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原则（通用8篇）
统一原则 篇1
真正的教育不是抽象的理论, 而是生动的实践。辩证地理解 “学教统一”原则,需要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寻找和探索促进教育教学发展的更多富有实效的“模板” 和“处方”,而不是空洞地强调遵循教育教学发展的客观规律。
一
学习的目的是从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学习的实质是实现自身的潜能和价值。学生的学习可以是相对独立的过程,脱离教师指导和学习集体,学习活动仍然能够进行。但相对于教师专业化的“教”和有组织的集体的“学”而言,学生单独学习的过程往往由于缺乏经验或资源变得盲目、随意、片面和低效。
教的实质是将学的自发过程转化为自觉过程,教是学的凝练和升华,教是对学的唤醒、激发和启迪。脱离“学”,“教”就会失去方向、对象和目标。
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对于教育教学而言,脱离“教 ”谈 “学”和脱离“学”谈“教”,均无实际意义,只有在“学教统一” 的思想框架内才能准确把握教育教学的本质。
维果斯基曾提出:“儿童在没有成人或其他儿童帮助下,能独立完成的发展水平构成了他的现实发展区,而在成人的帮助下通过模仿达到的解决问题的水平就是他的最近发展区。”教学的本质特征是教学造成了最近发展区。 在人的成长和发展道路上,与教师专业教学和集体学习相比,学生在知识、技能、品行以及学习资源、方法、环境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这是课堂教学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没有教师和学生之间、集体学习和个体学习之间的这种差异,教学就从根本上失去了价值。
学教统一的实质是互根共生, 统一不是 形式上的 “ 同一 ” 和 “一致”,而是相互耦合、动态合一。教与学的耦合程度,是衡量学教统一的重要尺度。在彼此达成统一的“教学场”内,教师对学生学习过程进行规划设计和组织管理,教的信息资源转换为学的信息资源,学生的新知和旧知相互融合并且进行重构,师生之间情感相互融合,这是教师和学生之间相互信任、相互沟通、相互促进、相互补益的过程。
学教是否统一,主要看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是否符合教育教学规律、符合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符合教育教学实际, 是否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有利于最大限度发挥教育资源的潜力和价值。只有教学目标、教学策略和教学评价相互匹配、相互统一,教法和学法相互适应、相互对接、相互融合,才能取得相得益彰的理想效果。
因“学”无“教”之内容和优势而产生学教统一,教只有转化为学才有价值和意义,“教”最终目的是为了“不教”。
由于学教统一过程是将学生自发的随意的学习过程转化为教师指导下的自觉的规范的学习过程,否认学生主体作用和否认教师主导作用同样具有危害性,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将葬送教育教学发展。否认学生主体作用,片面强调教师主导作用,就会失去教学目标和评价教学价值的标准, 失去了方向、动力和源泉;否认教师的主导作用,片面强调学生的主体作用,实际上是将教学过程混同为学习过程,否认教师教学的专业性、艺术性和人文性。
二
学教统一是高效课堂教学的灵魂。要坚持学教统一的原则, 必须从教育教学实际出发,树立与时代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教育教学观念。
一要树立“为学而教”的观念。教育教学的真谛往往寓于学生的学习过程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学生是最好的“老师”,是启发教育教学设计的最好 “模板”。教是为了学,学是真正的目的。只有以学论教、以学施教、 以学评教,教育教学才能有的放矢。要依据学生的发展需要和学情确定教学的起点、内容、方法和策略,根据学生学习成果评定教学效果成败得失。要充分了解学生的基础、学习状态和发展潜力,努力将所传授的新知识与其所掌握的旧知识紧密联系起来, 切实做到因材施教。
二要树立“以教定学”的观念。在学生自由发展面前,教师不能做 学生的 “ 尾巴 ” 或 “ 跟班”,必须充分发挥专业主导作用,坚持以教定学、以教促学、 以教评学,切实将教师教的过程转化为学生学习的专业化、规范化、高效化过程,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三要树立“教学相长”的观念。教与学的过程既是师生之间相互磨合、相互适应的过程,也是师生之间相互激励、共同成长的过程。教育教学实践是教师的立业兴业资本,只要全身心投入, 每一次教学实践都会巩固和提升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特别是那些意外的、陌生的、令人难堪的、 难以捕捉的情形、挑战和要求, 更能促进教师的成长和成熟。现代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促使人们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思想观念。面对扑面而来的知识信息,有的学生在部分内容和领域可能捷足先登超越教师,教师应正视这种现象,给予鼓励,并作为自己增长知识和才干的机遇。教师应该努力赢得学生的尊重和信赖,但教师更应该鼓励学生尊重真理、尊重科学、 相信自己、信任自己。
三
《吕氏春秋·诬徒篇》有云: “达师之教也,使弟子安焉、乐焉、休焉、游焉、肃焉、严焉。” 善教者“视徒如己,反己以教, 则得教之情矣。所加于人,必可行于己,若此则师徒同体。”意思是说:通达事理的教师施行教育, 能使学生安心、快乐、安闲、从容、庄重、严肃。善于教育的教师看待学生如同自己一样,设身处地施行教育,这样就抓住了教育的根本。凡施加给学生的,自己一定能够做到,只要这样就能够实现老师和学生的思想行动如同一体。
《礼记·学记篇》有云:“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 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意思是说: 君子执教在于晓喻别人,只加以引导而不强迫别人服从,对待学生刚严但不抑制其个性的发展, 加以启发而不将结论和盘托出。 只引导而不强迫,学生会感到老师容易亲近,刚严而不抑制,学生就能够自由发展,只加以启发而不直接表达或透底,学生就能够认真思考,令人亲近、宽严有度、引人思索,才能称得上善于晓喻。
这两段经典论述可以说深得 “学教统一”原则的真谛,对于我们今天深入理解和运用学教统一原则无疑具有启发意义。
坚持学教统一原则,不仅要落实到战略层面和战术层面,更要落实到战斗层面;不仅要从理论上弄清其实质和内涵,更要在实践中坚守和灵活运用,切实做到战略、战术和战斗不同层面内容融于一体、理论与实践相得益彰。
贯彻落实“学教统一”原则, 不仅要抓住学与教之间的矛盾和差异,而且更重要的是超越学与教之间的矛盾和差异,围绕教育教学目标,精心策划教学方案, 针对教育教学过程中出现的意外情形随机应变,根据学生的学习状态和结果变化不断调整教学的内容、目标、模式和策略,这些都直接考验教师的智慧、实力和毅力。
一要学会 “ 统 ” 的策略 。 “统”,需要统筹课堂教学全过程、 统筹全体学生、统筹学生当前和长远发展、统筹德智体美、统筹成人和成才,等等。教学中最强劲的动力是心的交融。“统”的目的是适切教育教学发展目标,促进学教统一和谐,实现认知方式、 思维方式、情感态度、行为方式和谐统一。实施统的策略,要千方百计地寻找和捕捉学与教结合的交汇点、切入点、融合点、生长点,积极构建富有生机活力、 动态发展、和谐互动的有利学教统一的平台和基础。教师要善于 “借力”和“借势”发展,利用其他学科、教学方式和周围环境的力量促进学生发展,这样将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要学会“挑”的策略。教师要善于“蓄势”和“造势”,在保持整体和谐的情况下,实施启发式教学,巧妙设置“谜团”和 “障碍”,使课堂教学一波三折, 始终保持教学的活力和张力,避免“死气沉沉”。要适当地增加课堂教学内容的难度和梯度,巧妙地增添教学的不确定因素和神秘因素,激发学生对知识的渴求和兴趣。要鼓励同学之间比赛竞争, 鼓励学生的求异思维和创新思维, 激励学生挑战自我、挑战习惯、 挑战极限,谋求最大、最佳和最优发展。
三要学会“容”的策略。学生既具有“合群”的社会本质, 更具有追求个性自由发展的天性, 自由是学生成长的内在的原动力。 有容乃大。只要不影响教学正常进行,教师必须容忍和适应学生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知识基础、 不同的家庭背景、不同的处事方式 ,允许学生 学习 “ 出错 ” 和 “出格”,促使不同学生之间相互包容,积极构建能够求同存异的和谐课堂。
四要学会“扶”的策略。相对于教师的专业优势和资源优势, 绝对多数学生都是弱势群体。教师要用自己阳光的心态去融化学生“冰冷”“错乱”“无助”的内心世界,抚慰学生遭受的心理创伤,增强学生战胜学习困难的信心。要鼓励每一个学生建立自己的梦想并为之奋斗。当学生误入歧途、沉迷异域之时,教师应当头棒喝、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及时挽救。要为学生学习搭建合适的“脚手架”,优化教学资源供给,现身说法,营造合作学习的氛围和条件,对学生学习所取得的进步要给予恰当的鼓励和真诚的建议。
统一原则 篇2
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产生的前提条件直接导源于前述主、客观主义刑法理论与折衷主义 之缺陷，正是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刑法理论的片面性与折衷主义刑法理论的不稳定性， 使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与理论应运而生。我国有学者指出了资产阶级刑法理论中也有主客 观相统一的因素。对此，我们并不否认，但认为，如果把资产阶级刑法理论和实践中偶 然的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看成是与我国刑法中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一样的东西，是欠妥当 的。我国刑法中的主客观相统一是定罪、量刑与行刑过程中一切主客观因素辩证的有机 的统一，而所谓的资产阶级刑法中的“统一”充其量只不过是“结合”而已，如同有的 论者所指出，“并合主义虽然也是一种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但并非有机统一，而是一种 折衷。”[1]还需要指出的是，我国不少刑法学者认为我国刑法中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 价值之一乃在于克服资产阶级刑法中客观主义的“客观归罪”与主观主义的“主观归罪 ”的弊害，作到不枉不纵，准确而科学地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例如，有的教科书在 论述这一原则时指出：“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是与奴隶制和封建制刑法中的主观归罪和 客观归罪的刑事责任原则根本对立的，同时，也是对资产阶级刑法理论中的主观主义和 客观主义两种片面的定罪学说的否定。主观归罪和主观主义把犯罪意思作为犯罪成立的 基本要件，把人身危险性、反社会性格、犯罪动机等主观要素，作为认定犯罪和适用刑 罚的标准。至于是否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行为是否造成了危害社会的结果，行为和 结果与被告人的主观心理状态之间有无联系，则不影响犯罪的成立。而客观归罪与客观 主义则把客观上发生的实际危害作为犯罪的基本要件，认为只要有危害行为或者发生了 危害结果，就应当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至于行为人对其所实施的行为及其造成的结 果，在主观上是否有认识，则可以不问。”[2]尽管这段话没有直接把主、客观主义理 论解释为客观归罪与主观归罪，但在此语境下实际上分别把主观主义与主观归罪、客观 主义与客观归罪当作同一内涵来使用的。