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程序申请书刑事

普通程序申请书刑事（通用8篇）

普通程序申请书刑事 篇1

刑事诉讼格式文书二十三

适用普通程序申请书

申请人：

律师事务所

律师 通信地址或联系方式： 申请事项：对被告人

适用普通程序审判。

申请理由： 被告人

一案

涉嫌

涉嫌

一案，具有以下 不应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

（被 告人的行为可能不构成犯罪；被告人可能不负刑事责任；案件事实不 清、证据不足；不应当或者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其他情形）。本人作 为被告人的辩护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九条的规定，特此 申请贵院对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判。

此致

人民法院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普通程序申请书刑事 篇2

刑事简易程序是对刑事普通程序的简化,它具有简易程序的一般特征。狭义上的刑事简易程序是特指对开庭正式程序的简化,而广义上的刑事简易程序包括庭前准备程序的简化。依照《布莱克法律词典》的解释,简易程序仅相对于普通程序而言,凡指不经检察院起诉、陪审团定罪或者普通法正常程序所要求的其他程序,法官直接以迅速、简单的方式处理争议,解决案件,作出裁判的任何诉讼程序。可见,简易程序的内涵是非常宽广的。综观国外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并不限于单一化的简易程序而是往往设置多种类型的简易程序,以分别适应不同案件多层次的价值需要和追求审判效率的进一步提高。

二、我国刑事简易程序制度的现状及基本缺陷

我国1996年确定了刑事简易程序,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范围是:其一,对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其二,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其三,被害人起诉的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同时要求被告人认罪。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后两项犯罪属于自诉案件范围,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76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自诉案件可以使用简易程序审理,同时可以采用刑事诉讼法对审理自诉案件规定的有关程序。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并非所有的自诉案件都可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2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案件,不应当适用简易程序:公诉案件的被告人对于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予以否认的;比较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被告人是盲、聋、哑人的;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其他不适宜适用简易程序的。

在司法实践中,简易程序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十几年的司法实践证明,已有的简易程序并没有达到立法者当初预期的效果,并且随着我国刑事案件数量不断增长,现有的简易程序在案件适用范围上的狭窄,使其日益显示出在提高刑事诉讼效率方面的局限性。可以说,现有的简易程序模式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同时,刑事案件不断呈现出的多样化、复杂性的趋势要求我国的刑事诉讼简易程序也应当是一个层次性的、能够实现系统分流的模式。为了更有效地实现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案件的繁简分流,简易程序多样化的改革势在必行。我国简易程序的单一化已经严重阻碍了我国诉讼效率的提高,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我国现行刑事简易程序制度存在的最大或最突出的问题是刑事简易程序制度的体系很不完备,一些重要的刑事简易程序制度尚完全没有建立起来,主要包括狭义上的刑事简易程序是简化模式的辩诉交易程序、处罚令程序以及广义上的刑事简易程序之快速起诉程序、法官预审的书面化及其与证据开示的协调程序等。简易程序的深入改革有必要从简化审判程序的单一化思路走向类型化。我国简易程序的类型化,包括对诉讼程序不同阶段的简化,也包括简化方式从阶段简化到阶段省略的不同层次。

三、刑事普通程序简化审的模式解析

1. 扩大检察机关不起诉的范围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案件作出不起诉决定,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后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依法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二是人民检察院对于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三是犯罪嫌疑人有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四是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国采用的是起诉便宜主义,起诉便宜的实用价值是不可低估的,正如有些学者所言,要从整体上大幅度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必须将简易程序从审判阶段向前延伸到侦查、审查起诉阶段上。刑事诉讼周期的大部分时间,是花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上的,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办案时间的拖延,不仅加重办案机关和看守机关的负担,耗费有限的司法资源并且因案件不能及时得到审判,使得迟到的正义成为非正义,有损于法律秩序的威望以及社会对司法程序的信心。从目前来看扩大检察机关不起诉范围是解决实际中的复杂情况而采取的一种措施之一。

第一,扩大不起诉范围是提高诉讼效率的需要。法院在案件压力巨大的情况下由检察院对一部分构成犯罪的案件先行处理明显可以减轻审判压力,达到快速结案的效果。正如英国学者罗布·艾伦说:“在以法定原则为基础的地区,所有充分证据的案件都应当被起诉到法院。这种制度看似提供了平等待遇并避免了公共权力的滥用,但另一方面,英格兰和威尔士一直实行的便宜原则,则允许对是否起诉到法院进行自由裁量。这显示了制度的灵活性,免除了法院为过多琐碎案件所累的负荷,公共利益也在这个选择机制中得到最好的兼顾。”

第二,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中对“酌处职能”作了规定:一些国家规定检察官拥有酌处职能,在这些国家中,法律或已公布的法规或条例应规定一些准则,增进检察官在检查过程中作出裁决(包括起诉和不起诉)的公正和连贯性;“起诉之外的办法”部分规定:根据国家法律,检察官应在充分尊重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人权的基础上适当考虑不起诉,有条件或无条件地中止诉讼程序或使某些刑事案件从正规的司法系统转由其他办法处理。为此目的,各国应充分探讨采用非刑事办案的可能性,目的不仅在于减轻法院过重的负担,而且也避免犯罪嫌疑人受到不必要审前拘留、起诉和定罪的无名,以及避免监禁可能带来的不利后果。

综观各国不起诉的条件,我国应当赋予检察官自由裁量权并以立法形式扩大不起诉的范围,主要应包括触犯刑法的轻微的少年或老年的嫌疑人;犯罪情节显著轻微的偶犯嫌疑人;对犯罪后果采取了弥补或悔改措施的嫌疑人;适用起诉犹豫更有利于使之改恶从善,复归社会的犯罪嫌疑人;对于根据被害人控诉才能提起诉讼、被告人与被害人已经和解,但除法律另有规定的情形出外。为确保起诉犹豫的质量,还应赋予检察官自由裁量权并根据以下三类因素来确定是否作出起诉犹豫决定。一是犯罪行为人的因素。如犯人性格、犯罪性质、平时行为、遗传、学历知识程度、经历、有无前科、有无不良习惯、犯罪行为人的年龄、是否未婚女子或学生、家庭情况、居住地、职业工作单位、生活环境、交友关系、有无双亲或其他监护人、有无固定居所等。二是犯罪的因素。如法定刑的轻重、有无加重减轻的法律规定、被害程度、犯罪的情节、情况、犯罪动机、原因、方法、手段、犯罪行为是否得力、与被害人关系、社会对该犯罪的关注程度、犯罪对社会的影响、起诉犹豫决定后是否会形成模仿同类犯罪的导向等。三是犯罪后的影响。如犯人有无反省举动、谢罪和回归社会的努力,有无逃跑或毁灭、隐藏证据的行动,有无实行保护观察的监督及保护的可能,有无赔偿被损害人损失、争取被害人谅解的举措,有无被害人提出的减免其刑事责任的要求等。

