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建筑发展脉络

中国古代建筑发展脉络（精选8篇）

中国古代建筑发展脉络 篇1

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线索

一、上古——口头歌谣

二、先秦——诗歌发展的两大源头 现实主义源头：西周至春秋《诗经》 浪漫主义源头：战国后期《楚辞》（代表作家：屈原）

三、汉代——汉乐府《上邪》《陌上桑》《孔雀东南飞》

文人五言诗《古诗十九首》

四、魏晋南北朝——

1、建安文学（文学的自觉时代）：三曹（曹操、曹植、曹丕）

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

（文学特征：建安风骨、汉魏风骨）

2、正始文学：代表作家：阮籍、嵇康

3、两晋文学： 西晋：左思

东晋：

陶（陶渊明：开创了田园诗派）

谢（谢灵运 ：开创了山水诗派）

4、南北朝时期（最大的成就是民歌的发展）

南朝民歌：文学特征：题材狭窄（爱情）、风格艳丽，喜用双关

代表作《西洲曲》

北朝民歌：文学特征：题材广泛、风格刚健、语言直率

《木兰辞》（代表了北朝民歌的最高成就）

文人诗创作：代表诗人：鲍照、谢朓、庚信

五、隋唐五代——

1、初唐

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

陈子昂

2、盛唐

诗仙:（李白）、诗圣（杜甫）中国诗坛盛极一时的“双子星”

山水田园诗派：王（王维）、孟（孟浩然）

边塞诗派：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

3、中唐

韩孟（韩愈、孟郊——诗歌的风格特征：奇崛险怪）

元白（元稹、白居易——诗歌的风格特征：语言平易直白）

李贺（人称“诗鬼”——诗歌的风格特征： 诗境诡谲）

4、晚唐

小李杜：李商隐、杜牧，温庭筠诗歌的风格特征：

哀艳

六、宋代——

1、江西诗派：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2、苏轼（北宋时代最有成就的诗人）

3、“诚斋体”： 杨万里

4、陆游（南宋诗坛当之无愧的盟主）宋诗特点（好议论、重理趣、以文为诗）

七、元代—— 杨维桢（铁崖体）

八、明代—— 高启、李梦阳与前七子、李攀龙与后七子

九、清代——

1、江左三大家：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

2、国朝六家：王士祯、朱彝尊、赵执信等

3、诗界革命（黄遵宪、梁启超等）

词的发展史

1、晚唐：温庭筠、韦庄

2、南唐五代：冯延巳、李璟、李煜

3、宋——

发展（以人物为线索）： 晏殊、欧阳修——柳永（长调慢词）——苏轼（以诗为词）

——辛弃疾（以文为词，善于用典，数量居两宋词人之首）

派别：婉约：柳永、李清照、周邦彦、姜夔等

豪放：苏轼、辛弃疾、张元干等

4、金元：元好问、萨都剌

5、清：

清初三大家（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

6、元曲（小令、“叶儿”）前期（质朴自然）——

关汉卿、马致远、张养浩等 后期（典雅工丽，远离现实）——

张可久、乔吉、雎景臣等

总结诗词发展规律

1、发展规律：

歌而诗，诗而词，词而曲。

2、诗歌形式发展：

四言为主、二二节拍（诗经）

五言为主、二三节拍（汉乐府，古诗十九首，建安时期是文人五言诗创作的繁盛时期，阮籍五言咏怀组诗）

七言歌行（鲍照）近体诗（绝句，律诗，七言律诗在杜甫手中正式成立）词（小令中调长调，词有定调、调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曲（小令、套数）

中国古代建筑发展脉络 篇2

甘肃东接陕西,南控巴蜀、青海,西倚新疆,北扼内蒙古、宁夏,因甘州(今张掖)与肃州(今酒泉)而得名,又因省境大部分在陇山(六盘山)以西,唐代曾在此设置陇右道,故又简称甘或陇。自西汉丝绸之路形成以来,甘肃历史上一直是中西贸易往来的重要通道,经历过多次民族迁徙和政权更替,各种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甘肃是中国伊斯兰教最早传入的地区,也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人口分布最多的地区之一,还是中国伊斯兰教派和门宦主要产生和传布地区,有“中国麦加”之称的临夏(古称河州)更是西北伊斯兰教的圣地。

清真寺是伊斯兰教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也是传统的穆斯林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的中心,信教群众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衣食住行,同清真寺密切关联。甘肃清真寺建筑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与当地文化融合形成了其特有的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体现了该地区伊斯兰教建筑艺术与技术的最高成就。清真寺在甘肃的发展伴随着伊斯兰教在甘肃的传播过程经历数次兴衰,我们根据甘肃清真寺建筑发展过程的特点将其分为三个历史时期:移植期、繁荣期和新发展期。

1 移植时期(大约从唐朝至元朝)

对于伊斯兰教传入我国的具体时间目前尚无定论,但大多数学者认为伊斯兰教的历史源于唐代沿丝绸之路而来的中亚、波斯及阿拉伯穆斯林的商贸活动。甘肃的河西走廊地区自汉代至隋唐以来一直是丝绸之路贸易的中心,据《甘青宁史略》副编3卷记载:“终唐之世,惟甘、凉、灵州有回族”说明唐朝甘肃的张掖、武威及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灵武县就已经有回族居住。唐朝时期武威最早建寺,当时大食(阿拉伯)、波斯(伊朗)的商旅来此进行贸易,凉州街市上就有回纥人开的楼堂馆舍,城内原陕山会馆为最早的清真寺遗址。五代至宋朝,我国西北地区常有战乱,这一时期的商贸往来大多经由海路,甘肃地区穆斯林商贾大大减少,清真寺建筑的发展处于停滞时期。

蒙元时期是甘肃伊斯兰教发展史上中重要时期,这一时期随着蒙古军队的西征和中西通道的畅通大批中亚穆斯林涌入甘肃,出现了“元时回回遍天下,及是居甘肃者尚多”的记载。甘肃的河西四郡、河州、兰州、天水、陇西等地都形成了比较大的穆斯林聚居区,修建有清真寺。甘肃现存年代最早的清真寺为元顺帝时修建的天水后街清真寺,《天水县志》载“真寺在北关城东北角,创自至正间。其殿五楹,琉璃碧瓦,丹楹刻桷”。据传元代高昌王于至元十二年(1275年)在武威城北永昌府定居,建有清真寺1座,俗称月牙墩;临夏的南关清真大寺据考证始建于元至元十年(1273年),城内佛教东大寺及佛教显庆寺,也是元时穆斯林礼拜寺的原址。(表一)

这一时期甘肃清真寺建筑特点:

①清真寺是为了履行宗教义务而不是为了传播伊斯兰教建立。唐宋时期到甘肃的穆斯林,主要是以经商为目的,蒙元时期则多是被迫发遣来的士兵,他们不是为了传播伊斯兰教而来,没有迫切的通过宏伟的清真寺建筑显示宗教崇拜的欲望,也没有充足财力的支持,因此当时只有少数富豪商人们的住宅内部才有条件设置礼拜堂,这一时期甘肃境内的清真寺数量很少,规模不大。

②这一时期甘肃境内清真寺的具体形制已无可考据。根据刘致平先生的分析唐宋时期我国伊斯兰教建筑整体处于移植阶段,从唐代广州怀圣寺的邦克楼,宋代的泉州清净寺大致推测当时清真寺大多是阿拉伯传统风格,采用砖石结构体系,平面布局和造型与中国传统建筑形制有很大差异。元代清真寺开始从阿拉伯式建筑向中国式过渡,我们从天水后街清真寺的平面布局,室内装修等元代遗迹可以看出当时的清真寺已经开始吸取中国传统建筑的平面布局和结构体系,用院落组织单体建筑。

2 繁荣时期(大约从明朝至解放前)