应当说，这种理解是片面的。通过前述对资产 阶级刑法理论与学派的考察我们应当明确，主观主义理论不等于主观归罪，客观主义理 论也不等于客观归罪。原因是：其一，在前期古典学派那里，尽管尚无犯罪构成理论作 为司法实践的指导原则，且该理论把定罪量刑的重点放在犯罪行为及其结果上，给人以 客观归罪的表象，然而，仅凭此点断言其为客观归罪，不符合历史事实。实际上，前期 古典学派的理论前提是人人都有平等的自由意志，他们对此坚信不疑，所以认为在定罪 量刑时无须对行为人的主观面再作判断与考量，换句话说，危害行为与结果的有无与大 小，完全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相一致，所以，只要查明了行为人的危害行为及其结果就 等于查明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行为人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的大小、有无也就一目了然 了。同时，他们还认为，法律不能规制人的内在思想，只有道德才可规制人的思想。所 以，也就没有必要对行为人主观面进行考察。到了后期古典学派，客观主义理论更加系 统完整。在罪刑法定原则指导下，判断犯罪的标准――犯罪构成学说得以形成和逐步完 善起来，尽管其犯罪构成理论与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有重大的区别，具体表现为构成要 件的符合性、违法性和有责性三个递进的层次，这三性就是犯罪成立条件，其中的构成 要件只是成立犯罪的一个要件，一种行为只有同时具备这三个条件，始成立犯罪。很明 显，这三个条件中既有客观条件，也有主观条件。由此可见，前期古典学派与后期古典 学派在认定犯罪时都是主客观相结合的，而不是客观归罪；其二，主观主义理论尽管把 研究的触须转向犯罪人，认为刑事责任的基础是行为人反复实施犯罪的人身危险性，认 为“应处罚的是行为人而不是行为”，然而，他们也不是完全不要行为，恰恰相反，他 们认为人身危险性的有无与大小是由行为人的具体行为来征表的。此外，主观主义者一 般也都接受犯罪构成的理论，所以，也不可能是主观归罪。那么，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 立论基础究竟何在呢?对此问题，有学者指出，“主客观统一原则立论的基础，主要不 是为了避免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在解决人的刑事责任问题时只强调主观或客观一个方面 而否定另一个方面的方法论错误，而是为了避免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在对待犯罪的主观 因素与客观因素相互关系上的认识论错误。犯罪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既可以相互依 存而统一于一体，又可以相互分离而单独存在。但是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在解决主观与 客观的关系时只看到了二者的相互关系中的一个方面即相互依存，而忽视了二者相互分 离、单独存在的状态，以为认定其中一个方面就必定意味着另一个方面的存在，而事实 上这两个方面并非不可分割地必然联系在一起。主客观统一原则，基于犯罪的主观因素 与客观因素可能相互分离而单独存在的客观真实，强调在解决人的刑事责任问题时必须 同时考虑犯罪的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并注意二者是否统一于犯罪行为之中，是否具有 内在的一致性。这样就防止了在犯罪的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相分离的状态下只根据其中 一个方面追究刑事责任的错误，使刑事责任的实际追究更趋合理。”[3]我们认为这种 观点是有道理的。因为，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立论基础乃在于克服和纠正主观主义与客 观主义都没有正确地理解和把握主客观因素在刑事责任中的辩证关系，而不是针对所谓 的主、客观主义理论的主观归罪与客观归罪的事实，如上所述，这一事实并不存在。不 过，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与主观归罪和客观归罪确实是水火不相容的，这一原则的贯彻与 落实能够防止和杜绝主观归罪与客观归罪的发生。这也是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之所以能够 成为我国刑法中基本原则的重要原因及其科学性和实践价值之所在。再如有的论者所言 ，“社会主义刑法的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以批判资产阶级的 ‘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形式出现，并在批判的基础上产生的。”[4]
二、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生成之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是我国刑法中主客观相统一学说与原则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 义辩证唯物论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但人的认识并不是完全被动的 ，人的意识具有主观能动性。恩格斯说，“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就在于 ，一句话，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 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5]毛泽东同志也 明确指出，“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 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 ”[6]正是人所具有的特殊的认识能力，使得人
可以根据对客观世界中规律性的认识来 指导自己的实践活动，不断地改造世界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 总是受到一定意识的指导，也即是在一定的动机推动之下进行的。正如恩格斯所说，“ 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 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7]人的犯罪行 为也不外乎是一种实践活动，同人的其他任何有意识的实践活动一样，也是在一定的意 识和意志支配下进行的。因此，人的犯罪行为同样是一定的客观危害行为和一定的主观 罪过的统一。没有主观罪过，犯罪行为就不可能发生，即使行为有客观实害，也不能说 是犯罪行为。同样，没有客观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主观罪过也就得不到表露和实现，即 便有一定的犯意表示，也不能构成犯罪。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可知，人的犯罪活 动是主客观相统一的反社会的实践活动，认识和判断犯罪的司法活动也是一种主客观相 统一的社会实践活动，考察犯罪人是否具有再次犯罪的人身危险性仍然是主客观相统一 的司法实践活动，所以，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在我国刑事立法、司法中都起指导性作用， 无疑应当成为我国刑法中一项基本原则。
那么，导致主、客观主义理论的片面性的根源究竟在那里?要想弄清这一问题，我们认 为，还必须从主、客观主义理论各自的理论前提分析开来。客观主义理论以意志自由为 理论前提，主观主义理论以行为决定论(意思决定论)为基础。那么，人的意志自由与外 界的客观因素的决定作用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让我们回顾一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 精辟论述。首先，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自由与必然的关系上，认为客观的必然性是 人们获得自由的前提。恩格斯说：“自然界的必然性是第一性的，而人的意志和意识是 第二性的。后者不可避免地、必然地要适应前者。”[8]也就是说，意志自由和行动自 由不能离开客观必然性，不能超越客观必然性所允许的范围。自由的程度取决于对客观 必然性认识的程度，“人对一定问题的判断愈是自由，这个判断的内容所具有的必然性 就愈大”[9]其次，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承认和强调人的自由，认为自由不单是对必 然的认识，不只是思想自由，而且是行动自由。恩格斯指出：“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 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10]毛泽东同志也指出，人们依据 对客观世界规律性的认识，在实践中去能动地改造世界，达到预期的目的，实现了计划 和理想，成为驾驭自然和社会的主人，才是真证获得了自由。最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 证法还认为，人们对必然的认识，获得支配自然和社会的.自由，并不是一劳永逸的，而 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如毛泽东同志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 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 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 。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 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11]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深刻地论述了人的意志自由和客观必然性的辩证统一 关系。人的意志既有自由的一面，又有受客观必然性支配和制约的不自由的一面，即人 的意志自由只能是相对的，这一论断，是我们揭开主、客观主义理论片面性的唯一的一 把金钥匙。对于相对意志自由的论断，国外刑法学家和哲学家也有不少论述。如日本学 者大冢仁认为，犯罪人并不具有古典学派所主张的那种完全的自由意思，在很大程度上 ，正象近代学派所指出的，犯罪行为是由行为人的遗传性素质和其所处的环境的影响所 决定的。但是，又不能说常常是完全被决定的，很多犯罪人即使在被限定的范围内，也 具有相应的自由，有对生来的素质、后天的环境进行改良、予以规制的一面。今日的刑 法学一般采取相对意思自由论的立场，认为作为其对象的人即犯罪人，是被决定的同时 也是自我决定的，是相对自由的主体。[12]美国学者里奇拉克从意志自由与个人责任的 角度，深刻地阐述了相对意志自由问题，他指出，“人类生活中的这两个方面(意志自 由与个人责任)必然相互结合，因为只有当一个人能够如他所期望的那样从一开始就自 由地行动时，我们才能对这些实际发生的事件追究责任。”[13]“如今，我们生活在人 类历史上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们表现各种行为的抉择自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多。所有这些行为模式都是经过断言的。如果相信这些行为仅仅是环境控制的漫无目的 的结果，那就对人的本性肯定了又一个靠不住的断言。今天，我们必须把自己的注意力 集中在这些不断扩大的行为抉择上，但同时又要培养自己选择自己赖以为行为根据的断 言(从多项中勾画出一项)的个人信心(即性格)。我们必须努力在意识中设计出一种个人 风格、一种开明的偏见，给我们的行为加上它自己特有的标记。正是这种能够认识和修 养出我们的行为赖以为根据的理由之能力，最明白无误地确立了我们不只是一架有机机 器。如果我们不能说出自己作为根据的断言，那么，我们就还没有为生活中自由意志的 多种可能性承担个人责任。可是，既然我们的确在接受生活提出的这一独特挑战，我们 就一定要尽一切努力维持和增强自己的人性。这样，选择又一次得由作为个体的我们单 独作出。”[14]
