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医疗（共12篇）
强制医疗 篇1
一、强制医疗制度概述
(一) 强制医疗的概念。目前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对强制医疗的说法都不一样, 治疗处分是日本的说法, 收容监护即是德国的说法, 不论称呼如何不一, 强制医疗在本质上和刑法条文的规定都有明确的目的性, 都是使得精神病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小, 而且都是尽可能防止和阻止犯罪发生的可能性, 同时令其尽快恢复身体健康, 目的就是为了符合国情即维护社会治安和保障人权。刑法第十八条规定, 精神病人不能识别或者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 造成损害的, 依照法律程序确定, 依照确认其为无刑事责任, 但是他的家属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责令其进行严密监护和处理;在必要的时候, 由其政府进行强制治疗。由此, 采取国家强制力进行强制其人身的前提是在精神病人犯罪时或者犯罪后。
(二) 强制医疗制度的价值。
1.保障人权。人权有三种状态: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实有权利。应有权利是指生活在这个社会的人们所必须而且应当要具备的权利也可以说是最低限度的权利。而实有权利就是在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实际所拥有的权利。法定权利主要是指人们所必需的具有的必有权利经过了法律的明确化的许可和确定。人权保障是强制医疗制度的首要体现, 一是体现对精神病患者自身的权利保障, 在刑法保障人权的理念中, 我们可以通过正当的程序和合法有效的医疗措施对精神病患者的疾病进行医治, 使其恢复正常的精神状态更好地归入社会, 保障了其自身的权利, 强制医疗程序通过对精神病人的救治和权利性保障达到刑法所呼吁的人权保护的目的。二是在实施强制医疗程序的过程中强调对精神病人的监督和照顾, 这一系列的治疗对精神病患者在一定程度上对精神病人的危险程度的限制和降低, 保障了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
2.正当程序。正当程序的本质就是防止滥用公共权力。程序法的主要作用绝大部分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在于自身具有的独特价值, 即通过法律所具有的严格的法定程序所呈现出来的民主、法治、人权和文明的精神;另一方面表现在附随的价值, 即为了使得结果公正地得以实现和实行而创造出依附于实体法的价值。第一, 单单从独立的价值的方面看, 强制医疗制度限制了其人身自由, 在实施过程中就必须要运用正当程序, 在刑事诉讼中, 所有的当事人包括精神病人都享有平等诉讼的权利, 强制医疗程序, 限制了当事人及其人身自由, 这是极为严重的权利干涉, 对其人身自由的限制必须通过正当程序使其合法化。第二, 从附随价值的表现方面来看, 为了保证精神病人在实施强制医疗程序执行方面, 将会对实体法如何进一步具体化实施的过程的呈现, 如果处于案件之外的第三方司法机构要想在执行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中介入, 并且能够保证相关的利害当事人能够独立参与其中, 在进一步加强司法审判程序的公正与有效进行方面, 能够做到让当事人有寻找救济的权利并且使得最后的裁判结果公正和达到人们的可预测程度。
二、我国强制医疗制度的缺陷
(一) 适用对象单一。根据我国刑法第18条明确规定, 强制医疗程序的对象的前提条件即对于司法机构所进行的司法鉴定, 对于主体要求是精神病人, 而且主观层面的责任形态要求是达到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状态。而新刑诉法关于此项又有了更进一步的规定, 在范围上更作了细致的规定, 由此看出, 不同的是在适用条件上作出了扩大化的表现, 使得精神病人在实施具体行为时有了更宽的范围, 原来的规定只限定在行为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现在范围扩大到了行为人在行为上有暴力性且对社会有一定危险影响的精神病人。但是此处存在的缺陷是虽然在使用条件上扩大了但是对象上并没有宽泛。如果设想将来的某一天把这些精神病人放置在社会中, 他们会因为不能够得到及时的治疗而加重病情, 这样长此以往同样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二) 适用程序不够具体。单独就审理程序而言, 刑诉法中只规定了参与的主体和诉讼的期限, 并没有规定法定代理人和辩护人的诉讼权利, 只是说可以比照普通程序, 虽然医疗机构和家属对被申请人的定期“诊断评估”有了申请并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但是实际操作中, 其规定怎么定期实施, 这种模糊之处只能由拥有自由裁量权的法官进行自由裁量。此外, 强制医疗是通过法院的判决形式, 当事人要救济可以只申请复议, 而我国对于这种只能复议的救济, 法律也没有明确规定这种救济还可以有通过上诉的途径。根据法院审判中立的原则, 只要是任何对公民人身自由、财产的重大处分都需要由中立的司法机关作出, 而根据刑诉法规定, 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被告人, 法院在审判程序中的判决可以使得强制医疗得到确认。而这种规定和上条规定比起来由法院单方面作出决定显然违反了审判中立的原则。我们可以看出, 在今天的法治社会我国的强制医疗制度在某些方面相比别的国家还存在缺陷。还没有达到真正的法治国家, 对于各种程序之间的关系、以及审判组织的确定、执行、复议程序等许多个方面都有待法律和司法解释作出更进一步更详细的规定。否则长期下去难免会导致权利滥用和精神病人人权被侵犯现象的发生。
(三) 执行主体不明。对于主体是精神病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 如何进一步进行强制医疗所进行的强制措施问题上, 在由安康医院收治的规定条文上, 应该由哪个部门将精神病人送至医疗, 我国刑法并没有明文规定, 这也是我国刑法一大缺陷, 别的一些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对此也没有更进一步的说明和解释, 实践中仅仅是以“政府”来代替实施, 将实施危害行为的精神病人送交医院治疗。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中, 由于公安机关有其独特的行政法规所制定的相关程序, 而且往往是自己对于是否送治所作出的决定, 如此一来看到了公安机关存在的弊端即自由裁量权, 在能否将精神病人送交医院治疗的问题上, 公安机关还有权对强制医疗设施的决定和审批予以决定与准许, 所以所有的整个过程尤其是审查和监督阶段检察机关根本没有介入, 更谈不上有辩护律师的介入, 人民法院也没有行使审判权, 这样一系列的缺乏主体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很容易被人暗箱操作, 长期下来会造成权力滥用和权力不在阳光下行使, 长期下去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冤假错案的发生。
三、我国强制医疗制度的完善
(一) 适用对象。我国对于强制医疗的对象在刑事立法中有了规定, 应包括以下四类:一是由于主观上处于无责任能力状态下且患有精神病的人所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 而且一直到提起诉讼时精神仍然没有恢复正常者。对于此种情况我国刑法已经有明文规定;二是精神是正常的但做出危险行为, 但突然精神疾病发作的过程中丧失了诉讼行为能力者;三是在服刑期间, 精神病人, 不承认或控制服刑能力者, 并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四是在刑期届满后, 精神病患者可能会被释放的, 释放后可能危及社会保障者。
(二) 适用条件。在强制医疗的适用条件上主要有两个要件, 即行为要件和实质要件。行为要件是指主观上要求鉴别为精神病人, 客观上要求其实施的行为对别人的人身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并且达到了人们所阻止的一定的危险性, 并且其所实施的犯罪行为是刑法明文规定所禁止的不允许实施的, 而在犯罪程度上有一定的要求, 要求行为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达到了刑法所禁止的危害性较大的, 如此一来法官在此判断上则有了自由裁量权, 但是法官对精神病鉴定应准确以客观的标准加以判断。实质要件即行为人所实施的一系列的人身危险性的犯罪行为, 涉及到家庭和社会关系等情况确定的社会危险性, 即重新犯罪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韩旭.论精神病人强制医疗诉讼程序的构建[J].中国刑事法杂志, 2007
[2]李娜玲.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之结构分析[J].法学杂志, 2009
强制医疗 篇2
第一条 为了规范强制医疗所工作，保障被强制医疗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治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有关规定，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强制医疗所是强制医疗决定的执行场所。
被人民法院依照《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决定强制医疗的人员，在强制医疗所执行。
第三条 强制医疗所应当依法对被强制医疗人员进行相应的治疗、康复、看护和监管。
第四条 强制医疗所应当依法保障被强制医疗人员合法权益，不得侮辱、体罚、虐待被强制医疗人员，或者指使、纵容他人侮辱、体罚、虐待被强制医疗人员。
第五条 国务院公安部门主管全国强制医疗所的管理工作。
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主管本行政区域强制医疗所的管理工作。卫生计生部门负责强制医疗所的医疗业务指导和管理。民政部门负责对符合救助条件的被解除强制医疗的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供养、救助。
第六条 强制医疗所执行强制医疗的活动依法接受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
第二章 建设与保障
第七条 强制医疗所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强制医疗实际需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设置。
设区的市、州、盟人民政府需要设置强制医疗所的，应当报所属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
第八条 强制医疗所应当根据工作需要设置功能区域，配备相应的装备设施，符合对被强制医疗人员进行安全看护和临床治疗、康复的要求。
强制医疗所建设标准，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发展改革部门、卫生计生部门会同公安部门制定。
第九条 强制医疗所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备相应的管理、卫生技术等人员。
强制医疗所的执法管理人员按照人民警察的编制配置和管理。
第十条 强制医疗所应当设有相应的医疗机构，其标准由国务院卫生计生部门会同公安部门制订。
强制医疗所医疗机构应当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及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设置审批和执业登记，按照核准登记的诊疗科目开展诊疗活动。
第十一条 强制医疗所经费开支单立账户，其修缮、工作人员费用、被强制医疗人员治疗、生活等所需经费开支，纳入本级政府财政保障。
强制医疗所新建、扩建和迁建应当列入基本建设项目。
第三章 收 治
第十二条 强制医疗所凭人民法院的强制医疗决定书、强制医疗执行通知书收治被强制医疗人员。
第十三条 强制医疗所应当在被强制医疗人员入所五日内向其监护人、近亲属发出收治通知书。
第十四条 强制医疗所应当及时告知被强制医疗人员及其监护人、近亲属依法享有的权利和应当遵守的规定。
第十五条 被强制医疗人员入所前，强制医疗所应当对其人身和携带物品进行检查。
发现被强制医疗人员身体有外伤的，强制医疗所应当要求送交的公安机关作出书面说明。
被强制医疗人员的非生活必需品移交其监护人、近亲属保管，没有监护人、近亲属或者难以移交的，由强制医疗所登记后统一保管。检查中发现的违禁品和其他与案件有关的物品由送交的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第十六条 对女性被强制医疗人员的人身检查，应当由女性工作人员进行。
第十七条 强制医疗所发现被强制医疗人员不符合被强制医疗条件的，应当向作出强制医疗决定的人民法院提出。
检察机关如何监督强制医疗 篇3
湖北蕲春县强制医疗执行情况和特点