2. 引进处罚令程序

通过对国外立法的考察,尤其是对与我国刑事诉讼特点相近的大陆法系国家立法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名为处罚令程序的简易程序模式为各国提高刑事诉讼效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处罚令程序是大陆法系国家在一些较为轻微、简单的案件中所适用的简易审判程序。在这种程序中,法官只对检察官提出的处罚令申请和案卷进行书面审查,即可对被告人处以罚金或自由刑、缓刑等轻微刑罚,而不再进行正式的审判。处罚令程序毫无疑问是刑事诉讼法上最重要的程序经济化的制度之一,因此特别适宜用来减轻地方法院的刑事司法负担。另一方面,它有利于减轻被告人的诉累,减少参与诉讼的费用,避免对其公开审判所引起的麻烦和名誉上的不良影响,故对于那些被告人完全同意、不提出异议的案件来说,处罚令程序开辟了一条国家和被告人双赢的刑事司法道路。

适用处罚令程序的案件范围主要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可能判处管制、单处罚金、缓刑的轻微刑事案件。除了案件本身应该符合上述条件外,处罚令程序的启动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首先,检察机关征得了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的同意,这是处罚令程序适用的一个前提。一方面这是对被告人主体权利的尊重,使其对简易程序的适用享有选择的权利;另一方面,事先征得其同意,可以减少被告人事后提出异议的机会,能够真正起到提高诉讼效率的作用。这就要求检察官向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告知处罚令的法律意义,展示其已经掌握的证据,以保证被告人的知情权。其次,在征得被告人同意后,检察官向法院提交一份含案卷事实和证据以及量刑建议在内的处罚令申请,该申请的作用相当于一份起诉书。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认为需要适用处罚令程序,也可以主动向检察机关提出适用处罚令的书面申请。检察官应当给予被告人答复。如果检察机关认为不同意适用处罚令程序,应当说明不同意的理由,之后将被告人的申请及其不同意的理由一并移送至法院,由法院最终决定是否适用处罚令程序,如果法院认为检察官的反对理由不成立,可以适用处罚令程序。这样的启动程序,既可以保障被告人在程序上的参与权,又可以加强法院及检察院之间的相互制约和监督的关系。再次,法院对处罚令申请的审查。法院应当对处罚令进行实质性审查,认为符合处罚令条件的,即可按申请签发处罚令。如果经审查不符合处罚令程序的适用标准,但符合简易程序适用标准的,可以依法转为简易程序,在程序上应遵守关于简易程序的规定。如果两种程序都不适用,应当转为普通程序。

我国在构建多样化的简易程序时,我们应当看到处罚令程序在提高诉讼效率上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优势,而且在目前我国的诉讼体制下,引进处罚令程序作为我国多样化简易程序的一种模式也是势在必行。但是处罚令程序的启动是以检察官提出一个带有量刑建议的处罚令申请开始的,因此,量刑建议权可以说是处罚令适用的前提,没有量刑建议权,处罚令程序就无法启动。虽然我国在立法上没有承认量刑建议权,近几年来,法学界对量刑建议权的讨论越来越热烈,总体上倾向于肯定量刑建议权是检察官公诉权的一部分,应当赋予检察官量刑建议权。不仅如此,近年来全国各地的检察机关都在搞量刑建议的试点,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3. 辩诉交易的确立

辩诉交易制度产生于19世纪的美国。辩诉交易的采用,使案件的定罪和量刑问题同时获得迅速解决,从而大大缩短了刑事案件的结案周期,大量刑事案件避开冗长复杂的法庭审判而由当事人以协商和交易的形式结案,这使得有限的司法资源得到节省,整个司法制度的效率得到提高。基于辩诉交易制度对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节约诉讼资源的积极意义,笔者认为在我国还是有移植的必要的。细究我国刑事诉讼队伍人员膨胀的现状,是因为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构造的不灵活性而导致的。我国现行刑事案件除有部分自诉案件以调解结案外,大多都是以判决的方式决定刑事被告人应承担的刑罚。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这种制度造成部分被告人判刑后对判决认定的事实或刑罚不服,向检察、法院、人大及政协等机构申诉,各级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又需设置常设机构专门处理刑事案件的来访、来信和申诉。如此的恶性循环,我们势必应当着手对之加以改革,引进适宜我国国情,利于我国诉讼公正、效率都能得以提高的制度。

笔者认为在我国辩诉交易程序的启动时间应当在提审或问罪之前达成协议并通知法院,以便法院在履行或问罪这样的认罪答辩程序中及时完成正式审查。辩诉交易应由检察官首先提出,检察官就是否作出辩诉交易拥有自由裁量权。犯罪嫌疑人能够同意是否交易和交易内容,法官不是辩诉交易的主体,不能对能否交易以及如何交易提出意见。检察官在同辩方进行协商之前,必须对本案的案情进行审查研究,以确定协议的适当性,具体来说检察官应考虑以下情形:被告人是否愿意协助对其他人的侦查或起诉;被告人的犯罪历史;所控犯罪的性质和严重性;被告人的悔罪程度和承担责任的意愿;迅速而确定地处理该案件的客观必要性;通过审判获得有罪判决的可能性;对证人可能产生的影响;如果被告人被定罪,可能判处的刑罚或可能产生的其他不利于被告人的后果;公共利益是要求进行审判还是要求获得有罪答辩。

今后,我国简化程序的改革必须革除小打小闹的程序简化模式,要进行大刀阔斧改革,从真正意义上实现“公正与效率兼容,打击与保护并重”的司法改革目标。

摘要：如果将所有刑事案件都交付法院审理，则很难实现中国目前司法改革中“公正兼顾效率”的要求，要从整体上大幅度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必须将简易程序从审判阶段向前延伸到侦查、审查起诉阶段上，并赋予检察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关键词：刑事简易程序,不起诉,处罚令程序,辩诉交易

参考文献

[1]马贵翔．刑事简易程序概念的展开[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

[2]王强．理性分析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的可行性[J]．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04(1)．

[3]赵继铭，王君民．建立空便协商程序与完善检察官自由裁量权[J]．政法论丛，2005(6)．

普通程序申请书刑事 篇3

关键词：刑事普通程序简化审；审前监督程序；被告人合法权利

中图分类号：D92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3-0109-02

目前，刑事普通程序简化审的实践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众多的，但就根本原因而言，是普通程序简化审过于“简单”——制度本身的内在缺陷和配套措施不健全，造成我国普通程序简化审实践中的局限性。由此可见，审前监督程序的建立和完善成为普通程序简化而公正审理的关键所在。因此，要使普通程序简化审顺利推进，实现改革的最佳效果，必须建立健全与之相配套的互动机制，笔者认为至少需要采取以下几项配套的措施。