德国哲学家包尔生也曾经指出，我们在此发现一种双重的责任，首先，我们坚持个人 本身有责任，然后是塑造他的集体即他的家庭、社会阶级、民族乃至一般人类也有责任 ，最后是社会本身也有责任。下述情况实际上是到处发生的：即我们总是通过一个团体 的个别成员的善恶来判断这一团体的价值。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没有必要评价个人，相 反，对个人的评价依然是其它范围较大的评价的基本前提。个人是一个点，我们的感情 和判断从这个点向他所属的整体扩展。包尔生还指出：理论家们，由于不断地沉思形而 上学自由的问题，或者惶惶然地凝视统计数字，并不断陷入各种各样奇怪的困惑和疑问 之中；比方说社会是否有权利惩罚，它自身是否就是有罪的和应负责任的。同样的犯罪 的比例不断地以一种自然事件的规律性重复出现，象假誓、凶杀和其它不道德的罪恶； 看来就象有一种必然性在起作用，那些特殊的罪犯就象是牺牲品一样，被选出来犯罪， 以完成社会的犯罪指标。对此我们回答道：这是相当真实的；社会是有罪的，因而也应 受惩罚，它产生具有犯罪倾向的个人，也为犯罪提供诱惑和机会。但社会难道就没有受 到惩罚吗?首先，犯罪本身不就是对它的惩罚吗?被侵犯的人跟罪犯一样都是社会的成员 。由犯罪引起的畏惧不安的感觉是对社会的进一步惩罚。那加于罪犯的惩罚本身又是对 它的一个外加的惩罚：罪犯是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受罚的，因为社会通过这个成员犯了 罪。最后，社会作为整体也受到它自己施加的惩罚：一个民族把许多钱花在监狱和教养 所上，提供看守、供养和雇用大批人的开支，这不就是对它的一个惩罚吗?[15]以上三 位学者中尽管表达的方式不同，但同样肯定了人的意志自由的相对性。美国学者里奇拉 克采用实证与推理的方法，断言人的相对自由意志，德国学者包尔生对个人责任与社会 责任论证中暗含了人的自由意志的思想，而日本学者大冢仁则直截了当地阐明了这一观 点。可见，意志自由这一概念已被世界上不少
学者承认和接受。
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自由意志的理论运用在刑法学领域，我们就不难对两派理 论的哲学根据作出正确的评判。在客观主义那里，前期古典学派所谓的绝对的人人平等 的意志自由及后期古典学派的无原因的意志自由事实上只能是一种幻想，这一点恰恰在 主观主义所主张的决定论中得以证明。我们应当肯定，主观主义所主张的人类学、社会 学等因素是人的犯罪行为的决定因素的观点是合理的、唯物主义的表现。问题是主观主 义把这种决定因素看成是绝对的、唯一的因素，从而断然否定人的意志自由，则又说明 这种唯物主义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其结果必然导致宿命论。由此可知，两派对立的 哲学根源就在于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在事物的运动发展与变化过程中，内因 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发生作用。犯罪现象同样是内因与外 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是否实施犯罪行为上，其内因就是人的犯罪的主观能动性，即犯 罪人的相对意志自由，意志过程是直接决定实施客观行为的最重要的心理活动，具有发 动或抑制行为的功能，是支配行为的动力，集中反映着行为人实施行为时的心理态度。 其外因就是人类学、社会学等方面诸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设如一个人的意志完全是不 自由的，就像主观主义理论所主张的那样，“犯罪行为”完全是由外因所决定的，行为 人既无选择自己行为的自由，又不能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试问难道这种行为就是犯罪 并据此使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吗?答案只能是否定的。大冢仁曾指出，近代学派虽然也 常使用“社会非难”等词，但是，既然以认为犯罪是由遗传和环境所产生的这种决定论 为前提，就不能对犯人进行真正意义上的非难。因为，如果在犯罪之外不曾有其他的可 能性，如果不承认自由的存在，非难就不能成立。牧野博士指出，与其称为社会责任， 不如称为“社会措施”。[16]我国有学者指出，“刑法只要还采用刑罚，只要刑罚还带 有惩罚的属性，还会造成人的痛苦，那就必须以人的意思自由为前提，没有任何理由去 惩罚一个完全被决定的人，即使为了社会保安的目的，也决不能容忍以无辜者作牺牲。 ”[17]
综上可知，无论是客观主义所主张的只强调人的意志自由而忽视客观必然性的意志自 由论，抑或是主观主义所主张的仅注重客观必然性而否定意志自由的行为决定论，都是 盲人摸象式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只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相对意志自由论，才能克服 主、客观主义理论对主客观方面认识上的片面性。
在故意犯罪中，意志自由可以说明为什么犯罪人具有期待可能性，因而可以直接找到 刑事责任的理论根据。那么，如何用意志自由解释过失犯罪呢?对此，不少学者对自由 意志论提出诘难，认为自由意志论不能说明过失犯罪。如菲利就认为意志自由说不能解 释为什么过失，尤其是疏忽大意的过失应当负刑事责任。[18]在英美法系，也有一些法 学家认为，纯属疏忽大意的人的心理状态似乎根本谈不上邪恶，并且可以说未表现出任 何报应理论可据以责难之处。[19]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不能成立。在过失犯罪的情况下， 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其意志好象是不自由的。然而，这种不自由是以能够自由为 前提的。因为在过失犯罪中，客观上已经具备了认识行为与结果间的必然联系的充分条 件，能不能获得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完全取决于行为人愿不愿意发挥自己实际具有的主 观能动性。就是说，对于发挥行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来说，行为人是当为能为而不为，实 际上行为人的意志也是自由的。正如有的论者指出的那样，“人的意思有其原因规定的 一面，但人的意思并没有被强制地限定在某种单一的方向上。只要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 思对素质和环境作多样的价值判断，只要人在进行意思决定时存在多种不同价值的素质 和环境，而不是对某种单一价值的素质和环境只能作某种单一性的理解，就不能说人的 意思是被强制的，就可以说人在这种情形下具有意思自由，对同一外在条件，作不同价 值的理解和对不同价值的外在条件的取舍，无非都是对主体的自由选择。”[20]在此意 义上，过失犯罪的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所表现出来的不自由，只是一种假象，在假 象的背后包含着行为人选择的自由。哈特也曾指出，在惩罚过失犯罪时，决定性的因素 是我们所惩罚的那些人应在其行为之时具备正常的实施法律行为和不实施法律禁止的行 为的身体和心理上的能力以及发挥这些能力的公平机会。[21]“在过失犯罪中，犯罪人 的自由意志选择主要表现为对国家和社会严重不负责任的工作与生活态度的选择上，因 此，犯罪人应对自己的选择行为引起的危害结果负过失的刑事责任。”[22]这些论述都 揭示出了过失犯罪中行为人的意志也是自由的。
我们赞成陈兴良教授在其所著的《刑法的人性基础》一书当中对自由意志问题所作出 的比较全面的论述。他认为，可以从存在论与价值论两个层面来理解意志自由问题。从 存在论的意义上来讲，人的意志自由同时受到自然、社会与历史的决定，但是，这种决 定并不意味着一方否认另一方，客体否定主体，而只是一种制约，也就是说，在意志自 由问题上坚持辩证决定论。从价值论的意义上来说，意志自由是指意志是否可能支配人 的行为的问题。如果人的行为是受意志支配，换言之，行为是人的选择的结果，那么， 意志就是自由的；如果行为不是基于人的意志选择的结果，那么，意志就是不自由的。 在意志自由情况下实施的行为，对于行为者来说是有价值的，因而可以归责于他；在没 有意志自由情况下实施的行为，对于行为者来说是无价值的，因而不能归责于他。因此 ，这里的意志自由是作为责任的前提条件而存作的，它是一种伦理上的选择自由。他还 指出，责任是建立在意志自由的基础之上的，没有意志自由也就无所谓责任。[23]我们 认为，客观主义刑法理论与主观主义刑法理论虽然都有失于片面，但同时，它们各自都 包含了“片面的深刻”的闪光之点。所以，构筑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的我国刑法理论 ，就应当是将两者的合理因子有机结合起来的科学的刑法观。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 强调指出，主客观相统一不仅是我国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同时也是科学的刑法观。
三、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之内涵
有论者指出，如果反思西方刑法哲学新、旧两派对立统一的运动轨迹，“是否可以得 出这样的认识，犯罪的本质特征即社会危害性就是客观危害与主观恶性的统一，或者说 ，犯罪的本质就是社会危害性与主观危险性之统一；因此在刑罚功能上应是报应刑论与 预防(教育)刑论之统一；在行刑中就应坚持惩罚与教育的统一。”[24]应当说，这种提 法与我们的主张是不谋而合的。我们认为，在刑法中主观与客观相统一，不仅是一项基 本原则，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一种全新的刑法观。这种刑法观是在对资产阶级刑法学说 尤其是对新旧两派刑法理论的扬弃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一方面，主客观相统一作为 一种刑法观，具有历史继承性，它必然包含着新旧两派刑法理论中一切科学的、合理的 成分；另方面，主客观相统一作为我国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必然贯穿与我国刑事立法 和司法的全过程。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我国刑法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每一章、每一节和每一条都作了充分反映。”[25]
目前，我国刑法学界大多数学者都肯定了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是定罪原则，即认为一种 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唯一的标
准就是看其是否符合犯罪构成，而犯罪构成则是构成犯罪 的各种主客观要件的有机统一。我们认为，此种观点是不全面的，乃至是形而上学的观 点。因此，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所形成的我国刑法特有的关于 犯罪与刑罚问题的科学指导思想。它不仅体现在对犯罪的认定上必须坚持主观与客观的 有机统一，而且在量刑、行刑等过程当中也必须坚持这一原则。不过，也应当看到，主 客观相统一原则在刑事立法和司法的不同阶段上，作用与表现形式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例如，在定罪过程中，这一原则表现为“四要件”的统一，即主观方面要件、主体要件 与客观方面要件、客体要件的有机统一，是确定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的唯 一标准；在刑罚的量定上，必须在充分考虑与尊重主客观要件的前提下，把所有“非要 件”的主客观因素都纳入这一原则之下通盘考量，以准确确定行为人应当科处的刑罚的 质与量；在刑罚的执行阶段，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又表现为，根据犯罪分子的行为表现， 判断其认罪服法接受教育和改造的程度，据此判断其思想上是否彻底放弃了犯罪的念头 以及人身危险性是否存在及其程度，从而认定其是否还会再危害社会，来对原判刑罚进 行适当的变更，作出是否予以减刑、假释和缓刑的决定。具言之，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在 定罪、量刑和行刑中的作用方式如下：
