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原则

研究原则（精选12篇）

研究原则 篇1

摘要：语言是一种交流工具,学习语言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把它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在言语交际中,合作原则与礼貌原则是双方都需要遵循的基本准则。该文基于这两大原则,分别从这两者相互影响,强弱关系,应用方法三个层面,详细介绍了合作原则与礼貌原则在日常交际中的实际运用,突出了合作原则与礼貌原则在言语交际中的重要性。

关键词：合作原则,礼貌原则,语言运用,语料库

合作原则与礼貌原则是人们在进行言语交际中必不可少的两大基本准则。合作原则强调双方的配合,认为要使一个语言交际能够顺利进行,双方的配合是必不可少的。礼貌原则强调要使谈话中自己不丢“面子”,就必须维护对方的“面子”,谈话要尽可能对对方有利。在实际运用中,如何平衡这二者的关系才能既能不失双方面子又能使交流顺利进行。本文基于语用学这两大基本原则,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自己的分析与解读,认为在实际交流中,遵循礼貌原则为主,合作原则为辅更有利于交流的顺利进行。

1 合作原则与礼貌原则的关联

1.1 合作原则:

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简称CP)在1967年由美国著名语言哲学家格莱斯在其著作“Logic and Conversation”(1975)中提出。他认为,在双方进行交流的过程中,谈话者似乎都在有意无意地遵循着某一原则,目的是进行有效配合以完成交际任务。[1]

合作原则中包含四个范畴,每个范畴又包括一些次准则。(一)量的准则:1)所说的话应该满足交际所需的信息量;2)所说的话不应超出交际所需的信息量。(二)质的准则:1)不要说假话;2.不要说无证据的话。(三)关系准则:1)说话要相关联。(四)方式准则:说话要清楚,明了:1)避免晦涩;2)避免歧义;3)简练;4)井井有条。[2]例如:询问家庭住址,对方只给了一个模糊的区域,这就违反了“量的准则”第一条;但如果连带详细的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邮编,个人信息都告诉了对方,这就违反了“量的准则”第二条。合作原则的第二点很明确,那就是一分证据讲一分话,不要空穴来风。如果别人向你借钱,你说“今天天气不错”,这就违反了合作原则中的第三个准则,说话前言不搭后语。对最后一条方式准则,很多人都会举这个例子:

Father:Let’s get something for the kids,shall we?

Mother:OK,but I veto I-C-E-C-R-E-A-M.[3]

妈妈辛辛苦苦地把这个冰淇淋的英文拼写拼了出来,目的就是为了不想让孩子听出来这个词的什么意思,哭着闹着向爸爸要,这种“拐外抹角”的回答就是第四条方式原则的一个违反的表现。

违反原则指的是人们在实际言语交际中,并不是那么中规中矩,按部就班地遵守合作原则。出于自身的需要,会故意违反它。格莱斯把这种表面上故意违反“合作原则”而产生的言外之意叫做“特殊会话含义”。这也就是说听话人透过说话人所说话语的表面含义而理解了它的深层含义。有时候这种对于原则的违反会产生一种意想不到的幽默效果。例如,陈毅外长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

西方记者:中国是用什么武器把美国的U-2型飞机击落的?

陈毅:是用竹竿捅下来的。

因为外国记者提问涉及国家机密,而作为外长的陈毅又不能不回答,所以采用这种巧妙的回答方式保全了双方的面子,活跃了气氛。

1.2 礼貌原则:

礼貌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一条重要准绳。20世纪80年代,英国语言学家G·Leech基于前人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和总结,提出了语言使用中的礼貌问题。Leech认为人们在会话中会在违反合作原则的同时遵守礼貌原则,即“Politeness Principle”,简称PP,Leech的这一学说,较为合理的解释了人们在人际交往中故意违反合作原因是出自于礼貌的考虑。[4]

这一原则包括六项准则:(一)策略准则:就是说是他人受损最小,受惠最大;(二)宽宏准则:使自身受惠最小,受损最大;(三)赞扬准则:尽力缩小对他人的贬损,夸大对他人的赞扬;(四)谦虚准则:尽力缩小对自身的赞扬,夸大对自身的贬损;(五)赞同准则:尽力缩小自身和他人之间的分歧,夸大自身和他人之间的一致;(六)同情准则:尽力缩小自身对他人的厌恶,夸大自身对他人的同情。[5]如英语中经常用“Would you please/mind…?”,“Would it be possible that…?”这些句子就十分符合我们所说的策略原则,在日常的交际中,多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而不是处处以自我为中心,这符合Leech所说的第一条准则。这也是在这六条准则中,最根本的一条准则。当我们请求别人办事的时候要讲求策略,命令祈使的语气都不是日常会话中应有的。所以,我们可以把(一)策略准则看作Leech提出的最高准则,而把其余几条都看作策略准则的具体体现。

在实际会话中,礼貌原则总是在自觉不自觉地规范着说话者。试想听话人是想听到说话人对自己的批评还是对自己的表扬?如果自己提出了一个意见,是更希望说话人赞成还是反对?当别人高兴时,我们要替对方高兴;当对方身边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时,要表示遗憾,表现出难过的心情,这些都是礼貌原则中需要遵循的。甚至当对方打破礼貌原则时,自己也要尽力维护礼貌原则的实行,这体现了自身的一种基本修养。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有时双方来自不同国家,接受不同文化。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对礼貌原则的诠释可能会有所不同,这也要求说话者要视情况而定,学会灵活应变。

1.3 合作原则与礼貌原则的关联:

刚才提到了合作原则中最后一项是违反原则,可以这么说,礼貌原则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合作原则的一种违反。礼貌是间接、曲折、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而合作原则是要求说话双方直达其意,简洁明了。所以由此观之,礼貌原则合作原则是很难并驾齐驱的。当然,他们二者也并不是“有你无我,有我无你”的关系,而是有着强弱对比的关联。

2 合作原则与礼貌原则的实际运用

在言语交流中,该用哪种原则应该由场合的不同而进行不同的选择,主要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2.1 在正式场合要以礼貌原则为主,合作原则为辅

在商务谈判,外交谈判,记者招待会这些正式场合中,顾全大局是很重要的,给了对方面子,也就是给了双方面子。例如,我们在商场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一句话:“顾客就是上帝”,又说“嫌货才是买货人”。顾客有时讨价还价,还觉得自己吃亏上当,本来店员与顾客是对立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从言语行为的角度看,卖家为了达到话语交际的目的,想要把自己的东西卖给买家,就需要这样认识这种说法,以良好的服务攻破顾客的心理堡垒。

2.2 在非正式场合要以合作原则为主,礼貌原则为辅

比如说一个人对另外一个自己很熟悉的朋友说“你觉着我有多大年纪?”另外一个朋友如果按着礼貌原则少说了几十岁,那听话人反而觉得这个朋友与自己很生疏,一听就是虚情假意。如果这个朋友只是少说几岁的话,这是听话人才会真正很高兴,因为是自己的好朋友,没有必要过度礼貌。

其实这种意思很明确,在双方都很熟悉的私下场合,就是一般的聊天闲谈,没有必要过度的客气;而在双方不是很熟悉的郑重场合,就需要我们互相彼此尊敬,给对方留有余地。在日语中,这种礼貌原则与合作原则更为常见,日语中有“尊他语”和“自谦语”,仅从字面意思上我们也能了解个大概,“降低自己,抬高他人”,不管背后怎么评价这个人,当面也不能表现出来。

2.3 在语料库中两种原则的运用

在语料库(corpus)中,我们也可以利用它丰富的资源来更进一步帮助理解礼貌原则与合作原则。语料库如英国国家语料库:BNC;美国国家语料库:COCA,这里面有无数的索引(concordance)在语境(context)中的具体使用举例,在这里,如果我们想知道某个词如“could”在语料库中的搭配(collocation)与类链接(colligation),我们就可以查询这个词,从而更深地理解它所能使用的语境范围。

3 结束语

礼貌原则与合作原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它是我们生活的润滑剂,对调节和改善人际关系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多情况下,我们要遵循礼貌原则为主,合作原则为辅的方式;当然,这并不是说合作原则不重要,相反,它是礼貌原则的基础。在学习中,我们既可以借助语料库,又要多接触不同的文化,了解不同的语言使用规则,理论联系实际,才能把语言运用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

参考文献

[1]Grice H P.Logic and Conversation[M]//Cole,Morgan.Syntaxand Semantics Vo1.3:Speech Acts.New York:AcademicPress,1975.

[2]何兆雄.新编语用学概要[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3]何自然.语用学与英语学习[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4]Leech G.Principles of Pragmatics[M].Logman Inc,New York,1983.

[5]Levinson S.Pragmatic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1983.

