）

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概况 篇1

中国古代诗歌发展概况

我国是诗歌的国度，诗歌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中，产生过无数杰出的诗人，创造出难以计数的优美诗篇。从诗经、楚辞到乐府民歌，从魏晋诗歌到唐诗、宋词、元曲，它们一脉相承，而又风格迥异，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璀璨明珠。欣赏这些诗篇对我们陶冶性情，提高审美品位，具有积极的作用。那什么是诗歌呢？我们一般认为，诗歌是文学作品的一大样式，是饱含着强烈感情和丰富想象，运用比兴、隐喻、象征、拟人、反复、重叠等表现手法，更集中概括地表现诗人情思，语言生动凝练，富于节奏和韵律的文学作品。

中国诗歌发展历史漫长，几千年中不同时期形成不同的面貌，我们大致把中国诗歌发展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一、先秦时期

这是中国诗歌产生和发展时期。据不完全统计，先秦诗歌从原始歌谣到诗经、楚辞，大约有三千以上，但现存只有五百余首。

1、上古歌谣

古歌是最早的文学样式，产生在生产力极低、没有文字记录的原始时代，是先民们的集体口头创造。它起源于劳动，是为了协调劳动节奏，减轻劳动疲劳，激发劳动热情而喊出的劳动号子，后来随着先民思维能力、语言能力、发音器官的发展，这种由节奏的呼喊逐渐变成有意义的语言，这样，富有韵调和节奏感的诗歌便产生了。

据记载，最早的上古歌谣大约产生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如《弹歌》 “断竹，续竹，飞土，逐肉。”

这是一首古老的猎歌。前两句是说先民砍断竹子，再把竹子绑在一起做成弓箭；后两句是指将土块用弓箭弹出击中猎物。它反映了我国渔猎时代先民的劳动生活，再现了它们制造工具和射猎的过程，描绘并歌颂了劳动和劳动者，洋溢着先民学会制造工具以及获得成功的自豪和喜悦之情。

歌谣又经过传说的黄帝时代、尧舜禹时代以及夏商时代，进一步得到发展，作品数量多了，艺术水平也提高了。

2、《诗经》的产生 周代，不但涌现了大量的歌谣，还产生编定了诗歌的集大成者——《诗经》。它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大约500年间的305首诗歌精华，不仅时间长，内容大，范围广，而且艺术性高超，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典范，也是世界源头诗歌史的典范。

3、楚辞的产生

楚辞是中国诗歌史上另一个灿烂的高峰。它是在战国后期，由南方楚国（今两湖地区）的屈原创造的一种新诗体，句式长短不齐，以六言、七言为主，多用“兮”字。楚辞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从民间集体歌唱发展到诗人独立创作的更高阶段。

《诗经》和楚辞，是后世诗歌发展的两大源头，在文学史上并称“风骚”，共同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并驾齐驱、融会发展的优秀传统。

二、汉魏诗歌的发展

秦朝是我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但由于它统治时间短，而且在文化上实行焚书坑儒政策，钳制读书人的思想，所以其诗歌没有什么成就。

汉建立后，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经济恢复繁荣，学术文化发展，诗歌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主要表现为：

1、汉乐府民歌

“乐府”原指国家音乐机构，后代将乐府收集编辑的可以配乐演唱的歌辞也称为乐府。汉乐府民歌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多数是针对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件有感而发，通俗易懂，长于叙事，富有生活气息，句式以杂言、五言为主。代表作有《陌上桑》《孔雀东南飞》。《孔雀东南飞》是我国诗歌史上第一篇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的长篇叙事诗，被称为“长诗之圣”。

2、文人五言诗

在汉乐府的影响下，文人五言诗逐渐发展成熟。在东汉五言取代四言成为新的诗歌样式，东汉末年出现的《古诗十九首》代表了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如《青青河边草》、《明月和皎皎》等，这是有一组寒门文人创作的抒情短诗，多写游子思妇之情。

3、魏晋南北朝诗歌

这是我国是历史上有分裂走向统一的重要时期，也是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也是文学进入自觉的时代。当时南朝社会相对稳定，是诗坛的中心。这一时期诗歌的成就主要有，中国古代诗歌的几种基本样式基本形成，如：五言古体诗有新的发展，表现手段更加丰富多样。律体形成。起用明年健身岳等人提出“四体把病”说，产生了“永明体”，它是我国律诗的开端。到南北朝后期，五律大体成形，南北朝民歌中的五言短诗演变为五言绝句，七律七绝在此期间有了雏形。可以说，在中国古代诗歌集中基本样式的发展过程中，这是一关键期。

从诗歌流派上看，此时各种风格的诗歌很多，如：

（1）建安风骨：以“三曹”、王粲等“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为中心的文人，视作大多反映时代**和人民疾苦，抒写个人理想抱负，具有“慷慨以任气”“志深而笔长”的风格。

（2）山水诗兴起。东晋末年的陶渊明，南北朝的谢灵运、谢眺都善写山水诗。

（3）南北朝民歌成就较大，南朝民歌清丽婉转，北朝民歌质朴刚劲，如《木兰诗》。

四、唐朝诗歌的发展

隋朝诗歌成就不高，主要作家有卢思道、薛道衡等。唐朝是我国诗歌发展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分为初盛中晚四个阶段，留下近五万首诗歌，著名诗人五六十人。

（一）唐代诗歌的原因

1.唐代经济繁荣为诗歌的发展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2.统治者对诗歌的喜爱和提倡，为唐代诗歌的繁荣提供了广泛的群众的基础，促进了诗歌的繁荣。3.以诗取士的科举制度推动着文人对诗歌的研习，成为了唐代诗歌繁荣的直接原因。

（二）唐代诗歌的发展

1、“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滨王）和陈子昂，承汉魏风骨，扫颓靡诗风，扩大诗歌题材，为唐诗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2、盛唐是诗歌繁荣的顶峰。（1）出现了两位最伟大的诗人——李白、杜甫，他们被称为我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诗仙”李白诗歌风格雄奇飘逸，率真自然；“诗圣”杜甫诗歌风格沉郁顿挫，慷慨悲凉，其诗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代风貌，被誉为“诗史”。另外盛唐还有许多著名的诗人，如：

（2）山水田园诗人：王维、孟浩然等，描写自然山水，田园生活，风格清新自然。

（3）边塞诗人：高适、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王昌龄（出塞）、王之涣等，描写边塞风光，军旅生活，悲壮雄奇。

3.中唐：安史之乱后，进入中唐时期，经过短暂过渡，唐诗呈现出第二次繁荣，出现许多著名诗人。

（1）元白诗派：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大力发展新乐府，强调诗歌的社会功能，即教化作用，主张诗歌要反映现实生活，要通俗易懂。如白居易的《卖炭翁》。

（2）韩孟诗派：以韩愈、孟郊为代表，他们与元白诗派不同，崇尚险怪，用险字，用险韵。如韩愈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特点。另外，中唐具有艺术个性的诗人还有刘禹锡、柳宗元、贾岛等。4.晚唐：诗风趋于卑弱，感伤色彩较浓。成就较高的是“小李杜”，即李商隐、杜牧。李商隐擅长七律，如他的《无题》诗。

五、宋代诗词

（一）宋诗

宋诗歌成就不如唐朝，但自有特点，如宋诗曲折幽深，注重理性，长于思考；宋诗在题材上向日常生活倾斜，琐事细物成为诗料。比如苏轼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语言通俗平易，但富含哲理。

北宋诗坛影响最大的是“苏黄”，即苏轼、黄庭坚；南宋诗人的杰出代表是“中兴四大诗人”：陆游、尤褒、范成大、杨万里。

（二）宋词常识 1.词的别称

词又称“诗余”，属于诗歌范畴，起源于唐代，盛行于宋代，按谱填写，句式长短不一，也称长短句。词在初始阶段多表达儿女情长，风格缠绵哀婉，苏轼则开了豪放词的先河，一扫晚唐五代以来文人词的柔靡纤细的气息，创造出高远清新的意境和豪迈奔放的风格。

词又称曲子词、长短词、诗余，是配合燕乐乐曲而填写的歌诗。诗和词都属于韵文的范围，但诗只供吟咏，词则入乐而歌唱。

2.词牌名：每首词都有一个表示音乐性的词调（词牌）。一般说，词调并不是词的题目，仅只能把它当作词谱看待。到了宋代，有些词人为了表明词意，常在词调下面另加题目，或者还写上一段小序。

3.词的特点：

(1)词一般都分两段（叫做上下片或上下阕），不分段或分段较多的是极少数。

(2)一般词调的字数和句子的长短都是固定的，有一定的格式。(3)词的句式参差不齐，基本上是长短句。

(4)词中声韵的规定特别严格，用字要分平仄，每个词调的平仄都有所规定，各不相同。4.宋词流派

（1）柔婉派：柳永、晏几道、秦观、贺铸、周邦彦、姜燮、（2）豪放派：苏轼、辛弃疾、李清照等。

六 元代

诗文在元代处于低估时期。但元代出现了一种配合当时流行曲调清唱的抒情诗体——散曲。与传统诗词相比，散曲形式更自由，语言更活泼，具有浓厚的市民色彩。

代表作家有：关汉卿、马致远、张可久、乔吉等。

（七）明代

明代的诗歌成就不高。

明初兴起“台阁体”，主要为了歌功颂德，粉饰太平。

明中期，为反对“台阁体”，先后出现了“前七子”、“后七子”，他们提出复古运动，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之后又出现“公安派”“竟陵派”，反对复古的机械模仿，提倡抒写性灵。

（八）清代

诗歌成就也不大，主要诗人有：黄宗羲、顾炎武、王士祯、袁枚、龚自珍等。清末发生了“诗界革命”，出现了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新派诗人，革新了旧体诗的形式。

词在元明走向衰落，在清代又呈中兴气象。流派很多，有豪放的，清新的，现实的。著名词人如纳兰性德，风格似李煜，善作小令，长于白描，以情取胜。

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概况 篇2

关键词：传记文学,文学史,发展轨迹

一、传记文学的概念

叙事文学的一种, 它以文学的形象化手法记叙人物的事迹、品德及经历, 既属文学范畴, 但同时又是历史著作。 (《新编文史地辞典》) 。关于中国传记文学史, 可以分为这几个阶段, 先秦是传记文学的萌芽时期;两汉是传记学的辉煌时期;魏晋南北朝是各种体裁各种样式的史籍杂传、蜂出并见的时代;唐宋是各体传记文学的普遍发展时期;元明是旧式散传的继进与文学传记的新扬的时期;清代是文学传记的兴盛时期。从这些不同时期的传记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到传承演变历史, 还能作了全面的研究, 并且读者能清晰地看到古代传记文学的发展轨迹。

在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发展过程中, 班固的《汉书》, 范晔的《后汉书》, 陈寿的《三国志》, 欧阳修的《新唐书》、李延寿的《南史》、《北史》、沈约的《宋书》等优秀作品以及韩愈、柳宗元、苏轼、宋派、李开先、归有光等一大批优秀的著名作家在传记文学史上有较大的突破。

司马迁是一位杰出的史传作家其著作《史记》中包含“本纪”、“世家”、“列传”, 不仅仅都包含了传记文学作品, 而且一些历史人物传记给读者带来了强大的艺术魅力和熏陶。以人物描写为中心的“纪传体”是司马迁开创的, 并且成为了以后历代正史的标准文体。自《史记》后, 还出现了《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和《新五代史》等一大批传记的发展。《史记》中的许多纪传, 极富文学色彩, 是优秀的史传文学。从传记文学的角度研究司马迁及其《史记》, 有李少雍的著作《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

古代传记文学发展的历程上, 西汉和东汉是我国古代传记文学巅峰繁荣时期。从魏晋开始, 不同种类的传记作品如雨后春笋渐渐发展兴盛传承起来了。

二、古代传记文学的发展

1、先秦传记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出现了传记文学的萌芽。

《孟子》、《庄子》中也有人物事迹的记叙, 《左传》、《战国策》已出现传记雏形。

2、两汉史传的辉煌和魏晋南北朝杂传的兴起, 西汉司马迁的

《史记》和东汉班固的《汉书》人物传记标志着汉代史传的辉煌。

3、唐代史传、碑志的繁荣和宋代传记的演变, 而《陈书》、

《北齐书》、《晋书》、《梁书》等八部作品被称为唐初八史, 占了中国古代所谓正史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 其比例是相当大的, 可以推想在历史上的地位。

4、明代市民传记的兴起和清代传记的停滞, 明代一些著名的

散文家都写过不少颂扬节妇、烈女、孝子的传记作品, 李梦阳、李开先, 晚明公安派袁氏三兄弟, 以及张岱, 他们写出了一批包括商人在内的以市民阶层为传主的作品, 其内容和形式出现了世俗化倾向。清代出现了顾炎武的《书吴、潘二子事》, 黄宗羲《刘宗周传》, 桐城派作家方苞《左忠毅公逸事》。

三、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分类

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突出的特点概括起来有以下五种:第一是文字凝炼, 语言精美;第二是篇幅短小, 易于诵读;第三是有鲜明的人物性格和生动的故事情节;第四是有强烈的抒情色彩;第五是有明确的功利性。

根据传记文体的内容和形式的不同.可把它们分四类:分别为“史传”、“杂传”、“散传”和“专传”。

1、史传, “史传”最早出现于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

当初主要指纪传体正史中的人物传记, 它最初没有确定的书名, 有人称其“太史公书”、也有人称“太史公传”, 更有人称“太史公”。“史记”一开始是古代史书的通称, 从三国时期开始, 逐渐演变成“太史公书”的专称。在我国文学史上有“前四史”的说法, 它们就是《史记》与《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

2、杂传, 起于汉代, 兴于魏晋南朝杂传因作者率尔而作, 不在正史, 离史独立, 其传主形象反较真实。

它对传记作为一种文学样式独立地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例如, 刘向的《列女传》, 南朝梁代慧皎的《高僧传》, 是纪传体正史中列传的一小类, 还有史部起居注和杂传类。

3、散传, 古代传记文学创作的主要体裁, 以单篇流传, 或散见于各家文集中的个人传记, 特点是一人一传, 不单独成书。

关于这类传记, 自唐宋后历代文人都有大批的创作。明朝中期李开先的《亡妻张宜人散传》中最早出现“散传”二字, 单篇个人传记的名称因此流传下来。散传, 不仅有自序 (自传) 、行状、也有墓志铭等。归有光的《先妣事略》就是古代散传。

4、专传, 专传一词是梁启超在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最先提出的, 指一人一传, 单独成书的中篇以上单人传记。

专传作品目前有《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全书共十卷。唐慧立原本, 彦悰撰定。记载了玄奘西行前情况和西行十九年的经历, 以及回到长安后到逝世在佛学上所作的贡献。也有资料说是最早最详细的记录玄奘一生事迹的作品。

四、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

第一, 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和事件必须符合史实, 不允许虚构, 历史上或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是其描写对象。传记文学必须是真实的, 这是传记作者、传记学者和传记读者的基本共识。一方面, 要有历史的真实。另一方面, 体现在真实的广度和深度。

第二, 运用想象或夸张在局部细节和次要人物上, 然后作一定的艺术加工, 当然这种加工也必须符合生活的特定逻辑和人物性格。

第三, 它区别于普通的人物传, 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因为必须写出较鲜明的人物形象和生动的情节, 运用恰当的语言。

第四, 传记文学有的和小说接近, 一般采用散文的形式和手法。传记文学作家创作时, 不是被动的受传主材料的限制, 而是重在发挥主观能动性而渐进入传主的角色之中, 深入到传主的丰富复杂情感世界中去。传记文学是历史的科学性和文学的形象性的结合, 也是历史的真和文学的美的结合。《史记》体现了从传记文学的角度看, 即具有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性。

托马斯·卡莱尔说:“历史是无数传记的结晶。”诗人叶芝给了更高的评论:“一切知识皆传记”。由此可见, 传记文学在文学和历史上的非凡意义。梁启超提倡读传记, 曾表示:“读名人传记, 最能激发人志气, 且于应事接物之智慧增长不少, 古人所以贵读史者以此。”这是他在《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一文中谈到“二十四史”读法时提到的。传记文学是文学史上一种特殊的体裁, 是一种精神上和艺术的遗产, 记载了许许多多历史上优秀人物, 让后人知道他们的业绩, 向他们学习, 以便发扬他们的光荣精神。鲁迅曾称这些人为“中国的脊梁”。重重困难始终没有打倒他们, 因为他们有一股韧劲, 他们坚强不屈, 因此我们要抓住这些本质特征, 仔细研究传记给我们带来的益处。通过对传主身上所体现的热爱祖国, 追求真理、崇高气节、美好品德, 坚忍不拔等精神来发扬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参考文献

[1]郭双成.史记人物传记论稿[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5.

[2]韩兆琦.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略论[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1997 (4) .

[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182.

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概况 篇3

北宋发明了火箭、火球、火蒺藜等火器，是古代火药火器上的一次重大变革，有《武经总要》《宋史·兵记》《续资治通鉴长编》《金史》等书记载了火药的制作和使用方法及使用火药的战争，因此则有种观点称：“南宋为了抵御辽、西夏和金的进攻，出现火炮、火箭、火球、火蒺藜等火器，军事上广泛使用火药。”

但笔者在阅读了一些文献并参考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后，不赞同此观点，因火药火器在初期使用时因技术不成熟而产生了许多缺陷，所以没有被广泛使用，未能引起军事上的巨大变革，但在唐基础上有较大发展。

宋代广泛应用冷兵器御敌，而非火器，且用宋代出现的火器种类多这一事实仅能证明其创新性强、作战武器选择范围大，但不能证明其应用广。

宋建立后对城池和要塞的攻防战极度重视，见《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二）：

兵法曰：“守城之道，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故善守者，敌不知所攻，非独为城高池深、卒强粮足而已，必在乎智虑周密，计谋百变，或彼不来攻而我守，或彼不挑战而我击，或多方以谋彼师，或屡出以疲彼师，或彼求斗而我不出，或彼欲去而惧我袭。若此者，皆古人所以坐而役使敌国之道也。

守城需要隐蔽我军，远观敌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就需要射程远而命中率高的兵器，但“火箭”射程极短，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才勉强达到弓箭的射程，所以火器在守城上作用不大。

据《宋史》所载，太祖在灭南唐（开宝八年，975）及太宗在灭北汉（太平兴国四年，979）的重要军事行动中，未见火药武器之使用。而在太宗三次对契丹人用兵之记录中，亦未出现使用有炸伤力的火药武器的记载。因此推知，在太祖时期出现的火药武器，在太宗时可能尚未被重视。

南宋冷兵器依旧占据半壁江山，其中步兵兵器达到成熟阶段，"十八般兵器"已基本全部出现，且趋于定型。这些兵器在《武经总要》中几乎都有记录，主要包括远射兵器、格斗兵器、防护装具3类。远射兵器一般还是弓、弩。“三弓床弩，前二弓，后一弓，世亦名八牛弩。张时，凡百许人，法皆如双弓弩，箭用木铁羽，世谓之一枪三剑箭。其次者用五七十人，箭则或铁或翎为羽。次三弓并利攻城，故人谓其箭为踏橛箭者，以其射著城上，人可踏而登之也。又有系铁斗于弦上，斗中著常箭数十只，凡一发可中数十人，世谓之斗子箭，亦云寒鸦箭，言矢之纷散如鸦飞也。”

当时南宋统治者不仅在京师设有弓弩院，而且在各地设有军器作坊，集中能工巧匠大量制造性能优良的弓弩，如床弩就发明于宋。据《宋史》兵志记载：

“弓弩院岁造角把弓等凡一千六百五十余万张，诸州岁造黄桦、黑漆弩等凡六百二十余万。”

南宋的城防工事中建有特有的弩台，高与城齐，上建有棚，突出城墙平面之外，每个弩台容弓弩手24人，将1人。不但可以射击正面之敌，而且还可以侧射在城墙平面火力死角内的敌人，大大提高了防御能力。例如1004年的宋辽澶渊之战中，宋军用床弩伏击射死了辽军主将萧达零，最终导致宋辽之间达成和议。

明中期以后，由于火器制造技术的发展和鸟铳等先进火器的传入，将弩完全排挤出了战争舞台，但是由于当时火器射击速度过慢，所以并不能完全替代弓箭。

又有人认为“火炮”与现代爆炸性强的加农炮类似，但南宋此”砲“非彼”炮“，宋时“火炮”非火药制成的火器，而是投石器。

后期虽在石头旁加入了火药，但火药只起配合作用，且初期仅起燃烧而不起爆炸作用，炮弹其实还是一个“铁疙瘩”，不会爆炸，只不过使石头的温度变高，所以加不加火药对投石机的威力影响较小，石头仍占主要地位。因此，由火炮的使用推断出火药广泛应用的说法不妥。

这种”火投石“，在北宋末年的城防中已被广泛应用，并积累了不少经验。

凡一炮，百人拽，一人定放，放八十步外，石重二十五斤。亦放火球、火鸡、火枪、撒星石，放及六十步外。二炮守则于团敌马面及瓮城内，一人拽，一人定放。放五十步外，石重二斤。守则设于城内四面，以击城外寇。

南宋初年陈规所著《守城录》中很重视这种重型远射兵器的使用，攻城的一方如果"得用炮之术"，就可以很快攻破敌城;而守城的一方如果能很好地掌握和运用大炮，也能够稳固地守住城。“凡守之道，敌来逼城，静默而待，无辄出拒，候其矢石可及，则以术破之。若遇主将自临，度其便利，以强弩丛射，飞石并击，毙之，则军声阻丧，其势必遁。”

陈旭麓说：“每一代人都是在主观、客观的双重限制下观察和体验世界、因此，一代人有一代人看法，一代人有一代人做法。”“火藥在宋朝广泛使用”这一说法没有回到宋代历史背景下看问题，没有结合当时的科技水平而草率地得出结论。

南宋的火药制作工序繁杂，用料不好，安全性差;火炮铜铸，造价昂贵，发射频率低（三分钟一发）。

《武经总要》中记载制造火药和应用火炮的方法：

火药法：晋州硫黄十四两，窝黄即倭黄七两，焰硝二斤半，麻茹一两，干漆一两，砒黄一两，定粉一两，竹茹一两，黄丹一两，黄蜡即蜂蜡半两，豆油一分，桐油半两，松脂十四两，浓油疑为石油一分，又以松脂、沥青熬为膏入前合匀，以纸五重裹之，麻缚定，更熔松脂傅之，以炮投发。

毒药烟球法：用硫黄十五两，草乌头五两，硝一斤十四两，巴豆五两，狼毒五两，桐油二两半，小油二两半，炭末五两，沥青二两半，砒霜二两，黄蜡一两，竹茹一两一分，麻茹一两一分，捣合为球以绳贯之长丈二，重半斤，更以故纸十二两半，麻皮十两，沥青二两半，黄蜡二两半，黄丹一两一分，炭末半斤。

右放猛火油，以熟铜为柜，下施四足，上列四卷筒，卷筒上横施一巨筒，皆与柜中相通。横筒首尾大，细尾开小窍，大如黍粒，首为圆口，径寸半。柜傍开一窍，卷筒为口，口有盖，为注油处。横筒内有拶丝杖，杖首缠散麻，厚寸半，前后贯二铜束约定。尾有横拐，拐前贯圆。入则用闲筒口，放时以杓自沙罗中挹油注柜窍中，及三斤许，筒首施火楼注火药于中，使然（发火用烙锥）;入拶丝，放于横筒，令人自后抽杖，以力蹙之，油自火楼中出，皆成烈焰。其挹注有碗，有杓;贮油有沙罗;发火有锥;贮火有罐。有钩锥、通锥，以开通筒之壅;有铃以夹火;有烙铁以补漏（通柜筒有罅漏，以蜡油青补之。凡十二物，除锥铃烙铁汁，悉以铜为之）。一法：为一大卷筒，中央贯铜胡卢，下施双足，内有小筒相通（亦皆以筒为之），亦施拶丝杖，其放法准上。凡敌来攻城，在大壕内及傅城上颇众，势不能过，则先用藁为火牛缒城下，于踏空版内放猛火油，中人皆糜烂，水不能灭。若水战，则可烧浮桥、战舰，于上流放之。

刘旭先生《中国火药火器史》一书中也提到：“火炮火毬中硝含48.66%，硫含量11.03%，碳不知多少，松脂和竹茹或含些; 毒烟球，硝38.61%，硫19.31%，碳6.44%。几方中含硝低，多杂质，较原始，难以爆燃，低速率，只能高温燃烧。试验中制一墨褐色胶泥，晒干研末用炭火和皮纸火皆难引燃，按武经总要以火锥点之，着火透出光焰，愈猛烈，似烟花般，高温达1300度，热浪灼人，49秒内燃尽，残留粉末太多，浓烟呈灰褐色。且中国铁矿、铜矿的产量虽高，但品质较差，炼出的铁硫磷杂质太多，铁脆则火器极易炸膛，安全性差。明火难引燃在于松脂低熔点而化吸走周围热量，引火物降温，火锥高温瞬间便可引燃，浓烟味刺鼻含大量硫化氢，毒性大于燃烧威力，作用于人之皮肤，上呼吸道，五官，令人窒息，皮肤过敏溃烂。”毒熏鼻则鼻口血出，而死。

《宋史》中有载，当时的大炮部分铜铸，重量大，扛着基本无法行军，一般是到了打仗地点才开始组装、填药，这就大大降低了作战效率。因科技水平限制，”性价比“较弓弩低不少，故广泛应用对作战收益不大。

火炮的危险系数也很高，若操作不好，加之风向原因，可能会烧到自己，让城内起火，”偷鸡不成蚀把米“。从南宋法律中看出，火对城内自己人有巨大的杀伤力及人为操作的不稳定性：凡城中日给百用至于水浆，皆有限量，令民灶为天井，高突防火，仍预下令：凡失火者斩！或城内有火发，只令本防官吏领丁徒赴救，仍急报主将，主将遣左右亲信人促往。凡城中失火，及非常警动，主将命击鼓五通。城上下吏卒，闻鼓不得辄离职掌;民不得奔走街巷。

又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公元975年，宋军进攻金陵南唐主李煜，南唐神卫军都虞侯朱令赟用猛火油纵火攻宋军，由于风向改变，火焰反燃而导致本方军队大败。

所以，在火药、火器刚刚出现时，产品不成熟，于安全性和实用性来讲都暴露出诸多问题，作战选择火器收效小，广泛应用得不偿失。且种类多并不代表数量多、参战次数多、应用广，故笔者认为”南宋军事上广泛使用火器“这一说法不严谨。

古代爱情诗词发展概况 篇4

爱情是全人类生活中共同的永恒的主题，就时间而言，不分古今；就空间而言，不分南北。所以自古以来，爱情一直是诗人词人们歌颂和赞美的主要对象。爱情以其纯洁和神圣让诗人词人着迷，让世俗之人为之痴狂乃至献身，所以描述爱情的诗歌词作品往往是最能感动人又最能反映出崇高美好的人性的。

自有人类文明以来就有了爱情，按一般的提法，爱情是在传宗接代的本能基础上产生于男女之间、使人能获得特别强烈的肉体和精神享受的这种综合的（既是生物的，又是社会的）互相倾慕和交往之情。这就是说，爱情意识是与人俱来的，它既源于人的生命本能，又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高级精神活动，它是人的天性和本能。事实上，它是人类精神活动中一种最强烈最深沉的冲动，是人的心理生活的最精细最脆弱的产品。它既给人们带来明朗的欢乐，又给他们造成深刻的痛苦。至今人类仍然在不断地探索爱情的奥秘，科学家从生物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乃至于美学等方面对爱情进行研究。艺术家则在艺术创作中不厌其烦地去表现爱情的种种欢乐和痛苦。究其原因，正如美学家苏珊·朗格所说：感情是艺术的生命。因此，爱情成为一切文学艺术的永恒主题便是必然的了。

古往今来，美好的“爱”和“情”从来就不是虚幻的，对每一个社会人而言，都是真实的刻骨铭心的存在。从总体上说，人情、事情、物情，构成了世情，而每个人都处在这世情这张网中，所以“情”并不虚幻，是人生重要的组成部分和真正的内容，也是人之为人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本。罗素说：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渴求，以及对人生苦难通彻肺腑的怜悯，是三种单纯而又极其强烈的激情。这里的单纯，指的是自然而然，发乎情就不需要止乎礼仪，不关乎礼法和道德。这里的激情，指的是让当事人双方心灵产生的那份的闪电般的悸动，用我们的成语说就是：一见钟情或者一见倾心。

那么，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爱情”呢？异性的吸引以及彼此在生理上的欲望和追求，这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情欲。同时不可否认的是：情欲是爱情产生的生理基础，但它并不等同于爱情。真正的爱情是把性的欲求、繁衍后代本能的巨大力量以及低级感情的疯狂审美化的产物，也就是说，是对异性生理的追求使人在自己的感情对象中看到了美，人对这种美的审视驾驭着自己内心的原始冲动，它使得人感受到一种深刻的精神上的愉悦，这种愉悦的魅力是如此之大，以致使他忘却了那份原始的冲动。这种从物质的欲念到精神的享受的升华，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爱情，表现这样的感情和感受的作品也才是具有审美价值的爱情诗词。所以这里首先应该区分的是，爱情类诗词首先不是描写情欲的色情作品，其次也不是描写朝三暮

四、水性杨花的艳情作品，更不是古代专门描写女性容貌、服饰、姿态的宫体诗词，而是超越这三者之上的表现出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的诗词作品。

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的艺术创作，我认为诗词所要表现的正是这种真正意义上的爱情。一方面，爱情追求艺术，追求感受的戏剧性和灵与肉的交融；而另一方面，艺术本身自古至今一直在反映爱情，凝聚着爱的生命力和美，艺术地再现和提高着男女之间的两性关系。换句话说，真正的艺术作品表现的不是两性的单纯的性关系（单纯探讨和描述两性关系是科学著作的任务）而是两性关系的审美化：男人在女人身上看到了外在的美丽和内在的美德，女人在男人身上寻到了外在的力量和内在的安全感和归宿感，他们之间彼此互补，彼此欣赏并快乐着对方的快乐，痛苦着对方的痛苦，分享着人生的酸甜苦辣。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把人的生物繁衍本能同最纯洁的精神冲动结合起来，使爱情变得高尚崇高和神圣，因而它也才具有了审美的价值。

纵观中国古代的爱情诗歌史，我们大致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中国古代爱情诗歌，在不同的时代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和特点，所取得的成就也参差不齐。在宋代以前，出现过比较集中的三次创作高潮，即：先秦的《诗经》《楚辞》时期，这一时期的爱情，以《诗经》中的《郑风》和《卫风》最为突出，其特点是清纯和大胆，直率和坦诚；汉末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的爱情以“钟情”为特征，即那个时期的士人们宣称的：“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这也构成了“魏晋风度”的一个重要内容；中晚唐及五代时期，这是从唐诗到宋词的过渡期，这一时期的爱情以深情绵邈，委婉细腻为特征；从五代开始，诗词分工，到了宋代，“词为艳科”的大局已定，就爱情词的创作而言，那更多的已经不是写爱情，而是写艳情了。

到了元明清时代，出现了新型的、更适合市民阶层口味的文学样式——戏曲和小说，它们崛起并且逐渐繁盛，传统的诗词体裁则相形见小。爱情在戏曲小说中大放异彩，而在诗歌当中，除了元代散曲以它浅俗露骨的语言放肆地表现市俗化的爱情心理因而别有一番风味以外，元明清正统的的诗词中对爱情的描写则始终未脱前人，未能表现出自己的独特面目，唯一可以欣慰的是明代冯梦龙收集的江南民歌《山歌》和《桂枝儿》，用通俗文学的方式在表情方面比较突出，所以被后人称之为“明代一绝”。

《诗经》是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其《国风》中的第一篇就是爱情诗，这充分说明古人重视爱情的程度。《国风》中的爱情诗篇所涉及的内容已经十分广泛，所运用的赋比兴手法也已十分娴熟。这些对后代诗歌都有着巨大的影响。从内容看，诸如游子思妇相思，青年男女热恋，婚姻破裂，妇女被弃等，都有真实精彩的描写，活跃在诗中的男女各色人物的形象也极为鲜活而生动。《关雎》可以说是《诗经》爱情诗歌的代表。

《诗经》里爱情诗歌的价值不但表现在文学上，而且表现在美学上。浅层次的先看下面的作品：《摽有梅》

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摽有梅，顷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召南·摽有梅》）

这首诗在《诗经》当中并不引人注目，它只是以朴素的语言表现出一位已到婚配年龄（“迨其吉兮”）而尚无配偶的女子对配偶（确切地说是“异性”）的那种强烈的“饥渴”感。在暮春时节，梅子黄熟，纷纷坠落。一位姑娘见此情景，敏锐地感到时光无情，抛人而去，而自己青春流逝，却嫁娶无期，便不禁以梅子兴比，情意急迫地唱出了这首怜惜青春、渴求爱情的诗歌。本诗描写未嫁的女子感叹青春逝去，渴望有男子及时来求婚。诗以落梅比喻青春消逝，尤以落梅的多少暗喻时光变换，层层递进表达出内心强烈的感情。这里显然只表现了对异性的“本能的渴求，”这种渴求是实实在在的，也是真诚的；但它缺少一种“美”，一种精神的美，也就是说，它并没有表现出真正意义上的爱情。

表现真正意义上的爱情作品，其实就是《诗经》的首篇《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关关唯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这”，开头的这四句诗的意义就非同凡响，它第一次在我国诗歌中描写了“真正意义上”的爱情。从比翼双飞的乌儿很自然地联想到了人间的男女婚配，这显然源于人的生命本能的天性——因此它只是生理性的联想，在这里还无爱情可言。但“窈窕淑女”这一句不仅是对女性体态风度的赞叹和爱慕，还是对女子内在美德的赞美，更是男子对女子从外在到内在“审美”的结果。原始的情欲的冲动升华为物质精神合一的爱情活动。这首诗讴歌了爱情的美，艺术地再现和提高了男女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之具有了审美价值。

