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地图的启示(共12篇)
古代中国地图的启示 篇1
教育产生于人类的生产、生活之中。随着私有制经济的发展, 教育发生了质的飞跃, 创办私学的现象大量出现, 教师队伍开始初步形成, 师德问题在教育事业中也显现出来, 并深刻反映到社会生活中来。师德观紧密地与思想家、教育家的学术思想联系在一起, 不同的学术派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 因此分别有着各自的师德观思想, 色彩十分明显, 值得研究与借鉴。
一、儒家的师德观
儒家思想影响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 尤其是教育方面。儒家的师德观以孔子、孟子等为主要代表人物, 《论语》、“学记”等思想著作得到了充分阐释, 影响深远。主要观点如下:
(一) 师应有道、唯道为师。
作为一名优秀的教师, 要有明确的价值方向, 使学生的价值不断得到提升。孔子认为, 教育要做到“君子学以致道”。他在总结自己的执教生涯的时, 自悟到“吾道一以贯之”, 坚持把“道”贯穿于教学的方方面面;孟子认为为师者要“行天下之正道”, 具备道德和知识等基本条件。这对后人影响颇深。
(二) 以身为教、言传身教。
孔子在书中说到“其身正, 不令而行;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不能正其身, 如正人何?”他认为要想使学生“正”, 须师者自身“正”;孟子认为师之言行不正, 难以教人, “师者必以正”。
(三) 师道尊严、自重为师。
《礼记·学记》中多次提到教师应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如“师严然后道尊, 道尊然后民知敬学”“三王四代唯其师”, 但同时教师也要自爱自重, 师为人范, 值得社会的尊重。
(四) 学而不厌、温故知新。
为师者要“学而不厌, 诲人不倦”, 同时孔子还认为教师应该具备知识创新的基本能力, “温故而知新, 可以为师矣。”孟子认为“学不厌, 智也;教不倦, 仁也。人且智, 夫子圣矣。”荀子提出教学相长, 甚至认为教育就是要使学生超过教师, “青, 出之于蓝而胜于蓝;冰, 水为之而寒于水”, 这是极具见解的。
二、儒家师德观的不足
(一) 从师德观的立足点来看, 儒家沉溺于恪守古训, 时代气息不强。
儒家学者认为, 教师的主要任务是传承并弘扬古代文明, 使中华文明的古典思想得到延伸。如儒家代表人物孔子把毕生的精力放在了整理和归纳历代国君的道德体系及其价值, 并把其作为教师进行授学的经典和进行衡量社会是非的唯一标准。其实, 教师并不是什么考古学家, 儒家学者的这种师德观易将教师“通身倒入古人的怀中”, 忽视了对现实世界的关心和理解, 难以发挥教师的主观能动性, 难以与时代相挂钩。
(二) 从师德观的评价标准来看, 儒家过分推崇教师的无私献身精神。
儒家学者认为, 一旦为师的人就意味着与金钱、权力等物质利益割离。受儒家这种观点的影响下, 为师者大都贫困潦倒, 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教师执教的积极性。
(三) 从师德观的师生关系来看, 儒家过分彰显教师的“师尊”地位。
儒家的代表人物及其著作中大多将教师与“父亲”、“君主”等同, 一方面提高了教师的社会地位, 使教师这一职业受到了社会的应有的尊重。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使部分教师在维护“师尊”方面有所偏失, 导致部分教师封闭自我、忽视学生和社会的现实需求和感受。
三、道家的师德观
道家思想主张“无为”、“自然”, 在教育上提出“致虚守静”的教学原则和“绝学弃智”、“闭目塞听”的教育方法。道家的师德观以老子、庄子等主要代表人物, 以《道德经》、《庄子》等思想著作得到相应的阐释, 具有深邃的哲学道理。主要观点如下:
(一) 淡泊名利、自然本性。
道家创始人老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运行的规律, 也是德育观的重要原则, “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庄子认为, 为师者要保持人的自然本性, 深深忌讳“人为物役”, 应该有“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而不敖倪于万物”的师德境界。
(二) 致虚守静、见素抱朴。
老子从“无为”的教育目的出发, 提出了“致虚”、“守静”的教学原则, 呼吁为师者应该保护学生的真善本性, 张扬个体独立不羁的生命意识, 回归自然本真状态的理想人格, 倡导“见素抱朴”的德育思想。
(三) 天道无亲、万物平等。
老子提倡民主平等的思想, “天道无亲, 常于善人”。他认为, 为师者也应该遵循“天道”, 真诚、平等地对待每一位学生, 教师应具备博大的胸怀和气度, 尊重学生, 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来办好教育。
四、道家师德观的不足
(一) 道家过分推崇学生在教育活动中的主动性。
道家主张教师在施教的过程中要多行不言之教, 重视学生的内在省悟。但是教育是一个充满矛盾运动的过程, 需要教师和学生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 才能推动教育不断向前发展。如果忽视了教师在整个过程中应该发挥的作用, 仅凭学生自身的努力, 是难以获得教育上的成功的。
(二) 道家忽视教师素质的不断提高在教育过程中的作用。
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提倡“无为而治”, 表现在教师的教育活动上就是“无为而教”。这种思想的弊端在于会导致教师在教育活动中安于现状、不思进取, 执教的积极性不高, 最终难以实现教育事业的实质性进步。
五、法家的师德观
法家以富国强兵为目标, 突出法律在阶级统治中的权威作用。法家的思想家的教育思想是和他们的整体法治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严格禁止私学, 极力主张以法为教, 以吏为师。教师只是统治阶级统治的工具, 其道德观严重依附于统治的需要。法家主要代表人物有商鞅、韩非等。师德观主要观点如下:
(一) 以法施教、教育中突出法的强制力。
商鞅认为“法令者民之命也, 为治之本也。”“言不中法者, 不听也”;韩非明确主张“不务德而务法”。法家提倡以法教代替一切其他方式的教育, 对其师德观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二) 重视耕战、为现实培养和选拔人才。
商鞅重视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和增长人们的才干, 为师者要结合耕战施教, 培养农战之士;韩非认为为师之道就在于为国家的现实服务, 不能培养不懂耕种、不懂攻战、对国富民强无用的人。
六、法家师德观的不足
(一) 法家过度强调“以法施教”, 禁锢了教师教育活动的实施。
为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法家将教师施教的内容、方式、评价等严格地固定在国家颁布的律令范围之内, 使教师成为统治阶级的代言人, 教师的道德观严重依附于统治阶级的意志需要, 只对国家权力负责, 使教师的道德观极易走上崇拜权力、文化专制的道路。
(二) 法家注重耕战的教育方式, 忽视了教师素质全面提高的重要性。
法家主张教师应为国家现实需要服务, 结合耕战施教, 为国家培养农战之士, 法家的教育理念忽视了教师自身素质的全面提高, 抑制了教师执教的活力, 使师德研究之路变得非常狭窄。
七、结语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 我国师德问题日益严重。我们应当继承中国古代师德观中的精华, 剔除不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糟粕”, 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师德建设。
参考文献
[1]论语
[2]孟子
[3]荀子
[4]夕堂永日绪论
[5]道德经
[6]庄子
[7]商君书·定分
[8]韩非子·显学
古代中国地图的启示 篇2
林莺
1988年,7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聚首巴黎探讨人类社会发展的问题时,曾得出结论: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到中国的孔子那里去寻找智慧。
我个人理解,这个孔子,他其实是个泛指,并不单单是孔子这个人,或者是孔子的思想,而是我们中国古代绵延几千年的传统和文明,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智慧,其中,就包含有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中国古代家训智慧。
那么,先来简单了解下,什么是家训?家训的训,指的是教导,训诫,家训,就是一个家族或一个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家族的长辈教育子弟或家族成员,父母教育孩子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家训的内容十分宽泛,包括言行举止、修身、处世、交友、家庭生活、乃至出仕从政、建功立业等等。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正规的、有文字记载的家训是西周初年周公的《戒子伯禽》。周公殷殷告诫代其治理封地鲁国的儿子伯禽说:“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
周公的意思是说,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又身兼辅助天子的重任,我在天下的地位也不能算轻贱的了.可是,我还(常常)洗一次头发,要多次停下来,握着自己已散的头发,接待宾客,吃一顿饭,要多次停下来,接待宾客,还惟恐(因怠慢)失去人才.他说这个的意思是人才是非常重要的,告诫儿子,到了鲁国后,一定不能因为自己是国君,就慢待了士人和民众,要像自己一样爱才、惜才、尊重人才。
同样,还有个父亲教育孩子的故事,这个父亲也很有名,大家一般将他当老师,当圣人,但他同时也是个父亲,这位父亲就是我们常说的“万世师表”——孔圣人。孔子对学生很和蔼,对儿子很严肃。他儿子也很有名,孔鲤,字伯鱼,因为出生时,鲁君送了一条大鲤鱼来作为贺礼,所以叫孔鲤,字伯鱼。孔子对这个儿子很严格,《论语》里记载,有一天孔子站在庭院里,他的儿子孔鲤“趋而过庭”,什么叫“趋”呢,“趋”就是小步快走,是表示恭敬的动作,在上级面前、在长辈面前你走路要“趋”,低着头,很快很快地这样走过去,这叫“趋”。那么孔鲤看见父亲孔子站在庭院里面,于是低着头“趋”,孔子说:“站住,学诗了吗?”“没有”。“不学诗无以言(你不学诗你怎么能正确的说话)?”“是”,“退而学诗。”又一天,孔子又站在庭院里,孔鲤又“趋而过庭”,孔子说:“站住,学礼了吗?”“还没有”。“不学礼无以立?(不学礼怎么能在社会立足)”“是”,“退而学礼。”这是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对孔鲤的教育,也是一个普通的父亲对儿子的教育,这段记载也被视为中国古代家庭教育中的典范之一。孔子说的“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则成了古代早期家训的典型内容。
但“家训”这两个字正式得名并被后世广泛认可并流传下来是在南北朝时期,颜之推,写了《颜氏家训》,“家训”才正式得名。
以后,大量以家训为主要内容的文本文献开始出现,比如唐太宗李世民所作的《帝范》、司马光的《家范》等,都是标准的家训作品。还有许多家书、尺牍,里边涉及有教育子女家人内容的,学术界也一概将其视作“家训”。
中国家训,不仅承载着丰富的教育智慧,也承载着华夏文明独特的历史智慧和人生智慧。
这些浩如烟海的家训,我们当然不可能尽览,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些精华,以求窥一斑而见全豹。
首先来看看《颜氏家训》。《颜氏家训》可以说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被称为“古今家1 训的鼻祖”。作者颜之推是南北朝时期的人,出生于江苏南京,是魏晋南北朝儒家文化尤其是家训文化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他的后人,也出了许多大家,比如唐代大学者颜师古就是他的孙子,后代还有个非常有名的颜真卿,大书法家。
《颜氏家训》中关于修身、处世、治家、勉学、为官等方面的思想内涵非常丰富,还有许多在当时看来非常有远见的观点。比如说,《颜氏家训》认为:第一,教育要从小抓起,颜之推特别提到要重视胎教。现在我们科学发达了,对胎教都比较重视,但大家想,颜之推,那是魏晋南北朝,公元531年,差不多1500年前的古人啊,有这样的远见卓识,太不容易了!第二,颜之推提倡“礼为教本”,要以忠孝仁义作为人生准则,为人不能贪慕名利,要做实事。他还用一句话告诫后代:“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这个对我们现代家庭教育,我个人觉得具有有很强的借鉴意义。“遗子千金,不如教子一技。”父母长辈,留给子女、后代再多金钱财富,而不教会他们通过正当途径赚取金钱的本领,就等于给了孩子一个漏筐,所有留下的好东西都会从筐的缝隙中溜走,最后等待他们的就是无尽的慌张,甚至是慢慢走向犯罪的机会。我曾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则新闻,“败家高帅富,挎爱马仕包打劫超市”,说的是一个富二代,因为生意败落,妻子离婚,又迷上赌博,败光了所有家产,只好在成都街头流浪。在饥饿难耐,走投无路时,心一横抢劫了超市。被捕后警察发现其身上穿戴的奢侈品均为正品,但就是这样一个身穿高档品牌的25岁青年,面对生活的坎坷,脱离了富裕的生活便失去生活方向,连最基本的糊口都不能自给自足,最终走上犯罪道路。我们要告诉孩子,父母总有离去的一天,人生,最终只有靠自己。作为父母,不能认为留足够的财富给孩子就够了,一定要教子一技,教他真正实用的本领,好为他在将来自立于世、自求发展打好基础,那才是真正的爱。
再来看看皇族的家训,唐太宗的《帝范》。《帝范》共十二篇,是唐太宗亲自写了,赐给太子李治的。
《帝范》第一篇先讲《君体》,主要包括为君之德性。其中写道“非威德无以致远,非慈厚无以怀民”,意思是君王没有威信和德行,就不能使远方四夷之人归附;君王没有仁慈的胸怀和宽厚的品质,就不能使百姓感受到恩典,治理天下,必须威德并用。
这句话既是对皇子治国的教导,其实也是一个为人处世的方法,同时,对我们家长教育孩子、老师教育学生也有启示。
这里也有个故事,唐太宗时期,有个功臣,尉迟恭,不但骁勇善战,立下赫赫战功,还几次对太宗有救命之恩。特别是玄武门之变时,李世民的坐骑受到了惊吓,带着李世民奔入玄武门旁边的树林,李世民又被林中的树枝挂住,从马上摔下,倒在地上,一时爬不起来。他的对手,也是兄弟李元吉迅速赶到,夺过弓来,准备勒死李世民,就在这时尉迟恭跃马奔来大声一喝,把李元吉吓得赶紧放手逃跑,但尉迟恭快马追上他,放箭将他射死了。要不是尉迟恭这一喝,李世民可能当场毙命,历史就要改写了。所以,对尉迟恭,唐太宗自然是给了格外的恩宠。但这样一来,这个尉迟恭呢,就有点张扬、膨胀起来。一次,唐太宗举行宴会,请了些老臣和宗室至亲,因为有个人坐在他的上头,尉迟恭就很不服气,认为此人功劳不及自己,没资格坐在自己上面。坐在尉迟恭下头的任城王李道宗出来好意劝解,没想到尉迟恭不领情,抡起拳头对着李道宗一顿狂扁,不一会就把李道宗打得满脸乌青,最严重的是,眼睛都几乎被揍瞎了。这个李道宗也不是闲人,他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堂弟,他还有个女儿,特别有名,就是文成公主。李世民当然很不高兴。把尉迟恭叫去,说,我昨晚读史书,看到汉高祖刘邦诛杀功臣的事,原来我以为高祖不对,所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今天想想,我觉得韩信,彭越,他们也有该死之处啊”这话,说的尉迟恭腿直打斗,史书记载,此后,他天天在家里练仙丹打坐,安享晚年,再也不闹事了。这个就是宽严有度,恩威兼施。
此外,唐太宗还告诫皇子们要多读史书,以史为鉴,并且要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中学2 会判断是非、得到启示。唐太宗本人也正是这么做的——
有一天,唐太宗就与大臣们聊,说是昨晚挑灯夜读,读到《晋书》,里面有一则晋武帝和大臣何曾的故事。
晋武帝司马炎是西晋开国皇帝,前期能厉行节俭,虚心纳谏,用人唯贤,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而后期,则热衷于安逸享乐,生活上极尽奢华,大臣何曾看出了其中的危机,有一天下朝后就神色忧虑。儿子何劭看到后很纳闷,就问父亲,怎么回事?何曾就将自己对皇上的担忧告诉了儿子并对他说,你呢,还可以免于杀身之祸,但是,他指指孙儿辈,像他们这代恐怕就危险了。果然,西晋王朝只延续了短短几十年,先是“八王之乱”,然后“五胡乱华”,国家陷入了长时期的动荡和战乱,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啊?何曾的孙子果然跟他预言的那样在乱世中遭酷刑所杀。
唐太宗说完此事,让大家议论,发表看法。大家都纷纷夸何曾有远见,是个聪明人。但唐太宗却脸色一沉:我觉得何曾是个不忠不孝的罪人!