从明朝到清朝的五百年间,伊斯兰教在我国得到很大发展,清真寺建筑作为宗教文化活动的中心场所,得到极大发展。明代甘肃穆斯林人口增多聚居区扩大,除了来自西域定居甘肃的回民还有屯田戍边的大量回民军队,从河西到陇南、临夏、甘南等地都是回族人留居的主要地区,并以清真寺为中心,围寺而居,从而形成大小不等的“教坊”组织。“兰州的六大清真寺,按有关资料介绍,有五座相传建于明初的洪武年间”[1],桥门清真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洪武五年(1372年);甘南州最古老的清真寺临潭县清真华大寺始建于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史载“旧洮礼拜寺,在旧城,明洪武丁未年修”,取长安化觉寺式样,在洮州城中心,占地面积1 5亩;徽县东关清真寺、酒泉清真寺、临夏八坊“六大寺”中的老王寺、老华寺、城角寺均始建于明朝。

清代前期,甘肃穆斯林人口众多,河西、陇右、陇南、陇东等地都是”汉回杂处”,出现了大片的回族聚居区,《左宗棠年谱》记载此时“甘肃回回多于汉”,临夏祁寺、下二社寺、上二社寺、北寺、西寺等重要寺院均修建于这一时期。《甘州府志》卷五营建部份记载,甘州(张掖)清真寺最初于康熙十年(1671年)建于甘州城西门内;兰州西关清真寺、桥门清真寺、南关清真寺等大型清真寺均重建或扩建于清朝康乾盛世期间。

鸦片战争之后,由于长期的战乱造成社会的动荡内地大量清真寺被毁,东南沿海伊斯兰宗教建筑甚至出现了衰退现象。同治年间西北回民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将八百里秦川等富饶之地的回族迁往甘肃平凉、张家川等贫瘠山区,甘、宁、陕等地十多万回民被强制迁往河州,由于马占鳌在义军胜利时候投降清军使河州幸免于难,使得大量逃避乱的回族避居于此。清末到民国期间在河州形成了马占鳌、马海宴、马千龄三大军人上层世家(俗称河州三马),他们依靠清及民国政府形成很大的势力范围,从而也支持和激励了伊斯兰教经学的发展,使河州逐渐成为西北地区伊斯兰教的中心,仅河州回族集聚的八坊一带就有数万回族,城乡各地遍布清真寺。《临夏文史资料》第8辑记载“据清朝不完全统计”,河州不足8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清真寺约220座,小寺千余座,宗教职业者2000余人”。因此区别于刘致平在先生在《中国伊斯兰教建筑》一书中将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伊斯兰教建筑发展定位为衰落期,甘肃清真寺建筑由于河州的特殊地位和发展在这一时期任然处于繁荣时期。(表二)

这一时期甘肃清真寺建筑特点

①甘肃清真寺建筑进入了发展的高潮时期。甘肃是明末清初格底目、伊赫瓦尼、西道堂等门宦教派的发源地,不同的派别为了争取信众在穆斯林中进行宣教活动,斗争激烈,争相兴建作为礼拜和宣扬教义场所的道堂、拱北、清真寺等建筑。

②清真寺建筑面积和整体规模不大。甘肃由于众多的教派、门宦单独兴建自身的清真寺,相互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因此每个清真寺的信徒数量有限,再加上伊斯兰教历史上遭遇多次镇压,清真寺屡次重建,造成各清真寺的院落空间和礼拜大殿规模较小。甘肃清真寺通常只有一两进院落,礼拜大殿建筑平面多采用十字形、凸字形等,进深小于或等于面阔。

③清真寺总平面布局较为灵活多变,没有统一的形制。一般都有正规的礼拜大殿,高耸的邦克楼,较大型的清真寺总平面布局多以礼拜殿为主导的院落式组合,但不像内地清真寺强调明显的中轴线,一般中间庭院布置由卷棚、大殿、后窑殿组成的礼拜殿,根据地形在大殿后或中轴线两侧另设附属院落布置阿訇住宅、讲堂、水房等附属建筑。单体建筑基本完全采用我国传统木构架结构体系,此外大量使用牌楼、影壁、砖门楼等中国特色小品建筑。

④建筑技术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国传统木作技术。礼拜大殿起脊式木结构多使用“勾连搭”式构造,如兰州桥门清真寺礼拜大殿卷棚外廊、大殿、后窑殿全部使用带斗拱的重檐歇山顶,并用“勾连搭”连接;大量使用“减柱移柱”使室内空间开阔,如天水后街清真寺五开间的大殿内只有两根粗大明柱;斗拱则多采用甘青一带特有的“如意斗拱”(只向前斜出的平面斗拱)和“四面出挑”制度(即作斗拱时向四个方向同时挑出,即“四面出挑,立面相等”);梁架上原柱头分位,大量使用垂莲柱(采用悬梁吊柱,南北各做3个木刻莲花柱顶);有的清真寺室内装饰不施彩画而采用传统的河州砖雕或木雕艺术装饰照壁、门檐、垂柱等,简洁高雅,别具一格。

3 新发展期(新中国成立至今)

甘肃回族的分布,自同治后再无多大变化,延续到解放初甘肃省有清真寺2882座,阿訇约7800多人。1958年的反封建斗争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全省清真寺除个别由于用于公用设施而得以保留外,几乎全部拆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落实宗教信仰政策,恢复开放了宗教活动场所,新建了一些清真寺。据有关部门2008年统计数据,甘肃全省有4779处伊斯兰教活动场所,清真寺数量超过4000处。现有的清真寺基本为文革后复建,目前保留下来较为古老的清真寺仅有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天水后街清真寺,还有武都城关清真寺、临潭县拉直清真寺等少数几座规模较小的清真寺。

这一时期甘肃清真寺建筑特点:

①文革以后复建及新建的清真寺多采用尖塔、圆顶阿拉伯风格钢筋混凝土结构。一方面由于教民数量的增加需要更大的礼拜大殿空间,阿拉伯风格与现代建筑技术结合的穹顶大空间建筑更能适应当前的功能需要;另一方面由于现代城镇钢筋混凝土建筑巨大的形体,迫使清真寺建筑增加自身体量,以宏伟高大的建筑在精神层面上满足人们对宗教的崇拜。

②阿拉伯风格的清真寺使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建筑尺度巨大,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多为独立集中式建筑,主要功能都集中在一栋三至四层的建筑中,巨大的礼拜殿空间可容纳多人同时礼拜,一般建筑四角建有阿拉伯风格邦克楼。建筑内外普遍使用大理石、瓷砖、铝合金框玻璃窗等现代装修材料。

③中式风格的清真寺相比传统清真寺建筑,外观区别不大,只是体量略大。如1987年重建的临夏老王寺礼拜大殿为面阔七开间歇山屋顶宫殿式建筑,邦克楼为五层六角木质塔式楼阁式建筑,南北讲经堂等建筑也为中式传统建筑风格。为满足增加空间和节约造价,建筑主体结构如梁、柱、枋等都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浇筑成木构件样式,表面刷漆或作彩画处理,屋顶构架椽子、望板、檩条等使用木结构,门窗等小木作与传统建筑一致。

4 结语

甘肃地处西域文明与中原文明的交汇地带,甘肃的清真寺建筑吸收少数民族风格做法,融合中原地区的建筑技术特色,创造出适应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具有明显地方特色和艺术风格的建筑文化。面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浪潮的冲击,清真寺这一传统民族建筑的发展如何能在保留原有地方传统民族特色的同时适应各种新的功能需要面临巨大挑战。

参考文献

[1]李兴华.河州伊斯兰教研究[J].回族研究.2006.1 47-52.57

[2]李兴华.兰州伊斯兰教研究[J].回族研究,2006.2:88-102

[3]高占福.丝绸之路上的甘肃回族[J]宁夏社会科学.1 986,2:47-55

[4]刘致平.中国伊斯兰教建筑[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年

[5]邱玉兰,于振生.中国伊斯兰教建筑[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年

[6]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甘肃省宗教志编纂委员会.甘肃省志第七十一卷宗教志[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

