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政策

计划生育政策（精选11篇）

计划生育政策 篇1

1 倡导联盟框架理论概述

倡导联盟框架 (ACF) 由美国政策学者萨巴蒂尔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ACF有五个基本的理论前提: (1) 理解政策变迁过程需要十年以至更长的时间; (2) 在如此长的时间跨度内分析政策变迁问题, 最好的分析单位是“政策子系统”; (3) 政策变迁研究需要关注政策分析及技术信息的“启发功能”; (4) 子系统内参与者的类型应加以扩展; (5) 公共政策或项目可以被概念化为“信念体系”, ACF详细描述了政策变迁发生所在的广阔的“背景环境”, 并将其分为“相对稳定参数”与易变的“外部 (系统) 事件”两部分。

2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变迁

我国计划生育自1949年至今, 经历了六十多年的变迁, 可以分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 1949-1970年的放任阶段。在该阶段, 毛泽东提出“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 在增加多少倍也完全有办法, 这办法就是生产”。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以后, 我国的人口出现了补偿性生育, 中央及国务院发布《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以限制人口增长。

(2) 1971-1999年的计划生育落地及严格实施阶段。在毛泽东发出“人口非控制不行”的指示后, 我国加强了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力度。然而在该阶段, 独生子女政策与农民的生育意愿存在较大差异, 政策遭到了抵制。后形成了“一孩半”政策:如果第一孩是女孩的农村户口家庭可再生育一个。

(3) 2000-2010年的稳定低生育率阶段。在该阶段, 我国保持着较低的生育率。2002年颁布《中国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 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 并提供了晚婚晚育的相应扶持政策。

(4) 2011至今。2015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一起公报中指出: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 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 实施全面二孩政策。

3 基于ACF下的中国计划生育变迁过程中的“相对稳定参数”和“外部 (系统) 事件”的分析

第一阶段1949-1970年的放任阶段。毛泽东指出“在世间一切事物中, 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只要有了人, 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同时这时的农民吃大锅饭, “人多力量大”被认同。这样的基本社会价值和社会经济环境下使得放任生育成为可能。

第二阶段1971-1999年的计划生育落地及严格实施阶段。该阶段我国的基本国策和政治方向更倾向于发展经济, 社会主语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极速增长的人口数量也使得计划生育迫在眉睫。

第三阶段2000-2010年的稳定低生育率阶段。21世纪以后,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 “多子多福”等陈旧观念和封建思想也逐渐得到改善。

第四阶段2011年至今, 在该阶段我国人口的出生情况也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迈入了“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时代。

4 我国各阶段计划生育的倡导联盟及信念体系分析

笔者将计划生育联盟分为具有国家意识为代表的政府联盟和具有自我意识, 怀有自我生育意愿的群众联盟。

第一阶段1949-1970年的放任阶段。该阶段的政策子系统中两个联盟的博弈属于矛盾较小的情况。以政府意识为代表的政府联盟和以自我生育意愿为代表的群众联盟达成的协议较为统一。在该阶段的后期, 政府联盟针对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数量变化, 提出了违反群众联盟意愿的计划生育政策。

第二阶段1971-1999年的计划生育落地及严格实施阶段。该阶段是政府联盟和群众联盟博弈较为激烈的阶段。独生子女政策与群众联盟对于生育方面的信念存在较大出入, 因此, 政府联盟对计划生育政策修正至“一孩半”。

第三阶段2000-2010年的稳定低生育率阶段。该阶段政府联盟提倡晚婚晚育。在群众联盟方面, 尽管部分群众还是会超生, 但整体达到平衡。

第四阶段2011年至今,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 我国的人口得到了一定的控制, 却面临生育率过低的情况。在此背景下, 政府联盟应对未来社会发展和经济变化, 提出了“双独二孩”“单独二孩”以及“全面二孩”的政策。

5 结论

总体看来倡导联盟框架理论在我国具有一定适用性, 但很多方面仍需要一定的本地化调整, 需要考虑到我国的社会发展情况、政策制定流程及执政体系等各方面。

通过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过程的分析, 笔者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和实施以及政府联盟和群众联盟信念博弈进行了初步的预测:随着二孩政策的放开, 我国的人口数量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增加, 并且将持续一段时间。而从长远来看, 随着经济的发展, 群众信念的变化,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的人口增长水平还将有降低的可能。政府联盟在应对这一变化时, 与提高人口增长率方面的相应措施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增加群众联盟响应提高人口增长率的意愿, 并为之提供相应的方便。

参考文献

[1]张婉苏.倡导联盟框架视野下的房产税法改革的政策过程评议[J].求索, 2015, 10:115-119.

[2]杨洋.倡导联盟框架 (ACF) 及其在科技政策变迁分析中的应用[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3, 10:114-118.

[3]钟名扬, 李钢.美国俄勒冈大学管理政策制定过程分析[J].世界教育信息, 2014, 18:28-30+37.

计划生育政策 篇2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或者卫生行政部门依据职权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的，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六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非法为他人施行计划生育手术的；

2、、利用超声技术和其他技术手段为他人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或者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

3、实施假节育手术、进行假医学鉴定、出具假计划生育证明的。

对于伪造、变造、买卖计划生育证明的，由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的，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千元的，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国家、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规定：

1、伪造、出卖或者骗取婚育证明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不按照规定办理婚育证明，经其现居住地的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通知后，逾期仍拒不补办或者拒不交验婚育证明的，由其现居住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的罚款。

3、与已婚育龄流动人口形成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和个人拒不履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职责的，由当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

4、用人单位和雇主拒不履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职责的，由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

5、招用没有婚育查验证明的成年流动人口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

6、房主拒不配合做好已婚育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

计划生育政策 篇3

靳先生于2005年11月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卖方在商品房交付使用后60天内,将其办理权属登记所需材料报产权登记机关,如因卖方的责任,买方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取得房地产权属证书的,买方不退房,卖方须按已付房款的4%向买方支付违约金。合同签订第二天,靳先生交付了全部房款,开发商于当年12月交付了房屋。随后,靳先生屡次催促,开发商总以正在办理为由应对。

今年3月,靳先生向法院起诉,要求开发商立即为其办理产权证,并按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3.4万元及本案诉讼费。开发商在法庭上辩称,靳先生确实购买了该公司开发的商品房。公司在开发过程中因部分建筑面积超出规划,政府有关部门对此进行了处罚,新的规划许可证因此迟迟办理不下来。另外,公司积极向有关部门申请办证,但多个政府行政部门抓住超面积建设问题不放,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故拖至最近才办妥规划许可证。有了新的规划许可证,公司将尽快为靳先生等业主办理产权证。开发商认为,由于其不存在主观过错,且靳先生主张的赔偿事项超过诉讼时效,不同意支付违约金。

经法院审理查明,开发商确实因超面积建设导致原规划许可证失效,需要重新办理。开发商接受处罚后积极争取,并于近期拿到了新的规划许可证。靳先生与开发商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遵从双方意愿,内容合法有效,故当事人应按约履行各自的义务。依据双方约定,开发商负有在商品房交付使用后60日内,将其办理产权证所需资料报房产登记机关的义务,因其自身原因未履行义务,导致靳先生无法及时取得房产证,应向靳先生支付违约金。

