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观

人权观（精选8篇）

人权观篇1

李步云:论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

本文对个人人权和集体人权的含义、国际集体人权的理论根据、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和论述，对东西方之间、南北方之间在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对立与冲突的背景和原因进行了分析。作者指出，应强调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的统一性和一致性；集体人权是人类权利追求与实现的一种重要形式，国际集体人权概念的出现，是人权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已逐步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承认和接受；中国在过去一个时期曾存在过忽视个人人权的偏向，但现已走上既重视保障集体人权、又重视保障个人人权的正确发展道路。什么是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集体人权”是不是属于人权的范畴？这两类人权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这些问题无论是在中国国内还是在国际上，人们对此都存在意见分歧。本文试图就这些问题谈一些笔者的看法。

一、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的含义

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是依照人权主体的不同而对人权所作的一种分类。个人人权是基于个人基础上的，每一个人都应享有的人权，其权利主体是个人。集体人权是相对于个人人权而言的某一类人所应享有的人权，其权利主体是某一类特殊社会群体，或某一民族与某一国家。个人人权是传统意义与传统观念上的人权。即使是现时代，个人人权仍然是人权的主要形式。从历史发展看，个人人权的内容是在不断扩展与丰富的。在人类文明已发展到今天的条件下，个人人权的内容已包含如下三个基本的方面：一是人身人格权利，如生命权、健康权、人身自由权、思想自由权、人格尊严权、通讯自由权、住宅不受侵犯权、私生活秘密权等等；二是政治权利与自由，如选举权、被选举权、言论自由权、出版自由权、集体自由权、结社自由权、游行示威自由权、信息权、知情权、监督权等等；三是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如财产权、就业权、享受劳保福利权、同工同酬权、休息权、受教育权、家庭权、参加工会权、享受社会福利权等等。集体人权包括国内集体人权与国际集体人权两类。国内集体人权，又称特殊群体权利。这主要是指：少数民族的权利、儿童的权利、妇女的权利、老年人的权利、残疾人的权利、罪犯的权利、外国侨民与难民的权利等等。国际集体人权，又称民族人权，按照现今国际社会通常的理解与承认，它主要是指民族自决权、发展权，此外还有和平与安全权、环境权、自由处置自然财富和资源权，人道主义援助权，等等。在中国，有的学者主张“把人权主体主要限定于个人”，“并把人权界定为个人权利”，反对把集体人权概念引进国内法领域。①Ａ也有的学者认为，少数民族与儿童、妇女等特殊群体的权利，不是集体人权而是属于个人人权的范畴。国际上，也有不少学者只承认国际上有集体人权，即民族人权，而否认国内某些特殊群体权利是集体人权。②Ａ笔者之认为一国之内某些特殊群体的权利是属于集体人权的范畴，主要是基于以下理由：一是这类人权同个人人权相比，在人权的主体和内容上都有不同。个人人权的主体是任何一个个人，而国内特殊群体权利的享有者是某一部分人群（如少数民族、妇女、儿童等等）；在内容上，后者不仅享有个人所应享有的个人权利，而且享有自己作为特殊群体的一员所应享有的特殊权利。二是特殊群体通常会通过法律手段从国家得到整体上的特殊权利保障，如我国对少数民族通过民族区域自治法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给予他们以各种特殊权利，属于这些特殊群体的个人，也主要是通过国家的这类群体特殊权利保障得到益处。三是代表特殊群体利益的一些民间组织或半官方组织，如工会组织、妇女组织、残疾人组织，可以在法律上代表该群体向国家提出一定的权利要求，或在政治上施加这方面的影响；某些特殊群体组织甚至可以为寻求权利救济而能够代表该特殊群体诉诸法律。从长远看，这种发展趋势必将日益加强。因此。笔者认为，把一些特殊社会群体的人权纳入集体人权的范畴，在理论上是可取的，在实践上有利于加强对一类人权的保障。在国际上，集体人权概念的出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事情。这次大战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极大地促进了全世界人民人权意识的觉醒与提高，从而开始了人权保护进入国际领域的历史性进程。本世纪６０和７０年代，许多被压迫民族在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中成为独立国家。这些新独立国家曾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主权平等作了不懈努力，独立后又因面临的种种困难与困境，产生了改善自己处境的强烈愿望。这对国际人权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于是，民族自决权、发展权、和平权、环境权等集体人权分别以各种不同形式，通过国际组织的宣言或决议及一些国际公约被确立下来，并对传统的人权概念（即个人人权）提出了严峻挑战。这些集体人权现在已被国际上许多人士称之为“新一代人权”或“第三代人权”。这类国际集体人权不同于个人人权的的主要特点是：１．这类人权的主体主要是民族、社会、国家、国家集团等集体。其中国家是基本的人权主体，因为现今国际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是国家。这同个人人权的主体为个人是有区别的。２．国际集体人权的权利诉求对象主要是整个国际社会，它要求国际社会采取协调步骤与国际合作来保障这类人权的实现。而个人人权要求各个国家的政府采取不作为或作为，来保障每个人的人身权利、政治权利以及经济、文化、社会权利的实现。３．国际集体人权还是正在发展与完善过程中的人权。一方面，它主要是通过国际组织的一些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宣言与决议所认可，还缺少具有约束力的公约来保障，或批准加入的国家还不够普遍；另一方面，权利救济措施与机制还很不健全不完备。总之，这一代新的人权打破了只有个人才是人权的主体，只有个人才能享有人权的传统概念，是人权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集体人权与个人人权的界限，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这主要是指集体人权从某一角度上看，同时也可以是个人人权。无论是国内集体人权、还是国际集体人权都是如此。如在中国，《妇女权益保障法》（１９９２）对妇女享有的各项政治权利、财产权益、人身权利、婚姻家庭权益作了全面的规定，对法律责任也有详细的条款。其中第４８条规定：“妇女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被侵害人有权要求有关主管部门处理，或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又如《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查院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检查和审理案件，保障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如果诉讼当事人的这种权利受到侵害，他（他或她）就有权得到救济。由此可见，一国内某些特殊社会群体的人权，同时也可以是一种个人人权。当然这一点并不能否认特殊社会群体的人权所具有的集体人权的性质。国际集体人权在某种意义上同时也是个人人权，这可以从国际人权文书对发展权所作的明确表述看出。例如，１９７９年１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的第５（XXXV）号决议，重申发展权是一项人权，指出：“发展机会均等，既是国家的权利，也是国家内个人的权利。”联合国大会１９８６年１２月通过的《发展权利宣言》也指出：“确认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发展机会均等是国家和组成国家的个人一项特有权利”，“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由于这种权利，每个人和所有各国人民均有权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在这种发展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能获得充分实现。”发展权作为一项“国家权利”即集体人权，其基本含义是，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首先是那些发展中国家（即第三世界国家）享有同其他国家“发展机会均等”的权利，它要求整个国际社会及所有国家，首先是那些发达国家，应在国际一级采取政策的、立法的、行政的及其他措施来保障这一权利的实现。发展权作为一项个人人权，其基本含义是，“各国应在国家一级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实现发展权利，并确保除其他事项外所有人获得基本资源、教育、保健服务、粮食、住房、就业、收入公平分配等方面机会均等。”因为“人是发展的主体”，在一国内应保障人人“成为发展权利的积极参与者和受益者”。

二、国际集体人权的理论根据

长期以来，国际上一些学者、政府官员甚至有的政府只承认个人人权是人权，不承认国际集体人权也是一种人权。他们的一个主要理由是，国际上的集体人权，并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些人或一些国家的一种利益上的要求、愿望、主张；它抽象而不具体，难以得到法律的保护，无法在权利受到侵害时得到法律的救济。从这样的理由出发，否认集体人权是人权的学者也往往否认一国内人们应当享有的经济、文化、社会权利也是人权。然而，这种理由不能成立。

首先，权利有两种，一是所谓“消极”的权利，即要求国家与社会“不作为”，以保障人的人身人格权利及政治权利与自由诸如生命权、人身自由权、言论自由权、选举与被举权等不被剥夺或受侵害。二是所谓“积极”的权利，即要求国家和社会的“作为”，以使人们的经济、文化、社会权利诸如就业权、休息权、社会福利权等得以实现。理论上、概念上从“消极权利”到“积极权利”的发展变化，是同实践上“三代人权”的发展变化相适应的。第一代人权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美国革命的影响，主要在欧美１８世纪人权运动中产生。其内容主要是言论、信仰、出版、结社、通讯、宗教等自由以及免受非法逮捕、公正审判等权利，性质主要是属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的范畴。它的诞生是以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为标志。第二代人权受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的社会主义运动和革命的影响，主要内容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权利。它在宪法上的反映，在东方是以前苏联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为代表，在西方是以德国“魏玛宪法”为标志。第三代人权主要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民族解放运动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其内容就是现在我们正在讨论的国际集体人权，包括自决权、发展权等等。