古代中国与朝鲜的音乐交流脉络 篇3

关键词：中国音乐朝鲜半岛音乐唐乐宋乐影响

中国与朝鲜半岛音乐舞蹈艺术的交流，可溯源到箕子时代。据史料考证，周朝与箕氏朝鲜之间就有可能通过这种往来而进行过音乐艺术的交流。到汉代，中原地区与朝鲜半岛的汉四郡地区的联系空前密切。朝鲜半岛三国时期，中国与其音乐艺术交流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南北朝时期大规模文化交流产生了朝鲜半岛新的音乐文化。此时期，一些中国的乐曲、舞蹈甚至音乐理论和音乐思想传入朝鲜半岛，如高句丽墓室壁画中的鼓吹乐。新罗伽耶琴音乐于勒十二曲中的“狮子伎”，就是自中国传入新罗的西域音乐。而从新罗真兴王(540-576年)时期的一些大臣就伽耶乐师于勒所创作的十二首曲子是不是亡国之音进行争论的情况看，儒家的有关音乐与政治关系的音乐思想，显然已经影响到三国时期的新罗。

朝鲜半岛在统一新罗时代乡乐达到鼎盛时期，而作为新的音乐形态的外来音乐文化悄然而至，开始融入新罗社会，这正是中国唐朝音乐。唐朝音乐的传入，对多种多样地发展以王族为中心的朝鲜贵族社会所要求的新形态音乐文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如玉宝高等六都品出身的音乐家，受到唐朝音乐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新形态的音乐，丰富了统一新罗的乡乐。

至此，传输至朝鲜半岛的唐朝音乐至新罗末期与乡乐相对抗，形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成为引起朝鲜半岛音乐发生新的变化的原动力。

高丽时代“唐乐”的概念比统一新罗时代更为宽泛，“唐乐”隶属于高丽王立音乐机关的左部，与乡乐共同，为当时贵族社会音乐文化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高丽时期“唐乐”的特征为：不仅学习中国唐朝的俗乐，而且由中国音乐人直接到高丽国教授“唐乐”于高丽音乐人。

宋朝音乐于10世纪中叶传至高丽国，中国的乐工被派遣到高丽国，在此进行演奏活动。12世纪前的高丽朝音乐，由乡乐与“唐乐”两大主流而形成，而大晟雅乐的出现致使高丽音乐重新整合为三大主流，因而，历史上也把此时期视为朝鲜半岛音乐发展史上发生重要变迁的时期。大晟雅乐的传入，使朝鲜音乐史的发展呈现出新的样象。

作为代表宋朝雅乐发展最高成就的大晟乐，在1105年创制完成不久，就传人高丽。1114年，高丽使臣安稷崇从宋朝带回宋徽宗赠与的新乐器和曲谱以及指诀图。就在这一年，高丽睿宗王(1106～1122年在位)立即将新乐用于太庙祭礼乐。1116年，高丽使臣王字之等人又从宋朝带回大晟乐。从此，大晟乐被高丽王朝广泛用于圜丘、社稷、太庙、先农、先蚕、文宣王庙等重大祭祀礼仪，构成高丽时代音乐三大系列之一。

到了13世纪，随着元朝对朝鲜半岛的政治影响日益增长，其蒙古族舞蹈及包括音乐在内的公演艺术逐步融入朝鲜半岛艺术文化领域的各个角落。在高丽乐中散见的胡乐即指元朝音乐，胡舞或胡歌即指蒙古族歌舞，此外胡汉杂戏也是从元朝传入高丽国元杂剧中的一种。

金元时期，作为综合音乐、舞蹈、演唱等艺术形式的戏曲艺术开始兴起。当时，元大都是杂剧的创作和演出中心。一些居住在元大都的高丽文人，也是元杂剧的热心观众，高丽王公还曾邀请元朝杂剧艺人到高丽演出。元曲在高丽的流行，曾对高丽时期时调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朝鲜朝时代，由于李氏朝朝鲜推行崇儒斥佛政策，各种祭祀仪礼上使用的中国雅乐的比重也越来越大。为了复兴礼乐，世宗王(1419～1450年在位)曾任用朴琛对历代音乐进行整理，明确把朝鲜音乐划分为雅乐、“唐乐”和乡乐三大部类。世宗王又派黄植到明朝考察音乐，并绘制各种乐器图样带回韩国。1493年朝鲜朝音乐家成倪编撰的《乐学轨范》是朝鲜音乐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乐学轨范》参照了10种中国文献资料所编撰，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乐学轨范》对雅乐、“唐乐”、乡乐的乐曲、乐谱、乐舞、乐器、乐队组织等进行了详细的记载。

朝鲜朝初期，逐渐出现了“唐乐”的乡乐化趋势，到了朝鲜朝后期，朝鲜半岛音乐呈现出了多种不同的特征，其一就是用于呈才伴奏音乐的被称之为“乡唐交奏”的这一较为特殊演奏形态。所谓“乡唐交奏”就是以唐乐器与乡乐器的混合编制，进行唐乐与乡乐的交替演奏。圣宗(1469-1494)年间，以前只用于唐乐演奏的方响、唐笛、桐箫等加入到了演奏乡乐的序列中，使“唐乐器”与乡乐器间显著区别日趋减少，同时“唐乐”的特征也随之淡泊。“乡唐交奏”始于朝鲜朝前期，至朝鲜朝后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总而言之，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音乐艺术的交流源远流长、内容丰富。通过相互吸收和融合，形成了朝鲜半岛古典礼乐文化的鲜明特征。

参考文献：

[1]文成叶，朝鲜音乐史1、2[J]，朝鲜百科辞典综合出版社，1998。

[2]文成叶，朝鲜乐器发达史[J]，朝鲜百科辞典综合出版社，1995。

[3]吴钊、刘东升编著，中国音乐史略[J]，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

[4]朴文一、金龟春，中国古代文化对朝鲜和日本的影响[J]，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1999。

[5]鲁栋银，韩国音乐通论[J]，韩国学术情报(株)。

[6]芳松，韩国古代音乐史研究[J]，一志社，1983。

[7]陈尚胜，中韩交流三千年，246页，中华书局，1977。

中国古代建筑发展脉络 篇4

内容摘要：激进主义思潮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最重要的政治思潮之一，具有从政治激进主义向文化激进主义转变的时代特征。近代中国激进主义思潮是在中国面临深重民族危机的历史大背景之下，由近代知识分子作为主要的思想推动力量，以救亡图存为目标的爱国主义思潮。实际上，它是由一系列救亡试验组成的。具体地说，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主义思潮是以爱国主义为原动力，以进化史观为世界观，以传入中国的西方思想为重要资源，以不断进行的各种改革和革命为具体内容的一种复合型的社会思潮。关键词：激进主义、发展脉络、社会思潮

在激进与保守的论争中，对于激进主义思潮历史脉络的梳理上，尽管学者们的观点有细微的差别，但是大体上都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视为中国近代激进主义思潮的表现。激进主义思潮的发展主要由激进的思想构成，但是其自身的发展进程是递进的，以戊戌、辛亥、五四最为突出，但是这三者之间是有联系的，而这种联系正体现了激进主义思潮的发展。根据激进主义思潮表现强度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酝酿期，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败之前。激进主义思潮已经开始露出尖尖角，但是是以隐流的形式存在。第二个时期为凸显期，从甲午战败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激进主义两次以主角身份登上历史舞台，并发挥作用，但迅速地又退居幕后。尽管以隐流的形式却以强劲的势头发展。第三个时期为深化期，主要指五四新文化运动 时期，激进主义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和规模出现。

(一)鸦片战争一甲午战争：酝酿期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处于文化专制主义与文化排外主义的笼罩之下，举国以了解接触西方为耻，认为是通敌叛国的行为，不仅会受到道德上的谴责甚至会受到政治上的攻击，乃至人身不保，依然坐着天朝上国，唯我独尊的迷梦。鸦片战争，是中国与西方的第一次正面交锋，中国以惨败告终，不仅被迫开放通商口岸，而且要进行巨额赔款。一批先进人士开始认识到了解西方的重要性，并开始了这一过程。以林则徐、魏源、姚莹等为代表，他们纷纷著书立说，介绍西方的情况。并且在介绍西方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师夷长技以治夷”的可贵思路。尽管他们所著述的书中存在着许多的纰漏，他们的思想也没有付诸实践。但他们的主动了解认识西方的行为，以及他们的所形成的不成熟的思想在当时通体保守的社会氛围之中，仍然被认为是十分激进的，但是却顺应了时代的发展方向的。这一小小的激进思想的萌芽，开始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渗透，介绍西方的书籍在到二次鸦片战争之前已经在民间扩大了其流传的规模，了解西方的愿望要求也在强。