同时,法院认为靳先生在诉讼前从未向开发商提出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但是,靳先生一直要求开发商为他办理产权证明,该行为已足以表明其维护自身权益的意思表示,足以产生抵消其主张违约金超过诉讼时效的效果。最终法院判决开发商在判决生效15日内支付违约金的同时,将办理产权证的材料及时报相关登记机关,逾期要按银行活期存款利率支付靳先生自逾期之日到提交全部材料之日逾期赔偿金。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规定:预售商品房的购买人应当自商品房交付使用之日起90日内,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和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现房购买人应当自销售合同签订之日起90日内,办理以上手续。李果律师分析,在本案中因开发商违法造成靳先生的房产不能转让,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条规定,开发商应承担违约责任。卖方合同有约定的按约定事项办理,没有约定或损失数额难以确定的,按已付房款总额,参照银行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甚至可以解除购房合同。

河南省放宽计划生育政策 篇4

《条例》规定, 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 要求生育的, 经批准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如果夫妻双方均为农村居民, 夫妻只生育一个女孩, 要求生育的, 经批准也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符合规定生育第二个子女的, 女方应有四年以上生育间隔时间, 但二十八周岁以上者除外。

与以前相比, 领取到《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可凭证享受下列待遇:自发证之月至子女满十八周岁止, 奖给独生子女父母每人每月奖励费二十元以上;按人分配城镇拆迁安置、移民搬迁安置、新农村建设安置、集体经济收入、集体福利和征地补偿时, 独生子女家庭多分一人份。

《条例》新增一条规定:对年满六十周岁, 符合国家有关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条件的夫妻, 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给予奖励扶助。

计划生育政策调整不能踩急刹车 篇5

计划生育政策有着不可否认的历史贡献

刘志军教授认为要对施行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做出客观公正的判断。

我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经历了几十年的反复探索才最终出台，应该说是审慎决策的结果，绝不是像有些专家所说是一拍脑门想出来的，总体上也符合当时人口增长超过资源、环境与经济承受能力的历史背景。只是由于在政策实施中急于求成，计生医疗服务一时又没跟上，才放大了其负面效应。

事实上，严格的一胎化生育政策的推行，对于我国减少人口抚养消费、增加资本积累，获得长达几十年的人口红利机遇期，有着不可否认的历史贡献。

中国生育政策一直在动态调整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生育政策一直在动态调整，施政方式也在不断人性化。如果生育政策未来向二胎化、多胎化，甚至是鼓励性生育政策方向发展，也需审慎决策。

采访中，专家也提到。对于目前正逐渐改变的生育政策，还面临着各种问题。计划生育政策的最后一次调整要算是父母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二胎，简称双独二胎政策，但是，各省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有先有后。

随着80后进入生儿育女的高峰，越来越多双独家庭开始计划要一个合法的“二胎”。

7个月前，北京一对符合政策的夫妇王梅与老公在周围同事、朋友们的羡慕声中，宣布“意外”怀上了老二。已有一个月身孕的王梅开始为即将诞生的第二个宝宝奔波办理生育证。没想到过程颇费周折，盖了30多个红章，带着50多页的复印资料、身份证、户口本等各种证件奔波，等拿到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的《生育服务证》时，王梅肚子里的孩子已经七个月了。

“申请的过程非常复杂，也很繁琐。”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某街道计生办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街道计生办没有审批的权力，他们在收齐申请人的信息后，需提交到区级计生委审批核准。如果申请人是北京户籍，办理手续比外地户籍的申请人要省去异地三级证明的程序，但是同样需要证明夫妻双方及双方父母的婚姻和生育状况。其中缺少任何环节的证明，都不能得到《生育服务证》。

在王梅提交给北京所在的街道办事处的三级证明表格上，写着每级计生办工作人员的姓名和电话。当她的三级证明交到街道计生办时，工作人员当着她的面拨通了表格中社区、街道、区里的计生部门工作人员的电话，询问核实王梅提供的证明是不是他们调查过的，是不是他们盖章通过的。

双独生二胎对计生部门来说，要比生第一胎还要复杂，因为涉及到要证明夫妻双方是独生子女，这就要到各自的夫妇单位选取证明，时间跨度几十年，这对夫妇因为一方父母的单位还是具有历史色彩的革委会，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单位了，需要很多证明。

另外，双独双方还要证明自己确实是已经生过一个孩子而不是两个，所以要求有邻居的证明。

叶廷芳认为，及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或者取消计划生育政策，相关政策的调整要跟上，比如、产妇如何休产假、二胎上学的问题，甚至独生子女费也需要取消，因为这是对非家庭的歧视。

刘志军强调，很多人包括专家在内需要明确区分计划生育、生育政策、计划生育工作这三者的不同，分别做出评判。计划生育，是对生育进行制度规划和政策安排，本身是中性的，不但国家有计划生育，个人和家庭亦然。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对人口生育有较为明确的中长期计划，在人口目标相同的情况下，其差别主要表现在制度安排和施政手段方面，亦即生育政策和具体的计划生育实践的不同。

“现在很多人往往将三者混为一谈，随意置换或相互替代，笼而统之，不分子丑寅卯地指点评说，很容易混淆视听。”刘志军说。事实上，有些人主要是反对不人性化的生育执法，厌恶严格的一胎化生育政策兼憎恨其粗暴执法方式，而非反对计划生育本身。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再来谈论计划生育，才能进行有效的对话。

应逐步放开计划生育政策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翟振武认为，应当审慎、分阶段、分步骤、分区域逐步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不能踩急刹车。现在社会上出现对计划生育政策的一边倒的意见，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些人大多生活在城市，城市的生育观念现在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是，我国的城市化率只有百分之四十多，如果在农村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出生率反弹的势能还是非常大的。这是我们近两年请在校大学生回自己的家乡做调查得出的结论。”翟振武说。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曾毅建议生育政策调整应该软着陆。尽快平稳过渡到二孩政策(满足相应的政策，允许生第二胎)，也就是在设置适度晚育时限和间隔时限的前提下，放开生育二孩政策。二孩政策可以大大改善劳动力相对老龄人口匮乏的问题，同时晚育、间隔措施保证了总人口不会在短期内迅速上升。在该政策方案下，我国人口总数预计在2038年达到14.8亿的峰值，然后平缓下降，绝不会导致新的生育高峰与人口失控，也不会造成资源的紧缺和环境保护的失控。

曾毅教授建议该政策出台之初即郑重宣布新政策不会再收紧，以降低怕政策再变而抢生的可能性。并且通过宣传教育与经济激励机制提倡适当晚育间隔。

“我们已错过三年最好的政策调整时机，但还有五年较好时机。如果等五至十年以后再启动，则将与二孩生育年龄妇女人数高峰撞车，不利于平稳过渡。”曾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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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引发的问题研究 篇6

一、计划生育政策提出的背景及实施效果

计划生育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为中国人口控制和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贡献。首先,来对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现实背景及主要内容进行回顾。

1. 计划生育政策提出的现实背景及主要内容。

建国之初,在“英雄母亲”、“人多力量大”等观念的灌输下,引起了第一次出生高峰,三年自然灾害以后,中国的人口经历了建国后的第二次出生高峰期。伴随着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两次出生高峰的出现,人口无计划地盲目增长同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矛盾开始显现出来。同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促使死亡率大幅度下降。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1971年,中央开始正式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提出了“晚、稀、少”的具体政策。1980年,面对接近10亿的人口数量,中央发布了著名的“9·25公开信”,正式提出“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独生子女”政策。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确定“实行计划生育,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自此,中国开始全面推行“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计划生育政策。1984年,鉴于“一孩化”政策在农村实行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和困难,对“一胎化”政策进行调整,而后逐步形成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即除对占西藏人口绝大多数的藏族农牧民没有限制生育数量的要求外,在城镇地区实行“一孩”政策,农村大多数地区“一孩半”政策,对少数民族及其他一些特殊情况实行更宽松的生育政策。

