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原则

保障原则（共9篇）

保障原则 篇1

一、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及其国家主义取向

社会保障制度是工业化的产物, 它以19世纪80年代德国制定并实施社会保险法为起始标志。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就其模式而言, 主要包括:投保公助型、全民福利型、国家保障型和强制储蓄保障型。投保公助模式是目前大多数国家实行的养老保障模式。投保公助模式是由国家建立一整套社会保险制度, 由企业和个人进行投保, 国家根据实行情况给予一定资助作为补充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实行投保公助模式的国家里, 企业承担较大的出资义务, 雇员个人也需缴纳一定比例的费用, 一般以社会保障税的形式缴至政府进行统筹支出。全民福利模式, 即“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模式, 瑞典为突出代表。全民福利模式依靠高税收维持高福利。瑞典的高税收主要由雇主承担, 领取者无需缴纳任何费用。国家保障模式首创于前苏联, 推广于前各社会主义国家。其主要特点就是国家与企业承担一切养老费用, 个人不必缴纳任何费用。因企业实际上是国家的附属物, 表面上由国家与企业共同承担费用, 实质上是国家包揽一切。强制储蓄保障模式又称为中央公积金制度。其成功代表是新加坡。在新加坡, 公积金制度是一项强制型的储蓄计划。所有的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都参加该计划。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全部由企业与雇员承担, 政府只通过税收、利率等手段从宏观调控面上予以支持和帮助。与其他模式相比, 新加坡的政府负担最轻。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具有与传统保障方式不同的价值追求和行为模式, 是制度化的保障方式。

(一) 社会公平是社会保障追求的最高目标。

公平性主要表现为:一是保障范围的公平性, 即性别、职业、民族、地位、信仰等身份因素不会成为影响保障实现的限制性条件。二是保障待遇的公平性, 即社会保障旨在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保障, 超出基本保障之上的需求则不在此列。三是保障过程的公平性, 即保障规则的制定要体现被保障者的利益, 并能够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 进而使保障制度趋于合理与公平。1942年, 贝弗里奇起草了《社会保险及相关服务》政策研究报告。该报告提出, 国家在确立社会保障制度时, 其保障对象、范围不能仅局限于某些阶层, 而应当使全体国民均能够享受到相应的保障和福利。这一主张被许多工业化国家所认可, 并成为西方福利国家在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中普遍遵循的一项原则。社会保障制度使社会在追求经济增长效率的同时尽可能地创造条件实现社会成员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任何成员只要符合法律统一规定的条件, 不论其地位、职业、贫富等均被强制性地纳入社会保障范围, 社会保障的社会化程度愈高, 这种机会的公平性愈表现得充分。社会保障通过基本保障维护了社会成员参与社会的公平竞争, 消除了发展过程中因意外灾祸、竞争失败以及疾病衰老等因素导致的社会不公。通过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 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社会成员发展结果的不公平。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种强制化的、规范化的社会政策, 已不再是统治者的恩赐与怜悯, 而是国家的一项应尽的责任, 保障的提供者与受益者在法律上处于平等地位, 这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最本质的东西。

(二) 政府积极参与是社会保障的制度保证。

社会保障是政府向社会提供的一种公共产品, 社会保障制度是政府的一项重要的社会政策。虽然政府在不同国家的保障模式中扮演的角色不同, 但是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运行过程中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政府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者和维护者, 社会保障制度是通过国家立法实现的。诸如:俾斯麦主政下的德国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发源地, 其率先于19世纪80年代先后制订了疾病社会保险法 (1883年) 、工伤社会保险法 (1884年) 、老年残疾社会保险法 (1889年) 等社会保险法律。英国制定颁布了工伤保险法 (1897年) 、老人年金保险法 (1908年) 、失业保险法 (1911年) 、国民保健法 (1946年) 等法律。美国于1935年颁布了综合性的《社会保障法》。现代社会保障立法愈来愈趋于成熟:一是立法理念不再是单纯的社会稳定观念, 而是引进了社会公平观念和普遍性原则;二是立法内容向其他领域扩展, 并成为独立的庞大法律部门;三是社会保障立法国际化趋势明显, 国际组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作用。政府不但通过立法强制推行社会保障, 也通过立法规范保障行为, 而且在社会保障资金筹措、管理、支付和监控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或社会依法建立的、具有经济福利性的国民生活保障和社会稳定系统。社会保障的目标是为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权利提供安全保障, 以确保其不因特定事件的发生而陷入生存危机困境。就四种保障模式的国家主义色彩而言, 全民福利模式和国家保障模式国家主义色彩最为浓厚, 投资公助模式次之, 强制储蓄保障模式最弱。

二、中国社会保障的国家主义传统

中国拥有悠久的社会保障传统。孔子在《礼记·礼运篇·大同章》中提出并描绘了“大同社会”, “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 选贤任能, 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 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 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 鳏、寡、孤、独、废疾皆有所养;男有分, 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 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 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 盗窃乱贼而不作, 故外户而不闭, 是谓大同。”大同社会论集中体现着中国人的社会理想和价值追求。纵观中国史籍, 赈济说的影响最为深远, “赈济者, 用义仓米施及老、幼、残疾、孤、贫等人, 米不足, 或散钱与之, 即用库银籴豆、麦、菽、粟之类, 亦可”。赈济说是用实物 (主要是粮食与衣服布帛) 救济遭受灾害或生活极端困难无以生存的社会成员, 以保障其最低限度的生活需要的一种保障思想。

我国除了具有“大同”、“赈济”等思想传统之外, 从古至今都有政府对社会事务的积极介入。早在宋代就有专门机构对孤独老人进行政府救助。宋时, 主要通过福田院、养居院、养济院等政府机构进行救助。一是类似机构与设施, 后世也多有承袭。二是善堂和常平仓、义仓, 为常设保障机构, 其职能是对已处于困境者进行固定性救助, 对因意外灾害而处境困难者进行临时性救助。明清时代, 善堂就已有之。晚清时期, 善堂广置, 且规模大, 义举多。北洋政府内务部下设民政局, 掌管贫民赈恤, 罹灾救济等事项, 地方民政机构亦有救济灾荒的职掌。南京政府成立以后, 内务部改成内政部, 下设民政司掌管地方行政及经费、赈灾、救贫、慈善等事项。各省设民政厅, 城市设民政局, 赈灾、救贫、慈善等亦是其职掌之一。解放之初, 人民政府接管了由旧政府、善堂、教会和社会知名人士办理的育婴堂、孤儿院、敬节堂、养老院、残疾所等机构和组织, 在整顿、改组的基础上, 建立了各种新的福利组织。社会福利院收养的主要是孤寡残老和精神病患者, 其经费除了政府拨款, 还得到社会各界资助。1956年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 该章程规定了以社会救济为主要特征的“五保”制度。“五保”制度属于集体养老, 是以农村集体为单位对老人进行供养的养老方式, 包括分散供养和集中供养。改革开放前, 社会对农村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抚养义务人的孤寡老人在吃、穿、住、医、葬五个方面给予照顾和物质帮助。

三、进一步完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政策的决策主体和行为主体都是政府。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角色举足轻重, 但也不能强调过头。过去西方国家实行“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 政府的角色得到了空前的强化。国家对社会福利高度介入, 政府将大量的公共资源用于社会福利事业, 以公共权力干预市场分配不公, 调节市场运作失灵, 使社会成员特别是弱势群体成员的基本生活得到较为充分保障。但与此同时, 它也产生了不少弊端:其一, 政府办的福利服务质量欠佳, 官僚化, 效率低;其二, 造成人们对福利金和政府服务的过分依赖, 工作意欲淡化;其三, 家庭和社区的责任削弱;其四, 政客、团体和官僚为讨好民众, 不断扩张福利和作出不切实际的承诺, 造成政府功能超负荷;其五, 政府负担过重, 公营部门规模过大, 浪费社会资源, 不利于经济发展。所以, 社会保障不一定都要由国家包揽, 市场机制亦是福利产品得到充分供给的重要机制。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主义色彩虽不如福利国家那样浓厚, 但借鉴其经验, 汲取其教训, 对进一步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具有积极意义。

(一) 健全以多元主体为基础的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的社会化作为未来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因而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原则是强调国家、企业、个人三方责任共担, 分清政府、社会、个人三方责任边界。养老资源最主要的有三个, 一是经济资源, 二是服务资源, 三是情感资源。就社会养老而言, 就是在经济资源和服务资源的供给方面实现社会化、制度化。政府应在政策制定、资金统筹、设施建设和管理监控等方面起主导作用, 而具体养老金融产品和服务产品的开发、供给可以交给市场, 商业保险、社会团体、社区和个人都可以借助庞大的市场网络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进而形成保障资源开发与消费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二) 建立统一的社保制度, 防止“碎片化”。

统一的社会保障模式是指社会不同群体的人群参加同一个社保制度, 待遇发放具有相同的标准, 不存在群体差异性, 而且在全国范围流动没有任何障碍。分立的社会保障模式是指不同群体实行的是不同制度, 针对特定群体的多种制度并存, 待遇标准存在较大差距, 相互之间难以流动。分立的社会保障模式具有诸多缺点:第一, 分立的社会保障模式阻碍了劳动力流动, 加重了社会保障制度对劳动力市场的扭曲效应, 严重削弱了一国的经济活力;第二, 分立的社会保障模式导致不同制度间就养老保障待遇的相互攀比, 导致政府无力控制养老金待遇增长, 增加了政府的财政压力;第三, 分立的社会保障模式人为地加重了保障待遇不公问题, 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 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近些年来, 法国连绵不断的罢工浪潮是分立模式诸多弊端的一个最佳注脚。