大家一听,都愣住了。
“作为臣子,对君主要恪尽忠心,时时刻刻为国家安危和发展考虑,匡正君主的恶行,协力治理好国家。何曾作为朝廷要员,地位高,责任重,既然看到了问题,理应据实相告,直言规劝。可他呢,怕得罪君王,退朝回家发发议论,实在是不忠不孝。”说到这里,唐太宗话锋一转,“我听说你们有些人在背后议论魏征,说他提意见出风头,我看他不是。他敢于直谏,那是帮助我防微杜渐,不至于让国家发展误入歧途,是真正的良臣!”
从此后,再也没有人在背后议论魏征了,更多地大臣也像魏征一样,发现问题,也向唐太宗直言劝谏。也正是在魏征等一大批忠臣、直臣、贤臣的帮助下,唐太宗开创了“贞观之治”。唐太宗从史书中读出了智慧,所以,他也教育自己的孩子多读史书,还要多思考。
再来看看五代十国时期的《钱氏家训》这部家训是钱氏的先祖吴越国王钱镠(liú)留给子孙的精神遗产。里边有句话 “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利在一时固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当年,温家宝总理在会见台湾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最高顾问钱复时,曾引述过。
江南钱氏,堪称千年望族,历朝历代皆有俊杰,很多状元,无数进士。宋末画家钱选,明代学者钱德洪、画家钱谷、诗人钱谦益,清代藏书家钱曾、学者钱塘、训诂学家钱大昭、画家钱杜、篆刻家钱松均系钱门。近现代更是人才“井喷”,出了钱钟书、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钱其琛、钱文钟,钱永健等“一诺奖、二外交家、三科学家、四国学大师、五全国政协副主席、十八两院院士”,当代国内外仅科学院院士以上钱氏名人就有一百多位,分布于世界五十多个国家。
《钱氏家训》分个人篇、家庭篇、社会篇和国家篇。个人篇开篇即语:“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认为人是天地之间的产物,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要堂堂正正无愧于天地,言行举止要符合圣贤的标准。家族篇开篇即语:“内外六闾整洁,尊卑次序谨严!”让我们看到家庭的细节对于优良人格的形成有多重要。家长把家里打理得次序井然,后辈自然会从小养成做事有条理的习惯,最终才能有办大事的基本能力。社会篇开篇即言:“信交朋友,惠普乡邻。恤寡矜孤,敬老怀幼。”在社会交往中,诚信是第一要务。在乡邻问题的处理上,谦让与人方便是首先要做到的。对于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更要负起责任,有能力就要带头抚恤。国家篇开篇即言:“执法如山,守身如玉。爱民如子,去蠹 [dù]如仇。”在国家层面,普通人更多的是在集体层面上,我们要懂得用严明律法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懂得社会的准则,洁身自好。爱民(对优秀的员工要如同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对于社会(集体)的蛀虫(蠹),则要坚决剔除。由此可见,《钱氏家训》主张忠孝传家,爱国恤民,化家为国。它不只是钱氏后人的行为准则,更是留给每个中国人的宝贵精神遗产,是我们每一3 个中国家庭都应该认真学习的成长训言。
包拯,包青天,大家很熟悉。包拯一生,身居高位,廉洁无私,痛恨贪官污吏,到了晚年,担心后人会出不肖之徒,于是在家中立了一块石碑,镌刻着著名的《诫廉家训》,严厉警戒后人:凡是包氏后代子孙有贪污受贿者,活着不得进家门,死后不得葬入祖坟。不遵从此训令者,一概不是包氏子孙。如此言简意重的包公家训让人肃然起敬,发人深省。事实证明,包拯的子孙确实没有违背如此严厉的训诫,历代未听闻有贪污犯法之人。
最后,我想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个人觉得中国古代最全面、最精辟、也是我个人觉得最优秀最有借鉴意义的一本家训读物:《曾国藩家书》。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睁眼看世界”并积极实践的第一人。我们以前在教科书中学到的是“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但是事实上,林则徐虽然睁眼看了世界,但他对西方依然有许多的误解与偏见。比如,林则徐认为西方人“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故只长于海战,一登岸就“一仆不能复起”可任大家宰割。因为西方人穿的高筒皮靴,他就以为西方人的膝盖是不能弯曲的,只能依靠坚船利炮,在海上作战,一上岸,就会倒地,束手就擒。他还认为,西方人喜欢中国的茶叶,那是因为他们平时都是吃牛羊肉或牛羊肉磨的粉,如果不喝茶,就会便秘而死。
曾国藩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的,也就是说他是站在林则徐这些前辈的肩膀上看世界的,他不但是看了世界,还进行了实践,眼到心到,行动到。其直接结果,就是其洋务意识的产生。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
曾国藩还说过一句话:“险远之路,身往验之;艰苦之境,身亲尝之。” 就是说不论艰难险阻,都要亲身体验,亲自品尝。有“行”有“知”,方为知行合一!比如他要搞洋务运动,要向西方科技文明学习,就要首先了解西方社会的状况。但限于时代的原因,曾国藩很难做到实地考察,于是他找到了一个著名的替身--号称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容闳。容闳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在西方大学取得学士学位的留学生,他的巨幅画像至今还被供放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校史陈列室里。容闳毕业后放弃美国优厚的生活条件与环境,历尽千辛万苦回到国内,力图教育救国。他跟曾国藩初次见面,两人都被对方的精神、信仰与气质所打动。曾国藩对所谓的美利坚知之甚少,却在一面之缘之后即掏出68000两白银之巨资交给容闳,请他帮忙到美国走一趟,替自己考察现代军工企业的设置情况,并委托容闳全权购买能建立完整军工企业所需的原生机械。此前,清政府从未派人去过美国,绝大多数国人也并不知道美国在哪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可曾国藩就是这么信任容闳,亲自把容闳送到江边码头,亲自把容闳送上船,然后看着孤帆远影碧空尽,就好像自己亲自踏上了远赴美国的航程。历时整整两年之后,容闳费尽千辛万苦,带着他从美国购买的100台能够生产机器的原生机械回来了。就是在这100台机器的基础上,曾国藩着手组建了中国近代史第一个标准的近代化企业--江南制造局。
曾国藩家书中,我重点想讲讲“诚信”,他在《交友》篇中,告诫儿子:“凡与人交际,当求其诚信之素孚。”这里,是将诚信这个品格作为择友和与朋友相交的一个首要条件和准则。交朋友,要交诚信的人,与朋友交往,也要做到诚信。诚实守信,是为人处事的基本准则,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
季札,春秋时代吴国的公子,博学多才,品行高尚。一次,他奉国君的旨意出使各诸侯国,途径徐国时,受到徐国国君的热情款待。两人谈古论今,意气相投。宴席上,品着美酒佳肴,听着优雅的音乐,季札一时性起,就起身抽出佩剑以助酒兴,并对徐国国君的盛情款待表示感谢。
这把佩剑非比寻常,剑鞘上雕刻着蛟龙戏珠的图案,镶嵌有上等的宝石,灯光下闪烁着4 夺目的光芒。剑锋则是用上好的钢打磨而成,寒光闪闪,格外锋利。在季札手中,剑被挥得银光万道,威力无穷。徐国的国君被这把佩剑深深地吸引住了,却不好意思表达出来,只是不住地朝它观望。季札心知其意,无奈出使诸国,宝剑是身份的象征之一,不能相赠,于是就在内心暗想道:等我完成了出使的任务之后,一定要回来将这把佩剑送给徐国国君。
怎料世事无常,等到季札出使返回,又经过徐国时,徐国国君却在不久前暴病身亡了。
季札怀着沉痛的心情来到徐国国君的墓前,内心有说不出的悲戚与感伤。他望着苍凉的天空,把那把长长的剑,挂在了树上,心中默默地祷念着:“我知道您喜欢这把佩剑,只是当时不便相赠,如今我出使归来,任务完成,可以将它赠予您了。”跟在一旁的随从非常疑惑地问他:“徐国国君已经过世了,您将这把剑悬在这里,又有什么用呢?”季札说:“徐君非常喜欢这把剑,在离开徐国之前,我曾在心里许下诺言,回来时要将这把剑送给他。君子讲求的是诚信与道义,怎么能够因为他的过世,而背弃为人应有的信与义呢?”后人为纪念此事,在季札挂剑处修建了 “季子挂剑台”。
司马光,大家都听过他小时候砸缸的故事,非常聪明。那是他六岁时的故事。司马光七岁,还有件事,有一天他跟姐姐在父亲的书房里玩。玩着玩着,开始砸核桃来吃,砸开了硬壳,取出里面的核桃仁,放到嘴里,可是刚嚼了几下,就觉得核桃仁又苦又涩,于是吐了出来。姐姐对他说:“你瞧,核桃仁外面有一层薄皮,把这层薄皮剥掉,就不苦了。”司马光点了点头,就照姐姐说的去剥皮,谁知怎么也剥不下来。姐姐帮了一阵忙,也没剥下来,正好有个小伙伴来叫,就走开了。这时候,有个使唤丫头来给主人加开水,看到司马光正干着急,就叫司马光把核桃仁放在茶杯里,倒上开水泡一会儿再剥。果然,很容易就把核桃仁的皮剥掉了。过了一会儿,姐姐回来了,看到桌上放着白白的核桃仁,很惊奇,就问司马光:“小弟,这怎么剥出来的?是谁想的好办法?”司马光挺得意地说:“我!”还把用开水泡核桃仁的方法告诉了姐姐。姐姐很开心,这小弟太聪明了,去年砸缸救人,今年想出这么巧妙的办法剥核桃仁,真是神童啊。这时候,司马光的父亲走过来了,十分严厉地对司马光说:“这是你想出来的办法吗?明明不是你,为什么要说谎?你这么小就不老实,以后还有人相信你吗?” 司马光挨了批评,知道撒谎是坏事,老老实实承认了错误,从此以后再也不撒谎。后来,宋史中记载,司马光最大的品行就是诚,被人推崇,被青史记载。
国外,对这个诚信更加看重,有个德国留学生,成绩很好,在德国读到了研究生毕业,然后就想留在德国就业,找工作。但是找了很多企业、公司,都不要他。于是,退而求其次,找了中等企业去应聘,谁知人家也不要他。德国,大家知道,很多都是技工,他是研究生,高学历啊?难道是因为中国国籍受到歧视吗?不是的!后来,有个企业老板跟他说了实话:“年轻人啊,你知道吗?信用记录显示,你曾经有三次坐公共交通没有买票!”