2.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

自中国全面推行计划生育以来,生育率迅速下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一是少生了4亿多人,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从传统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较低自然增长率到现代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历史性转变,为世界人口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二是有效缓解了人口增长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压力;三是提高了人口素质,增强了国际竞争力;四是为经济增长创造了四十年左右的“人口红利”期[1]。

当然,计划生育政策也给中国带来了许多问题,比如出生性别比偏高、独生子女教育问题以及日趋严重的老龄化问题等等,接下来就是对这些问题的分析。

二、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产生的问题及负面影响

人口问题始终是制约中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缓解了人口膨胀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压力,为中国经济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任何事物的发展和进步都有它的两面性。我们在肯定其对解决人口问题的贡献的同时,也不应该忽视它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1. 男女比例严重失调。

男女比例失调,即性别比失衡是计划生育带来的比较显著的问题之一。性别比通常用女婴数量为100时所对应的男婴数来表示。正常情况下,出生性别比是由生物学规律决定的,保持在103~107之间。下页图1显示“十一五”期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一直高出正常值范围并持续攀升,并在2008年达到峰值120.56。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目前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8。可见,中国的性别比已经严重失衡了。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

在中国,发生性别比失调的原因是复杂的。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主任原新认为,“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是重要原因。是的,经几千年传统思想的束缚,“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等封建思想在人们尤其是农民的心中根深蒂固,随之产生的对女孩的关注程度不够,女孩的生长环境差,女婴的死亡率居高不下等危及女孩的生存权,危害女孩健康成长的问题使得中国性别比持续偏高。

性别比失调的直接后果是产生“剩男”。预计到2020年,中国将会出现大约3 000万“光棍”。而这3 000万的剩男将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认为,首当其冲的就是“婚姻挤压”现象。性别比失调不利于家庭婚姻关系的建立和稳固,不利于社会稳定。家庭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家庭不稳定必将影响社会的稳定。单身族的壮大,必将带来性犯罪、拐卖妇女等事件的发生,进一步影响社会安定。此外,性别比失调必然导致非婚生育、婚外生育和重新组合家庭中的超孕、超生,引起无计划的生育,进一步威胁低生育水平的稳定。

2. 人口素质下降。

人口素质,又称人口质量,是人口在质的方面的规定性。“十一五”期间中国的人口素质有了显著的提高,但还是难以适应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人口学所讲的人口素质,是指人口总体的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以及思想素质,它反映了人口总体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本文所讲的人口素质下降主要是指身体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尤其是独生子女的素质的下降。

实施计划生育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有效控制人口数量,但是它却给人口质量带来了极大的危害。首先,对人口质量的危害表现在素质下降问题上。由生物学可知,头胎可能会由于母体自身机能的不完善和不适应造成生理上的缺陷,同时,现代科技水平的提高使得食品中含有大量的添加剂和防腐剂,均对人体健康造成一定的危害。还有就是现行生育政策允许素质落后的农村生二胎,在遗传学上不利于优良基因的遗传,从而相对降低了人口素质。其次,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陷入困惑,教育的缺位和教育方式不科学造成的独生子女素质的下降。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提倡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这样家中就只有一个孩子,长辈对他必然疼爱有加,以至于达到溺爱的程度。这种特殊的生长环境极容易造成独生子女以自我为中心,形成自私、自利、任性等不良心理特征。再次,计划生育可能导致独生子女性格扭曲。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施使得社会中的独生子女越来越多,当独生子女走出家庭进入学校和社会面对竞争时,那种作为“唯一”的优越感将不复存在,竞争中的挫败感加上父母的期望会在无形之中给独生子女的成长带来压力,长久的压抑会导致独生子女性格扭曲,从而变得自负、孤僻、不合群甚至会做出犯罪等报复社会的极端行为。

3. 加速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是指人口中老年人比重日益上升的现象,一般认为,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10%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7%时就属于老年型人口。根据这一标准,中国2000年左右就开始步入了老龄化社会。“六普”初步汇总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2]。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说明: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医疗卫生保健事业的巨大改善,中国老龄化进程逐步加快。

人口老龄化形成的主要原因是生育率下降,生育率下降的增度可以加快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国旨在控制人口增长的计划生育政策大大地加快了中国生育率水平的下降速度,加速了人口老化,是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使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面临严峻挑战。据曾毅对长期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下中国劳动力快速萎缩与人口老化加剧的预测与分析,“若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从2000年的6.7%快速上升到2050年的27.8%;最需要照顾的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占总人口比例将从2000年的1%上升到2050年的9.1%,是2000年的9倍多”[3]。我们都知道,若老年人数与劳动年龄人数之比能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老年人数增加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老年人数增加的同时,劳动年龄人口快速下降而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快速上升。他指出,“若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中国劳动力资源从2030年9.59亿快速萎缩到2050年的7.77亿,减少了19%,每年减少近1 000万,每十年减少近1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减少的主要是青壮年劳动力。更糟糕的是,青壮年劳动力快速萎缩的同时,劳动力资源本身的老化现象将十分严重:55~64岁接近老年劳动者占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将由2000年的10.1%迅速攀升至2020年的17.1%,到2050年将达到26.7%,这将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4]

是的,随着计划生育的深入,它必将加剧老龄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首先,计划生育改变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年龄结构向老年结构的转变影响劳动力的供给,青壮年劳动力的萎缩和劳动力资源本身的老化都将威胁着中国人口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其次,计划生育改变了中国的家庭结构和赡养结构,使中国大多数家庭的结构和赡养结构呈“4-2-1”型,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家庭结构的变化会使家庭的人均收入水平下降,为了提高家庭收入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家庭劳动适龄人口不得不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放在工作上面,这样就弱化了家庭的养老功能。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进一步加剧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需求。这样,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深化,老年抚养指数必然上升,财政中用于老年人的社会保障、社会服务等方面的支出不断增加,从而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

三、对策建议

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开展,产生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有些甚至严重的威胁着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不得不引起对计划生育带来的问题的重视。

1.要有明确的工作思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以人为本,推进体制创新,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保障人口安全;实现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的转变,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5]

2.在指导思想的引导下加强“男女平等”思想的宣传教育力度,倡导“生男生女一样好”的新型生育观念,积极开展关爱女孩行动,推进两性的公正、平衡发展,提升女性社会地位。严厉打击技术越轨,加强对违反《关于禁止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的人员的惩罚力度,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进而达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完善独生子女教育体系,培育独生子女的社会责任感,加深独生子女对社会的认同,提高独生子女的应对各种问题的综合素质。

新时期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 篇7

第一阶段:计划生育政策的思想准备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没有明确的人生育政策, 人口发展处于无计划状态, 人口自然增长率1952年达到20‰, 以后的几年有增无减。1955年3月中央在卫生部党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报告上指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 为了国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 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各地党委应在干部和人民群众中 (少数民族地区除外) 适当地宣传党的这项政策, 使人民群众对节制生育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标志着我党由反对节制生育到赞成节制生育思想认识的转变, 第一次把节制生育上升到党的重大政策的高度。

1957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说:“要提倡节育, 要有计划地生育”。马寅初先生在1957年7月《人民日报》上发表《新人口论》影响广泛, 成为当时学界最具代表性的著作。

