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刑事自诉案件的审理探讨与研究

浅谈刑事自诉案件的审理探讨与研究（共8篇）

浅谈刑事自诉案件的审理探讨与研究 篇1

浅谈刑事自诉案件的审理

王北华

自诉是指被害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直接向法院提起的控诉形式。自诉案件是指被害人或者在特定情况下，由他的法定代理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它的法理依据是国家将这类案件视为主要侵犯公民个人权利的案件。自诉案件的范围，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有规定，自诉案件包括下列案件：(一)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

一、严格审查自诉案件的立案关

立案审查是刑事自诉案件首先要经过的必要阶段，审查的任务是决定该案是否移交刑事审判庭，审查的目的既是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是保证法院审判工作的质量。

立案庭的主要工作职责是负责立刑、民、行政、执行等各类案件的立案审查工作，因此仅依靠立案庭的力量要把好立案关存在一定困难。立案人员较少能精通各类案件的审判，且时间精力有限，因此把好立案关需刑事审判庭与立案庭协作配合。立案人员经审查，对于是否应立案的，刑事审判庭应参与审查，对于不应当立案的案件应向当事人说明理由。

二、自诉案件庭前审查的必要性

把好立案关，才能保证所立自诉案件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八十六条所列条件，案件的审理才能顺利进行。但是有些情况是立案时审查不到的，所以刑事审判庭承办人接手案件后，应立即审查以下内容：(1)被告人身份是否真实及其下落;(2)指控被告人犯罪的证据是否充分;(3)还有无其他共同致害人等。

三、自诉案件审理方式应灵活多样

自诉案件的法理依据是国家将这类案件视为主要侵犯公民个人权利的案件，因此，赋予被害人起诉权。作为公民的一种权利，被害人对于这种诉权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正是基于这种处分权，对自诉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自诉人还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撤回自诉。可见自诉案件有一些民事案件的特征。我院在审理时运用了民事案件的审理方法，给当事人留下处置权益的时间和空间，充分利用调解手段，让当事人互相谅解、化解矛盾，并解决了执行难的赔偿问题，创造了和谐的当事人关系。

对于自诉案件的调解，法律的规定较原则，这就给承办人留下了较宽松的办案环境和发挥余地的空间。在查清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只要双方当事人愿意，不违背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法院对当事人自行达成的协议是认可的。但是，很多当事人很难自行达成协议，往往需要法官的正确引导和耐心劝说，这就要求我们办案法官深入领会法律的精髓，坚持公正的立场，并根据案件的具体实际情况处理案件。大多数的自诉人是以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为手段，达到获得较高赔偿数额的目的，所以自诉人积极追求调解，并以放弃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为前提。而被告人为了避免被追究刑事责任，也希望达成调解，同时，考查被告人的经济状况和“人格可信度”，一般我们掌握的标准是，不能即时清结的要求被告人签收调解书时至少支付大部分的赔偿款。因为调解书一旦签收，双方当事人的关系就转化为纯粹的债权债务关系，否则，如果被告人拒不付款，自诉人不仅失去了追究其刑事责任的权利，还可能得不到赔偿款，这样自诉人权益就难以得到保护。

当事人在庭外自行和解的，自诉人在和解以后会到法院撤诉。我们要了解当事人和解的经过，查明其中是否有胁迫、欺诈行为，以及赔偿情况。一般来说，无外来因素影响，双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自行达成和解且赔偿款全部付清，应当裁定准予撤诉。不能和解、调解的案件应当立即开庭审理。简易程序的适用并当庭宣判，大大缩短了办案时限，提高办案效率。

四、自诉案件应当强调当事人的举证责任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自诉案件是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所以自诉人证明主要犯罪事实的基本证据是立案和审理的前提。然而在自诉案件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都有可能提出一些主张，我们认为当事人应为自己的观点、主张提供有关证据。刑事被告人享有举证证明自己无罪、罪轻或应从轻、减轻及免除处罚的权利，原则上不承担证明责任。但自诉案件的被告人也承担一定的证明责任。在自诉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法官还应体现居中裁判的角色。核实证据绝不是法官主动去收集证据。若法官主动去收集控诉证据或辩护证据，就等于是帮自诉人或被告人收集证据，显而易见法官做了侦查员或律师的工作，因此，自诉案件的审理应当强调当事人的举证责任。

五、自诉案件要充分利用强制措施

刑事诉讼法赋予了人民法院根据案件情况有权对被告人采取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并有权决定对被告人逮捕。在自诉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为防止被告人逃避审判，我们认为充分利用强制措施是保证诉讼程序顺利进行的有力手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百零四条规定，在自诉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人下落不明的，应当裁定中止审理。被告人归案后，应当恢复审理，必要时，应当对被告人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确保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当自诉状向被告人送达以后，如被告人不到庭，责任就不在自诉人(自诉人不应再承担提供被告人下落的义务)，案件不能审理，法院只能作出中止决定。若这时仍要自诉人提供被告人下落，可能举证会陷入循环往复之中。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在送达诉状时，可以对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因这种强制措施较和谐，不会给被告人工作、生活带来多大影响，又具有一定约束力，同时，让其感到法律和法院的威严。针对特殊被告人，如传票通知不到(被告人不愿到庭)，通过其他途径才找到，而其又不能提供担保人或保证

金的;有逃匿可能的;取保候审后又通知不到庭的;有毁灭、伪造证据或串供、威胁证人或自诉人等情况，应当对其采取逮捕措施。

不同的强制措施会给被告人及其家属带来不同程度的心理压力，这种压力对案件审理的顺利进行恰恰是动力。有的案件在公安机关调解失败，但在法院自诉人提出同样的条件或更高的条件下被告人却接受了。即使调解不成，开庭、审判等程序也能顺利进行。