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湖北蕲春县法院作出强制医疗决定3件3人，涉嫌罪名是故意伤害和故意杀人，3人在实施犯罪行为当日即被送往民营性精神病医院作临时性约束保护，法院作出强制医疗决定后，送达公安机关执行。由于湖北黄冈市、蕲春县均没有设立公安机关管理的安康医院，公安机关遂将强制医疗决定书送达民营性精神病医院，公安机关将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人送交强制医疗，执行程序便完成。被强制医疗人在医疗过程中与一般精神病人医疗无异，被强制医疗人在监护人要求下可以随时出院，当精神病发作又可以随时送医。
强制医疗医院主体不明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三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决定强制医疗的，应当作出决定后五日内，向公安机关送达强制医疗决定书和强制医疗执行通知书，由公安机关将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人送交强制医疗。”该条款并没有规定送交什么医院执行，其他资料中专家、学者建议将被强制医疗人送交公安机关管理的安康医院。据查全国只有20多家安康医院，受医疗经费、被强制医疗监护会见等因素影响，公安机关都是就近送普通精神病医院交付执行。经调查了解，蕲春县精神病医院都是民营性医院，以牟利为目的。民营性精神病医院是否符合强制医疗执行主体？基层检察院对民营强制医疗医院是否具有监督权？法律尚无规定，也无明文解释。因在强制医疗监督中被监督主体不明确，法律对强制医疗机构没有明确的权责约束，对强制医疗执行中治疗、诊断、评估等具体监督事项也无据可依。
被强制医疗人解除强制医疗监督难
决定强制医疗决定中没有规定医疗期限界限。由于被强制医疗人大多数家庭困难，家属无力支付长期医疗费用，其被强制医疗期间的费用主要是依靠新农合报销和民政低保差额补助等，按照国家相关政策，就蕲春县目前情况来说，一名被强制医疗人一年最高能通过新农合报销医疗费用六千余元，而且有些被强制医疗人并不符合获取民政低保差额补助条件，因而，其医疗经费保障明显不足，医疗机构还要从中牟利，无法对被强制医疗人进行长期医疗，到了一定时间被强制医疗人病情有所缓解，医疗机构会主动协同被强制医疗人家属向法院提出解除强制医疗，其出具的诊断评估报告，不具有客观真实性。一旦被强制医疗人解除强制医疗后给公共安全带来隐患，责任该由谁来承担等问题法律也尚无明文规定，这同时也给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带来困惑。
基层检察院监督强制医疗执行的建议
（一）建议地市一级公安、检察院、法院三家联合评估确立一家国有的精神病专科医院作为强制医疗执行医院，实行普通精神病人与被强制医疗人分开治疗、分开管理，被确定强制医疗执行医院应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和明确权责，对各县市被强制医疗人集中强制医疗。
（二）建议被强制医疗人治疗、诊断、合法权益保障等由属地检察院监督，评估、解除强制医疗等由原决定法院同级检察院监督，并将监督情况及时报送或抄送强制医疗地检察院。
（三）建议将被强制医疗人强制医疗期间产生治疗费和基本生活费纳入财政预算。因被强制医疗人多数家庭生活困難，无力支付长期的医疗费，建议地方政府应加大对该类社会群体的关心、关注力度，将强制医疗期间的医药费、治疗费及生活费纳入财政预算，由政府统一进行调配，保障被强制医疗人得到及时救助。
我国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构建 篇4
刑事强制医疗制度, 为刑罚对无责任能力人不能进行处罚起到了补充的作用。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出台, 完善了我国刑事诉讼法。下面从制度概念性质, 了解刑事强制医疗制度。
(一) 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界定
我国刑法对强制医疗作出了规定, 精神病人实行了危害性行为并产生了危害结果, 由于精神病患者无法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 所以无法承担刑事责任。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适用对象是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 从适用对象方面可得知, 刑事强制医疗的目的是通过采取相应措施来促进精神病人的康复, 从而保护公民的人身才安全, 维护社会稳定。[1]
(二) 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性质
一些国家的法律较为健全, 强制医疗措施附有完备的一套司法程序进行裁决和救济。一些研究强制医疗的学者认为, “强制医疗措施是我国现行刑法明文规定的一种刑法上的保安处分, 也是世界各国保安处分适用范围较广的一种保安处分[2]。”笔者认为刑事强制医疗不是刑罚, 也不是行政行为, 而是刑罚的一种补充, 好多国家都将其归属为一种保安处分。
二、我国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现状
(一) 我国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相关规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刑事强制医疗制度做了相关规定, 主要从法条规定和司法解释这两点分析:
1. 刑事诉讼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
我国的刑事强制医疗制度规定:精神病人作出了暴力行为且行为达到危害社会的结果, 同时, 该精神病人需要通过法定程序的鉴定, 最终被确认为具有再犯可能性的无刑事责任能力人 (1) 。
我国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对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条文内容进行了解释, 同时也为司法机关的行为标准作出了规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明确了精神病人危害行为的危害程度应达到犯罪行为的标准。其次, 规定了在刑事强制医疗案件中所属的管辖法院。再次, 在人民检察院申请强制医疗案件时, 明确了法院对其的审查内容和审查后如何进行处理的问题, 以用来保障该相关案件证据确凿充分, 从而避免精神病人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最后, 明确了人民法院如何审理强制医疗案件, 以及应当适用的程序范围。
(二) 我国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不足
虽然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出台以及之后一系列司法解释的提出, 其制度的颁布和实施也对社会安全保障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但是仍有缺陷, 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 适用人员范围较窄
我国刑事诉讼法有关于此制度的适用人员的规定, 从这一规定来看, 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对象只针对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 然而根据相关规定以及目前现实情况来看, 那些刑事责任能力介于二者之间的精神病人同样也会对他人生命及社会安全产生威胁, 所以不能把他们排除在外。除了上述情况外, 也存在着另一种可能, 即相关行为人在受审或刑罚执行前均是完全行为能力人, 只不过在有关的刑事诉讼程序启动到完结的某一过程中出现了精神病而不用接受审判也不用执行相关的刑罚, 此时, 如果让其继续参加刑事诉讼程序或者继续执行刑罚均达不到其本来的目的, 所以, 对此类犯罪行为人同样可以采用刑事强制医疗以了结案件, 这还可以节约司法资源[3]。
2. 适用程序不当
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刑事强制医疗的具体程序进行了规定, 然而其依然在以下方面需要改进:
(1) 程序启动人员的限制。在目前的此类案件中, 精神能力的司法鉴定极其重要,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它甚至决定着是否启动强制医疗程序。但在我国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享有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决定权, 当事人只享有申请权。在司法实践中, 控辩双方难以达到平衡, 不利于保持控辩平衡原则。
(2) 参与审理人员不明确。该法明确规定由法院组成合议庭审理此类案件, 但这只是审理形式的规定, 对于相关方面的医学人员能否以人民陪审员的身份参与审理却避而不谈。在案件审理中, 被认为有精神疾病的被告人是否享有辩护权以及能否行使辩护也未得到明确规定。
(3) 程序解除设置不合理。当前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强制医疗程序解除的申请权属于被申请人极其近亲属, 然而在实际生活中, 被申请人经常因患有精神疾病而不能明确陈述本人的意愿;也有那些虽然他们可以正确表达自己的意思, 却得不到法定的医疗机构或者有关人民法院的认同, 这时相对于公共权力的一方, 被申请人实力较弱难以对抗有强大公共权力支撑的相对方, 如果自己的相关权利不能够有效行使同时近亲属又不提供有力的帮助时, 其权利就得不到真正的行使, 这也是迫切需要法律加以明确的内容。
3. 相关配套措施不完善
实施此种制度的有关部门建设不健全, 存在着很多不足:首先, 对强制医疗机构的财政支持力度不足, 配套设施不完善。并且强制医疗制度的专业化水平不高, 使得精神病患者无法顺利回归社会;其次, 目前法律规定的在此方面制度的监督机制仍不完善, 在对被申请人适用强制医疗的审理及随后的具体实施上有时仅依靠人民检察院的监督。最后, 在社会中患有精神疾病的公民处于社会弱势, 而目前其他社会成员确避之不及, 并没有给他们提供足够的耐心与救助。
三、我国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刑事强制医疗制度作出规定, 然而我国在强制医疗制度方面还存在着一些缺陷, 还需要不断地完善。
(一) 拓宽对象范围
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适用范围仅存在于精神病人做出暴力行为这一情形。并且这种情形要严重危害到公民人身安全或者危害社会公共安全。此外, 只有通过法定程序鉴定的精神病人, 才能最终确认该无行为能力人具有再犯可能性。这种适用对象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1. 限制责任能力人
将刑事强制医疗制度适用对象范围的扩大化, 要求把尚未完全丧失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精神病人纳入其中, 并且我国刑法也对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精神病人的犯罪情形进行从轻或者减轻处罚。[4]与此同时司法实践中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精神病人有的行为也会危害到社会公共安全和人民安全。因此对他们应当也适用刑事强制医疗制度。
2. 间歇性精神病人
一些行为人通常在实施危害行为时具有完全的刑事责任能力, 且意识清楚。但有时却处在精神病患病期, 尤其是在诉讼过程中或者刑罚执行中。所以此时如果实行刑事强制医疗制度, 也就意味着诉讼程序或刑罚执行程序就会终结。
3. 精神障碍患者
医学上精神障碍患者范围大, 其中包括精神病人与非精神病人, 非精神病人也具有危害性, 并且由于其知道危害结果可能要比完全行为能力人小, 因此他所产生的社会危害性会很大。因此, 笔者认为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适用对象的范围应扩大到精神障碍患者。
(二) 程序要件的完善
1. 启动程序的完善
充分发挥刑事强制医疗制度, 在启动程序上要保持控辩双方的平衡, 而司法实践中往往控大于辩, 所以要提高被强制医疗者的基本权利。法律应保障被告人或被申请人能享有并有效行使辩护权, 如遇到未委托相应法律辩护人的情况, 司法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 辩护律师则由法律援助机构提供。
2. 审理程序的完善
在合议庭审理中, 笔者认为合议庭应考虑精神方面的医学专家, 使其作为人民陪审员参与到审理过程中。法院在审理强制医疗案件时, 可以采纳医学专家的专业性建议, 做出审判。所以应让医疗专家作为人民陪审员加入合议庭, 能在强制医疗案件中给出专业建议, 当然面对“再犯可能性”的顾虑, 一方面医学专家对精神障碍患者作相应医学鉴定, 另一方面医学专家还应作出相应评估, 尽量以专业知识判断“再犯可能性”的发生机率, 并由人民法院最终确认。
3. 解除程序的完善