第二，现今的国际集体人权就其性质而言，大致有以下两类：一类是以经济内容为主，如发展权、环境权；另一类是以政治内容为主，如民族自决权、和平权。发展权的内容是全面的，正如《发展权宣言》的导言中所讲，“发展是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全面进程”。但在上述诸多因素中，经济的因素具有根本的性质。这从现今发展权的具体权利诉求中看得很清楚。正因为如此，发展权的实现，在现阶段主要是依靠整个国际社会以及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协调步骤与开展国际合作，首先和主要是在经济领域，提供与创造各种条件。环境权的情况也是这样。１９７２年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指出：“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实现环境权的措施，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实现环境权的方式，主要也是依靠国际社会的协调与合作（大规模污染大气和海洋，要为强行法所制止，但这只是局部情况）。

民族自决权与和平权的性质与特点则和发展权、环境权有所不同。实现自决权与和平权的措施，主要是政治方面的；实现自决权与和平权的方式，主要依靠国际社会的强制手段。《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文化、社会权利国际公约》的第１条都规定，所有人民都享有自决权。在所有国际集体人权中，只有民族自决权在联合国人权公约中作了规定。根据《联合国宪章》及其他有关国际法文献，早期的民族自决权主要是指：“被外国奴役和殖民统治下的被压迫民族有自由决定自己命运、摆脱殖民统治，建立民族独立国家的权利。”在民族自决原则的影响与推动下，大批处于殖民主义统治下的第三世界国家曾经纷纷起来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到现在为止，先后获得独立的国家已有１００多个，尚未获得独立的民族已经极少。随着形势的发展，民族自决权的中心思想与侧重点，已经是实施《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下述有关条款：“所有的人民都有自决权；依据这个权利，他们自由地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自由地发展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一切国家应在平等、不干涉一切国家的内政和尊重所有国家人民的主权及其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忠实地、严格地遵守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和本宣言的规定”；“任何旨在部分地或全面地分裂一个国家的团结和破坏其领土完整的企图都是与联合国宪章的目的和原则相违背的。”所谓“自决”，本身就是一个政治概念。《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主张的民族自决权作为习惯国际法确立下来，已为国际社会所普遍认可。阻碍与镇压殖民地人民的独立运动，或阻碍与破坏独立国家实现自决权，要受到国际社会的严厉制裁，这已成为人权国际保护的重要实践。

和平权也如此。《联合国宪章》序言强调指出：“欲免后世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并为达到此目的力行容恕，彼如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集中力量，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１９７８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为各社会共享和平生活做好准备的宣言》，在国际上第一次将和平作为一项权利加以规定。该宣言“重申个人、国家和全人类享有和平生活的权利”。宣言还规定：“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人，不分种族、良心、语言或性别，均享有过和平生活的固有权利。尊重此项权利，正如尊重其他人权一样，是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所在和一切国家（不论大国还是小国）在一切领域获得进展的必要条件。”１９８１年非洲统一组织通过《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也明确地将和平作为一项人权加以肯定。该宪章规定：“一切民族均有权享受国内和国际的和平与安全。”１９８４年联合国大会又专门通过了《人民享有和平权利宣言》。该宣言再一次庄严宣布：“全球人民均有享受和平的神圣权利。”放弃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已成为公认的国际法基本原则；保障人类享有和平权，已成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一项集体人权并受习惯国际法的保护。任何破坏这一原则和侵害这一人权的行为，诸如侵略与非法占领他国领土、武装干涉他国内政、发动侵略战争，都要受国际社会的严厉制裁。联合国对伊拉克武装侵略科威特的制裁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上述分析表明，民族自决权与和平权的性质和特点同发展权是有区别的。它们的实现方式，需要、也能够通过国际社会的强制手段来达到。由此可以证明，笼统地讲国际集体人权难以运用法律的强制手段来保证其实现，因而它们不是属于人权的范畴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第三，即使是发展权、环境权这一类国际集体人权，它们的权利诉求和实现途径，也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以发展权为例，要加速实现发展权，一方面，自然需要各主权国家的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另一方面，整个国际社会对此也有极其重要的责任与义务（这一点应更为突出）。正如《发展权利宣言》所强调：“各国对创造有利于实现发展权利的国家和国际条件负有主要责任”，“各国有义务在确保发展和消除发展的障碍方面相互合作”，以“促进基于主权平等、相互依赖、各国互利与合作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事情很清楚，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需要国际社会各国的共同努力，但发达国家负有主要责任，联合国国际组织对此也负有重要义务。它们应当采取各种措施，诸如稳定与提高初级产品价格、改进技术转让条件、在不附加任何不合理的政治条件下增加资金和技术援助、抛弃贸易保护主义、减轻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改善和扩大给发展中国家的普惠制待遇等等。这些具体权利诉求已为过去的一些国际文件如１９７４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①Ｂ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行动纲领》所载明与认可，同时也为最近的一些重要国际人权文书所进一步肯定。例如，１９９３年６月第二次世界人权大会通过的《维也纳宣言与行动纲领》的序言第５段不仅全面阐明与确认了发展权的基本原则与主要内容，而且在序言的第６段中对发展权的某些重要的具体权利诉求作了规定，如重申要“尽一切努力减轻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

保障国际集体人权得以实行与实现的机制已经建立，并将在今后继续加强与完善。破坏与侵害民族自决权、和平权的行为，固然要受到联合国大会、安理会、经社理事会以及人权委员会等机构的审议、谴责及制裁；对发展权这一类国际人权的保障，其机制也正在进一步完善中。例如，《维也纳宣言与行动纲领》在其第三部分中强调：“世界会议欢迎人权委员会设立关于发展权的专题工作组，并促请该工作组与联合国其他部门和机构协商与合作，为消除执行和实现《发展权利宣言》的障碍立即拟订全面和有效的措施，并提出各国实现发展权的方式方法，以便联合国大会能早日审议。”新设立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其任务是：“促进和保护一切人权”。当然，全面保护国际集体人权得以实现，是其根本任务。

从上述分析可清楚看出，国际集体人权并非如某些西方学者所主张的那样，它们不是“权利”而只是一种“要求”、“条件”、“机会”，只有个人人权才是人权。实际情况是，现在国际集体人权的概念已逐步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承认与接受。《维也纳宣言与行动纲领》对发展权作了充分肯定，而过去某些不承认发展权是人权的国家，也投票赞成这一宣言，就是证明。

三、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的相互关系

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的相互关系，无论是在中国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是一个普遍存在有意见分歧的问题。笔者一贯主张要强调两者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各个国家与国际社会应当对这两类人权予以同样的重视与保护，不宜讲它们之中哪种权利更重要，也不宜强调它们之中哪种权利层次与地位更高。①Ｃ

一般说来，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的相互关系是：个人人权是集体人权的基础，集体人权是个人人权的保障。为什么说个人人权是集体人权的基础呢？这是因为，首先，任何集体都是由个人组成的。任何集体从国家或国际社会的人权保护中所获得的权益，其出发点即最初目的，都是组成这个集体的个人，其落脚点即最终的实际受益者也都是个人。不承认这一点，集体人权就成了一个空洞的抽象而失去了任何实际的意义和存在价值。其次，我们虽不能说，个人人权同时也是集体人权，但可以说，集体人权从一定意义上看，或从一定角度上看，同时也是个人人权。本文在前面曾引用一些国际人权文书证明，像发展权这样的国际集体人权，同时也是个人人权。一国内某些社会群体权利如少数民族权利、妇女权利，在其遭受侵害时个人可以提起诉讼以得到救济。第三，任何集体人权的争取与获得主要依靠组成这一集体的个人作出积极努力和共同奋斗。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充分尊重个人权利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人的改造世界、建设国家与服务社会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方有可能。

为什么说，集体人权是个人人权的保障呢？这是因为，首先由社会自身的性质与组织结构所决定，集体人权的出现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集体人权是人类权利追求与实现的一种重要形式。在一国内，它要求国家与整个社会为保障某一处于弱者地位的社会群体的特殊权利，而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创造权利实现的各种条件和提供各种特殊保护，以使该群体的所有个人受益。在国际上，它要求整个国际社会采取协调步骤和进行国际合作，提供各种社会条件与法律保障，通过保护国际集体人权而使千千万万的个人得到好处。其次，集体人权也是促进和保障个人人权的基本条件。以民族自决权为例，如果一个国家是处于外国侵略、占领和奴役之下，国家的独立与主权遭受践踏，这一国家的人民的个人人权与基本自由就根本得不到保障。发展权也是这样。如果不改变旧的不平等的、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发展，就会受到极大的阻碍；这些国家的人民的人权与基本自由就不可能充分实现。第三，把民族、国家和国家集团（如第三世界国家）作为集体人权的主体，也有助于运用其地位与作用，以更好地保障这种权利的实现。例如，６０年代汹涌澎湃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独立运动以及为争取与实现发展权而努力奋斗的现今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都对国际人权的实现与保障起了重大作用。

我国国内的学者中，有一种观点强调，集体人权应当高于个人人权。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人权始终强调民族、社会、国家等等集体人权高于个人权利”，“个人权利固然重要，应该受到法律保护，但是，社会的、国家的、民族的、集体的权利更应该受到尊重和保障”，“强调个人权利必然导致个人主义，损害集体利益和公共利益。”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首先，它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原理与社会主义原则。马克思曾经说过：“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人类的历史“始终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②Ｂ。因为，个人的存在不仅是集体、社会存在的前提，而且个人的活动与发展也是整个社会的活动与发展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在论述自己的理想社会时，曾有过一个十分著名的论断，即《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一个“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