六、自诉案件实体处理要注重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自诉案件大都发生在工作同事之间、亲属之间、邻里之间、民间因口角纠纷引起的突发事件，与抢劫、杀人、强奸等公诉案件的性质比起来，显然恶劣程度和社会危害程度都要小得多。处理自诉案件，化解双方矛盾是首要任务，打击犯罪是次要任务。因此，在实体处理时一方面较注重保护自诉人的权益，在民事赔偿上尽量对自诉人经济损失予以弥补，同时，对被告人的刑事处罚尽可能地选择适用缓刑、管制、免予刑事处罚等较轻的处罚方法，体现教育和惩诫结合的刑事审判政策。这样既有利于双方当事人以后和睦相处，又避免结下冤仇，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七、自诉案件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规定自诉案件的审理不收取诉讼费，这项规定带来一些弊端：

一是不应当立自诉案件而应当立民事案的，当事人非要立自诉案件;二是自诉人起诉不慎重，不管被告人的身份是否真实、基本证据是否存在，草率立案;三是符合立案条件的，自诉人漫天要价，不利于审理工作的开展，特别不利于调解;四是经其他机构或民间调解解决的案件，又到法院起诉，增加法院工作量，引起诉累。

二是自诉案件二审可以调解，导致当事人跟法院讨价还价。被告人本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无论怎样做工作，就是不赔，等一审判决后，上诉到二审法院时作赔偿，就可能导致二审改判。这样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就是再公正，也会被撤销，起不到判决的实质意义，并使审判工作的严肃性大打折扣。

刑诉法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在20天内结案，但对于自诉案件来说，20天的期限难以审结。因为自诉案件的情况是多变的，常常双方当事人经调解达成了协议，后来又后悔了，再一次开庭审判，时间已过20天。有时完全符合适合简易程序规定的案件，因审限的原因不得不适用普通程序审理。

民事、刑事案件审理期限全汇总 篇2

活着的法律

一、民事案件的审理期限

1、一审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九条：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六个月;还需要延长的，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批准。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

2、二审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七条：人民法院审理对判决的上诉案件，应当在第二审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人民法院审理对裁定的上诉案件，应当在第二审立案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终审裁定。

3、特别程序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人民法院适用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十日内或者公告期满后三十日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但审理选民资格的案件除外。人民法院受理选民资格案件后，必须在选举日前审结。

4、审判监督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民事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 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民事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5、特别规定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条：人民法院审理涉外民事案件的期间，不受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限制。

二、刑事案件的审理期限

1、一审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二条：人民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当在受理后二个月以内宣判，至迟不得超过三个月。对于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或者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以及有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经上一级人民法院批准，可以延长三个月;因特殊情况还需要延长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

人民法院改变管辖的案件，从改变后的人民法院收到案件之日起计算审理期限。

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的案件，补充侦查完毕移送人民法院后，人民法院重新计算审理期限。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六条：人民法院审理自诉案件的期限，被告人被羁押的，适用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二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未被羁押的，应当在受理后六个月以内宣判。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十四条：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后二十日以内审结;对可能判处的有期徒刑超过三年的，可以延长至一个半月。

2、二审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或者第二审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公诉案件，同级人民检察院都应当派员出席法庭。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在决定开庭审理后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查阅案卷。人民检察院应当在一个月以内查阅完毕。人民检察院查阅案卷的时间不计入审理期限。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受理上诉、抗诉案件，应当在二个月以内审结。对于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或者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以及有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延长二个月;因特殊情况还需要延长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

最高人民法院受理上诉、抗诉案件的审理期限，由最高人民法院决定。

附：(1)《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六条：下列案件在本法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的期限届满不能侦查终结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延长二个月：(一)交通十分不便的边远地区的重大复杂案件;(二)重大的犯罪集团案件;(三)流窜作案的重大复杂案件;(四)犯罪涉及面广，取证困难的重大复杂案件。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因特殊情况申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予以批准的，可以延长审理期限一至三个月。期限届满案件仍然不能审结的，可以再次提出申请。

3.审判监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百七十五条：对立案审查的申诉案件，应当在三个月内作出决定，至迟不得超过六个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三百八十条： 对人民检察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抗诉书后一个月内立案。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七条 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应当在作出提审、再审决定之日起三个月以内审结，需要延长期限的，不得超过六个月。

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审判抗诉的案件，审理期限适用前款规定;对需要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的，应当自接受抗诉之日起一个月以内作出决定，下级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期限适用前款规定。

4、执行程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百四十九条：对减刑、假释案件，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对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的减刑，由罪犯服刑地的高级人民法院根据同级监狱管理机关审核同意的减刑建议书裁定;

(二)对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的减刑、假释，由罪犯服刑地的高级人民法院，在收到同级监狱管理机关审核同意的减刑、假释建议书后一个月内作出裁定，案情复杂或者情况特殊的，可以延长一个月;

(三)对被判处有期徒刑和被减为有期徒刑的罪犯的减刑、假释，由罪犯服刑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在收到执行机关提出的减刑、假释建议书后一个月内作出裁定，案情复杂或者情况特殊的，可以延长一个月;

(四)对被判处拘役、管制的罪犯的减刑，由罪犯服刑地中级人民法院，在收到同级执行机关审核同意的减刑、假释建议书后一个月内作出裁定。对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的减刑，应当根据情况，分别适用前款的有关规定。

三、下列期间不计入审理、执行期限

(一)刑事案件对被告人作精神病鉴定的期间;

(二)刑事案件因另行委托、指定辩护人，法院决定延期审理的，自案件宣布延期审理之日起至第十日止准备辩护的时间;

(三)公诉人发现案件需要补充侦查，提出延期审理建议后，合议庭同意延期审理的期间;

(四)刑事案件二审期间，人民检察院查阅案卷的时间不计入审理期限;

(五)因当事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法院决定延期审理一个月之内的期间;

(六)民事、行政案件公告、鉴定的期间;

(七)审理当事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和处理法院之间的管辖争议的期间;