一、规范并细化简化审启动阶段的法律文书

从实践上看，目前启动“简化审”程序需要制作并下达《普通程序简化审建议书》、《通知书》、《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决定书》和《权利告知书》等法律文书。我们知道，法律文书是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罪的载体。但现行的法律文书都较为简便，缺少必要的信息，显然不能满足被告人对具体情况的了解，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普通程序简化审的效果是不理想的，一方面起不到教育作用，另一方面不能使被告人做出合理的决定。因此为了使被告人正确了解公诉机关对自己的指控是否符合本人所实施的行为，应从这几方面规范和细化法律文书：第一，细化起诉书。不能概括写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及使用的法律，而应详细写明所指证的犯罪时间、地点、人物、情节、手段、犯罪结果等基本要素和适用法律的有关条款。第二，在制作《普通程序简化审建议书》（以下简称《建议书》）时，首先，要做到《建议书》须写明被告人有自愿选择认罪的诉讼权利，法律不需要被告人做有罪答辩，他有权要求按普通程序审判案件。其次，《建议书》要明确写明被告人享有律师权。再次，《建议书》还应写明被告人在做有罪答辩时可能受到最高刑罚以及《意见》中规定选择简化审程序可酌情减轻从轻。最后，《建议书》应告知被告人在当庭宣布刑罚前可撤回有罪答辩的权利，但需要有可抗辩事由。第三，规范《权利告知书》。将被告人享有的申请回避权、鉴定人到庭做证权、申请重新鉴定及勘验权、辩护权和最后陈述权等权利详细写明，在送达起诉书副本时一并书面送达被告人，有被告人签字确认后在庭审前交由书记员，从而省略庭审告知诉讼权利的步骤。第四，当被告人自愿选择认罪后并经过被告人自愿认罪的审查确认程序（下将详述）后，法院方可送达《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决定书》并由被告人、辩护人签字。

二、规定当决定采用普通程序简化审时，控方得连同起诉书、案卷和证物一并移送法院

“被告人认罪案件”的简化审理程序不适用移送起诉书附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的起诉方式。在采取起诉状一本主义的日本，简易程序是起诉状一本主义的例外，检察官应移送全部案卷和证物[1]。我国“被告人认罪案件”的简化审理程序也应当如此。否则，《意见》第6条规定的“法院在开庭前可以阅卷”就无从实现。

三、增设被告人自愿认罪的审查确认程序

刑事诉讼法应规定严格的审查确认制度，这样做一方面可以有效减少普通程序简化审改为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另一方面也是基于被告人合法权利的保障上来考虑的。此种程序可类似于英美法系国家的起诉认否程序，始于提起公诉之后，终于开庭审判以前，采取独任制，实行书面审查为主，辅之以调查询问方法。在审查确认过程中，法官得亲自听取被告人的有罪陈述，并征询被告人是否同意适用简化审理程序的意见。

通过借鉴国外的起诉认否程序，再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笔者认为审查的内容有：（1）确定“被告人对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无异议”。这里的“基本犯罪事实”范围包括，首先所谓的“基本犯罪事实”，应是指被指控犯罪的案件行为事实。如有无实施指控的犯罪行为事实，司法机关能够根据这些事实做出构成犯罪或者不构成犯罪的实体评价。被告人能够承认被指控的犯罪事实。此外在被指控犯有数罪的情况下，如系犯有异种数罪的情况下，被告人对有的指控无异议，对有的指控有异议，则对无异议的指控，可以适用简化审。在犯有同种数罪的情况下，只要被告人对绝大部分指控没有异议的，就可以认定为对“基本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并可以就没有异议的部分适用简化审。（2）认定“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被告人是否自愿认罪，因此审查的重点有：首先自愿认罪是否为被告人真实、自愿的意志表示：一是审查是否在外因诱导下的违心认罪。二是审查是否存在对法律的误解而做的认罪。三是审查是否是被施以肉体或者精神折磨，在意志受压迫之下形成的认罪。四是审查庭前认罪供述是否稳定；其次，被告人是否建立在充分理解相关法律规定的基础上认罪，应该是建立在能正确理解检察机关指控的法律性质和法律后果后作出的；其三，被告人认罪应该是指被告人在对指控基本事实无异议的基础上，愿意接受裁判并愿意承担责任。认罪不是定罪，更不是自我定罪，被告人并没有自我定罪的权利和义务，自我定罪也不具有法律上的意义。因此，认罪可告知被告人是指行为人承认实施相关的行为。刑诉法同时还应规定，经此程序确认的“被告人认罪案件”可据此认定被告人有罪，在庭审中被告人或其辩护人若无相反事实或可据为抗辩的法律理由，不得随意撤销这种自愿认罪。

四、可设立在庭前逐步进行证据交换程序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辩护方自行收集调查证据的权利受到制度规定与自身条件的较大限制，在实践中，辩护人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查阅案卷的权利的实现均会遭遇一定阻碍。在这种情况下，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做出是否放弃经由普通程序审理的权利，自愿认罪并接受普通程序简化审，显然是有违司法公正的。另一方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不了解控方掌握的证据的情况下，即使做出认罪决定，同意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也很容易出于侥幸心理在庭审时突然变卦，导致控方与审判机关措手不及。由此可见，设立该证据交换程序是十分有必要的。因为该程序的建立对法官来说可以进一步发挥程序分流的作用，同时对于控辩双方的基本观点、证据的连贯及稳定程度、有无不适宜运用普通程序简化审的情况应进行全面了解；从被告方来讲，在了解控方掌握的证据之后，就有可能放弃一些侥幸心理，自觉认罪伏法；对控方来说，可以根据辩方的证据，改正某些不适当，甚至是错误的指控。换个视角看，在证据交换程序中，控辩双方的权利、义务应是对等的，故交换的程度也应相等，双方不能设下“埋伏”，以便在庭上搞“突然袭击”。当然从现实可行的立场出发，此项程序在向被告人送达起诉书等法律文书后，对于被告人同意采用普通程序简化审的，控辩一方或双方应于案件受理之日起三日内提出举行庭前证据交换的请求或建议，人民法院应将证据交换时间定于庭审五日前，并应当告知公诉机关、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公诉机关和辩护律师接到通知后，应当做好参加证据交换准备。法官主持控辩双方将拟在法庭上出示的全部证据实行双向的证据交换。书记员将控辩双方提供的全部证据制作成“刑事证据庭前交换笔录”交给辩护人和公诉人；辩护人再将该“笔录”在会见时交给被告人，被告人和辩护人对该“笔录”应做出无异议和有异议的签字；最后公诉人、辩护人、被告人应将签署意见的“笔录”交回法院。庭前证据交换结束后，由书记员制作《证据交换报告单》，并交控辩双方核对。该报告单应当详细列明控辩双方存有争议的证据和双方无争议的证据清单。对于该“笔录”中控辩双方无异议的证据，庭审中将不再重新宣读或出示。这里应说明的一点是，庭前证据交换仅解决双方对对方知悉权即可，质证仍应放在庭审中进行。

由于《意见》没有详细列明简化的程度，这就需要法官结合具体案件具体情况来具体控制审理的时机和进度。目前各地在用普通程序简化审案件时做法不一，不易把握好去繁就简的“度”。因此笔者根据《意见》的规定，认为庭审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简化：

第一，简化审理被告人基本情况。由于起诉书已对被告人的情况有详细说明，因此审判长在讯问被告人“何时收到本院送达的起诉书副本？被告人对起诉书所载明的本人的基本情况和所采取的强制措施是否属实？”，当被告人在回答属实后，就不用再详查被告人的基本情况。