研究原则 篇2

语言文学专业学术论文的研究过程是指材料收集之后，在一定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按照科学研究的原则，对材料作深人透彻的分析研究，从中提炼出论文的中心论点的过程。这一过程，按照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必须经历感性认识、知性认识、理性认识三个阶段，牵涉到研究的角度、方法、论点的提炼及论证(构思阶段的理论构设)几个步骤。

语言文学专业学术研究的原则是指对语言文学专业进行科学研究时在追求知识的总目的之下所必须遵循的一般准则。概括起来，语言文学专业学术研究应该遵守三条原则，即创造性原则、一致性原则和明确性原则。http:///

创造性原则，引用马克思的一句话来说，就是要实现“思想的增值”。人类知识的总量，是一个不断递增的积数，文化传统也是前后承续，薪火相传的。那么，在追求进步与发展这一总策略之下，每一个研究者，每一个研究课题，都应该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增加一点什么，为人类知识的大厦添砖加瓦。在研究工作中为人类思想增加的那一点点东西，就是创造。哲学家卡尔纳普曾提出一个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构想。他认为人类生活的世界可以划分为三个层面，或曰三个世界。他将物理的可感知的客观世界命名为世界，将主体心理的或精神的世界命名为世界，而将客观知识的世界命名为世界3。所谓客观知识的世界，可以理解为是以种种语言符号形式存在的，在人类历史中视为生产和保留的凝固的精神财富，它是主体世界与客体世界的融合与结晶。

税收法定原则研究 篇3

对于税收法定原则的内涵，本文将其归纳为课税要素法定原则、课税要素明确原则和程序法定原则。在我国，修改后的《立法法》将“税收”专设一项作为第八条的第六项，明确“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这是我国立法新的里程碑。

关键词：税收法定；税收法定原则；税法体系

法治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必然结果，国家公权力与个人的私权利都和法治紧密相连。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实现了法治就能凝聚自身力量，使得自身的优良传统和民族精神得到继承和发展。税收法定原则作为现代税法体系的指导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并称为“现代法治之两大枢纽”，对税收法治的建构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并且是宪法精神在财政税收法中的重要体现。

一、税收法定原则的内涵

对于税收法定原则的内涵，并没有统一的观点，通过归纳，本文认为税收法定原则包含课税要素法定原则、课税要素明确原则、程序法定原则三方面。

（一）课税要素法定原则

课税要素是税收法律关系的基本组成部分，是税收法律关系形成的基础。课税要素关系到纳税人的切身利益，必须由法律加以明确的规定，从而保障纳税主体的权利与义务。

税收要素法定原则是税收法定原则的核心原则。课税要素法定原则包括法律优先和法律保留两方面。税收要素只能由立法机关进行规定，其他机关未经授权没有税收立法权，并且，在使用税收法律条款时，应优先选择法律条款，法律条款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时，才可以使用其他立法机关颁布的规章条例等。课税要素同时针对于税收实体法与税收程序法，并且对于所有完善的税收条款都适用，不仅仅适用于某一特殊条款。

（二）课税要素明确原则

课税要素明确原则是指虽然在法律条文出台后，会根据实际需要对其进行各种法律解释，但是在制定法律时，应尽可能的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避免出现歧义。内容不明确存在歧义，含义模糊，行政机关会将主观意见带入到案件中，这样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不利于维护当事人的权益，税收法定原则的实质就是为了限制政府公权力，课税要素不明确将与该原则相矛盾。

（三）程序法定原则

程序法定原则指税务机关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征纳程序来征收税款，未经授权不得擅自变动法定征收程序。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内容：第一，税收要素应通过法定程序，以法律形式加以规定；第二，非经法定程序并以法律形式，不得对法定税收要素作任何变更；第三，税收的征收和缴纳必须依严格的法定程序来进行；第四，税收争议也必须依法定的程序解决，禁止适用协议。税收法律关系从形成到终止的整个过程必须依照法律程序进行，对于因税收法律关系产生的争议也必须严格按照程序解决。

二、税收法定原则在我国的发展及确立

与其他国家相比较，税收法定原则在我国的起步较晚，发展的也较为落后，但是，进来，我国的学者都开始探讨并研究税收法定原则，国家也逐渐重视税收法定原则的价值观念，税收法定与我国依法治国的口号逐渐衔接在一起，在我国取得显著效果。

我国的现行《宪法》条文中涉及纳税条文的只有第56条。在我国现有的18个税种当中，只有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车船税是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呈现，其他均是通过国务院颁布的条例形式来呈现。198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发布有关税收条例草案试行的决定》，授权国务院在必要时，可以颁布有关税收条例，但其已经废止。1985年，全国人大遵循税收法定原则，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的决定》。

我国2000年3月15日颁布的《立法法》 第八条明确规定，税收基本制度只能以法律形式颁布，但是并没有确立税收法定原则。2013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了“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这是税收法定原则首次写入党的重要纲领性文件中。

2014年12月22日，立法法修正案二审稿中规定，对“税种、纳税人、征税对象、计税依据、税率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都要制定法律。但是在2015年3月8日，立法法修正案三审稿中关于税收的条款与之前的二审稿有很大不同。二审稿中的各种税收要素被简化为“税种的开征、停征和税收征收管理的基本制度”。三审稿中恢复了对税率等要素的表述，在2015年3月15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立法法》修正案三审稿，修改后的立法法将“税收”专设一项作为第八条的第六项，明确“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我国的总的目标是要在2020年之前，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

三、税收法定原则在我国的实现

到2020年，全面实现税收法定原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为了真正的实现税收法定原则，我国还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一）将税收法定原则从形式法定上升为实质法定

税收法定原则，不仅要求形式上的法定，还要看税收的实质内容是否真正运用到了实际生活中。对税收实质法定与税收形式法定有两面的不同：一方面，与原本文本意义上的法定要求不同，实质法定还强调税收立法、执法和司法全过程都要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另一方面，做到了有法可依不是税收法定原则的最终目的，税收法定原则的最终目的是所依之法是善法，税收法定原则中的实质法定就是提高立法质量，使所立之法皆为善法。

（二）分清税种上升为法律的轻重等级

因为将个税种上升为法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短时间内对所有的税都进行立法时不现实的，在完善的过程中，应根据当下国情，将与纳税人生活工作联系密切的税上升到法律层面。在完善税法体系的过程中，“营改增”和房产税改革应该是主要方向，在两者中房产税立法尤为重要。减轻纳税人的纳税负担是“营改增”的主要目的，这一点有国务院还可以根据自己的职权在人大立法之前，以颁布条例的形式对其进行调节来体现。而我们的房产税是直接税，直接关系着纳税人的切身利益，而房产税改革是要扩大征收范围，增加纳税人的税负，因此需要地位更高的《立法法》来调整。

（三）完善税务机关的工作

税务机关的工作是实现税收法定原则的关键性的环节，应从以下几方面完善税务机关的工作。第一，加快税收立法，提高税收立法质量，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力求条款缜密。立法机关应确保所立之法尽量明确，不存在什么歧义。第二，规范税收征管方法，提高税收执法水平。在税收执法的过程中，应提升执法人员的专业素质，对相应的执法行为予以规范，从而提高执法水平。第三，完善财税司法，提供多元化解决纠纷机制。与此同时完善税收司法制度，做到有税法可依，合理实施，保正纳税人能够获得获得救济。

税收法定原则作为法治的重要标志，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取得成绩的初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要深入学习并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观，始终坚持基本、文明、明确的税收法治价值取向，确定科学的、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战略体系。我国确立税收法定原则将引导人民走向更加自由民主的小康社会。（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 陈寿灿 韩灵丽主编，王鸿貌 陈寿灿著《税法问题研究》[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

[2] 郭维真：《税法学》[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2月第1版.

[3] 张守文：《税法学》[M].法律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

情势变更原则研究 篇4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2月9日颁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 (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 (二) ) 。其中第26条引入了情势变更原则[1], 受到许多民商法学者的肯定。

从该《解释》中, 可以归纳出情势变更的几个特点: (1) 当事人无法预见; (2) 不属于不可抗力; (3) 非为商业风险; (4) “变更”须是重大变化。情势变更原则中的“情势”是合同双方在订约时的客观情况, 如标的物的一般市场价格、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等情况;“变更”是指前述的客观情况在合同订立后、履行前发生了当事人无法预见的变化, 而且是重大变化。笔者认为, 对情势变更原则可作这样的理解:情势变更原则是当事人订立合同后, 发生了不可归责于双方的重大变化, 从而免除或变更受不利益一方的履约责任的一项制度。

情势变更原则是为了保护受不利益一方免受更大的损失, 以此维护合同双方的对价平衡和利益平衡, 从而营造一个良好的市场交易环境。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引入情势变更原则的价值在于, 当合同原有的利益平衡因经济的激烈动荡而导致不公正结果时, 施以法律的救济。”[2]

二、情势变更原则的发展

(一) 在中国大陆的发展[3]

情势变更原则在大陆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9年至1956年;第二阶段是从1956年至1979年;第三阶段是自1979年至今日, 为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时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经济建设中产生了大量关于解放前签订的合同履约问题。同时也产生了人民币与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金圆券的兑换问题。上述情况导致了合同履行上的情势变更问题。这一时期引起情势变更的原因除了上文述及的情况外, 主要有以下3类。