《关睢》相当艺术又极为简单地概括了人类文明中最重要的精神活动：爱情活动的本质内容及其更高层次的精神的美，它也因此而成为“真正”的艺术作品。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的第一篇的第一章，那短短四句话却有着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历经几千年而不衰的原因了。其实，《诗经》的第一首诗就是我们的老祖宗教导后人如何认识和体会真正的美好爱情的。

以《关睢》作为先导，《诗经》时代的民间歌手们从各个方面（男女相恋、夫妇相思、婚姻破裂、妇女遭弃）描写了爱情的种种欢乐苦恼，表达了他们对爱情的切身体验，从而结晶出了一篇篇动人的作品。这是真正的诗歌，它不但让我们了解了先民们丰富的爱情婚姻生活，而且还显示出在爱情活动中人的审美心理的形成和演进的过程。它的文学价值和美学价值都是空前的开拓性的。

《关雎》之后，在《诗经》里大范围表现真正爱情的诗歌，我看其实就是一直被视为“淫声”的《郑风》和《卫风》，因为一直被儒生们看做是不合礼法，所以往往被后人所忽视。如果考察春秋时期的民俗与爱情，我们就可以惊异地发现，这才是充满着天籁之音的最纯美的情歌，特别是《郑风》，那是在相对开明的政治背景下，私人生活空间扩大，爱情自由，家庭生活美满的素朴表现。仔细考察就会发现，抒情主人公一般都是女性，说明那时候的女性在爱情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情感的表白自由而率真，语言质朴，粗俗直白。如《溱洧》是写上巳日青年男女在水边欢快戏谑的场景；《将仲子》是女子对前来幽会的情郎的真心劝告；《遵大路》是女子与情人的话别；《鸡鸣》是写家庭的日常生活场景；《山有扶苏》是女子对情郎的诮骂；《风雨》是女子在风雨凄凄、风雨如晦、风雨潇潇的困境中突然见到心上人的狂喜；《野有蔓草》写的是邂逅相遇的美好；《蹇裳》是女子对男子的责骂：“子不思我，岂无他人？”特别表现了女子的直率和真诚，你不爱我，就没有其他人？傻小子你可真傻。

综上所述，可以说《关唯》等作品集中体现了《诗经》中爱情诗所取得的成就。就内容而言，男女热恋，夫妇相思，妇女被弃，完全已涵盖了全部爱情诗的题材。诗中所运用的赋比兴手法和诗歌情景交融的意境构成方式则哺育了后继的中国诗人，对形成中国诗歌兴寄遥深、含蓄蕴藉的特有风貌起了重大作用。而《郑风》和《卫风》则真实地记录了我们的先民自由、粗狂、自然、真诚的那份爱情，野性的习俗和自由的婚恋既保障着爱的天然，也蕴含着原始的生命激情和创造精神，其实这些作品该是古代爱情诗里难得的珍贵的遗产。以屈原作品为代表的“骚体诗”的出现标志着诗歌从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唱的转变。平心而论，“楚辞”中的爱情诗歌在内容和风格上远不及《诗经》广泛而多样，但与《诗经》活泼而生动的风情相比，它却显得更为优美而细腻。屈原的爱情诗歌，由于多是神人合一恋情，其环境则是颇具地方特色的楚地的瑰丽神奇的山川云岭，其意境便显得更为迷离倘恍摇荡神秘。加之极为华美绚丽的语言，就使这些诗歌的浪漫主义色彩十分明显。屈原的出现，不但开辟了一个新的诗歌时代，而且创造出一种新的诗歌的美：那就是人神之间、天上人间的恋情。其特点是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看似近在眼前，实际却是远在天边。如果说《诗经》的爱情是地上的，那么《楚辞》里的爱情则更多的是天上的。如果说《诗经》以它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质朴淳厚的情感表现出一种朴素的美的话，那么骚体诗则以它的神奇色彩和流动变幻幻想的诗境表现出绮靡缠绵的美。它们对中国以后的诗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楚辞》之后诗坛又一片沉寂，爱情的歌唱也消声匿迹近四百年。

到了汉未，在社会**礼崩乐坏的背景下，出于种种机缘，爱情诗歌的创作出现了“中兴”局面，从而出现了从汉未到南北朝爱情诗歌创作的第二次高潮。首先是民间创作如《上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首诗歌可以看做是汉末一个女子对爱情的呐喊和呼叫。在汉魏六朝乐府诗中，表现爱情婚姻的作品居多数，其中南朝乐府民歌几乎是清一色的爱情歌曲，典型的就是《子夜歌》、《子夜四时歌》，这些诗歌既继承了《诗经》的传统，又具有自己独特的风貌。其次是文人作品：汉未文人古诗，建安诗人，两晋诗人，南朝诗人都染指爱情诗作，而且大都受到民歌的影响。无论是民歌还是文人诗作，都表现出以下特点：首先是爱情诗所描写的内容和情感，从汉未到南朝呈现出由复杂到单纯的走向。《孔雀东南飞》和《西洲曲》最能说明这一点。前者写一个婚姻爱情悲剧，注重叙事，注重故事过程的叙写，它所描绘的尖锐的矛盾冲突、错综的人际关系和复杂的人物心理都是前所未有的。后者不重叙事，却极为注意音韵的和谐、语言的美艳和比兴手法修辞手段的运用，但内容却只集中到抒情——抒发女子的苦苦相思上来，情感的深刻和内容的单纯都是显而易见的。

与上述特点相伴相生的，便是从汉末到南朝的爱情诗越来越注重比兴手法的运用而不大喜欢“直陈其事”了，他们特别注意景物描写、环境描写和人物（尤其是女性）体态服饰的刻划，使用谐音、双关、暗示、象征的手法，这既与当时社会风气日渐侈靡、审美趣味日渐细腻有关，也与南方的地域文化有关。这种内容和艺术手法上的改变最终导致了这个时代爱情诗风格的变化。“诗缘情而绮靡”，陆机的概括极为正确。他们好用色泽浓艳的语言津津有味地去倾诉爱的寂寞和苦闷，特别注重辞藻的繁饰和声律的和谐，特别赏心悦目于女子的容貌美。因此与《诗经》质朴健朗的美相比，这个时期的诗浮艳柔弱而含蓄。这实际上是受到屈原的影响，最终走上了齐梁宫体诗浮靡甚至色情的道路。

唐诗是中国古代诗歌的高峰，爱情诗的成就自然也十分注目。但初唐时期，齐梁诗风笼罩诗坛，诗歌与其说是写爱情，不如说是写色情。

陈子昂与初唐四杰标榜汉魏风骨，反对华靡浮艳诗风，诗坛开始出现真正的唐代气象。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正是把爱情诗从宫廷乐户带向市井民间的代表作品。在张若虚笔下，爱情意识与更为深广的字宙意识融为一体。他尽情讴歌了宇宙自然的壮美和生命青春的短暂，从而突出显示了人间真挚爱情的弥足珍贵。因而爱情诗歌终于摆脱了痴男怨女只会卿卿我我的“小家子气”而具有了“大家风范”。它预示了盛唐气象的到来。与其它题材的诗歌相比，盛唐爱情诗似乎并不那么引人注目，但盛唐仍不乏优秀的爱情诗篇。赠内诗、宫怨诗、离妇诗、产生于安史之乱中的弃妇诗和别离相思诗都是盛唐诗人的薪的开拓。但是爱情诗的创作高潮只是到了中晚唐才出现，这似乎是南朝历史的重复，因为每当衰世，爱情意识便“大为泛滥”，爱情作品便大放光彩。

唐王朝爱情诗的“再度辉煌”应该是从中唐的白居易开始。一曲《长恨歌》把爱情的美和力量表现得那么神奇，以致诗人自己连同读者几乎都忘记了爱情纠葛中恶劣的一面。元稹的“悼亡”诗，表现对妻子刻骨铭心的爱和怀念，刘禹锡的仿民歌诗描绘巴山蜀地男女青年的纯朴情感，杜牧的艳情诗则抒发自己“赢得青楼薄名”的负疚心理，各有特色，不一而足。而李商隐的“无题’诗则将爱的歌唱推向高潮。

李商隐的爱情诗不但集中体现了晚唐共同的时代意识：对爱情的企盼和追求，而且他的追求还特别执着和顽强。“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种爱情心理似乎已完全抛弃了艳诗所难免的带着的“情欲”而显得特别纯粹。加之抒情手段的高度集中和概括，使得情诗到了他的手中显得更为高雅和迷离，从而呈现出一种柏拉图式的纯精神的美。唐代的爱情诗，写情最深情绵邈，余味无穷的当属李商隐。晚唐五代“香奁”诗和“ 花间”词可算作这个时期爱情诗高潮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它们的出现也表明爱情诗的创作开始“变味“。

如果说李商隐感受着“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迟暮之情，仍然”守身如玉“，歌唱他那永无结果的柏拉图式的爱情的话，“香奁”诗人和“花间“词人可是十分讲求实际——他们只想在声色中去温暖那颗乱世中冰凉的心。女子的容貌体态一辩一笑已经不够刺激，男女偷情感官享受才更够味。这种充满脂粉气的内容再加上细腻微婉的抒情方式和文辞的藻饰，导致南朝诗风格的再现——绮靡而香艳，柔弱而纤细。这正体现了晚唐五代人们的审美趣昧。对于爱情诗的发展来说，晚唐五代确实是个十分重要的时期。

一方面，爱情意识在传统的诗歌当中表现得空前强烈；另一方面，这日益膨胀的爱情意识最终导致诗歌形式的发展变化，这便是“词代诗兴”和“词为艳科 ”局面的形成。安史之乱后，唐帝国由盛转衰，封建制度也如日过中天开始走下坡路。到了晚唐，社会**加剧，中唐韩愈等所极力标榜的正统儒家思想的地位又发生动摇。人们的精神追求趋向多元化；人们的目标已“不在马上，而在闺房，不在世间，而在心境。”知识分子的生活目标也发生变化，传统的“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的相互补充表现得更为深刻。知识分子一方面要兼济，打着孔孟旗号口口声声要文艺为封建政治服务；另一方面，对现实世俗的沉浸和盛叹倒日益成为文艺的真正主题和对象。他们在政治斗争及名利场的倾轧中感到厌倦时便到爱情、山水中去寻求精神安慰和心理平衡。

这样，士大夫们已经不是对人世的征服进取，而是从人世的逃循退避；不是人物或人格，更不是人的活动、事业，而是人的心情意绪成了艺术和美学的主题，文人们走进更为细腻的官能感受和情感色彩的捕捉追求中。作为人的心理生活中最细腻最深沉的产品，爱情便成为文人们趋之若骛的目标了。中晚唐文人传奇小说特别醉心于爱情婚姻故事的描写，中晚唐乃至五代爱情诗 “大兴”，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如果说，盛唐的爱情诗还只是诗人们追求功业追慕自然之余的调味品，那么晚唐五代的爱情诗则成为诗人们一日不可或缺的镇静剂了。

抒写爱情，在宋代以前主要是由诗来完成，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文学体裁的演进和作者审美趣味的变化，到了宋代便分别由词、曲和叙事文学来承担了。

宋词中的爱情：一般说来，诗长于抒情，词作为一种新兴的诗体，更是以抒情为其“当行本色”。而其中所抒之情又以男女恋情为主，从中可以看出宋词中的爱情意识空前活跃。造成词长于言情的原因很多，一方面产生词的社会土壤是歌舞享乐，填词的具体场合是宫廷深院、青楼教坊，写词的目的是娱宾遣兴，唱词者的身份是歌舞女子，男女交往的频繁，使得情词便在歌宴酒席中感发出来。另一方面宋代的城市经济繁荣昌盛，与此相适应的是都市里的酒楼、瓦舍大量增加，市民生活的提高，男女观、爱情观也发生了转变，所以人们都渴望大胆而真挚的爱情。与之相适应的是，“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所以，宋代出现了大量的爱情词。归纳起来，宋词中的爱情词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夫妻间的爱情词；情人间的爱情词；才子佳人间的爱情词。

夫妻间的爱情词：夫妻间的爱情词写的主要内容是写不能白头偕老的的苦闷与对过去美好生活的回忆。苏轼忆妻子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成为千古名篇，令千百年后的人们读起来都感动万分。十年的时间，在短促的人生中，是一段漫长的途程。然而，岁月的流逝，生活的变迁，都没有冲淡诗人对亡妻的一片深情，他不仅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她，而且思念之情，历时愈久而愈深、愈浓。怀想至切，却生死相隔，不得一见。“茫茫”二字，传达出一种莫可名状的空寂凄清之感。值得注意的是“茫茫”前的“两”字。“两茫茫”，就不只是讲诗人这一面的心情和感受，也同时包含了九泉之下的妻子在内。生者和死者，一样情思，一样哀绪。这里将无知作有知写，虽系虚空悬想，却更见得夫妻二人生前相知相爱之深，死后刻骨相思之切，以及相思而不得相见之痛。

贺铸也有“原上草，露初唏，旧楼新垅两依依。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鹧鸪天》)这样感人的词句来写伉俪之情的温馨，糟糠夫妻，情如磐石，妻子“挑灯夜补衣”的形象使词人难以忘怀。这是宋朝优秀男人对女人的深情怀念，是宋朝男人对女人的痴情，男人的痴情注定了女人婚姻的美满。可见当时的女人还是相当幸福的。

说到夫妻情意，李清照更是以其女性的身份塑造出多愁善感、缠绵凄惋的自我形象，真实地展现了词人的情感历程和内心世界。不论是“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一剪梅》)的相思难熬，还是“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凤凰台上忆吹箫》)的忧虑，亦或是“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醉花阴》)的憔悴，都感人至深，都表达出了李清照对赵明诚的深切怀念。

才子佳人间的爱情词 ：自古以来才子爱佳人。很多恃才傲物的才子在政治上往往郁郁不得志，于是他们便放浪形骸，浪迹于歌楼妓馆之间，出入于花柳烟花之地，以填词作曲为能事。爱情词中以此类为最多。才子佳人间的爱情词大多香艳、哀怨。个中的杰出代表就是柳永，因其词中有“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而惹恼了仁宗皇帝，所以仁宗皇帝罢黜了他：“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于是中国词史上就有了一个“奉旨填词的柳三变”。柳永《风栖梧》写道：“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把思念恋人的感情推向了高潮，情侣间不能见面，相思成疾，形销骨立。那对爱情始终不渝，锲而不舍的精神，千百年来震撼人心。张先《一丛花令》“伤高怀远几时穷?无物似情浓。离愁正引千丝乱，更东陌，飞絮骑渐遥，征尘不断，何处认郎踪!双鸳池沼水溶溶，南北小桡通。梯横画阁黄昏后，又还是，斜月帘栊。沉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对爱情的执着，对青春的珍惜，对幸福的向往，对无聊生活的抗议表现得淋漓尽致。

宋代名妓聂胜琼爱上一位叫李之问的官员。并给他写下一首情诗《鹧鸪天》：“玉惨花愁出凤城，莲花楼下柳青青。尊前一唱阳关后，别个人人第五程。寻好梦，梦难成，况谁知我此时情。枕前泪共帘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李之问回到家后，这首诗被他妻子读到，她竟拿出自己的嫁妆私房，让其夫把聂胜琼娶回来。自己得到了美满的爱情，也要成全别人。多么善良、多么通情达理的女人呀。女人同情女人，在这里，大爱战胜了自己的私心，变成了成全他人之美的博爱意识，实属罕见。

晏几道，是北宋非常著名的苦情词人。他对歌姬舞女的那种感情是相当真挚深刻的，所以他饱受相思之苦，写下了大量的苦情词。“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记得小蕨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临江仙》)，“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拚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鹧鸪天》)，“初心已恨花期晚，别后相思长在眼。兰衾犹有旧时香，每到梦回珠泪满。多应不信人肠断，几夜夜寒谁共暖？欲将恩爱结来生，只恐来生缘又短”(《玉楼春》)等等。“这些作品写的或是相别相思的惆怅和痛苦，或是相逢的欢欣，但感情却是如此深沉而又奔放，温柔而又真率，因而给我们的印象，就决不是一个玩弄者对一个被玩弄者在感情上的粉饰，而是爱侣们燃烧着的心灵的毫无顾忌的倾吐。”

情人间的爱情词 ：情人间的爱情词清朗、明丽，处处透露出作者的渴望迫切之情。周邦彦的《风流子》很具有代表性。这首词诉说相思怀人，表达对情人的渴念之情，除起首三句写景之外，全是想象，感情随着想象而逐渐加深，最后达到控制不住的境地。“天便教人，霎时厮见何妨?”感情已是喷薄而出，祈求苍天，可见怨之极，渴望之急，至真之情由性灵肺腑出，非常激烈的表达了词人对情人的思念之情。

朱淑真《元夜》：“火树银花触目红，揭天鼓吹闹春风。新欢入手愁忙里，旧事惊心忆梦中。但愿暂成人缱绻，不妨常任月朦胧。赏灯那得工夫醉，未必明年此会同！”“新欢入手愁忙里”，她又有新欢了，看来她不止交过一个男朋友。在这里，她用“但愿暂成人缱绻，不妨常任月朦胧。”的缠绵之辞，把她同恋人幽会的情景，写的有声有色，毫无隐晦之处。由此看来，早在几百年前的宋朝就有女人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了。再看朱淑真《清平乐》：“恼烟撩露，留我须臾住。携手藕花湖上路。一霎黄梅细雨。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怀。最是分携时候，归来懒傍妆台。”这首恋情之作反映她于含烟带露的季节来到湖上．在与恋人相见后，被留下一块游玩。正当两人携手漫步欣赏潮中的荷花时，突然间下起了蒙蒙细雨。为了避雨，他们在极其僻静的地方停了下来，窃窃私语，相亲相爱。此时他们再也按耐不住内心的爱情烈火，不顾羞怯地倒向恋人的怀抱。这时他们默默无语，如痴如醉地享受着世间美好恋情的幸福，一度欢乐之后，最后不得不分手了，这时候难分难舍，是最难过的时刻。回到家中，总觉得心中空空荡荡，百无聊赖，连妆台都懒于靠近，哪里还有心情去梳妆打扮呢？这首词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怀。”两句，这一种近似放荡的爱情表白，写得淋漓尽致毫无保留。在封建社会，一个女子敢于写出这样的词句，表现了她对爱情勇敢大胆的追求。难怪乎李清朝、朱淑真被后来的道学家们贬斥为“淫娃佚女”、“有失妇德”。然而词论家却不吝啬，给予她俩高度的赞扬：“易安‘眼波才动被人猜’，矜持得妙；淑真‘娇痴不怕人猜’，放诞得妙。均善于言情。”

此外，能表现宋代女子爱情状况的还有她们自己写的爱情词，通过词作来抒发她们对自己心上人的要求和择偶标准。宋代女子自己写的爱情词并不多，并且大多含蓄、内敛。其中只有朱淑真是个例外，她清真丽质，能诗善画，多才多艺，作起词来热情奔放，才情毕露。如她幼年时作的《秋日偶或》诗三：“初合双鬟学画眉．未知心事属他谁？待将满抱中秋月，分付萧郎万首诗。”这不但反映出她自恃才高、放诞风流的性格，而且她的挥偶志愿也十分清晰：就是儒雅英俊、学识广博、风流倜傥的萧史一类人物、是有共同语言、共同爱好的终身伴侣。

宋代虽然创建了理学，但只是始作俑者，宋代本身并未受到太大的影响。到了明朝，统治者才变本加厉，严酷的摧残妇女。所以明代的贞节烈女特别多，为了名节，女人必须以一生的幸福为代价。所以到明代以后，中国的女人才沦落到了社会的最底层。由于程朱理学在宋朝的影响有限，理学不被统治者所重视等因素的影响，宋代女子的思想并不保守，社会地位并不地下，宋代的女子可以自由的追求自己喜欢的人，也可以果敢的和不如意的丈夫离婚（如李清照），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宋代女子可以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爱情，她们能够得到比较美满的婚姻。但这些都是相对的，在整个的古代封建社会，一直都是男尊女卑，女子处于从属地位。甚至在今天都还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重男轻女的现象，这种现象由来已久，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女性为了赢得自身的解放，仍须与传统势力作坚决的抗争，正视自己，充实自己，提高自己。

经典唐宋爱情诗词作品分析

（一）、李商隐的爱情诗

《无题》（其一）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开头两句，写爱情的不幸遭遇和抒情主人公的心境：由于受到某种力量的阻隔，一对情人已经难以相会，分离的痛苦使她不堪忍受。首句的“别”字，不是说当下正在话别，而是指既成的被迫分离。两个“难”字，第一个指相会困难，第二个是痛苦难堪的意思。前人诗中曾有“别日何易会日难”（曹丕《燕歌行》）“别易会难得”（宋武帝《丁都护歌》）等句，都是以强调重聚之难而感叹离别之苦。李商隐从这里推进一步，表明因为“相见时难”所以“别亦难”——难以割舍、痛苦得难以禁受。诗人在一句之中两次使用“难”字，第二个“难”字的出现，因重复而给人以轻微的突兀感，造成了诗句的绵联纤曲之势，使相见无期的离别之痛因表达方式的低回婉转而显得分外的深沉和缠绵；这样的缠绵情态，在“别易会难得”等平直叙述中是不易体会的。这位抒情主人公既已伤怀如此，恰又面对着暮春景物，当然更使她悲怀难遣。暮春时节，东风无力，百花纷谢，美好的春光即将逝去，人力对此是无可奈何的，而自己的境遇之不幸，和心灵的创痛，也同眼前这随着春天的流逝而凋残的花朵一样，因为美的事物受到摧残，岂不令人兴起无穷的怅惘与惋惜！“东风无力百花残”一句，既写自然环境，也是抒情者心境的反映，物我交融，心灵与自然取得了精微的契合。这种借景物反映人的境遇和感情的描写，在李商隐的笔底是常见的。例如《夜雨寄北》的前两句：“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次句不仅象征诗人留滞巴蜀，而且反映了客子离人的百无聊赖，同“东风无力百花残”一样，写实与象征融为一体，赋予感情以可以感触的外在形态，也就是通常说的寓情于景的抒情方式。三、四句，接着写因为“相见时难”而“别亦难”的感情，表现得更为曲折入微。“春蚕到死丝方尽”中的“丝”字与“思”谐音，全句是说，自己对于对方的思念，如同春蚕吐丝，到死方休。“蜡炬成灰泪始干”是比喻自己为不能相聚而痛苦，无尽无休，仿佛蜡泪直到蜡烛烧成了灰方始流尽一样。思念不止，表现着眷恋之深，但是终其一生都将处于思念中，却又表明相会无期，前途是无望的，因此，自己的痛苦也将终生以随。可是，虽然前途无望，她却至死靡它，一辈子都要眷恋着；尽管痛苦，也只有忍受。所以，在这两句里，既有失望的悲伤与痛苦，也有缠绵、灼热的执着与追求。追求是无望的，无望中仍要追求，因此这追求也着有悲观色彩。这些感情，好象在无穷地循环，难以求其端绪；又仿佛组成一个多面的立体，光从一个角度是不能见其全貌的。诗人只用两个比喻就圆满地表现了如此复杂的心理状态，表明他的联想是很丰富的。“春蚕”句首先是人的眷恋感情之缠绵同春蚕吐丝绵绵不尽之间的联想，又从蚕吐丝到“死”方止而推移到人的感情之生死不渝，因此写出了“到死丝方尽”，使这一形象具有了多种比喻的意义。南朝乐府西曲歌《作蚕丝》：“春蚕不应老（不应，这里是“不顾”的意思），昼夜常怀丝。何惜微躯尽，缠绵自有时。”造意与《无题》的“春蚕”句相近。不过，这里的春蚕“何惜微躯尽”，是在料定“缠绵自有时”、前途颇有希望的情况下产生的意念。《无题》“春蚕”句则不然，就其表现追求精神而言，它表现的追求是无望的，却又是不计希望之有无的，感情境界有差异，联想也更为曲折。以蜡烛的燃烧比喻痛苦的煎熬，在李商隐以前的南朝乐府中，也不少见。如“思君如明烛，中宵空自煎”（王融《自君之出矣》），“思君如夜烛，煎泪几千行”（陈叔达，同题）等皆是。“蜡炬成灰泪始干”同样是用蜡烛作比喻，却不是单一地以蜡泪比拟痛苦，而是还进一步以“成灰始干”反映痛苦的感情终生以随，联想比前人深微复杂得多，形象的底蕴也因此而丰富得多了。

以上四句着重揭示内心的感情活动，使难以言说的复杂感情具体化，写得很精彩。五六句转入写外向的意念活动。上句写自己，次句想象对方。“云鬓改”，是说自己因为痛苦的折磨，夜晚辗转不能成眠，以至于鬓发脱落，容颜憔悴，亦即六朝诗人吴均所说“绿鬓愁中改，红颜啼里灭”（《和萧洗马子显古意六首》）的意思。但是，《无题》“晓镜”句说的是清晨照镜时为“云鬓改”而愁苦，并且是“但愁”——只为此而愁。这就生动地描写了纡折婉曲的精神活动，而不再是单纯地叙述青春被痛苦所消磨这件事了。自己于夜间因痛苦而憔悴，清晨又为憔悴而痛苦。夜间的痛苦，是因为爱情的追求不得实现；次日为憔悴而愁，是为了爱情而希望长葆青春，总之，为爱情而憔悴，而痛苦，而郁悒。这种昼夜廻环、缠绵往复的感情，仍然表现着痛苦而执着的心曲。“夜吟”句是推己及人，想象对方和自己一样痛苦。他揣想对方大概也将夜不成寐，常常吟诗遣怀，但是愁怀深重，无从排遣，所以愈发感到环境凄清，月光寒冷，心情也随之更趋暗淡。月下的色调是冷色调，“应觉月光寒”是借生理上冷的感觉反映心理上的凄凉之感。“应”字是揣度、料想的口气，表明这一切都是自己对于对方的想象。想象如此生动，体现了她对于情人的思念之切和了解之深。

想象愈具体，思念愈深切，便愈会燃起会面的渴望。既然会面无望，于是只好请使者为自己殷勤致意，替自己去看望他。这就是结尾两句的内容。诗词中常以仙侣比喻情侣，青鸟是一位女性仙人西王母的使者，蓬山是神话、传说中的一座仙山，所以这里即以蓬山用为对方居处的象征，而以青鸟作为抒情主人公的使者出现。这个寄希望于使者的结尾，并没有改变“相见时难”的痛苦境遇，不过是无望中的希望，前途依旧渺茫。诗已经结束了，抒情主人公的痛苦与追求还将继续下去。

这首诗，从头至尾都融铸着痛苦、失望而又缠绵、执着的感情，诗中每一联都是这种感情状态的反映，但是各联的具体意境又彼此有别。它们从不同的方面反复表现着融贯全诗的复杂感情，同时又以彼此之间的密切衔接而纵向地反映以这种复杂感情为内容的心理过程。这样的抒情，联绵往复，细微精深，成功地再现了心底的绵邈深情。

爱情，成了商隐诗中最重要的主题，而爱情的难以实现更增添了读者对商隐一生悲苦命运的同情。他诗中那些极富个性特征的意象群：红烛，冷月，夕阳，金井，玉珮，丁香，翡翠，孤鸿，黄叶等等无不遍染悲色，冷中凝香，在一片岑寂中显出爱情境域的婆娑朦胧，窈窈霭霭，如月色黄昏暗香浮动，令后世读者玩味无穷。

（二）、晏几道的爱情词

晏几道（1030——1106）字叔原，号小山，是北宋太平宰相晏殊的第七子。抚州临川（今属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人。历任颍昌府许田镇监、乾宁军通判、开封府判官等。在他17岁时，父亲去世，他本人个性孤傲，晚年家境中落。词风哀感缠绵、清壮顿挫。一般讲到北宋词人时，称晏殊为大晏，称他为小晏。晏几道自幼潜心六艺，旁及百家，尤喜乐府，文才出众，深得其父同僚之喜爱。他不受世俗约束，生性高傲，不慕势利，从不利用父势或借助其父门生故吏满天下的有利条件，谋取功名，因而仕途很不得意，一生只做过颖昌府许田镇监、开封府推官等小吏。晏几道孤高自负，傲视权贵，即使是苏轼这种人，也不在眼下。据《砚北杂志》云：“元佑中，叔原以长短句行，苏子瞻因鲁直（即黄庭坚）欲见之，则谢曰：‘今日政事堂中半吾家旧客，亦未暇见也。”其高傲竟至此等程度。

黄庭坚的《小山词序》给我们一个认识晏几道耿介高傲的个性最好的解释：“余尝论：叔原固人英也；其痴处亦自绝。人爱叔原者，皆愠而问其旨：‘仕宦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体，不肯作一新进语，此又一痴也。费资千百万，家人寒饥，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痴也。人皆负之而不恨，已信之终不疑其欺已，此又一痴也。’乃共以为然。”从四痴也就能看到他们孤芳自洁的个性。忠纯真挚的痴情，他仍未失却童心，他难与一般俗人合流，在俗人眼里，他是一个畸形的人；在他眼里，俗人才是畸形的人；对这样一个为情病得很重的灵魂来说，也许有病的不是他，而是自认为没有病的正常人。他来到这个世界，仿佛就是“情圣”降临到了充满诗情画意的北宋太平盛世。

晏几道的词风浓挚深婉，工于言情，当时及后世作者都对他评价都很高，认为造诣在其父晏殊之上。特别是在言情词上，更优于其父。由于社会地位和人生遭遇的不同，词作的思想内容比晏殊词深刻得多。其中有不少同情歌妓舞女命运、歌颂她们美好心灵的篇章。也有关于个人情事的回忆和描写。通过个人遭遇的昨梦前尘，抒写人世的悲欢离合，笔调感伤，凄婉动人。在有些作品中，表现出不合世俗、傲视权贵的态度和性格。从总体上看，他是继李商隐之后专注于写情的第二个大家。

我们主要看他的两首词：

（其一）《鹧鸪天》

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拚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久别重逢，是人类普遍的生活现象之一，也是文学作品习见的表现题材。晏几道在这首词里以高度的艺术腕力将异性恋人久别重逢的体验和感觉，形诸笔端，真切而又感人。

作品以时为序，上片回忆当年初次相逢，一见钟情，尽欢尽兴的情景。词人回忆当年与恋人的首次相逢，恋人玉手捧杯，殷勤劝酒，是那么地温柔美丽和多情。当时词人心情兴奋，喝得满脸通红。从月上柳梢的傍晚时分开始，到月亮升至中天的深夜，一直到月亮落下西山时分的黎明，他们尽情地跳舞歌唱，筋疲力尽，彻夜不眠，以至连手中的桃花扇再也无力摇动。起拍两句，首句写对方，次句写自己。彩袖，这里是以代指的手法写歌舞之女的美丽。玉钟，酒杯的美称。拚，不顾惜。拚却，甘愿的意思。三四两句写双方。“舞低”一句既是以月亮的升落极写时间之长，又是以夸张的手法极写双方的尽兴。“低”字为使动用法。“”一句也是以夸张的手法极写双方的尽欢。桃花扇，歌女手中的小扇。“扇底风”是随摇随有的，而“歌尽”之说则显得极有情致。宋·晁补之认为此处“不蹈袭人语，而风度闲雅，自是一家，如‘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自可知此人不生在三家村中者”（《侯鲭录》卷七引）；宋·胡仔引《雪浪斋日记》说，晏叔原工于小词，‘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不愧六朝宫掖体„„此两句在《补亡集》中，全篇云（略）。词情婉丽”（《茹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清·黄苏：“‘舞低’两句，比白香山‘笙歌归院落，台下楼台’，更觉浓至。惟愈浓情愈深，今昔之感，更觉凄然。”（《蓼园词选》）；都对这两句激赏有加。

下片写别后思念之深与再逢惊疑之状。作者以自述的方式，吐露了自从分别之后的思念，初遇的情景时常浮现眼前。有多少回自己在睡梦里与恋人欢聚相见。今天真得重逢了，却又难以相信这是真的，所以点亮银灯，一次又一次地照看，唯恐还是在睡梦里相见。剩把，更把。银釭，是银质的灯台，代指灯。“今宵”二句语本杜甫《羌村三首》其一：“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也有人认为是创造性地引用了“司空曙‘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之意。”（《野客丛书》）。明·沈际飞认为“末二句惊喜俨然。”（《草堂诗余正集》），而清·陈廷焯则说，“‘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曲折深婉，自有艳词，更不得不让伊独步。视永叔之‘笑问双鸳鸯字怎生书’、‘倚阑无绪更兜鞋’等句，雅俗判然矣。”（《白雨斋词话》卷一）。

细品全篇，词情婉丽，曲折深婉，浓情厚韵。尤其是这首作品同传统的恋情词大不相同，格调欢快，意境清新，语言活泼，具有极大的创新性。故成为传诵千古、脍炙人口的名篇。（其二）《鹧鸪天》：

小令尊前见玉箫，银灯一曲太妖娆。歌中醉倒谁能恨，唱罢归来酒未消。春悄悄，夜迢迢，碧云天共楚宫遥。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

一个春天的夜晚，我在酒宴上第一次与你相遇，当你我的眼睛四目相对时，一股爱慕之情油然而生。室内灯火辉煌，你的歌声清丽婉转，你的风采美丽妖娆。在你优美的歌声中痛饮至醉，也不感到后悔。你唱完之后，酒席撤散了。我回到家中，酒意未消，你的余音仍在耳边萦绕。对你的爱慕之情就象蜂蜜一样，早已甜在心间。可是春夜如此漫长，你却象那蓝蓝的夜空一样遥远。在酒席上受到约束，不能对你流露真情，只能在梦中表达。在梦中，我踏着鲜花，走过小桥，无拘无束地与你约会。

“一见钟情”其实在爱情生活中是真实存在的，因为那是两个人在目光相对的瞬间产生的心灵的放电，感情的共鸣，令人窒息，却又不可抗拒。不知不觉地爱上了她，没有任何理由。也不需要任何语言。不管你是单身一人，还是身在围城，不管你是少男少女，还是垂暮老人，都会有这种心动的体验，都会有灵魂被俘的感觉，都会从四目对视中读懂对方的心。“千古情圣”晏几道，正是因为有过“一见钟情”的深刻体验，才能写下如醉如痴的爱恋，才能把魂牵梦绕的感觉用语言表达出来。

拓展阅读

（一）、李商隐《无题》（选三）

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轻雷。金蟾啮锁烧香入，玉虎牵丝汲井回。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

凤尾香罗薄几重，碧文圆顶夜深缝。扇裁月魄羞难掩，车走雷声语未通。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任好风。

重帏深下莫愁堂，卧后清宵细细长。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不信菱枝弱，月露谁教桂叶香。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清狂。

（二）、晏几道爱情词（选六）

《思远人》：

红叶黄花秋意晚，千里念行客。飞云过尽，归鸿无信，何处寄书得？泪弹不尽临窗滴 就砚旋硏墨。渐写到别来，此情深处，红笺为无色。《临江仙》：

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记得小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蝶恋花》：

醉别西楼醒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斜月半窗还少睡，画屏闲展吴山翠。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临江仙》

斗草阶前初见，穿针楼上曾逢。罗裙香露玉钗风。靓妆眉沁绿，羞脸粉生红。流水便随春远，行云终与谁同？酒醒长恨锦屏空。相寻梦里路，飞雨落花中。《鹧鸪天》

十里楼台倚翠微，百花深处杜鹃啼。殷勤自与行人语，不似流莺取次飞。惊梦觉，弄晴时。声声只道不如归。天涯岂是无归意，争奈归期未可期。《蝶恋花》

梦入江南烟水路，行尽江南，不与离人遇。睡里消魂无说处，觉来惆怅消魂误。欲尽此情书尺素，浮雁沉鱼，终了无凭据。却倚缓弦歌别绪，断肠移破秦筝柱。

三、秦观《鹊桥仙》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四、李清照《一剪梅》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五、朱淑真《生查子 元夕》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鹊桥仙•七夕》：巧云桩晚，西风罢暑。小雨翻空月坠。牵牛织女几经秋，尚多少、离肠恨泪? 微凉入袂，幽欢生座，天上人间满意。何如暮暮与朝朝，更改却、年年岁岁?

