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由原则（精选6篇）
事由原则 篇1
摘要：我国现行《民法通则》只有一则条文对动物致害进行规定, 对比古代立法, 现行法律规定在此方面也略显欠缺。文章从动物致害的归责原则和免责事由着手, 发现我国现行立法的不足之处, 试图寻找适合我国国情的动物致害案件的解决方法。
关键词：动物致害,归责原则,免责事由
1 我国古代立法
唐代作为封建社会的盛世, 社会经济蓬勃发展, 财产关系日益复杂, 使唐代民事法律规范进一步充实, 以法律手段解决民事纠纷已成为社会的需要。唐律有关动物致害的规定是相当细致的。
《唐律疏议》第206条:“两主放畜产而斗有杀伤者, 从不应为重, 杖八十, 各偿所减价”。说明如果被害方也有责任, 各自赔偿对方损害。“犬性噬啮, 或自杀伤他人畜产。犬主偿其减价 (1) , 以犬能噬啮, 主须制之, 为主不制, 故令偿减价。余畜, 除犬之外, 皆是。”即要求畜主或临时管理者对动物负有管束控制的义务, 并对动物的危险性负责, 保证它不造成他人损害。违反此义务时畜主或临时管理者有过错。此处“犬性噬啮”提到了动物加害 (2) 。当动物的独立动作造成损害, 动物的饲养人或管理人应承担责任。这里强调“动物的独立动作”, 即不受外力强制和驱使下而实施的自身动作。如“犬性噬啮”, 即狂犬咬人。此条疏议里能够看出唐代法律关于严格责任的一些雏形, 同时提出了动物饲养人的义务。
《疏议》第207条:“诸畜产及噬犬有抵踢伤人而标帜羁绊不如法, 若狂犬不杀者, 笞四十;以故杀伤人者, 以过失论。”即畜产抵人的截掉两只角, 踢人者绊住双足, 咬人者割掉两只耳朵。如果动物饲养人或临时管理者对这类动物没有按照以上之规定标帜羁绊, 因此造成他人损害的, 责任在动物的饲养人或临时管理者。关于免责事由, 动物饲养人的责任是按照过失论的, 也就是减轻了动物饲养人的责任。
2 我国现行立法
我国现行《民法通则》第127条:“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 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由于受害人的过错造成损害的, 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不承担民事责任;由于第三人的过错造成损害的, 第三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在归责原则上我国学界形成了无过错责任说与过错推定责任说两种主张。免责事由归纳为: (1) 受害人过错; (2) 第三人过错。我国现行法条将动物致害的免责事由写得很笼统, 虽然动物致害为特殊侵权行为, 原则上适用一般侵权责任的免责事由, 但并未明确规定何种情况适用何种事由。
3 我国法律关于动物致害规定的不足及完善
3.1 现行立法的不足
1) 《民法通则》第127条之法律用语缺乏严谨性, 操作性不强。特别是对于善意的受害人的过失造成的损害不能一概由受害人承担责任, 对此法条并无明文规定。
2) 在学理解释上对“饲养的动物”进行家畜、家禽、驯养的野兽的划分, 但不准确, 非严格的法律术语。这样对于动物不进行相应的区分, 对于动物饲养人和所有人在承担民事责任时责任划分是不公平的。
3) 现实生活中动物侵权是多种多样的, 在我国现行立法上并未体现这一情况, 将所有的动物侵权类型以一条法律一笔带过是不规范的, 加之目前饲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 动物致害也随之增加, 此种情况法律规定还显落后。
4) 法条中的免责事由的适用对于当事人的责任分配也存在不公平的情况, 免责事由的适用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并未规定相关的适用情况, 应该说是并没有规定清楚, 在审理案件中就会存在法官不同适用的情况不同。
3.2 完善之策
1) 应科学划分动物种类, 根据不同动物种类规定不同的归责原则与责任构成要件。具体而言, 致害动物应当区分为驯养的野生动物、明知或应知不同寻常危险的家畜或家禽、普通的家畜或家禽、实验动物。笼统的划分动物类型, 让不同程度的动物致害在责任划分上显失公平。
2) 动物侵权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 因此建议多设动物致害的类型。牲畜入侵责任 (3) 是最古老的特殊侵权之一, 但是在今天的法律中并没有对动物入侵作出规定, 反之古代的法律对此有明确的规定。动物致害的客观事实除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害外, 还应包括某种动物造成的妨害状态及救济方式。
3) 为防止理解上的歧义, 法律不仅应明确规定免责事由, 还应当对免责事由的理解做出科学界定。对于免责事由, 我国法条只规定了两种, 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案子不能仅因此作为区分。在《侵权责任法》中, 免责事由方面, 对烈性犬致人损害的情况加重了饲养人的责任, 与此同时减轻了被害人的责任。
参考文献
[1]潘志玉.饲养动物责任深探[J], 政法论丛, 2007 (8) .
[2]朱呈义.对动物致害责任归责原则的反思[J], 政法学刊, 2005 (6) .
[3]徐静莉.试论唐代的侵权民事责任——以唐律动物致害责任为典型[J], 中北大学学报, 2006 (22) , 3.
