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原则（共9篇）
相关原则 篇1
一、情势变更原则的含义
所谓情势变更, 是指合同在有效成立后, 履行完毕前, 合同赖以订立的客观情势发生了当事人订立合同时不可预见的异常变动, 当事人对这种情势的发生没有过错, 而且这种变更会导致合同订立时的基础动摇或丧失。这种情况下, 如果继续维持合同那么就会导致显失公平的后果发生, 因此就赋予当事人通过协商或者是司法程序来解除合同或变更合同的权利, 这就是情势变更原则。
二、情势变更与相关概念的关系
(一) 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的关系
不可抗力, 是指单凭人的力量所不能够抗拒的力量, 也就是我们不会预见、不能够避免并且也无法克服的各种各样的客观情况。在合同关系中所说的不可抗力, 是被限定了的, 即在订立合同时当事人不能够抗拒的力量。
1.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的联系
不可抗力和情势变更都是当事人在订立合同的时候不能够预见的各种客观情况, 都可能造成合同不能履行或导致合同的变更或合同解除, 而且都是一方当事人的免责条件。
2.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的区别在于
(1) 客观方面表现不同。情势变更主要表现为社会事件, 这种社会事件的发生会影响合同的履行, 如物价的急速上涨、金融危机的爆发、货币的严重贬值以及国家有关政策的变化等事由。情势变更的情况与不可抗力相比更为复杂, 它不是一般大众凭感官就能够感知的, 它需要依靠法定的公平裁量才能加以认定。而不可抗力的情况较为简单直观, 可以是自然力, 比如地震、海啸等, 也可以是社会事件, 比如战争。普通大众可以凭借感官就做出判断。
(2) 造成的影响是不同的。在发生情势变更的情况下, 合同仍然能够继续履行, 只是, 如果继续履行就会对合同一方当事人造成严重的不公平的结果。而如果发生不可抗力事件, 将可能导致合同部分不能履行、履行困难或者是全部不能履行的后果。
(3) 当事人享有不同的权力性质。如果发生情势变更, 若是要需要变更合同或者是解除合同, 当事人必须向法院或者是仲裁机构提出申请, 由他们做出是否变更或撤销合同的决定, 而不能由当事人自己决定。当事人享有的是请求权。在不可抗力发生的情形下, 当事人享有形成权。当发生不可抗力事件后, 一方当事人只需要对对方当事人做出通知即可。
(二) 情势变更与商业风险的关系
商业风险是指商业经营者在商业经营的过程中理应承担的在正常范围内的可能会发生的风险。
1.情势变更与商业风险的联系
在实际操作中, 商业风险经常会被当事人当作是情势变更的事由而主张援用情势变更原则, 两者具有很大的相似度。它们两个都是出现在合同有效成立后履行完毕前, 若发生以上两种情况, 都会导致不公平的后果。
2.情势变更与商业风险的区别
(1) 主观方面, 商业风险在当事人订立合同时就可以或者能够预见得到的, 但是当事人依然订立合同, 显然是对这一风险的默认承担, 或者是对可能存在的风险心存侥幸, 而对不可抗力的发生, 当事人双方是不能预见的, 而且是不存在过错的。
(2) 从归责方面来说, 由于双方或一方当事人对风险应当或可能预见, 依然选择订立合同, 他就应当承担订立合同后若发生风险所带来的不利后果。而情势变更的双方当事人对不可抗力的发生不具有过错, 不能预见也不可预见, 因而, 不能将过错归责于双方当事人。
(3) 从结果方面说, 当事人签订合同后, 即使出现了商业风险, 合同也应该继续履行。而情势变更出现后, 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为了保障司法的公平、正义, 我们在实践中必须严格区分两者的概念, 以有效避免情势变更和商业风险的混淆而带来的真正不公平。
(三) 情势变更与显失公平的关系
显失公平是指一方当事人在自己面临紧迫情况或者对某一事项缺乏经验的情形下, 实施了对自己非常不利而对对方明显有利的行为, 而给自己带来的不公正结果。
1.情势变更与显失公平的联系
显失公平规则以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况作为要件之一, 而情势变更也已客观情况导致显失公平的结果的出现为构成要件之一, 这就是两者的联系之处。
2.情势变更与显失公平的区别
(1) 产生的原因是不同的。显失公平产生的原因主要是主观原因, 即一方利用自己的优势或者对方的弱势, 导致合同双方承担的义务、享有的权利明显失衡。而情势变更则主要是受客观因素的影响, 双方当事人在主观上都是没有过错的。
(2) 产生的时间是不同的。显示公平是在订立合同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而情势变更则是在合同成立后履行完毕前也就是合同存续期间产生的。
(3) 产生的法律后果不同。在出现显失公平的情况下, 其中的一方当事人有权提出对合同进行变更或者撤销的要求, 如果合同被撤销, 那么合同自开始时无效;而情势变更将发生导致合同变更或者解除的后果, 合同解除的效力一般不溯及既往。
参考文献
[1]魏振瀛.民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2]王利明.民商法研究 (第四辑) [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
相关原则 篇2
一位美国专家于1979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说法，即生活在高压线附近的孩子，由于辐射的原因，患白血病的机率会增加到平均值的3倍，此说法引起了全美的广泛关注，在随后的里美国因此耗损了上百亿美元的社会成本。美国国家科学院于发表了历经3年的研究结果，认为高压线环境与白血病发病率无关。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经过历经7年涉及1200人的研究，于发布了同样的结论。在一场引起全美关注的高压线与白血病的诉讼中，法院聘请了16位顶级专家，包括分别获得物理学、病理学、生物化学、医学的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给出的结论也同样是高压线环境与白血病发病率无关，终于平息了这场**。
其实，那位声称高压线下更易患白血病的专家，其统计数据可能是真实的，但他却没有找到真正的因果关系，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生活在高压线附近的家庭通常比较贫困，导致白血病发病率较高的原因更可能是其较差的生活和卫生条件，而与高压线本身无关。也就是说，孩子在高压线下生活与易患白血病是相关事件，但两者并不是因果关系，那位美国专家仅仅核实了相关性，这只能说明因果关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他没有做进一步的筛查就贸然得出两者是因果关系的结论，这就不是理性的思维方式。
假如古巴雪茄爱好者协会做一个统计，非常有可能得出“爱好抽古巴雪茄的人，平均寿命比普通人更高”的结论，这当然不能得出抽雪茄有利于健康的结论，很可能是抽得起古巴雪茄的人，其生活质量和医疗条件更高，这才是真正的长寿原因。不懂得这个原则的人，很容易被统计数据误导，甚至被玩弄统计数据的骗子所欺骗。
相关原则 篇3
关键词：情势变更；构成要件；体系完善
一、情势变更原则在我国的立法现状
实践中，我国已存在关于情势变更原则的具体案件，典型的如“武汉市煤气公司诉重庆检测仪表厂”一案。在该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肯定了情势变更原则。立法上，2009年5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有关于情势变更的规定，该解释第26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这一解释弥补了我国国内立法关于情势变更原则的立法漏洞，同时也给法官裁判情势变更的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我国合同法体系确立情势变更原则已是大势所趋，而当时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草案)》审议中未通过情势变更原则的理由也只是认为情势变更原则是一个复杂问题,不同专家的分歧很大，而且根据现有的经验,对情势变更难以作出科学的界定,和商业风险的界定也难以划清,执行时更难以操作,在合同法中作出规定的条件尚不成熟,建议对此不作规定。因此，本文要讨论的不是应否确立情势变更原则的问题，而是如何建立完善的适应中国国情的情势变更原则。
二、情势变更原则确立的构成要件
对于情势变更的构成要件，学术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大概表现为一下几方面内容：
第一，在客观上，须有情势变更的客观事实。情势的变更是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首要前提条件。情势是客观的，它既可以是针对某一较大范围，又可以是针对某一较小的范围；可以是针对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可以是经济的，也可以是非经济的(如战争状态、传染病蔓延)。变更可以是普遍的、持续的、急剧的，也可以是局部的、暂时的、缓慢的。
第二，在主观上，情势的变更不可归责于当事人且当事人不可预见并不能克服。如果情势的变更因可归责于当事人的事由造成的，则有主观过错的当事人应承担由此而产生的风险，其不得以情势变更为由来请求免除自己的过错。如果当事人在签约时能够预料该事件发生，或者能够克服该事件的，则该事件发生的风险，应由当事人自己承担。
第三，在时间上，情势变更须发生在合同成立以后，合同关系终止以前。
第四，在结果上，客观情势的变更导致履行合同会显失公平。
第五，在程序上，协商程序是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必经程序，即情势发生变更，一方当事人首先应与对方就合同的内容重新进行协商，只有协商不成时，才能通过法定程序向法院或仲裁机构提出适用这一原则的请求。
三、完善情势变更原则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情势变更与相关概念的辨析
1.情势变更与不可抗力
情势变更原则与不可抗力的比较由来已久，对其一桶也有了较全面的总结，如在相似性上就有均具有外在性、客观性、时间特定性、不可预见性且无法避免、无法克服;二者均发生在合同成立以后、履行完毕之前;所引起的法律后果基本相同,都是变更或解除合同;都具有免责性,免除了当事人未按原合同履行的违约责任等，而又在立法宗旨、客观表现、直接造成的法律后果、免责的权利性质、适用范围、所适用合同的期限等几方面有所区别。本文在此就不再赘述。
2.情势变更与正常商业风险
在《合同法》立法之处,针对是否在《合同法》中加入情势变更原则的争论中,反对方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情势变更原则与商业风险难以判断和区分。而在实践中对于情势变更与正常商业风险进行有效区分也是处理情势变更案件的关键，极具研究意义。