在解除程序上, 应详细规定逐渐恢复健康的精神病人可以申请解除强制医疗, 以及在申请时应当达到怎样的条件。对于已经不再具有人身危险性的精神病患者, 如果继续强制医疗, 无疑是浪费医疗资源, 所以确定并完善相应的强制医疗解除程序是十分必要的。对于解除权的行使, 强制医疗机构作为具有专业知识的机构, 应有权提出, 可以向原决定强制医疗的人民法院出具解除意见书。当事人及其近亲属作为强制医疗的对象是直接利益人, 毫无疑问, 也有权提出解除申请, 这样才可以充分保障被强制医疗人的合法权益。
(三) 配套措施的完善
刑事强制医疗制度不仅在实体层面和程序层面需要进一步完善, 同时还应当对相关配套措施作完善设计, 才能更有效的实现防卫社会、保障人权的初衷。
1. 建设健全医疗机构
我国刑事强制医疗机构的建设和设计还存在些许问题, 对此, 有以下几项完善建议:首先, 医疗机构的运营无疑需要资金, 而强制医疗常常是入不敷出, 因此, 对于强制医疗, 如果政府能够拿出部分财政收入作支持, 无疑会减轻医疗机构的压力, 保障其有效运转和其他措施的顺利执行。其次, 提高强制医疗人员的专业化素质。强制医疗队伍有着重要的作用, 它不同于普通的医疗团队, 要时刻关注被强制医疗人员的康复状况, 还要注意其人身危险性。再次, 加强医疗措施和环境的建设。强制医疗机构的意义是恢复精神病人的健康, 而不是刑罚执行机关对其进行关押和惩罚。
2. 构筑健全监督机制
有效的监督有利于司法的公正。近年出现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公权力的压制, 正常公民被冠以精神病人送至强制医疗, 所以仅依靠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是远远不够的。而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社会公众的力量越发的强大, 引入社会公众监督对于强制医疗的公平公正实现必然会产生更优的效果, 对于被强制医疗人员合法权益的维护也更为有利。总之社会舆论监督与国家法制机构的法律监督相互结合, 相辅相成, 必能产生公众所期望的意义。
3. 扩大社会参与程度
精神障碍人是社会的弱势群体, 我们应当给予他们关怀和帮助。而且宪法也明确规定国家和社会有这项义务和责任。所以我们应当吸纳更多的社会力量对刑事强制医疗制度提供帮助, 发挥社会各界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 实现社会与国家的协调运转, 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与国家资源。
四、结语
刑事强制医疗制度是刑事诉讼法组成的一部分, 其规范与描述相当详细。在现实生活中的适用, 还需进一步的完善。正如我国的法律一样, 都是不断发展的, 刑事强制医疗制度也会越来越完善。
参考文献
[1]左卫民.进步抑或倒退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述评[J].清华法学, 2012 (1)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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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叶肖华.论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之建构完善[J].浙江下商大学学报, 2012 (3) .
强制医疗 篇5
法律援助公函（强制医疗通知代理）
援医代函字[]第号
发往单位：
受 援 人：
案由：
经办人（签字）：
日期：
注:本函用于强制医疗案件中法律援助机构回复人民法院通知代理公函。
法律援助文书格式十七
法律援助公函（强制医疗通知代理）
援医代函字[]第号
人民法院：
本中心（处）于年月日收到你单位通知为（被申请人/被告人）一案提供法律援助的函，现指派（承办机构）律师担任其代理人。
特此函告。
律师联系方式：
（公章）
强制医疗执行监督的调查与思考 篇6
内容摘要：调查发现，在强制医疗执行检察监督中，存在信息衔接不畅、监督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建议通过完善强制医疗执行案件衔接机制、明确强制医疗执行主体、健全医疗费用保障机制等途径予以完善。
关键词：被强制医疗人 强制医疗执行 检察监督
《刑事诉讼法》设置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明确规定：由公安机关写出强制医疗意见移送检察院，由检察院提出强制医疗的申请，对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由人民法院决定。同时也明确了检察院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笔者通过对2013年—2014年贵州省59件强制医疗执行案件的调查研究，提出解决强制医疗执行监督难的对策，以期推动建立强制医疗执行法律监督机制。
一、强制医疗执行监督现状
2013年—2014年，贵州各级法院决定强制医疗59件59人，其类型为：故意杀人32件，故意伤害20件，放火5件，强奸1件，过失致人死亡1件。采取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59件，执行场所主要是看守所、拘留所、康复中心、精神病医院。强制医疗场所主要是民政部门所属的精神病医院、公安机关所属的康复中心、民营精神病医院等。法院决定强制医疗后，在交付执行环节，主要由公安机关送交执行，或者被强制医疗人的亲属配合公安机关送交，有时也仅由被强制医疗人的亲属单独送交医疗场所。检察机关主要通过巡回检察的方式对强制医疗执行进行检察监督。目前，被强制医疗的59人，未经法院决定解除强制医疗而由被强制医疗人亲属直接接回的2人。
二、强制医疗执行监督困境
检察机关对强制医疗决定和执行的监督过程实际上是权力制约的过程。但这一权力制约的过程囿于法律规定的粗疏、司法解释的部门化等原因，使检察机关对强制医疗执行的监督存在诸多困境。
（一）强制医疗执行案件信息衔接不畅通
对强制医疗执行进行监督，首要前提就是获知案件信息，不能获知案件信息，检察机关的监督就是无源之水，监督也就无从谈起。检察机关对强制医疗执行的监督分为两部分：其一，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刑诉规则》）第543条规定了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在审查公安机关对涉案精神病人提出强制医疗意见时，应当对公安机关采取的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是否适当进行审查。第547条规定了监所检察部门对于公安机关对涉案精神病人采取临时保护性措施的执行进行监督。但《刑诉规则》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并没有就两者法律监督的协调作出明确规定。这就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对涉案精神病人采取临时保护性措施时，往往不告知监所检察部门，公诉部门在审查强制医疗意见时也怠于抄送监所检察部门，对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的执行的监督就出现盲区。其二，《刑诉规则》第540规定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实施监督，第661条规定监所检察部门对强制医疗执行活动进行监督。在强制医疗决定阶段和执行阶段之间，有一个衔接过渡的执行交付过程。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和《刑诉规则》并没有规定法院在作出强制医疗决定将强制医疗决定书、执行通知书送达公安机关时，抄送检察机关监所监察部门，也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在收到法院的决定书后将决定书复印件移送监所检察部门，强制医疗执行监督从源头上就缺乏获知案件的畅通渠道。其三，不同检察机关监所检察部门之间的衔接也不畅。司法实践中对公安机关的执行交付的监督和对强制医疗机构的执行活动的监督，往往由不同检察机关的监所检察部门履行，但相互之间缺乏衔接。
（二）强制医疗执行主体不确定
强制医疗机构是对被决定强制医疗人进行医疗诊治的专门机构，也就是强制医疗执行的主体。但《刑诉规则》及司法解释并未规定哪些医疗机构是强制医疗的执行主体。实践中，一般将被强制医疗人交由民政部门的精神病医院执行，有的将被强制医疗交人交由公安机关所属的康复中心执行，有的则交由民营精神病医院执行。首先，由于民营性质的精神病专科门诊、福利院不是法定的强制医疗机构致使检察机关不能对其进行监督。其次，因为上述医疗机构并非法定的强制医疗机构，强制医疗机构对被强制医疗人提出解除强制医疗没有法定依据和法定职责，致使解除环节陷入“梗阻”困境，解除环节落入“虚置”困境。
（三）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标准不明确
在法院对涉案的精神病人未作出强制医疗决定前，由公安机关对其采取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并未对“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的标准作出明确规定。实践中，各地公安机关对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的标准把握不一致。精神病人涉案后，有的将精神病人关押于拘留所或看守所；有的将其送于公安机关所属康复中心；有的将其送至民政部门所属的精神病医院或民营性质的精神病医院；甚至有的直接让精神病人亲属领回家进行看护。这就导致检察机关对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的执行的监督出现虚置、落空。
（四）强制医疗执行监督制度不完善
对强制医疗的执行进行监督，主要是对强制医疗的交付执行活动，医疗机构的执行活动和违法行为，强制医疗的解除等方面进行监督。《刑诉规则》对强制医疗执行的监督仅作了原则性规定。当前，我国还没有专门的强制医疗执行检察监督的规范性文件，强制医疗执行监督的对象、内容、方式方法、工作机制等都缺乏明确规定。监督制度的不完善，导致司法实践中检察监督工作不规范，监督实效不明显，从而影响强制医疗程序价值目标的实现。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如，监督主体不够明确。被强制医疗人跨区、市执行强制医疗，对强制医疗机构的执行监督是由“强制医疗机构所在地的检察院负责还是由作出决定的法院的同级检察院负责”，相关法律司法解释未明确规定。对治疗效果和解除强制医疗的监督更是检察监督的“硬骨头”。这关乎被强制医疗人的身心健康和人身自由，是执行监督的核心内容，但“实施必要的治疗”和“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尚未确立具体的评判标准和科学的评估程序。
（五）强制医疗解除条件不明确
《刑事诉讼法》规定，强制医疗机构应当定期对被强制医疗的人进行诊断评估。对于已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的应当及时提出解除意见，报决定强制医疗的法院批准解除。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有权申请解除强制医疗。然而相关司法解释并未对“定期诊断评估”制度，“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解除条件作出明确规定，缺乏具体的操作规则，导致实施困难，强制医疗执行机构不清楚如何科学的把握解除条件，法院对于被强制医疗人的解除依据也主要依赖于强制医疗机构的诊断报告和精神病鉴定。但临床学精神病所谓的治愈通常还包括通过药物、监管看护可予以控制的情形，而并非强制医疗程序中的“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由此，给司法实践带来一系列现实困难。一是强制医疗执行机构基于不能准确判断被强制医疗人“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或基于其不是法定的强制医疗执行机构，没有法定职责，从而不提出解除意见；二是精神病人因没有被科学的“定期诊断评估”，不具备完全行为能力，导致其不能提出解除申请；三是被强制医疗人近亲属乐于强制医疗机构长期监管精神病人，不愿意申请解除，从而导致解除程序不能启动，精神病人实质上被无限期关押。四是被强制医疗人近亲属因无力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未经“定期诊断评估”是否“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而直接将被强制医疗人接回，完全虚置强制医疗解除程序，给社会公共安全埋下不可预知的隐患。
（六）强制医疗费用缺乏保障
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费用包括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阶段和执行阶段的费用。目前我国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对这些费用具体由哪些部门承担，也没有明确规定。在实践来中，有的公安机关支付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和强制医疗的部分费用，但公安机关没有单列强制医疗经费，只能挤占办案经费。有的公安机关委托民营精神病医院执行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或强制医疗，但是民营精神病医院无力承担巨额医疗费用，从而拒绝收治被精神病人或被强制医疗人。有的民政部门所属的精神病医院执行强制医疗的，医疗费用通常先由医院垫付。有的则要求被强制医疗人亲属支付部分刑事强制医疗费用。强制医疗费用缺乏保障，也是检察监督的现实困境。