1. 地主、富农与农民的债务问题。

解放后不久全国就进行了土地改革, 地主、富农的土地在土地改革中都被没收了, 造成债务在客观上无法履行。针对这个问题, 有的地方颁布文件规定土地改革前地主、富农欠农民的债务一律不用偿还。[4]这个文件承认地主、富农的土地在土改中被没收属于情势变更, 允许之前债务不再履行。

2. 货币贬值问题。

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何以人民折合已经被作废的法币、金圆券、银圆券来履行旧债。重庆市人民法院以实物折合计算。[5]上海市人民法院则认为没有固定标准, 应该结合债务发生时货币的购买力以及债务履行时双方经济状况灵活处理。[6]重庆人民法院的做法其实只是确立一个货币折合标准, 而上海人民法院的做法则具有了变更当事人合同的权力。

3. 银行债权债务问题。

解放后产生了银行在被接管前的债权债务履行问题。针对此问题, 成都市军管会制定了《接管银行债权债务处理办法》[7], 这个处理办法承认了因币制改革所发生的情势变更问题。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 解决情势变更问题的方法主要有两类:一是由法律性政策文件一律废除原合同, 或者是由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变更或者解除当事人之间的合同。

从1956年到1979年期间发生的情势变更问题主要是由国家计划调令改变而引起的。这一时期情势变更问题主要是由行政命令解决, 而没有解放初期的法律性政策文件或者法院职权的行使。1979年之后,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审判机关在思想上也慢慢接受了情势变更原则, 相关问题不再由行政命令来解决, 而主要是由当事人双方协商或者是由人民法院根据情况来裁断。值得注意的是,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武汉市煤气公司诉重庆检测仪表厂煤气表装配线技术转让合同购销煤气表散件合同纠纷一案适用法律问题的函》中于事实上确立了情势变更原则。到2009年情势变更原则更是被引入《合同法解释 (二) 》, 正式写入法律条文。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 情势变更原则在合同履行领域的适用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过程:建国初期情势变更原则在实践中得到承认,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又被完全摒弃, 改革开放之后覆被审判实务直至法律条文所确认。

(二) 情势变更原则在大陆法系的发展

“情事不变条款”乃是情势变更原则的滥觞。它认为, 合同双方对订约时存在的某种客观情况产生共同的合意, 如果之后该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如果再履行, 被履行的合同就不是原先的那份合同。“情事不变条款”产生于12、13世纪的《优帝法学阶梯注解》。到17、18世纪又由自然法学派予以弘扬, 如格劳秀斯和普芬道夫都在各自的著作中进行过阐述。然而之后该学说渐渐被滥用, 遂为日耳曼法所摒弃。到了19世纪后, 历史法学派崛起, 对“情势不变条款”说予以否定。再到后来, 分析法学派继起, 由于该学派注重合同的形式主义, 恪守“合同必守原则”, 对“情事不变条款”当然予以否定。

德国法向来注重“契约必须遵守原则”, 不承认“情事不变条款”。“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面临‘法律不足’, 法院为处理情事变更问题, 以法官立法方式补充现行法, 创设了不少考虑环境因素的法律结束。为避免法院裁判完全流于所谓‘衡平裁判’之危险, 民法学者急于发展一套一般性理论, 为法院裁判提供理论基础。”[8]1921年德国学者奥特曼 (Oertmann) 在其著作《交易基础—一个新的法律概念》中提出交易基础理论。该说认为, 合同订立时一方对特定环境的存在或发生有种预想, 而对方明知该预想并且未作反对。双方的行为意思基与这种预想而产生。奥特曼的交易基础理论一经产生便被法院采纳, 并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赞同。后来拉伦茨对交易基础说进行了修正。他认为, 交易基础应该分为主观交易基础和客观交易基础。主观交易基础主要解决当事人动机错误问题, 而客观交易基础则解决两个问题, 即对价关系破坏和目的不达。[9]

英美法系并无“情势变更”的说法, 与此最相接近的一个概念是“合同落空” (frustration of contract) 。所谓合同落空, 是指合同双方订约后, 发生了不可归责于双方的、无法预料的重大客观情况的变化, 从而使得一方无法履行合同;或者如果履行合同将使一方的利益受到损失从而造成双方利益不平衡;或者即使履行合同也无法达到原先的目的。从其概念中可以得出具体的三种情况:一是合同履行不能 (impossibility) ;二是合同履行不现实 (impracticability) ;三是目的不达 (frustration of purpose) 。由此可以看出, 英美法上的合同落空包含了不可抗力和情势变更。然而合同落空制度也是经历了一段发展过程、由诸多理论学说不断修正完善而来的。

首次打破“契约必守”原则的是法官劳尔伯恩勋爵 (Lord Lorn Burn) , 他于1863年在“泰勒诉考德威尔” (Taylor v.Caldw ell) 案中确立默示条款说。该说认为, 双方订立的合同中有一个模式条款, 即双方订约时的客观情况在订约后不能改变, 如果发生改变, 受不利益一方可以不履行合同义务。默示条款说是合同落空制度的理论渊源, 继默示条款说之后的是合同基础丧失说, 由哥达德 (Godard) 法官在1937年的一个西班牙租船案中确立。哥达德法官认为, 如果合同标的物灭失, 或者由于其他原因阻碍合同履行, 如果再要求一方履行合同, 那么此时履行的合同是一份与原合同不一样的合同, 应认为合同已落空。[10]

莱特 (Wright) 勋爵则提出了非常激进的公正合理解决说。他认为, 有关合同履行的事实应该由陪审团来研究。在此基础上, 由陪审团按照最公正、合理的方式来决定合同是否应该继续履行。此说提出后招致大量非议, 未成主流。

继公正合理解决说之后, 出现了一个最受肯定的理论, 即义务改变说。这一学说由拉德克里夫 (Radcliff) 于1956年提出。改说认为, 由于发生不可归责于双方的重大情况变更, 使合同义务变得无法履行时就发生合同落空。因为这时双方承担的义务是与原合同相异的义务, 而不受利益的一方并未在订约时承诺履行该义务。

以上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关于情势变更原则的理论学说概括起来可以得出下面这个模型或公式:合同双方当事人在订约时对特定的客观环境的存在或发生具有共同的承认, 一旦这个客观环境发生重大改变, 当初订立的合同就不再履行。然而何为“客观环境的重大改变”?笔者认为, 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可以举出属于前述概念的例子。

三、与相关概念的关系

与情势变更原则联系最紧密、也是最容易引起争议的概念就是不可抗力和商业风险。因为有些客观情况的变化可能属于不可抗力, 也可能引起情势变更, 商业风险也有可能由其引起。如何正确地辨析情势变更、不可抗力和商业风险是正确解决法律争议的关键。

(一) 情势变更原则与不可抗力的关系

“不可抗力”事实上有两种意义:一是作为引起某种结果的客观原因, 即《合同法》第117条所说的“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而按照这样的概念, “不可抗力”所引起的结果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种:一是合同不能履行;二是合同虽然可以履行, 但若履行会对一方造成重大损失, 使双方的利益失衡;三是合同目的已经不能达到。这三种情况分别属于英美法上的“合同履行不能” (impossibility) 、“合同履行不现实” (impracticability) 和“目的落空” (frustration of purpose) 相对应。二是作为一种免责规则, 即“如果未履行义务的当事人证明, 由于非其所能控制的某种客观情况导致合同履行不能, 而且, 没有理由认为该当事人理应于缔约时对这种客观情况加以考虑, 也没有理由认为该当事人理应避免或客服这种客观情况或其后果, 则免除该当事人的履约义务, 并免除其未履约之责任的一种制度。”[11]由此可以看出, “不可抗力”在取第一种意义时, 包括“不可抗力规则”和“情势变更原则”。笔者认为, 将“不可抗力”分为“不可抗力”和“不可抗力规则”能很好地解决和情势变更原则之间的混淆问题。“不可抗力规则”和”情势变更原则”事实上都是属于合同订立后发生客观情况变化、为维护双方利益平衡、遵守合同公平原则的两套互为补充的免责体系。

情势变更原则与不可抗力规则的区别如下:一是不可抗力规则适用时, 合同发生履行不能的结果;而情势变更原则适用的情况是合同可以履行, 但履行会使受不利益方遭受重大损失, 造成双方利益失衡。二是权利性质不同。适用不可抗力规则而解除合同的权利属于形成权;适用情势变更原则而解除合同的权利属于请求权。三是启动方式不同。法院可依职权主动适用不可抗力规则;而法院只有在当事人请求的情况下才能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四是范围不同。金钱之债一般不能适用不可抗力规则, 但情势变更原则可以适用于金钱之债。[12]

(二) 情势变更原则与商业风险的关系

引起情势变更原则与商业风险的原因在很多时候都产生“竞合”的情况, 例如合同标的物价格的涨落可能属于情势变更又可能属于商业风险。判断的方法应该从涨落的幅度来看:价格涨落是否造成双方利益失衡。

