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更原则

2024-06-24

变更原则(精选12篇)

变更原则 篇1

一、概念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2月9日颁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 (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 (二) ) 。其中第26条引入了情势变更原则[1], 受到许多民商法学者的肯定。

从该《解释》中, 可以归纳出情势变更的几个特点: (1) 当事人无法预见; (2) 不属于不可抗力; (3) 非为商业风险; (4) “变更”须是重大变化。情势变更原则中的“情势”是合同双方在订约时的客观情况, 如标的物的一般市场价格、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等情况;“变更”是指前述的客观情况在合同订立后、履行前发生了当事人无法预见的变化, 而且是重大变化。笔者认为, 对情势变更原则可作这样的理解:情势变更原则是当事人订立合同后, 发生了不可归责于双方的重大变化, 从而免除或变更受不利益一方的履约责任的一项制度。

情势变更原则是为了保护受不利益一方免受更大的损失, 以此维护合同双方的对价平衡和利益平衡, 从而营造一个良好的市场交易环境。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引入情势变更原则的价值在于, 当合同原有的利益平衡因经济的激烈动荡而导致不公正结果时, 施以法律的救济。”[2]

二、情势变更原则的发展

(一) 在中国大陆的发展[3]

情势变更原则在大陆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9年至1956年;第二阶段是从1956年至1979年;第三阶段是自1979年至今日, 为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时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经济建设中产生了大量关于解放前签订的合同履约问题。同时也产生了人民币与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金圆券的兑换问题。上述情况导致了合同履行上的情势变更问题。这一时期引起情势变更的原因除了上文述及的情况外, 主要有以下3类。

1. 地主、富农与农民的债务问题。

解放后不久全国就进行了土地改革, 地主、富农的土地在土地改革中都被没收了, 造成债务在客观上无法履行。针对这个问题, 有的地方颁布文件规定土地改革前地主、富农欠农民的债务一律不用偿还。[4]这个文件承认地主、富农的土地在土改中被没收属于情势变更, 允许之前债务不再履行。

2. 货币贬值问题。

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何以人民折合已经被作废的法币、金圆券、银圆券来履行旧债。重庆市人民法院以实物折合计算。[5]上海市人民法院则认为没有固定标准, 应该结合债务发生时货币的购买力以及债务履行时双方经济状况灵活处理。[6]重庆人民法院的做法其实只是确立一个货币折合标准, 而上海人民法院的做法则具有了变更当事人合同的权力。

3. 银行债权债务问题。

解放后产生了银行在被接管前的债权债务履行问题。针对此问题, 成都市军管会制定了《接管银行债权债务处理办法》[7], 这个处理办法承认了因币制改革所发生的情势变更问题。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 解决情势变更问题的方法主要有两类:一是由法律性政策文件一律废除原合同, 或者是由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变更或者解除当事人之间的合同。

从1956年到1979年期间发生的情势变更问题主要是由国家计划调令改变而引起的。这一时期情势变更问题主要是由行政命令解决, 而没有解放初期的法律性政策文件或者法院职权的行使。1979年之后,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审判机关在思想上也慢慢接受了情势变更原则, 相关问题不再由行政命令来解决, 而主要是由当事人双方协商或者是由人民法院根据情况来裁断。值得注意的是,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武汉市煤气公司诉重庆检测仪表厂煤气表装配线技术转让合同购销煤气表散件合同纠纷一案适用法律问题的函》中于事实上确立了情势变更原则。到2009年情势变更原则更是被引入《合同法解释 (二) 》, 正式写入法律条文。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 情势变更原则在合同履行领域的适用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过程:建国初期情势变更原则在实践中得到承认,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又被完全摒弃, 改革开放之后覆被审判实务直至法律条文所确认。

(二) 情势变更原则在大陆法系的发展

“情事不变条款”乃是情势变更原则的滥觞。它认为, 合同双方对订约时存在的某种客观情况产生共同的合意, 如果之后该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如果再履行, 被履行的合同就不是原先的那份合同。“情事不变条款”产生于12、13世纪的《优帝法学阶梯注解》。到17、18世纪又由自然法学派予以弘扬, 如格劳秀斯和普芬道夫都在各自的著作中进行过阐述。然而之后该学说渐渐被滥用, 遂为日耳曼法所摒弃。到了19世纪后, 历史法学派崛起, 对“情势不变条款”说予以否定。再到后来, 分析法学派继起, 由于该学派注重合同的形式主义, 恪守“合同必守原则”, 对“情事不变条款”当然予以否定。

德国法向来注重“契约必须遵守原则”, 不承认“情事不变条款”。“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面临‘法律不足’, 法院为处理情事变更问题, 以法官立法方式补充现行法, 创设了不少考虑环境因素的法律结束。为避免法院裁判完全流于所谓‘衡平裁判’之危险, 民法学者急于发展一套一般性理论, 为法院裁判提供理论基础。”[8]1921年德国学者奥特曼 (Oertmann) 在其著作《交易基础—一个新的法律概念》中提出交易基础理论。该说认为, 合同订立时一方对特定环境的存在或发生有种预想, 而对方明知该预想并且未作反对。双方的行为意思基与这种预想而产生。奥特曼的交易基础理论一经产生便被法院采纳, 并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赞同。后来拉伦茨对交易基础说进行了修正。他认为, 交易基础应该分为主观交易基础和客观交易基础。主观交易基础主要解决当事人动机错误问题, 而客观交易基础则解决两个问题, 即对价关系破坏和目的不达。[9]

英美法系并无“情势变更”的说法, 与此最相接近的一个概念是“合同落空” (frustration of contract) 。所谓合同落空, 是指合同双方订约后, 发生了不可归责于双方的、无法预料的重大客观情况的变化, 从而使得一方无法履行合同;或者如果履行合同将使一方的利益受到损失从而造成双方利益不平衡;或者即使履行合同也无法达到原先的目的。从其概念中可以得出具体的三种情况:一是合同履行不能 (impossibility) ;二是合同履行不现实 (impracticability) ;三是目的不达 (frustration of purpose) 。由此可以看出, 英美法上的合同落空包含了不可抗力和情势变更。然而合同落空制度也是经历了一段发展过程、由诸多理论学说不断修正完善而来的。

首次打破“契约必守”原则的是法官劳尔伯恩勋爵 (Lord Lorn Burn) , 他于1863年在“泰勒诉考德威尔” (Taylor v.Caldw ell) 案中确立默示条款说。该说认为, 双方订立的合同中有一个模式条款, 即双方订约时的客观情况在订约后不能改变, 如果发生改变, 受不利益一方可以不履行合同义务。默示条款说是合同落空制度的理论渊源, 继默示条款说之后的是合同基础丧失说, 由哥达德 (Godard) 法官在1937年的一个西班牙租船案中确立。哥达德法官认为, 如果合同标的物灭失, 或者由于其他原因阻碍合同履行, 如果再要求一方履行合同, 那么此时履行的合同是一份与原合同不一样的合同, 应认为合同已落空。[10]

莱特 (Wright) 勋爵则提出了非常激进的公正合理解决说。他认为, 有关合同履行的事实应该由陪审团来研究。在此基础上, 由陪审团按照最公正、合理的方式来决定合同是否应该继续履行。此说提出后招致大量非议, 未成主流。

继公正合理解决说之后, 出现了一个最受肯定的理论, 即义务改变说。这一学说由拉德克里夫 (Radcliff) 于1956年提出。改说认为, 由于发生不可归责于双方的重大情况变更, 使合同义务变得无法履行时就发生合同落空。因为这时双方承担的义务是与原合同相异的义务, 而不受利益的一方并未在订约时承诺履行该义务。

以上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关于情势变更原则的理论学说概括起来可以得出下面这个模型或公式:合同双方当事人在订约时对特定的客观环境的存在或发生具有共同的承认, 一旦这个客观环境发生重大改变, 当初订立的合同就不再履行。然而何为“客观环境的重大改变”?笔者认为, 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可以举出属于前述概念的例子。

三、与相关概念的关系

与情势变更原则联系最紧密、也是最容易引起争议的概念就是不可抗力和商业风险。因为有些客观情况的变化可能属于不可抗力, 也可能引起情势变更, 商业风险也有可能由其引起。如何正确地辨析情势变更、不可抗力和商业风险是正确解决法律争议的关键。

(一) 情势变更原则与不可抗力的关系

“不可抗力”事实上有两种意义:一是作为引起某种结果的客观原因, 即《合同法》第117条所说的“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而按照这样的概念, “不可抗力”所引起的结果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种:一是合同不能履行;二是合同虽然可以履行, 但若履行会对一方造成重大损失, 使双方的利益失衡;三是合同目的已经不能达到。这三种情况分别属于英美法上的“合同履行不能” (impossibility) 、“合同履行不现实” (impracticability) 和“目的落空” (frustration of purpose) 相对应。二是作为一种免责规则, 即“如果未履行义务的当事人证明, 由于非其所能控制的某种客观情况导致合同履行不能, 而且, 没有理由认为该当事人理应于缔约时对这种客观情况加以考虑, 也没有理由认为该当事人理应避免或客服这种客观情况或其后果, 则免除该当事人的履约义务, 并免除其未履约之责任的一种制度。”[11]由此可以看出, “不可抗力”在取第一种意义时, 包括“不可抗力规则”和“情势变更原则”。笔者认为, 将“不可抗力”分为“不可抗力”和“不可抗力规则”能很好地解决和情势变更原则之间的混淆问题。“不可抗力规则”和”情势变更原则”事实上都是属于合同订立后发生客观情况变化、为维护双方利益平衡、遵守合同公平原则的两套互为补充的免责体系。