(八)民事、行政、执行案件由有关专业机构进行审计、评估、资产清理的期间;

(九)中止诉讼(审理)或执行至恢复诉讼(审理)或执行的期间;

浅谈刑事自诉案件的审理探讨与研究 篇3

第一条 本解释所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是指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案件。

第二条 刑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周岁”，按照公历的年、月、日计算，从周岁生日的第二天起算。

第三条 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查明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的年龄。裁判文书中应当写明被告人出生的年、月、日。

第四条 对于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已经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且确实无法查明的，应当推定其没有达到相应法定刑事责任年龄。

相关证据足以证明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已经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但是无法准确查明被告人具体出生日期的，应当认定其达到相应法定刑事责任年龄。

第五条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实施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以外的行为，如果同时触犯了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应当依照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确定罪名，定罪处罚。

第六条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偶尔与幼女发生性行为，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

第七条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使用轻微暴力或者威胁，强行索要其他未成年人随身携带的生活、学习用品或者钱财数量不大，且未造成被害人轻微伤以上或者不敢正常到校学习、生活等危害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

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具有前款规定情形的，一般也不认为是犯罪。

第八条 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出于以大欺小、以强凌弱或者寻求精神刺激，随意殴打其他未成年人、多次对其他未成年人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公私财物，扰乱学校及其他公共场所秩序，情节严重的，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第九条 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实施盗窃行为未超过三次，盗窃数额虽已达到“数额较大”标准，但案发后能如实供述全部盗窃事实并积极退赃，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

(一)系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

(二)在共同盗窃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或者被胁迫;

(三)具有其他轻微情节的。

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盗窃未遂或者中止的，可不认为是犯罪。

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盗窃自己家庭或者近亲属财物，或者盗窃其他亲属财物但其他亲属要求不予追究的，可不按犯罪处理。

第十条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盗窃、诈骗、抢夺他人财物，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当场使用暴力，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或者故意杀人的，应当分别以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情节轻微的，可不以抢劫罪定罪处罚。

第十一条 对未成年罪犯适用刑罚，应当充分考虑是否有利于未成年罪犯的教育和矫正。

对未成年罪犯量刑应当依照刑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并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对符合管制、缓刑、单处罚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适用条件的未成年罪犯，应当依法适用管制、缓刑、单处罚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第十二条 行为人在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前后均实施了犯罪行为，只能依法追究其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后实施的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

行为人在年满十八周岁前后实施了不同种犯罪行为，对其年满十八周岁以前实施的犯罪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行为人在年满十八周岁前后实施了同种犯罪行为，在量刑时应当考虑对年满十八周岁以前实施的犯罪，适当给予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第十三条 未成年人犯罪只有罪行极其严重的，才可以适用无期徒刑。对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一般不判处无期徒刑。

第十四条 除刑法规定“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外，对未成年罪犯一般不判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

如果对未成年罪犯判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应当依法从轻判处。

对实施被指控犯罪时未成年、审判时已成年的罪犯判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适用前款的规定。

第十五条 对未成年罪犯实施刑法规定的“并处”没收财产或者罚金的犯罪，应当依法判处相应的财产刑;对未成年罪犯实施刑法规定的“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或者罚金的犯罪，一般不判处财产刑。

对未成年罪犯判处罚金刑时，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判处，并根据犯罪情节，综合考虑其缴纳罚金的能力，确定罚金数额。但罚金的最低数额不得少于五百元人民币。

对被判处罚金刑的未成年罪犯，其监护人或者其他人自愿代为垫付罚金的，人民法院应当允许。

第十六条 对未成年罪犯符合刑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可以宣告缓刑。如果同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对其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应当宣告缓刑：

(一)初次犯罪;

(二)积极退赃或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

(三)具备监护、帮教条件。

第十七条 未成年罪犯根据其所犯罪行，可能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悔罪表现好，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免予刑事处罚：

(一)系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

(二)防卫过当或者避险过当;

(三)犯罪预备、中止或者未遂;

(四)共同犯罪中从犯、胁从犯;

(五)犯罪后自首或者有立功表现;

(六)其他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

第十八条 对未成年罪犯的减刑、假释，在掌握标准上可以比照成年罪犯依法适度放宽。

未成年罪犯能认罪服法，遵守监规，积极参加学习、劳动的，即可视为“确有悔改表现”予以减刑，其减刑的幅度可以适当放宽，间隔的时间可以相应缩短。符合刑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可以假释。

未成年罪犯在服刑期间已经成年的，对其减刑、假释可以适用上述规定。

第十九条 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未成年被告人有个人财产的，应当由本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不足部分由监护人予以赔偿，但单位担任监护人的除外。

被告人对被害人物质损失的赔偿情况，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第二十条 本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浅谈刑事自诉案件的审理探讨与研究 篇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为依法惩处交通肇事犯罪活动，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现将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从事交通运输人员或者非交通运输人员，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在分清事故责任的基础上，对于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二条 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一)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

(二)死亡三人以上，负事故同等责任的；

(三)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

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

(一)酒后、吸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辆的；

(二)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辆的；

(三)明知是安全装置不全或者安全机件失灵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

(四)明知是无牌证或者已报废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

(五)严重超载驾驶的；

(六)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

第三条 “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具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和

第二款第(一)至(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

第四条 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死亡二人以上或者重伤五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

(二)死亡六人以上，负事故同等责任的；

(三)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六十万元以上的。

第五条 “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

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

第六条 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后隐藏或者遗弃，致使被害人无法得到救助而死亡或者严重残疾的，应当分别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以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

第七条 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或者机动车辆承包人指使、强令他人违章驾驶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具有本解释第二条规定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

第八条 在实行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围内发生重大交通事故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和本解释的有关规定办理。

在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围外，驾驶机动车辆或者使用其他交通工具致人伤亡或者致使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分别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二百三十三条等规定定罪处罚。

