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检察比较研究

刑事检察比较研究（共7篇）

刑事检察比较研究 篇1

刑事检察比较研究

一、国外刑事检察介绍

1.英国

英国检察机关在1981年才得到皇家刑事诉讼委员会的承认,于1986年设立。在此之前,警察包揽了调查和起诉两项权力。一般情况,警察机构委托公诉律师履行起诉权,在没有公诉律师的警察局就聘请私人律师或者他们自己进行起诉。1985年《检察法》通过,并诞生了皇家检察署(the crown prosecute service,简写为CPS)。CPS是由首席检察官领导的一个政府部门,首席检察官由首相领导。目前CPS分管13个区域(包括伦敦地区),每个区域都设有相应的警察机构,CPS拥有对该区域内的警察的管辖权。CPS除由一名首席检察官领导外;还配备有分管具体运作和办案工作的首席检察官助理两名和一名区域行政官。

在刑事诉讼中的角色: CPS负责由警察调查的所有刑事案件的起诉工作,一些轻微的交通肇事案除外。英国也承认自诉权,但是从属于CPS的起诉权力。CPS可以中止自诉案件,但在实践中他们很少这样做。CPS的权力限制在警察调查的案件范围内,它对海关税收部门、贸易规范部门和其他特别公共团体起诉的案件不得行使起诉权。

目前,英国的警察仍保留着最初起诉的决定权。一旦被告被指控,警察必须将案件移送CPS复核和起诉,检察官有绝对的权力决定是否起诉。如果他们认为该案不适合审判,可交治安法院终止程序。CPS实际上执行着准司法的功能。他们可以用自由裁量权决定案件是否起诉。《检察法》中明确规定,决定是否起诉应遵循两个原则:首先是检察官必须确定是否有充足证据,也就是说他是否认

为本案会导致有罪判决的前景的内心确信。如果没有,该案必须中止。其次,即使有充足的证据,检察官也必须确定起诉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在作出上述决定时,检察官必须充分考虑以下事实:犯罪的严重性、损失的利益、犯罪的时效、被捕者的年龄、当地该类犯罪的普遍性、当地社团的意见等。

根据皇家刑事诉讼委员的报告,在1987年设立CPS以前,英国的检察工作缺乏相应的权限,而现在首席检察官和CPS的权限大得多,例如,在检察政策方面,检察官对国会负责,他有权任命和监督DPP和CPS ,也可以要求CPS汇报工作。另外,《检察法》必须象CPS公布在检察工作中适用原则那样公布与众。而且,DPP必须向首席检察官提交报告,并逐级上报国会。首席检察官应接受国会议员的咨询,其中包括来自选民或为选民的利益的信件咨询。除此之外,CPS作为一个公众组织对其决定负责,而且要求直接对公众和法院负责。

2.德国

作为联邦制共和国,德国有两级司法机关,即联邦司法机关和省级司法机关,各省司法机关负责其权限范围内的事务。各省设有与地方法院相应的公诉机关,负责该省治安法院和地方法院的刑事起诉工作。德国16个省都设有与地方高级法院相应的检察机关。在联邦层次上,有联邦检察署,被称之为“联邦公诉人”,与联邦法院(最高法院)相对应。

德国检察官分等级组成。最高层次的检察官是省和联邦首席检察官,他们分别对省和联邦司法部负责。每个检察官受其上级监督,而且严格忠于上级的领导,以便使检察工作保持高度一致。

在刑事诉讼中的角色:在德国,警察应将刑事案件的侦察结果移送检察官,检察官也可以自己进行侦查,但一般只是建议警察按他们的意志去处理。

尽管德国的刑事检察官受法律原则支配,即要求检察官不能在有充足的事实根据后才采取行动(《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52条第2款),但还是有一种强烈的趋向,即采纳一种适当的方式,发挥其自由裁量权。如果被指控者罪行轻微,而且公共利益要求不应起诉时,检察官可以终止案件。对这类案件,检察官既可以简单地中止程序,也可以暂时拒绝指控而对被指控者采取其他措施。如果对被指控的人采取了某些措施,诉讼程序将终结。所采取的措施,必须是“与刑事诉讼方面的公共利益相适应”(见《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53条(a)条),这种有条件不起诉的措施包括赔偿被害人损失、向慈善机构或国家支付一定的金钱、从事一些慈善工作以及为一些无助的人尽帮助义务。

虽然不起诉遵循适宜原则,但一般检察官仍需得到法官的建议。实践中是以司法建议的形式提出的。在检察部门内,下级检察官要遵循上级检察官的建议。另外,各省和联邦司法部长还公布了刑事诉讼的统一规则,提供检察官考虑检察技术问题的构筑自由裁量的指导方针。

在德国刑事诉讼中,如果被告人没有请求,检察官不能对轻微的犯罪提起诉讼。轻微犯罪包括破坏家庭和睦、侮辱、轻伤等。即使受害人提出请求,检察官也可以根据起诉不符合公共利益而拒绝起诉。如果检察官拒绝起诉,被害人可提出自诉。

被害人也可以对不起诉决定向省首席检察官申诉,在申诉不被认可时,被害人可以向地方高级法院要求复核,如果法院认为应该起诉,可以命令检察官提出指控。

3.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的公诉机关隶属最高检察署。它不隶属于司法部,首席检察官在检察级别上是最高的权威,他同内阁首相有同等地位,并可出席内阁会议。首席检察官由总统任免,并直接向总统负责。目前六位助理检察官也是由总统任命的。

最高检察署下设27个高级检察厅,分布在全国各省的省会城市,另外,在全国还有435个分支机构。

在刑事诉讼中的角色:根据印度尼西亚1981年12月31日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简写KUHAP),警察是对犯罪行为行使最初调查权的调查者和对其他刑事调查机构的协调者。根据特别立法规定,检察官们保留着对某些犯罪,如经济犯罪,腐败和颠覆活动犯罪的侦查权,并运用特殊程序行使这一权力。新刑诉法规定了调查与起诉之间的诉前阶段。在诉前阶段,检察官接受警察调查终结的案卷,在七日内审毕卷宗是否完整(即:案卷证据是否充分,是否按刑诉法要求组织的),如果检察官认为卷宗材料不完整,可将卷宗退回警察局,并附上指示意见,。以便警察作进一步补充侦查。在起诉阶段如果检察官认为该案应当作进一步补充侦查。在起诉阶段,如果检察官认为该案应起诉,必须准备起诉书并写送法院。在印度尼西亚,刑事起诉权只属于检察官。根据新刑事诉讼法,警察着手刑事调查必须通知检察官,以保证检察官和警察之间紧密协作和协调。一般警察可以留置嫌疑人20天,如果需要延长,可向检察官申请,但延长时间最长不超过40天。

在印度尼西亚,尽管具备审判该案的充足证据,但也有可能作出不起诉决定,这种自由裁量权只属于首席检察官,一般很少使用,不起诉决定可能遭到警察或“审前程序”中第三方的抗议。每个地方法院都有专门法官决定任何逮捕、拘留、抽查终结或不起诉决定是否合法,包括检察官基于某种根据不起诉决定(如证据不足、控告事实的缺乏、等等)。另外,这种程序也允许检察官和第三人反对警察终结侦查的决定,但实践中警察和检察官为保持彼此之间的融洽,一般都没有在审前程序中与对方作对。

除了履行起诉和有限的侦查职能外,印度尼西亚的检察官有义务执行判决和其他法院命令,他们可以在法庭辩论结束后,就量刑和适用法律向法院提出建议。

其他功能:除了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功能外,1991年的《检察法》还规定了检察官的其他功能。例如,监督缓刑执行,承担国家的民事和行政诉讼,向公众传播法律知识,以加强社会法律教育,控制并检查任何出版物的流通,控制宗教的教派、教育、教条或信仰中可能危害社会或国家的内容等等。

印度尼西亚法律授予检察官在反颠覆与反腐败斗争中广泛的权力。首席检察官被授权执行与一切颠覆和腐败行为的调查权和检察权。与此相联系,首席检察官有权羁押被控颠覆之罪的被告达一年之久,不用征求法院意见。

4.日本

日本的检察部门呈特殊的阶梯状,最高检察厅处于金字塔的顶端,下分5个高级检察院,50个区域检察院和448个地方检察院。象韩国一样,日本检察厅是属于司法部的独立团体,由一名总检察长领导。总检察长在有关政策性事务和特殊案件中有指导其他检察官员的法定权力。司法部长(内阁成员,通常是民选官员)有权向所有的检察官发布一般政策。对于特殊案件,司法部长可以指导总检察长。

在刑事诉讼中的角色:原则上日本法律赋予警察刑事侦查的最基本权力。实践中警察确实进行大多数案件的调查,并按法律程序向检察官移送案卷和履行刑事程序中相应职能。检察官仅对严重或疑难案件给予警察调查提出有限的指导意见。检察官也有调查案情的法定权力,通常是调查政治和官僚政客的腐败案件和复杂的白领犯罪案件,并有权用他们的调查结果补充警察的调查,通常是通过他们自己对嫌疑犯和关键证人的审问和询问。

不论什么案子,日本检察官具有决定是否起诉的绝对自由权。如果检察官认为证据不足会导致审判时做无罪判决;或不起诉将有利于被告人改过自新,或被告人对被害人已作出赔偿和被害人撤 5

诉,或其他一些与政策相关的原因时,检察官可以拒绝起诉。检察官有讯问和询问嫌疑犯及证人的权力,收集必要的证据以充分利用他们的自由裁量权。最近几年大约30%的案件没有起诉,尽管他们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这种处理方式被称为“迟延起诉”),在作控告决定的时候,检察官也要认真研究和决定在审判时要求作出什么样的判决(对被控诉的嫌疑人)。这种处理方式在日本称为“KYUUKEI",这不会妨碍法官审判案件。但是要求只有在已有完整的调查和历史上有类似案件的情况下才能提出。

检察官除了调查和控诉的职能外,还担负着另外两种主要的职能。一是他们代理国家出席国家案件的审判。如果检察官认为法院作出了从宽判决、有罪判决、无罪判决不恰当,有权提出抗诉,由此可见检察官参与了重要的审判活动。二是监督法院判决的执行,包括死刑。

5.韩国

韩国检察系统由最高检察厅、5个高级检察院、12个地区检察院和38个与法院相应的检察分院。最高检察厅是司法部内由总检察长领导的独立机构。总检察长负有指导、监督和控制所有检察事务的权力。