(三) 加强社会保障的立法工作。

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这是工业化国家建立并实施其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经验。在工业化国家, 普遍颁布有多部与社会保障有关的法律、法规, 社会保障法律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并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中国现行养老保障法制建设的主要问题。第一,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迄今为止主要停留在行政规章和政策层面, 尚未作出统一的法律规定。第二, 养老保险实施机制运行过程中, 法律的规范作用发挥得不够。目前普遍存在相关责任主体责任规定不明确, 因此挪用、侵占、截留社保基金的行为得不到有效的惩治。大多数国家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方面, 都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但也有部分国家可能出于政治的、社会的等方面的原因, 采取超越或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需要的做法, 二者均会对社会的健康发展产生不良后果。

联合国《1982年老龄问题维也纳国际行动计划》曾指出:“发展应被视为解决世界大多数地区整个老龄问题的关键。”因此, 就我国目前的现实国情来说, 制度完善和法制建设都亟待加强,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关键还在于大力发展国家经济。

参考文献

[1].郑功成著.社会保障学:理念、制度、实践与思辨[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131

[2].郭文佳著.宋代社会保障研究[M].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5

[3].严昌洪著.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

保障原则 篇2

摘要：

西湖垸雄踞沅澧大圈东南，距汉寿县城北11.5公里，地处东经111度55分至112度13分，北纬28度55分至29度08分之间，东北与安乡、南县以河为界，东濒目平湖和沅江县赤山毗邻，南临沅水洪道与本县沅南垸隔河相望，西抵鼎城区乌黄垸和贺家山农场，北抵鼎城区民主阳城垸。西湖垸是沅澧大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垸内有四镇两乡和一个市属国营农场，集雨面积439.54平方公里，65.9万亩，耕地40.199万亩，居民21.6万人，1984年被国务院和省政府定为洞庭湖区重点确保垸之一。

关键词：

保障原则 篇3

【关键词】电力信息系统；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原则；思路分析

【中图分类号】P2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158（2012）09-0046-01

随着计算机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电力信息系统的安全在电力企业的正常运营、客户营销、财务管理以及电网调度等方面起着积极地促进作用。黑客与病毒以及安全漏洞在很大程度上威胁着电力企业的正常运营。因此，本文将从电力信息系统的安全保障体系的角度出发，对如何在电力企业中建立电力信息系统的安全保障体系的思路与原则进行有效性研究。

一、关于电力信息系统的概述

电力信息系统包括信息网络、网络服务系统、应用系统、安全系统、存储与备份系统、辅助系统、终端计算机用户设备等系统及上述系统的附属设备。其所涉及的技术有：数据加密技术、入侵检测技术、防火墙、访问控制技术以及网络扫描技术等。在网络硬件方面，已基本实现千兆骨干网、百兆到桌面、三层交换以及VLAN等技术的普遍使用；而在软件方面，主要包括办公信息化系统、一体化整合平台、安全生产管理信息系统、电力地理信息系统、营销管理信息系统及各专业相关的应用子系统等。计算机及信息网络系统在电力生产、调度、经营、管理等各个领域有着十分广泛的应用，在安全生产、节能消耗、降低成本、缩短工期、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引发信息系统安全问题的因素包括安全架构在设计上出现问题与管理方面出现问题。

二、针对电力信息系统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原则的研究

电力信息系统安全保障体系建设不能只是简单地局限在电网运行安全这个方面，需要经过三个阶段：一是信息安全系统的建设；二是信息安全管理的建设；三是信息安全策略的建设。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与人们对信息安全人士的加深，电力用户对电网的安全管理与用电需求也在发生着变化，由原先单一的产品逐渐向信息安全的管理与构建转变。由于电力企业在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作用，因此在建设电力信息系统的安全保障体系的过程中，需要坚持以下四项原则：

（一）原则之一——动态性原则

在建设电力信息系统安全保障体系的过程主要坚持动态性原则，主要是因为无论哪个安全保障系统都有可能出现技术或者操作问题，不能为企业运行与管理提供真正的安全。再加上随着黑客技术的发展，安全系统的保障能力也逐渐下降。所以，信息安全系统建设计划要具有可扩展性，可以为电力信息系统提供安全预防与维护以及应急方案，

（二）原则之二——均衡性原则

在建设的过程中坚持均衡性原则，是因为安全保障体系是根据电力企业的安全生茶目标进行设置的，其中所涉及的各项技术都要经过成本与效益方法的分析，以降低施工成本并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

（三）原则之三——立体性原则

在建设的过程中坚持立体性原则，是因为安全保障体系建设不是一个简单地系统建设。它所涉及的内容包括：人文与自然环境、管理知识、相关技术以及法律法规等。因此在建设的过程中，不仅需要从横向的方向进行考虑，还需要从纵向的方向进行考虑，以确保电力网络的信息安全。

（四）原则之四——法令性原则

在建设的过程中坚持法令性原则，是源于《电力二次系统安全防护规定》的相关规定。管理信息大区要访问电力生产控制大区内的数据，需要在两者之间安装电力专用的横向安全隔离设备，而且这类设备是经过国家相关部门认定的。一旦背离法令性原则的设计施工方案都会对电力企业的正常运行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

三、针对电力信息系统安全保障体系建设思路的研究

（一）思路之一——采取措施加强信息系统的安全运行与管理建设

要加强电力信息系统安全保障体系的安全运行与管理管理建设，需要做到以下三点：

一是要在电力信息系统安全保障体系的建设过程中，建立并完善多层次、动态、全方位的安全管理信息中心，有效控制因为安全技术问题所引起的混乱局面，将和体系安全有關的各项技术与方案聚合在一个具有整体性、安全性与系统性的平台上，充分发挥人力因素、策略因素以及技术因素的优势，从而提升安全保障体系的质量与水平。

二是要了解并掌握安全管理信息中心的基本内容：设置相关机构、完善相关的技术手段、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明确各部门的职能、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以及培训专业工作人员。

三是利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与网络通讯技术研发信息安全的综合管理系统，该系统除了具有分析电网运行信息、监视电网设备运行状态以及应急响应电网运行过程中的异常事件功能之外，还有数据搜集与分析功能、可视浏览功能等。信息安全的综合管理系统在电力信息系统的安全保障体系中扮演着承上启下的纽带作用，它可以搜集电力网络中的各种信息，并将这些信息进行整理归类后进行分析处理，再反馈给管理人员。其中处理的信息包括：统计数据信息、报警数据信息以及历史数据信息等。

（二）思路之二——采取措施加强电力信息系统中的信息安全系统建设

要加强对信息安全系统的建设，需要做到以下三点：

一是要保障电力信息系统中数据对象的安全，可以采取操作系统加固、数据指纹、主机加固、安装防病毒系统以及数据加密的歌方式对需要保护的对象进行保护，同时要加强电力信息系统安全保障体系建设过程中的周围环境的安全保护。

二是采取措施保障系统结构的安全，其主要侧重在体系的应用、网络数据的应用以及信息数据的边界界定，或者物理与逻辑方面的规划，它是信息系统安全的前提条件，这种方式不仅可以有效地降低企业的施工与管理成本，同时也有助于解决数据泄密等问题。

三是保障信息系统流程的安全，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利用访问控制与身份识别等技术手段，其次是加强流程管理等方面对信息流程的安全进行审核与风险评估，从而设计出有效进行信息流动控制的方案。

四、结语

保障原则 篇4

一、最大程度地保障

1.数量上能保尽保

在保障范围上, 无论高低贵贱, 不论城市与乡村, 哪怕是游手好闲的懒汉、罪大恶极的罪犯, 只要是人, 甚至是条生命, 都应该保障其生存。在文明社会, 对懒惰和罪犯的惩罚不应该采用饿肚子的办法。在保障程度上, 要符合基本健康需要, 让每一位公民都享受到基本的人格尊严和体面感。粮食安全保障最终体现为食物保障, 但商品经济社会主要通过收入和转移支付来实现食物保障, 因此, 低保金就是粮食安全的最低保障。

按照上述原则, 低保金水平应该是能够维持基本的健康和尊严需要, 但现实的低保水平未必能达到这个水平。少数农村养老保障试点地区给每位60岁以上的农民发放55元或稍多一些的养老补贴。在现今的物价水平下, 仅靠这点补贴是无法维持生活的。所以, 我国多数农村老人保障水平还非常低, 远达不到粮食安全的标准, 值得引起重视。

2.质量上符合安全需要

目前不要说维持基本生活的食品难以保证安全, 就连改善型、小康型甚至富裕型食品消费都没有安全感和保障性。在21世纪的中国, 质量和安全性在某种程度上比数量更为重要。