具体来说, 情势变更原则和商业风险具有以下区别:一是可预见性不同。情势变更是双方无法预见的;商业风险属于商主体从事商行为所必须承担的严格责任, 双方在订立合约时能够预见缔约后可能发生的商业风险。二是性质不同。情势变更因为不具有可预见性, 因此含有“偶然性”;商业风险因为具有可预见性, 因此具有“必然性”。三是归责不同。发生情势变更, 双方都不用承担责任;而发生商业风险, 由于订约前双方已对此达成了合意, 所以双方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四是后果不同。一旦发生情势变更, 可以免除一方继续履行合同的责任;而在发生商业风险的情况下合同仍然需要履行。

四、情势变更的适用

情势变更原则是对契约必须遵守原则的例外规定, 其宗旨是在公平、诚实信用的基础上维持合同双方利益平衡, 使受不利益方免受重大损失。但是如果滥用此原则也会影响交易安全, 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因此, 有必要谨慎适用该原则。

首先应区分情势变更与商业风险。很多客观情况的变更在表面上看无法分清, 那么就应看这种情况发生后, 合同双方的对价关系是否发生重大变化、双方的利益是否发生重大失衡、合同目的是否落空。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则适用前者, 否则应适用后者。

其次要遵守适用程序。人民法院不能依职权来适用情势变更原则, 而只有在合同当事人请求变更或解除合同的情况下才能考虑是否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如果决定适用本原则, 还应报本辖区的高级人民法院审查批准。[13]

最后应该充分运用调解这种“东方模式”。双方产生合同纠纷后应首先进行协商。协商不成请求人民法院解决的, 人民法院尽量先进行调解。如调解不成, 可以变更原合同的应更变更合同, 确实不能变更的, 才予解除合同。

参考文献

[1]关于情势变更原则 (doctrine of changed circumstances) , 也有学者称之为“情事变更原则”, 如梁慧星.中国民法经济法诸问题[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1;孙美兰.情事变动与契约理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4; (台) 彭凤至.情事变更原则之研究[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86.本文采用最高人民法院《合同法解释 (二) 》的称法, 即“情势变更”。

[2]曹守晔.合同法解释 (二) 之情势变更问题的理解与适用[J].法律适用, 2009 (8) .

[4]《察哈尔省人民政府对雁北专署为复土改后有关债务关系之处理意见的指示》, 《有关借贷问题的参考资料》第59页。

[5]《西南军政委员会司法部关于伪币折算标准的命令》, 《有关借贷问题参考资料》第68页。

[6]《1949年上海市人民法院工作总结》, 《有关借贷问题的参考资料》第131页。

[7]《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金融处布告》, 《有关借贷问题的参考资料》第83页。

[8]梁慧星.中国民法经济法诸问题[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214.

[9]孙美兰.情事变动与契约理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4.101-104.

[10]梁慧星.中国民法经济法诸问题[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220.

[11]孙美兰.情事变动与契约理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4.257.

[12]曹守晔.合同法解释 (二) 之情势变更问题的理解与适用[J].法律适用, 2009 (8) .

幼儿教育研究的基本原则 篇5

在具体的教育研究中,研究对象往往是儿童,有些研究有可能会对被试的心身健康造成损害,会涉及一些伦理道德的问题,会消极地影响被试的学习和生活,有些则涉及被试的隐私。为了保证教育研究的顺利开展,研究者须严格遵守教育研究的基本原则。

⒈充分尊重被试的原则

在研究过程中要充分尊重被试,为些我们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⑴自愿的原则

被试有不参加研究的权力,有中途退出研究的权力,若被试是成人应直接征得本人同意,若被试是儿童应征得父母或老师的同意。

⑵匿名的原则

被试有不署名的权力,研究者不能未经同意在研究报告中或在公开的场合披露被试的姓名。被试的姓名可以用号码来代表。

⑶保密的原则

被试有要求研究者对测得的有关自己的数据资料保密的权力。研究者可用号码而不用姓名登记所有被试的资料,可在研究结束后销毁测验的原始材料,不将研究结果告诉未经被试同意的其他人。

⑷无害的原则

当研究给被试身心造成损害,被试有追究研究者责任的权力。研究者应在研究实施前向被试承诺,研究不会对被试身心造成不良影响,不会侵犯他们的隐私权,如有可能会影响被试的心身健康的话,应事先向被试说明利害关系,以及所采取的补救措施,研究者有责任去消除一切不良的后果。

发展性原则（有利幼儿的全面发展、某方面的发展不能以牺牲其它方面的正常发展为代价）、科学性原则（可比性、有关的概念其明确的出处）

⒉教育性原则

教育性原则,是指一切教育研究都必须符合社会主义教育根本方向；符合被研究者的身心发展规律；具有教育意义,有利于被研究者的政党发展。

教育科研的对象是人,对人的研究不能肆意干扰,影响人的正常发展。这是教育科研工作者必须恪守的职业道德。所以贯彻教育科研的教育性原则,就是要求我们尽量在教育实际情境中开展研究,尽可能避免干扰幼儿园的正常教育活动和幼儿的正常学习生活。

有些教育研究,必须在创设的情境中进行,或对研究对象进行控制。在这种情况下,要注意以下几点：

⑴进行这类研究必须事先征得幼儿和家长的同意,并对研究过程、方法、手段进行精心设计,以尽可能减少对幼儿的不良影响。

⑵不得隐瞒研究目的和欺骗研究对象。

⑶在进行幼儿道德行为研究时,可以收集幼儿不良行为的资料,但不得故意创设情境,诱使幼儿犯错误来获取研究资料。

翻转课堂活动设计原则研究 篇6

关键词：翻转课堂；TESOL；教学模式；课堂活动

[HJ1.2mm][KG2]一、概述

翻转课堂作为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最早起源于美国科罗拉多州一所中学的化学课堂，任课教师Jon Bergmann和Aaron Sams利用制作的讲课视频资料为缺席的学生补课，深受欢迎。这种学生课前在家通过网络视频学习课本知识，在课堂与教师和其他学生进行面对面交流以及训练解决问题能力的教学模式受到认可。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使任课教师有机会在课堂上与每个学生进行交流互动，鼓励学生自主管理学习过程、根据自身实际水平选择学习进度，实现掌握学习材料的目标。

二、翻转课堂教学的优势

翻转课堂教学广受欢迎的主要原因就是与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相比它能够使课堂教学活动的效率更高、效果更突出，学生能够充分利用课堂上的每一分钟相互交流学习经验和成果，积极参与课堂活动。任课教师提前制作录像或课件，课前学生可以通过反复观看讲课录像等完成学习任务，确保了预先消化理论知识。

三、翻转课堂的课堂活动设计原则

将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应用于实际课堂教学中，不是单纯给出教学流程和相应的教学活动就能解决问题。大规模在线学习环境下的学校课堂教学变革更应该从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资源、教师培训等多个方面系统进行。

1.关联性

所有课程内容的视频与教学材料以及课堂活动内容都要体现与课程大纲的紧密关联性，针对性还应该体现在所有与教学活动相关的辅助材料以及补充材料的选择方面。课堂活动的设计和实施要与每次课堂教学内容以及整个课程的教学大纲密切相关。精心挑选资料和课堂活动，目的是为了加强学生分析、总结、交际等语言能力。

2.系统性

任课教师可以共同参与教学内容和活动设计、准备工作。为了保证教学过程的顺利进行和整个课程各项教学目标的最终实现，需要提前制订教学计划，体现完整性和系统性。活动设计围绕“学习+巩固+检测+交流”的学习过程，确保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能达到深入理解。

3.目的性

教学任务、课堂活动的设计都要有明确的目的，任课教师和学生都能够清晰了解教学的内容、教学目的。学生能否主动参与教学活动且积极参与实践会直接影响到学生语言学习的效果和知识、技能的掌握程度。未经过精心挑选和设计的教学材料以及课堂教学活动，远不如经过严谨地筛查材料和活动更有意义，对提升教学效果更有帮助。

4.多样性

通常情况下，一门课程将持续一个学期。为了避免任课教师和学生双方的视觉疲劳，需要始终保持一种好奇的心态来对待每个学习任务和课堂活动，尽可能在教学设计中体现多样性，采用各种教学手段和形式多样的课堂活动激发学生的主动参与意识，保证学习效果。每个教学活动只是针对一个具体的语言技能。

5.开放性

精心设计的教学过程可以让学生和教师受益，因为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可以有机会充分利用各种渠道和资源交流有关语言课程学习的教学经验和学习经验。教授同一门课程的教师可以通过相互合作，架构一个开放的互动平台，在此教师可以相互合作并分享他们的教学资源，也可以通过翻转课堂方式进行职业素养的不断提升，相互共享的开放资料已成为一种有效的教学手段，包括各自制作的视频资料等。

四、总结

尽管翻转课堂教学在教学实践中的应用仍然处于初步尝试阶段，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正在逐步成为深受学生和任课教师认可的全新教学模式。通过制作课件、录制视频、系统设计活动，激发教师原创性，鼓励教师协同努力，共同完成整个课程的课件制作、资料整理以及课堂设计等。开发整套具有原创性、系统性的课堂活动有利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式学习及使用目标语在仿真情境中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意味着在课堂上可以直接与其他学生和教师进行直接交流与互动，获取更多的机会深度理解学习材料、及时反馈，实现提高语言能力、交际能力的课程目标。

参考文献：

[1]Cynthia R. Phillips Joseph E. Trainor. Millennial students and the flipped classroom [J].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educational leadership，2014（1）： 102-112.