第二，从概念上看，强调集体人权高于个人人权，也是有问题的。所谓“人权”、“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都有其特定的含义。我们所讲的“人权”，其“权利”当然包含着利益的要求、分配与享有这一基本的要素。但是，并非所有的“利益”都可以归结为人权。这就是说，不能简单地在个人利益与个人人权、集体利益与集体人权之间划等号。在一个法治国家里，作为应有权利，个人人权必然外化（转化）为法律上的个人权利，但法律上的个人权利并不都是“人权”。人权存在于抽象的一般的法律关系中。只有当这种抽象的法律关系中的人权受到侵害或出现争议而转变为具体的（即特殊的）法律关系，这时候的权利才是属于人权的范畴。例如，某人与某人或某单位订立一个合同，其具体的权利与义务由双方当事人任意规定（以不违背法律的要求为限度），在这样的具体法律关系中的权利，就不是属于人权的范畴。又如，在国际范围内，一个国家的主权，它的安全与荣誉，它的独立权，是属于民族自决权、发展权等国际集体人权的概念与范畴；但在一国范围内，它就不属人权的范畴。任何个人都需要生活在一定的社会与国家里，个人人权的实现离不开它所生活的集体、社会与国家，个人人权的行使不能损害集体、社会与国家的利益，在不少情况下，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国家主权、国家的安全与荣誉等等，都不是作为“人权”来看待。国际上，通常都是这样理解的。从经济方面看，似乎“国家”的财产不得被侵害，这是属国内集体人权的范畴，其实不是。我们只宜说它是属于国家利益的范畴。从法律角度看，国家所有权是属于“权利”的范畴。这种“权利”也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讲的人权。退一步说，我们把它看作是一国范围内的一种集体人权，一种同个人人权相对应的集体人权，那我们也不宜说集体人权就比个人人权“更高”。因为，我们在法律上不可以按照权利主体的大小高低来确立保护的等级，否则，我们就不能保证不同法律主体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而这正是市场经济所要求的。

第三，从实践经验看，个人人权与个人主义是两个完全不同、互相排斥的概念。伦理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以追求个人利益而不惜损害他人的、集体的、国家的利益为其特点，这同合理合法的个人利益、个人人权是根本不同的。强调个人人权同产生个人主义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在很长一个时期，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不是强调个人人权过了头。而是过份强调了集体权利高于个人权利，加上各种主观与客观方面的原因，中国过去确实存在过有忽视保障个人人权的偏向。在我国，“文化大革命”的出现就是一个例证。这场灾难就是以“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借口，肆意践踏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千百万公民的个人权利。鉴于这一教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才决心采取一系列政策和法律措施，如定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各种重要法律，来全面加强对个人人权的保护。特别是，现在中国已经走上了建立市场经济的道路，而市场经济的实行更为重视、保障个人人权创造了现实的经济基础与社会条件。与建立市场经济相适应，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也在稳步地向前发展。从此，中国已经走上既重视保障集体人权，又重视保障个人人权的正确发展道路。

如何认识与处理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的关系，是同如何认识与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几十年来，中国在自己的革命与建设过程中，由于十分强调与重视社会的整体利益，因而在消除阶级对立，提高广大劳动者的地位；在增进民族团结、增进社会福利、保障妇女儿童权益、提高社会道德水准；在维护社会的正义与公正、维系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促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同旧中国相比，在发展经济、科技与文化教育方面，也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就。另外也要承认，虽然执政党和政府十分强调国家、集体与个人利益三者之间的统一、协调与兼顾，但实际上，在一个很长时期里，曾经存在有忽视保障个人利益的偏向，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与束缚了个人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的发挥，也延缓了社会的进步。这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文化背景。中国古代社会曾经有过灿烂的文化，它的人本主义、大同思想、重视社会和谐、崇尚伦理道德，都曾对当代中国社会产生过正面影响。但是，古代中国封建主义的专制思想、家长制思想、特权思想、等级观念、轻视个人地位、缺少权利意识等等，又给当代中国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二是历史原因。今天中国的执政党在取得政权以前，曾经长期处于地下和武装斗争中，在当时严酷的斗争环境下，十分强调整体利益是很自然的。三是制度因素。中国长期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为重视社会整体利益，忽视个人利益，提供了客观条件。近十多年来，执政党和政府一直很重视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正在稳步地进行的经济与政治体制的改革，目的之一就是要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作出重视、保障个人权益的重要调整，以求得个人与社会的和谐与协调发展。

在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的相互关系上，长期以来，西方一些发达国家过分强调保护个人利益、个人自由、个人人权，相对忽视集体人权与社会和谐，这有多方面原因。在历史上，１７和１８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曾以提倡个性解放、保障个人自由为主要思想武器反对专制主义。在制度上，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自由经济，其思想基础与价值观念必然以个人为本位。但到了现代，情况已经发生并正在继续发生变化。由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进步，社会不平等与社会冲突的存在，导致了国家干预经济与社会福利政策的出现，价值取向开始由自由向平等一方倾斜，以求得个人与社会的相对和谐。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西方有的学者在理论上对片面强调个人人权，否认或忽视集体人权的观念提出了怀疑与挑战。如荷尔曼就指出：“当西方人把焦点集中在个人权利而忘记社会权利和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时，他们过于狭隘地定义了人权，当西方人把焦点集中在诸如言论自由、宗教自由而忘记如衣、住、保健等基本的人类需要时，他们也过于狭隘地定义了人权。只有当西方人把他们的见解扩大到不仅包括个人的精神的，而且也包括公共的和物质的人类和人权观的时候，一种真正普遍的人权观才是可能的。”①Ｄ

在世界范畴内与国际舞台上，长期以来东西方之间与南北方之间在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对立与冲突，是由文化的历史的背景和经济的政治的现实条件的差异所决定，同时也有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现在，世界两极对立与东西方冷战已经结束，世界一体化趋势已经形成，理论观念上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的对立与冲突，已经趋向缓和并正在求得共识，最明显和突出的表现，就是《维也纳宣言与行动纲领》。这一文件的第二部分第三段指出：“所有人权都是普遍、不可分割、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的。国际社会必须站在同样的地位上，用同样重视的眼光，以公平、平等的方式全面看待人权。固然，民族特性和地域特征的意义，以及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都必须要考虑，但是各个国家，不论其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如何，都有义务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和其基本自由。”这一共识的达成，既是世界新的格局的必然产物，也是人类理性的重大胜利

①Ａ张文显：《论人权的主体与主体的人权》，见《当代人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３６页。

②Ａ参见孙哲《新人权论》，河南人民出版社版，第５５页。

①Ｂ见该宣言的第４条第１０、１１、１４、１５、１６等款。

①Ｃ见拙著《社会主义人权的基本理论与实践》，《法学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４期。

②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２４、３２１页。

①Ｄ荷尔曼：《人权运动》，纽约１９８７年版，第６页。转引自徐崇温《人民的生存权是首要的人权》，《当代中国人权论》第１４８页。2003-10-20 作者/出处：法学

人权观篇2

1 唯物史观对人的界定

在马克思生活的资本主义年代，物质经济的发展引来了学术思想的繁荣，英国李嘉图的经济思想、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德国青年黑格尔学派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思想的发扬，以及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思想及其唯物论等在激烈的学术争鸣中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确立提供了思想源泉。马克思在社会生活实践中，通过对进步经济学说的吸取、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思考、德国思辩哲学的甄别以及结合自己的思考与考察，树立了科学的唯物史观。在唯物史观中，对人的本质的科学揭示成为马克思人权观的哲学基础。

在人的本质问题上，马克思不同于以往的思辩哲学家，而以现实的社会实践中活动的人为研究基础，摒弃了以往哲学家对人研究的抽象性、孤立性。关于“现实的人”，马克思提出了两个相互联系的基本规定：物质活动和活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马克思认为，个人首先是一个物质的自然存在物，他需要一个外部对象来证实和实现自己的个体性，人也只有凭借现实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个人又必须在同他人的相互依赖协作中从事活动。因此，社会性就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属性，个人也由此成为一定社会关系的承担者，成为现实的社会的个人。所以，马克思又在社会意义上，把个人视作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并用社会关系来定义人的本质。

在对人的本质的研究中，马克思认为，在对象化活动的基础上，人和社会相互创造、相互转化。一方面，个人活动的相互作用构成了整个社会的运动过程，成为社会历史的现实。作为出发点的个人，在和其他人的相互作用中，又不断地再生产和新生产出他们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构成社会。这是个人向社会的转化。另一方面，个人的活动要受既有的物质条件的制约，个人通过对这些条件的掌握和运用，它们便成为个人的力量并转化为个人的活动。同时，个人又通过对社会文化的学习和掌握，内化为自己的个性和力量，使自己社会化。这是社会向个人的转化。通过对类与个体、社会与个人的复杂关系的梳理中，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如果说“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是人的一般本性，即人区别于动物类的特性，那么，“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人区别于人的特殊本质。马克思正是在对人的本质的科学界定的基础上，在对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批判过程中，树立了自己的人权观。

