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特点

2024-11-10

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特点（通用8篇）

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特点篇1

1．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

（1）先秦：商民善于经商，后世将经商的人称为“商人”；商朝以贝作为货币；商朝都城已成为繁华的商业都市，有“商邑翼翼，四方之极”之称。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发达，各地土特产品互相交流，在中原市场上可买到南方的象牙、北方的马、东方的鱼盐和西方的皮革；许多城市成为繁华的商业中心，如齐国临淄、赵国邯郸、楚国郢等；出现了许多有名的大商人，如春秋后期的范蠡（“陶朱公”）和战国后期的吕不韦。

（2）南北朝：南北朝时，不少城市遭到战争破坏，商品经济发展缓慢；北魏以后，北方商品经济有所恢复；与之相比，南方商品经济相对比较活跃。北魏时，洛阳城内市场很多且有周长近八里的大市；一些富商大贾周流天下或远走异域。建康（南京）城内建有四市，市内唐铺林立；秦淮河两岸商旅云集，交易兴盛。草市（农村集市）开始出现，含义有二：一是贩饲马料之市；二是草草构成之市。

（3）隋唐：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尤其是茶叶的市场广泛，唐朝中期政府开始征收茶税；隋唐商业的四个特点如下：一是交通发达（交通要道上有接待客商的私家店肆，备有供客商骑用的“驿驴”；以运河、长江为主的水运也很方便；从长安、登州、扬州、广州等地出发的对外交通也很发达）；二是货币统一（由五铢钱到开远通宝）；三是市场发达（场所固定——市；官员管理——物价和税收等；邸店柜坊——邸店兼营旅店、货栈和交易场，柜坊专营货币的存放和借贷；店铺限定——营业面积；时间限定——市的买卖时间；夜市草市——繁华大城市里有夜市，偏远的农村有定期举行的草市）；四是商人众多（大商人、中等商人、小商小贩、胡商、外商）。

（4）宋元：北宋时期的商业有了一个新的转折。其表现在：①解除了商业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②政府允许工商业者“以资买官”，商人地位有所提高，形成地主、官僚、商人逐步结合的趋势。③商税收入在政府财政收入结构中比重剧增。④市镇的集市发展，城市商业区域扩大到城外。⑤城市的消闲文化发展，如瓦肆的出现和宋词的发展。王安石变法的理财措施中有“市易法”，由政府设立市易务，有利于稳定物价和商品交流，也增加了国家的收入。

（5）明朝：清代前期棉花、蚕桑、茶叶、油料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还形成了一些专业生产区域，促进了农业生产商品化。国内商业繁荣（市场大——国内市场扩大、品种多——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品种达到两百余种、贩运快——区域间长途贩运发展较快、城市多——北京和南京是全国性商贸城市，全国出现了数十座较大的城市、向农村——商品经济向农村延伸，江浙地区以工商业著称的市镇蓬勃兴起）；对外贸易艰难（实行闭关政策，限制对外交往）。

2．中国古代货币的演变

（1）先秦：商朝人善于经商，以贝为币；战国时期，各国出现了铁钱，秦国使用圆形方孔钱，称半两钱（齐国使用刀形币，赵国使用铲形币，楚国使用蚁鼻形币）。

（2）秦汉：规定圆形方孔钱作为通行全国的货币。汉代以黄金和铜钱为主币。汉代的铜钱重量几经变化，至武帝铸五铢钱才稳定下来。

（3）三国：那时货币减少，布帛、谷物成为主要的流通手段。曹魏曾以法令形式废止铜钱，使用实物交易，以后行废不定。

（4）隋唐：仍铸五铢钱，禁止使用前代大小不一的旧币，有利于贸易的发展。唐初改革币制，唐高祖下令“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新铸的“开元通宝”，成为唐朝通用的货币，后来发行量很大。以后历代的货币都以它为范式。设柜坊专营货币的存放和借贷，是我国最早的银行雏形，比欧洲地中海的金融机构要早六七百年。

（5）宋元：北宋时在四川地区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由金属货币发展到纸币，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纸币的推广，减轻了商人携带金属货币的负担，有利于商品交换，反映了商业的高度发展。

（6）明清：明初，主币是纸钞，辅币是铜钱，禁止民间使用金银交易。到明中后期，白银成为普遍流通的主要货币。

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特点篇2

一是中国古代科技自成体系, 独立性和排外性强。中国文明发源于大河流域, 地形上又多是平原和丘陵, 我们的祖先就繁衍生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地理环境之中。农业生产和各种手工业生产为主要的生产活动形式, 在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缺少交流的情况下, 中国各学科独自发展, 自成体系, 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科技体系, 例如医学, 特别是中医理论。

另外, 中国古代科技体系一经形成后便具有两面性。一方面, 它自成体系, 有着很强的独立性;另一方面, 它又具有保守性和排外性。随着这一体系本身的形成和发展, 到了明清时期, 它的保守性、排外性日益突出, 这使得与原体系不同的科学成果和科学思想的出现就成为很困难的事。与此同时, 它对外来的科学技术的吸收具有很大的选择性和排它性。当然, 如果外来的东西不会影响到这个体系本身, 就可以顺利地被接受并融化在这个体系之中。例如原产美洲的花生、玉米、烟叶、番薯等农作物传入中国后迅速得到种植和推广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但其他与原体系不同的科技就难以吸收了。例如, 明清之际传入中国的西方科技知识, 就没有被中国科技体系所吸收。原体系的保守性与排外性显然成为其吸收新知识的一种障碍, 从而导致中国科技在明清时期落后于西方。

二是中国古代科技具有大一统的结构体系特征。从秦始皇开始, 中国就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封建国家, 统一的封建国家可以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国家治理。这样一方面为古代科技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古代科技也必须服务于大一统封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国家治理的需要。我国古代科技中的天文历法、农学、军事、地图绘制、水利工程、数学、皇宫建筑等学科, 由于适应了国家的需要, 受统治者的高度重视而得到大力推广和发展, 使得这些学科打上了大一统科技结构体系特征的烙印。同时, 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与封建王朝的兴衰密切相关, 大一统的科技是中国特有的。

三是中国古代科技以官办为主。长期以来, 观测天象、编制历法等工作, 以及和它们相关的大型天文仪器的研制, 大规模的天体测量, 水利工程的兴修和一些大型著作的修撰等方面的工作, 都是在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下由政府组织庞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完成的。另外, 绝大多数核心技术也都掌握在官办手工工场及其人员手中。多数对各门科学技术有重大贡献的著名科学家或技术专家都出身于官僚家庭, 有的就是当时的高官。在小农经济的大背景下, 大部分的科技成就也只有在政府的组织实施下才能取得。中国古代科技无论是理论方面还是应用方面都具有官办性质。

四是人和自然和谐统一的宇宙观是指导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主要思想之一。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着重研究事物的整体性, 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 注重整体和谐的思想, 把自然界看做是一个有机整体, 立足于从整体上来把握事物及其规律, 强调把握事物之间的关系, 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特点, 都是基于对人类社会与自然关系的深刻理解, 强调人与自然, 自然与社会的和谐统一, 讲究“天人合一”。我国的中医理论就是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宇宙观的代表性成就。

五是中国古代科学儒学化的特征非常明显。科技是在一定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必然会受到文化的深刻影响。成长于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古代科技亦是如此。一方面, 儒家文化对科学家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 儒家文化对科学研究也产生了影响。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 中国古代科技具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 中国古代科学的许多方面都与儒学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六是中国古代科技与政治密不可分。我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与政治制度息息相关, 研究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能脱离封建社会的大背景。中国古代科技从产生之时就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功利性。古代科技中的天文历法是中国古代建立“天人合一”政治哲学体系的有力工具;小农经济在封建经济中占统治地位, 关系到封建国家政权的稳定和赋税的征收。所以与农业有关的学科历来得到统治者的重视, 古代科技由此被赋予强烈的政治文化色彩, 这就使得中国古代科技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治制度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然而到了明清时期, 政治上封建专制不断强化;在文化上采取“八股取士”, 大兴文字狱;在对外关系上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在经济上重农抑商。这些措施严重阻碍和束缚了中国科技的发展, 使得我国科技在明清时期落后于西方, 没有发展成为近代科学。由此可见, 中国古代科技受制于封建皇权政治的需要, 被赋予极强的政治功利性, 与政治密不可分。