第九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在三十万元至六十万元、六十万元至一百万元的幅度内，确定本地区执行本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条第(三)项的起点数额标准，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

近年来，交通肇事犯罪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严重威胁着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为依法惩处交通肇事犯罪活动，根据刑法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这部司法解释的出台，对于正确适用法律审理好此类案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司法实践中，应当着重把握以下几个问题。

一、关于交通肇事罪的主体问题

根据国务院于1988年3月9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四条有关“凡在道路上通行的车辆、行人、乘车人以及在道路上进行与交通有关活动的人员，都必须遵守本条例”的规定，交通肇事行为的主体范围十分宽泛。

从实际发生的交通肇事案件看，使用各种机动、非机动交通工具肇事的情形较为普遍，因行人违章造成交通事故的情形也时有发生，给公民的生命、健康和公私财产安全造成了极大危害。鉴于修订后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将交通肇事罪主体扩大为一般主体，因此，《解释》第一条规定：“从事交通运输人员或者非交通运输人员，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在分析事故责任的基础上，对于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二、关于交通肇事罪的认定问题

《解释》第一条强调，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在分析事故责任的基础上，对于构成犯罪的，依法定罪处罚。首先，分析事故责任是认定交通肇事罪的重要依据。根据国务院于1991年9月22日发布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十八条的规定，交通事故责任分为全部责任、主要责任、同等责任和次要责任。从有关部门提供的情况看，负事故次要责任的情形，由于其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作用较小，损失后果不大，一般作行政处罚，不需追究刑事责任。对发生的重大交通事故承担其他几种责任的情形，则确有追究刑事责任的必要。在论证过程中，一种意见认为，由于缺乏统一的定责标准，在认定事故责任方面存在着随意性较大、定责失衡等问题，建议在认定交通肇事罪问题上，可否不以交管部门出具的责任认定意见为依据。诚然，认定交通肇事罪的焦点问题集中在事故认定和责任分析上，比较特殊也很复杂。但是，如果不以此为前提，则无法判定交通肇事行为人与肇事后果间的因果关系，更无法确定其应当承担行政责任还是刑事责任。有关事故责任认定方面的统一执法标准虽然仍需国家有关主管部门进一步规范，但在目前条件下，还应坚持以交管部门认定的事故责任为认定交通肇事罪的前提条件。此外，两高于1987年8月21日发布的《关于严格依法处理道路交通肇事案件的通知》中也有类似表述，《解释》延续了相关规定。

三、关于交通肇事罪中财产损失的认定问题

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发生重大交通事故，造成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公私财产”是否包括肇事者个人财产问题，在有些情况下，就成为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有的案件中，肇事者造成的公共财产及他人的财产损失数额不大，但自身遭受的财产损失惨重（比如名贵车肇事与低档车俱毁）。有种意见认为，在上述情况下如果仅认定公共财产及他人的财产损失，数额不大的，则不构成交通肇事罪；如果将其自身财产一并计入损失数额，就可能符合定罪条件。因此，本着从严惩处这类犯罪的需要，应当将肇事人的个人财产损失一并计入损失数额。但是，交通肇事罪的危害在于对公共财产、他人人身及其财产造成的损失，其自身的财产损失应当视为肇事人为自己的违章行为承担的经济责任，而不应将其作为承担刑事责任的条件。因此，《解释》第二条中关于“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承担刑事责任的规定，是符合立法本意的。

四、关于肇事后逃逸的认定问题

“交通肇事后逃逸”，是修订后刑法关于交通肇事罪增加规定的加重处罚的情

节。实践中，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具有较大的危害性，往往导致被害人无法得到救助、损失无法得到赔偿、案件查处难度增大等等，必须依法予以严惩。《解释》第三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具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和第二款第（一）至

（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

首先，《解释》将认定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前提条件界定为“逃避法律追究”。实践中，肇事人逃跑的目的大多是想逃避法律追究，但也有少数人逃跑的目的是怕受害方或者其他围观群众对其进行殴打等等。同样是逃跑，但这些人往往在逃离现场后，能够通过报告单位领导或者报警等方式，接受法律的处理。因此，对逃跑行为作上述区分是必要的，以保证准确适用法律，不枉不纵。

其次，《解释》规定的“逃跑”，并没有时间和场所的限定。在论证过程中，有种意见认为交通肇事后逃逸，应当理解为“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实践中大多也是这种情况。但是，据交管部门提供的情况，有的肇事人并未在肇事后立即逃离现场（有的是不可能逃跑），而是在将伤者送至医院后或者等待交管部门处理的时候逃跑，类似的情形也有很多。如果仅将逃逸界定为逃离现场，那么性质同样恶劣的逃避法律追究的行为就得不到严惩，可能会影响对这类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因此，只要是在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都应视为“交通肇事后逃逸”。《解释》采纳了这种意见。

五、关于逃逸致人死亡的认定问题

实践中，交通肇事逃逸后，发生被害人死亡结果的情形有多种，应当区分不同情况予以定性：

《解释》第五条规定，“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这一规定强调的是“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主要是指行为人主观上并不希望发生被害人死亡的后果，但是没有救助被害人或者未采取得力的救助措施，导致发生被害人死亡结果的情形。

此外，针对实践中较为多见的，司机在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人逃逸的行为，《解释》第五条规定，“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在论证过程中，有种意见认为，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犯罪，以共犯来处理指使逃逸的人显然有违共犯理论。不可否认，司机肇事引发交通事故是过失的，对肇事行为不存在按照共犯处罚的问题。但是，鉴于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将这种故意实施的行为规定为交通肇事罪加重处罚的情节，而且在肇事后逃逸的问题上，肇事人主观上是故意的，其他人指使其逃逸，具有共同的故意当然符合共犯的构成条件。因此，《解释》

