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计划生育二胎新政策

山东计划生育二胎新政策（通用7篇）

山东计划生育二胎新政策 篇1

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允许普遍二孩政策

【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全会公报指出：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

山东计划生育二胎新政策

山东对《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进行修订：一是放宽再婚生育条件;二是对生育间隔时间作适当调整。但这样的调整仅针对特殊人群。作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政策，并不会做大的调整。

1、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

2、经设区的市以上计划生育技术鉴定组确诊第一个子女为非遗传性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

3、曾患不育症，依法收养一个子女后又怀孕的;

4、夫妻双方均为少数民族的;

5、夫妻再婚前各有一个子女，均随前婚配偶，新组合家庭无子女的;

6、夫妻一方为烈士的独生子女或二等乙级以上伤残军人的;

7、夫妻一方因非遗传性残疾失去劳动能力，只生育一个女孩的;

8、再婚夫妻一方只生育一个子女，另一方未生育的。

9、只生育一女孩，母女均为农村居民且母亲居住在农村连续5年以上，以农林牧渔业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

鼓励公民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本条例规定条件的公民，经批准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具有下列特殊情形之一，经夫妻双方申请、县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

(一)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

(二)经设区的市以上计划生育技术鉴定组确诊第一个子女。

市民热议是否生二胎

随着全面放开二孩的政策出现，是否生二胎，引发了广大市民的关注和热议，一部分市民认为二胎可以减轻未来孩子的养老负担，而另一部分市民则认为一胎都要考虑，二胎则根本不会要。

针对市民全面放开二胎的政策的看法，记者对部分市民进行了采访。记者了解到，根据年龄划分，二胎政策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分水岭，40岁以上的市民，大多数都比较支持生二胎。市民王先生今年47岁，今年他的儿子刚为他生了小孙子，对于二胎政策，他表示特别支持，希望劝儿子再生一个孩子，“现在的孩子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小时候连个玩伴都没有，特别孤单，以前我就想要两个孩子，可是政策不允许，现在政策放开了，一定会再要个孩子，让孩子从小不孤单。”王先生说。随后记者在英雄广场采访了曹女士，对于二胎政策，曹女士和王先生一样，持支持态度，曹女士说：“我家孩子今年27岁了，也是独生子女，前段时间刚结完婚，这一结婚负担就大了，双方父母就四个人，还不算家里的老人，等到我们岁数大了，两个人怎么能养得起这么多的老人呢，所以一定会让孩子要二胎，减少孩子们的负担。”

相较于40岁以上市民对二胎政策的热衷支持，40岁以下的市民则冷淡了很多。市民李雪今年36岁，二胎政策全面放开的消息出现后，李雪却没有多余的想法，“我的年龄不上不下的，不适合要二胎了，而且现在孩子也刚刚能放开手了，累了这多年，好不容易轻松了点，可不想再受累了。”李雪表示，要一个孩子不仅是生育能力的问题，也是精力和经济的问题，而且年龄差距也是一个大问题，孩子还没长大，自己就已经老了，综合种种因素，生二胎确实已经不再适合。而作为最年轻的一代父母80后和90后，他们大多数则对二胎持反对态度。80后市民孙先生告诉记者，孩子的投资是一笔大开销，不仅要上学，也要学习舞蹈和乐器什么的，再加上生活开销，如今孩子一个月的花销，比自己小时候一年的花销都多，自己和妻子都是上班族，支付一个孩子的费用都捉襟见肘，根本没有多余的金钱和精力再生二胎。如今，随着大家对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不少人也更注重自身的追求，孩奴时代一去不返，90后的小刘甚至表示表示，以后自己可能只要一个孩子，或者干脆过着丁克的生活，自由，没有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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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计划生育二胎新政策 篇2

一、研究新时期非政策性生育现象的必要性

我国是人口基数大、人口增长快的人口大国, 如果放松对非政策性生育的监管, 我国人口的增长定不能保持与经济、社会、自然资源协调的发展, 导致诸多社会不和谐之处:

第一, 导致人口总量持续增长, 加剧人口膨胀引发的诸多问题。以被调查县为例, 2007年全县总人口数为482662人, 2008年全县总人口数为484502人, 2009年全县总人口数为488410人 (数据来自2008年版、2009年版、201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 , 以上数据表明被调查县的人口总数在逐年的增长, 相当比例的非政策性生育无疑会加剧人口总量的增加, 加重因人口过多造成的各种自然和社会问题。

第二, 加重农村人口素质总体不高的现状。非政策性出生人群一般不能享受的到国家规定的教育 (读公办学校需要户籍证明, 而很多非政策性生育人群不能满足此项条件) , 随着人的素质的考核范围不断扩展, 基本的知识都享受不到的非政策性出生的人群必然沦为低素质者。这必然会加重农民素质总体不高的现状。

第三, 农村人口性别比失调加剧。非政策生育的群体很多是为追求生育男孩, 因此在非政策性生育影响下农村的人口性别比会进一步增大;以被调查县为例, 其2008-2012年的人口计划中指出, 在人口性别比方面的目标是控制在109以内 (数据来自被调查县人口网) , 而同期全国的人口性别比处于105到106之间, 该县非政策性生育的进行必定会使人口的性别比更加失调。

第四, 人口流动迁移日趋活跃, 增加人口可控性难度。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 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巨大的解放, 非政策性出生的人群在其成长为劳动力之后也只有通过流动才能实现工作岗位的谋取, 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城镇, 城镇吸纳能力不足定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交通拥挤、治安秩序混乱等诸多社会问题。

第五, 引发农民生活贫困, 不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和谐社会的构建。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人的抚养成本逐年增加, 而我国的农村地区仍比较贫困, 以被调查县为例, 2010年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6549元 (数据来自被调查县人民政府网) 。多生育子女必定会加重农村家庭的经济负担, 造成农民生活的贫困, 阻碍新农村和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新时期农民非政策性生育现状

按照经济发达程度与人口自然增长率成反比的规律,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 我国农村不会出现非政策性生育的现象, 但是相当比例的非政策性生育现象仍然存在, 以被调查县为例, 该县进行非政策性生育的妇女数占育龄妇女总数的6% (数据来自被调查县人口网) ;并且除了旧有的农民非政策性生育的一般特征外 (追求生育男孩;家庭因多生育而贫困;进行非政策性生育的人群素质较低) , 新时期非政策性生育人群特征如下:

第一, 非政策性生育的育龄妇女人群范围扩大。以前非政策性生育人群集中在23到30岁 (前者为第一胎的法定的生育时间, 后者为法定第二胎的生育时间。数据来自《山东省计划生育条例》) ;但是在实际调查中发现非政策性生育的人群中年龄最大的为43岁, 最小的只有19岁 (数据来自被调查县的调查实践) , 呈现出非政策性生育的育龄妇女人群范围扩大的现象。