第二阶段:计划生育政策的提出及其在部分市、县的试行。1962年12月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批示, 主要在城市、农村大约只有五分之一的县不同程度地开展计划生育试点。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推行, 计划生育工作被停顿, 人口又处于盲目发展的状态, 1966年至1969年这四年间, 年均人口出生率都在34‰以上, 年净增人口都在2000万以上。

第三阶段:计划生育政策的逐步形成和全面推行 (“晚、稀、少”生育政策) 。1973年明确了“晚、稀、少”的方针, 1974年2月中共中央转发上海市和河北省的有关报告中, 肯定了按“晚、稀、少”要求结婚和生育的政策。1978年10月, 中央批转《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进一步明确了“晚、稀、少”的内涵, 具体提出晚婚为女23周岁, 男25周岁, 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 生育间隔三年以上。对职工和农民接受节育手术以后的福利待遇问题作出了规定, 要求城市住房和农村口粮、自留地分配等社会经济政策和其他一些规定, 都要有利于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以“晚、稀、少”为主要内容的生育政策基本形成, 在城乡逐步得到落实取得了显著成绩。全国总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1下降到1980年的2.23, 人口出生率由33.43‰降至18.21‰, 人口自然增长率由25.83‰下降到11.87‰, 净增人口由2321万减少到1163万。

第四阶段:人口计划生育政策进一步收紧 (“一孩”生育政策) 。1989年9月25日党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号召“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成为我国一项基本国策。

第五阶段:逐步稳定完善计划生育政策。1984年-20世纪90年代中期, 政府依据各地实际情况在“合情合理, 群众拥护, 干部做好工作”的原则指导下, 逐步放宽了农村地区的生育政策, 并完善了各地方的具体计划生育条例。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我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

2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所取得的成就

计划生育政策三十年实现了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 使中国13亿人口日推迟4年到来;同时我国人口健康和教育水平也得到了一定提高, 据第五次人口普查2000年全国15岁以上文盲半文盲人口比重为9.54%, 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水平, 经过努力中国人民的总体健康状况也有极大改善, 儿童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均有显著下降, 人均寿命值由解放前的35岁增长到71.4岁;随着人口增长速度减缓, 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迅速上升, 抚养比下降1/3左右, 劳动力资源供给丰富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宝贵的“人口红利期”, 人力资源优势成为中国的竞争优势。

3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

3.1 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必要性

妇女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人口生育的自然更替水平。从人口发展规律来看, 人口的发展既要避免过高增长, 也要避免负增长。上世纪70年代末人口学家运用略普诺夫稳定性理论, 计算出符合人口自然更替水平的妇女总和生育律的临界值为2.14。目前我国的妇女总和生育率从实行计划生育前的5.8下降到目前的1.8左右, 当妇女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人口生育自然更替水平时, 人口增长惯性稳定一定水平后总人口规模增长缓慢, 导致少儿人口、青年人口、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下降, 按目前公布的妇女总和生育率1.8及下降趋势, 学者预测2030年我国人口出现负增长。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我国人口结构发生了新变化。如表1中所示, 五次人口普查15—64岁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 2008年达到80%左右;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由1953年持续增长, 2008年为8.3%;青少年人口比重却逐年减少, 2008年为19.0%。由此形成的中国人口金字塔的顶部 (老年人口数量及其所占比重) 不断增加中间膨胀, 而底部 (少年儿童人口数量及其所占比重) 呈现不断收缩的明显态势。

计划生育政策引发的人口问题凸现, 计划生育政策的负面效应逐渐显现。一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养老问题。据《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指出, 中国已于1999年正式进入老龄社会, 按现在的速度发展下去, 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快、绝对数量大使社会供养矛盾突出。实施计划生育前养老问题多是由子女分摊,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使独生子女占绝大多数比例, 从以前的多个子女照顾一对老人变成现在的一对夫妻要照顾四位老人, 为子女带来了更大的负担, 同时也给政府和社会带来巨大的压力, 越来越多的养老保障问题需要社会和政府解决。

二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第三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男女性别比为108.5, 而2007年上升为120.2, 按此速度发展下去, 据有关专家预测, 2020年我国处于适婚年龄段的男性比女性将多出4000万人。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方面, 中国社会几千年来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特别是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 这一思想仍占据着主导地位。另一方面, 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偏差的存在, 在政策执行中对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问题的监管不力, 导致一些家庭为了达到生育男婴的目的, 通过各种非正常渠道到医院做胎儿性别检查, 一旦检查发现所怀女婴, 立即中止妊娠。

我国人口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据不完全统计, 我国每年出生约1500万新生儿, 严重出生缺陷的占1.3%。农村贫困地区由于医疗卫生水平的落后孕婴死亡率较高。同时农村整体科学文化素质较低, 全国4.97亿农村劳动力中, 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不到11%, 初中程度的占50.38%, 小学及小学以下的占38%, 其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占7%;全国文盲、半文盲的90%以上集中在农村。

3.2 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设想

任何政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需要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进行适时稳定的调整。当前适度稳健地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是很现实的选择, 同时计划生育政策的目标应逐步转变为以调整人口结构为主, 提高人口质量为主。

设想一:适度提高妇女总和生育率, 逐步放宽生育“二胎”政策。包括, 落实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可生育二胎的政策;调整农村地区现行的“一孩半”政策, 允许农民家庭生育第二个孩子。这样有效地避免了妇女总和生育率降低带来的人口总量的负增长, 缓解了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人口社会问题。

设想二:第一胎和第二胎之间应有一定时间的生育间隔, 准许生育两个子女, 严格控制生育三个子女。尽量拉长两胎间的生育间隔, 减轻家庭抚养孩子的压力的同时也可以避免每胎孩子在成长中的遇到的人口问题带来的影响。

设想三:在稳定人口数量的同时, 还要不断地提高人口素质。不断提高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今后我们应该进一步提高和改善国民生活水平, 完善医疗保健制度, 力争使我国出生人口的预期寿命在2020年达到76岁以上, 2050年进一步提高到80岁以上。不断提高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提高全国人口科学文化素质。

4 强化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路径选择

政策宣传方面:加大计划生育政策的宣传力度, 普及计划生育知识。结合“五五”普法, 借助媒体进一步加强计划生育法制宣传, 深入开展国策、国情、人口形势教育, 让群众认识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对广大的农村地区要倡导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观念, 促进计划生育惠民政策深入人心。

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主体建设。完善计划生育工作者的准入、选拔、培养、交流、退出机制, 加强计生队伍职业化建设。推进计划生育工作从“强制式”到“自愿式”的转变, 从管理到服务的转变。计划生育工作者应摆脱传统思维观念的束缚, 对群众提出的合理要求尽量给予满足, 随着群众的意愿和社会的要求逐步完善, 做到管理到服务的转变。

建立和完善利于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政策环境。 (1) 健全计划生育的奖罚政策。一方面, 设立专门账户管理计划生育罚款, 并通过再分配的方式转给遵守计划生育政策的家庭户, 作为奖励;另一方面, 计划生育奖罚的额度标准应该定在能弥补家庭为遵守计划生育而付出的成本上, 这样才能起到奖罚的作用。 (2) 逐步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医疗保障制度、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健全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是全面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后盾, 特别是在农村地区, 落后的生育观念可以通过教育来改变, 但是在没有相应社会保障的情况下, 养儿防老、人多力量大就成为农民的选择。农村违法生育现象必然不断涌现, 性别比指标居高不下。立足于现实从长远看,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有助于从根本上改变家庭实施计划生育的后顾之忧。 (3) 建立稳定增长的财政投入保障机制。各级财政逐年增加投入确保法律法规规定的各项奖励优惠政策、县乡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基本建设和队伍建设、计划生育经常性工作、计划生育免费基本技术服务等经费的落实。鼓励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向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投入。积极运用市场机制, 采取建立基金、开发险种等方式, 吸引国内外资金。加强监督检查, 严肃查处在奖励优惠资金发放和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使用中的违纪违法行为。