深刻分析食品安全性的形成机制和管制机理表明, 中国的食品质量安全问题不是技术问题, 也主要不是经济问题, 而是监管问题、法制问题。

(1) 监管失职。

CCTV新闻频道2011年3·15特别行动《“健美猪”真相》暴光的瘦肉精猪事件就是再好不过的典型了。在河南孟州等市县, 养殖环节, 每头猪只要花上2元钱左右就能买到号称“通行证”的检疫合格等三大证明;运输环节, 每车 (100头以上) 只需花费100元打点省界检查站的工作人员, 便能一路放行;屠宰销售环节, 每头猪再交区区的10元钱就能得到“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这样, 每头猪花费不到13元, 不管是瘦肉精猪还是病猪, 都能一路绿灯由猪场到达百姓的餐桌。监管部门收钱就过关, 食品安全监管形同虚设, 而监管缺位就必然陷入无政府状况。

(2) GDP目标和地方保护主义不让监管部门监管。

实事求是地说, 自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后监管部门面临的压力非常大,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有如此让人匪夷所思的表现?其实, 并非我们的监管部门和监管人员都没有职业道德、起码的社会良知和基本的监管手段, 实则是地方政府为了GDP增长、税收、就业等政治经济目标而给监管部门施压, 捆住了他们的手脚。虽然很多的监管部门都实行垂直管理, 当地政府难以直接干预, 但制度上干预不了, 可以用非制度的办法干预, 明的干预不了可以暗地里干预, 管不了领导就管其家庭、子女。总之, 只要你在当地, 想干预你还怕没办法?况且党务工作还是属地化管理。河南瘦肉精猪案例中检疫人员的一句话“那不是没发现, 问题是发现了有的事, 也不能多事。”切中了问题的实质。

(3) 违法成本太低是食品安全以及其他种种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源。

前面的两点是监管部门出于各种原因未监管, 即或是监管, 其惩罚力度也往往无关痛痒, 与违法所得相比, 恐怕是九牛一毛。为什么中国多数法律的惩戒力度如此轻, 恐怕还是由我们的发展理念所决定, 一切为经济发展让路造就了这一切。

二、最适度地保障

1.中国的粮食自给率及由此推算出的耕地“红线”指标定得太高

按照主流说法, 我国的粮食自给率目标是90%~95%, 根据现在的单产、复种指数和人均消费量, 把耕地“红线”目标定为1.2亿公顷。

我们基本同意茅于轼先生“通过计算来确定耕地红线是计划经济的做法”, 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很多东西是算不出来的, 包括成本、价格, 算出来市场也不依你。市场既不相信眼泪, 也不相信成本, 信的是效用 (性价比、品牌和服务等) 。同样, 合理的单产和消费水平也是算不出来的, 尤其是消费水平。到底多高的消费水平才是合理的, 多大的人均占有量才是粮食安全的最低水平, 从来不是一个定数, 它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 尤其是消费水平, 甚至取决于个人意愿与偏好。同样, 对土地, 包括耕地人口承载力的计算与预测都缺乏理论逻辑、科学依据, 也毫无必要。实际上多数城市的人口现实规模都远远超出了研究者、政府部门原先的承载力预测与规划。

但粮食不比牙膏、鞋子, 确实很特殊, 而中国的人口、资源情况与体制环境更为特殊, 尤其是地方政府GDP增长、税收和土地财政利益、就业保障等政治经济利益冲动太过于强烈, 以至于设置了1.2亿公顷耕地“红线”和“高压线”都还扼制不住地方的征地、占地狂潮。如果不再设红线, 甚至不再提耕地保护, 那将是什么情况, 我们都可以想象得到的。因此, 我们赞成保有一定数量的基本农田, 即划定耕地“红线”, 但是否是1.2亿公顷值得进一步研究。

但我们的经验判断是, 这1.2亿公顷的“红线”标准过高。原因之一是, 中国的实际可用耕地数量基本上是一笔“糊涂帐”。据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透露, 到2010年底我国帐面耕地面积约为1.2173亿公顷。但我们认为实际耕地面积可能远没有那么多。因为大量的耕地可能已经被损毁或者硬化 (水泥化) , 或者弱化无法耕种, 比如多年撂荒的坡耕地由于冲刷、坍塌而损毁。据笔者在四川一些丘陵地区的调查, 损毁的坡耕地约占原有面积的20%~30%。还有大量耕地因为以租代征改变农业用途甚至硬化而退出粮食与农业生产领域;或者就是以农家乐、农业科技园、农业博览园、循环经济产业园、现代农业示范园等名义流进农耕地进行非农开发减少的可用耕地。“占补平衡”中占的地都是肥沃的耕地, 而补的可能是偏远山区的薄地;近年来最大的一笔耕地流失可能就会由城乡土地“增减挂钩”制度引起。自2006年城乡土地“增减挂钩”制度实施以来, 地方已经合法地占用了1653万公顷农村用地, [1]2009年我国农村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农村总人口比重已经超过18.3%。[2]

2.粮食产量并不是越高越安全

一方面, 过分追求粮食产量可能对生态、环境与资源造成破坏;另一方面, 过分追求粮食产量会谷贱伤农, 打击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农民的粮食生产积极性对粮食安全保障的决定性意义远比耕地数量、质量及农业基础设施等任何条件都重大。如果一昧追求国家的粮食供给量, 限制了农民从事非粮种植业和非农产业的权利, 影响了农民收入, 或者高产、增产导致了农民低收或不增收, 那么农民就无心种粮食, 甚至拒绝种粮食、售粮食, 那将是给国家的粮食安全体系釜底抽薪。至于多高的粮食总产量才会对粮食安全构成负面影响, 要取决于粮食产量的过剩状况, 过剩太多, 无论对国家、社会还是对农民都是浪费。

三、最公平地保障

最公平地保障, 即指实现公平与效率兼顾的粮食安全。这里的效率主要指粮食安全保障水平;公平是指粮食安全体系各参与主体和利益悠关方的利益大致均衡, 主要指粮食安全权利与义务的平衡, 包括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粮农与非粮农之间的利益平衡。

1.中央与地方在粮食安全上的公平

最基本的粮食安全属于纯公共产品, 就像义务教育那样, 供给责任主要在中央。由于我国的财政和税收分为中央和地方两大层次, 因而地方也承当着相应的粮食安全责任。在地方政府的四个层级中, 绝大部分的粮食安全责任在省市自治区级, 即“米袋子省长负责制”。

中央和地方的公平主要体现为财权与事权的对应, 即各自根据自己在全国总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承担。比如1993年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例分别为22%和78%, 而1994年实行分税制后这一比例分别变成了55.7%和44.3%, 分税制使地方财政收入一下减少了30%。[3]中央和地方各自承担的粮食安全事权就应该按照这个比例调整。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83080.32亿元, 其中中央财政收入42470.52亿元, 占51.12%。这样, 中央和地方在粮食安全事权上承担的比例应该为51.12∶48.88。

2.地方与地方在粮食安全上的公平

地方与地方在粮食安全上的公平主要是指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的公平。由于粮食生产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 因此单纯的市场经济不能调节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的利益公平。主销区应该在市场之外给主产区适当补偿, 不然主产区就会吃亏, 从而影响其粮食生产积极性和粮食供给的可持续性。

3.粮农与非粮农民之间的利益平衡

在现行的经营规模和技术水平下, 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很低, 因而农民普遍不愿意种粮食, 尤其是发达地区的农民和全国的青壮年农民, “99部队” (即老人) 已经成为我国粮食生产的绝对主体。因而, 从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的角度讲, 应该给种粮农民大量的补贴。

粮食直补政策在我国已实施多年, 对促进粮食生产和增进国家粮食安全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政策本身并不完善, 在新形势下更有调整和完善的必要:一是完善直补政策的瞄准机制, 在稳定既定群体和存量补贴的基础上, 把增量补贴的重点集中于粮食主产区的种粮农民、全国的种粮大户和种田能手;二是进一步明确粮食产量是直补政策的目标;三是按实际种粮面积补贴;四是补贴标准是使农民种粮不出亏。

四、最小成本与代价地保障

正如粮食生产对种粮农民有成本一样, 粮食安全对国家和社会也是有成本的, 包括财政和经济成本、生态与环境成本等。最理想的粮食安全模式应该是以最小的成本和代价实现既定的粮食安全保障目标。

1.尽可能降低农民的种粮成本

(1) 加强政府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包括农业和农村技术服务体系建设。经典理论证明, 公共产品不仅是私人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前提与条件, 也能够有效地降低私人产品生产与消费的成本, 提高经济效益和消费效用。农业生产对农业和农村公共产品具有更强的依赖性。诸如水利设施不仅可以增强粮食与农业生产地域自然灾害和环境变化的能力, 提高粮食和农产品产量, 还能有效地降低粮食和农业生产成本。农村基础设施也是如此, 完善的道路、交通运输、仓储保鲜及信息服务体系就能有效降低粮食和农产品的物流成本。

(2) 加强农民技术培训, 实行科学种粮。如测土配方施肥, 可以提高养分补给的针对性, 提高肥料使用率和生产率, 降低化肥使用量, 不仅节省肥料成本, 还提高了粮食及农产品的安全性;精量播种技术可以有效地减少种子用量;保护性耕作可以提高土壤肥力, 等等。

(3) 改革现行的农资补贴政策, 降低粮食生产的要素成本。改革农资工业管理体制, 可以考虑将那些与粮食和农业生产息息相关的农资工业, 如化肥、农药、农膜、农机、饲料等工业门类, 全部划归农业部管理。或者全部放开农资工业, 取消政府的一切价格管制、优惠政策和补贴, 价格随行就市。而把现在对农资工业的所有补贴全部补给农民, 可以按照实际购买量进行补贴, 就像家电下乡工程补贴那样。这样, 可以大大提高补贴的针对性、精准性和补贴效率。