1.在定罪阶段上，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表现为：犯罪的主观要件(故意、过失、目的、动 机等)与犯罪客观要件(行为、结果、特定的犯罪前提等)的有机统一。
2.在量刑阶段上，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在已然之罪上，犯罪是客 观危害行为与主观恶性相统一，这是量刑的前提和刑事责任的主要根据；另方面，在未 然之罪上，行为人的再犯可能即人身危险性(主观的)与罪前、罪中及罪后的各种个人表 现(客观的)相统一，这是量刑必须予以考虑的根据之一，或者说是刑事责任的次要根据 。不少学者主张，犯罪的本质是社会危害性与人身(主观)危险性的统一。
3.在行刑阶段上，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主要表现为：主观的人身危险性的减轻及消失与 征表人身危险性变化的罪犯的一切行为事实相统一。
收稿日期：2003-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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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文正邦.论主客体统一[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0，(2)：14.
统一原则 篇3
关键词：统一战线；特征；原则
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的三大法宝之一,也是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稳固的领导核心、科学的理论指导、广泛的群众基础、具有长期战略意义、具有照顾利益的合作诚意性质。做好统战工作，必须学习和掌握统战的基本知识，正确运用统战的工作原则。
一、统一战线的重要特征
统一战线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会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社会基础更加广泛、工作领域更加宽广、工作内容更加丰富。具有空前的广泛性、巨大的包容性、鲜明的多样性和显著的社会性。
(一)空前的广泛性
统一战线的广泛性是指团结联合涉及的方面，是相对的，不同时期统一战线的广泛程度不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广泛性体现为不同阶级的联盟，包括劳动者和劳动者的联盟，劳动者同非劳动者的联盟。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国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改变，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总目标下，统一战线的广泛性有了很大发展。统一战线从政治领域扩展到经济、文化、社会领域，从大中城市延伸的城镇，从上层扩展到基层，从体制内扩展到体制外，“一国两制”提出以后，统一战线从大陆扩展到海外，形成了在大陆范围内以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为政治基础，团结全体劳动者和爱国者，在大陆范围外以爱国和拥护祖国政治统一为政治基础，团结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形成了空前更广泛的联盟。
(二)巨大的包容性
统一战线的包容性是指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体谅包容。随着我国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深化，必然导致社会上出现多种多样的利益群体，因经济和社会结构在不断发生变化，人与人之间，地区之间分配差距的拉大，使矛盾大量增加，各方面关系更加复杂。因此，统一战线协调关系、化解矛盾工作就日益突出起来。在新时期，统战工作的包容性不断增强。坚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同，坚持求爱国主义之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一切爱国的力量都团结、联合到实现国家统一、民族复兴上来。总之，要通过统战的包容性，调解各方面的矛盾，求同存异，实现最大限度团结联合。
(三)鲜明的多样性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出现了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多样化，出现了许多新的利益群体和社会组织，人们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也日趋多元化，呈现复杂多样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成员构成的差异、思想行为的差异、具体利益的差异等。统一战线多样性的发展，要求必须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在多样化观念中确立主导思想，在多样化诉求中寻求最大的共识。
(四)显著的社会性
在统一战线工作不断社会化的过程中就逐步形成了具有社会性的特征。自从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移，随着社会体制性限制的打破，越来越多的的人由“单位人”变成了具有流动性的社会人，统一战线的社会性特征日趋明显呈现。同时，我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具有统战性而且可以担任特征工作的社团组织不断增多，也为宣传统战工作起到了重要载体的作用。互联网也为统战工作宣传教育、沟通交流、收集民意起到纽带作用。
(五)高度的民主
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和任务，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要求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我们党的重要目标，也是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根本任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大创造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一大特色，完善和发展这项制度，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基本工作原则
一是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就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贯彻党的方针和政策，使之成为统一战线成员的共识和自觉行动。
二是坚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就是要认真听取统一战线各方面成员的意见，接受监督，集思广义，正确决策，使广大党外人士理解和接受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三是坚持为实现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服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统一战线必须牢固树立为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服务的指导思想，选好角度，发挥优势，为实现党的各项工作任务提供强大的力量支持。
四是坚持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高举爱国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面旗帜，把海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都团结起来，把一切可以凝聚的力量凝聚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奋斗。
五是坚持求同存异、体谅包容。对不同性质的异，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真正做到围绕大目标，实现大团结。
六是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把团结作为出发点和归宿。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统一战线内部思想认识问题和矛盾，巩固和发展团结和谐的政治局面。
七是坚持照顾同盟者的利益。包括照顾同盟者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
正确把握统一战线的重要特征和工作原则，是进一步巩固和壮大统一战线，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坚持“一国两制”方针、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必然要求，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国际环境的必然要求，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完成党的执政使命的必然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从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的战略高度，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统一战线工作的重大作用和发展要求，充分认识巩固和壮大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
参考资料:
[1]中国统一战线教程
[2]统一战线基本知识培训班资料
浅谈语文教学设计的和谐统一原则 篇4
一、确定原则的依据
(一) 教学目标对教学内容、媒体、策略的控制作用。
教学目标是教学活动的方向。目标确定导向哪里, 以后的教学活动就会朝向哪个方向。在教学过程中, 教学目标是联系课标与具体课文的桥梁, 是沟通教与学一切活动的主轴。有了明确的教学目标后, 在教学进程中, 教与学的内容, 选用的媒体, 运用的策略, 都会受教学目标的约束和控制, 按照既定目标矫正或补救, 从而实现教学目标。
(二) 教学内容、媒体、策略对实现教学目标的意义。
教学内容的确立、教学媒体的选用、教学策略的制定, 是为达到教学目标而服务的。脱离这些教学要素, 教学目标就无以达成, 而离开教学目标去追求教学内容的精、教学媒体的新、教学方法的活, 不仅无益于提高教学质量, 而且浪费时间。只有妥善处理好教学内容、教学媒体、教学策略诸要素之间的关系, 才能使教学目标得以实现。
(三) 教学目标、内容、媒体、策略与教学过程的关系。
教学过程是选用教学内容、选择教学媒体、采用教学策略、实现教学目标的进程, 只有教学目标的导向正确、教学内容精要适当、所选媒体有利于信息传递、教学策略合乎学生的认知规律, 才能使教学过程得以有效推进。语文教学设计, 在整体上要重视结构, 在层次上要着眼于要素, 在策略上要发挥系统的功能。从整体出发, 研究教学系统内部的结构、层次, 求得最佳组合, 使教学过程得以最大可能的优化。
二、教育学目标设计应注重的问题