刑事诉讼中的角色:韩国参与和决定刑事侦查的权力属于检察官,但是实践中警察和其他调查机构参与大多数刑事案件的基本侦查。他们调查是按检察官的一般标准和方向来进行,然后将调查结果呈送检察官作决定。对于一些复杂或严重的案件,检察官可以按检察部门内特别的侦查分工进行侦查,如在官员的腐败、经济违法、毒品犯罪、逃税、经济犯罪、有组织犯罪、警察的违规等。

韩国检察官有决定是否起诉的自由裁量权,即使有足够的证据起诉嫌疑犯,如果检察官认为犯罪轻微且嫌疑人有明显的悔过或其他刑罚不必要的原因时,可决定终止起诉。如果原告不服终止起 6

诉的决定,可以分别向相应的高级检察院(汉城)和最高检察院申诉。如果原告对上一级检察院的决定仍不服的,还可以向宪法法院申诉作出最后决定。1993年,在1,859,987件检察案件中,有199,103(10.7%)件以终止起诉方式处理的。

检察官还可以向法院建议给予被指控人以适当的惩罚。尽管法院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决定惩罚的种类和幅度,但他们通常对检察官的建议予以充分的重视。如果检察官对法院的判决不满,他们有提出抗诉和向上一级法院重新请求的权力。当判决生效后,检察官负责判决的执行,他可命令监狱的负责人,检察部门的职员或司法官去执行判决。

其他功能:韩国检察官除了具有刑事案件的相关权力外,在民事和行政诉讼中还代表国家参与诉讼,充当公共利益的保护人,包括向公众提供法律援助和协助。

6.泰国

泰国检察官过去属于检察部——内务部监督下的组织,自1991年便隶属于独立的检察署。该机构直接受总理领导。

在刑事诉讼中的角色:在泰国,调查和起诉是完全分离的。检察官在刑事调查中扮演相对被动和有限的角色。检察官不能着手刑事指控,除非有已实施犯罪的调查,这禁止了检察官在审前程序中扮演积极主动的角色,因为法律只允许警察执行调查。由于不能自己执行调查,检察官被禁止主动参与调查犯罪过程。

检察官的角色始于警察调查终结并将案卷移送之后。检察官应对全案进行复核,包括警方是否起诉的建议,然后作出是否起诉的决定。如果检察官认为卷宗不充分和需要进一步调查,可以指示警 7

方执行补充调查或亲自询问证人,因为调查权只属于调查官员,而不属于检察官,他只能要求警方补充调查,不能自己着手进行。

在复核卷宗之后,如果检察官决定起诉可向初审刑事法院立案;如果认为指控证据不足,可销案;如果认为该案起诉不符合公共利益,也可使用自由决定权不予起诉。如果检察官决定销案,调查案卷必须送交曼谷警察总长复核,请省长作进一步的复核。如果警察总长或省长同意该决定,那么不起诉的决定即被认可;否则,调查卷宗移交首席检察官作最后决定。

尽管检察官具有决定是否起诉的自由决定权,但自由决定权的适用罕见。检察官不起诉的决定主要依据是证据不足。之所以很少使用自由决定权,是因为检察官自由决定权的不确定性。目前,检察官自由决定权的运用已逐步得以认可,总检察长正在考虑以适当的方式鼓励检察官更多地使用自由决定权,并寻求适当方式加以控制。

其他功能:除了履行起诉职能和在刑事案件中参与诉讼外,检察官还负有其他重要职能,担当国家法律顾问和公共利益的保护人。他们的责任包括:代理政府在民事诉讼中出庭,向省权力机构、市政府和政府组织等提供法律建议,通过人权保护与法律援助局的活动。检察署实际承担了大量公共利益的保护工作,包括给穷人提供法律建议和代理。

7.美国

在美国,检察制度分为联邦和州两个层次。在联邦,美国的首席检察官由国会提名,总统任命,同首席大法官一样,是国家最高的司法官员。还有一些美国的联邦检察官,他们是美国95个司法区域中的主要司法执行官员。尽管在美国,联邦检察官在首席联邦检察官的一般监督和在司法部长的 8

指导之下尽责,但是日常工作几乎不受控制。尽管来自司法部的监督日益增强,地方检察工作仍保持相对自由,并建立他们自己的优先权和检察工作。

美国联邦检察官不受联邦首席检察官的控制,主要由于他们的选举过程。尽管1789年的《司法官法》规定每个区域的美国检察官的职务任命须经参议院的建议和同意,但在实践中的真实过程几乎是全颠倒的。检察官由各州的执政党议员或如没有执政党议员时由州议会代表选定,州长象征性地同意即可。这最终使将成为联邦检察官的人自然而然地与总统和联邦首席检察官丝毫没有关系。

在刑事诉讼中的角色:通常联邦检察官的权力只限于处理那些直接损害中央政府的犯罪,例如叛国罪,或在联邦法院阻碍司法罪。但是,由于联邦刑事司法权的膨胀,有关绑架、抢劫银行、勒索、有组织犯罪等,刑事法律规定联邦检察官有广泛的刑事法律的执行权。在各州,地方检察官同样在他们的所在地拥有广泛的调查与起诉的权力。

从美国大量的司法实践来看,检察官有刑事控诉的绝对权力。美国检察官与警察局合作履行调查职责,并且在调查、起诉、逮捕嫌疑犯上都有广泛的自由决定权。一旦案卷材料齐备,检察官即接受调查和起诉事务。换句话说,他们将审判阶段和调查过程中警察和检察官的职能结合起来。

形式上检察官不亲自参加刑事诉讼或调查,只有在相对复杂的案件中,如诈骗、政府腐败和有组织犯罪等通常难以取证、要求长时间仔细调查的案件,检察官才直接监督调查。大多数案件,警方在准备控告文书之前求助于检察官或他们的助手。为了申请逮捕令或搜查令,警方必须向检察官提交所有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材料进行评估。

美国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有广泛的自由决定权。他们不仅有权决定是否对某人提起刑事指控和何种犯罪应受指控,而且他们有权接受比原告指控要轻的犯罪抗辩。实际上美国的大量刑事案件是在被指控人的辩护律师与检察官之间的谈判过程中,以犯罪抗辩形式,这被称为“抗辩交易”。

其他职能:美国联邦首席检察官和州检察长除了作为联邦和州政府的最高司法官员外,他们还向联邦和州的行政官员和机构提供建议、忠告和代理出庭。作为公共的辩护者,检察长的工作应对公共辩护工作负责,这不同于为政府官员和代理人进行的刑事司法活动和法律服务。

二、比较分析

1.检察官与刑事检察。从上述七国检察机关来看,检察系统是在联邦和州的基础上按级别构建的。司法部长任命每个检察官。任命、提升大都以考核和工作成绩为基础,而不是基于政治上的考虑。检察官通常从获得一定法学学位和通过律师资格考试或同等考试(如德国第二次国家考试)的人中招募职员。检察部门常常以考核形式或面试(通常竞争很强)自行处理招考工作。在德国,只有不到10个职位面向1,200位申请人开放,而在泰国,只有2%合格者通过招募考试。成功的申请者通常都经过一个试用期或在被任命前进行培训。

然而在美国,很多区域检察官(在他们区域内是实质上的首席检察官)是选举出来的。尽管这种直接选举制度被批评为与审判公平性相矛盾,这种针对性争论使检察官真正成为一个“人民的法律工作者”。但现在美国还没有摒弃区域检察官选举制度的迹象,却有向专职检察官和加强职业化发展的趋势,特别是助理检察官。

在美国担任检察官是倍受推崇的角色,德国、日本、韩国和泰国检察官显示出与司法制度很强的关联性。在德国、日本和韩国,法官及检察官接受了法律教育和集中培训,因而有同样态度和理解 10

力。另外德国,存在检察官从事几年法官职业的习俗(法官也要从事检察工作)。在泰国,法官和检察官的资格考试事实上是相同的。

2.在刑事调查中的角色。七国检察官在刑事调查中的角色也存在差异,存在完全控制调查与调查与起诉相分离的不同制度。在韩国和德国,检察官完成控制调查,警察只是相当于检察官的助手。在这样制度下,检察官完全控制调查过程。警察只是按要求处理检察官认为必要的事宜,例如搜查和逮捕。只有检察官才可决定是否为获许可而向法院陈述正当的理由。在日本和美国,检察官在刑事调查中也扮演重要的角色,警察在履行他们职责时有相对自由权。检察官通常不亲自进行刑事调查。但在有些国家,象韩国、日本、印度尼西亚和美国,检察官可以直接调查,或者在相对复杂案件中,例如公共欺诈、政府腐败、经济犯罪等案件中积极监督警察。

在调查和起诉分离的国家里,警察处于支配地位,这往往严重影响检察官的决定,致使问题不断上升。警察通过调查、证据的收集、案件的初步准备阶段,成为“构造”案情、确定是否起诉的决定者。检察官不能亲自询问证人,他们除了掌握警察有选择地提供案卷材料外,没有任何机会接触案件的事实,造成检察官不能进一步作出是否起诉或撤销指控的评估。另外案卷迟延送达直接影响检察官在有限的时间里作出决定。

这些问题在英国、印度尼西亚、泰国很明显地显示出来,在这些国家,正试图建立调查与起诉相均衡的制度,但未见明显的成效。

3.关于起诉专属权。从印尼,韩国、日本和美国大量司法实践来看,检察官独占起诉权,换句话说,唯有检察官可将案件移送法院。然而泰国、英国采取私人起诉和允许被害人自己将刑事案卷呈交法院。虽然德国的司法制度主要建立在强制执行的原则基础之上,但在有条件限制的情况下允许被害人自诉。例如,在一些较小的刑事案件中,被害人必须首先将控诉书送交检察官请求起诉,如果

检察官不立案,被害人可行使自诉权。在德国,法院有权核查检察官的决定,如果当检察官将不起诉归责于证据不足,被害人在申请上级检察官复议被驳回后,可将案卷送交法院复核。

在英国,自诉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但实践中却罕见。这是因为审判中雇请律师的费用太昂贵。对于自诉案件,皇家检察署有权在任何时候审阅案卷。英国首席检察官有权撤销起诉命令不起诉或终止该案,并有权撤销任何自认为不符合公共利益的案件。