行政信赖保护原则之研究 篇7

“一旦信任文化出现了并牢固地扎根于社会的标准系统中, 它就会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因素, 在很多情景中, 对于各种社会角色, 既影响人们去信任的决心, 也影响人们达到信任的要求或很多行动者相互给予或达到信任的要求的决心更为重要的是:在付出了尊重每一个人的人权的高昂代价后, 人们可以赢得一种更高的善:对国家和政府的信任”。

1、行政信赖保护的含义和基本内涵

所谓行政信赖保护, 指的是当行政相对人对已经生效的行政行为形成值得被国家保护的信赖时, 行政主体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 不得随意改变该行为, 若出于对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必须变动该行为时, 必须补偿行政相对人出于信赖该行政行为有效而导致的损失。

虽然不同国家的学者对行政信赖保护原则有着不同角度的理解和解释, 但在不同的理论中可以看出它们明显存在的共同之处, 具体来说其基本内涵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1) 行政行为具有确定力, 即是指行政主体在做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后, 未有法定事由或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撤销、废止或改变; (2) 具体行政行为做出后即使事后发现该行政行为有轻微违法或者有不利于政府之处, 若该情形不是由相对人的过错造成的, 则不得撤销、废止或改变; (3) 若事后发现该行政行为有严重违法情形或可能给国家、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 必须撤销或改变此行为时, 行政主体应补偿对撤销或改变此种行为给无过错的相对人造成的损失。

2、行政信赖保护的条件

从信赖保护原则的概念和内涵可以看出, 该原则的关键点在于确定行政行为是否产生了足以让行政相对人产生值得保护的信赖。通说中一般认为具备以下三个条件时, 即可认为形成了值得保护的信赖: (1) 存在信赖基础, 即指行政行为确实已生效, 并且行政相对人已经明确的获知了此行为生效的事实; (2) 具备信赖表现, 即指行政相对人基于对生效行政行为的信赖而已经采取了具体的信赖行为, 并且此信赖行为是不可逆的; (3) 信赖值得保护, 即指必须是正当的信赖才能被保护, 若相对人以不当、甚至是非法的方式获得的信赖或信赖产生的基础本身是错误的等情形下, 那么所形成的信赖都是不值得保护的。

3、行政信赖保护原则的现状和不足

近年来, 国外学者对信赖保护原则的研究对我国行政法的研究产生深远影响, 毫无疑问, 行政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的最大体现就是2003年颁布的《行政许可法》。我国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许可中的运用, 现代法治平等、人权等基本精神在该部法律中得到了深刻体现, 它对于确立和推进诚信政府的建设和保护行政相对人的信赖利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然而, 虽说近年来我国的相关的法律法规在行政信赖保护方面取得了不小的进步, 但不难看出, 由于对信赖保护原则还缺乏全面和理性的认识, 在行政、司法实践中还不能熟练和自觉的运用, 在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的贯彻过程中, 还需要克服许多的障碍。

第一, 一直以来由于我国传统法律理论始终强调行政主体代表的国家、公共利益, 相对而言, 对行政相对人私人利益的保护却略显不足。当国家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发生冲突之时, 必然以牺牲相对人的私人利益来换取公共利益的实现。在这种法理念下, 产生保护相对人信赖利益的信赖保护原则的可能性就相对较小。

第二, 不可否认信赖保护原则与行政合法性原则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与信赖保护原则侧重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权利相比, 行政合法性原则更加侧重于强调对行政主体的要求, 而对于行政相对人合法权利保护的要求却较少涉及。

第三, 法的安定性受重视程度不高。在过去长时期的历史中, 我国行政法制建设较多考虑的是行政机关对相对人管理的效力和行政权力行使的方便, 却往往忽视了行政权力行使的最终目的和行政干预的正当性, 从而常常导致在实践中, 行政机关所设置出台的手段或是措施对相对人产生了不平等性, 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只考虑行政目的的实现, 而没有把避免行政相对人权益受损害的因素纳入考虑的因素之内。

二、行政信赖保护原则的实现和完善

1、行政信赖保护的现实方式

信赖保护原则的实现一般包括两种方式:存续保护和财产保护。两种方式如何适用对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利益可产生直接的影响, 甚至直接与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效果相关联。

存续保护, 又称为维持原状指由于行政行为所产生的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 无论其产生是否合法, 都必须保护行政相对人基于对该行政行为的信赖而产生的利益。

财产保护, 又称补偿的信赖保护方式, 其基础是指存在着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 但由于法定的、特殊的原因必须改变原来的信赖基础以保护更大的利益, 在此情形下行政相对人造成的损失应当由行政主体予以补偿。这即是在权衡公共利于与私人利益的状态下, 通过财产补偿的方式保护信赖利益。

两种不同的保护方式各自有自身的优势和缺陷。对于行政相对人而言, 存续保护无非是最好、最安全稳定的方式, 这种保护方式可以更好的保护私人利益, 使得私人的合法权利在法律中能更好地、更全面的实现。但若一味坚持存续保护的原则, 那么当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产生冲突和分歧的时候, 就必然会导致两种利益的严重失衡, 甚至会出现为维护较小的私人利益而使公共利益产生重大损失, 这显然是和我国的基本政策是相悖的。此时必然需要财产保护此种方式的介入来平衡公益和私益, 具体应该如何选择, 不能将两者割裂来看, 应该根据个案的性质和情况加以分析, 做到两者的兼顾。

2、行政信赖保护制度的完善 (1) 完善行政补偿制度

我国的行政补偿制度程序要求严格, 范围过于狭窄, 仅限于客观存在的财产损失, 这不利于信赖保护原则的实施。建立健全行政补偿制度, 对贯彻行政信赖保护有着重要意义。虽然现阶段我国不能完全按照欧洲等国家的方式实现补偿, 但我们可以做出适当的调整, 例如可以适当放宽补偿的范围并尝试多样化的、更便于实现的补偿方式。

(2) 建立健全行政撤销制度

程序在我国的法律领域一直处于相对薄弱的环节, 在行政法这种“民与官”之间的纠纷中, 必须对程序问题提出更高的要求, 尤其是撤销制度必须严格规制。例如, 对于行政行为撤销的类型和期限建议应以明确的法定形式规范出来, 毫无期限限制的撤销权明显不利于对相对人的信赖保护, 所以必然要顺应时代的发展, 改革相应的措施来保护社会大众的信赖利益。

摘要：信赖保护原则作为代行政法的重要原则之一, 其目的在于维护法律秩序的安定和保护社会成员的正当利益。信赖保护原则是连接公共权力和私人利益之间的纽带, 对于平衡公益和私益有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它行政法治从形式意义走向实质意义的必然要求。信赖保护原则对于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对于拘束国家行政机关, 稳定行政法律关系, 建立诚信政府都具有积极作用。因此, 行政信赖保护原则的研究, 对于现阶段我国依法治国政治方略的实现和对于构建和谐社会这一具体的目标具有非凡的意义。

关键词：信赖保护,存续保护,财产保护

参考文献

[1]袁沐祥.试论行政信赖保护原则[J].法制与社会, 2010 (01) .

[2]徐峦.浅议行政信赖保护原则[J].法制与社会, 2011 (02) .