一是教学目标应科学化。在语文教育目标体系中, 各目标要素都很重要, 不能偏废一方面。当然, 在具体的某篇课文或某堂课上, 各目标要素应有所侧重, 不要平均使力, 追求面面俱到。
如《谁是最可爱的人》我设计了二个教学目标:一是知识和能力教育目标: (1) 学习记叙、议论、抒情相结合的写法; (2) 区别设问和反问, 掌握这两种修辞手法在表达中的作用。 (3) 结合课文, 培养学生认识事件的现象与本质、原因和结果的关系; (4) 背诵课文最后两段; (5) 学会读通讯一类的文章;二是情感意志和价值观教育目标: (1) 学习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 (2) 体会松骨峰战斗场面所表现出的悲壮美, 防空洞谈话表现出来的战士的情操美;二是教学内容应重点化。根据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标的要求, 目前中学语文教学应突出语言积累、情感教育、思路教学、语感训练、欣赏文学形象、评价文章写法等内容的教学。当然, 这也只是一个总体的把握, 具体到每个单元、每篇课文的教学设计, 则需根据单元、单篇教学目标来确定教学内容。即使就其一个方面来说, 也是如此。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使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 对所学的内容有一个清晰深刻的认识、理解以至准确掌握。否则, “眉毛胡子一把抓”, 势必造成学生负担过重, 教学效率低下的后果;三是选用媒体多样化。运用多种媒体进行语文教学, 其根本目的是提高教学效率。在综合使用各种媒体时, 不能只考虑某一种媒体的作用, 而应考虑各种媒体之间的有机联系, 从而合理搭配, 发挥各种媒体综合运用的整体效应。例如, 教学《海燕》, 教师在教学设计时把它作为一个主体的艺术品, 用《命运交响曲》作为背景音乐, 让学生在这样的氛围中一遍遍地朗读课文, 当他们逐渐掌握了感情基调以后, 再让他们拿出水彩和纸, 凭借形象思维中再造想象的广大空间为课文画一幅诗意画, 然后由学生自己向同学们讲解自己作画的构思和对原文的理解。教师作时代背景介绍之后, 海燕及暴风雨的象征意义便不言自明了。最后通读课文, 以一段暴风雨中的海燕录像作结;四是教学策略与学生心理流向一致化。教学策略是根据教学目标对教学任务的分析和学生初始能力水平的测量了解, 制定出的促进学生掌握知识?、提高能力的办法。在实际阅读教学中, 教学策略与学生阅读心理流向的一致性对实现阅读教学目标, 取得最佳阅读效果是极为重要的。根据学生的课堂学习心理, 阅读教学策略试应从以下几点入手。
统一原则 篇5
学思统一。“学”与“思”的统一是道德修养的基本方法。荣辱观教育是一个不断进行学习、思考、反复自省的过程。“学”，就是学习，它是获得知识的基本途径。这里所要学的，主要指社会主义荣辱观基本理论。一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知荣明耻的觉悟。二要学习践行荣辱观的先进典型。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强烈荣辱感的民族。从耻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到不做亡国奴的文天祥，从拒绝美国救济面粉的朱自清，到雷锋、孔繁森等无数英雄模范，在中华历史上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耸立起一座座知荣明耻的丰碑。“思”，就是思考，是认识过程中的理性活动，是道德修养的重要一环。一要思考“八荣八耻”的历史渊源。“八荣八耻”汲取了我国传统荣辱观的精华，继承了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二要思考“八荣八耻”时代价值。“八荣八耻”对于形成维系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和道德风尚，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形成全体人民共同遵循的道德规范，需要整个社会有稳定的秩序。三要思考“八荣八耻”的本质。“八荣八耻”是公民逐步形成的对荣誉、耻辱的根本观念和总体态度，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荣辱问题上的集中体现，也是社会主义道德观的核心理念，对于践行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具有基础性的导向作用。只有坚持学思统一，才能真正的理解“八荣八耻”的价值和意义，才能更自觉的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
知行合一。荣辱观教育包括知、情、意、信、行等五个要素。“知”，即认知，就是要了解和掌握“八荣八耻”的主要内涵和基本要求。“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就是要树立热爱祖国的高尚情操，反对损害祖国荣誉、尊严和利益的思想和行为；“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就是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目标，心系人民，关爱他人，反对违背人民利益的思想和行为；“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就是要热爱科学，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反对各种违反科学的思想和行为；“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就是要尊重劳动，尊重创造，勤勉敬业、自强不息，反对贪图安逸、厌恶劳动的思想和行为；“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就是要大力倡导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思想，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反对一切损害他人、危害社会的思想和行为；“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就是要将诚实守信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作为立世之本、成事之基，反对唯利是图、背信弃义的思想和行为。“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就是要增强法律意识，自觉遵纪守法，反对违法乱纪的思想和行为；“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就是要认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弘扬求真务实、自强不息的精神，反对不思进取、奢侈浪费的思想和行为。“行”，即实践、践行。道德建设不能脱离人们的实践活动。荣辱观教育，同样也不能脱离人们的道德实践，要把认知和践履结合起来，使知识转化为内在素质，把“八荣八耻”的要求内化为人们的道德素质。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只有正确认识行为的是与非，辨别行为的善与恶，时刻把“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付诸各个具体环节，才能养成知荣明辱的良好习惯和优良品质。
统一原则 篇6
一、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理解
罗干同志在2005年12月5日至6日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宽严相济就是指对刑事犯罪区别对待, 做到既要有力打击和震慑犯罪, 维护法制的严肃性, 又要尽可能减少社会对抗, 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宽严相济是我们在维护社会治安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基本刑事政策。在和谐社会建设中, 这一政策更具现实意义。我们要立足于当前社会治安实际, 审时度势, 用好这一刑事政策。
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 党中央提出“发挥政策和法律的各自优势, 促进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互联互动。”这对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实践中的运用和理论上的定位是非常重要的指导。“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对刑法基本原则的辩证思考, 符合我国刑事法律规范的本质精神。我国刑法共有“罪刑法定、平等适用刑法和罪责刑相适应”三大基本原则。由于成文法滞后性和法律语言抽象性的限制, 在针对某一具体的犯罪行为, 具体适用何种刑罚, 具体适用多长期间的刑罚, 现有法律并不能作出明确详细的规定, 仅仅依靠演绎推理的思维方式已不能直接得出量刑的精确结果。所以, 在司法实践中, 就要应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思维, 综合全案, 综合犯罪情节、危害结果、犯罪手段、犯罪目的、犯罪动机、被害人的状况等等因素, 作出与犯罪行为相适应的刑罚结果, 也只有切实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才能做到罚当其罪, 实现公平和正义, 促进社会和谐。
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法三大原则的统一
(一) 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是指: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 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 不得定罪处刑。按照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无论“从宽”还是“从严”都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严格依照刑法来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于刑法未规定为犯罪的, 不能以犯罪来惩罚。依照刑法构成犯罪的, 依据刑法规定的法定刑, “宽”、“严”均不能超出法定幅度, 更不能法外施刑。如刑法中的拐卖妇女、儿童罪, 在立法上排除掉了年满十四周岁的男子成为被害人的可能。如果发生拐卖年满十四周岁男子的情形那么无法定性为拐卖犯罪。而刑事政策的“从严”也不能违反刑法规定法外处刑。与之相同的还有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 但是《刑法修正案 (九) (草案) 》中已经把被害对象扩大实现全覆盖, 刑事政策才有贯彻的可能。在2010年6月18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肖昌勇一案的判决中我们可以看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罪刑法定原则一致的体现。肖昌勇因找工作被骗至西安一传销窝点, 因不愿加入传销活动而与传销组织的几个成员起了争执, 在被限制人身自由后肖昌勇设法逃走, 但被传销组织数人强行拉回房间并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 在随后的反抗中肖昌勇掏出去西安找工作之前就事先买好的一个弹簧刀防身, 最终结果是一死一重伤。