第二, 农民进行非政策性生育开始追求生育女孩。按传统的农民生育习惯及实践, 非政策性生育主要存在于那些没有男孩家庭;但通过调查县的人口与计生部门了解, 该县进行非政策性生育女孩的占到违规总数的30%。

第三, 未达到婚育年龄而进行生育的现象逐渐增多。以被调查县某乡为例, 2007年未婚而生育的有20多个, 2008年未婚而生育的有三十多个, 直到2011年该情形的非政策性生育数量呈逐年增加的趋势。

第四, 经济状况比较殷实的家庭开始采取新的办法进行非政策性生育, 比如在孕妇将要分娩时通过办理旅游签证到香港或是其他以出生为户籍注册标准的国家或地区进行生育;或是通过提供虚假的孩子的残疾证明获得再次生育的许可等等。

三、非政策性生育现象的社会背景及其人为因素

非政策性生育的产生总有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因素涵于其中, 或是在已有的因素基础上出现新的影响因素, 根据各种因素的产生与作用的不同分类如下:

(一) 持续促进非政策性生育的社会因素

1.农村的整体社区氛围促使农民积极的进行生育行为。从社会学角度讲, 一个独立的农村聚落就是一个完整的社区, 社区的整体氛围直接影响到社区内每个人的生育思想和行为。“村落的宗族势力是中国农村生活的一个重要层面”宗族势力直接决定于人口的多寡, 为了壮大自己的宗族, 农民的生育积极性一般都比较高。

2.农民对于世代延续的追求, 尤其是对于男孩继承家业的偏爱。生育制度是人类种族绵续的人为保障。“因为单系偏重, 在父系社会中女儿不能继续父母的事业。”受传统文化的影响, 农民追求生育儿女以保存家庭的完整与延续, 在现实生活中农民为了传承“香火”不惜违背现有的法规, 通过各种途径实现自己的“生育任务”。

3.农村发展的滞后性, 尤其是文化发展严重滞后。农村历来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 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教育上都远远落后于城市, 因为农村整体性落后, 农民对人的全面发展没有投入, 加之作为生育年龄段的农民因历史的原因思想观念比较落后, 造成农民往往只是关注孩子的数量而忽视了孩子的培养。

(二) 影响百姓非政策性生育的新的因素

1.国家政策的转变。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经历了70年代的“晚、稀、少”、80年代的“完婚、晚育、少生、优生”, 到现行法制下的计划生育政策 (主要指在2002年9月1日《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生效后形成的生育政策) 。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特点在于:对非政策性生育的人群的态度由行政处罚到缴纳定额的社会抚养费。这样农民在知晓具体的非政策性生育的补偿标准时便不再担心因为违规生育而而带来过多的不利的后果, 政策的转变“助长”了部分村民的非政策性生育的“积极性”。

2.家庭经济的不断充实。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家庭经济状况不断改善, 已被调查县为例, 2008年1-9月份, 该县农民人均收入4565元;2009年, 该县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5706元;2010年该县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6549元;2011年该县预计实现农民人均纯收入7531元, 同比增长15% (以上数据来自该县政务网) 。通过以上数据我们不难看出农民的收入在逐年增加。

3.部分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不作为, 甚至违法作为。法律规定计生部门工作人员有义务为适龄生育人群提供计划生育的服务;但是在实际生活中百姓很少听闻相关的宣传, 虽然很多计生部门设立了宣传网站, 但是这对于电脑知识匮乏的传统农民来讲起不到宣传效果;在实践中被调查县一直贯彻育龄妇女定期检查制度, 但是育龄妇女编造理由即可免过检查, 甚至有工作人员为自己亲朋好友提供规避检查的信息, 这无疑助长了农民的非政策性生育。

4.基层政权制度的变更。自我国1998年11月4日开始实行农村村民自治制度以来, 之前的经济政治一体化的公社制度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同时政府接近农民的触角也由村一级的大队退化到乡镇政府;政府对于村内的事项按法律只是监督而不能直接管理, 这样农民便可以利用政府的此种不能作为, 隐瞒生育的相关信息, 有条件进行非政策性生育。

四、新时期非政策性生育问题的对策研究

长期以来我们的政府就非政策性生育, 已经制定并落实了一系列政策, 但是政策的落实中存在很多漏洞, 针对新时期农民的非政策性生育现象, 建议具体政策的落实和完善如下:

(一) 完善《计划生育法》相关法律法规的执行机制

1. 继续坚持落实和完善现行计划生育法规, 切实维护现有低生育水平;

提高对非政策性生育第3胎乃至以上胎数的人群的社会抚育费征收标准, 进一步提高进行非政策性生育的成本, 促使农民自觉的落实计划生育政策。转变社会抚养费的缴纳抵消其他一切社会责任的做法, 通过增加其他社会性义务降低农民非政策性生育的积极性。

2. 加大对农村教育发展的支持力度,

转变农民落后的思想意识, 引导农民树立科学的生育观念。农民非政策性生育的原因之一是在他们看来人多就意味着生产力大、势力大, 人口生育才能旺家富族, 生儿才能传宗接代。因此推进农村的教育建设, 尤其是对于处于育龄期的文化思想水平较低的人群进行再教育, 是从思想上改变农民非政策性生育的有效途径。

3. 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

计生部门要积极地联合相关部门, 建立完善宣传教育、利益导向、统计监测的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工作机制。实践证明仅仅规范的法律约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性别歧视观念, 蓄养一个综合性的政策体系, 关键在于执行和检测。因此要开拓广泛的监督机制, 使政策的落实完全运行于阳光之下。

4. 加快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和养老服务体系。

在农村不惜违背法律和政策生育男孩, 是因为农村自古就有“养儿防老”的传统。虽然现在国家正在启动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但是成效不大, 因此养儿防老在农村地区还是特别受用, 要改变这一状况, 政府必须加快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构步伐, 从老人生计上解决农民的非政策性生育问题。

(二) 因地制宜, 针对新情况设定有效的政策措施

1.对不断产生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性可能引发的失范问题, 政府和社会团体应积极构建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机制和服务体系, 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迁移和合理分布, 切实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加快建立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新机制,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平民化, 做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安置而不造成资源闲置浪费甚至复杂的社会问题。

2.提高计生工作人员依法办事水平, 构建公正的纠纷解决机制。从事计生工作的人员严格依法办事, 既可以防止农民非政策性生育, 又能促进农民自觉遵纪守法;提高公检法系统的公正性执法, 积极化解群众内部纠纷, 构建农民纠纷解决机制, 可以减少农民寻求通过原始暴力解决纠纷的可能性, 进而从思想上减少追求多子的生育愿望。

3.充分发挥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作用, 加强对村委会在计生政策落实上的扶持力度。如今农民实行的是自治制度, 因此加强农民群众性自制组织尤其是其中育龄妇女主任的作用是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的关键步骤, 加强对自治组织的扶持能调动其工作的积极性, 进而促进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

4.进一步提高农村城镇化水平, 转变农民的就业方式和生活态度。在农村缺少竞争机制的环境里, 人们的生活态度不讲求质量和高层次的发展, 必定造成能养活人口的基础上积极地再造人口;进一步提高农村飞城镇化水平改变农民的就业方式, 能以经济手段改变农民的思维方式, 自觉追求生活质量和个人的高层次发展, 放弃积极再造人口想法。

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涉及我国发展的百年大计, 良好政策的落实不仅可以实现我们人口优化的目标, 更能为国家长远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积极地研究新时期农民非政策性生育现象并落实措施, 将会促进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金太军, 施从美.乡村关系与村民自治[M].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7.