在泰国,自诉案件通常须经过法院的严格初步听证程序,而公诉案件不要求听证。最近法院放松了听证程序的要求,对此引发了争议,即:刑事法律中规定的自诉有时是出于报复的目的或与公共利益不一致,这种放松要求的作法是否合适。

在英国,除了皇家检察署之外,还有几个组织负责某些特殊犯罪的起诉。例如,关税与贸易规范部以及其他特殊团体享有对其管辖权限内的犯罪起诉权,而皇家检察署只负责所有警察侦查的刑事案件。

4.关于自由裁量权的幅度。各国检察制度中,公诉人都负有决定是否有充分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并进行起诉的任务,这种决定是客观存在的,但由于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内涵不同而具体操作有别。检察官自由裁量权意味着即使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有罪也可作出不起诉决定。因此,检察自由裁量的决定并不是仅建立在证据基础之上,而主要基于政策的考虑。

各国检察制度中,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运用是不相同的。在美国,检察官有广泛的自由裁量的权力,他们可以在任何案件中运用该项权力而不提出指控。并且他们可以减少指控的罪行,这已导致了在司法实践中广泛运用的抗辨交易。美国检察自由裁量权经常缺乏制度监督而遭到指责,日前有许多关于运用指导原则构造并控制建议,法官也被鼓励参与抗辩交易程序。

日本检察官拥有广泛的决定是否起诉的自由决定权。但是日本还规定有条件释放。被指控的人在最终不起诉的决定作出之前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韩国规定了对少年犯实行考验期的暂缓起诉的制度,即所谓“慈父般管教环境内少年犯暂缓起诉”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少年犯置于自愿的考验官员监督之下将最终作出不起诉决定。

根据《检察法》,英国检察官可以公共利益为由运用自由裁量权而不起诉。该法第6条列出了事由供他们在评价公共利益时参照,这项规定是检察官运用自由裁量权的指导原则。

泰国检察官很少运用自由裁量权拒绝起诉,《泰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象德国法典中的强制起诉的规定。由于泰国缺乏这项规定,便采用了适宜原则。现在泰国法院案卷堆积如山,监狱已人满为患。司法部门正在考虑是否采用自由裁量权。与此相似,印尼的检察官也同样很少运用自由裁量权,尽管首席检察官拥有该项权力。

5.检察官的控制。各国关于检察官的控制制度也不同。日本设有“检察复核制度”,允许公众参与司法工作。检察官不起诉决定复核委员分成员从选民中产生,美国没有“大陆审团制度”,由法律专业人士、社会代表组织,负责复核检察官的未起诉决定。

绝大多数国家的检察制度,都有某种内部复核的规定。如原告不服不起诉决定,可以向适当的上一级检察部门或向首席检察官(在共和制国家中)申诉要求复核。在韩国,如果对上一级检察机关的决定仍不服的,可进而向总检察长申诉,对检察官决定的申诉和再申诉类似于向法院上诉。另外,原告还可向宪法法院申请最终判决。

在德国设有内部监督和法律监督控制检察官的行为,自诉、伤害案的原告可对因证据不足不起诉的决定向各省检察长申诉,如被拒绝,可向高级地方法院起诉要求复核。如果法院认为起诉是合适的,可命令检察官起诉。

还有一些有趣的控制检察官的方式,即检察类推规定。在日本和韩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检察官对滥用权力构成犯罪或执法人员侵害公民的犯罪案件拒绝起诉,任何人都可要求法院复查该案,并交付审判,如果要求被许可,法院应指定一名律师监督检察官的工作。

在美国,如果公正的调查和审判不能通过普通检察程序获得成功,议会可以指定私人律师作为检察官(应是以独立辩护而出名的)进行起诉。这种规定适用于高层官员腐败或政府官员滥用权力的案件。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免费法律咨询，就上中顾法律网）

刑事检察比较研究 篇2

关键词：刑事和解,批捕阶段,审查起诉阶段

当前, 刑事和解机制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方兴未艾, 并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 有学者从“合作性司法”的视角对刑事和解制度进行了很高的评价, 并认为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一种自生自发的刑事司法改革试验, 从一开始就不是法学家们倡导下的产物, 而是各地公检法机关进行制度探索的结果[1]。因而就刑事和解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情况进行总结分析并尝试解决运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就显得颇有意义。笔者拟就刑事和解在检察阶段的适用情况以及需注意的问题进行总结分析:

笔者认为, 一个刑事案件进入检察机关的视野, 主要表现在两个重要的环节, 一是批准逮捕阶段;二是审查起诉阶段。因而, 笔者拟就这两个环节对刑事和解的适用情况做一些探讨。

一、刑事和解在批捕阶段适用情况研究

(一) 批捕阶段适用刑事和解的优点

在批捕阶段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当事人在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前就已达成和解协议, 但公安机关基于多种考虑不愿意采用刑事和解机制, 而是将案件提请批准逮捕, 同时把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附卷, 由检察机关决定是否适用刑事和解机制;另一种情况则是案件进入批准逮捕阶段后, 当事人提出或者检察人员建议适用刑事和解机制。

笔者认为, 在批捕阶段适用刑事和解具有诸多优点:第一, 有利于双方当事人尽早地进行对话、交流、协商, 被害人的损害可以及时得到弥补;另一方面, 和解就意味着不予批捕 (现实中也就意味着不会被起诉) 的情况下, 加害人有积极进行和解的动力。第二, 有利于少用逮捕措施, 避免交叉感染。司法实践中, 大部分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是因邻里、亲属、婚姻家庭矛盾引发的犯罪案件。这些案件中, 多数犯罪嫌疑人没有逮捕必要, 但因为双方当事人之间矛盾没有化解, 被害人往往情绪激动, 强烈要求逮捕犯罪嫌疑人。部分检察机关为了息事宁人, 往往作出批准逮捕决定。一旦犯罪嫌疑人被批准逮捕, 最少面临二至三个月的羁押, 羁押五六个月也属正常, 甚至有的案件羁押一年以上, 造成犯罪嫌疑人不必要的羁押, 容易造成交叉感染, 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回归。而在审查逮捕阶段实行刑事和解, 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尽快地化解, 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上述弊端;[2]第三, 有利于案件的及时分流, 减轻司法机关的办案压力。综上, 笔者建议, 在案件符合刑事和解条件时, 批捕阶段应尽可能适用刑事和解机制。

(二) 批捕阶段适用刑事和解存在的问题

司法实践中, 检察机关在批捕阶段适用刑事和解的做法存在一些问题:第一, 案件的衔接问题。在批捕阶段适用刑事和解, 一般就是对加害人作不予批捕处理。某些地方的检察机关并就此出台了相关的规范性文件, 如《广州市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实施意见》第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认罪悔过、赔礼道歉、积极赔偿损失并得到被害人谅解或者双方达成和解并切实履行, 社会危害性不大的, 可以依法不予逮捕。”但不予批捕后如何处理就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该种情况下检察机关并没有建议公安机关撤销案件的法定权力, 而由于一些案件确实没有移送起诉的必要, 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会同时建议公安机关对此做“另案处理”。由于检察机关没有作出撤销案件的建议, 公安机关又不享有撤销案件的法定权力, 依据法理, 公安机关应该变更强制措施后继续侦查并最终移送起诉, 但因为确实没有起诉的必要, 公安机关就既不移送起诉, 也不撤销案件, 而是让案件“挂起来”不了了之。这种做法存在诸多弊端:1.不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益;2.公安机关内部考核时一些上级部门可能把这种做法作为违规处理。所以, 解决的思路或者是赋予该种情况 (即在批捕阶段, 因案件达成和解, 检察机关做出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 下检察机关有建议撤销案件的权力, 从而由检察机关依法提出撤案建议, 公安机关作撤案处理;或者是赋予公安机关有撤案的权力, 但应报检察机关备案。只有这样, 才有利于刑事和解制度的顺利实施。第二, 刑事和解提倡双方面对面的协商, 建立一种沟通与倾诉机制。但在批捕阶段由批捕部门组织双方协商的可行性很小, 因为案件属于侦查机关正在办理之中, 加害人绝大多数被采取拘留措施[3]。因而应在何时、何地进行和解, 如何做才不会妨碍侦查工作的顺利进行等等就是需要认真思索的问题;第三, 批捕阶段办案期限短, 案多人少, 而刑事和解费时费力, 许多承办批捕案件的检察员不愿适用刑事和解机制。因而笔者建议, 检察机关内部应建立适用刑事和解的激励机制, 增加承办人对符合刑事和解条件的案件适用刑事和解的动力, 促进刑事和解机制的实施。

二、刑事和解在审查起诉阶段适用情况研究

(一) 新赔偿法对适用刑事和解机制的影响

如果批捕阶段没有适用刑事和解, 起诉部门在适用刑事和解时会不会有所顾忌呢?2010年4月29日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规定:“对公民采取逮捕措施后, 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 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同时规定, 作出该逮捕决定的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这就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如果案件批捕后进入审查起诉阶段, 公诉部门决定适用刑事和解机制, 并认为适于作不起诉处理, 这种不起诉的案件能否作为错捕案件来对待呢?显然, 该种案件如认定为错捕, 势必会引起批捕部门的强烈不满。因而, 新赔偿法对该条的修改可能在实践中形成适用刑事和解机制的阻碍———公诉部门基本上不会因为案件适用刑事和解而对加害人作相对不起诉处理, 而笔者则认为对于达成刑事和解的案件, 如能对加害人作不起诉处理, 则更有利于发挥刑事和解机制的价值。因而笔者建议, 对因适用刑事和解而作相对不起诉的案件, 不应作为错捕案件来处理, 以保证刑事和解机制能够得到顺利实施。

(二) 起诉阶段适用刑事和解存在的问题

司法实践中, 在起诉阶段适用刑事和解的处理方式表现为几种:第一, 提起公诉, 同时提出从轻、减轻处罚或者适用缓刑的量刑建议;第二, 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 建议公安机关作撤案处理;第三, 案件作相对不起诉处理。第一种处理方式是司法实践中较普遍的做法, 但笔者认为该方式不能较好地发挥刑事和解的价值。“被告人一旦被法院定罪, 就会对自己的前途充满失望, 对被害人也经常产生怨恨, 他们很难再向被害人表达悔过之情和赔礼道歉, 在承担民事赔偿方面经常会百般推拖”[4]。第二种方式, 笔者认为于法无据, 且诟病甚多。“几乎绝大多数公诉阶段公安机关撤案都是检察机关主动发起。这既反映了检察机关内部对起诉自由裁量权的审慎态度, 又反映了检察系统限制不起诉率的内部考核机制对司法实践的巨大影响”[5]。因而笔者不赞成第二种做法。第三种处理方式, 意味着加害人不会被定罪, 他们不再担心终生被贴上“罪犯”的标签, 也不再对学业、职业前途产生绝望情绪, 因此多数会表现出强烈的赎罪心理和悔过自新的愿望, 有利于刑事和解的积极进行, 笔者认为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应尽可能采用这种处理方法。然而, 就现实情况来看, 起诉部门作不起诉处理的障碍越来越大, 因而最后一种方式在实践中运用最少, 部分原因笔者在前面已做了分析, 部分原因则是刑事和解案件如果做不起诉处理, 承办人要把案件依次上报主诉检察官、科长、主管检察长, 最终要经过检察委员会讨论。当然, 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各不相同, 对于加害人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相对较大的, 应该向法院提起公诉。

总之, 刑事和解机制作为实践中的一种创新, 作为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一种体现, 具有其独特的实践和理论价值, 而要使刑事和解机制真正发挥其价值, 则需要司法人员改变注重惩罚的传统司法哲学, 需要司法机关之间的相互配合, 需要相关的立法对此予以支持等。

参考文献

[1]陈瑞华.“刑事诉讼的私力合作模式”.中国法学, 2006, (5) ;以及“社会科学对法学方法的影响”.陈瑞华.法律人的思维方式, 法律出版社, 2007-4 (1) .