我们要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 稳定低生育水平, 提高人口素质, 适时的调整完善计划生育政策, 解决人口问题, 以适应未来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的基本国策, 三十多年的实践计划生育政策取得显著成效, 进入新时期我国国情和人口形式发生变化, 同时计划生育政策的负面效应也逐渐显现。本文通过分析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必要性, 提出调整设想及强化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演变历程,成就,调整设想,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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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政策与工作开展方法研究 篇8

计划生育是有计划地生育子女的措施, 它是我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 根据我国的国情提出的一项重要的控制人口的政策。特别是1980年9月25日, 《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 (以下简称《公开信》) 的发表, 计划生育逐步上升为我国的基本国策。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期:

1949年~1961年, 鼓励生育期。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 百废待兴, 急需劳动力, 国家基本上鼓励生育。虽然马寅初在1957年发表《新人口论》提出节制生育政策, 但没有受到重视, 马寅初也作为反动分子被打倒。

1962~1969年, 限制生育政策提出。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批示, 大力提倡晚婚。1964年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并在部分市、县试行。

1970~1980年。计划生育政策逐步形成并全面推行。1970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计划正式纳入了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73年明确了“晚、稀、少”的方针, 经过逐步发展, 政策明确要求, 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 生育间隔3年以上。

1980年~1984年。计划生育政策进一步抽紧。1980年9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 要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1982年把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

1984年-现在。计划生育政策调整并稳定下来。在农村放宽了生育二胎的条件。并且各省、市、自治区先后制定了本地区的计划生育条例, 实现了区别对待、多元化的生育政策, 并推出了计划生育相关配套政策。

2 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意义

2.1 有效遏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 缓解了发展压力据

专家测算, 计划生育实施30年来, 使我国人口由高出生、高增长变成低出生、低增长, 30年少生了近3.5亿人口, 而我国是个人均资源贫瘠的国家, 水资源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4, 耕地资源不及世界的1/3, 石油资源不及世界的1/20, 等等。特别是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资源的利用还是粗放型的, 因此人口增速的放缓, 缓解了发展压力, 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2.2 有效缓解了社会矛盾, 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作为

发展中国家基础条件薄弱, 许多软件硬件条件都不完善, 许多社会保障性制度尚未建立, 急需资金积累, 人口多, 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就突出。可以说计划生育的实施, 降低了我国的人口基数, 不仅有效缓解了我国作为资源小国的发展瓶颈问题, 同时也有避免了这些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

2.3 初步扭转大众的生育观, 有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计划生育政策通过倡议、宣传、行政手段乃至法律、法规手段的强力推进, 有效扭转了我国大众几千年来封建的“多子多福, 养儿防老”的生育观念, 同时也间接的促进大众观念从重“生育”, 到重“养育”、重“教育“转变, 有力的推进了我国人口素质的提高和婴幼儿营养水平的提高。

2.4 有力的回击了“生育观”的错误观点, 有利于确立

正确的生育文化生育权被许多专家标榜为最基本的人权, 他们认为搞计划生育就是限制人权。其实殊不知, 任何人的人权都不是孤立的, 都与他人、集体、社会息息相关, 世界上没有不受节制的人权。以基本人权为标榜的自由生育权, 挤压的是其他人的生育权、发展权, 危害的是他人、社会和子孙后代。可以说计划生育是一场移风易俗的伟大革命。实行计划生育, 就是要树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地生育子女的文明、科学、进步的生育观念, 就是要求家庭的生儿育女服从国家的根本利益, 让人们懂得人口科学知识和避孕节育, 优生优育的科学知识。

3 当前对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些错误认识

3.1 错误认识一:计划生育政策导致我国男女性别比

偏高许多专家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严厉指责, 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认为计划生育导致了我国男女性别的严重失调, 他们估计我国男女性别比高达115-118:100, 然而我国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有力的驳斥了这一观点, 普查的数据表明我国男女性别比为仅为105.:100。退一万步说, 就算我国男女性别比达到115-118:100, 也不是计划生育政策所导致。无论是“一胎”政策、“一胎半”政策或者“多胎”政策, 根据生物学原理和概率统计, 男女性别比应该都是1:1。导致我国男女性别比偏离的真正原因是以下三个。一是性别选择, 由于我国“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的封建思想还没有完全消除, 特别是在农村希望生男孩的愿望非常强烈, 非法鉴别胎儿性别, 人为选择出生婴儿性别的情况仍然严重, 是导致我国女性偏少的主因。二是女性的漏报。在超生的家庭, 孩子一般是N女+1男的模式, 为了规避处罚, 这样的家庭一般都故意漏报女孩的数量, 使女孩成为“黑人”, 而男孩子由于承担传宗接代的使命, 一般都有正式户口。三是环境因素的影响, 研究表明随着工业化进程, 环境污染加剧, 代表男性的Y基因的存活能力明显强于代表女性的X基因, 因此, 导致男婴出生呈上升趋势。这个问题现正逐步引起人口学家的关切。

3.2 错误认识二: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我国老龄化许

多所谓的人口学家认为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或者加速了我国老龄化。那么什么是人口老龄化呢?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过程。人口老龄化的具体标准是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 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是否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根据这一标准。美国、英国等欧美发达国家早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逐步走进老龄社会。可以说, 老龄化是全世界性的趋势, 而全世界目前只有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 因此计划生育与否与一个国家的老龄化基本没有关系。那么, 导致全球步入老龄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一个是平均寿命的延长。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都是平均寿命长的国家, 比如我国, 建国前我国人均寿命不到35岁, 而到现在接近73岁。一个平均寿命短如35岁的国家是永远不会进入老龄社会, 因为还来不及老已经死了。二是老龄化标准已不符合人类社会的实际情况。由于人类的平均寿命不断延长, 许多国家考虑把男性退休年龄调整到62或65岁, 把60岁作为老人的标准已经有点过时。

3.3 错误认识三:计划生育政策导致我国人口红利的

终结这个错误观点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只认为人是一种生产者, 不承认人同时也是一个消费者。什么是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 抚养率比较低, 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 整个国家的经济形成了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很显然, 人口红利是指人创造的社会价值对于自身所消耗的社会物质的一个阶段。而人在幼年和老年创造价值小于自身消耗价值, 是一个净负值。

事实上人口红利也不一定带来经济的高增长。从上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韩国、新加坡、香港、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 先后出现“人口红利”, 然而这些国家 (地区) 在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最富裕的如新加坡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 而最穷的越南人均GDP在2005年仅有600多美元。相同的“人口红利”期所导致的经济增长的不同结果意味着“人口红利”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一个国家的资源存载能力有限, 过多的人口反过来将严重制约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不加节制生育, 盲目的扩张人口, 不仅不能带来人口红利, 反而抑制了国家的快速发展。应该说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 有效控制了我国人口过快增长, 维护和延长了我国人口红利期。