三、强制医疗执行监督对策
对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执行强制医疗，尽管可以促进精神病人的健康恢复，但更多的是对精神病人的人身自由等权利予以限制。因此，检察机关对强制医疗的法律监督，对保障涉案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起到至关重要的保障作用。针对上述现实困难，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强制医疗执行的监督机制加以完善：
（一）建立强制医疗执行案件信息衔接机制
及时掌握强制医疗执行案件信息，是检察机关进行法律监督的源头，因此在强制医疗执行的监督上首先要建立和完善案件信息沟通机制。其一，应当在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之间建立案件信息衔接机制。公安机关在向检察机关对涉案精神病人提出强制医疗意见时，同时向检察机关的监所检察部门通报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的相关情况以及采取的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其二，在检察机关内部公诉、监所检察部门之间建立案件信息衔接机制。法院作出强制医疗决定之后，公诉部门应当在收到决定后三日内告知监所检察部门。其三，在提出强制医疗申请的检察机关监所检察部门与强制医疗执行机构所在地监所检察部门之间建立案件通报机制。
（二）确定强制医疗机构
强制医疗机构在强制医疗程序中具有核心地位的作用，其连接被强制医疗人交付执行、收治监管、康复解除环节，关系到强制医疗法律制度价值的实现。从其所处诉讼程序中的位置及履行的法律职责来看，强制医疗机构无疑具有较强的司法属性。因此，相关司法解释尽快明确强制医疗主体。笔者建议：其一，为解决当前医疗主体性质各异、被强制医疗人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医治和社会安全隐患多发的混乱局面，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民政部门、公安机关所属的精神病医院或康复中心为强制医疗机构，每个市州可明确1个医疗机构集中收治被强制医疗人。其二，着眼长远，宜规划建立兼具治疗和看管双重职能类似羁押场所的强制医疗所，由其集中收治被强制医疗人，统一行使强制医疗执行权，也便于检察机关的检察监督。
（三）科学界定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的标准
规范临时保护性措施的适用，对临时保护性措施适用的有关场所、方式、内容和执行责任、费用保障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首先，明确措施适用的场所。什么情况下在看守所或拘留所适用，必要时可以将涉案精神病人送往精神病医院、康复中心等场所进行诊断治疗，并应当对“必要时”作出明确解释。其次，明确适用措施的内容。通常分为一般性强制措施和留置鉴定措施。前者与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强制措施相同，如逮捕、拘留等；后者则是将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送入精神病医院或适当处所，对其精神状态、身体情况进行观察治疗。再次，明确执行责任。在适用临时保护约束性措施时，应当明确区分公安机关和精神病医院的执行责任，精神病医院承担具体执行责任，公安机关承担监管责任。
（四）完善强制医疗执行检察监督机制
检察机关对于强制医疗执行进行监督，主要是对强制医疗的执行交付、收治医疗活动、康复解除环节方面及强制医疗机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此外，还要受理被强制医疗人及其近亲属、法定代理人的控告、举报和申诉，并及时审查处理。检察机关对强制医疗执行的法律监督，对保障被强制医疗人的合法权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强制医疗执行监督机制的完善和落实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强化顶层设计，完善相关监督机制，强化强制医疗执行监督，增强监督实效。基于此，笔者建议：一是明确检察方式，建立巡回检察制度。检察人员不定期对强制医疗机构的医疗、监管、诊断评估等活动进行现场检察，发现违法或者侵犯被强制医疗人的合法权益的情形，及时予以纠正。二是建立动态同步监督机制。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法院、强制医疗执行机构可建立网络信息平台，实现信息共享和即时沟通，推动强制医疗执行的动态化监督。三是建立纠正违法和检察建议制度。根据强制医疗活动中的不同违法情况，提出口头纠正意见或制发书面纠正违法通知书，以及检察建议书。四是畅通权利救济机制。建立检察官谈话和约见检察官制度，检察人员不定期选择被强制医疗人进行个别谈话，及时与要求约见的被强制医疗人及其亲属、法定代理人谈话，听取情况反映，提供法律咨询。在强制医疗机构的适当位置建立检察官信箱，接收被强制医疗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和其他人的控告、举报和申诉材料。
（五）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
强制医疗的解除环节是执行程序的出口，直接关系到被强制医疗人的人身自由等权利。启动解除强制医疗的前置程序是经过强制医疗机构的诊断评估，解除的关键是被强制医疗人“已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因此，在强制解除环节建立应建立以下制度：一是专门评估。建立专门的强制医疗评估鉴定专家委员会。该委员会应由具有鉴定资质的司法鉴定人、强制医疗机构的精神病学专家、其他社会医疗机构或卫生行政系统的精神病学专家等组成，对被强制医人“已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作出专门评估和科学鉴定，体现评估鉴定程序公正和诊断评估意见的准确性，畅通强制医疗解除出口。二是定期评估。强制医疗机构应当每半年对被强制医疗人是否具有人身危险性进行评估鉴定，经鉴定，人身危险性消失的，应当及时提出解除意见，法院应当及时审理，作出解除决定；认为被强制医疗人仍有人身危险性的，继续强制医疗。三是重新评估。如果被强制医疗人及其亲属不服强制医疗机构的评估鉴定意见有异议，可以申请重新评估鉴定。强制医疗机构接到申请后，应当另行组织评估鉴定。
（六）建立强制医疗费用保障机制
对精神病人进行强制医疗是国家的一种强制行为，具有国家司法功能，其费用理应由国家来承担。基于此，建议我国法律或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强制医疗费用由国家负担。但强制医疗费用保障应当区分情况，解决两方面的费用保障：一是强制医疗期间的医疗费用，这部分费用应当由政府全额保障，各级政府应当单独编制强制医疗经费预算，实行统一拨付、分级管理，确保强制医疗经费足额及时拨付到位。二是被解除强制医疗人的后续治疗费用保障问题。建议通过医疗保险社会化的方式解决，即将被强制医疗人的医疗纳入城镇医疗保险和新农合医疗保险，对没有参加城镇医疗保险或新农合医疗保险的，则由民政部门对此部分费用视情给予补助，以保障被强制医疗人的后续救治措施得到及时有效实施，使被刑事强制医疗人能够早日康复回归社会。
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实施模式探讨 篇7
1 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的发展现状分析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命题。和谐社会的构建内在地要求各种社会主体之间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就医疗领域而言, 和谐社会需要和谐的医患关系。在医患关系日趋紧张的情况下, 社会各界都在积极主动地寻求解决办法, 在为数众多的方案中, 推行“医疗责任险”被业界看作是当前化解医疗纠纷、处理医患矛盾最有效的途径之一。但自从该险种推行以来, 由于医方的投保积极性不高, 导致医疗责任保险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医患纠纷的“顽症”并未消除, 相反, 甚至还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面对难以调和的医患矛盾,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强制性职业责任保险”势在必行。但在当前我国医疗责任保险发展还很不充分、投保主题的参保意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的情况下, 对
于是否应该实施并推广强制医疗责任保险, 目前无论是学界还是业界, 均没有统一的看法。就总体而言, 在当前无法找到更有效途径解决医患矛盾的情况下, 实施并推广强制医疗责任保险还是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支持。
那么, 何谓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呢?简言之, 是指政府通过立法或行政命令手段, 强制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必须投保医疗责任保险, 当投保的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活动中, 因医疗过失导致患者人身损害, 而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职业责任保险。从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的发展历程来看, 该险种的实施与推广, 是伴随着医疗责任保险的实施不到位而出现的。上世纪80年代末期,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率先在广西、深圳、云南、青岛、广州、黑龙江、内蒙古等省市开展地方性医疗责任保险试点工作, 摸索出一定的经验后, 从2000年起, 该公司开始逐步将该险种向全国推广。除人保以外, 此后又有包括太平洋、平安、天安在内的多家大型保险公司也开办了该项保险业务。不过从十多年来的实践看, 由于受市场需求不足、相关法制不够完善、配套险种滞后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 该险种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其主要表现为:医方的投保率不高, “叫好不叫座”。面对这种尴尬局面, 包括北京、上海、江苏、深圳在内的多个省市不得不为此寻求新的出路, 强制医疗责任保险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以北京为例, 北京是国内较早进行医疗责任保险试点的城市之一。从1998年起, 北京就开始以“自愿投保”方式推广医疗责任险, 但效果并不理想, 投保率太低。以2002年为例, 北京551家医院当中接受医疗责任保险承保的只有16家, 2003年仍不足20家, 到2004年, 接受承保的医院更进一步缩减为4家[5]。面对这种情况, 2004年, 北京市相关职能部门发布了《北京市实施医疗责任保险的意见》, 规定从2005年1月1日起, 北京所有非营利性医院必须统一实施医疗责任保险。其实质就是“强制医疗责任保险”。正是在该险种的推动下, 北京市的医疗责任保险投保率和保费收入才大有改观。据北京市保监局的统计显示, 截止到2006年底, 全市参加医疗责任保险的医疗机构共339家, 参保的医务人员达6.4万人, 累计承保责任限额为3.5亿元, 保费收入为2548万元, 支付赔款1596万元, 未决赔款1167万元, 接收医疗纠纷调解的申请为1472件, 未调解成功转到法律诉讼和医疗鉴定的不足12%[6]。2007年, 投保的医院进一步增加, 除公立医院外, 私立医院与部队医院也逐渐纳入到了保障范围。除北京外, 上海、江苏、深圳近年来也出台了类似的强制性保险政策, 实施效果良好, 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上述各省市的实施情况虽然只是个案, 不具有普遍意义, 但从其实施效果来看, 完全有理由相信, 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必然大有可为。尽管现行的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并非十全十美, 但可以预见的是, 通过社会各界的不断努力, 在不久的将来,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法制化建设的不断深入与完善, 强制医疗责任保险一定能够做大做强, 其市场发展前景必将更加广阔。