第二，简化审理告知被告人享有的诉讼权利。由于庭审前送达的《权利告知书》已详细列出被告人所享有的权利，故在审判长讯问完被告人何时收到起诉书副本后，紧接着讯问被告人是否收到本院送达的《告知书》，对告知的刑事诉讼权利是否清楚，是否申请回避，是否委托辩护人等即可。

第三，简化审理法庭辩论。笔者认为，庭审中的法庭辩论阶段的简化审理应当重点把握：对于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上进行重点辩论。对已经确认无争议的事实，审判长应指示、引导控辩双方将辩论的焦点放在对被告人应认定的罪名，法定或酌定从轻、减轻情节上。控辩双方可不必对事实进行综述，也不必详细对犯罪构成和法律适用进行论证。

从现行的立法看，简化审理仍没有脱离普通程序的范畴。因此，笔者对“简化审”提出的构想是在不改变现有的诉讼法结构的前提下，有针对性地进行探讨。但从普通程序简化审发展的角度看，在普通程序简化审的立法规定及相关配套措施完善并取得良好的效果后应在立法上取得突破，即把普通程序简化审从普通程序中分离出来，单独设立一种简易速决程序。

参考文献：

普通程序申请书刑事 篇4

适用简易程序的申请书

申请人：

律师事务所 律师

通信地址或联系方式： 申请事项：对被告人

案适用简易程序审判。

涉嫌

一

申请理由： 被告人 涉嫌 一案，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被告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本人作为被告人的辩护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的规定，特此建议贵院对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判。

此致

人民法院

申请人（签名）：

美国刑事法院诉讼程序 篇5

如果委托律师在美国起诉，法院将展开哪些程序来审理这类案件呢?就带读者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法院程序：

一般来说，一旦债权人向法院起诉，之后案件将经过答辩、法庭调查、和解会议、简易判决、审判阶段。

如果从一开始，债务人就选择不回应，整个案件会对债权人比较有利，因此，债务人在收到法院传票后一般会及时答辩。

接下来法院会下达开庭通知，确定审理日期，有的法院在开庭前还会进行调解。

双方当事人如果换地址，一定要记得通知法院，否则后果很严重。

如果债务人找律师提出反诉，则案件会变得比较复杂了。

以下是USLawChina整理出来的法院诉讼程序一览：

法庭调查(Discovery)

法庭调查是指双方当事人从对方和证人获得信息、取得证据的正式程序。

该程序主要是为案件审判和案件和解做准备。

一般而言，法庭调查开展费用昂贵，案件审理不需经过这一程序。

而且USLawChina律师提醒您：调查费用需自付!如果事实清楚，可直接选择进入下一程序。

但是如果对方坚决否认事实或提起反诉，往往就会需要经过法庭调查，以下是USLawChina整理出来的法庭调查的主要方式的介绍：

笔录证言(Deposition)：在宣誓后要求证人或一方当事人口头回答问题的法律程序。

宣誓过程中会有法庭书记员在场，负责记录下全过程。

USLawChina提醒债权人，起诉后如果债务人不肯承认欠债事实，律师通常会安排债务人到法庭宣誓作证，债权人一方可能要负担相当昂贵的宣誓费用。

书面质询(Interrogatories)：在宣誓后书面回答由另一方当事人要求回答的书面问题。

出示文件(Request for production of documents)：一方当事人请求对方提交证据文件。

例如，如果对方拖欠货款但主张已支付，你会要求对方出示已付款的证据。

承认(defined documents)：一方当事人请求对方当事人在诉讼中承认或否认某些指控。

物件检查(Request for inspection)：一方当事人请求查看对方当事人的有形物品(著作以外)。

身体检查(Request for physical examination)：涉及到对方当事人的健康问题，一方当事人可以提请对方当事人接受医生检查。

传票(Subpoena)：证人必须参加笔录证言程序的书面通知。

出庭传票(Subpoena duces tecum)：证人在笔录证言与听证程序中携带必备文件的通知。

简易判决(Summary Judgment)

审理过程中，债权人往往会提出本案的事实问题没有争议，提交简易判决动议请求法官就法律问题进行判决。

一旦法官同意原告的请求，被告很有可能在没有经过审理的情况下败诉。

所以被告往往会向法官说明本案事实有重大争议来反对原告的.简易判决动议。

USLawChina提醒回应简易判决提案的情况比较复杂，最好寻求专业律师的帮助。

和解(Settlement Conference)

联邦法院和大部分的州法院审理程序都要求，在开庭审理前，双方当事人至少举行一次和解会议，尝试案件进行和解。

由于和解牵涉到双方的重大权利和义务，USLawChina提醒当事人应该要寻求专业的律师建议，他们会帮助您在和解中争取最大的利益。

法庭判决(Trial)

绝大多数的案件并不会进入审判程序。

案件可能会和解，或在简易判决或类似的程序中解决。

但是，一旦法庭调查完成，并且简易判决动议被拒绝，和解也无法进行，案件会进入到法庭审判程序。

在法院审判过程中，法官会处理所有法律问题。

而对于事实问题，则由陪审团决定。

USLawChina律师指出：诉讼双方当事人一般都不会希望将案件拖到法庭审判，因为审判过程中，双方会被要求以具体而严格的程序和证据规则来陈述案件，费用高且耗时长;尤其在债务追讨案件中，律师往往会在判决前结束案件。

以上程序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复杂且具专业性。

如果您被美国公司或个人欠债不还，金额较大，应该要考虑找律师通过正当法律途径来保障自己的权益，尤其是在跨国的债务追偿案件中。

二审程序《刑事抗诉书》(样式) 篇6

1、首部

注明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名称，不能只写地区级市、县、区院名，如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检察院、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检察院，不能用长沙县人民检察院、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检察院等。如果是涉外案件，要冠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

2、原审判决、裁定情况

（1）不写被告人的基本情况

（2）案由，如果检、法两家认定罪名不一致时，应该分别表述。

（3）不必写诉讼过程，只需要写明裁判结果。

3、审查意见

这一部分的内容是检察机关对原判决（裁定）的审查作出的结论性意见，明确指出原判决（裁定）的错误所在，使二审人民法院了解检察院抗诉的基本理由和重点，如认定事实错误、定性错误、适用法律错误、量刑不当（畸轻、畸重）、审判程序严重违法等。判决、裁定有二个以上主要错误的，可以一并表明。

4、抗诉理由

针对判决、裁定的不同错误，叙述抗诉理由。

这是抗诉书最关键的部分。“审查意见”表明判决裁定错在哪里，即有什么样的错误，而抗诉理由则是阐明判决裁定错误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1）对事实认定的错误，通常是认定或否定某一事实不当，如果是认定某一事实不当，则要指出判决、裁定认定的错误事实是什么，从证据的角度论证其认定不当；如果是否定某一事实不当，则要指出判决、裁决错误地否定了什么事实，法院否定的理由是什么，从证据的角度说明该笔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2）对行为性质认定的错误，主要是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一罪与数罪，犯罪的不同阶段以及其他关系量刑的法定情节的认定错误。要明确指出判决裁决认定性质的错误类型（如定性、自首、未遂等），然后引据法律、司法解释或通行的犯罪构成的基本理论进行论述。