2 马克思的人权观

在资本主义社会“天赋人权”理论的混淆视听中，马克思通过对人权的社会经济根源分析，指出人权具有社会性、阶级性、历史性、发展性等基本特性。

第一，人权具有社会性。在对人的本质的科学界定中，马克思指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由此，人权也必然具有社会性。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指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首先，人权在社会关系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其具有现实的社会基础和社会根源。虽然在古代奴隶社会就已出现人权的萌芽，但更明确、更成熟、更发达的人权显现于资本主义社会，人权是资本主义商品关系的反映，在资本主义社会，“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全面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材料和物质材料，则确立了自由。”其次，人权的具体内容由社会关系来规定，资产阶级为了能自由发展资本，自由剥削劳动力，挣脱封建等级特权和神权的束缚，提出了自由、平等的人权要求。其人权观要求的是资本家的特权，而无产阶级的人权观在本质上是消灭私有制的阶级特权。再次，人权的实现，也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只要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还没有从非人的关系中解放出来，就谈不上真正的人权。而要真正实现人权，就必须消灭私有制和阶级剥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全面发展人的能力。

第二，人权在阶级社会中具有阶级性。马克思认为，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是隶属于一定阶级的，不存在超阶级的人，因而也不存在什么超阶级的人权。正因为人权是具有阶级性的，所以，一方面，一定阶级享有的权利总是与该阶级所掌握的权力相对应的。哪个阶级掌握着国家权力，哪个阶级的人权就能获得实现和保障。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机器以及制定执行法律的权力，掌握着生产资料和行使人权的一切物质条件，掌握着社会的舆论工具，因此，他们可以依靠国家政权和法律以及金钱和社会舆论来维护自己的财产权利和社会权利，“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人权”，而处在被剥削地位的无产阶级，由于一无所有而不可能真正拥有受保障的人权。在资本主义社会，“人权本身就是特权，而私有制就是垄断。”资产阶级提倡人权，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障碍，并最终达到资产阶级自身享有充分的人权。而无产阶级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消灭剥削，实现人的彻底解放，才可能为自己争得真正的、平等的权利，并获得完全自由全面的发展。

第三，人权具有历史性。马克思一贯坚持认为，人权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他在《神圣家族》中深刻指出：“‘人权’不是天赋的，而是历史的产生的。”马克思认为，人权是资产阶级为了进一步消除封建障碍而在与封建阶级的斗争中取得的政治权利。用人权代表特权，适应了新兴生产关系发展的客观要求。马克思指出“现代国家既然是由于自身的发展而不得不挣脱旧的政治桎梏的市民社会的产物，所以，它就用宣布人权的办法从自己方面来承认自己的出生地和自己的基础。”“现代国家承认人权同古代国家承认权隶制是一个意思。”马克思认为，所谓的自由和平等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商品交换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的这种基础而已。”

第四，人权具有发展性。在马克思看来，世间从来不存在永恒化、神圣化的人权具体形式，因为权利的具体内容无非是群己权限的合理性认定，而“合理性”的尺度是依据不同的社会条件而界定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提倡的人权，往往“以人权的形式承认和批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即工业的、笼罩着普遍竞争的、以自由追求私人利益为目的的、无政府的、塞满了自我异化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个性的社会”，而无产阶级实现人权的要求，在于消灭私有制和阶级剥削，这同时也是实现每个人的权利的前提条件。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由于消灭了私有制和阶级剥削，生产力极大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们的觉悟极大提高，所以，财产权、生存权、平等权将基本解决。社会的基本原则是每个人能力和个性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所以，发展权和独立自主权将成为人们追求权利的基本目标。

通过对人的本质的界定以及人权特点的分析，马克思指出，人权是人的主体地位的价值确证。马克思并不否认“天赋人权”的积极意义，人权观念的提出，促使自由、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唤醒人的主体自我意识，也不断促进“人”的主体地位的提高。人权作为一种观念，其中包含的“应当”要求，也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激发了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和对压迫自身的生活条件的反抗意识。人权观念的属人实质，是力求在人的种种关系中确证人的主体性地位。在现实社会中，人必然同国家、社会、集体、他人发生利益关系和人性关系，为使人在这些关系中免受其害，确保自己的尊严、价值和主体地位，便提出了人权问题。故而，人权作为一种观念，反映了作为主体的人对自身类本质地位丧失的一种反思。人权观念不过是人以人的自觉对既往历史和既存现实中“非人性现象”的一种反动，它在本质上是作为主体的人对自身地位和价值的一种反思，其属人实质，是确证人的主体地位、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

3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人权理想

在马克思的人权观中，除对资产阶级“天赋人权”思想的批判之外，马克思也阐述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人权理想。

关于未来社会有无人权，我国学术界有论者认为，马克思的最高理想是人类解放，而人类解放不是人权的实现，恰恰是人权的消解。并引证马克思语，“至于谈到权利，我们和其他许多人都曾强调指出了共产主义对政治权利、私人权利以及权利的最一般的形式即人权所采取的反对立场。”由此指出“马克思对于人权的鲜明的批判态度。这说明，在‘未来’的制度中，马克思是排除人权的意义和作用的，或者说，人权是被扬弃或否定的对象。”对此观点，笔者不敢苟同。

早在《协会临时章程》中，马克思就曾写道：“这个国际协会以及加入协会的一切团体和个人，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他们彼此间和对一切人的关系的基础，而不分肤色、信仰或民族。”“一个人有责任不仅为自己本人，而且为每一个履行自己义务的人要求人权和公民权。”虽然，这不足以表明马克思对未来社会有无人权的明确思想，但在马克思的人的本质论及其对资产阶级人权思想的批判中，马克思认为，人的权利的获得，总是在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实践中，在认识和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故而必然会使人的权利得到真正实现。

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畅想到，“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在这种制度下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谈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相协调的生活。”到那时，“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随着阶级差别的消灭，一切由此差别产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也就自行消失。”可见，在马克思的理想中，共产主义社会决不意味着人们广泛自由和权利的消失、消亡。相反，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人们的自由和权利不仅范围扩大了，而且真正得以实现。这就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宣布的：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

总之，马克思的人权观内容丰富，其中包含了马克思对人的地位和命运的强烈关注，对资产阶级人权思想的彻底批判，以及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人权实现的美好畅想。马克思的人权观构筑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道亮丽的风景，对以后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人权思想发展，乃至对现当代社会主义社会人权建设等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对人的根本关怀，“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一直贯穿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始终，并将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中大放异彩。

摘要：在当今社会, 人权成为一个众所关注的话题。在马克思的人权观里, 马克思从人的本质论出发, 指出人权具有社会性、阶级性、历史性、发展性等基本特性, 并阐述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人权理想。

西方人权观解读篇3

关键词: 西方;人权观;进步;局限

中图分类号:D033.3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09)31—0166—02

近几年,国际社会人权领域斗争比较激烈,西方发达国家常以自己的人权观衡量别的国家或地区的人权状况,动辄横加指责甚至打着人道主义干预的名义粗暴干涉。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在面对指责时往往陷于被动,几无还手之力。进一步了解西方人权观就显得尤为必要。

一、西方人权观的文化基础及主要特点

从法律概念理解,人权是人之为人所享有的权利,这种权利源于人的本性和尊严,是人所固有的,与生俱来的。但现实中的人权要复杂的多,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宗教等方方面面,正是基于这种复杂性,不同民族对人权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人权观只有融入其对应的文化才会有意义。

近代西方人权观起源于文艺复兴,发展于宗教改革,经古典自然法学派的历史性贡献,形成了系统化的人权理论,并成为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自然法思想在西方人权观形成的过程中贯穿始终,自然法主张在自然状态下人人平等,每个人在作为人的意义上都享有生命权、自由权、平等权和财产权,即“天赋人权”。这种观念符合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神权、君权的需要,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一经产生便不可遏制。自然法理论大量融入人权观念,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以恢复人性尊严、倡导普遍人权和保障个人权利为核心的人权文化。

人权是一个人仅仅因为是人就拥有的权利,具有普遍性。西方人权观强调人作为“人”所应该享有的权利,认为这种享有建立在主体平等的基础之上。人权普遍性正是对这一观念的体现,即任何人不论其国籍、政治地位、家庭背景、财产状况、宗教信仰、文化水平如何,都享有平等的人权。人权发展的过程也是人权主体范围不断扩大的过程,从少数人的人权到多数人的人权再到普遍人权,是历史的巨大进步。近代西方国家更是基于人权普遍性提出了“人权高于主权”、“人权无国界”等主张,宣扬“世界性的人权”。

个人权利的核心性。个人主义作为西方人权观的核心,从近代西方人权观产生就得以确立。文艺复兴前后,资本主义萌芽在封建社会内部产生,但封建神权对人性的压抑极大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早期资产阶级学者把人权做为反对封建神权、唤醒民众的有力武器,并把个人主义,恢复人性,倡导人的尊严、自由、平等等作为人权的核心。这种思想是对西方社会几百年来以个人主义为核心人权观念的继承,在西方社会拥有深厚的文化基础。

在政府和人权的关系上,强调政府存在的目的在于“保障”人权。西方人权观一般认为,国家本质上是一种契约,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保障人权。这和马克思认为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有着根本不同。美国《独立宣言》宣称“当一个政府恶贯满盈、倒行逆施……企图把人民压抑在绝对专制主义的淫威之下时,人民就有这种权利,人民就有义务,来推翻那样的政府,而为他们未来的安全设立新的保障……。”这种观点在西方社会根深蒂固,而且在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中也得到体现。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1999年4月7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提出建立“新国际准则”时说,虽然联合国是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但联合国存在的理由是要保护世界人民的权利和理想。任何一个政府都无权躲在国家主权的后面,侵犯其人民的权利和理想。一项反对暴力镇压少数人的新国际准则正在形成,尽管进展缓慢,但最终必定形成。该准则应当优先于对国家主权的关注[1]。