环境侵权免责事由研究 篇2
(一) 环境侵权免责事由的概念
侵权责任作为民事责任的一种, 是指民事主体因侵权行为而依法应当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本文所指的环境侵权是“由于行为人的行为符合环境侵权的构成要件而又不具备免责事由, 导致行为人应当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1]
免责事由是指减轻或免除行为人责任的理由。本文所指的免责事由是广义的免责事由, 既包括减轻责任也包括免除责任, 这是由于减轻责任属于部分责任的免除。综上, 环境侵权免责事由是指环境侵权中可以减轻或免除侵权责任人所应负的民事侵权责任的客观事实和理由。
(二) 环境侵权免责事由的特征
由于环境侵权属于特殊的侵权行为, 故其免责事由也具有与之相应的特性。特征如下:
1. 对应性
针对侵权人是否存在过错, 需提出相应的不同类型及证明力的免责事由, 才能达到完全不承担责任或减轻责任的效果, 所以需要特定的对应性。
2. 目的双重性
环境侵权免责事由是对环境侵权责任制度的限制措施, 需要平衡民事主体合法私权与公共利益, 具有双重目的性。
3. 法定性
侵权人通过免责事由制度来对抗环境侵权事件中的受害人, 是对受害人损害赔偿请求的限制, 应在法有明文规定时, 根据特定的情形才能谨慎适用。
4. 确定性
确定性体现在环境侵权免责事由的适用范围上, 环境侵权民事责任根据不同的归责原则可适用不同的免责事由, 一些适用无过错责任的侵权案件的免责事由一般有专门的规定。
二、外国环境侵权免责事由立法比较与借鉴
(一) 外国环境侵权免责事由的立法比较
由于历史和法律传统的差异, 免责事由在不同法系和国家间有不同的立法形式和实现方式, 但其平衡侵权人与受害人的利益, 追求侵权法损害填补功能的目标以及最终实现保护环境的目的基本一致。
1. 日本
日本将环境侵权称为公害责任, 原则上采用过错责任归责原则, 但对传统过错理论进行了修改, 如规定了危险事业危险物理论, 对特定危险物侵权适用无过错责任。
日本的环境侵权免责事由需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适用, 某些情形下适用特殊规定。一般侵权行为的免责事由包括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自力救济、正当业务行为以及受害人承诺。
2. 德国
德国将环境侵权称为干扰侵害, 作为一种特殊侵权行为进行规定, 干扰侵害是指因环境污染对他人利益造成的损害。早期, 由物权法来规制, 即受害人可以通过相邻关系请求排除妨碍。其免责事由必须有法律明文规定, 包括不可抗力、意外事件和受害人过错等。
德国民法典中规定了无过错责任的最高赔偿额度, 这项制度尽可能的公平保护侵权人与受害人双方的利益, 在填补受害人损害的同时避免侵权人在危险责任中承担过重的责任。
3. 英美法系国家
英美法系国家立法将侵权行为类型化, 分为故意侵权、过失侵权和严格责任等。环境侵权行为适用严格责任单独规定免责事由, 严格责任的适用对象是危险活动, 即尽到足够的谨慎注意义务也不能避免损害发生的风险。其免责事由包括受害人同意、受害人过错、法律授权、第三人过错和不可抗力。
(二) 外国环境侵权免责事由对我国的借鉴
追究环境侵权人的责任, 加强对受害人的保护是各国环境侵权的立法趋势。具体来说, 外国环境侵权免责事由对我国的借鉴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 虽然各国环境侵权的归责原则不同, 但其免责事由应根据侵权行为法损害填补和预防的功能来确立。既要对侵权人进行制裁和惩罚, 又要预防环境侵权事件的再度发生。
其次, 环境侵权免责事由应对受害人的权利进行救济和必要限制。随着我国保险制度的发展和社会保障的完善, 可参考德国对于无过错责任最高赔偿限额的规定。
我国环境侵权免责事由应根据特殊国情和环境侵权行为特殊性来规定。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应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三、环境侵权免责事由
我国环境侵权责任的规定主要集中在《环境保护法》、《侵权责任法》以及各单行法中, 因此环境侵权免责事由的规定也分散于各部法律中, 内容缺乏一致性和协调性。环境侵权免责事由在理论界一直存在较大争议, 集中在不可抗力、第三人过错和受害人过错这三类, 本文主要阐述这三类免责事由的一般规定, 分析其作为免责事由的异议及完善方法, 以期规范环境侵权免责事由的适用。
(一) 不可抗力
1. 不可抗力作为免责事由的一般规定
不可抗力是指人力所不能抗拒的力量, 包括某些自然现象及社会现象。其作为环境侵权免责事由的原因是“不可抗力不受人的意志支配, 要人们承担与其行为无关且无法控制的事故后果, 不仅对责任的承担者不公平, 而且也不能发挥法律责任的作用”。[2]
2. 不可抗力作为环境侵权免责事由的异议
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制度的基本价值是保护受害人的权益, 作为环境侵权中的受害者, 其没有任何过错, 侵权人以不可抗力作为免责事由免除了自身责任, 使受害人自担不利后果有违公平原则, 与侵权法注重保护受害人利益的趋势相违背。另外, 将不可抗力作为免责事由是因为侵权人无过错且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无因果关系, 但环境侵权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 因而对因果关系问题也应区别对待。[3]
虽然在环境侵权案件中, 侵权人在不可抗力的情况下承担责任对其不公平但却蕴含着实质上的公平。依据利之所生, 损之所归, 侵权人对不可抗力作用下的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体现了分配的正义和侵权法中损害填补的功能。在环境侵权中, 大部分适用不可抗力作为免责事由的侵权人是企业, 企业可以通过保险机制或价格机制预先将可能发生的损害赔偿的风险降低, 而受害人往往没有分担损失的方法。