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之后，“师夷长技以治夷”的思路重新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而且是清朝政府的重视。以总理衙门的创立为开端的洋务运动开始将“师夷长技以治夷”的思路付诸实践，激进主义思潮开始从纯理论探讨进入到实践阶段。从为了御敌而开办军事工业，到为了求富而开办民用工业；从对技艺的的学习深入到对学理的学习。洋务运动伴随着将“师夷长技以治夷”的付诸实践，也在不断深化自己的理论，而洋务派所主倡的“中体西用”也越发无法承受深刻的变革所带来的理论上的要求。在洋务运动后期，开始出现对洋务运动的检讨与反省。马建忠、郑观应主张在经济制度上进行改革，并提出了“重商富民”的思想。中国传统的经济主张是“重农抑商”，“重商富民”的思想对传统思想提出了挑战。不仅在经济上主张变革，而且洋务运动后期人物还提出了政治上的改革要求。钟天纬在批评洋务运动的不足的同时提出建立一种“通民情、参民政”的政治制度。“它表明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洋务派中的激进分子，已经意识到要想学习西方治富强之‘体’就必须对中国自己固有的君主专制的‘体’进行一番。大有更张’的根本改革。”（1）洋务运动历来是被视为不彻底的改革，但如果将它置于它的历史环境中就会发现，洋务运动思想的深入和行动上的推进都要与当时的保守势力进行一番拉锯式的较量。相对于当时的历史结构环境而言，它的具有激进的特点。特别是洋务运动中的激进派的观点有力地推进了激进主义思潮的发展，为激进主义思潮的凸显蓄积了力量。

(二)戊戌变法一辛亥革命：凸显期

甲午战争的失败直接催生了激进主义思潮的凸显，使激进主义思潮从历史舞台的幕后来到台

前。洋务运动激进派人士可以视为维新派的先驱。维新派进一步继承并深化了维新派先驱关于政治经济变革的观点，并以变法的形式把它付诸实践。康有为五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他强调变法的紧迫性，他说“外衅日迫，间不容发，迟之期日，事变之患，旦夕可至。”同时强调变法的彻底性“全变则强，小变则亡”。（2）光绪帝颁布了百余道上谕，试图进行全面的变革。湖南的维新运动形式更为突出，梁启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的时候，公开在课堂上借《孟子》、《论语》而阐述民权、平等的思想。

与此同时期的，比维新派思想更为激进的思想也有出现。严复在甲午战败之后，在他所创办的报纸上发表了《原强》、《辟韩》等文章。他反对固守儒学道统，反对借助儒学教条来提倡西学，并且对中国的君主政治进行了批判。“君不能独治也，于是为之臣，使之行其令，事其事。是故民不出十一赋，则莫能为之君；君不能为民锄其强梗，防其害者则废”（3）何启、胡礼垣尖锐地批评康有为用“经义取才”代替八股取士，认为“事若可行，何必古人先我。”主张“以今通今”。（5）

梁启超斥责君权至上论是“民贼之辟论”，认为政体之最良者，唯有民主政治而已”，赞扬“君联邦之制，以实行民主之政，则其国势之强盛，人民之自由，比可以震铄今，而家为后世万国法者。”（6）在当时的报纸上也出现了这样的言论，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开始大力宣传学习西方，反对专制，争取民权的重要性，把矛头直指清王朝。他们宣称“无朝廷而国势盛”，“有朝廷而民心散涣”。“中国欲自强，必将以能举民权之时为起点也。”

清末新政所创造的相对开放的言论环境，为革命派提倡的西方民权平等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使革命思想深入人心。以及清政府“皇族内阁”的欺骗性，使人们彻底的对清王朝失去了最后的信任，辛亥革命的暴发是绝不是历史的偶然，它是激进主义思潮发展到那个时候的必然产物，同时它也赋予了激进主义思潮新的形式。

(三)五四新文化运动：深化期

辛亥革命之后，革命果实被篡夺，袁世凯、张勋的复辟，军阀混战，各股势力在追出权力时的恶劣行径，使中国再度出现一片混乱。救亡人士看到的不再仅仅是政治的落后，更看到了中国社会日益败坏的道德，而这些都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所赋予中国人的劣根性。“其结果只能促使激烈的知识分子愈来愈鱼中国传统的中心价值体系疏离。”而对传统的反叛自然而然的就是传统文化象征的孔子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反对孔教著称，但是批判孔子并不开始于五四时期。这种思想是革命思想的组成部分，促进了辛亥革命的发生，同时这种思想也预示着改造中国传统文化论式，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源流。

五四新文化运动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文学革命，同样体现了强烈的反传统主义。“二千年来所为学问，所谓道德，所谓政治，无非推衍孔二先生一之学说”，“欲祛除三纲五伦之奴隶道德，当然以废孔学为唯一的办法”。（7）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对传统的大规模的反叛和更深程度的反叛，使它成为激进主义思潮在近代发展到顶蜂。

从被迫承认“我不如人”到学习西方的技术、学问；从在传统政治体制内的变革发展到否定传统的政治体制；从在政治制度内的变革发展到推翻原有的政治制度；从政治变革，政治反思发展到文化反思，甚至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价值，激进主义思潮的发展呈现出大体上升的趋势，同时又有起有落，但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无论是在高潮期还是在低落期，激进主义思潮都有自己相应的代表人物，相应的思想主张，并呈现出前后相联的继承性。“它既是历史的又是动态的，因为结构性变化的每一个较后阶段都与前一个阶段休戚相关。”（8）

【1】丁伟志、陈崧．中西体用之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167。

[2]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载汤志钧主编，康有为政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

[3]严复．辟韩主编，严复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33

[5]胡礼垣．书保国会第一集演说后．新政真诠(第4编)，上海：格致新报馆，1901年，16—17

[6]粱启超．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28，29，89-110

（7）钱玄同，尝试集序．新青年，4卷2号，1918年2月

中国社会保障预算研究的演进脉络 篇5

[关键词]社会保障;预算;经常性预算;建设性预算;公共财政

建国后很长时期内，中国一直编制单式国家预算，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通过几个支出项目表现出来。1992年开始编制复式预算，国家预算被分为经常性预算和建设性预算两部分，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在经常性预算中反映。随着改革的日益深化，特别是我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框架的初步形成，人们逐渐认识到为全面反映社会保障资金收支情况，还应编制社会保障预算，以便政府对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收支规模、结构的变动情况有一个总体的把握。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建立政府公共预算和国有资产经营预算，并可根据需要建立社会保障预算和其他预算”。以此为契机，理论界和实际部门积极展开了包括社会保障预算在内的整个复式预算制度改革的全面研究。在迄今为止的10多年间，社会保障预算的研究逐步深入、逐步细化，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回顾中国社会保障预算研究的历程，可把它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社会保障预算的国外借鉴及中国的初步探讨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本阶段在介绍、借鉴国外社会保障预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应建立中国社会保障预算并对社会保障预算的地位、作用或意义进行了简要分析。此间只是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时论及建立社会保障预算，并未有专门的论述。

王玉先在《外国社会保障制度概况》(工人出版社，1989)一书中谈到苏联国家社会保险的财务制度和管理时，介绍了苏联的社会保险预算。“苏联国家社会保险预算虽然是国家预算的组成部分，但它具有独立性，是严格按照专项用途使用的，其形成和开支的方式是独特的。社会保障预算的收入基础，是企业、机关和组织保险费。”“社会保险预算最大项的开支是不工作的保证金领取者的保证金。”“苏联社会保险预算是国家预算的一部分，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和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会议批准。但是，国家政权机关只管批准收入总额和支出总额。工会机关对预算经费作进一步分配。工会负责执行预算。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审核和批准全苏的社会保险预算，领导全国的社会保险事业，研究对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服务，颁布有关社会保险法规的细则和解释。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拥有立法动议权，可以把一些有关社会保险的法律草案提交苏联苏维埃审定。”