七是中国古代科技应用性强, 忽视理论研究, 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探索不够。我国古代发达的学科都与实际应用有关。例如古人认为天体现象能反映天命, 关系王朝的兴衰, 所以天文历法历来受到统治者的重视, 而天文历法测算需要数学, 数学学科因此发达。古代数学除被应用于天文历法外, 也与土地丈量、地图测绘、赋税计算、水利工程建设等实用事务有关。例如《九章算术》完全是为实用目的而写的。而农学、医学是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实用性学科, 也得到了迅速发展。造成中国古代科学实用性强的原因, 是因为中国古代科技部门是直接为国家治理服务的, 当时政府注重的是科学技术的应用, 而不注重探究事物的原因。另外, 古代的知识分子重视读经书, 他们关心的是功名和业绩, 而很少自觉地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 也不重视理论的研究。

八是中国古代科技从内容上来看, 它主要集中于与农业、国计民生有关的农学、天文历法、数学以及医学等领域。

九是从研究方法上来看, 中国古代科技主要采用对传统典籍的整理和对经验的总结, 缺少科学实验, 轻视对理论的概括和研究。

十是从科技应用上来看, 主要服务于封建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大型工程建设的需要。例如《九章算术》主要解决土地丈量, 谷仓、堤坝、河渠修建, 收税等实际问题, 为数学学科发展而研究数学的极少。

十一是从分布领域来看, 主要集中在与农业息息相关的农学、天文历法、医学以及数学等领域, 其他领域涉及较少。

十二是从发展水平上来看, 中国古代科技长期遥遥领先于世界, 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 但明清时期落后于西方, 没有发展成为近代科学。

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特点篇3

一、起源较早,历史悠久,是自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原始社会晚期,中国的手工业就已经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上古时代,人们掌握了养蚕缫丝和陶器制造的技术,其中陶器的发明是新石器时代手工业中最重要的成就,在陶器生产的基础上,商代烧制出了原始瓷器。

手工业是中国古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家庭手工业与农业相结合是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特点之一,是封建自然经济的主要经营方式。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家庭手工业包括农民家庭手工业和地主家庭手工业两种情况,不但小农的家庭手工业生产十分普遍,而且地主田庄也“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

二、规模不断扩大,分工日益细密,手工业部门不断增加

由于古代中国手工业存在着官营、民营和家庭手工业三种经营形态,所以手工业的发展既有国家强大的经济保障,又有民间活跃的竞争因素的促进,再加上不断进步的手工业技术,使得手工业发展的规模不断扩大。

如西汉时期,在齐郡设置的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唐代掌管官营手工业生产的少府监有工匠近两万人,掌管土木工程营建的将作监有工匠一万五千多人。到明代前期时,官营手工业占用的工匠已多达三十余万人,加上为之服务的民夫,人数更是多达一百八十万人,可见其规模之大。

而民营手工业虽然受到官府的压制,其发展优势也较明显,比如工人生产积极性较高、能够按市场需求及时开发新产品、有活跃的竞争因素等,民营手工业规模渐得以不断扩大,尤其在明朝中期以后,民营手工业逐渐开始取代官营手工业的主导地位,成为推动手工业和商品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

受此影响,规模较小的家庭手工业也不断发展,商品化程度日益提高。

在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分工也日益细密,如汉代一只漆耳杯往往就是由素工、髹工、上工、铜扣黄耳工、画工、雕工、清工、造工等多人分工协作制成的。

而不断增加的手工业部门,一是指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新部门,原始社会时期工业种类很少,只有石器制造、骨角制造、陶器制造、纺织品制造、编织等部门。到了商周时期形成冶铜业(即青铜制造业),春秋战国时期产生了炼铁和炼钢业;二是指由某个行业演变分化成的新部门,例如在纺织业的发展过程中,先有丝织业后有棉纺织业。随着棉纺织业快速发展,其又分为轧花、纺纱、织布、印染等部门;三是指某个工业部门的创立或发展,往往会带动其他相关部门的创立或发展,如中国冶铁工业的兴起,不仅使农具制造和兵器制造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而且使采煤和生产焦炭也成为独立的部门。

三、技术先进,种类齐备,工艺精湛

正是因为中国古代手工业有着巨大规模和分工协作的保证,所以古代中国手工业的先进技术和精湛工艺一直令世人叹为观止。古代中国手工业生产有着大量的发明创造,如造纸术、印刷术等;也有着长期领先于世界的各项技术,如冶金技术中的灌钢法;而古代中国陶瓷、纺织、漆器等手工业中令人惊叹的精湛工艺水平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中国进入铁器时代比欧洲晚,但冶铁技术却很快超过欧洲而长期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根据文字记载,我国西周末春秋初已经使用铁器,但那时使用的块炼铁(熟铁),不可能普遍推广。春秋后期我国已发明了冶炼生铁和钢的技术,这不仅是我国古代冶金技术的重大成就,也是世界冶铁史上的重要发明。东汉时,杜诗发明水排,利用水力鼓风冶铁,更使古代中国的冶铁水平长期领先于世界。南北朝时期发明的灌钢法,使钢的产量和质量大大提高,我国冶炼技术由此达到当时世界最高水平。16世纪以前,中国的炼钢技术一直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对铁的冶炼及其他冶铁炼钢技术的进步,推动了铁农具的使用与推广,从而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丝织业是我国享誉世界的手工业部门之一。我国是世界上首先发明丝织技术的国家,早在新石器中期,黄河流域就有了蚕业活动。秦汉以后,我国蚕业丝织生产进入兴盛时期。汉代的丝织业不仅产量大,而且品种繁多。汉代丝织业的盛况及织造水平,在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出土文物中得到了充分展示,汉代的丝绸远销欧洲,中国获得“丝国”称号。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瓷器的国家。到东汉晚期,瓷器的生产技术达到成熟阶段,从出土的文物来看,其胎质细腻坚硬。白釉萌芽于南北朝,成熟于隋唐时期。宋代瓷窑遍布全国各地,并涌现出定窑、汝窑、哥窑、官窑和钧窑等一批名窑,景德镇成为“瓷都”。清代制瓷技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康熙时的素三彩、五彩和雍正、乾隆时的粉彩、珐琅彩等,都是闻名中外的精品。

四、多种经营形态长期并存

多种经营形态长期并存是指官营手工业、专业的私营手工业(即民营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的长期共存,虽然有官私手工业的消长变化,而家庭手工业只是作为农户的副业而存在,但一直没有改变三者长期共存的局面。

从西周到明代中叶,官营手工业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其特点是由官府统一经营管理,官府按行业设工官管理。工匠集中在官府设立的作坊内,使用官府供给的原料,在工官的监督下制作加工官府指定的产品,其资金雄厚,技术先进,生产范围广,规模大,分工细致,对产品质量要求较高,管理严格,推动了手工业技艺的提高,代表着古代中国手工业生产技艺的最高水平。但是由于不计成本、产品不进入市场,缺乏竞争,劳动者被强制劳动,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手工业的进步。

专业的私营手工业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主要生产民间消费品。此后因封建国家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私营手工业长期处于夹缝之中,在曲直中发展。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私营手工业的生产范围、规模日夜扩大,逐渐成为手工业生产中重要的成分,到明清时期,官营手工业走上衰落的道路,私营手工业则不断发展。明朝中叶以后,私营手工业在纺织、制瓷、冶矿等行业超过官营手工业,占据主导地位。

从秦汉时期开始,“男耕女织”式的个体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形式渐趋稳定,它是农户的一种副业,在传统社会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自始至终都比较活跃,其产品主要供自己消费和缴纳赋税,剩余部分拿到市场上出售。家庭手工业成为封建经济相对稳定的重要因素,但其技术含量低,生产分散,阻碍商品交换而成为新经济因素产生、发展的最大障碍。

五、地区分布广泛且与古代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作相应变化

中国古代的经济重心起初在北方黄河流域,以后逐渐移至南方,大约到南宋时期,我国经济重心完成了从北方到南方的转移。

随着古代中国经济重心的不断南移,古代有不少手工业生产部门、手工业产品的主要产地也相应地呈现出这一特点。这种情况,在中国古代丝织业地区分布的变化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远古时代,中国的丝织生产,以北方的黄河流域为繁盛之地,尤以河北地区为盛。其后逐渐演变为“南盛北衰”,迄至宋代,中国的丝织生产重心已经移到江南地区,尤以苏州、杭州、南京和广州等地为盛,不论官府丝织业还是民间丝织业都是如此。