根据我国《环境保护法》第41条的规定可知, 法律对不可抗力成为免责事由规定了严格的条件, 将本属于不可抗力范围的某些社会现象排除在外, 以及行为人必须采取积极的措施减轻不可抗力发生后的损害。而我国《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法》、《环境噪音污染防治法》中未将不可抗力列为免责事由。
3. 不可抗力可作为减轻责任的事由
因不可抗力造成的侵权行为, 侵权人承担全部责任或完全免责都不符合公平原则, 参考其他国家立法, 可将不可抗力作为减轻环境侵权责任的事由以及确定赔偿数额的酌定事由。例如日本《水质污染防治法》针对不可抗力和被告的加害行为共同作用导致损害发生的情况, 根据部分原因部分责任确定被告的责任程度和赔偿数额。
(二) 第三人过错
1. 第三人过错作为免责事由的一般规定
第三人过错是指除行为人及受害人之外的第三人对受害人受到的损害具有过错。[4]
环境侵权法上的第三人过错免责事由包括损害完全是由第三人的过错造成、第三人和被告对环境侵权损害都具有过错以及紧急避险的某些情形。
2. 第三人过错不宜作为环境侵权免责事由的理由
(1) 第三人过错未改变侵权人行为与损害结果间因果关系。环境侵权中, 免除侵权人的责任是由于第三人的过错行为直接导致了损害结果的发生, 则造成损害的原因是第三人的行为, 这违背了侵权人的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侵权人造成损害结果的事实并不因第三人过错行为而改变, 侵权人的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仍符合法律规定的因果关系。
(2) 侵权人的高度注意义务。在环境侵权中, 大部分侵权人为企业, 作为一个存在环境污染风险的企业, 在成立之初就有许多行业标准来规制, 对污染物的处理应具有标准流程。在污染物达到可排放标准时才能对外界排放, 企业也应对可能造成污染的物质进行妥善保管, 并负有高度注意义务, 如企业未尽到注意义务造成环境侵权, 不应适用第三人过错来免责。
(3) 体现实质公平。侵权法的发展趋势是追求实质的公平, 对受害人利益的保护是实现实质公平的途径之一。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 在没有完善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机制的条件下, 假如第三人无能力或能力不足以赔偿受害人, 而有赔偿能力的企业却因第三人过错而免责, 致使受害人自行承担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 不符合公平原则。
环境侵权造成的损害涉及范围大, 往往难以估量, 如将第三人过错排除在免责事由外, 即使是企业也难以全面承担环境损害赔偿的风险。为了使受害人的利益得到保护, 应引入环境污染保险机制等手段, 不断完善环境侵权赔偿责任。
(三) 受害人过错
受害人过错指损害的发生或扩大是由于受害人主观上的过错心态, 其对自身财产和利益安全未尽到注意义务, 包括过意和过失。[5]
受害人故意导致环境侵权事件的发生, 实质上构成了对他人的侵权, 甚至会构成刑事犯罪。因此, 受害人不能在环境侵权行为中得到损害赔偿。受害人故意构成环境侵权免责事由除故意为侵权行为之外还必须有损害结果的发生, 否则可能构成自冒风险或欠缺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
受害人过失分为重大过失和一般过失, 受害人重大过失能否成为环境侵权的免责事由在学界存在较大争议。在采用过错责任归责原则时, 一般根据受害人的过错程度减免侵权人的责任, 即过错相抵。受害人的一般过失一般不能成为环境侵权的免责事由。如上文所述, 侵权人大多是企业, 本身具有高度注意义务, 若因受害人的一般过失就能导致损害结果发生, 显然是企业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 所以不能成为企业减轻或免除责任的原因。同时, 这也能促使企业加强防范, 规范规章制度, 避免环境损害的发生。[6]
四、结语
我国环境侵权免责事由的规定借鉴了大陆法系传统, 采用一般条款与特殊条款结合的方式。而日本作为一个成功治理环境污染的国家, 其公害法理论及完善的环境立法都值得我国学习, 英美法系国家将侵权行为类型化, 将侵权责任的免责事由依据不同类型进行规定和适用也值得我国借鉴。
我国环境侵权免责事由的规定分散在《环境保护法》及几部单行法中, 对具体内容没有统一规范。本文认为, 不可抗力宜作为减轻环境侵权责任的事由而不宜作为免责事由, 对不可抗力的规定应统一在《环境保护法》中, 严格限制不可抗力作为免责事由的适用条件, 并完善国家环境损害赔偿金制度。受害人故意和重大过失应成为环境侵权免责事由, 规定于《环境保护法》中, 并注意区分故意、重大过失和一般过失。第三人过错、意外事件都不宜作为环境侵权免责事由, 法律应将以上问题统一规定, 避免造成司法适用的混乱。
摘要：环境侵权免责事由即在环境侵权中可以减轻或免除侵权责任人所应负的民事侵权责任的客观事实和理由。侵权人依据免责事由可对抗受害人, 弥补了无过错责任制度的缺陷。本文力图通过对环境侵权免责事由的研究, 平衡双方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体现公平和秩序的法律价值。
关键词：环境侵权,免责事由,损害填补,实质公平
参考文献
漫谈民国公文的事由和标题 篇3
关键词：民国公文,事由,标题
要追溯公文标题的形成, 便绕不开公文的事由。公文标题形成之前, 公文的内容主要通过事由来揭示。而纵观公文事由和标题的沿革历史, 民国时期则是其中的关键阶段, 事由在此走向规范和完善, 标题在此酝酿和试验。理清事由和标题的演变脉络, 不仅可以明白其来龙去脉, 还可借此窥见民国公文之一斑。