4 对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建议

4.1 统一思想、提高认识30多年来, 我国计生委的工

作人员冒各种骂名, 顶各种干扰, 坚持计划生育政策不动摇, 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近年来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对计划生育政策的争论也越来越多, 特别是许多所谓的人口学家, 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无端指责, 混淆视听, 迷惑了广大老百姓。特别是提出了“计划生育将使我们亡国灭种”的谬论等等, 在群众中引起极大的恐慌。虽然, 我国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并接近更替水平, 重要原因是育龄妇女婚龄后移, 多胎生育有所减少, 但仍可能反弹, 加上我国近三亿多妇女有生育能力, 社会经济文化状况大部分尚未达到要求少育的水平, 巩固计生成果还要做大量的思想工作和社会服务工作。而且目前我国正处在第三个出生高峰的顶峰, 计划生育工作的任务仍然很繁重。因此, 做好计划生育工作, 就是要坚持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不动摇, 进一步加大宣传, 努力肃清错误思潮的影响, 使广大干部群众充分认识到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严峻性、长期性和重要性。

4.2 查漏补缺、做实做细虽然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取

得了重大成就, 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监管机制, 但是对两类人群的监管仍然存在不小的漏洞。一是流动人口, 一是高收入人群。前者是流动性大, 居住地与户籍管理脱节造成的, 可以通过强化辖地管理, 实行计划生育全国联网管理等方式解决。后者是不少高收入者, 仗着自己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 视国家法律法规于不顾, 以上交罚款代替管制, 起了很坏的示范效果。特别是给广大人民群众形成一种“有钱有权就可以生”的错觉。对这一部分人应该采用冻结账户、严控收入来源等严厉措施, 震慑挑战法律底线者。

4.3 加快试点, 长远考虑虽然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仍

然是一个长期的政策法规, 但任何一个政策必定有他的适用期限, 考虑到人口政策对国家与社会的影响, 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看清他的利弊, 特别是人口政策直接关系到国家民族的未来。因此在全国推行计划生育的大前提下, 也应该选择部分适当的地域实行“两胎制”或“自由生育”试点, 充分认证, 科学摸索, 彻底搞清利弊, 为我国人口政策的调整积累科学、真实的依据。

4.4 奖罚并举, 优化保障搞好计划生育, 就需要把计

生工作同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 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 把计生工作同勤劳致富奔小康结合起来, 同社会保障结合起来。拓宽经济来源, 针对人口老龄越来越严重的状况, 大力发展老龄事业, 发展和完善养老保险体系, 多为老年人办实事、办好事, 解决老年人的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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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政策 篇9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等各领域均发生了巨大变化,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生育水平出现了由高至低的转变, 中国在过去30年里经历了生育率的快速下降。

国内外学者认为, 把中国的生育率下降仅仅看做是由计划生育所导致的结果, 而低估或忽视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 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妥当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 人口学界对中国生育水平变动影响因素的研究更多地转向社会经济因素。宋瑞来论述了自发性人口转变与诱导性人口转变并分析了现代化进程对生育率转变的重大作用;李建民分析了我国低生育率的经济环境, 指出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生育率下降主要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本文主要运用实验设计方法, 对包括经济水平、人口迁移和教育因素在内的非计划生育政策因素对我国出生率影响的显著性进行定量分析, 为我国科学合理地制定人口生育政策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2 本文的变量和模型

人口生育是发生在一定社会文化结构上, 要受到社会存在和各种社会条件、社会因素的制约和决定。因此, 作为反映生育状况指标的出生率也同样要受到各种社会因素和条件的影响。本文运用随机区组试验设计方法分析经济水平、人口迁移状况、受教育程度等非计划生育政策因素对出生率的影响。

2.1 经济水平

世界总和生育率在过去的50年下降了接近50%, 从1950—1955年的5.0下降到2005—2010年的2.55。在全球范围内约有50%的国家和地区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 造成这一根本现象的原因是经济水平的提高。经济因素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契机, 通过改变生育观念而影响生育行为。一方面以全球市场化、城市化为标志的现代社会经济发展, 彻底改变了家庭传统生育观念, 即以扩大及家庭规模和增加子女数来满足经济需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通过改变家庭在生育、抚养、教育子女各阶段的社会制度环境改变其生育决策;另一方面, 现代社会大生产的生产方式和专业化社会分工将过去农业社会微观家庭中的物质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的紧密结合割断, 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现代思想为生育水平的下降奠定了文化基础。同时, 现代科技 (避孕药具和人工流产) 的发展和传播为家庭在生育和事业的选择提供了便利的技术条件。

运用实验设计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 将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指标, 根据2008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出生率与人均可支配收入 (1) 的数据分析经济水平对出生率的影响。在以下分析中, 将人均可支配收入分为三个水平, 即10000～12900元、12901～14200元、14200以上, 部分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查表得, Fα (2, 28) =2.5, F=5.11>2.5, 即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出生率影响显著。

2.2 人口迁移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5 年全国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 我国流动人口已达1.47亿人, 其中的跨省流动人口4779 万人。改革开放以来, 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中国掀起了史无前例的人口流动浪潮。国内外的研究表明, 人口的流动状态不利于生育子女, 人口的迁移会促使生育率的降低, 其作用因素有多种。像流动人口经常处在一个生活缺乏保障的不稳定状态, 时刻面临失业、流动、无居所、无收入等多种风险, 不利于生育子女。本文选取各地区住本乡、镇、街道半年以上, 户口在外乡、镇、街道人数占本地区总人数的比例作为衡量人口迁移的指标, 将流动人口因素按各省市流动人口占各省市总人口的比重指标划分为3个水平, 依次为7.3%以上、4.9%～7.2%和4.8%以下。我国各省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 城乡二元结构特征也较为明显, 经济社会发展在各省区间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育水平的省区间差异。本文根据31个省市经济水平的差异将其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区组进行试验设计分析, 具体划分如表2所示 (2) , 部分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结果显示, 因素A即流动人口因素在0.1显著性水平下F值为6.6大于临界值, 表明流动人口因素对出生率影响显著。

2.3 受教育程度

社会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水平变化影响显著。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不同受教育群体的生育水平差别较大, 并且随着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 该群体的生育率越低。其中, 研究生学历群体平均每个妇女活产子女数最低, 为0.44个;扫盲班群体平均每个妇女活产子女数最高, 为2.33个;大学本科和高中学历群体平均每个妇女活产子女数分别为0.45个和0.87个。

随着家庭成员受教育水平的逐渐提高, 一方面, 其文化理念逐渐转变, 所受传统生育观念的束缚变少。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及高度的生活压力下, 养育子女时间集约度和机会成本较高;另一方面, 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经济环境下, 生产方式逐渐向资金、科学技术密集型转变。对劳动力的数量需求减少, 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提高, 这就决定了未来子女的就业竞争激烈。对自身素质要求较高, 加大了家庭培养子女的成本, 对生育水平起到了较大的抑制作用。

以各省市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衡量教育因素指标, 将其划分为三个水平, 依次为7.45%以上、5.5%～7.44%和5.49%以下。各省市区组划分仍然依据表1, 部分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结果显示, 因素A即受教育程度因素在0.1显著性水平下F值为30.65远大于临界值, 表明受教育程度因素对出生率影响显著。

3 结果分析

以上实验设计分析结果表明, 经济水平、流动人口因素及受教育程度等非计划生育政策对出生率的影响显著。把中国的生育率下降仅仅看做是由计划生育所导致的结果, 而低估或忽视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 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符合实际的。国家在调整人口生育政策时, 要充分考虑社会经济因素等非计划生育政策因素对生育水平的影响。过去决定生育政策时强调“降低”生育率, 现在把握好“度”更为重要, 既不能太低, 也不能太高。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出生率呈下降趋势, 我们一方面要保持经济快速平稳发展, 防止出生率倒退到以前的超高水平;另一方面也要积极改革现行的生育政策, 针对迁移人群及高等教育人群制定一系列政策, 将其生育率稳定在合理的水平, 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摘要：中国在过去30年里经历了生育率的快速下降。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 人口学界对中国生育水平变动影响因素的研究更多地转向社会经济因素。本文基于随机区组试验设计方法, 分析我国非计划生育政策因素对出生率影响的显著性, 为我国科学合理地制定人口生育政策提供了一定的政策依据。

关键词：出生率,人口政策,随机区组试验设计

参考文献

[1]宋瑞来.中国生育率转变的特征和原因[J].中国人口科学, 1992 (5) .