情势变更原则与不可抗力规则的区别如下:一是不可抗力规则适用时, 合同发生履行不能的结果;而情势变更原则适用的情况是合同可以履行, 但履行会使受不利益方遭受重大损失, 造成双方利益失衡。二是权利性质不同。适用不可抗力规则而解除合同的权利属于形成权;适用情势变更原则而解除合同的权利属于请求权。三是启动方式不同。法院可依职权主动适用不可抗力规则;而法院只有在当事人请求的情况下才能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四是范围不同。金钱之债一般不能适用不可抗力规则, 但情势变更原则可以适用于金钱之债。[12]

(二) 情势变更原则与商业风险的关系

引起情势变更原则与商业风险的原因在很多时候都产生“竞合”的情况, 例如合同标的物价格的涨落可能属于情势变更又可能属于商业风险。判断的方法应该从涨落的幅度来看:价格涨落是否造成双方利益失衡。

具体来说, 情势变更原则和商业风险具有以下区别:一是可预见性不同。情势变更是双方无法预见的;商业风险属于商主体从事商行为所必须承担的严格责任, 双方在订立合约时能够预见缔约后可能发生的商业风险。二是性质不同。情势变更因为不具有可预见性, 因此含有“偶然性”;商业风险因为具有可预见性, 因此具有“必然性”。三是归责不同。发生情势变更, 双方都不用承担责任;而发生商业风险, 由于订约前双方已对此达成了合意, 所以双方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四是后果不同。一旦发生情势变更, 可以免除一方继续履行合同的责任;而在发生商业风险的情况下合同仍然需要履行。

四、情势变更的适用

情势变更原则是对契约必须遵守原则的例外规定, 其宗旨是在公平、诚实信用的基础上维持合同双方利益平衡, 使受不利益方免受重大损失。但是如果滥用此原则也会影响交易安全, 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因此, 有必要谨慎适用该原则。

首先应区分情势变更与商业风险。很多客观情况的变更在表面上看无法分清, 那么就应看这种情况发生后, 合同双方的对价关系是否发生重大变化、双方的利益是否发生重大失衡、合同目的是否落空。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则适用前者, 否则应适用后者。

其次要遵守适用程序。人民法院不能依职权来适用情势变更原则, 而只有在合同当事人请求变更或解除合同的情况下才能考虑是否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如果决定适用本原则, 还应报本辖区的高级人民法院审查批准。[13]

最后应该充分运用调解这种“东方模式”。双方产生合同纠纷后应首先进行协商。协商不成请求人民法院解决的, 人民法院尽量先进行调解。如调解不成, 可以变更原合同的应更变更合同, 确实不能变更的, 才予解除合同。

参考文献

[1]关于情势变更原则 (doctrine of changed circumstances) , 也有学者称之为“情事变更原则”, 如梁慧星.中国民法经济法诸问题[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1;孙美兰.情事变动与契约理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4; (台) 彭凤至.情事变更原则之研究[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86.本文采用最高人民法院《合同法解释 (二) 》的称法, 即“情势变更”。

[2]曹守晔.合同法解释 (二) 之情势变更问题的理解与适用[J].法律适用, 2009 (8) .

[4]《察哈尔省人民政府对雁北专署为复土改后有关债务关系之处理意见的指示》, 《有关借贷问题的参考资料》第59页。

[5]《西南军政委员会司法部关于伪币折算标准的命令》, 《有关借贷问题参考资料》第68页。

[6]《1949年上海市人民法院工作总结》, 《有关借贷问题的参考资料》第131页。

[7]《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金融处布告》, 《有关借贷问题的参考资料》第83页。

[8]梁慧星.中国民法经济法诸问题[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214.

[9]孙美兰.情事变动与契约理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4.101-104.

[10]梁慧星.中国民法经济法诸问题[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220.

[11]孙美兰.情事变动与契约理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4.257.

[12]曹守晔.合同法解释 (二) 之情势变更问题的理解与适用[J].法律适用, 2009 (8) .

[1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服务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的通知》。

变更原则 篇2

(1)变更后不降低工程的质量标准,也不影响工程完建后的运行与管理,

(2)工程变更设计技术可行,安全可靠。

(3)工程变更有利施工实施,不致于因施工工艺或施工方案的变更,导致合同价格的大幅度增加,

(4)工程变更的费用及工期是经济合理的,不致于导致合同价格的大幅度增加。

(5)工程变更尽可能不对后续施工产生不良影响,不致于因此而导致合同控制性工期目标的推迟。

(6)工程变更对施工工期及工程费用有较大影响,但有利于提高工程效益时,监理作出分析和评价,供发包人决策。

略论公司章程变更的原则 篇3

一、不得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原则

公司章程是依据法律制定的,其变更不得与法律强制性规定相抵触,这是各国公司法普遍规定的原则。如美国《示范公司法修正本》第十章第一节规定,经过修正的公司章程只可包括那些修正之时能合法地纳入最初文本中的条款。英国1948年《公司法》第10条规定,在遵守公司法的规定和公司章程所规定的条件的情况下,公司有权通过特别决议变更其章程。在我国,公司章程变更应当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否则无效。《公司法》第22条规定,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23条规定,如果章程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内容,公司登记机关有权要求公司作相应修改。

二、不得损害股东权益的原则

股东是公司存在的基础,为股东创造利润是公司存在的最主要目的。当公司章程发生变更时,很可能影响到股东的权益,如公司资本增减、股份合并以及公司内部议事规则的变更等。为了保护股东权益,许多国家的公司法律中确认了章程变更不得损害股东权益的原则。《法国商事公司法》第63条第1款规定,股东大会按修改章程所要求的条件审议批准减少资本。在任何情况下,减少资本不得侵犯股东平等原则。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第130条规定,发起人股东依照公司章程所享有的特别利益,在公司章程的后续修改中可以修改,但是不得侵犯其既得利益。根据瑞士《债法典》规定,未经股东本人同意,不得剥夺股东的基本权利。股东的基本权利,按照法律和章程的规定,不受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决议的制约。股东的基本权利应当包括成员资格、投票权、竞选权、股利取得权和清算时的股份财产分配请求权。日本《商法典》第345条第1款规定,公司已发行数种股份的,如变更章程将对某类股东造成损害,则章程的变更,除要有股东大会的决议外,还要有该类股东大会的决议。

在我国,股东权益因为公司章程变更而受到侵害的,可以通过股东诉讼制度和异议股东股权回购制度等来救济。根据现行《公司法》第22条规定,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第75条规定,异议股东在公司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股东会会议通过决议修改章程使公司存续等情形时,异议股东有权要求公司回购异议股东的股权。

三、不得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原则

公司章程具有涉他性,其诸如注册资本、住所、合并以及分立等内容的变更直接关系到其对外偿债能力。因此,在公司章程变更时,不仅需要考虑到公司自身的利益,还要顾及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公司法都规定了章程变更不得侵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的原则。法国《商事公司法》第63条第3款规定,股东大会非以亏损为由批准减少资本计划的,在大会审议笔录存放书记室之日前的债权的债权人,可在法令规定的期限内,对减少资本提出异议。法庭可裁定驳回异议,或命令对债权进行补偿,或如公司提供担保,而且所提供的担保被认定足够时,命令建立担保。在提出异议期间,不得开始进行减少资本的活动。

我国澳门地区公司法第268条规定,在减资决议公布前已设立且不能要求清偿之债权之债权人,如果决议公布后日内要求担保,则应对其提供担保公布决议时,应通知债权人本款所指之权利。、债权经已获得担保之债权人不得行使上款所赋予之权利。基于资本之减少而对股东所作之给付,仅自减资决议公布之日起日后且在偿付债权人或对要求担保之债权人提供担保后方得为之。我国现行《公司法》也对公司变更时债权人利益保护作出了规定,公司在进行合并、分立或者减少注册资本时,应当依法通知或者公告债权人,否则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现行《公司法》第174条规定,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议之日起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第176条规定,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之日起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日内在报纸上公告。第178条第2款规定,公司债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浅谈情势变更原则 篇4

2010年12月7日原告王某和被告丁某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 约定由原告购买被告的一幢房产。2011年年初, 国务院办公厅为了抑制房价持续走高的趋势出台限购政策, 要求合理满足住房需求, 从严制定和执行住房限购措施 (1) 。之后, 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出台通知, 对在本市已拥有2套及以上住房的本市户籍居民家庭, 要暂停在本市向其售房 (2) 。原告因已拥有两套住房, 暂时无法购买涉案房产, 遂未能如约支付楼款。后原告以出售手中一套房屋的房屋获得了购房的资格。随后, 原告向被告发出《律师函》, 认为由于情势变更导致本交易实际延迟, 但其本身对此并无过错, 要求重新协商未果;原告便再次向对方发送《律师函》要求终止交易, 要求被告退还定金, 并将此请求诉至法院。最后, 法院以政策的出台导致的《房屋买卖合同》的延期履行, 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为由, 判定予以解除。