六、元好问《摸鱼儿》（金代）

（序）泰和五年乙丑岁，赴试并州，道逢捕雁者云：“今日获一雁，杀之矣。其脱网者悲鸣不能去，竟自投于地而死”。予因买得之，葬之汾水之上，累石而识，号曰雁丘。时同行者多为赋诗，予亦有《雁丘词》。旧所作无宫商，今改定之。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儿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横汾路，寂寞当年萧鼓。荒烟依旧平楚。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暗啼风雨。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

思考与练习

（一）、《诗经》中的《关雎》是如何表现真正意义上的爱情的？

（二）、中西方的爱情诗歌在表现方式上有何差异？

（三）、李商隐的《无题》诗歌在写爱情上有何特点？

（四）、秦观《鹊桥仙》体现了怎样的爱情观？

中国古代文学 篇5

1、隋朝李谔的《上隋高帝革文华书》

2、“初唐四杰” 王勃 杨烔卢照邻 骆宾王（）

3、“文章四友”：杜审言 李峤 苏味道 崔融

4、“吴中四士”：指张若虚、贺知章、张旭和包融

5、洛中八俊是北宋和南宋交接时期，在洛中地区活跃的八位文人，他们被记载于宋代楼钥《攻愧集》第七十一卷。历史上，只有其中的三人被确认，这“三俊”分别有“诗俊”陈与义、“词俊”朱敦儒和“文俊”富直柔。其代表作品有《登岳阳楼》和《墨梅》（陈与义）、《雨中花》（朱敦儒）等。

6、《春江花月夜》

7、刘希夷《代悲白头翁》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洛阳女儿好颜色，坐见落花好颜色。“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8、宋之问 沈佺期 成为律诗定型的标志

9、“三吏”： 《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 “三别”： 和《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

10、王士源说孟浩然的五言诗“天下称其尽美矣

11、《黄鹤楼》崔颢 被称为“有俊才，无士行”

12、元结的《系乐府》中《贫妇词》《去乡悲》《农臣怨》

13、诗鬼 李贺

14、诗豪 刘禹锡“刘白”：刘禹锡和白居易

15、“二王”：王叔文、王丕

16、南宋四大家：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

17、“七绝圣手”“诗家之夫子”是指 王昌龄

18、“皮陆”：陆龟蒙、皮日休

二、问答题（简答题）（什么是上官体、城斋体、易安体？其特点）

上官体：指唐初贞观、龙朔之间，以宫廷使人上官仪诗风为代表的封合应诏之作，绮靡浮艳，是齐梁宫体诗的余风。工于五言，追求形式技巧与声辞之美宫廷化诗风，但有一种天然媚美之致，体现了较为健康开朗的创作心态和雍容典雅的气度，成为代表当时宫廷诗人创作的最高水平典范，对律师形势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231页《箧中集》：诗集名，元结收沈千远、赵微明、孟云卿、张彪、王季友等诗二十四首，命名为《箧中集》。他们诗中没有盛唐诗中那种慷慨豪雄情调，而以悲愤写人生疾苦，他们是最先感受到哀败景象到来的一群人，冷眼旁观，走向写实。元结把他们的诗作编在一个集子里，给予了很多的评价。元结主张诗应有规讽寄托，有益政教，故选录其中以警时人。初唐四杰：指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位初唐诗人。他们均是官小而才大，名高而位卑，心中吃哦充满了博取功名的幻想和激情，郁积着不干人下的雄杰之气。他们的是重视抒发一己之情和慷慨悲凉的感人力量。同时，他们反对继承齐梁遗风的上官体，积极开拓诗歌的思想题材领域，倡导有“骨气”的刚健之诗，为初唐诗坛吹进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使声律风骨兼备的唐诗开始形成，但他们的诗仍残留不少南唐遗风。

山水田园诗：是盛唐最有影响的诗歌流派之一，山水田园诗派诗人多仕途失意，受佛道思想

影响较深，寻求隐匿，因而诗中多描写山水田园的自然风光。其诗风清新流利，常常表现出静谧恬淡的境界。王维孟浩然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杰出代表。

边塞诗：是盛唐诗歌中的一个重要的流派。代表作家有高适、岑参、王之涣等。他们继承并发展了魏晋、隋及唐初以来边塞诗的创作传统，以深刻的边塞生活体验多方面反映边塞生活，表现了巩固国防，为国立功的英雄主义气概和进取精神。诗歌反映了盛唐时代气息，开阔了诗歌创作题材，气势磅礴，乐观向上，描写生动形象，风格雄浑豪放，富有艺术感染力，促进盛唐诗歌的繁荣。

大历诗风:指大历至贞元年间活跃于诗坛上的一批使人的共同创作风貌。他们大多青年时期在开元太平盛世度过，受过盛唐文化的熏陶，可由安史之乱引发的近十年的空前战乱，使他们心里状态产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们的诗，不再有李白的自信与气势，也没有杜甫的反映现实的激愤和深广情怀，但也有少量盛唐余韵，民生疾苦，但大量作品表现孤独寂寞的冷落心境，追求清净高逸的情调，淡远凄静的情志，虽以表现宁静淡泊的生活情趣，但气骨顿衰，转录出中唐面目。代表有李端、卢纶、韩翃、钱起、司空曙等。

大历十才子：

1、大历，是唐代宗李豫的年号。十才子，指大历年间的十位诗人。即李端、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伟、夏侯审。因在大历年间在长安参加重要的唱和活动而为世人瞩目。他们创作成就高低不一，钱起被公认为十才子之冠。

2、他们的诗歌内容上主要写日常生活细事、自然风物和羁旅愁思，抒发寂寞冷清的孤独情怀，表现超然世外的隐逸风调

3、艺术表现以谢朓为宗，讲究格律辞藻，追求清雅闲淡

4、手法上工于白描写景，技巧趋于细腻雕琢，大都写的精致工整，带有大历诗特有的情思韵味。

5、“十才子”之名，最初见于中唐诗人姚合编的《极玄集》。

郊寒岛瘦：对中唐诗人孟郊和贾岛的称谓。孟郊一生困顿，贫寒凄苦，其诗也常道穷愁凄凉；贾岛的诗注重字句的雕琢、推敲。因二人诗歌都有清峤硬瘦，好作苦语，固有此称。

唐传奇：是在前代志怪小说和史传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言小说，它注重作品的审美价值，注重小说的愉悦性情作用，油菜形成“作意好奇”、“始有意为小说”的特点。其题材扩大，篇幅加长，情节完整、描写细腻，注重人物思想刻画，展示人物命运，反映复杂社会，代表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质变，标志我国小说发展到成熟阶段。代表有王度的《古镜记》白行简的《李娃传》

变文：也简称“变”，是寺院僧侣向听众做通俗宣传的一种文体，是转变的一种底本。这种文体盛行于唐代。因清光绪年间才从甘肃敦煌藏经洞发现，故又称“敦煌变文”。现存的变文，其内容一为佛经故事，如《降魔变文》，一为民间故事和历史故事，如《伍子胥变文》，一为当时当地的重大的人物和事件，如《张议潮变文》。变文对我国通俗讲唱文学的发展有一定影响。

《花间集》：是最早的文人词总集，后蜀赵崇祚编，收录唐、五代词人温庭筠、黄埔松、韦庄等十巴家词500首，欧阳炯作《花间集序》，指出这些词人把视野完全转向女性姿色和生活情欲，艺术上文采繁华，轻柔艳丽，崇尚雕饰，形成缛采轻艳的花间词风，对词体影响极大，“诗庄词媚”一说成因即与它有关。

新乐府运动：是有唐代诗人白居易、元稹等所倡导的反映现实的诗歌革新运动。“新乐府”一名，是白居易相对汉乐府而提出的，标榜“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创作宗旨，强调诗歌“补差时政”“泄导人情”的社会功能，提出诗歌通俗话的具体要求。不论是古题还是新题，只要是为事而作，都被看做是新乐府诗。

俗讲：与僧讲对立的概念。佛教传入中土后，僧徒为弘扬佛法，利用说唱手段为俗众讲佛家

教义宗教活动。是一种讲道通俗化的手段。主要来源于六朝以来佛家的讲道化俗手段：“转读”和“唱导”。唐代形成俗讲。

变文：或简称“变”。是转变的底本。敦煌说唱类作品中保留较多。一种说唱艺术，适应普通民众的审美趣味，也有佛教文学的影响。想象丰富，语言活泼。是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散韵结合。

260韩愈诗风：

278张王乐府：张籍王建 古文运动：唐宋古文运动是指唐代中叶及北宋时期以提倡古文、反对骈文为特点的文体改革运动。因同时涉及文学的思想内容，所以兼有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的性质。“古文”这一概念由韩愈最先提出。他把六朝以来讲求声律及辞藻、排偶的骈文视为俗下文字，认为自己的散文继承了两汉文章的传统，所以称“古文”。韩愈提倡古文，目的在于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将改革文风与复兴儒学变为相辅相成的运动。在提倡古文时，进一步强调要以文明道。除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外，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人也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

317晚唐小品：在古文走向衰落的过程中，晚唐小品却异军突起，大放光彩，是韩愈、柳宗元杂说、寓言小品等文体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和发展，也是晚唐日趋尖锐的各种社会矛盾的产物。基本特点一是篇幅短小精悍二是多为刺时之作有的放矢，批判性强三是情感炽热，生气贯注。其代表作家有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

318“三十六体”：晚唐令狐楚、李商隐、温庭筠、段成式等人擅长骈体文，其中李、温、段三人齐名，时号“三十六体”（三人在其兄弟中皆排行第第十六，故有此称）

“西昆体”

苦吟诗人

三、阅读翻译题（）

（1）也是论述题，原文：魏征《隋书文学传序》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

翻译：

分析：“贵于清绮”是对追求声律辞藻的南朝诗风的概括，偏重于诗的声辞之美而言，宜于咏歌是其所长，缘情绮靡而流于轻艳纤弱则为其所短。“重乎气质”指北朝诗歌特有的真挚朴厚的情感力量和气势，贞刚壮大是其所长，而表现形式的简古质朴或理胜其词，则是一种缺憾。二192页（2）原文：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东方公1足下2：文章道弊五百年矣3。汉、魏风骨4，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5。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6竞繁，而兴寄7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8也。一9昨于解三10处，见明公《咏孤桐篇》11，骨气端翔12，音情顿挫13，光英朗练14，有金石声15。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16。不图正始之音17复睹于兹18，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19。解君20云：“张茂先

21、何敬祖22，东方生23与其比肩。”仆亦以为知言也。故感叹雅制24，作《修竹诗》一首，当有知音以传示之

翻译：东方公足下：文之道衰弊，已经有五百年之久了(指从西晋至唐初)，汉魏时期优秀的风骨传统，晋宋虽然没能流传下来，然而在现存的文献中有可以找到证明。我闲暇的时候曾经欣赏齐梁的诗歌，(觉得)当时的创作过分追求词采的华丽，而缺乏内在的比兴寄托，每每感慨万千。回想古人，常常担心浮艳绮靡(的文风充斥文坛)，而风雅之风就此沉寂下去，因此心中很是不安。自从昨日于解三处欣赏了您的《咏孤桐》诗，深深地感到诗中透露出一种端直飞动的风骨美，声情并茂，抑扬起伏，表达鲜明精练，音韵铿锵悦耳。于是乎心目为之一新，消除了那种沉闷和抑郁之感。没想到(您的诗作)又感受到了正始之音，也可以令建安时代的作者感到欣慰。解君说：“您可以与晋代的张华、何劭相比肩”，我认为这是知音之言。所以感叹于雅制(的复兴)，所以写了这首《修竹诗》，自然期待献给

分析：

241页（3）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 唐兴，官举大振。历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由是而后，文变之体极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效齐、梁则不逮于魏、晋，工乐府则力屈于五言；律切则骨格不存，闲暇则纤浓莫备。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其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翻译：

分析：沈宋：是指初唐诗人沈佺期同宋之问的并称。二人之所以著名，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律诗形式方面所做的贡献。他们的五七言近体诗歌作品标志着五七言律体的定型。

苏李：指苏武、李陵。过去把汉时期的无名氏的诗都附会在他们的笔下。最早见于《文选》。是汉代文人诗的代表。

曹刘：是指曹植与刘祯，二者均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刘勰曾在《文心雕龙》中把二者并称。

颜谢：是指南朝宋诗人颜延之和东晋诗人谢灵运，后者被钟嵘称为“元嘉之雄”。

徐庾：是指南朝梁、陈时期文学家徐陵和北周文学家庾信。他们集六朝诗作之大成。

四、论述题（选取一篇默写分析其内容及艺术特色 李煜 虞美人）

南北文学的优缺点或区别

初唐统治者提倡的是什么样的文风？对后来的唐文学的发展有何影响？ 225页论述李白诗歌的艺术个性特点

233页 为什么杜甫的诗被称为史诗？

240页 杜甫诗的艺术风格

257页 韩孟（韩愈和孟郊）诗派的理论主张

267页李贺的诗歌特征

276页简述韩愈的“以文为诗”

277页新乐府诗歌的特征

284页简述白居易新乐府创作主张

303页简述韩愈柳宗元 古文运动的主张（散文艺术成就308）

357页论述李商隐的艺术成就

中国古代文学教案 篇6

第一讲 宋辽金文学……………………………………………………2 第二讲第三讲第四讲

元代文学……………………………………………………29 明代文学……………………………………………………41 清代文学……………………………………………………59

第一讲 宋辽金文学

概

说

宋代分北宋（960—1127）南宋（1127—1279）两个时期，两宋三百多年间，还同时存在着辽（907—1125）、金（1115—1234）、西夏（1032—1227）等几个少数民族政权。宋辽金文学就是指两宋与辽金政权时期发生的文学现象。

一、社会概况

（一）北宋初期，战争平息，国家统一，广大人民得以安定地从事生产，农业、手工业都得到很大发展，商业大城市也相继出现。到北宋中期，便出现了社会繁荣局面。南宋初期，虽只剩下半壁江山，但由于人口大量南迁，富庶的江南成为南宋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社会也呈现了繁荣景象。两宋后期，由于朝廷和地主阶级加紧兼并土地，广大农民纷纷破产，社会经济逐渐衰落。

（二）军事上，为了防止藩镇割据局面的重演，北宋政府加强了中央集权的措施。除把精兵集中于京师外，又立“更戍法”，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这些措施在防范武人跋扈方面收到了成效，但却大大削弱了军队作战的能力，使它不能有效地抵制异族侵扰。

（三）政治上，重文轻武。从执政的宰相、主兵的枢密使，理财的三司使，到州郡长官，几乎都是文人担任。又多方增设官职，制定多种授官方法，形成一个庞大的享有优厚待遇的官僚集团，使人民负担沉重，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由于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加深，统治阶级内部也发生了分裂，形成对立的派别。在北宋有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在南宋有主战派与主和派的斗争。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错综复杂，互相影响。这种矛盾和斗争，一直贯穿在宋王朝的全部历史中。

宋代文学就是在上述社会背景中发展起来的。

二、文学概况

（一）宋代文学，词的成就最高。它在题材、风格、手法的扩大演变上，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北宋初期的词是沿袭晚唐五代绮丽婉约的词风发展起来的。但晏殊、欧阳修的小令已开始摆脱花间词人猥俗和浮艳的习气，表现出清丽的词风。范仲淹的词较有气魄，别具一格。柳永、苏轼使词走上革新道路。柳永的贡献在于创造了慢词和与之相适合的铺叙手法，善用俚俗语。苏轼冲破了词为“艳科”的藩篱，在内容上，怀古、感旧，记游、说理等题材，也采用词表达。形式上革新了词的语言，不拘音律，将词变成一种不再依附于音乐的新诗体。特别是在风格上，他在婉约派外别开豪放与旷达词风，对词的发展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北宋后期的词，中断了苏轼开辟助道路。周邦彦注重格律，他以典雅工丽之词为没落王朝点缀升平，使词又回到脱离现实的道路上去。

南宋民族矛盾激化，在人民爱国热情普遍高涨的情况下，爱国主义文学出现了繁荣。著名词人张元干、张孝祥、刘克庄等都唱出了悲愤之音。女词人李清照的词风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抒写国破家亡之痛，成为她这一时期词作的中心内容。辛弃疾是最杰出的代表，他用词表现抗金救国的意志，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达到了当时最高水平。南宋中叶以后，格律派词人姜夔等逃避现实，追求形式技巧，词的创作又走上狭窄道路。光辉的宋词遂逐渐衰落。

（二）宋诗重气骨，重理趣。有众多诗体、流派，更替涌现。如：北宋初王禹隅等继承白居易现实主 义的“白体”，林逋等写隐居闲适生活的“晚唐体”，杨亿等雕章琢句的“西岜体”等。欧阳修、梅尧臣、苏舜卿等要求诗歌“叙人情、状物态”，提倡清丽平淡，开始表现出宋诗的独特面目。此后、王安石、苏轼用诗歌抒发个人生活感受，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和文艺见解，形成各自不同的风格。北宋后期黄庭坚提倡“点石成金”，形成“江西诗派”。到南宋，杨万里、范成大的诗篇，多描绘祖国江山风物。这—时期成就最突出的诗人，是富于爱国主义精神的陆游。“四灵派”、“江湖派”多抒发山水田园的情趣，社会意义不大。在南宋亡国之际还有一批爱国诗人，杰出代表是文天祥。

（三）宋代散文作品丰富，名家辈出。作家们师承韩愈“文道合一”的主张，而又有新的发展：以文章反映现实，指陈时弊。唐末八大家中的欧、王、三苏、曾等六家，其散文各有特点，都能表现出时代特色：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有汪洋恣肆的议论。文风平易自然，流畅婉转。还有许多作家，在散文创作上也取得了很高成就。欧阳修，苏轼，他们的许多名作，对明清两代的散文都有深远的影响。

（四）由于城市经济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壮大，宋代还产生了新的文学形式话本。它是民间艺人“说话”的底本，内容大多反映市民阶层反封建压迫的斗争，最大的特点是它完全采用白话。宋代话本是我国白话小说的发端，对后来的小说、戏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辽在与汉人交往中受到汉民族文化的影响，君臣后妃不少人都能用汉文写诗，但作品流传极少。金继承了北宋文学的成就，出现了一批诗人。金元之际的元好问最为著名，他的诗以反映国破家亡的现实之作成就最高。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写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故事，情节曲折，文字优美生动，是为人民所喜爱的一部现实主义杰作。

第一章

北宋词

一、北宋前期词人

北宋词可分为前后两期。初期词作基本上承袭五代词风；题材狭窄，或写男女恋情，离愁别恨，或反映贵族士大夫闲适自得的生活情趣；体制上仍以短章小令为主，多用比兴手法，以抒情见长，风格绮丽，蕴藉含蓄。晏殊、欧阳修是其代表，并称“晏欧”。这一时期词坛上独树下帜的作家只有范仲淹。

（一）晏殊（99—1055），字同叔，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七岁能文，称神童。有《珠玉集》一卷。他在仁宗朝官至宰相，由于历官显要，生活豪华，其词内容不外流连诗酒，歌舞升平，现实意义。而他的一些描写离情和个人抒怀之作，在表现落寞惆怅之感的同时，却能以清新淡雅的语言写出含意较深的意境。并概括出耐人寻味的人生哲理。“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来”（《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便是这类词的佳句。

（二）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的词数量较多，今存二百余首，有《六一居士词》。词风受南唐冯延巳影响较深，内容以写男欢女爱，伤春惜别者居多，同他的诗文相比，题材甚窄。但他的一些描写自己在政治上遭受挫折后的感慨之作，能注重心理刻画，极能显示出北宋前期小令的抒情特点。如“记得金銮同唱第，春风上国繁华。如今薄宦老天涯，十年歧路，空负曲江花”（《临江仙》）。这类词在今昔对比中抒发人生感叹，风 格蕴藉深婉，已摆脱晚唐五代绮靡习气。特别是那些描写自然风光的词作，语言精美，色调明丽，意境清新。这些作品在内容与风格上都对后来词风的转变产生了影响，对北宋词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三）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吴县（今江苏苏州市）人。宋初著名政治革新家。他的词作不多，流传下来的只有五首。但他在创作上能别开生面，用词来反映边塞生活，抒写政治怀抱，表现出开阔而深沉的意境。著名的《渔家傲》就是其代表作。这首词通过长烟落日、边声四起、千山重迭、孤城深闭等边塞景象的描写，写出了戍边将士的忧国之心。写得慷慨悲壮，气象开阔，格调雄放，开拓了词的新境界，被称男豪放派的先声。虽然如此，但因数量不多，在北宋词坛上不如晏欧影响大。

北宋前期婉丽词风形成的原因：

（一）宋初社会安定，都市繁华，为达官贵人享乐生活提供了物质条件。而词这种歌唱文体，不仅适合于贵族“娱宾遣兴”，点缀升平，也适合于广大市民阶层茶楼酒肆、秦楼楚馆中娱乐生活的需要。因此，北宋初期的生活环境是这种“香软”词风形成的社会基础。

（二）从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看，来自民间的合乐词，适宜于表达缠绵感情。自晚唐五代以来即被视为“艳科，伪词，一向用来描写爱情艳事，反映富贵闲人的生活情趣。而“诗庄词媚”的观念在宋人中更为普遍，堪称为政治家的晏欧，他们却从不用所谓的“小道”、“诗余”的词来反映他们在诗文中所表现的重大题材。可见文人对词的社会功能的偏见，也是形成宋初词作题材狭窄风格婉丽的重要原因。

二、柳永

（一）柳永（9857-1050），原名三变，字耆卿，崇安（今福建崇安）人，是北宋第一个专力写词的作家。因仕途失意，他常常生活在歌女乐工当中，精音律，善作俗曲，被时人视为浪子才人。所著《乐章集》有词二百多首。

（二）柳永的词题材较为广泛，内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描写都会风光、山川景物，反映市民生活。如《倾杯乐》、《迎新春》、《破阵乐》等。尤其是被人传诵的《望海潮》，它描写杭州街市的繁华和湖山的壮美，景象鲜明，引人入胜。这类题材在词中是前所未有的，它使词出现了较为新鲜的画面，对于认识当时城市的风貌也有一定的意义。

2、描写羁旅行役，抒发江湖流落的伤感。柳永一生仕途坎坷，生活困顿，常年流落江湖，奔波飘泊，因此写了不少穷愁感叹，离别怀人的作品，这是柳永词在艺术上最有特色和最有成就的部分。如《雨霖铃·寒蝉凄切》、《满江红·暮雨初收》、《八声甘州·对萧萧暮雨洒江天》等。在离愁别绪的描写中，寄托了他怀才不遇穷愁潦倒后的悲愤和失望心情。在手法上，他把汉魏乐府古诗中游子思妇的题材与晚唐五代以来在词中对男欢女爱离愁别恨的描写结合起来，写得情深意切，凄楚悲凉，缠绵悱恻，生动感人。

3、描写歌妓的生活、思想以及自己的缠绵感情。这类词数量最多。由于他一生中多与歌妓们流连往返，深刻了解她们受凌辱受践踏的痛苦，因此能以同情的心情去写她们渴望自由要求过正常生活的愿望，如《迷仙引》等。这些词写得感情真挚，委婉含蓄。这一部分词中，有的也流露了淫靡颓废的情调，是应当加以剔除的糟粕。

（三）柳永词在艺术表现上有明显的特点：

1、善用赋的手法，层层铺叙，恣意渲染。柳永词以铺叙见长，且能把写景、叙事、抒情融成一片，极大地增强了词的表现力。如《雨霖铃》，上片记别，从日暮雨歇、送别郊外、设帐饯饮，到兰舟催发、泪眼相对、执手告别，依次写来，有人物、有沽动、有情节，把离别的场面和离人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他署名的钱塘词《望海潮》中。更发挥了他用赋的手法写词的长处：上片以“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竟豪奢”的描写，从三个方面铺叙了杭州人口众多，江堑雄伟，市肆豪华的盟况。下片咏西湖，更从湖山全景、四时风光、昼夜笙歌、湖中人物四个方面来写。这种铺叙手法的运用，不仅使词这一体制能容纳更为丰富的内容，而且由于对描写对象作多角度、多侧面的描写，从而产生了更强烈的艺术效果。·

2、语言平易浅近，不避俗词俚语。宋人论词有雅俗之辨。柳永不喜用典和华丽的辞藻，善提炼俚俗语，以“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如《忆帝京·薄衾小枕凉天气》，几乎全用口语写成。柳永词浅近如话，近于秦楼楚馆之曲，然又能俗不伤雅，词中多有佳句。如“杨柳岸，晓风残月”（《雨霖铃》），“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望海潮》），古今传诵，经久不衰，深为大众喜爱，故有“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之誉。

（四）柳永是北宋词坛第一个转变词风的词人，对宋词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扩大了词的题材。他把词从小庭深院引向市井都会、山程水驿。柳永词中虽然女子相思之作占很大比重，但毕竟出现了一些新的内容。如《望海潮》表现都市的繁华，山川秀丽；《雨霖铃》写羁旅愁怀等，呈现出较为宽阔的画面，为后来词人的创作开拓了新的领域。

2、发展了词体。柳永“变旧声，作新声”，大量创制慢词，为后来词家提供了可以容纳更多内容的新形式。《乐章集》中，慢词占十之七八。自柳永以后，写长调作慢词蔚然成风，为宋词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3、提高了词的表现技巧。柳词的铺叙和白描手法以及俚俗语言的运用，表现出很高的技巧，对后世作家创作影响深远。

三、北宋后期词人

北宋后期的词坛婉约词又占统治地位。在此之前，虽然苏轼对词进行了多方面的革新，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开创了豪放词风，但后来的词人并没有沿着苏轼所开拓出来的道路前进。由于词坛上传统的观念还较深固，同时，在当时统治阶级醉生梦死的享乐生活影响下，社会风气日益腐朽，因此词人们把词的创作又引回到宋初的内容狭窄的老路上去，以酒色和风花雪月为主要描写对象。北宋后期词人还多在艺术技巧上下功夫，他们讲究音律，注重格律，并继承和发扬了柳永的长调慢词。周邦彦被称为婉约派的集大成者，是格律派的创始人。他写词既重格律，字句上又刻意雕琢，要求典雅精工，对南宋专重音律的格律派词人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秦观（1049—1100），字少游，高邮（今江苏高邮）人。其《淮海词》四十卷，有词一百余首，多婉约清丽之作。他的词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描写爱情和相思。他多写自己与歌妓舞女的交往、依恋，用谐婉的音律，淡雅的语言抒发真挚深沉的感情，渎来哀婉动人。《满庭芳》系这类题材的代表作。著名的《鹊桥仙》还借牛郎织女的神话故事，歌颂纯洁坚贞的爱情。其中“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两句，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秦观词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抒发自己贬谪飘零的愁苦，表现惆怅落寞的心境。如在流放途中写的《踏沙行·雾失楼台》。这类词委婉含蓄地表现自己的忧愁和悲痛，带有浓厚的伤感情调。

秦观词内容比较狭窄，除了写情就是写愁，很少反映社会现实。其词的主要价值在于艺术上的成就。他善于通过凄迷的景色，婉转的语言来表达感伤的情绪，在写景抒情的技巧上有许多成功之处。他是北宋婉约派的代表作家，被后人称为“婉约之宗”。

秦观虽是苏门四学士之一，但他写词不师苏轼，而颇近柳永。以其《满庭芳》为例：

山抹微云，天粘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引离尊。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漫赢得，青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

这首词的内容和意境都和柳永的《雨霖铃》相近。苏轼就曾况过：“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可见柳永对秦观确实有很大影响。

但秦词和柳词还是有不同特色。首先是柳词善于铺叙。《雨霖铃》写别情，作者从离别前的难分难舍，写到离别后的远行，离别后的孤凄，离别后的伤情。通过“念去去”、“今宵”、“此去”这几番设想，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自古伤离别的多感情怀。秦词则善于细腻地描写，《满庭芳》通过“暂停征棹”、“共引离尊”、“香囊暗解”，“空惹啼痕”等具体描写，把离别时的留恋和伤感尽情挥洒出来。其次是语言的运用上也显示出不同风格。柳词语言近于口语，浅近谐俗，即使是“杨柳岸，晓风残月”这些千古传诵的名句，也明白如话。秦词的语言则较典雅精工，如开头两句“山抹微云，天粘衰草”中的“抹”“粘”二字，非常精炼生动，受到历代评论家的赞赏。

（二）贺铸（1052—1125），字方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有《东山词》。他的创作在题材和风格上都较秦观丰富多采。贺铸词以婉约为主，兼具豪放的一面。他的一些小词，情思缠绵，风格和秦观相近。《青玉案》写闲愁，其中的“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三句，连用三个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来比喻抽象不可捉摸的闲愁，新奇警策。给读者以深刻的感染，是时人争相传诵的名句。他的一些咏史、怀古、抒愤、言志之作则是另一种风格。长调《六州歌头·少年侠气》上片写少年时期的游侠生活和豪放性格，下片写仕途失意报国无门的苦闷心情。“不请长缨，系取天骄种，剑吼西风”几句，以豪迈奔放的语调，抒发了有心报国无路请缨的抑郁情怀，激愤悲凉，豪放词风。

贺铸和秦观在宋词中所起的作用不同，秦观上承柳永，下启周邦彦：贺铸则可看作是从苏轼到辛弃疾的一个过渡作家。

（三）周邦彦（1056—1121），字美成，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杭州）人。有《清真词》，他是北宋词坛上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因为他精通音律，又善作词，宋徽宗任他为“大晟府”提举官，为王朝制礼作乐。他的词多写风月艳情和羁旅闲愁，既表现了他自己的生活情趣，也迎合了腐朽王朝土大夫们纵情声色的需要，而不能反映广阔的社会现实生活。较为可取的是一些羁旅行役和怀古、写景的作品。如《苏幕遮·燎沉香》写风荷的神态，抒发思念故乡的感情，·写得清新淡雅，疏朗明快。《满庭芳·风老莺雏》写飘流生活中的苦闷心情，字句精巧，形象鲜明。但总的说来，周邦彦词的思想内容显得苍白与空虚。

虽然周邦彦的词在思想上缺乏积极因素，但在艺术技巧上却有很高成就。

1、工于描写。周邦彦的词常用细腻的笔触写景状物，形象鲜明，生动传神。《苏幕遮》写荷塘景色时，“叶上初阳乾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几句，不仅写出了水面上的片片荷叶的清润町爰，还生动地描绘出在晨风中伸展着腰肢一一挺立在翠波间的荷花的丰姿，使人仿佛看到了那些充满生机的出水芙蓉的形象。确是传神的名句。《满庭芳》开头，“风老莺雏，雨肥梅子，午阴嘉树清圆”几句，写莺雏在春风中 成长，梅子在春雨滋润下肥大起来，和树木在阳光照射下阴影的清晰、圆正，构成了一幅明丽的初夏风光的图景、给人留—F了荚好的印象。“老”“肥”二字、不仅写了莺雏和梅子，还写出了春风的和煦和细雨的知时，引起人们无限的联想，真是绝妙入微，2、善于铺叙。周邦彦继柳永之后多写长调，也多用铺叙写法，并有所发展和创新，他不象铆永那样平铺直叙，一览无余，而是讲究曲折、回环的审美效果。如《夜—琶鹊·别情》写和女友分别时的情景和心绪。上片从送人写到送行的夜景，和离筵将散时“探风前津鼓”，花骢也懂别恨“亦自行迟”。下片写归途，道路漫长，“人语渐无闻，”经过分手处落花盖住了友人遗钿，斜阳最草，景象凄凉。最后以徘徊于饯别地遥望友人去处以寄深情作辖仑词层层铺叙，层层深入，回环往复，令人回味无穷。