一、民国公文的事由
清末民初的公文, 首句通常以叙由开始, 其句型构成为“为……事”。如“为钦奉上谕事”, “为报告赈灾情形事”, “为假名恐高声请彻查以儆效尤而杜假借事”, “为布告事”, “为函知事”。这个“为……事”概括的是公文的要旨和性质, 即是公文的事由。
民国初期公文开头的事由沿袭晚清, 分详叙式和略叙式。详叙式是用二三十字将全文要点及行文目的提炼出来, 相当于内容提要。略叙式并不摘叙全文内容, 仅以三四字点明行文目的或公文性质, 仅仅揭示该公文的性质是令行照办还是咨询蹉商, 具体照办蹉商何事, 则在正文内才能反映出来。
上行文多用详叙式事由。其原因, 如徐望之概括的, 在于下官考虑到上级“统辖各属, 综核名实, 案既纷繁, 事又丛集。唯恐长官核阅, 或难周至, 收发摘由, 不免疏简。故为便上核阅期间, 每详摘案由于本文之首”[1]132, 所谓“劳下以便上”。文首叙由的好处, 在于便利收文机关快速掌握全文大意, 提高办事效率, 同时也便利其记录归档。这本是一个好办法。但由于封建等级意识的作祟, 上级机关要保持其身份尊严, 通常不会“劳上以便下”, 所以下行文多用略叙式事由。平行文也如此。浏览民国档案, 发现也有少数上行文开头采用略叙式事由“为呈请事”, 这是因为其在后文归结处以“所有……情形 (缘由) ”句式详细补叙了事由———有了详细后由, 前由就简略处理了。
除了文首叙由, 公文的事由还有另外一种, 就是稿面摘由。1929年1月, 国民政府颁布公文用纸式样及《划一公文用纸说明》, 规定在公文稿面统一设置“事由”一栏, 由发文机关撰稿人员自行摘叙, 一句话简明扼要地概括公文内容。如“为机关服务人员日用物品应采用国货令仰遵即提倡由”, “为咨复办理以工代赈修筑公路情形由”, “为呈送民国二十二年地方岁入岁出预算书请核议示遵由”。
稿面摘由的历史渊源, 应该是宋明时代的引黄贴黄制度。宋代章奏通常在封皮上标列公文的主要内容和递送的日月道里, 由于封皮多为黄纸, 所标列文字起阅读和传递的引导作用, 故称“引黄”。明朝崇祯时为皇帝阅读章奏的方便, 内阁用黄纸预制式样, 将群臣章奏精炼概括为百字左右, 贴附于章奏上, 称为“贴黄”。皇帝阅览先看“贴黄”, 再看正本。“引黄”“贴黄”开公文稿面摘由的先河, 延续至民国, 即是公文稿面设置的事由一栏。档案学界一些前贤学者认为, 宋之引黄乃是文首叙由的雏形[2]62, 公文首称与稿面摘由相融汇, 演变为首句摘由, 首句摘由又演变为标题[3], 实际上都将文首叙由和稿面摘由混为一谈, 忽视了它们各自的独立性, 有待商榷。
稿面摘由的设置, 足以让收文机关了解公文之大概, 由是文首叙由的详叙式失去存在价值。自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用纸式样之后, 呈文首句大多不再详细叙由, 而采用了略叙式“呈为呈请事”“为呈复事”。这就和下行文平行文在形式上趋于统一。至此, 公文文首叙由与稿面摘由之间的分野逐渐明朗:文首叙由是公文的组成部分, 其句式是“为……事”, 通常只交代公文的性质, 是令行、咨商抑或是呈请;而稿面摘由独立于公文正文之外, 并非公文的结构要素, 其句式是“为……由”, 揭示的是公文的内容和目的。也可以说, 公文的事由发展至民国, 分为“事” (文首叙由) 、“由” (稿面摘由) 两端, 前者为“形式事由”, 后者为“实质事由”。
事实上, 文首“为函咨 (呈请、令遵) 事”一类的略叙式事由, 从传达的公文信息来讲, 并无实际意义。其含义仅为“为了给你一份公函 (请示、训令) ”, 等同废话。教育部长蒋梦麟说, “这不是等于‘为说话事’或是‘说为说话事’吗?”“这些可笑的废话, 实在还是干脆地省去为妙。”[4]21930年教育部颁布《划一教育机关公文格式办法》, 废除公文“为令遵事”之类的起首套语。之后, 教育机关逐渐废止了公文的文首叙由, 国民政府令和各省政府令也多数摒弃了起首套语[5]10。但仍有许多机关旧习不改, “为呈请事”之类的套语依然盛行。个中原因, 一则在于长期形成的思维习惯一时难以完全改变, 一则在于文首叙由在章法上还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就篇章上来讲, 首句叙由立目乃是全文的要义, “为呈请事”等套语揭示的行文目的, 奠定了全文的基调和用语风格。如姚啸秋所说, 文首叙由“是一种引子, 好比先提出了个题目出来”, “起草公文的人先写了这一个题目, 对于以下陈述的事实, 也就便于着笔了”[6]50。这也是文首叙由作为形式事由的价值所在。但在20世纪30年代, 国民政府力图刷新政治, “公文革命的呼声, 常常可以听到”[4]1, 废除起首套语 (文首叙由) 作为公文革命的一个措施, 虽然进展缓慢, 但终究是大势所趋。
30年代国民政府废除公文起首叙由的改革略显混乱, 设置稿面摘由的改良方案也没有被统一执行。虽然1929年颁布的用纸规范要求所有公文都由发文机关摘拟事由, 但自古以来下行公文就没有摘由的做法, 上级机关为下级机关摘由被认为“有损上官尊严”, 所以很多下行文并没有遵照新的用纸规范摘叙事由。上行文也各行其是。这一点在抗战爆发后表现得更为典型。抗战爆发后为提高行政效率, 许多机关采用列表晋呈公事。但是表式互有参差, 摘由也不尽统一, 有不摘由者, 有摘由不明者。为此, 1938年6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根据蒋介石的手谕制定《公文列表须知》, 规定文字内容“超过一百字以上者, 应于正文之前, 另摘提要事由一节, 标明呈请目的。此项摘由, 以不超过三十字为原则, 应比正文低三字缮写, 并以其上冠以‘事由’两字, 以便注意”[7]307。以此整顿呈文摘由的混乱状况。对于下行文摘由的混乱情形, 行政院于1938年11月颁发《公文改良办法》, 规定“下行公文不摘由, 首页不印事由一栏”[7]308。但之后不久, 行政院就收到各省市政府呈文, 反映各下级机关因为摘由而“手续增多, 易生错误”。1941年5月, 行政院下令各机关下行文统一在稿面上增设事由一栏, 发文机关自行摘叙。至此公文的事由趋于统一和规范。