二、情势变更原则

(一) 情势变更原则的概念释义

情势变更原则是指在合同成立后至其被履行完毕前的一段时间内, 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 发生了非当初所能预料得到的变化, 如果仍然坚持原来合同的法律效力, 将会产生显失公平的结果, 有悖于诚实信用的原则。因此, 应当对原来合同的法律效力做相应变更的一项基本原则[1]。

(二) 情势变更原则的构成要件

情势变更原则的实质在于维护民法上诚实信用原则的公正性, 消除合同因情势变更所实际产生的不公平后果, 将改变原合同当事人所负担的法定义务。因此, 法律对于其适用条件进行了严格的限制:1、必须有情势变更的客观事实, 导致等价关系的破坏以及合同目的的不能达成;2、情势变更必须发生在合同成立之后, 消灭之前;3、情势变更的发生具有不可预见性;4、情势变更必须是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原因发生的;5、情势变更后维持原先合同将显失公平, 或者导致合同的目的根本无法实现;6、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应以当事人主张为前提, 法院无权直接适用。

三、情势变更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变迁

我国1981年《经济合同法》第27条曾规定情势变更原则, 但1993年修订《经济合同法》时又取消了该条款的规定。而在《合同法》起草的多个草案中, 对情势变更原则都有所规定, 但最终未通过。在当时, 出现情势变更时, 法院往往引用不可抗力的规定或者公平原则、诚信原则予以解决。直到2009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合同法解释 (二) 》中确立的情势变更制度的一般条款。

司法实践中, 武汉市某煤气公司诉重庆某检测仪表厂案”及相应的最高人民法院法函 (1992) 27号文和最高法院通过长春市某对外经济贸易公司诉长春市朝阳区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确立了情势变更原则[2]。近年来, 由于中央宏观调控的力度加大, 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经济政策, 例如中央针对房地产市场出台的“限购令”与广东省政府出台的关于机动车牌照的“摇号”政策, 导致了情势变更情况的大量产生。但是, 考虑到情势变更原则过于灵活且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有巨大影响, 因此法院对于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趋于谨慎。

四、情势变更在中国适用之建议

情势变更原则作为合同履行中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 对于促进我国经济的继续迅速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但是确立情势变更原则也要结合我国的实际, 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一) 应当将情势变更与商业风险相区分

任何的交易都一定伴随着风险, 交易者受到利益的刺激自愿加入交易, 其中固有的商业风险自然也应由经营者承担。

(二) 防止情势变更原则对新兴风险行业的冲击[3]

由于新兴风险行业风险大于一般行业, 发生情势变更的可能性高。但这些行业对于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如果在这些行业大面积的适用情势变更, 将打击这些新兴行业的发展。

(三) 始终坚持情势变更不破商业习惯和行业惯例[4]

商事习惯与行业惯例是历经多年而产生的商业智慧, 能够便利交易, 应当充分的尊重。因此, 符合商事习惯与行业惯例的情势变更应当排除在适用该原则的范围之外, 否则, 会极大地影响商事交易的稳定性和快捷性。

(四) 严格控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防止司法权滥用

情势变更原则的设置, 给法官提供了自由裁量的空间。这种自由裁量权能够直接改变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法定义务。因此, 必须要有相应的制约机制, 严格界定其适用条件。

五、结束语

合同从订立到履行完毕, 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加之客观环境随时待命的瞬息万变, 纠纷发生的机率非常高。情势变更原则如同一把“双刃剑”, 在给当事人带来公正的同时, 也时刻面临着被滥用的风险。因此, 需要用审慎的态度从严把握该原则, 才能真正发挥该原则的最大效用。

参考文献

[1]周林彬.商法与企业经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5.

[2]刘英.论情势变更原则在合同法中的必要性[J].法制与社会, 2009.7.

[3]郁章龙.论情势变更原则[J].法制与经济, 2008.2.

[4]温培财.论合同中的情势变更原则[J].法治与社会, 2012.5.

[5]韩世远.情势变更原则之研究[EB/OL].中国法院出版社, 2000.

[6]张驰.论意思表示解释[J].东方法学, 2012 (6) .

变更原则 篇5

《已上市化学药品药学变更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基本情况

1、起草目的本指导原则是作为新修订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的配套文件进行起草的。

新修订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中规定,药品生产过程中的重大变更、中等变更、微小变更分别属于审批类变更、备案类变更、报告类变更。

本指导原则根据变更对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或质量可控性产生影响的可能性,将变更分为重大变更、中等变更、微小变更。并在指导原则中列举不同变更事项下典型的重大变更、中等变更、微小变更的情形,以及需要进行的研究验证工作,为已上市化学药品药学变更的研究和管理提供参考。

2、主要内容

本指导原则涵盖的变更事项包括:制剂处方中辅料的变更、原料药和制剂生产工艺变更、生产场地变更、生产批量变更、制剂所用原料药供应商变更、注册标准变更、包装材料和容器变更、有效期和贮藏条件变更、增加规格。

这些事项参考了2007年版

《药品注册管理办法》附件4“药品补充申请注册事项及申报资料要求”中列出的化学药药学变更事项,部分事项进行了合并,增加批量变更、贮藏条件变更。

本指导原则与2007年版

《药品注册管理办法》附件4比较如下:

本指导原则

2007年版《药品注册管

理办法》附件4

变更事项

变更分类

变更事项

监管要求

变更原料药生产工艺

变更制剂生产工艺

按风险分为重大变更、中等变更、微小变更

改变影响药品质量的生产工艺

国家局审批

变更制剂处方中的辅料

按风险分为重大变更、中等变更、微小变更

变更药品处方中已有药用要求的辅料

国家局审批

变更原料药生产场地

变更制剂生产场地

按风险分为重大变更、中等变更、微小变更

改变进口药品的产地

国家局审批

技术转让

国家局审批

国内药品生产企业内部改变药品生产场地

省局审批

变更制剂所用原料药的供应商

按风险分为重大变更、中等变更

改变国内生产药品制剂的原料药产地

省局备案

改变进口药品制剂所用原料药的产地

国家局备案

变更生产批量

按风险分为重大变更、中等变更

——

——

变更注册标准

按风险分为重大变更、中等变更、微小变更

修改药品注册标准

国家局审批

变更包装材料和容器

按风险分为重大变更、中等变更、微小变更

变更包装材料和容器

国家局审批

省局审批

变更有效期和贮藏条件

按风险分为重大变更、中等变更

改变国内生产药品的有效期

改变进口药品有效期

省局审批

国家局审批

增加规格

均为重大变更

变更药品规格

国家局审批

3、参考文献

本指导原则是在我国已发布的《已上市化学药品变更研究的技术指导原则(一)》、《已上市化学药品生产工艺变更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基础上,参考FDA、EMA、ICH对变更的分类以及相关指导原则,并结合国内研发与生产现状进行撰写。

4、与ICH

Q12的衔接

药品上市后变更管理属于全生命周期管理的一部分。为将来能够与ICH

Q12实施相衔接,本指导原则在概述中写明,持有人可以参考本指导原则对变更进行研究和分类,也可以在对药品及其工艺、质量控制等不断深入理解的基础上,采用ICH

指导原则(如ICH

Q12等)中的各种变更管理工具,对变更进行研究和分类,这将更有利于持有人主动对已上市药品进行持续改进和创新。

5、其他

(1)本指导原则提出普通口服固体制剂、口服缓释/控释制剂和肠溶制剂处方变更中的中等变更,均应按照审批类变更提出补充申请。这主要是参考了FDA对处方变更管理要求。

(2)本指导原则的增加规格,涵盖原研增加规格和仿制药增加原研药品/参比制剂已有的药品规格,且不得改变药品原批准的适应症、用法用量或者适用人群等。超出上述范畴的增加药品规格,可能需要按照新药研究思路去开展相应的研究工作,不属于本指导原则讨论范围。

(3)如果已上市药品的变更导致变更前后的产品临床不等效(包括BE不等效),可能也需要按照新药研究思路去开展相应的研究工作,不属于本指导原则讨论范围。

二、2019年11月公开征求意见后的修改情况

1、变更原料药生产工艺

基于国外先进药政管理部门的最新指导原则,结合中国医药工业发展现状和管理模式,对原料药生产工艺中的合成路线、物料控制、生产条件等变更制订了基于风险的分类管理体系。

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信息,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修订:(1)对部分物料控制调整了变更分类等级。(2)明确了部分设备的变更分类等级和评价目标。(3)起始原料的变更以原料药质量为评价目标。(4)调整了稳定性考察批次,明确了稳定性考察时间。(5)调整了部分变更中的批生产记录的要求。