第五条的规定是符合立法本意的。

《解释》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将被害人带离事故

现场后隐藏或者遗弃，致使被害人无法得到救助而死亡或者严重残疾的，以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即行为人在肇事后，为了掩盖罪行、毁灭证据，逃避法律追究，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后隐藏或者遗弃，如隐藏在杂草丛中，使被害人处于无法获得救助的境遇，主观上是希望或者放任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对这种情形，根据被害人伤亡的结果对行为人定罪处罚是适宜的。

六、关于单位主管人员等指使违章造成交通事故的定性问题

实践中，一些单位的主管人员、私营企业主、机动车辆所有人、机动车辆承办人等，为追求更大的经济效益，在“多拉快跑”思想的影响下，往往指使或者强令属下、雇工疲劳驾驶、严重超载、开快车、强行超车等等，是引发重大恶性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在这类案件中，如果仅仅处罚肇事行为人，显然不能有效发挥刑罚的惩戒作用。因此，为减少因上述原因引发的交通事故，《解释》第七条规定：“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或者机动车辆承包人指使、强令他人违章驾驶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具有本解释第二条规定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

七、关于在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围外，因使用交通工具致人伤亡行为的定性问题

实践中，在机关、厂矿、学校、封闭的住宅小区等没有实行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围内，因使用交通工具致人伤亡或者造成财产损失的情形也较多，如何定性处理是困扰司法实践的一个重要问题。依照道路交通管理法规的规定，交管部门只对在实行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围内，如道路上发生的交通事故进行处理。同样是使用交通工具肇事，但由于不是在交通管理的范围内，交管部门无法进行处理。而其他职能部门也多以这种行为属于交通肇事为由而推诿管辖，致使一些案件被害人告状无门，犯罪行为得不到及时惩处。为此，参考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992年3月23日发布的《关于在厂（矿）区内机动车造成伤亡事故的犯罪案件如何定性处理问题的批复》的有关内容，《解释》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在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围外，驾驶机动车辆或者使用其他交通工具致人伤亡或者致使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分别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二百三十三条等规定定罪处罚。”。

八、关于《解释》的适用范围问题

浅谈刑事自诉案件的审理探讨与研究 篇5

关于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颁布日期：20050916实施日期：20050916颁布

单位：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为了正确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结合全省审判工作实际，就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作如下规定：

一、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

第一条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是指犯罪行为的直接受害人。包括生命、健康、身体受到犯罪直接侵害、财物受到犯罪直接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人。

第二条 直接受害人的近亲属、直接受害人扶养的人、为直接受害人支付医疗费等费用的人等，在直接受害人未死亡时，不能作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

第三条 直接受害人死亡的，近亲属可以作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

已死亡的直接受害人没有近亲属和遗产，或有遗产但不足以支付医疗费、丧葬费等费用的，为其支付医疗费、丧葬费等费用的人也可以作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

第四条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他们的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代为参加诉讼。

二、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

第五条 依法负有赔偿责任的刑事被告人同时作为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

刑事被告人成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的包括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第六条 未成年和有精神病的刑事被告人的监护人，未成年和有精神病的共同致害人的监护人可以作为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

未成年人和有精神病的人不能成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

有财产的未成年人和有财产的精神病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适当赔偿，但单位担任监护人的除外。

第七条 十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刑事被告人、共同致害人，能以自己的劳动收入维持当地一般生活水平的，应视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可以作为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

侵权行为发生时行为人不满十八周岁，在诉讼时已满十八周岁，并有经济能力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行为人没有经济能力的，应当由原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

第八条 单位犯罪案件中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是作为刑事被告人的单位。

单位犯罪案件中作为刑事被告人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不能成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

第九条 刑事被告人执行职务中犯罪致被害人物质损失的，由刑事被告人所属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作为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

执行职务中犯罪的刑事被告人不能成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

第十条 刑事被告人之外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其他共同致害人可以作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其他共同致害人应当作为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

（一）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已经追究的，被撤销案件、终止审理的；

（二）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的；

（三）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有致害行为，但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有其他法定理由，人民法院依据法律宣告无罪的；

（四）其他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共同致害人。第十一条 在逃或者下落不明的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不能成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

第十二条 下落不明的其他共同致害人不能作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

第十三条 刑事被告人或者其他共同致害人死亡的，其遗产继承人可以作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但遗产继承人放弃遗产继承权的，可以不作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

刑事诉讼因被告人死亡依法终止的，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三、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

第十四条 附带民事诉讼是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所提起，起诉的范围主要是刑事被告人及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其他共同致害人、未成年和其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刑事被告人的监护人、其他对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

第十五条 基于下列民事法律关系，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可以告知被害人另行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被害人坚持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也可以受理：

（一）刑事被告人在从事雇佣活动中犯罪致被害人物质损失，或者被害人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被害人起诉刑事被告人和雇主的；

（二）刑事被告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犯罪致被害人物质损失，或者被害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因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被害人起诉刑事被告人和被帮工人的。第十六条 基于下列民事法律关系，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只受理对刑事被告人的附带民事诉讼。对其他人的起诉，可以告知被害人另行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被害人坚持起诉的，可以作为单独的民事诉讼案件受理：

（一）被害人在住宿、餐饮、娱乐或参加其他社会活动时，因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被害人起诉未尽合理范围内安全保障义务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

（二）未成年人在学校、幼儿园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中因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被害人起诉未尽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义务，存在过错的学校、幼儿园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

四、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几种特殊情形

第十七条 依照当时的法律，人民法院已经判决部分负连带责任的刑事被告人承担了全部的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再次就同一个物质损失的事实，对其他因在逃等原因后审判的负连带责任的刑事被告人提出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受理后可通过审判确认后审判的刑事被告人对前一个判决确认的赔偿数额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第十八条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对分案处理的刑事被告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对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随刑事案件分案受理。

原告人坚持一并起诉另案处理的刑事被告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驳回原告人对另案处理刑事被告人的起诉。后受