六、明清时期工场手工业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产生

随着私营手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其经营方式也在变化。从经营方式来说,其一般发展趋势是由家庭手工业到作坊工业,再到工场手工业。原始社会只能实行简单的协作,进行简单的生产。奴隶社会的工业生产规模较之前有所扩大,在制作工业产品时,已经有了初步的劳动分工,生产效率较之前提高。到了封建社会,工业生产的规模又有了扩大,劳动分工也渐趋细密。私营手工业在唐代之前主要是以农民家庭副业和城镇家庭小作坊的形式存在,唐宋以来,私营手工业显著发展,手工业的规模有所扩大,劳动分工渐趋细致。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农村家庭手工业的商品化程度也大大加深。

到明朝中后期,雇佣众多工人的大规模手工作坊或工场日益增多,并从中逐渐孕育出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计工受值”式的雇佣劳动关系,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出现了工场手工业的经营方式。在这种手工业工场中,一般雇佣较多的工匠,在细致的劳动分工之下来扩大生产,使产品的制造进一步发展。如在江南地区的矿冶、纺织、制瓷等手工业部门的工场具有比较复杂的生产设备,吸收了大量的雇佣劳动者,他们生产出来的商品数量很大。

中国古代的婚姻特点篇4

（一）、结婚方面

1、古代封建社会，婚姻取决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我国传统婚礼大约分为婚前礼、正婚礼、婚后礼三个阶段。1）婚前礼是在婚姻筹划、准备阶段所举行的一些仪节。（1）婚前礼的一切仪节，包括从择偶至筹备正式婚礼的一系列环节，几乎都由父母双方的家长包办，真正婚姻的当事人反而被排除在外。男子的社会地位比女子尊贵，因此，求婚也多以男方为主动。男方家长想为儿子娶亲使，先请媒使向女家提亲（称“下达”），如果女家接受了这门亲事，就开始进行纳采、问名等一系列仪节。（2）催妆送妆铺房：这三项仪节在先秦文献中未见记载，是后代在婚礼的演变中发展出来的。催妆，是男家派人携礼催请女家及早为新娘置妆的仪节。送妆，是亲迎前数日，女家派人将嫁妆送至男家的仪节。铺房，是女家派人至男家铺设新房的仪节，有时和送妆同时进行。

2）正婚礼：亲迎。是新郎亲往女家迎娶新娘的仪节，也是古今婚礼中最为繁缛隆重的仪节。花轿在迎归男家的路上，前呼后拥，好不气派：最前面的是开道的，紧随的是执事的、掌灯的、吹鼓奏乐的，然后才是新娘的花轿。

3）婚后礼。（1）先秦时，新娘拜见公婆是在新婚的第二天清晨。新娘沐浴后，由赞者引带着去见公婆。新娘双手捧着盛有枣子和栗子的竹盘，走到公公的坐席前，脸向东行拜礼，然后上前一步，跪坐下，把竹盘摆在席上，公公用手抚了一下，站起来回拜，新娘再行拜礼，然后下堂，从女随从手里接过盛有肉干的竹盘，走到婆婆的坐席前，进行如同刚才一样的仪式。接着，赞者代替公婆向新娘行一种以甜酒赐给新娘的礼节，然后，新娘再用根据规定准备好的食品向公公婆婆行“馈食礼”，以表示公公婆婆的生活，今后要由她来照料。第三天，公公婆婆再以“一献之礼”赐还给媳妇。再公公婆婆和媳妇相互敬酒之后，公公婆婆由西阶下堂，新媳妇由东阶——这是主人的方位——下堂，显示新媳妇已取得了接替婆婆做家庭主妇的资格。再拜见公婆后第三个月的某一吉日，新媳妇要到夫家的祖庙行“庙见之礼”——即拜见夫家的列祖列宗，以慰先祖在天之灵。经过这一系列仪式，新媳妇才算正式成为夫家家族中的一员。（2）从汉魏到唐代，北方一带，拜堂有在“青庐”中举行的。所谓“青庐”就是在住宅的西南角“吉地”，露天设一帐幕，新娘从特备的毡席上踏入青庐，公公婆婆则踏着新娘的脚印随后而入，以压媳妇的锐气。新娘入门后，先拜猪圈及灶，然后夫妻交拜，第二天再拜见公婆及亲戚。后来，逐渐把拜堂这一仪式改在新婚之夜进行。新郎迎请新娘进门后，各执一端用红绿彩缎结成的同心结，并立在高烧大红龙凤喜烛的堂前，请男家福寿双全的太太，以秤杆或机梳挑去新娘的蒙面巾。新郎新娘先拜天地，然后依次拜见公婆及尊长亲戚。这时，拜与被拜的双方往往要互赠礼物。最后夫妻交拜，礼毕之后，新人由亲友送入新房。2、1949以后中国青年婚恋性观念的变动轨迹

1）择偶的自主意识增强，择偶网络从亲缘、地缘到业缘，择偶机会增多，选择空间增大。传统的中国社会，大多数青年人缺乏对自己婚配对象的选择权。“父母之命、媒约之言 ”式的择偶方式，一直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择偶方式。在当今社会背景下，无论是城市青年，还是农村青年，其择偶的自主意识都不断增强，父母作主的婚姻大幅度下降，而自主婚姻则迅速上升。

2）择偶标准：政治条件重要度递减，学历、职业、能力、住房、收入等经济社会因素和爱情因素日益升值。改革开放前，尤其是“文革”时期，中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以政治分层为主的社会。人们在社会地位上的差异，主要表现为政治地位上的差异。再加上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使不少因家庭出身、本人成份不好的人往往在运动中处于劣势或不利地位，因而，青年人在选择对象时，非常注重对方的政治条件。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分层结构也从以政治分层为主转向以经济分层为主，人与人之间在社会地位上的差异主要表现为经济地位上的差异。青年人在选择对象时，越来越重视恋人或婚配对象的收入、住房，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学历、职业和工作能力状况。

3）爱情深度逐步提高，维系婚姻的主要纽带正在实现从责任向爱情的转型。从不同年龄人群在婚姻基础上所表现出的差异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时代的发展，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青年中呈不断增长的趋势，青年的爱情深度在提高。

（二）离婚方面

1、封建社会离婚只能男子休女子

2、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平等观念的传播，离婚以不再是只有男子有决定权。而离婚的原因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主要有：（1）工作性质改变.。随着西方女权运动的发展和传入中国，中国女性独立意识日趋增强，他们受教育程度也相应提高。现在女性大多都有很好的工作，有很多妻子比丈夫的工资还高。女性就业在中国并不是个问题，变化的是妇女工作性质。现在中国各大学中女生非常多，女性与男性一样享受到教育平等的权利，工作性质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女性经济独立了，处事的人生观和观念也产生了微妙的变化。以前是丈夫挣钱多，现在双方收入基本差不多，有专职的女性在家中的地位也不同。双方经济冲突的机会也比过去要增高，离婚率逐渐增加。”（2）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婚外情现象愈演愈烈。（3）“80后”离婚多。中国式离婚大多发生在“80后”这一代人身上，顾名思义，就是八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他们大多都是独生子女，他们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享受着现代化奢华的物质生活。同时，他们也是“闪婚”的代表，因此也被称为“闪婚族”。也有人说，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已经形成了新一代成年人，他们注重自我需要，而不能维持婚姻关系。

全国综合平均离婚率为：30%左右！中国离婚率前十名的城市！

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特点篇5

中国法律起源于夏商。

西周奴隶制法律制度得到完善，开始确立定罪量刑的刑法原则：包括1.矜老恤幼原则；

2.区分故意与过失、惯犯与偶犯的原则；

3、罪刑相当的原则；4.罪疑从轻、从赦的原则；

5、同罪异罚原则；6.刑罚世轻世重；7.罪人不及原则；8.罔厉杀人原则。这些受到“以德配天，明德慎刑”思想的影响，也是中国古代人本思想和民本思想的源头。

春秋战国为适应动荡政局推行重刑主义原则。

秦朝首次以身高作为确定刑事责任年龄的标准；保留西周的区分故意与过失原则；增加了规定区分有无犯罪的意识的原则；教唆同罪的原则，而教唆未成年人犯罪加重处刑；集团犯罪、累犯加重的原则；自首减刑，消除犯罪后果减刑的原则；计赃论罪；诬告反坐等原则；特别是数罪并罚与从一重罪原则，可见中国当时刑法原则的先进性。