[2].费孝通.生育制度[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

[3].彭佩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M].中国人口出版社, 1997.

“二胎”生育政策评价研究 篇3

[关键词]“二胎”生育意愿；实证研究；育龄妇女；城乡比较；对策

[中图分类号]C9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6）01-0110-06

On the evaluation of “two-child” policy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of fertility desir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JIN Ying-ai

（Law School，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061，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statistic of women at a childbearing age in Qingdao city，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fertility desire and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The result shows that fertility willingness of the urban and rural women tends to be convergent， and age， parenting attitude， the responsibility of parents and communication methods of family are the major factors to evaluate the“two-child”policy. The paper argues that to implement integrative fertility policy of urban and rural area is in line with the population situation of current China， which is helpful to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flow. And meanwhile， the government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welfare policy system based on family development and make good service for the key childbearing age crowd， such as elderly and low-income women.

Key words：the fertility desire of the second child； empirical study； women at a childbearing age； the comparis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countermeasures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城市空间布局的调整，使城乡内部人口分化日益加剧，给社会管理和人口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1]。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普遍实施以“一胎化”为主要特征的生育政策，使人口出生率完成了由高到低的转变，步入平均每对夫妇终身生育1.7～1.8个子女的低生育国家行列[2]。继2011年国家实施“双独二胎”生育政策之后，为适应我国人口发展的新形势，各地从2014年3月份前后开始陆续开放“单独二孩”申请。2014年5月30日，山东省决定实施单独两孩政策，青岛市的“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平稳有序。截至2014年12月，全国有近100万对单独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其中92万对获得批复，申请情况低于预期[3]。青岛市累计受理单独两孩生育申请30.726万例，办结29.744万例。根据摸底测算，青岛市符合“单独两孩”政策家庭总数约为115726户，占全市家庭总数的4.2%，其中有生育愿望的家庭约为82296户，占符合政策家庭的69%。按生育意愿和符合政策人群年龄构成情况测算，预计今后几年内每年新增出生人口1.4万人左右[4]。

2015年10月29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在京召开，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计划生育政策在实施之后带来的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变迁、老龄人口不断上升、独生子女养老负担过重以及究竟人们是否选择生育二胎等问题，重新成为人们对当前生育政策关注的焦点。

一、调研方法

本研究将以人类行为和社会环境理论、差别生育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为支撑，以山东省青岛市20—49周岁的城乡居民为调查对象，以微观（社会人口学和社会心理学因素）、中观（家庭经济条件和家庭关系）、宏观（社区服务和社会政策等）因素为比较维度，分析青岛市育龄妇女对“二胎”生育政策的评价以及生育意愿的一般现状，为政府顺利实施新的“二胎”生育方案提供实时依据。问卷调查于2014年9月1日至同年10月31日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问卷440份，回收率为88%，经过筛选，剔除信息不全等问卷，最终有效问卷为426份，有效率为90%。调查对象中，农村和城镇分别占32.9%（140名）和67.1%（286名）。年龄按20—29周岁、30—39周岁、40—49周岁分组，所占比例分别为54.5%（228名）、24.2%（名103）和20.4%（87名）。

本研究采用的量表主要有自我意识、性别观念、生活压力、生活满意度、养育子女看法、赡养负担、婚姻质量、家人沟通方式等。经检测，各分量的信度系数均达到0.60以上，表明问卷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较好。运用社会研究软件（SPSS19.0）进行频次、百分率、平均值、标准偏差、Cronbachs α分析、t-test分析、ANOVA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等。

二、主要研究结果

（一）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及其城乡差异

本研究从生育数量、子女性别和生育时间三个客观维度， 即理想子女数、子女性别偏好、理想生育年龄（初育年龄、头胎和二胎的生育间隔），两个主观维度（生育目的、不打算生育理由）对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进行描述， 并对城乡间的差异进行比较。

1.理想子女数

20世纪80年代，农村居民理想子女数以2～3个为主，落后地区则以三个以上孩子为主，城市居民的理想子女数以1～2个为主。90年代以后，农村居民的理想子女数则多以两个孩子为主，城市居民的理想子女数以一个孩子为主[5]。本次调查结果（见表1）显示，农村和城镇育龄妇女理想子女数的平均值为 1.65（SD=0.68），选择理想子女数为二孩的各占53.2%和66.1%，选择生育一孩的各占33.8%和28.2%， 选择不生育和生育三孩及以上的总比例只占5.2%和2.8%。该调查结果显示了青岛市育龄妇女较高的二胎生育意愿，但总体上低于全国公民平均1.73的生育意愿。

2.理想初育年龄

根据37个示范市的工作评估报告得出，我国妇女的平均初育年龄超过23周岁，比过去有所推迟[6]。本次调查数据（见表2）显示，农村和城镇育龄妇女的理想初育年龄大致相同，大多数认为应该在25—29周岁之间。表明现代女性的晚生、优生意愿趋势越来越明显，晚育的途径并非是通过推迟结婚来实现，而是通过拉长初婚初育间隔实现。

3.理想生育间隔

山东省2013年通过了《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正案》，明确提出“夫妻可以自行选择生育第一个子女的时间”，成为我国取消生育间隔的第19个省份。本次调查发现（见表3），在育龄妇女对“理想的头胎和二胎生育间隔”的回答中，占最大比例的各为“3～5年”（40.0%）和“2～3年”（33.1%）。可以看出，人们希望逐步取消生育间隔，根据自身情况选择生育时间。

4.子女性别偏好

纵观中国城乡居民的子女性别偏好特别是对男孩的偏好，正随时代更替有所减弱，且部分城市出现喜欢生女孩的现象。可见，“无后为大”“儿子传宗接代”等传统生育文化正逐渐失去其生存的社会基础。调查结果（见表4）中，78.9%和71.3%的农村和城镇调查对象认为“子女性别是男孩女孩无所谓”，不存在性别偏好的倾向，对于子女性别的选择日趋自然。

5.生育二胎的目的和不打算生育二胎的重要理由

育龄妇女生育二胎的目的和不打算生育二胎的重要理由的差异分析结果见表5。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除了传统的“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等功利性生育目的，63.9%的农村居民和70.7%的城镇居民一致认为，选择生育二胎的目的是因为“免于一个孩子太孤单”。对于孩子而言，有兄弟姐妹做伴，可以减少孩子的孤独，避免独生子女的过于自我的性格缺陷；对于父母而言，如果多个孩子，也会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也会免于独生子女万一突发不幸的绝境。从表5中亦可见，调查对象不打算生育二胎考虑最多的是孩子出生后的养育费用和教育费用，而赡养父母压力作为第一理由的比例占的却最少。因此，社会要为这一政策的实施，解决年轻家庭的后顾之忧，分担家庭的抚育成本[7]。