2、变更制剂处方中的辅料

本章主要根据FDA联邦法规、SUPAC-IR、SUPAC-MR、SUPAC-SS及报告中应记录的CMC变更指南等指南制定,内容与之基本一致。

SUPAC指南仅对普通口服固体制剂、缓控释/肠溶制剂的辅料变更进行了详细分类,参考FDA联邦法规21

CFR

314.70、21

CFR

601.12中关于辅料变更的描述:除已规定的微小变更和中等变更外,辅料定性和定量的变更均属于重大变更,故本指导原则对其他剂型的辅料用量、种类、级别的变更按照审批类管理。

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信息,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修订:(1)增加了对其他剂型的变更管理规定。(2)辅料变更的分类主要参考FDA联邦法规制定,故未采纳降低分类的意见。(3)参考FDA的管理,仍将中类变更按照审批制管理。(4)结合征求意见、FDA

SUPAC指南、国内实际情况,调整了稳定性研究要求。在概述部分要求在年报中报告后续稳定性研究资料。(5)删除了微小变更中的批生产记录的要求。(6)处方比例的计算方式主要依据SUPAC-IR以及FDA报告中应记录的CMC变更指南等,仍采用与原批准处方重量进行比较。

3、变更制剂生产工艺

根据国内外监管体系的差异和征求意见稿收到的企业反馈意见,对各个级别的变更事项进行进一步梳理,在充分考虑我国制剂产业实际应用的基础上,通过增加前提条件分别锁定同一变更事项在不同情形下的变更风险,将部分原为单一级别的变更事项细化为梯度风险分级,并补充相应有差别层次的技术要求。例如设计和工作原理不同的生产设备变更,片剂、胶囊剂或栓剂形状、尺寸的变更等。

4、变更制剂所用原料药供应商

在征求意见稿中,将此类变更均归入重大变更。结合反馈收到的征求意见,经研究讨论,基于原料药对制剂质量的影响程度,将此类变更分为中等变更和重大变更,分别制定了研究验证工作要求。

5、变更生产批量

批量变更在参考FDA及欧盟指南基础上,结合国内情况拟定。结合反馈得到的征求意见进行以下主要修订:(1)考虑到特殊制剂放大的风险较大,变更分类维持不变,但可根据工艺的复杂程度、批量变更情况等综合考虑是否要求进行BE研究。(2)明确了无菌制剂的生产时间涵盖的工序和10倍以内的定义。(3)结合国内实际情况,经过讨论,将批量变更分类修订为中等变更和重大变更。普通口服固体制剂、半固体制剂和非无菌原料药的批量变更10倍以内为中等变更,10倍以上为重大变更。一般的非无菌液体制剂和终端灭菌制剂的批量变更定为中等变更。如存在同时符合几类变更情形,则按照较高变更类别进行。

6、变更注册标准

本部分的反馈意见和修订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1)反馈意见建议将增加检验项目等有利于提高注册标准的变更修改为微小变更。经讨论,考虑到该情形不易界定以及注册标准的管理,本指导原则中将注册标准中增加检验项目划分为中等变更。(2)删除了注册标准随国家药品标准变更而引起变更的情形,持有人可参照相关公告要求执行(如,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有关事宜的公告)。(3)反馈意见建议将检验方法的非实质性变更修改为中等变更。考虑到该情形不易界定以及注册标准的管理,本指导原则中将检验方法的变更归为重大变更。

7、变更包装材料和容器

根据反馈意见,对各个级别的变更事项进行细化梳理,增加包装规格变更事项,进一步规范了文字表述。

8、变更有效期和贮藏条件

征求意见建议将严格贮藏条件修改为中等变更,考虑到仿制药的贮藏条件一般应与参比制剂保持一致,若贮藏条件发生变更,应提供充分的变更依据,故贮藏条件变更仍列为重大变更。

征求意见建议将延长或缩短有效期修改为微小变更,考虑到延长有效期需根据稳定性研究结果确定,缩短有效期的原因大多与产品稳定性相关,仍归为中等变更,但可接受中试规模样品进行稳定性试验。

9、增加规格

网上征求意见反馈,对于新药增加规格,但不改变原批准的适应症、用法用量或者适用人群等的情形,根据现行的法规,暂无申报途径。因此,起草小组在征求意见稿基础上增加了该条目。

10、变更原料药生产场地

针对征求意见,经讨论,对于原料药质量未发生变化的非无菌原料药生产场地变更,不再要求按照重大变更进行申报。

11、变更制剂生产场地

变更原则 篇6

关键词:情势变更原则;法律分析;实践应用

2009年5月13日正式颁布实施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解除。由此,我国正式确立了情事变更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

一、情事变更原则产生、发展及其概念界定

1.情事变更原则的产生及其发展

学界一般认为,情事变更原则最初萌芽于12-13世纪,注释法学派的法学家正式提出和阐发的“情事不变条款”,即假定每一个合同中均包含了一个默示条款,要求缔约时作为合同基础的客观情况继续存在,一旦该基础不存在,则应允许当事人变更或解除合同[1]。德国判例在1922年采用了厄尔特曼所主张的行为基础理论而在民法中予以确认该原则,特别是2001年修改后的《德国民法典》第313条行为基础的障碍对该理论予以确定。在我国,《合同法》制定过程中,《合同法》四次审议稿第76条第1款曾规定:由于客观情势发生异常变化,致使履行合同对一方当事人没有意义或者造成重大损害,而这种变化是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不能预见,并不能克服的,该当事人可以要求对方就合同的内容重新协商;协商不成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变更或解除合同[2]。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在1999年3月12日根据全国人大的意见,经过反复研究,认真权衡利弊,最后将该规定从合同法中删除。直至2009年5月13日我国颁布实施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解释(二)》第二十六条最终确立了情事变更原则的适用。

2.情事变更原则的概念界定

情事变更原则,谓为法律效力发生原因之法律要件(法律行为或其他法律事实)之基础或环境之情事,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之事由,致有非当时所得预料之变更,而使发生原有效力,显有背于诚实信用(显失公平)时,应认其法律效力有相当变更之规范[3]。也就是说,合同成立以后,因不可规归责于当事人的事由致使合同赖以存在的基础或环境发生了异常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将对一方当事人产生显失公平结果时,当事人可以请求变更或解除合同。关于情事变更原则,很多国家通过不同的方式作出了相关规定,英美法中与之相类似的有“合同落空”原则(目的受挫)。

二、情事变更原则的理论基础与学说观点剖析

目前学术界关于情势变更原则的观点,主要可以分为约款说、相互性说、法律行为基础说、诚信原则说。约款说认为,情事变更原则,依其名称为一种约款,是基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和前提,属于当事人意思的附属条款。按照这种观点,情事变更原则的适用来自于当事人的约定。相互性说则认为,情事变更原则本质是基于双务合同的相互性。合同的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是对应的,如果当事人一方履行行为不可期待或不确实,势必给另一方造成损害,由此可主张情事变更原则适用[4]。法律行为基础说则认为,已成为合同基础的情事在合同订立后发生重大变更,并假使双方当事人预见到这一变更就不会订立合同或者会以不同的内容订立合同,可以请求合同的改定。但以在考虑到个案的全部情况,特别是合同所规定或者法定的风险分配的情况下,维持不改变的合同对一方来说是不能合理期待的为限。诚信原则说认为,当事人订立合同后,因为出现了订约时所不可预见的情事,如果继续案合同履行将会导致对诚实信用的违背,所以应允许当事人变更或解除合同。目前我国学者通说认为情事变更原则的理论基础是诚实信用原则。

三、情事变更原则的实践适用中主要注意事项

1.注意区分情事变更与商业风险

商事交易必然存在风险,只要参与商品经营,就一定会有潜在的风险,这是市场规律的体现。交易所有收益由经营者享有,那么其风险也应当有经营者来承担。但有时引起商业风险与情事变更的具体原因是相同的,容易造成对两者的判断上的错误,在此我们就需要区分商业风险与情事变更。商业风险是由商品价值规律决定的一种正常的风险,其发生属于当事人可以预见的范围之内,所有的商品经营者都要承担这种风险,而情事变更则具有偶发性,突发性,是当事人不可预见的,是特殊的风险,它往往只涉及个别或部分商品经营者。若当事人已经预见到了相应的情事变更,而仍然成立契约,这属于当事人自担风险。商业风险的发生通常是由于当事人主观上存在过错造成的,如不遵守价值规律的要求、不注重产品质量等,而情事变更则往往当事人主观上没有过错,造成不公平的结果是由于订立合同的基础情事发生了重大变化。

2.注意区分情事变更与不可抗力

从情事变更和不可抗力的构成要件、法律效果等方面看,两者都是发生在合同关系存续期间,有时候会以同样的事实形态出现,甚至都可以导致合同变更或解除的效果。在实践中很容易将两者混淆,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我们需要将二者加以区分,以更好的解决情事变更带来的问题。我们应该厘清的是,不可抗力的发生导致的是合同的履行不能,包括全部不能和部分不能,永久不能和暂时不能。而情事变更并不一定导致合同不能履行,而是使得合同的履行过于艰难或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使得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失衡。不可抗力是合同不能履行的免责事由,而情事变更原则主要解决当事人权益的平衡问题,目的在于指导合同的正常履行。

参考文献:

[1]江平.民法各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

[2]黄名述,黄维惠.民法学(第三版)[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

[3]史尚宽.债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4]吴飚,朱晓娟.合同法原理·规则·案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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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势变更原则适用效果之探讨 篇7