与秦不同,汉朝以年龄作为确定刑事责任的标准更为科学,另外还确定了上请原则、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和恤刑原则,充分体现法律的儒家化，受儒家“德主刑辅、礼法结合”思想的影响极为明显。

三国两晋南北朝在定罪量刑基础上确立了有关官僚贵族司法特权的“八议”入律、“官当”制度，“重罪十条”的确立，“准五服以制罪”原则的形成体现了礼法结合，而留养制度确立，更为凸显中华法系的伦理色彩。同时，减轻老、小、女人过失犯罪的刑罚，显示了统治阶级的恤刑之意。

隋唐法律儒家化完成，进一步确立封建五刑制度，正式把十恶重惩原则写入法律，发展了八议、请、减、赎、官当制度，贵族、官僚减免刑罚，扩大了贵族、官僚的法律特权。区分公罪与私罪，完善了自首原则，规定自首减免刑罚。同时本着“徳礼为本、立法宽简、恤刑慎杀”等立法思想，规定老幼废疾减免刑罚，同居相隐不为罪的原则。完善之前就有的累犯加重刑罚，数罪并罚、重罪吸收轻罪的原则，还提到了类推原则以及关于涉外案件的处理原则。

两宋时期的刑事法律，加重了对危害国家安定和社会治安行为的打击力度，严格维护地主阶级的特权，同时加强对官吏的控制，并制定大量的刑事特别法律重点打击盗贼，贪官，但后来变质，惩贪之法皆从宽。

元朝刑法原则公开肯定民族间的不平等，维护蒙古族特权，体现民族色彩。

明清刑事法律制度一脉相承。统治者为了挽救没落的封建制度,致使刑罚又趋于严厉,加重处罚反逆之罪以及家属株连，严禁臣下结党和内外勾结，严惩官吏渎职与贪赃犯罪，加强文化思想领域的控制。之前特别是唐律中的“自首”共犯的处理原则，公罪与私罪区别对待原则，依法定刑与有限类推并存，涉外案件处理原则，在明清中继承发扬，更为科学与合理。

鸦片战争后,中国在吸收西方法律理论和法律原则的基础上,逐渐确立起新的更为科学和规范的刑法原则

中国传统的刑法思想源远流长，经过漫长而艰辛的演变过程，终于使近代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适应逐步得以确立。

纵观中国古代刑法原则的演变及其特点，呈现以下特点：

一、特权保护性

因社会等级的不同所造成的差异，使一些人在法律上拥有其他人所没有的特权，这就是 1

特权原则。

1、“八辟”原则

八辟之法:即亲、故、贤、能、功、贵、勤、宾

2、“八议”原则

从曹魏修《新律》，将“八议”正式写入法律的总则——“刑名”篇中，优待封建官僚贵族的特权八议制度正式上升为法律制度。

自魏晋南北朝直到隋唐，皆载于律，其后历宋、元、明、清，八议都是中国刑法的一项重要原则，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刑法中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原则。

这八种人是：议亲，指皇亲国戚；议故，指皇帝的故旧；议贤，指依封建标准德高望重的人；议能，指统治才能出众的人；议功，指对封建国家有大功勋者；议贵，指上层贵族官僚；议勤，指为国家服务勤劳有大贡献的人；议宾，指前朝的贵族及其后代。

3、“请”

请是低于八议一等的刑法特权。它的适用范围比议大一些，官爵在五品以上者，若犯死罪，“上请”，听敕处分，由皇帝自行发落。流罪以下，自然减刑一等。其限制条件是除十恶外，若犯反逆缘坐，杀人，监守内奸、盗、略人、受财枉法者，则不适用“请”的程序。

4、“减”

减的规格又低于“请”一等。它适用于七品以上官九应“请”者的家属。若犯流罪以下之罪，各减一等处罚。但死罪不得减。

5、“赎”

赎是最低一等的特权。它适用于所有九品以上官及应“减”者的家属，犯罪在流以下者，皆可以铜赎刑。但因适用减、赎的官吏品秩较低，因此限制也更加严格。除十恶等上述罪行外，又规定，犯“五流”者，即加役流、反逆缘坐流、子孙犯过失流、不孝流及会赦犹流者，各不得减、赎，法当除名、配流者，仍须依法执行。

6、官当

凡官员犯罪，皆可以官品抵当刑罚。这是唐朝对官员优待的又一法定特权，称为“官当”，简称“当”。

7、区分“公罪”与“私罪”的原则

唐律规定，官员犯罪要首先分清是属于公罪还是私罪，然后根据犯罪性质和主观恶性的不同适用轻重不同的刑罚，原则是公罪从轻，私罪从重。自唐以后，有此原则。

二、宗法性

因血缘关系所造成的差异，使某些人相对其亲属，在法律上的地位也有所不同，这就是宗法原则。这些原则与家庭伦理有关。

1、“亲亲得相首匿”与“同居相隐不为罪”的原则

儒家是提倡“亲亲得相首匿”原则，而法家是禁止该原则的。历代对于这个原则的区别就在于统治者是使用儒家治理天下还是用法家的思想。比如秦朝是用法家思想的，所以它禁止这个原则，对亲属相隐的行为处以重罪，要连带治罪。而使用儒家思想治理天下的唐朝则推行“亲亲得相首匿”。

这项原则来源于儒家主张的“父子相隐”的思想。唐律规定：凡同财共居者以及大功以上亲属，外祖父母、外孙、孙之妻、夫之兄弟及兄弟之妻，有罪皆可互相包庇隐瞒，部曲、奴婢也可以为主人隐瞒犯罪，小功以下亲属相容隐者，减凡人三等处罚。但犯谋反、谋大逆、谋叛者不得适用这一原则。

2、刑事责任年龄及矜老恤幼原则

唐代对刑事责任能力的规定，不仅限于年龄，其范围不但包括未成年人、老年人，还包括残疾人，它将这三种人又依年龄及残疾程度分为三等。

唐代对刑事责任年龄和刑事责任能力的规定已经完全规范化了。此外，还有补充规定，犯罪时没有达到老、疾标准，事发时已老、疾者，皆依老、疾论；犯罪时幼小，事发时长大者，则依幼小论。体现了唐律对老、少、残疾人适用刑罚的从轻原则。值得我们重视的是除了年龄上不仅有对未成年人的优待，还有对老年人的宽待，更具特色的是对残疾人犯罪的规定，很值得我们今天在刑事立法方面应加以考虑。

3、留养制度

指犯罪人的直系尊亲属需要侍养，而家中除了犯罪人以外别无成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犯罪人犯的不是不可赦免的死罪，允许上请，可免去死刑以侍奉尊亲；如果犯罪人应处以流刑，可免发遣，徒刑可缓期，待尊亲属去世后再执行。留养制度在北魏时已入律，并为后世所沿袭，它是中国古代法律家族化、伦理化的体现。

4、准五服以制罪

“五服”制度是中国礼治中为死去的亲属服丧的制度。它规定，血缘关系亲疏不同的亲属间，服丧的服制不同，据此把亲属分为五等，由亲至疏依次是：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

西晋定律第一次把“五服”制度纳入法典之中，作为判断是否构成犯罪及衡量罪行轻重的标准，这就是“准五服以制罪”原则，它不仅适用于亲属间相互侵犯、伤害的情形，也用于确定赡养、继承等民事权利义务关系。

“五服制罪”的原则实质上是“同罪异罚”的原则在家族范围内体现，它在刑法方面的适用原则是：亲属相犯，以卑犯尊者，处罚重于常人，关系越亲，处罚越重；若以尊犯卑，则处罚轻于常人，关系越亲，处罚越轻。亲属相奸，处罚重于常人，关系越亲，处罚越重；亲属相盗，处罚轻于常人，关系越亲，处罚越轻。在民事方面，如财产转让时有犯，则关系越亲，处罚越轻。