(4) 鼓励和引导土地流转, 实行粮食的规模化经营。土地流转包括转出和转入, 土地使用权流转能否大规模地进行, 从根本上取决于流入。而流入的动力是粮食和农业生产的比较收益和经营风险。因此, 需要加大政府的农业扶持, 完善农业和农村技术服务体系, 扶持粮食生产保鲜, 加强粮食物流体系、粮价保护体系、粮食市场风险防范体系建设, 使粮食生产有利可图。制定和完善针对规模化农业的扶持和奖励政策。

2.实施专业化生产和专业带推进战略, 降低财政成本和生态环境成本

经典理论早已证明, 分工与专业化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最好办法。在现有粮食主产区的基础上, 规划中国的粮食优势产区或者核心产区, 把政府新增的粮食扶持资金及其他政策资源, 包括粮食直补资金、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粮食及农业研究与开发 (R&D) 资源、流通与市场 (仓储、物流等) 体系建设资源等等主要投放这些地区。运用财政杆杠 (如农业产业化扶持资金、财政贴息、担保等) 引导大型的粮食和农产品加工企业到优势产区经营。

2011年中央财政已经下拨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资金986亿元, 规模已经够大。但实际上是按农村人口平均发放, 成为了农村居民的基本福利, 早就丧失了粮食补贴效应。而且数额非常有限, 人均仅146元。在物价飞涨, 农民收入已经多元化、粮食生产收入已经零头化的今天, 这点补贴金对农民而言就是“鸡肋”, 完全失去了粮食生产的激励作用。如果将增量资金集中补贴优势产区的实际种粮农民, 尤其是补贴种粮大户, 则每户种粮农民的补贴力度可能成倍增长, 主产区粮农的收入也可能不比种植经济作物差, 将来甚至会达到和超过外出务工收入。这样, 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就上来了, 粮食安全的可持续性就有了保障, 政府财政支农资金也就用在了刀刃上, 就单位粮食产量而言, 政府的财政成本也随之降低。

粮食生产全国遍地开花的格局不仅严重损失了经济效率, 还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压力。目前我国坡耕地约占总耕地面积的19.66%, 其中25度以上的坡耕地占耕地总面积的2.74%, 重庆市则达到了16.1%。半个世纪以来, 全国因水土流失毁掉的耕地达333万公顷, 平均每年6.66万公顷, 其中绝大部分为坡耕地。[4]②在耕地污染方面。目前我国耕地面积的20%已经受到污染, 其中重金属污染的耕地至少占总耕地面积的10%, 每年仅因重金属污染而减产的粮食就达1000多万吨, 被重金属污染的粮食每年也多达1200万吨, 足以够4000万人口一年的粮食消费, 合计经济损失在200亿元以上。[5]

2.社会经济可持续性

(1) 农业基础设施保障, 尤其是水利排灌设施。我国的水利基础设施老化、退化问题非常严重, 难以支撑粮食安全体系的可持续性。全国30%的灌溉设施兴建于1949年前, 病险水库3万多座, 占总数的40%, 大型排灌泵站老化破损率达到了75%左右, 有效灌溉面积比例仅46%。还有100个乡镇、近4万个建制村不通公路, 96%的村没有排水设施和污水处理系统。[6]

(2) 种粮农民的数量、质量及农民的粮食生产积极性是粮食安全保障的第三大根基。农村人口空心化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 从资料和我们的调查来看, 留守农村, 而且还在种粮的农民基本都在50~60岁以上。农民绝大部分是散户式、小规模、自给型种植, 粮食直补等政策杆杠对他们基本失去作用。90后、00后农民子弟毕业后无论如何都不会选择留在农村, 因此, 我们有理由担心一二十年后中国的农业和粮食生产会陷入后继无人的境地。由此, 我们主张大幅度提高农业和粮食补贴, 吸引一部分农村青壮年回流粮食和农业生产。更重要的是鼓励和引导粮食及农业的规模化生产, 通过发展商品农业、现代农业的模式解决粮食和农产品的可持续供给问题。

(3) 整合各种支农资金, 建立国家粮食安全保障基金。中央统一部署, 打破部分界限, 把各种与农业, 尤其是与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保障支持有关的资金打捆使用, 建立能够为国家的粮食安全保障提供持续支持的全国性基金。我们建议设置粮食消费税, 对出售的粮食及其加工品收取一定比例的税金, 以补充粮食安全保障基金, 对低收入户进行定点补贴。

摘要：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建设应该遵循最大限度地保障、最适度地保障、最小成本和代价地保障、最公平地保障及最佳可持续地保障等原则。具体要求为:保障任何人都能体面地生活;保障基本的消费安全;适当降低粮食自给率和耕地“红线”指标;主动利用国际粮食市场;调节中央与地方、产区与销区、粮农与非粮农之间的利益平衡;实施专业化生产和专业带推进战略, 降低成本, 提高效率;站在国家安全的高度保护基本农田;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粮食补贴, 增强粮食安全的可持续性。

关键词：粮食安全,保障成本,适度保障,公平保障,可持续保障

参考文献

(1) 农业部.中国农业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7.

(2) 陈昱阳.中国农村老龄人口经济供养与福利制度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1.

(3) 周达, 陈宏.中国房地产市场深层透视的思路辨析[J].兰州商学院学报, 2011, (02) .

(4) 林冬生.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粮食安全的两难困境及对策[J].农村经济, 2010, (12) .

(5) 姚润丰.城市缺水总量约60亿立方米农村因旱损失粮食年500亿斤[N].人民日报 (海外版) , 2005-03-23.

保障原则 篇5

关键词：公平与效率 农村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中图分类号：F323.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2）010-126-02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国家和社会对生活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下的农村居民提供满足最低生活需要的物质帮助的一种社会救济制度。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居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60%以上，而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一直是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问题。2007年7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社会保障制度的通知》，要求将符合条件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纳入保障范围内，稳定、持久、有效地解决全国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这标志着我国开始进入全面推进这一政策的新阶段。但目前我国城乡存在差异，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时刻面临着艰难的考验，为切实解决农村长期发展的后顾之忧，有必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农村低保制度，这对于缓解贫困、改善民生、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重大意义。

1 公平与效率并重是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价值基础

1.1 坚持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

2010年3月10日，温家宝同志在答记者问说：“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

社会公平对于社会稳定，发展和个人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有了公平，社会才能为人的发展提供平等的权利和机会，每个社会成员的生存和发展才有保障；有了公平，个人才能通过诚实劳动得到应该获得的东西，满足自己合理的期望，从而充分调动个人的积极性。

效率和公平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关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我们要在强调效率优先的前提下，更加注重公平。这样，整个社会才能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共同推动社会的持续发展。

1.2 公平与效率并重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核心任务

为了维护农民作为公民应当享有的生存权利的需要。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和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权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社会的目的就在于尽可能的给予自己国家的每个成员必要的福利，保证每个成员能够满足自己真正的需求；那么，我们就应当将公正，不偏不倚的原则运用在收入和生活的其他方面的分配上。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必须秉着公平和效用并重的原则，才能科学和全面的推进小康社会的发展，这将成为新农村建设的核心任务。

2 现阶段农村低保制度存在的问题

2.1 对保障对象和保障标准界定不规范

农村最低保障对象的标准是那些家庭人年均收入在最低保障线之下的成员，但由于农民收入的特点复杂多变，很难科学确定。例如：农耕收入难以准确计算，受天气影响的农作物价格变动频繁；农民经常短期外出务工，数量难以统计，并且存在不稳定性；有些子女不赡养父母并与父母分开生活，父母申请低保的情况；还有“关系户，人情保”，诸如此类的情况都使得保障对象的选定十分困难，并且由于农村养老制度远未普及，那些年老多病、丧失劳动能力和经济来源的老年人口的生活、就医、子女求学等方面的困难加大，而保障标准在一部分地区存在“一刀切”的情况，各地区农村发展情况不同，因此政策的落实很难。

2.2 资金筹集难度大，法律体系不健全

资金已经成为制约农村保障事业发展的“瓶颈”。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制度的最大制约障碍就是资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由县（市）和乡两级财政共同承担，但由于中西部发展较落后地区财政困难，短时间内无法根本上改善，无力为农村“低保”保证基本的需求。从目前实施的情况来看，主观层面上，部分政府基层部门对农村低保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资金管理混乱，导致资金被挤占甚至挪用；客观层面上，低保资金来源单一，目前完全依赖于财政投入，而且没有相应的政策法规和必要的约束手段，因此国家的政策难以实施，农民得不到相应的补贴。再者，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在法律的制定上严重滞后，至今没有一部与农村社会保障有关的全国性法规，只是在相关的法律法规中提到了一些条款，法律不健全，可操作性也不强，这让农村低保制度陷入了无法可依的尴尬境地。