（3）对量刑畸轻畸重的错误。量刑不当一般与定性、认定或否定事实和量刑情节错误有关，如果是上述原因造成的量刑不当，则在指出上述错误之后，表明应如何量刑即可；但有时是由于适用法律错误，选择法定刑幅度不当，或者综合量刑不当，则要明确地指出错误，并说明理由。

（4）其他适用法律的错误。前面讲到的裁判错误都有适用法律 1

错误的问题（但仅属量刑轻重可不定为适用法律错误，明确指出量刑不当即可），还有在诉讼时效（如适用新法与旧法）等适用实体法的错误，则要用法律和司法解释来说明其错误，对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不明，不能仅有学理的解释或判例作为抗诉依据。

（5）诉讼程序严重违法。要指出法院有什么违反诉讼程序的行为，违反了程序法的什么具体规定。

5、结论性意见、法律根据、决定和要求事项。结论性意见与审查意见基本相同，是对抗诉理由的概括性表述。法律根据是提起抗诉的程序性规定，二审程序抗诉引用《刑事诉讼法》第181条、审判监督程序抗诉引用《刑事诉讼法》第205条第3款。决定指“提出抗诉”，要求事项为“请依法判处”。

6、尾部。署名方式，署院名并盖院印，不署检察长或检察员名。

刑事简易程序论文文献综述 篇7

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刑事简易程序的观点主要有四种：一是美国的司法官审理轻微犯罪程序和辩诉交易程序；二是德国的刑罚处罚令程序、简易程序；三是意大利的简易审判程序、依当事人的要求适用刑罚程序、快速审判程序、立即审判程序、处罚令程序、调解；四是我国的简易程序。

各国简易程序的设立都是基于各国的具体国情而设立的，根据各国目前简易程序的现状和实践经验来看，刑事简易程序的发展趋势为取各国程序实践之精华，结合本国的国情，形成一种新的综合性的简易程序，在目标上既要考虑提高效率，又要注意保护人权，建立多元化的简易模式，以真正地实现诉讼效益与诉讼公正的统一。目前来看，意大利的多元化简易程序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国际简易程序的发展趋势，其六种简易程序可以针对各种性质、各种严重程度的犯罪分别适用，可以在刑事诉讼的任何阶段适用，可以根据被告人的认罪表现和检察官的意见决定各种程序之间的变更，当事人有提出或同意适用某种简易程序的权利，大大增加了适用简易程序的机会。另外，该程序的适用有效的提高了诉讼效率，也使其与诉讼公正基本上得到了统一，解决了司法拖延和积案的问题，大大节约了司法资源。可以说意大利的这种多元化模式是对繁简分离思路的进一步拓展，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国际刑事简易程序的发展趋势。

二、对各国简易模式之评价

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需要取他人之精华，结合本国

实际情况，总结出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刑事简易程序。从以上介绍的世界各国刑事简易程序主要模式，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国际上简易程序的发展趋势是意大利的多元化简易模式，鉴于此，对比我国的刑事简易程序也可以看到，我国该程序存在的问题以及与国际大趋势的差距。

三、综述我国的刑事简易程序

就我国现存的刑事简易程序的立法与实践，比较世界各国的简易模式，我国

该程序暴露出许多问题，具体表现在：

1、对适用刑事简易程序的案件范围规定模糊不清；

2、在简易程序的启动和转化上没能赋予被告人自愿选择和放弃的权利；陈瑞华的《刑事审判原理论》中阐述我国刑事诉讼法把适用简易程序的主动权赋予法院，并以检察院建议或同意为前提，而被告人作为与案件裁判结果有着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对于自己将要按照什么样的程序接受审判，却没有任何的决定权和选择权，使之处于一种消极等待国家机关处理、被动承受国家专门机关定罪或科刑的客体地位。简易程序的书面化、间接化、快速化，也使得被告人很难进行较为充分的辩论，几乎不可能推翻检察机关的指控。足以见得，被告人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

3、公诉人不出庭破坏了控、辩、审三方支撑的诉讼结构；

4、被告人在简易审判过程中难以获得律师的帮助；

5、简易程序的适用效果不甚理想。张品泽在《人本精神与刑事程序-----人权保障的一种探索》一书中阐述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比较少，其中自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更少。其原因在于人民法院有决定是否适用简易程序的权利，有的审判人员怕承担责任，不愿一人独任，宁愿合议制三人共同负责；有的领导对审判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不放心，怕出问题，不愿放权；一些法院为了避免征得检察院同意时，两院扯皮，拖延时间，通常检察院不建议，法院也不主动提出。种种因素的制约使简易程序难以适用。

针对这些显现出的症结，结合国际上简易程序的发展趋势，总结出以下几方面改革和完善刑事简易程序的措施。首先，建议扩大简易程序的量刑标准。钟书峰在《重塑刑事诉讼中简易程序的思路与理由》一文中认为刑罚的轻重不能与案件的繁简划等号、不以刑罚的轻重作为是否适用简易程序的条件。可以看出，扩大适用简易程序有其足够的理由，同时也是现状使然；其次，加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赵琳琳在《一审简易程序》一文中认为，被告人有简易程序的知悉权，并且该权利是被告人的基本权利、张品泽在《人本精神与刑事程序-----人权保障的一种探索》中也提到被告人有简易程序的选择权与变更权，这些都说明应加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再次，确立轻罪案件书面审程序。周国均、刘根菊在《试论确立中国式辩诉交易程序》 文章中提到了一个数据，即1999年与1998年相比，全国由各级人民检察院批捕的犯罪嫌疑人共663，518人，上升了10.9%；提起公诉共672，367人，上升了15%。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共审结一审刑事案件53.9万多件，上升12.2%；判处犯罪分子60余万人，上升14.02%。从上述情况看，司法机关处理的案件比去年上升10—15%。这一现状提醒我们为了减少积案的累积，要确立一种程序加以改善，建立轻罪案件书面审程序即是针对这一问题提出的改革措施；另外，建立中国特色的辩诉交易程序。范跃如在《论辩诉交易制度及其在我国的构建》中认为我国是可以有条件的建立辩诉交易程序的，他认为建立辩诉交易程序有利于减少积案、提高诉讼效率，并降低诉讼成本；另外也有利于将我国一贯坚持的“坦白从宽”政策制度化。最后，简易程序的多元化适用。该标准的建立是针对不同类型的案件给予不同的审理程序，以提高诉讼效率以及追求诉讼公正，崔永明在《刑事诉讼简易程序制度的多元化问题研究》中提出改革普通程序简易审以作为简易程序的辅助工具，改革后的普通程序简易审既使诉讼加快了，达到了司法资源的节约和充分利用，又使被告人得到了有利的判决，确保诉讼公正与诉讼效率的基本理念得以同时实现。总之，多元化的适用简易程序是适应目前存在的刑事案件多、类型复杂、司法资源匮乏的现状，同时它也是符合国际简易程序发展的大趋势而提出的对策。