[2]吕国石.“审查逮捕阶段实行刑事和解制度刍议”.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09, (6) .

[3]就笔者所主持的几次调解以及参与的同事主持的调解案件来看, 都是加害人的父母或其他亲属代表加害人与被害人进行和解。在这样的和解中, 加害人是否真诚悔过其实是无从得知的。

[4]陈瑞华.“刑事诉讼的私力合作模式”.中国法学.2006, (5) .

刑事检察比较研究 篇3

关键词：大检察思维；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协同配合

近年来，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在由专人办理到设立小组再到独立建制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集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出庭公诉和个案预防、综合治理等职责于一体的办案模式和运行机制。各地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既有必要借鉴奉贤模式的成功经验，又应该兼顾本区域内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实际情况，合理配置资源，尊重本辖区内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实际开展工作。

一、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可以说还处于工作制度、机制探索和建立阶段，各地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包括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都处于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状态。因此，现阶段的该项工作存在以下问题：

1.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发展不平衡

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厅的指导下，各地检察机关基本做到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专人办理。但是，这仅仅是迈出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第一步。就全国而言，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也内在着城乡差距、东西差距。无可否认，城市地区、东部地区在经济条件上具有先天的优势，有足够的资金用于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特别是困难的未成年被害人的司法救助工作。此外，检察人才队伍间的数量差距也是造成该项工作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

2.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党的效果不明显

各地检察机关都在努力贯彻党中央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要求，但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案件并没有减少，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并未减少，且有微增的趋势。我们做了工作，却没有明显的看到预期成效。若否定过去的工作，固然有些不近人情。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花费了工作人员很多精力，从审查逮捕到审查起诉，乃至于法庭审判，检察人员都在尽心尽力，但为什么某些未成年人反复犯罪。工作做了不少，没有做出明显的效果，这本身就是问题。

3.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社会认知度不高

如果将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等同于未成年人工作，就错了。如果将做好未成年人工作看成检察机关的工作，也是大错特错的。未成年人的工作涉及到家庭监护教育、学校保护教育、社会观护、国家保护等一系列方方面面的工作。做好某一年龄段的未成年人工作，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做好了未来若干年我们整个国家的工作。因此，未成年人工作（包括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需要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相互协同，共同形成保护未成年人的强大合力才能解决好这一关系国家与民族未来的大事情。因此，做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需要各方力量的参与。但是目前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尚未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社会组织、社会公众对该项工作缺乏全面的了解，认为保护未成年人就是打击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犯罪；更缺乏对涉罪未成年人的包容和理解，而是歧视和限制。就此而言，一个懂得保护、能够容纳、善于观护未成年人的社会环境尚未形成。

二、以大检察思维实施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

1.根据区域实际，统筹协调，合理配置检察资源

任何工作都要有人来做，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亦不例外。

首先，合理配置检察人员。初步建议是从检察机关内部业务部门选拔一批具有办理未成年人涉罪刑事案件工作经验的检察人员，特别是要求有相当不部分的女检察人员。其次，调配专门的办公场所、办公设备，并划拨专项经费。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是一项长期的利国利民的工作，保障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硬件条件是开展好该项工作的物质保障。再次，加强检察机关内部专业人才的培养。心理咨询、心理矫治与辅导这类专家型的人才的引进受经济、社會、地理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紧靠检察机关及相关政府部门的努力，短时间内难以取得成效。但是，检察机关可以经过专业学习和培训，培养并组建一支自己的专业人才队伍，是未成年刑事检察人员未成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

2.加强调研工作，使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更加符合实际，具有针对性

关于调研工作，笔者认为应采用多样化的形式。相关数据我们可以从当地司法行政机关、教育部门、卫生部门、公安机关调取，一些数据也可以直接向学校调取，对于一些具体的技术性的问题可以通过调查问卷、座谈、走访等形式收集。总之，调研既要保证材料的真实，也要讲究效率。同时，调研应定期进行，并形成调研制度，以充分保证第一手材料的可靠性。在完成调查之后，应对收集的资料、数据等进行分类、整理、统计，为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提供准确的参考依据。

3.整合内部资源，打破部门壁垒，构建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一体化工作机制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不能成为各部门都参与都不负责的相互推诿、相互扯皮的工作。以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模式为例，该院为了实现未成年人案件办理和权益维护的无缝衔接，建立了从批捕、起诉、预防到被害人权益保护的一体化工作机制。笔者认为，奉贤模式的该项机制可以借鉴。这种将涉及未成年人的各部门工作统一划归未成年人检察部门，既利于责任划分，也便于监督考核。笔者建议应注意以下机制的建设。

一是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内部工作机制的建设。从上海市奉贤区工作模式看，未成年人刑事检察部门就是一个为未成年人专门设置了“小检察院”。该部门的每项工作均相应建立一套工作、考核、评价机制，以保证工作规范开展、责任到位。

二是加强未成年人刑事检察部门各职能岗位与外部对口部门的工作衔接，并建立起一套沟通、协调机制。如应通过检察机关与政府部门、法院的沟通协调，建立一套未成年人刑事检察部门与司法行政机关、公安机关、法院等部门的信息通报、案件信息共享与事件处置工作机制，以切实达到检察机关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与其它相关部门之间的无缝对接。

4.为成年人刑事检察宣传工作应突出实效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宣传工作要出实效，首先要解决宣传什么的问题。笔者认为，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宣传，既要宣传先进的工作做法和经验，也要宣传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本身，更要宣传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需要怎么样的社会参与。其次，笔者认为应解决好怎么样宣传的问题。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宣传应采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包括自媒体）相结合，进行连续的无死角宣传，让公众充分了解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告知其该项工作和每一位公民的关系，使公众知道参与该项工作的途径、方式，从而增添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社会力量。

每一项机制从形成到成熟都需要一个不断探究、不断探索、不断实践、不断调整过程，非一蹴而就的。做好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不仅需要检察机关理顺职能，建章立制，依法履行职责，还需要全社会的积极参与和支持。

刑事检察比较研究 篇4

根据市人大常委会2019年工作安排，5月中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巩中带领部分常委会委员、内司工委委员，赴市检察院及利辛县、谯城区，对全市检察机关刑事检察工作情况开展调研。调研组听取了市人民检察院及谯城区、利辛县检察院关于刑事检察工作情况的汇报，实地察看了亳州市驻所检察室、市检察院侦查指挥中心，调阅了两级人民检察院部分案卷资料，并通过座谈、走访等形式征求了监委、法院、公安、司法等部门及部分人大代表、律师的意见和建议。同时委托涡阳县、蒙城县人大常委会进行调研，提交调研报告。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近年来，全市检察机关坚持以司法办案为中心，依法履行刑事检察监督职能，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切实加大监督力度，积极创新监督方式，努力提升监督实效，刑事检察工作取得新进展，为维护司法公正、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2017年以来，全市检察机关办理审查逮捕案件4576件5822人，其中批准和决定逮捕3329件4209人，不捕1247件1613人;审查起诉8744件10829人，其中，决定起诉7251件9017人，决定不诉326件408人;监督侦查机关立案268件，督促撤案123件，追加逮捕59人，追加起诉65人。依法提出抗诉案件55件，法院审结33件，其中改判和发回重审23件。加强对社区矫正的监督，发现并纠正脱管漏管罪犯52人，对不符合监外执行条件的建议收监157人，已监督收监执行126人。

(一)刑事检察工作机制不断完善。注重加强案源机制建设，与公安、药监、环保等部门建立联系会议制度，持续推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不断拓展监督案源。注重在押人员权益保障，健全在押人员约见检察官、投诉信件办理、出所谈话等制度，畅通在押人员权利救济渠道，纠正刑期计算错误23件，开展谈话及法律咨询1570人次。出台了《亳州市检察机关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实施方案》等文件，为统筹协调、深入推进扫黑除恶工作提供制度保障。谯城区检察院社区矫正检察工作机制，被最高检简报、《法制日报》《安徽日报》推介报道。

(二)刑事检察工作重点较为突出。坚持从检察监督工作实际出发，不断强化与全市中心工作的深度融合，突出办案重点。围绕打好“三大攻坚战”，全市检察机关起诉扶贫领域职务犯罪150件166人，破坏金融管理秩序案件49件91人，破坏环境资源犯罪74人。服务保障中医药市场整治，依法监督立案药品领域刑事犯罪1件1人，起诉9件9人，审查起诉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243件377人。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提前介入案件21件，起诉涉黑涉恶犯罪62件331人。监察体制改革后，重点加强对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科技创新、社会保障等领域职务犯罪的惩治力度，审查起诉58件61人。

(三)刑事检察监督职能持续强化。全市检察机关认真履行监督职责，不断加大刑事检察监督力度，严格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以无社会危害性不捕809人，刑事和解不捕208人。加强羁押必要性审查，提出羁押必要性审查建议380件，被采纳353件，采纳率为95%。强化刑事执行日常动态检查，纠正看守所干警不当执法19人次，依法打击“牢头狱霸”2人次。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建“温暖控申”品牌，办理刑事司法救助案件51件，刑事申诉案件126件。开展重复访治理专项攻坚，重复访同比下降53%。