案件引起社会强烈的关注, 在传销活动仍然猖獗, 传销组织屡屡强行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下, 虽然肖昌勇的防卫行为已经超出了正当防卫的限度, 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 但是考虑到社会影响, 考虑到防卫时的情形, 依据刑法对于防卫过当的要求, 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最终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选择了最轻的处理结果, 认定肖昌勇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免于刑事处罚。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时, 有时也会出现争议, 主要是因为罪刑法定原则较为宽泛, 当刑法本身出现争议时, 政策的贯彻也难免会弹性较大。如2009年3月25日, 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认为龙女士属于正当防卫, 不承担刑事责任。此案发生于2008年7月13日, 三人伙同抢劫刚驾车开出车库的龙女士, 被抢劫后龙女士驾车追赶撞倒三人所驾乘摩托车, 其中一人死亡。与之相似的还有沈阳出租车女司机白玉, 同样也是被抢劫后驾车撞向抢劫犯, 造成抢劫犯重伤。两个防卫案件最终都被认定为正当防卫, 但是理论界争议较大, 因为抢劫罪客体的特殊性 (既侵犯财产又侵犯人身) , 导致抢劫行为的“正在进行”持续时间要长于无限防卫权中的其他犯罪行为, 但是对于抢劫完成后已经离开的犯罪人, 已经不再构成对被害人人身权的侵害, 是否仍然使用无限防卫权法律很难判断。所以, 一是考虑到依据刑法, 对于抢劫行为的无限防卫权确实存在, 二是考虑到在有争议的情况下, 刑事政策的作用就凸显出来, 对于给社会造成极大不安全感的抢劫抢夺犯罪, 一向主张从严处置, 同时, 一直以来我们鼓励与犯罪分子作斗争, 对于不超越刑法范围的防卫行为, 在刑法允许的范围内尽量从宽, 所以才有了以上两个案件中防卫的无罪。
(二) 平等适用刑法原则。
平等适用刑法原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刑法中的表现, 是指对任何人犯罪, 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再次明确: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对每个人平等适用, “从宽”、“从严”都是在法律范围内按照政策要求作出的, 而不是根据犯罪人的地位、身份、种族、民族、性别、受教育程度等作出的。不能因为犯罪人的社会地位、名声的高低好坏而“从宽”或者“从严”。如2011年1月30日河北望都县法院对李启铭的判决。李启铭因“我爸是李刚”而走红网络, 在交通肇事后对他的评论争议很大, 但是最终望都县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决他有期徒刑6年。考虑到李刚身为保定市某区公安局领导, 案件采取异地审判, 法院并没有因为李启铭父亲的职权地位而从宽, 6年有期徒刑已经接近交通肇事罪的最高刑 (除因逃逸致人死亡外) , 在李启铭已经给予足够的民事赔偿的情况下, 这个刑罚已经是从严了。而网络和媒体的各种不利报道和评论也没有影响法院的判断力, 并没有判决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可以说是从宽。再如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 按照《意见》不仅不能“从宽”, 反而要依法从严惩处。因为国家工作人员社会地位虽高, 但是受党和国家教育多年, 给予他们行使国家权力的职能, 最终如果产生职务犯罪的话, 那么无论是从辜负了党和国家的信任和培养来说, 还是从侵害了合法办事的其他人权利来说, 亦或者清廉履职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来说, 这都是极其恶劣的行为, 所以必须从严惩处。从严不仅仅体现在宣告刑的从重上, 还可以体现在执行刑的从重上。如2014年6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的规定》中对于职务犯罪罪犯的减刑、假释审理方式给予了更严格的标准:人民法院审理职务犯罪罪犯的减刑、假释案件, 必须开庭审理。平等不是简单的完全对等, 平等是对比考虑各种因素后综合作出的判断。由于职务犯罪罪犯大多掌权多年, 有权有钱, 有庞大的关系网。所以更有可能利用自己以前所取得的地位、关系等争取到减刑、假释, 如果把这一类群体与一般的犯罪分子同样规定, 反而是一种不平等, 对职务犯罪罪犯的从严正体现了平等适用刑法原则。同样还有2014年年初, 中央政法委出台指导意见, 要求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对保外就医作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其中对于司法实践中更容易违规违法办理保外就医的三类罪犯 (职务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诈骗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要给予更为严格的审查。
(三)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指刑罚的轻重, 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个原则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关系最为直接。一个人的犯罪和他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刑罚应该基本相当, 不能轻罪重刑或者重罪轻刑。无论从宽还是从严, 都必须严格参照犯罪人的犯罪行为, 造成的刑法上的危害结果来作为基础量刑标准。在刑法的基础量刑标准范围内可以根据宽严相济的要求, 综合考虑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考虑社会危害性与主观恶性的统一, 考虑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的统一, 考虑打击犯罪和稳定社会的统一, 然后决定法定刑的裁量。如2009年9月8日,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孙伟铭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刑罚由一审的死刑立即执行改为无期徒刑。孙伟铭无证醉酒驾车, 连续冲撞造成重大危害结果 (四人死亡, 一人重伤) , 性质极其恶劣, 后果极其严重, 社会影响很大。一审判处死刑后, 其父亲多方筹款, 向被害人承诺赔偿, 并真诚赔礼道歉, 为自己儿子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 也取得了社会的谅解。最终, 考虑到虽然以犯罪行为和危害结果来看判处死刑并不违背刑法, 但是在长期以来对醉酒驾车冲撞基本都是按照交通肇事处理的大背景下, 突然对某人直接处以极刑略嫌过重, 同时孙伟铭的父亲的行为为他挽回了最初极差的社会评价, 所以最终二审把刑罚改判为无期徒刑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最好体现。同一天稍晚时间, 与之类似的佛山黎景全案也作出判决, 一审二审均被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死刑的黎景全, 刚好在最高人民法院收回地方高级人民法院死刑核准权的第二年被判决死刑, 二审之后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复核,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后认为黎景全确属严重醉酒 (血液中酒精含量高达为369.9毫克/100毫升) 状态下驾车冲撞, 造成二人死亡、一人轻伤的严重后果, 犯罪情节恶劣, 应当依法严惩。但是黎景全是醉酒状态犯罪, 与主观恶性较强的蓄意犯罪应当有所区别, 黎景全归案后认罪态度也较好, 有悔过的表现, 没有核准死刑, 发回重审后最终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无期徒刑。黎景全案件中从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核准权回收, 到最终慎重考虑不判处死刑, 无不充分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司法过程中的贯彻。
三、在刑事司法中正确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宽是在法律规定之内的宽, 是体现政策的宽, 是实现社会效果的宽。严也是如此。对严重的刑事罪犯予以从严打击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对较轻的刑事罪犯从宽处罚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一般说来, 刑罚的强度和犯罪的下场应该更注重对他人的效用, 而对于受刑人则应尽可能不要那么严酷。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要研究犯罪的性质, 要考虑罪行所造成的社会危害, 要认真研究罪犯的主观动机、目的以及产生犯罪故意的原因是什么, 不同的犯罪动机、目的以及犯罪的主观故意, 这些因素对酌情从宽或从严有一定的影响, 这就是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要求, 就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体现。
参考文献
[1] .马克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演进[J].法学家, 2008, 5
[2] .刘根, 罗欣.“宽严相济”:一个被误读的刑事政策[J].井冈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 3
统一原则 篇7
关键词：新闻宣传,党性原则,人民性原则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 社会舆论呈现多层次、多类别、多元化的变化。特别是互联网和通信技术的发展, 使互联网逐渐成为舆论生成的策源地、舆论传播的集散地、舆论交锋的主阵地。这就给新闻宣传工作提出了坚持社会主义性质、掌握新闻舆论工作的主动权, 担负起新闻宣传工作的社会责任和使命的要求。我们党的新闻宣传工作, 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 都担负着通过新闻报道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宣传和组织人民群众, 维护执政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神圣使命。而要担负起这一社会责任和使命, 就必须在新闻宣传工作中坚持党性和人民性高度统一的原则。离开了这一原则, 新闻工作就会失去灵魂, 偏离政治方向和思想指导, 就会发生错误, 就不能推动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健康发展。本文从新闻工作中坚持党性和人民性高度统一原则的重要性和如何坚持这一原则的对策进行理论探讨。
二、新闻宣传工作中坚持党性和人民性高度统一原则的重要性