纵观民国公文事由的变革, 虽历经反复, 但总体上日趋规范和完善。而且随着事由从正文中独立出来, 文首叙由渐被废止, 套语消失, 公文趋于简洁, 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公文的现代化转型。
二、民国公文的标题
民国公文沿袭旧制, 一般不加标题。现在所见到的民国时期公文的标题, 是编辑公报、汇编档案文件和一些讲解公文程式的著作的编者们撰拟的。各级政府公报刊登的普发性公文, 在效力上等同于正式公文, 不必再另行文, 所以还不能说民国公文一概都无标题。当时撰拟公文标题的方法多种多样, 并无统一的原则, 标题中各项目的构成与组合方式, 也没有一定的规范, 大体在作者、受文者、文种、行文动词、行文目的几个项目要素中选择组合。比较常见的组合方式是“作者+文种 (兼作行文动词) +受文者+行文目的”, 如“铁道部咨军政部为取销军麦免费运输由”, 或者“作者+行文动词+受文者+文种+副标题 (行文目的) ”, 如“浙江建设厅致财政厅公函 (请拨给治螟经费) ”, 或者“作者+行文目的+行文动词+受文者+文种”, 如“国民政府为起草国民会议组织法致法制委员会令”。作者、受文者等项都好理解, 下文简单介绍一下文种项和行文目的项。
文种是公文标题中的重要项目, 当时人们撰拟公文标题, 有时会省略作者项或受文者项, 但文种一项却没有不标出的。这和现行公文标题必须标明文种项是一致的, 但也有不一致之处, 文种是名词, 但在民国公文标题中常常兼作动词用, 置于受文者之前, 训令、指令、咨、函、呈、照会等普遍都名词动用, 如“全浙公会函浙民政厅长文 (为贡献禁烟意见由) ”, “蒙藏院照会蒙旗贝勒为请发购枪护照碍难照准由”。现在看来, 有欠妥当。但在当时却是普遍的情形。大概因为文种在古代最初的得名, 多是由行文动作转化过来的[8]。撰拟标题时采用古汉语式的名词动用, 颇有简古典雅的色彩, 所以盛行一时。不过当时也有不少公文标题, 添加了专门的行文动词, 将文种名放在标题之末。专门的行文动词有“上”、“致”、“行”三个字, 分别用于上行文、平行文和下行文。如“广东省政府常务委员会上国民政府呈 (呈缴该省民政厅办事报告书) ”, “行差徭局班禅额尔德尼过境支应办法仰遵照训令”。“上”、“行”等字分别显示出行文双方的身份地位和尊卑贵贱, 带有浓厚的封建等级性质。随着平等意识的抬头, 民国后期已有不少公文摒弃了这类字眼, 而选用无尊卑高下色彩的“致”字。“致”字用于公文标题也一直沿用至今。
行文目的项的功能在于揭示公文的核心内容和行文诉求, 在标题中也是必不可少的。当时行文目的项又被称为内容项或事由项但多少又有不同。一篇公文可能包括很多内容, 背景材料和行文诉求等, 而行文目的则只是行文诉求这个核心内容。把标题中的行文目的项混同于事由也有不妥之处。公文标题是很简练的。而民国公文的事由, 多指稿面摘由。虽然只是一句话, 往往长达十几字二十几字, 甚至可切分为三四个断句, 据王俊明的分析, 事由往往包括根据、原因、办法、目的等几个要素, 比如“奉省政府令奉行政院令 (1) 某某银行增设汇兑局 (2) 以后对外汇款悉数交由该局汇兑 (3) 等因令仰遵照 (4) 由”, (1) 是根据, (2) 是来因, (3) 是结果, (4) 是办法。又如“为据财政部呈 (1) 请解释政府债票可否一律不予挂失一案 (2) 咨请解释见复 (3) 由”, (1) 是根据, (2) 是来因, (3) 是目的[2]61。这两例摘由都是公文内容的缩写, 来龙去脉交代得很清楚。把这些个事由全部照搬入标题, 显然是不合适的。不过标题中的行文目的项和公文的摘由在文字上又是密切相关的, 它们都在于揭示核心行文诉求, 所以撰拟标题的人往往对公文的摘由稍加删削改写, 便成了准确合意的标题。比如标题“全国烟酒事务署督办呈大总统遵令裁汰冗员文”, 原文事由作“为遵令裁汰冗员以资撙节恭呈仰祈钧鉴由”。其他公文标题如“河南省长指令西华县知事据呈苗圃及全县森林办理情形由”、“吴江县议会函江苏县议会联合会为省署变更公文程式由”等, 也可看出是对公文摘由的删节和改写。
民国公文的稿面摘由是“为……由”结构, 编选入公文标题时, 有的完整保留了“为”字结构, 如“交通部咨农商部为调查华商水火保险由”, 有的则对“为”字结构有所改写, 部分保留“为”或“由”字, 或者干脆都省去。公文标题中, 一个介词“为”字可以把行文目的项与其他各项明显区分开来, 便于阅读和理解, 否则有时会形成歧义。比如标题“复河东道马道尹查办隙县知事被诉各节分别具复呈”, 究竟是马道尹去查办某事, 还是马道尹为查办某事, 就模糊不明, 如果在标题中“查办”之前加一“为”字, 就不致产生误解。保留“为”字结构的标题, 通常将摘编过的事由置于标题之末, 或者将其设置为副标题, 如“财政部长孙科上国民政府呈 (为各团体控诉江浙渔业事务局苛征新税拟陈解决办法由) ”。改写了“为”字结构的标题, 则可将行文目的项前移紧接作者项之后, 如“司法部为陈报成立后工作概况呈国民政府文”。相对来说, 后者因为对标题的各个项目进行了调整和加工, 更合乎现代语法结构, 也更接近现行公文标题的“作者+ (关于) 事由+文种”结构。40年代, 这种标题组合日趋见多。
总的来说, 民国时期撰拟公文标题的方法和原则, 到40年代已经日趋成熟, 但始终没有官方文件提出公文应酌加标题这一要求。1957年10月国务院秘书厅《关于公文名称和体式问题的几点意见 (稿) 》, 为改变以往把“发文机关”、“事由”、“公文种类”三者分割的现象, 取消公文稿面的“事由”, 一律改为“标题”, 并且提出了标题的构成要素:“所谓‘标题’, 就是由发文机关、公文事由和公文种类三者所构成的文件名称。”[9]至此, 公文不仅添加了正式的标题, 而且有了民国时期撰拟文件标题的基础, 标题的撰拟也日臻系统和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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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胡元德.古代档案文件得名缘由研究[J].兰台世界.2007 (12) .