为了区分情势变更与商业风险,有学者还结合自身司法实践的经历,从五个方面对二者的差异进行了总结:(1)是否有可归责于一方或双方当事人的客观情况。认为情势变更原则仅适用于双方当事人主观均无过错的情况下发生的客观情况的异常变动。(2)客观情况的发生,当事人双方在订立合同时是否能够预见。认为情势变更的发生,当事人不能预见,而商业风险则能够预见。(3)客观情况是否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认为如果客观情况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仅属一般性变化,则属商业风险范畴。(4)客观情况的发生是否会使原合同的履行显失公平。认为凡属商业风险范畴,当事人就不能免责,而情势变更原则的宗旨在于救济非属商业风险所引起的交易上的显失公平的结果。(5)从合同遭受影响的后果,界定情势变更和商业风险。并以价格的涨落为例,认为若价格正常浮动,属商业风险,若暴涨暴跌,则属情势变更。
（二）实践中对法院或仲裁机构的自由裁量权进行限制
税务会计相关性原则探讨 篇4
一、税务会计相关性定义
企业会计准则中将相关性质量特征描述为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与财务报告使用者的经济决策相关, 有助于财务报告使用者对企业过去、现在或者未来的业绩做出评价和预测。也就是说, 会计信息的价值在于满足会计核算的目的, 强调其“有用性”。而税务会计的相关性原则是指税前扣除的支出必须是与取得收入直接相关的支出。这是出于政府征税的目的, 强调的是在所得税税前扣除的费用应该与同期收入有因果关系。由此可以看出, 税务会计的相关性主要体现在所得税负债的计算, 是指纳税人当期可扣除的费用从性质和根源上必须与其取得的收入相关。
二、税务会计相关性的诠释
相关性原则简单而言, 即为与取得收入直接相关的原则。而这个相关性必须从性质和根源上与收入直接相关, 否则万物皆关联, 相关性就没有意义了。
“与取得收入直接相关的支出”可分为两类:一类支出是指能给企业带来现实的、实际的经济利益流入的支出, 例如生产性企业为生产产品而购买的原材料等;另一类支出是指能给企业带来可预期经济利益流入的支出, 虽然企业的这类支出并不直接表现为现实的、实际的经济利益流入, 但是如果这种支出所对应的收益是可预期的, 那么这类支出也属于“与取得收入直接相关的支出”, 如企业的广告费支出。此外, 该支出必须是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 在非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所发生的支出不得作为企业的生产经营费用予以认定。也就是说, 企业所发生的费用, 必须是企业在生产产品、提供劳务、销售商品等过程中的支出和耗费。
而收入的非相关性支出主要指:其一, 与企业生产经营无关的支出, 如企业的非公益性赞助支出、企业为雇员承担的个人所得税、已出售给职工的住房的折旧费用等;其二, 属于个人消费性质的支出, 如企业高管人员的个人娱乐支出、健身费用、家庭消费等。这些支出是不允许在税前扣除的。
税法条例中没有说是“同应税收入相关的原则”, 所以要严格区分免税收入与不征税收入。按照《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的规定, 企业的不征税收入用于支出所形成的费用或者财产, 不得扣除或者计算对应的折旧、摊销扣除。这是相关性原则的体现。税法允许资产的折旧、摊销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是对企业相关资产价值进行补偿的一种方式, 既然企业用不征税收入购置的资产实质上价值已经获得了补偿, 因此即使该类资产与取得应税收入有关, 其对应的折旧、摊销也不得从税前扣除。
不征税收入, 即财政拨款、依法收取并纳入财政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国务院规定的其他不征税收入, 但不包括免税收入。不征税收入属于非经营活动带来的收入, 原则上不应该纳税。因此, 不征税收入不属于优惠政策。但免税收入属于经营活动带来的收入, 属于应税范围, 但国家因特别需要予以免除。因此, 免税收入属于优惠政策, 因此免税收入用于支出所形成的费用或者财产, 一般可以在税前扣除。
在新企业所得税法体系中, 将相关性原则提高到首要原则的高度, 其着力点更在于强调除非例外条款, 否则所有相关的支出必须在税前得到扣除。
三、税务会计相关性的确认范围
《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中指出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 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 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这里主要讨论成本、费用、税金及损失的相关性确认范围。
(一) 成本。
《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中所指的成本, 是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销售成本、业务支出及其他耗费。它比会计上的成本范围要大, 除了直接材料、直接人工、燃料和动力、制造费用, 还包括纳税申报期间已经申报确认的销售商品 (包括产品、材料、下脚料、废料和废旧物资等) 、提供劳务、转让、处置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成本。企业对象化的成本费用, 成为在产品、产成品等存货的, 只有销售出去, 并在申报纳税期间确认了销售 (营业) 收入的相关部分商品的成本才能申报扣除。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成本都能税前扣除, 如企业对外投资期间, 投资资产的成本在税前不得扣除。因为对一般企业来说, 投资资产的折旧或摊销很难归入产品或劳务的成本, 又不属于管理费用的范畴, 很难实现价值补偿, 同时投资资产价值的自行降低又容易丧失对所投资企业的权益。投资资产价值并不是由企业本身所决定的, 而主要取决于所投资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 这也就表明投资资产价值本身是否会发生损耗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故不能计提折旧或摊销额。由于取得投资收益为非应税所得, 所以其投资成本不允许税前扣除。对外投资, 特别是长期投资, 一般具有数额大、长期受益的特点, 其支出的效益体现于几个会计年度 (或几个营业周期) , 按照企业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的收入支出配比原则, 应作为资本性支出, 而不是当期费用一次性扣除。因此, 企业的对外投资, 在持有期间, 不允许折旧或摊销, 更不允许作为费用直接扣除。但在企业收回、转让、处置投资, 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 允许扣除相关投资资产的计税成本。
(二) 费用。
企业为生产产品、提供劳务等发生的可归属于产品成本、劳务成本等的费用, 应当在确认产品销售收入、劳务收入等时, 将已销售产品、已提供劳务的成本等计入当期损益。企业发生的支出不产生经济利益的, 或者即使能够产生经济利益但不符合或者不再符合资产确认条件的, 应当在发生时确认为费用, 计入当期损益。企业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导致其承担了一项负债而又不确认为资产的, 应当在发生时确认为费用, 计入当期损益。
而《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所称的费用, 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 已经计入成本的有关费用除外。准予税前扣除的费用, 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
1、销售费用。销售费用是企业为销售商品和材料、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费用。企业为销售商品, 必然将发生一定的支出, 这部分支出是企业为获取收入而产生的必要与正常的支出, 包括广告费、运输费、装卸费、包装费、展览费、保险费、销售佣金、代销手续费、经营性租赁费及销售部门发生的差旅费、工资、福利费等费用。一般地, 这些费用与销售直接相关, 可税前扣除, 但也有例外。如, 企业促销行为, 有的可以作为费用扣除, 有的则不行。对于企业在业务宣传、广告等活动中、在年会、座谈会、庆典以及其他活动中以及对累积消费达到一定额度的顾客给予的额外抽奖奖励支出, 在性质上如果界定为捐赠, 则这些捐赠则不属于公益、救济性捐赠, 不能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一般对于企业在业务宣传和广告中的对随机对象发放的相关赠品支出, 应可以作为业务宣传费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按限额扣除。对于企业在年会、座谈会、庆典以及其他活动向非本单位人员发放的赠品支出如何处理, 可能有很大争议, 实务中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可以视为交际应酬费属于业务招待费支出,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扣除;如果发放的是一些印有企业宣传标识的小额礼品, 符合业务宣传费的, 也可以作为业务宣传费扣除。
2、管理费用。管理费用是企业的行政管理部门等为管理组织经营活动提供服务而发生的费用。主要包括由纳税人统一负担的公司经费 (行政管理人员的工资薪金、福利费、物料消耗、低值易耗品摊销等) 、研究开发费 (技术开发费) 、劳动保护费、业务招待费、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股东大会或董事会费、开办费摊销、无形资产摊销 (含土地使用费、土地损失补偿费) 、坏账损失、印花税等税金、消防费、排污费、绿化费、外事费和法律、财务、资料处理及会计事务方面的成本 (咨询费、诉讼费、聘请中介机构费、商标注册费等) 。
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了具体的扣除标准, 如企业发生的与生产经营有关的业务招待费支出采取两头限制的方式, 即按照发生额的60%扣除, 但最高不得超过当年销售 (营业) 收入的5‰。如企业将资产 (自制或外购) 用于市场推广或销售、交际应酬、职工奖励或福利、对外捐赠、其他改变资产所有权属的用途等移送他人的情形, 应按规定视同销售确定收入, 并及时调整为当期销售收入, 以扩大当期销售 (营业) 收入额净额, 从而提高业务招待费扣除的比例。一般情况下企业的业务招待费包括两部分:一是日常性业务招待费支出, 如餐饮费、住宿费、交通费等;二是重要客户的业务招待费, 即除前述支出外, 还有赠送给客户的礼品费、正常的娱乐活动费、安排客户旅游的费用等。业务招待费能够在税前扣除, 必须有充分、有效的票据和资料来证明这部分支出的真实性、合理性。而且, 企业当期列支的业务招待费应与当期的业务成交量相吻合, 否则就会存在潜在的税收风险。