所以,这个诚信非常重要。曾国藩将这个写进家书,作为家训,教导自己的孩子!另外,曾国藩对于孩子的学习兴趣和职业取向的态度,也有值得我们现代家长借鉴的地方。曾国藩认为,一个人一生快不快乐,不在于做多大的官,赚多少钱,而在于你有没有找到心灵的归宿。所以他多次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
曾国藩本人是个标准的儒生,和大多数古代知识分子一样,是通过科举考试出头的。他的两个儿子,大儿子曾纪泽,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领军人物;二儿子曾纪鸿,出色的物理学家、数学家,可惜后来英年早逝。这两个孩子,从小也是学的经史子集,当时的封建社会,儒生要施展抱负只有“华山一条路”,即参加科举考试。但曾纪泽,第一次进城赶考就落榜了。老爹曾国藩得知后,打算写信勉励他,不要灰心,继续努力。谁知,老家传来消息,说曾纪泽打算从此放弃科学考试。族中长辈对此都甚觉惊奇,觉得这孩子疯了,大家都认为曾国藩要是知道这个消息肯定要气坏了。哪知,曾国藩却很平静,写信问儿子,为什么要放弃科举考试,自己心中真实的想法是什么?曾纪泽跟父亲说,科举考试内容僵化,都是在故纸5 堆中自欺欺人,不如学点实实在在有用的东西将来可以报效国家。现在西方列强入侵,国家饱受内忧外患,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摒弃夜郎自大的心理,承认差距,奋起直追,我想学点西方社会学与语言学。对儿子如此清晰的思路与远见卓识,曾国藩大加赞赏并全力支持。不仅同意儿子放弃科举考试,还亲自为曾纪泽找老师,请当时一些了解西方文化的科学家和社会学家来教育他。后来,曾纪泽终成晚清著名外交家,跟郭嵩焘两个人成了中国外交史上开风气之先河者,出任英法大使期间,其深厚的文化修养得到了西方各国的交口称赞。俄国侵占我国新疆伊犁时,在已经签订前期卖国条约的情况下,他孤身一人愤然请缨,在彼得堡跟俄国人唇枪舌剑斗智斗勇,终于凭借高超的外交智慧将伊犁要了回来。此事,被世界各国评论者称为“人类外交史上的奇迹”.次子曾纪鸿,紧跟哥哥,他当时还小,还没到参加考试的年龄,却也学哥哥的样,跟父亲说:我也不考了,我要学物理学、数学。这些学科,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还很陌生,曾国藩自己也不了解,但他还是支持儿子的兴趣。曾纪鸿后来成了中国近代著名的数学家。他将圆周率值计算到了100位的数码,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曾国藩家书中还说:“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有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
孔子教育弟子,其中最要紧的是仁,仁,莫过于“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这几句话。曾国藩也是这样说并这样做的,他的家训对其子孙后世的影响十分深远。读书与做人,实质是相容并包的。通观曾国藩的一生,其言传身教对于曾氏家族的儿孙成才,以及家族可持续发展都奠定了扎实基础,值得今人借鉴。
吸收中国古代家训智慧,用于现代的教育,愿我们和我们的孩子都能做到立德为先、修身齐家、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幸福生活!
从传统再回到现代,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独生子女政策,使得孩子成了现代中国家庭的中心。对孩子的成长来说,家庭教育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尤其是青春期,是身体和思想迅速成长和定型的时期,这个时期,教育和引导的好与坏,将直接影响孩子的人生。
那么,这个敏感时期的家庭教育,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觉得首先是帮孩子树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追求。
人生是一段艰难的旅程!什么东西才能真正支撑我们走一辈子呢?钞票?不行!钱可以买到床,但买不到睡眠;可以买到婚姻,却买不到爱情;可以解决物质问题,但不能解决精神问题。朋友圈?也不行!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就被取消关注了。亲情?友情?爱情?当然这些很好,但没有人可以陪你走一辈子,而且也没有人可以替你走你的人生路。能支撑我们走一辈子的东西唯有一样,它就叫做“价值追求”。
现在的孩子心理普遍很脆弱,我们不止一次地听到哪里哪里的学校,这其中有中学也有大学,有个学生跳楼了。回想下中国古代,何曾听说过有这样的事?古代的年轻人、知识分子绝不会这样,基本上就没有自杀的,绝不会动不动就去自杀。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质疑,屈原,第一个就是自杀的,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端午长假!请问屈原怎么死的?”“自杀的。”“怎么自杀的?”“跳水自杀的。”“跳的什么水?”“跳的汨罗江。”“汨罗江在哪里?”“湖南。”“屈原哪里人?”“湖北人。”问题来了,湖北人要死,为什么要跑到湖南去跳江呢?湖北没有江吗?湖北号称“千湖之国”,要死不死在自个家门口,死到别人家门口,恶心人家去吗?那么屈原为什么要跳江呢?原因很简单,郢都被攻破了,楚国灭国了,屈原被流放到沅湘之际,写完《哀郢》与《怀沙》后才沉江以明志。这叫6 什么?这叫“杀身以成仁,舍生以取义”。这是为了一个更高的价值观去死。不要说屈原了,“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田横在秦末自立为齐王.刘邦统一中国后,田横带领五百多人逃入海岛.刘邦招降说:田横来,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来,且举兵加诛耳.田横来到离洛阳三十里处,终觉向刘邦称臣为耻,自刎而死.岛上五百人,听说田横已死,也都自杀.五百人可以集体横刀自刎。大宋亡后,崖山之役,十万可以集体跳海自尽。更不要说大明亡后,江南一城一城的知识分子集体自尽殉国。这叫什么?这叫为了一个价值追求,为了一个价值观而舍身取义!
但是,在个人生活中,面对再大的坎坷,再大的磨难,屈原怎么说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孟子怎么说的——“虽千万人,吾往矣!”庄子怎么说的——“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这些都是古人的名言,其实用现代的话来说更容易理解,那就是——“天空飘来五个字,那都不是事儿!”为什么呢?因为内心有强大的价值支撑。这种价值支撑什么时候最容易获得呢?无数的仁人志士告诉我们,它在青春期最容易获得。
整整一百多年前,有一个17岁的年轻人,他叫蒋志清,考进了宁波的箭金书院,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个叫做顾清廉的老师。在这里他跟着顾老师读到三本书,他后来在日记里提到,这三本书奠定了他整个人生的价值追求。第一本书,邹容的《革命军》,树立了他的革命理想;第二本书,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从此他就变成了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所谓“驱除鞑虏,恢复华夏”;第三本书,王阳明的《传奇录》,奠定了他作为一个儒家知识分子的终身理想。这个17岁的年轻人后来有一个名字叫做蒋中正。
在蒋志清同学之后,又有一个比他小5岁的年轻人,叫毛学任,字咏芝,考入了长沙第一师范学堂,遇到了著名的杨昌济老师。杨老师问他:“你这名字,不错哦,谁取的?”毛学任说:“我自己取的,因为我崇拜的偶像是国学大师梁任公,梁启超。”杨老师听了点头说:“梁任公确乎一代楷模,但我们湖南也有先贤值得你学习啊!”于是就送了两本书给这个年轻的毛学任同学。一本《曾文正公文集》,一本《胡文忠公文集》,作者是晚清实学的两位大师——曾国藩与胡林翼,也都是湖南人。后来毛学任太喜欢这两个人了,说了一句名言——“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另外,则把自己的名字改掉了,不叫字咏芝了,因为胡林翼字润芝,他就把自己字改成了“润之”,后来大家都叫他毛润之。
其实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发现大多都发生在十七八岁,十八九岁。比如说,两千四百年前,有一个叫仲由的同学。据司马迁描述,他大概原来是混黑社会的,性格比较冲动。但在十八岁的时候拜在孔仲尼老师的门下,从此他脱胎换骨,由仲由变成了孔门大弟子——子路。
同时,在西方,在雅典,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名叫阿里斯托勒斯,因为听了一个叫苏格拉底的老师的演讲,感觉太深刻了,深刻到苏格拉没有底儿了!于是他决定放弃自己摔跤手的生涯,请注意,他原来是一个体育特长生啊,他当时在摔跤界已经有个外号叫“宽”,说明已经闯出了名头。可他毅然决然放弃了职业生涯,拜入苏格拉底老师门下。这个决定对于他个人来说还不算巨大,对于整个人类文明史来说才是意义极其重大,因为“阿宽”的绰号只是意译,它的音译叫做“柏拉图”。
还有一位梁卓如同学,十七岁的时候高中举人,有着大好前程,可十八岁的时候,因为来到一所学校,听了一位叫康南海老师的课,便毅然放弃了科举考试,拜入了康南海门下。后来这对师生以“康梁”并称,这个梁卓如同学就是后来的国学大师梁启超。
通过以上事例,我们不难看出,青春期是一个人性格定型和人生观世界观树立的关键时期,因此,这个时期的家庭教育更是比其他任何一个时期更关键,更重要。
中国古代文明化历程的启示 篇3
从考古发掘的材料看,距今6000多年以前的社会是基本平等的。但从距今6000年前后开始,不平等现象陆续出现,这就是社会复杂化。社会复杂化表现为贫富开始分化,一个氏族部落中某些成员的权力开始凸显。为了占有资源,不同部落之间开始发生冲突和斗争等。从许多遗址呈现的面貌看,其社会发展阶段显然已进入社会复杂化高级阶段,也就是古国阶段。
社会复杂化后,又是怎样一步一步向王国社会转化的呢?对于王国社会,我们已知的最早标本是距今5500年到4300年的浙江良渚遗址,其重要标志就是强制性权力高度集中和膨胀。从良渚文化开始一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这个阶段都叫作王国阶段。当然,王国阶段还可以划分为几个小阶段。如果说良渚文化是王国阶段的第一个小阶段,夏、商两代则是第二个小阶段,进入西周便开始了第三个小阶段。此后,秦国崛起,秦始皇完成了中国的统一,标志着从王国到帝国的转变。
进入帝国阶段后,国土范围大大扩大,民族文化融合的程度大大提升,郡县制代替了分封制,自耕农耕作制代替了井田制,举荐和任免制代替了官僚世袭制,法律也不断规范化。这些都是帝国的特征。
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化历程,能给我们今天的社会发展带来许多有益启示。其一,在中国古代文明演进中,各个地方形成的模式并不一样,不同模式有不同前途。一种是突出神权的模式,如红山文化、良渚文化,把创造的大量社会财富都贡献给神灵,社会就没法持续运转,所以盛极一时后就垮了;另一种是突出军权、王权的模式,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看似比较落后,但它们强调传宗接代,不会把创造的社会财富都贡献给神灵,所以能一直传承下来。其二,文明演进的道路不是一成不变的,中间可能发生改变。如良渚文化的前身叫崧泽文化,本来也是以军权、王权为主,但当它发展到良渚文化这个阶段时接受了崇尚神权的宗教观,结果越陷越深,最后就垮了。其三,文明演进的历程是不断实现民族文化融合、不断吸收异民族文化先进因素的历程。我们现在是56个民族,但文献记载古时万国,到周文王、周武王伐商时还有八百诸侯,即使秦帝国出现后周边还有很多不同民族。汉代及以后,以汉族为主导的民族文化融合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其四,重视血缘关系和祖先崇拜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重要原因。从在青铜器上铸造铭文开始,尤其是商周时期,族徽和一些铭文末尾常见“子子孙孙永宝用”字样的现象,是当时重视血缘关系和祖先崇拜的明证,而这正是中原地区能够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其五,在中国古代文明演进过程中,共同的信仰和文字体系是维护统一的重要纽带。共同的信仰,是指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祖先崇拜;共同的文字体系,是指从甲骨文到籀文、小篆、隶书、楷书、草书的文字体系。其六,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过程,也是阶级形成以及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不断斗争、妥协、再斗争的过程。国家要把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矛盾斗争控制在一定范围,不使其达到两败俱伤、俱亡的程度。其七,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对保证大型工程兴建和国家统一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其过度运用也会束缚人们的思想和创造性,需要找到恰当的平衡点。其八,“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理念及在其指导下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国与国等关系的实践,是中华文明发展比较顺利的重要保证。这些理念在长期实践中形成和发展,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这些启示尽管是从中国古代文明化历程中得出的,但对今天的社会发展仍有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用人制度的借鉴与启示 篇4