浅析财产保险合同的法定解除事由 篇4
虽然我国在的法律上对于投保人法定解除权做出了相关规定, 但法律操作性不足, 保险公司的实践存在着较多的立法抽象概念。因此, 笔者认为应明确财产保险合同当事人的法定解除事由, 完善财产保险合同的解除制度。
二、未能够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
其一, 含义: 《保险法》中的告知指的是在签订合同期间, 投保人应向保险人如实告知保险标的或重要情况等。履行如实告知义务, 要求保险人对危险正确进行估计, 继而明确保险费率; 同时还要求保险人并不需要对所有保险业务进行调查, 继而降低保险合同签约成本, 并普及保险活动。如果投保人并没有如实告知关于保险标的实况, 而保险人则能够解除合同。但是保险人是否能够解除合同, 则要视情况而定[1]。
其二, 法律后果。针对违法告知义务, 部分国家采用的是“无效主义”, 但是中国、日本、德国以及美国采取的是“解约主义”。中国《保险法》明确规定, 保险人拥有解除合同的权力, 如果投保人故意违法如实告知义务, 而保险人针对解除保险合同签所出现的各类保险事件, 并不需要承担给付保险金或赔偿等责任, 也不需要退还投保人的保险费; 而投保人因为自身过失, 而违法了如实告知医务, 一旦发生了保险事件且造成严重影响, 保险人针对解除保险合同前所出现的保险事件, 并不需要承担相应的给付保险金或赔偿责任, 而只需要退还保险费即可。
三、未能够履行安全维护义务
其一, 义务主体对象: 根据中国《保险法》的有关规定, 安全维护义务的主体对象则是被保险人。这和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均属于同一人并不存在任何冲突。然而如果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并不属于同一人, 合同关系人在违法有关法定义务的情况下, 保险人具有接触合同的权力。根据保险合同的相对性基本原则, 只有合同当事人才能够享受保险合同上的有关权力, 也只有合同当事人才能够履行保险合同上的有关责任。因此, 保险人并不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 但保险人自身的行为则和社会公共利益、保险合同安全存在着密切联系的情况下, 在法律上, 保险人或保险合同受益人的行为则被看成投保人的行为, 继而使得保险人拥有解除合同的权力[2]。
其二, 履行义务的实质要求: 如果保险人违法国家相关安全、消防、劳动保护以及生产操作等方面的法律规定, 以及未能够履行保险标的安全维护义务, 保险人是否拥有解除合同的权力? 笔者认为对于这一问题, 并不能作出否定回答, 理由如下: 我国针对消防、生产操作、安全以及劳动保护等方面做出了较多的法律规定, 一旦这些法律规定未能够纳入至保险合同中, 被保险人将无法明确这些法律规定, 合同当事人在能够清楚合同规定的情况下履行相应的合同义务及法律责任, 并不可行。
四、谎称出现保险事故或故意制造保险事故
其一, 谎称出现了保险事故: 部分法律研究人员认为, 受益人、被保险人或投保人谎称出现了保险事件, 和诚信原则不符, 主观恶意较为明显, 但是并没有违法对价平衡原则, 因此保险人并不具有合同解除权力。然而笔者认为, 对价平衡原则只能够作为部分财产合同的法定接触事由的法律执行依据, 并不能作为所有财产合同的法定接触事由的基本立法依据, 应将最大诚信原则视为我国《保险法》的立法依据, 以及明确立法解除事由的基本依据。所以, 谎称出现保险事件行为虽然没有违背对价平衡原则, 然而却和最大诚信原则相悖, 保险人应有权解除财产保险合同[3]。
其二, 故意制造保险事故: 受益人、被保险人或投保人如果故意制造保险事故, 而保险人则有权解除合同。如果合同受益人、被保险人或投保人故意制造保险事件, 虽然并不具备欺诈保险金的目的, 但是保险人还是有权解除保险合同, 因为在保险立法中, 在考虑防范道德危险的基础上, 还要充分考虑到所制定的合同规定是否符合合理性原则即公平性原则。与此同时, 合同受益者、被保险人或投保人所制造的保险事件, 促成了保险赔偿责任的出现, 且违反了保险合同的诚信原则原则, 保险人拥有解除合同的权力。
五、未能够履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
根据中国《保险法》的有关规定, 一旦被保险人违反了“危险增加”通知义务, 在保险事故发生的过程中, 如果所发生的保险事故属于“危险增加”的范畴, 那么保险人并不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同时也有权解除合同, 还要求投保人增加相应的保险费[4]。
六、结语
综上, 针对我国财产保险合同法定接触事由, 应从危险增加通知义务、谎称出现保险事故或故意制造保险事故、安全维护义务、如实告知义务这四个反面入手, 加以完善, 确保财产保险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及该履行的法定义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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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薛晓燕.论保险合同解除的不可抗辩原则[J].法制与社会, 2010, 10 (25) :314-315.
事由原则 篇5
一、过失相抵
过失相抵, 又称过错相抵, 是指受害人损害的发生与扩大, 受害人也有一定过错的, 在此种情形下, 可以适当的减轻加害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归则的特征是:1.过失相抵是双方过错。即加害人的过错与受害人的过失相结合造成了损害的发生。2.过失相抵的内容是减轻加害人的损害赔偿责任。减轻加害人责任依据是受害人的过错大小。过失相抵只产生减轻责任的法律后果。3.加害人的过错行为与受害人的过失行为相结合共同造就了损害结果。4.过失相抵的法律后果是减轻甚至免除加害人的损害赔偿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26条规定了过失相抵的一般归责。除此之外, 还在其他条文中规定了其他适用过失相抵的内容。一是第35条的规定。该条后段规定的内容是个人劳务中提供劳务一方受到伤害的, 如果双方都有过错, 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实行过失相抵。二是第72条的规定。该条后段规定, 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具有重大过失的, 实行过失相抵, 其他过失不实行过失相抵。三是第73条规定。本条后段规定, 在本条范围内, 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 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 无需重大过失即实行过失相抵。
对于过失相抵是依职权主义还是当事人主义,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6条对此未作明文规定。国外通行的办法是采取职权主义。在实务中, 人民法院均采取职权主义。
从侵权责任法和相关法律规定来看, 与有过失的适用情况有三种: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不包括对与有过失的抗辩;法律规定只能以受害人的重大过失进行抗辩;法律规定允许以受害人的与有过失进行抗辩。
二、受害人故意
受害人故意是指受害人的故意行为是造成受害人损失发生的唯一原因, 因此免除行为人的侵权责任。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 受害人故意是免责事由, 内容偏狭, 不能容纳受害人过错的情形。在司法实践中, 构成受害人故意的, 应当按照本条规定免责。
受害人故意的适用范围, 受害人故意可以适用过错责任与过错推定责任。在法律具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 受害人故意也可以适用于特定的无过错责任。但是, 受害人的故意不能适用于基于公平原则对损失的分担。
受害人故意的特征包括:1.受害人主观上存在故意;2.受害人的故意是损害发生的唯一原因;3.受害人故意导致行为人完全免责。
我国产品质量法第41条规定了生产者的三项免责情形, 虽然没有规定受害人故意造成损害的免责情形, 但从一般逻辑推论, 如果生产者能够证明自己的产品没有缺陷, 且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 应当免除生产者的责任。
三、第三人过错