普遍管辖原则的若干问题研究 篇8

刑法中的“普遍管辖原则”，亦称“世界主义”，是指每一个国家都有权根据国际法，对违反国际法的罪行，特别是对构成危害人类整体利益和其他共同利益的少数特定犯罪，行使管辖权和予以惩罚。所以，不论犯罪行为发生于何地或罪犯的国籍如何，各国有权对其进行管辖。它是国际刑事管辖中最重要的原则，但也是历史上争议最多的一个原则。

普遍管辖原则的直接理论依据是“惩治犯罪的国际连带性”，这种连带性是所有国家处罚国际犯罪的权利与义务的基础。为此，所有认同国家犯罪的国家都不得援引国际法上的庇护制度，对实施了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的人应当采取一定的措施将其审之以法，防止其逃脱法网;与此同时，任何有义务管辖的国家没有行使相应的管辖时，其他具有普遍管辖权的国家在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可以连带地对之行使普遍管辖权，而不构成对他国主权的侵犯。总之，在跨国犯罪日益昌盛的今天，普遍管辖权的目的就在于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刑法地作用，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与传统管辖相比，普遍管辖原则的理论依据具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侧重国家的国际义务。罪犯所在地国在传统上犯罪管辖权的拥有国，包括犯罪地国、被害人所属国依等不能追诉犯罪，犯罪人就会逍遥法外时，就具有作为国际法上国家的义务对该项罪行进行管辖，为防止那些实施了暴行、严重侵犯国际人权法及国际人道法的罪犯逃脱惩罚，这实际上建筑在世界各国对国际型犯罪暴行认同的基础上;二是其并非直接来源于国家主权。国家主权为其他传统的管辖原则提供着合理性依据，但是唯独普遍管辖原则的产生并非基于一国的主权，这一原则体现的更多的是国际刑法的存在价值。

二、普遍管辖原则与国内立法

国际刑法的目的，是为了通过惩治国际罪行来实现对国际犯罪活动的控制。然而这种惩治还有一个途径的问题，即通过什么方式对国际犯罪进行惩罚，从这方面，普遍管辖权是国际刑法发挥作用的一个途径。与此同时，司法权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基本主权，虽然已过了主权至上的年份，国内立法对普遍管辖权的认可仍然是第三国要行使相应权力所必须满足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就我国而言，刑法中的普遍管辖原则规定于1997年刑法典的第9条：“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的，适用本法。”不难看出，我国刑法中的普遍管辖权是以我国缔结并签署的国际条约为前提的，而此前我国所参与的《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等国际公约都成为本条文所指的国际公约，而之后我国政府仍有权力通过签署其他国际公约来扩大我国的普遍管辖权。

这样的立法规定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表明了我国积极融入国际刑事体系、参与国际犯罪打击活动的决心。从另一个方面解读本条文，也不难看出我国在对普遍管辖权的态度，是以有我国参加并且不保留的国际公约为适用前提，以适用我国刑事法律为普遍管辖权适用的结果，表明了我国对于主权绝对主义的倾向。

由此不难看出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即国际刑法当中的普遍管辖原则与国内刑法中的相应原则的关系问题。有学者指出：“从国际刑法的角度看，普遍管辖原则从世界各国确立国际刑事管辖权的意义而言具有普遍的效力，这和国内刑法中普遍管辖原则的地位是明显不同的。国内刑法的适用对象是国内犯罪，其法律效力的根据是各国自身的国家主权。只有在特殊与例外的情况下，国内刑法中融入了国际刑法规范，才涉及国际犯罪，适用普遍管辖原则。二国际刑法体系是专门针对国际犯罪的，是维护国际共同利益的世界各国意志的整合，其法律效力范围超出了个别国家的主权范围。”

笔者认为，根据以上学者的论述，其实将两者的区别点集中与他们的载体，即国际刑法当中的普遍管辖原则体现于国际刑法规范当中，而国内刑法中的普遍管辖原则体现于国内刑法规范当中，而所说的“国内刑法的适用对象是国内犯罪”是有待商榷的。国内刑法当中的普遍管辖原则往往体现了一国的对外政策，即国际条约的签署情况，而这恰恰体现的就是国际刑法当中的普遍管辖原则，所以两者的区别仅在两者的研究角度不同，而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国内刑法中的普遍管辖原则与国际刑法中的是密切相连的。

三、普遍管辖原则的适用条件

普遍管辖原则的适用需要满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处于法院地国的实际控制中以及控制国与罪犯无其它联系而又未将其引渡给其他国家两个条件。法院地国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没有关联因素是普遍管辖原则的重要特征之一，否则仍然适用的是传统的属地原则与属人原则，这一特征虽然决定了普遍管辖原则在整个刑事管辖体系中只能处于补充性地位，但另一方面也赋予了这一原则在打击国际犯罪中的天然优越性：没有国籍、地域等因素约束。

参考文献

[1]、赵秉志主编:《新编国际刑法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版, 第58页。

[2]、王铁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第94页。

[3]、赵秉志, 黄俊平:《论普遍管辖原则的确立依据》, 载《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3期。

民法中诚实信用原则研究 篇9

一、诚实信用的内涵

作为社会自然人, 在处理社会关系中必须有一定的遵循规则, 而诚实信用原则便是作为社会自然人立身社会的基本准则, 是对社会公民道德的基本规范。对个人来说, 诚实信用是人格魅力;对企业来说, 诚实信用是巨型的市场资本;对社会来说, 诚实信用是和谐的生活秩序;对国家来说, 诚实信用是高大的国际形象。诚实信用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在全面促进社会和谐, 建成小康社会的前提下, 诚实信用原则在确保市场经济运作公平有序中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更应该得到大力推广和传承。

二、诚实信用的社会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获得飞速发展, 各种文化冲击着人们的思想观念, 对高利润的追求, 使诚实信用缺失现象屡屡发生, “添加剂”、“塑化剂”、“三聚氰胺”、“郭美美”等事件, 使失信、欺诈成为了社会公害, 人们呼吁诚实信用回归, 呼吁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一) 向“钱”发展的趋富思想膨胀着各类生意人

市场经济是交换经济, 除了商品还有信用。商品的交换是有形的, 是通过利润来衡量的, 但利益的趋使不能成为不讲诚实信用的理由;而信用是无形, 它不能用实物来衡量, 但是却是维系继续交换的纽带, 如果失去这根纽带, 交换就无法正常健康地进行。

(二) 诚实信用者吃亏的片面现象被扩大化

在现实生活中, 经常出现老实人因诚实守信而被不诚信者占便宜, 从而出现了“老实人吃亏”的现象, 并被部分媒体和社会民众扩大宣传, 造成了人们对“老实人”的错误理解, 其实“老实人吃亏”并不是我们社会生活中的普遍现象, 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照章纳税仍然是社会主流, “代买彩票中大奖, 连夜送还委托人”便是当今诚实信用最有力的证明。

(三) 环境因素成为不守诚实信用的托词

有人说, 我想讲诚实信用, 但是别人都不讲, 我一个人讲太吃亏了, 所以我也只能不讲了。其实, 自己的诚实信用不能以他人的诚实信用为前提, 每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 都应该从自身做起, 争当诚实信用的领路人, 只有自己做到了诚实信用, 才能要求别人也这样做, 才能影响周围每一个人, 如果人人都以诚实信用要求自己, 社会就会成为一个诚实信用的社会。

三、诚实信用的制度现状

在我国现行有效的民事法律法规中, 明文确立诚实信用原则并将其作为全国性民事法律法规的指导性原则, 但是, 在法规之下, 针对诚实守信的细化和检验等内容没有, 缺乏可操作性。

四、诚实信用的发展道路

诚实守信不是一两天就能养成的, 也不是依赖一两条制度就能保障的, 只有通过持之以恒学习教育、制度监督和体系建设, 才能将诚实守信培养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风向标。

(一) 将诚实守信纳入教育体系

“言必信, 诺必诚”, “小信诚, 大信立”。诚实守信必须纳入教育体系中, 从大处着眼, 从小处入手, 在全社会树立“诚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社会风气和强有力的舆论氛围, 使诚实守信教育遍布社会每角落, 不断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 使每个把重承诺、讲诚信当作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做言行一致、说到做到, 建设诚实信用社会。

(二) 建立健全社会诚实信用体系建设

良好的诚实信用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公平运行的保障, 是市场秩序的支柱和经济繁荣的基石。企业在市场中如果失去诚实信用, 必然会失去市场, 被消费者放弃。无论哪种市场经济, 都离不开诚实信用, 诚实信用度越高, 企业运行就越顺畅, 发展就愈加快捷;反之, 就会阻碍企业的运行发展。党的十六大提出“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健全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信用体系”, 就是想从根本上解决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信用失落和管理问题, 建立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社会诚信体系。

(三) 以健全的制度监督诚守信用落实

诚守信用建设靠教育引导, 更需要法制监管。当前社会的诚实信用缺失, 既与诚守信用教育不够有关, 与社会诚实信用体系不健全有关。“桶装水不如自来水”问题, 除了是企业诚实信用丧失原因外, 各级政府监管不力更值得我们反思, 如果对失信、造假、欺骗等行为惩罚不力, 必将导致失信行为屡禁不止。加快制度建设, 建立健全完善的信用监管制度系, 是解决当前诚实信用问题的必由之路。

(四) 政府机构和公职人员要做践行诚实信用领路人

践行诚实信用, 政府机构和公职人员应该发挥带头作用, 做群众的榜样。这是因为:政府机构是规范市场经济运行的根本保证, 政府诚信关系到国家政治形象和社会民众的信用评价, 更关系到整个社会风气、道德、价值观的养成和塑造, 关系到整个社会的长远利益;政府机构由公职人员组成, 公职人员的一言一行代表着政府机构, 更为公众所重视, 所以公职人员诚信是政府诚信的条件, 对社会成员起着表率作用。

我相信,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下, 我们不仅能够创造出比其他社会制度更加发达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也能够创造出更加先进的精神文明。

摘要：本文剖析了民法中诚实信用原则社会现状和制度现状, 结合社会诚信体系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和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需要, 从将诚实信用纳入教育体系, 建立健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以健全制度监督诚守信用施行和政府机构和公职人员要做践行诚守信用领路人四个方面研究民法中诚实信用原则的发展建设和要求。

关键词：诚实信用,内涵,现状,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2.