2 国外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的实施模式及其借鉴意义
在保险业相对较为成熟的欧美发达国家, 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其实是责任保险的一种常态, 参保强制医疗责任保险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大多数保险业发达的欧美国家都有专门的法律或规章制度规定执业医师或医疗机构必须购买医疗责任险, 投保医疗责任保险已成为医方转移执业风险、应对医患纠纷的通行做法。强制医疗责任保险能否实施到位, 从某种程度而言, “实施模式”既是保障也是关键。从国外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的具体实施情况来看, 主要有两种模式最具代表性:即立法模式与政府主导模式。
所谓立法模式, 是指相关部门通过立法的方式, 规定所有的医院与医生都必须无条件地参加医疗责任保险。美国就是采取该模式的典型国家之一。与我国不同, 美国大多数医院都是私立医院, 医院给予医生经济方面的担保相对有限, 一旦发生医患纠纷, 医生本人面临的赔付压力通常要比我国医生面临的赔付压力大得多。因此, 在执业过程中, 医生必须具有高度的自保意识, 参加医疗责任保险正是其自保的一个重要途径;这也是强制医疗责任保险为什么能够在美国顺利开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光有这一点还不够, 还必须通过法律机制来保障该险种的顺利推行。为了确保医患纠纷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 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建立了相对比较完善的医疗责任法律体系[7]。通过立法, 规定医生必须毫无条件地购买医疗责任保险, 其实质就是“法定的强制性责任保险”。医生是投保人, 同时也是被保险人, 具体投保方式是医生个人或通过医师协会向保险公司投保。由于有医疗责任保险提供保障, 美国每年通过该保险来处理的医疗过错成千上万;一旦出现医疗事故或医疗差错, 赔偿责任就会自觉地落到保险公司身上。由于有保险公司雄厚的经济实力为担保, 患者通常都能得到足额而又及时的补偿。因此, 类似于我国的医患纠纷很少发生。与我国一样, 在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的实施过程中, 保险公司虽然也承受着因为医疗纠纷而带来的巨额赔偿压力, 但由于有强制性体制为保障, 该险种市场需求十分广阔, 足以满足保险市场“大数法则”的规模效应, 保险公司还是有利可图的。更为重要的是, 保险公司还把开展此险种看成是履行社会义务的一种表现, 因此, 仍然愿意承保这一险种。
政府主导模式是指政府通过行政权力强制要求医生或医疗机构购买医疗责任保险, 但保费的交纳, 可以完全由政府来承担或者由政府协助医生或医疗机构投保医疗责任保险。英国和我国香港地区就是采取该模式的典型代表。在英国和我国香港地区, 其医疗服务属于国家或政府提供的福利, 医院由国家或政府财政 (税收) 支持。因此, 医院和医师的医疗责任保险费用由国家或政府支付。一旦发生医疗纠纷, 有专门的行政法庭性质的医疗上诉法庭处理医疗纠纷及医疗事故赔偿, 还可通过法院审理判决, 赔偿费用由保险公司支付[8]。在这种模式下, 政府才是决定是否参保以及如何参保的主体。简言之, 政府是投保人, 医院与医生是被保险人。由于该模式需要政府大量投资, 因此, 实施该模式必须满足一个前提条件, 即政府必须有足够的财力。
3 当前我国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的模式选择
综合国外实施情况, 大体上可以认为, 当前可供选择的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实施模式, 主要为立法模式与政府主导模式。从当前国外不同国家的实施效果来看, 立法模式与政府主导模式应该说各有各的特点, 很难说哪种模式好或不好。到底好不好, 关键还要结合实际情况来判断。就立法模式而言, 由于有法律的强制约束力为担保, 政府无需为该险种的具体实施、操作过程费尽心机, 政府所要做的就是在条件充分的情况下制定相关法律。当然, 该法律所包含的内容不仅仅是规定所有医院与医生都必须投保医疗责任保险, 同时还包含有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的具体内容、详细的实施措施、遭遇问题时的解决办法、不投保该险种所面临的处罚措施以及各级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在该险种推行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等方面内容。该模式的主要缺点在于:一方面, 医院或医生必须有足够的经济实力, 否则很难承担起巨额的保费, 尽管有法律为约束, 投保率依然难以保证;另一方面, 由于各级政府并不直接参与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的具体实施过程, 因此, 要对其实施效果进行有效监督往往会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就政府主导模式而言, 由于有政府的全程参与, 医院与医生的投保意愿有充足的保障, 保险公司根本就无需考虑投保率的问题, 它所要做的是厘定合理费率、提高险种质量、改善服务条件等。但由于该模式需要政府部分或全部投资, 因此, 对于政府而言, 为数不少的保费是一个不小的压力。
结合当前我国医疗责任保险的发展现状与经济发展水平, 以及两种模式各自的优缺点, 笔者认为, 我们可以采取将两种模式相互结合的办法, 取长补短, 以此来推动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在我国的发展。首先, 政府通过立法模式规定所有医院, 无论是营利性还是非营利性医院, 都必须强制保投医疗责任保险, 以此确保投保率, 降低保险公司业务发展成本, 保证医疗机构公平有序竞争。统一投保还可以满足市场的大数法则需求, 促使保险公司科学合理地厘定保险费率及保险条款。其次, 对于非赢利性医院的医生而言, 由于其收入相对有限, 为了提高其投保意愿, 可以附之于政府主导模式, 通过给予一定的保费补贴或者税收优惠政策 (比如减免税收或把医务人员的保费从个人所有税中扣除) 等措施, 以保证他们有足够的投保能力。此外, 为了配合上述两种模式的有效执行, 当前所要作的还应包括积极推进医疗体制改革, 提高医务人员的服务意识和收入水平, 进一步激发医院与医生的投保积极性, 以此确保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的顺利实施与推广。
作为一种新生事物, 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的发展任重而道远, 但只要实施模式得当,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 未来该险种一定能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 其社会管理功能必将更为强大, 而它在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中, 也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摘要：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的实施与推广, 对于化解医患纠纷、处理医患矛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综合国外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的发展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 主要有两种实施模式可供选择, 即立法模式与政府主导模式。这两种模式在实施效果上均有各自的特点,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无论是选择哪种模式, 都必须结合本国实际情况, 否则, 往往难以把握其优缺点。
关键词：医患关系,强制医疗责任保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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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人权下强制医疗的检察监督 篇8
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进行监督, 这是新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的职权。检察机关开展强制医疗特别程序法律监督, 可以确保正确应用法律, 保障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 保证强制医疗程序的正确实施。检察机关对强制医疗进行检察监督, 有其深厚的法理基础。人权保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的话题, 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强制医疗对象虽然是精神病人, 但仍然是公民, 依法应当享有未被剥夺的相关权利。强制医疗机构专业性强, 又采取封闭式管理, 外人很难了解, 治疗中经常采用强制用药、约束性手段等带有强制性的方法等等, 这些特点使得该制度中侵犯人权的风险极易现实化。为了保障强制医疗对象的合法权利, 保障其人权, 强制医疗程序必须引入合理的监督制约机制, 使强制医疗对象的合法权益得到有利的保护。对强制医疗程序进行检察监督有利于强制医疗工作依法、公正地进行。
二、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医疗程序的监督
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监督主要通过审查公安机关移送的强制医疗意见书及案卷材料实现, 监督内容主要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医疗程序的实体认定进行监督。主要是对强制医疗适用条件的审查和把握。根据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四条的规定, 对此, 应把握如下几点:一是行为人暴力行为是已经切实实施的行为, “暴力”指的是物理上的有形力, 其本质在于行为具有造成物理损伤的极大可能性。二是“危害公共安全或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是行为人实施“暴力行为”后产生的危害结果, 强调的是现实危险性, 没有求发生实害后果。如拿棍子或举刀追逐他人, 不要求被害人有被打伤或打死, 即可定性为“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危害公共安全”只要是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就可以认定。三是对精神病人是否予以强制医疗必须以“经法定程序鉴定”确系是精神病人为前提, 可以说经法定程序鉴定是确定是否适用强制医疗的关键环节。四是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 认为其以后还有可能再实施严重违法行为或再犯罪的可能, 也就是人身危险性。人身危险性与犯罪者自身人格特点有关。若行为人实施了危害行为, 但是不具备再有的人身危险性, 那么同样不能对其进行强制医疗。所以, 要不要实施强制医疗, 关键的标准之一就是是否具有人身危险性。五是“可以予以强制医疗”的理解, 可以予以强制医疗, 但是否应当予以强制医疗还必须考虑对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必要性”。首先应当考虑要求其家属或监护人看管和医疗, 仅在必要时, 才应由政府强制医疗。只有在“家属或者监护人看管和医疗”缺位或者无法防止其继续危害社会的情况下, 才应决定强制医疗。
三、对人民法院适用强制医疗程序的监督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285条的规定, 人民法院对强制医疗的处理方式是“决定”, 而非判决或者裁定, 这也就意味着人民检察院不能够以抗诉的形式来履行监督职责, 只能够“提出纠正意见, 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对人民法院适用强制医疗程序的监督主要包括:
第一, 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在审理阶段的监督, 是在人民法院对强制治疗的决定作出后三日内抄送人民检察院进行合法性审查。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接到上述报告或者决定之日起七日内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 主要通过审查人民法院审理强制医疗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 是否正确、合法等来实现。具体包括:强制医疗决定书所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强制医疗决定书所采信的证据是否有误;强制医疗决定书所适用的法律条文是否正确;审理强制医疗案件程序是否合法, 包括有无违反回避规定、审判组织组成是否合法、有无剥夺、限制有关诉讼参与人法定的诉讼权利等等。如发现存在违法行为, 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第二, 对人民法院作出的解除强制医疗的决定进行监督。应通过司法解释明确人民法院收到强制医疗机构的解除意见或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的解除申请后, 有义务通知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应对解除意见或解除申请进行审查, 并向人民法院提出同意解除或不宜解除强制医疗的意见。
四、对强制医疗执行的监督
对强制医疗执行程序的监督主要包括对治疗过程和定期评估的监督。为保证强制医疗执行监督的有效性, 建议在强制医疗机构设置派驻检察室, 隶属于监所检察部门。
对强制医疗执行的监督重点包括如下内容:对强制医疗执行的监督应当紧紧围绕强制医疗执行程序的各个环节, 突出保障被强制医疗者的合法权益这个重点进行。一是对强制医疗者出、入院的监督。必须认真审查强制医疗者入院是否具有生效的强制医疗决定书及执行通知书, 审查被强制医疗者的基本身份情况是否与生效法律文书所载明的内容相符, 有无携带违禁物品入院。严禁未经人民法院生效决定而被强制医疗的情形出现。被强制医疗者出院时, 是否具有强制医疗机构所出具的诊断评估报告及人民法院解除强制医疗批准书, 严禁批准未经治愈仍具有人身危险性的精神病人提前出院。二是监督强制医疗机构在治疗和监管过程中, 是否文明监管, 是否科学治疗, 杜绝侮辱人格、虐待歧视行为, 保障被强制医疗者的人格尊严及人身权利不受侵害。特别要注重监督对被强制医疗者的保护性约束措施是否必要, 是否得当。还包括对强制医疗机构是否为强制医疗对象提供适当的饮食、休息条件, 是否提供适当的文化教育和社会活动机会等进行监督;三是监督强制医疗机构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及规章制度, 严防被强制医疗者自伤、自残、自杀及逃跑事件发生。还包括对强制医疗对象的人权是否受到侵犯, 是否根据其治疗和恢复状况依照规定享有会见、通信权利等进行监督。四是对被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医疗状况的监督。包括对强制医疗机构的诊断和医疗手段是否适当, 是否及时转换医疗措施, 是否定期对被强制医疗的人进行诊断评估, 是否对已不具有人身危险性, 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的对象及时提出解除意见等进行监督。
对刑事诉讼中强制医疗程序的认识 篇9
关键词：强制医疗,精神病人,刑事责任,监督
0 引言
《刑法》第18条原则性的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 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 不负刑事责任, 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人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时候, 由政府强制医疗”。在2012年3月,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专设一章规定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 第一次从法律上对强制医疗加以明确。2013年1月1日生效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也专设一章对强制医疗程序的规定予以细化, 这都对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具有较重大的现实意义。刑事强制医疗的现实目的在于清除精神病人的人身危险, 同时防止其继续危害社会或他人安全。此外, 还应认识到, 强制医疗本身存在侵犯人权的极大风险, 要保证强制医疗制度的健康发展和有效运行, 切实发挥其制度价值, 还必须对其进行监督制约。[1]
1 强制医疗程序简述
司法部对于强制医疗的定义:“强制医疗是出于避免社会危害和保障精神疾病患者健康利益而采取的一项对精神病患者的人身予以一定限制并对其精神疾病进行治疗的特殊保安处分措施。”《刑事诉讼法》第284条规定:“实施暴力行为, 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 经过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 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 可以予以强制医疗。”据该规定, 强制医疗的适用对象应同时满足三要件:一是客观要件, 即行为人实施了暴力犯罪, 或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的犯罪;二是主观要件, 即行为人有继续危害社会的现实可能性;三是医学要件, 即行为人经法定程序鉴定为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 三要件缺一不可。
2 强制医疗程序存在的问题
《刑事诉讼法》新增了强制医疗程序, 注重保障精神病人的人身权益, 从制度上解决了实践中因无司法权的参与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精神病”或“不被精神病”等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混乱情况, 但相关配套程序仍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虽然我国的精神卫生法于2013年5月1日正式实施, 但还有诸多问题缺乏法律规范, 比照国外相关领域立法, 修改后刑诉法还存在程序启动主体和适用对象范围过窄及相关配套程序不完善等缺陷, 这势必会导致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的混乱, 亟待相关司法解释的进一步补充, 以增强在司法实践中的可操作性。[2]
2.1 程序启动主体范围过窄
“根据本章规定对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 由人民法院决定;公安机关发现精神病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 应当写出强制医疗意见书, 移送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移送的或者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发现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 人民检察院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的申请。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被告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 可以作出强制医疗的规定。”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可以得知强制医疗的启动主体只有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 不存在其他适格主体, 虽然这相对于《刑法》规定的启动主体“政府”要更加具体、明确, 但日常生活中, 精神病人及其监护人、近亲属更了解精神病人的精神状况, 然而, 修改后的刑诉法并没有将这类主体纳入适格启动主体, 有待进一步探讨。[3]
2.2 程序适用对象范围过窄
《刑事诉讼法》新增了强制医疗程序, 体现了法律对精神病人权益的有力保障, 这里所说的精神病人是指那些在进行危害社会的行为时完全没有辨认和控制能力的精神病人, 以及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自行发现的适格精神病人, 而出人意料的是《刑事诉讼法》没有对限制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作出类似的规定, 据罪行法定原则, 限制刑事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不适用强制医疗程序, 但其发病同样具有突发性、无规律性, 一旦发病就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比对国外立法, 如俄罗斯刑诉法第403条规定, 对此类情况的精神病人也可以采取强制医疗, 所以有必要将此类人纳入到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适用对象中。[4]
2.3 审前程序规定过于原则化
“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 在人民法院决定强制医疗前, 公安机关可以采取临时性的保护性约束措施。”这一规定过于原则化, 可操作的空间过大, 实践中产生较多的问题。临时性的保护性约束措施虽具有“保护性”的形式, 但实质上其严厉程度与羁押性强制措施相差无几。对比国外立法, 除了紧急情况下, 由公安机关实施临时性的保护性约束措施外, 一旦紧急情况解除, 不应再有公安机关继续行使这一权力;此外, 临时性的保护性约束措施的实施时间也有待明确。
3 完善强制医疗程序的建议
为防止强制医疗程序对私权利的侵犯, 该程序的构建应符合正当程序原则, 现行刑诉法对有关强制医疗程序的法律条文总共6条, 且规定较宽泛, 原则化, 缺乏细化和可执行性, 不利于立法意图的实现, 缺乏相关司法解释的明确化。
3.1 完善临时性保护性约束措施规定
在人民法院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前, 为防止精神病人继续危害社会或者为了鉴定被申请人的精神状况, 公安机关可对其采取临时性约束措施, 但在情况消失后, 应当由另一个相对中立的机关对该措施进行审查比较合适, 从我国目前的司法体制看, 该措施交由检察机关行使比较合适, 同时还应对该措施的实施时间予以明确, 包括公安机关自行实施的时间、鉴定机构鉴定的时间、以及检、法两院履行程序的时间等。[5]
3.2 强制医疗程序鉴定机构的明确化
《刑事诉讼法》第284条规定, 必须是“经法定程序鉴定”的精神病人才是适格的精神病人, 鉴于司法实践中的一些做法, 应结合2013年5月1日实施的《精神卫生法》的相关规定, 对鉴定机构及相关从业人员、重新鉴定程序等具体要求予以明确化。
3.3 强制医疗案件的法律援助
据《刑事诉讼法》第286条第2款规定:“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 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定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援助。”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4条第2款的规定, 对于尚未完全丧失辨认和控制能力的精神病人, 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阶段, 如果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司法机关应当提供法律援助。对比可以得知, 对于可能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精神病人的法律援助, 刑诉法仅仅规定了在庭审阶段的法律援助事项, 至于对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和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阶段的法律援助问题, 法律条文没有提及, 但根据比例原则, 既然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精神病人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能够得到法律援助, 那么, 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更需要法律的保护。因此, 法律应明确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的法律援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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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光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释义与点评[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2:439.