（二）育龄妇女对“二胎”生育政策的认知度和总体评价

1.“二胎”生育政策认知度

调查结果（见表6）显示，城乡育龄妇女对国家“二胎”生育政策的认知度均高于中间值3.00，说明现代妇女对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的关心程度较高。“二胎”生育政策的认知度的地区差异明显（t=-3.59，p<.001），农村居民对放开“二胎”生育政策的认知度明显低于城镇居民。

2.对放开“二胎”生育政策必要性的总体评价

从调查数据（见表7）来看，调查对象对“您认为国家有必要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全面放开二胎吗”这一问题的平均值均高于中间值1.50，认为国家很有必要放开二胎生育政策，而且城乡之间差异并不显著，即城镇和农村地区之间由过去的“城乡二元”变为“城乡趋同”。

（三）育龄妇女对放开“二胎”生育政策必要性评价的差异比较

1.个人特征与对放开“二胎”生育政策必要性的评价

数据（见表8）表明，赞同全面“二胎”生育政策人群具有明显的年龄差异（F=3.99，p<.05）。即，40—49周岁的育龄妇女明显比20—29周岁人群赞同放开“二胎”生育政策。这是因为较高年龄段的人群在心理上更成熟，在经济、时间、精力等方面更有优势，大多物质生活趋于稳定。而 20—29周岁的女性本来是生育释放能力最强的育龄妇女群体，但大多考虑生育对事业的影响。

在个人社会心理学因素中，调查对象的生活压力给放开“二胎”生育政策必要性的评价带来了显著差异（F=2.98，p<.01）。即，处于较低生活压力的育龄妇女更赞同放开“二胎”生育政策，而基于生活成本压力比较大的人群会反对生育二胎。

2.家庭因素与对放开“二胎”生育政策必要性的评价

（1）家庭经济因素

调查数据（见表9）显示，育龄妇女的职业（F=4.04，p<.001）、主观家庭收入水平（F=4.54，p<.01）给“二胎”生育政策评价带来明显的差异。

职业女性在孕育子女期间如果没有强大的亲属支持网络，会通过中断工作来完成家庭与工作角色。教师职业的女性因生育而付出的机会成本相对较低，由于本身从事教育工作，比较认同两个孩子更能促进孩子健康发展的观念。

不同家庭经济水平的妇女的生育意愿呈中间低、两头高的趋势。一方面，人类对孩子健康和教育方面的投入回报显著，使得子女作为投资的价值增大。放开二胎生育政策，有利于推动劳动力增长，缓解经济条件较差的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问题，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另一方面，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有能力应对不断上涨的育儿成本，能为“二胎”提供尽可能的教育资源和成长环境。

（2）家庭结构因素

调查数据（见表10）显示，在家庭因素中，养育子女看法（F=3.36，p<.01）和家人沟通方式（F=4.96，p<.01）不同，对放开“二胎”生育政策的看法也明显不同。具有较强的父母责任感和民主的家庭气氛的育龄妇女，对放开“二胎”生育政策有更高的认同感。另外，现代的父母在对待子女的生育选择方面，已日益趋向民主， 子女在生育行为方面的选择受到来自父母的干预越来越少。

3.社会环境因素与放开“二胎”生育政策必要性的评价

调查数据（见表11）显示，社会环境因素与育龄妇女对放开“二胎”生育政策看法之间的差异不明显。这说明育龄妇女在选择是否生育“二胎”时主要根据个人及家庭事务来决定。另外，从表11中，也可以看出，调查对象对目前的孕产休假制度、幼儿园数量、服务质量和食品安全管理现状的满意度偏低。

（四）对放开“二胎”生育政策必要性评价的影响因素分析

建立的回归模型分析结果（见表12）显示，个人、家庭和社会环境变量联合解释支持国家放开“二胎”生育政策程度的影响力分别为22%、7%和1%，模型Ⅰ、Ⅱ、Ⅲ的拟合度较好，进入回归方程的变量只有年龄（β=0.23，p<.01）、家庭沟通方式（β=0.19，p<.05）两个变量，而个人因素中的学历、自我意识、性别观念以及家庭因素中的养育子女看法、养老负担，社区服务满意度、生育政策满意度等因素的影响力并不显著。

首先，越拥有良好家庭沟通方式的育龄妇女，越会支持放开“二胎”生育政策。生育二胎将带来个人生活方式改变、经济成本增高、养育负担加重等问题。一些父母在催促子女生二胎的同时，没有考虑到子女的经济、精神压力。所以家庭成员之间需要通过采取自由、民主、平等的沟通方式，达成较为一致的共识，才能做到互相理解、合理选择。如果沟通不当，二胎还有可能使家庭结构崩解[8]。

其次，年龄越大的育龄妇女，越赞成放开“二胎”生育政策。年轻人社会阅历浅，受挫感也浅，经济基础还不牢固，所以还没有做生育二胎的准备。据统计，青岛市20—29周岁处于生育旺盛期妇女的人口数量自2009年以来逐渐上升，从2016年开始又呈下滑趋势[9]。可以预见，即使普遍实行“单独二胎”生育政策，也不会出现人口出生率暴涨的现象。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结论

根据以上研究结果，可以得出以下三方面的结论：

1.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一般趋势及其差异

第一，城乡育龄妇女的理想子女数基本一致，并与计划生育子女数为二孩的统计结果较接近。显示了育龄妇女较强烈的二胎生育意愿。

第二，调查对象多数认为“男孩女孩无所谓”，城乡育龄妇女选择二胎的理由基本一致，不存在性别偏好，子女性别选择对“二胎”意愿的提升作用不再明显。

第三，理想初育年龄为25—29周岁，理想生育间隔是2～3年。城乡育龄妇女的生育模式一致，晚育已经成为城乡现代女性普遍认同的观念。

2.育龄妇女对现行生育政策的认知、评价的特征及其城乡差异

第一，广大城乡居民基本了解我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对放开“二胎”生育政策表现出支持的态度，且育龄妇女的赞同度明显高于男性。如果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将满足大多数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

第二，从对放开“二胎”生育政策必要性评价的差异因素分析结果来看，从事教师职业的育龄妇女和主观认为家庭经济水平处于上等水平的育龄妇女，40—49周岁比20—29周岁的更认为国家应该放开“二胎”生育政策。同时，具有较强父母责任感和民主家庭气氛的育龄妇女对放开二胎生育政策有更高的认同感。相反，生活压力大的人群表现的却没有那么积极。