理的附带民事诉讼在判决时，应充分考虑前一个附带民事诉讼生效判决的内容。

第十九条 参加聚众斗殴受重伤或者死亡的刑事被告人之外的当事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聚众斗殴的对方被告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或死亡的，犯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的被告人承担全部或主要赔偿责任，依法应当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的犯聚众斗殴罪的被告人和其他共同致害人承担次要赔偿责任。同一罪名共同犯罪的被告人之间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五、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原则和赔偿责任的承担

第二十条 附带民事诉讼适用全部赔偿的原则。确定赔偿数额应根据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全部物质损失的数额。

刑事被告人被判处的刑罚和赔偿能力不影响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责任和赔偿数额的确定。

第二十一条 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依法判决后，查明被告人确实没有财产可供执行的，应当裁定中止或者终结执行。

第二十二条 人民法院不得要求刑事被告人的亲属代为赔偿或者垫付。刑事被告人的亲属自愿代为赔偿或者垫付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并视为刑事被告人已经赔偿。

刑事被告人所犯的罪行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也应判决全部赔偿被害人的物质损失。执行死刑后，无遗产可供执行，又无义务承担人的，应当裁定终结执行。

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刑事事被告人的亲属自愿代为赔偿或者垫付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但不能影响死刑的适用。

第二十三条 被害人对同一物质损失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可以减轻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的赔偿责任：

（一）被害人对犯罪行为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酌情减轻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的赔偿责任；

（二）被害人的过错发生在犯罪行为的实施过程中，物质损失的后果是双方共同行为引起的，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的赔偿责任按照过错比例分担；

（三）被害人的过错引起物质损失的扩大，对于扩大的损害后果，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四条 共同犯罪的刑事被告人之间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与刑事被告人具有共同过错的其他共同致害人也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人民法院在判决时一般应当确定负连带责任的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各自承担的赔偿份额。确定赔份额。确定赔偿份额时，一般要考虑连带责任人各自的过错程度以及行为与物质损失后果的原因力比例。无法确定的，均担赔偿份额。负连带责任的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没有全部到案的，判决时可不确定份额。

第二十五条 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营养费、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实际的数额，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计算标准确定。

可以参照户籍性质区分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户籍性质为农业户，但在城镇学习、生活、工作、居住一年以上的，应当视为城镇居民。

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采纳《江苏省统计局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中的上一相关统计数据。同一统计内，相关统计数据不再调整。

六、附带民事诉讼审理程序的几个问题

第二十六条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起诉部分共同侵权的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可以起诉其他共同侵权人。原告人仍不起诉的，视为放弃对其他共同侵权人的诉讼请求。

第二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的刑事案件、人民法院裁定终止审理或者决定不予受理的刑事案件，附带民事原告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应当要求其撤回起诉，原告人不撤回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第二十八条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起诉的部分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不符合范围，人民法院不单独裁定驳回起诉的，应在附带民事诉讼的实体判决中驳回诉讼请求。第二十九条 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期限等有关程序应当适用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的，参照适用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附带民事诉讼是另行审判的，有关审理期限依民事诉讼规定的期限。

第三十条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应在裁判文书中全部列出。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实行代表人制度的，只列代表人，并在裁判文书之后附上其他原告人的名单。

第三十一条 裁判确认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不予赔偿的，裁判主文表述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第三十二条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撤诉的，人民法院可以口头裁定或者单独作出准予撤诉的裁定，刑事部分审理终结后制作刑事判决书。

第三十三条 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刑事部分先行判决的，应当制作刑事判决书。民事赔偿部分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判决，应当以同一案号之一之二的形式制作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并写明刑事部分已先行判决。但附带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一并进行的，只能制作一部分刑事附带民事裁判文书。

第三十四条 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应注重调解。

经交通事故巡回法庭或者人民法院期其他审判组织主持调解，当事人对涉嫌犯罪的损害赔偿问题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又就同一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中对调解结果予以确认，并判决驳回当事人附带民事诉讼的诉讼请求。

经其他组织调解或者当事人自行和解，就涉嫌犯罪的损害赔偿问题达成协议，并且不违反自愿合法原则的，当事人反悔又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一般情况下应对协议结果予以确认，并判决驳回当事人附带民事诉讼的诉讼请求。

七、附则

第三十五条 本院1999年《关于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若干规定》继续有效，但其中内容与现行法律、法规及本意见不一致的，以现行法律、法规及本意见为准。

浅谈刑事自诉案件的审理探讨与研究 篇6

（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2258次会议讨论通过，2011年3月4日发布）

近年来，我省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多发。人民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时，在如何认定交通肇事逃逸等问题上争议很大，各地掌握标准不一，影响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和严肃性。为了准确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此类案件，我院在深入调研并征求省公安厅、省检察院相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召开有关法院相关人员参加的座谈会，对认定道路交通肇事逃逸的有关问题基本达成了共识。现纪要如下：

一、关于交通肇事后逃逸的构成

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的交通肇事后逃逸，是指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后，肇事者为了逃避法律追究，驾驶肇事车辆或者遗弃肇事车辆后逃跑的行为。刑法规定对逃逸加重处罚，根本目的有二：一是为了及时抢救伤者，防止事故损失的扩大；二是便于尽快查清事故责任，处理事故善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规定，肇事者发生交通事故后必须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此，保护事故现场，抢救伤员，报警并接受公安机关的处理，是肇事者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本质特征就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不履行上述法定义务，正确认定逃逸也应当围绕肇事者在肇事后是否履行了法定义务去考察。审判实践中，应当把握好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要件。

一是主观要件，即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包括为了逃避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的追究。如果没有法定事由或者正当理由离开事故现场，应当推定为逃避法律追究。