二、西方人权观的进步意义

西方人权观的兴起在文化上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障碍,并伴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扩张,逐渐影响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二战以后,为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保障人权,国际社会签定了许多关于人权的公约、文件,这些公约、文件无一不是以西方人权观为基础。抛开文化基础、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这些人权公约、文件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承认,说明西方人权观的某些观念已为世界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国家所接受。

1.人权观念唤醒人性,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到“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这种革命作用在经济上表现为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文化上表现为使人摆脱封建神权的束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在被称为人类历史上黑暗时代的中世纪,人们要受到双重的统治,即“教权”和“君权”,人们的权利和自由套上了沉重的枷锁。资产阶级的兴起与自然法的复兴对原有秩序提出了质疑并进行了挑战,强调“恢复人性”、争取人权无疑是最合适的理由,无论是早期资产阶级与君权结合战胜神权还是资产阶级最终战胜君权,人权始终是其主要武器。

2.西方人权观有利于推动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保障人权。世界上有多少种文化就有多少种人权观,要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保护人权必须有一种能为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所共同接受的人权观念,从目前来看,西方人权观是唯一符合此标准的人权观,其中的关于平等、自由的观念已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接受。二战以后世界经济、政治发展步伐加快,国与国之间联系更趋紧密,使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里进行建设,在交往过程中对人价值的普遍认同成了世界不同文化国家合作的一个基础。当然仅凭“人权”二字与对人权的信仰无法阻止对人权的践踏,但是人权概念的发展无疑要求国际社会在保障基本人权方面有所建树。国际社会共同制定的被称为《国际人权宪章》的《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一系列保护人权的文件、公约,这些关于人权的文件、公约都是以西方人权观为基础的。与经济、文化发展相适应,可以说西方人权观主导着世界人权建设的方向,对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保护人权有着比较大的进步意义。

三、西方人权观的局限性

人权的复杂性决定了完全实现保障人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近代西方人权观获得较大发展,首先是因为经济上取得的巨大成功,是和资本主义强大的生产力分不开的。明显的是,在一个连温饱都不能解决的国家里,面包显然要比人权更为重要。在世界范围内保护人权必须考虑不同国家的文化基础和经济发展水平,给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以相对多的空间和时间,而不能简单的以一种观念衡量所有国家人权,甚至借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

1.普遍性人权忽视人类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基础的差异,在一定发展阶段难以付诸实践。人权普遍性并不代表任何时候、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人权观完全一致。人权的普遍性更多的是对人权应该是什么样的普遍认同,只是一种应然状态。而这种“应然”什么时候能够成为现实还需要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脱离文化差异、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去谈实现世界性的普遍人权是没有实际意义也是不可能实现的。由于历史文化和经济发展原因,多数亚洲国家更愿意强调集体人权;在伊斯兰国家人权理念中,人权概念被解释为真主的特权,人类享有的是真主赋予的权利;这和西方人权观明显不同,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应该允许这种差异存在。西方人权观是有其较大进步意义,但不代表其他国家都要信奉或实行这种人权观。对于人类中的大多数来说从来就没有生活在西方式的自由民主的工业社会里。一种关于人权的表述,若是其中许多权利与人类大多数无关,就不是经得起理性辩驳的论述,所以西方人权与当代人类大多数并无关系[2]。

2.人权保护必须依靠完善的国内立法来实现,人权高于主权背离社会发展规律,不可能真正实现保护人权。在主权和人权关系上,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直有着不同的理解,西方发达国家主张人权是人的普遍权利,超越国界,属于全人类。1999年4月,英国首相布莱尔在华盛顿北约首脑会议上抛出了“布莱尔主义”——若一国内部“压迫”造成的人道主义问题足以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有权以武力干涉,即所谓的新干涉主义。这在发展中国家受到理所当然的抵制,认为:主权是人权的保障,没有国家主权,个人人权无从谈起。人权并不排斥国家主权,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必须依靠国家主权来保障,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偌大的中国几无主权可言,中国人民因此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任意欺辱和无辜杀戮。根本就无人权可言。

3.把人权工具化,实行双重标准。人权与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着直接关系,把西方国家几百年发展的成就推行于发展中国家或者连温饱都不能解决的国家,显然不会收到任何效果。何况西方国家在人权保护方面所信奉的和所实施的完全不同,所谓“人权外交”本质上并不是为了保护其他国家的人权,而是为了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根据英国学者布郎利的考察,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各国实践中,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干涉,因为每次干涉都主要是基于政治和干涉国的自身利益的动机,人道主义干涉背后总是利益的驱使[3]。这种把人权当成工具的做法,本身就是对人权纯洁性的玷污。

最终使人人享有人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追求,但这个过程必须深深扎根于国家发展水平差异、文化多元的现实,不能只是简单的以统一的标准来确定和衡量,我们既要重视西方国家在人权保护方面既已取得的成就,也要认清其人权观念的局限,为保护人权做出实质性贡献。

参考文献:

[1]中国国际法学精萃:2002年卷[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25.

[2][英]A.J.M.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M].夏勇,张志铭,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3.

世界人权宣言篇4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17A(III)号决议并颁布《世界人权宣言》。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宣言》颁布后，大会要求所有会员国广为宣传，并且“不分国家或领土的政治地位,主要在各级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加以传播、展示、阅读和阐述。”《宣言》全文如下：

序言

鉴于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鉴于对人权的无视和侮蔑视已发展为野蛮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而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鉴于为使人类不致迫不得已铤而走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权受法治的保护，于有必要促进各国间友好关系的发展，鉴于各联合国国家的人民已在联合国宪章中重申他们对基本人权、人格尊严和价值以及男女平等权利的信念，并决心促成较大自由中的社会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改善，鉴于各会员国业已誓愿同联合国合作以促进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尊重和遵行，鉴于对这些权利和自由的普遍了解对于这个誓愿的充分实现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因此现在，大会发布这一世界人权宣言，作为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以期每一个人和社会机构经常铭念本宣言，努力通过教诲和教育促进对权利和自由的尊重，并通过国家的和国际的渐进措施，使这些权利和自由在各会员国本身人民及在其管辖下领土的人民中得到普遍和有效的承认和遵行。

第一条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

第二条

人人有资格享受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

并且不得因一人所属的国家或领土的政治的、行政的或者国际的地位之不同而有所区别，无论该领土是独立领土、托管领土、非自治领土或者处于其他任何主权受限制的情况之下。第三条

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

第四条

任何人不得使为奴隶或奴役；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和奴隶买卖，均应予以禁止。

第五条

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

第六条

人人在任何地方有权被承认在法律前的人格。

第七条

在法律前人人平等，并有权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不受任何歧视。人人有权享受平等保护，以免受违反本宣言的任何歧视行为以及煽动这种歧视的任何行为之害。

第八条

任何人当宪法或法律所赋予他的基本权利遭受侵害时，有权由合格的国家法庭对这种侵害行为作有效的补救。

第九条

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

第十条

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权由一个独立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以确定他的权利和义务并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

第十一条

（一）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经获得辩护上所需的一切保证的公开审判而依法证实有罪以前，有权歧视为无罪。

（二）任何人的任何行为或不行为，在其发生时依国家法或国际法均不构成刑事罪者，不得被判为犯有刑事罪。刑罚不得重于犯罪时适用的法律规定。

第十二条

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攻击。人人有权享受法律保护，以免受这种干涉或攻击。

第十三条

（一）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

（二）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回他的国家。

第十四条

（一）人人有权在其他国家寻求和享受庇护以避免迫害。

（二）在真正由于非政治性的罪行或违背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的行为而被起诉的情况下，不得援用此种权利。

第十五条

（一）人人有权享有国籍。

（二）任何人的国籍不得任意剥夺，亦不得否认其改变国籍的权利。

第十六条

（一）成年男女，不受种族、国籍或宗教的任何限制，有权婚嫁和成立家庭。他们在婚姻方面，在结婚期间和在解除婚约时，应有平等的权利。

（二）只有经男女双方的自由的和完全的同意，才能缔婚。

（三）家庭是天然的和基本的社会单元，并应受社会和国家的保护。

第十七条

（一）人人得有单独的财产所有权以及同他人合有的所有权。

（二）任何的财产不得任意剥夺。

第十八条

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工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第十九条

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第二十条

（一）人人有权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

（二）任何人不得迫使隶属于某一团体。

第二十一条

（一）人人有直接或通过自由选择的代表参与治理本国的权利。

（二）人人有平等机会参加本国公务的权利。

（三）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这一意志应以定期和真正的选举予以表现，而选举应依据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权，并以不记名投票或相当的自由投票程序进行。

第二十二条

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并有权享受他的个人尊严和人格的自由发展所必需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各种权利的实现，这种实现是通过国家努力和国际合作并依照各国的组织和资源情况。