第三，城乡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以自主选择为主，社区与政府环境因素没有给“二胎”生育政策评价结果带来明显的差异。说明人们在面临生育选择时，会更关注自己和家庭的生活质量，所以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现实距离。

3.城乡育龄妇女对“二胎”生育政策评价的影响因素

第一，年龄是决定认可放开“二胎”生育政策的重要因素。育龄妇女的年龄越大，越容易接受“多子多福”等传统的生育观念和生育意愿， 生育二孩的态度就比较明显。

第二，积极的养育子女态度对支持“二胎”生育政策具有正向作用。具有较强的家庭价值认同感的父母，更注重养育孩子过程的乐趣，强调子女数量在家庭完整性方面的重要作用。

（二）对策建议

1.社会层面

第一，建立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设立计划生育社会公益基金。进一步建立和完善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对城镇无业、下岗居民，独生子女伤亡和大病等特困家庭，以及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是独生子女户应给予生活、教育、就医、养老、陪护等方面的援助，引导公众自觉调节生育行为、自愿实行计划生育。

第二，借助社会化力量，支持社会服务组织进行专业干预。自实施“二胎”生育政策以来，家庭矛盾、离婚纠纷频发，所以全社会要形成多部门共同关注、多层面预防宣传、多元化解决问题的新常态机制，努力形成预防和化解因二胎生育引发婚姻家庭纠纷的合力，支持有条件的志愿服务组织和专业社会工作机构，实施心理干预方面的专项社会关爱行动。

2.政府层面

第一，分类指导、突出重点，做好医疗保健服务应对。根据本次调查结果，有较强二胎生育意愿的孕产妇年龄集中于30周岁以上。山东放开单独二孩政策以来，青岛市单独二孩申请的妇女大部分是高龄产妇[10]。因此，政府要建立以育龄妇女现居住地管理为主的风险防范机制。相关机构要推出与二胎相关的服务，对有强烈生育意愿的高龄妇女进行重点监测，并增加免费服务项目，以保障产妇和婴儿的健康与安全。

第二，将计生服务融入城乡社区服务均等化建设之中。政府应将人力、财力、物力更多地投向农村社区，建立覆盖社区全体成员、服务功能完善、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较高的社区服务体系，并大力推进城乡社区交流与合作，着力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构建城乡社区组织互帮互助机制，形成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共同提高的城乡社区和谐发展新格局，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育龄妇女的生育、生产、生活需求。

第三，提升“养、教、护”三位一体的生育服务水平。根据人口变动情况，合理规划和配置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并立足基层，以满足群众需求为宗旨。通过围绕服务社会全人口、生命全过程、生育全周期，在妇幼保健、教育、医疗、文化、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配置上采取相应配套保障措施，实行以奖代补、以非货币化的福利服务代替单一的经济补助的办法，以及时为广大育龄群众送去更多、更好、更贴心的公共服务，来应对人口波动带来的影响。

第四，制定有利于农村计生家庭的社会经济政策。根据此次调查结果，贫困家庭对劳动力的需求和“多子多福”的传统生育观念影响了人们的生育意愿。所以主观家庭经济水平处于“下层”的育龄群体存在较强烈的生育动机。因此，要特别关注农村低收入“二胎”生育计划家庭， 要协助解决这部分困难家庭孕育者的生活照料问题，制定农村独生子女户和双女户父母养老保障的有关政策，切实落实对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优惠措施。

第五，建立以性别平等为导向的妇女权益保障新机制。不同职业的育龄妇女对生育二胎的选择具有明显的差异。因此，政府需要及时修改和完善《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将其中与生育二胎妇女权益保护相关的新问题，按照法制化和人性化的方式予以解决，特别是要以性别平等为导向，完善男女双方共同负担育儿的责任，解除育龄妇女和家庭的后顾之忧。

第六，实行“从罚到奖”的计划生育奖扶制度改革。政府应完善立法保护独生子女家庭、尤其是亡残子女家庭的权益，将终身未生育或未收养子女的父母纳入到奖励范围，在住房、养老、医疗、乘车等公共服务上体现出更多的社会关爱和优惠照顾，从单纯的“处罚多生”逐渐过渡到“惩奖并重”的扶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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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生二胎新政策 篇4

市卫计委发布了“重庆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建立生育登记服务制度的通知”。通知要求，从201月1日起，夫妻双方一方户籍在本市，或双方户籍均不在本市但女方在本地居住满1个月的夫妻，在生育第一个子女或第二个子女前进行登记，也就是说，生二孩不用再办“准生证”了。

想生娃 只需提前备案登记

“之前的生育服务证，在一些地方已演变成了变相审批。”市卫计委基层指导处处长陈平说，为了进一步方便市民办理生育服务证，重庆在7月1日起开始推行“一孩生育登记制度”。也就是说，以前必须要办理生育服务证，今后只需要进行登记备案，生育服务证你可以不要，如果你要，也可以现场发放。要不要，你自己说了算。生育服务证，将完全成为一种“服务”，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是一种“审批”。

随着元旦“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生“二孩”也和生一孩一样，只需进行登记备案就可以了。以前办理生育服务证，需要很多条件，比如说，要双方工作单位盖章，但新的“登记制度”只需夫妻双方带上身份证、结婚证和户口簿这三样东西就行了，连照片都省了。当然，如果是再婚的夫妻，需要提供离婚证及离婚协议书或离婚判决书、调解书。

材料齐全 可当场发证

怎么办理生育服务证呢?“通知”上也写得清清楚楚：只要夫妻二人或其中一人，或委托的代办人在现场填写登记表。当然，你也可以先到网上预约登记，登录市卫计委的网站www.cqwsjsw.gov.cn/，按“网上服务”提示进行预约登记，通过网络把需要填写的内容填好，可缩短办理时间。在现场办理时， 工作人员在网上登记，并进行信息双向比对。只要材料齐全，情况属实的，当场发放生育服务证。

如果发现信息比对不一致，但登记对象能出示法定依据的，也应视为比对一致;信息比对不一致且登记对象不能出示相关法定依据的，办事人员要向信息提供地提出协查请求，并及时告诉登记对象要延迟或不予发放生育服务证的原因。

实行首接责任制

到哪些地方可以办理登记服务呢?“通知”上明确：在夫妻一方户籍所在的村、社区或乡镇、街道;或女方现居住地的村、社区或乡镇、街道都可以。“通知”还要求实行首接责任制。意思就是说，凡夫妻一方户籍所在的村、社区或乡镇、街道，女方现居住地的村、社区或乡镇、街道，在进行生育登记及发放生育服务证时，具有同等职责，不得互相推诿。这意味着，只要市民找到你，你就得办，不能推来推去。

计生便民服务系统

元旦启用

重庆商报讯 据悉，我市元旦开始启用计划生育网上便民服务系统。市民登录www.cqwsjsw.gov.cn/，点击“网上服务”，不但可以在网上预约登记生育服务证，还可以查询办事进程。