一、考试为主与多策并举
我国古代的用人制度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政治制度的变化而不断演进。春秋战国是一个重要转型期。在此之前, 世卿世禄制占据主导地位;之后, 逐渐过渡到官僚制。出于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 秦汉创设了察举、征辟等制度, 魏晋南北朝实行了九品中正制, 隋唐创立了科举制度。从隋唐开始一直绵延至清末, 以科举为代表的考试用人制度, 成为我国封建时期最主要的用人制度。
科举制度与以往的选官制度不同, 它是以考试成绩作为主要标准的选拔方式。科举考试的内容, 各个朝代虽并不相同, 但基本反映了当时的政治需求。唐朝初年, 进士科考试就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内容, 即经、史和时务。这实际上是对官员在学识和文化上的基本要求。不仅在当时, 就是从今天来看, 也具有很高的认识水平和积极意义。科举制度因其某种程度上的开放性和竞争性, 虽然还不能做到完全平等, 但科举考试可以自己报名参加, 是向人人平等方向发展的重要一步。这为中下层普通民众通过科举步入仕途提供了渠道, 形成了成员不断变动、上下循环交流的士大夫阶层。这一部分人员出身于没有背景的家庭, 但又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 在被提拔做官之后, 相当长时间内, 具备较强烈的上进心和进取精神, 为封建专制统治带来了某种生机。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 如果没有科举制度, 我国封建统治要想得到长期维系与延续是相当困难的。
在以考试为主的选官制度之外, 其他制度如荐举、学校、军功、胥吏等仍然在各个朝代的用人制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而保证了各方面优秀人才都能为国家所用。唐朝有“流外入流”的制度, 就是不依靠门荫和科举出身的中央各部门的吏, 他们长期从事具体工作, 熟悉各类行政事务,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他们经过若干次考核, 也可以获得铨选资格, 由吏转官, 进入官僚系统。纵观我国古代历史, 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种仕途居主导地位, 与其他多种入仕途径共同构成该时代选官制度的总体。这样一种多渠道、分主次的用人模式, 有利于有效调动社会各阶层的积极性, 做到人尽其才, 才尽其用。
二、德才并重与以德为先
古代选用人才的标准也有很大差异, 每个朝代也不尽相同。或以血统, 或以军功, 或以赀财, 或以德行, 或以才干, 等等。从古代用人制度的发展来看, 其总趋势则是倾向于德才并重, 并把“德”放在首位。
统治者维护自己统治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拥有一批具有较高道德感召力并且能够执行既定政策的官员。官员身上被赋予了许多责任, 他们是道德和正义的化身, 其一言一行都可能影响政令的畅通和百姓的认可。所以, 古代就有“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 民不畏我能服我公, 公生明, 明生廉, 廉生威”的说法。中国古代非常重视官员的“德”, 对官员“德”的教育从各个方面开展。特别是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 主要是教授儒家经书中的政治思想和德行操守, 考试用人都要依照这个标准。我国古代历来有着“家国不分、家国一体”的传统, 孝悌之德一直是选拔官吏和考核官吏的重要标准。汉代察廉举孝的制度, 科举中以忠孝为核心内容的考试制度, 政绩考核中重德行的制度规定, 都将“德才兼备, 以德为先”内化为制度精神。
随着政治制度和选官制度的不断发展, 才学标准也一直不断得到重视和完善。东汉末年, 曹操提出了“治平尚德行, 有事赏功能”的选官原则。南齐末年, 萧衍提出“唯才是举”。西魏苏绰提出选举要“不限资荫”。到了隋唐, 随着科举制度的确立, 才学成为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但是, 德行的标准, 却始终居于主导地位。以科举为例, 国家通过一些条件的限制把不具有德行的人排除于考试之外, 科举考试内容以四书五经等儒家道德说教为主, 它制约应试者不能不就范于封建统治者的德行要求。这样, 表面上看起来以才学取人的科举, 实际上德行的因素却是无处不在的。
三、重视教育与注重历练
我国古代对官员或者是对将会成为官员的人才的教育十分重视, 把培养人才当成国家的重要事务。中国古代各个时期对人才的要求也不尽相同。先秦时代对士子的要求包括礼乐、骑射和书数等, 即我们常说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孔子当时曾提出了“学而优则仕”的重要思想。孟子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作为他人生的最大乐趣之一。唐代韩愈把培养教育人才当作“天子之大臣”的重要职责。汉代的博士和郎官, 唐代以后的翰林院, 都是重要的人才培养和储备制度。从西汉以来, 封建政府就在培养人才方面形成了完善的制度。汉武帝时候, 开始设立太学, 有博士、博士弟子, 这可以说是中国成立最早的官立大学。太学生学成以后, 也可以做官。太学 (后发展为国子监等) 作为官立教育机构, 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官员。这主要是以国子监作为全国学校的主管机构并具体地落实对全国生徒 (到明清时期称为监生) 的教育和管理, 生徒按照学堂的规定完成学业, 经过考察合格就可以委任为官。翰林院成为政府储备人才、滋养声望的清职。翰林院与皇室和政府都有很紧密的联系, 皇帝以及储君都经常与翰林学士接近, 坐而论道, 增益品学, 议论国政, 翰林学士还能跟从台阁长官历习政事, 受到一种最名贵而亲切的教育。借鉴这些制度, 我们应当在培养优秀后备干部上下功夫, 为年轻干部的成长提供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高级官吏要具备一定的理论和文化素养, 特别是统治理论和历史知识。除此之外, 还要有从事实际工作的经历和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行政能力, 行政经验成为历代统治者选拔培养高级官吏的一个重要因素。韩非子提出“宰相必起于州部”。秦汉时期选拔官吏, 根据功劳大小进行升迁, 根据能力选用人才, 实际上也是把从政经验作为前提的。汉武帝时期设立太学, 准备从政的人要先进太学接受教育, 毕业之后进入政府通过一段时间的历练之后, 再进入政府, 再经过一定选拔程序后才能正式做官。到了隋唐, 科举入仕的官员越来越多, 这些官员科举出身, 没有地方实际工作经验, 因而无法解决各种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军事问题。唐玄宗就提出, 担任中央高级官员者, 必须要有州县做官的经历, 否则就不能任职。对于唐朝的铨选制度而言, 强调州县实际从政经验, 是一个重要的补充。到了宋朝以后, 一批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又有实际从政经验和政治实践的复合型官吏群体才最终得以形成。明代让进士观政于诸司, 目的是让他们见习政务。这种注重实际锻炼的做法十分值得我们借鉴。
四、严格考核与加强监督
古代官吏的考核制度一般按照职务分工制定考核标准和内容。不但考核政绩, 还考核工作量, 即工作的繁简程度, 这样考核的项目能将工作时干多干少、干与不干明确区分, 奖勤罚懒, 鼓励官员到繁处任职。唐朝已经建立了针对在职官吏的考课制度。考课的具体做法, 与现在大同小异, 但透明性更强。具体做法是本人先写一份工作总结, 然后由长官召集本部门人员对大家宣读, 大家评定, 并根据本部门各类考第的比例限制, 决定考第。最后报尚书省, 审核评定后宣布考核等级和结果。考课标准有四善二十七最, 四善主要是品质方面的要求, 是对各级官吏的基本要求, 很具体很关键。考课的多少, 考课的等级, 就按照“善最”的多少决定。考核之后还有奖惩, 主要会涉及到:职位的升降、品阶的变化、俸禄的增减和精神的荣辱等方面。通过考核让不称职的官吏退出官僚系统, 对于加快官僚群体的新陈代谢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对于各类官吏在任职过程中的表现也不是放任自流, 形成了一套对官吏的监督制度, 能够对官吏在使用中进行培养和监督, 保障人才的使用。监察制度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一大特点, 可以视为古代时期在官吏使用过程中的监督制度。为了维护皇权, 中国古代的监察具有较强的独立性, 在加强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的同时, 不断调整、完善监察机构。自东汉开始, 御史台便成为独立的监察机关, 此后虽然各朝代监察机关的名称略有改动, 但监察机关地位的独立性却始终未变。同时, 监察机关内部官员也具有较强独立性, 独立于行政系统之外, 不受行政长官的干预。监察官员虽然品秩都比较低, 但权力很大, 可以弹劾自皇帝以下的各级官吏, 使得各级官吏有所敬畏, 增强了监察官员的职业成就感和对监察工作的责任心。对监察官的选拔任用也有十分严格的条件, 由于监察的内容十分广泛, 所以多从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官员中选拔。监察制度的不断完善, 对于保持官僚系统的良性运转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五、循资授任与破格提拔
我国古代为官晋升大多将资历作为晋升条件, 这种按资历选官逐渐成为一大弊端, 但是破格提拔优秀人才的制度和方式也逐渐完善。
随着经济的恢复发展, 政治上的渐趋稳定, 以及社会封建化程度的逐步加深, 越来越多的人取得了做官资格, 但是官员的数量却是有限的, 越来越多具备资格的人得不到官职。为了解决官职少、应选者多的矛盾, 北魏开始实行停年格, 即不问才能, 授官一律依年资分先后, 凡有空缺职位, 不问贤愚, 择停解年月日久的优先叙用。唐开元年间裴光庭创立了循资格, 与停年格相同, 后世多循其法。尤其是隋唐以后, 官员开始实行任期制并逐步确定下来。任职期满之后, 朝廷对其进行考课, 按照“四善二十七最”的标准确定考课等级, 并根据朝廷需要重新授予官职。官员的晋升大都依据资格、年限和考绩等进行确定。官员的降黜大都因为失职、触犯法律, 当然也有政治斗争的原因。中央官员和地方官员之间的相互调任, 牵涉到朝廷的政策导向和官员的布局调整, 朝野内外都十分关注, 但这大都通过一定的程序来进行。
中国古代诚信源流及启示 篇5
中国古代诚信源流及启示
论述了诚信观念在我国的产生和发展,介绍了诚信观念在我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演变,并得出结论:诚信已内化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诚信是否成为社会主流是衡量社会兴衰的标志;社会诚信风气的全面形成有赖于统治集团的提倡和身体力行.