3、财务费用。财务费用是企业筹集经营性资金而发生的费用。实践中, 企业往往要借助外来资金来满足扩张经营, 资金拆借行为较为普遍, 由此企业发生的费用被计入财务费用中, 包括利息净支出、汇兑净损失、金融机构手续费以及其他非资本化支出等。如企业向股东或其他与企业有关联关系的自然人借款的利息支出, 扣除标准为2∶1 (债权性投资∶权益性投资) ;而企业向自然人借款的利息支出, 必须签订借款合同, 且不管开具发票或收据需要代扣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 才能在不超过金融企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数额的部分, 准予扣除。
而企业发生的汇兑损失, 要根据具体情形予以扣除。一般的, 在货币交易过程中产生的汇兑损失, 准予扣除。这主要发生在企业的外币兑换业务中。企业外币兑换业务, 应当以交易实际采用的汇率即银行买入或卖出价折算。由于汇率中间价和银行买入或卖出价的差额产生的折算差额会计上计入当期损益,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 允许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另外, 纳税年度终了时, 将人民币以外的货币性资产、负债按照期末即期汇率中间价折算为人民币时产生的汇兑损失, 也准予扣除。即资产负债表日, 企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9号———外币折算》, 有关外币货币性资产和负债计算出来的汇兑损益, 在企业所得税前准予扣除。但是已经计入资产成本以及向所有者进行利润分配相关部分的汇兑损失, 则不予税前扣除。
(三) 税金。
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所称税金, 是指企业发生的除企业所得税和允许抵扣的增值税以外的各项税金及其附加。
企业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税金, 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企业发生的税金是企业为取得经营收入实际发生的必要的、正常的支出, 与企业发生的成本、费用性质相同, 是企业取得经营收入实际发生的经济负担, 符合税前扣除的基本原则。税收种类很多且性质也不一样, 虽然都与企业取得收入有关, 但有些税收可能是企业取得收入之后所缴纳的税收, 或者并不是由企业直接所负担的税收, 对于企业所缴纳的这类税收是不允许税前列支扣除的。根据税法的规定, 不允许税前扣除的税收种类包括企业所得税和允许抵扣的增值税。在我国目前的税收体系中, 允许税前扣除的税收种类主要有消费税、营业税、资源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 以及房产税、车船税、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辆购置税、印花税等。
(四) 损失。
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所称损失, 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固定资产和存货的盘亏、毁损、报废损失, 转让财产损失、呆账损失、坏账损失、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损失以及其他损失。
这里所称的损失是企业的实际损失, 而企业获得相应保险赔款或者责任人赔偿部分不属于企业所实际承担的损失;同时, 企业实际发生损失的具体扣除方式、范围、条件等, 都要根据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的规定来确定, 因此企业所得税法特别强调:企业实际发生的损失, 减除责任人赔偿和保险赔款后的余额, 按照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的规定扣除。关于收回已作为损失处理的资产的税务处理, 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已经作为损失处理的资产, 在以后纳税年度全部收回或者部分收回时, 应当计入当期收入。已作为坏账损失处理的资产, 可能出现债务人又重新具备了偿债能力并予以偿债;因其他人造成的企业损失, 原以为不存在责任人而将其作为难以偿还的损失来处理, 后来也有可能发现存在责任人, 且责任人赔付了相应损失。这些已被扣除的损失在重新被确认为资产时, 如果不视为企业的收入来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将导致企业这部分资产被重复扣除。
新《企业资产损失所得税税前扣除管理》再次强调准予税前扣除的资产损失, 是指企业在实际处置、转让其拥有或者控制的、用于经营管理活动相关的资产而发生的损失, 以及企业虽未实际处置、转让上述资产, 但符合法定条件的损失。具体判断必须从损失发生的根源和性质进行分析, 不能仅仅依据是否取得应税收入。
企业所得税税前允许扣除的项目, 原则上必须遵循真实发生的据实扣除原则, 企业只有实际发生的损失, 允许在税前扣除;反之, 企业非实际发生的损失, 一般不允许扣除。而企业各项资产减值准备金的提取, 是由会计人员根据基于资产的真实性和谨慎性原则考虑, 不同企业提取的比例不同, 如果允许企业准备金扣除可能成为企业会计人员据以操纵的工具, 新法在扣除项目中没有提及准备金, 估计要等总局明确了。但由于人寿保险、财产保险、风险投资和其他具有特殊风险的金融工具风险大, 各国所得税都允许提取一定比例准备金在税前扣除。
参考文献
[1]财政部会计司.企业会计准则讲解.人民出版社, 2008.
[2]盖地.税务会计与纳税筹划.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9.
相关原则 篇5
关键词：人道主义干涉,国家主权原则,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国际人权保护
一、引言
发端于十九世纪国际实践的传统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干涉”因其严重违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的国际法原则而遭到当代国际法的否定。然而, 随着二十世纪最后十年间冷战的结束、全球化的高速发展等全球局势的客观变化, “人道主义干涉”成为了“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领域最重要的理论思潮与实践”, 无论是在概念界定、性质特点还是在具体的国际实践中都呈现出了与近代传统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干涉”的相当差异。因此, 在当今新的国际环境的背景下的“人道主义干涉”是否仍应当受到全盘否定变得值得商榷, 其与相关的国际法原则之间的关系亦出现了从全然对立向积极联系的逐步转变。
二、“人道主义干涉”与国家主权原则
(一) 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法效力上高于人权原则
应当首先肯定的是, 国家主权原则和人权原则都是国际法的重要原则, 但前者相交于后者在国际法上却具有更高的效力位阶, 主要原因包括以下两点:
其一, 国家主权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而人权原则是国际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一般原则之一。这一点在《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国际条约中都有据可循:《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1项即规定了国家主权平等原则, 并在此基础上扩展和引申出了互不侵犯原则 (该条第4项) 和互不干涉内政原则 (该条第7项) ;此外, 1970年《国际法原则宣言》还将“各国主权平等之原则”列为一项“国际法之基本原则”, 由此确立了国家主权原则作为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法律地位。相比之下, 《联合国宪章》中出现“人权”字样的条款虽然也有多处, 但其所表达的主要内容大都只是对个人人权的保护, 而鲜有提及保护国际人权的内容, 并且其对“人权”概念的界定本身模糊不清, 也没有具体规定各会员国实现人权的义务内容;直到1948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才较为全面地规定了人权的具体内容, 被认为是对《联合国宪章》中关于“人权与基本自由”概念的具体解释。
其二, 国家主权原则的适用范围大于人权原则的适用范围。基于《联合国宪章》的相关规定, 人权原则只能适用于国际人权法领域;而国家主权原则作为国际法基本原则之一, 可以适用于国际关系和联合国活动的所有领域以及国际法的全部效力范围。这就意味着, 即便是在国际人权法领域, 国家主权原则也应当被严格遵守, 人权原则不得与之抵触。因此, 在作为国际法原则的效力位阶上, 国家主权原则与人权原则显然是存在着一定差异的。
(二) 国家主权与国际人权保护应寻求和谐统一
然而, 但自冷战结束以来的一二十年间, 人权在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安全等各个领域被提及的频率越来越高, 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出现的人权问题的重大进展可以说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最突出的现象之一, 这就使得国家主权和国际人权保护之间的相互制约越发的明显。
国际人权保护对国家主权的制约主要表现在:其一, 国际关系中的人权化趋势对传统国际法上的国家主权提出了新的挑战, 旨在限制或削弱国家主权的种种理论和学说纷纷出台, 特别是最近几任的联合国秘书长都特别突出强调人权问题, 例如1991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德奎利亚尔就宣称:“目前一个日益上升的认识是, 不得干涉基本上属于国家内部管辖事务的原则, 不能被用来庇护大规模地、有系统地、不受惩罚的违反人权的行为。”[1]其二, 国家主权的行使受到了国际人权保护的限制, 主权国家不能违背国际公约中所体现的有关保护人权的一般性国际义务, 也不得违反其缔结或加入的国际人权条约中所规定的相关义务;此外, 国家在行使主权权利时, 还应当遵守有关人权的国籍法强制性规范, 例如禁止实行奴隶制度, 禁止种族隔离、种族歧视和种族灭绝等等。