山东生二胎政策修改 篇5

2013-06-02 21:56:05 来源: 齐鲁网(济南)有21813人参与

原标题：《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正案》通过 取消生育间隔

齐鲁网6月2日讯 据山东卫视《山东新闻联播》报道，《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正案》规定：今后，《计划生育服务手册》办理将实行首接责任制，杜绝户籍所在地和现居住地双方扯皮；取消二孩生育间隔成为修正案最大亮点。

从1988年出台《山东省计划生育条例》至今，山东省一直执行二孩生育女方需年满30周岁政策。随着社会进步和人口计生形势的变化，生育间隔政策可以适当放宽。

高密市人民医院产一科主任王君君介绍，母亲年龄太大了以后，身体各项机能都要下降，那么对母婴的后果都不好，所以说主张母亲要怀孕，还是选择一个最佳的年龄段。

山东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巡视员丁传英说，取消生育间隔，对山东省十二五后两年和十三五前三年人口出生率有所提高，但从长远看，对全省人口总量不会形成大的影响。

据测算，取消生育间隔主要造成2014年到2018年二孩出生年均增加25万人左右，按照目前千分之七的死亡率，2015年末山东省总人口将为9825万人，符合山东人口“十二五”规划。

山东计划生育二胎新政策 篇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二胎政策是中国实行的一种和计划生育政策相对应的生育政策，它是指符合指定条件的夫妇允许生育“二胎”。2013年8月6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消息称，国家卫生计生委党组日前决定开始实施 “服务百姓健康行动”，并适时出台完善生育政策调整方案，这一提法再度引发公众关注。

2015年7月17日，是第26个世界人口日。国家卫计委在通报了我国人口和计生工作的情况。我国总人口仍然保持增长，已达13.68亿人。而在全面放开二孩方面，卫计委首次透露，正在抓紧制定相关规定。

继“单独两孩”政策全面落地一年多后，日前，传来了生育政策有望再度调整，年内出台全面放开二孩的消息。对此，2015年7月22日，国家卫计委相关负责人则重申了着手评估和推进新政，否认了年内实施的说法。不过，对于呼声很高的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不少人口及社会学专家则表示支持，认为“单独两孩”只是个过渡性改革措施，新政在十三五初期就有出台必要。

2015年10月，中共全会公报允许普遍二孩（二胎）政策。

一、我国人口的基本情况简介

2014年中国0-14岁低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16.5%,比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降低0.1个百分点,低于世界平均26%的水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不断上升,从2010年13.3%提高到2014年的15.5%。同时,劳动年龄人口从2011年开始连续三年出现净减少,从数据上看,2011年9.40亿,2012年9.37亿,2013年9.34亿,2014年9.16亿,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7.0%,近十年我国人口变化有如下特点:老年人比重逐渐增加,少儿的比重逐渐降低,而总抚养比重却出现降低,这种表现充分体现了我国人口老龄化但出生人口增长率下降的现象,同时也更加突出了我国人口出生率变动“蝴蝶效应”般的影响。然而这种趋势在2013-2014年启动实施二胎政策后就被打破了并且均出现了逆转,可见二胎政策在政策实施初期对扭转不利局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已初露端倪。

资料显示,2005-2014年人口增长率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事实上1995-2014近二十年都呈这种趋势,或许二胎政策出台的原因也有基于此的考虑。需要注意的是,2009-2013年期间人口增长率低于0.5%,但近两年有回升趋势,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究其原因,主要受“二胎政策”的影响,具体表现为2013年政策发布、2014年各地逐步实施后,人口环比增长率近几年来首次突破0.5%,回升势头明显。这种转变可以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即2014年的人口出生率有明显的提升,况且我国人口基数大,相应的出生人口数的增长量的变动便可想而知。

二、我国二胎政策实施现状

2013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以“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2014年各省二胎政策陆续落地,具体实施时。

可见,人口政策并非同时放开,根据各地实际情况,有时间选择性地采取措施是理性之举。可想而知,关于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预测,保证平稳过渡是前提,同时也要依据政策实施的实际情况具体地调整下一步的方案。

据《经济蓝皮书: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科院发布)显示, 我国目前总生育率只有1.4,已经非常接近国际上公认的1.3的“低生育陷阱”。2015年7月,国家卫计委表示单独两孩政策效果正在显现,2014年我国出生人口比2013年增加47万人,目前申请数量稳定在每月8万对至9万对。具体来讲,截至2015年6月30日,北京市“单独两孩”申请数和办证数分别为44700例和40951例;据预测,新政平均会让北京每年增加超过5万新生儿。然而2014年8月至11月,北京市单独两孩申请人数曾出现连续四个月下降,单独两孩申请量至今依旧远低于预期.三、对生育“二胎”的意愿与影响因素的浅析

• 1.生育“二胎”的意愿与影响因素 从世界范围来看，理想子女数减少是现代化社会普遍发生的一种趋势。西方学者运用不同的理论从多学科的视角来试图解释生育观念的变化，并分析影响理想子女数的因素。

以经济学家贝克尔为主提出的生育经济理论认为，随着收入的增加，家庭对孩子数量的需求增加，对孩子质量的需求也增加，人们愿意让孩子受到更好的抚养和教育。总的来说，家庭对孩子质量需求的增加要大于对孩子数量需求的增加，因此，收入和孩子数量之间总体上呈现负相关关系，即随着收入的增加，家庭对孩子数量的需求会减少。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收入对理想子女数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在控制教育程度后，妻子的收入对其理想子女数无显著影响。

现代化理论从社会和个体两个层面来探究现代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基本结论是理想子女数随现代化进程而减少，从个体层面来看，受教育年数越长、越重视自我发展，就越倾向于不生和少生。因为现代化社会孩子的直接和间接成本上升而效用降低，人们对其他消费品的偏好要超过对孩子的偏好，而教育程度的提高则使孩子对个体的吸引力降低，受过较多教育者更容易接受强调自我人生价值的现代化观念，容易找到其他价值目标替代孩子的价值。对女性来说更是如此，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随着其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加，研究结果显示，妻子的教育程度比她的收入、家庭收入以及丈夫的教育水平对理想子女数有更强的影响。

生活经历分析关注的则是成长环境、家庭结构、婚姻状况和生育经历对理想子女数的影响。一些研究表明，父母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对子女的理想子女数有很强的正向影响，父母对子女生育数量的期待与子女的理想子女数也呈正相关，初婚年龄推迟会减少期望子女数，而现有子女数越多者理想子女数也越。•

• • 然而，若要探究理想子女数的影响因素，应将其放在特定的制度背景和社会状况中。因此，我们既借鉴西方的分析框架及研究原则，更注意到由于国情不同而带来的差异，这些差异的存在使得西方的一些研究结论不能直接用来解释中国的现象：