3、精于音律。周邦彦精通音律，能自度曲。他不仅整理了一些没有定型的古调，还创制了许多慢曲、引、近，犯等新调。周邦彦的词在字音上不仅讲究平仄协调，有时还严守四声。因此，他的词格律严整，音调和谐。这是周邦彦词艺术上的特点，也是他对词的重要贡献。

第二章 宋代诗歌

宋代的诗歌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它与唐诗一道，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两种基本类型。宋诗与唐诗最大的区别在于，唐诗重“象”，宋诗重“意”；唐诗是诗人之诗，宋诗是学者之诗。这就是说，唐诗重在描绘形象、意象，通过形象、意象的描绘来表现情感思想，与此特点相联系，唐诗意境鲜明、情寓于象，语言简洁，表现含蓄而耐人寻味。例如李白《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描写的是瀑布本身的形象，为人们展示了瀑布的具体情形，从中透露出对庐山瀑布的喜爱之情。宋诗则侧重于直接表现情感、思想，“象”的描绘是次要的。因此，宋诗往往多议论，语言也不像唐诗那样简洁凝炼，表现也不太含蓄。例如苏轼《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庐山的具体面目没有描绘出来，侧重表现由看山引发出来的哲理性思考，发人深省。唐诗基本上能做到用诗人自己自然平易的语言来表达，宋诗则往往用典故和前人的话来表现，因而宋代的诗人首先是学者。宋诗因为与唐诗不同，所以长期以来一直遭受批评。其实，言理、言情无关紧要，关键是能将诗写好。认定唐诗才是好诗的观点是十分狭隘的。春兰秋菊，各极一时之秀。以唐诗为正宗，或以宋诗为正宗，都有碍于对中国古代诗歌的认识。

一、北宋初中期诗

宋初诗坛，承袭晚唐五代余风，有所谓宋初三体之说。一以当时的一些达官贵人如徐铉、李昉等为代表，以白居易为师，诗风平易浅俗，是当时的主流诗歌，此为白体诗。一以稍后的杨亿、刘筠、钱惟演为代表，以李商隐为师，辞藻华丽，讲究用典，是白体之后的诗坛主流，因诗集《西昆酬唱集》得名，此为西昆体。一以魏野、林逋等隐士为代表，以贾岛、姚合为师，多用白描手法写隐逸生活，诗风清苦，此为晚唐体。宋初三体内容上均离政治、社会较远，形式上多为近体诗。北宋初期中比较优秀的诗人是王禹偁。他的诗早期学习白居易的闲适诗，因此多平易浅近之作。中晚年由于被贬，诗风也因此大变，改为学习白居易的讽谕诗和杜甫诗歌，因而具有较多的现实内容，表现的情感也比较真实感人。代表作有《对雪》、《感流亡》等。宋仁宗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以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为代表的诗人，对诗歌进行了改革，将诗歌引入了新的方向。他们的改革主要表现在多写古体诗，拉近诗歌与政治与社会的距离，在艺术上进行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等新的尝试。

（一）欧阳修

欧阳修在这一时期的诗歌改革中虽不是先行者，却是影响最大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他的创作成就，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身居高位的优势。他的诗，就内容来说，各类题材都有，但最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有关国计民生的作品，例如《食糟民》、《答朱案捕蝗诗》、《答杨子静两长句》。这些作品表现了一位士大夫的可贵良知。就艺术而言，欧阳修的诗已表现出比较明显的散文化、议论化的倾向。在这一点上，他是有意学习模仿唐代诗人韩愈。例如《洛阳牡丹图》、《吴学士石屏歌》等，已初步表现出宋诗重“意”的特点。他的一些诗写得平易疏畅，如《戏答元珍》，这首诗作于被贬夷陵之时，从语言来说，可谓平易通畅，但其中的达观情怀却是以往的贬谪之作中很少见到的。而这也正是宋诗的特点之一。欧阳修诗从整体上看，写得平易疏畅，不用典，既不像白体那样浅俗，也不像晚唐体那么寒酸。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二）梅尧臣

梅尧臣是北宋中期比较早地有意识纠正西昆体诗风的诗人，与欧阳修来往较多。他的诗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他的很多诗是关于政治和民生疾苦的。例如《田家》、《陶者》、《田家语》、《汝坟贫女》等。这些诗歌对于拉近诗歌与政治、社会的距离，增强诗歌的严肃性，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汝坟贫女》这首诗的小序说：“时再点弓手，老幼俱集。大雨甚寒，道死者百余人。自壤河至昆阳老牛陂，僵尸相继。”可见是为冻死的军人而作，杜甫“路有冻死骨”的描写又复现诗歌创作中，“三吏”、“三别”的精神又得到了体现。这在晚唐至北宋初的诗歌中是很少见的。

第二，他在扩大诗的题材上作了新的尝试，将一些过去不入诗的事物、现象写入诗中，如丑而老的妓女，不雅的虱子、跳蚤、乌鸦等。这些作品虽然没有多少美感，但对开拓诗的表现领域，纠正西昆体的所谓高雅大体，是起了积极的作用的。

第三，他的诗总的风格是平淡。这种平淡风格的取得，是与他多写琐碎题材、多表现自然淡远的意境、多运用平淡的语言分不开的。这也是对西昆体华丽典雅的一种纠正。

（三）苏舜钦

苏舜钦在诗歌上与梅尧臣齐名，人称苏梅。苏舜钦与梅尧臣有很多相似之处，诗歌也常写当时的政治、社会问题，如《庆州败》、《吴越大旱》等。但是，无论表现哪方面的内容，苏舜钦在风格上与梅尧臣都迥然不同。如《庆州败》这首诗对北宋朝廷和军队的讽刺嘲笑，可谓淋漓尽致，毫不留情，这种大胆直露，是梅尧臣诗里所没有的。即使是写景，苏舜钦也表现出一种豪气，如《淮中晚泊犊头》既鲜明如画，又意境阔大，精致之中不乏豪气。欧阳修说：“圣俞、子美齐名于一时，而二家诗体特异。子美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六一诗话》）道出了两人的特点。

二、北宋中后期诗

宋诗重“意”的特征在欧阳修、梅尧臣以及苏舜钦的诗歌上已初步表现出来了，到了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的诗歌中，就表现得更加明显了。特别是苏轼和黄庭坚，更是将这种重“意”的特征发挥到了极致。与此同时，宋诗的学者化倾向到这时也表现得非常典型了。

（一）王安石

王安石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以退居江宁为界，王安石的诗歌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的王安石主要是一位政治家，因此，这一时期的诗，往往与政治、社会有紧密关系，表现了他对现实政治的高度关注。例如《河北民》反映了边境农民遭遇大旱时的困苦。其他如《感事》、《省兵》、《收盐》等，也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一时期的诗歌不仅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而且在艺术上不事修饰，多议论，少含蓄，锋芒毕露，以文为诗。这些特点即使在咏史这样的题材中，也表现得十分突出。例如《明妃曲》这首诗写的是王昭君的故事，但诗中颇多议论，既为毛延寿平反，又将讽刺的矛头指向了封建皇帝，十分大胆直露。王安石这一时期的诗，可以称为政治家之诗。

退居江宁后，王安石的诗进入了后期。他的诗风发生了重大变化，远离了政治、社会，多写山水自然。形式上以绝句为主，很少长篇古体；艺术上讲究炼字、对仗，意境优美含蓄，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后人将王安石这一时期的诗风称为“半山体”。如《书湖阴先生壁》、《泊船瓜洲》等。前一首“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中的“护田”、“排闼”均取自《汉书》，因而是“用汉人语对汉人语”；后一首“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字向来是炼字的典范。这两首诗在用字、对仗上均下了极大的功夫，但表面看来并无奇特之处，真正达到了他赞美唐人张籍的“看似平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题张司业诗》）的境界。《石林诗话》卷上说：“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如‘含风鸭绿鳞鳞起，弄日鹅黄袅袅垂’，读之初不觉有对偶，至‘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但见舒闲容与之态耳。而字字细考之，若经檃括权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王安石这类诗对后世的影响远远大于前期诗歌。

（二）苏轼

宋代诗人中，成就最高的当属苏轼。苏轼的诗题材极为广泛，涉及社会、自然、艺术、宗教以及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既有政治诗、题画诗，又有写景抒怀、咏物言志之作。他的政治诗如《吴中田妇叹》、《荔枝叹》等，表现了对统治者的批评和对人民疾苦的同情；题画诗如《题王维吴道子画》等，表现了他精辟的艺术见解。当然，最值得注意，同时也是数量最大的是写景抒怀诗。这一类诗集中表现了苏轼的艺术个性，也代表了苏轼诗歌的最高成就。

苏轼的写景抒怀诗，并不是只由写景和抒怀这两种要素构成，而是将写景、叙事、抒情、言理等揉合在一起，从而构成了一个景、事、情、理相统一的艺术世界。他的这类诗集中表现了人生、景物的变幻，并用哲理性的眼光来审视这种变幻。例如《和子由渑池怀旧》、《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两首诗均表现了人生的变幻，一方面对这种变幻深感无奈，另一方面又跳出这种变幻，站在变幻之外看变幻，因此，诗中表现出来的主要不是人生的悲哀感，更多的是对人生的哲理性感悟，如《和子由渑池怀旧》。一般而言，诗中言理容易流于枯燥乏味，苏轼的诗说理虽多，却令人爱不释手，可读性极强，原因在于：

第一，他并不是单纯地说理，而是将情、理、事、景融合起来，理从事出，理从景出，并且理在情中。例如《和子由渑池怀旧》开头两句“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既是说理，从中流露出来的人生感叹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又是抒情。理与情乃是由渑池所见之景及经历之事触动而发。

第二，苏轼具有一种“触处生春”的本领，因而将诗写得生动异常，富有美感。这种“触处生春”的特点一方面表现在他能从极平常的日常生活现象中发掘出深刻的道理，例如《题西林壁》；另一方面表现在他能通过新鲜的比喻将难言之事、理、感受等非常形象地写出来。例如“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等，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著名比喻。另外，苏轼诗也写得诙谐幽默，妙趣横生。例如《纵笔三首》之一：“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白须萧散而功业无成，本是沉重悲痛之事，在他笔下却呈现出喜剧场面，这与中国古代诗歌“惟以悲哀为主”的传统是大不同的。苏轼诗写得才气横溢，灵光四射，读来毫无陈腐气，且又极重“意”，文化底蕴十足，所以一向被认为是宋诗的代表。

（三）黄庭坚

在宋代，黄庭坚被认为是与苏轼并驾齐驱的诗人，所以有“苏黄”之称。黄庭坚之所以能在宋代诗坛上占据重要的地位，产生广泛的影响，一是因为他提出了一套独特的诗歌创作理论，二是因为他诗歌本身的成就，三是因为在他的影响下产生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江西诗派。

黄庭坚诗歌理论的独特之处在于：它阐明了具体的写诗办法，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黄庭坚认为，“文章最忌随人后”（《赠谢敞王博喻》）、“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题乐毅论后》），可见，他是主张创新的，一般的诗歌理论也强调这一点。但是怎样才能创新？一般人总强调要广泛学习，转益多师。让人难以找到具体的突破口。黄庭坚则认为，可以通过“以故为新”来实现。“以故为新”的具体办法就是“夺胎换骨”，即“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冷斋夜话》卷一引）。这就意味着创新是建立在对前人作品的加工改造上，一是不改变前人作品的意思，但用新的语言来表达；一是袭用前人的语言，但表达的是新的意思。此外，他还对诗歌句眼的设置、句律的运用、章法的安排等发表了具体的意见。这样的办法虽然不算高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切实可行，而且立竿见影，对学诗者有实际的指导作用。因此，它与一般的泛泛而谈的诗歌理论是不同的，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黄庭坚的诗歌创作在宋代也是别具一格的。从内容来说，黄庭坚的诗不像他以前的宋代诗人那样比较关注政治、社会问题，而更多的是写景、酬唱，抒发内心感受。

艺术上，黄庭坚的诗具有多方面的特点：

一是用典多。他认为：“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答洪驹父书》）既然作为榜样的杜甫、韩愈都是“无一字无来处”，他自己作诗就可想而知了。例如他那首著名的《和答钱穆父咏猩猩毛笔》：“爱酒醉魂在，能言机事疏。平生几两屐，身后五车书。物色看王会，勋劳在石渠。拔毛能济世，端为谢杨朱。”几乎一句一典，但用得灵活机智，言外有意，令人佩服。他的另一首名作《寄黄几复》算是写得比较平易的，但其中也多处使用了《左传》及《史记》中的典故。二是务新求奇，为人所不为。黄庭坚在诗歌上不肯蹈袭前人，力求在格律、节奏、意境、结构以及修辞手法等各方面都自创一格。例如，诗歌格律形成已 久，已成定规，他则有意多用拗体，打破定规。五七言诗的节奏也已形成传统，但他却用读来拗口的节奏，例如《题竹石牧牛》中的“石吾甚爱之，勿遣牛砺角；牛砺角尚可，牛斗残我竹”。三是具有一种独特的幽默诙谐感。黄庭坚是公开主张诗歌可以“打诨”的，因此，他将诗的娱乐特性发挥到很高的水平。在这一点上，他与苏轼很接近。

宋代的诗，从王安石开始，重视学问根基，强调书本知识的灵活运用，这种倾向到了黄庭坚时，可以说达到了高峰。

南宋初，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将黄庭坚、陈师道等二十余人列为江西诗派。江西诗派是在黄庭坚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他们的创作具有与黄庭坚类似的众多特点，是宋代影响最大的诗派。江西诗派的诗人中，除黄庭坚外，特色较鲜明，影响较大的是陈师道。

三、南宋初中期诗

南宋初中期的诗歌以南宋四大家为主。南宋四大家，又称“中兴四大家”，指的是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这四大家虽然早期曾受江西诗派影响，但除尤袤外，其他三人均能跳出江西诗派的樊篱，自创面目。

应该指出的是，在四大家之前，还有一批所谓的“南渡诗人”，即从北宋到南宋初的诗人，他们以陈与义、曾几为代表，其特点是由于“靖康之难”的影响，突然改变了诗风，诗中的爱国情绪表现得十分强烈。这对以四大家为代表的南宋中后期诗风有直接影响。

（一）杨万里

杨万里早期也受江西诗派影响，后来才跳出江西诗派的樊篱。有少部分与政治、社会有关，如《怜农》、《初入淮河四绝句》等。但更多的是以自然和日常生活为题材，从而形成了独具风格的“诚斋体”。其主要特点是：

第一，善于发现和捕捉自然和日常生活中一般人没有注意和描写的富有情趣与美感的景象。例如：“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空喜欢。正入乱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过松源晨炊漆公店六首》之五）“柳条百尺拂银塘，且莫深青只浅黄。未必柳条能蘸水，水中柳影引他长。”（《新柳》）诗中所写的这两种情况在以前的诗中是很少见到的，而杨万里则专门注意这方面的情况，读来妙趣横生，颇有新鲜感。第二，语言上不用典，不避俗俚，平易自然，雅俗共赏。杨万里的诗既有通俗如“拖泥带水”、“手忙脚乱”之类的词语，又有典雅庄重的句子，读来基本上没有语言障碍。这与黄庭坚及其江西诗派喜欢掉书袋用典的作风是完全不同的。第三，风格幽默风趣。在这一点上，杨万里与苏轼、黄庭坚有类似之处。所以有人说，无趣不成诚斋诗。例如《插秧歌》全用对话体写成，将农夫比喻成战士，令人发笑。

诚斋体的出现，为宋代诗坛吹进了一股新风，它对后世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二）范成大

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号石湖居士，吴郡（今江苏吴县）人。他的仕途比较顺利，曾任中书舍人、四川制置使、参知政事等，后以病退隐苏州石湖。有《石湖居士集》。

范成大早期的诗也是江西风格，中年以后才有所变化。一部分作品是描写政治、社会问题的，如《催租行》、《后催租行》；也有些表现了当时的民族矛盾，如《州桥》等。范成大退隐以前的作品虽然写得 11 很多，但没有形成特殊的风格，真正给他带来声誉的是退隐苏州石湖后写的作品，其代表作是《四时田园杂兴》。

《四时田园杂兴》共60首，描写了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它突出的贡献在于全面地表现了农村的各个方面。在范成大以前，描写田园的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以陶渊明、王维、孟浩然等为代表，主要表现田园的优美宁静和文人的隐居之乐；一类以《诗经》中的《伐檀》等为代表的所谓现实主义作品，主要表现农村中农民生活的困苦。范成大的可贵之处是将这二者结合起来了，因此《四时田园杂兴》中既有农家景物、风俗、岁时，又有农民的劳动、苦难。例如：“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惟有蜻蜓蛱蝶飞。”“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采菱辛苦废犁锄，血指流丹鬼质枯。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这些诗单独就某一首看，不足为奇，合在一起，则具有独特的价值。所以有人称范成大为中国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者。

（三）陆游

陆游一生写了大量诗歌，是南宋成就最高的诗人，也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

与南宋初、中期的其他诗人一样，陆游早期也受了江西诗派的影响，只是到了后来，他才自创面目，自成一家。从内容来说，陆游的诗主要有两类，一类表现民族意识和爱国感情，一类写景物和日常生活。这两类作品在艺术上也有不同的特色。毫无疑问，第一类是陆游诗歌的主旋律。这类作品很多，总的来看，主要由两方面的主题构成，一方面是表现许身报国、恢复中原、渴望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一方面是表现壮志难酬的苦闷、报国无门的悲愤。这两方面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例如《书愤》这首诗既有对往日壮志豪情的回忆，也有对今日功业无成的悲叹，今昔交织，读来令人感叹唏嘘。类似的作品很多。

这一类作品具有浪漫主义的突出特点：

第一，往往借助于梦境的描写来表达恢复中原的愿望。例如《九月十六日夜梦驻军河外遣使招降诸城觉而有作》、《五月十一日夜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见城邑人物繁丽云西凉府也喜甚马上作长句未终篇而觉乃足成之》。这类诗，据清人赴翼统计，达99首之多。

第二，往往不对某一事物作静态细致的描绘，而是注重自我情感的宣泄。例如《金错刀行》，诗中固然有“黄金错刀白玉装，夜穿窗扉出光芒”、“南山晓雪玉嶙峋”之类看起来比较客观的描写，但只是粗线条的描述，而且在全诗中所占的比重很低。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非常主观化的描写，全诗的重点在于诗人情感的直接渲泻。类似的写法还有《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等。

第三，语多豪壮。如《长歌行》等。这些特点构成了陆游诗豪放浪漫的风格，接近唐代诗人李白，陆游也因此有了“小李白”之称。如《长歌行》，诗中的豪气、豪情令人感动，超凡的行为更是罕有其匹。陆游的第二类诗以描写日常生活及景物为主，也颇具特色。诗人往往从平常的景象中体悟出特别的意味，因此写得意境优美，耐人寻味，在平淡自然的风格中，时常可见对语言的精心锤炼。例如《游山西村》、《剑门道中遇微雨》等。这一类诗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

四、南宋后期诗

从南宋初期开始，就已经有诗人有意摆脱江西诗派的影响，如南宋四大家，但因他们出生较早，未能完全奏效。南宋中期以后，随着新一代诗人的出现，他们已完全跳出江西诗派的樊篱，使诗歌重新回到唐 12 诗的道路上去了。这些诗人主要是永嘉四灵及江湖诗派。不过，他们所回归的唐诗，并非李、杜或其他诗人的诗歌，而是中晚唐以贾岛、姚合、许浑为代表的诗歌。

（一）永嘉四灵

永嘉四灵。指的是浙江永嘉（今温州）的四位诗人：徐照（字灵晖）、徐玑（号灵渊）、赵师秀（字灵芝）、翁卷（字灵舒）。他们的诗以贾岛、姚合为宗，多为近体，喜用白描，不用典，主要描写山水自然和自我感受，境界狭窄，讲究苦吟，诗风单一。例如：

一天秋色冷晴湾，无数峰峦远近间。闲上山来看野水，忽于水底见青山。（翁卷《野望》）黄梅时节了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赵师秀《约客》）

这两首诗算是四灵作品中的优秀之作，但还是显得小气。

（二）江湖诗派

江湖诗派是稍晚于四灵，并受四灵影响的一个诗派，因作品多收入《江湖集》而得名。他们多为落第文人、江湖清客。诗风不一，有的粗犷豪放，有的幽静清苦，有的新奇，有的旷达。代表人物主要有刘克庄、戴复古、方岳等。

南宋末年，随着抗元形势的日益恶化，出现了一批爱国诗人，如文天祥、汪元量、林景熙等。他们的诗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情感真挚，感人至深，成为宋代诗歌的最后一道光辉。

第三章

苏轼

一、苏轼的生平与思想

（一）苏轼的生平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他出身在一个有文化教养的家庭，少怀大志。二十一岁考取进士，受到主考欧阳修的赏识。踏入仕途后，历尽坎坷，几次遭贬，还被下过狱，在政治上很失意。

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任宰相推行新法时，苏轼上书神宗，反对新法。由于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在激烈的党争中，感到无法在朝中任职，请求外任。熙宁四年（1071）任杭州通判，后又任密州、徐州、湖州刺史。这期间发生了著名的“乌台诗案”。神宗元丰二年（1079）,御史中丞李定等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中语句和前此所作的诗句，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苏轼。在狱中经过五个月的残酷折磨，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这次变故，对苏轼的生活，思想和创作都有很大影响。他在黄州筑室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与田野父老时时相从”。为排解内心苦闷，他这时更多地接受了佛老思想的影响，希望从中寻求解脱。他的许多名篇多是在贬官黄州以后写成的。

元丰八年（1085），哲宗即位，起用旧党，苏轼被召回朝，相继任礼部郎中、翰林学士等职。这时司马光任宰相，要废除一切新法，苏轼又提出反对意见，主张新法“不可尽废”，因而遭旧党排挤打击，再次外调杭州。元祜八年（1093）新党得势，苏轼遭到更严重打击，被贬惠州、琼州（海南岛）。元符三年（1100）徽宗即位，苏轼才遇赦北归。次年死于常州途中，时年六十四岁。著作有《东坡全集》——百多卷。

（二）苏轼的思想 苏轼的思想比较复杂，是儒、佛、道三家思想的融合。从儒家思想出发，他一生关心国家命运，积极从政，宽简爱民，但当政治上受到挫折时，受佛老思想的影响，又表现出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态度。这种复杂思想，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有明显的反映。

二、苏轼的词

苏轼的词在我国词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对词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扩大了词的题材内容。晚唐五代以来，作为、“小道”、“艳科”的词，主要写男女爱情：离愁别绪。苏轼突破这一藩篱，给词增添空前丰富的内容。凡咏史、怀古、感旧、悼亡、记游、说理等诗文所能写的内容，他都引入词中，使词的题材无所不包，反映了广阔的社会人生。

如《江城子·密州出猎》，上片写出猎的雄壮场景，下片写要求出战的强烈愿望，塑造了一个爱国壮士的形象，抒发了诗人的爱国豪情。《念奴娇·赤壁怀古》通过对祖国壮丽河山的出色描绘，传达出对古代英雄人物的无限倾慕与向往，抒发了自己早生华发而功业未就的无限感慨。意境恢宏，情调激昂，成为千古绝唱。《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则是咏月而兼怀人的名篇。诗人由对人生的思索写到悲欢离合的感叹，表现了热爱生活、怀念兄弟的心情，既有飘逸邈远的意境，又有深刻的人生哲理。这样的内容，在前人词作中是很少见的。

还有些题材则是苏轼第一次把它们引入词中来。如对农村风物的描写（《浣溪纱 徐州石潭谢雨道亡作》），对亡妻的悼念（《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等。这都说明苏轼的词在题材内容上有新的开拓。

（二）转变了词风。苏轼在婉约正宗之外，别立豪放一派，表现了新的风格。㈠I：城子·密州出猎》慷慨激昂，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念奴娇·赤壁怀占》激情奔放，气势磅礴。《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境界开阔，飘逸洒脱。这些具有豪放风格的词作，为南宋辛弃疾等豪放派词人开出了新路。

苏词也有婉约之作，有的写得幽怨缠绵，有的写得明丽清新，表现出多种多样的风格。

（三）突破了音律的束缚。词为了配合音乐而歌唱，它的格律往往比诗还严。苏轼的词为了充分表达意境，有时就突破了音律的限制。李清照曾批评苏轼的词不协音律，实际上他不是不懂音律，“豪放，不喜剪裁以就音律耳”。（陆游《老学庵笔记》）

（四）语言上的创新。苏词语言清新朴素。他多方面吸收古人语言精华，还运用典故、口语、虚字入词，丰富了词的表现力。

三、苏轼的诗

（一）苏轼的诗现存二千七百多首，大致可分四类：

1、政治讽谕诗。这类诗揭露了黑暗政治，反映出人民的苦难生活。如《荔枝叹》，揭露了历代帝王穷奢极欲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并抨击当朝权贵媚上邀宠的可耻行径，表达了诗人对人民疾苦的深切同情。《吴中田妇叹》则写谷贱伤农，揭露了新法的某些流弊。还有的诗或反映赋税的繁重，或谴责官吏贪鄙，·都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的矛盾，表现了诗人敢怒敢言的抗争精神。

2、景物诗。这类作品数量最多，对后世影响也最大。诗人在描绘自然景物方面，善于捕捉住景物瞬间的形象，用艺术手法再现客观景物的情态。如《饮湖上初晴雨后》，写杭州西湖的风云变幻，生动地再现了西湖的风姿。还有的诗，把寻常的景物写得精警动人。如《有美堂暴雨》，通篇写暴雨的形象，气势雄浑，豪犷奔放。更多的景物诗则倾注了诗人的生活情趣。如“卧闻百舌呼春风，起寻花柳村村同。”（《安 国寺寻春》）展示厂自然界的勃勃生机，抒发了诗人热爱生活的思想感情。

3、题画诗。苏轼写了不少题画诗，有的摹写画意，有的品评作品，都是诗情画意高度结合的艺术珍品。如《惠崇〈春江晚景〉》，诗人以生动的诗句，再现了江南生机勃勃的仲春景色，给人以美的享受。《王维吴道子画》则不仅再现了王、吴两幅风格截然不同的画面，还表达了自己的美学观点，也写得诗意盎然。

4、理趣诗。苏轼的理趣诗往往通过一种景象描写来说明一种人生哲理。著名的《题西林壁》借写庐山的雄伟多姿，说明了一个旁观者清的观察事物的道理，给人以深刻的启示。《慈湖峡阻风》以自然界“何处不歧岩”来说明人生道路上处处有艰险，读起来也韵味无穷。

（二）苏轼诗创作特点：

1、以文为诗，富于理趣。首先表现在章法上的散文化，如：《金山寺》在构思上明写江水，暗写思乡，而结构上则直叙游历，由游金山寺之所思、所见、所感三部分一气呵成。《百步洪》的铺排景物，《吴中田妇叹》的直陈时事，皆是散文章法与笔法。

其次表现为喜发议论，谈哲理。宋诗善言理，苏轼诗更为突：出。如《题西林壁》，《渑池怀子由》、《于潜僧绿筠轩》等篇，或讲认识事物的道理，或抒发人生来去无定的感慨，或讲品德情：操，这些议论皆寓于形象之中，取譬精当，生动警策，发人深省。

2、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苏轼大量的咏物诗和抒发个人感慨的优秀诗篇，在手法上多借助于丰富的想象和奇妙的比喻以创造优美境界，增强艺术效果。如《饮湖上初晴雨后》中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即通过新奇的比喻唤起人们的联想，以想象中的天然美为湖山增色。再如《百步洪》，连用七个比喻来状船行之快，使诗的形象飞动鲜明。诗人正是通过这些丰富的想象和贴切的比喻，把读者带进了美丽神奇的浪漫主义境界。

3、风格多样，平易自然。苏轼诗题材广泛，兼备各体。他的七律、七绝精美明快，清新活泼；古体和七言歌行淋漓酣畅，雄浑豪迈；晚年小诗更显潇洒清淡。而各体诗的共同特点是不假司雕饰，不事华艳，往往脱口而出，平易自然。

四、苏轼的散文

苏轼的散文向来同韩、柳、欧三家并称。他多方面汲取前代谓各家散文优点，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独特风格，他的散文可分为两大类：

（一）非文学性散文，主要指政论、史论。这类文章，明晰透辞，雄辩滔滔，旁征博引，翻新出奇，文笔纵横恣肆，挥洒自如，如《教战守策》，文章主要阐明应居安思危，教民习武以备战守的道理。开头明确提出当今生民之患“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紧接着就援引历史事实，并以养身之道为例，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论证；而后说明战争的不可避免，令人信服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上张。文章说理透辟，论证充分，引古证今，雄辩服人，充分体现苏轼议论文的论辩特色。他的史论文章还常摆脱传统说法，提出新的见解。如《留侯论》，认为张良能辅汉并非神书之力，是因能有所忍，终于成就人事。《贾谊论》则认为贾谊的怀才不遇，是因为他不能“自用其才”。这都具有新意，表现了作者独到的见识。

（二）文学性散文，即记叙抒情文，包括书札、杂文、小品、小赋等。这类文章大都是叙述、描写和议论错杂并用，信手拈来，漫笔写成，生动飘逸，浑洒从容，最足以表现苏轼散文“行云流水”“姿态横生”等特色。如《石钟山记》，结合探求石钟山得名的原因，生动地说明了事情需要目见耳闻，不能只凭主观臆断的道理。而对月夜石钟山下阴森逼人的景色描绘，也很有特色。《喜雨亭记》则由破题开端，“亭以雨名，志喜也。”然后叙述无雨时之忧愁和得雨时的欢乐，把“喜”“雨”“亭”三层意思发挥得淋漓尽致，构思新颖，文笔轻松，意思层出不穷。’《记承天寺夜游》是一篇脍炙人口的抒情小品，全文不足百字，但却绘形、绘影、绘色地描写出一个明净幽闲的境界，表现了浓郁的诗情，充分显示出作者创造意境的艺术才思。

这类散文就其思想性说，不如某些政论、史论强，但都有较高的艺术成就。

五、苏轼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一）苏轼以丰富的多方面的创作实践，最后完成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使北宋文学的发展达到最高水平，成为继欧阳修之后北宋文坛的杰出领袖。

（二）苏轼十分重视文学人才的培养，他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大批作家，被称为苏门四大学士的黄庭坚、秦观、张未，晁无咎以及陈师道、李之仪等人，都曾得到过他的鼓励和指导，在文学—亡都各有不同的成就。

（三）苏轼在文学上各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一直为人们所仰慕。他的策论、史论成为许多科举士于摹拟的范本，其他散文也都表现出“汪洋恣肆”、“行云流水”的独特风格，被后世学者文人所推重。他的诗歌代表了北宋诗的特色，对后代影响也很大。尤其是词，打破了传统题材与风格的限制，提高了词的地位。

第四章

南宋词

一、李清照

（一）李清照（1084一1151?）、白号易安居士。她遭逢两宋之间的社会**，金人入侵，给她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不幸，南渡不久，丈夫赵明诚病逝，后半生在孤苦流离中死去。有《漱玉集》。

李清照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文学才能的作家，诗、散文和词都有成就，最擅长的还是词。在她早年所写的《词论》中，除周邦彦之外，她几乎批评了北宋所有第一流的词家，她主张“词别是一家”，始终遵循着“诗言志，词抒情”的理论。李清照的诗，强烈地表现了她希望收复失地的思想和关心现实政治的积极精神，风格刚健清新，与她的词不大相同。“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夏日绝句》），讽刺了南宋统治集团不肯北上抗敌，慷慨沉雄。她的散文《金石录后序》，把个人的悲欢与国家的灾难结合起来叙述，感慨悲凉，是其散文的代表作。

李清照以词的成就为最高，她是两宋之间杰出的女词人，是婉约派的代表人物。李清照前期的词，长于抒写离愁别绪，闺情相思；南渡以后，词的内容多为亡家去国的暮年寡妇的满腔凄苦，或无所依恃的浓愁，这代表了南宋广大沦亡妇女的命运，具有很大的社会意义。李清照一生的经历比前代婉约派词家更艰苦曲折，加以她对艺术的力求专精和在文艺上的多方面的才能，从而使她在两宋词坛上独树一帜，对后世的影响也比较大。

（二）李清照词的思想内容 其创作以南渡为界，分为前后二期。

1、前期：主要抒写她少女，少妇的生活，是一种悠闲风雅的情调。如《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以新颖的对诂形式表达了诗人惜春爱花的情绪。另一首《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写乘舟游览，沉醉迷途 的情景，表现出诗人对门然景物的热爱和野游的欢乐，很富生活情趣。《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是她在重阳节怀念丈夫的作品，词以细腻委婉的笔触塑造出了诗人多愁善感的形象，表达了真挚而缠绵的相思之情。李清照前期的词虽然在内容上没有什么创新，但大胆真率地层示了一个少女少妇的内心世界，表现了作者对美好自然的热爱和对爱情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具有一定的反对封建礼教束缚的积极意义。

2、后期：主要抒写作者对国事的忧思和生活流落的痛苦，具有较强的时代色彩和现实意义。在《菩萨蛮》和《武陵春》中，作者把国家的灾难和个人的不幸结合叙说，表现出一种凄凉孤寂的心境。《渔家傲》借梦境反映自己在忧患余生中报国无门的感叹。《永遇乐·落日镕金》在故国怀思之中寄寓身世飘零的感慨。最著名的是《声声慢》，这首词用铺叙和景物衬托的手法，描写内心凄苦，将个人身世之悲与国家危难之痛交织在一起，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三）李清照词的艺术特点