二是客观要件，即在接受公安机关处理前，驾驶肇事车辆或者遗弃肇事车辆后逃跑。以逃离事故现场为一般情形。这里的事故现场，不仅包括交通事故发生现场，还包括与事故发生现场具有紧密联系的空间，如按警察指定等候处理的地点等。在认定是否属于逃离事故现场时，要特别注意逃逸行为与肇事行为在时空上的连贯性。履行了道路交通安全法上设定的肇事者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后逃跑，不宜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

二、关于几种常见情形的认定和处理

肇事者被殴打或者面临被殴打的实际危险而逃离事故现场，然后立即报警并接受公安机关处理的，可以不认定为逃逸。此种情形需要有足够的事实依据和证据存在，才能采信被告人的辩解。逃离事故现场后具备报警条件不及时报警，具备投案条件而不及时投案的，应当认定为逃逸。如果是因为出了事故内心恐惧而逃离事故现场的，或者为了逃避酒精检测等而逃离事故现场的，均应认定为逃逸。

肇事者接受公安机关处理后，在侦查、起诉、审判阶段为躲避责任经传唤不到案，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期间逃跑，实质是一种逃避侦查、起诉、审判的违反刑事诉讼程序的行为，均不宜认定为逃逸，但应当酌情从重处罚。

肇事者离开事故现场迳直去公安机关投案，不影响事故责任的认定，且事故损失没有明显扩大的，可以不作为逃逸处理。肇事者逃逸后，途中害怕被加重追究刑事责任而到公安机关投案的，仍然应当认定为逃逸，其中如实交代罪行的，可以认定为自首。认定是否直接去公安机关投案，不能仅以被告人辩解为依据，应当根据离开现场后的行走线路、时间长短以及是否具备报案条件等因素综合判定。无法认定直接去公安机关投案的，以逃逸论。

肇事者肇事后虽然采用打电话等方式报警，然后逃离事故现场的，或者逃离事故现场后打电话报警的，仍然应当认定为逃逸。但因为有报警行为，可对其酌情从轻处罚。

造成人身伤亡的，肇事者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如果是为了抢救伤员而离开现场，不认定为逃离事故现场。但是如果肇事者将伤者送到医院后，没有报警并接受公安机关处理，而是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的，应当认定为逃逸，可以酌情从轻处罚。肇事者具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二条第二款第（一）至

（五）项情形之一，又有逃逸行为的，逃逸行为应作为法定加重情节，对肇事者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二个量刑档次，即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幅度内量刑。但根据《解释》第二条第二款第（六）项规定因交通肇事后逃逸而构成犯罪的，由于逃逸已成为构成犯罪的要件，不能重复评价为加重情节，故对肇事者只能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个量刑档次，即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幅度内量刑。

三、关于对交通肇事后让人顶替案件的处理

当前，交通肇事后肇事者让他人顶替，以逃避法律追究的情况多发，给交通事故责任的正确认定带来困难，容易使肇事者逃避法律的追究，也易使被害方的利益造成损害，且严重妨害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应予从严惩治。

让人顶替的情形有多种。有的肇事者让同车人顶替或者打电话让人来现场顶替；有的肇事者逃离现场后叫顶替者到现场或者去公安机关投案等等，根本目的就是使自己逃避法律的追究。因此，肇事者让人顶替的行为从本质上说仍是一种交通肇事后的“逃跑”行为，而且还是一种指使他人向司法机关作伪证的行为，妨害了司法机关的正常诉讼活动，社会危害比一般逃逸更大，应认定为交通肇事逃逸并从重处罚。处理这类案件，还要区分肇事者是否逃离了事故现场。对肇事者让人顶替但自己没有逃离现场的，可酌情从轻处罚。对顶替者，构成犯罪的，以刑法第三百一十条包庇罪追究刑事责任。

四、关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认定

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中“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肇事者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

因逃逸致人死亡，既包括被害人受重伤后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也包括被害人因伤无法离开现场而发生的其他车辆再次辗压致死的情形。因逃逸致人死亡，只适用于肇事者因逃逸过失致人死亡的情况，不包括故意致人死亡的情况。如果发生事故后，肇事者为逃避法律追究，故意将被害人隐藏、抛弃或者移动至危险地段等积极行为，使其得不到救助而死亡或者发生再次辗压等事故死亡的，应按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肇事者将伤者送到医院接受救治后，没有报警也没有接受公安机关处理就逃跑而被认定为逃逸，但此后被害人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不宜再认定为“因逃逸致人死亡”。

是否因逃逸致使被害人得不到救助而死亡，须根据司法鉴定及在案其他证据综合判定。

五、关于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性质和逃逸后的责任承担

交通肇事刑事案件中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果制作的一种法律文书，本质上具有证据性质。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全案的其它证据综合分析，从而正确认定肇事者的责任，公正处理案件。

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规定，对肇事者不履行法定义务而逃逸的，应当推定为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肇事者的责任。人民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时，也应按此原则处理。

六、关于本纪要的执行

本纪要从下发之日起执行。我院原有规定与本纪要不一致的，适用本纪要的规定。

如何认定交通肇事后逃逸等争议大、掌握标准不一 浙江高院出台认定交通肇事逃逸犯罪指导意见

(本网讯)3月22日下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该院日前制定下发的《关于在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中正确认定逃逸等问题的会议纪要》。《纪要》共六个部分，对交通肇事后逃逸的构成、交通肇事后让人顶替案件的处理、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认定、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性质和逃逸后责任承担等问题进行了明确。

近年来，我省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多发。人民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时，在如何认定交通肇事逃逸等问题上争议很大，各地掌握标准不一，影响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和严肃性。不仅公检法机关分歧很大，上下级法院认识也很不统一，增加了司法资源的消耗。为准确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此类案件，浙江高院在深入调研并征求省公安厅、省检察院相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先后召开近10场座谈会，直接听取近30名基层法院刑庭庭长意见，对认定道路交通肇事逃逸的有关问题基本达成了共识，形成该《纪要》。