关键词:情事变更,形成权模式,请求权模式,再交涉模式

一、概述

“依法成立的契约, 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之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合同成立之后, 做出意思表示的双方当事人就要对自己做出的意思表示负责, 这是一条普遍的原则:契约必守原则。

但是, 在某些情况下, 如果严守此原则, 可能会导致一些不公。如, 合同签订后, 发生了当事人不能预料的、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情事或是使合同履行失去意义的情形, 如果继续严格按照合同来行事, 那么势必会使双方的利益关系失去平衡, 造成结果不公。为解决此种矛盾, 情势变更原则作为“契约必守原则”的例外, 顺势产生了。可以说, 情势变更原则的实质就是为了公平正义, 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运用。

情势变更原则是指在合同订立之后, 合同双方法律关系消灭之前, 由于发生了当事人不能预料的、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情事或是使合同履行失去意义的情形时, 继续履行合同, 维持合同关系将产生对一方当事人或是双方当事人不公平的结果, 此时可以变更或解除合同并免除责任的原则。

我国《合同法》并未将情势变更原则纳入其中, 而是在司法解释中做了类似规定。但是司法解释的规定过于简单, 在实际适用中存在很多不足。现本文以情势变更适应的效果为研究对象, 通过分析、比较三种情势变更原则适用效果的模式, 最后就我国情势变更原则适用效果模式的选择浅谈一下笔者的观点。

二、情势变更原则适用效果———形成权模式分析

形成权是指依照权利人单方意思表示就能使权利或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消灭的权利。在情势变更原则适用效果中, 所谓的形成权模式是指, 当发生情势变更情形后, 受不利影响方可单方面行使权利, 变更合同或是解除合同。对于这种模式, 一般可将其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 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可以单方解除合同。二是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可以单方变更合同。三是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既可以单方解除合同也可以单方变更合同。有一些国家的法律选择了此类模式:意大利选择的是第一类, 纳斯拉夫选择的是第三类。这两个国家都在本国法律中将类似的做法明文写进了法条。对于第二类, 也有学者赞成, 观点认为, 情势变更情形中, 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的此种权利是一项法定变更权, 当情势变更情形发生时, 由于变更合同是一项法定权利, 那么受不利影响方就可以单独作出意思表示以变更合同, 此时受不利影响方的这种单独意思表示仍作为合同存在, 作为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 要受到含有这种单独意思表示的变更后的合同的约束。但是此学者强调, 这种根据权利的形式要受到一定的限制, 不可能是随意无限制的, 要根据诚实信用原则严格来行使。

形成权模式的优点就是在无需其他方的同意的情况下, 就能使受不利影响方在一发生情势变更情形时就能迅速地将这种不利影响消除, 且这种法律关系非常明确。简单地说就是能迅速解决情事变更所带来的不公, 且法律关系明确。但是相比于优点, 其缺点更为合同法精神所不容。此种做法过度地追求公平正义, 从而导致意思自治原则的破坏。合同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意思自治, 也即“契约必守原则”。传统的民法理念, 在此原则的精神下, 法院都不得擅自改变当事人所订立的契约, 即使情势变更事由使得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发生严重的不均衡, 法院也不得轻易改变, 更何况是一个自由个体。后续的发展, 也是在诚实信用的基础上, 严格地运用情事变更原则。这种形成权模式只是简单地赋予受不利影响方单方变更或是解除合同的权利, 这可能会使对方的意思自治的权利得不到保护, 相对方的合法利益受到侵害也是有可能发生的。对于意思自治得不到保护很容易理解, 即形成权模式赋予受不利影响方单独自由变更或解除合同的权利, 那么此方就不会去考虑对方的意思, 而是根据自己的意思来行使权利。对于相对方合法权益易被侵害也是可以理解的。情势变更原则既然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运用, 那么在行使此项权利的时候, 就也得遵守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可单方变更或是解除合同的受不利影响方, 且不说他是个恶意方, 就算他是个善意方, 严格地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他也不能判断对方的利益、取代对方的想法代对方做出决定。总而言之, 此做法是很可能侵害相对方合法权益的。

情势变更原则适用的目的就是解决出现的不公平现象, 当赋予受不利影响方单方变更或是解除合同的权利, 而前已谈到, 此方是很有可能侵犯相对方利益的。当此方行使权力时, 给相对方造成了损害, 那么此时又会有新的问题产生, 此时问题又会变得更加复杂。

三、情势变更原则适用效果———请求权模式分析

请求权是指权利人以其自由意志支配的, 以某种利益为目的的请求他人为或是不为特定行为的权利。在形势变更情形中, 所谓的请求权模式, 也就具备了请求权的一般特征, 是指情势变更情形发生之后, 受不利影响方不能自己决定变更或是解除合同, 必须通过向法院申请作出判决这种方式来达到变更或是解除合同目的的模式。

此模式根据可请求判决的内容可分为两类:受不利影响方只能请求法院判决变更合同;受不利影响方既可请求法院判决变更、也可以请求法院解除。对这两类, 也有国家对此做出了规定, 如《匈牙利民法典》规定, 当情势变更情形发生时, 受不利影响方可以请求法院变更合同;像我国合同法根据情势变更原则的变更性质又多出了一项分类, 那就是情势变更原则是司法变更, 当事人没有实体上的变更权。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 应该严格区分一般意义上的情事变更和严格意义上的情事变更。前者, 如不可抗力, 可以在民法典中作出规定。但是严格意义上的情事变更只能出现在判例法中。

请求权模式的优点就是能使合同双方的利益都能够得到保障, 也能够使双方的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但是因为请求权要通过向法院申请的形式得以实现, 而通过司法途径来平衡情势变更带来的利益不均衡的局面, 这种方式就注定了当事人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如果受不利影响方所受的损失较大, 通过其他途径也没办法解决, 那么通过司法途径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如果损失不大, 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所投入的成本更高, 那么受不利影响方可能就不愿去平衡这种不公, 这样, 此制度就达不到其应要的目的。或是, 如果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来解决, 那么为什么还要通过司法途径呢。这种情况下, 可能导致司法资源的一种浪费。同时, 司法途径都有一定的程序, 需要经过严格的程序, 那么解决问题的效率就会降下来, 这样一来, 双方的法律关系也不能得到及时的解决。

四、情势变更原则适用效果———再交涉义务模式分析

再交涉义务, 德国的N.Horn对其所下的定义是:现存契约之双方当事人依合意将契约调整适应于情事之变化, 为此目的应当相互进行交涉之义务。对于此种再交涉义务, 日本学者研究的也比较多。五十岚清和石川康的观点认为, 再交涉义务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类:提出及研究契约调整方案之义务, 包括提出再交涉、提出调整方案、说明方案的依据等义务, 这是一条最基本的义务;是再交涉程序得以形成的义务, 这就包括再交涉的期间提供相关信息等义务;诚实交涉的义务, 包括不得故意阻碍再交涉等义务。

由此可见, 再交涉义务模式是指, 当发生情势变更的事由时, 合同不能继续履行, 当事人不能自己直接变更或是解除合同, 而是得进行再协商的模式。此种模式允许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 能协商解决问题固好, 如果协商不成, 当事人还是可诉诸法庭, 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

再交涉义务模式的优点是能够通过当事人的协商, 达到快速解决利益不均衡带来的不公平现象, 尊重意思自治的同时也能节约一定的司法资源, 也使得双方能够理性地处理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但是就再交涉义务, 其本身还存在着很多有待明确的地方。如, 违反再交涉义务的法律后果是什么, 在解除合同后是否需要赔偿对方的损失, 重新谈判是不是诉讼的必经程序等等。

对于第一个问题, 一般认为, 如违反此义务, 那么将导致当事人调整或是解除合同的权限受到限制或是发生变更, 而这种后果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形:一是调整或是解除合同的权限丧失, 二是调整或是解除合同的权限变更, 三是调整或是解除合同的权限之缓和, 四是调整或是解除合同的权限效力发生权限之延期。还有人认为会产生损害赔偿的责任。如欧洲合同法原则就明确规定“在任何一种情形, 法院可以对因一方当事人悖于诚实信用与公平交易之拒绝磋商或者终止磋商而遭受的损失判予损害赔偿。”显然此条也明确了当一方当事人违反此项义务时, 给对方造成损失的, 对方可以请求赔偿损失的。笔者认为, 当再交涉义务被违反时, 那么当事人变更或是解除合同的权利应该要受到限制, 也应当对由此产生的损害向相对方做出索赔。理由是:既然再交涉义务是一项义务, 那么此义务就要有责任保障, 这样才能保证义务能够被很好地履行, 而在损害赔偿过程中, 可采取过错责任制。

对于第二个问题, 如合同尚未履行, 那么合同解除之后的操作也很简单。但是如果有一方履行合同义务, 那么该怎样操作?各国的做法不一样, 英国法规定, 这种损失由当事人自行承担, 但是这往往造成了新的不公。一般应该要给与一定的补偿的。在情势变更中, 不存在当事人违约的行为, 不能追究谁的责任, 但是要消除这种不公的现象, 就得通过补偿的方式得以缓解。