而国家主权对国际人权保护的制约则表现在:其一, 国家主权是实现国际人权保护的前提和基础。一方面, 主权国家反映并保护人权的基本要求和内容;另一方面, 主权国家参加有关的国际人权公约后, 按照各自的宪法体制, 分别采取转化或并入的方式, 将公约的内容适用于本国的全部领土, 并根据实际国情在司法和行政等各个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保障国际人权保护的实施。其二, 承担国际人权保护的国际义务是国家行使其主权的表现。首先, 保护国际人权的基本规范需由各主权国家共同协议制定;其次, 是否签署、加入某一国际人权条约, 即是否愿意接受国际人权条约所规定的保障人权的义务, 也是由主权国家自行决定的, 体现了一国的主权意志。
因此, 在总结国家主权与国际人权保护的关系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国际人权保护对传统的国家主权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 并促使人们重新审示国家主权的内涵;同时, 国际人权保护又是在主权国家之间发展起来的, 是主权国家意志的一种体现。因此, 国际人权保护并不意味着否认国家主权, 也不得成为破坏国家主权的借口;而无视国际人权保护的迅速发展、否定基本人权的观点和态度, 又是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背道而驰的。所以, 在充分认识到国家主权与国际人权保护相互制约的现实情况的同时, 应当努力争取寻求两者之间的和谐统一。在这一方面, 笔者认为杨泽伟教授的观点十分具有指导意义:国家主权和人权国际保护的关系, 可以看成是权力平衡秩序和道义秩序, 也可以看成是秩序和道义的关系。由于人权是法律条文化了的国际间价值规范, 所以重视国际法就不能不关心国际间秩序和道义之间的关系。因此, 国家主权不是国际法的全部, 人权确实也是国际法的一部分。人权不仅应当是政治行为的道德取向, 而且也应当是法律意义上必须贯彻的权利。违反人权者 (无论是某政权, 还是某个人) 不仅应受到舆论谴责, 而且应受到法律制裁。[2]
综上所述, 尽管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法效力上高于人权原则, 但国家主权与人权之间的关系却是相互平等并辩证统一的。因此, 在寻求国家主权与国际人权保护的和谐统一的过程中, 采取合理、适当的“人道主义干涉”的方式对严重侵犯国际人权的行为进行制裁并不当然违反国家主权原则。
三、“人道主义干涉”与互不干涉内政原则
(一) 人权在本质上处于一国内政的管辖范围
早在1923年2月7日, 常设国际法院在“突尼斯和摩洛哥国籍法令案”中就明确指出:“某一事项是否纯属一国的管辖, 这基本上是一个相对的问题, 要取决于国际关系的发展。”[3]而根据这一标准, 人权问题从根本上讲仍然属于一国的内政。
首先, 从人权的内容来看, 其主要是由各国的国内法来规定的, 各国宪法和其他法律所规定的公民在政治、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权利是个人人权最主要的内容。并且, 诚如美国学者亨金所言:“在我们的民族国家的国际体制下, 人权只能在各国社会中根据各国法律作为权力来享受。”[4]国际人权条约所规定的各项人权, 也只有在经过主权国家的加入、批准以赋予其国内法效力之后, 才能为本国公民所享有。
其次, 国内法的制定和实施为各项具体人权的实现提供了保障, 因为国际人权条约所规定的各项人权能否得以最终实现, 关键在于缔结或加入这些条约的主权国家所采取的具体的立法、司法和行政等方面的措施, 而采取这些措施则完全属于国家的内政。基于此, 我国学者会有“一国人民在国内的法律地位及其所享受的各种基本权利, 均属于内政的管辖范围, 任何国家、国家集团或国际组织均无权干涉”, [5]这样的观点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此外, 值得一提的是, 奥地利学者厄马克拉还专门开列了一份本质上应当属于国内管辖的人权事项的清单, 内容包括:所有的司法或准司法保护人权问题;促进社会、经济及文化权利;确定死刑和死刑的执行;控制和保障个人的自由;刑事犯和犯人的待遇;迁徙自由和庇护权;实现公平审判;隐私权、家庭权、信件保密权;宗教和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信息自由;结社自由与和平集会的权利;妇女的地位和家庭的地位;准许对少数者的特别保护;个人财产制度的秩序。对于上述属于国内管辖事项的主要领域, 国家可以实施保护并制定更详细的规定, 而不干涉内政原则在这些事项上必须受到尊重。[6]
(二) 特定情形下的人权问题可不受国家内政管辖的限制
就如第九次修订版的《奥本海国际法》指出的那样:“一般都同意, 一个国家由于它的属人和属地权威可以自由决定它的本国国民的待遇。但是, 很大部分的意见和实践支持这样的见解:自由决定是有限度的, 而且如果一个国家对它的国民施行虐待或加以迫害到了否定他们的基本人权和使人类良心震惊的程度, 就不是单独与该国家有关的事项, 而甚至为了人类利益的干涉也是法律上所允许的。”[7]尽管我们应当承认人权问题在普遍层面上属于一国内政管辖的事项并且充分尊重不干涉内政原则, 但在特定情形下, 某些突出的人权问题也可能达到超出一国国内管辖范畴的程度。因此, 在这类情形下为保护国际人权而进行“人道主义干涉”是可行的, 这与不干涉内政原则是不相违背的。
首先, 《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7项规定了不干涉内政原则的例外情形。该条文规定:“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 且并不要求会员国将该事件依本宪章提请解决;但此项原则不妨碍第七章内执行办法之适用。”可见, 这一条款是将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执行办法从国内管辖的事件中排除了出去;换言之, 按照宪章第七章的规定所采取的执行办法, 不属于干涉内政的行为。而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执行办法包括第40条的“临时办法”、第41条的“武力以外之办法”和第42条的“武力办法”, 这三项办法所针对的则是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或侵略行为, 即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为;而人权灾难往往被视作为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重大威胁, 因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人们开始提出一种积极的和平概念, 认为除没有战争外, 人权受到保护和不存在构造性暴力的状态, 才能被认为是和平状态。”[8]因此, 为遏制或制裁对国际和平和安全构成危害的人权灾难而实施国际人权保护或“人道主义干涉”应当被认为是得到《联合国宪章》肯定的不干涉内政原则的例外情形。
此外, 从联合国成立以来在人权问题上的诸多实践来看, 国际社会对一国境内严重人权灾难的干预, 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该国内政的干涉。无论是在对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巴勒斯坦、阿富汗等国的人权问题, 还是在对90年代索马里内战、卢旺达武装冲突等所暴露的人权问题, 联合国的实践均表明:联合国在处理这些人权问题时并不受《联合国宪章》关于不干涉内政原则的限制, 其不仅可以讨论一国的人权状况并提出建议, 而且还可以调查一国的人权状况并提出报告, 并且, 采用这些方法处理一国的人权问题被联合国认为是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 因此不再适用不干涉内政原则。[9]可见, “联合国在一定程度上将一国内部发生的大规模且严重的人权侵害认定为是联合国采取强制措施的基础。”[10]
因此, 当一国国内出现了诸如大规模且严重的人权侵害或其他人权灾难时, 这类特定情形下的人权问题就已然不再单纯属于一国内政管辖的范围。而国际社会为保护国际人权而针对这类人权问题采取“人道主义干涉”, 特别是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下采取集体干涉不仅不违反不干涉内政原则, 而且也是极有必要的。
四、结语
由于“人道主义干涉”与国际法上的国家主权原则和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已不再全然矛盾对立, 而是出现了一定积极的联系。故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论述能够形成这样一个观点:即“人道主义干涉”可以是国际人权保护的一项非常措施, 只要其能够在国际法的有效规制下被合理、恰当地运用, 就应当肯定其具有相当的正当性。“人道主义干涉”作为一项制度本身并不应当被完全否定;而真正需要被严格限制和禁止的则是对“人道主义干涉”的滥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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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原则 篇6
抗生素相关性腹泻 (Antibiotic-associatediarrhea, AAD) 是指应用抗生素后发生的、无法用其他原因解释的腹泻。近年来, 由于抗菌药物的广泛应用和新型艰难梭菌菌株的出现, 使AAD的发生率呈现上升的趋势, 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目前尚无统一的AAD诊断标准。如果在近期或正在接受抗生素治疗以及治疗后2个月内发生的腹泻, 每天≥3次, 连续2天以上, 均应考虑AAD的可能[1]。本文对AAD的发病机制及诊治原则作一综述。
1 AAD的病因和发病机制
目前认为, AAD主要是由于抗生素的使用扰乱了肠道菌群的生态平衡而引起的。人体正常情况下每克粪便含有1011个细菌, 种类达500种之多, 称为正常菌群。根据细菌和宿主的关系, 肠道菌群分为三大类[2]: (1) 共生型原籍菌:对宿主有益的专性厌氧菌, 如双歧杆菌、类杆菌、优杆菌和消化球菌, 占肠道优势菌群的99%以上, 与肠黏膜上皮细胞紧密接触组成生物屏障, 抵抗病原菌的入侵。 (2) 条件致病菌:主要有肠球菌、肠杆菌等, 以兼性厌氧菌为主, 为肠道非优势菌群, 是保持微生物菌群生态平衡的必要组成部分, 正常情况下对人体无害, 但在特定条件下具有侵袭性, 对人体造成损害。 (3) 病原菌:此类菌数量少, 多为过路菌群, 肠道微生态平衡时, 定植机会少, 不会致病, 若数量超出正常水平, 会使人致病, 如变形杆菌、假单胞菌和韦氏梭菌等。平时肠道菌群之间及菌群与宿主之间保持着生态平衡状态, 维持身体健康。当患有某种感染性疾病或围手术期预防性而使用抗生素时间过长时, 即可能破坏此平衡, 引起肠道菌群失调。肠道菌群失调可致肠道屏障功能减低, 某些外来细菌或过路菌在肠道定植并大量繁殖, 成为优势菌群, 从而导致腹泻或肠炎[3]。
1.1 非感染性因素