四、结语

本文从刑事简易程序的世界发展概况以及我国的司法实践着手，结合各家之

普通程序申请书刑事 篇8

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强制措施包括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五种。刑事强制措施是对人身自由权利的限制和剥夺，关系到当事人的基本权利，所以法律对其适用主体、适用对象等一系列适用条件都进行了严格限定。《刑事诉讼法》作为一部公法，同时是保障国家实现刑罚权的法律的性质，决定了刑事强制措施的稳定性，一经作出不得随意改动。但是，当司法机关的适用出现错误，当适用某强制措施的因素发生改变等等情况出现时，刑事强制措施是该保持其权威稳定还是从保障人权的角度考量，对此《刑事诉讼法》亦作出了相关规定。

一、刑事强制措施异动程序的原因

刑事强制措施异动包括刑事强制措施的变更、解除和撤销三类，《刑事诉讼法》对强制措施的变更、解除、撤销的情形都作出了具体规定。

（一）刑事强制措施变更程序的原因

刑事强制措施的变更是指公、检、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因所适用的强制措施不当或者因法定的强制措施期限届满等原因，将已经适用的强制措施变更为另一种强制措施的行为。①这种变更可以是强度不同的强制措施之间的转换，也可以是强度基本相同的强制措施之间的转换。强制措施变更的原因主要包括：司法机关认为原来的强制措施不符合法定条件；原来的强制措施是正确的，但随着案情进展，司法机关收集的证据、掌握的事实发生了变化，认为应当变更；保证人的条件发生了变化，难以继续履行保证义务；法定期限内不能结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法定义务，或者有患病、怀孕、病愈的情形发生。② 1.拘传变更的原因

拘传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对未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强制其到案接受讯问的一种强制措施。是刑事强制措施中强制力最轻、对人身自由限制程度最低的一种。

（1）拘传变更为其他任何强制措施

《刑事诉讼法》中并未规定拘传的变更，而根据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62条的规定，需要对被拘传人变更为其他强制措施的，应当在拘传期间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对于不批准的，应当立即结束拘传。由此可见，拘传变更为其他强制措施只要满足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的条件即可。

①② 杨旺年.论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变更、解除和撤销[J].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5(5):71.詹建红.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刑事强制措施变更制度的完善.刑事诉讼制度的科学构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442.（2）其他强制措施不能变更为拘传

被采取拘留、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处于羁押状态，不需要对其实施拘传；而对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措施而未予羁押的，一般社会危害性较小，经过合法传唤，一般都会到达指定地点接受讯问，所以对他们不需要拘传。2.取保候审变更的原因

取保候审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公检法等司法机关对未被逮捕或逮捕后需要变更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防止其逃避侦查、起诉和审判，责令其提出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并出具保证书，保证随传随到，对其不予羁押或暂时解除其羁押的一种强制措施。

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是强制程度基本相同的两种强制措施，因此，二者之间的相互变更较其向其他强制措施的变更要求要低。

（1）取保候审变更为监视居住

《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该条前两款规定，“已交纳保证金的，没收部分或者全部保证金，并且区别情形，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结悔过，重新交纳保证金、提出保证人，或者监视居住、予以逮捕。”

即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经执行机关批准离开其所居住的市、县”或者当“住址、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发生变动的，未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向执行机关报告”的，可以对其监视居住。取保候审变更为监视居住的条件是：

一、违反取保候审规定的前两款；

二、情节尚未达到需要逮捕的严重性。

（2）取保候审变更为先行拘留

《刑事诉讼法》规定“对违反取保候审规定，需要予以逮捕的，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先行拘留。”可见，取保候审变更为先行拘留的条件是：

一、违反取保候审的规定；

二、有逮捕的需要。

（3）取保候审变更为逮捕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69条规定，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经执行机关批准离开其所居住的市、县”或者当“住址、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发生变动的，未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向执行机关报告”的，可以对其实行逮捕。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79条的规定“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可知取保候审变更为逮捕必须符合两个条件：

一、违反取保候审规定；

二、情节严重。3.监视居住变更的原因

监视居住是指公检法在刑事诉讼中限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规定的期限内不得离开住处或者指定的居所，并对其行为加以监视、限制其人身自由的一种强制措施。

监视居住和取保候审都是对人身自由给予一定限制的强制措施，虽然二者强度基本相同，但对人身自由的限制程度，相较于取保候审，显然监视居住的限制程度更强。

（1）监视居住变更为取保候审

《刑事诉讼法》并未明文规定何种情况下监视居住可以变更为取保候审。但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被监视居住人违反应当遵守的规定，公安机关应当区分情形责令被监视居住人具结悔过或者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需要予以逮捕的，可以对其先行拘留。”

以及第一百一十八条的规定，“在监视居住期间，公安机关不得中断案件的侦查，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应当根据案情变化，及时解除监视居住或者变更强制措施。”

不难看出，法律并不禁止监视居住向取保候审的变更，一百一十八条中的“变更强制措施”应当包括取保候审。实践中，监视居住即将期满，案件仍需进一步侦查，从而变更为取保候审的实例也比比皆是。

（2）监视居住变更为逮捕

《刑事诉讼法》第75条规定“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前款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前款规定包括“(一)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执行监视居住的处所；(二)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会见他人或者通信；(三)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四)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五)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六)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身份证件、驾驶证件交执行机关保存”六项。监视居住变更为逮捕的条件是：

一、违反前述六项规定；

二、情节严重。

（3）监视居住变更为先行拘留

《刑事诉讼法》第75条规定违反监视居住的规定，“需要予以逮捕的，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先行拘留。”监视居住变更为先行拘留的条件是：

一、违反监视居住的规定；

二、有逮捕的需要。4.拘留变更的原因

刑事诉讼中的拘留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在侦查过程中，遇到法定的紧急情况时，对于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所采取的临时剥夺其人身自由的强制方法。

《刑事诉讼法》第89条规定“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拘留后的三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在特殊情况下，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

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至三十日。

人民检察院应当自接到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后的七日以内，作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公安机关应当在接到通知后立即释放，并且将执行情况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对于需要继续侦查，并且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的，依法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1）拘留变更为逮捕

根据第八十九条，当公安机关对已经被拘留的人，认为有逮捕的需要，并且向人民检察院提请审查获得批准的，可以由拘留变更为逮捕。

（2）拘留变更为取保候审、监视居住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9条的规定，当人民法院不批准逮捕，而被拘留的人有继续侦察的必要，并且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的，依法由拘留变更为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适用拘留的，依法可以变更为其他刑事强制措施，如取保候审、监视居住、逮捕，但是已经适用其他强制措施的，不能变更为拘留。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7条的规定，拘留的对象是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并且具备法定七种情形之一，即“(一)正在预备犯罪、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二)被害人或者在场亲眼看见的人指认他犯罪的；(三)在身边或者住处发现有犯罪证据的；(四)犯罪后企图自杀、逃跑或者在逃的；(五)有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可能的；(六)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七)有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重大嫌疑的。” 5.逮捕变更的原因

逮捕是国家司法机关所采取的、在一定时间内完全剥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也是刑事强制措施中最严厉的一种。逮捕变更的刑事强制措施主要是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

<《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对已经逮捕的被告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变更强制措施：