楚侠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和缪庆捷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入选2017、2018全国刑事执行精品案件。

(四)刑事检察监督质效稳步提升。全市检察机关立足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坚持诉讼职能和监督职能并重，加强对诉讼活动的监督，确保司法程序公正。强化对刑事执行活动的监督，把司法公正落实到执行工作中，推动执行活动依法依规进行。建立分片指导制度，推动基层监督模式转变，不断强化一体化监督职能。实行案件质量评查考核机制，定期开展执法规范化检查活动，强化案件办理质量的考核评价，提高案件办理质量。健全完善一体化工作模式，加强内部各部门之间线索移送、案件办理等机制建设，充分发挥整体合力，刑事检察监督质效稳步提升。

二、存在的问题

(一)责任意识有待进一步强化。个别刑事检察人员对依法履行监督职责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监督的主动性、积极性不高。对检察体制改革后的刑事检察工作研究不够深入，工作动力不足，不愿监督、不敢监督、不善监督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重实体轻程序”“重协调配合轻监督制约”的司法理念有待进一步转变。“信息知情难、调查核实难、纠正处理难”等问题尚未完全消除，拓展案件线索来源的主动性仍需加强。部分被监督者对监督工作支持配合力度不够，接受检察监督的法律意识有待增强。个别县区存在检察机关调取、查阅、复印案卷资料等方面配合不够顺畅，对监督意见的落实反馈不够及时等问题。

(二)监督力度仍需进一步加大。调研中发现，刑事审判监督工作开展不平衡，注重对公诉案件监督，对刑事自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和死刑复核程序监督相对薄弱。2017年以来，全市检察机关监督公诉案件7251件，监督公诉案件以外的各类案件共计2098件，刑事审判监督工作发展失衡。刑事抗诉案件多集中于实体问题，对程序性问题提起抗诉的较少，提请抗诉的理由主要集中在事实、定性、量刑、适用法律等实体方面，对于审判人员程序违法、附加刑以及缓刑适用不当的案件抗诉较少。55件抗诉案件均是针对确有错误的刑事裁判，抗诉案件类型相对单一。另外，由于有效监督途径的缺失，致使对审判机关庭前受理、告知工作、庭外调查活动和裁判文书送达等程序的监督难以开展。

(三)工作机制仍需进一步健全。“捕诉合一”运行后的配套制度仍需完善，在执行上还存在制度不规范、要求不明确的现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配套的律师值班制度还不健全，存在值班律师人员少、值班时间不能全覆盖的问题，影响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办理时效。对于提前介入侦查、引导取证、非法证据排除、提前审查逮捕案件移交社会危险性证据等制度要求尚未全面落实，内部工作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刑事检察监督的合力尚未真正形成，与侦查机关、审判机关的信息互通渠道尚未完全打开，对违法行为的发现、移交和查处的衔接机制还不够成熟。与监察机关在办理职务犯罪的案件移送、提前介入、审查起诉、退回补充侦查等具体程序及工作流程的规定上，仍需进一步细化。2017年以来，市县两级检察院检察长列席审委会11次15案，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制度的执行力度仍需进一步加强。

(四)监督质效还需进一步提高。随着新形势下检察机关部分职能的调整，新增检察职能的效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监督领域范围和方式仍需拓展，监督效果仍需进一步加强。对发现和纠正诉讼过程当中违法问题的重视程度不够，审判程序违法行为的监督相对滞后。社区矫正动态监督数据不够准确，漏管、脱管的问题还时有发生。个别检察建议在分析问题和提出对策的环节针对性、操作性不强，未能发挥实际作用，监督能力有待提升。工作重点多集中在监督意见的提出上，对监督意见跟进落实不够及时主动，监督刚性不足。个别基层检察院诉讼法律文书存在瑕疵，检察监督精细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

(五)队伍建设仍需进一步加强。刑事检察队伍建设与检察工作任务还不相适应，“案多人少”的矛盾依然突出。2017年，谯城区检察院刑事检察员额人均办案量187件，基层检察院办案人员负担重、压力大。刑事检察人员专业领域知识欠缺，知识结构不能适应办案需求等问题日益凸显，缺乏金融、网络、生态环境等方面高层次专业人才，刑事检察队伍专业化建设亟待加强。刑事检察队伍的法律素养和业务能力有待提高，特别在知识储备水平、线索发现能力、调查取证能力、庭审应对能力上，与打造正规化、职业化、专业化检察队伍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

三、意见建议

(一)强化责任意识，依法履行刑事检察监督职责。全市检察机关要进一步提高对刑事检察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强化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依法正确履行刑事检察监督职责，切实加大对侦查、审判、刑罚执行的监督力度，依法监督和纠正司法活动中的违法行为。积极适应监察体制改革新要求，注重案件实体审查的同时，不断强化程序审查意识，切实转变“重实体轻程序“的认识。牢固树立服务大局和多元化监督理念，做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依法监督、规范监督。审判机关和行政机关应当依法自觉接受法律监督，增强主动接受检察监督的意识，全力配合刑事检察监督工作。持续强化法律监督机关接受监督的意识，自觉把刑事检察工作置于人大及其常委会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实现监督工作的常态化和科学化。

(二)拓展监督途径，推动刑事检察工作深入开展。准确把握新形势下刑事检察工作的职能定位，从工作思维、工作主线、工作模式、监督重点、监督目标、监督节点等方面，探索建立刑事检察监督新机制，拓展刑事检察工作的途径和方式，切实强化法律监督主责主业。着力解决对刑事自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及附加刑、缓刑适用不当等监督弱化问题。加大力度开展随案监督，大力推进办案和监督同步化，完善纠正违法通知书、检察建议、抗诉等多元化监督格局，实现精准监督。注重利用科技手段助力刑事检察工作，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与刑事检察工作深度融合，提高刑事检察工作科技化水平，深入推进刑事检察工作全面开展。

(三)突出工作重点，不断加大刑事检察监督力度。把关注民生、服务大局、实现正义、维护稳定作为刑事检察工作的宗旨，坚持全面履职和重点突出相结合，加大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执法司法力度。坚持以人为本、司法为民的工作理念，做好羁押必要性审查、非法证据排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落实等工作，重点加强对超期羁押等侵权行为的监督，持续强化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刑罚变更执行的监督，深入推进刑罚执行各环节的同步监督。继续推进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入开展，切实把好“扫黑除恶”案件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坚持以审判为中心，加强与公安、法院的沟通协作，形成打击黑恶犯罪的整体合力。

(四)完善监督机制，切实增强刑事检察监督实效。落实一体化办案机制，健全内部工作机制，细化审查标准、统一操作规范，建立完善、有效、科学、规范的刑事检察工作制度。以提质增效为出发点，健全完善轻重分离、繁简分流的工作机制。以案件质量为核心，推进审查实质化，着力提升刑事检察工作精细化水平。充分发挥“捕诉一体”在提升办案效率方面的优势，健全司法办案、工作指导、监督制约等配套机制。建立健全监督意见采纳落实情况跟踪、同类执法问题定期通报等机制，增强监督效果，提升监督刚性。加强“两法衔接”，完善信息互通互联和工作协调机制，充分发挥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信息共享平台作用，拓宽和延伸监督渠道和路径。建立与监察机关的案件线索双向移送和协作配合机制，加强工作衔接和信息共享，规范和细化办理职务犯罪案件的司法程序，实现职务犯罪案件办理的无缝对接。

刑事检察比较研究 篇5

作者：曹宣祥

发布时间：2013/12/12 9:24:55 浏览量：

【摘要】近期曝光的冤假错案，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也给司法机关的执法公信力带来了质疑，引起党中央、中央政法委和“两高”的高度重视。但检察机关如何运用检察职能预防冤假错案，是摆在检察机关面前的现实问题。为此，笔者结合检察工作实践，对如何预防刑事冤假错案谈点个人认识，与各位同仁商榷。

【关键字】刑事错案 预防 路径

近段时间以来，数起冤假错案相继曝光，在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也给司法机关的执法公信力带来了质疑。党中央对此高度重视，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指出：要求司法机关“„„严防冤假错案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和司法权威。”曹建明检察长在全国检察机关电视电话会议上指出：“为什么冤假错案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特别是，这些案件几乎都经过了侦查、批捕、起诉、审判、执行等诉讼的全过程，为什么仍然会一错再错、一错到底，必须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和警醒。”

“检察机关的职责不是简单的追诉犯罪，检察机关的性质也不是单纯的公诉机关。从本质上讲，检察机关就是法律监督机关”。由于冤假错案都经过了侦查、批捕、起诉、审判、执行等诉讼的全过程，检察机关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必须从自身做起，在严格依法办案的同时，要充分运用各种检察职能，严把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适用法律观，简单的讲，就要把好案件的入口关与出口关。

一、坚持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防止在职务犯罪侦查环节出现错案

针对近期曝光的冤假错案，中央政法委出台了防止冤假错案指导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也下发了《关于切实履行检察职能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的若干意见》。笔者认为，预防职务犯罪冤假错案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提高思想认识，转变办案理念

预防职务犯罪冤假错案，首先就得提高思想认识，转变执法理念和办案模式。一是学会换位思考，从内心尊重证人和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二是要坚持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三者的有机统一，不能一味的追求完成任务或惩处犯罪而忽视犯罪嫌疑人人权的保护；三是加强法律知识、侦查技巧的理论学习和实践，进一步提高依法办案的水平，不规避法律、不打 “擦边球”，严格规范执法。

（二）转变办案模式和工作方式

预防冤假错案，应转变 “重口供，轻外围证据”或“先口供，后调查取证或调取书证”等不良办案模式。一是应全面调取和收集与案件有关的外围证据，依照法律规定，结合证据间的印证力，认真研究涉嫌罪名的犯罪构成要件，对案件线索认真进行研究评估后再确定侦查方向；二是在询问被初查对象、证人，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应先耐心听其陈述、供述及辩解，再结合调取的其它证据辨别其言词的真实性，从而细化案件事实细节；三是应全面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无罪、罪轻的证据，查明案件客观事实，不得为形成案件而忽略犯罪嫌疑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