“五服”制罪原则的确立，使得儒家的礼仪制度与法律的适用完全结合在一起，是自汉代开“礼律融合”之先河以来封建法律儒家化的又一次重大发展，它不仅体现了晋律“礼律并重”的特点，也是中国封建法律伦理法特征的集中表现。自西晋定律直至明清，“五服制罪”一直是封建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实践中不断的充实与完善。

5、关于“连坐”原则

（1）远古无连坐之制，西周时期有罪人不孥原则，也就是反对连坐。

（2）秦朝实行连坐。秦文公二十年，秦初有“三族之罪”，商鞅变法实行“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史记·商君列传》索隐曰：“收司谓相纠发也。一家有罪，而即家连举发，若不纠举，则十家连坐。恐变令不行，故设重禁。”

主要有亲属连坐（同居连坐）、邻里连坐、职务连坐、军伍连坐等。

三、重视社会危害与惩罚相关联性

犯罪行为的区分非常重要，由于历代统治者都希望从思想上控制民众，就会对一些犯罪

行为进行区分，或是规定罪与非罪的界限，也有对犯罪者的社会危害性进行研究，将社会危害性比较小的实行宽大处理，以彰显其爱民，维护其统治。

1、区分故意与过失的原则

区分故意与过失是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法律思想，即将犯罪者的主观动机是出于故意还是过失作为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据。

西周时已经出现该原则，秦朝的规定开始形成体系，然后到唐朝就比较正规了。

2、自首原则

从秦朝开始就有了自首原则，唐代继承了历代自首减免刑罚的原则，但较前有比较明显的发展。首先，明确了自首的法定概念，强调罪犯所犯之罪在案未发，官府或他人未发觉之前，自动向司法机关投案；若犯罪事实已被他人告发，或被官府查知，再去投案认罪者，只能作为“自新”，不能称为“自首”。其次，自首在原则上要求本人亲自向官府交代所犯罪行，“自言其罪”，但委托他人代为者，与自首同；依法得相容隐者为罪犯自首或告发，也可以自首论；犯窃盗与诈骗罪者，因悔悟而向被害人承认罪行者，与向官府自首同。再者，自首者虽可免罪，但赃物必须如数退赔，不使犯法者在经济上得到好处，以防止罪犯利用自首非法获财。再次，对自首不实、不尽者，即没有彻底交代犯罪事实和犯罪情节的罪犯，分别按不实、不尽的情况予以惩处，至死罪者，可因自首而减刑一等。最后，对某些不适用自首免罪的原则。如已伤害或强奸良人，无法挽回对被害人的危害后果；损坏或丢失了不可复原之物，如官印、旌旗、官文书之类；私渡关津，私习天文，以及官司失错，已经行刑等，皆不在自首原罪之列。由此可见，唐律关于自首原则的规定已十分详尽完备。

3、对犯罪未遂行为的处理原则

有所了解即可。

4、对累犯与再犯的处理原则

秦朝、唐朝均有该制度。再犯是指犯罪已被告发或已被决配而又犯新罪者，累犯是指被官府判决，构成三次以上犯罪的罪犯，均加重处罚。

5、对共同犯罪的处理原则——区分首、从原则

唐律规定，两人以上共同犯罪称为共犯，“造意为首，余并为从”，造意者依律处断，随从者减等处罚。但对于谋反、谋大逆、谋叛（已行）及强盗等，则不分首从，一律严惩。

还有一个看一下，就是秦朝已有对教唆犯罪的规定。共同犯罪中，教唆同罪，教唆未成年人犯罪加重处罚。

6、正当防卫原则

在《唐律》中已有这样的的规定：“诸夜无故入家者，笞四十。主人登时杀者，勿论。若知非侵犯而杀、伤者，减斗杀、伤二等。其己就拘，执而杀、伤者，各以斗杀、伤论。” 这段话的含义是说，如果在夜里无缘无故地闯入别人家里，要打四十大板。主人当场杀死闯入者，不以犯罪论。主人明知他人不是有意侵犯而将其杀伤，以斗杀、伤之罪减轻处罚；闯入者已就缚后主人将其杀或伤，则各以斗杀、伤之罪论刑。其中不仅有关于正当防卫的内容，甚至还规定了防卫过当。

有所了解即可。

7、“重其重罪”与“轻其轻罪”的原则

相当于现在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8、诬告反坐原则

诬告的社会危害性比较大，故制订诬告反坐制度。

四、罪刑法定主义原则与比附、类推原则的矛盾

（一）罪刑法定原则

1、西周：罔厉杀人原则：不乱罚无辜、罪刑相应

2、《尚书·吕刑》：“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按：伦，判例；要，法律条文。又：“明启刑书胥占，咸庶中正。”孔颖达疏曰：“明开刑书相以占之，使刑当其罪，皆庶几必得中正之道。”

3、秦代的立法原则为“事皆断于法”，故其立法是一事一例，广设条款。

4、《晋书·刑法志》载刘颂的上疏说：“又律法断罪，皆得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

5、《唐律疏议·断狱》：“诸断罪皆须具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

“诸制敕断罪，临时处分，不为永格者，不得引为后比，若辄引，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论。”

《唐律疏议·擅兴》：“诸主将以下，临阵先退；若寇贼对阵，舍仗投军及弃贼来降，而辄杀者：斩。即违犯军令，军还以后，在律有条者，依律断；无条者，勿论。”其疏议曰：“若违犯军中号令者，军还以后，其所违之罪，在律有条者，仍依律断。直违将军教令，在律无条，军还之后，不合论罪，故云：‘无条者，勿论’。”

————有所了解即可

（二）比附、类推原则

1、《尚书·吕刑》：“上下比罪。”《尚书正义》注：“上下比方其罪。”《礼记·王制》：“凡听五刑，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郑玄注曰：“小大犹轻重，已行故事曰比。”《释文》曰：“比，例也。”

2、《荀子》：“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

3、《汉书·刑法志》：“廷尉所不能决，谨具为奏，傅（附）所当比律令以闻。”

4、《唐律疏议·名例》：“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最有典型的是唐朝。

5、清朝：依法定刑与有限类推并存，类推原则的限制条件更多、更严格。

————注意唐和清即可

矛盾之处在于虽然各朝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但是各朝也适用了类推原则，同时大量的令、格、式等的存在，使得罪刑法定原则行同虚设，有很多时候都受到了限制。

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特点篇6

摘要：中国古代高等教育历史悠长，在自身的发展中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对我国古代人才的培养和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文从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起源谈起，对其发展经历进行了简要回顾，总结分析了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特点，及其对现代高等教育的若干启示。

关键词：古代高等教育官学私学修身

高等教育系教育体制中的最高层次，它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一定的场所，通过一定的制度和措施传授高深文化知识，研究高深学术，为社会培养各类高级专门人才的社会实践活动。我国古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经沧桑，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并影响着现代高等教育的诸多方面。本文拟对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概况及其特点进行回顾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其对于现代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的启示。

一、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概况

（一）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起源

高等教育位于学制结构金字塔的尖端，它的产生时间晚于一般学校教育，而且需要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据古籍记载，中国在公元前二千七百年前就有了“大学”之称。虞夏商时期的上庠、东序、右学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具备高等教育的一些属性，应该可以说是高等教育的雏形。高等教育的发展，在经济方面要求生产力必须显著发展，文化教育方面要求有可提供高等教育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设备等，以及有作为传授知识和培养官吏的专门教育人员。而处在奴隶社会初中期的虞商时期还难以完全具备这样的条件，只有到了西周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出现了脱离生产劳动的文化官吏，加之文字的成熟，才为我国古代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周代金文中关于周天子带领群臣及学生在“学宫”习射和作乐舞，这里的“学宫”即大学，已基本具有高等教育的性质。所以，虞夏商时期至西周时期可视为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萌芽时期。