首先，多子女家庭在西方社会被更多地贴上负面标签，认为如果子女数量超过4个，父母将不能给予孩子很好的照顾，父母花在每个孩子身上的时间、精力和经济资源会减少，父母与孩子的互动也会降低，2至3个孩子的家庭规模最受推崇。而在中国，独生子女已经演变成刻板的社会印象，与“能力低”、“自我中心”、“自私”等一系列负面评价形成了固定的联想，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更利于孩子的成长和教育，更能促进孩子的健康发展等观念得到不少人赞同。因此，当独生子女在中国普遍成为一种负面印象时，生育政策允许将促进城市人口理想子女数为2孩的比例增加。

其次，随着中国城市社会保障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家庭在孩子教育、医疗和成家时购置婚房等方面的费用大增，孩子抚育成本急剧上升。有研究表明，以2003年的物价水平，0至16岁孩子的直接经济成本达25万元左右，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购置婚房的家庭支出，则高达49万元；1/4家庭的子女经济成本占夫妻总收入的50％以上。有理由预期，为了家庭和孩子能够有一个尽可能好的生活机会，人们对两个孩子的偏好将受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

然后，男孩偏好是我国传统生育文化的重要特征，它对理想子女数有正向刺激作用。城市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高，弱化了男孩与养老的联系，但男孩与传宗接代的联系则较少受到触动，城市居民男孩偏好明显减少但仍存在。因此，有男孩偏好者更多认为两个孩子更理想。我们同时还认为，计划生育政策作为我国一项基本国策，它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无疑是不容忽视的，是生活经历分析中一个重要的变量。对于“一胎化”政策实施后步入婚育的城市居民而言，他们更有可能把政策生育数视作理想子女数。

最后，幼年子女照顾是西方女性面临的工作与家庭角色的主要冲突。经验研究结果显示，职业女性在孩子婴幼儿期主要是通过中断就业或从全职工作转换为兼职工作来应对家庭与工作角色的两难。由于女性的生育机会成本远远高于男性，故理想子女数的性别差异比较明显。而中国城市女性大多在生育后连续就业，再加上有强大的亲属支持网络减轻其育儿负捌剐，女性因生育而付出的机会成本相对较少，二胎意愿的性别差异将不明显。

2.讨论组建议总结----针对“家庭消费（成本）”方面

从主要分析来看，虽然收入、财产禀赋、孩子的性别以及存款利率均与家庭生育二胎意愿呈现出相关关系，但上述因素均属于系统性因素，并且存在难以在短期内发生变化、缺乏统一衡量的标准等特点，可视为外生因素。因此，为使提振家庭生育二胎意愿的政策建议更具有操作价值，此处着重针对房价、子女生活消费、儿童教育开支、儿童医疗开支、生养手续以及教育资源的配置等因素提•

• 出建议：

• •

（一）强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首先，加快构建保障性住房体系。一是加大重视力度，建议由中央牵头出台统一的保障性住房指导政策，省、市、县一级政府成立专门的工作办公室，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对应的实施细则和具体方案，积极推动落实； 二是加大对保障性住房运营模式的研究，在研习发达国家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建立多层次、多品种、多维度的保障性住房运营模式；三是创新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投融资模式，加大对社会资金的利用力度，放大财政杠杆，在不增加政府财务负担的同时保证多个项目的开工建设。

其次，逐步改革公积金管理模式。一是简化审批手续，各地政府应当根据本地住房市场状况，减少现有审批环节，积极压缩公积金申请周期；二是放松缴存和提取限制，降低申请门槛，扩大公积金适用范围；三是提高管理水平，聘请专业机构管理统筹资金账户，探索入市方案，提高资金收益水平，并按照一定比例向缴存单位和个人分配超额收益。

• 最后，积极推行行政改革。一是调整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做到财权与事权的匹配，从根本上抑制地方政府的卖地冲动；二是探索发行市政债券，拓宽政府融资渠道，降低对单一金融机构的依赖，积极探寻多层次的政府性资金筹集手段； 三是降低政府债务成本，降低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地方政府融资的限制，用低成本的资金置换高成本的资金，在化解存量风险的同时降低地方财政与房地产行业的关联度。

（二）规范母婴用品市场

第一，完善国产母婴用品监管制度。进一步完善制度体系，建立严格的市场准入标准，清退不符合标准的企业，建立产品质量指标体系，落实合规生产的基本职责。尤其是对于婴幼儿食品、奶粉生产企业，需建立专门的食品标准，从原料、生产管理、质量指标、物流以及销售等环节层层把关，切实提高国内婴幼儿产品的质量，让消费者买到放心的国产婴幼儿食品。

第二，降低进口母婴用品流通成本。建议大力推动跨境电子商务，积极建设保税区和自贸区，对多层级的代理经销模式进行规制，降低因委托代理环节 过多产生的额外贸易成本，打破目前进口婴幼儿产品价格虚高，卖方市场能力过大的现状，降低进口婴幼儿产品的零售价格。

第三，加强惩处力度，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建议工商、商务、质检等执法部门加大对婴幼儿产品的检查力度，提高违法违规的成本，对制造贩售假冒伪劣制品的进行顶格处罚，有效地整肃市场，降低逆向选择的发生概率。

（三）稳定社会消费品价格

一是加强宏观调控，对流动性进行分割化调节，严控信贷总额过快增长和货币投放总量，确保不出现流动性过剩的现象，对民间流动性进行疏导，防止投机资本进入基本民生行业。

二是保障基本消费品的供给，让日常生活用品、农副产品等生活必需品的供•

• • •

• •

• 给能够覆盖城乡居民的消费，确保其价格不出现大幅上扬，同时加大对能源以及生产资料的定价指导力度，对电信、燃油等垄断程度较高的行业实施价格规制，保证其价格的稳定。

三是加强物价监管，强化市场秩序监督，对扰乱市场秩序、不正当竞争的现象要严加整治，加强行政执法的覆盖力度和频度，打击哄抬物价的行为，确保市场秩序的稳定。

（四）简化生养手续

一是以行政力量为主导，健全制度体系，精简生养孩子的手续，减少办理的复杂程度，降低办理手续的时间成本。

二是下放审批权限，清理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减少手续的申报管理层级，提高手续办理速度，更好更快地服务于“ 单独二胎”政策。

三是加强监督管理，强化对各办理环节的合规管控，切实推进依法行政，深入开展专项治理，预防和杜绝违法违规操作的发生。四是推动政务公开，政府应加强信息化技术的使用，建立统一的信息公开系统，及时完整地向公众披露业务办理流程，开通便民查询系统，让申请人能够及时对所办业务进行跟踪。

（五）深化教育体制改革

首先，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着力完善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逐步缩小教育资源的城乡、区域、校际差距，同时尽量保证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实行公立学校标准化和同质化建设，实施教职员工交流轮岗制度，废除重点学校和重点班的设置，从根本上破解择校问题。

其次，改革招生监督机制。对现行的监督机制进行调整，在坚持政府进行宏观监管的基础上，引入专业化第三方监督机构对招生过程进行监督，积极推进招生工作的透明程度和公开度，强化社会、家长的监督作用，形成三位一体的监督体系，全方位杜绝招生工作中违法违规行为的出现。