第三人过错是指受害人和加害人之外的人, 对受害人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所具有的过错。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8条规定了第三人过错的一般归责, 在第37条、第40条、第68条和第83条分别规定了第三人过错的特殊归责。
第三人过错的特征是主体上的特殊性, 其过错形式包括故意和过失。其特点:1.第三人是行为人与被侵权人之外的人。第三人是过错的主体, 造成损害的过错不属于加害人和受害人中的任何一方。狭义的第三人过错是指第三人的过错是损害发生或者扩大的唯一原因;广义的第三人过错是指第三人与加害人共同引起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2.第三人与当事人没有过错联系。广义的第三人过错中, 虽然第三人可能与加害人或者受害人都有过错, 但是第三人和加害人之间不存在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3.第三人过错作为免责事由, 其后果并非全部免责, 还包括减轻责任。
我国《侵权责任法》在第37条、第40条、第68条和第83条分别规定了第三人过错的特殊归责。这些第三人过错的特殊性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是第三人过错实行不真正连带责任。侵权责任法第68条的规定没有采取第28条直接规定由有过错的第三人承担责任方式, 而是实行不真正连带责任。即被侵权人作为赔偿权利人, 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以污染者或者第三人为中间责任人承担中间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83条的规定, 第三人的过错致使动物致人损害的, 是赋予被侵权人选择的权利, 实行不真正连带责任。这样更有利于保护被侵权人的权益。二是第三人过错实行补充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37条的规定, 第三人的行为造成受到安全保障的人损害的, 适用补充责任。如果第三人不能承担或不能完全承担侵权责任, 则由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义务人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该归责与第三人过错的一般归责不同, 增加了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补充责任, 能更好的保护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侵权责任法第40条的规定, 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人员, 也是第三人的概念, 在此情况下, 也实行补充责任原则。
四、不可抗力
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避免、不能预见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包括自然原因 (如地震、台风、洪水、海啸等) 和社会原因 (如战争) 。在侵权责任法上, 不可抗力是一种独立于行为人意志之外的客观事实。不可抗力作为免责事由的根据是, 让人们承担与其行为无关而又无法控制的事故的后果, 不仅对责任的承担者不公平, 也不能起到教育约束人们行为的积极后果。在司法实践中应用第29条, 其基本归责是因不可抗力造成损害的, 当事人一般不承担民事责任。
不可抗力的适用范围具体包括:1.在过错责任与过错推定责任中的适用。在过错责任与过错推定责任中, 不可抗力通常可以免除行为人的侵权责任。当不可抗力作为损害发生的唯一原因时, 不可抗力才能作为免除行为人侵权责任的事由。如果当事人的行为附和不可抗力共同导致了损害的发生, 就应当按照不可抗力对损害发生的原因大小相应的减轻当事人的责任。但在以下两种情况下, 行为人不得主张不可抗力而免责:一是损害发生之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二是当事人在不可抗力之后没有采取合理的措施防止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 结果导致了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2.在无过错责任中的适用。在无过错责任中, 不可抗力是否能够作为免责事由应当以法律的明文规定为限。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70条和第71条的规定, 不可抗力不能成为免责事由;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73条规定, 不可抗力可以成为免责事由。
在下列情形下, 不可抗力不能作为免责事由:行为人的行为与不可抗力结合造成损害后果的;侵权行为实施之后发生的不可抗力, 对不可抗力发生之前的行为不能援引不可抗力免责。
五、正当防卫
正当防卫是一般免责事由, 是指为了避免本人或他人的合法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 而对侵害人实施的防卫行为。民法上的正当防卫行为与刑法上的正当防卫基本相同。正当防卫只能是为了拒绝侵害, 不能是进攻性的使自己的权利得到实现, 也不能是为了报复。
构成正当防卫必须具备以下要件:正当防卫的起因条件, 即有不法侵害的存在。此处不法侵害既包括犯罪行为又包括其他侵害防卫人本人与第三人合法权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正当防卫的必要性条件, 即该不法侵害行为必须具有紧迫性;正当防卫的对象条件, 即正当防卫必须是针对侵权人本人实施的防卫行为, 对侵权人以外的任何第三人所采取的防卫手段, 都不能构成正当防卫。正当防卫的目的性条件, 即是防卫意识的具备;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 即正当防卫所针对的已经开始或者正在进行的现时的不法侵害;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 即正当防卫的手段必须是足以制止侵害行为即可, 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30条的规定, 正当防卫的法律效果表现在免除侵权责任, 防卫过当的法律后果表现在减轻责任。不属于正当防卫的情形包括防卫不适时, 假象防卫, 不具有防卫意识的行为。
六、紧急避险
紧急避险是指为了使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财产、人身或者其他合法权益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 不得已采取的致他人较小损害的行为。
紧急避险构成要件包括:1.须有险情的存在。即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利益, 正在受到危险。危险是指现实存在的某种有可能立即对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紧迫事实状态;2.必须是对正在发生的危险。即合法权益正遭受危险;3.必须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避险措施;4.避险措施没有超过必要的限度。即避险行为适当并不得超过必要限度。必要限度要求避险行为造成的损害应当小于危险可能造成的损害。只有满足以上四个要件, 才能构成紧急避险。行为人免于民事责任。
以发生的原因为标准, 危险可分为人为原因引起的危险和自然原因引起的危险。紧急避险造成的损害, 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责任。若险情由自然原因引起, 紧急避险人不承担责任或者给予适当补偿。
参考文献
事由原则 篇6
依据教育部颁布的《学生事故伤害处理办法》的界定:
1. 高等学校对于学校事故承担“有限责任”。
从法理的角度来讲, 作为为社会提供“准公共产品”的教育服务部门承担无限责任, 不论是责任范围还是责任额度, 都已超出承受极限和现实可能, 有损法的公平价值和可操作原则。
2. 高等学校事故所涉及的时空范围为“高等学校依法负有组织、管理、保护安全等责任的空间与时间区域”。
3. 应从侵权行为的角度去看待学校事故。
所谓侵权行为是指“包括违反合同在内的一系列民事过错行为而造成的损失补偿”。[3]它是指民事过错行为而不是刑事过错行为, 但并不排除两者具有潜在的重复性。而“过错”行为是明显的疏忽, 指一个人应该能够预见到他 (她) 的行为可能产生危险并对其他人造成损害。学校事故属于民事侵权行为, 适用我国民法中侵权行为相关规定, 学校事故一般归责原则是过错原则。