（三）建立和完善工作机制，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

检察机关应在有案必查的基础上，从完善扩展案源工作机制，侦查终结率、有罪判决率考核机制，办案安全和错案责任追究机制等方面来实现任务考核机制的完善。为了尊重和保障人权，切实防止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出现错案，许多地方制定和完善了如案件管理办法、办理自侦案件流程规定、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工作规程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对有效防止在查办职务犯罪过程中出现冤假错案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建议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和严格规范执法

应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对“必要休息时间”进行解释，对询问证人的时限进行明确，同时应加强检察机关内部各环节的监督制约，促使职务犯罪侦查部门规范执法行为。这不仅是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证人在侦查过程中应有的人权，也是预防冤假错案的有效措施，从而体现检察机关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

二、严格把握逮捕、起诉条件，严把入口、出口关

检察机关侦查监督、审查起诉部门处于刑事诉讼的中间环节，承担着刑事案件审查批捕、审查起诉职能，以及法律规定的由此职能引申的侦查监督、立案监督、羁押必要性审查、追捕追诉漏罪漏犯、提请抗诉等职能。所以。在检察环节把好刑事案件的入口、出口关，对于预防刑事冤假错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准确把握逮捕条件，严把案件入口关

检察机关审查逮捕环节在审查侦查机关提请审查逮捕案件时，除认真审查犯罪嫌疑人是否符合逮捕条件，作出是否逮捕的决定外，还是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行使法律监督权的第一道窗口。所以，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在防止冤假错案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分三个层次对逮捕条件作出了规定：一是适用逮捕的一般条件，二是适用逮捕的特殊条件，三是可以转捕的条件。《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一百三十九条对《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五种社会危险性也进一步作了界定。我们只有准确把握上述逮捕条件，才能正确的处理案件。依照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对提请检察机关审查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有证明其是否有社会危险性的义务。但根据笔者的司法实践，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案件，大多数没有收集犯罪嫌疑人社会危险性的证据。所以，要提高逮捕案件的质量，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检察机关必须督促公安机关建立报捕条件证明机制，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规定的逮捕条件收集不逮捕会发生社会危险性的证据在案，供检察机关审查。否则，检察机关可以依法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并写出补充侦查提纲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二）严格把握审查起诉条件，杜绝带病起诉，严把案件出口关

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工作相对审查逮捕环节，时间较长，容易接触案内或案外大量的信息，对于正确依法审查案件提供了重要参考。所以，公诉部门防止刑事冤假错案的发生，应象防止洪水猛兽一样，筑起大坝围栏，扎紧出口关。

在审查起诉工作中，要注重证据的综合审查和运用，审查证据的客观性、真实性，尤其是重视证据的合法性。在审查起诉的过程中，应当认真审查侦查机关是否移交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无罪、犯罪情节较轻、较重的全部证据。检察机关经过审查认为辩护人申请调取的证据已经收集并且与案件事实有关联的，应当予以调取；对于指控的犯罪事实，经过审查只有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得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既能审查证据之“实”，又能判断证据之“真”，识别证据之“伪”，纠正取证之“错”。

（三）全面、客观、公正地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在审查逮捕过程中，要坚持讯问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规定的六类犯罪嫌疑人，其他类型的犯罪嫌疑人也要制作审查逮捕阶段权利义务告知书并和听取意见书，让犯罪嫌疑人在了解权利义务的同时，亲自书写意见告知办案人员。公诉环节应依照法律规定，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并告知其如果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聘请辩护人的，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对于属于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情形的，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获得法律援助。通过认真履行告知义务，如果发现犯罪嫌疑人曾受到刑讯逼供的，检察机关应当调取同步录音录像进行核对，有知情人员的要询问知情人，查阅看守所健康检查记录、出入所检查记录等，必要时还可要求侦查人员对其收集证据的合法性进行说明。对于不能确定为非法取证，又不能合理排除怀疑的，应当作存疑处理，不能作为逮捕、起诉的依据。

此外，应加强对实物证据的审查，实物证据的取得如果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要求侦查人员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否则该实物证据（物证、书证）不能作为审查逮捕的证据。修改后刑事诉讼法没有对“可能影响公正审判”、“补正”、“合理解释”进行界定，在司法实践中不好把握，有待立法、司法机关对此作出解释。

（四）加强批准逮捕后的羁押必要性审查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于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检察院。实践中应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加强与监所检察部门的联系，建立捕后信息共享平台，实时掌控批捕后犯罪嫌疑人的相关情况；二是定期到侦查机关了解批捕后的侦查取证情况，听取侦查人员意见，审查批捕后的犯罪嫌疑人是否存在不符合逮捕条件的情况，是否还存在社会危险性，有无不适宜羁押的疾病，必要时可以听取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和被害人的意见。如果发现犯罪嫌疑人不必要、不适宜羁押的，应当向侦查机关提出书面意见，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并要求其在十日内书面回复处理情况。

（五）排除考核指标干扰，依法使用存疑不起诉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四百零三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二次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经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人民检察院对于经过一次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且没有退回补充侦查必要的，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基层检察机关往往受到上级检察机关考核指标的限制，决定存疑不诉的案件少之又少，原因是如果案件捕后不诉，侦查监督部门在考核时要被扣分。此外，迫于维护稳定、国家赔偿等原因，个别案件不在审查起诉环节作存疑不起诉决定，而是勉强诉至法院。因此，要改变传统的非法治思维意识，树立全新的现代刑事司法理念，该不诉的案件一律不诉。

（六）要正确认识新闻媒体、网络、报刊等对案件的评论乃至炒作

一些重大、敏感案件发生后，一方或双方当事人以及一些社会“多事”之人可能会通过QQ、微博等媒体把其了解到的相关信息传播出去，导致许多围观者跟帖和评论，使这些案件很快成为社会热点，有的当事人甚至会亲自到检察机关提出各种要求，甚至采取一些极端措施来施压。面对这些情况，检察机关要通过开通微博等形式予以正面回应，在不违背保密规定、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实时向社会公开案件相关情况。此外，要在充分考虑被害方态度的同时，严格遵循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逮捕条件，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绝不以牺牲法律尊严来换取社会舆论和当事人的认同。

三、加强监所检察工作，及时发现刑事冤假错案

驻所检察人员接触在押嫌疑人时间最多，最能全方位的了解在押嫌疑人情况，在工作中要切实转变观念，多看，多听，多想。从日常工作着手，发挥职能优势，深入了解每一个在押人员的情况，使刑事冤假错案早发现、早纠正。

（一）做好收押检察

收押检察是监所检察工作中接触在押嫌疑人的第一步。一是在收押检察的过程中要检察被收押嫌疑人的法律文书是否齐备，程序是否合法；二是在押嫌疑人进入监管场所后，要对其身体体表进行检查，察看是否存有明显伤痕，如嫌疑人身上有明显伤痕的，要查清其伤痕的来源，因为其身上有伤痕可能意味着嫌疑人被刑讯逼供。一旦发现是刑迅逼供所致，监所部门将对刑迅逼供情形制作笔录，移送本院控告申诉部门由其移送反渎职侵权部门，或由监所部门直接将材料移送反渎职部门，由其依职权对是否存在刑讯逼供事件展开调查，根据调查的结果，由办案部门决定其证据是否予以采用。

（二）坚持约谈制度

一是让嫌疑人充分了解监所检察职能，在法律框架内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二是让嫌疑人有机会向监所检察部门反映情况，包括案件上是否存在刑迅逼供等。监所检察部门是检察机关能在第一时间接触到嫌疑人的部门，如果预防错案的意识入脑入心，就能够将诸如赵作海一案中可能存在刑迅逼供的情形告知本院办案部门，使办案人员在审查案件时能够对证据的合法性有更好的审查，就能有效地防止刑事错案的发生。

（三）开展巡视检察

巡视检察是监所检察中最常接触在押嫌疑人的方式，巡视中一旦发现在押嫌疑人有异常的行为表现，就需要对其原因进行深入细致的了解，寻找其行为异常的原因，从而综合各方面情况，确定在押嫌疑人是否存在身理上或者心理上的特殊性，是否有可能导致刑事错案的发生，从而及时发现刑事错案。

（四）发挥检察信箱的交流和沟通作用

因为看守所关押的嫌疑人很多，检察人员不可能一一与其谈话，设置检察信箱便于驻所检察人员与在押嫌疑人通过书信沟通。所以，犯罪嫌疑人被收押时会告知其可以在关押其间将其要反映的事情以信件形式放入检察信箱，便于让检察人员了解情况。只有让在押嫌疑人有充分的话语权与维权意识，才有可能从蛛丝马迹中发现刑事错案线索，让监所检察工作成为预防刑事错案的一道坚实防线。

四、充分保障律师的诉讼权利，重视律师反映的情况和提供的证据

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为被告人辩护在预防冤案错案中的作用是不言自明的。在刑事诉讼中侵犯律师权利的直接后果，就是侵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基本诉讼权利。检察机关案件管理部门是对外联系和接待的窗口,是为律师提供服务的重要部门。笔者认为，在案件管理工作中切实维护律师的权利，也是预防刑事错案的有效途径。

（一）充分保障律师会见权

对于监管部门来说，只要律师提交了法律规定的手续，就应该安排会见。但是，现实中却存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无正当理由拒绝律师合法会见请求权或者故意刁难的情形，这不仅损害了律师的执业权利，实际上也侵犯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基本诉讼权利。也就是说，如果律师的合法会见请求未能得到保护，以致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诉讼权利产生不利影响时，将成为排除非法证据、或请求重新审理的法定事由。案件管理部门在律师接待中如发现有上述问题，应当及时予以纠正。对于其他机关办理的案件，可以告知律师向本院监所检察部门（驻所检察室）申诉，也可以通知本院监所检察部门（驻所检察室）向相关部门提出纠正意见。对于本院正在办理的案件，应当直接通知相关部门予以纠正，确保律师的会见权得以实现。

（二）充分保障律师阅卷权

案件管理部门在认真贯彻落实新刑诉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关于保障律师阅卷权利的要求，切实保障律师阅卷权对于预防冤案错案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案件管理部门对于前来阅卷的律师，应当认真核对其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等身份资料。在查阅相关证明文件后,案件管理部门应与案件承办人联系阅卷时间,并主动向律师反馈信息,以确定准确的阅卷时间,如遇变故更应加强双方的沟通,主动说明理由并确定再次阅卷时间,切实提高律师阅卷接待效率。对于无正当理由拒绝律师阅卷的，案件管理部门可以向相关部门填发《流程监控通知书》，及时予以纠正。作为履行内部监督职责的部门,案件管理部门还可以在律师阅卷室摆放了意见簿并公布投诉电话,以便在实际工作中发现问题同时接受监督,进而完善律师阅卷接待工作。