[2]张新宝.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86.

铁路隧道建设与设计原则研究 篇10

一、铁路隧道的建设理念

要想把铁路隧道建好, 最重要的就是要时刻秉持着好的建设理念。好的设计理念不仅可以在施工过程中时刻地激励和提醒着设计和施工人员, 使他们牢记自己的职责, 而且可以使大家团结一心, 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奋斗。只有这样, 建设出来的铁路隧道才会更加的坚固。下面将大概地列举几条出色的建设理念:

1) 要明确, 铁路隧道属于不可逆的工程, 一旦修建好将不能再重修或再建, 因此一定要将隧道一次性修建好且不留下任何隐患。这就要求所有人员相互配合, 对待每个环节都要小心谨慎, 千万不能大意。

2) 隧道在建设过程中是很危险的, 所以在施工之前一定要做好充分地准备, 提前预测出可能会出现的突发情况并想好应对措施。其次, 也要提前对工程进行风险评估。评估的内容一定要全面, 包括对施工的质量和安全的评估、对环境的评估和对进度与成本的评估。总而言之, 万事都要准备好, 要打有准备的仗。

3) 整个施工过程要严格遵循合理工期、合理合同、合理造价和合理的施工方案这四条原则标准。这四条原则既要相互协调又要相互制约, 一定要保证总工程建设的合理性。

4) 虽然工程不允许出现大的差错, 但要求工程一点问题也不出现也是不现实的。所以一定要对工程进行实时的监测, 及时发现并纠正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小的错误。

二、铁路隧道的设计原则

(一) 隧道纵坡设置原则

关于隧道纵坡的设置, 需要考虑到四个因素:尽量选择海拔比较高的线路, 这样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减少和避免灾害的发生;选线时要合理地避开岩层交界面, 因为交界面处岩石的上部较软而下部分很硬, 在施工过程中会有很大的困难;在降雨量比较高的地区修建时, 一定要采用人字坡。这样的设计有利于水的排出, 对防灾工作有着重大的意义;在城市铁路的选线中, 要根据深埋来选择, 这样可以减少对环境的破坏。

(二) 隧道辅助导洞设置原则

通过平导的增设可以解决施工的通风问题;对于降水量高和深溶岩地区, 要根据对当地环境的评估来设置泄水洞, 合理设置泄水洞可以增大排水量和释能减压;对于通风条件不是很好的地区, 可以采用平行双洞射流的通风模型来解决此类问题;分段考虑隧道的通风情况, 针对不同分段的通风要求来设计不同的辅助导洞。

(三) 支护结构设计原则

支护结构的设计, 需要考虑到几个问题:

工程施工初期的支护要保证强度和硬度充足, 这对施工的安全很重要;在围岩较软弱和破碎的地方施工时, 首先应按普氏拱理论计算好其压力之后再搭建支护结构;初期支护结构应选用喷网、锁脚锚管、网构钢拱架和纵向连接筋等共同组成永久性的承载结构;针对不同的围岩, 应对初期支护结构进行微小的调整来保证其稳定性。当确定结构稳定之后, 才能灌注混凝土来进行二次加固, 二次加固是为了更好的保证施工的顺利进行, 其内部可以不设置钢筋;网构钢拱架可以完全取代拱部锚杆, 在地层较软弱的地方应取消排水沟的设置;对于地应力高且变形程度大的地段, 应设计圆形的轮廓断面作为衬砌。

(四) 快速施工原则

隧道的建设应最大程度的实现机械化, 在设置了钻孔、装碴运输、一次衬砌和防水及二次衬砌四条主要作业线之外, 还要配置施工通风和注浆防排水两条辅助作业线;此外, 还可以采用光面爆破的方法和导洞超前与全断面扩大的工艺, 既可以满足减震需求, 又可以进一步加快施工速度。在必要情况下, 还可以采用无轨运输的方式, 通过双洞和射流巷道式通风来实现长隧道施工的顺利进行。

三、结语

总而言之, 铁路的修建不仅可以使国家的交通更为发达, 更重要的是可以带动国家经济的大力发展。因此, 铁路隧道的建设面临着诸多的机遇和挑战。本文笔者在查阅了原有资料的基础上总结了一些当今铁路隧道建设的理念及设计原则, 结果显示, 我国地理位置复杂, 铁路隧道的建设难度高, 在设计时, 必须要综合考虑到各类问题, 提升设计工作的科学性。

摘要：在我国交通事业的发展下, 铁路隧道的建设量也逐年增多, 与地面施工相比, 隧道设计与施工难度更高。本文主要针对铁路隧道建设与设计原则进行分析。

关键词：铁路隧道,建设,设计原则

参考文献

[1]周跃峰, 李传富, 宋贵明.成兰铁路跃龙门隧道H2S整治措施的探讨[J].隧道建设, 2016 (10) .

[2]陈远.铁路隧道施工技术常见不足点及解决措施[J].低碳世界, 2016 (29) .

[3]曹美俊.浅埋铁路隧道下穿高速公路施工沉降研究[J].山西建筑, 2012 (05) .

[4]孙昕.铁路隧道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及方法研究[J].铁道工程学报, 2012 (09) .

国外等同原则的立法与实践研究 篇11

关键词：专利；等同原则；立法与实践

一、美国等同原则的立法与实践

等同原则这一概念最早产生于美国，源于美国的司法实践。作为普通法系国家，美国的很多法律都来源于法院的司法判例，等同原则亦然。“美国的等同侵权理论及具体判定方法都是由司法判例确立的。”等同原则究竟起源于哪个判例，美国学术界意见并不统一。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1854年的Winans v.Denmead案是美国适用等同原则的第一案，该案对等同原则给予了肯定。该案件中，原告Winans拥有一项运煤车专利，他将车厢由长方形设计为底部带有锥形孔的圆锥形，使形状不均匀的煤炭压力平均分配的到车厢各个部分，从而减少车辆行驶事故并延长使用寿命。而被告Denmead设计的车厢上部截面为八角形，下部呈八棱锥。显然原、被告的设计基本一致，具有相同的功能，仅仅是车厢的形状发生了改变。但在审判中一审法院和上诉法院均采取了全面覆盖原则，只从文义上进行判断，认定被告没有侵权。美国最高法院在审理中认为被告基于原告的发明思想，只对产品形状进行简易改进，并不包含创新成分，一个熟练的技师就可以很好地完成这项工作。最终美国最高法院认定被告Denmead侵权成立。遗憾的是该案并没有明确提出“等同原则”的概念，在司法实践中该原则也没有得到普遍适用。1950年的Graver Tank &Mfg Co. v. Linde Air Products Co案确立了等同判定的“方式、功能、结果”三要素标准。

1983年，“Hughes Aircraft Company v.United States案”确立了适用等同原则判定专利侵权的“整体等同”判断标准。在这个案件中，原告Hughes公司享有一项控制通讯卫星运行姿势的外部控制系统专利。该控制系统由数据传送装置和接收装置组成，被告的控制系统也由传送和接收装置组成，只不过是采用计算机技术来进行数据的传送和接收。在一审中，法院以涉案产品不具备专利的每一个技术特征，也不存在等同特征为由，认定不构成侵权。上诉法院则认为随着科技的发展，以计算机技术取代地面接收技术进行信号的接收和传递，是卫星设计的必然趋势。涉案产品不具创造性，等同侵权成立。这是联邦上诉法院第一次明确地将“整体等同”作为等同侵权判定的方法。Hughes案以后的一段时间，“整体等同”判定方法在专利侵权案件审判中被广泛采用。

1997年的“Warner Jenkinson Co.Incv.Hilton Davis ChemicalCo”案确立了等同判断的“全部技术特征等同”标准，并对“全部技术特征”做了详实的论述。在专利等同侵权判定中，应当将被控侵权物与独立权利要求中的每一个技术特征进行比较，而不是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比较，这是对Hughes案“整体等同”理论的否定。2002年，Festo公司诉Shoketsu株式会社案进一步发展了全部技术特征原则。进一步明确了以全部技术特征为标准判定等同侵权，是专利权利要求中的每一技术特征与被控侵权物上的技术特征等同，而并不是专利产品的部件、实施步骤和顺序等方面与被控侵权物都一一对应。

纵观美国等同原则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等同原则经历了“整体等同”到“全部技术特征等同”，从“功能—方式—效果”三一致的等同判断标准到“并非一一对应关系”的全部技术特征标准，再到禁止反悔原则的出现，呈现出了从扩大适用到合理限制的发展趋势。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专利审判观念的转换，即从单方保护专利权人利益向兼顾专利权人和社会公众双方利益的转变。