[2]李建民.生育理性和生育决策与我国低生育水平稳定机制的转变[J].中国研究, 2004 (6) .

[3]袁志发, 周静芋.试验设计与分析[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计划生育政策 篇10

摘要:在新的世纪到来之际,人口过多仍是我国首要的问题,尽管计生政策在人口数量的控制上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成效,为21世纪的中国甚至世界解除了一颗最大的“人口炸弹”,但对人口数量长达30多年的人为干预,已逐渐暴露出自身的困境与危机。为了走出困境,中国政府已超越单纯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思路,开始着手制定21世纪中国人口战略。

关键词:中国人口 计划生育 困境与对策

1 困境

1.1 30年国策,成效显著,困境渐显 建国之初,在“英雄母亲”、“人多力量大”等观念的灌输下,大陆年均人口增长率一路飙升,甚至曾达到罕见的2.5%,8年内增长1亿人。1971年,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中央开始正式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提出了“晚、稀、少”的具体政策,1980年,面对接近10亿的人口数量,中央发布了著名的“9.25公开信”,正式提出“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独生子女”政策,1984年,被称为“7号文件”的《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的汇报〉》一度尝试进行政策微调,适度放开了二胎及多胎的生育条件。然而1990年人口普查大陆11亿人口的数字震惊了高层,1991年中央发布“9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要求全国各级党政“一把手”亲自负责计划生育工作,实施严厉的“一票否决制”。由此,大陆再度确立了刚性的生育政策,具体实施多依赖行政力量对违反计划生育者进行处罚。

严格的生育政策显示出了巨大的成效,有统计称,“1971-1998年间,由于实行计划生育,全国少生了3.38亿人,为家庭以及国家节省了74000亿元抚养费。”但是对人口数量30年的人为干预,使一系列社会问题凸显出来。“一胎制”在实际操作中的困难,加上某些地方上的政策执行不当,导致超生游击队、暴力执法、人员死伤、上访、倾家荡产……不仅给当事人造成巨大痛苦,也令当地干群关系、党群关系趋于紧张甚至对立。在有些地区,下乡的计生干部甚至需要警力配合,否则根本无法进村或出来。针对强制进行的经济处罚,一些超生妇女本身就经济困难,再对她们进行经济处罚,她们的处境就更糟,母婴得不到良好的营养。另一方面,人口政策从松到紧的遽变,无可避免地带来一场随时间推移越来越严重的困境:性别比例失调,老龄化社会的抚养压力,国民经济发展后劲堪忧……而这一困境将覆盖城乡所有人群。

1.2 4000万光棍是谁惹的祸 据官方最新透露的信息称,大陆现在男女出生性别比高达117:100,即每出生100个女孩的同时会有117个男孩出生,在海南省,这个数字甚至达到135:100。而根据人口发展的规律,要保持人口的性别平衡,这个比例应该在105:100左右。过高的出生性别比意味着在2020年,大陆将会有4000万男性找不到配偶,成为“光棍”。

男性比例过高,除了会造成婚姻压力外,还会加剧性犯罪、卖淫嫖娼、拐卖妇女儿童等现象的出现,并加大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有观点认为,这一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是大陆执行了计划生育政策,特别是“独生子女”政策。对此,国家人口计生委高官纷纷在公开场合进行辩驳,认为这一现象与计划生育政策“有一定的关系,但没有必然的联系”。他们以韩国尽管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但是人口出生性别比也曾达到过116:100为证,说明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儒文化国家重男轻女、姓氏沿袭的文化传统。 “但是在过去,老百姓生男孩的愿望可以通过多生来实现,”大陆某学者指出,“实行计划生育,特别是独生子女政策后,他们会更多的选择通过流引产,只生一个男孩。韩国虽然也出现过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现象,但是那是人们主观选择的结果,我们这里面政策的客观因素更多一些。”

1.3 从人多力量大到老龄化问题严重 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使新出生的人口和老龄人口比例都很低,整个社会的抚养负担降低,且劳动力供给充足,这就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非常有力的机会。但是,第五次人口普查数字显示,中国65岁以上人口达到8811万,占总人口的6.96%。依照人口年龄结构的标准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国家行列。陈友军说,"这是我们厉行了30多年计划生育政策的回报,但是当今天庞大的青壮劳动力进入老年后,就会变成巨大的压力。据劳动保障部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2002年大陆几近3/4的劳动者没有养老金,在农村,公共养老金制度覆盖的比例仅为11%,多数人完全依靠沿袭了几千年的家庭赡养方式,几乎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

2 中国人口战略走势

显然,仅仅对生育政策进行调整,无力帮助中国走出现有困境。2003年3月,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求从人口战略高度综合研究人口问题。人口生产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人生出来,就不能回去,所以政策的修改,要慎之又慎。但是,肯定可以确定的是,计划生育工作的工作方式是一定要改革的。在计生委任政策法规司司长的于学军的预想中,计生工作方式有四个阶段:以处罚为主;奖罚并重;以奖励为主;不奖不罚。于说,最终的目标是人口问题变成个人行为,政府不干涉,就像现在的发达国家一样。

3 对策

人口控制的基本矛盾,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群众的生育意愿与生育政策的矛盾。因为群众的生育意愿与国家对人口数量的增长要求不一致,于是才制定生育政策限制群众的生育意愿,从而形成了群众的生育意愿与生育政策的矛盾。我们可以有针对性地采取对策,扭转失误,使今后的人口控制走上科学的道路。

3.1 提高育龄群众素质,降低人口风险。素质教育,从娃娃抓起。 “多子多福,子多势重”的思想积疾难医,仅靠一代人、二代人难以转变,所以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让他们从小就接受先进的思想教育,耳闻目染计划生育对自身和社会的作用,抛弃父辈们落后的生育观。从而逐步实现群众对自身生活行为的自觉控制。同时,我们要建立健全保障机制,降低人口生育风险和非生育风险。如随着“生命周期”的展开,我国最早一批独生子女和“计划生育新生代”已步入成家立业的阶段,同时他们的父母也开始步入老年。独生子女家庭,双女家庭的风险问题及后顾之忧以及其他计生家庭的养老保障问题。如不解决好这些问题,那么实行计划生育的先行群体就可能成为农村中一个不断扩大的困难群体和新的不稳定因素。

3.2 抓好队伍建设,发挥群众自治组织的作用。首先要抓好三项落实。一是要抓好计生网络的落实;二是要抓好日常计生工作的落实,重点抓好宣传教育,知情选择和避孕节育措施落实;三是要抓好工资报酬的落实,充分调动工作积极性。