（一）患有严重疾病的；

（二）案件不能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审结的；

（三）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刑事诉讼法》第65条第三、四款关于取保候审的条件的规定为“(三)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四)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取保候审的。”

《刑事诉讼法》第72条规定符合逮捕条件，但有“(一)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二)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五)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情形的，可以监视居住。第72条还规定“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提出保证人，也不交纳保证金的，可以监视居住。”

结合法条可知，发生上述三种情形时，逮捕可以变更为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本法规定的侦查羁押、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期限内办结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予以释放；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从法理角度看，这是一个人权保障条款，即任何案件，一旦超越法定期限，理当放人。案件需要进一步查证、审理的，逮捕可以变更为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4.刑事强制措施变更的其他原因

《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

第94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如果发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不当的，应当及时撤销或者变更。公安机关释放被逮捕的人或者变更逮捕措施的，应当通知原批准的人民检察院。”

第95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有权申请变更强制措施。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收到申请后，应当在三日以内作出决定；不同意变更强制措施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不同意的理由。”

第97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被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予以释放、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或者依法变更强制措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对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的，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

依据上述四条规定，刑事强制措施变更的其他原因包括：

一、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继续羁押的必要；

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的强制措施不当；（这里的“不当”是采取的强制措施与实际需要的不相符，并不是对原来适用的强制措施的正确性的否定，因为“不当”可能是诉讼中对案件的进一步掌握才认识到的。）

三、法定人员的申请；

四、公检法采取的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

（二）刑事强制措施解除的原因

刑事强制措施的解除是指公、检、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对已经采取的强制措施，因受法定期限的限制或者发现属于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等情形时，将已经适用的强制措施予以解除的诉讼行为。③

《刑事诉讼法》第77条第二款规定“对于发现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限届满的，应当及时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

依照法条第77条和第97条的规定，刑事强制措施解除的原因是：

一、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二、公检法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

解除的实质是取消已经采用的强制措施，使之不复存在。需要注意的是，解除不是对原来适用的刑事强制措施的否定性评价，因为按照原来案件的进展、掌握的事实，采用的强制措施是必要的、适度的。

（三）刑事强制措施撤销的原因

刑事强制措施的撤销，是指公、检、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因采取强制措施不当而将其予以撤销的诉讼行为。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94条的规定，当公检法机关发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的强制措施不当的，应当及时撤销。

撤销在外在形式上与解除相同，都是将已经采用的强制措施取消，并且不再适用其他强制措施，④但其性质却存在本质上的区别。撤销是对原来适用的强制措施的否定性评价，即按照原来掌握的事实、证据就不该采取强制措施，司法机关却作出错误的决定而适用了强制措施。《刑事诉讼法》第94条关于强制措施撤销和变更的规定都是“采取强制措施不当”，但两者的含义是不同的，变更的“不当”是采取的强制措施与实际需要的不相符合，撤销的“不当”是不该采取强制措施而采取了强制措施。

二、刑事强制措施异动程序存在的问题

《刑法》的立法目的是惩罚犯罪、保障人权，《刑事诉讼法》作为《刑法》的程序法，势必在立法宗旨上体现这一目的。历经16年的艰苦努力，于2012年修订的新刑诉法，在对刑事强制措施的修改完善上进一步体现了保障人权的立法宗旨，即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然而，法律只能一步步完善，而不能一步到位，在近两年的实践应用中，可以发现刑事强制措施异动程序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③④ 杨旺年.论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变更、解除和撤销[J].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5(5):71.杨旺年.论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变更、解除和撤销[J].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5(5):71.（一）立法层面存在的问题

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异动可以由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单独作出，除了批准逮捕是由检察机关来完成，不过异动主体虽多但是异动的法律制度却尚未完善而且不易操作，为异动主体随意异动刑事强制措施提供了法律“依据”。1.适用条件的规定不明确

《刑事诉讼法》第65条、第72条、第79条、第80条以及部门法的相关规定中对“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不致于发生社会危险性”、“严重疾病”、“可能实施新的犯罪”、“重大嫌疑”等法律术语界定比较抽象、笼统，导致实务中不易操作。衡量标准的不确定性给了司法人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并且实践中对于这些具体情形的判断也不易把握。《刑事诉讼法》第93条、第94条规定公安机关异动刑事强制措施应当通知检察机关，但没有明确规定是在异动前通知检察机关，还是异动后通知，以及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形式通知，通知事由等事项皆是只字未提，使检察机关不能及时有效行使监督权。而法律规定对公安机关的监督方式主要有两种：其一，对于拘传、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异动完全由公安机关内部监督，这种监督形式是至上而下的行政权实施，但这种监督形式的实质是公安机关既是评委又是选手，这种系统内的自我监督又该如何避免随意异动的情形的发生？第二种监督方式是检察机关的监督，虽然检察机关可以对整个诉讼过程实行监督，但是在未审查逮捕前没有一条法律制度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异动有监督权。所以对于已经缺乏外部有效监督的情形下，有关异动刑事强制措施的法律制度还如此不完善，势必导致刑事强制措施在异动过程中对具体情形的考量“无法可依”。2.法律解释缺乏约束性

因为《刑事诉讼法》对刑事强制措施异动程序规定较为笼统，所以就需要相关的法律解释来指导。其中包括《关于刑事诉讼实施若干问题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司法解释对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异动程序进行了规定。但是这些解释主要是针对刑诉法的相关条例进行分析和解释，没有对相关内容作出真正的补充和完善，对刑事强制措施异动程序仍未给出具体操作指导，因而对司法机关的异动行为约束性依然不强。例如根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对于公安机关的侦查的案件，进行审查，决定是否逮捕、起诉或者免于起诉；对于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但仅凭此项解释性规定，检察机关难以确定其监督的范围，又怎么能有效纠正公安机关的违法行为呢。

3.未决羁押法律地位的制度性缺失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对于审前羁押只是作为拘留和逮捕的持续状态，并没有做出单独的规定，也就是说拘捕与审前羁押是合二为一的，这与国际通行的捕押分离体制相悖。在拘留、逮捕与审前羁押一体化结构之下，审前羁押不过是刑事拘留和逮捕实施后必然带来的剥夺当事人人身自由的当然状态。当事人在被异动为拘留、逮捕后就顺理成章地直接被审前羁押，其间缺乏合法性审查制度。这种结构的实质是审前羁押决定的主体与拘留、逮捕的决定主体合二为一，致使审前羁押适用程序趋于封闭化、行政化，容易造成审前羁押适用的恣意化。审前羁押作为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各国都对其适用进行严格控制，一般都是逮捕后由法官审查批准才能适用。而我国这种押捕一体化结构中，审前羁押是拘留、逮捕自然引起的后果，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只要在拘留时内部进行审批，就能导致审前羁押的“正当”顺延。法律对逮捕的适用条件规定的非常严格，其他强制措施要异动为逮捕必须经过严格的程序才能适用。根据逮捕的规定可以总结出逮捕的必要条件基本上是“可能发生社会危险性”、“可能有碍侦查”，这一法律规定显然具有侦查中心主义倾向，无形中将当事人送入了有逮捕必要的范围，而对违法羁押并没有起到制约的作用。由此可以得知，一个案件只要一开始符合逮捕要件的，之后只要侦查案件需要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羁押，就可以无条件为其服务。对羁押制度的专门规定的缺乏，直接导致公检法对羁押的合法性、合理性的直接默认，压根不会进行专门审查，审前羁押直接成为拘留、逮捕的持续状态。依职权异动羁押成为例外，当事人和有权主体的申请异动在实践中也是鲜有批准的。此外，检察机关对羁押的事后监督没有相应的制度规定，一般检察机关作出决定批捕之后是不会再对羁押进行第二次审查和监督的，因此公安机关就掌握了羁押执行的决定权，再加上行政化的审查制度，羁押不受人民法院审查不具有可诉性等特点，当事人的救济将难以实现。