作 者:徐永林 作者单位:常州工学院,江苏,常州,213002刊 名:常州工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年,卷(期):16(1)分类号:B82关键词:中国 古代 诚信
古代中国地图的启示 篇6
【关键词】书籍设计;书籍材料;概念书
一、书籍材料研究的重要性
书籍设计毕竟有一定的局限性,在一定的容量和有限的面积内完成创作,既要创新同时又要新颖足够吸引读者,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如何能做到利用书籍材料来表达设计思想或者情感呢?今后的书籍设计材料选择上是否要在保留传统材质特征的同时又能做到书籍中各方面的创新?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和不断地探索。
这里说的书籍设计的材料是指制作书籍所选用的印刷媒介,即印刷载体,就是书籍设计所需要用到的各种材料,包括封面、内页、书脊、书封等等书籍制作中所需要用到的材料,是构成书籍的主要元素,也是制作书籍必不可缺的物质载体。书籍材料的选择对于书籍设计的艺术表现是不可缺失的重要因素,在现代书籍设计中,有效合理的选择材料,将材料的机理质感赋予书籍中对应内容的情感,更利于书籍的内容表现和作者的情感表现。
首先,要体现书籍的内涵,除了书籍本身的内容,还要做到书体的形态表达,所以书籍的材料是比较关键的元素,与人接触的书籍离不开物质材料,它是读者接触书籍最直观的首要物件,要以新的材料形态展现在读者面前。
其次,不同的材料都有着自己的机理触感,若把材料的表现作为创意和审美的要素来探索利用,根据书籍的内涵,利用材料发挥内容,以材料来触发读者感官,从触觉上给予读者环境暗示。
最后,我们都知道,任何书籍设计都离不开材料,所以说我们必须充分了解书籍材料的变化,分析每个时期的材料特征,充分掌握每种材料的性能属性,借助不同材料来表达书籍内涵。
二、古今书籍材料的演变
1、纸前时代
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书籍的使用材料也不断在演变,最早有关文字的记载是3300多年前殷代后期的骨甲书,当时人们用龟甲、兽骨作为记录材料,是最早的图书。甲骨书的材质特点是形态不一、质地坚硬,体积小便于携带存放。随着篆刻的兴起,3000年前出现的“金文书”,即刻于青铜器内壁的文字,当时的书写材料为青铜,其特点是造型优美、并有文案的点缀装饰,当时青铜材质做成的“书”一般都用作祭祀或者作为赏赐之物,可见价值也比较高。远古时期则有石文书的出现,人们将文字记载在石头上,石头的质地更加坚硬,更利于长期保存而且实惠方便。后来为了便于携带,出现了拓印技术,将石头上的文字拓印在纸或者缣帛上,后来承载记录的载体渐渐演变为丝织品等,相对之前的材料来说,记载容量更大,但是丝织品造价也比较昂贵。西周时期出现了木简、木犊类型的书籍,竹子和木材这两种材料成为了最早正规书籍的材料,从那时开始“书”这个称谓才逐渐成形。
2、纸本时代
纸是书籍设计中使用最多的材料,同時也是书籍印刷制作设计中效果最佳的材质。纸的特点是:挂墨性好,宜于书写,重量较轻易于携带,纸张比起其他材料更加轻便利于书写,便于切割装订成册。据记载,我国最早在西汉时期就有纸的出现,到了东汉时期蔡伦改进了造纸技术并造出了带有植物纤维的纸,这一举动给书籍的材料选择上带来了重大历史意义。随后纸张的广泛使用很快把其他的书籍材料代替。唐代、宋代则是纸张品种多样化发展的巅峰时期,纸张的材质质地效果也变得越来越丰富。明清时期的纸张加工工艺有着明显的提高,尤其是宣纸的加工达到的鼎盛时期。直至今日,书籍的主要材料仍然是纸张。虽然古代书籍装帧无论选材还是印刷技术都不能与今日相提并论,但是中国古代书籍的设计特点和艺术价值仍然是指引中国书籍设计前进的风向标,更是使中国今后的现代书籍设计能够与国际接轨并在当中鹤立鸡群,有自己中华民族文化的独特标签和重要元素。
三、现代书籍设计的普遍材料形式
1、现代书籍主要材料
书籍是人类读取信息的工具,材料是书籍的载体,每一本书籍的制作都必须建立在可选材料的基础上,现代书籍最常选用的材料是纸张。现代常见的普通印刷纸材有:凸版纸、新闻纸、铜版纸、胶版纸、拷贝纸、书面纸、白板纸、字典纸、毛边纸。总的来说,就算是一样的书籍,运用不同的纸张印制出来的视觉效果和触摸质感也会纷繁多样。
2、特殊材料的出现
随着现代科技技术的飞速发展,不断出现各种新材料、新工艺,极大丰富了可用于制作和印刷书籍的材料种类,使今后书籍设计的材料选择方面有了很大的自由度。在书籍设计中合理运用特殊材料,能够起到画龙点睛,整体档次的提高,阅读触感的升级,达到更加深层次的信息传达。随着现代科技技术的发展,新型材料层出不穷,就单纸张这一种材料来说,衍生出不少特种纸。这些特种纸本身就有独特的印刷效果和材质机理,近几年来,特种纸广泛运用于书籍装帧设计中,特种纸无论是色泽、光泽、质感还是表面的机理和纹路都各自不一,抓住这些不同特种纸的特征结合书籍所要表达的思想内涵,可使书籍设计最终整体效果有一个突破性的未来。
3、印刷工艺与书籍材质的关系
早前中国的书籍发展中,由于印刷技术的局限性,印刷技术的选择限定了印刷材料的范围。之所以要提到印刷工艺,是因为部分印刷效果在触觉上也能起到一定的感知作用。随着印刷工艺的发展和现代科技技术的进步,印刷工艺也日趋增多。当然大部分印刷技术所体现的是视觉效果,但比如一些印刷工艺:UV、发泡、压纹、压凹凸等工艺,这些工艺本身在纸张平面上的附着能够引起原本有着平滑触觉的纸张具有不同肌理效果,同时也增加了不同触感。在这个基础上也可尝试不同材质与印刷工艺的结合,使阅读者在触摸书籍时候有更多丰富的新奇触感。书籍材料和印刷工艺的不同结合可以视觉和触觉上给予全新感受,这也可以形成更多的创新空间,给设计师在灵感启发上能够发挥很大作用。具有不同的机理、印刷效果不仅仅是为了增加了视觉设计效果,更多的是使触觉上变的更加的多样化。随着特殊材料使用范围普遍的扩大,经过不断的实践,特殊材料的表现特点和印刷效果日趋完美。灵活运用材料与工艺达到特殊的视觉审美特征还需要不断探索发现,从中发现书籍设计中更深层次的表现价值。
四、材料与概念书的关系
现代书籍的形式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书籍表现形式,概念书的出现打破了书籍的传统表现。从开本、材质、形式、就连信息传达方式都创新不断、层出不穷。可以说概念书籍是传统书籍的升级版,基于概念书籍形态打破传统书籍思维模式,进行天马行空的设计创作。概念书着重表现独特的设计思想、表达方法,通过个性的手法和传播方式显示作者对书籍概念的理解方式。所以概念书和传统书籍在形式和材质上有着很大的区别,概念书籍的设计方面在材料选择上可以打破传统书籍材料的选择,比如木材、金属、织物、玻璃等更多在人们的思维定式中不能作为材料的材料进行创作,比如我们吃的食物、喝的液体、生长中的植物等等一些作为书籍材料的物质载体,在确保能够准确传播信息的保障下,借助材料表现设计创意,选择大胆突破常规材料挑战新型材料,才能为概念书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创新空间。
五、视觉和触觉的关系归咎于材料
视觉和触觉是人的最基本感觉,基本上直观的视觉就能决定触觉的质感,往往在视觉上可以给读者造成错觉,当读者亲身经历触摸到书籍本身的材质时候,给予不同的触觉感受,从而形成人的意识。这里所说的触觉是通常人手的触摸感觉,就是感知物体表面质感,分辨粗糙、光滑、形状、体感等不同触感。当然,在视觉和触觉的基础上发展多元的意识元素,比如嗅觉、听觉等一系列感官感受,会使书籍的表现形式更加丰富多彩,毕竟人类文明以传统书籍的形式呈现屡见不鲜。而概念书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的书籍观念,书籍的作用即在视觉上授予人知识,触觉的辅助,对于盲人等一些特殊人群来说,触觉即全部的文化传递方式。材料是书籍一种外在的物质体现,所以说不管视觉还是触觉对人的认识所产生的感官感受归根到底决定于材料。
六、保留传统坚持创新
传统书籍的审美形式与现代书籍形态的完美融合是现代书籍设计未来的努力方向。现代书籍设计应该借鉴保留古代书籍的材料特征进行创新设计。书籍设计从视觉到触觉,从二维到多维,从单一到多元化的发展,已经逐渐成为一种趋势,书籍材料是视觉质感和触觉质感的和谐统一的体现载体。深入研究书籍设计中材料的触觉结合读者的感性和理性需求,深度发掘材料与书籍的完美结合,将为我们未来的概念书籍设计带来更多发展创造的可能,充分展现书籍之美。好的概念书不仅在视觉上给人眼前一新的视觉冲击,纸质与非纸质的完美结合,在触觉上能够达到耳目一新的阅读感受,使读者能够感受到多重的阅读效果。在今后的书籍设计创作中,创造性的选择运用材料,使书籍设计的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化,阅读形式和方式也会变得更加丰富和趣味化,本质上也使人有了更多的翻阅和触摸欲望,从而提升知识的传播效果。對于书籍的材料,设计师们不单要把它视为书籍设计的物质载体,更要巧妙运用好特有的材料语言与读者进行更多的互动和交流。在这个基础上不要盲目的求异求新,我们更要借鉴中国古代几千年以来的书籍历史,既要保留中国书籍传统文化,在传统中发现未来,在未来中保留传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突破常规性的材料选择将解开定性思维对书籍设计的束缚,除此之外还要积极探索新的材料语言,通过材料来实现设计师们的艺术构思,进行全新的书籍设计表现,不断去发掘其余可用材料和潜在价值,在新兴书籍设计中传承中华文化传统元素,将是我们新一代设计工作者的艰巨使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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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科技教育及其启示 篇7
关键词:古代,科技,教育
1995年5月6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 首次提出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江泽民在会上指出要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 坚持教育为本, 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十七大胡锦涛的报告中明确强调了科技教育, 提出了到2020年把我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的目标, 而据统计, 发达经济国家科技对本国GDP的贡献占到60%~70%, 而我国科技的贡献只占到GDP的10%, 科技的发展空间还很大, 科技教育没有很深入的开展, 这些都表明我国的科技教育仍需不断的、深入的进行。
科技教育是传授自然科学和技术知识的一种社会活动, 其目的是培养为社会进步所需要的各种专门的科技人才。如果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科技教育就是这种生产力不断发展、提高的必要前提, 是潜在的生产力。在16世纪以前, 我国的科技水平居世界前列, 对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科技发达的原因很多, 科技教育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那么我国古代科技教育的方式、方法是什么呢?认真总结我国古代科技教育的经验, 在倡导“科教兴国”的今天, 对我们提高教育质量, 培养科技人才, 推动科技发展将是十分有益的。
我国古代的科技教育大体上可分为官方科技教育和民间科技教育, 试析如下。
1 官方科技教育
我国古代的官方科技教育可以说是多方面、多层次的。
(1) 政府通过设立专科技术学校来培养科技人才, 这是我国古代科技教育的一种主要形式。这种官方的科学技术学校从领导体制上看有两种类型。
一是算学, 多由教育行政部门国子监 (寺) 领导。隋朝设立了国子寺, 作为全国最高学府, 内设祭酒一人, 领导国子、太学、四门、书学、算学等馆, 并“各置博士、助学、学生等员”。其中算学设算学博士1人, 助教2人, 学生8人, 由算学博士指导学生学习算学, 后停办。算学教学同土地测量、历法推算、水利和建筑工程等实际问题相互联系。实行七年的学制教育, 学成之后参加科举考试中的明算科考试, 考察学生的“明数造术, 详明术理”的能力, 即理论 (术理) 与运算技能 (术数) 两个方面。也就是既要掌握运算法则, 具有运算能力, 又必须通晓数学的基本原理。考中之后政府予以录用, 委以官职。这种考试原则兼顾知识与智能两个方面, 在一千多年前是先进的, 在今天也是可取的。因此, 算学虽是专科教育, 却也归于当时“普通教育”之列, 隶属国子监领导 (除个别时期隶属太史局) [1]。即便如此, 古代的这种算学教育还是为我国古代数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历史上涌现出了祖冲之等一大批数学人才, 在数学发展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笔。
二是医学、天文、历法专门学校, 多由朝廷所设相应的业务部门领导。医学专科学校, 由太医署 (或称太医院) 领导。太医署是管理全国医药、为皇室提供医疗保障的机构, 北魏时开始要求太医署的太医招收学生, 传授医药知识。隋代的太医署作为医学教育机构, 下设医、咒禁及按摩三科, 每科设博士及助教各二人, 以教授学生。隋立国太短, 医学教育制度尚未详备、至唐代才逐渐完善。唐代的太医署是当时世界上最早、规模最大、组织最完备的医学校。太医署设有医、药两个部分, 并附设药园。医学部分又分为四科, 即医科、针科、按摩及咒禁, 而以医科的规模为最大, 又详分体疗、疮肿、少小、耳目口齿、角法 (拔火罐等疗法) 五科。
(2) 政府通过设立专门的政府机构和官员来普及科技知识。西周就设有民政官大司徒, 掌管教民生产的职事。《周礼·大司徒》记载了这十二项涉及大田农作、果树、蔬菜的辨种技术, 采伐山林材物、采集野生果物的生产技术, 豢养鸟兽的养殖技术, 以及化治丝麻的副业操作技术等等, 几乎囊括了当时农、林、牧、副各业。汉代设有“大司农”和“力田”一类管理, 负责管理农业生产和推广农业生产技术。
2 民间科技教育