徐放鸣、路和平等在《社会保障初论》(中国财经出版社，1990)一书中，将社会保障预算在国家预算中的地位和作用概括为：“社会保障预算是国家财政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宏观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搞好社会保障预算，可以对政府推行社会政策、合理分配社会财力、处理好社会保障基金分配中的各种经济关系起到重要作用。”

随后，向东、康天才等在《社会保障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一书中，先分析了将社会保障预算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的重要意义，认为它不仅关系到社会保障基金的合理分配，而且关系到财政本身职能的完善。而后又介绍了社会保障预算有两种主要方式，即一是将社会保障预算与政府的行政预算结为一体，二是将社会保障预算与政府的行政预算分开作为专项预算并分析了各自的长处和不足，最后还提出搞好社会保障预算必须重视社会保险税问题。

第二阶段：社会保障预算研究的专门论述和全面展开阶段。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改进和规范复式预算制度。建立政府公共预算和国有资产经营预算，并可以根据需要建立社会保障预算和其他预算。”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细则》对此也作了明确规定。由于党和政府对社会保障预算问题的重视，掀起了全国范围的社会保障预算研究的热潮。有关研究文献骤增，研究的层面更宽更细，内容更为系统。

本阶段的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社会保障预算的概念、背景因素、理论依据、建立的必要性、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目标(总体目标和近期目标)及模式选择(或方案设计)、框架体系的设计、运作条件(或配套措施)等问题的研究。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肖忠清的《建立社会保障预算，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1994)和《建立我国统一的社会保障预算的具体设想》(1995)，王荣山的《论建立社会保障预算》(1995)，财政部社会保障司课题组的《关于建立社会保障预算的初步设想》(1996)，九江市浔阳区财政局课题组的《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社会保障预算》(1996)，耿纪谦的《建立社会保障预算体系初探》(1996)，涂晓今、谢夜香的《略论社会保障预算的编制》(1996)，杨良初等的《关于加强社会保障财政管理的若干思考》(1997)，冯子标、靳共元的《建立我国的社会保障预算制度势在必行》(1997)，桂馨的《浅议当前我国社会保障预算体系的建立》(1997)，叶振鹏、杨良初等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新论》(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朱柏铭的《建立我国社会保障预算的构想》(1998)，李达昌等的《财政管理学》(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等。

第三阶段：社会保障预算在公共财政框架下的建构及其进一步深化研究阶段。

以1998年提出建立公共财政为分水岭，此后至今构成了社会保障预算研究的第三个阶段。该阶段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四个较为明显的特征：

第一，研究了在公共财政框架下社会保障预算如何建立的问题。夏远湘在《论建立公共财政下的社会保障预算》(2000)一文中，分析了公共财政条件下建立社会保障预算的必要性，提出了我国建立公共财政下社会保障预算的基本设想，具体包括建立社会保障预算的四个基本原则即全面性原则、专款专用原则、公平原则、效率原则，社会保障预算的两个组成部分———社会保障预算收入和社会保障预算支出的构成要素等。

尹薇在《浅析公共财政与社会保障预算的关系》(2006)中，论述了公共财政与社会保障预算相互促进的关系。张献房在《建立公共财政下的社会保障预算》(2006)中，阐述了公共财政下建立社会保障预算的必要性、基本原则(全面性原则、专款专用原则、公平和效率原则)及主要构想。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林兴禧的《建立公共财政下的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制度》(2006)，该文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建立公共财政下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制度的一些问题，如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编制的原则、建立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总体目标、社会保障基金预算模式选择、编制社会保障基金预算面临的问题与对策等。

第二，进一步探讨和研究了地方社会保障预算建立的问题。李宝民、张跃进的《关于建立我省地方社会保障预算的思考》(1999)和杨玉娥等的《建立县(市)级社会保障预算的初步设想》(2000)，论述了建立地方社会保障预算的必要性，分别提出了建立省级地方社会保障预算和县(市)级地方社会保障预算的基本构想，如预算科目的设置，预算编制的原则、基本内容、基本方法以及预算的组织管理等。而林治芬、段君明等的《辽宁省社会保障预算的目标模式与操作设计》(2003)和魏和宁的《吕梁建立社保预算的实践与思考》(1999)，则分别结合辽宁省和吕梁地区试编社会保障预算的实际，指出了试编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就如何构建地方社会保障预算制度框架提出了建议和操作设计。

第三，社会保障预算国际比较研究的力度加大。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社会保障预算研究的视野不断拓宽，如何学习和借鉴世界其他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社会保障预算制度的成功经验，成为中国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其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国际社会保障预算的分析与借鉴》(林治芬，2000)、《美国社会保障预算同联邦预算的关系》(林治芬、于晓梅，2004)、《英国社会保障预算对我国的启示》(高文敏，2005)等。

第四，社会保障预算的研究更加深化和系统化。该阶段是在前两个阶段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将社会保障预算的研究向纵深推进了一步，进而又提出了社会保障预算实施的可能性，社会保障预算的总体目标和近期目标;编制社会保障预算要考虑的因素;社会保障预算收支的具体内容(社会保障预算收支分类方法及收支体系的具体设计);社会保障预算的执行、调整和监管;社会保障预算与国家预算、政府公共预算、国有资产经营预算、社会保障预算与财政投融资预算的关系及衔接等问题。其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贾康的《建立中国基本社会保障体系的大思路》(2006)，周顺明的《试论建立社会保障预算》(1999)、《积极试编，探索新路，全面建立社会保障预算体系》(2000)和《建立健全社会保障预算体系》(2001)，丛树海的《社会保障预算化管理的探讨》(1999)，林治芬的《社会保障预算：目标模式与操作设计》(2000)，包丽萍、张晓红的《建立我国社会保障预算的设想》(1999)，刘

晓莲、许杰的《建立社会保障预算体系，促进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999)，孙丽霞的《关于构建社会保障预算的建议》(2000)和《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预算》(2000)，徐玉明的《关于构建社会保障预算收支体系的设想》(2000)，冯瑞、王杏云的《建立社会保障预算的探讨》(2001)，刘峻的《论社会保障预算管理》(2002)，王琪、焦秋云的《对编制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几点看法》(2003)，陈立的《建立和完善科学的社会保障预算体制》(2005)，杨晓波的《对我国建立社会保障预算的思考》(2006)，亢永刚的《建立健全社会保障预算体系的思考》(2006)等论文。

此外，在该阶段还公开出版了一些专著，如曾海水的《社会保障预算概论》(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周顺明的《社会保障预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林治芬、高文敏的《社会保障预算管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等。

总之，中国社会保障预算研究经历了由浅入深、由简要分析到系统论述的历程，其中既有国外社会保障预算的经验借鉴，也有中国社会保障预算的提出和探讨;既提出了建立中国社会保障预算的条件和基本构想，也探讨和研究了地方社会保障预算建立的问题，还分析了公共财政框架下如何建立社会保障预算的问题。这些研究对下一步中国社会保障预算制度的研究、探索和创建都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1]贾康 建立中国基本社会保障体系的大思路[J] 审计与理财，2006，(5)

[2]财政部社会保障司课题组 关于建立社会保障预算的初步设想[J] 经济研究参考，1996，(69)

[3]朱柏铭 建立我国社会保障预算的构想[J] 财政研究，1998，(2)

[4]王荣山 论建立社会保障预算[J] 财经问题研究，1995，(9)

[5]李达昌，刘溶沧 财政管理学[M]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

[6]项怀诚 中国财政管理[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7]林治芬，高文敏 社会保障预算管理[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8]曾海水 社会保障预算概论[M]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