（二）官学中的高等教育

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事业起于朝廷，而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在奴隶主贵族的政治统治走向崩溃的时候，“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原来由贵族垄断、官府掌管的文化也散失至民间，私人办学成为这个时期的一大景观。从此以后，整个古代社会的高等教育，就一直存在着官学和私学两种类型。在官学类型中，太学和国子监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学府。汉代太学，即由“大学”一词衍生出来，是古代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此后历代都有设立，而名称不尽一致：晋武帝咸宁二年创办国子学；齐改国子学为国子寺；隋炀帝改为国子监；唐宋两代太学与国子学并存；元明清时期则不设太学，只设国子学或国子监；明清国子监兼具备国家教育管理机构和最高学府两重性质，后逐渐衰败，成了科举的附庸。除此之外，东汉末出现了我国古代最早的艺术大学──鸿都门学，它是“近代世界文学艺术大学的嚆矢”；三国时曹魏建立的五经课试法，其中由“门人”升入“弟子”的制度具有大学预科的性质；南朝刘宋政权设立的儒学、史学、文学、玄学四个学馆的分馆授业制度是分科教育的开端；唐宋明三代分别创办的书学、算学、律学、医学、画学、武学等专科学校与专业训练，是世界上最早的实科学校。

（三）私学中的高等教育

私学是中国历代私人办理的学校，是封建社会学校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程度分，私学有蒙养教学和经师讲学，后者相当于大学。故私学中也有部分属于高等教育层次。很多思想家借助私学这种形式来宣传自己的学说，扩大本学派思想的影响。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是最早开办私学的人之一，他招收生徒，传授学问，以教学为主，并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在后学身上。汉代以后，私学分为蒙馆之学和专家之学两个层次，基础教育通常在十五六岁以前完成，之后就必须进入私家经师的学馆去深造，私家经师多为当世的著名学者。汉以后的私家经馆，培养了大批不求功名的学术人才，对弘扬民族文化、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唐宋时期，私家经馆发展为书院，书院是中国古代学者研究学问、聚徒讲学的教育场所。宋朝有了较大发展，并出现了一些著名的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石鼓书院、应天府书院、茅山书院、嵩阳书院等；明朝的东林书院也办得颇有特色；到清朝时期，出现了书馆官学化，绝大部分书院成为准备科举考试的场所。不管怎样，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书院为历朝学术的繁荣发展和人才的培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特点

通过回顾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较之近现代高等教育，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有其独特的特点，概括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注重德育，强调修身养性

儒家教育以经史为基本，以“明人伦”为中心，注重修已治人之术。以儒家学说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也以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为中心，汉代的五经、唐代的九经、十二经、宋代的十三经，再加上《史记》、《汉书》、《昭明文选》等等，形成古代高等教育的教育内容。这些内容讲究文、行、忠、信，以三纲五常为行为规范，严君臣、尊卑、上下之分；明父子、长幼、亲疏之别，其共同特点就是泛道德主义。孔子眼中的“士”，孟子心中的“大丈夫”，首先是道德的典范。教育内容中的泛道德倾向，对培养中国人的道德情感与爱国精神有着重大的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反映了社会进步的普遍要求。

尤其是宋明理学家把封建的伦理道德视为“天理”，强调修身养性，格物致知。书院就是一些学者为达到修身养性求得真学问的目的而产生的古代高等教育机构。他们在教育过程中强调“理”的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强调伦理纲常名教，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人的自我觉醒、自我约束，采取“修身治国”、“改过迁善”、“致知践行”的原则和“自省自察”“存养”“陶治”的方法进行道德教育，主张静以养心，修心以德，修已安人，在读书治学中思考人生的目的、人生的意义，培养真正的“君子”品格。因此，以德育为先，注重道德学问，注重修身养性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重要教育原则。

（二）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

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也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优良传统。官学中太学的教学以相互问难、讨论经义为重要形式。博士既是太学的专职教师，又是朝廷的学术顾问，参加朝廷举办的所有重大学术活动。西汉的石渠阁会议和东汉的白虎观会议，都有博士参与讨论，这种学术争论，影响到太学的教学和学术风气。博士平素讲经，注重互相诘难，并以善辩而受人称誉。辩难精神是太学的优良传统，这是研究和繁荣学术所必需的。

私学中的书院，作为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高等教育组织形式，不仅仅是教育场所，也是当时的学术中心。它们以培养人才为宗旨，以繁荣学术为已任，教学活动和学术研究紧密结合、相得益彰，是古代学者进行教学活动和学术研究活动的基地，并由此形成了众多的学术派别。因此，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相结合是书院的一个突出特点。学术研究是书院教育教学的基础，而书院的教育教学又是学术研究成果得以传播和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书院教学实行门户开放的办法，打破了官学关门教学的做法，听讲者可以不受学派和地域的限制，有利于学术交流。顾宪成在东林书院讲学，“远近名贤，同声相应，天下学者，咸以东林为归”；王守仁除在濂溪书院讲学外，还和湛若水等人还历时数十载奔波于全国各地讲学，形成了我国书院史上著名的“讲会制度”，使书院成为学术争鸣和交流的舞台。

（三）官学与私学相结合

前面提到，在春秋战国时期“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原来由贵族龚断、官府掌管的文化也散落到民间，从此，古代社会的高等教育就形成官学和私学平行发展的局面。由于官学招生名额太少且有入学资格限制，不能满足许多人的求学要求，加之私学的讲授课程与官学都是儒经，不妨碍读私学的人以后做官，致使私学得以迅速发展，弥补了官学在数量和其它方面的不足。因此，私学成为官学的必要补充，并促进了官学的发展。

书院与私学相比，不仅有相对固定的教育经费作后盾，而且有严格完整的管理体系做保障，这些是私学无法比拟的优势。同时，书院又不同于官学，其经费来源于民间的自发集资，而非官府拨款，办学不受官方的直接限制，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培养学生，形成独特的办学特色。教育对象主要是下层社会的`贫寒子弟，带有浓厚的平民色彩，而非纨绔子弟。因此，书院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广泛吸取了传统官学和私学的有益经验，并对其进行了积极改造和系统综合。正因为书院是对传统官学和私学的扬弃，它才能在批判继承中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教育制度，并贯穿在它存在和发展的各个阶段和各个方面。

（四）重人文学科轻自然科学

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性特质，表现在古代高等教育的一个方面就是以人为本位，重视人文社会科学教育，自然科学倍受冷落。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学说为根基，儒家主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在高等教育中强调教人予“穷理、正心、修已、治人之道”，因此教学内容多为讲究修齐治平的儒家经典以及文史辞章等古典人文学科。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上主要以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为主，并且道德教育贯穿于整个教育过程的始终。尚在奴隶社会时期，就已有了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些大体上属于社会、伦理、文化、语言等方面的知识。进入封建社会，又有了充实和发展，出现了“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增加了哲学、政治、伦理、文学、历史知识等方面的内容。这些经验性、积累性、直观性、强调人文、强调道德的教育内容，使得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中人文学科高度发达，这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人才迭出的重要原因之一。

尽管古代高等教育中也涉及生产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但只是作为统治艺术的辅助知识进行研习的。而且，数学、医学、天文学在讲求“天人合一”的中国古代还是由于与“人事”有一定的关系，才受到统治者一定程度的扶植。其它如物理、化学、生物、地质等纯自然科学则完全为社会所忽视。中国古代高等教育这种重人文科学轻自然科学的特点，与欧洲古代、中世纪大学重视数学、天文、医学、物理等自然科学教育形成明显的对照。

（五）学在官府，政教合一

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中的官学具有明显的“学在官府”“政教合一”特点，“学在官府”即学校皆由官府所设，教育机构与政府机构合而为一，并且“以吏为师”，官学中的教师都是朝廷命官，办学地点在官府之中，统治者的政治化人格被作为社会楷模；“政教合一”即以政治教、以教治国，强调教育为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以“政”，即治国之道为内容。在“学在官府”“政教合一”的教育体系下，政既是教育的内容，又是教育的目的。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主要是为社会培养各级官吏，虽然学校也有教化百姓的任务，但这种教化任务更多是通过间接的方式来实现的，即由学校培养出来的官吏来完成的。因此，教学仅为中国古代的高等学府的职能之一，它与政府行政职能有机结合，不仅是封建官僚的培养场所，同时也是封建统治思想的宣传工具和推行其统治政策的实施机关，起着统一思想和统一政治的作用，这种高教管理体制在世界上是独具特色的，在中国高教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正是由于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与政治的这样一种密切关系，使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学生在校学习时即很关心时政。中央高校学生和朝中士大夫本着学术上的承袭关系，政治上也经常持相同立场并互相倚助，因此，古代高校历来是开展政治活动的场所，学生关心国家大事，议论朝政成为中国古代高校的一个传统。而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官学中，私学中也不例外，如东林书院就有“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著名对联。