我国古代科技教育, 其精华部分是在民间。采取私家传授的方法, 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 在专深广博上都超过了官学。中国古代在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和宋金元时期所出现的三次科技发展的高峰, 都处于战乱中官学衰微、私学发达的时期。中国古代杰出的科学家、发明家、除天文学外, 从官学中培养出来的并不多, 相反大多出自民间市井百工之人。民间科技教育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1) 私学科技教育。春秋战国之际, 随着官学的衰落, 私学兴起, 在学术上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2) 家传制。中国手工工艺技术教育主要采取家传和带徒。家传制即父子世代相传科学技术知识, 从而造成了《管子·匡业》中描述的“农之子常为农”、“工之子常为工”的现象。唐代规定“工巧作业之子弟, 一入工匠后, 不得别入诸色。”这就从法律上规定了劳动人民工艺技术的传授形式主要是家传。
(3) 艺徒制。所谓艺徒制, 是一边参加生产实践, 一边接受关于生产技术教育的科技教育的一种形式。无论是在官营作坊, 还是在私营作坊中, 艺徒制都是传授科技知识、手工技艺、培养后备人才的主要途径 (虽然官营作坊中的艺徒制带有官方性质, 但教师是民间的工艺名师, 因此把官营中的艺徒制也列入民间科技教育的范畴) 。
(4) 民间自发的科学知识普及活动。这种活动形式之一, 就是民间科普读物的传播。民间的科普活动不凭借官方的力量, 主要依靠自身的适应性而获得生存发展的活力。
中国古代神童类型及其启示 篇8
所谓“神童”, 指的就是那些智商超常, 或天赋极高的少年儿童。更具体一点说, 就是指那些成熟较早、聪明过人、智力超群、才思敏捷的孩子。他们并非什么神仙下凡、星宿转世的“神”, 而是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现实社会生活中实实在在的人, 是一些才华横溢、天真烂漫的少年儿童。
在我国古代, 科举制度中还没有“童子科”, 专门选拔那些绝顶聪明、具有超群才华的少年儿童。那些通晓儒家经典和会作诗文歌赋的早慧儿童, 由地方官吏、朝廷大臣推荐, 或个人报名, 都可以参加考试。中选者称为“举神童”, 或送入官学深造, 或授以官职, 这在当时是一件很荣耀和为人羡慕的事情。
在这些早慧的少年儿童中, 有的巧思善辩, 如甘罗、刘弗陵、孔融、曹冲等;有的敏于应对, 如黄庭坚、解缙、周起渭、王尔烈、宋湘、李士彬;有的精通诗文, 如曹植、王勃、王维、李白、白居易、李东阳、梁启超等;有的工于琴棋, 如林杰、王守仁、叶小鸾、夏完淳等;也有的擅长书画, 如王羲之、王献之、苏小妹、苏轼等;还有的文武兼备、智勇双全, 如荀灌、李寄、耶律铸、秋瑾等。
如果我们将中国历史上的神童作一个粗略的归纳, 就会明显地看到, 他们成长、发展的结果, 大致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 幼年时期颖慧超群, 随后得到精心培养和健康的发展, 长大后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材, 成为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艺术家、文学家或学者。例如唐代的王维曾官至尚书右丞, 又是杰出的诗人与著名画家和音乐家;李白成为我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泌为著名政治家, 历肃宗、代宗、德宗三朝宰相, 封邺侯;白居易官至刑部尚书, 又是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北宋的杨亿曾官至工部尚书, 又是著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晏殊数十年历任要职, 官至宰相, 又是著名的文学家;司马光曾入朝为相, 又是杰出的史学家;苏轼则是一代旷世奇才:诗词、歌赋、文章、书画、琴棋样样绝佳, 属于一个全方位的艺术大师。明朝的杨慎一生好学博览, 成为“明代著述第一人”;于谦官至兵部尚书, 是著名的民族英雄和诗人;张居正官至内阁首辅 (宰相) , 成为著名的政治改革家。清朝的林则徐官至湖广总督, 成为封疆大吏, 又是著名的民族英雄和文学家;魏源则是晚清睁眼看世界的著名思想家和文学家;张之洞数任封疆大吏, 累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 (宰相) , 又是著名文学家;黄遵宪则成为晚清杰出的外交家和爱国诗人, 等等。
第二种类型, 幼年才华横溢, 却天不假寿, 英年不幸早逝。这种类型的“神童”又有两种情形:其一, 尚未成年 (古代男子20岁行冠礼, 标志着已经成年) 便夭折了, 就像一颗闪亮的新星, 刚刚出现在天边, 尚未升到天空就被黑暗永远吞没了。例如曹冲只活到了13岁, 苏福只活到了14岁, 夏伊兰只活到了15岁, 林杰、曹宗、戴大宾、叶小鸾、夏完淳、陆瑀华等人只活到了十六、七岁;苏小妹、邢居实等人也只活到了19岁。
其二, 虽然已经成年, 并以卓越的才华奠定了自己在历史上相关领域的地位, 正待进一步发展或大展宏图的时候, 却因各种原因而不幸早逝;就像一颗划过长空的流星, 留下一束耀眼的光芒就永远消亡了。例如汉昭帝只活到了21岁, 唐初的徐惠 (唐太宗的妃子) 只活到了24岁, 晋明帝只活到了27岁, 唐代杰出诗人王勃、李贺也只活到了27岁, 明代宪宗时的礼部员外郎洪钟仅活到了27岁;清代著名诗人黄景仁去世时年仅34岁, 唐宣宗大中五年 (公元851年) 的状元莫宣卿, 去世时也只有34岁;三国时魏国杰出的文学家曹植, 去世时亦只有40岁。
第三种类型, 幼年天资聪慧, 才思敏捷, 可忽视了后天的培养和努力, 成年后则无所作为。北宋杰出政治家和文学家王安石曾经写过一篇名文--《伤仲永》, 介绍浙江金溪一个农家子弟方仲永, 无师自通, 从5岁开始善作诗, 且“指物作诗立就, 其文理皆有可观”。可后来未拜师指导, 也未努力学习, 结果到20岁时便成为一个极平庸、极普通的人。又如清末民初时期甘肃永登县的王炀 (yang) 龄, 小的时候以“神童”之名誉满乡里, 成年后却不求上进, 结果未能成大器。
综观中国历代“神童”成长、发展的历程, 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不少有益的启示。
首先, 神童们的聪慧超群来自他们的勤奋好学和刻苦钻研。例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 很小的时候便开始识字背诗, 五六岁时便学习作诗, 9岁时已精通作诗的音律, 他学习极其勤奋刻苦, “昼课赋, 夜课书, 间又课诗”, 直至“口舌成疮, 手肘成胝”的地步。因此, 他十五六岁时就在诗坛上崭露头角, 得到诗坛名流的称赞。宋朝的司马光, 6岁入学接受传统教育;从7岁开始, 便广泛阅读, 手不失卷, 简直到了废寝忘餐的地步。为了抓紧时间多读书, 不浪费光阴, 他还自己设计用木头做了一个圆形的“警枕”。睡觉时, 只要头从警枕上滚落下来, 他就又披衣起床, 挑灯夜读, 直到天亮。这样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到15岁时已经于书无所不通, 文辞深醇, 下笔有西汉之风。明朝的宋濂, 6岁开始读书, 每天要记诵2000多字的文章, 9岁时便能赋诗。因为家里贫穷, 13岁便辍学了。但他坚持自学, 从不间断。买不起书, 就向别人借书来抄, 有不懂的问题, 便虚心向别人求教, 有时为了弄通弄懂一个问题, 甚至顶风冒雨徒步数百里去请教。他发愤苦读, 终因知识渊博, 经纶满腹而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重用, 被誉为明代“开国文臣之首”。晚清的魏源, 7岁读书, 白天在私塾如饥似渴地学习;晚上回到家里, 又废寝忘食、通宵达旦地广泛阅读, 经常足不出户, 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读书, 以致偶然出来, 连自家的狗也把他当作外人而狂吠不止。他后来曾写过一首诗回忆自己小时侯学习情况时说:“终日一编不离手, 终岁不窥园外柳。”正是由于自己的勤奋努力, 终于成为晚清著名的学者、思想家和文学家。
其次, 神童的成长和发展, 应该有一个好的生活环境 (包括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 。历史上的不少神童, 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 曾得到过那些有识之士、师长们的奖掖、提携。例如唐代杰出政治家李泌就曾得到张说、张九龄、严挺之等重臣的器重和关爱。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就曾得到老诗人顾况的赞赏、推荐;宋初杰出的文学家王禹 (cheng) 就得到过府官毕士安的多方关心爱护, 培养支持, 提拔他当府学的“小教授”。明初的大学者宋濂, 曾得到过乡贤张继之的帮助, 保荐他入府庠学习几年, 打下了坚实基础。明代中叶的名相张居正, 自少年开始, 就一直得到湖广巡抚顾麟的精心培养和鼓励。晚清杰出的爱国诗人丘逢甲, 曾得到过福建巡抚丁日昌的爱护和奖掖。晚清的大文豪、大学者梁启超, 曾得到礼部尚书李端棼的鼓励、关心和爱护。清末民初著名的军事家和爱国主义者蔡锷, 也曾得到大学者梁启超多方面的帮助、关心和提携, 等等。
当然, 除了社会的大环境之外, 神童们的成长更多的是来自家庭的培养和呵护。尽管中国古代神童的家庭出身, 既有帝王将相, 又有封疆督抚;既有学士名流, 也有平民百姓。但总的说来, 出自平民百姓之家的毕竟只是极少数, 而绝大多数则是出身于官宦门第, 书香之家。当他们的祖辈和父辈一旦发现他们的子孙天资过人时, 就会采取有效的措施, 为他们的成长提供较好的学习条件, 进行精心的培养, 促进他们的健康发展和早日成才。例如唐初的徐惠, 出生五个月便会喊人, 不到一岁便能跟着大人说话。其父就精心培养她, 3岁时便教她读诗赋文章。4岁就开始读《诗经》、《论语》。6岁时就能背诵儒家经典著作和很多古代名家诗文, 8岁就会作诗了。宋代的苏轼, 在他刚刚会走路说话时, 父亲便开始教他认字背诗。到6岁时便送他跟眉山道士学习, 7岁时就会吟诗作对, 名闻乡里。明代的戴大宾, 在刚学会走路说话时, 父亲便教他学诗文;4岁时便能吟诗作对。5岁时就参加县试、府试、院试, 都顺利通过, 成为“秀才”;9岁时竟考中举人, 14岁便点了“探花”。清朝的林则徐, 三岁时便随父亲进私塾读书, 6岁时就学做八股文, 并能吟诗作对, 12岁时就考取秀才。晚清的丘逢甲, 两岁开始识字, 四岁入私塾, 六岁便能吟诗作对, 七岁就会写文章。这些充分说明, 环境对他们成长、成才的影响是很大的。
古代中国地图的启示 篇9
20世纪80年代开始, 中国进入了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 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处于迅速扩张中。城市化在提高城市发展水平的同时, 也带来诸如城市排水系统不完善以致城市暴雨洪涝和水污染频发等问题。近年来, 有关城市被淹、汽车成了抛锚的渡船、市民蹬水而行、交通严重堵塞甚至瘫痪等现象时常登上夏季媒体头条, “去城市看海”甚至成为网络嬉笑调侃的流行语。由于连续强降雨天气, 截至7月3日统计, 201年上半年全国已有26省 (区、市) 遭受洪涝灾害, 受灾人口3282万人, 因灾死亡186人, 直接经济损失506亿元。然而同时人们惊奇地发现, 北京故宫、北海团城、江西赣州等古建筑和古城在暴雨面前却安然无恙。本文聚焦中国古代城市的排水系统, 研究其设计理念和发展改进, 以期对现代“海绵城市的建设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
2 古代排水设施典范
中国古代经济由于以农业种植为主, 在城市发展早期, 大部分城市都沿河选址、依水而建, 方便供水、交通和灌溉, 以利于生产建设和经济发展。但同时, 近水的地理位置也意味着水灾的隐患风险大。因此, 自建成开始直至城市发展后期,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来防治和解决城市水患。成书于战国晚期的《管子》对都城选址原则有着科学建议, “凡立国都, 非于大山之下, 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 而水用足;下毋近水, 而沟防省;因天材, 就地利, 故城郭不必中规矩, 道路不必中准绳。”《管子》还论述了建设城市沟渠排水设施的原则:“地高则沟之, 下则堤之”, “内为落渠之泻, 因大川而注焉”。也就是说, 古城城市在选址时已充分考虑了城市供水、灌溉、排水、防洪、防御、航运和防火等各方面需求。其中, 比较典型的有江西赣州福寿沟和北京故宫的排水系统。
2.1 赣州福寿沟
福寿沟始建于宋代, 根据地形特点和街道布局, 采取分区排水的原则, 建成两个排水干道系统, 因为两条沟的走向形似篆体的“福”“寿”二字, 故取名“福寿沟”。福寿沟的设计有许多独到之处。首先, 巧借外力, 因势利导。其中一大特点就是利用天然地形的高低之差, 采用自然流向的办法, 使城市的雨、污水排入江中和濠塘内, 免去了今人使用抽水机的麻烦。第二大特点是它的12个水窗 (即排水口) , 在出水处“造水窗十二, 视水消长而后闭之, 水患倾息”。水窗的闸门借助水力自动启闭, 十分巧妙。当江水低于下水道水位时, 借助下水道水力冲开闸门;当江水高于下水道水位时, 借助江中水力关闭闸门, 以防江水倒灌。其次, 着眼全局, 效益最大化。福寿沟与赣州城内的三大池塘、几十口小塘连为一体, 具有调蓄、养鱼、溉圃和污水处理利用的综合效益, 从而形成一条生态环保循环链。从外部看, 俨然一个活的水系。遇暴雨, 它可调节雨水流量, 减轻下水道溢流;江水回灌时, 这些池塘又成为天然的蓄水池。依靠福寿沟, 赣州旧城区几乎每年都“雨而不涝”, 这在全国众多古城中是罕见的。福寿沟的可贵不仅在于实用, 更在于其体现了古人的高妙思维。
2.2 北京故宫
今年7月底首都北京市暴雨造成多处水灾, 然而故宫却没有淹水问题, 原因是其具备一系列完善的排水系统。故宫主体建筑于明朝永乐年间落成、有近600年历史的, 拥有明、暗两套排水系统。明排水是透过各种排水口、吐水嘴排到周边河中, 如三大殿三重台基上有1142个龙头排水孔, 可以瞬间将台面上的雨水排尽, 并形成千龙吐水的景观。暗排水则是透过地下排水道将水排到河里。故宫北高南低的地势能够使城内东西方向90多个院落、72万平方公尺面积的雨水汇流入南北向排水道内, 再泻入内金水河流出。故宫内的雨水通常都经由排水道流入内金水河、大明濠、太平湖、西苑太液池、后海、外金水河和筒子河等故宫内外的河渠湖泊并排出。这些河渠一方面可用于城市供水、消防用水, 另一方面汛情之下亦可用于排水, 先在外围保证不让大量雨水和山洪流入故宫, 这也是故宫为什么能在北京汛期时免于水灾所苦。
2.3 可借鉴之处