最后，加大教育投入。增加教育支出占GDP 的比例，探索筹建教育基金，完善困难学生资助机制，同时试点多子女家庭的补贴机制，适当地提高教师薪酬，进一步降低家庭教育负担。

（六）推动儿童医疗事业发展

一方面，必须加大儿童医疗投入。一是投入更多的资金提升儿科医资力量、扩大医疗规模、改善设备设施、提高公立医院医疗水平和接待患者能力，满足日益扩大的儿童医疗需求； 二是加大对儿童医疗医院或网点的建设投入，提高儿童医疗的覆盖范围，同时积极推动股份制儿童医院和外资儿童医院等新型医疗模式，充分吸收社会资金参与儿童医疗设施的建设和改善，切实提高医疗保障水平；三是加大对儿童医疗的补贴力度，降低儿童医疗的成本和费用，降低家庭在儿童医疗上的支出。

• • 另一方面，应当积极推动儿童医疗保险体系的建立。由政府主导，参照现行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新农村医疗合作保险体系，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家 庭投入为辅的覆盖城乡儿童的医疗保险体系，切实降低家庭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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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二胎政策能改变我国的人口倒三角结构,对冲人口老龄化压力。但目前关于我国全面放开“二胎”政策问题还存在争议,是日趋严峻的人口形势下“全面放开二胎”,大幅度扭转局面,全面扼杀潜在制约因素;还是循序渐进、适时调整，值得我们深思。

山东计划生育二胎新政策 篇7

一、“全面二胎”的政策解读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正式决定实施“全面二胎”政策, 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获得了全面实施。自此以后, 中国进入人人都能生两胎的新时期。“全面两胎”政策的实施, 有利于改善人口结构, 既符合民意, 又有利于社会长期发展。“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的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了近40年, 一夕之间全面放松。放开两胎政策, 不仅给中国许多家庭带来变化, 对于企业的劳动用工, 尤其是“三期”女职工的管理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 有效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 缓解了对资源环境的压力, 为经济的发展增添了动力。“十三五”是非常关键的时期, 不仅老龄化现象越来越严重, 经济增速放缓, 劳动力人口也在减少, 如果不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未来会增加许多独生子女、无子女家庭。如今, 劳动年龄人口比较充裕, 是调整政策的有利时机, 全面两胎政策有利于缓解人口结构老化, 满足群众生育意愿。目前, 劳动力大幅减少趋势不可逆转, 随着经济运行情况的变化, 调整我国的人口结构势在必行。据预测, 两胎政策后, 劳动力年龄结构将会得到逐步改善, 到2050年, 可增加3000多万劳动力, 在总人口中, 老年人口所占比重也会有所降低, 预计可以降低2个百分点。两胎政策后, 可以有效缓解家庭少子化趋势, 有效的降低人口抚养比, 维持家庭代际支持、养老功能。

二、全面二胎政策实施后对企业的影响

全面二胎政策实施后, 生育二孩将得到鼓励, 同时, 企业对于员工生育二胎的假期也要延长。新修订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明确规定, 全国统一实施全面两孩政策, 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 地方可以结合实际对允许再生育子女的情形制定具体办法。二胎政策延长了企业的生育假, 取消了晚婚假, 删除了对晚婚晚育夫妻、独生子女父母进行奖励的规定。同时, 也有效的解决了“二孩政策”所带来的生育假不足的问题。全面放开二孩, 意味着女性在企业中可以有两个产假, 这从一方面增大了女性的就业压力, 恶化了单身女性在到企业中就业的处境, 增加了企业单位录用女性职工的顾虑。之前曾有媒体报道, 青年女性企业面试, 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问她准备几年后生孩子”, 现在放开二孩政策了, 对于预期生产年龄的女性求职, 企业将会作出怎样的反映。在社会招聘时, 企业不仅要看女性求职者是否“已婚已育”, 还要询问是否“已婚, 已二胎”, 可见, 二胎政策, 对于企业招聘女性求职者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另外, 全面二胎政策的实施, 还会影响到企业的生产经营及管理成本。一般情况下, 女性生育“三期”期限大约22个月之久, 虽然按照规定, 企业只给98天产假, 但产假之前和之后这一过程, 也会大大影响到女职工的工作效率。当然, 面对“三期”女职工, 企业可以做出两种选择, 一是坚持使用该“三期”女职工, 但是, 在生产经营效率和人性化管理中很难找到平衡点;二是进行岗位调整和替换, 这样还会增加管理成本。全面二胎政策实施后, 无论如何选择, 企业都会不可避免的面临效率降低, 成本增加的问题。还有, 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后, 企业还会增大“三期”女职工管理的法律风险。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中, “三期”女职工的管理本来就令人头疼, 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后, 单位育龄“三期”女职工还会有所增加, 在具体管理中, 如果管理不当, 就会增加法律风险。比如, 在招聘时, 遇到可能生二胎的女性劳动者该怎样处理?是接受还是拒绝?如果单位中生育二胎女职工较多, 如何调岗调薪?如果遇到特殊情况, “三期”女职工劳动合同该怎样解除或终止等。

三、全面二胎政策实施后企业建立的配套工作策略

全面二胎政策实施后, 企业必须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 建立有效的配套工作。在具体工作安排中, 不能够违背《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5条指出:“单位不得因女职工进入“三期”而降低其工资”。这里所提到的工资, 不仅仅指基本工资, 主要指女职工“三期”前月平均的货币性收入。所以, 对于“三期”女职工的薪酬管理, 企业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重视生育保险的缴纳;全面二胎政策条件下, 生育保险的缴纳一定要高度重视, 根据相关立法规定, 单位缴纳了生育保险的, 女职工生育津贴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 单位无需支付工资。未缴纳生育保险的, 单位必须支付工资, 还要按女职工产假前工资标准发放。因此, 缴纳生育保险, 会有效降低企业的成本。二是建立健全“三期”女职工的退出机制。根据相关立法规定, 解除和终止“三期”女职工劳动合同, 须接受多项法定条件的制约, 然而, 单位人力资源管理在遇到特殊情况时, 还必须面对“三期”女职工劳动合同的解除和终止问题。所以, 只有完善“三期”女职工的退出机制, 才能够确保在相对平衡的状态下, 既保证了用工成本, 也规避了法律风险。

四、结语

全面二胎政策条件下, 企业必须根据自身条件以及用工需求, 不断完善相关配套工作, 建立切实可行的用工管理机制, 既要保证用工成本, 也要规避法律风险。

摘要：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正式决定实施“全面二胎”政策, 该消息堪称重磅炸弹, 不仅对许多家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对于企业的劳动用工, 尤其是“三期”女职工的管理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从“全面二胎”政策实施入手, 简要探讨了全面二胎政策实施后企业建立的配套工作策略。

关键词：“全面二胎”政策,企业建立的配套工作,策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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