肠道内正常微生物不仅能合成多种维生素, 而且还参与碳水化合物的代谢。正常人每天约有70g糖类到达肠腔, 虽然大肠本身不能吸收糖类, 但大肠中的细菌能够分解糖类。肠道菌群失调使多糖发酵成短链脂肪酸减少, 未经发酵的多糖不易被吸收, 滞留于肠道而引起渗透性腹泻;此外, 肠道菌群失调会引起胆汁酸代谢过程中具有去羟基作用 (尤其是7a-去羟基作用) 的细菌数量减少, 使得小肠内未被完全吸收的初级胆酸 (包括胆酸和鹅脱氧胆酸) 不能在结肠内进一步去羟基变成次级胆酸 (包括脱氧胆酸、石胆酸及熊脱氧胆酸等) , 脱氧胆酸和鹅脱氧胆酸为强烈的大肠分泌刺激物, 从而导致分泌性腹泻;有些抗生素, 如氨基糖苷类、多黏菌素、四环素、新霉素、杆菌肽等可直接引起肠道黏膜损害、肠道上皮细胞绒毛萎缩及肠细胞内酶的活性降低, 导致吸收障碍性腹泻;而有些抗生素如红霉素, 为胃动素受体激动剂, 可使胃肠蠕动增快, 又如阿莫西林也有刺激肠蠕动的作用, 从而导致运动性腹泻[4]。
1.2 感染性因素
1.2.1 艰难梭菌 (Clostridiumdifficile, CD) 的感染。
艰难梭菌是一种专性厌氧革兰阳性芽孢杆菌, 广泛存在于自然环境中, 为正常人固有菌群的组成部分, 约占3%, 能产生A、B等外毒素, 属条件致病菌。正常情况下, 肠道其他有益菌可抑制其过度繁殖, 并降解其产生的毒素, 故艰难梭菌不表现其致病性。而对于接受广谱抗生素治疗后的患者, 正常肠道的主要菌群脆弱类杆菌等会被抑制, 而耐药性艰难梭菌过度增殖, 并产生毒素引起肠道的炎症等病理变化而发病。Dubberke等[5]报道, 艰难梭菌是医院感染性腹泻的最普遍的原因, 并且几乎所有的假膜性肠炎均由艰难梭菌引起。McFarland等[6]也报道, 艰难梭菌是AAD的主要病原体, 约15%~39%的AAD是由艰难梭菌引起。艰难梭菌主要的致病毒素为毒素A (肠毒素) 和毒素B (细胞毒素) 。毒素A具有肠毒素和弱细胞毒性作用, 与肠道黏膜受体结合, 引起黏膜炎症和细胞浸润, 产生IL-1、IL-6、IL-8和TNF-α等细胞因子, 介导回肠水和电解质的分泌、炎症渗出;毒素A还可以诱导紧密连接蛋白的重新分配, 导致上皮细胞屏障功能的改变, 通透性增加, 引发一系列临床症状。毒素B为细胞毒素, 可直接损伤肠壁细胞, 引起炎症, 导致渗出性腹泻。在NAP1/027/BI型艰难梭菌, 毒素B的细胞毒性作用比毒素A大1000倍以上, 可使肠道黏膜细胞发生凋亡、变性、坏死、脱落。早期vonEichelStreiber等[7]的研究就从分子水平证明了毒素A和毒素B有一定的基因同源性, 且提出毒素B的基因是由毒素A的基因进化而来, 基因结构更加简单且毒性更强。近年来, 又有研究用细胞模型和动物模型证明了单独的毒素B致病作用很强, 单独的毒素A的致病作用较弱[8]。
1.2.2 非艰难梭菌的感染。
念珠菌引起AAD的病例也比较常见, 主要由热带念珠菌、白念珠菌和克柔念珠菌引起。正常人的肠道中可有少量的念珠菌定值。在重症感染者联合应用广谱抗菌药物的情况下, 肠道内各种细菌几乎都被杀灭或处于抑制状态, 从而使肠道内定居的念珠菌过度繁殖, 念珠菌通过自身分泌的天冬氨酸蛋白酶与其他细菌竞争黏附于肠道黏膜表面, 并且侵入组织, 抑制乳糖酶活性导致乳糖不耐受而引起腹泻。Vaishnavi等[9]曾报道, 念珠菌感染占AAD病因的28.8%。念珠菌的毒素和毒素样物质有刺激分泌的作用, 导致肠腔水、钠、钾分泌增加而引起腹泻。
金黄色葡萄球菌引起AAD的报道较少, 并且主要是由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耐庆大霉素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引起。大量使用广谱抗菌药物后, 耐药性金黄色葡萄球菌大量繁殖。Ackermann等[10]曾报道89例AAD患者中25例粪便中培养出金黄色葡萄球菌, 其中72%检测到不同类型的肠毒素, 包括葡萄球菌肠毒素A~E、中毒休克综合征毒素21及白细胞毒素LukE-LukD等。这些毒素主要引起肠道急性渗出性炎症, 出现霍乱样腹泻, 以及破坏肠道上皮细胞的正常结构, 形成黄绿色假膜。
产气荚膜梭菌广泛分布于自然界以及人和动物的肠道中, 通常情况下, 分离自健康人粪便标本中的产气荚膜梭菌并不能产生具有生物活性的肠毒素, 但在AAD患者中, 因需氧菌被抑制或杀灭, 产气荚膜梭菌大量繁殖并产生肠毒素, 与肠上皮细胞结合导致上皮细胞坏死, 基膜断裂, 吸收水和电解质的能力降低而发生腹泻[11]。另有报道[12], 产气荚膜梭菌还具有形成生物膜的能力, 增强了产气荚膜梭菌的耐药性, 从而使发生AAD的概率增加。
产酸克雷伯菌引起的AAD常与应用喹诺酮类和β-内酰胺类抗菌药物有关, 尤其在应用青霉素类抗菌药物后更易发生[13]。产酸克雷伯菌的主要致病物质是细胞毒素。该毒素对多种上皮细胞有细胞毒效应, 导致上皮细胞的死亡。当应用抗菌药物导致产酸克雷伯菌在肠道过度繁殖时, 会引起细胞毒素的聚集, 从而严重损伤肠黏膜, 导致抗菌药物相关出血性肠炎的发生。
1.3 其他相关因素
据文献[14]报道, 有700多种药物可引起腹泻, 其中25%是抗生素, 几乎所有的抗菌药物均能诱发AAD。广谱抗生素容易引起AAD, 一般以广谱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克林毒素及阿奇霉素等多见, 氨基糖苷类抗生素较少引起AAD, 抗真菌药物及抗寄生虫药物引起的腹泻尚未见报道[15]。广谱抗生素的广泛使用, 在抑制和杀灭致病菌的同时, 也杀灭肠道内的有益菌群, 抗生素的联合应用虽然扩大了抗菌谱范围, 但更容易使肠道菌群失调, 导致AAD的发生。抗肠道菌的抗生素和在肠道有高浓度的抗生素, 容易导致假膜性肠炎。抗生素使用时间过长, 也会使AAD发生的可能性增加。据统计, 随着抗生素使用时间的延长, 尤其抗生素应用时间≥7d者, 发生AAD的比率明显增加, 发病率可上升至28.9%, 而住院时间在7d以内的, AAD发生的比率则明显下降。也有人认为AAD发病与药物剂量或给药途径关系不大[16]。
AAD的发生与年龄也有一定关系, 高龄和低龄都是AAD发生的危险因素, 一般认为年龄>60岁是AAD发生的危险因素。儿童抗生素相关性腹泻的研究也表明[17], 年龄<l岁的患儿在住院期间患AAD的比率明显高于年龄>1岁的患儿。可能是由于高龄患者的免疫功能较差, 低龄患者免疫功能尚未完善, 二者的肠道菌群分布都不稳定, 易受抗生素的影响而发生腹泻。同时, 患者的原发病病情越重, 住院期间进行各种侵入性操作的几率就会越大, 各种机会性感染及医源性感染也会增加, 住院时间也会相对延长, 这就间接加大了AAD发生的几率。
2 AAD的诊断
目前尚无统一的AAD诊断标准。AAD一般发生在使用抗生素的2个月内或住院72h后, 但像艰难梭菌引起的腹泻常在抗生素停药后才发生, 因此AAD的诊断要依靠相关抗生素应用史、典型症状及粪便中细菌数量和种类的检测[18]。在接受抗菌药物治疗过程中, 患者出现腹泻、发热、腹痛、白细胞增高等症状, 就应高度警惕AAD的存在。
2.1 实验室检查
及时检查血常规、便常规及血生化, 可早期提示AAD的发生, 但轻、中型患者基本正常, 仅少数重型、暴发型患者可有外周血WBC增多, 往往> (10~20) ×109/L, 甚至高达40×109/L或更高, 以中性粒细胞增多为主;便常规检查可见有WBC, 偶见肉眼血便;假膜性肠炎患者粪便中可以见到斑块条索状假膜;低蛋白血症、电解质平衡和酸碱平衡紊乱[19]。
粪便涂片革兰染色进行肠道菌群分析, 分别计算出革兰阳性 (G+) 杆菌、球菌和革兰阴性 (G-) 杆菌、球菌及其比例。此法简便快速, 价格低廉, 便于临床使用, 在诊断非感染性AAD方面意义重大。肠道菌群平衡稳定时, 涂片显示G+杆菌 (主要是双歧杆菌) 占绝对优势 (>60%, 甚至>90%) 。肠道菌群失调分为三度:Ⅰ度菌群失调, 细菌总数处于正常低值, G+杆菌比例略有降低, G-杆菌和G+球菌比例略显增多;Ⅱ度菌群失调, 肠道细菌总数明显减少, G+杆菌显著降低, G-杆菌、G+球菌显著增多, 甚至可见少量酵母样菌;Ⅲ度菌群失调, 肠道细菌总数极度减少, G+杆菌和G-杆菌几乎呈消失状态, 而G+球菌、酵母样菌大量增多, 甚至出现较多的芽孢样杆菌。Ⅰ度、Ⅱ度菌群失调是肠道细菌量的改变, 而Ⅲ度菌群失调是肠道菌群发生质的改变[20]。
Ⅲ度菌群失调又称为二重感染, 是在治疗原发疾病的过程中, 体内菌群失调产生了新的感染, 腹泻比较严重, 多有结肠炎, 甚至同时伴有全身症状, 病情凶险, 病死率高[2]。艰难梭菌是引起AAD最常见的致病菌, 因此实验室病原体检测的重点是艰难梭菌。
艰难梭菌主要的致病物质是毒素A和毒素B, 毒素A、B的酶免疫分析 (EIA) 由于成本低和操作简便, 许多实验室都已采用, 该实验可以单独检测, 也可同时检测毒素A和毒素B。该法特异性很好, 但敏感性较低, 粪便中毒素的浓度必须达到100~1000pg时, 试验才呈阳性反应, 因此有10%~20%的假阴性[21]。目前, 有许多新的检测方法尚在研究中。Boyer等[22]报道用质谱检测法定量检测细菌毒素蛋白, 取得了特异性和敏感性较好的结果。
临床上疑似由念珠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其他细菌引起的AAD时, 可以通过粪便直接涂片镜检或进行相应的病原体培养做出判断。
2.2 内镜检查
部分AAD患者结肠镜下可见红斑、水肿、结肠溃疡或出血等黏膜病损。典型的假膜性结肠炎 (PMC) 结肠镜下可见结肠多片微隆起的斑片状或地图状黄色斑块覆盖于中度炎症的黏膜表面, 形成厚2~5mm, 直径2~10mm的黄白色或黄绿色假膜, 可相互融合成不规则片状、带状或沿皱襞分布的线状。近年来由于早期识别及治疗, PMC内镜表现多不典型, 相当部分患者不能发现假膜, 呈非特异性结肠炎表现。临床上大多数病例无需进行结肠镜检查, 不过对于PMC患者行结肠镜检查对确诊很有意义, 但需谨慎进行, 对于重症及暴发型病例, 要视病情而定, 以免引发穿孔[23]。
3 AAD的防治原则
AAD多为院内感染, 预防AAD最重要的是合理地选择和使用抗生素。目前, 普遍存在着预防用药时间过长、用药品种过多、治疗剂量过大、疗程过长、盲目选择新抗菌药物的现象。为防止或减少AAD, 在应用抗菌药物前应作致病菌的分离培养、鉴定及药敏试验, 尽量选用窄谱抗菌药物, 尤其是老年人, 免疫功能降低, 用药时间不应超过7d。用药时间过长时应随时监测, 一旦发现AAD的症状、体征, 应立即停药。
对于AAD的治疗, 关键在于及早认识, 及时停用相关抗生素, 纠正低蛋白血症及纠正水、电解质平衡紊乱, 观察症状是否有缓解。必须使用抗生素者可改用针对性较强的窄谱抗生素或不易诱发AAD的抗生素。症状较轻的单纯性腹泻患者, 停药或换药后可自愈。重症患者可根据细菌培养和其他检查结果, 针对不同的病原体选择适当的药物进行抗感染治疗, 但不应使用止泻药或抗胃肠蠕动剂治疗。
艰难梭菌可产生芽孢, 潜伏在肠道内不易被消除, 故由艰难梭菌引起的AAD容易出现复发, 复发率高达20%~25%。可根据药敏结果选择抗菌药物, 对于未做细菌培养及药敏者, 目前多建议首选甲硝唑治疗。万古霉素也可选用, 由于存在价格偏高及发生肠球菌耐万古霉素等问题, 万古霉素一般用于甲硝唑治疗无效且病情严重危及生命者, 对于复发者同样有效[24]。
近年来的大量研究表明, 微生态制剂对AAD的预防有一定效果。郑松柏等[25]对老年住院患者在抗感染治疗过程中同时使用和不使用嗜酸乳杆菌胶囊引起AAD的情况进行了对比研究, 结果:使用组AAD的发生率为4.2%, 未使用组AAD的发生率为23.9%, 说明嗜酸乳杆菌胶囊对老年住院患者AAD有一定的预防作用。王隆等[26]为探讨益生菌对下呼吸道感染疾病婴幼儿AAD的预防作用, 将患儿随机分成2组, 在使用抗生素治疗的同时, 治疗组早期给予双歧杆菌三联活菌片口服, 对照组则不用任何微生态制剂, 结果:治疗组腹泻发生率为22%, 腹泻病程为 (3.50±0.25) d;而对照组腹泻发生率为47%, 腹泻病程为 (5.20±0.33) d。可见在使用抗生素的过程中早期服用益生菌对预防AAD发生及缩短病程有显著的疗效。