对于第三个问题, 笔者认为, 应该先进行协商, 协商不成再诉诸法院。因为通过双方协商, 是能够尽快解决问题的, 不通过法院就解决了问题, 那么司法资源就得到了节约。如果协商不成之后诉诸法院, 由于之前有重新协商这个环节, 那么对问题的原委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也可以为后续的法院解决问题带来便利。

五、三种模式之比较

分析之后, 现将三者进行一个综合的比较。

当情势变更情形发生时, 形成权模式能够快速地明确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但是有害意思自治原则, 在此种模式下, 诚实信用原则也有可能常被破坏, 最终也不能达到情势变更原则为解决不公的目的, 还可能造成更多的问题, 这就使得原则的设立失去了意义。请求权模式能够很好地解决问题, 但是可能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 当事人采取此种模式的成本更高, 也是的当事人会权衡是启用该模式。再交涉义务模式, 能够使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不公现象得到快速的解决, 同时尊重了意思自治, 也节约了司法资源。这种模式刚好就弥补了上两种模式的不足。但是再交涉义务模式还存在很多有待改进和明确的地方, 如果相关法律或是规定能够将其规定完善, 那么它将会是情势变更原则适用效果模式的一个相对较好的选择。

六、我国情势变更原则适用效果模式之选择

关于情势变更规则, 我国《合同法》对此并没作出具体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 (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 (二) 》) 的颁布, 可以说是情事变更规则在我国的确立。《合同法解释 (二) 》第26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 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 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该解释于2009年5月13日开始实行, 此规则的确立, 为我国解决新的经济形势下产生的不公平合同现象提供了好的解决方法, 这也使得我国的合同法更加完善, 并开始与国际规范接轨, 这也将有利于金融危机背景下各类合同纠纷的解决。

由《合同法解释 (二) 》我们可以看出, 我国情事变更规则的适用效果就是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但是对于适用效果的很多具体问题并没有做出规定, 如是不是必须得提请人民法院来决定是变更或是解除合同?双方当事人可否在提请人民法院之前自行变更合同或是解除合同?变更合同和解除合同是怎样选择的呢?变更合同是否是解除合同的必经程序?合同变更或是解除后是否要赔偿损失等等。这些问题都是需要解决的。在分析了上诉三种模式之后, 笔者认为, 我国可采取第三种模式, 也就是再交涉义务模式。但是在具体的程序上, 还得做一些完善。

笔者认为, 我国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程序和效果可以做出以下具体规定。情势变更情形发生之后, 受不利影响方有权要求与相对方提出再交涉, 重现协商合同的条款。但是要提出重新协商, 需满足一定的条件, 那就是受不利影响方要毫不迟疑地提出, 并且要求说明重新协商的理由。如果双方当事人在一个合理的期间内还是不能达成一致, 那么双方都可以诉诸法院或是仲裁机构。法院根据事实, 查明真相后, 视情况作出判决, 变更或是解除合同, 使双方权利义务恢复平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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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苑书涛.请求权基本理论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 2005.3.

情势变更原则与相关概念关系 篇8

所谓情势变更, 是指合同在有效成立后, 履行完毕前, 合同赖以订立的客观情势发生了当事人订立合同时不可预见的异常变动, 当事人对这种情势的发生没有过错, 而且这种变更会导致合同订立时的基础动摇或丧失。这种情况下, 如果继续维持合同那么就会导致显失公平的后果发生, 因此就赋予当事人通过协商或者是司法程序来解除合同或变更合同的权利, 这就是情势变更原则。

二、情势变更与相关概念的关系

(一) 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的关系

不可抗力, 是指单凭人的力量所不能够抗拒的力量, 也就是我们不会预见、不能够避免并且也无法克服的各种各样的客观情况。在合同关系中所说的不可抗力, 是被限定了的, 即在订立合同时当事人不能够抗拒的力量。

1.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的联系

不可抗力和情势变更都是当事人在订立合同的时候不能够预见的各种客观情况, 都可能造成合同不能履行或导致合同的变更或合同解除, 而且都是一方当事人的免责条件。

2.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的区别在于

(1) 客观方面表现不同。情势变更主要表现为社会事件, 这种社会事件的发生会影响合同的履行, 如物价的急速上涨、金融危机的爆发、货币的严重贬值以及国家有关政策的变化等事由。情势变更的情况与不可抗力相比更为复杂, 它不是一般大众凭感官就能够感知的, 它需要依靠法定的公平裁量才能加以认定。而不可抗力的情况较为简单直观, 可以是自然力, 比如地震、海啸等, 也可以是社会事件, 比如战争。普通大众可以凭借感官就做出判断。

(2) 造成的影响是不同的。在发生情势变更的情况下, 合同仍然能够继续履行, 只是, 如果继续履行就会对合同一方当事人造成严重的不公平的结果。而如果发生不可抗力事件, 将可能导致合同部分不能履行、履行困难或者是全部不能履行的后果。

(3) 当事人享有不同的权力性质。如果发生情势变更, 若是要需要变更合同或者是解除合同, 当事人必须向法院或者是仲裁机构提出申请, 由他们做出是否变更或撤销合同的决定, 而不能由当事人自己决定。当事人享有的是请求权。在不可抗力发生的情形下, 当事人享有形成权。当发生不可抗力事件后, 一方当事人只需要对对方当事人做出通知即可。

(二) 情势变更与商业风险的关系

商业风险是指商业经营者在商业经营的过程中理应承担的在正常范围内的可能会发生的风险。

1.情势变更与商业风险的联系

在实际操作中, 商业风险经常会被当事人当作是情势变更的事由而主张援用情势变更原则, 两者具有很大的相似度。它们两个都是出现在合同有效成立后履行完毕前, 若发生以上两种情况, 都会导致不公平的后果。

2.情势变更与商业风险的区别

(1) 主观方面, 商业风险在当事人订立合同时就可以或者能够预见得到的, 但是当事人依然订立合同, 显然是对这一风险的默认承担, 或者是对可能存在的风险心存侥幸, 而对不可抗力的发生, 当事人双方是不能预见的, 而且是不存在过错的。

(2) 从归责方面来说, 由于双方或一方当事人对风险应当或可能预见, 依然选择订立合同, 他就应当承担订立合同后若发生风险所带来的不利后果。而情势变更的双方当事人对不可抗力的发生不具有过错, 不能预见也不可预见, 因而, 不能将过错归责于双方当事人。

(3) 从结果方面说, 当事人签订合同后, 即使出现了商业风险, 合同也应该继续履行。而情势变更出现后, 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为了保障司法的公平、正义, 我们在实践中必须严格区分两者的概念, 以有效避免情势变更和商业风险的混淆而带来的真正不公平。

(三) 情势变更与显失公平的关系

显失公平是指一方当事人在自己面临紧迫情况或者对某一事项缺乏经验的情形下, 实施了对自己非常不利而对对方明显有利的行为, 而给自己带来的不公正结果。

1.情势变更与显失公平的联系

显失公平规则以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况作为要件之一, 而情势变更也已客观情况导致显失公平的结果的出现为构成要件之一, 这就是两者的联系之处。

2.情势变更与显失公平的区别

(1) 产生的原因是不同的。显失公平产生的原因主要是主观原因, 即一方利用自己的优势或者对方的弱势, 导致合同双方承担的义务、享有的权利明显失衡。而情势变更则主要是受客观因素的影响, 双方当事人在主观上都是没有过错的。

(2) 产生的时间是不同的。显示公平是在订立合同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而情势变更则是在合同成立后履行完毕前也就是合同存续期间产生的。

(3) 产生的法律后果不同。在出现显失公平的情况下, 其中的一方当事人有权提出对合同进行变更或者撤销的要求, 如果合同被撤销, 那么合同自开始时无效;而情势变更将发生导致合同变更或者解除的后果, 合同解除的效力一般不溯及既往。

参考文献

[1]魏振瀛.民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论情事变更原则的发展与适用 篇9

情事变更原则的确立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罗马法时期主要奉行“契约必须严守”的原则, 从制度上根本否定了情事变更原则;至12世纪的注释法学家在《优帝法学阶梯注解》中提出的“事物不变更约款”是对情事变更原则的首次理论描述;随着历史的发展, 于1794年《普鲁士普通法》第378条和1811年《奥地利民法典》第936条都体现了情事变更原则:二十世纪以来, 受两次世界大战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 造成了大量合同的无法履行, 基于此, 许多学者提出情事变更原则的各种学说。[1]

2.情事变更原则的适用条件

第一, 合同所成立时所赖以存在的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是适用情事变更的前提条件。所谓“情事”, 指作为合同法律行为基础或环境的一切客观事实;所谓“变更”, 是指这种情事在客观上发生异常变动, 这种变更主要是一种事实上的变更, 如物价飞涨、汇率大幅度变化、国家政策出现大规模调整等, 导致合同赖以成立的基础丧失, 或者导致当事人目的不能实现。

第二, 情事变更须发生在合同成立以后, 履行终止之前。此为适用情事变更原则的时间要件。只有情事的变更发生在合同成立之后, 合同关系消灭之前, 才能适用情事变更原则。