4. 学校事故责任的法律要素包括监管责任 (duty of care) ;
违反监管责任的标准 (a breach of the standard of care) 和造成一定的伤害 (injury that results from the breach) 。
二、高校事故抗辩事由分析
从目前颁布和公告的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地方条例来看, 可以将现有高等学校事故抗辩事由描述为:
1. 免除责任事由。
从我国民法中有关侵权行为的法律规定看, 基于行为正当性的抗辩事由主要包括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自助行为以及职务授权等。从法的基础看, 这样的规定显然是“行为的违法性”这一要件理论的延伸。
2. 减轻责任事由。
对于学校事故的免除责任事由而言, 它们具备的共同前提是法定免责或致害因素是造成损害的唯一原因。但在现实生活中, 这种情形并不多见, 更多的是学校过错、受害人过错、第三人过错同时存在或学校过错与第三人过错共同存在, 因此各方均须承担相应责任, 也就是所谓的“共同侵权”和“共同责任”[5]。在此情形下, 学校可以减轻事故责任。我国《民法通则》131条规定:“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 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通过比较过失 (comparative negligence) , 确定各方过错程度, 决定责任承担与范围。依据该条, 《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2章第8条作了类似规定。
三、高等学校抗辩事由的法理分析
1. 高等学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
高等学校教育并不属于义务教育范畴, 因此它与中小学相比较, 较少国家意志与强制力。但高等教育也不属于盈利性商业活动, 它提供“不得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共教育服务以及教育产品。所以高等学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表现出复杂而且并不明晰的图景。首先, 高校与学生并非完整意义的平等民事行为主体。由国家财政拨款和学生学费共同负担高等教育费用, 学生支付的学费并没有表现出“购买服务或产品的价格支付功能”, 而仅仅是“筹措高等教育办学经费和高等教育成本补偿”的一部分[6]。其次, 高等学校作为社会的教育服务机构, 在我国它同时承担着一定的行政管理职能。根据现有制度框架, 我国高等学校作为国家的高等教育委托管理与实施法人[7], 对大学生部分行使行政管理职能, 所以我国高校与学生间存在等级制的部分行政上下级关系。最后, 高等学校与大学生的法律关系并不属于监护关系。监护制度的创设在于弥补被监护人民事行为能力的欠缺, 着眼点是保护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 而不是监护人自身的利益。从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趋势看, 高等学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应该限定为两种:一类是以行政管理为内容的教育行政关系;另一类是提供教育服务, 以财产、人身为内容的教育民事关系。前者围绕国家教育权与学生受教育权产生行政法律关系, 受行政法调整;后者则以平等有偿为基本原则, 形成民事法律关系, 受民法调整。在我国高等教育中应明确两种法律关系的适用范围, 即在等级制的行政管理与平等型的民事关系中有明确界定。
2. 高等学校学生作为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特征。
民事行为能力的划分主要依据“智力、精神以及理解与表述能力”[8], 为了使法具备可操作性, 一般以年龄作为识别符号。我国以“18周岁成年人或16周岁以上以自己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人群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高校学生, 如果从一般情形看, 大一新生应已达到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标准。从民法理论上讲, 其已具备完全的意思能力, 能为自己的意思表示和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受害人同意、受害人过错、第三人过错等应被列入抗辩事由。[9]
四、学校事故责任认定原则
学校事故责任认定原则主要包括:谨慎原则 (The careful Rule) 、替代性责任原则 (Vicarious Liability) 以及共同责任原则 (Contributory Negligence) 。
1. 谨慎原则主要针对教师而言, 要求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履行“足够注意义务”。
这一模糊原则的认知会根据学生的年龄、所进行的练习或活动的特点、在给定时间所监护的学生数、学生在这种活动中所受的训练、技能水平学生的能力、所使用设备的特点和状况及其他许多变化的问题的变化而变化。
2. 替代性原则主要针对学校———作为学生的监护者、校产的委托管理者的相关责任而言。
它是指“法律上规定的, 尽管一个人自身本不应该承担责任或没有错误, 但他应为另一个人的过失承担责任”。这一条款源于西欧雇佣者与被雇佣者的法律, 它包括学校职员在履行职务期间所引起的所有侵权行为和超越学校明确命令之外的一些行为。这一原则使过失的合理性分配明晰。
3. 共同过失原则。
基于地域限制 (Territorial Limitations) 和法律限制 (Statutory Limitation) 的障碍对学校责任有特定的作用, 该原则目的在于拒绝对疏忽的权利和限制他们的责任感[10]。原告和被告共同过失责任较为普遍, 共同过失是建立在原告因自身疏忽而造成的事故基础上。
五、学校事故立法建议
1. 高等学校事故立法的切入点。
学校事故包含以下要素:事故时间、地点、参与者身份和参与者特权。所谓事故时间是指上班时间与非上班时间 (对于学生来说是上学时间和放学时间) , 这种分法较为全面, 但它们的界定却是一个难点, 因为对于学校职员来说容易区分, 但对于在校大学生来说二者并不是截然分开的, 它们有许多交叉点。在具体操作时很难判明事故时间的归属问题;事故地点主要表现为校外和校内两个方面。一般情况下, 前者对于学校来说意义更大,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 校外的活动有增无减, 在校外发生的法律事件越来越多, 值得注意和借鉴;参与者身份主要包括教学人员、学生、非教学人员以及校外人员四类, 在法律上应有相应的法学定义。
2. 高等学校的管理责任与职责范围问题。
从国外教育法律的实践看, 普遍否认高等学校的监护人地位。从我国的《民法通则》关于监护人设定的方式看, 也可以肯定地说, 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学校是学生的监护人。高校学生事实上处于学校的监护管理之下, 只是高等学校与学生家长是否构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委托监护关系, 基于工作环境而产生的监管职责与基于亲情而产生的监护责任在内容上应该怎样区别, 这些都是我国目前立法中的盲点, 必须加以明确。
3. 高等学校事故中学校承担责任的可能性。
学校承担责任与否要看学校是否履行了法定责任, 也就是学校是否履行其教育和管理职责。我们认为归责原则、过错原则、无过错责任、公平责任原则以及无民事责任原则对我国相关立法有实际意义。“责任有两个中心观点, 即能力责任和因果原则———契约法承认能力责任的中心特征是风险承担。”[11]
4. 高等学校事故保险救济。
国外经验说明转嫁赔偿责任, 建立社会保险, 使学校事故赔偿社会化是一条良方[12]。另外从我国高等教育的国家管理意志出发考虑, 家长与学校不仅是一种非平等主体之间的、非经济的法律关系, 更是一种民事上的合同关系。学校需要在认识到校方本身责任的同时, 通过设立社保基金, 更好地发挥其教育功能。
摘要：高等学校事故是近年来高校安全的突出工作, 而事故的抗辩事由是处理学校事故的重点和难点, 它直接关系到高校责任范围、责任认定以及承担的法律后果。针对目今在相关问题上存在的法律界定模糊、责任赔付体系欠缺、学校事故诉讼率攀升等严峻现状, 本文从现有有关法律法规出发, 阐述相应法律关系, 探讨抗辩事由, 分析法律基本原则, 并基于此提出高校事故的立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