4 小结
相关原则 篇7
民族工艺是少数民族人民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不仅向我们展示了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 在某种层面上也反应着他们的精神世界, 是民族信仰的一种体现。同时, 也是一面镜子, 呈现给我们的是与之相适应的地形、地貌、气候、植被等自然环境。民族工艺既是一种实用性的物质产品, 也是一种蕴含着人们审美情感和民族信仰的艺术品。民族工艺是广大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的实践中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造型艺术。依据民族工艺与人们需求目的的不同, 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实用性工艺, 主要有饮食器、服装、家具、盛储器等;二是欣赏性工艺, 主要有身体装饰 (首饰、头饰、项饰等) 、建筑装饰 (白族住宅的墙绘装饰、宗教建筑的壁画和神灵雕塑、瓦猫等) 、宗教祭祀用的法器等。“从历史的角度看, 中国工艺美术行业承载着深厚的中华文化, 其生产和组织形式有多种, 可分为民俗性质的工艺美术、官办作坊的工艺美术、民办作坊的工艺美术和现代产业化的工艺美术。民间工艺美术作为民俗、民间信仰的有机组成部分, 具有民族性、地域性特点, 市场化程度较低。” (邱春林:《工艺美术保护与发展中的文化矛盾》)
云南民族村云南民族村位于云南省昆明市西南郊的滇池之畔, 占地面积89公顷, 是反映和展示云南二十六个民族社会文化风情的窗口, 是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国家民委民族文化基地, CIOFF中国委员会民间传统文化基地和国家民委全国首批民族工作联系点之一。云南民族村作为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荟萃了云南各民族优秀的人文景点和自然景观, 是反映和展示边疆各民族社会生活的窗口, 为美丽的春城增添了又一令人难忘的旅游景点。以“传承文化, 引领欢乐”为核心价值观, 深入地挖掘和提炼民族文化的精髓,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以景观和活动为核心, 以创新制造差异, 来培育和壮大云南民族村的核心竞争力。成为集旅游观赏、休闲娱乐、体验民族文化为一体的现代旅游主题公园。
二、民族工艺传承与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民族工艺是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积淀过程中所形成的重要文化, 是本民族和整个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徐万邦先生在《中国少数民族工艺》一书的序言中指出:“民族工艺产生于劳动, 根植于生活, 因而不但有顽强蓬勃的生命力, 而且有广博深厚的文化内涵。通过工艺品可以了解一个民族的生化环境和经济发展;可以了解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和审美情趣;可以了解一个民族的智慧和创造, 尤其是对少数民族妇女更加尊重和欣赏;了解我们各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特征。”民族工艺从造型、图案、色彩、纹样、材质到整个工艺品的制作流程, 都体现着各族劳动人民的智慧、创新、纯朴、善良、友善, 也传达出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最求与向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象。
邱春林在《工艺美术保护与发展中的文化矛盾》一文指出, 这些年全国各省市对工艺美术的保护和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但对工艺美术在全球化时代遇到的文化矛盾认识不足, 以至出现保护与发展上的失衡现象。1.手工制作与机器生产的矛盾;2.用与美的矛盾;3.经济事业与文化事业的矛盾;4.文化丢失与文化再生的矛盾;5.文化保护与文化自觉的矛盾。对工艺美术的保护不能急于求成, 既不能假想它不变, 也不能完全以政府行为替代工艺美术师的主动性。保护工艺美术, 应该尊重这些技艺主体的个人权利, 由他们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那些受过现代教育, 有着开阔眼界的年轻一代艺匠有广阔的市场意识和惊人的创造力。
1.民族工艺传承与保护的重要性;民族工艺是历代人民辛勤劳动和智慧创造的结晶, 推动着整个社会的历史进程, 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有着积极的作用。传承与弘扬民族工艺, 不仅是对传统创造发明的尊重, 也是对我们人类自己历史的肯定, 更是我们未来发展的不竭动力来源之一。只有铭记历史, 真正了解这一符合规律的发展过程, 我们才能更好地保护卓越的传统民族文化, 才可能在未来的发展中更精彩更辉煌。
2.民族工艺传承与保护的必要性。在当今政治、经济、信息全球化时代的冲击下, 民族工艺由于自身的某些特点, 已处于濒危甚至是消失的边缘。我们的生活之所以能够如此的丰富多彩、变幻无穷, 正是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独特性、丰富性、可发展性在起作用, 正是民族文化让我们的主流文化变得更具生命力、创造力和竞争力。
三、民族工艺传承与保护的意义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砚祖在《传统工艺美术的保护与发展》中指出:“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历史悠久、文化内涵深厚、技艺精湛, 需要系统地加强挖掘、整理和研究。一些继承传统技艺的大师和技术人员, 有的年事已高, 他们作为传统工艺技艺的直接传承者, 是活文物, 如何在其有生之年, 加强对这些人才和技艺的保护和研究, 亦是十分迫切的课题。”民族工艺是传统民族文化的重要主城部分, 是人类文明进化的物质载体, 反映着时代变迁的过程, 更是了解和研究一个民族历史的实物资料, 其历史价值、文化价值、人文价值甚至是经济价值都是十分显然的。笔者认为民族工艺传承与保护的意义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1.价值观念方面——弘扬和传承民族精神, 保护民族文化。
2.经济建设方面——以现代技术为基点、与时代特点结合而创新, 在保护的前提下发展西南地区的经济。
3.社会发展方面——借鉴民族文化的合理成分, 宣扬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 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四、以市场供求为导向, 分类化、系统化、规范化开发的原则
民族工艺是时代的产物, 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自然环境、生活习惯、民俗风情、审美变迁等社会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的, 不可避免地受到地域、政治、经济、宗教、法律法规、伦理道德等因素的制约。
就我国民族工艺发展的现状而言, 民族工艺的传承、保护与开发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加快民族工艺的合理性、高效性、规范性、再生性的持续保护与开发。
“中国现代工艺美术活动是从我国古代工艺美术活动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这就决定了中国一方面存在着传统的工艺美术, 另一方面由于西方设计思潮, 设计理论的影响, 引进逐渐发展的现代设计。两种活动并存的形式决定了当前中国现代工艺美术活动的性质。” (《工艺文化研究》,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论研究会编.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 1993年9月.p140)
1.经济规律原则——依据消费人群的经济水平和文化程度等因素的差异进行开发、生产、销售;在市场分析调查的情况下, 对调查信息分类分析, 制定出更适合市场需求的开发、生产、销售方案。在产品开发方面, 以实用性工艺品的加工生产为主;观赏性工艺品要做精做细、保证质量、提高效益和竞争力;产品的包装设计上可以文字或图解的形式增加对该产品的介绍, 既合理利用了资源, 又提高了文化传播的效应。生产方面, 加强合作, 培养团队精神, 集体力量远远大于个体力量之和。销售方面, 制定相对统一的价格标准, 尽量避免内部竞争引起的低价竞争等矛盾。同时, 也可以根据消费者的个人兴趣需求, 体验工艺制作活动的乐趣。这种参与活动对文化传承与保护的意义比购买民族工艺品更为深刻、更为具体。
2.可持续性保护原则——民族工艺的创造者要提高文化自觉的意识, 实现自发保护、自觉保护, 增强自身的文化认同感;“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于1997年在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开办的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首次提出, 目的是为了应对全球一体化的势必发展, 而提出了解决人与人关系的方法。也就是处理于异域文化相接处的人的态度, 要有广大的胸怀和对他人的理解, 同时要对自己的文化懂得反思, 明白它的来历, 这样才能取长补短, 促进世界和平, 这是费先生身后的最大心愿。
所谓“文化自觉”, 是借用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观点:它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 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 是文化的自我觉醒, 自我反省, 自我创建。 (《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 群言出版社, 2007年1月第2版, 第190页。) 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应该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 经济利益的追求只是次要的。如果这种文化的存在空间发生改变, 必然会影响到文化内涵的改变, 事物之间的联系是客观存在的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云南大理周成扎染, 给当地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解决了部分的就业压力, 也在某种意义上繁荣了传统扎染工艺, 所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 (洱海的水源污染问题) 。