由赣州福寿沟和北京故宫的分析可知, 中国古代城市的水系统通常包括供水系统、排水沟渠、城内河、池塘、护城河以及排水河六个组成部分: (1) 供水系统, 一般是利用城市外围的沟渠或河流将城市附近河流的清洁水源引入城中; (2) 排水沟渠, 在城市地表和地下均有分布, 多呈网络状, 用于将生活生产废水以及自然雨水排入城内河; (3) 城内河, 即城内沟渠或河流, 作为供水和排水通道, 起水系统循环作用; (4) 池塘, 一般与城内河相连, 具有观赏与蓄洪的作用; (5) 护城河, 一般绕城而建, 防御与景观是其主导功能, 同时也发挥着泄洪的作用; (6) 排水河, 穿城而过的河流或由城内往城外建设的沟渠, 主要功能是将护城河内的河水及生活生产废水排出城外。以上为中国古代城市水系统的通用模式, 通过这一系列的设计, 可将附近河流清洁水源引入城中, 满足城市生活生产之需, 所用之水经过城内水循环系统再流向城外, 同时也把废水和雨水排出城市。如果遇上大暴雨, 池塘和护城河也能起到调蓄洪峰的作用, 从而降低洪灾的风险。此举体现了中国古人建设城市的智慧和设计排水系统的精妙之处。
3 现代海绵城市的兴起与建设
3.1 海绵城市内涵
“海绵城市”的内涵, 即城市能够像海绵一样, 弹性适应环境变化与自然灾害, 下雨时通过吸水、蓄水、渗水、净水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 提升城市生态系统功能, 从而减少城市洪涝灾害的发生。建设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 保护原有河流、湖泊、湿地、坑塘、沟渠、树林、公园草地等自然生态体系; (2) 综合运用物理、生物和生态等技术手段, 修复被破坏的水体及其他自然环境; (3) 通过低影响开发措施及其系统组合有效减少地表水径流量, 重构城市生态环境。
3.2 海绵城市的兴起
海绵城市本质上是雨洪管控。现代城市雨水控制技术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 初期主要集中在雨水利用, 近年来雨水控制技术重心逐渐转向雨洪调控及污染控制。2014年,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了《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 (试行) 》, 从目标、指标、过程、手段、管理四个方面分别给出了建设意见, 为构建海绵城市提供了战略指导和技术支撑。2015年, 财政部陆续发出“关于开展中央财政支持海绵城市建设试点的通知” (财建 (2014) 838号) 、“关于组织申报2015年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市的通知” (财办建[20154号) , 推动了我国海绵城市的迅速发展。2016年2月4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关于印发城市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方案的通知》 (发改气候[2016]245号) , 提出大力建设屋顶绿化、雨水花园、储水塘、微型湿地、下沉式绿地、植草沟、生物滞留设施等城市“海绵体”, 增强城市海绵能力。
3.3 海绵城市的构建途径
借鉴中国古代城市排水系统, 遵循“渗、滞、蓄、净、用、排”六字方针, 把雨水的渗透、滞留、集蓄、净化、循环使用和排水密切结合, 从而控制地表径流量, 构建海绵城市。具体途径, 可以从自然和人工两方面展开:
(1) 保护生态湿地, 利用自然做功。湿地是城市之肾, 保护和修复自然湿地, 对于维护城市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要严格实施绿线和蓝线控制, 保护重要的坑塘、河流、园林等水生态敏感地区, 维持其水的涵养性能。通过截污、底泥疏浚、生态砌岸和培育水生物种等技术手段, 净化被污染的水体。必要时因地制宜建设人工湿地, 构建多级多功能湿地系统。
(2) 合理运用工程手段, 推行绿色基础设施。改造城市的广场、道路, 通过建设模块式的雨水调蓄系统、地下水的调蓄池或者下沉式雨水调蓄广场等设施, 最大程度地把雨水保留下来。改变传统的集中绿地建设模式, 将小规模的下凹式绿地渗透到每个街区中, 在不减少建筑面积的前提下增加绿地比例。推广普及绿色屋顶、透水停车场、雨水收集利用设施, 削减径流水量、改善径流水质。
3.4 海绵城市的保障措施
为了更好地推进我国的海绵城市建设, 基于当前海绵城市技术力量薄弱、管理制度不健全、公众参与意识不强等现状, 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 加强技术研发与推广。根据城市水环境质量、排水现状、气候、土壤条件等, 研究适宜不同地区的低影响开发技术体系和模式, 因地制宜出台相应建设技术导则与评价体系。同时, 选取具有示范效应的试点工程或城市, 通过电视台、广播、网站和报纸等媒体及时宣传海绵城市建设的工作动态和最新成果。
(2) 统筹多方力量协同合作。海绵城市建设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程, 涉及规划、排水、道路、园林、交通、水文等多个部门以及项目业主, 应建立畅通高效的沟通协调机制, 成立由生态学专家、水文学专家、风景园林师等组成的专家团队, 协助开展工作。同时, 鼓励和引导公众参与海绵城市建设。
(3) 强化管理和维护。在总体规划和道路交通、水系绿地等专项规划编制中, 落实低影响开发的具体要求;在控制性详细规划中明确低影响开发设施用地, 并将低影响开发相关控制指标纳入土地出让条件。同时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监管, 对控制指标不达标、配套低影响开发设施未落实的项目, 不予开展。
4结语
中国古代城市的排水系统结合了朴素的自然观和辩证观, 展示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排水系统日益成为综合性很强的一个技术领域, 希望通过本文对古代排水技术沿革的探讨, 能给新时期海绵城市的建设以启示。
摘要:中国排水系统具有悠久历史, 在人们生产生活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古代排水系统主要用于防洪、治河、灌溉、城市供水、废水处理和暴雨排水等, 这些排水系统曾被纳入城市建设的早期规划并与城市发展同步进行。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 排水系统的不完善导致了诸如暴雨洪涝和水污染等越来越多的问题。本文通过研究中国古代城市排水系统的设计精妙之处, 思考新时期海绵城市的实施策略和保障措施, 以期为当下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水危机提供借鉴之道。
关键词:古代城市,排水系统,海绵城市,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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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地图的启示 篇10
一、儒家思想
(一) 儒家思想的内容
孔子作为中国儒学的创始人, 其思想是“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 在这其中, “仁”学思想当属孔子儒学的核心内容, 孔子论“仁”的真正含义体现在孔子不断追求内在修养, 从而使自身逐步达到人生完美极致的境界。这里包含四个方面:
1.“好学”。
孔子日:“吾少而好学, 晚而闻道, 以此博矣。”孔子一生“敏而好学”、“学而不厌”。孔子日:“三人行, 必有我师焉, 择其善者而从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从而迈出了自身修为的第一步。
2.“躬行”。
孔子认为, 学习只是自身修为的开始, 自身的修为仅靠“学”是远远不够的, 还得要“躬行”。所谓的“躬行”就是道德实践, 就是要把学到的付诸实际行动。
3.“自省”。
“自省”就是自我批评, 自我反思, 这是儒家思想中道德修养的一种重要方法。同时, 孔子还认为道德修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只有不懈努力, 才能达到“积善成德”的境界。
4.“慎独”。
孔子认为“慎独”是儒家另外一种自我修养的方法。孔子日“贫而无谄, 富而无骄”。孔子耐心教导弟子做人应该追求的境界是:不被财富诱惑, 能在清贫中快乐, 不被物质所左右, 严律自身的言行。
(二) 儒家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孔子所追求的“好学、躬行、自省、慎独”的个人修身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有很多宝贵的启示。在现代企业管理中, 这种追求个人人生完美的思想, 要求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必须首先管理好自己, 然后才能对企业员工进行有效的管理。在从事管理工作的时候, 让自己的言行感召别人, 达到企业中管理双方的和谐统一。
用孔子的思想管理现代企业就是要求管理者做到“身教重于言教”。简单的讲就是率先垂范, 对于现代企业中的管理者, 不仅要在公开的场合对自己严格要求, 更要在监督真空的状态下对自己严格要求, 具体地说就是要求别人做的, 自己首先去做;要求别人不做的, 自己首先不去做;要求大家无私奉献的, 自己先做表率。只有这样“身教重于言教”的率先垂范, 才能使得管理者的管理达到“不令而从”、“小禁而止”、“见贤思齐”。只有这样, 现代企业中的管理规章、管理制度, 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二、法家思想
(一) 法家思想的内容
法家思想的内容就是依法治国, 是指以法作为治理国家统一天下的主要方法, 这是法家思想的核心。依法治国, 关系到国家的强盛, 之所谓奉法者强则国强, 奉法者弱则国弱;依法治国, 还关系到国家的太平安宁, 之所谓能去私曲就公法者, 民安而国治。
为了保证法治的预期目的的实现, 法家思想还提出了法的实施原则来维护法的客观性和权威性。法家思想提出的“法不阿贵”、“法之所加, 智者弗能辞, 勇者弗能争”、“刑过不避大臣, 赏善不遗匹夫”, 这些观点就是想要强调法律的客观性与权威性。同时, 在如何实施法治的问题上, 法家思想又提出了著名的“术治”说, 其所谓的“术”, 即权术。想通过一些具体的权术来贯彻法治的实施。在这里, 法家思想强调主张应依靠法令而不用自己的个人智慧, 也就是“圣君任法而不任智”来治理国家。
(二) 法家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法家的思想对中国的现代企业管理有着很深刻的启示。中国现代企业管理中, 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管理中刚性管理不足。在这里, 法家的法治思想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在现代企业中一方面要有完善的管理制度, 即法家所讲的法;同时, 要有适合现代企业管理的管理方法, 即法家所讲的“术”。
中国由于自身特殊的发展经历, 国内的现代企业发展的时间短, 中国的现代企业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机制接受西方的现代科学管理的影响较少, 而受中国特有的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却比较深, 在很多方面“人治”管理现象存在的比较严重。在中国历史上, 重礼教轻法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重感情轻制度。这些使得管理者仅凭个人兴趣爱好办事的现象比较普遍, 管理者的个人权力越大, 对组织的影响也就越大。这就容易出现管理者的决策代替了早以存在的规章制度, 使企业的发展前途捆绑在某个人身上, 无形中就加大了经营风险。一个企业要谋生存、求发展需要有一整套完善的规章制度, 企业只有严格依靠一整套完善的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才能使其成为一个管理高效的企业, 才能降低组织的市场经营风险。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 减少凭主观臆断的管理, 施行考核和选拔、奖励不能依据主观好恶。现代企业管理中对人才的主要考核方法应该是依下属的职务去考核其应有的功效、业绩, 以下属所做的事和所取得的功效与他的职务是否相符来衡量。现代企业管理的实践中, 员工的工作考核必须坚持客观、实事求是, 坚持客观的“奖勤罚懒”和“择优选能”的原则, 摒弃依据管理者的个人好恶来选拔和考核的做法。
三、道家思想
(一) 道家思想的内容
道家思想中的“无为”思想是指“道法自然”, 是指不做任何违反自然规律的事。这里的“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 不是不为, 而是要求人不乱为任何违反自然规律的事。道家思想的“无为”思想不是要人去消极、无作为, 而是以“无为”的态度去“为”, 去发挥人的“道法自然”的积极性。
道家思想的“无为”还有一个重要的内涵, 就是“有所为”和“有所不为”。道家思想的“有所为”是指在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 按照社会需求变化的规律, 认真负责地从事那些利益在社会、利益在公众的事情。“有所不为”是指不去做那些有背于社会和公众利益的事情。“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客观依据就是社会和公众利益。
道家思想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是“不争”。道家思想认为:“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这里的“不争”, 一是指无私奉献, 水并没有因为自己对世间生命的滋润, 向世间万物索取任何对自己有价值的东西;二是指与世无争, 水不单是在被自己滋润了的万物那里不争, 而是面对一切, 它都不争。因此, 道家思想认为:“上善若水”, 水的品质是最为可贵。