第一, 从我党历代领导人的新闻观思想看, 坚持党性和人民性高度统一原则, 是由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 也是推动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我们党的历代领导人都高度重视新闻宣传工作中的党性和人民性问题, 并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 根据各个不同时期的历史任务, 对这一问题做出与时俱进的科学阐述, 正是在这些科学的新闻观思想指导下, 才推动了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毛泽东倡导政治家办报, 强调新闻的党性原则。早在1942 年4 月延安 《解放日报》 改版之时, 就把“党性作为党报必须具备的四项本质 (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 之首①”。要求各级党的领导机关要“把报纸当作自己极重要的武器”, 要“利用报纸作为自己组织和领导工作的极为重要的工具②”在强调党性原则的同时, 他还强调了人民性。他在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讲话》 中提出了“全党办报, 群众办报”的方针。针对党报的作用和任务明确指出, “报纸的作用和力量, 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 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③”。早在1947 年1 月11日, 我们党在 《新华日报》 发表的 《检讨和勉励—读者意见总结》 一文, 明确强调:“新华日报是一张党报, 也是一张人民的报, 新华日报的党性, 也就是它的人民性④。”这是我们党在宣传思想工作领域最早使用人民性这个概念, 也是我们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史上第一次提出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论。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指出, “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在他看来, 新闻宣传工作极端重要, 对经济形势、政治形势和社会稳定与发展关系很大⑤。要经常地、自觉地以大局为重, 思想上想大局, 行动上讲大局, 纪律上顾大局, 只有这样, 才是正确引导。他反复强调, 党报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党报要在“开发信息资源, 服务四化建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⑥。邓小平认为, 新闻宣传一方面要向人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另一方面要宣传党的领导, 党和人民团结一致的力量。坚定不移地当好党和人民的耳目和喉舌。他强调指出, “新闻宣传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 “要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⑦。
江泽民继承了毛泽东、邓小平的新闻观, 在新形势下, 他根据新闻媒体的地位和作用的新特点指出:“我们国家的报纸、广播、电视等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舆论导向正确, 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 是党和人民之祸”。党的新闻事业与党休戚与共, 是党的生命的一部分”。江泽民还明确强调“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组成部分, 都要为社会主义服务, 为人民服务⑧。”
在坚持新闻宣传的党性原则方面, 胡锦涛的表述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认识完全一致。他在2003 年12 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 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重要原则和制度, 是坚持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 必须始终牢牢坚持, 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2011 年7 月1 日,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 周年大会上提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 是指引、评价、检验我们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⑨。这一论述充分体现了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 高度重视新闻宣传工作。2013 年8 月19 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指出, “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巩固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 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习近平还深刻论述了党性和人民性问题, 他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⑩”。
实践证明, 只有适应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需要制定新闻工作方针政策, 只有在新闻思想宣传工作中坚持党性和人民性高度统一的原则, 新闻思想宣传工作才能始终运行在正确的轨道上, 才能推动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健康发展。
第二, 是由我们在面临机遇挑战的情况下,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任务决定的。
中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性阶段, 面临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矛盾、新机遇、新挑战, 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相互影响, 各种潜在的风险和困难此起彼伏, 我们在前进道路上面临许多新的挑战。西方敌对势力总是企图千方百计地把他们的政治主张、价值观念传播渗透进来, 进而否定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和中国的发展道路。在此大背景下, 新闻宣传工作者要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和准确的是非判断力, 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统一原则, 坚定不移地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 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更好地坚持科学发展观, 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才能为改革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提供强有力的舆论保证。
三、新闻宣传工作如何坚持党性和人民性高度统一的原则
1.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党性原则, 把握正确的社会舆论导向
党性原则, 是党对新闻工作的根本要求, 也是衡量和处理新闻工作中各种问题的最高准则。新闻工作中坚持党性原则, 必须无条件地接受党的领导和宣传党的主张, 为实现党的奋斗目标服务,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 为传播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服务, 为构建国际新秩序格局服务,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 自觉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保持高度一致。人民性是党性的基础, 党性是人民性的集中体现。党性原则, 是新闻宣传思想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基于此, 在新闻宣传思想工作中, 一定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党性, 把握正确舆论导向, 只有坚持党性原则, 站在党的立场上, 才能更好地胸怀全局, 服务大局, 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凝集促进改革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正能量;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增强全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2.坚持人民性原则, 反映人民的意志, 守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人民性原则, 体现的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人民群众的各种需求。这种需求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只是解决温饱问题, 人们只要能够吃饱饭就满足了。但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人民群众的需求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不仅要吃饱, 而且还要吃好。随着收入的增加, 还要改变膳食结构, 提高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不仅有生存的需求, 还有发展的需求, 即有经济需求、政治需求、社会需求、文化需求、安全需求。人民群众的这些愿景也是我党的奋斗目标之所在。我们党的奋斗目标和人民群众期待是一致的。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 也决定了党最能够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当前, 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 民族振兴的中国梦而勤奋工作, 中国梦也是人民群众自己的梦。这就要求新闻宣传必须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关切, 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把守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也是它的归宿。坚持人民性, 就是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人民服务是新闻工作的不竭动力源泉。
3.坚持党管媒体, 遵守新闻宣传纪律
坚持党管媒体, 是党在新闻领域一贯坚持的根本原则, 它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 关系到党所领导的建设事业的兴衰和成败, 必须始终坚持, 不能动摇。唯有如此, 才能牢牢把握正确的社会舆论导向。
遵守党的新闻宣传纪律, 这是做好新闻宣传思想工作的制度保障。在遵守党的新闻宣传纪律方面, 已有明确规定: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无条件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不得为错误言论提供传播渠道;遵守民主集中制, 服从党的领导;遵守法律法规, 不得报道违反法律法规的内容;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不得刊载不利于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报道;保守党和国家秘密, 严禁在报道中泄密等。只有严格遵守上述纪律, 新闻媒体才会成为社会的守望者, 守卫社会良知, 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注释