3.创新性开发原则——依据时代变迁、审美风尚进行创新, 在不损害民族文化本质的前提下, 促进民族工艺种类和形式的多样化发展;
“时代性是由于工艺美术反映现实生活方式, 审美趣味以及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所体现的。” (《工艺文化研究》,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论研究会编.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 1993年9月.p17)
“时代性是由民族性来体现, 而民族性则是时代性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看, 时代性是艺术的内容, 而民族性则是它的形式。时代性是一个横向的时间的概念, 民族形式一个纵向的空间的概念······两者辩证的统一, 两者有机的结合, 则是艺术的本质的、完整的、成熟的标志。” (《工艺文化研究》,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论研究会编.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 1993年9月.p18)
少数民族人民更了解自己的文化, 他们有着与生俱来的优越性。在民族工艺传承与创新方面, 可以结合时代变迁更好地发展本民族的文化。例如, 工艺品制作材质、程序、技术应用等环节对一些新材料、新方法进行尝试, 但前提必须是保证期文化内涵不受影响和保持原貌。
4.特殊保护原则——政府通过减税、资金补贴、专业人员技术指导等方式, 为民族工艺的发展提供一个有利有效的发展环境。
政府在民族工艺的保护与开发中的作用主要变现为: (1) 加大民族工艺保护的宣传力度, 是当地民众明确传统民族工艺保护的重要性, 并形成一种自觉保护的意识; (2) 利用宏观调控的手段, 进行减税、资金补贴、技术培训指导等方式, 提升自身素质、增强竞争力、提高文化软实力; (3) 引导人们采取再生性的持此续发展战略, 使民族工艺的发展处于良性循环的状态。
广大少数民族人民是民族文化的创造者和享有者, 也是民族文化的主要传播者和保护者。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需要我们整个社会乃至世界的共同努力, 才能源远流长、枝繁叶茂、蓬勃发展。
五、专业学者们的一些反思
如何将理论与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 在实际发展过程中真正的为民族工艺的发展尽一份力。
《民间文化立法保护的理念与实践》一书中, 在谈到民间文化保护与商业化开发的关系时, 通过分析羌族民族民间文化的出的其实和思考有:1.商品经济对文化最大的改变就是创造出文化市场;2.发掘民族地域文化, 是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的重要手段;3.当地政府对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意识强是决定因素;4.羌族民间文化复兴不是简单地复旧, 二是从文化上进行创新和弘扬。 (《民间文化立法保护的理念与实践》/卓仲阳, 韩林, 杨正文著.-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9.7 p167-171)
福建工艺美术学会副会长黄宝庆提出, 传统工艺美术既是历史的活化石, 又是当代生活的一种艺术形式。现在的问题是传统工艺美术产业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 比如, 一方面是技艺失传, 一方面是现有技艺面临无人承续的状态。过去子承父业, 现在相当多的子女不愿继承父母的工艺技艺和职业, 其原因一方面是手工艺操持的辛苦, 另一方面则是传统手工艺非得十年乃至数十年的劳作和体悟才能达到一定的高度, 对于急功近利的一些当代人而言, 确实视为畏途。此外, 在国际上创新乏力也正在导致原有的行业优势逐渐丧失。面对我国现当代史中第三次传统工艺复兴的历史契机, 针对传统工艺美术行业存在的问题, 我们应该借助这次历史机遇, 探寻传统工艺美术产业走上发展和前进的正轨, 使传统工艺美术产业将进入更大的发展空间。 (工人日报:2008年05月09日02:38)
相关原则 篇8
一、语言教学的基本原则
1. 学比教更重要
教学不是课堂上所发生事情的终极目标，学生行为的变化决定着教学成功与否。“一堂好课”的最终检验不是教师如何表现，而是学生是否学了。如果教师始终全神贯注于自己的角色就错了，教师的重要的角色就是催化剂，其目的就是使学生活动起来。下面列举几个教师教学的误区。
一些教师多年来使用同样的方法教一门课，这意味着懒惰或僵化不变;另有一些教师却犯了一种更加微小的错误——他们不断地寻找“方法”，在找到自认为是“最好的方法”后，便严格认真遵守。语言是复杂的，语言教学也因此是复杂的，所以很难说哪一种教学方法自始至终都是正确的，不同的教学情况要求不同的教学材料、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活动以及不同的策略。
对许多人而言，课堂通常是教师讲，学生听，教师有可能是课堂上讲话最多的，因此也是最活跃的人。教师在教，但是尚不清楚“学”了多少。人们更多地是通过自己做而学，而不是通过被告诉而学。“教”与“学”需要清楚地加以区分，而且实际上“教”远没有人们可能认为的那么重要。
2. 你教的是学生而不是书
教师很少有时间和机会去设计自己的课，选定了的教材就意味着为实际的课堂教学提供了教学大纲。不可避免地，教师倾向于按照教材事先决定每个单元花多长时间讲授，以便在某个时间内讲完。在课程中，如果教师的预定计划跟学生的需求发生冲突时，学生的需求最应该优先考虑。
3. 使学生参与到学习的过程当中
教师要策划恰当的、有趣的课堂活动，并使学生积极地参与其中，控制好课堂。“良好的语言学习者不是被动接受呈现给他们的东西，而是走出去去迎接它。他们更多地参加课堂活动，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如果学生参与到学习过程当中，并有机会影响课堂活动，那么他们更有可能去分享主题活动并获得成功。
开始讲授新的单元之前，与学生讨论一些问题或作进一步的讨论是一个好主意。当然，讨论应尽可能避免对课堂活动作长篇大论的解释。“原则很简单———学生越是参与到学习的过程中，便越是觉得高兴和成功。”
4. 学生需要的是语言练习
教师讲得越多，学生语言练习的机会就越少，正是一些常见的、教师控制课堂的语言方式，无意间阻碍了学生的学习，如：
a.学生不需要却还在无谓地解释。
b.不必要地重复(比如提问时)。
c.没有等待足够长时间便告诉学生答案。
d.太多或太快地去纠正学生的回答。
e.谈论一些自己感兴趣但学生未必感兴趣的事情。
f.毫无必要地讲述课程的过程。
然而，教师仅做到避免不必要的讲述还不够，如果课堂活动仍然是教师提问学生回答，就意味着有一半的课堂活动教师仍然是主角。比如：如果学生每周有四个学时的英语课，每班30个人，整个课堂都是教师提问学生回答问题的话，教师将用100分钟来讲述而每个学生则只有3分钟的时间，每个学生每个星期实际只有1分钟的时间回答问题。
5. 有时学生课堂静默不代表没有参与课堂实际
当然，学生不应该只是聆听教师单调低沉的陈述，也应该参与到课程当中。有时学生需要花时间去思考或准备如何表达，要允许他们保持暂时的沉默。
在语言课堂上教师一定要避免强迫学生去说。一些学生很乐意自由表达思想，另外一些学生则更具反思的个性。教师的职责是让每一位学生都参与课堂活动，但不是采取一样的方法使其参与其中。有些学生可能充分参与却说得很少，教师不要强求或试图去改变这些学生的性格，否则他们会产生压力，降低学习效果。
二、课堂管理及课堂活动的建议
创造和管理一个成功的课堂是取得整个课程成功的关键，这其中重要的一部分跟教师的态度、意图、个性及师生关系有关，并可合而称之为“课堂管理”。
1. 课堂管理的一般技巧
对于语言课或某些课堂活动，教师可以暂时放弃中心角色转而去帮助学生。比如：(1)安排好学生座位，以利于学生开展结对子、小组活动。(2)要目光注视着学生，通过目光接触常常会增强人们之间的联系，通过目光移动环视整个课堂可吸引学生参与并全神贯注于课堂。有效利用目光还可以省略不必要的课堂语言。(3)使用你的手势鼓励和引导学生。“有三种主要方式可以用来向学生表明你的意图———你的声音、你的目光、你的手势。可以通过手势清楚表达意思，避免因不必要的语言而分散学生注意力，手势可以提高课堂进度”。比如，一个简单的手势可以表明由谁来回答问题，由哪对或哪个学生朗读对话，或哪里出了错误等，但不可过度使用。(4)讲课声音要富于变化。当教师的语气从评论转换到说明时，话语的停顿、重音、音高也要变化，以便学生清楚明白。例如：
Teacher:Listen to this example:
Was she there?
Yes,she was.
Teacher:Listen again:
Was she there?
Yes,she was.
Teacher:But now listen to this:
Does she know him?
Yes,she does.
Teacher:Notice,in the first example,was she,yes she was.
And in the second example,does she,yes she does.
(Long pause)
Teacher:If there’s(pause)was in the question,there’s was in the answer.
If there’s(pause)does in the question,there’s does in the answer.
(5)适时停顿以表明你的意思。书面语通常使用标点符号从而使阅读变得容易起来，在实际的课堂管理中，教师使用语言有着不同的目的。在一些情况下，如果教师说话没有“标点”，学生会感到非常困惑，停顿就像“口语标点”一样，可以清楚地表明语言的变化是教师课堂语言使用的一个主要特征。
2. 课堂活动的建议
(1）学生在活动时，教师要说话最少
如果想鼓励学生去练习语言，一旦活动规则解释清楚，教师就必须准备好保持沉默，因为他一开口讲话，学生通常会停下来去听。学生在做准备活动时不要打扰，不要说出他们想说的话，不要使用冗余和不必要的话去引导和控制课堂活动，可以使用你的眼睛和手等。
(2）不要评论
让学生参与到学习过程当中进行课堂讨论活动是非常有价值的。有时需要教师口头评论，但是评论的方式有好坏之分，许多缺乏经验的教师会不停地就活动进行评论。例如：
Well,now we are going to read the text.I’ll read it first and then I want you to read it after me and then there are some questions after the text and when we’ve read it I’m going to ask you the questions and you’re going to answer them.