第三, 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到该情事变更。此为适用情事变更原则主观要件。情事变更应为不可预见的情形, 但是该情事并非不可抗力造成, 也不属于商业风险。

第四, 因情事变更而使原合同的继续履行明显不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此为适用情事变更原则的实质要件。情事变更发生以后, 如继续按原合同规定履行义务, 将会对一方当事人产生显失公平的结果或者根本无法实现合同目的。

3.情事变更原则的适用效力

基于情事变更原则, 当事人可以依法主张变更合同和终止合同。当事人主张变更合同和终止合同的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 经人民法院审查认为是否存在情事变更的情形, 若审查认为合同尚有履行的价值时, 通过变更合同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 使得合同得以公平的履行, 但合同变更不影响当事人要求赔偿的权利, 原则上由提出变更的一方当事人对对方当事人因合同变更所受的损失应付赔偿责任;若人民法院审查认为继续履行或者变更合同也无法消除不公平的情形时, 则终止合同关系。但是, 当事人申请并不一定导致合同变更或者终止, 需要人民法院根据政策、法令等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2]

4.我国情事变更原则的现状

目前, 情事变更原则在我国法律中已有明文规定, 在司法实务中为法官适用情事变更原则以实现个案正义提供了法律依据。主要表现在, 虽然《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对情事变更原则仍无明文规定, 但是该原则在个别条款中仍有具体适用, 如《合同法》第68条, 《民法通则》第115条, 分别从各自的法律调整领域体现了情事变更原则的精神, 这为《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提供了立法引导。《合同法》第68条前三项都是从当事人视角阐述了情况的变化, 可以断定属于“商业风险”, 是当事人在合同缔结时就应当预见的;第 (四) 项为兜底条款, 应当包含前列情况以外的其他一切可能性, 理应包括非因当事人过错的客观情况变化导致的情事变更;《民法通则》第115条规定:“合同的变更或解除, 不影响当事人要求赔偿的权利”, 该条适用于一切因合同变更、终止而产生的要求损害赔偿的情况, 也应包括情事变更导致的合同变更或者终止, 从而因情事变更而遭受不利益的一方当事人有权请求事后补偿。但是《合同法司法解释 (二) 》第26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 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 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 明确规定了情事变更原则, 这就为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提供了指导作用, 避免因“法律不足”使得情事变更原则在我国无法名正言顺地发挥其“利益均衡”的调节作用。[3]同时, 避免了法律滞后作用造成经济社会生活中情事变更引发的社会矛盾。

5.完善我国情事变更原则的法律思考

虽然我国民事立法中对情事变更原则的定义、效力、适用条件已经作出明文规定, 但是该原则在审判实务中难以准确把握, 主要是先前的立法活动对该原则没有明确规定, 尤其是在《合同法》的制订过程中存在的争论使得有关情事变更的条款在该法律中未获通过, 这就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同时, 在法律实践中滥用情事变更原则的危险确实存在, 但并不是因司法解释的规定就能消除这种危险[4]。为了保法院或仲裁机构能准确适用情事变更原则, 减少滥用的危险, 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在今后的民事立法活动中, 如民法典的制定, 将情事变更原则制定成概括性条文, 可以参照《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表述。

第二, 人民法院不得直接适用情事变更原则, 应该以当事人主张适用为宜。作为私法调整手段, 基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 当事人可能基于长远经济利益或商业信誉的考虑而不主张适用情事变更原则。

第三, 最高人民法院或高级人民法院应该指导下级人民法院审理适用情事变更原则的案件, 必要时采用报批制度, 这样可从诉讼程序方面避免情事变更原则的滥用, 也符合目前我国法官队伍整体素质不高的实际情况。

参考文献

[1]韩世远.情事变更原则研究以大陆法为主的比较考察及对我国理论构成的偿试[J].中外法学, 2000 (4) 。

[2]孙美兰.情事变动与契约理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4。

[3]林诚二.民法理论与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

变更原则 篇10

情事变更原则, 就是指合同在有效成立以后, 非因当事人双方的过错而发生了不可预见的情事变更, 致使合同的基础丧失或动摇, 合同不能履行或如果履行会显失公平, 因此根据诚实信用原则, 当事人可以请求变更或解除合同的原则。情事变更原则的适用使合同在公平的基础得到履行, 消除显失公平的现象。由于情事变更原则适用不能追究任何一方的违约责任, 但一方应当适当补偿因解除合同给对方带来的损失。《合同法》没有规定也没有明文禁止情事变更原则, 《合同法解释 (二) 》第26条规定肯定了情事变更原则适用于所有民事合同, 从整体上填补了合同法关于情事变更的漏洞。

在我国劳动合同法律关系中, 由于劳资双方的地位不平等, 存在较多国家干预因素。但是, 劳动合同中依然会出现情事变更情形。根据《劳动合同法》第40条第3项规定, 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 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 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 用人单位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这一项规定可以视为情事变更原则在劳动合同中的体现, 即发生情事变更时用人单位可与劳动者协商变更劳动合同或者直接行使其单方解除权。

二、《劳动合同法》中情事变更规定的缺陷

《劳动合同法》第40条第3项就是针对情事变更情况, 对单方解除权做出的特别规定。其明确赋予了用人单位预告解除权和以支付一个月的额外工资 (“代通金”) 为代价的即时解除权, 同时对劳动者在该情况下是否享有单方解除权未做任何说明。《劳动法》第32条和《劳动合同法》第38条规定了劳动者即时解除权适用的具体情况, 其中并未包含情事变更情形。由此得知, 在情事变更下, 劳动者无法通过行使即时解除权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上述权利配置不平衡对劳动者不利。法律赋予了用人单位在情事变更下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 使得原本处于强势地位的用人单位更主动, 加剧力量失衡。这种情形与我国劳动法倾斜劳动者利益的原则是相违背的。

三、《劳动合同法》中情事变更原则适用的特殊性与完善

情事变更原则在劳动合同纠纷中具有特殊性。劳动合同与普通民事合同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 并且上文已经论述情事变更原则在《劳动合同法》中的巨大缺陷。一方面应当修改《劳动合同法》, 赋予劳动者在情事变更下的及时解除权, 平衡劳资双方的权利义务。另一方面, 在司法实践中, 劳动合同纠纷适用情事变更原则也应当区别于普通民事纠纷。

第一, 严格限制情事变更原则的适用范围, 尽量避免以情事变更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在劳动合同法领域, 对于情事变更原则的运用应当比民事合同领域更加严格。劳资双方力量上的悬殊, 使得劳动合同制度原本具有倾斜保护劳动者的性质。如果允许企业动辄解除合同, 将导致情事变更原则的滥用, 损害劳动合同关系主体对劳动的合理期待。关键在于将对劳动者造成极大不利。只有在劳动合同变更后仍不能消除显失公平, 或者变更合同有悖于合同目的, 或者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已无意义时才考虑解除劳动合同。简言之, 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适用情事变更原则解除劳动合同, 例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将使企业利益遭受巨大损害, 同时影响劳动者权益, 甚至损害公共利益。

第二, 坚持劳动法的特殊保护制度。《劳动合同法》中规定了很多对劳动者的特殊保护制度, 例如最低工资制度、工时限制、劳动合同解除后的经济补偿、特殊人群保护制度等。情事变更原则的适用不能突破这些原则。例如, 在运用情事变更原则变动工资时, 不能突破最低工资的底限;在进行工种变更时, 不允许安排妇女从事下井、深水以及高温等高危工作等;在运用情事变更原则解除合同进行裁员时不得裁减怀孕妇女等, 并且企业不能拒绝合同解除后经济补偿的支付。

第三, 完善《劳动合同法》中的情事变更规定。考虑到情事变更原则在处理劳动合同纠纷时的实用性和便捷性, 同时《劳动合同法》第40条第3项配置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双方在情事变更下单方解除权的严重失衡, 我国应当尽快建立健全劳动法领域的情事变更原则。一方面要充分借鉴民事合同情事变更原则的司法实践经验, 同时坚持情事变更原则在劳动法环境下不同的价值取向, 必须坚持对劳动者的倾斜保护。

摘要:《劳动合同法》第40条第3项规定可被视为情事变更原则在劳动合同中的体现。但该条文只规定了用人单位在情事变更条件下的单方解除权, 而对劳动者的单方解除权不置可否。其偏离了劳动法倾斜保护劳动者的原则, 加剧劳动者与用人单位间的力量失衡。在劳动合同领域中适用情事变更原则时, 必须严格限制其适用范围, 强调特殊保护制度, 尽量减少以情事变更为由解除劳动合同。

关键词:劳动合同法,情事变更原则,劳动者,用人单位

参考文献

[1]王全兴主编.《劳动法学》.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5.

[2]王林清.论情事变更原则在&lt;劳动合同法&gt;中的司法适用.法律适用, 2009 (07)

[3]陈建忠.论情事变更下劳动者的单方解除权.法商论坛, 2012年第1卷.