（六）学而以居，学而优则仕

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上，为学不离从政，学与仕始终是不可分离的。古代高等教育预设了“学而以居”“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目标，从汉代开始分科目察举人才以后，尤其是隋唐设立进士科举以后，高等学校的办学目的就是“储才以应科目”。学校追求的是中举及第率，也就是追求更高的录官率，高等学校成为培养官员的预备机构，成为追逐功名利禄的阶梯。在实行科举制的一千多年里，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与科举考试这种世界上独特的选拔人才方式紧密结合，形成了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一大特点。科举考试成为教育有力的指挥棒，考试的内容成为高等教育的内容，学校成为科举的附庸，科举实际上成为了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重心。

三、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若干启示

（一）教书育人，以德修身

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中的“泛道德倾向”，对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感与爱国精神有着重大的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是国家和社会进步的实际要求，在当代高等教育中应当坚持和发扬，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中的德育与这种泛道德的教育是一脉相承的。但在当代的高等教育中，仅实施这种泛道德的教育还是不够的，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面对多元文化的冲击和社会转型时期的复杂环境，学生因思想冲击、利益驱动和社会的压力等所产生的道德问题日益突出。因此，高等学校在进行这种“泛道德”教育的同时，应着重加强大学生的人格教育，教会大学生如何做人、如何面对人生及其挫折、如何去适应社会等等，使他们在学习中思考、探索并真正明了人生的目的、人生的意义。

对于高等学校如何进行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教育，古代高等教育中提了一些可资借鉴的方法，强调人的自我觉醒、自我约束，如“改过迁善”、“致知践行”、“存养”、“自省自察”、“陶治”等，主张静以养心，以德修身，这些经验总结都值得我们借鉴。除此之外，高等学校还有结合当代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采取更多的途径“践行”，德育的最终目的要体现在日常的行为中，所以要在大学生的行上下工夫，“助省助察”、“动以养心”等也应该成为“修心”的有益方式。

高等教育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场所，同时它也是人的精神的训练场。因此，高等学校工作也应以德为先，做到教书育人，以德修身。

（二）教学相长、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

教学相长是教学过程的一条重要原则，这条原则在高等教育的教学过程中就显得更为重要和突出，如何实现师生间教与学的相互长进，我国古代高等教育中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方法：辩难。在我国现阶段的高等教育的教学过程中，最不理想或说最欠缺的是师生间的面对面的直接交流与探讨，也就是上面提到的“辩难”。“教师满堂灌、学生埋头记”依然是当今大学教学的主要方式和方法，学生很少有与教师“辩难”的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学生的思想。它不利于教与学的相互促进，也不利于各种思想的相互交流与碰撞，说到底，它不利于学术的繁荣。因此，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学相长，推行这种师生间的“辩难”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方法和途径，让师生在平等、和谐的气氛中相互诘难、推理和启发，从而共同进步和提高。

在高等教育日益国际化的今天，必须适应多元文化和各种思想潮流的交融与冲刷，高等教育在学术思想上更应该如此，因为多元化不仅意味着“百花齐放”、竞相争艳的繁荣景象，而且表面很多学术内部的潜在的东西将被激活，因此在高校应该提倡学术上“兼容并包”，大学应该给各学术流派提供展示的舞台，正如古代“讲会制度”那样，容许有各种学术的声音存在，这些对大学学术的真正繁荣应该是大有裨益的。

（三）公办高等教育与民办高等教育相结合

我国古代私学教育的存在和发展对古代教育的发展应该说是相当有益的，书院等私学的存在对古代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更是不言自明的。以史为鉴，我国现阶段大力推进和加快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必须的。

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民办高等教育是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是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由之路。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应该说是相当的迅猛，特别是公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其发展速度达是建国以来最快的，但是这种速度还满足不了人们对高等教育的要求。国家对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不足，高校的师资、设备、校舍、图书资料等教育资源的短缺是制约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是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继续发展的唯一选择，民办高校可以充分利用社会资金和资源，减轻国家经费投入上的压力，同时满足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的需求。因此，要实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就必须在发展公办高等教育的同时，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并使二者很好的结合起来，相互促进，从而最终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和全面繁荣。

（四）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

前文提到，我国古代高等教育的特点是“重人文学科轻自然科学”。从历史来看，这种观念和做法也造成了惨痛的结果和教训，我国辉煌的古代文化到后期长期停滞不前，就是由于这种观念长期统治的结果。随着自然科学的崛起，自然科学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明显，使得现代高等教育中存在着“重自然科学轻人文科学”的现象。无论是古代的“重文轻理”还是现代的“重理轻文”，都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从人类的长远利益来看，这种“重此轻彼”的现象应该加以批判。

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相互渗透日益走向融合是现代社会的要求，现代高等教育应该坚持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的原则，。现代大学的教育目的是培养专门人才和一批知识英才，他们将成为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中坚力量，社会发展的方向和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决策将依靠这些人的聪明才智。这就要求他们既要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还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高等学校的人文科学的教育应该包括哲学、文学、艺术、历史、科学技术发展史等知识；自然科学的教育应该包括数理化、生物、天文、地理等知识。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学生，在系统学习和掌握本学科的知识外，学校还要对其进行一定的其他学科的通识教育，这样才能培养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五）学以致用，注重素质教育

“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目标，从而导致了科举考试的选拔人才方式，“八股文”成为了天下学子十年寒窗苦读的“经书”，古代高等教育培养的学生大都“千人一面”，无个性和创新精神，为“仕”成为教育的唯一目的。教育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对这一单纯的目标的追求，现代高等教育应该追求的是“学以致用”，有学必有用，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高等教育就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只有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

现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多方位、多层次的，高等教育要适应社会之需要，根据学生的个性特点和兴趣爱好等，实施有针对性的素质教育，不断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性，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参考文献：

1、鲍风，《儒家智谋》，武汉：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版；

2、蒋方，《中国文化史九绎》，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版；

3、单远慕，《中原古代教育》，《天中学刊》，第4期；

4、郭洪纪，《儒学的教育伦理与官师治教的承传》，《山西师大学报》，19第1期；

5、朱永新，《书院精神对于当代大学教育的启示》，《江苏高教》，1994年第2期；

6、胡青，《文化传统与中国古代教育》，《江西社会科学》，20第10期；

7、江应中，《古代书院教育的特点和当代高等教育的改革摭探》，《黑龙江高教研究》，2000年第4期；

8、刘海峰，《传统文化与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特点》，《机械工业高教研究》，1994年第4期；

9、卢奔芳，《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漫谈》，《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1期；

论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教育特点篇7

从我们目前生活环境的艺术欣赏现状来看, 社会大众对中国古代雕塑艺术普遍不够重视, 与西方成熟的雕塑艺术相比, 究其原因正是由于中国古代缺少纯粹的雕塑艺术品。雕塑艺术发源于古代希腊, 其对人体艺术更加重视, 在他们的雕塑艺术作品中, 神是相较凡人更加完美的、有血有肉的人, 他们对神的崇拜体现在身体像神一般完美的英雄身上, 比如战士以及运动员, 人们为神塑造供后代膜拜、瞻仰的偶像与纪念像;形成传统后再加上长期以来的世代相传, 最终发展为一种纯粹的雕塑艺术。但是对于中国而言, 自古以来无论是社会制度、社会文化还是哲学体系与宗教体系, 均与古代希腊有着巨大的差异。相对而言, 中国古代对绘画艺术更加重视, 一般会通过绘画的形式表现纪念性的人物与事件, 很少用雕塑的形式来表现, 比如历代帝王相、汉唐功臣肖相等, 均是通过壁画或者卷轴画遗留后世。

具体而言, 中国古代雕塑的重要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明显的装饰性。这是由于其源自于工艺美术, 不管是人物还是动物, 或者明器艺术与宗教造像, 均普遍反映出传统的、悠久的装饰性趣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可以看云岗北魏露天坐佛, 以及南朝的辟邪和唐代石狮等。