论魏晋南北朝诗歌发展的脉络 篇6

摘要：魏晋南北朝作为中国历史上分裂时间最长的时代，其突出特点为政权更迭频繁，社会**，民族矛盾尖锐。而其作为继战国“百家争鸣”以后又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玄学、佛学、道教开始兴起，社会思想的自由和宗教的多样化促进和影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艺术的发展和变化，许多新的文学体式形成并得到发展，诗歌的形式多样丰富，表现领域得到扩大。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诗歌发展；脉络 建安文学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最初阶段，也是我国中古时期文学史上一个辉煌灿烂的时期。建安文学发轫于汉末大乱之际，社会的急剧变化结束了汉代的政治大一统和思想大一统，异端思想突起，孕育了建安精神和建安文化。建安人在乱世中面对汉末的政治与文化浩劫，珍惜文化，关怀时事，表现出一种可贵的人文精神。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创作了大量反映现实，反映人民疾苦的作品，如曹操的《蒿里行》，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王粲的《七哀诗》都是这种人文精神的具体体现。建安文人在重新认识和思考个体生命价值时，更加关注社会，他们的作品不是感伤个人的生死之期，而是表现忧时伤乱，将建功立业视为短暂生命的延续，抒发强烈建功立业的愿望，这就使建安诗歌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也就形成了“悲凉慷慨”的诗风。

与悲凉慷慨的诗风相适应的是建安诗歌的形式，建安文人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传统并加以改造，创作了大量的五言诗，使之成为建安诗歌的基本形式。建安文人或采用乐府旧题，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抒写国家大事、个人的壮志和抱负；或以乐府形式另写新题，将辞赋的语言声律带入乐府诗中，使五言诗既具有乐府诗的质朴，又有文人化的升华，将五言诗推向成熟。此外，建安文人还在杂言、七言诗等方面做尝试，如曹丕的《燕歌行》等，这对后来鲍照，庾信的杂言、七言诗创作起了推动作用。

文学史上的正始时期包括从正始到晋武帝泰始以前，即曹魏后期、魏晋之交的整个历史时期。曹魏王朝末期，统治集团争权夺势的斗争异常尖锐，夺权之人以阴谋手段诛杀名士，杀戮异己，翦除宗室，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黑暗恐怖时代。

在这种政治局面下，许多文人士大夫都采取了避世自全的态度，司马集团为掩饰自己的行为，又虚伪地提出“儒家名教”“以孝治天下”，面对恐怖与虚伪地现实，知识分子精神上的压抑和痛苦显得尤为尖锐和突出。在这样的背景下，文人的政治理想出现了危机和幻灭，人生信仰也发生改变，玄学开始盛行，文学创作也随之发生变化。建安文学中对理想功业追求的热情和自信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对个体生命价值能否实现的抑郁以及强大政治压力下个人失意的悲哀，诗风也由建安时的慷慨悲壮变为词旨遥深，寄托隐晦。正始诗人开始逃避现实，以哲学的眼光理性地观察现实，使正始文学呈现出浓厚的哲理色彩。

正始之音的代表作家为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名士”，有山涛、王戎、向秀、阮咸、刘伶七人，也称“竹林七贤”，其中阮籍、嵇康的文学成就最高。阮籍的文学成就主要是《咏怀诗》八十二首，它的基本主题为忧生忧世，对生命的感化和体验完全是悲剧性的。如《咏怀诗》第三首以树木由繁华转为憔悴的过程，暗喻了魏晋之际的政治状况，表现了在当时处境下难以自保的忧患。对生命的忧惧与人生的剧痛，是阮籍产生了隐逸求仙的思想，所以《咏怀诗》中往往杂有游仙的内容，表现出对神仙境界的向往与追求，对现实污浊的鄙弃。《咏怀诗》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对黑暗现实的否定和揭露，他常以比兴、象征的手法，隐晦曲折地表达感情，寄托怀抱，造成一种言外之意、弦外之音的效果。其语言朴实平易，感情真诚厚重，都是对建安诗歌传统的继承，同时以五言诗咏怀为题的组诗体制抒写性情，对后代作家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公元265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取代魏室，建立了晋王朝，史称西晋。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三国分立的局面，统一了中国，社会状况明显好转。一些文人为了家族和个人的利益，纷纷向统治集团靠拢，很多人成为权门下的宾客，任诞之风有所收敛，个人意识不断减弱。文学表现的范围变得狭窄，缺少充实、激动人心的内容，像建安风骨那样明朗刚健的作品和正始时期隐晦曲折地揭露现实的作品已经很少了。以陆机、潘岳等人为代表，内容上拟古，讲究藻饰，注重形式技巧，形成华丽的风气，形成太康诗风。正如刘勰所说：“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

而在形式主义诗风盛行的太康时期，左思的作品却独树一帜，其作品具有充实的现实内容和批判精神。其《咏史》八首突破了咏史诗的传统写法，不止咏史事，而是借咏古人古事来抒写自己的抱负，情调慷慨激昂，文笔矫健雄劲；语言简劲，虽有工巧之致但不可以雕琢。

西晋经过太康、元康的短暂繁荣、安定后，发生“八王之乱”，晋室开始分崩离析。怀弟永嘉年间，因北方少数民族起义而陷入割据局面。晋室南迁，在江南建立偏安政权，史称东晋。从永嘉起至东晋灭亡百余年间，“玄言诗”占据诗坛。东西晋之际，诗坛上代表作家是以慷慨悲歌著称的刘琨和以游仙诗为主导的郭璞。

东晋时代，士族清谈玄理的风气日益兴盛，文人士大夫普遍使用抽象的语言来谈论哲理，文学失去了艺术而变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了。当时佛学和玄学一样也受到重视，出现了玄释合流的局面。以专述老庄哲理而著称的代表人物是孙绰和许询。东晋的玄言诗虽然没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但对后来谢灵运的山水诗、白居易等人的说理诗以及宋明理学之诗，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东晋末年，山水诗兴起，陶渊明的田园诗给晋宋之际的诗坛带来新的生机。崇尚自然是陶渊明诗歌的核心内容，自然是指导陶渊明生活和创作的最高准则，他不像阮籍、嵇康佯狂任诞，而是出于率真，因而他的诗歌更接近自然化境地。他的诗歌给空虚枯燥的玄言诗坛带来一股清新诗风，其艺术风格也成为中国历代文人追求的境界。

南北朝是指东晋灭亡到隋统一的一百七十年间，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分裂期。这一时期，南朝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这一时期是中国文学史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刘宋至陈，元嘉文学、永明文学、工体文学是三个主要发展阶段。（1）元嘉年间，代表作家谢灵运和颜延之的创作活动，上起晋宋之交，谢灵运开创了山水诗，把自然美景引入诗歌，使山水成为独立的审美意象，在诗界独树一帜；下及大明、泰始之际，其间“才秀人微”的鲍照，不仅创作了雄健豪放的诗作，而且为七言、杂言、乐府诗的发展开拓了道路。（2）齐及梁初为第二阶段，即“永明体”兴起阶段，著名诗人沈约、谢朓等人将声韵学的成果运用到诗歌领域，遂形成讲究格律，对偶的永明新体诗。永明体的形式特征为：句式渐趋定性，以五言四句、八句为多，律句大量涌现，平仄相配的观念比较明确，但还没有形成粘的概念。此外，用韵由疏而密，押平声韵居多，押仄声韵很严，至于通韵很多已经接近唐人。永明声律论和新体诗的出现，揭开了我国诗歌史上从比较自由的古体向格律严谨的近体转变的崭新一页。（3）梁中叶至陈末为第三阶段即以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为代表的“宫体诗”兴盛的阶段。宫体诗主要指梁陈时期以描绘女性体态与生活为重要内容，风格绮丽轻柔的宫廷诗。宫体诗发展到陈代更趋轻靡，如陈后主《玉树后庭花》、《乌栖曲》，江总《宛转歌》、《闺怨篇》等，内容空虚，风格浮艳。宫体诗虽然格调不高，但他的出现拓宽了审美对象的领域，对突破传统思想观念具有一定意义，对后代文学体裁的创新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宫体诗继永明体之后，使格律、对偶等诗歌艺术更趋成熟。