[4]邢海洋, 张燕玲.情事变更制度的理论基础.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3 (03)

变更原则 篇11

【关键字】建筑行业;地产合同;情势变革;原则把握

《法学研究》中对“情势变更原则”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当建筑房地产购房合同成立之后,如果出现因为不可归责任于当事人的原因,而发生情势变更的,最终导致法律行为基础丧失,使当事人的目的无法实现,所维持的合同效力存在严重的不公平现象,受到损失的合同一方可以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执法单位撤销原有的地产合同。

一、建筑房地产合同订立的原则性把握和规范

建筑房地产合同的订立,必须要遵循一定的章程,在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合同的内容应该由双方当事人认真商讨并且作出相关约定。房地产合同的订立必须要包含当事人的名称和真实个人信息。在合同法的合理性原则实用过程中,应该考虑到一些不可控性因素对于房地产建筑合同公平性的不利影响,并且要采取有效的规避手段,实现对于房地产建筑合同的公平性保护。

房地产合同的订立,必须要尊严公平和自愿的原则。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当事人依法可以委托代理人签订相关的合同,订立合同的时候主要采取要约和承诺的方式进行。当事人的一方向另外一方提出合理的合同条件要求时,希望另外一方接受的意思表示,发出要约的人应该认真的审核其是否符合公平性的原则。在情势变更原则的要求下,合同承诺应该涉及到避免因为大规模的货币票面金额贬值、国家政策大范围变动等因素造成的一方损失保护问题。受要约人以外的第三人无资格向要约的人作出承诺,并且承诺必须要规定的期限内到达要约人才能够生效。

二、建筑房地产合同纠纷中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探讨

1.引入情势变更原则的合同价值性保障

在建筑房地产纠纷中,开展合同情势变更原则的具体运用,需要考虑到土地经营权流转与补充协议之中的相关规定性要求开展具体的判罚。产权流转需要当事人提供土地经营权融资抵押登记业务的相关手续。具体的相关业务事项需要按照房地产合同来开展。

在办理建筑物房地产合同流转交易手续时,应该由所在地区的产权流转交易中心和承贷银行对评估的结果进行相关价值认定。房地产合同持有者开展抵押借款时,应该向承贷银行和当地的土地管理机构提交相应的登记抵押申请材料。产权流转交易中心需要根据合同法中的具体规定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承接贷款的银行在办理放款手续时,应该考虑到房地产合同中情势变更原则的相关规定,在房地产产权交易流转中心登记,并且出具详细的农村产权抵押登记证明书。

2.情势变更的在合同主客观因素中的有效控制

在合同纠纷中坚持情势变革原则的推行,应该考虑到当事人双方在签订合同时,是否按照了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和守法的原则开展活动,按照一定的公平性、自愿性原则订立的合同,应该受到《合同法》的保护。在情势变更原则践行的过程中,房地产合同纠纷应该要符合一定的形式才能够成立。

合同还必须要分为要式合同和不要式合同,在情势变更原则运用中,应该考虑到合同的主客观因素条件,保证合同执行过程中的公平性建设。对于可能影响到合同无法在实践活动中得到执行的行为,进行明确的规定和区分。当签订的建筑房地产合同不能够履行时,双方当事人应该考虑到各种主、客观原因致使合同双方不能按照约定的内容,参照情势变更原则,继续分配和履行双方当事人各自应该承担的义务和实现合同权利的行为。根据合同是否必须一其他合同的存在为前提,进行合同风险的事前防控。根据合同规定的具体内容,在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时执行的各项条款才能够成立。

结束语

在情势变更原则践行中,房地产合同应该是一种受到法律保护的契约,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和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相关协议。在合同纠纷案件处理的过程中,应该考虑到房地产合同签订时具有的特征,必须要严格遵守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尊重其由两方或者两方以上当事人进行内容约定的法律行为。从法律上明确当事人之间特定的建筑产权所有的特定权利和义务关系。

【参考文献】

[1]周玲.简析房地产招投标阶段及签订合同阶段的工程造价控制[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2012,(4):119-119.DOI:110.390

[2]陈然.合同法第52条第5项“强制性规定”之适用问题研究——以某国有建筑公司与某民营房地产公司合同纠纷案为例[D].西南政法大学,,2012,(14):119-129.DOI:110.319

[3]张驰,范霏霏.浦江国际金融广场创新合同能源管理模式——江森自控与上海鸿泰房地产签署战略合作协议[J].建设科技,2012,(4):19-19.DOI:10.3969

变更原则 篇12

情势变更原则的发展及确立过程充分体现了法律对社会这种动态因素的适应性, 情势变更原则最终能够确定, 也表明其与社会发展有内在的联系。

情势变更原则, 作为合同履行的基本原则现已被大多数国家立法所采纳, 而我国对于情势变更原则的规定却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1980年, 我国加入《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该公约第79条第一项规定了情势变更原则。我国对于该条并未提出保留, 因此, 在处理合同纠纷时, 人民法院当然可以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然而, 在1999年《合同法》的立法中, 立法者对于这项原则几经踌躇, 但最终并未被肯定下来。这样前后矛盾的法律规定, 必然会导致人民法院在审理相类似案件时出现不同的审判结果, 从而引起人们对法律权威的怀疑。最重要的是, 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本身是符合我国国情的, 对于双方当事人实现合同目的以及利益的均衡都是十分有效的。

但值得庆幸的是, 2009年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 (二) 》) 。其中第26条确定了情势变更原则:“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 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解除合同的,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 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可以说, 该规定从整体上填补了我国《合同法》的漏洞, 应当予以肯定。

二、我国法律确定情势变更原则的现实意义

(一) 将情势变更原则纳入我国合同法体系是合同实质正义的突出体现

情势变更原则可以看做是合同履行中的最基本原则即“诚实信用”原则的例外。诚实信用原则要求合同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以保证合同的履行没有任何瑕疵。此时, 双方当事人处于相互信赖的客观环境中。但是在合同履行过程中, 往往会发生一些不利于合同目的实现的客观情况, 如《合同法解释 (二) 》第26条中所规定的内容, 这使订立合同时的客观环境发生改变或者不复存在, 当事人所约定的内容等与新的客观环境并不完全相适应。如果继续履行合同, 可能会使一方当事人受有损失;如果所形成的新的客观情况使得合同的继续履行对一方当事人没有实质意义, 继续强制当事人履行合同, 显然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 有悖于合同实质正义目的的实现。

为了消除这种不公平的后果, 法律当然要允许当事人提出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请求, 以便合同双方当事人切实现实其所追求的目的。

(二) 情势变更原则的规定适应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

现阶段, 我国经济发展依然迅速处于增长的时期, 进入21世纪以来的这十多年更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这种快速的发展也会面临一些问题。国内方面, 为加快经济的发展, 新法律法规与政策出台的频率较高;国外方面, 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其在高端领域的应用、全球经济一体化更深层次的融入、尤其是我国在WTO中的境况使得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面临关键的转型期。当事人在这种不断变化着的环境中订立合同以完成交易, 必然要承受不小的风险。而风险的存在并非是当事人所造成的, 显然不能让当事人承担这种不利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 情势变更原则就体现了其所应有的价值。

之前的合同法没有将情势变更原则纳入其体系显然是立法上的一种短视, 不能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情势变更原则的功能。以至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 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得不到保障, 合同法并没有确保合同实质正义的实现。《合同法解释 (二) 》重新确立情势变更原则, 一方面十分符合合同当事人的利益, 能够保证合同目的真实有效的实现;另一方面对于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稳定, 保持经济的增长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三、情势变更原则的认定及不足之处

《合同法解释 (二) 》对情势变更原则已经做出了明确规定, 但对于如何认定并在司法实践中正确运用该原则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时需要做的首先是要了解该原则的适用条件。

关于情势变更的适用条件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一是须有情势变更的事实;二是情势变更须发生在合同成立以后, 履行完毕之前;三是须情势变更的发生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四是须情势变更当事人缔约时所不可预见的;五是须情势变更使履行原合同显失公平。对于后四个适用条件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这里主要讨论第一个适用条件。

所谓情势变更, 就是指作为合同成立基础或环境的客观情况发生了异常变动, 这里“发生变更的情势”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主要针对的是经济形势、经济政策的巨大变化, 与国家对经济生活干预有直接关系。但现实生活中的情势也较为复杂。而《合同法解释 (二) 》第26条将情势变更原则成立的情势限制在“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这显然缩小了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范围, 将“不可抗力”排除在情势之外。由此可见, 我们在肯定最高人民法院适时颁布了《合同法解释 (二) 》的同时, 也要清楚认识到我国的情势变更原则依然有很大的完善空间。

自2009年《合同法解释 (二) 》确定情势变更原则以来, 人民法院在审判相关案件时有了较为明确的依据, 依此解决了大量合同纠纷, 对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法治的进步与稳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也希望情势变更原则能够在不断完善的基础上得到更好的适用。

摘要:实现合同目的, 合同双方当事人所必须做到的就是“严守合同”, 即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来实际履行。这是双方当事人订立合同以实现其所意欲追求利益的要求。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 双方当事人订立合同主要是基于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以及法律法规等总是会发生变化的因素, 这些变化的因素往往导致先前订立的合同条目所不达。为避免这种现象, 情势变更原则往往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关键词:情势变更,合同履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崔建远主编.合同法[M].法律出版社, 2010.

[2]魏振赢主编.民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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