李清照的词上承李煜、二晏和秦观，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

1、抒情委婉含蓄，耐人寻味。如《声声慢》以大量的叠字渲染怅惘之情，未了一个“愁”字，传出种种无尽的哀痛。

2、善于用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表达内心感情。如“柔肠一寸愁千缕”

（《点绛唇》），以千万缕乱丝比愁，以显愁之多，愁之纷扰难理。

3、善用白描，长于铺叙。如前期的二首《如梦令》全用白描，后期的《声声慢》用铺叙手法写景抒情，尤其是把这种孤苦的心

境放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景物中，就更加渲染了浓重的凄苦气氛。

4、语言上以俗为雅，善用口语，有朴素自然清新之美。如“绿肥红瘦”，造语新奇，又极朴素自然。其他象《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也明显地体现出这一特点。

二、南宋前期爱国词人

南宋前期，涌现出一大批爱国词人，他们上承苏轼豪放词风，不拘泥于格律，把谴责权奸、呼吁抗战、力主恢复中原作为词的主题，创作出不少慷慨悲壮、辞情激昂的作品。代表作家有张元干、张孝祥、岳飞等人。

（一）张元干（1091—1175？），字仲宗，南宋爱国志士，南渡初期词坛的一位大家，有《芦川词》。张元于是南宋爱国词派的先驱，其爱国主义主题对张孝样、陆游和辛弃疾颇有影响和启迪。代表作是两首、《贺新郎》。第一首题为《寄李伯纪丞相》，表现了对李纲抗金主张的支持，抒发了诗人气吞狂虏的英雄气概和对朝庭弃置抗战忠臣的愤慨。第二首题为《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表现了诗人对沦陷区人民的深切关注，对入侵者的憎恨和对统治阶级的指责，同时抒写了对胡铨的同情以及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张元干的词长于抒发悲愤之感，词风慷慨悲壮，他为南宋爱国词风的形成奏了先声。

（二）张孝祥（1132—1169），字安国，南宋爱国土大夫。他和张元干都是上承苏轼下启辛弃疾的词作家。有《千湖词》。代表作是《六州歌头》，词中描写了沦陷区的凄凉景象和敌人的骄横跋扈，抨击统治者的忍辱求和，同情中原人民的艰难处境，抒发了自己壮志难酬的悲愤。其他象写景抒怀的《念奴娇·过洞庭0、抒发忠义之气的《水调歌头·闻采石战胜》、表达豪迈情怀的《西江月·丹阳湖》等，也很有名。张孝祥的词风格多样，但大抵都慷慨豪迈，直抒胸臆。

（三）岳飞（1101—1141），字鹏举，南宋著名的爱国将领。他的《满江红》一词传唱千古，表现了 对敌人无比的痛恨和报仇雪耻的迫切心情，以及收复失地报效国家的壮烈情怀。这首词通篇直抒胸臆，一气而下，风格粗犷。

三、南宋中后期词

以辛弃疾为首的爱国词派同以姜夔为首的格律词派，是南宋中后期词坛的两大流派，而以辛派词为当时词坛的主流。

（一）辛派词人

南宋中后期，在辛弃疾影响下，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爱国词派，文学史上称之为“辛派词人”。其中主要有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等。

1、陈亮（1143—1194），字同甫，南宋著名的爱国志士，有《龙川词》。他与辛弃疾过从甚密，志趣相投，词风亦相近。陈词、最突出的特点是自觉地把词作为表达政治见解，抒发爱国情感的工具，有充实的思想内容。其词以议论为主，直抒胸臆，风格雄肆激昂，慷慨磊落，但不及辛词之含蓄和富于文采。代表作有《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作者在词中激励章德茂保持民族气节，表现出抗金的决心和胜利的信念。

2、刘过（1154—1206），字改之，是辛弃疾的门人，长期浪迹江湖，有《龙洲集》。其词“多壮语，盖学稼轩”，词风奔放豪壮与辛词近，但不及辛词之沉郁婉转。代表作是《六州歌头·镇长淮》，此词感叹繁华的扬州在敌扰后的破败，吊古伤今，感慨苍凉。又有《六州歌头·题岳鄂王庙》，赞颂岳飞的抗金功绩，对秦桧之流作了强烈的谴责。

3、刘克庄（1187—1269），字潜夫，是南宋后期重要的辛派词人，有《后村长短句》。他发展了辛词奔放疏直的一面，较之辛词更为散文化、议论化，但因议论过多而失之散漫，终不似辛之精深含蓄。代表作有《贺新郎·送陈真州子华》、《沁园春·答九华叶贤良》和《沁园春·梦浮若》等。

4、刘辰翁（1232—1297），字会盂，南宋灭亡前后的爱国志士，有《须溪集》。其词多结合战乱之后个人的飘零生活寄托故国之思，抒发亡国之痛，感情比较低沉，境界比较凄清，缺乏辛词的豪壮之气。代表作是《念奴娇》、《六州歌头》、《江城梅花引》和《唐多令》等。

（二）辛派词的共同特点

1、爱国主义的思想内容。辛派词人都是坚定的爱国志士，他们力主抗战，反对和议，用词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多抚时感事之作，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抒发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忱。

2、注重内容表达，大胆冲破词的格律和音韵的限制，以文为词，进一步发展了散文化、议论化的倾向。辛派词往往直抒胸臆而少用象征比兴手法。这个特点在刘克庄的词作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然而散、议虽可无拘束地表达内容，但终为诗词之禁忌，因为它能淡化诗词的节奏和意境。

3、继承了苏辛豪放词风。其词作大都慷慨激昂，雄放豪纵。如陈亮之雄肆，刘过之豪壮，刘克庄之奔放疏荡，刘辰翁之感慨深沉。他们虽各有自己的特点，但总的风格是一致的。

另外，辛派词人虽尽力师承辛弃疾，但由于他们既无辛弃疾那样的战斗经历，又无辛弃疾那样的胸襟抱负和文学修养，因而学习辛词往往流于表面，得其豪壮而失其沉郁精警，不免有粗疏率直之弊。

（三）姜夔及其在词史上的地位

1、姜夔（11557—11217），字尧章，号白石道人。他终身布衣，飘泊江湖，虽为人清高，但终为名宦门下之清客，而以卓越的文学才能名世。他开创了格律词派，为南宋后期词坛大家。有《白石词》。其词题材有写景咏物、记游酬赠、离别相思等等。其中有的作品表达了对现实的感慨和忧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现实性较强的作品当推《扬州慢》，这首词描写了被金兵洗劫之后的扬州一派荒芜，抒发了黍离之悲及对昔日繁华扬州的怀念。这方面的词作还有《八归》和《永遇乐》等。姜词中以咏物和写相思之作为最多艺术性也最高。代表作为《暗香》、《疏影》。《暗香》借咏梅怀人，情思婉转，诗人将往日的回忆与今日的感喟紧紧联系在一起，清幽的意境，绵绵的相思，一片雅士情怀。另外《念奴娇·咏荷花》和《齐天乐、·咏蟋蟀》也是名作。

2、姜夔在词史上的地位

姜夔在发展词律、提高词艺和转变词风等方面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1）发展词律。姜夔精于音律，其词作音律严谨，而且他还能自度曲，于曲旁记录乐谱，为后代研究词史、音乐史提供了珍贵资料。《扬州慢》，《暗香》和《疏影》都是他的自度曲。

（2）提高词艺。白石词的艺术成就很高，笔致清拔劲健，意蕴含蓄深远，创造出一种“清空”的意境。这个特色在其自度曲《暗香》、《疏影》中有突出表现。

姜夔善用比兴拟人等手法，他的《念奴娇》写荷花，把荷花比作脉脉含情的少女，极有韵致。姜词语言精炼典雅，尤精于动词的使用，如“波心荡，冷月无声”中的“荡”字，生动地表现出水光月色的动态。姜词又喜用典和暗喻，如咏梅用昭君故事，《扬州慢》用杜牧诗意。用典与暗喻使姜词有一种完美蕴蓄的意趣，但又因用典和雕琢字句致使意义模糊隐晦。近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说：“白石写景之作，„„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此语贴切。

（3）转变词风。姜夔以绵邈风神，救辛派末流的粗疏浮躁，又以瘦硬之笔矫婉约派之媚软，这对矫正当时词坛弊风是有意义的。

总之，姜词音律之讲究，辞句之精美，在宋词中是少有的。他上承周邦彦，下开格律词派，在南末后期词坛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四）其他格律派词人：南宋后期的格律派词人，还有史达祖、吴文英、周密、王诉孙、张炎等人。他们远承周邦彦，近师姜白石，多数更加追求音韵格律的严整，讲究词法，雕琢字句，刻意于形式的典雅精工，甚至以辞害意，晦涩难懂。他们虽有名篇佳作，不过总体上看，反映现实的内容薄弱。

1、史达祖，生卒年不祥，字邦卿，他善于咏物，用笔新巧，长于刻画，但缺乏兴寄，格调不高。《双双燕·咏燕》是其代表作。这首词用白描手法描写春社过后，燕子归来，成双成对地戏弄春光的神态，进而由燕子的欢乐反衬闺中人的寂寞孤独。词对燕子刻画入微，有尽态极妍之妙，咏燕并写闺情，关合十分巧妙，历来受到人们推崇。

2、吴文英（1200—12607），字君特、能自度曲，讲究音律，词风绚丽典雅，字句之雕琢过于姜白石。有《梦窗词》。表达现实忧虑之作是《八声甘州·陪庾幕诸公游灵岩》。

3、王沂孙（12307—12917），字圣与，南宋灭亡前后的格律派词人，有《碧山乐府》。代表作为《齐天乐·咏蝉》，这首词用寄情比兴的手法，以秋蝉自喻，含蓄曲折地表达家国之恨，寄托遗民身世的凄凉。笔调低回掩抑，一片凄楚之情。

4、张炎（1248一1320），字叔夏，南宋格律派的最后一个词人，有《山中自云词》，代表作为《解连环·孤雁》。

第五章 辛弃疾

一、辛弃疾的生平

（一）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山东济南人。他的一生可分为三个时期：

1、二十三岁（1162）以前，在北方参加抗金战斗时期。辛弃疾出生前十三年，宋室已经南渡，中原沦于金人统治。辛弃疾从小看到北方百姓受金人践踏凌辱，立下了收复中原的壮志。二十二岁（1161）参加耿京农民起义军，次年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杀害，辛弃疾集合五十骑兵，冲入金营，生擒张安国投归南末，从此成为南宋朝廷抗战将领。

2、二十四岁到四十二岁（1163—1181）在南宋辗转任职时期。辛弃疾南归后，宋高宗让他当一个口：阴佥判的小官，此后相继任建康通判、滁州知州等地方官。他力主抗战，不顾自身官职低微，多次上书朝廷，陈述抗金主张和计划，但都不被采纳。南宋朝廷任用他作地方官，只是想利用他的才能，镇压农民起义。他任地方官期间，虽为朝廷应付了一些地方事变，也为人民作了许多好事。但终因主战，不被重用，在政治上屡遭打击，处境十分孤立。

3、四十三岁到六十八岁（1182—

1、207）被罢官退居江西农村时期。辛弃疾任地方官，屡次严惩贪官污吏、因此遭朝臣嫉恨。四十三岁任江西安抚使时。被弹劾诬陷罢官。此后：二十多年，除了短期被起用外，大部分时间在江西农村度过。开禧三年（1207）朝廷准备再起用他支撑危局时，他病已沉重，不久含恨而死。

（二）辛弃疾的生平经历对他的词在思想和艺术上的影响。辛弃疾是在抗金战斗中成长起来的民族英雄，为恢复祖国的统—，他曾驰骋疆场，他的爱国激情和战斗经历，使他的词磅礴豪放，为别的词人所不及。辛弃疾北人南归，志在报国，他不与投降派妥协的政治态度，使他屡遭排斥打击。壮志难酬，孤危一身，满腔悲愤，因而又形成辛词在豪放之中带有苍凉沉郁的风格。晚年退居农村以后，内心还是愤愤不平，加上较少接触和了解农民，因此他的农村词虽有清新气息，却没能深刻揭示农民困苦生活，多是感叹个人失意之作。

二、辛弃疾词的思想内容

辛弃疾的创作以词的成就最高，《稼轩词》存词六百二十多首，主要内容：

（一）歌颂抗金斗争，抒发恢复中原统一祖国的雄心壮志

辛弃疾生长在北方，参加过抗金武装斗争，南归后日夜怀念中原故土，不能忘怀火热的战斗生活，因此在词中反复抒写了杀敌报国收复中原的战斗激情。《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回忆了早年率众起义抗金突围南渡的战斗经历，借以表现渴望北伐抗战的心情。他决心杀敌报国；“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更借梦境生动形象地描绘了抗金部队壮盛的军容和英勇的战斗，表现了词人恢复中原的抱负和豪壮的情怀。这类词最能体现作者的英雄本色。

（二）抒发壮志难酬报国无路的愤慨

辛弃疾以抗金救国为己任，他有雄才大略，但在南宋投降路线压抑下，自己不仅不受重用，反被弃置 了二十多年，这不能不使他感到愤慨和不平。在许多登临怀古之作中，这种感情都很强烈地表现出来。《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词的上片借景抒怀：江天辽阔，秋色无边，美好景色，“献愁供恨”。这位当年起义抗金的“江南游子”，看吴钩，拍栏杆，但没人能领会他希望重上沙场英勇杀敌的心意。下片借历史人物抒发自己的感慨：词人不愿学西晋张翰因思乡就弃官归隐，更鄙视三国许汜的“求田问舍”，他赞赏东晋桓温的振旅北征，但现在只能在国势风雨飘摇中虚度年华。壮志未酬，请缨无路，悲愤之情，溢于言表。

词人晚年所作《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也仍表现类似感情。词的上片追慕历史英雄人物孙权、刘裕，他们或称雄江左，或恢复中原，都有英雄业绩。词人以此表明心志，也反衬了南宋统治者苟且偷安的可耻。下片借刘义隆北伐失败的故事，警告当局不要草率用兵，并以廉颇求用于赵王的故事自比。结尾几句既表现了词人老当益壮的战斗意志，也流露了不被人知不被人用对复国前途无能为力的愤慨之情。

辛弃疾这两首爱国词有共同的特点：都是借历史事件和英雄人物来抒发自己的满腔爱国热情，同时又表现了壮志难伸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忧愤苦闷，感情沉郁，风格悲壮。这是由他所处的那个国家危难的时代和他本人屡遭排挤的政治遭遇所决定的。

（三）批判南末王朝的投降政策

南宋统治集团对沦陷于异族铁蹄下的中原故土不思恢复，君臣苟且偷安，只知妥协投降，词人对此十分愤慨。他指责朝廷对国土沦陷无动于衷；

“剩水残山无态度”

（《贺新郎》），甚至完全忘记了国耻：

“神州沉陆，几曾回首”

（《水龙吟》）。他讽刺那些不顾国家安危的朝臣都是“江左沉酣求名者”

（《贺新郎》），骂他们都是“冻芋旁堆秋爬”

（《念奴娇》），并警告那些投降派，将要遭到毁灭的下场：

“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

（《摸鱼儿》）。这都深刻地揭露了南宋王朝腐朽的本质。

（四）描写农村闲居生活和农村景象

这类词有的仍曲折地表现他的爱国感情和对南宋王朝的不满。如《清平乐·独宿博山王氏庵》，写他独宿博山的感怀，结句展示出开阔画面，说明词人日夜不能忘怀的仍是祖国的“万里江山”。《鹧鸪天·代人赋》描写充满生机的江南农村景象，表达了作者喜爱之情。

《清平乐·村居》描写农家生活，是一首田园若动的赞歌。这些词虽没反映出农民生活的艰辛，但能给人清新的感觉，富有生活情趣。

三、辛弃疾词的艺术成就

辛弃疾在词的表现手法、语言，风格、题材等许多方面都进行了大胆创新并取得了很高成就，使词这一艺术形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是北宋以来词艺的集大成者。辛弃疾词的艺术成就：

（—）善于创造各种生动的艺术形象和雄奇壮阔的意境

辛弃疾词中塑造了许多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就历史人物说，有“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永遇乐》）的刘裕，有“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

（《南乡子》）的孙权；就作品的抒情主人公说，有“壮岁旌旗拥万夫”

（《鹧鸪天》）的青年英雄；有“沙场秋点兵”

（《破阵子》）的抗金将领。这些形象身上都凝聚着词人强烈的爱国热情和豪迈的英雄气概。词人对山、水、风、云等自然景物的描写，如“叠嶂西驰，万马回旋”（《沁园春》）的山，“截江组练驱山去，鏖战未收貔虎”

（《摸鱼儿》）的潮水等，也都极为生动形象，气势不凡。辛词中的意境都很阔大，如“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

（《水龙吟》）等。词人就是借笔下这些生动的形象和阔大的意境，表现了自己远大的抱负和激荡的情怀。

（二）善于运用比兴寄托的手法

辛词常用比兴象征手法寄托自己的爱国深情，《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上片借惜春、怨春表现自己对飘摇国势的忧伤；下片借娥眉遭妒表现对自身遭遇的不平。“玉环飞燕皆尘土”是对妥协投降派的警告，斜阳烟柳则暗示国家可悲的前途。整首词全用比兴，忧时伤世之情表现得既委婉又深沉。

（三）大量运用典故

大量运用典故这也是抒情言志的一种表现手法。《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连用四个典故，既表现了对英雄事业后继无人的感慨，又表现了对国事的看法，抒发了老当益壮的情怀、，用得非常贴切、自然。辛词用典主要是为了托古喻今，同时也丰富了词，的艺术形象。

（四）丰富了词的语言

辛词不仅运用古、近体诗的句法，有时还熔铸经、史，百家的语言入词，增强词的表现力。“甚矣吾衰矣”（《贺新郎》）是借用《论语·述而》中孔子的话，“鹏翼垂空，笑人世苍然无物”（《满江红》）则是化用《庄子·逍遥游》中的语意。不论引用化用，都自然贴切。他还善于提炼民间口语入词，如“千峰云起，骤雨一霎儿价”（《丑奴儿近》），“些底事，误人哪，不成真个不思家”（《鹧鸪天》）。这不仅给词带来新鲜活泼的气息，也使词的语言更加丰富多采。

（五）有多种艺术风格

辛词以豪放为主，作品中壮阔的意境，雄伟的气势，深沉的感情，都表现了他豪放词风的特点。但在不同的题材和主题下，有时又有不同的风格情调。《清平乐·村居》写农家生活，清新自然；《祝英台近·晚春坝：j写得情致缠绵。还有的或含蓄婉转，或妩媚清丽，风格多样，各臻其妙；辛弃疾继承并发展了苏轼所开创的豪放词风，因此文学史上常以苏辛并称。但二人在相同中又各有不同特色。苏轼豪放词多表现旷达飘逸之气，辛弃疾表现爱国思想的豪放词则常含有悲壮—沉郁的色调。这是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世界观和艺术个性也有差别等原因造成的。辛弃疾处在民族危机严重的南宋时代，他有志报国，无路请缨，孤独被弃，光阴虚度，因此，借词抒愤，在豪放之中表现出沉郁悲凉的色彩。

第六章 宋代散文

这里所说的散文指的是古文。韩愈和柳宗元在唐代倡导的古文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为宋代的古文家树立了榜样。可以说，宋代的散文是唐代散文的继续。但因韩、柳的古文无论是理论还是创作，自身都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例如古文的文体特征问题、古文的功能问题等。因此韩、柳之后，他们所极力反对的骈文又死灰复燃，统治了晚唐五代以至北宋初的文坛近二百年。这样，解决古文自身存在的问题，再次将骈文从文坛统治者的地位拉下马的任务就落在了宋代散文家的肩上。事实上，宋代散文家在这两方面是做得极为出色的，后人公认的唐宋八大家，宋代就占了六家，这一数字足以说明宋人在散文创作上的成功。宋人将散文的功能从“载道”引向了表现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使之具有了空前的生命活力。同时，又发展了韩愈“文从字顺”的一面，摒弃了他佶屈聱牙的一面。因此，宋代的散文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涌现了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大家。明清散文实际上是在宋代散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一、欧阳修与北宋初中期散文

宋代开国以后，文坛上居于统治地位的是骈文。到了宋真宗时期的杨亿手里，骈文更是如日中天。与此同时，一些古文家也开始活跃，如穆修、柳开、石介等，他们自印韩愈文集，以学韩为荣，但除个别作家（如王禹偁）外，理论和创作上均无突出的创造，所以难成气候。不过，他们的尝试与努力开了宋代古文写作的风气，为以后的散文家写作古文提供了借鉴。欧阳修的散文正是在反对骈文和纠正前期古文家的失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理论上，欧阳修一方面主张道胜文至，认为“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自至也”（《答吴充秀才书》），“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承认“道”对文的决定作用。另一方面又认为，文章之“道”并不仅仅局限于古圣贤之道，而是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列入“道”中，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的行为。同时，认为文章的形式也是非常重要的，反对韩愈等人的奇险怪诞，主张平易。欧阳修的散文正是他的理论主张的实践。他的散文内容充实，题材丰富。既有政论文，如《五代史伶官传序》、《朋党论》、《与高司谏书》；也有写景抒情之作，如《秋声赋》、《醉翁亭记》；又有叙事怀人的作品，如《苏氏文集序》、《祭尹师鲁文》。艺术上也有鲜明的独创性，主要表现在：

第一，风格平易流畅。在欧阳修之前的古文，无论是韩、柳还是宋初的其他古文家，都免不了奇险艰涩的毛病，欧阳修在韩、柳之后第一次全面成功地创作出了这种没有奇字难句、文从字顺的散文，这在散文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创造。如《五代史伶官传序》中的一段文字：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这段文字写的是李克用临终告诫儿子后唐庄宗李存勗不忘报仇，李存勗不忘父志，郑重其事的事。所写的内容很丰富，但是，作者娓娓道来如谈家常，既没有夸大其词，也没有难字难句，简洁而流畅。

第二，艺术手法灵活多样，不拘一格，且颇多创新。例如《醉翁亭记》用二十一个“也”字构成意义和节奏的递进和变化。《秋声赋》以形象的手法描绘秋声等。

第三，无论写景、抒情还是说理，都能引人入胜，极具感染力和说服力。他的名作几乎都体现了这一特点。例如《醉翁亭记》中间的一段：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然白发，颓然乎其中者，太守醉也。这一段表现的是滁人游、太守（作者）宴、众宾欢、太守（作者）醉的四种情况。作者通过整齐的句式，富有典型意义细节和场面的描写，生动地表现了滁人的欢乐和太守（作者自己）的欢乐，将读者带入了一个充满喜悦的世界中，读来引人入胜。在这一点上，欧阳修是有着特殊的本领的。

二、王安石、苏轼与北宋中后期散文

（一）王安石

王安石的散文是欧阳修所进行的散文革新的继续，但在艺术风格上具有自己的强烈个性。总的说来，王安石的散文是政治家的散文，不以感人擅长，但以服人称胜。作品的内容与社会政治有紧密关系，而且见解精辟，往往能发人所未发，显示了王安石非同寻常的眼光与思想。这些特点突出地表现在他数量最多 的政论性散文中。例如《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答司马谏议书》等。这些散文往往是长篇大论，或高屋建瓴，鞭辟入里；或绵里藏针，说理充分。都表现了无可辩驳、真理在握的高度自信。

他的另外一些散文虽然写得不长，但也表现了同样的特点。例如《游褒禅山记》虽是一篇游记，却如议论文，议论精辟，给人以深刻的启示。《读孟尝君传》不过九十字，却推翻了千古定论。这样的作品，非别具只眼，是绝对写不出的：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呜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这篇短小的散文一反千古以孟尝君能得士的观点，认为孟尝君正是因为不能得士，所以，真正的士不到他的门下，以至于齐国虽有强大的实力，但却不能南面而制秦，他自己也只有依靠鸡鸣狗盗之徒的帮助才脱于虎豹之秦。这种看法当然是片面的，但是读后又不能为他的独特见解所折服。

（二）苏轼

苏轼的散文代表了宋代散文的最高成就。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欧阳修散文与王安石散文的综合与提高。苏轼在理论上强调文章要有“意”（观点、意图、情感等），认为“意者，钱也。为文若能立意，则古今所有翕然并起，皆赴吾用”。也就是要求文章应有中心，围绕中心作文。与此相联系，他还提出了“辞达”和“自然为文”的说法，即写作时，根据自己的艺术感觉，“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自然地把对事物的感觉和理解写出来。

苏轼的散文创作印证了他的散文理论。在内容上，苏轼的散文几乎涉及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这一点上，此前任何散文家都无法与他媲美。以前根本不能写入文章的很多内容，均能在苏轼的散文中找到。在艺术上，苏轼散文不仅文体多样，而且如他的诗歌一样，触处生春。议论时，能像王安石一样，鞭辟入里，发人所未发，如《留侯论》。《留侯论》是一篇史论，论述的是西汉时的著名人物张良，重点写了他受书於圯上之老人的事。这件在过去众说纷纭的事，在苏轼看来，只不过是圯上之老人对张良的考验，张良之所以得到兵书，是因为他能忍。而他辅助刘邦最终打败项羽，是因为他教会了刘邦学会了忍。由此认为：“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观点虽然片面，但也不能不承认有一定的道理。写景时，能像欧阳修一样，以寥寥数语，写出景象的特点，营造出富有诗意的意境，例如《石钟山记》、《前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等。以《前赤壁赋》第一段为例：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这一段文字描写的是月夜游赤壁的情景。作者用简洁的笔墨，十分生动地展现了一幅引人入胜的月夜图，充分表现了作者的艺术功力。

他极善于将写景、议论、抒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自然而不露痕迹。不妨来看一下《承天寺夜游》：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 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这篇短小的写景抒情散文表现了作者闲适的心态。其洒脱的风致、简洁的风格，颇有魏晋人的风范。文中所写之事，所写之景，所抒之情均未加浓墨重彩，只廖廖几笔，便令人神往。

总之，苏轼的散文变化多端，没有固定的程式，充满活力，毫无陈腐气，且有特殊的情韵，确为中国古代散文中的珍品。

曾巩与苏轼的父亲苏洵、弟苏辙虽然也被列为散文大家，但今天看来，他们的作品除苏洵《六国论》、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等少数名篇外，就总体成就而言，与其他散文大家相比，无疑就逊色一些了。

第七章

宋代的话本小说

一、“说话”的兴起与话本

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到了宋代，出现了一次重大的变化，就是由唐代的文言传奇转变到白话小说“话本”。从此，白话小说在文坛上，成为小说的主要形式。

（一）“说话”的兴起

话本小说之所以在宋代兴起与繁荣，是由于北宋的百年承平所带采的经济繁荣。尤其城市的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促进各行各业的兴起，使市民阶层空前扩大。市民的文化娱乐生活也随之丰富起来。于是，使用当时白话的说书人，在“瓦舍”、“勾栏”中，应运而生。

宋代的统治者也爱好并提倡“说话”，这也是话本小说兴起与繁荣的重要原因。“小说起于仁宗朝，盖时太平日久，国家闲暇，日欲选一奇怪之事以娱之”（见《七修类稿》）。上述风气，一直延续到南宋。

（二）“说话”与话本’

宋代的“话”，即故事，“说话”，是说书人讲演各种类型各种题材的故事，而“话本”是讲述各种故事的底本。底本，是作为说话人推敲、复习、备忘和师徒间传授用的。在说的过程中，又经过艺人的不断删补、润色，写定传抄，最后刊印问世。

宋代“说话”分为四科：小说、说铁骑儿，说经，讲史。小说：包括烟粉、灵怪、传奇、公案等故事； 说铁骑儿；是讲宋代的战争故事； 说经：是演说佛经故事；

讲史：是评说前代史书中兴衰战争之事。

在四科当中，以小说、讲史最为繁荣。不仅说话人和听众最多，而且对后代影响也最大。讲史是后代历史演义小说的源头。“小说”的话本，就是宋代的白话小说，亦即“话本小说”，讲史的话本，也叫平话，后发展为元代的长篇平话。

宋代的话本小说因受唐代变文的影响或因“说话”形式的需要，而形成其独特的形式。一篇话本可分为三个部分：即入话、正文，结尾。

入话：在篇首先讲几首诗词，很象变文前的押座文，起着稳定听众情绪的作用。此即后来演化为杂剧的定场诗。在诗词之后往往还有一个小故事，引出正文，也叫“得胜回头”或叫“得胜利市回头”。

正文：这是话本小说的主体。以散文为主，其中也穿插一些’诗词。散文主要是讲述故事；诗词则帮 助描绘景色和人物，以加强艺术感染效果。

结尾：一般以七言绝句作结，或点明主题，或评论故事，或以之劝诫。

由于话本是散文和韵文的混合体，因此，宋、元时期又将话本称之“诗话”或“词话”。

二、话本小说的思想内容

宋代的话本小说，大都表现市民生活及其追求自由、民主的理想；反对封建礼教，暴露社会黑暗，这是总的倾向。具体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反映封建势力对青年男女的压迫和青年男女对于婚姆自由的渴望与追求。《碾玉观音》是其代表作。话本虽然以女主人公秀秀惨遭杀害为结局，但秀秀的那种忠贞不渝的执着追求，大胆火热的性格，为爱情而牺牲的斗争精神，是令人钦佩的。话本的成功之处，主要是塑造了秀秀这一有血有肉的反抗者的光辉形象。

（二）揭露官府的昏庸、腐败。《错斩崔宁》是其代表作。这是一起典型冤狱案件，后被改编为昆剧《十五贯》。其主要内：容是：刘贵因经商亏本而借钱十五贯，回家后戏其妾陈二姐，说是将她典出而得的。二姐信之，当晚弃家丽借宿于邻居朱三老儿家，次晨便回娘家以告父母。路遇卖丝青年崔宁，便结伴而行。岂知二姐借宿之夜，一贼入其家，杀刘贵，掠钱而去。事发之后，朱三老等邻人急迫陈二姐，也从崔宁囊中搜出十五贯钱。于是官府就认定是奸夫奸妇图财害命。结果俩个无辜者都被屈打成招，崔宁和陈氏被处斩。通过上述的简要情节，不难看出该话本的思想意义，在于揭露了南宋黑暗的社会现实：官场腐败，庸吏敷衍，任情用刑，率意断狱，以至造成了草菅人命的冤狱。该话本的意义，不仅告诫当代的官府，对案件不做细致的调查研究，只求一味的严刑逼供所带来的恶果，而且也警告后代的执法者要引以为鉴。

（三）反映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杨思温燕山逢故人》写靖康之变的遗民杨思温于燕山元霄观灯触景生情追念汴京故国的故事；歌颂郑意娘威武不屈、坚贞不渝的民族气节。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写侠盗宋四公、赵正、侯兴等人在东京行侠仗义，打击为富不仁的守财奴，取笑官府等等，表现了下层人民的反抗精神。

（四）在宋代话本小说中，也还有一些反映封建糟粕和市民低级趣味的东西。如《西山一魔窟》宣扬迷信；《刎颈鸳鸯》表现市民的低级趣味等等。

三、话本小说的艺术成就及影响

宋代的话本小说，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在文言和白话之间，雅俗之间，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鲁迅说：“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由于话本来自民间，一开始，它就带着广大市民的思想情感及其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而问世的。如是，它具有自己显明的艺术成就。

（一）话本的突出成就是塑造了一大批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艺术形象。如《碾玉观音》中的秀秀，《错斩崔宁》中的崔宁和陈二姐，《快嘴李翠莲》中的李翠莲，《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中的宋四公、赵正、侯兴等等。在过去，这些小人物是难登文学大雅之堂的，然而他们成批地汇入话本里，在曲折情节的矛盾迭宕中，突出他们的个性，表达他们的愿望，歌颂他们的正直和反抗精神，这是中国小说史上的光辉开端。

（二）以通俗生动的口语代替文言，这也是话本的突出成就。翻开话本，其时代的口语触目皆是。如“当下崔宁和秀秀出了府门，沿着河走至石灰桥”、“我肚里饥，崔大夫与我买些点心来吃。我受了些惊，得杯酒吃更好”（《碾玉观音》）。“话本小说”开了后世白话小说之先河，可谓元明清之后白话书画语言之 先导。

（三）情节曲折，引人入胜，《碾玉观音》的璩秀秀和崔宁，两次私奔，两次同居，两次被抓；冲突曲折，悬念迭出，人们始终注视着两个人时紧时弛的际遇，两个人的命运紧扣读者心弦，这是唐代之前小说中所罕见的。

总之，宋代的话本小说，以全新的人物形象，通俗的语言，反复曲折的情节等艺术形式，擢入我国古代文学长长的画廊中，给后代的通俗小说开辟了道路。明清的短篇白话小说，无论在体裁上，情节上，·语言上，风格上，创造方法上，都受到话本小说的直接影响。因此，我们说它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起着开拓的作用。

第八章 辽金文学

在宋王朝统治时期，中国境内还先后存在着辽金这两个少数民族政权。公元916年契丹族领袖耶律阿宝机创建契丹国，947年改国号为辽。1115年女真族完颜部领袖阿骨打建立金国，1125年灭辽，次年灭北宋，与南宋对峙，1234年灭亡。这两个朝代历时240年，期间也产生了不少作家作品。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是元好问和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

一、元好问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县）人。曾任金国的县令、左司都事等官。元灭金后，他退居故乡从事著述。他是金国成就最高的作家，诗、词、文均有较深的造诣，其中诗的成就尤其令人瞩目。有《元遗山集》。

元好问生长于金元易代之际，所以，其诗多反映社会现实，特别是对金元之际的民族矛盾有较多的表现，如《雁门道中书所见》、《岐阳》、《癸巳五月三日北渡》等。艺术上，元好问的诗既有南方诗人词藻华美的优点，又有北人风格刚劲的特色。语言精炼准确，富有表现力。虽有雕琢之功，但无斧凿之痕。所以后世对他的评价很高，被认为是“东坡后又一能手也”（沈德潜《说诗晬语》）。