2.3 低保层次低，范围小，覆盖面窄

现行救助标准存在的主要问题：（1）标准制定不科学，北京市2011年城市“低保”家庭月人均标准是480元，而农村家庭月人均标准是300元；在目前物价上涨的状况下，这样的标准根本不能保障农村“低保户”的基本生活，尤其是对那些常年多病卧床、残疾、丧失劳动能力，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更是如此。（2）标准的规定基本上还是以个人为对象，很少考虑到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的问题；例如，有些家庭本来不是低保对象，可由于突发事件导致家中劳动人口减少，亦或彻底丧失劳动能力的家庭，相关部门不能及时统计，这就导致本应接受低保的人群失去了權利。（3）区域发展不平衡，各地区低保标准差距较大；由于我国的现状就是西部地区相对落后，贫困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较大，因此，国家制定低保的标准并不适应各地区的具体情况，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农村，很多低保标准的设定基本上是针对特困户的救助标准的基础上，参照当地居民基本生活水平和财政支出能力制定的，比较普遍的情况就是“以钱定人”，这就导致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偏低的情况发生。

2.4 农民保障意识差

传统的保障观念与救助理念，阻碍着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发展和实施。由于受传统道义观的影响，农民对低保制度认识不清，由于我国农村低保制度突出了国家和集体对被保障对象的给予和帮助，而被保障者自身没有正确认识到责任和权利，导致了责、权。利三者的分离，使得农民养成了依赖国家和集体的心态，从而削弱了自身保障的意识。还有很大一部分农民对参保心存疑虑，担心国家政策变动，自己参保的钱没有保障，怕今后存在“不保、不管”的情况发生，因此不愿意参保。

3 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下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对策

公平和效率并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实现公平与效率并重的保证。

3.1 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法律和法规建设

任何一种制度得以稳定、实施、规范的基础和前提就是有完善的立法，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也需要相应的法律保障，立法的完善已势在必行。我国至今还没有一部成熟的法律，为了保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急切需要制定一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法》，在最低生活保障基本法中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基本原则、“低保”的保障对象和范围、申请审计程序、保障基金的筹集和管理、基層保障机构的设置、公民享有社会保障的程序、侵害公民社会保障权利行为的处置办法等做出具体的规定，使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真正有法可依。同时，还要抓紧制定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和实施细则，加强其稳定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各地区也应积极参照最低生活保障法制定适应本地区的规章制度，明确规定对保障对象在生活、医疗、教育等方面给予照顾的方式，并且规定对受捐助者的组织和个人的具体优惠方式，这样才能保证制度进行的有效性和持续性。

3.2 建立多种筹集基金的机制，丰富和畅通渠道

社会保障资金是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的核心问题，资金的投入是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体系的重要保证。可通过以下渠道解决：（1）中央和地方财政都适度地调整财政支出的结构，提高社会保证资金所占的比例，加大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投入，相应的财政部门明确各自的投入责任和分配比例。（2）学习借鉴国外的经验，开征社会保障税，实行税款专用，统筹社保基金，在完善现有的财政投入和支出的基础上，充分运用税收和财政支出的方式，将个人所得税，娱乐税，消费税等的一定比例用于社会保障事业。（3）整合部门资源，当前，在农村社会保障领域，民政、卫生、计生、劳动、扶贫等部门多头管理，建立统一的农村社会保障管理机构，统一政策、规划、管理，逐步提高社会保障资金的使用效率，提高基层政府部门的应变能力，从而使农村社会保障工作规范化，科学化，系统化。

3.3 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循序渐进

目前农村全部建立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尚存难度，这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方面广，涉及人口多，不能一蹴而就。应从实际情况出发，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要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依靠社会力量和社会各界组织的帮助来发展社会保障事业，提高农民的积极参与和责任意识。从长远目标看，我国最终要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统一，我们既要正视城乡存在的差异和问题，特别是对失地农民转移到城镇之后的社会保障关系如何向城镇社会保障体系接轨的方式，还要处理好城乡居民之间隐藏的矛盾，诸如养老、子女上学、看病等问题。更要处理好物质保障和服务保障之间的关系，既要做好物质上的重要保障，满足农民基本生活的需要，还要积极完善社会保障服务工作，建立一个覆盖面广，功能齐全，制度规范透明的农村社会保障信息服务网站，能让老百姓随时了解和监督。根据农村自身的特点和地域发展的情况，逐步推进，走“渐进式”的发展道路。

3.4 增强农民的保障意识，重视农民的主体性

突破思想障碍，统一思想认识，更新观念，是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前提，只有先从思想上改变对“低保”的认识，才能从情感上接受。开展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要多顺应农民的要求，争取满足多数人的心愿，尊重农民的感情，维护农民的权利，做事留有余地，以适应当地经济发展的水平，考虑农民心理上和物质上的承受能力。充分重视农民在新型农村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重要作用，通过建立社区文化中心，创建社会保障服务网站，开展宣传教育活动，逐步提高农民的思想认识、科学文化知识以及道德修养水平，帮助农民自己树立主人公的使命感和集体荣誉感，使他们真正的融入到建设新型农村的事业中来。

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救助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于农村贫困人口的保障和全国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在对现行的制度进行研究后，只有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最低保障体系，才能为公平和效率的有机统一奠定基础；只有公平和效率并重，才能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健康发展，这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石。

参考文献：

[1] 孙光德，董克用.社会保障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64.

[2] 王国良.中国扶贫政策——趋势与挑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3] 高峰，韩学平.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法律制度的完善[J].商业研究，2012（01）.

[4] 唐亚武，胡金，徐斌林.当前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的现状与问题及完善对策[J].科技创业月刊，2011（10）.

[5] 管祉妍.对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思考[J].高教论坛，2011（02）.

[6] 张立波.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现状分析与前景展望[J].养老保险，2010（01）.

[7] 何平，张远凤.论我国的社会救助标准[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9（06）.

保障原则 篇6

检察侦查权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或检察官对国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的法定权力, 检察机关或检察官行使该权力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检察侦查权行使过程中, 应当坚持合法性原则, 这是法治的基本要义。坚持这一原则, 首先要遵守宪法, 牢固树立宪法的崇高地位和权威。近年来, 我国关于检察权行使的法律制度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 集中表现为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的出台。该法律和司法解释吸收了许多体现现代科学、民主原则的程序制度和规则, 体现了时代的精神。但也应当看到, 由于我国法治时间不长, 以及受各种现实的、历史的条件限制, 我国有关检察权行使的法律制度尚不够完善, 在检察侦查权行使过程中, 宪法中公民的自由权利条款因缺乏足够的程序保障而未能充分实现, 人权保障与国际通行标准尚有距离。侦查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应牢固坚持以宪法为根据, 严格执行程序法的要求, 人性化办案, 决不侵犯涉案人员的自由权利。

二、公正原则

公正即公平与正义, 是法的最终价值目标, 也是人类社会追求的最高理念。正如罗尔斯所认为的:“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 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 无论多么精致和简洁, 只要它不真实, 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 法律和制度, 不管她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 只要她们不正义, 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 ……作为人类活动的首要价值, 真理和正义是决不妥协的。”[1]一般认为, 法的正义分为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两方面。实体正义是正义的起点也是归宿, 程序正义是正义的过程也是保证。就行使检察侦查权来说, 确保案件结果的客观公正, 这就是实体公正;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侦查工作, 这是程序正义的要求。但客观公正的办案结果需要严格的程序来保证。侦查人员在办案过程中, 一方面要开阔思路, 深挖根源, 力求将案情弄个水落石出, 确保案件结果的客观公正;另一方面, 又要严格依照法定程序, 切不可一味为了探寻案件真相而发生诸如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侵犯人权、践踏人权的事件。这才是行使检察侦查权公正原则的应有之义。

三、依法独立行使侦查权原则

依法独立, 是指司法机关或人员在刑事诉讼活动中行使司法权不受任何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只服从法律[2]。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都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职权, 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落实到职务犯罪侦查中, 就是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侦查权, 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一原则包括: (1) 检察机关行使侦查权必须严格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 (2) 检察机关依法行使侦查权, 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依法”与“独立”是相互依存的。一方面, 只有“依法”才能“独立”, “依法”是“独立”的前提;另一方面, 也只有“独立”才能真正“依法”, “独立”是“依法”的保证。

贯彻依法独立行使侦查权原则, 首先要依法侦查。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历史, 特权思想严重, 民主传统缺乏、法制地位低下, 这些都必然给人们打下或深或浅的历史烙印, 因而难免出现少数领导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情况。职务犯罪的特殊性特别需要侦查工作敢于严格执法, 秉公办案, 真正做到铁面无私、执法如山, 不屈从于任何权势和压力。其次, 在“依法”的前提下, 要独立行使侦查权。坚决排除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法治国家的实践证明, 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是保证司法公正的制度前提, 没有司法独立, 就没有司法公正, 而没有司法公正, 司法就失去其作为法律价值显示器的功能, 法律就失去权威,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无从谈起。

四、诉讼经济原则

诉讼经济原则, 是检察机关或检察官进行侦查活动的又一重要原则。检察机关在行使检察侦查权过程中要正确贯彻诉讼经济原则, 必须充分认识该原则的重要作用。坚持该原则, 不但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有效地预防犯罪, 更为重要的是, 它有利于人权保护:诉讼经济原则对有罪和无罪的人, 都具有人权保护的作用。对有罪的人来说, 诉讼经济原则要求节约诉讼手段, 可以避免司法机关对其采取不适当的强制措施, 从而可以有效的保护其人身和财产权利;对无罪的人来说, 诉讼经济原则提高诉讼效率的要求, 可以使无罪的人及时地从诉讼活动中得到解脱, 避免其权利受到不必要的限制甚至被侵犯, 从而达到维护其合法权利的目的。