因此，“不要对活动的过去、现在、未来的机制喋喋不休，这些话语既枯燥、难以遵守，也没必要。告诉学生他们需要了解什么，然后就停止”，确保你的任何评论对学生有帮助，而不是去填补课堂静默。
(3）不要惧怕课堂静默
教师们热切鼓励学生去开口说英语时，常会忘记静默也是语言课堂有价值的一部分。不间断地言语会令人疲惫，学生们需要有时间去思考、集中思维、记笔记等，因此课堂静默显得尤为有价值。例如：
a.当学生们自己在读课文、解释、完成练习、准备一项工作时，如果教师在其间插话就会打断学生的注意力。
b.当学生自己正在练习，或正在查阅一个生词时，教师的突然介入就会使学生们懒惰。沉默并努力去理解和回忆是语言学习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
c.有时也应该为沉默而沉默。一段紧张忙碌之后需要有一个转变的活动，课程过程中即刻的沉默意味着学生可以全新地回归到接下来的活动当中。安静的课堂并不意味着什么也没有发生，秘诀就是在活动与沉默之间有一个反思的平衡点。
(4）不要惧怕课堂吵闹
许多教师都会发现同事和领导认为安静的课堂就是好的课堂，这一信条给口语课的教学带来了困难。这意味着任何一位认真努力去教学生英语口语的教师必然会采用齐声活动、结对子活动、小组活动。这样一来，50个学生在同一时间开口说话就会产生比传统的提问与回答大得多的噪音。有效的语言教学意味着给学生开口说的机会，仔细准备的“噪音”并不是课堂无秩序或浪费时间。
(5）开展结对子活动，以提高学生口语练习时间
“语言教师要发展各种策略最大限度地增加学生练说的时间，精心准备的结对子活动便是达此目的的重要方式之一。”教师无需担心部分学生做得不好或可能会使用母语，更不要因此就放弃结对子活动。请记住：即使有一半学生的活动不能够令人满意，但仍有另外一半可以做得好。结果不是一两个学生在做有用的事情而其他人在一旁闲着，而是至少20或30人都在建设性地工作着。传统的问答式课堂上大多数学生会很安静，但并不意味着他们都在工作。教师不要因为该活动不是在任何时候对于所有的学生都是成功的就放弃，要坚持下去并成为一种习惯。
(6）开展小组活动，以提高学生口语练习时间
语言课堂上的许多活动都可以通过学生的小组活动去完成。小组活动意味着有更多的学生直接参与，学生说得多，教师说得少，学习氛围更加轻松且有成效。小组活动的任务、时间、分工合作都要明确，可以指派一名学生作笔录，小组活动展示之后还要有教师的总评。
(7）不要问“Do you understand?”之类的问题
“如果你想检查一下学生是否已经理解，Do you understand?之类的问题经常是无用的。”实际上很少有学生愿意承认自己不明白，或为了回避反应迟钝之嫌，或避免被追问不解之处何在。通过目光的交流，教师往往就会发现什么时候学生不理解，在哪一点上学生迷惑不解，是整个小组还是一两个人不理解?当必须要问时，提问要具体明确，有针对性，且简单易答。如果学生回答不出，就表明他们不理解。
(8）敢于承认你的无知
没有哪位教师是无所不知的。英语是涵盖面极广的学科，不论你已经学了多少，不论你已经教了多久，你都会遇到新的难点。要坦率承认你的无知，请教同事或查阅书籍之后再告诉学生。最糟糕的情况是给出了一种临时救场的解释，结果证明是错的;明智的做法是维护学生对你的信任，尽力去帮助他们，如若不能，就坦而言之，说明原因。
通过详细的阐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基本的教学原则与课堂管理和课堂活动之间存在着种种关联性，有些可以为教师的观点、决定、行动提供指导和建议，另外一些则是可能阻碍学习的潜在的问题。课堂管理和课堂活动中的每一点都有可以利用的选择，你可以决定去做某件事，或者做别的，或者什么也不做。总体说来，文中所有这些实用的观点和技巧都可以直接为你所用并且使得你的教学更加有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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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ewis,M.&J.Hill.2009.Practical Techniques for Language Teaching.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3]Scrivener,J.2002.Learning Teaching:A Guidebook for English Language Teacher.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相关原则 篇9
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既包括某项经济业务初次发生时的初始选择,也包括由于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变更原会计政策,转而选择采用新的会计政策。选择会计政策不是一个单纯的会计问题,它是与企业相关利益相关者处理经济关系、协调经济矛盾、分配经济利益的一项重要措施。企业恰当选择会计政策,对于保证会计信息质量,促进企业健康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为了使企业会计信息的披露能够从其所处的特定经营环境和经营状况出发,最恰当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企业会计准则在制定会计政策时留有一定的弹性空间,即在统一性的同时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允许企业对经济业务事项进行会计处理时在不同的具体原则、多样的会计处理之间进行选择,从而也留给会计人员越来越多进行职业判断的余地。会计政策的选择通常应遵循合规性、一贯性等原则,但更应充分考虑企业经营层的管理意图和执行会计政策的成本效益。下面以企业实务中的两个案例谈谈相关性和成本效益原则在会计政策选择中的具体应用。
案例一:资产置换收益属于政府补助还是非货币性交易
A企业拥有二仙桥仓库,按政府要求纳入市中心城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政府协商采取资产置换方式,换入该市龙潭总部经济楼宇区独栋式10层商务写字楼两幢及独栋式6层商务写字楼一幢。A企业一部分作为办公楼自用,一部分对外出租。截止2012年末,资产置换事项完成,不涉及货币资金。二仙桥土地账面净值823.73万元,其余不能搬走的资产及附属建筑物账面净值47.97万元,评估价值7036万元。换入楼宇总面积14645.53平方米,按政府采购价格评估的价值为8055万元。
决算审计的会计事务所与A企业在会计处理上产生了较大分岐,争论焦点在于该经济业务到底属于政府补助还是非货币性交易,应当适用哪个准则。
会计事务所认为,在该事项中,划入楼宇是政府采购的,属于搬迁后新建资产的补偿。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相关规定,因城镇整体规划、棚户区改造等公共利益进行搬迁,收到政府从财政预算直接拨付的搬迁补偿款,应作为专项应付款处理,对在搬迁和重建过程中发生的有关损失、费用性支出及搬迁后拟新建资产进行补偿的,应自专项应付款转入递延收益,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进行会计处理。因此,相关补偿应作为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自相关资产可供使用时起,在其使用寿命期限内,将递延收益平均分配转入营业外收入计入当期损益。
A企业认为,本次资产置换未涉及货币资金,符合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概念及认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规定,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是指交易双方主要以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等非货币性资产进行的交换。该交换不涉及或只涉及少量的货币性资产(即补价)。很显然,该事项可按照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处理。换出资产是旧仓库,换入资产是新办公楼,换入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在风险、时间和金额方面与换出资产显著不同,因此判定具有商业实质,且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比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更为可靠,应当以换入资产公允价值作为资产成本,公允价值与换出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上述两种处理方法最大的差别是,前者将资产收益分期计入收入,后者将资产收益一次性计入收入。两种处理方法均不违背会计准则,应如何选择会计处理方法呢?A企业最终选择了按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处理,是基于两点考虑,一是企业刚完成换届,新的领导希望取得更亮丽的经营业绩;二是不涉及收入的后续处理,且收入会计处理与税收处理一致,会计处理上更为简单,涉税处理也更为便捷。
案例二:债券承销费和发行费应该分期摊销还是一次性确认损益
B企业发行7至15年的企业债券300亿元,产生承销费和发行费6000万元。B企业每年发行3至5年的中期票据和7至15年的企业债券,承销费和发行费的费率约为发行金额的0.2%。
在该业务的处理上,决算审计的会计事务所与B企业产生了分岐,争论焦点在于承销费和发行费到底应该分期摊销还是一次性确认损益。
会计师事务所认为:承销费和发行费属于其他金融负债相关的交易费用,按照会计准则规定,应当计入金融负债的初始确认金额,采用实际利率法按债券期限分期摊销。
B企业认为:企业每年利润500亿元以上,承销费和发行费仅6000万元,在损益中所占比重很小,直接计入损益的影响不重大,按企业重要性原则,可一次性确认损益。
两种处理方法均不违背会计准则,应如何选择会计处理方法呢?B企业最终选择了将承销费和发行费一次性确认损益,基于两点考虑,一是企业管理层采取的是较为保守的利润政策;二是费用不需要采用实际利率法进行后续摊销,在企业发行的债券数量多、期限长等情况下,会计处理更具可操作性。
通过上述两个案例可见,在企业实务中,会计政策的选择在符合会计准则一般规定的基础上,更为看重以下两个原则:
一是相关性原则。会计政策的选择应与企业内部管理的需要相关,体现管理者的意图。这对企业会计政策的内容和要求会产生直接影响。管理者往往会根据企业的特点以及发展阶段选择不同的会计政策。如果企业属于公用事业性质,公众期望企业取得合理的利润,管理者倾向于选择较为保守的利润政策,而企业属于上市公司,管理者则会选择较为激进的利润政策。如果企业正处于成长扩张期,管理者倾向于选择将费用支出资本化、递延分期摊销的会计政策,而企业处于稳定期或衰退期,则倾向于选择当期一次性费用化的会计政策。
二是成本效益原则。企业在选择会计政策时很多时候会权衡提供会计信息的成本和效益。在基本的会计信息质量得到保证的基础上,企业倾向于选择便于理解和实施的会计政策,并尽可能地降低操作成本。在操作成本大致相等时,企业则优先选择能使会计信息更相关和可靠的会计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