例如：百二关河草不横，十年戎马暗秦京。岐阳西望无来信，陇水东流闻哭声。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从谁细向苍生问，争遣蚩尤作五兵？（《岐阳》之二）

金城留旬浃，兀兀醉歌舞。出门览民风，惨惨愁肺腑。去年夏秋旱，七月黍穗吐。一昔营幕来，天明但平土。调度急星火，逋负追捶楚。网罗方高悬，乐国果何所?食禾有百腾，择肉非一虎。呼天天不闻，感讽复何补?单衣者谁子，贩籴就南府。倾身营一饱，岂乐远服贾。盘盘雁门道，雪涧深以阻。半岭逢驱车，人牛亦何苦!（《雁门道中书所见》）

前诗写于1231年，当时蒙古军攻占风翔之后，秦地百姓被迫东迁，路上死者无数。作者无限感慨，写下此诗，从不仅可以看到作者的忧国忧民之心，也可以看到作者在用词造句上的讲究。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后诗则是杜甫“三吏”、“三别”的同调。

他的《论诗绝句三十首》，受杜甫《戏为六绝句》的启发，对建安以来的诗歌作了较系统的论述，表明了他的文学主张。他论诗喜爱淳朴自然，反对雕琢华绝。因此他说陶渊明“一语天然万古新”，而不满沈、宋的追步齐梁。他认为好的诗歌应该是清新豪放，能够表达诗人悲壮的情怀与远大的抱负，所以他激赏《敕勒歌》中所表现的“中州万古英雄气”，李白的“笔底银河落九天”，韩愈的“江山万古潮阳笔”，而不满孟郊的穷愁苦吟。推崇曹氏父子及刘琨等人，而看不起温、李新声的柔靡：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邺下风流在晋多，壮怀犹见缺壶歌，风云若恨张华少，温李新声奈尔何?正因为这样，他称道陈子昂扫荡齐梁诗风的功绩，以为“论功若准平吴例，合着黄金铸子昂”，而不满江西诗派，说 “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对苏轼、黄庭坚的作意好奇，百态争新，也有所讥讽。他以为杜甫的“画图临出秦川景”，是由于“眼处心生句自神”，即广阔的视野激发了诗人的创作，而陈师道的闭门觅句，却是“可怜无补费精神”。元好问这些意见是针对文坛时弊而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一以组诗形式系统评论古今诗人的做法，引起后人的仿效，如清代王士祯就有《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五首。

二、《西厢记诸宫调》

所谓诸宫调，就是流行于宋金元时期的一种讲唱文学。它用同一宫调的若干曲牌联成短套，用不同宫调的若干短套联成长篇，杂以叙述，讲唱一个长篇故事。据传，其首创者是北宋末年的民间艺人孔三传。《西厢记诸宫调》是现存唯一部完整的诸宫调作品。《西厢记诸宫调》的作者是董解元（董解元的生平已无可考，“解元”是当时对读书人的通称），它由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改编而成。董解元保留了《莺莺传》的大致情节，但在四个方面作了较大的改动：在思想上，改变了原作对张生始乱终弃行为的偏袒和对女性的偏见，突出了歌颂婚姻自由的主题，使作品有了本质的提高；在人物塑造上，不仅增添了不少人物，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主人公的性格，使之成为正面形象，而且个性更为鲜明。例如张生，原来是一个玩弄女性的人物，董解元将他改编成一个有情有义、始终忠于爱情的正面人物。又如崔莺莺，原来是委曲求全、逆来顺受的弱者，董解元将她写成了一个大胆追求爱情的坚强女性。在情节安排上，增加了佛殿相逢、月下联吟、兵围普救寺、长亭送别、村店惊梦等情节，使故事更为曲折生动。在艺术手法上，大量吸收古曲诗词的典雅词语和借景抒情的手法，将写景、叙事、抒情融为一体，使作品更具诗意，如《长亭送别》等。同时，又吸收了大量的民间口语，使作品更生动活泼。例如[黄钟宫·出队子]：滴滴风流，做为娇更柔，见人无语便回眸。料得娘行不自由，眉上新愁压旧愁。天天闷得人来彀，把深恩都变做仇，比及相见，待追求，见了依前还又休，是背面相思对面羞。与一般散曲的通俗活泼没有多少区别。

正是由于董解元在以上几个方面对《莺莺传》作了较大的改动，从而使《西厢记诸宫调》成为一部具有很高水平的作品，为王实甫《西厢记》的问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讲 元代文学

概 说

一、元代文学发展的社会背景

在元代，戏剧、散曲，话本等俗文学空前兴盛，而诗歌，散文则相对衰落了。这一文学现象，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元朝大统一局面的出现，改变了我国北宋以来长期积弱不振的局面，促进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促进了我国各兄弟民族的融合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但蒙古贵族入主中原，重武功而轻文治，实行残酷的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政策，使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自然给文学的发展也带来深刻的影响。

（一）社会经济方面。习惯于游牧和征战的蒙古贵族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肆意杀戮掳掠，一度严重破坏了我国传统的封建农业经济。元世祖忽必烈改用汉法治理汉地，农业生产才获得一定的恢复和发展。而元朝统治者对手工业却特别重视。为满足生活享受和军政需要，他们集中工匠，设立匠局管理，使手工业生产蓬勃发展。加上驿站遍布全国，水陆交通发达，又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和都市经济的繁荣。元代出现了许多商贾云集，人口高度集中的大都市。畸形的都市繁荣，市民阶层的扩大，有力地刺激了通俗文学的发展，为戏剧繁荣准备了物质条件。

（二）政治方面。元朝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分化政淋把全国各族人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个等级。这四等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待遇是极不平等的。汉族人处于最低贱的地位，处处受到歧视和压迫。汉族文人儒士同样遭受歧视压迫，有的甚至沦为奴隶。他们大多生活在社会底层，处于“九儒十丐”的卑贱地位。元代又长期废止科举，堵塞了文人进身之路。其中一部分文人被迫走上了与民间艺人结合的道路，组成“书会”，为勾栏行院编写演唱脚本，成为元杂剧创作的主力军。特定的社会环境造就了一代特别的专业作家群，促进了元代文学的繁荣。

（三）思想文化方面。元朝统治者为麻痹人民，巩固统治，提倡各种宗教，尤尊佛道。儒理之学虽也提倡，但其地位已影响已大不如前了。儒家思想束缚的松弛，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传统的文学观念也发生变化。过去被轻视的戏剧、散曲、小说等俗文学，受到了广大市民的喜爱，元蒙贵族不好文词，却嗜好戏曲乐舞，高官显宦和上层文人也都乐于欣赏和提倡。这是元代各种通俗文学蓬勃兴盛而诗文却相对衰落的又一重要原因。

二、元代文学发展概貌

元代文学的主要成就是曲。元曲包括杂剧和散曲。杂剧是戏曲，散曲属诗歌，两者均以曲辞为主，因而总称为曲。元曲在，中国文学史上获得与唐诗宋词并称的崇高地位。其次，南戏和话本小说也有新的发展。而诗文创作由于种种原因成就不高，呈现衰落状态。

（一）元杂剧是一种新的戏曲形式，它是在北曲的基础上；把唱、念、歌舞和做工结合起来表演故事的一种综合性的舞台艺术。它以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崭新的艺术形式标志着元代文学的最高成就。现存剧目约600种，作品162种。元杂剧的发展，以成宗大德年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杂剧中心在大都，产生了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等一大批杰出的作家秘嘲多优秀作品，这是元杂剧的鼎盛时期。后期杂剧中心南移杭州杂剧创作渐呈衰微趋势，但仍然出现了一些优秀作家和作品。杂剧以它辉煌 的成就在中国戏剧史上竖起了第一座丰碑。

（二）散曲是金元时期我国北方兴起的一种合乐歌唱的诗歌新体式。它主要来源于民间小曲和北方少数民族乐曲，一部分则从词调演化而来。散曲的形式自由活泼，语言通俗明快，风格爽朗，显示出强大的艺术活力。元代散曲作品现存小令3800余首，套数400余套。散曲作家成分复杂，因而内容有良有莠，风格各异。不少作品愤世嫉俗，揭露社会黑暗，抨击丑恶现实，但许多作品也宣扬乐天安命、避世归隐、及时行乐等消极的思想情绪。前期散曲注重本色，风格质朴；后期散曲偏重词藻音律，风格趋于典雅。，（三）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它是北宋末南宋初产生于浙江温州一带用南曲演唱的一种民间戏曲。它的规模结构比北杂剧宏大复杂，而形式比较自由，曲调柔婉悠扬，尤为南方民众所喜爱。元灭南宋之后，南戏曾二度衰落，但元代后期，南戏又重新兴盛起来。现存南戏剧本，成就最高的是高明的《琵琶记》，较著名的还有被称为元末“四大传奇”的《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和《杀狗记》。南戏发展到元末已经定型并臻于成熟，到明清演变而为长篇传奇。

（四）宋元“说话”伎艺盛行，元代话本小说虽然不少，但因资料缺乏，哪些属元人作品尚难确指，故一般统称“宋元话本”。

（五）元代诗文创作成就不高。诗文作家多为从政文人，脱离现实，题材比较狭窄，又多模仿前人，缺乏创新，因而成就远不如戏剧散曲；较著名的有刘因、赵盂颊、萨都刺、王冕、杨维桢等。

第一章

元代杂剧的发展

一、戏曲的渊源与元杂剧的体裁特点

（一）我国的戏曲艺术，丰富多彩，源远流长。它成为一种以表演故事为主的富有民族特色的综合性艺术，经历了从孕育到形成、从低级到高级的漫长发展过程，是不断吸收融汇各种艺术成份和表演形式的结果。

1、上古时期出现了各种歌舞形式，西周末出现了“俳优”伎艺，汉代出现了“百戏”。这些表演艺术孕育着某些戏曲表演的因素。

2、唐代是文化艺术全面繁荣的时代。诗歌、音乐、舞蹈的繁荣，词曲、变文、传奇的兴起，参军戏和踏摇娘等歌舞戏的盛、行，从多方面推动着戏曲的形成。

3、宋金时期，我国的戏曲艺术开始形成。宋杂剧、金院本，南戏，都有若干角色装扮，表演比较完整的故事，已是真正的戏剧形式。金代还出现了诸宫调讲唱形式，其音乐组织丰富多样，规模宏大。这些都为元杂剧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4、元杂剧融合了前代各种表演艺术，把唱、念、科、舞等，艺术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用北曲演唱的、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情节复杂、结构完整、人物角色众多的戏曲艺术形式。元杂剧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戏曲艺术的成熟。

（二）元杂剧的体裁特点：

元杂剧的剧本结构一般是一本四折，高潮通常是在第三折。有时另加“楔子”。每本杂剧结尾用“题目正名”概括全剧的内容以结束全剧。人物例有上场诗。音乐结构方面，首先元杂剧剧本有旦本、末本之分，全本四折由正旦独唱者为旦本，正末主唱者为末本。其次元杂剧每折限用同一宫调的曲牌组成的套曲 演唱，一韵到底，故每本杂剧只用四个宫调，四折戏所用的宫调，大致是仙吕、南吕、（或正宫）、中吕（或越调）、双调。每本戏曲牌多少不定，须按演唱惯例联套组成。至于用韵情况则与散曲的用韵相通，首先可另加衬字，即在曲律规定的字数之外另加衬字，衬字不定多寡，不定平仄，只不能加在句尾，这是其在中国韵文史上最独特之处。次为平仄通押，平上去通叶，论者认为这也是中国韵文在形式上的一种解放。再次是不避重韵，可以在同一曲中出现相同的韵脚字。最后，须一韵到底，不能在曲中转韵。学人对曲韵赞美备至。称其“十分曲合语吻，亦即十分曲达语情，此亦为他种长短句所不可及，而独让之与金元之曲者”。[任纳《散曲概论》] 元杂剧剧本中规定剧中人物的动作、表情以及演出时的舞台效果部分，叫“科范”，一做“科泛”，简称“科”，人物对白叫“宾白”，简称“白”，取戏曲以“曲为主，白为宾”之意。二者合称“科白”。元杂剧的角色分为末、旦、净、杂四大类。

（三）元杂剧兴盛的主要原因

1、元代都市经济的繁荣为元杂剧的发展准备了物质条件。杂剧是一种舞台表演的综合性艺术，它的兴盛发展必须具备—的环境条件，如要有演员，观众、剧场、设备等。戏剧的发达有赖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都市的繁荣。而元朝是商业经济畸形发后社会，出现了许多人口高度集中的大都市。因为市民、商贾、吏卒都需要文化娱乐，瓦肆勾栏一类娱乐场所比宋代出现更多，规模更大。众多的观众、遍布各地的表演场所，为戏剧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从事剧本创作的人也自然日渐增多，因而元代都市经济畸形发展有力地刺激了杂剧的繁荣。

2、元杂剧的兴盛是戏曲艺术长期发展的结果，也是社会历史的产物。

（1）唐宋以来，各种文学艺术蓬勃兴盛，为元杂剧的形成和繁荣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如传奇、话本为戏曲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内容，宋杂剧、金院本为杂剧体制打下基础，大曲、鼓子词、诸宫调等提供了音乐曲调来源，各种舞蹈、武术为杂剧做工表演提供了榜样。元杂剧又以它新颖的形式、丰富的内容和独特的民族风格，使它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获得人们的极大喜爱。

（2）元代儒家思想统治比较松弛，传统的文学观念有了改变，给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过去被正统文人所轻视的戏曲受到各阶层人们的欢迎。加上元蒙统治者的提倡，这对元杂剧的繁荣也有一定影响。另外，元代的统一，密切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特别是北方诸民族乐曲的传播，对杂剧的兴盛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3、元代文人社会地位卑下，客观上促进了杂剧的兴盛发展。元蒙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和高压政策，汉族文人饱受压迫，下在“九儒十丐”的卑下地位。他们穷愁潦倒，找不到出路，又不肯屈身于统治者，于是其中一批人就与民间艺人合作，组织书会、为勾栏行院编写演唱脚本，有的还“躬践排场”参加演出。关汉卿、白朴、王实甫、马致远等许多杂剧作家就都是书会才人。他们是我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型的作家群。这众多地位卑下的作家长期生活在下层人民中间，目睹了各种黑暗的社会现象，看到人民的苦难和抗争，自身也受到政治压迫和生活的煎熬，因而其作品最能爱人民之心声，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斗争精神。同时他们对杂剧创作和表演的一整套程式特点非常熟悉，因而他们的剧作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这些“门第卑微”的作家为元杂剧的繁荣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另外，一些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妇女，在**中沦为伎艺人，她们也对杂剧的兴盛起一定促进作用。

三、元杂剧的题材内容与艺术特色

王国维说：“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元杂剧取得了与唐诗宋词并称的崇高地位，其杰出成就主要表现在它深厚的思想内容和高度的艺术造诣两方面。

（一）元杂剧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深刻，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斗争精神。元杂剧作家为避文祸，多借历史传说故事反映现实，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的也常涂上一层“历史传说”的保护色。但许多作品生动地展现了元代社会广阔的生活面貌，有着强烈的时代感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1、揭露社会黑暗，反映人民疾苦。如《窦娥冤》，《鲁斋郎》，《陈州粜米》等，大胆抨击了元代的专制统治和蹰败政治，使人们看到在民族、阶级双重爪迫下的黑暗社会现实和人民的深重苦难。

2、表现英雄主义，歌颂人民的反抗斗争。有的正面歌颂人民起义英雄，如《双献功》、《李营负荆》等。有的赞颂历史豪杰，如《单刀会》等。有的表现各种弱小人物的反抗斗争，如《窦娥冤》写寡妇窦娥大骂官府，沮咒天地；《陈州粜米》写农民张撇古对权豪的谴责与反抗；《救风尘》写妓女赵盼儿智斗花花太岁等。

3、描写爱情婚姻，反映妇女问题。有的描写青年男女真诚相爱和追求婚姻自主的斗争，如被誉为“四大爱情剧”的《西厢记》、《拜月亭》、《墙头马上》、《倩女离魂》以及神话剧《张生煮海》、《柳毅传书》等，都有着共同的反封建主题，表现了妇女的愿望和追求。有的揭露男子背义负心，反映妇女不幸遭遇，如《潇湘夜雨》和《秋胡戏妻》。有的反映妓女的悲惨命运和生活斗争，如《救风尘》、《金线池》等。

4、歌颂忠良，鞭挞奸佞。如《吴天塔》、《东窗事犯》、《赵氏孤儿》等，或寄寓民族感情，或歌颂正义。不少公案剧揭露了官场腐败，赞扬了某些清官。这类作品寄寓理想，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在艺术方面，元杂剧形式新颖独特，在结构情节、人物塑造、戏剧语言等方面显示了很高的造诣，标志着我国戏曲艺术的成熟，有着鲜明的艺术特色：

1、现实主义是元杂剧创作的主流，但也不乏积极浪漫主义的描写。不少优秀的杂剧作品在描写了人民苦难的同时，还表现人民的反抗斗争，并往往让他们获得胜利；而对那些气焰嚣张的权豪势要、奸佞之徒，则给予应有的惩罚，让他们以失败而告终，从而表达人们的理想。

2、在结构方面，优秀的杂剧作家多能从“填词之设，专为登场”出发，精心地设置关目，使戏剧矛盾集中，主线突出，情节紧凑而富于变化，因而许多杂剧作品都有强烈的戏剧效果。

3、元杂剧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个性鲜明的典型人物形象，这是它艺术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关汉卿、王实甫、康进之、纪君祥等优秀作家，都能遵循人物性格发展的必然性去安排情节，然后又通过尖锐激烈的戏剧冲突，运用丰富多样的艺术手段去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从而使人物形象血肉丰满，栩栩如生。

4、元杂剧的语言丰富多彩，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元杂剧作品吸收了大量的民间语言并使之与文学语言融为一体，形成通俗流畅，质朴直率、生动活泼的特色。这是我国文学创作从文言向白话发展的一个显著变化。元杂剧多数作家的语言重本色，如关汉卿、康进之等，部分作家如王实甫、马致远等则较重文采。

“元曲四大家”：指在元杂剧创作中享有盛名的四位剧作家：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四大家之名首见于元人周德清《中原音韵自序》，其序列是“关郑白马”；明人则称四大家为“马郑关白”（何良俊《四友斋丛说》： “元人乐府称马东离，郑德辉，关汉卿、白仁甫为四大家”。）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则根据四大家的活动年代和他们的创作成就，定四大家为“关白马郑”，为学术界所普遍接受。这一序列

的发展变化表现出了后人对他们杂剧创作的认识和评价。

第二章

关汉卿

一、关汉卿的生平与创作

（一）关汉卿，号己斋叟，大都人。生卒年不详，约生于13世纪初，大德年间（1297—1307）还在世。他是元代社会一位典型的书会才人，长期生活在勾栏妓院，编写戏曲脚本，被誉为“杂剧班头”。关汉卿高才博识，滑稽多智，而又不屑仕进，性格倔强。一生主要活动在大都，晚年到过杭州。

（二）关汉卿是元杂剧作家最优秀的代表，也是中国文学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戏剧家。他一生创作杂剧60多种，今存18种。最杰出的代表作是《窦娥冤》，名作还有《救风尘》，《望江亭》、《单刀会》等。关汉卿还是一位著名的散曲作家，今存小令57首，套数10余套。

（三）关汉卿杂剧按题材内容可分为三类：

1、揭露社会黑暗和统治者的残暴，歌颂人民的反抗斗争。以悲剧《窦娥冤》最为深刻。其他还有，《五侯宴》写农妇王嫂备受财主的欺凌压迫，痛陈民苦；《蝴蝶梦》写皇亲葛彪无故打死王老汉，还公然叫嚷“只当房檐上揭片瓦相似”，后王老汉三个儿子打死葛彪又被捉去抵命，得包公秉公仗义才获赦免；《斋郎》写权豪势要鲁斋郎先后强夺银匠李四和孔目张洼的妻子，并威慑说：“你不拣那个大衙门里告我去”，后包公以“鱼齐即“之名请得御批，才斩了鲁斋郎，复使两家团圃。这类杂剧反映了元代尖锐的阶级矛盾。

2、反映妇女的生活和不幸遭遇，表现她们的斗争和追求。有描写爱情婚姻的，如《拜月亭》、《玉镜台》、《调风月》等；有反映妇女为维护自己的幸福而斗争的，如《望江亭》；有反映妓女的生活遭遇和斗争的，如《救风尘》、《金线池》、《谢天香》等。以《救风尘》和《望江亭》最著名。两部都是喜剧，前者写妓女赵盼儿，为营救被花花公子周舍欺骗和摧残的同行姐妹宋引章而巧设机煤，用“风月”的手段惩罚了狡猾的风月老手的故事；后者写年青寡妇谭记儿再嫁白士中，而权豪势要杨衙内为霸占谭记儿从皇帝那里请得势剑金睥欲杀人夺妻，谭记儿巧扮渔妇，机智勇敢地战胜了杨衙内。两剧都歌颂了妇女的斗争精神。

3、歌颂历史英雄。以《单刀会》最为突出，剧作写三国时蜀汉关羽单刀轻舟赴会，以凛然正气和英雄气概慑服东吴鲁肃的故事。强调“汉家基业”、歌颂“汉家节”，寄寓了民族感情。

二、《窦娥冤》

（一）剧情梗慨：窦娥七岁被抵债卖给蔡婆当童养媳，其父穷秀才窦天章便应试去了。十三年后窦娥成了寡妇，与蔡婆相依为命。泼皮无赖张驴儿父子逼窦娥婆媳成亲，遭窦娥拒绝。张驴儿买来毒药欲药死蔡婆以逼窦娥就范，不料竟药死他老子。张反诬窦娥“药死公公”，拉她见官。贪官桃杌不问黑白对窦娥严刑逼供，并冤判死刑。窦娥临刑指天骂地痛斥贪官污吏，并发下三桩誓愿以昭示冤屈：一要血飞白练；二要六月降雪；三要大旱三年。三桩誓愿感天动地，先后应验。三年后，窦天章以钦差身份视察刑狱，窦娥鬼魂诉冤。窦天章重审案件，窦娥冤案终得昭雪。

（二）《窦娥冤》通过窦娥一生的悲惨遭遇，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元代黑暗的社会现实，同时热情地歌颂了被压迫人民的反抗斗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其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广泛而深刻地揭露了元代社会种种黑暗腐败的现象：高利贷的残酷剥削，流氓无赖横行，社会秩序混乱，谋财行凶随时发生；衙门暗无天日，贪官污吏草菅人命；下层文人穷困潦倒，异良人民饱受欺凌，33 横遭虐杀，反映了社会矛盾的尖锐复杂。

2、深刻地揭示了产生窦娥悲剧的社会和阶级的根源。高利贷剥削是窦娥悲剧产生的间接原因，流氓无赖的欺凌迫害是导致窦娥悲剧的直接原因，而“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则是造成冤狱的决定性因素。以张驴儿为代表的社会恶势力和以桃杌为代表的贪官污吏，在元代社会是普遍存在的。就是他们纠结一起杀害了无辜的窦娥。窦娥悲剧深刻反映了元代“覆盆不厢太阳晖”的黑暗现实。

3、塑造了典型艺术形象窦娥。窦娥是一位饱受封建压迫、苦难深重的妇女。她的性格有善良温顺的一面，又有刚强反抗的一面。她相信天命、安分守己，默默忍受着苦难的煎熬，苦度一生要将来世修。她的善良突出地表现在对婆婆的同情和关怀上。但善良的窦娥又是不堪忍受压迫的人物。她对张驴儿的欺凌迫害进行了坚决的反抗斗争，在公堂上她据理争辩。她对官府原抱有幻想，但残酷的现实终于使她觉醒。被冤判死刑时，她愤怒表示要“争到头，竟到底”。“法场”一折，窦娥性格有了飞跃发展，她指天骂地，控诉和谴责社会的不公。一曲〔滚锈球〕唱出了套建社会千千万万被压迫者的心声。三桩誓愿更是对黑暗统治的强烈抗议与挑战。窦娥的反抗精神令大自然改变了常态，三桩誓愿奇迹般出现了。窦娥死后鬼魂诉冤，是她反抗性格的继续和发展；作家这样描写，寄寓了人民的理想，说明人民是不甘压迫的。窦娥的形象闪耀着反抗的理想光辉。

（三）《窦娥冤》的艺术特色：

1、深刻的现实主义与积极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它不仅描写窦娥所受的深重苦难和压迫，还表现了窦娥的反抗和斗争，而且让窦娥的反抗精神显示出感天动地的巨大力量，最终取得胜利，昭雪了冤案。这是战斗的现实主义的表现，也是理想主义的表现。

2、《窦娥冤》的结构特点：第一是戏剧矛盾高度集中，剪裁精当。全剐布局的重点放在黑暗统治与被压迫者的反抗上，因而矛盾集中在窦娥与恶棍张驴儿和窦娥与贪官桃杌的冲突上，其它矛盾冲突都服从于这条主线的安排。如从楔子到第一折跳过了十三年，其间窦娥许多辛酸苦楚之事，因与主线关系不大都一概略去，惜墨如金；而“法场”一折，情节本来简单，但关系到悲剧主旨，故而大肆铺张渲染，泼墨如云，以突出窦娥的反抗精神。第二是戏剧情节紧凑而多变。一个矛盾引出另一个矛盾，环环紧扣，冲突迭起，曲折紧张，出入意外，扣人心弦。

3、人物角色安排独具匠心。如次要人物赛卢医三次出场带出三件大事，关联着三个重大剧情，又推动了整个剧情的发展。

4、语言本色自然，口语化、个性化都很突出。

三、关汉卿杂剧的艺术成就

（一）关汉卿的杂剧，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具有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主要表现在：

1、展现了元代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对各种社会现象以及社会各阶层人物都有着生动的描写。尤为突出的是，关剧大都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具有本质意义的重大问题，揭示了社会各种矛盾冲突，着力于表现被压迫者的反抗斗争。悲剧《窦娥冤》，喜剧《救风尘》、《望江亭》，公案剧《蝴蝶梦》、《鲁斋郎》等，都是有力的例证。这是关汉卿高于同时代许多杂剧作家的地方。

2、特别重视描写妇女的生活和斗争。封建社会的妇女备受压迫和摧残，比男子受苦更深。关汉卿把反映妇女命运作为创作的重要主题。关剧旦本多于末本，且多是把妓女、婢女、农妇、寡妇等下层妇女作

为刚小的主人公。关汉卿深切同情她们，对压迫摧残她们的恶势力总是给予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同时热情歌颂她们的反抗和斗争。如《窦娥冤》中的寡妇窦娥，《救风尘》中的妓女赵盼儿，《调风月》中的婢女燕燕，《蝴蝶梦》中的农妇王母等，她们虽受到迫害凌辱，但不是软弱可欺任人宰割的羔羊，而是敢于抗争的人物。这是与其它作家笔下受压迫凌辱的妇女形象大不相同的地方。

3、往往把理想当作现实来描写，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成份。如《窦娥冤》、《救风尘》等剧，不仅表现被压迫者的反抗斗争，而且让他们的斗争取得了胜利，这使生活在黑暗统治下的人民看到希望，获得斗争的启示和有力的鼓舞。因而关汉卿杂剧成为积极浪漫主义与深刻的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二）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的典型人物形象。他善于把人物置于尖锐激烈的戏剧冲突中，运用各种艺术手段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不但注意表现各阶级各阶层人物的不同性格，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由于生活经历不同而形成的不同性格特征。如《鲁斋郎》里的六案都孔目张跬和银匠李四的妻子都被鲁斋郎强夺去了，李四愤然告状，敢于斗争，而张硅则俯首听命。《救风尘》中的赵盼儿与宋引章，两个都是妓女，但因经历不同，赵显得老练机警，而宋则天真幼稚，容易受骗。

（三）结构严密而巧妙，情节紧凑而多变。关汉卿善于根据主题的需要，在有限的四折戏中巧妙地安排戏剧情节和戏剧冲突，做到主干突出而又富于变化。除《窦娥冤》外，喜剧《救风尘》也充分体现了关剧结构的特色。《救风尘》的矛盾本来是在宋引章与周舍之间引起的，但戏的主旨是赞扬赵盼儿的斗争精神，胡其主要冲突便在赵与周之间展开。但作家又不急于让赵，周交锋：第一折先交代人物关系和提出矛盾，表现赵的历练见识；第二折写刘盼儿定计，表现她的义胆和智慧，为正面冲突作铺垫；第三折才写赵盼儿用“风月”手段与周舍正面周旋，表现赵的机智勇敢；第四折是结局，写赵救出风尘姐妹，戏弄和惩罚了狡猾狠毒的周舍，使他落得“尖担两头脱”的下场。全剧布局十分巧妙，前面盘马弯弓，后面出奇制胜，外松内紧而变化莫测，引人入胜。

（四）关汉卿戏剧语言的特点是：通俗自然、朴实、生动。如《窦娥冤》的曲词宾白都是质朴自然、明白如话的。关剧语言个性化的特点也很突出，如《救风尘》中宋引章、和赵盼儿的语言表现了她们各自不同的鲜明个性。关剧语言述善于从古典文学名著中汲取营养，能根据不同题材和人物身份性格的需要，有的俚俗，有的雄壮，偶或还见艳丽，运用自如，各得其妙。如《单刀会》中关羽的唱词，融汇了古典诗词的成份，显得典雅庄重，沉雄豪迈，符合关羽的英雄本色。

四、关汉卿的散曲

（一）关汉卿也是元代著名的散曲作家，但其散曲的成就不如他的杂剧，题材内容比较狭窄：

1、以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恨的最多，小令〔沉醉东风〕、〔四块玉〕 《别情》是这方面的著名曲子。

2、描写自然景物。如〔双调·大德歌〕《冬景》、〔南吕、一枝花〕《杭州景》等。

3、反映下层文人生活和自叙生平个性，如套数〔南吕·一枝花〕《不伏老》。

（二）关汉卿散曲的特点：质朴自然，通俗生动；写恋情，善于刻划女性的心理情态，细腻传神；写景物则清新活泼，充满着诗情画意。

（三）（南昌·一枝花〕《不伏老》，是关汉卿散曲最著名的代表作。这个套数反映了元代文人沦落社会底层的生活处境，表现了作者不愿与统治阶级合作的决绝态度。曲中的名句“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是作者不屈服于压迫歧视的倔强性格的生动比喻。全曲语言生动，泼辣，35 感情奔放不羁。但它渲染风流放荡生活，也流露了颓废思想和庸俗情调。

第三章 王实甫

一、王实甫生平、创作和西厢故事的演变

（一）王实甫，名德信，大都人，他生活在元代前期，熟悉勾栏生活，才华出众，和关汉卿同为最杰出的元杂剧作家。《录鬼簿》载，王实甫作杂剧14种，今存3种。《西厢记》是他最享盛誉的代表作。

（二）《西厢记》所写的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故事有一个漫长的流传演变过程，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1、它最早源于唐中叶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小说的故事是悲剧性的，而作者反为张生“始乱终弃”的负义行为辩护，借张生之口大谈“女人祸水”的滥调，称张生为“善补过者”，表现出露骨的封建传统偏见。但小说塑造了莺莺这个美丽多情，善良而软弱的少女形象，并通过她的悲剧遭遇，客观上暴露了封建士大夫的冷酷自私和封建社会的不合理。它文辞优美，描写委琬生动，颇有艺术感染力。于是文人墨客竞相咏唱其事，播之声乐，宋金时期更广为流传。

2、金代出现了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简称《董西厢》，故事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董西厢》把小说《莺莺传》改编扩展为五万余字的大型讲唱文学样式，并从根本上改变了它的故事格局，把它写成莺莺和张生共同反抗封建礼教、取得自主婚姻胜利的故事，赋予它全新的内容和反封建的主题。在《董西厢》里，张生不再是轻薄无行文人，而是忠于爱情的人物：把小说中听由命软弱的莺莺，改写成了敢于反抗，勇于追求的贵族小姐；把小说中性格不明朗的丫头红娘，塑造成热情机敏、玉成崔张婚事的重要人物；老夫人则被写成为封建势力的代表。《董西厢》加了许多曲折动人的情节，语言优美生动，艺术成就也较高，为《王西厢》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王实甫的《西厢记》就是在《董西厢》的基础上把它由讲唱文学改编成杂剧的。《王西厢》继承了《董西厢》的优秀艺术传统，在情节、人物和语言等方面又进行了成功的改造和创新。它删去了《董西厢》中大战孙飞虎一段与主题关系不大的冗杂情节，剔除了有损人物形象或不合性格逻辑的描写，有的则加以改造和提炼，如把《董西厢》中张生主动提出上京应试的情节，改成老夫人以“俺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为名逼张生去应试。这些“刮垢磨光”的工作，使情节发展更合理，人物性格更丰满，反封建。的主题更鲜明突出。因此说，《董西厢》孕育了《王西厢》，而《王西厢》又发展了《董西厢》。

二、《西厢记》的情节和主题-

（一）王实甫的《西厢记》，共有五本二十一折，是我国古代一部优秀的爱情喜剧。其主要情节、是第一本写崔相国病逝后，夫人郑氏和女JL莺莺扶灵归葬，途中寄居于昔救寺。赴试书生张珙在佛殿上偶遇莺莺，一见钟情，借故也在寺中住下。两人隔墙和诗，道场传情，互相爱慕。第二本写叛将孙飞虎欲掳莺莺，兵围普救寺，老夫人宣称，有能退兵者愿以鸳鸳妻之。张生请来白马将军杜确解了重围，但老夫人却背义赖婚。红娘不平，让张生弹琴寄思，引鸳鸳月下听琴，促使两情人更相爱恋。第三本写红娘积极为崔张传书送简。但莺莺拘于礼教，暗约张生而又当面假意斥责，发生“赖简”等一连串内心矛盾的性格冲突，张生为相思折磨而病倒了。第四本写莺莺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在红娘帮助下终于与张生暗中结合。老夫人察觉，怒而“拷红”，红娘竟制服了老夫人并迫她认许了婚事。但老夫人又立刻逼张生应试，于是