诉讼经济原则与效率、公正具有密切的联系, 检察机关在行使检察侦查权过程中应处理好效率与公正的关系, 在保证案件公正的前提下, 强调效率, 提高效率。“兵贵神速”、“以快制胜”既是用兵之策、也是侦查之策。在侦查活动中, 时间是个重要的概念, 侦查机关与犯罪分子斗争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争夺时间。早一分钟, 侦查机关就多一分破案的可能, 犯罪分子就少一分逃避法律追究的希望。犯罪分子作案后, 往往要串供, 订立攻守同盟, 隐匿转移赃款赃物。职务犯罪的物证、书证一般在犯罪分子管理控制之下, 他们毁灭证据、制造假证相当容易, 而且一旦风吹草动, 就会凭借其智商、地位和社会关系, 迅速编织起一张反侦查的网以对抗侦查, 有的甚至携款逃跑。随着时过境迁, 不少证据会失真或毁灭, 如证人回忆趋向模糊;有关会议记录、银行存款的原始存单、宾馆住宿的记载、电信部门的通话记录等原始凭证会被销毁;犯罪现场 (如刑讯逼供案) 会被破坏等等。职务犯罪一般不会自动暴露, 作案与发案之间的时间差本来就比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要长。这一方面要求检察机关尽早地去发现线索, 以缩短这种时间差, 另一方面又要求在发现线索后更加抓紧时间, 以弥补较长的时间差所带来的证据损失。同时, 对于犯罪嫌疑人己经羁押的案件, 迅速及时地查清犯罪嫌疑人所涉嫌的犯罪事实, 也是更好保护犯罪嫌疑人人权的要求。

摘要：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法治时代, 是人权时代。以人为本, 尊重、保障、维护和实现人权, 成为社会和时代的主旋律, 成为法律人的社会使命。检察机关行使检察侦查权, 如何做到既能有效打击职务犯罪, 又能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是法治建设和人权保障事业所面对的现实问题。笔者立足于法治和人权保障, 探索人权保障与检察侦查权的内在关系, 分析我国行使检察侦查权过程中人权保障的现状及形成原因, 进而对现有诉讼模式下人权保障的完善进行理性思考。本文试探讨人权保障之原则。

参考文献

[1][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1-2.

保障原则 篇7

民办高等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办高等教育客观上缓解了公共教育资源的供需矛盾、弥补了现有教育资源的不足,为深化我国高等教育办学体制的改革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民办高校在规模急剧膨胀、快速发展的同时,许多民办高校办学目标趋同、办学层次趋同、专业设置趋同和培养方式趋同,办学质量不高,没有办出自己的特色。趋同产生的最显著后果是结构性就业问题变得非常突出,毕业生就业难直接影响到民办高校的招生和发展。相对办学历史悠久、有政府大力财政支持的公办高校,民办高校的发展面临着更为激烈的竞争和挑战。

1 民办高校办学特色培育的现状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过数量和规模的迅速发展后,近年来民办高校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了提高办学质量、提升竞争力,形成办学特色上。民办高校办学特色培育的现状为:

1.1 办学特色培育意识逐渐增强

民办高校是随着高等院校市场竞争机制的逐渐形成而不断发展的,在摆脱了最初的以规模求效益的发展阶段后,逐渐意识到办学特色是学校在激烈的教育市场生存和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开始重视学校办学特色的培育和形成,主要表现在:第一,在每年的招生宣传中尤其重视对学校办学特色的介绍。第二,在毕业生就业推荐介绍方面,大力宣传学校的办学模式特色、管理特色、育人模式特色等,以获得用人单位的青睐和关注。

1.2 逐步将办学特色看作学校的发展战略

近年来,一些民办高校逐渐认识到:仅仅增强办学特色意识是不够的,办学特色不但是学校求生存的手段和途径,而且是学校发展的源动力。

1.3 出现了“为追求特色而特色”的现象

当前,民办高校在办学特色的培育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和错误的认识。一些民办高校在寻求办学特色的同时,不能遵循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根据自身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类型特点和层次特征,切实明确地提出自己的办学理念、人才培养目标、学科建设、管理模式等,简单、单纯模仿公办高等学校的办学模式,错误地把办学规模大、硬件建设优、学科建设全、企业式的经营运作模式及诸如“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一切”等几句口号式的宣言当作办学特色。民办高校民办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基本都定位为“技能应用型人才”或“技术应用型人才”,但不同的民办学校有不同的发展历史、地域环境、教学硬件等实际情况,民办高校在寻求办学特色时,出现了“为追求特色而特色”的现象。

2 民办高校办学特色培育存在问题的原因

造成民办高校的办学特色培育中存在一些问题和认识误区的原因是:

2.1 学校的决策者(校长)和管理者对高等教育发展规律认识不足

对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中国高等教育在经过大规模扩招以后,已经进入了一个比较稳定和发展有序的阶段。一些民办高校的决策者(校长)和管理者不能深入理解高等教育的外部规律和内部规律,对高等教育如何遵循“规模质量结构效益协调发展”的规律认识不足,因此对学校的长远发展和规划认识不到位。作为学校政策的决策者(校长)和管理者,直接影响和制约了学校的整体建设和办学特色形成。

2.2 学校的管理缺乏民主机制

民办高等教育是社会组织者或公民个人利用自筹资金,面向社会举办高等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教育活动。目前一些民办高校办学存在随大流、一体化等现象,学校的其他管理者和教职员工考虑到自己的切身利益,盲目服从校长的指示,没有自己的思想和观念,治学缺乏特色、个性,缺乏明确独特的定位和规划等。这些滞后的思想观念都限制着民办高等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和办学特色的培育和形成。

2.3 盲目、单纯模仿公立大学办学模式

目前国家实行的重点大学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民办高等学校办学特色的形成。众所周知,“211”、“985”大学在各方面都受到国家政策的优待,教育评估指标体系很多时候也是参照这些重点大学的办学情况设立的。在这种政策导向下,普通高校拼命模仿重点大学,希望跻身重点大学行列。虽然民办高等学校发展历史较短,很多实际情况无法和公办高校、重点大学相比,但一些民办高等学校办学不能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盲目、单纯模仿公办大学现成的发展模式和办学模式,追求规模上的“大而全”,学科建设上的“齐而广”,造成“为追求特色而特色”的现象。

3 民办高校办学特色培育

3.1 民办高校办学特色培育的原则

一所学校的办学特色,体现在该校的办学理念、学科建设、运行机制、人才培养模式等诸多方面,从宏观上影响和决定着该校的整体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民办高校在形成和培育自己的办学特色中,要遵循以下一些基本原则:

3.1.1 以办学理念为基础

办学理念是办学特色的核心,是学校文化的精髓和灵魂,影响着学校的办学方向和人才培养,是指导学校一切工作的思想基础。办学理念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某一时期的特殊要求,它和社会的实践紧密相关,需要经受时间的考验。民办高校要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必须以办学理念为基础,并使之贯穿到学校的发展战略、管理建设、学科专业建设、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等各项工作中,不断实践、发展、丰富与深化,最终形成自己独有的办学特色。

3.1.2 以人才培养为目标

民办高校在办学特色培育中,必须顺应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遵循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根据自身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类型特点和层次特征,切实明确学校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的问题。只有明确了人才培养的目标,才能培养出满足社会多样化需求的高校毕业生,获得社会的认可,提高学校的知名度,得到可持续发展。

3.1.3 以教学质量为核心

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为社会培养合格的人才,“教育质量是学校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学校是人才加工厂,毕业生质量的高低决定了社会对学校的认可程度。

3.1.4 以学科建设为突破口

在办学特色培育过程中,可以选择以影响全局的重点学科或专业为突破口,集中人、财、物等方面的优势资源,进行重点建设和发展,培植自己的优势学科和专业,增强学科的核心竞争力和社会影响力,打造学校的品牌学科和特色专业,提升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和社会影响力。

3.1.5 以师资队伍建设为中心

师资队伍建设是办学特色培育的最重要的基础保障之一。没有德才兼备的老师就培养不出高水平、高质量的学生。提升教师队伍的素质是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前提。

3.2 民办高校办学特色培育的培育机制

民办高校要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在办学特色培育中必须着重以下几方面的培育机制建设:

3.2.1 校长办学理念建设

校长的办学理念对形成办学特色具有重要的选择与定向、激励与调控等作用,对学校的发展会产生全局性的深远的影响。民办大学的校长,应不断加强对办学特色和国家教育方针政策的理解,从宏观上明确学校的发展方向、培养目标和办学特色,高度重视办学定位,继承和发展学校优秀的传统办学思想,用自己的办学理念、办学思想和人格、治学方法等治校,促进办学特色的形成。

3.2.2 教学科研管理建设

搞好教学和科研工作是大学最重要的任务和职责。教学质量是教学活动的命脉,也是教学管理的目标所在,学校教学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学校的发展。民办高校在办学特色培育过程中,必须重视、加强教学科研管理建设。在教学管理中,一是要培育教师全面、正确的教学质量观,二是加强学校内部对教学质量的监督和评估,加强对教师各类教学活动的检查,及时总结和交流,督促教师加强教学工作的实效性。

3.2.3 学生管理建设

学生是形成办学特色的根本。民办高校培育办学特色时,要更多地从人文的角度出发,围绕学校的培养目标建立科学的教育教学体系,引导学生的日常学习行为,为学生创造一个有利于学生身心发展的良好环境,培育浓郁、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