强制医疗 篇10
关键词：强制医疗,精神病鉴定,决定权归属,法律救济
一、精神病鉴定机构的选择
精神病鉴定是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启动的前提, 只有经法定程序鉴定认为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才能适用强制医疗。准确、公正的鉴定意见可以有效避免将某些没有精神病的犯罪人当成精神病人处理或者将某些患有精神病的人当成正常犯罪人处理的情形, 以保证正确适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
首先, 《新刑诉法》取消了对鉴定机构的范围限制, 删除了原刑诉法中“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 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的规定。取消对鉴定机构的范围限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因为鉴定机构不仅包括医院, 还有相关科研机构也可以进行鉴定活动。这些鉴定机构同样拥有大量鉴定专家、鉴定技术和设备, 完全具备进行精神病鉴定的资质。而医院最重要的职责是治疗病患, 鉴定工作实属边缘化的附属产业, 无论从经济还是从社会责任上考虑, 医院都将更注重治疗病患而不是作司法鉴定。
其次, 应选择与精神病患者无利益关系的独立机构作为鉴定机构。因为收治医院可能会受自身经济利益的驱使利用其专业性的技术而做出不客观公正的鉴定意见。在数量上也可以选择由两个相互独立的机构的精神科执业医师对当事人进行鉴定和诊断, 这样有助于提高诊断的可靠性。
二、强制医疗决定权的归属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 是否适用强制医疗的决定权属于法院。强制医疗的本质是对公民自由权的限制与剥夺, 其价值目标是维护社会安全与保障基本人权并重。按照现代法治原则的基本要求, 凡是涉及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等重大权益的事项, 必须由司法机关做出独立、公正的裁决。由一个独立的第三方来对关乎公民自由的重大事项做出公正判断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因此, 将强制医疗的决定权交由法院行使, 符合程序正当化的要求。这种控辩双方对抗、法院最终决定的诉讼方式也可以避免公权力的恣意妄为与权利的滥用。但是, 这一制度也有一定的漏洞。法院在审案中直接做出强制医疗决定并生效的情况下, 检察院虽有对法院决定权的监督但很难实行, 应当规定法院将强制医疗的决定抄送同级检察院, 检察院可提出异议。
另外, 在法院审理强制医疗案件的审判组织方面, 《新刑诉法》规定采用合议庭的审判制度, 保障了审判结果的正确性与公正性。由于强制医疗案件具有特殊的医学专业性, 所以审判组织的构成应当针对性地吸纳具有精神医学专业知识的专家作为陪审员来有助于案件的顺利进行。
三、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的限制条件
《新刑诉法》规定公安机关在法院决定强制医疗前, 可以对实施暴力的精神病人采取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这一规定保证了公安机关在紧急状况下控制精神病人, 保护病人人身健康并维护社会安全。但由于规定过于笼统, 对于哪些行为属于约束措施, 如何把握对精神病人的控制力度没有作进一步的限制。在期限上, 该条文仅规定“在人民法院决定强制医疗前”, 《新刑诉法》规定, 人民法院应当在一个月以内做出强制医疗的决定。公安机关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是在侦查阶段, 从侦查到检察院起诉再到法院审理这段时间也属于“在人民法院决定强制医疗前”, 那么可以推定, 对精神病人的约束措施的期限将远远不止一个月。对比台湾地区的《精神卫生法》第四十二条规定, “紧急安置期间, 不得逾五日, 并应注意严重病人权益之保护及进行必要之治疗。”对于不应强制医疗的被告人应当及时取消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的情况, 法条没有涉及。司法解释还应该在保护性约束措施的限制条件上做出相关的补充规定和说明。
在选择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的执行地点的问题上, 一方面, 为了保证精神病人和其他罪犯的人身安全, 不能将其草率地关押于看守所;另一方面, 在未确定强制医疗之前不应当对其收容至强制医疗机构。根据我国的现状, 可以在我国看守所中独立出一个精神病看守所, 也可以在我国的现有的社会救助机构中独立出一个专门的临时看护精神病人的场所。
四、给予强制医疗案件当事人的救济权
首先, 《新刑诉法》第287条规定了申请复议制度。也就是说, 如果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认为强制医疗决定不当的, 有权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另外, 如果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认为采取强制医疗的决定错误, 应当追究被强制医疗的人刑事责任的, 也有权申请上一级人民法院复议, 以保持被强制医疗人和被害人权利救济的平衡。但是申请复议以及人民法院对该申请进行处理都是书面形式的, 不开庭审, 透明度不高、公正性和准确性也难以确保。
第二, 《新刑诉法》第288条规定, 对于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的, 强制医疗机构可以提出解除意见, 当事人及近亲属可以提出申请, 由法院批准。因为精神病是可治愈的, 随着精神病人精神状态改善, 人身危险性随之减小或消除。如果精神病人已经恢复正常或者不具有社会危害性, 就失去了强制医疗的必要性, 就应当对其解除强制医疗措施, 使其恢复人身自由, 回归社会。但是, 强制医疗机构仅能提出解除意见, 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只能申请解除治疗, 是否解除还要由法院作决定。如果法院做出错误决定, 《新刑诉法》却未规定任何救济措施。
由此可见, 《新刑诉法》对于权利救济方面的规定还不够完善。应该在原有救济措施的基础上规定再审制度, 人民法院必须开庭审理;对于人民法院的错误决定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等可以要求国家赔偿。
五、最长医疗期限和定期诊断制度的设定
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涉及基本人权保障, 对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应当在一定的期限之内, 只有建立在定期评定和限制自由期限的基础上, 才能保证精神病患者不会遭遇变相拘禁的困境。《新刑诉法》对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期限没有作最长医疗期限的限制, 在定期诊断评估方面也只做了笼统规定。
由于精神疾病存在较大的波动性和认定的主观性, 强制医疗的效果难以预料, 不宜规定固定期限。但为避免无期限限制自由的情况, 应当规定最长医疗期限, 期满后必须经鉴定机构鉴定和法院审查, 认为确有必要, 可以延长;不具危害性时, 则应解除。最长医疗期限的制度比定期诊断评估提出解除意见或由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申请解除强制医疗的方式更具有强制性, 更能保护被强制医疗的人。例如我国台湾地区刑法典规定的强制医疗期限为三年, 即最高为三年, 法官仅能在此限度内定期间, 必要时就己定的期间酌量延长, 不可逾越法定期间的范围。我国可以对此加以借鉴, 强制医疗满三年后必须经过鉴定机构和法院的鉴定、审理方可决定是否继续强制医疗。
关于“定期对被强制医疗的人进行诊断评估”, 《新刑诉法》没有规定所谓定期是以多久为期。我国台湾地区的规定为30天。《上海精神卫生条例》第32条规定, “医疗机构应当每月为住院治疗的精神疾病患者进行一次精神状况评定。”每月对被强制医疗者进行一次诊断评估是比较合适的。在实践中一定要强调诊断评估部门主动审查的重要性。《新刑诉法》规定进行定期诊断的执行机构是强制医疗机构, 笔者认为由法院指定的鉴定机构对被强制医疗的人进行定期检查似乎更为合理。因为患者长期由强制医疗机构治疗和看护, 若将定期诊断评估的责任也赋予它, 可能会导致医疗机构敷衍于事, 甚至为了私利做出错误的诊断评估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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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冀祥德.最新刑事诉讼法释评[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2.
试论强制医疗执行的检察监督 篇11
关键词：强制医疗执行；检察监督
一、強制医疗执行检察监督的概述
强制医疗执行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刑执部门对人民法院、公安机关交付被强制医疗精神病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以及强制医疗机构收治、治疗、诊断、评估、解除被强制医疗精神病人等监管执法、医疗活动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实施的监督。《人民检察院诉讼规则》第661条对公诉部门和刑执部门在强制医疗监督方面的不同职责进行了分工，实体方面的由公诉部门进行监督；具体执行方面的由刑执部门进行监督。从检察监督的应有之义来看，刑执部门对强制医疗执行活动的监督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对公安机关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执行的监督
对于存在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根据具体情况，公安机关可以先行采取临时性的保护性约束措施。刑执部门对使用保护性约束措施监督过程中，要逐人检查其被采取措施时是否办理了登记手续，是否按照程序办理了审批手续；是否有必要采取临时性保护措施，在监督过程中，一旦发现公安机关有虐待以及违反规定使用械具等违法情形的，应当及时提出纠正的意见。
2.对强制医疗交付执行活动的监督
刑执检察部门对强制医疗执行的监督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人民法院在作出对精神病人采取强制医疗的决定后，是否将强制医疗的相关法律文书在规定的期限内及时交付给公安机关执行；交付的强制医疗决定书、法医精神病鉴定材料、执行通知书及其他法律手续是否齐全；公安机关在收到法院的执行通知书后，是否依照法律规定及时将被强制医疗人送交合法的强制医疗机构。发现有上述违法情形的，刑执部门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3.对强制医疗执行机构的监督
对强制医疗机构的监督主要包括：是否具有相应的治疗资质，在接收精神病人后是否及时建立了相关医疗档案，是否为被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创造了适宜的生活环境，是否按照规定定期对被强制医疗人进行诊断评估；对被强制医疗人使用各种药物、实施相关手术是否以治疗为目的，是否为治疗所必需且唯一的选择；是否将实际采用的医疗药物及措施一一如实记录在案并依法保存；是否以有碍治疗为理由侵犯了被强制医疗人的隐私权、会见通讯等合法权利的现象；是否对没有社会危险性且不需要继续强制治疗的人及时向作出决定的人民法院提出解除强制医疗的意见。
4.对解除强制医疗的监督
对于不再具有人身危险性，并且不再需要继续治疗的被强制医疗人，是否及时进行制作出诊断评估报告并主动向人民法院提出解除的意见；是否在人民法院对被强制医疗人作出解决强制医疗的决定后，及时为被强制医疗者办理好相关的解除手续并立即解除强制医疗；对于已不具有人身危害性，且不需要继续进行强制治疗的被强制医疗人员解除强制医疗的，是否具有人民法院解除强制医疗决定书等相关法律手续。
二、强制医疗执行检察监督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1.现有立法缺少可操作性的规定
不管是新修后的《刑事诉讼法》还是《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虽说都明确规定了检察院享有对强制医疗执行的监督职权，但是一个过于笼统、操作性较差的规定，对于监督的途径、方式等问题都没有做出具体且详细的操作细则，因此，强制医疗执行的法律监督还需要进一步的梳理、总结、明确执行中的具体问题，以便规范的开展监督。
2.监所检察队伍缺乏专业人才
鉴于强制医疗本身对专业要求很高，强制医疗的监督更需要检察人员具备相应的医学知识、心理学知识、精神病学相关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在工作中运用所学的精神病学知识来判断被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的精神状况，对其是否需要强制医疗进行衡量，对被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的医疗状况及医疗机构的诊断评估进行有效的监督。目前招录的检察人员一般不具有专业的医学知识，要想很好地履行这项职能，使这项监督工作不流于形式，就必须加强相关专业知识的培训和学习，从而打造一支能够胜任此项监督职能的杰出队伍。
3.相关单位、部门之间的相互配合机制尚未构建
在强制医疗的整个程序中，涉及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强制医疗机构多个单位和部门，各方的协调与配合显得十分重要，只有各方共同协作配合，才能使得这一政策落到实处，才能实实在在地保护被强制医疗者的合法权益。
三、强制医疗执行检察监督的完善
1.探索并完善强制医疗执行检察监督的实施细则
新修后的《刑事诉讼法》及《刑诉规则》也只对强制医疗的执行监督作了比较笼统概括性的规定。现行法律并未对强制医疗机构应当何时将提出申请的相关情况告知刑执部门作出具体的期限上的规定。实践中各基层院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探索强制医疗程序的试行细则，进一步将原则性的规定具体化，使强制医疗检察监督更具操作性，为刑执部门的强制医疗执行监督提供切实可依的法律依据。
2.加强与相关单位的协调配合
强制医疗程序从提出申请到解除的整个过程涉及到公安、检察院、法院以及强制医疗机构等多个单位，做好各个阶段的衔接工作，是我们得以顺利进行强制医疗执行检察监督的保障。通过定期组织相关部门和单位召开专题联席会议，在会议中由各个部门及时通报强制医疗的相关信息，并就强制医疗执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进行讨论和分析，最终得出解决的方案。
3.构建网络信息共享机制，实现动态监督
建立网络信息平台，实现动态同步监督。刑执部门与公诉部门、公安局及法院建立信息共享制度，各单位将各自涉及的相关数据和情况及时录入共享平台。刑执部门可以通过网络信息平台随时查询被强制医疗者的相关信息，使得强制医疗执行监督工作更具有针对性。
4.加强强制医疗执行监督的队伍建设
强制医疗 篇12
关键词：医疗责任保险,必要性,模式
1 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简介
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制度,是指国家通过立法建立一种保险制度,确立医疗机构和医生的强制投保义务,以分散医疗损害赔偿的风险,并使受害人的损失及时得以补偿。强制医疗责任保险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强制性,即通过国家法律规定的形式强制实施,将投保该险种作为医院经营、医生执业的前提条件;二是标准化,即整个强制保险体系的运作有一套统一的标准,对于保险责任范围、责任限额、保险费率等均有明确规定,有助于责任的判定。