其次, 绘画性。可以说中国古代的雕塑与绘画是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关系, 二者均源于原始的工艺美术, 可以说从彩陶时代开始雕塑与绘画便互相补充、密切结合, 直至二者成熟仍保持“塑形绘质”的特点, 为提高雕塑的表现力还会在上面加彩;而西方古代雕塑在文艺复兴以后, 只有宗教神像会加彩以求更加逼真的效果, 普通的雕塑则不再加彩。其实我国之所以从古至今绘画艺术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主要是由于一些国家、社会、文化的统治者——文人士大夫、帝王等均参与到绘画创作中来, 很快他们便成为了绘画创作队伍中的生力军, 由于他们对社会与文化具有统治权, 所以绘画艺术也为其所统治, 最终成就了绘画高高在上的艺术地位, 并对雕塑艺术产生深刻的影响, 致使雕塑艺术中绘画性的特点十分突出。

第三, 中国古代雕塑具备意象性的特点。对于西方雕塑而言, 从古至今都遵从写实的原则, 其努力摹仿, 再现自然;而对于中国雕塑而言, 它与绘画一样均受着工艺美术的长远影响, 甚至在这几千年中, 雕塑与绘画对工艺美术而言只起到装饰的作用, 装饰不求再现, 只需追求表现物象即可, 所以中国雕塑与绘画一样, 具备不同肖似、只求神似的共同品格, 体现出高度意象性的特点。由于在西方绘画艺术评价标准中, 画的解剖、比例、透视、色彩等对准确度的要求很高, 所以无法用西方绘画艺术评价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绘画, 中国艺术是自成体系的、自有追求的, 只有理解了这一艺术内涵, 才能品味出中国画的艺术性与美感。同样, 中国雕塑与绘画沿习的是同一种观念, 在整个古代雕塑史中, 只有秦始皇陵的兵马俑所表现的写实性高于其他时代, 但是也只是针对兵俑头部的刻画, 身体部分仍然有着写意的特点;即使是头部的写实也与西方雕塑没有可比性, 严格说来头部的写实体现出中国画中工笔深入细致的特点, 其本质仍然是意象性造型。所以我们在欣赏中国雕塑时, 比如敦煌菩萨、晋祠侍女、筇竹寺罗汉等, 所说的栩栩如生与西方雕塑艺术中的掷铁饼者、奥古斯都的形象逼真并非同一个概念, 欣赏中国雕塑所感受的是形而上的意境, 例如其所传达的人的生命力、精神状态、宗教境界等等。

第四, 中国古代雕塑中的中国古代哲学精神。自古以来中国古代的哲学体系包括儒家哲学与道家哲学, 其中艺术作品风格崇高、庄严、肃穆, 其所表现的就是儒家哲学思想;相对的艺术作品风格飘逸、天真、淡泊、古朴, 则表现的是道家哲学思想。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绘画与雕塑均具备这两个系统的风格特征:通常佛教造像以及陵墓仪卫性的雕刻等, 会体现出儒家哲学的风格特征, 最具代表性的当数龙门奉先寺大佛, 其建于唐武则天年代, 体现出帝王的精神气度, 因此具有典雅、庄严、崇高的风格;而道家哲学系统则更多地体现在明器艺术中的俑、动物雕塑等作品中, 因为其与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 所以追求自然、朴拙的风格。不能说两种风格哪种更好, 只能说二者各有千秋, 自成一派。对于西方古典雕塑艺术而言, 其风格比较接近儒家哲学系统的特征, 而道家哲学系统思想的体现则相对较少。希腊古风时期所显现的出古拙的特点是由于艺术技巧相对幼稚, 并非刻意追求的风格;而中国雕塑的返璞归真、退熟回生则是有意的艺术追求, 希望体现出原始美与内在美, 其最高艺术成就是折射出大巧若拙的哲学精神境界, 很难想象如何基于西方艺术风格的角度来欣赏、理解这种精髓, 所以通常习惯欣赏写实性雕塑的人会对中国古代雕塑的欣赏过程存在某种障碍。因此, 要想从本质上了解中国艺术、解读中国艺术, 就要全面提高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修养。

总之, 中国雕塑艺术所体现出的各种特点不是孤立存在的, 而是存在某种互相关联的关系。在欣赏中国古代雕塑作品时, 只有将各个特点综合起来加以分析, 才能保证结论的合理性与欣赏的深入性。尽管特点不代表优点, 但某种艺术只有体现出某种特点, 才有其存在、发展的理由与价值。中国艺术及中国雕塑, 之所以会成为世界艺术之林中的一朵奇葩, 正是在于其有着与众不同的、为世人所承认并尊重的鲜明的艺术特点。

摘要：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在当今社会中不受一般人重视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国古代较少纯粹的雕塑艺术品。中国古代雕塑艺术作品主要呈现以下几个重要特点:装饰性突出, 无论是人物还是动物, 也无论是明器艺术、宗教造像还是建筑装饰雕刻, 都普遍反映着传统悠久的装饰趣味;绘画性, 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可谓是相辅相成, 共同发展, 都孕育于原始工艺美术;意向性, 中国雕塑和绘画很迟才脱离工艺美术的母体而独立门户, 在漫长的几千年间, 它们只是工艺美术品的两种装饰手段, 这是塑绘不分的主要原因;体现古代哲学精神, 主要分别体现在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两个方面。

关键词：装饰性,绘画性,意向性,哲学精神

参考文献

[1]、《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史》《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史》

古代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篇8

【知识归纳】

所谓“早期”,是指秦始皇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以前的夏、商、西周政治时期,即先秦时期。中国早期政治制度,是指夏、商、西周三代和春秋战国时代,实行的奴隶制政治制度,其主要表现形式是王位世袭制、宗法制和分封制,是我国政治制度史的第一阶段。其特点为:

1. 以宗法血缘为核心,带有浓厚的部族色彩。夏是在原始社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原始社会,基本的社会关系就是血缘关系。这种社会结构在国家诞生以后被较为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因此中国古代的早期国家夏商周三代是一种部族国家,其开创建立的政治制度带有浓厚的部族色彩,形成了以宗法制的血缘关系为核心具有浓厚的专制色彩的政治制度体系。

2. 形成了开创性、继承性和发展性相结合的特点。夏朝开创了我国早期的一些典型的政治制度,如:王位世袭制、宗法制、分封制;夏商早期的政治制度对西周政治制度的发展并成熟有着直接的影响。

3. 宗法制度与分封制度相结合,互为表里。宗法制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体现就是分封制。分封制在血缘关系方面的体现就是宗法制。这两种制度对中国历史都产生深远的影响。分封制巩固了周朝的统治,扩大了疆域;宗法制有利于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和团结。诸侯和卿大夫在自己的封地内有相当大的权力和独立性,便利了其势力的增长。随着诸侯与周王、卿大夫与诸侯等力量对比的变化,旧的统治秩序就难以维持,分封制和宗法制必然受到破坏。

4. 具有严格的等级制度,血缘纽带同政治关系相结合。当时的统治关系是由宗法关系来决定的,贵族宗法统治的宗统和贵族政治统治的君统是合一的。周族统治者利用氏族宗法关系组织扩大成国家统治机构,实行逐级的宗法分封,形成了贵族的等级制和对土地的世袭占有制。周礼是西周时期制定的表示等级制度的典章制度和礼仪规定,是各级贵族的生活准则。它是为维护宗法制和分封制而制定的,是维护和巩固奴隶主贵族阶级统治的工具。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齐之以礼”即是指周礼。

【要点提示】

要正确判断夏商政治制度的特点,首先要明确夏商时期政治制度的主要内容,即王位世袭制及其主要特点,以及夏商时期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制度。不能与其他时期政治制度的内容相混淆。

【典题例析】

【例1】下列对夏商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表述不正确的是()

A. “家天下”取代了“公天下”

B. 已有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制度

C. 形成了层层分封的制度

D. 王位在一家一姓中传承

【参考答案】 C

【解析】A项“家天下”取代“公天下”即是指王位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这符合夏商政治制度的实际情况;B项夏商已有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制度符合史实;C项层层分封的制度即分封制是在西周时实行的;D项是夏朝时确立的王位世袭制的主要特点。因此,C项是不正确的。

【例2】西周宗法制实行嫡长子继承制的主要目的是()

A. 防止财产大量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