长亭送别，崔张忍痛分离。第五本写张生高中皇榜，正待与莺鸳团圆，但郑恒争婚，造谣中伤，老夫人再次悔约，幸而张生及时赶回，郑恒羞愧自尽。崔张历经波折终得团圆。

（二）《西厢记》的主题具有鲜明而强烈的反封建思想倾向。剧作通过张生和莺莺自由恋爱、冲破重重封建阻力而成就了美满姻缘的故事，猛烈抨击了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热情歌颂了青年男女追求婚姻自主的斗争，表现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理想。其积极的意义主要表现在：

1、作品揭露了封建社会人为地使婚姻和爱情相脱离的不合理性。崔相国生前不管崔莺莺的意愿而把她许给尚书之子郑恒，完全是为了家世的利益，这对莺莺毫无爱情可言，莺鸳与张生自由相爱，则遭到老夫人的百般阻挠和破坏。这种封建包办婚姻，千百年来葬送了无数青年男女的青春幸福。这使人们认识封建婚姻制度的不合理并起而反对它、摒弃它。

2、作品肯定了莺莺和张生不考虑门第财产，无父母之命，由青年男女自由选择的爱情，生动细致地描写了他们爱情的发展过程，并让他们在共同反抗封建礼教的斗争中获得胜利，这对于在封建礼教束缚下追求爱情幸福的青年男女是有力的鼓舞。

3、作品把崔、张爱情故事发生的时间放在莺莺守孝期间，地点安置在“佛门净地”里，这是对封建礼教的蔑视和挑战，也是对顽固而愚蠢的礼教维护者的嘲弄与讽刺，4、作品最后提出“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理想，代表了封建时代广大青年男女的普遍愿望，是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的颂歌，也是对封建婚姻制度发出冲击的呐喊，表现了一定的民主思想，具有突出的进步意义。

三、《西厢记》的主要人物

（一）崔莺莺，是一个追求爱情自由、背叛封建礼教的贵族少女的典型。她美丽而多情，性格内向深沉，外表矜持，内心炽热。作品细致生动地描写了莺莺叛逆封建礼教的表现及其叛逆性格的发展过程。

1、莺莺生于相国名门，正当青春妙龄之时，却生活于礼教家规的重重禁锢之中，且终身大事已为父母决定。她不安于命运的安排和礼教的束缚，大胆与张生相爱。从佛殿回眸、隔墙和诗到道场传情，表明她在渴求纯真的爱情。

2、老夫人的负义赖婚，激起了莺莺的不满，开始了内心的反抗，进而她通过红娘与张生传书密约，但又碍于礼教的影响，顾虑重重。看到红娘送来张生的情书，心里高兴却要装出发气的样子；张生践约与她相会，她又违心地训斥张生“无礼”。莺莺的这些“假意儿”说明她在背叛封建礼教的过程中有着复杂的思想矛盾。经过反复的自我斗争，终于认识到“仰图厚德难从礼”，才勇敢地与张生结合。

3、老夫人从门第观念出发逼张生应试，莺莺则蔑视功名富贵：“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她把爱情看得高于一切，这是莺鸳叛逆性格的继续发展。作家是严格按照莺莺的出身、教养和性格发展之必然来刻划这个人物的，所以莺莺的形象显得丰满动人而又真实可信。因而这个典型人物具有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

（二）张生，是《西厢记》中又一个封建礼教的叛逆者，是个喜剧色彩很浓的人物。他善良聪慧，才高性狂。作品通过描写他的痴情和酸迂，表现他对封建道德规范的轻蔑和背叛。他为了追求爱情，把科举仕进抛到九霄云外，他不管什么圣贤遗训，隔墙吟诗挑逗相国小姐：他拦住红娘自报家门：还把人家追荐相国亡灵的肃穆道场变成他与鸳莺传情的雅会；他追求莺莺，人前人后毫无顾忌，喜怒哀乐表露无遗。张

生的痴情到了“疯魔”的程度。但也可见他的真诚坦率，执着追求。他是个忠于爱情始终如一的“志诚种”。作品还写了他软弱的一面，“疯魔”之中也带有一点轻狂。

（三）红娘，是促成崔张美满姻缘的关键人物，是表现出卑贱者许多优秀品质的一个光彩照人的人物形象。

1、红娘性格的基本特征是：富有正义感，热情真诚，乐于助人，活泼爽朗，聪明机智而又勇敢泼辣。她不满老夫人赖婚负义的行为，同情和支持崔、张反抗封建礼教、追求婚姻自主的斗争。她一面给张生出谋划策，一面引导莺莺走上反抗道路：她冒着风险为他们传书送简，甚至受了委屈仍然热心为之奔走，最终玉成了崔张婚事。

2、《拷红》一折，红娘的光辉形象尤为突出。崔张幽会事发了，红娘面对老夫人气势汹汹的拷问，沉着应付。她抓住老夫人最怕“辱没相国家谱”的弱点，把崔张幽会之事和盘托出，镇住了老夫人。接着转守为攻，历数老夫人言而无信，背义赖婚，酿成“丑事”的过错，置老夫人于被告地位。然后又晓之以利害，条条戳到老夫人的痛处。最后老夫人只好乖乖地按照红娘的办法认许了婚事。在这场关键的斗争中，红娘力挽狂澜，为崔张姻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充分表现了红娘的聪明才智和敢于斗争的精神。红娘这个人物典型有着深刻意义和理想主义成分。

（四）崔老夫人，是封建势力的代表，是封建家长的典型。作品突出地描写她维护封建礼教和家世利益的种种表现，揭示了她专制、自私、机诈而又愚蠢的性格特征。通过这个人物，暴露了封建礼教和宗法制度的虚伪冷酷及其腐朽本质。

四、《西厢记》的结构

（一）《西厢记》结构宏伟，共有五本二十一折，突破了杂剧一本四折的限制，还突破了每本由一个角色独唱的通例。有利于充分展开戏剧矛盾冲突和精细地刻划人物，表现出创新精神。

（二）《西厢记》的结构复杂而巧妙。它是由两条线索、两类矛盾冲突交织在一起的。以老夫人为一方与以崔、张、红为—方而展开的维护和反抗封建礼教的矛盾冲突，是全剧的主线；崔、张、红三者之间由于出身教养和性格差异而引起的矛盾冲突是副线。前一种矛盾冲突在第二本赖婚、第四本拷红、逼试，第五本争婚中表现得最尖锐，后一种矛盾冲突在第三本赖简等情节中表现得最集中突出。两种矛盾交错发展而又互相影响。如由于封建势力的压迫，使得崔张的恋爱采取隐蔽的方式；由于封建礼教影响，使得莺莺顾虑重重，出尔反尔，导致了崔、张、红之间一系列的喜剧性冲突。而他们之间矛盾冲突的发展又推动着前一种矛盾冲突的变化发展，显得更为丰富多彩。

（三）《西厢记》戏剧情节曲折多变，矛盾冲突波澜起伏。如第一本写崔、张爱情的萌生，在喜剧气氛中潜伏着与礼教的矛盾冲突。第二本用兵围普救寺事件、迫使老夫人许亲，崔张爱情豁然明朗，出人意外。但老夫人赖婚，忽又风云突变。第三本写崔张爱情在红娘帮助下暗中发展，又绝处逢生。岂料又有鸳莺赖简之事。引出许多纠葛，曲折跌宕。第四本写崔张幽会事发，老夫人“拷红”，情势骤然紧张，但红娘竟能力挽狂澜，迫使老夫人认许婚事。故事似乎圆满结局了，谁知又来个逼试，再拆鸳鸯。第五本写张生高中，眼看团圆在即，但又有郑恒作梗，节外生枝。崔、张历经波折才得团圆完婚。矛盾冲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起伏跌宕，扣人心弦。加上崔、张、红三者之间的许多性格冲突穿插其间，更增喜剧色彩，收到引人入胜的戏剧效果。

五、《西厢记》的语言特色

王实甫的杂剧语言不同于关汉卿。关剧语言是本色派的代表，而《王西厢》的语言则是文采派的代表，在我国古代戏曲中独树一帜，具有鲜明的特色：

1、把古典诗词含蓄凝炼的语言与民间通俗流畅的口语融为一体，形成一种既优美典雅又生动活泼的独特的语言风格。

2、诗剧般浓郁的抒情意味。曲词和道白，叙事写人或绘景抒情，都十分精炼生动，常创造出诗情画意的境界，刻划人物心理情态，尤为细腻委婉，逼真传神。

3、个性化的特点很突出。如张生的语言坦直而含稚气，常带夸张，显出痴狂的个性；莺莺的语言含蓄而矜持，常带感伤情调；红娘的语言则俚俗率直，爽朗泼辣，妙语连珠，俏皮可爱：老夫人的口吻则常露冷酷专横。人物语言都十分切合他们的身份和性格。

第四章

元代南戏

一、南戏和高明的《琵琶记》

（一）南戏的兴起和发展

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是用南方方言和流行的地方曲调演唱的南方剧种。北宋末年开始流行于江、浙、湖、广一带的温州杂剧或永嘉杂剧。至南宋则盛行一时，元灭南宋后曾一度衰微。至元末再度复兴，并流传到江西、安徽等地，形成各种不同声腔而逐渐发展成新的地方剧种。南戏上承宋院本，下开明传奇，是中国戏曲史上重要的一环。

（二）南戏形式上的特点。

南戏在结构上不分折而分出，它没有因定的出数，长短自由，南戏的出以“人物上场下场为界限”，实际上等于“场”，每本出数不定，一般都有几十出。

它没有“楔子”，但有“家门”，又叫副末开场，副末介绍剧情或说明创作创作意图，不比北曲，不是戏情的有机组民部分。重要人物出场有定场白，每出戏完时有下场诗，在演唱方面，一出戏不限用一个宫调的曲子，也不限一韵到底，也不限一人主唱，可互唱、合唱、主唱、伴奏以管乐为主。

（三）高明的《琵琶记》

1、高明的《琵琶记》主题思想的复杂性。

《琵琶记》是高明根据民间流传的南戏《赵贞女》改编的。改编中最重要的改动是把男主角蔡伯喈由一个抛弃双亲，背弃妻子，最后遭雷击的反面人物改写成一个全忠全孝的正面人物，使剧的主题由遣责背亲弃妻变成歌颂贞烈忠孝。之所以对原剧进行这样的改动，是与作者的写作意图分不开的。

高明写作《琵琶记》的意图十分明确，就是要宣扬封建的伦理道德，正好剧中剧末在开场时记：不关风化体，纵如也枉然。”二休论播浑，也不寻官数调，只看子墩共妻贤，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作品的人物无不涂上封建说教的彩色。

然而，《琵琶记》的思想内容又是比较复杂的，在宣扬封建礼教的同时，他对生活对人物又作了不少真实的描绘，反映了一足的生活真实。

如蔡伯喈，他本不愿出仕，甘愿隐居田园，可是又十分软弱，对父母，宰相，皇帝加之于他的压力，他只是逆来顺受，不敢有较量和反抗。就使他陷入矛盾的苦闷之中不能自拔，蔡伯喈软弱忍让，反映了封建礼教压抑下许多知识分子的区同性格，通过他，也使我们看到了所以“忠孝”为主体的封建礼教无视人性，摧残人性的腐朽本质。

又如赵五娘，作者的意图是将塑造成为一个贞烈孝道的化身，通过她来宣传封建道德，但戏中的赵五娘却并不是一个概念化的人物，她的行为都很有个性特点，在对公婆的态度上，突出地显示了一个下层妇女，所具有的自我牺牲坚韧的可贵品质，39 另外，《琵琶记》也客观地暴露了封建社会的一些黑暗现象，地方官吏的贪赃枉法，对遭受饥荒的农村也有比较真实的揭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人民的苦难，表达了作者对劳苦人民的同情，《琵琶记》这种思想内容的复杂性，一方面与作者世界观的复杂性有关，一方面也与艺术本身要求真实的特性分不开。

二、元代四大传奇

元代末期，南戏复兴，大型剧作相继问世，《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是南戏复兴之重要作品，称“四大传奇”，又称“古戏四大家”。其思想性虽不高，但情节曲折，极尽悲欢离合之情，故为歌场所重视。

1、《拜月亭》为四大传奇之佼佼者，艺术成就较高。此剧系根据关汉卿同各杂剧改编，取其精华，进行再刻造，将悲欢离合的爱防不胜防故事，放在兵荒马乱，人民流离失所的社会背景，描写，是有不同凡响的艺术特色，对王瑞兰形象的塑造相当成功。特别是对王瑞兰内心的微妙活动以及矛盾心理的描写，更显得细致入微而富有喜剧性。身为尚书小姐，在旷野中孤零无依附，她无法顾及自己的身伤，只能央求蒋世隆挈带同行，甚至主动提出了“权说是夫妻”的建议，但到达旅舍，当蒋世隆正式提出成亲要求时，她心中愿意，却故作回避，表现出相府小姐的矜持。这一形象的出现，说明南戏的艺术水平，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

《拜月亭》的语言天然本色，一向为人们所称道，本色天然的唱词与说白浑成一体，很难区分，而曲白相生，耐人寻味，又大大增加了语言的表现力。

2、《荆钗记》的故事原型写的是文人王十朋抛弃玉莲，与《王魁》、《赵贞女》属同一类型。今传文改为歌颂“义夫节妇”生死不渝夫妇之爱。《荆钗记》的改编，在许多方面突破了儒家的价值观，像王十朋在误闻玉莲死讯后，守情不移，甚至宁无子嗣，也不再娶。就突破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纲常观念；钱玉莲重才而轻财，为了自己的信念，甘赴一死，她的“节”，虽有封建贞节的因素，但更多体现了“富贵不能动其志，威逼不能移其情”的品质。剧中涉及如何对待贫贱，如何对待富贵，如何处理夫妻关系、继母与前妻子的家庭关系等等，这些都是旧时下层民众深为关切社会问题。因而，它的出现，吸引了广大观众的注意，王世贞称“《荆钗》近俗而时动人”（《曲藻》），所谓近俗，正好说明它具有贴近现实生活的一面。

《荆钗记》情节结构颇为精巧，戏剧性较强，它以荆钗为线索贯串全剧，展开情节关目，特别适于表演。

3、《白兔记》突出地描绘服剧中人物刘知远身处贫寒而备受欺凌的屈辱，和最后扬眉吐气的情境，笔调淋漓痛快，引人入胜。剧本对李三娘的描写也很成功，塑造了一个历经磨难，在痛苦中等待丈夫归来的一个善良的妇女形象，在李三娘身上体现了旧时代广大妇女的悲惨遭遇。

4、《杀狗记》对“酒肉朋友”的无赖心理和卑劣行为的充分揭露，作品具有一定的劝戒作用。有极富表现力的说白，又杂又封建说教。但是，剧中强调的只有手足之亲是可以信赖的，狐朋狗友不可交的伦理道德是值得肯定的，剧中涉及因财产纠纷而引起家庭破坏的社会现象，也是宗法社会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因而具现实意义。戏文俚俗，明白如话，个别段落有失粗率。

南戏剧本，除上述四大戏之外，无名氏的《破窑记》、《金印记》、《赵氏孤儿》、《牧羊记》、《东窗记》，影响都很深远。其中《破窑记》的成就较高。后来，这些南戏剧本经过明人的雅化，礼教伦理因素的加强，使之明显地逊色于这四大南戏。

第三讲

明代文学

概 述

一、历史概述

明太祖朱元璋于1368年建国，至1644年明朝灭亡，历时二百七十七年。由于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情况决定了文学现象的不同阶段，明代文学可分为三个时期：即明初，洪武至成化，约一百二十年；明中叶，弘治至万历，约一百三十年；明末，天启、崇桢时期，二十余年。朱元璋经历过元末农民起义的过程，深悉人民疾苦。为了巩固政权，缓和社会矛盾，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并大力扶持工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这些措施，使社会经济逐渐恢复，生产力有了提高。明中叶，土地兼并激烈，皇室、官僚、地主豪绅、富商大贾，都倚恃特权，大量兼并土地，赋税越来越重，广大农民失去土地，被迫流亡，经常发生流民起义。不仅农民无以为生，矿业、盐业生产也受到严重破坏。与此同时，城市经济却得到发展，由于流民大量涌进城市，为手工业和商业提供了廉价劳动力。明中叶；以后，商业和手工业发展十分迅速，并在东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逐渐形成了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分工，苏州成为丝织业中心，松江成为棉织业中心。除家庭手工业外，还出现手工业工场。仅苏州一地当时靠出卖劳力为生的织工、染工就有一万余人。其中机工与机户的关系，已经是雇佣劳动者和资本占有者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早期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到了明末，农业生产虽稍有好转，但赋税更加苛杂，吏治腐败，横征暴敛，大量农民破产流亡，加之灾荒疾疫大面发生，社会经济已濒于崩溃。

在政治上，明初，朱元璋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废除了长期沿袭的丞相制，把中央军政大权总揽在皇帝一人手中。明成祖朱棣设立内阁，在皇帝指挥下协办政事。朱棣本是藩王，靠宦官政变夺得帝位，他信任宦官，使宦官肆虐在明代愈演愈烈。还设立“锦衣卫”、东厂等机构，实行特务统治，对官吏文人实行严酷的控制。中叶以后，政治更加腐败，藩王、宦官、大官僚尽情奢侈享乐，皇帝昏庸无道：武宗整日耽于淫乐，朝政为宦官刘瑾把持；世宗迷信道教，把炼丹献方道士封为高官，听任权奸严嵩父子操纵国事二十多年。明末朝政日非，天启阉党魏忠贤擅权，政治黑暗至极。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以顾宪成为首的东林党，后起的复社、几社，都先后和阉党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激化，终于使明代的统治在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大起义的风暴中宣告灭亡。

在思想文化上，明代积极提倡程朱理学，以此作为社会的统治思想。朝廷还组织人力修撰“五经”、“四书”与《理性大全》。广为传播。实行八股文取土制度，以朱熹注“四书”与宋儒注经“五经”命题，不许考生发挥自己的思想，以防止“异端”，达到思想文化的专制统治。明王朝对知识分子采取笼络和高压相结合的手段。朱元璋曾开设文华堂招揽天下人才，朱棣还命解缙及他文土三千人编成大型类书《永乐大典》；另一方面，又对“不为君用”的朝野文士施行残酷杀戮，并百般疑忌，多次大兴文字狱，使社会思想为之窒息。至明中叶，由于经济、政治的影响。思想文化才有了显著变化。首先出现了以王守仁为代表的“阳明学派”，提出“良知”说，反对程朱理学的传统束缚，启发大胆思想；以王阳明的门人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提出“百姓日用即道”；·思想家李贽，公开以“异端”自居，提出“穿衣吃饭是人伦物理”，反对封建假道学，并在文学上提出许多精辟见解，明中叶出现的进步思潮，在思想文化界起着有力的推动作用，对明代中后期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文学概述：

明代文学的主要成就是小说和戏曲。明代小说创作无论是长篇或短篇都呈现了空前繁荣的盛况。历史题材的章回演义小说《三国演义》是我国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它和英雄传奇小说《水浒传》共同拉开了我国小说世界的帷幕。明中叶以后，小说创作步入了新的天地，我国第一部杰出的浪漫主义神魔小说《西游记》、第一部由文人独创的世情小说《金瓶梅》相继问世，为中国长篇小说的发展开拓了新领域。这四部小说被称为“四大奇书”。在它们以后。又出现了一系列长篇巨制的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和世情小说，对后来的小说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明中叶的短篇小说，也十分兴旺发达。以冯梦龙的“三言”和凌蒙初的“二拍”为代表。其中大部分是摹拟宋元话本写成的，无论在思想内容的深度广度和艺术成就上，都比前人有很大进步。明代还出现了为数不少的文言短篇小说。

明代小说创作的特点，从发展过程来说，是由人民群众的集体创作，到文人的加工整理，再发展为作家的个人创作、《三国演义》、《水浒传》是无数的无名群众的集体智慧和作家个人的艺术才能相熔合的结晶、《西游记》、已充分显示出作家个人创作成分比重的增加，《金瓶梅》则是作家的个人创造。短篇小说从宋元话本的基础上发展而来，逐渐产生了文人的拟话本，成为作家的个人创作。从思想内容来说。明代小说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理想、愿望，具有强烈的人民性；从艺术形式来说，它开始了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塑造；从创作方法来说，大多是现实主义的，有的作品也达到了积极浪漫主义的新高度。明代小说的这些特点充分体现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民族风格。

明代戏剧是沿着杂剧、传奇两条线发展的。杂剧是元杂剧的余波，已趋衰落，在南戏影响下，创作形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传奇是戏剧的主要成就。成化以后，由南戏演变而来的传奇十戮盛行。明初由于统治者对戏剧的控制和利用，作家作品虽多，而有价值的很少。中叶以后，剧坛呈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首先出现了伟大的戏剧家汤显祖和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剧作《牡丹亭》，此外，还涌现了大批有成就的戏曲作家，形成了各具特的艺术流派。主要是以汤显祖为代表的强调内容、注重文采 “临川派”和以沈璟为代表的讲究音律的“吴江派”，这两个流派影响很大。还有以梁辰鱼为代表的着力词藻的“昆山派”。其次，是剧作题材的广泛：有的取自本朝的现实题材，如《鸣凤记》：有的采自历史或民间故事，如《浣纱记》；还有用寓言题材写成的，如《中山狼》。其三为戏曲形式的演进和表现手法丰富。唱腔不断革新与多样化，各种戏曲形式同时涌现。其四戏曲理论的发展和戏曲作品的大量刊行。

明代的诗歌、散文，和小说相比，成就较差，它们是在拟与反拟古的反复斗争中曲折前进的。明初的诗文作家宋濂，刘基高启等，都亲历过元末的大**，写出了一些反映现实的作品永乐时期以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台阁体”、为文歌功颂德，形成一股不良文风，统治文坛数十年。只有民族英雄于谦的诗文突出地反映了现实生活。到明中叶，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力求以文学的复古来反对“台阁体”文风，但他们侧重形式，成就不高。弘治中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和嘉靖中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先后倡导文学复古运动，以“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和实践，取代了“台阁馅在文坛的统治地位。但他们一味摹拟抄袭，盲目复古仿古，仍是形式主义。王慎中、归有光等，提倡唐宋古文，肯定唐宋古文八大家的历史地位，被称为“唐宋派”。对前后七子都持批判态度，但也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前人的束缚。“公安派”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为代表，反对贵古贱今，主张文学要“独抒

性灵，不拘格套”，但其作品只注重形式革新，较少反映现实。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对前后七子及“公安派”都想纠正，但脱离现实生活，只注重雕琢词句，忽视内容的倾向更突出。明末复社张溥的诗文，表现了真实感情。为抗清而慷慨捐躯的陈子龙、夏完淳的作品，表现了民族气节，充满了爱国热情。明代的词，在词史上处于低潮时期，但在词学理论研究、词作批评、词章的编选、整理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创作方面，以刘基，高启、杨慎、陈子龙、夏完淳等人为代表。正是由于明代词人不绝如缕的创作，才酝酿了清代词的中兴。明代散曲，只有少数作家保有元曲遗韵，但它开拓了题材领域，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市民阶层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在形式上进一步吸收了民歌俗曲的艺术营养，表现了浓郎的时代生活气息，王磐、陈铎、冯惟敏、薛论道等，是明代有成就的散曲作家。民歌，是明代文学的“一绝”，它充分反映了社会与时代的面貌。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民歌遗产。

第一章

《三国演义》

一、《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三国故事在民间长期流传，北宋时已出现“说三分”的专家，宋元时期三国故事被大量搬上舞台，元英宗至治年间刊行的《全相三国志平话》是民间传说中三国故事的写定本，已初具仁演义》的规模。

元末明初，罗贯中运用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等历史资料，结合民间艺人的创作成果，加上他自己的生活经验，写成了《三国演义》这部影响深远的章回小说。

作者罗贯中，据贾仲明《录鬼簿续编》等材料，可大致推断出他的生活年代。他经历过元末**，一度参加反元斗争，有理有抱负。

二、《三国演义》的思想内容

（一）《三国演义》描写了公元184年到280年间的历史故事，始自黄巾起义，终于西晋统一。集中展示了三国时代各封建集团之间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通过这些互相利用又互相残杀的复杂交叉的斗争，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小说一开始就展开了外戚何进与宦官集团“十常侍”的利害冲突；何被杀死，重臣袁绍又诛灭了宦官；封疆大吏董卓赶走了袁绍，新兴力量曹操又会集诸侯讨伐董卓；而在讨董会师时，诸侯又各怀异心，坐观成败：董卓被杀后，他的部下也分裂为两部，互相厮杀，矛盾还直接渗透到统治阶级的家庭内部：袁绍死后，他的儿子兄弟之间同室操戈，刘表的儿子刘琮，一直和其兄刘琦争夺继承权，曹操一死，曹丕与其弟就同根相煎；刘封不救关羽，也是孟达亲疏立继的利害问题打动了他。罗贯中所描写的这些矛盾斗争，揭穿了封建统治阶级所宣扬的纲常伦理的实质。正是这些矛盾所酿成的连年战祸，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二）《三国演义》通过对曹操、刘备的刻划，表达了作者向往“仁政”，反对暴政的政治理想。

1、曹操是《三国演义》的三绝之一： “奸绝”。作者对曹操的刻划，紧紧抓住“奸雄”这两个字。他从小就“好游猎，喜歌舞，有权谋，多机变”。“游荡无度”，他幼时就设计诬叔骗父，使他父亲再也不相信叔叔的话，从此越发“恣意放荡”。他对父执老翁，皇后重臣，无辜百姓，孕妇孺子，都任意杀戮，公然宣扬“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极端自私的处世哲学。他装睡杀死卫士后，又厚葬死者，以示仁义心肠；行军时忽然放声大哭，说是思念典韦去年在此战死，于是祭奠典韦，亲自“哭拜，昏绝于

地”，使大小军校无不下泪。这都表现了曹操驾驭军将的权谋。他借黄祖的手杀死祢衡，以扰乱军心的罪名杀死杨修，因怀疑而杀死名医华佗，写出他奸诈多疑，极端利己，虚伪狠毒，凶暴残忍的一面。但同时曹操又是个能安天下的命世之才。作者在曹操第一次出场时，就借别人之口说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在纵横交错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在群雄此伏彼起的大动荡中，都显出了曹操的远见卓识与雄才大略。当董卓弄权肆虐时，他揭露其阴谋野心，发难讨伐，得到天下响应；当各路诸侯只顾眼前互相吞并时，他能高瞻远瞩，乘时度势，显出与众不同的器度；他豪放机智，在青梅煮酒，与刘备共论天下英雄时，对拥兵据地，炫赫一时的人物，一一作了独具远见的精辟评价；他善于用人，不论出身门第，不计恩怨，广纳贤才，因而“文有谋臣，武有猛将”；在官渡之战中，他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劣势胜优势的著名战例。所以很快战胜敌手，统一了中原。

2、刘备是《三国演义》中站在曹操的对立面的一个礼贤下、仁民爱物的“仁君”。他出身贫苦，曾“贩履织屦为业”，了解民间下情。桃园结义时，就发出了“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誓愿。他的思想言行的核心就是“仁义”，在《庞统献策取西川》中，刘备说：“今与吾小大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耳。今以小利而失信于天下，吾为此不忍也”。作者用诗称赞他：“不因小利忘仁义，便是当年尧舜心。”他信守“人无信不立’“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所以处处以宽仁待民。他初任安喜县尉，就能“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因而“远得民心，近得民望”，当阳撤退时，十几万难民随他渡江，情势万分危急。为了黎民，他把身家事业放在第二位，也要和扶老携幼的难民一道，患难与共。取西川时，他所到之处，秋毫无犯，受到人民焚香礼拜的欢迎。当初，他正流落无依，而一般据地自重者正对土地求之惟恐不得，可陶谦三让徐州时，他却再三礼辞；明知“的卢”妨主，也泰然处之，不肯嫁祸于人；刘备刚得徐庶。如虎添翼，上下相得，初次取得胜利，可当曹操挟持徐母，来书骗徐时，刘备说：“使人杀其母，吾独用其子，乃不仁也；留之而不使去以绝子母之道，乃不义也。吾宁死，而不为不仁不义之事也。”放徐归曹，丰富了刘备形象中仁义的一面，走时又恋恋不舍，长途相送，又丰富了刘备重情爱才的一面。刘备的礼贤下士，知人善任，集中地表现在对待诸葛亮身上。三顾茅庐，细腻地刻划他对贤才的爱慕与敬重，诸葛出山后，刘与他“食则同桌，寝则同榻，终日议论，心地开悦，共议天下之事”，推心置腹，言听计从，使明君贤相，相得益彰。刘备的义，还集中表现在对待结义的关羽、张飞和“甚相敬爱”的赵云身上，生则相爱相信，死则义不独活，指日报仇。既突出了结拜的义气，又反映了作者理想中的君臣关系。

3、《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是“拥刘反曹”

“拥刘反曹”思想的主要表现：首先从内容上看，小说塑造的刘备的形象，总是仁民爱物，忠君信友，宽厚谦让，以恢复汉室为政治目的，以忠于桃园结义为生活信条，以解救百姓疾苦为行动准则。写曹操，是作为刘备的对立形象来处理的，处处都显得奸诈猜忌，凶狠残忍。他杀人不眨眼，不仅在争权位，报私仇、掠土争城时杀人如麻，连吕伯奢这样的与其父有八拜之交、而当他危难时仍当贵客款待的忠厚老翁，他也要杀其全家；为他贴身警卫的内侍、给他治病救命的医生华陀、患难中舍身相助的陈宫以及名士，如孔融、杨修等，都一一死在他手中。其次，从结构上看，小说把刘备放在主导地位，有近五分之三的回目是写刘蜀，开章第一回就引出刘备，拉开了帷幕；等刘备托孤时，全书已演述了三分之二，到刘禅投降，姜维败死，三国即已解体，小说只剩一回尾声了。而曹魏显然处于次要地位。再次，从语言上看，作者爱

憎分明，仅在称谓上就表明了主观感情。在回目上多次称刘为玄德、皇叔、豫州和先主，只有一处称作刘备；而对曹，直称曹操算是客气的。当然也常称孟德，而多处却直呼小名阿瞒，最能看出鲜明立场的是在回目中称曹为“贼”、“汉贼’，和“国贼”。刘备死时，回目为“刘先主遗诏托孤儿”，“拦”、“诏”都意味尊为正统帝位，以“遗诏”、“托孤”暗示死，深寄讳言和惋惜之情：写曹操死，回目为“传遗命奸雄数终”，“奸雄”成了盖棺的定论，“数终”实有称快之意。

（三）关于刘、关、张义气的描写，反映了一定阶层的道观念。三人桃园结义、立志报国安民，誓同生死。即使时间推移，局势发展，地位变化，他们始终忠于誓言，体现了重友谊、重然诺的可贵品质；人称关羽“义绝”，在桃园三英中，刘备突出是“仁”，张飞突出了“猛”，关羽尤其突出了“义”，成为“义”的化身。他申明降汉不降曹，封金挂印，千里寻兄。歌颂了义重如山的优秀品质，关羽身上还体现了“春秋大义”的封道德观念，在处理和曹操的关系时，也受到个人恩怨的支配，就暴露了关羽性格上的弱点，也显露出《三国演义》中“义”的局限性。

（四）《三国演义》在描写波斓壮阔的斗争中，概括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历史人物的高超智慧，这都集中体现在诸葛亮身上，诸葛亮是《三国演义》中最重要的人物。他于建安十二年从隆中出山，至建兴十二年去世，前后二十七年的活动，在书中占了二分之一以上的文字；这部分文字中又有二分之一的内容是专写诸葛事迹的。他未出隆中，就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地作出精噼分析，提出占荆据蜀、联吴抗曹的根本策略。初出茅庐，在博望坡初次用兵，小试蹈略，就取得全胜，奠定了在军中尤其是关羽、张飞诸将心目中的地位，赢得了钦佩与尊敬；荆州新败之后，他只身入吴，结好鲁肃，智激孙权，团结周瑜，舌战群儒，力促孙刘联盟，实现了联合抗曹的大计；在赤壁大战前的风云变幻的复杂局面，在与敌友的周旋中，在艰巨的战前准备与战斗部署中，他步步采取主动，突出地显示了他的智谋远远胜过周瑜和曹操。终于取得了赤壁的大捷；随后他三气周瑜，稳定荆襄，西取益州，实现了隆中的预言：在巴蜀辅佐刘备，内修政理，外出秦川，智取汉中，夏侯授首，阿瞒退兵，在政治军事上取得节节胜利；白帝城托孤后，他忠于王业，料事如神，细致谨慎，知己知彼，多谋善断，随机应变，没有辜负刘备生前的知遇和临终的恳托；在安居平五路，弹琴退仲达，六出祁山，七擒孟获诸役中，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己”，成为忠贞和智慧的化身，千古贤相的典型。

三、《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与影响

（一）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的统一。《三国演义》是以历史题材写成的文学作品，它允许作者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进行艺术加工，可以不拘泥于史实。如曹操在历史上是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但作为艺术形象，曹操却被描绘成“奸雄”的典型。在个别情节上，为了人物形象的鲜明突出，和谐统一，而把史实作了改动。如“怒鞭督邮”一事，按《三国志》记载，本是刘备所为。小说作者把它移到张飞身上，既保持了刘备这一人物形象前后一致的性格，宽厚、仁和又使猛张飞的性格更加丰满。在情节安排上，《三国演义》常常抓住史料中几个字、一句话而大力渲染。如诸葛出山，在《三国志》中只有“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这十二个字，在罗贯中的敷衍下，就成了曲折动人的“三顾茅庐”的著名故事。