（三）结案审核时要求提供对律师意见的审查结果

为保障案件的依法公正处理,对律师或其诉讼代理人提出的辩护意见、建议或其他申请,案管部门应当及时反馈给案件承办人知悉。同时，承办人应将律师意见写入案件审查的相关文书，结合案卷材料进行综合分析，提出是否采纳的意见并详细阐明理由。部门负责人和分管检察长在审批案件时对律师意见、承办人对律师意见的采纳情况要进行审核。案件审结后，案件承办人应及时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将处理结果反馈给律师。案管部门在结案审核中，要特别审查承办人对律师意见的采纳情况。没有对律师意见进行分析、提出是否采纳意见的，结案审查不予通过。

五、加强刑事申诉检察，坚持有错必纠

检察机关刑事申诉检察部门，是检察机关零距离接触刑事申诉人及其辩护人、代理人、近亲属的窗口，除了控申部门人员的日常接待外，还有检察长接待日、个案联合接访、参与党委信访部门联合接访等形式。检察机关的这一职能，决定了检察机关在纠正生效刑事错判案件中的地位与作用，是其他机关无法替代的。

（一）在接访中善于发现刑事冤假错案的蛛丝马迹

从已曝光的刑事错案来看，多数案件的被告人在被逮捕、被公诉，甚至被判决后仍不断申诉，否认司法机关认定的犯罪事实，但都被司法机关一次次地予以否定，有的检察机关甚至还对已曝光的冤假错案提起抗诉。这说明检察机关各环节承办人员责任心不强，无罪推定的执法理念不够牢固，不能从证据间矛盾之处、细微之点，发现可能出现冤假错案的蛛丝马迹，不能将可能出现的错案及时纠正，造成被告人被羁押时间较长。为此，要高度重视在押和服刑人员的举报和申诉，发现有疑点、有错案可能的，在及时提请原办案部门处理。

（二）进一步完善控告申诉检察工作机制

控告申诉检察工作不能只停留在对生效裁判的立案复查，停留在事后监督的层面。要把刑事申诉检察由“事后监督”改变为“事中监督”，变被动为主动。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可以探索建立控申检察工作全程介入到刑事案件办理的各个环节，随时就程序性、法律适用性等问题实施有效监督，以期将可能出现刑事申诉的一切因素消灭在初始状态，尽量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

（三）积极探索通过公开审查的形式复查刑事申诉案件

轻罪刑事政策与我国刑事检察工作 篇6

一、轻罪刑事政策在西方国家中的实践

轻罪刑事政策在刑事实体方面主要表现为:一是非犯罪化。即将以往作为犯罪加以处罚的行为不作为犯罪, 停止对其处罚。如德国在1975年进行的一项改革中排除了违警罪的刑事犯罪性质, 把违警罪只视为一般的对法规的违反, 处以行政罚款;在北美, 非犯罪化步伐迈得更大, 人们努力争取公共的和私人的帮助以及利用协调和调解程序, 并且通过非官方机构和团体的介入, 避免使冲突诉诸法庭。二是广泛适用罚金刑和缓刑。许多国家将罚金刑提升为主刑, 并逐步扩大其适用范围, 使之适用于一切轻微犯罪行为。以德国为例, 1991年对成年人犯罪案件判处罚金刑占判决总数的84%, 只有大约16%的人被处以自由刑, 而这其中又有68%的人被判处缓刑, 判处1年以下自由刑被缓刑的比例更是高达75%。

轻罪刑事政策在刑事程序方面主要表现为:一是辩诉交易。作为一种快速、灵活的结案方式, 辩诉交易在西方国家得到广泛采用。二是转向处分。又称转处, 是指对于犯罪案件不以正常的刑事司法程序处理, 而改用另一种方式处理。二是刑事和解。这一制度的核心内容是促进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进行和解, 犯罪人的和解努力和对损害的赔偿可以作为法院减轻其刑的情节, 若为轻罪, 甚至可以免予刑罚。四是恢复性司法。作为一种通过恢复性程序实现恢复性结果的犯罪处理方式, 在一些地方, 恢复性司法已经进入刑事司法的主流。

轻罪刑事政策在刑事执行方面主要表现为:一是广泛适用假释。日本成人的假释率大体在55%左右, 而青少年的假释率则超过了95%。二是非监禁化或者非机构化。最主要的非监禁化措施有两种, 即中间处遇和社区性处遇。前者是介于监狱服刑和社区性处遇之间的一种措施, 如周末拘禁处遇、释放前辅导中心等;后者是一种完全的非监禁化处遇, 如保护观察、混合刑、社区服务令等。

二、轻罪刑事政策在我国刑事检察工作中的应用

检察机关既是刑事法律的执行主体, 也是刑事政策的具体实施者。在检察环节, 落实轻罪刑事政策, 对于惩治犯罪, 保障人权, 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促进司法的公正高效,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 轻罪刑事政策在刑事检察环节中的应用:

1、扩大不起诉范围, 引进缓起诉措施, 限制刑罚的适用范围。

不起诉是轻罪刑事政策在刑事立法中的反映。但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 不起诉制度在实践中运行不畅, 适用率较低, 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缓起诉作为一种介乎“起诉”与“不起诉”之间的中间措施, 实体上体现了刑罚经济思想, 程序上体现了起诉便宜主义。我国的一些基层检察机关虽然开始试行缓起诉制度, 但遭到理论界的众多质疑。为了从实质上限制刑罚的适用范围, 体现轻罪刑事政策思想, 检察机关应当扩大不起诉范围, 同时引进缓起诉措施。

2、借鉴恢复性司法的理念, 引进刑事调解制度。

我国现行的刑事司法是以国家起诉和对被告人判刑为主要模式的, 这种模式不仅带来监狱压力大、司法成本高的后果, 而且严重忽略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所应具有的本体地位。恢复性司法作为一种全新的刑事司法模式, 对大量的轻微刑事案件乃至邻里纠纷给予关注, 尽可能在犯罪的早期阶段介入, 通过化解人际关系, 减少社区矛盾来预防犯罪。在我国, 借鉴恢复性司法的理念, 引进刑事调解制度, 对于贯彻轻罪刑事政策, 不仅十分必要, 而且切实可行。

3、参与社区矫正工作, 保证社区矫正工作依法、公正地执行。

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 明确规定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和主要任务.作为与监禁刑相对的全新的行刑方式, 社区矫正不仅体现了“轻轻”的刑事政策思想, 更重要的它是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维护社会长治久安的有效良方。

三、在我国刑罚体系中借鉴社会服务的立法设想

在英国、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 将在一定条件下社会服务作为短期自由刑的替代刑罚规定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 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制度。我国现有刑罚体系本身较为完善, 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借鉴社会服务刑罚不应当破坏现有刑罚体系, 应当在维护现有刑罚体系完整性的基础之上, 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完善, 也就是说通过对个别刑种及刑罚执行制度进行完善, 吸收社会服务的因素, 对其进行充实。对此, 笔者试作如下设想。

(一) 借鉴社会服务, 完善管制刑 (下转第50页)

(上接第123页)

我国刑法中, 管制刑是由人民法院判决, 对犯罪人不予关押, 但限制其一定自由, 在公安机关和群众监督下进行改造的一种刑罚方法。目前, 管制刑在实践中难以执行, 适用率极低, 执行效果不明显, 客观上形同虚设, 因而在理论界也产生了关于废除管制刑种的争论。尽管管制刑存在着种种问题, 但其作为我国独特的刑种, 符合我国刑罚目的的要求, 同时也符合了刑罚发展的方向, 与刑罚轻缓化、行刑社会化、开放化相一致。因此, 对于管制刑有必要予以保留, 但必须进行完善。

(二) 借鉴社会服务, 完善罚金刑的执行

罚金刑作为世界上最早的刑罚方法之一, 在现代社会的适用范围日益扩大, 在许多国家已经与自由刑居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对于罚金刑执行中存在的实际问题, 可以通过吸收社会服务的因素来进行完善。对于罚金刑执行过程中出现难以执行的情况, 完全可以借鉴社会服务来替代罚金。在不剥夺罪犯人身自由的前提下, 通过无偿社会服务, 按照一定比例进行折抵, 这样既解决了罚金刑执行难的问题, 又有利于罪犯的教育改造, 回报社会;特别是对于未成年罪犯来说, 真正地体现了罪责自负。

(三) 借助社会服务, 完善缓刑、假释等行刑制度

辽宁刑事执行检察纪事 篇7

2015年12月，辽宁省沈阳市第一监狱，在生产车间中，近百名犯人正在参加劳动。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分工，有的在踩缝纫机，有的在熨烫衣服，有的在折叠衣服做最后的包装……看守的几名狱警有的站在监督台上，有的在犯人旁边巡回检查，一切井然有序。平静的背后却是近年来辽宁省检察机关查处的多起监狱腐败案件。

近年来，辽宁刑事执行检察工作始终坚持每年一个重点工作，从2011年“百案检察”重点查办刑罚变更执行环节案件到2014年的“减假暂”专项检察行动，查办了包括沈阳新入监犯监狱原监狱长贾大力受贿案、抚顺南花园监狱原监狱长刘志刚受贿案等一批有震动、有影响力的案件。

一起事故揭开监狱腐败的盖子

2015年12月1日，沈阳市中级法院公布一则二审判决文书引起了媒体和公众的关注。辽宁省沈阳第二监狱橡胶一监区分监区长、服装一监区看守员乔宇因受贿罪、徇私舞弊减刑罪、滥用职权罪被判决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年6个月。

乔宇案的案发要追溯两年前一个的监狱事故。2013年7月11日14时50分，就在入狱服刑第五个年头，辽宁省沈阳第二监狱橡胶一监区的一名服刑人员刘某突然在监区锅炉房压力检测室内上吊自杀。这一事故引发了刘某家人的强烈质疑。原来2011年初，刘某曾称，有渠道可以办“减刑”，“需要5万押金，3万好处费，事成之后5万能给退回来。”接到刘某求助后，家人在2011年3月12日和10月3日分两次向一个叫“刘涛”的工行账户内，分别存入5万和3万元。根据刘家人汇款线索，调查人员一路追查发现“刘涛”原是一名罪犯，其名下的工商银行卡被橡胶一监区分监区长乔宇掌控使用。乔宇涉嫌徇私舞弊减刑、受贿等犯罪线索也随之曝光。