第二十三条

（一）人人有权工作、自由选择职业、享受公正和合适的工作条件并享受免于失业的保障。

（二）人人有同工同酬的权利，不受任何歧视。

（三）每一个工作的人，有权享受公正和合适的报酬，保证使他本人和家属有一个符合人的尊严的生活条件，必要时并辅以其他方式的社会保障。

（四）人人有为维护其利益而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

第二十四条

人人有享受休息和闲暇的权利，包括工作时间有合理限制和定期给薪休假的权利。

第二十五条

（一）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著、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在遭到失业、疾病、残废、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保障。

（二）母亲和儿童有权享受特别照顾和协助。一切儿童，无论婚生或非婚生，都应享受同样的社会保护。

第二十六条

（一）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应当免费，至少在初级和基本阶段应如此。初级教育应属义务性质。技术和职业教育应普遍设立。高等教育应根据成绩而对一切人平等开放。

（二）教育的目的在于充分发展人的个性并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教育应促进各国、各种族或各宗教集团的了解、容忍和友谊，并应促进联合国维护和平的各项活动。

（三）父母结其子女所应受的教育的种类，有优先选择的权利。

第二十七条

（一）人人有权自由参加社会的文化生活，享受艺术，并分享科学进步及其产生的福利。

（二）人人以由于他所创作的任何科学、文学或美术伤口而产生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利益，有享受保护的权利。

第二十八条

人人有权要求一种社会的和国际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本宣言所载的权利和自由能获得充分实现。

第二十九条

（一）人人对社会负有义务，因为只有在社会中他的个性才可参得到自由和充分的发展。

（二）人人在行使他的权利和自由时，只受法律所确定的限制，确定此种限制的唯一目的确在于保证对旁人的权利和自由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并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适应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当需要。

（三）这此权利和自由的行使，无论在任何情下均不得违背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

第三十条

本宣言的任体条文，不得解释为默许任何国家、集团或人个有权进行任何旨在破坏本宣言所载的任何权利和自由的活动或行为。

监狱服刑人员人权保障篇5

摘要: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人类文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监狱服刑人员的人权保障是人权保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监狱工作的一项重要工作。保障服刑人员人权十分必要且势在必行。文章对我国监狱服刑人员人权的构成、保障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如何进一步保障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监狱；服刑人员；人权保障

引言：2004年宪法修正案写入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从而将人权保障提高到了一定的高度。监狱服刑人员作为特定的主体,一方面,它拥有未被法律剥夺和限制的一些基本公民权利以及法律专门赋予服刑人员的特殊权利,另一方面,也因为其“服刑人员”这一特殊身份丧失了一些本该属于公民的权利,或者某些权利的行使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由此可见,其人权保障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本文在此就如何保障监狱服刑人员的人权进行了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服刑人员概念与范围界定

服刑人员是指依法被判处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缓期执行或者管制，缓刑，暂予监外执行，假释和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依法被关押于看守所，监狱或者在社区服刑的人员。根据我国《监狱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依照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罪犯，在监狱内执行刑罚。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罪犯在被交付执行刑罚前，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由看守所代为执行。可见，“在监狱执行刑罚的服刑人员的范围是罪犯在被交付执行刑罚前余刑超过一年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犯罪分子。”①

二、监狱服刑人员权利的内容

关于监狱服刑人员的权利这一内容,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进行不同的分类。根据我国刑法学者屈学武教授的观点,监狱服刑人员的权利大体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平等权。监狱服刑人员作为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平等权。这是由我国法律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指导原则所决定的。既包括了作为 ①金鉴主编《监狱学总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783页。自然人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权利,也包括了立法的平等、司法的平等和守法的平等。它体现了作为公民,既要平等地享有权利,也要平等地履行义务的立法精神。

2.政治权利。政治权利又称为参政权。它是指依照宪法规定,公民参加政治生活的民主权利和在政治上享有的表达个人见解的意愿的自由权。监狱服刑人员的政治权利指的是未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监狱服刑人员所应当享有的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政治权利,最常见的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根据1983年3月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直接选举的若干规定》,未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监狱服刑人员可以行使选举权,但因监狱服刑人员正在接受侦查、起诉、审判,经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决定可停止其行使选举权。而被选举权和担任国家机关职务及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则由于监狱服刑人员人身自由的剥夺而受到限制,其他政治权利则处于停止行使状态。可见,未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的监狱服刑人员还是享有政治权利的,只是基于其人身自由被剥夺而暂时停止行使罢了。

3.人身权利。人身权利是公民一切权利的基础,公民的人身权利得不到保障,其他权利都无法行使。公民的人身权利是指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与人身有关的其他权利和自由受法律保护,不得非法侵犯的权利。在我国,公民的人身权利包括: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和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监狱服刑人员虽然被判处剥夺了人身自由,但是其他与人身相关的权利还是享有的。如:生命权、健康权、不受刑讯和体罚的权利、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权利、通信权、知识产权中的发明和创造中的人身权利以及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

三、我国监狱服刑人员人权保障的现状

我国基本保障了监狱服刑人员的人权，“首先我国已基本形成以《宪法》为基础,以《监狱法》为核心,并由《刑法》《刑诉法》《法院组织法》《法官法》《检察院组织法》《检察官法》《国家赔偿法》《行政诉讼法》《民法通则》《民诉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内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运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司法解释所共同构成的法律保障体系。”②此外,还签署了一系列国际公约,如《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为我国监狱服刑人员人权的实现和保障提供了必要的法律基础。其次,建立了各种有效的管理制度,如民警直接管理、深入服刑人员生活、学习和劳动三大现场、安全防范措施等,对服刑人员实行依法、严格、文明、科学管理,从根本上保证了监所改造秩序稳定,包括创建现代化文明监所等,为服刑人员的人权实现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②参见邵名正主编《监狱学》,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60页。

四、对进一步加强我国服刑人员人权保障的探讨

服刑人员在监狱服刑期间，一般要经历入监初期阶段，监狱服刑阶段和出狱前阶段三阶段。而服刑人员的内心转变最关键的时期在入监初期阶段。一般情况下，服刑人员在进行必要的入监检查之后，都会经历为期三个月入监教育。在这三个月时间里，服刑人员应当严格遵守监狱制度，认真学习监狱监规，认清自己的现有身份。“监狱狱警形象的把这些内容总结为明身份，习规范，学养成，吐余罪。”③由于入监教育是每个服刑人员进入监狱服刑的必经阶段，因此，这一阶段的学习与行为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在这一阶段最难做到的，往往是第一点：明身份。很多服刑人员虽然人已身陷囹圄，但是，对自己的现有身份不愿意承认或者是不敢承认。往往被沦为阶下囚的滋味是常人难以忍受的，他们不仅仅要克服身上穿的这身囚服所带来的痛苦，更要克服的是人在监牢，自由这一最基本权利受到剥夺之后的心灵伤害。可以说，要承认自己的身份，远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监狱狱警要随时关注服刑人员的情绪波动与心理变化，必要时，给服刑人员提供心理辅导与心理疏导，而不应当强迫服刑人员承认自己的身份，有损他们的人格尊严，如果这样，有些服刑人员会对监狱产生逆反心理，从而极大的影响改造。监狱可以设立服刑人员心理辅导室，为他们提供心理辅导平台，尽快转化他们入监之后扭曲的心理状态。

入监教育之后，服刑人员则被分到监狱之下各个班中。监狱下设若干监区，监区下设若干分监区，分监区下设若干班，每个班都有责任民警负责。服刑人员在这一阶段的任务主要是参加生产劳动，表现好的服刑人员有机会加分，评选劳改分子会见家属等。当然，这期间，也有表现不积极的甚至抗拒改造的现象出现。服刑人员积极改造的，应当允许他们参加监狱文体活动，允许他们同家属会见通信，保障他们应有的权利，抗拒改造的，应当先查明他们抗拒改造的原因，而不应当盲目将他们禁闭或用语言伤害他们，例如，有些服刑人员是因为家人生活问题无法解决，和同监舍的服刑人员之间有矛盾或者其他影响服刑人员改造情绪的问题而导致他们情绪不稳而将情绪转嫁于劳动改造过程中。监狱狱警应当定期做服刑人员的家访工作，了解服刑人员的家庭情况，子女上学就业问题，父母养老安置问题，了解他们的生活所存在的困难，并且为他们解决好必要的生活费问题，劝他们不要有思想压力，了解他们对服刑人员的需求与愿望，并定期安排他们会见，不方便会见的，为他们录制视频或录音，并将这些交给服刑人员观看和收听，以利于他们在改造过程中能够专心，放下思想包袱，保证改造的顺利完成。

由于服刑人员长期生活于高墙内，对外面的社会完全陌生了，而他们迟早还是要走出监狱，重新生活的，因此，为避免他们长期生活在监狱与世隔绝所带来的今后出狱后完全不适应这个社会，监狱可以决定让服刑期间表现好的服刑人员出狱接触社会，当然，这种接触社会的方式是有严格限制的，监狱可以将服刑人 ③参见盛桂英《中国监狱工作人员分类问题探讨》,《犯罪与改造研究》2003年第6期。员置于警车中，只让他们在车内活动，通过车窗观察外界，同时，可以为他们配备相应的心里辅导，使他们不至于对外界社会充满恐惧与陌生，为即将刑满释放的服刑人员尽早回归社会、适应社会做好铺垫。服刑人员服刑期满前三个月是监狱服刑的最后一个阶段。这期间，监狱应当为服刑人员出狱做好必要的工作。