北朝文学除民歌外，文人作品比起南朝来，是显得很消沉的，特别是北朝初期“五胡十六国”的一百多年，几乎一段空白。诸游牧民族的长期混乱和野蛮统治，便是造成这段空白的主要根源，但其亦有其特色，北人学南与南人入北的双向交融，使北朝东魏北齐、西魏北周诗坛别开生面。特别是庾信进入西魏北周，心怀屈仕敌国、思念故土的双重悒郁，诗风大变，并在北周形成“庾信体”。自孝文帝迁都洛阳，文学发展繁荣。对北朝文学影响最著的是齐梁诗风，北魏诗歌最早透露出南北文风交融的趋势。

东晋及南朝乐府民歌主要保存于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大部分属于清商曲辞，可分为三类：

（一）吴声歌曲

（二）神弦歌

（三）西曲歌,其民歌内容虽然单调，但由于所写之情极其真实，多从肺腑流出，所以读来仍感到清新可喜。北朝乐府民歌的内容比南朝乐府民歌要丰富得多，而且情调也迥然不同：（1）南朝乐府民歌大多产生于长江流域，其诗中景物多秀美清丽，具有江南秀媚的特点。北朝民歌大多产生于北方，所以诗中景物多具北方雄浑的特点。（2）南方相对安定，统治者沉湎于歌舞、寻欢作乐中，诗中多以情爱为主。北方长期战争不断，人民生活痛苦，所以诗中多反映**带来的凄苦（3）同时爱情诗，南北乐府民歌也有不同，南歌委婉，北歌则爽快直接。北朝乐府民歌还有一些南朝乐府民歌所没有的内容，如反映贫富对立的《幽州马客吟》，也有写汉人反抗匈奴贵族的《杂歌谣辞》。北朝乐府民歌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其慷慨悲凉、刚健豪壮的艺术风格为文人所称道。

参考文献：钟嵘 《诗品序》

刘勰 《文心雕龙》

中国古代建筑发展脉络 篇7

关键词：新闻改革,经济发展,思想解放,新媒体技术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我国的新闻改革大概以十年为一个周期, 其每个周期主要推动力分别为:“文革”结束初期民众思想意识的变化;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传媒集团的逐步形成以及互联网与新媒体技术的发展。

一、“文革”结束初期的新闻改革

在“文革”期间, 新闻媒体附庸于政治, 完全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文革”结束后, 新闻媒体对自身进行了反思, 对新闻规律开始进行探索;“文革”结束后, 政府开始呼吁公民保障自己的各项权利, 包括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 这一时期的新闻既服务于政治也服务于人民, 新闻界开始努力做群众想看的新闻, 报纸杂志不再像“文革”时期那样充满煽动造反、报道内容匮乏的文章, 而是越来越尊重事实, 新闻客观真实、时效性强, 报道内容也愈加全面丰富。

二、改革开放中的新闻发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国家经济高速发展、全面振兴, 新闻的报道内容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这一时期经济报道内容大幅度增加, 政治报道方面也有历史性的突破, 同时继民国时期后新闻立法重新提上日程。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发展, 上海等多个城市与港口对外开放, 经济快速发展, 人民群众对经济信息的需求越来越大。新闻媒体为了适应这种局势, 大幅增加了对经济类新闻的报道量, 同时报道深度与报道广度也有所增强。经济类的报刊迅速发展, 电台、电视台也办起了经济类节目。

在政治报道方面, 传统的新闻报道已经不能满足受众的需求。改革开放后, 群众思想意识发生了重大变化, 愈加要求民主、维权, 新闻界对此提高了报道的透明度, 一改往日报喜不报忧的做法。在这一时期, 首次进行了政治会议的现场直播以及记者招待会的现场直播, 同时批评性报道也首次出现在受众视野中。1980年《工人日报》发表的关于“渤海二号”沉船事件的报道,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个对重大事故究问相关部门责任的新闻报道, 这一报道被誉为中国新闻革命里程碑式的报道。自此以后, 中国新闻媒体开始了对批评性报道的探索。

新闻界在未来要走向法治道路。20世纪80年代, 新闻界开始重议《新闻法》, 经过诸多的努力, 1988年三个《新闻法》草案相继出台。虽然在这一时期新闻立法没有成功, 但是此次新闻立法仍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 对新闻立法的原因做了充分的论证, 新闻法要保障新闻工作者的正当权利, 要保障新闻的自由, 但同时也要对违背宪法和法律的言论进行制裁。其次, 对《新闻法》的各方面都做了深入、全面的探讨, 为未来《新闻法》的出台打下了基础。最后, 将新闻立法相关内容的不同声音展现出来, 在20世纪80年代, 最终出台了三个《新闻法》草案, 三个草案都各有异同, 展现了不同的观点, 如个人有没有办私人报纸的权利与自由, 对诸如此问题都进行了深度的讨论。

三、传媒集团在20世纪90年代逐步形成

20世纪90年代, 中国经济不断发展, 中国正在崛起, 在国际上也越来越具有影响力。在这个新闻改革的十年周期中, 重点不再放在内容上, 而是向传媒管理经营上转变。

在20世纪90年代, 我国的报业发展进入了一个高潮阶段, 受众规模、影响力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报纸种数由1991年的1524种发展到1998年的2053种, 种类不断增加, 在此期间出现了晚报、周末报、都市报等。从印刷次数上看, 由1991年的236.15亿份发展到1998年的3004亿份。不仅报业进入了发展高潮阶段, 电视频道也不断扩充, 电视覆盖人口不断扩大, 电视的影响力大大提升, 媒体规模不断扩大。但是, 随后政府相关部门对媒体行业的财政扶持减少、媒体原材料纸张价格的增长以及媒体设备的巨大投入, 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 媒体行业对自身的经营模式作出了调整, 许多媒体都将广告和发行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

20世纪90年代后, 互联网、手机等通信设备出现, 2000年后开始逐渐普及, 时至今日, 新媒体行业的兴起给传统广播电视以及报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发展, 民主与法律制度逐步健全, 公民的民主意识与权利意识觉醒, 已经不再满足于媒体单向传播的信息, 而是开始渴望能够有一个可供他们发出自己声音的平台, 表达自己的见解。新媒体依靠互联网技术搭建了这一平台, 满足了受众发表言论的愿望。但是在这一方面, 传统的广播、电视、报纸却是做不到的, 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在逐渐减小, 其生存与权威性都遇到巨大的挑战。

第一, 在内容方面, 要绝对注重信息的优质性与权威性。“内容为王”是随着互联网建设根生出来的词汇, 其意思是指传媒企业的基石必须是内容, 内容就是一切。在与新媒体的竞争中, 传统媒体在信息内容上占有一定的优势。而新媒体的新闻内容大多都是一些软新闻, 新闻价值不大, 转载内容较多, 原创内容的真实性也有待考证。同时, 在新媒体的报道过程中, 报道往往不够全面, 为了点击率而出现“标题党”, 在事件报道中不能保证给事件中的人物同等的话语权, 报道过于片面与主观。新媒体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便是传统媒体的优势, 相对于新媒体, 传统媒体的硬新闻较多, 报道真实可靠。传统媒体应该继续做有深度、有价值的原创内容。

第二, 在新媒体快速发展的局势下, 传统媒体不能仅仅局限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中, 跨媒介、可视化已经成为媒体融合发展的必然趋势。报业不能局限于图片与文字的平面传播形式, 电视也不能局限于视频类型的电视传播, 而是应借助新媒体的力量, 做好“两微一端”, 利用新媒体平台, 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如今, 媒介融合已经成为媒介发展的必然趋势, 纸媒等传统媒体也应抓住新媒体快速发展的机遇, 积极从生产形式等方面向新媒体扩展, 从而进一步扩大自身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1]骆正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改革的主要历程[J].浙江传媒学院学报, 2011 (5) :21-23.