这起案件不过是监狱腐败的一角。一些服刑人员中贿赂监狱公职人员通过假计分、假立功、假鉴定等违法手段成功实现不露痕迹的减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的政策优待，这被公众称为“另类”越狱。

监狱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军事化的管理和高度戒备的状态，影响了狱警认知方式和思维观念，使他们易产生心理问题；物质待遇差、社会地位低，少数人容易受金钱和物质利益的驱动，法制意识淡薄，导致失职渎职。面对种种服刑人员的种种诱惑，收钱办事图利成为了一种不言而喻的潜规则。一位被查处的狱警曾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写下：“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无奈充斥着我的全身，如果我不同流合污就会被当做异类看待。”

“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制度，本来是一项人性化政策，却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逐渐成了权力寻租、金钱交易市场里的棋子，使得司法公信力和法治权威受到影响。”2015年“两会”期间，多名委员代表、委员提出了刑罚执行领域存在的问题。

重拳打击刑事执行环节的职务犯罪

大连市监狱狱政管理处处长吕学军，警卫大队教导员曲黎辉，一监区、十监区警长辛全波、韩卫，三监区一分监区长王志愿和一监区干警曹靖，这一长串腐败狱警名字来自大连市城郊地区检察院查办的监狱腐败窝案。

2014年6月，大连市监狱迎来了大连市城郊地区检察院30多名检察人员。在监狱方面的协调下，目标监区人员迅速被转移，然后由检察人员为主力对监室进行了拉网式检查。这一幕只有在电影中才会出现“清监”行动在大连市监狱真实上演。实际上，这是大连市城郊地区检察院组织的一次大规模的侦查取证活动。

“打开服刑人员的柜子，根据里面违规藏匿的烟酒茶叶等物品就很明显地能看出，哪些人可能与狱警勾结，谁可能是牢头狱霸。”正是这次行动，为大连市城郊地区检察院成功破获大连市监狱前述6名监狱公职人员徇私舞弊、受贿案件提供了大量关键证据。

这次行动源自2013年那一名在押人员的实名举报线索，促使城郊地区检察院一举侦破了大连市公安局缉毒支队案审大队大队长朱某某贪污应上缴财政的毒资160万余元的大案，成为了大连城郊地区检察院先从大墙外入手，再深入破获监狱内部职务犯罪案件的开始。

2014年12月15日，大连市甘井子区法院对吕学军作出了一审判决，吕学军因犯徇私舞弊减刑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而其余五人中，除曲黎辉犯徇私舞弊罪，但由于情节轻微免予刑事处罚外，均获得了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从大墙外入手，通过刚性监督办理一批监狱内的职务犯罪案件，重拳打击刑事执行环节的职务犯罪。” 大连市城郊地区检察院检察长李雅新介绍，近三年内，大连市城郊地区检察院自侦案件共18件24人。涉及徇私舞弊减刑10件10人，受贿13件13人。

把监督贯彻到刑事执行的每个环节

针对刑事执行领域乱象，2015年12月，最高检下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和规范刑事执行检察工作的决定》，加强三个领域的监督，即公众最为关心的刑罚执行监督、强制措施执行监督和强制医疗执行监督。

对此，辽宁省检察院与省法院也联合制定出台《关于对人民法院决定暂予监外执行案件法律监督工作的暂行规定》，弥补了对人民法院决定暂外案件监督薄弱的短板，目前已对3件省法院决定暂予监外执行案件进行了监督，2人因不符合条件被收监执行。

逐级审查、严格把关成为辽宁省刑事执行的常态。尤其是对原厅局级以上职务犯罪罪犯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案件，辽宁省采取逐案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备案审查；对原县处级职务犯罪罪犯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案件，逐案层报省级人民检察院备案审查。目前，辽宁省院总计办理备案审查案件124件，其中暂予监外执行案件44件，按照规定对原县处级罪犯暂予监外执行案件实行备案审查35件；向最高检报请对原厅局级以上职务犯罪罪犯暂予监外执行案件备案审查9件。通过备案审查，共对3名原县处级以上暂予监外执行罪犯收监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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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检察机关还加强对岗位调整、计分考核、立功奖励、病情鉴定等环节的监督。2012年6月，辽宁省检察院经调查发现，本溪市溪湖监狱罪犯刁某某2009年部分月份的考核分数是虚假的，而本溪市溪湖监狱却于2012年3月19日对罪犯刁某某呈报减刑违法，致使本溪市中级法院于2012年3月29日下达刑事裁定书，裁定原本溪市溪湖监狱罪犯刁某某减残刑3个月零6天，决定予以释放。经向本溪市中级法院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法院撤销了原减刑裁定，检察机关又深挖背后的职务犯罪，查处了本溪市溪湖监狱监区长徇私舞弊减刑窝案。

“不断深化刑罚变更执行监督工作，并着力强化对提请、审理、裁决、执行等各个环节的同步监督”成为辽宁刑事执行检察工作中的亮点。辽宁省检察机关刑事执行检察监督行动不仅强化了对刑罚变更执行的法律监督，还打击了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环节的司法腐败，提升了司法公信力，让人民群众在一个个具体个案中感受到了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从个案查处到长效机制建设

在分管检察长包案责任制下，2015年，辽宁省检察院在清理纠正久押不决案件专项行动中实现了久押不决案件重新归“零”的良好局面。

辽宁省检察机关查办的辽宁省辽南新康监狱党委副书记李成、营口监狱狱政科科长王鹏、营口监狱十监区教导员刘其明和审判员李国庆相互勾结，利用职务便利，徇私舞弊为营口监狱服刑罪犯办理假释的案件，有力地打击了审判机关个别法官的职务犯罪，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

与此同时，除重点监督刑罚变更执行环节外，辽宁省刑事执行检察工作中的其他工作也在稳步推进，并不断摸索和创新。

如在加强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中，盘锦市检察院在2015年5月社区服刑人员权某采取请假条不写明请假期限及时间，虚报档案的欺骗手段，脱离监管长达两月有余，按规定应该撤销缓刑，但是权某受贿案是山东青岛市黄岛区法院判决，撤销缓刑应由原判法院裁定撤销，建议异地撤销缓刑在辽宁尚属首例。

面对难题，盘锦检察院依法向司法行政机关下发《检察建议书》，在建议对权某撤销缓刑的同时，建议纪检部门对相关司法工作人员作出党政纪处分。司法行政机关在接到检察机关的建议书后，立即向原判法院发出《撤销缓刑建议书》，并及时送达至原判法院。2015年9月14日，青岛市黄岛区法院刑事裁定撤销权某缓刑后，权某已被送看守所羁押。

“该案件成功办理，探索了一条跨省将检察建议落实到位的新路径。”盘锦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李佳说，盘锦市检察院刑事执行监督部门以此案为典型案例，在近期组织检察人员深入全市50多个司法所开展法律宣传，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从整体机制建设上，2011年以来，辽宁省检察院与省法院、省监狱管理局等单位联合出台《加强和改进监狱暂予监外执行工作联席会议纪要》等各类文件4件，向下级院下发工作规定、指导办法等文件10余件，制定和完善了特定罪犯刑罚变更执行备案审查、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病情复查和人民法院决定暂予监外执行案件同步监督等多项工作机制，促进了刑事执行监督的常态化、长效化和制度化。

检察机关新增职能遏制监狱腐败

随着被查处的监狱系统腐败案件逐渐被曝光，如何推进刑事执行监督也引起了学者的注意。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卢建平指出，当前监狱刑罚执行腐败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狱务信息不够公开。

对此，2014年初，中央政法委出台《关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意见》，为防止在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过程中存在暗箱操作，指导意见明确要求扩大公开范围，切实加强监督，并提出了“三个一律”：拟提请减刑、假释的，一律提前予以公示，拟提请暂予监外执行的，应当提前予以公示，减刑、假释裁定书及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书，一律上网公开。

除了狱务公开，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高一飞建议，检察机关也要提高监督的覆盖面，包括在监狱的非监控区域设立举报箱，监督结果公开公示，进入监区、生产车间与监犯进行沟通交流等。同时，实行定期轮换制度和本地区回避制度，确保驻监检察室的权威性和独立性。城郊院及驻监检察室检察官应该将工作重点从重“派驻检察”向派驻、巡回、巡视检察相结合转变，由被动监督、事后监督向主动监督、同步监督转变。

学者建议的同步监督正成为辽宁省检察机关刑事执行监督的常态。在辽宁省盘锦市，城郊地区检察院17名检察人员，履行着对盘锦监狱每年平均羁押3000名服刑人员执行及刑罚变更执行监督，每年同步开展对1400余名服刑人员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执行活动。

在沈阳市城郊地区检察院，对派驻检察室监督工作的内容、程序、时间都做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设计了检察室同步监督的工作流程，并制作成工作图版，使得各个检察室工作步调趋于一致。还特别要求派驻检察人员重点检察违法禁闭、体罚虐待等违法情况，并及时提出纠正。2011年以来，该院共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检察建议书》500余份。

辽宁省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局刑罚执行检察处处长林沂指出，修改后刑诉法和人民检察院刑诉规则拓展了刑事执行检察职责，在原有职能的基础上，增加了临场监督执行死刑、羁押必要性审查、强制医疗执行监督、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执行监督等不少新的职能。这些新增职能，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式可以借鉴，辽宁省检察机关不断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工作机制，探索出了适合辽宁的刑事执行检察工作模式。

“首当其冲的是加强对岗位调整、计分考核、立功奖励、病情鉴定等环节的检察监督，这一举措不仅能纠正部分违法减刑案件，还能查处背后隐藏的徇私舞弊减刑犯罪。”林沂说。

对于群众反映强烈的有钱人、有权人服刑中的违法违规情况，辽宁省不断加强对职务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诈骗犯罪、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简称为“三类罪犯”）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监督工作。2014年以来，辽宁省检察机关共对3692名“三类罪犯”进行逐人建档，对1485名“三类罪犯”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进行逐案审查，发现并纠正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不当等各类问题1358件，其中纠正减刑、假释裁定和暂予监外执行决定55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