3.3 发挥部门作用,实现资源共享。计生、公安、卫生、民政、劳动等部门各司其职又互有关联,如能实现五者联网,互通信息,整合人口资源,共同建立统一的,各部门共享的全市人口资源信息库,那么就能及时发现育龄人群的流动情况,婚育信息,及时识破个别无诚信人员的瞒骗,避免结婚、出生的漏报,从而更好地为育龄群众服务。

3.4 针对流动人口,出台地方性法规,尤其对中止计划外怀孕要有具体、实用、有力度、可操作性强的条款。

计划生育政策 篇11

为适应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新形势, 缓解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的实际困难, 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 引导农民自觉实行计划生育, 促进农村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 从2004年开始,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定和部署, 国家人口计生委和财政部共同组织实施了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 (以下简称”奖励扶助制度”) 试点。2006年上半年,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相关部门组成的奖励扶助制度评估课题组对试点工作进行了调研评估。总的看来, 各地试点工作进展顺利, 取得了积极成果, 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 为在全国农村全面推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农村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

1、原先的政策

对于农村的“计生户”, 过去只重视“处罚多生”, 以单纯性的处罚措施为主, 依靠强硬的行政制约手段来控制人口过快增长2。

2、调整后的政策

出台“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3后, 从过去的以“处罚多生“为主, 转向既要“处罚多生”, 更要“奖少生”, 是惩治与奖励并举的政策。

二、政策调整的原因分析

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 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进一步改善, 以往的单纯性的处罚措施已不符合农村发展的现状, 在这一大背景下, 出台了奖励扶助制度。具体而言, 包括以下原因:

1、农村的稳定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人口的有效控制和人口素质的提高

自1971年中国普遍实行计划生育以来, 到1998年共少生了3.38亿人口4, 我国人口增长虽进入了低生育水平时期, 但人口众多仍然是必须面对的巨大压力。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 每年净增人口仍达到1300万左右, 进入新世纪, 人口更加复杂, 面临的任务更加艰巨。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必须把解决农村人口问题与解决”三农”问题统筹考虑, 把加强管理服务与完善利益导向机制相结合, 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引导和鼓励农民走”少生快富”之路。

2、在过去一个时期, 我国在缺少相应财力的情况下, 主要依靠强硬的行政制约手段来控制人口过快增长, 党群干群关系因此受到损害

现在, 使计划生育真正成为造福于民的社会公益事业, 成为惠及百姓的民心工程和德政善政工程, 这是当前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现实选择和必然要求。

3、农村人口的流动性强, 单纯的惩罚性措施很难对其产生威慑力

其表现有二:一是未婚青年管理难。二是流动人口计划外生育处理难。

4、贫富差距的存在 (我国的基尼系数1991年为0.28, 属于较低水平

到2000年己达0.48, 增长幅度较大, 2003年己经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5) 。惩罚性措施对富人的违法生育行为很难起到预定的效果。

三、奖励扶助制度取得的成效

概括起来, 在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试点过程中, 取得的主要成效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方面

首先, 奖励扶助制度的实施, 有利于稳定低生育水平。其次, 奖励扶助制度的实施, 有利于促进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思路和管理机制的改革, 促进广大计生干部工作方法的转变。

2、“三农问题”方面

首先, 实施奖励扶助制度, 有利于引导更多农民少生快富, 从根本上扭转“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其次, 实施奖励扶助制度有利于缓解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在生产、生活和养老方面的特殊困难, 促进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解决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建立。最后, 实施奖励扶助制度, 有利于促进农村的社会稳定。

3、党群、干群关系方面

奖励扶助制度实行以来, 计划生育户在政治上有地位, 经济上有实惠, 生活上有保障, 进一步激发了群众积极参与、支持计划生育工作的热情。同时, 这一制度的实施, 对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增强党的执政能力, 改善政府管理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奖励扶助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奖励扶助制度从03年实施至今, 其成效是明显的, 但是在实施过程中, 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而言,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奖励扶助对象的资格确认

一是人户分离问题。有一部分应受奖励扶助的对象或是投亲靠友, 或是外出打工, 由于人户分离, 调查人员收集不到所需的相关信息而导致漏登。二是半个农户问题。有一部分家庭是城乡“结合户”, 夫妻中有一方是农村户口, 另一方是城市户口, 就不能得到奖励。三是抱养子女问题。有部分因终身未曾生育而收养子女的家庭也不能得到奖励款。四是再婚家庭问题。有相当一部分再婚家庭的子女数超过了规定的子女数, 从而导致相当一部分手中持有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再婚家庭得不到奖励。

2、奖励扶助资金的分配

对于奖励扶助制度的资金安排, 是由地方各级政府各承担一定的比例。从实施情况看, 随着奖励扶助对象逐年增加, 财政状况不好的资金配套的压力越来越大, 会使奖励扶助制度半途而废;奖励扶助制度的实施也给政府增加了较大的工作负担, 但缺乏必要的人员投入、工作经费做保障。

3、奖励扶助制度的信息化建设

信息化是当前计生考核的主要内容之一, 也是实现奖励扶助动态管理、提高运行效率和加强有效监督的必要手段。但是, 在奖励扶助制度中, 对信息化建设投入的资金和力量, 仍很薄弱。

五、奖励扶助制度的完善措施

针对奖励扶助制度在实施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 考虑并着眼于未来, 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 力求为进一步完善奖励扶助制度提出可行性建议。

1、详细、合理而准确地界定奖励扶助对象

实施奖励扶助制度, 对其目标人群即奖励扶助对象一定要界定清楚、界定合理, 而在实施过程中, 奖励扶助对象的界定却存在着诸多问题。为逐步解决这些问题, 进一步做好奖励扶助对象的界定工作, 需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要适当调整对奖励扶助对象的界定;另一方面要延伸服务, 做好补救和日常管理工作。

2、科学确定奖励扶助标准, 妥善解决资金分配问题

根据国家计生委文件精神, 符合奖励扶助条件的对象, 按人年均不低于600元的标准发放奖励扶助金, 直到亡故为止。本文针对奖励扶助制度中奖励扶助标准的确定和资金分配存在的问题, 提出以下建议:一、慎重考虑奖励扶助标准的提高问题;二、实行分类管理, 分层次奖励。

3、加强奖励扶助制度的宣传和信息化建设

奖励扶助制度的实施, 既需要舆论宣传为其提供必要的社会环境, 也需要利用信息化管理来促使其高效运行。因此, 必须要进一步加大对奖励扶助制度的宣传力度, 进一步加强奖励扶助制度的信息化建设。

摘要：本文针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 首先, 提出奖励扶助制度是从单纯的“处罚多生”到惩治与奖励并重的政策;其次, 分析该政策调整的原因, 主要是基于农村人口现状及发展现状;再次, 分析了该政策在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三农问题”及党群、干群关系方面取得的成效;最后, 针对政策实施过程中在对象确认、资金分配及信息化建设中存在的不足, 提出自己的建议。

关键词：农村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制度,政策调整

参考文献

[1]贾立民《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奖励扶助试点工作的问题及对策》[J]人口与计划生育2004, (11)

[2]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试点工作评估调研课题组《全国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试点工作的实施及其政策建议》[J]人口与计划生育2005, (05)

[3]李艳秋《农村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制度现状研究》[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 (01)

[4]刘宇《农村奖励扶助制度的实施状况与对策研究》

[2]《计划生育法》的第四十一条规定不符合本法第十八条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 应当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