（二）执法层面存在的问题

在刑事诉讼过程当中公安机关作为主要侦查部门，也是刑事强制措施的执行机关，往往出现决定权与执行权不分的情况。1.公安机关异动的随意性

（1）逮捕前刑事强制措施异动内部审查流于形式

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可以得知，公安机关在对刑事强制措施异时要通过呈请、批准、执行等程序。具体的审批程序是：侦查员提出---刑警中队长审批---刑警大队长（副队长）签字同意---分局主要领导（正、副局长）签字同意。但是在实践中公安机关在异动刑事强制措施时，侦查人员一般不履行呈批手续，只是在口头上向主管领导汇报，而基本不提交书面材料；有的侦查人员虽然提交书面材料但基本手续不全，在提交异动申请的时候在审批单上只是简单的写出异动事项，基本不写异动的理由和依据，也缺少案件事实的基本叙述和相关证据的证明；还有的侦查人员甚至擅自办理、违法办理。在实践的审批过程中真正处于决定地位的是刑警队的中队长，负责刑事强制措施异动的核心把关，大队领导和分局领导一般仅对文字内容进行审核，基本不存在共同讨论的情形，然后出于对自己人的信任而签字同意。据此，可以看出公安机关对逮捕前的异动刑事强制措施的申请与审核基本流于形式，其决定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侦查人员，过度集中的权力容易导致侦查办案人员对权力的滥用。这种“信任式”的审查模式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种“自律”机制，其效果可想而知，在保护人身权利和维护法律的合法性与公正性方面存在很大的弊端。

（2）异动自审自批，通知不到位

《刑事诉讼法》第94条规定“公安机关释放被逮捕的人或者变更逮捕措施的，应当通知原批准的人民检察院。”这一规定只是简单的叙述了公安机关在捕后要异动刑事强制措施要通知检察机关，但是对通知的形式、时间及由谁通知等都没有作出明文规定。对当事人捕后刑事强制措施异动的提起、审批、决定、执行等事项，通常都是由公安机关一手操办，事后按照规定通知一声即可。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使得检察机关的事前监督难以行使，也违背了立法者设此规定的初衷。公安机关执法的随意性主要由于以下制度的不完善：

首先，法律只规定公安机关异动强制措施应当通知检察机关，但没有具体规定异动通知的主体。公安机关内部分有很多部门，都可能成为强制措施异动通知的主体。所以在实践中这些负责通知的异动主体相互推诿不认真对待，导致通知工作不能按照程序规定的完成，如果异动不当也没有相应的主体来承担责任。

其次，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强制措施异动程序中也没有具体规定异动后通知的时间，所以在实践中公安机关往往不及时通知原检察机关，使得检察机关的事后监督根本不能完全行使。虽然根据公安机关的有关规定捕后异动强制措施作出后的三日内通知原检察机关，但公安机关在通常情况下都没有按照规定的时间办理通知的工作，而检察机关也是“有心无力”，因为在法律程序中并没有给予检察机关相应的权利，找不到有利的法律依据。

最后，强制措施异动程序也没有对通知的内容作出明确的规定。通常情况下公安机关对强制措施捕后异动基本上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和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在实践中公安机关对捕后异动即使有通知原检察机关，通知的内容也只是简单的写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多少条进行异动的，基本上不会写具体款项，也不会附带证明材料。新修改的刑诉法扩大了适用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范围，对检察院的通知不具体到款项不利于监督权的实施。此外，公安机关在异动捕后强制措施的决定书中提交的异动理由是“不致于发生社会危险性”。如此抽象的描述，衡量的标准却掌握在公安机关自己手上。另外，公安机关捕后异动强制措施需要告知检察机关案件的变化情况，说明案件的发展已经可以适用其它强制措施，但是实践中公安机关基本不会将案件的变化情况通知给检察机关，提交的都是一些较为抽象的法律规定，因此检察机关根本就不能对案情有一个全面的掌握，对案件的发展几乎一无所知。所以公安机关在捕后异动刑事强制措施存在诸多问题，使得检察机关对刑事强制措施的异动不能进行有效监督。2.异动主体单一，存在多次异动侵权现象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有权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第九十七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对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的，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法律赋予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辩护人有申请异动强制措施的权利，同时也将其列为异动强制措施的主体范围，体现了立法者对于审判前限制或者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慎重。但是从实际调查中，我们发现异动的主体几乎全部是公安机关一家做主，完全根据自己侦查案件的需要来异动，检察机关与人民法院很少有提出异动强制措施的案件，至于其他申请异动的主体是有权无实。就算申请了公安机关也并不一定同意，或者不予理睬。因此当当事人强制措施期限届满时公安机关不能及时异动，申请又不能批准，就会很容易对当事人人身权利造成侵害。

另外在实践中，存在多次异动强制措施的情形，因为法律没有严格规定连续拘传的时间间隔，只要案件没有侦查终结，当事人就可能被变相延长拘传时间与次数；拘留的期限有可能是60日甚至更长；取保候审的最长可能达到36个月；监视居住最长可达18个月甚至更长；对于逮捕，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如公安机关已经撤销逮捕或者逮捕后异动为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如果发现需要继续逮捕还可以再次异动为逮捕。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一些部门法的解释与适用中，存在变相延长刑事强制措施和多次异动的情形。这种“倒流”的现象将原本已经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当事人由于在侦查过程中发现了新的情况，就被再次拘留、逮捕，但又在侦查中没有足够的证据还要继续侦查又继续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之后又以不足以防止社会危险性再次被逮捕，如此反复的异动刑事强制措施不仅严重的侵害了当事人的基本权利，还会使当事人怀疑司法的公正性。

（三）监督层面存在的问题

检察机关的主要职能是依法监督国家机关和执法人员依法行使权力，防止权力的滥用以及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然而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检察机关作为犯罪追诉机关，与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需要遵循宪法所规定的原则“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在诉讼中的地位显得尤为别扭，监督权处处受限，使得检察机关在行使监督权的时候往往起不到有效监督的作用。特别是在刑事强制措施异动程序中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几乎形同虚设，得不到有效发挥。此外在审查逮捕前公安机关对拘传、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完全可以自行异动，不需要通过检察机关的批准；同时在进入审判阶段后，法院作为主导机关承担审判的责任也有权利自行决定强制措施的异动，也无需通过检察机关的批准，所以以下主要论述检查机关在审查逮捕和捕后对刑事强制措施异动监督中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