二、德国的等同原则的立法与实践

德国等同侵权的实践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权利要求解释后的范围与专利保护范围大致相当阶段。按照1877年德国第一部统一专利法的规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由说明书来确定。当时还没有权利要求书。“1891年修订后的专利法强制规定每一项专利申请必须包括至少一项权利要求，用于定义申请人所希望获得的专利保护范围。”一直到1910年，权利要求书解释后的范围与专利保护范围大致相当。第二阶段是扩大专利保护范围完全不受权利要求语言限制的阶段。这是从1910至1940年的三十年，由于德国的工业和技术飞速发展，专利活动大量增加，法院对权利保护范围进行了扩张性解释。第三阶段是通过“三分法”对权利要求书进行解释的阶段。由于律师界和产业界的强烈反对，“1952年德国最高法院在一份判决中创立了‘三分法’理论。”从判断是否侵犯专利的直接主题，到间接主题，再到总的发明构思，通过这三个步骤对权利要求进行解释，防止无限制地扩大解释。第四阶段是由权利要求书确定专利权保护的范围。1978年德国对专利法进行了部分修订，釆用了《欧洲专利公约》的规定来确定专利保护范围，即由权利要求书确定专利权保护的范围，说明书和附图用于解释权利要求。

目前，德国判定等同侵权的条件为：①被控侵权物与专利发明在功能和效果上基本相同。②被控侵权物采用了与专利产品相同的“技术方案”，这里的技术方案是整体技术构思。③被控侵权物中所采用的技术方案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说是显而易见的。虽然德国在专利侵权审判中确立了等同原则，但由于德国法院采用的是整体等同的判定方法，更强调对专利权人利益的保护。

三、日本等同原则的立法与实践

等同原则在日本的适用起步较晚，其正式适用等同原则是1998年最高法院审理的“带有滚殊槽的轴承”案。这是日本将等同原则适用于专利侵权案件的首次确认。在日本适用等同原则应当满足以下条件：①被控侵权物不存在字面侵权。②被控侵权物采用的技术特征与专利相比，具有相同的方式和效果。③“上述替换特征对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是显而易见的。”④是非公知技术，且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专利申请时不易从公知技术获取。⑤禁止反悔，即在专利申请程序中，申请人明确排除的技术内容，以后都不得再要求法律保护。

实际上，日本法院对等同侵权原则的适用条件规定较为严格，“体现了对该原则谨慎适用、限制适用的态度。”目前，世界各国都承认并在专利侵权判定中适用等同原则，但是具体的适用情况并不完全相同。

参考文献：

[1]李明德.美国知识产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85页

轨道交通配电系统设计原则研究 篇12

每一个车站一般设一座降压变电所, 地下站设置在站台层的一端, 高架站设置在路侧;在控制中心, 设一座降压变电所;在车辆段和停车场内设置两座降压变电所 (其中一座与牵引变电所合建为牵引降压混合变电所) 。

降压变电所将中压35k V电源降压为0.4k V低压电源, 通过低压配电系统供动力照明等负荷用电。对车站而言, 每个降压变电所负责一个车站及相邻两侧半个区间的动力照明等用电负荷。降压变电所主接线与牵引变电所主接线统一考虑。降压变电所高压侧单母线分段, 每段母线各引入一路来自主变电所不同母线的电源, 两台配电变压器分别接入不同的母线段;低压侧为单母线分段, 设母线分段断路器, 其投入的条件是失压自投, 过流闭锁。

降压变电所运行方式:正常时, 两台配电变压器由两路35k V电源分别供电, 分列运行。当一路35k V失压时, 高压母线分段断路器自动投入, 另一路35k V带两台配电变压器运行。当一台配电变压器退出运行时, 低压母线分段断路器自动投入, 并自动切除三级负荷, 由另一台配电变压器承担全部一、二级负荷, 保证轨道交通的正常运行, 配电变压器容量应满足此运行要求。

低压配电设计应根据地铁工作性质、车站规模和负责容量大小及业主的使用要求综合考虑, 根据发展的可能性, 在配电柜、配电箱处留有适当数量的备用回路, 一般为总回路数的20%。

(1) 一级负荷:变电所所用屏、应急照明、地下车站公共区的一般照明、地下区间照明、通信系统、信号系统、屏蔽门/安全门系统、自动售检票系统、FAS、BAS、电力监控系统、防火卷帘门、气体灭火电源、消防泵、废水泵、雨水泵、车站送排风机 (兼事故风机) 、区间射流风机、用于疏散的自动扶梯、消防电梯等。

一级负荷中, 应急照明、变电所操作电源、信号电源、整合电源为特别重要负荷。

供电要求:一级负荷应由两路来自变电所两段低压母线的电源供电, 一用一备在末端配电箱处自动切换;站台、站厅公共区正常照明由变电所两段低压母线分别供电, 各带约一半的照明负荷;应急照明由EPS集中应急电源屏供电, EPS由来自变电所不同段母线的两路电源供电;其他特别重要负荷自带应急电源。对防火卷帘等小消防负荷, 由就近照明配电室内的两个一级小负荷动力箱提供两路电源, 就地设置双电源切换箱。

(2) 二级负荷:地上车站公共区的一般照明、设备管理用房照明、高架区间照明、不用于疏散的自动扶梯、电梯、污水泵、普通风机、区间维修电源、变电所维修电源、多联机空调等。

供电要求:二级负荷由变电所低压一、二级负荷母线提供一路电源供电, 当变电所一台变压器退出运行时, 由低压母线分段开关切换保证供电。

(3) 三级负荷:广告照明、高架车站和区间装饰照明、冷水机组、冷冻泵、冷却泵、冷却塔风机、电热设备、空调设备、清扫电源、站内商业设施、装饰照明等。

供电要求:三级负荷仅由变电所提供一路电源供电, 当一台变压器退出运行时, 可在变电所自动或手动切除该负荷。

火灾时, 在变电所由FAS专业统一切除非消防负荷。

2 轨道交通照明系统设计原则

2.1 照明系统设置

车站照明分为一般照明 (包括公共场所的照明和附属房间照明等) 、值班照明 (包括站厅、站台公共区) 、应急照明 (包括备用照明和疏散照明) 、安全特低电压照明 (包括变电所电缆夹层照明和站台板下照明) 、广告照明等。在车站的公共区内, 由来自不同段母线的电源各供约1/2, 两种照明灯各占约50%, 非高峰运营阶段可关闭部分照明达到节能效果。

在车站的站台、站厅、通道、出入口及重要房间设置应急照明, 以保证在车站出现事故或车站交流电停电时, 能顺利安全地疏散旅客及车站工作人员。应急照明采用蓄电池集中供电的应急电源方案。在车站的两端分别设置一组蓄电池集中供电的应急照明电源系统 (EPS) , EPS的外部电源取自变电所0.4k V低压柜。在交流电源都失压的情况下, 蓄电池电源逆变为交流220V电源向应急照明供电, 蓄电池的持续放电时间不小于60分钟。

区间工作照明与应急照明灯交替布置。车站设置属于三级负荷的广告照明。车站照明以节能高效的LED管状灯为主, 部分采用LED筒灯。

2.2 照明控制

车站公共区照明及广告照明设两级控制, 在车站综控室集中控制和在照明配电室就地控制, 标志照明及出入口照明由公共区照明配电箱出线。

设备管理用房照明在就地或就近设开关控制。公共区、出入口的疏散照明不设控制。设备房间备用照明采用就地控制方式, 由FAS专业实现火灾工况时的强启。非消防照明火灾时受FAS控制, 可根据情况按防火分区在变电所内切除。

3 轨道交通动力系统设计原则

动力设备主要采用放射式配电。对车站冷水机组、自动扶梯、电梯等大容量用电设备以及通信、信号等一级负荷由变电所直接供电。对风机房和冷冻站等负荷较集中的地方单独设置配电室, 以达到满足用电要求、方便维护管理、减少配电电缆的目的。对空调、维修、小型风机等小动力, 均由就近的配电室小动力箱供电。

区间隧道风机及排水泵站由较近的降压变电所供电。地下区间自车站端部起, 区间设置维修用动力配电箱以及工作照明配电箱和应急照明配电箱。维修用动力和工作照明电源由临近车站的变电所提供, 应急照明电源由车站的EPS装置提供电源。

高架区间自车站端部起, 设置维修用动力配电箱以及工作照明配电箱和区间装饰照明配电箱, 电源由临近的降压变电所提供。

4 轨道交通接地系统设计原则

车站配电系统采用TN-S系统接地型式, 并实施总等电位联结。接地系统为防雷接地、电气系统接地、电子系统共用接地装置的综合接地系统, 其综合接地装置的工频接地电阻不大于1欧姆。综合接地网由自然接地体和人工接地体构成的复合接地网组成;人工接地体由人工水平接地体和垂直接地体组成, 水平接地体采用50×5紫铜排, 垂直接地体采用6m防腐离子接地体。

5 结语

轨道交通配电系统的设计应做到安全可靠, 技术先进, 经济合理, 接线简单, 维护方便和节能环保。

摘要：轨道交通配电系统的设计应做到安全可靠, 技术先进, 经济合理, 接线简单, 维护方便和节能环保。

关键词：轨道交通,配电系统,设计原则

参考文献

[1]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50054-2011.

[2]地铁设计规范GB50157-2013.

[3]城市轨道交通照明GB/T16275-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