2 在我国实施强制性医疗责任保险的必要性
不可否认,即使在医疗责任保险已经开展了几十年的西方发达国家,至今仍然面临着如何缓解巨额赔偿压力的问题。但是只有当医疗责任保险被赋予强制性的地位后,才能在社会上得以广泛启动,并在医疗体制改革中发挥作用。因为只有保险公司实现了规模经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交纳的保险费才能下降,从而由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转嫁给患者承担的该部分费用(往往包含在医疗费用中)才能下降,从而使全社会受益。
2.1 从相关法律法规的配套性来看
首先从现行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条来看 :“本条例所称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也就是说,它将归责原则转变为完全的过错责任原则,取消了归责的客观条件,并且突出了医疗机构的过错,以及因过错而产生的责任,将由于医疗机构的过错而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情形全部纳入了医疗事故的范畴;只要有过错、有损害事实、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可认定医疗机构的法律责任,医疗机构就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这些修改加强了对患者的保护力度,但使得医患关系中医方的强势地位有所弱化,在有利于平衡医患关系的同时也潜在的增加了医疗机构的运营风险。医疗责任保险的传统价值是分散风险,但随着责任保险的发展和整个社会对尊重人权的意识不断提高,其保护受害一方的价值目标日益受到重视。强制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充分体现了保护受害人合法利益的价值追求,推行强制的医疗责任保险,采用社会化的形式来分担这种风险,既符合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也兼顾了社会生活中的公平理念,无疑是一种较好的方法。
其次,2002年4月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明确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这种关于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确立了我国医疗事故诉讼中因果关系推定和过错推定的双重推定模式。这种立法方式,体现了对作为弱势一方的受害者保护,也方便受害者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举证责任的加重客观上增加了医疗机构的诉讼负担,许多患者并不是医疗事故的受害人,也往往采取诉讼的方式向医疗机构索要赔偿,导致了目前这种医疗纠纷不断,医患关系紧张,法院诉讼效率降低的局面,十分不利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患者以及法院三方正常工作的开展。解决这一难题的重要途径就在于建立强制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依靠推行该制度,可以缓解医患矛盾,减少诉讼,便于患方及时获得赔付,也减轻了医方的负担。
2.2 从目前社会实际情况来看
除了法律方面的因素,建立强制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也是医疗事业、保险业发展和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客观需要。
2.2.1 建立强制的医疗责任保险法律制度是医疗事业和谐、健康发展的需要
医疗行业与其他行业不同,风险性极大,因此一旦治疗效果与期望的结果出现差距,患者往往通过引发纠纷或争议来向医院索赔。医疗机构在进行赔偿后,由于内部追偿制度的转嫁,也会给医务人员带来压力,导致其选择消极治疗来保证执业安全。同时,在发生医疗事故后,一些医院可能由于无力承担赔偿责任致使受害人得不到充分的救济,严重影响了受害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实现。对受害人及其家属而言,医疗诉讼的律师费用、诉讼费用高昂,对于人身和经济上已受损失的受害人家庭无疑是雪上加霜,而且即使法院判决支持了受害人的请求,“执行难”的问题又再一次阻碍了受害人合法权利的实现。如果有保险公司介入医患关系,通过医疗责任保险的方式,当事故发生后由保险公司负责赔付,及时给予受害人物质赔偿和精神安慰,不仅能够分散医疗风险,缓解医患矛盾,避免患者及其家属进一步采取过激行为引发的伤害,也可以解决医疗机构的赔偿资金难题,使得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能够专心提高医疗服务质量。
因此,有必要通过立法确立医疗责任保险的强制性地位,通过举办保险实现损害赔偿责任的社会化转移,充分发挥医疗责任保险在保障患者合法权益、降低医院赔偿压力等方面的作用,从而保障医疗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2.2.2 建立强制的医疗责任保险法律制度是保险市场稳定、迅速发展的需要
责任保险是发达国家的财产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有关资料显示,美国医生投保医疗责任保险的保险费占其年收入的4%-l0%,若按这一比例预测,我国医疗责任保险保费收入将存在一个极大的增长空间。从理论上说,风险越高的地方,责任保险越有开展的前途,责任保险业务的利润也就越大,医疗服务行业的高风险性应当成为责任保险发展的推进器,然而我国目前的情况却恰恰与之相反。例如,从北京市的情况来看,虽然早在1998年就开展试点,但由于没有行政命令要求强制投保,北京600多家医疗机构参加医疗责任保险的仅有50家医疗机构。由于没有“大数法则”的规模效应加以保障,加上医疗责任保险的风险太大,这项业务濒临夭折。可见,对于医疗责任保险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如果完全依赖市场的自我演进,通过培育市场、完善市场竞争、更新产品等方式逐步予以解决,发展必然是十分缓慢和缺乏效率的。在目前强调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手段相结合的时代,市场需求的培育、竞争机制的完善等都离不开国家的适当干预。只有在建立了强制的医疗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大数法则”才能发挥效应,并渐渐影响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保险观念、法律观念,才能够真正的促进医疗责任保险市场的稳定发展。通过立法,将医疗责任保险规定为强制保险,促使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投保,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目前自愿投保模式下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从而迅速推动医疗责任保险市场的发展。
2.2.3 建立强制的医疗责任保险法律制度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需要
当前,我国政府已将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推动市场经济改革和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医疗行为致害的赔偿给付和医疗赔偿风险的社会化分担不仅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与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药品流通体制改革、医疗服务价格体制改革等紧密相连,切实关系到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根据卫生部及有关研究机构的统计,目前全国每年发生医疗纠纷逾百万起,但70%以上的纠纷无法得到及时解决,主要原因是赔偿标准不一致、责任难以厘定,加之许多小型和民营医院财政困难,对此人民群众反映强烈。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的《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及未来三年实施方案,下一步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任务十分繁重,加快建立完善的医疗损害风险管理和赔偿制度,有利于改革的顺利推进,促进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以法律手段建立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建立医疗责任风险分担机制,既能够实现医疗机构赔偿风险的社会化分担,也能够满足法律和现实的需求,适应我国当前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从而促使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和社会主义福利型社会的建设。
3 推行强制医疗责任保险方式辨析
综合国内外医疗责任保险的发展状况,推行强制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可以有两种方式——以行政命令手段或以法律手段。以行政命令手段是指行政机关,一般是卫生行政部门通过行政权力强制要求购买医疗责任保险,从而以行政力量强行推动医疗责任保险的发展。我国北京市从2005年1月1日起要求其行政区域内国有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必须参加医疗责任保险也是采取该方式。行政命令的手段虽然能够发挥行政机关的组织和动员能力,利用行业主管部门的权威推动医疗责任保险的发展,但是却使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建立在了行政干预的基础上,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购买医疗责任保险并不是由于内在自觉行为,而是迫于行政压力,久而久之,必然会使医疗责任保险事业欠缺必要的动力,一旦行政干预不足,投保人可能会纷纷退保;并且在目前我国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法治国家的时代背景下,以行政命令手段干预医疗责任保险市场的发展超越了行政权力的范围与宗旨,也容易导致行政级机关与医疗机构产生矛盾,因此,建立医疗责任保险制度不适合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
以法律手段是指国家通过立法的方式,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投保义务,规定医疗责任保险是医疗机构开业和医务人员执业的必备条件,使医疗责任保险成为法定强制保险。例如美国的佛罗里达州,科罗拉多州等不仅确立了医疗责任保险的法律地位,同时对保险金额、保保险费、费率厘定依据及保险范围等做了详细的规定,因此可以借鉴此种模式。从性质上看,医疗责任保险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保险,也不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组成部分,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具有社会保障机制的作用,该险种具有一定的社会公益性,发挥着弥补受害人损失,减轻医疗机构赔偿压力,减少医疗纠纷和分散医疗风险的重要作用,因此与一般的商业保险不同,具有准社会保险的性质。
我国可以效仿《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相关举措建立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在自愿投保的商业性质的保险不能满足现实需求的情况下,依靠法律的强制力促使促使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投保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4 立法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必须解决的几个前提问题
4.1 科学厘定非赢利性的保险费
厘定保险费涉及多学科的问题,精算师应考虑下列因素:医院的类别(综合或专科)、级别、科别的不同组成;医院的病床数和实际入住率、医护人员人数和实际接诊、服务次数;过去一定时期发生医疗过失概率及未来一定时期医疗过失发生的概率;一定时期内通过各种不同途径解决纠纷的平均医疗过失赔偿额;医院所在地区的物价指数和职工年度平均收入等等。
4.2 加快制定与医疗过失责任的法规相匹配的医疗体制改革的政策和实施措施
我国医疗单位是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设立的以救死扶伤、防病治病、为公民的健康服务为宗旨的机构。根据国务院《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及相关规定,我国将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将医疗机构分为赢利性和非赢利性两类进行管理,非赢利性医疗机构在医疗服务体系中占主导地位;政府举办的非赢利性医疗机构由同级财政给予合理补助,并按扣除财政补助和药品差价收入后的成本制定医疗服务价格,对于非赢利性医疗机构收入实行总量控制,结构调整,在总量控制幅度内,综合考虑医疗成本、财政补助和药品收入等因素,调整不合理的医疗服务价格;实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和收支两条线。因此,医院在医疗收入改革分配调整过程中从药品中获得收入已经或正在大幅度降低,而医疗服务价格只能逐步小幅度上调并且最终不得高于成本。面对不断增加的医患纠纷,司法实践中对医疗过失责任赔偿机制已经走在医疗改革之前。医院作为非赢利性医疗机构不按照市场原则经营,但要承担按照市场原则所推出的医疗责任保险费,承担法院依据民法调整平等主体间的民事行为所裁决的民事赔偿责任,长久如此,医疗机构享有的权利与承担的义务是不对等的。我国的执业医师人事上归属于其工作的医院,效仿国外独立执业医师自行承担高额医疗责任保险费用在我国行不通,让发生医疗过失的医师承担高额的民事赔偿更是不可能。因此应将基本医疗责任保险和特殊附加责任保险纳入医疗体制改革中,从医院成本投入、风险、收入与分配机制、保费的构成及分担等多角度综合实施配套政策。
综上,设立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制度能够防范和降低医疗行业的风险,保护广大患者的利益、维护正常的医疗秩序,促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医疗责任保险所具有的化解风险,弥补损失的作用已经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医疗责任保险制度体系的形成是一项非常艰巨而又复杂的工程,也是一个长期探索的过程,需要政府部门找准自己的位置,与医疗机构、保险公司密切配合,充分协商研究,同时借鉴国外比较成熟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构建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从现有的法律体制出发,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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