(二) 道家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道家“无为”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相结合对现代企业管理有很多借鉴意义。在企业管理的很多方面, “无为”精神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现代企业管理借鉴道家的“无为”思想, 可以让企业管理“道法自然”, 企业管理要按着客观规律办事, 追求企业与社会的双赢。具体而言, 就是处理好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企业存在的根本目的是在为社会服务的同时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 但是企业归根到底是因为社会的客观需求而存在的, 如果企业满足不了社会的需要, 或者说如果不能正确满足社会的需要, 就会被社会淘汰。深刻理解这一客观规律, 就能够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有效避免那些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择手段的商业活动, 就能够让企业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有效避免为了自身利益而不顾社会公众利益的现象。
对于“有所为”和“有所不为”而言, 现代企业必须在人民的利益需要上寻找立业点, 必须在社会和公众利益的这个广阔领域内“有所为”。依据这一思想, 在企业管理中要始终遵循诚信经营与合法经营的原则。遵守社会公德, 严禁为了一己私利用伪劣产品扰乱社会经济秩序, 坑害社会和公众。
将道家的“不争”思想运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之中, 就是企业当立于无竞争领域。这一句运用于现代企业管理的“定位”上是十分合适的。如果企业在立业之初, 定位远在“无竞争点”上, 那企业的发展就会很快, 企业就会因为缺少竞争对手而很快做大做强。寻找“无竞争点的定位”, 就是企业管理之道。这种对“无竞争点的定位”的寻觅与探索, 是企业的潜在需要。在现代企业管理中, 寻觅和探索“不争”的要求不仅仅要求企业需要立于无竞争或相对竞争缺乏的领域以便企业更快更好的发展, 而且还要求在企业内部, 每一个企业的员工“不争”, 专注于自己的岗位上实干。如果, 企业中有众多像水一样无私奉献的人, 那么必将使自己和所在企业“一帆风顺”。这正是道家所言:“立于不争而无忧, 立于不争而有成”的内涵所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现代企业管理水平的高低, 直接决定一个企业发展的好坏。企业只有加强内部管理, 才能适应新形势和新要求, 在市场中得以生存和发展。中国古代文化中体现出的管理思想, 其中包含着许多被国人认为不能违背的人生价值、处世态度、理念追求。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早已渗透、扎根于中华民族灿烂文化之中。“以铜为镜, 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 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 可以知兴替。”中国古代思想作为一种精神价值导向, 在企业经营领域的价值作用日益重要。把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有机结合起来, 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之路, 让中华文化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是我们从事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工作者责无旁贷的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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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地图的启示 篇11
关键词:中国;古代法律;人性化;当代启示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8-0069-01
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法律的制约与规范,尤其是我国这样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自古以来就有着健全的法律法规,从早起的始祖文化演变到现代的当代文明国家,我国的法律也在社会的进步中不断成长和完善。古代法律中所体现出的人性化关怀一直是我国法律的精髓,在当代法律建设过程中也不能小觑。
一、中国古代法律人性化发展
(一)西周德礼化。
我国古代法律始终本着人性化原则在不断进步和发展,从最初的国家建立一直到唐朝阶段,我国法律中人性化的内容始终不断被挖掘。西周时期,就已经形成了西周的德礼化和人性化,同时西周时期的这种德礼化特点使得后来法律的儒家化都有所借鉴。尤其后来被成为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也是孔子整理出的西周典籍,其中记录的大多为西周时期的典章与思想文化。而后来四书中的《论语》和《孟子》实际上也是孔孟传承西周文化的重要典范。因此我国古代法律人性化的彰显,实际上从西周时期就有所体现,而后来的儒家思想是西周德礼化的延伸与发展。
(二)东周儒家人性化与法家反人性化。
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法律呼声,一种是儒家所沿袭和提倡的人性化法律,还有一种则是法家所提倡的反人性化。这一时期战争频发,所以战争必然会推动专制集权的出现。故而社会中逐渐出现了谁能最终最彻底落实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谁就是最后胜者。这样的社会思潮必然会推动当时社会中的思想和法律朝着反人性、反文明的方向发展。
(三)汉朝儒家人性化法律初期。
这里所说的汉朝儒家化法律,实际上其法律所沿用的是秦朝法律,而其所提倡的儒家化,实际上就是化去其中“反人性”的部分,真正选择和融入符合人性规定的内容。其与秦朝的法律实际上是一种延伸的关系,也可以称为“汉承秦制”。其法律核心依然为《九章律》,当时的法律中所体现出的是更加富有儒家仁爱之心以及人文关怀的特点。
(四)唐朝形成法律人性化规范。
唐朝建立之后,法律的儒家化基本上已经初具规模,并且在之后的每一代王朝更替中,都将唐朝的法律最为规范和要求。唐朝法律中明确提出只有以德治国才能获得永久的统治。并且唐朝统治者格外重视礼的重要性,任何事情的开展与法律的制定都不能与礼相违背。
二、中国古代法律人性化的当代启示
(一)要从历史汲取经验教育。
不得不说我国古代法律中确实有许多值得借鉴的人性化内容,首先其“矜老恤幼”就是当前法律最应该借鉴的原则。所谓“矜老恤幼”就是指当前人们常说的尊老爱幼。例如《刑法修正案)八》中明确指出可以对75岁以上的老人适当放宽死刑限制,而对待未成年人则可以适当选择缓刑等措施。这些无疑是对传统人文思想的继承,也是符合当前社会伦理道德发展要求的。
其次,针对古代法律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应该积极思考与改正。古代法律中法家所提倡的“反人性化”在之后的社会发展中很显然已经被推翻,这足以证明以德治国、注重对百姓的人文关怀才是治国之本。只有时刻本着法律的人性化原则,才能在当代法律制定中,吸取经验、不断发展。
(二)法律人性化要立足于社会。
法律的人性化制定要立足于社会发展的要求的特点,就以“留养承嗣”为例,“留养承嗣”思想也是应该借鉴到当前法律中的重要内容。这条法律内容实际上非常符合当前我国的社会发展现状。因为我国自改革开放之后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所以其严重限制了我国新生人口数量。而近些年来大多数家庭也都开始响应计划生育政策,这就造成我国普遍家庭形成了4-2-1模式,即四位老人、两位父母和一个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成了家庭成长的未来和唯一,在未来也承担了赡养和照顾六位长辈的责任。一旦独生子女因为误入歧途而被判处死刑,那么其将直接影响三个家庭。故而在现代社会法律建设中保留古代“留养承嗣”的思想,无疑可以实现“养儿防老”的目的,同时也体现出对长辈尊敬与爱戴的原则,长期看来是极具人性化的表现。实际上这就是因为其更能满足计划生育政策要求之下的社会发展状况。故而我国在进行法律制定以及人性化原则借鉴方面,应该尽可能与社会情况进行贴合,立足于当前社会发展状况的同时,积极发展与继承我国古代法律中值得借鉴的人性化关怀内容与思想。
三、结束语
中国古代法律中有许多值得当前法律所借鉴的部分和内容,其中人性化关怀的部分是最值得后世肯定的。所以在当前社会法律制定过程中应该积极沿用古代法律中优秀的部分,将其人性化内容应用到现代法律制定当中,立足于现代社会的同时,促进我国法律的合理与完善。
參考文献:
[1]顾文斌.中国古代法律中的人性化彰显——关于《九朝律考》的另类解读[J].朝阳法律评论,2011,01:78-84.
古代中国地图的启示 篇12
关键词:中国教师,古代思想文化,教育,智慧
近现代以来, 中国教育不断向前发展。但是中国现代教育大部分理论和思想都是西方国家的,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理论和思想的先进性和优秀性。只是当我们学习和借鉴西方思想和理论的时候, 也应该重视本国一些优秀的思想理论。正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作为中国人, 一定具有中国人所特有的特色, 包括思想, 行为等等, 这些特色是西方国家所不具有的。那么中国教师同样也可从中国古代文化思想中汲取现代教育的智慧。
一、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观点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哲学观, 它所包涵的内容非常广泛。“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里传道的“道”指的就是一种价值观, 人生观和世界观。教师并不是传授知识的工具, 除了传授知识, 教师也应该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天人合一”讲的是一种和谐的观念“故人者, 天地之心也。”《礼记·礼运篇》, 就是说“天人合一”这种和谐必须是有人主动发起的。这种天人合一不是武侠小说里面的含义, 它具有内省性和道德意义, 是寻求心灵的宁静与开阔, 寻求人与人, 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在中国当今教育里体现在素质教育里的道德发展和心灵发展。一个教师若是能理会这种思想进而影响学生, 对学生人格的发展和培养学生的良好的价值观有及其重要的意义。中国教师把这种思想运用到教学过程当中, 可以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 教育过程的和谐性
这主要是指在教育过程中学生的身心和谐;知识和能力的和谐;品德与才能的和谐;认识与情感的和谐;内心世界与外界的和谐。
(二) 教育环境的和谐性
教育环境的和谐就是要求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紧密有机地结合起来, 使这三方面功能互补, 形成三位一体、整体优化的育人环境。
二、中国古代因材施教, 由博返约等教育思想
有教无类, 因材施教, 循循善诱, 温故知新, 学思并重, 由博返约等都是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古代教育思想, 现代中国教师可以从中汲取到优秀的教学智慧。每一个学生都有自己独特的一面, 教师应尽自己的努力去了解学生。对于传授知识而言, 教师应更注重引导学生去思考, 所谓循循善诱和学思并重就是为了在培养学生思考能力的同时学到知识, 而不仅仅是学到知识。然而中国的现实却与此相反, 这也是中国学生缺乏创新的原因之一。现在中国的学生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太过注重专业化而忽略了博学。这里并不是说不用专业化, “博”和“约”应该是一种辩证关系。孔子说:“博学于文, 约之以礼”韩愈在《进学解》中一方面强调博学, 提倡“俱收并蓄, 待用无遗”, 另一方面, 又特别重视精约, 提出“提其要”“钩其玄”的主张。那么现在不是要专业化人才吗?为什么要“博”呢?因为教育的对象是人, 人是有情感的, 人是要追求幸福的, 不能把人当机器去进行教育。专业化的教育只会把人培养成有生命的机器人, 这必然导致社会的矛盾。作为教师必须明白这一点, 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要给学生传递全面发展的意识。我们今天所追求的理想教育, 倡导最优化的教学, 提倡人文教育以及素质教育, 这些都可以从中国古代文化思想中找到缩影。
三、中国古代“以身作则”的思想
孔子说:“其身正, 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其实不只是儒家, 道家﹑墨家等都有提到这一思想。如果一群学生能以一个教师为榜样, 那么这个教师一定是个了不起的教师。教师的言行无疑会影响到学生。在教师教学的过程中, 教师的人生观, 价值观和世界观也会潜移默化地对学生造成影响。所以一个教师拥有什么样的思想境界对于教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思想境界时常会表现在人格魅力上。如果教师的人格魅力能够吸引学生, 那么教师所传授的知识也更容易激起学生的兴趣。如何能做到“不令而行”, 需要教师不断去提升自己, 教师学习也应由博返约。而教师的精神修养也可以从“天人合一”的思想中汲取智慧。当然这一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作为中国现代的教师, 面临着艰巨的任务。但是既然选择成为一名教师, 就应勇敢的担起责任, 以身作则, 提升中国教师应有的智慧, 帮助自己的学生成长成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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