（二）人物众多，形象鲜明。《三国演义》一书共出场一千—百八十三人，其中主要人物都有鲜明个性。作者塑造人物的特点之一，就是一出场就确定其基本性格，随后逐渐加强刻划。如张飞性格的基本特征是莽与猛，作者从外貌言行上写他“豹头环眼”、“声若巨雷”，打仗时不是“大喝一声”，便是挺起丈八

长矛，“更不答话，举枪便搠”。通过鞭督邮、战吕布、长坂坡、古城会、夜战马超等情节，不断地渲染。在突出了他勇猛的一面以外，也写了他义释严颜这勇中有谋的另一面。特点之二是善于用烘托、夸张的手法。如写关羽温酒斩华雄，孔明出山，赵云单骑救主，张飞吓死敌将、喝退曹兵等，都是运用烘托、夸张的手法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的。

（三）战争描写丰富多彩、气势磅礴

1、《三国演义》描写了接连不断的战争，在大大小小四十余次战争中，兵力对比、战争进程、规模、结局。各不相同，在作者笔下，写得千变万化，不雷同，不死板，不单纯写战场上的刀光剑影，而着重叙述战争的起因，将帅的性格，正确的和错误的战略决策、战术运用，兵力的配备，转变的契机，胜败的各种要素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有机联系。作者准确地抓住这些，写出了战争的特点。

2、《三国演义》成功地描绘了历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战。赤壁之战因小说的生动刻划而妇孺皆知。（1）赤壁之战展示了历史事件的戏剧冲突。赤壁之战的结局是使三国鼎立的局面正式形成。遏制了不可一世的曹操，使刘备赢得了时间，获得了立足之地。这是一场三方各为消长的主体战争。当时曹操剪除群雄，统一了北方，兵精粮足，声势浩大，率领百万大军，席卷荆襄。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大有不可抵挡之势。刘备新败之后，喘息未定，进无可攻之力，退无可守之土。

孙权实力弱小，强敌压境，战和举棋不定。从悬殊的力量对比来看，曹操战胜孙吴和消灭刘备，只是时间问题而已。作者交代了这些形势后，抓住了孙、刘与曹操的占主要地位的矛盾，暂时缩小了孙、刘之间的占次要地位的矛盾，笔锋一转，揭开了孙刘联盟的帷幕，展开了历史事态的新转机。诸葛亮精确地判断了曹操的兵力，智激雄辩，设喻析理，消除了一些人的疑虑；周瑜也客观地估汁厂曹兵的威力并非锐不可当。诸葛亮、周瑜利用长江天堑，发挥水上优势，协力共谋，终于击溃了曹兵。在写大战之中，又穿插一些小规模战斗；在写战场烽火的间隙，又用很多笔墨写刘备、鲁肃、孙权、诸葛亮、周瑜之间多次的交谈、密议和舌战；在战争一触即发之际，又写出群英会、临江盛宴和宁静山庄的庞统夜读，把战争气氛与和平景象，战场烽火与客厅溅叙。大战的动态与小室的静态纵横交织，既有战场的真刀实枪，又穿插有草船借箭，苦肉计、借东风等传奇之笔。向读者展开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场景。

（2）赤壁之战展示了人物的思想性格。书中的主要人物几乎都在这次战争中露过面。曹操曾自诩“吾任天下以智力”，向人夸口“曹公多智”，他拥有几倍于对方的兵力，却落个一败涂地。从阿瞒横槊赋诗的插曲中，那不可一世的骄横，已展示了他必败的性格因素。周瑜的一生事业中，赤壁时期占很大比重，作者用力刻划了他的性格特征。他年富气盛，聪明好胜，识大体而昧大局，大敌当前而又时时暗算盟友，长于水军训练而短于指挥大型战斗。对于曹军，他能认识到并非不可战胜而敢于请命迎战；对于东吴前途他能看出可战不可降；但对于孙刘联盟的长远利益的看法，他就显得狭隘和短视了。大敌逼临江岸，他被迫和诸葛亮合作，但第一次接触，就因忌封而出现矛盾，他对诸葛亮是畏其智而忌其能，他们共事的全过程，就是又联合又斗争的过程。他拒曹是正确的，敌视诸葛亮是错误的。他依靠正确决策取得了胜利，又因错误措施而招致赤壁之战以后的失败。这一人物的思想性格，都是通过赤壁之战的战争描写来表现的。

（四）《三国演义》的语言特点

1、“文不甚深，言不甚俗”是《三国演义》语言的一大特点。作者吸收了我国古代文言的精华，使之适当地通俗化，改变了原来用文言作为唯一描写手段的局面，完成了文学语言的一种解放。作者把古代

规范化的文言和当代运用的方言口语汇于一书，熔于一炉，达到互相取长补短，雅俗共赏的效果。《三国演义》出现后，立即就有人“争相誊录，以便观览”，推动人们模仿这种文中白的文体来进行创作。《三国演义》成功地运用简洁明快而又通俗的语言，在文学创作上起了创新作用。

2、作为第一部长篇小说，它在语言运用上，侧重叙述而简于描写。叙述稍显粗疏，往往能以景写人，以事状情。如三顾茅庐时，写隆中景物，风峦形胜，稍加点染，就画出了诸葛亮的高洁志趣；曹操的横槊赋诗，几笔勾勒，就让人感到一个骄横的战胜者就在眼前；诸葛亮临危抱病巡视军营，只用“悠悠苍天，曷此其极!”的一声悲叹，就勾画出一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忠贞老臣的感人形象。

3、对话有声有色。青梅煮酒一节，刘备每以不同内容提出一个有不同成就的人物，曹操都从不同角度来加以否定，层层深入，最后道出主见“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舌战群儒一节，出语各具个性，声情并茂，咄咄逼人，有力有理，妙语连珠，而诸葛亮据理力辩，准确有力，论证严密，言辞犀利，变被动为主动，化守势为攻势，势孤而理不孤，把东吴藻臣驳得或“无言以对”，或“满面羞惭”，或“低头丧气而不能对”。张松在书中露面不多，一次是反难杨修，一次是反讥曹操。他听到曹操的矜夸炫耀之词后，说：“丞相驱兵到处，战必胜，攻必克，松亦素知。昔日濮阳攻吕布之时，宛城战张繍之日，赤壁遇周郎，华容逢关羽，割须弃袍于潼关，夺船避箭于渭水，此皆无敌于天下也。”猛张飞的快人快语，总是让读者如见其人。徐州见了吕布时，就直接说出“曹操道你是无义之人，叫我哥哥杀你”。在古城见封关羽，不理会他的解释，拍马上前，就要“我今与你拼个死活”。

《三国演义》的影响。《三国演义》为中国的长篇小说，为章回体，为历史演义小说开了先河，为后世的戏曲提供了大量串材，它的众多人物形象和生活故事广为流传，战略和智谋都有借鉴意义。《三国演义》早在十七世纪就有日译本传到国外，引起国外读者的广泛兴趣。

第二章

《水浒传》

一、《水浒传》的成书过程和作者

宋江等三十六人的起义是《水浒传》创作的历史根据。宋江起义失败后，英雄们的斗争事迹在民间广泛流传。宋末元初，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初次记录了三十六人的姓名和绰号。后来，以水浒故事为题材的话本和戏曲相继问世，元杂剧中出现了《双献头》、《李逵负荆》等别具一格的水浒戏。《水浒传》是在民间故事、话本、戏曲的基础上进行的再创作。

《水缸传》的作者，一般认为是施耐庵。《水浒传》的版本很复杂，有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和七十回本三个系统。

二、《水浒传》的思想内容

《水浒传》反映了宋江起义的发展过程，深刻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展示了“官逼民反”的社会环境和尖锐的阶级对立，热情歌颂了农民起义的英雄人物，描绘了农民“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社会理想，也写出了起义失败的内在原因。《水浒传》主要是写农民起义，在描述中也浸透着相当程度的市民意识。

百回本和百二十回本的《水浒传》写起义军最终向封建统治阶级妥协投降，宣扬忠义思想。把接受招安作为梁山义军的唯一正当归宿，这反映了作者认识的局限性；把招安处理为悲剧结局，则又反映了作者

的清醒认识。

（一）《水浒传》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书中从最高统治者写起，封建皇帝腐朽荒淫，纵容奸佞，是罪恶势力的总后台；当朝权臣蔡京、童贯、高俅等，狼狈为奸，恣意盘剥，地方的府、州、县官，很多都和上司有亲属关系，他们既是其上司的爪牙，又都是贪官污吏；在社会基层，还有豪强如西门庆、殷天锡，武装地主如祝朝奉，恶霸如镇关西、蒋门神，及其他地主富商，流氓恶棍等大大小小的恶势力，构成了一个暗无天日的、人民群众已无生路的黑暗深渊，从而揭示了农民起义的必然性。

（二）《水浒传》揭示了“官逼民反”的简单真理。林冲原是禁军教头，安分守己。高衙内调戏他的妻子，他委曲忍让；高俅设计陷害，又把他刺配到沦州，他仍幻想“挣扎着回来”；直到高俅派人火烧草料场，·要置他于死地，这才使他忍无可忍杀了仇人，上了梁山。武松原是阳谷县都头，打虎成了名，心满意足；被恶霸西门庆占嫂杀兄后，他报仇杀奸，被刺配盂州，仍对官府抱着幻想：等到飞云浦发现恶差的杀机，他才杀了仇人，上山落草。

（三）《水浒传》歌颂了梁山英雄的反抗精神和优秀品质

1、鲁智深原是个下级军官。他酷爱自由，见义勇为，路见不平就挺身而出。他痛恨黑暗势力，反抗到底，爱护朋友，同情弱小。他在酒楼听到金翠莲父女啼哭，了解到郑屠的恶霸行径，就怒不可遏，三拳打死镇关西，表现了他粗犷，勇猛过人；保护了贫老弱女，还赠银帮他们远离虎口。打出了人命后又说人装死而自己巧妙脱身，表现了粗犷中又有警细。他不能遵守佛门的清规戒律，不能忍耐五台山的清素寂寞，一到东京，就使相国寺活跃起来。和林冲相见恨晚，仇林冲之所仇。痛林冲之所痛，一路暗中护卫，情同骨肉。大闹野猪林，更加丰富了他慷慨豪侠的一面，他是梁山英雄中最光辉的形象之一。

2、李逵原在家当雇工，因杀人逃亡，流落江州，劫法场救宋江后上了梁山。他最富反抗性与同，情心，他性格的本质特征就是不可动摇的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强烈的不妥协的反抗精神，他是梁山英雄中最彻底的反抗者之一。柴进受殷天锡欺辱，幻想以合法方式按“条例”请官府解决，李逵大嚷道：“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我只是前打后商量，那厮若还去告，和那鸟官一发都砍了”。攻入寿张后，他在县衙穿上绿袍朝靴，升堂问事，对公人和原告、被告，尽情戏弄；对封建统治的机构、法律、官僚制度，无情地嘲笑和蔑视。他经常大叫：“造反!”“造反!”他大胆说出：“杀去东京，杀了鸟官，在那里快活。”他最坚决地反对招安，他大闹菊花会，元夜闹东京，扯诏骂钦差，多次打乱了宋江接受招安的计划。他死后变鬼，还要抡起板斧去砍皇帝。他爱憎分明，对宋江佩服得五体投地，听说眼前就是真宋江，他纳头便拜；可在王林酒馆内听说宋江抢了满堂娇，他便勃然大怒，砍倒杏黄旗，大闹忠义堂；一旦发现事出误会，又知错就改，跪地求情认罪；到宋江受招安时，他把圣旨夺过来撕成粉碎，带头誓死反对。他嫉恶如仇，视死如归，对梁山弟兄和受苦百姓都富于同情。为救宋江、戴宗而劫法场，到高唐州救柴进，他都勇猛冲杀，身先士卒。李鬼假冒他的名字行劫败露，听说他家有老母时，不但不杀他，反而拿出银子送给他。他是革命性最彻底、反抗性最坚决的朴实的农民起义英雄的代表。

3、《水浒传》写出了富有反抗性的英雄群体。宋江的忠义，吴用的智慧，武松的英武，燕青的机灵，所有梁山英雄都急公好义，救困扶危。作者把这些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强盗”的人写成英雄，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创举。

（四）《水浒传》描绘了一个理想的社会模式。梁山泊是走投无路的穷苦人民向往的乐土，那里待遇

平等，“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团结友爱，“八方同域，异姓一家”，反映了当时农民的理想，对农民的反抗斗争起鼓舞作用。

（五）《水浒传》中梁山英雄接受招安的悲剧结局给后世农民革命提供了深刻教训。梁山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到接受招安。是一个悲剧性的结局。这是封建统治阶级恶毒的阴谋欺骗的结果，也和宋江的性格密不可分。宋江身上有反抗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他出身于地主家庭，做过县衙押司，和封建统治阶级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他有浓厚的封建正统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以忠孝为天经地义，认为最高统治者不可侵犯，这就造成了他妥协性的一面。他反对强权暴力，反对贪官污吏，深悉人民痛苦并寄予同情，专好结纳行侠仗义而受害、遭难的江湖好汉，这是他富于反抗性的一面。宋江在革命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是当晁盖等智取生辰纲事发后把他们私自放走。许多落难英雄也都是由于宋江的指点介绍才投奔梁山的。他对封建统治阶级有一定认识，对于横来之祸，他曾有所预防，在他家里挖有地窖，备作万一时的脱身之所；又曾让父亲告了忤逆，以免将来连累。这些消极防备，表明他并不想积极抵抗。对晁盖，他深表同情，并冒险相助，但认为他们劫了生辰纲，杀了做公的，是“灭九族的勾当”，“虽是被人逼迫，事非得已，于法度上却饶不得”。杀阎婆惜是他走上反抗道路的第一步，但仍然迂回曲折：宁肯亡命江湖，找个临时的避难所也不上梁山，等到官府步步进逼，不得不上梁山时，又被一封父亲病故的假信骗回家中。在刺配江州的路上，他拒绝了晁盖救他上山的计议，他认为如果参加梁山起义队伍，“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之人。”浔阳楼题反诗，是他酒后一时胆大，面对现实的深刻教训，流露出的真情。是他反抗性的一面在酒后占了上风时的真情。因这反诗被判了死刑，经梁山英雄劫法场救出，这才决心同众英雄共举义旗。宋江上山后，尽管占山据寨，反抗官军，但他只把梁山当做暂时楱身之所；而且只反奸臣贪官，对皇帝则积极拥护，时刻准备接受招安。

宋江这两面性的悲剧性格，注定了梁山革命为接受招安而前功尽弃这一可耻可痛的悲剧结局。他“忠心不负朝廷”，断送了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历史教训。

三、《水浒传》的艺术成就和影响

（一）《水浒传》的艺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对英雄人物的塑造上。

1、人物的个性鲜明。作者笔下的水浒人物，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同是军官，林冲为了“保”官，表现了更多的软弱性。杨志为了求官，就有了更多的奴才性；鲁智深既不原保官，丢了也不愿求，就显示出他彻底的革命性。

2、人物性格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三国演义》中的人物，从始到终是定型的，而《水浒传》的人物塑造，在这方面却前进厂一大步。人物性格伴随着情节的推进而发展变化，特别表现在林冲身上。从八十万禁军教头到看守草料场这一人生段落，林冲性格的基本特征就是—个“忍”字。当他举起拳头要去教训那个在光天化日当众调戏他妻子的恶棍时却发现恶棍竟然址他顶头上司的衙内，他的万丈怒火都“忍”住了；白虎堂被陷，他惨遭发配，远离妻小，他还是忍，幻想统治者以后发慈悲；恶差—路折磨，他一路忍受，直到野猪林千钧—发时被鲁智深所救，他还替恶差求情，幻想将来雪冤后夫妻团聚：到草料场以后，还以为得到照顾，想安居待命。直到山神庙听到门外仇人的对话，这才忍无可忍，变消极忍受为积极反抗，冲出来杀死仇人，投奔梁山。晁盖、吴用上山后，他火并王伦，改变局面，这是在新的情境中他的英雄性格进一步的发展。

3、通过行动来刻划人物。鲁达的粗鲁、爽直、疾恶如仇、见义勇为的性格特征是通过拳打镇关西，大闹五台山、痛打小霸王、大闹野猪林这一连串的行为动作来逐渐展示的。武松的勇猛、机警，是通过打虎、杀嫂，醉打蒋门神、血溅鸳鸯楼等等行动来充分展现的。

4、注重细节描写。通过细节描写来刻划人物是《水浒传》又一比《三国演义》进步的地方。如武松打虎时，老虎的一系列动作，都表现了武松处境的险恶和他机智勇敢的性格；周通逃命时慌忙地跳上马背却不曾解开缰绳，林冲打洪教头，武松打蒋门神等情节中的细节，都能传神地突出人物个性。

（二）《水浒传》的艺术结构完整而富于变化。以第一回作为开端；然后由一个人物引出另—个人物，每个人物的故事都有相对独立性和完整性，扣在一起就是有机的整体，梁山主要英雄就这样环环相套地逐个引出，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一百零八将都上了梁上，情节达到了高潮，最后以失败结局。《水浒传》以梁山起义从发生发展到失败的全过程作为全书结构的主线。

（三）《水浒传》语言洗炼明快、朴素优美，富于民间色彩和口语化，人物语言具有个性化特点。《水浒传》第一次将白话运用到了绘声绘色、惟妙惟肖的程度，使它成为中国白话文学的一座里程碑，《水浒传》的语言是高度口语化的，与《三国演义》的文白相杂不同，因此更为准确生动。特别是人物语言个性化方面，《水浒传》能“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金人瑞《读第五才子书法》）。

（四）《水浒传》对后世的影响

1、社会影响。它对明清农民起义产生鼓舞作用，李白成张献忠、太平天国、义和团农民起义都深受影响，在“埋伏攻袭”等“策略”上都仿效它。《水浒传》历受封建统治者的诽谤、诬蔑，甚至加以禁毁，也可说明它的巨大社会作用。

2、文学影响。在国内，如《金瓶梅》就是采取《水浒传》中西门庆、潘金莲的故事敷衍扩展而来，还有《后水浒传》、《水浒后传》等都从题材，以水浒续集的面貌出现。《杨家府演义》等小说的出现，则是从英雄传奇的角度接受了水浒的体裁。至于后世的戏曲、影视改编水浒故事的就更多了。在国外，《水浒传》早在三百多年以前就传到日本，被译成日文、后又被译成朝文和亚洲儿他国家的文字。—卜九世纪中叶又传到欧、美，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

第三章

《西游记》

一、《西游记》的成书过程

《西游记》取材于唐僧取经的故事。玄奘赴印度取经的史实，见于唐代慧立、彦琮的《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在民间传说的流传过程中神异色彩日趋浓厚。南宋的“说经”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已初具取经故事的轮廓，中心人物已由三藏变为猴王。庄宋元南戏、金院本，元杂剧等各种艺术形式中，取经故事继续有所发展。

二、《西游记》的思想内容

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概况 篇7

从专业研究的层面看, 作为中国古代的小说, 面对流行通俗文化爆炸的时代, 不要说外国读者, 就是中国目下的青少年, 真正直接捧读古代小说的人越来越少, 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但是, 这不排斥在世界范围内总是有一批专业的学者文人对中国古代的小说乐此不疲, 甚至以毕生的精力在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园地里辛勤耕耘, 取得了丰硕成果。特别在韩国、日本表现得非常突出。至于在西方, 不要说像美国的夏志清、王靖宇、澳大利亚的柳存仁、法国的陈庆浩等一些华裔的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专家, 硕果累累, 就是一些非华裔的一流汉学家中, 如美国的韩南、浦安迪, 俄国的李福清等, 都是以研究中国古代小说著名于世的。他们的许多成果推动了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当然,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者在世界什么地方都是少数, 但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但给中国学者以启发和推动, 而且也是将中国古代小说向世界各国大众传播的重要桥梁。只有通过他们的注释、解说和阐发, 才能真正使中国古代小说“飞入寻常百姓家”, 有可能通过不同的方式融入不同国家的不同社会。所以, 在某种意义上说, 他们是新世纪里使中国古代小说不断地在世界各地生根开花的最重要的播种者和耕耘者。令人高兴的是, 现在世界各地不断有年轻的学者来加入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队伍。这使中国古代小说进一步走向世界的道路更加宽广。

二、中国古代小说与国外小说的融合

从作家创作的层面上看, 中国古代小说与其他国家、即使是东方国家, 也是各具特点的。中国小说对世界文学产生影响, 很重要的一点是通过其他国家作家的手, 将中国古代小说的精华与特点, 溶化到自己的创作之中。这在日本、越南及朝鲜半岛等本来就使用汉字的国家的古代作家那里表现得十分明显。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 这些国家中不但有用自己文字, 如假名、谚语、喃语所写的小说, 还有大量用汉字所写的小说, 现在一般称之为汉文小说。这是世界小说接受中国小说影响而创作的最为直接而典型的例子。当然, 随着近代开始, 一些汉字文化圈的国家或先或后地推行去汉字化, 这些国家中的一些真正由“国人”所写的文学作品却因用汉字写作而被排斥在“国文学”之外, 当代年轻人恐怕也没有再用汉字来创作小说的热情和兴趣了。但这不等于目前这些国家中的小说创作完全摆脱了中国小说的影响, 像日本、韩国不断地有中国古代名著改编本的出现, 就是一个明证。当然, 这些改编本, 有的是保持了原作的筋骨, 有的则改得面目全非, 但我认为, 即使是完全进行了再创造, 也不能说彻底摆脱了与原著的干系。像日本于2005年底出全的北方谦三写的《水浒传》, 曾得了世称日本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司马辽太郎奖。作者说, “《水浒传》在我心中可能已经变质, 我将塑造自己心目中的英雄。”的确, 在他的笔下, 宋江一变为革命理论家, 鲁智深带着他的理论著作《替天行道》到处去宣讲“革命道理”;他还添加了一个秘密警察组织“青莲寺”, 用来专门对付宋江们的地下活动;最使人匪夷所思的是竟将“天神”武松写成从小就偷偷地单恋着嫂子潘金莲, 而潘金莲则贞洁得可怜, 为拒绝小叔子的强暴而毅然自尽……。评委会对这部小说的评价说:“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分析, 加以解体并且重建, 保持了长篇小说应有的紧张感。”这就清楚地说明, 它尽管“重建”了一部现代“日本版中国历史小说”, 但它的灵感毕竟还是从研究中国古代的小说而来。除了这些直接改编中国小说的作品之外, 有些尽管表现得比较模糊和隐晦, 但因为他们毕竟无法摆脱自己的传统, 而这传统本身就隐含着汉文学的影响, 所以从思想精神到表现技巧都可以感受到一些中国古代小说的脉搏。不仅在东方, 即使西方的一些现当代作家, 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小说对他们的影响。例如, 以《大地三部曲》等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赛珍珠, 就深受中国小说的影响。在诺贝尔奖授奖仪式上, 她的致谢词便高度评价了中国古代的小说, 她说:中国的古典小说与“世界任何国家的小说一样, 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 “一个真正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应该知道《红楼梦》、《三国演义》这样的经典之作”。再如荷兰汉学大师高罗佩, 从一本中国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中得到启发, 写成一部以唐代著名宰相狄仁杰为主角的侦探小说《狄公案》, 在欧洲风靡一时, 深深征服了西方读者。一时间, “Judge Dee” (狄公) 成为欧洲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 成了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的福尔摩斯”!它被多次拍成了电影, 影响了欧洲, 也反过来影响了中国侦探小说的发展。前几年中国也将《狄公案》拍成了电视连续剧, 充分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三、总论

所以, 要让中国古代小说在全世界广为传播, 除了依靠翻译、讲解, 让普通百姓直接阅读、欣赏和接受之外, 用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人物、故事、精神来诠说当今现实的一些问题以及扩大到形成各种文化产品, 似乎也有它的必要。这在正统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者来看, 往往会觉得有点近乎野狐禅。但我觉得, 这对于传播中国古代小说也不失为一条道路。特别是他们通过电影、电视、动漫等更为接近大众的传媒形式, 就越有普及性, 就越能使中国的古代小说扎根在世界各地的大众之中。比如, 就小说《西游记》而言, 在中国, 前几年也有改编的电视连续剧, 这基本上是忠于原作的依样画葫芦。而在上世纪90年代的香港, 则拍摄了一部《大话西游》, 非常搞笑地重编了一个跨越时空的爱情故事, 使一些年轻人为之倾倒。日本也对拍摄《西游记》有很大的热情。在上世纪80年代拍过《西游记》不久, 今年1月日本富士电视又开始放映的连续剧《西游记》仍然引起轰动。无独有偶, 韩国出了一部名为《幻想西游记》的动漫也很红火。在这里, 孙悟空是被一个新冒出的乐神杰特弹钢琴弹得头痛, 无法还手, 被圧在五指山下。另一个新造的公主美娜成为本剧的第一号灵魂, 变得不听话的悟空就是怕美娜的禁咒之笛。在这里, 唐僧尽管成了武艺高强的法师, 但也被女性化得分不清是和尚还是尼姑, 孙悟空的筋斗变成超级滑板, 丢下了金箍棒改用了双截棍, 猪八戒戴着墨镜, 在石油村外做大王, ……一路想颠覆《西游记》的传统, 用西洋化、现代化来调适现代青年的口味, 但无论如何还是像原《西游记》中的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那样, 这部《幻想西游记》的主要人物还是离不开唐僧师徒四人, 孙悟空的性格还是与原作相近, 猪八戒还是那样好色贪财, ……说到底, 它还是从《西游记》而来。当人们在兴致勃勃地游玩《幻想西游记》迷宫之时, 也就是原本《西游记》再显魅力之日。当然, 这些大众文化产品, 与正宗的文学作品是有相当距离的。但我们应该承认它们与文学作品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摘要：我们应该用开放的、现实的、大众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古代小说的传播与接受。当然, 世界毕竟不是铁板一块, 就文化背景来说, 东方文化圈与西方文化圈确实不同;从接受对象来看, 学者作家与普通大众也有差异;即使在同一文化圈内同一层次的人, 也有华裔与非华裔之别;所以谈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也不能笼而统之, 而必须从不同角度着眼。中国古代小说通往世界的不同路径是不同的。

中国古代文学的体裁特点 篇8

我国古代诗歌包括诗、词、曲三大类。诗包括古体诗和近体诗，古体诗又称“古诗”或“古风”，包括四言古诗如《诗经》、曹操《步出夏门行四章》，五言古诗如《古诗十九首》、《短歌行》，七言古诗如《春江花月夜》、《蜀道难》、《将进酒》、《长恨歌》等；乐府诗（包括文人用乐府旧题创作的诗歌和模拟乐府创造的新乐府诗）作为一个特殊门类，都属于古体诗，如《长歌行》、《敕勒歌》、《木兰诗》、《孔雀东南飞》等。相对近体诗而言，古体诗在平仄、对仗、押韵等方面要宽松得多。

近体诗也称“今体诗”，由唐人最终创制，字数句数严格限定，且在平仄、对仗、押韵等方面有着严格的格律要求。近体诗包括律诗和绝句两大类：律诗分五言律诗（简称“五律”）、七言律诗（简称“七律”）和排律，五律和七律都是八句，由首联、颔联、颈联和尾联构成，其中颔联和颈联必须对仗；而排律则是十句以上，而且从开始到结束必须两两对仗且要一韵到底，所以除杜甫有较多排律外，一般人少有此类作品。所以，一般说近体诗，都不涉及排律。一般说来，律诗和绝句有这样一些具体要求：①句数字数一定。绝句四句，五绝20字，七绝28字；律诗八句，五律40字，七律56字。②平仄要求严格。一句之内，平仄相间（两个字一个平仄单位，原则上前一个字可平可仄，后一个字不得改变）；一联之内，平则相对；两联之间，平仄相粘（相粘，通俗一点说就是相同）；一篇之内，平仄相等。③偶句押平声韵，不得换韵。如杜甫《望岳》因不押平声韵，就是一首古诗，而不是五律，《唐诗三百首》正是将它收在五言古体中的。有两点需注意：一是在实际操作中，首句也常常押韵；二是绝句偶尔有押仄声韵的，如《江雪》，但这种情况极为罕见。④律诗严格对仗。律诗的颔联（第二联）和颈联（第三联）须严格对仗，首尾对仗不作要求；绝句不作要求，作者自己要对仗，亦无不可。如杜甫《登高》诗一首典型的七律，就符合以上所有要求。如果同学们学写近体诗，就应该按上述要求并按照常见定式去写。

词是我国传统诗歌中的一种特殊体裁。原称曲子词、曲词，简称“词”，又称诗馀、长短句、乐府、乐章等。词原本是配以燕乐曲调用来歌唱的歌辞，后渐与音乐分离，成为纯粹的文学样式。词起源于中唐，成熟于晚唐五代，盛于两宋，成为宋朝的“一代之文学”。每首词都有词牌，如“浣溪沙”“念奴娇”“声声慢”等，它们最初是特定的词乐曲调的名称，后成为词体格式的名称。每个词牌对其句数、字数、韵律都有特定的要求，创作时不能更改，只能“依谱填词”或“倚声填词”。同学们若想填词，就应该找到词谱，按不同词牌的格式去填写。词的题目，揭示词的相关内容，可有可无。不同词牌规定的各种词调和词体，都有特定的句数、字数和格律。词按字数多少一般分为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90字）、长调（91字以上），比如李清照的《醉花阴》就是小令，苏轼的《定风波》就是中调，而柳永的《望海潮》就是长调；按段的多少分为单调（一片）、双调（两片）、三叠（三片）等，以双调为主要形式，必修4的八首宋词双调。

作为诗歌的曲是“散曲”的简称，切不可和元杂剧的“曲”混为一谈。散曲分为小令、带过曲和套数三类，带过曲较少见，故我们一般只提小令和套数。散曲中的小令，就是单支的曲子，如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等。散曲中的套数也称“套曲”或“散套”，是由同一宫调的若干曲子组成，且一韵到底，如睢景臣的《高祖还乡》。散曲都有宫调，也就是表示音乐调式的名称，如《天净沙•秋思》就属于〔越调〕，《山坡羊•潼关怀古》属于〔中吕〕。散曲也有曲牌，如“天净沙”“山坡羊”“得胜令”“醉太平”等，它是散曲的韵谱格式，不同的曲牌在句数、字数、平仄、押韵上都不相同。和词一样，散曲的题目可有可无，但有题目的比例比词要大一些。

我国古代散文较复杂，我国古代把与韵文、骈体文相对的散体文章称为“散文”，即除诗、词、曲、赋（按现代标准来看，赋也应该纳入散文范畴）之外，不论是文学作品还是非文学作品，都一概称之为“散文”。既包括“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张岱、袁宏道、归有光、“桐城三祖”等人写的正儿八经的散文，如《游褒禅山记》、《石钟山记》、《项脊轩志》、《病梅馆记》等，也包括赋、论、序、说、奏议、箴铭、哀祭、碑志等，如《赤壁赋》、《兰亭集序》、《滕王阁序》、《归去来兮辞》、《过秦论》、《師说》、《陈情表》等；既包括诸子散文，如《寡人之于国也》、《劝学》、《逍遥游》等，也包括历史散文，如《烛之武退秦师》、《鸿门宴》等。我国古代散文，不论是叙事散文、写景散文，还是抒情散文、哲理散文，共同的特点是言之有物、情真意切、谋篇自然、行文简洁、语言优美，这其实也是散文写作的基本要求。

关于古代小说，先秦、两汉是其酝酿萌生阶段，主要形式是寓言和神话，如《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等。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阶段，主要形式是笔记小说，如干宝的志怪小说《搜神记》、刘义庆的志人小说（也称轶事小说）《世说新语》。唐朝是我国古代文言小说的成熟期，其形式主要是传奇，如《柳毅传》。宋元两朝，是我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成熟时期，以话本为其主要形式，分为“讲史”和“小说”两类。前者一般称为“平话”，如《全相三国志平话》；后者一般称为“话本”，如明嘉靖年间洪楩编刊的《清平山堂话本》。明清两代，是我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巅峰期，出现了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为代表的四大古典名著，出现了代表古代白话短篇小说最高成就的“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明•冯梦龙编著）“二拍”（即《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明•凌濛初撰），也出现了文言短篇小说的巅峰之作《聊斋志异》（清•蒲松龄撰）等。中国古代小说有这样一些特点，阅读欣赏时应特别留意：①叙事追求情节的完整性和曲折性。②刻写人物多动态描写少静态刻画。③描写环境时是写意式的，很少有精描细绘的长篇幅刻画，但却极讲究表情传神。④结局往往是大团圆式的。

中国古代戏剧特殊，以演唱为主，道白为辅，故称为戏曲。中国古代戏曲包括元杂剧、宋元南戏和明清传奇三大部分。元杂剧结构上一般为四折一楔，第三折是戏剧高潮部分，这正是选本往往选第三折的原因。主要角色有旦、末、净、杂几类，女主角称“旦”，男主角称“正末”。元杂剧只能由主角一人演唱，女主角主唱的剧本称为“旦本”，男主角唱的剧本称为“末本”。剧本文字内容由唱词、宾白和科介构成，唱词就是套曲，宾白（包括对白、独白和旁白）就是说话，科介是动作等提示语，相当于现代戏剧的舞台说明。元杂剧的代表作家是“元曲四大家”——关汉卿（《窦娥冤》）、马致远（《汉宫秋》）、郑光祖（《倩女离魂》）、白朴（《梧桐雨》），以及王实甫（《西厢记》）。宋元南戏和明清传奇结构上改“折”为“出”，容量加大，从十几出到四五十出不等，角色名称变化不大，角色演唱灵活，不限于主角。南戏以高明《琵琶记》成就最高，明清传奇剧成就以洪昇《长生殿》和孔尚任《桃花扇》为最。其中，《窦娥冤》、《西厢记》、《长生殿》和《桃花扇》被称为我国古代“四大名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