中国近代企业的演变脉络 篇8

从“官营”到“官督商办”

顺着产业资本企业演变这条主线，我们可以看到：甲午战争之前，“官营”模式在国内产业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19世纪末至1920年代，“大生”模式代表了当时国内产业民营化的发展主流，在国内产业界独领风骚；1920年代以后是荣宗敬兄弟的“茂福申新”模式、郭乐兄弟的“永安”模式、刘鸿生的“中华”模式、范旭东的“久永黄”模式、卢作孚的“民生”模式等群雄并起的时代。

“官营”模式又可分为“官办”和“官督商办”两个模式。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清政府洋务派官僚相继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金陵制造局……等军用企业，开启了近代中国民族产业发展的历程。

这些军用企业都是官办，资金来源于清政府的财政拨款，企业的兴办、扩充或闭歇，主持人的进退等，都必须由清朝封建政府来决定；其产品基本上由清政府无偿调拨给各地清军。在管理体制上这些企业沿袭了封建衙门的一套制度，企业的职员大多有清朝军衔，封建的人事关系充斥于企业内部，机构臃肿，因循推诿、营私舞弊，贪污中饱等腐败现象比比皆是。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李鸿章等人又相继创办了轮船招商局、直隶开平煤矿、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民用企业，官督商办是洋务派民用企业的主要形式。官督商办企业开办初期从唐廷枢、郑观应等买办那里吸收了较多的资金和西方商务管理知识，使得“官督商办”模式比“官办”模式发展水平较高。

但是官督商办企业在管理体制中仍然沿袭了封建衙门的一套办法，商人股东处于无权地位。官督商办企业大都采取总办（或督办）、会办（以及帮办）制度，总办、会办中虽有不少人是商人或买办出身，但他们并不是由股东选举的，而是由官府任命的，容易形成“结党营私，毫无顾忌，而局务遂日归腐败”的局面。曾任上海电报分局总办、轮船招商局会办、后又经营上海织布局的郑观应，曾是官督商办的积极倡导者，但他后来竭力抨击官督商办的弊病。他还在一首诗中慨叹：“名曰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

产业民营化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官办”模式虽然在军工行业继续存在，但是在民用行业的“官督商办”模式已走向没落，中国产业发展进入民营化时期。

民营化大致分两条途径进行：一是新的民营企业大量创办，逐渐在数量上占据了中国企业的主要地位；二是旧的官办、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企业被主持的官僚化公为私，转为商办（民营），企业掌权人还是原来的官僚，但是其摇身一变，身份已变为商股大股东。

前一条途径取得了较大成就，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新式产业发展的主流，成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标志。1895～1927年间仅民营纺纱企业就新建了100多家，新建的民营缫丝企业有400多家，其他如染织、呢绒、丝织、面粉、火柴、造纸、卷烟、榨油、制盐、机械、化工等行业新建的民营企业数量也相当多。

其中，张謇相继创办了包括纺织、农垦、航运、码头、机械、面粉、榨油、制盐、贸易、金融、房地产等行业在内的数十家企业，组成大生企业集团，这是清末民初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集团。张謇等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采纳外来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将创新、进取精神与务实精神相结合，使得大生企业在制度特征上与同时代国内其他企业相比，有着自己的特色，形成了前文所述具有一定先进意义的、有六方面特征的“大生”模式。

后一条途径情况却并不十分理想，原“官营”模式企业转为商办后经营状况没有多大改善。这类“商”办企业，可以说是腐败舞弊的产物，在转为“商”办后也难以避免腐败风气的影响。例如，汉冶萍公司原是中国近代最早的钢铁煤炭联合企业集团，其生产的生铁质量被“欧美行家称为极品”，生产的钢轨、桥料等，不仅有广阔的国内市场，美国、日本、香港等地也纷纷来求购。但是在盛宣怀降其转为商办后，不仅经营状况不好。“为所有的高级官员立有大笔的家用开支账户，……还有盗用公司资金的情况，其中许多被那些冗员们用于与盛建立裙带关系和表示效忠。”盛宣怀“在那些明确地享有垄断和大量官方津贴的企业是成功的，但常常在其他存在竞争的企业中失败”。轮船招商局是另一个典型的例子，轮船招商局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较大较有影响的洋务企业，招商局于20世纪初由官督商办转为商办（民营）后，亏损越来越重，负债累累。

后一条途径的企业经营有所发展者，以周学熙的启新洋灰公司为代表。周学熙出身显宦家庭，靠经管北洋官营经济发家。他利用袁世凯的庇护，采取假公济私手法，将启新洋灰公司原官产转化为北洋官僚私人投资的企业。启新洋灰公司成为后来周学熙企业集团扩张的基础。清末民初周学熙集团在华北的发展，除了周学熙经营有方外，离不开袁世凯和其他北洋官僚所给予的特权和种种便利，靠的是“以官权为神奇的‘点金棒’”。

可以说，清末民初执中国实业界牛耳的“南张北周”，分别代表了民营化的两条途径，代表了两类不同的企业制度，“南张”代表的是当时国内企业制度发展的主流，而“北周”代表的只能算是支流。在当时中国企业民营化发展的主流中，虽然另外也有一些成功者，但是无论其经营业绩，还是在国内的影响，都不及张謇创造的“大生”模式。清末民初时，“大生”模式在国内产业界独领风骚，南通也一度成为中外闻名的区域经济发展样板。

绅领商办

近代著名学者胡适曾这样评论张謇：“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开路先锋”。笔者认为，张謇所开之路，也包括他在企业制度方面开辟的新路。在中国近代企业制度演变史上，李鸿章等人开启了“官营”模式之路，而张謇创造的“大生”模式则开辟了解决官商关系问题，发展中国民营产业的新路。相比之下，张謇所开之路在中国企业制度变革进程中占有更重要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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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謇创办企业的年代，“官督商办”模式虽然已走向没落，解决官商关系问题，是清末中国企业制度变革的关键。张謇等人在创办企业过程中不得不同形形色色的官吏打交道，又尽量设法摆脱官府对企业经营的干涉，设法革除官营企业体制的弊病。

张謇曾经指出，官府控制的企业“排调恢张，员司充斥，视为大众分利之薮，全无专勤负责之人，……于财政上徒有增豫溢出之嫌，于实业上不能收商贾同等之利，名为提倡，实则阻之。”张謇创办大生纱厂时，最初打算走完全“商办”之路，但是经张謇多方奔走努力，仍不能解决集资问题，完全“商办”的办法落空，只得加入官股，并在刘坤一的支持下，使纱厂“名虽为官商合办，一切厂务官中并未参与”。

张謇将这种方式称为“绅领商办”。将大生纱厂改为“绅领商办”，以利于更多的商人投资纱厂，这是张謇等人在企业组织方式上的一个创造。在中国企业制度演变史上，“绅领商办”是对前不久在国内产业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的“官督商办”模式的一个改革。大生纱厂产权关系明晰，官股长期存在，经营权却始终不受官府干涉。张謇以后创办的其他企业，基本上都是完全商办。

由于“大生”模式在当时较好地解决了官商关系问题，在企业产权关系、经营管理体制和利润分配制度等方面，对“官督商办”模式进行了改革，进而又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创新，使得“大生”模式成为清末民初中国民营股份制企业制度的典范。

张謇在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北洋政府农商总长期间，制定了一系列有助于中国实业发展的法规和制度等，其中融入了他自己经营企业的经验。张謇后又被选为全国华商纱厂联合会首任会长。他还热心帮助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商务印书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国内一些企业渡过难关。山西、云南、新疆、甘肃等地方政府官员向张謇请教如何办实业，张謇也总是“代为设计，详为答复”，总想中国“多几件实业，多几个开发富源的地方”。凡此种种，都扩大了“大生”模式在国内的影响。

“大生”模式的影响

张謇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驱，他创造的“大生”模式“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代表了近代中国企业制度变革的方向，又向世界表示：中国民营产业初兴时期在企业制度上就有了一个较高的起点。笔者认为张謇“大生”模式的形成标志着“官营”模式占统治地位时代的终结，民营化成为中国企业制度发展主流时代的到来。

虽然到20年代中期，在帝国主义加强对华侵略的大环境影响下，在其他种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大生企业陷入债权人的控制之中，但是 “大生”模式曾在国内独领风骚近30年，所做出的历史贡献不可磨灭。“大生”模式靠股份公司制兴办社会化大生产、产权关系明晰、建立公开而严明的企业管理机制、按资与按经营劳动相结合的利润分配制度、重视市场营销的经营方针、重视人才开发与管理、重视新式教育、从实际出发的劳动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创新，为后来的中国企业家树立了榜样，对我国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也仍然有着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