例如，出狱前三个月，允许服刑人员不再剃头发，即给予服刑人员三个月的长发期，在身体上逐渐让他们了解他们与现押犯的微妙区别。这期间，监狱狱警应当为服刑人员讲解出狱后户口落户问题，必要时对工作问题，也给他们适当安排，因为，服刑人员出狱后会受到诸多歧视，找工作难于一般人，为解决生活困难的家庭的生存问题，可以为他们安排工作，以便于他们维持生计。服刑人员的权利，并不仅仅限于法律明文规定的，例如申诉权，控告权，检举权，依法获得减刑权等，更重要的是服刑人员作为一个人，应当具有的权利。监狱，应当充分考虑到这些权利，并保障服刑人员这些基本权利，为服刑人员积极改造创造必要条件。服刑人员也是弱势群体，这一点应当予以考虑。

五、关于监狱改造工作其他问题

服刑人员虽然在入监之前给国家，社会造成了巨大损失，但是，经人民法院依法审判之后，被羁押在监狱之后，反而身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虽然说，这是犯罪分子罪有应得，但是，在现代文明社会，不能因为犯罪分子之前所犯下的罪，就将他们所有的权利都予以剥夺，这对他们是不公平的，因此，监狱狱警在犯罪分子入监之后要做的，更多的是教育，是感化，让他们从内心上真正认识到他们所犯下的罪刑，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去洗刷罪恶的双手，而不是报应，不是一味剥夺他们的权利，他们仅有的一点权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服刑人员也是弱势群体，监狱应当能够保障这部分弱势群体的利益，帮他们实现他们应得的利益。

世界人权日活动总结篇6

渴望表达争做“超级演说家”

“我之前有看过安徽卫视的《超级演说家》节目，节目很不错，让人有参加演说比赛的冲动”，二年级的杨州同学表示自己是第一次参加演说比赛，当被问及在演说过程是否紧张时，他笑着说：“我内心不紧张，但手还是抖，而我渴望表达，所以我来了。”

“如果可以，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超级演说家”，摄影13的夏前兵同学手握麦克风，坚定地说出了自己的心声。作为一个别人看来不太文艺、“不会说话”的摄影小哥，夏前兵在此次演说比赛中向众人展示了他良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表达了自己关于人权的诸多观点，最终获得第二名的佳绩。

“实话说，今天这场演说比赛，因为时间冲突我险些要弃权”,谈到获奖感言，夏前兵坦言道。作为班长的他，除了学习，工作较为繁忙，“比赛之前我没有打任何草稿，就这么来了，我热爱演说，我相信自己”。

开阔视野聚焦现实百态

“同性恋者需要爱情，自由，公开表达自己身份的空气、空间以及法律的认可和维护……”，“中国女作家冷玉曾经在马来西亚的槟成做了一篇演讲稿，为在马来西亚的中国女子的人权呐喊……”，“难道只有美女帅哥才有尊严，长的丑的人就没有尊严人权可言吗?”……

演说台上，参赛选手们声情并茂，慷慨陈词，从不同的微观视角表达自己对于“人权”这一庞大概念的独特见解。为同性恋者呼吁理解和尊重，表达对于异国轻视女性人权的抗议与呼告，批判以美与丑划分尊重与否界限的“外貌协会”……表现了扬大学子对于现实社会的关注，对于人生，对于人权的见解。

“获得人权不光是国家的强大，也要自身的努力，抗争与展现。”本次比赛的冠军髙彦婷同学以此作为演说的结尾，观众席上，掌声如潮。

厚积薄发 “以成熟的眼光全面地看待事物”

扬州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举办的以“人权”为主题的演说比赛在热烈的掌声中拉下了帷幕。“学生们的想法很好，从中也可以看出他们对社会现实的关注”，新传院的团委书记吴伟表示，“但是因为年龄以及认知程度的限制，学生们看问题难免会不够全面”。

“谈人权，是不能抽象地去谈的”，吴老师指出，人权是一个具体的、相对的概念，不是抽象的、绝对的。它与一个国家的政治状况、经济发展、历史传统、文化结构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有很大关系。

人权观篇7

人权的起源是特殊的。“人权”观念是17、18世纪欧洲自然法理论发展的成果。17世纪, 人们由关注社会责任转为关注个人的需求和参与。在格劳秀斯、霍布斯和洛克等哲学家的影响下, 抽象的权利被视为社会福利的基础。后来这些权利被称为“自然的权利”或“人的权利”。自然权利能否转让给统治者?在自然条件下, 人们拥有无限的自由。如果选择被统治, 那么人们或者转让所有的自然权利给国王、统治者, 或者至少其中的一部分, 以换取市民社会和和平。如果人们交出了所有的权利, 就要受制于绝对的统治权威, 并且承受绝对的服从义务;而如果只交出一部分权利,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放弃哪些自由呢?[1]

这个问题在17世纪的英格兰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保护人民权利 (特别是政治参与的权利, 宗教信仰和宗教仪式的自由) 、反对专制政府是1640年英国革命的口号, 也是1689年光荣革命的口号。光荣革命导致1689年《权利法案》的诞生。《权利法案》解决了当时人们基本的关切:它要求国王像其他公民一样受制于法律的制约, 而不是法律的来源;要求国王尊重议会的权力, 议会由人民选举, 有权掌管国家的金钱和财产;通过保障陪审团、公正的法院和独立的法官, 保护通向正义的基本权利。[2]

到18世纪末, 根据哲学家约翰·洛克的理论, 任何人都不应该损害其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 这是自然法的一部分。这些权利不可放弃。自然法的存在也确立了“为保护这些权利可为任何必要行为”的权利。这种观点限制了政府的权力。任何人免于受其他人制定的规则的限制, 除非经过本人同意。这种观念为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奠定了基础。[3]

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宣称政府的确立建立在人民为了保护权利而同意的基础上。令世人难以忘记的是, 它还在条文中明确列举了这些权利:“人人生而平等, 造物主赋予了他们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 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4]此外, 1788年, 法国大革命后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也采用了与美国《独立宣言》类似鼓舞人心的条文宣布了自然权利的至高无上性。[5]这部由国民议会通过的宣言宣布:“人权是自然的、不可剥夺的和神圣的;在权利方面, 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该宣言的内容后来被载入法国宪法, 第一次以人权的形式确认了“人权”的内容。[6]

综上所述, 现代人权的前身就是天赋人权即自然权利。在启蒙理论中, 自然权利是来源于造物主的, 是人所与生俱来的、为人所固有的、不能被剥夺的权利。享有自然权利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要素之一。[7]

二、普世性人权的确立——《世界人权宣言》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68条的规定,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于1946年6月21日设立了人权委员会。人权委员会的任务之一便是起草《世界人权宣言》;从1947年1月到1948年12月, 人权委员会完成了此任务。[8]1948年6月18日, 当人权委员会最终将草案提交 (人权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表决时, 前苏联、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南斯拉夫弃权。同年12月10日, 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 其中沙特阿拉伯、南非和六个共产主义国家弃权。[9]

《世界人权宣言》在序言中宣告:“大会发布这一世界人权宣言, 作为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 以期每一个人和社会机构经常铭念本宣言, 努力通过教诲和教育促进对权利和自由的尊重, 并通过国家和国际的渐进措施, 使这些权利和自由在会员国本身人民及在其管辖下领土的人民中得到普遍和有效的承认和遵行。”[10]

《世界人权宣言》中的权利是普世性的, 这不是因为所有的国家都参与了宣言的起草或目睹了宣言的诞生, 也不是因为宣言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会引起或应该引起相同制定法的产生;主要原因是因为《世界人权宣言》包含了高贵的目标和核心的价值, 这些目标和价值对于几乎所有文明——古老的和现代的, 西方的和非西方的, 有神论和无神论的——都是共通的。宣言所体现的理想, 其中包括生命、尊严、正义、自由和法治, 代表着在道义上极为有分量的社会规范。除非在最为紧急的状态下, 这些社会规范优先于其他文化价值的关切。拒绝这些理想, 就会削弱国家的管理制度, 引起对政府合法性的质疑;接受这些理想才会增强社会的团结力和凝聚力。[11]

此外, 《世界人权宣言》的名字也表明了它试图为世界上所有人——无论男性和女性、黑人或白人、共产主义者或资本主义者、胜利者或失败者、富人或穷人、多数者或少数者——设立一套权利标准。[12]序言中“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宣示了联合国大会推进人权普世性的目标和决心。

现代人权的普世性也受到一些批判一些也世性权也普世性中的权利是普世性的, 这并受到受到受到。该观点认为“西方国家所标榜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概念是与其发展模式密切相关的, 是与其政治制度、市场经济制度一脉相承的。若脱离了其社会、政治、经济制度而空谈自由、民主、人权等理念则无异于空中楼阁, 毫无根基可言。”[13]

不过似乎主流的观点更倾向于承认人权的普世性。如果某种文化的某些理念是可以被普遍化的, 它就可以成为世界通用的某种理论, 也可以成为本国制度建设的重要参考坐标。比如, 以人的权利为规范基础的启蒙理想价值观念就具有“跨越文明界限的普世内涵, 是全人类的共同实践主题。”[14]