11毛泽东.《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M].新华出版社, 1983年12月第1版
2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 1991年7月第2版
33 毛泽东.《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M].新华出版社, 1983年12月第1版
4467 邓小平.《邓小平论新闻宣传》[M]新华出版社, 1998年1月第1版
55 邓小平同志1984年9月18日为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的题词
68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学习读本》[M].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1年4月第1版
79 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08年6月21日
统一原则 篇8
关键词：音乐美学,内容,形式,声乐演唱
一、“形式”与“内容”在音乐美学史中的发展历程
围绕音乐形式和内容的争论几乎与音乐及音乐美学思想同时存在, 甚至贯穿于音乐美学思想发展历史的整个过程当中。我国魏晋时期著名的音乐家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提出音乐是客观的存在, 哀乐是主观的存在, 音乐与人的主观感情无关, 认为音乐只有和谐的形式美, 不表现什么内容;在西方音乐美学思想的初始萌芽阶段, 亚里士多德充分肯定了情感等因素在艺术中所特有的重要性, 提出了音乐能模仿和反映人的情感, 是一种以人为本的艺术的论点, 承认了音乐是具有一定精神内涵的;文艺复兴时期随着歌剧艺术的出现, 音乐的内容显得格外重要起来, 由于在音乐创作中过于强调形式、技巧方面的复调音乐妨碍了音乐作品在思想情感方面的表达, 单旋律音乐倡导者提倡将旋律突出在一个声部, 节奏清晰, 从而把歌词内容清楚地传达给听众, 主张音乐艺术应以表现人的情感为要旨, 成为主调音乐的早期形态。在这个时期我们可以看到音乐形式已逐渐开始为音乐作品所要表达的内容服务。
18世纪欧洲音乐论坛产生了“旋律派”与“和声派”的争论, “旋律派”认为音乐的美取决于旋律, 音乐不仅作为悦耳的声音组合而必须能够表达某种东西。“和声派”则主张音乐应借助数学建立自身的原则, 人们应更多地关注音乐形式自身。这实质上是音乐美学领域中的一场“主观派”与“客观派”之争, 或者说是一场“情感论”与“形式论”之争。19世纪两种重要的美学思潮在音乐的形式和内容方面的观点更加大相径庭。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情感论音乐美学家们认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 “音乐作为一门艺术必然要以某种附着于其中的精神内涵为本质”。这一流派强调了音乐内容的重要性, 认为音乐形式一旦脱离了表现内容的目的就失去了内在的意义。与之截然对立的观点是汉斯立克的“自律论音乐美学”, 他认为制约音乐的法则和规律不是来自音乐外而是音乐自身, 音乐美不依附外来内容的美, 它存在于乐音, 音乐的本质只能从音乐自身去把握音乐。
二、“形式与内容的统一”音乐美学原则的探究
在以往音乐家、美学家的观点中, 我们不难看出所谓音乐的内容总是与“情感表现”、“精神内涵”相关的, 而音乐的形式则是更多用“音响结构”、“乐音”、“技巧”来表达的。音乐的内容和形式总是产生争论是因为这两个方面之间存在着某种矛盾:一方面从音乐审美角度来看, 音乐是一门具有表现力的艺术。很多情况下, 人们从音乐中获得的审美体验不仅是纯粹的听觉感受, 还有形象的联想和情感的体验。例如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中革命性、冲动性、戏剧性因素使人强烈地感受到时代的英雄主题、个人与命运的抗争以及坚强的意志和信念, 而《田园交响曲》中对各种鸟类叫声的模仿则使人联想到美丽的田园风光, 作者运用强弱、速度、节奏等音乐基本要素直接无误的向听众表达某种情绪、形象和体会。有些音乐作品并不明确地表达某种音乐形象, 需要欣赏者根据自己的经历和听觉感受进行二度创作, 不同的欣赏者所体会到的音乐形象和内容也不同。无论哪种情况我们都无法否认音乐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表现现实世界的种种景观、形态及人类丰富的感情活动。另一方面从音乐的物理形态来看, 音乐似乎只是一些具有一定频率、振幅、波形的声音以某种形式构成的组合体, 它既是非视觉性的又是非语义性的, 因此不能直接传达视觉感受、概念和思想, 这就与音乐审美体验中欣赏者体会到的音乐形象、感情活动形成了矛盾。
音乐的音响、结构、组成方式作为客观存在的确不具有情感因素和精神内涵,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客体并不独立存在, 它必然要与主体联系起来达到主客观的统一, 这里的主体就是指音乐的创造者和欣赏者。音乐的主体赋予了音乐以情感活动和情绪体验, 所有音乐表现的对象以及由音乐引起的主体体验都构成音乐的内容, 音乐的内容是在客体与主体共同作用下产生的。而音乐的形式更像是一种载体, 正是由于这种载体的存在, 音乐作品的精神内涵才得以体现。人常常把声音物理上的振幅、振频、协和、不协和体验为高低、明暗、强弱、和谐、紧张等等。例如听觉的高频音与视觉的明亮色调、兴奋性的情绪等具有一种潜在的联系, 而沉重缓慢的低频音与视觉中黑暗的色调、抑制性的情绪感觉相类似;音乐的强弱变化会使人对事物的大小轻重、空间距离的远近产生联想;音响中的不协和音程与和弦, 粗糙的音色, 浓重的配器与紧凑线条的结合, 都给人以心理紧张的感觉。这种在人的感觉之间相互沟通, 一种感觉会引起另一种感觉的现象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联觉”。于是当作曲家想要表现某种心理活动的感受时, 便会采用与之相适应的音乐音响结构组成形式, 使音乐的音响与其表现对象之间发生联觉关系, 而欣赏者也会从这种音响构成样式中体会到作曲者想要表达的东西, 同时产生自己的心理体验。
由此我们可以将音乐的内容概括成为“审美主体 (创作者和欣赏者) 赋予音乐并从音乐中体验到的精神内涵”;将音乐的形式概括成为“用以表现音乐精神内涵的音响的组织结构样式”。音乐的形式美是构成音乐美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全部, 如果音乐作品只单纯强调技巧性元素而忽略了所要表达的精神内涵, 那么它就不能实现自身的审美价值。有些音乐作品只侧重于形式美的情况是存在的, 例如欧洲部分古老的强调对位技法的复调音乐和现代某些单纯的音响拼凑形式的音乐。这些作品内容比较淡薄, 把音乐艺术变成单纯的技巧游戏和机械的音响组合, 从今天的审美角度来看, 大大降低和削弱了美的价值, 缺乏音乐作为一门艺术所应具有的真正内涵。同样只有内涵美而无形式美也无法构成真正的音乐美, 音乐是极其富有表现力的艺术, 人的审美心理需求在某种程度上选择了音乐的形式与结构。没有音乐形式结构作为载体, 再美妙的情感、意念也只能是一种抽象的空想, 丰富的题材内容只有用符合美的规律的音乐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 才具有音乐美的意义。
三、“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对于声乐演唱的指导意义
音乐的美不仅表现在形式的美妙组合与变化当中, 还同时表现在作品内涵所包括的心理体验和情感态度之中。音乐的形式和内容共同构成了一部完整的音乐作品, 只有将“形式”与“内容”高度结合统一才能获得全面、完整的音乐审美体验。声乐是一种表演艺术, 与音乐美学息息相关, 声乐演唱是具有创造性的音乐表演活动, 演唱者通过歌唱表演这个二度创作的中介环节将艺术作品传达给欣赏者, 实现审美价值, 使广大听众获得审美体验。“形式与内容的统一”音乐美学原则在声乐表演创造活动中呈现为“演唱技巧与情感表现的统一”, 也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声情并茂”, 清楚地认识到这个审美原则, 有利于演唱者在学习、演唱声乐作品时既注重音乐形式中演唱技巧的发挥又能在充分理解作品内容以后注重情绪、情感的表达, 非常具有指导意义和实用意义。
演唱技巧在声乐表演中是非常重要和必不可少的基础, 纯熟精湛的演唱技巧是完美表达声乐作品, 使声乐表演获得成功的技术支持和保障, 因此所有优秀的演唱者和声乐学习者都十分重视歌唱技巧的训练和掌握。卓越的演唱技巧对于声乐表演而言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审美对象, 然而它却不是声乐表演获得成功的唯一条件, 也不是音乐审美的主要目的。阉人歌手在意大利歌剧史上曾经创造过辉煌, 特殊的生理结构使他们拥有了超强的演唱条件, 加上长期严格的训练从而掌握了非凡的演唱技巧, 由于当时的年代过于崇尚炫技, 听众对歌曲的演唱技巧的迷恋已远远超过了对歌曲本身的兴趣。这种苍白、缺乏内涵、纯粹的声音炫耀加上阉人歌手骄傲自大、极强的嫉妒心理导致了阉人歌手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一名优秀的歌唱家, 不仅要具备过硬的技术功底, 还要具备深厚的音乐素养和丰富的音乐审美能力, 二十世纪卓越的女高音歌唱家卡拉斯融抒情、花腔、戏剧女高音的演唱技巧于一身, 被誉为全能女高音。除了杰出的演唱技巧外她还非常重视和讲究歌唱的艺术表现, 曾提出“美声是表情”的著名论断, 真正做到了演唱技术与情感表现的完美统一, 在声乐与歌剧表演艺术中取得举世无双的成就。
演唱技巧属于音乐美学“形式”的范畴, 是“形式”在声乐表演艺术创造活动中的具体体现, 从前面关于“形式与内容的统一”音乐美学原则的探究中我们可以得知“形式”作为一种手段、一种载体、一种工具最终是要为“内容”服务的, 没有演唱技术的歌者无从谈及情感表现, 但与艺术表现相脱节的演唱技术又显得那么空洞、苍白、乏力, 只有当演唱技巧用来传递内心情感、表达作品精神内涵并且获得与艺术表现的完美统一时, 才可能真正实现“技巧”的价值。随着声乐教育的规范化和系统化, 越来越多的声乐学习者意识到演唱方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逐渐掌握了高超的演唱技巧, 但在艺术表现上却往往达不到相应的艺术境界, 无法成为演唱能力与情感表现兼备的真正的表演艺术家。在声乐教学中经常会出现“形式”与“内容”不统一的状况, 例如由于汉语语音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很多美声唱法的学生在演唱中国作品时为了追求声音的统一、保持发声状态以及过于重视声音的美感而不敢咬字、口齿不清, 使得欣赏者无法接收到清晰的语言表达, 也无法准确获得声乐作品的感情和味道;还有很多学生容易走入“重声音轻表演”的误区, 站在台上演唱时过于强调技术性, 只单一地想着发声方法而忽视了内在的情感体验, 显得机械、呆板, 缺乏舞台表现力, 常言道“唱歌兼唱情”、“三分在声七分在情”, 这样的歌唱即使拥有精湛的技艺也是不完整的。作为声乐教师应从声乐教育的角度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音乐审美观, 在课堂上除了训练科学的演唱技能外更要引导学生将音乐美学原则应用于艺术实践, 注重分析作品的精神内涵, 启发和挖掘学生在演唱时的内心感受, 把高超的演唱技巧融入深刻的艺术表现之中, 用真情实感带来音乐审美的愉悦。
四、结语
理想的音乐美体现于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 是美的情感及精神内涵和恰当的音乐表现形式的完美结合。音乐的形式美是在表现内容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 受其表现对象感性特征的制约, 而一旦形成又作为合乎美的规律影响着音乐的创造和内容的表现。音乐的内容与形式既不是对立的, 也不是单独存在的, 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