3.2.4 师资队伍建设

在办学特色建设中,教师是校长思想的实践者,学校已有特色的传承者和特色的创造者。学科和专业是否有特色,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师资队伍是否有特色。民办高校的师资力量相对比较薄弱,学校应根据学校的发展需求,采取多种措施,拓宽教师的来源,建立合理的民办高校师资队伍结构,努力培养一支稳定的学科带头人和青年骨干教师队伍,建立一批优秀的学科团队。

3.2.5 校园文化建设

校园文化是师生精神面貌、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的综合体现,它往往成为大学的象征,是大学办学特色形成的另一个标致。培育民办高校的办学特色,应重视校园文化建设。校园文化建设既是是显性的,也是隐性的。在显性的文化建设方面,民办高校要根据自身的发展历史和地理环境,设计、建设富有特色的建筑,优化校园外部环境,突出学校的人文景观等。在隐性的校园文化建设中,学校要着力培养大学精神,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文化素养和科学素养,营造良好校风;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教育活动,丰富校园生活,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活动。

民办高校办学特色的培育和形成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和工作,民办高校应充分发挥灵活的管理机制,在总结学校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凝练、积淀自己的文化,以学生为中心,提高办学质量,把握和彰显办学优势,突出自己的办学特色,提高学校整体办学实力,实现学校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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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谢鸿飞.高校办学自主权的现实依据及其落实对策[J].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06,(1).

保障原则 篇8

一、关于社会保障的舆论监督的时机要合理

要把握一个时期总的宣传报道基调和政策。要以党的方针政策为依据, 对现实生活存在、群众迫切要求解决、党委和政府也正关注着的一些问题, 可以及时报道;对现实生活存在、群众迫切要求解决, 但政策或条件一时不能允许的, 就不宜或推迟报道 (有时可用内参报道) ;对一些明显违背政策法律的事, 可大胆报道;对一些改革中正在探索的做法或突发事件, 就要慎重对待。

新闻报道时效性的强弱与新闻价值的大小成正比, 但对关于社会保障的舆论监督报道而言, 这个定律不是绝对的, 而是相对的, 用“时机”这个词在有的情况下更为恰当。在一个恰当的时间刊播一个恰当的报道会达到一种恰当的效果。一个关于社会保障的舆论监督报道什么时候刊播要看当时的政治背景和社会环境, 要有刊播后的效果预期分析, 同时还要体现对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和人文关怀。在报道时机上, 要选择最佳时间, 对苗头性问题提前介入, 忌放“马后炮”;对已曝露的问题要及时介入, 力戒事后诸葛亮。只有抓准时机适时将稿件发表, 报道的社会效果才可能好。

二、关于社会保障的舆论监督的频度要合理

关于社会保障的舆论监督要一针见血, 不能搞隔靴搔痒。但良药未必非要苦口, 关于社会保障的舆论监督并非越尖锐越好, 不能说过头话, 不能凭主观感情妄加评论, 不能当“检查官”和“审判官”。值得注意“媒体审判”的问题。“媒体审判”一语出自美国, 指新闻报道形成某种舆论压力, 妨害和影响司法独立与公正的行为。1965年, 美国法院推翻了一起指控诈骗案的判决, 其理由是, 在庭审过程中所作的电视录像, 对被告作了含有偏见的宣传, 损害了他在诉讼中应当享有的权利 (《The New York Times》, 1965.6.8) 。以后, 人们就把这种凌驾于司法之上、干预和影响司法的新闻报道, 称为“媒体审判” (trial by mass media) 。在法制日益走向健全的条件下, “媒体审判”是违反法律的行为, 与“无罪推定”、“罪刑法定”原则相悖。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在民事案件结案之前抢先作出倾向于一方的报道, 则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确认的诉讼当事人平等的原则。因此, 1996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司法部和新闻出版署等部门下达的关于法制新闻的意见要求:“不对正在审理的案件作有倾向的报道。”在实践中, 媒体越俎代庖, 代替法院给嫌疑人定罪的情况非常普遍, 如媒体对蒋艳萍一案的报道就是典型的“媒体审判”。有的媒体发表文章说:“一定要看到女贪官的下场!”蒋艳萍是否“贪官”, 只有在法院审判之后才能确定。我国法律实行无罪推定原则, 在法院判决之前对任何人都假定无罪, 这种乱给嫌疑人定罪的行为, 难道仅仅是一般的媒体侵权报道吗?这里我们把“媒体审判”和“法院审判”区别开来。说“媒体审判”是因为媒体把本该由法院做的事拿来自己做, 并不是说它有“法院审判”的效力。媒体终究是“批判武器”, 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它的“审判”作用主要体现在它能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 迫使法院按舆论代表的所谓“民意”办案, 从而影响司法公正。另外, 我国诉讼法所规定的二审终审制是指上下级法院的二审, 并没规定媒体可作一个审级。因此, 刘文中所说的“所谓的‘媒体审判’能起到审判作用吗?那么多的记者被打, 如果记者‘判’打人者赔偿100万, 打人者会拿出100万吗?”以及“这种媒体侵权行为是不是‘媒体审判’呢?倘若是的话, 那法院的审理不就变成了‘二审’?我国的诉讼法规定的是二审终审制, 当事人就此而没有了上诉的权利, 这不是很荒唐吗?”是站不住脚的。反对和防止“媒体审判”, 维护司法独立和公正, 在国际新闻界和法律界是有共识的。1948年, 联合国《国际新闻自由公约草案·第三公约》把“妨碍法庭审判之公正进行”的新闻列为禁载。1994年, 世界刑法学会第十五届代表大会《关于刑事诉讼中人权问题的决议》第十五条规定:公众传媒对法庭审判的报道, 必须避免产生预先定罪或者形成情感性审判的效果。如果预期可能出现这种影响, 可以限制或禁止无线电台和电视台播送审判情况。司法独立是当今世界各法治国家所普遍采用的一项基本原则。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都规定,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 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 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司法的独立性是由司法权和司法活动的性质决定的。司法所追求的目标是公正, 而公正的前提是司法人员在司法活动中保持中立, 没有中立就没有公正可言。这就要求司法人员自身摈弃私心杂念, 更要求堵塞一切包括媒体干涉或影响司法独立的渠道, 创造一个保证司法人员独立办案的外部环境。刘太阳先生在文中说:“法官审案, 理应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甚至不受法院的干涉, 当然不受媒体舆论的干涉。法院审案, 不受上级法院的干涉, 当然也更不受媒体舆论的干涉。而偏偏我们中国的司法机关容易被社会舆论所左右, 这不是说我们的新闻媒体比其他国家的媒体有影响力, 而恰恰说明了中国的法官还缺乏独立的地位和理念。”这种看法未免过于天真。传播学和舆论学的研究早就证明, 舆论环境对于人们的心理、思想和行为有巨大的影响力, 这种影响有时是难以抗拒的, 历史上由于舆论压力而导致的错案屡见不鲜。另外, 中国的司法机关容易被社会舆论所左右, 只是因为“中国的法官缺乏独立的地位和理念”吗?英国的法官不可谓不独立, 但英国是对媒体监督司法控制比较严的国家, 他们有专门的蔑视法庭法, 规定媒体不能发表任何损害公平审理的意见。他们用判例确立了这样的原则:当案件正在由法院积极而不是拖延审理的过程中, 任何人不得对案件加以评价。即使你确保自己的评价是诚实的, 但只要是在法庭审理以前过早地说出了真情, 也会被认为是蔑视法庭的行为, 并受到相应的处罚。在他们看来案件正在审理中媒体就乱加评论, 会影响公正审判, 比如可能会影响法官、陪审员或证人等等, 甚至会误导舆论, 使人们对一方当事人产生偏见。用他们的话说, “我们绝不允许法院以外的‘报纸审讯’、‘电视审讯’”, “必须记住, 是法庭在审理案件, 而不是记者”。

的确, 司法机关作为国家机关, 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 这种监督当然包括媒体舆论监督。历史早已证明, 权力缺乏监督必然导致腐败, 司法权也是这样。现实生活中, 司法腐败丑闻不绝于耳, 一些法官贪赃枉法, 制造了许多冤案、错案, 在群众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因此, 必须加强媒体对司法的舆论监督力度, 通过新闻报道, 将司法工作置于大众监督之下, 增加司法的透明度, 维护司法公正。但是, 加强媒体对司法的监督并不意味着可以进行“媒体审判”。严格地说, “媒体审判”并不是媒体舆论监督的一部分, 而是媒体舆论监督权的滥用。因为媒体舆论监督是宪法原则, 我国宪法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批评建议的权利;而“媒体审判”是违法行为, 两者在内涵上是不同的。把“媒体审判”看作媒体舆论监督, 是在为“媒体审判”寻找合法依据, 为媒体干涉司法提供借口。因此, 媒体对司法进行舆论监督, 要冷静、客观, 要有较强的法律意识。

目前, 社会处于转型期, 深层次矛盾比较突出, 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比较多。舆论在进行监督的时候, 不可有什么报什么, 要以有利于社会稳定为原则, 站在对党、对人民、对事业负责的高度, 选取一些典型事件、典型问题进行关于社会保障的舆论监督, 推动全面工作, 推动社会进步。关于社会保障的舆论监督要贯彻重在建设、化解疏导的原则, 过于集中、密集、大容量、高密度的关于社会保障的舆论监督, 容易放大和扭曲舆论走向。