笔者认为, 作为一种价值理念, 人权具有普世性。尽管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存在很大差异——在被统称为“西方文明”的国家中如欧洲文化和美国文化就有各自的特殊性——然而, 这并不能否定人权的普世性。作为个体, 我们每一个人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是特殊的、不可复制的, 但是我们都是人类家族中的一员;正是由于我们共同的仁爱之心, 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 我们所有人以及每一个人都有个人的权利和集体的权利, 或者至少“有权利要求获得权利”——而这些权利的获得仅仅是因为我们是人类、有人性。[15]

三、《世界人权宣言》的效力转型

《世界人权宣言》的特殊效力则更加有力的支持了人权的普世性这一原则。

不可否认, 宣言在最初通过时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时任人权委员会主席罗斯福·埃莉诺曾援引《世界人权宣言》不具拘束力的特征向国际社会作出承诺:“今天我们通过了宣言, 但我们需要清晰地铭记这部文件的基本特征, 这一点极为重要。宣言不是条约;宣言不是国际协议。”[16]

然而, 自宣言于1948年通过以来的过去几十年间, 宣言发生了巨大的转型。如今, 鲜有国际事务律师会否认宣言是一份设立或者至少反映联合国会员国所应承担的某些法律义务的规范性文件。[17]每逢政府、联合国或其他国际组织有意援引人权规范或者谴责侵犯人权的行为时, 它们都会参照并利用宣言作为可适用的标准, 宣言因而也就成为国际社会对“人权”含义理解的象征, 这同时也增强了这样一种信念, 即:“所有政府都有义务确保人民享有宣言所宣告的各种权利。”[18]

从政府和政府间组织反复地依赖和求助于宣言这一现实中, 一个获得相当多支持的观点注意到了产生习惯国际法所必要的国家实践。这一理论得出这样的结论, 即:宣言本身或至少其中的一些条款, 已经成为习惯国际法。[19]

国际惯例是指国际法主体在相互交往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不成文的行为规范。[20]“宣言当今被认为是对《联合国宪章》的一个权威解释, 清楚地说明了会员国于《宪章》中同意促进和遵守的‘人权及基本自由’一语的含义。宣言与《宪章》联合起来构成国际社会宪政框架的一部分。作为对人权作出权威性枚举的宣言, 已经成为习惯国际法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不仅仅约束联合国, 而且还约束着世界上所有国家。”[21]

首先, 许多全球性和区域性法律文件在序言中援引了《世界人权宣言》。1953年生效的《欧洲人权公约》在序言中提及了《世界人权宣言》。各签字国在序言中宣告了它们“作为志同道合的, 拥有一个政治传统、理想、自由和法治的共同遗产的欧洲各国政府”, 决心“采取首要步骤以共同实施《世界人权宣言》中的某些权利”。[22]1963年《非洲统一组织宪章》在序言中提到, 《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为国家间的和平和积极合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重申遵循《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中的原则。[23]此外, 1969年《美洲人权公约》也在序言中重申“根据世界人权宣言, 只有创造了使人可以享有其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以及享有其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条件下, 才能实现自由人类享受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和理想”。[24]2004年修订后的《阿拉伯人权宪章》在序言中则直截了当地提到了国际人权标准, 包括出现在《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当中的那些标准。[25]

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核心人权公约如《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儿童权利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等都在序言中都提到了《世界人权宣言》。

其次, 全世界许多国家的宪法逐字采纳宣言条文或提及宣言。以非洲为例, 布隆迪宪法重申了“正义、民主、良治、多党制的价值, 以及尊重基本人权和自由”;乍得宪法强调遵循包括《世界人权宣言》等国际人权文件规定的人权原则;象牙海岸宪法宣称“遵循《世界人权宣言》规定的权利和自由”;埃塞俄比亚宪法则号召有关组织在解释涉及基本权利的条款时遵循《世界人权宣言》、国际人权公约和其他经埃塞俄比亚批准的国际人权文件设定的原则。[26]

《世界人权宣言》是第一份由一个全球性的国际组织发布的、内容全面的人权文书。由于宣言多年来所获得的道义地位及其在法律上和政治上的重要性, 它成为人类为自由和人的尊严而奋斗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从而与英国大宪章、法国人权宣言和美国独立宣言齐名于史。[27]它所宣告的权利和自由因之具有普世性的价值。

四、结论

人权高于王权篇8

前不久，笔者翻阅一本咏史诗集，在“楚汉风云”一节，对项羽不乏弹赞叹惋者，甚至虞姬和乌骓马也成了咏叹对象，涉及民众的文字却寥若晨星，只有韩愈与张可久的一诗一曲。“天下苦秦久矣”，项羽、刘邦步陈胜、吴广后尘揭竿而起，在推翻了暴政后，本应与民休养生息。然因各路豪强争权夺利，致使“伤心秦汉，生民涂炭”（《卖花声•怀古》）。楚汉相持，胜负未决，青壮年厌倦了军旅，老弱者疲困于“支前”。项羽对刘邦说：“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天下连年战乱，只因我们二人而起。倒不如一决雌雄，以免连累苍生。项羽的建议遭到了刘邦的拒绝：“吾宁斗智，不能斗力。”（《史记•项羽本纪》）这就是著名的“广武涧对话”。且不论项羽是乱世枭雄还是起义首领，能以“毋徒苦天下之民”为念，实乃难能可贵。他的这种意识并非昙花一现，在乌江之战中，项羽本可以乘船过江，摆脱困境，甚至“卷土重来未可知”。然而，他却毅然选择了自刎。项羽是否“以一人独生为耻，以天下苍生为念”尚待讨论，但他毕竟没有采纳乌江亭长在江东建立根据地的建议，从而没有酿成“真成一掷赌乾坤”（韩愈《过鸿沟》）的惨局，这正是他的悲壮之处。

项羽不是最后的胜利者，他将人民生计置于王权争夺之上的思想，没有机会实践。其实，在古圣先贤那里，这一思想的渊源要久远得多。在《庄子•让王》中有一段记载，更能说明问题。居住邠地的太王亶父，遭到狄人进攻。纳捐进贡狄人均不接受，其目的就是占有邠地。亶父说：“与人之兄居而杀其弟，与人之父居而杀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为吾臣与为狄人臣奚以异！且吾闻之，不以所用养害所养。”于是拿起马鞭离开邠地。民众成群结队跟随他，在岐山之下建立了新的国家。

这段故事中，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为吾臣与为狄人臣奚以异”（做我的臣民和做狄人的臣民有什么不同呢）。这点比较好理解，古代中国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封建帝王如同历史舞台上的走马灯，诚如元人张养浩所说“唐家才起隋家败，世态有如云变改”（《山坡羊•咸阳怀古》），“至今遗恨迷烟树，列国周齐秦汉楚。”（《山坡羊•骊山怀古》）京城皇帝的姓氏可能是刘李赵朱；皇城旗幡的标志也可能是蛮夷羌狄，百姓的命运却没有什么区别。如此说来，亶父老先生所谓的“为吾臣与为狄人臣奚以异”，并没有错。因此，他才会劝百姓“子皆勉居矣”（你们都和狄人凑合着居住吧）。在封建皇权时代，“为吾臣”还是“为狄人臣”，“臣民”是无权选择的。为摆脱这种无论“兴亡”只能“百姓苦”的历史宿命，人民只有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自己选择社会的管理者。这也是今世政治文明的一条康庄大道。

二是“不以所用养害所养”（不要因为养活人的土地而危害所养活的人民）。这一点的思想价值则更为先进。土地是人民赖以生存的基础，尚且不能因土地而危害民众，皇位与政权只是“王权”的组成部分，只是由民脂民膏（赋税）供养的上层建筑，更不应为了“王权”的延续而伤害民众利益。当时还没有“人权”这样的现代概念，庄子只是称亶父为“能尊生者”（能够尊重生命的人）。亶父的“能尊生”与项羽的“毋徒苦天下之民”，其着眼点同样顾及了民众的生命与生计。在封建帝王的观念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百姓是被统治者养活的，这个逻辑显然是颠倒了。即使如此，在亶父看来，当“王权”危及“人权”时，“王权”应当让位于“人权”，而不是为了“王权”而牺牲“人权”。这说明，在亶父的潜意识里，“人权”是高于“王权”的。

今天，多数国家的“王权”早已被取代，“人权”高于“王权”自然十分正常。然而，这样的道理，说来容易，贯彻实难。2011年发生在北非、中东的事件一再说明，一些统治者为了延续已经执掌了几十年的朝政，不惜将全国民众置于血泊之中；东亚一些封建寡头为了延续家族的血胤，竟将民众挟为人质。在他们的眼里，“人权”仍然是“王权”俎上的鱼肉。今夕何夕，可悲也夫！

在国共重庆谈判时，追求民主政治与和平建国，成为当时民众的强烈呼声。黄齐生先生作词曰：“民主如船，民权似水，水涨奚愁船不高？”所反映的就是这一背景。词的尾句正是：“安排定, 看居邠亶父，走马来朝。”可见，如同亶父居邠，只有实行民主政治，才会受到民众的拥护与支持。

（作者系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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