所以, 关于社会保障的舆论监督适度就要把握好报道的节奏和分寸, 考虑到监督后可能会出现的各种反映和影响, 尽可能排除负面的影响或效果, 遵循帮忙不要添乱、到位不越位、主动不盲动的要求, 有序、有效地开展关于社会保障的舆论监督。

关于社会保障的舆论监督要真诚善意, 不要冷嘲热讽。开展关于社会保障的舆论监督的初衷应该是善意的, 评价的态度应该是公允的, 监督的效果应该是积极的。关于社会保障的舆论监督的与人为善不等于对不正确的东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与人消灾, 帮人开脱。如果关于社会保障的舆论监督不惟实、不惟真、虚晃一枪、不痛不痒、不敢碰硬, 那么监督的效果就无从谈起, 也不可能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因为对假恶丑的姑息纵容就是对真善美的亵渎伤害。关于社会保障的舆论监督与人为善体现在监督的目的上是为了使被监督者改进工作, 改正错误。报社、电台、电视台是新闻媒体, 不是法官, 也不是政府的职能部门。批评报道是为了让地方政府改进工作, 而不是把别人逼到死路上去。关于社会保障的舆论监督与人为善体现在我们的报道方法上是摆事实讲道理, 不用过激言词。体现在报道态度上是抱着真诚友善的态度, 多和批评对象沟通, 采用和风细雨的形式, 切忌居高临下、当“审判员”, 这就要做到稳、准、狠。稳, 就是积极稳妥, 不可意气用事, 力戒情绪化, 凭个人喜好来开展关于社会保障的舆论监督;准, 就是对被监督的事和人一定要搞准确, 绝不能有任何差错, 给对方留下口实;狠, 就是对该曝光的认准了坚决曝光, 监督到底, 做深、做透, 不管谁说情都不行, 问题不解决不罢休。

三、关于社会保障的舆论监督的数量应该合理

关于社会保障的舆论监督不能是“地毯式”的轰炸, 干扰正面的报道, 特别是对那些需要通过司法部门和行政部门, 需要通过法律、法规解决的问题, 不要乱开展关于社会保障的舆论监督报道。要保持关于社会保障的舆论监督报道与非关于社会保障的舆论监督报道的平衡。关于社会保障的舆论监督的具体形式要突出关于社会保障的舆论监督特色, 但也要保持一定数量的关于社会保障的舆论监督报道, 不要天天都在揭露问题, 这既不符合现实状况, 也会使舆论监督的效果大打折扣。因此, 要认真掌握监督性报道的比例。要关注地区行业和报道问题类型的平衡。对类似的问题“火力”不宜过于集中。要注意信息采集的平衡。学会让别人说话。要注意传播与反馈的平衡。“如果被监督者认识并改正错误, 在他们愿意的情况下, 应该进行反馈报道。”总而言之, 关于社会保障的舆论监督要坚持客观、公平、公正的原则, 避免片面化, 切忌简单化、绝对化, 切忌倾向性过分明确。在一些特殊敏感时期, 关于社会保障的舆论监督要十分慎重, 避免产生负面影响。对关于社会保障的舆论监督不能简单追求数量、指标、比例和任务, 要避免一个时期关于社会保障的舆论监督报道过多而让受众产生问题成堆的错觉, 这种做法不利于舆论监督效果的提升和舆论引导力的加强。关于社会保障的舆论监督要把握时间、频度、数量三者的有机结合, 做到“度”的合理把握, 实际的效果自然会显现出来:舆论监督成为舆论引导力提升的有力推手, 关于社会保障的观念引导和具体监督才能体现出较高的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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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M].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7, 12

保障原则 篇9

1.1 指导思想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按照强化支农惠农政策、增加国家对农业和农村投入的要求, 改革农业用水管理体制, 加快灌区末级渠系节水改造。建设完成农田水利工程设施, 建立科学合理的终端水价制度, 形成良性的农田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机制, 以促进农业节水, 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1.2 基本原则

1.2.1 坚持科学发展原则

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城乡发展的原则, 加大各级政府对农业的投入, 落实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三农”支持政策。

1.2.2 促进节约用水原则

隆德县水资源短缺, 作为第一用水大户的农业用水还比较粗放,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政策措施必须有利于促进节水。

1.2.3 减轻农民负担原则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要以不加重农民负担为原则。

1.2.4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政策要有利于合理配置水资源, 保证农业生产用水,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1.2.5 遵循市场经济原则

解决农业用水问题, 既要强调政府的责任, 增加投入, 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 又要积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 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农业用水管理模式。

1.2.6 综合配套政策原则

农业用水涉及用水管理组织、农田水利工程设施和农业水费计收体系等, 情况复杂, 必须综合配套相关政策, 才能发挥政策的整体效应。

2 组织保障

2.1 加强组织领导, 建设协作机制

工程建设按照“政府主导、财政牵头、水务搭台、部门联动”的组织方式, 以发改、财政、水利、农业四部委联合印发的文件为指导, 各参加单位按照各自的工作职责工作。发改 (物价) 部门负责组织测算农业供水成本, 制定供水价格政策;财政部门负责落实中央和地方财政补助资金, 明确精准补贴, 强化资金监管和绩效评价;水利部门负责确定农业用水总量指标控制, 制定农业用水定额, 明晰农业水权, 实行水权转让, 完善农业水利工程管理体制, 配套计量设施;水务局负责项目的实施, 同时配备技术人员和聘请专家进行技术指导。

按照各部门的工作职责, 细化分解工作任务, 做到目标明确、责任到人, 形成部门之间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配合、通力协作的工作局面。为了掌握项目申报及实施, 强化涉及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 及时沟通情况, 协调问题, 发改委、财政局、水务局、农业局根据工作职责, 牵头建立部门联席会议制度, 财政局主要负责人为联席会议的召集人, 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为联席会议的成员。成立联席会议办公室, 督促各项会议决定的落实。

2.2 加强工程建设管理, 保障工程质量

为了高效优质地建设好灌区农田水利工程, 从设计、施工和管理等各个方面建立了一整套的质量保证和监督体系, 并始终贯穿于工程实施的全过程。

项目区内有专业的水利管理队伍, 并且随着近几年农民用水户协会的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和运行, 规章制度逐步健全完善, 运行成熟, 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能力逐步加强, 农户参与用水管理的民主性、积极性、主动性不断提高, 具备项目建成后的管理维护能力。

3 政策保障

3.1 完善管护制度, 落实管护责任

项目建成后, 末级工程产权归各协会共同拥有, 由沙塘水利站统一监督;实行行业管理, 由隆德县水务局颁发产权移交证书, 明确末级渠系 (管道) 和供水计量设施等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产权 (或经营管理权) ;落实工程管护主体为神林村等4个农民用水者协会、沙塘镇十八里等3个土地流转经营户, 负责项目区支渠 (管) 以下末级渠 (管) 道水量计量及计量设施的维修养护、水费的收缴。各级管理单位制定和完善管理规章, 确保管护责任。

3.2 建立健全水费收缴激励机制

隆德县农业水资源短缺, 通过水价经济杠杆调节作用促进水资源的高效利用是重要手段, 是水资源合理配置的途径之一。水费收缴实行测算运行成本水价, 超定额水费加价收取, 实行节水精准补贴政策, 要建立和完善这种补贴激励机制。

3.3 落实管护经费, 保障工程良性循环运行

建立稳定的财政支农资金增长机制, 突出财政支农资金的导向作用, 提高农业资金运作水平。发挥农民群众开发建设的主体地位。末级渠 (管) 系水费实行“专户管理、核准返还、监督使用”的托管办法。即协会以斗渠 (支管) 为单位对收缴的水费设专户管理, 按渠 (管) 核算, 专款专用, 节余可结转下年使用。用水小组不得以任何理由挤占、挪用水费, 违者严肃查处。末级渠系 (管) 水费的所有权、使用权归用水户, 协会应按规定的范围使用末级渠系 (管) 水费, 不得挤占挪用。

年初协会要对协会水费的使用作出计划, 计划经会员代表大会审查通过, 并由监事会审核签字后上报水管单位, 水管单位根据协会工作进度、实际完成任务及工程量考核后, 返还到协会专用账户。

4 宣传引导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促进节约用水、减轻农民用水负担、维持灌溉工程良性运行。广泛深入在农村开展节水宣传, 让农民充分认识水资源的稀缺性, 树立“水是商品, 水是农业生产资料”的观念, 提高农民用水付费、节约用水的自觉性。宣传和发动的途径可以多种多样, 通常的做法有召开座谈会、张贴宣传标语、黑板报、广播、电视、印发宣传资料小册子及编制用水户协会明白卡, 通过出动宣传车、悬挂横幅、张贴标语、发放宣传材料、组织村民学习等方式, 加强对用水农户的宣传, 争取社会各界和用水农户对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理解和支持, 形成广泛支持、关心、参与改造的良好氛围, 保障农业综合水价改革平稳顺利实施。

摘要：建立以优化配置水资源、节约用水、提高用水效率和效益、促进水资源健康可持续利用为核心的农业水价形成机制和水价体系, 可以不断提高供水服务能力和用水管理水平。介绍了农业水权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和保障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