浙江高院刑三庭庭长丁卫强特别强调，“公布《纪要》旨在引导所有交通参与者特别是驾驶员遵纪守法，尊重他人的健康和生命，杜绝酒后开车等陋习，出了事故后首先要履行好法律规定义务——保护现场、抢救伤员、报警并接受公安机关的处理，如果这样做了，法院会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给予从宽处理；如果不履行义务而逃逸，必将受到严惩。” 从法理上阐述交通肇事后逃逸的构成

司法实践中的争论，实质上是对逃逸行为的本质及其构成有不同认识。因此，《纪要》第一节着重从法理阐述交通肇事逃逸的构成，并尽力划清一些理论上的界限。“保护事故现场、抢救伤员、报警并接受公安机关的处理”，是道路交通安全法要求肇事者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本质特征就是为逃避法律追究不履行上述义务而逃跑，正确认定逃逸必须围绕肇事者在肇事后是否履行了该义务去考察。这样规定，有利于法官从总体上去把握逃逸的本质，正确处理案件。”丁卫强说。

同时，《纪要》规定了构成交通肇事逃逸的主客观要件。主观要件就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包括逃避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刑事责任的追究。如果没有法定事由或正当理由离开事故现场，则推定为逃避法律追究。规定逃逸构成的客观要件为“在接受公安机关处理前驾驶肇事车辆或者遗弃肇事车辆后逃跑。以是否逃离事故现场为一般情形”。对“事故现场”不能作狭隘理解，一些肇事者乘交警疏导交通让其移动车辆时乘机逃走，或者是把伤员送到医院后不报警立即逃走等，故《纪要》又强调规定“事故现场，不仅包括交通事故发生现场，还包括与事故发生现场具有紧密联系的空间，如按警察指定等候处理的地点等”。

《纪要》用例举的形式对六种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常见情形作了规定。肇事者被殴打或者面临被殴打的实际危险而逃离事故现场，然后立即报警并接受公安机关处理的，可以不认定为逃逸；肇事者在被立案侦查、审查起诉，甚至审判阶段为躲避责任传唤不到，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期间逃跑，不宜认定为逃逸；离开事故现场直接去公安机关投案，不影响事故责任的认定，且事故损失没有扩大的，可以不作为逃逸处理。同时，对于这三种不作为逃逸处理的情形都做了严格限制。

交通肇事后让人顶替构成交通肇事逃逸

当前，交通肇事后肇事者让他人顶替，意图逃避法律追究的情况较多发生，较多发生的是员工给老板顶包，下属给领导代罪，清醒的给醉酒的顶替，给交通事故责任的正确认定带来困难，容易使肇事者逃避法律的追究，也易使被害方的利益造成损失，且严重妨害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应予从严惩治。对此，《纪要》规定，肇事者让人顶替按交通肇事逃逸从重处罚；对于顶替者构成犯罪的，以包庇罪追究刑事责任。

实践中认定因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不多，主要是证据问题难把握。《纪要》明确，因逃逸致人死亡，“既包括被害人受重伤后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也包括被害人因伤无法离开现场而发生的其他车辆再次辗压致死的情形”。如果发生事故后，肇事者为逃避法律追究，故意将被害人隐藏、抛弃、将被害人移动至危险地段等积极行为，使其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应按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浅谈刑事自诉案件的审理探讨与研究 篇7

精神损害赔偿案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实施以来出现的新类型案件。多年以来，经过学术界不懈的探讨以及司法实践，虽然在理论研究方面有了进展，审判实践中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由于立法上的缺陷及传统观念的影响，对于公民在人身权。人格尊严方面的法律保护远不够全面和充分，为了能够正确的处理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笔者拟在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和方法、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缺陷和改进等四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探讨。

精神损害赔偿，是指民事主体因人身权利受到不法侵害，使其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受到损害或遭受精神痛苦，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赔偿等方法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

一、精神损害赔偿的原则

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原则，学者、专家有不同的见解，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难题。对于精神损害赔偿性质的认识正确与否，关系到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笔者根据《民法通则》的立法精神，结合我国的国情以及案件的具体情况，认为应该确定以下几个原则：

（一）抚慰为主，补偿为辅的原则

这一原则是由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所决定的。首先，法律规定精神损害可以物质赔偿的目的，是受害人感情上的痛苦通过加害人的经济赔偿得到减轻或消除，对受害人起到抚慰作用。其次，按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的立法精神来看，精神损害赔偿数额不是独立适用的责任形式，而是附加并用方式，因此，确定的赔偿数额要适当。对于侵权程度较轻，影响不大的纠纷，也可以采取其他承担责任的方式。

（二）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有所限制的原则

对于精神损害赔偿，适用金钱赔偿，但是，对于赔偿的数额应该有所限制。因为，精神损害赔偿的`目的是为了抚慰受害人，而经济赔偿的本身并不是目的。对此，其他国家也有类似规定。例如，瑞士《债法》规定：人格关系受侵害时，以其侵害情节及加害人过失重大者为限，得请求抚慰金。《德国民法典》规定：非财产上损害，以法律有规定者为限，得请求赔偿相当金额。目前，在审判实践中，存在着当事人漫天要价的情况，动辄要求赔偿上百万，以表示案件重大、名人不可欺、受到严重损害或者为了提高案件管辖级别。在国外，高额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例不乏存在，但这不符合我国的国情。因为，一方面，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的制度刚建立不久，缺乏经验，需要总结和摸索经验，另一方面，目前，我们国家经济不是很发达，公民的经济收入仍然偏低，如果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不加以限制，一味满足受害人的要求，是脱离实际，而且难以执行的。

（三）法官自由裁量原则

这是指法律赋子法官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案件的赔偿数额灵活确定的权利。由于精神损害与物质赔偿没有内在的比例关系，受害人的精神损失是无法用金钱精确计算的，法律只好赋予法官和合议庭拥有自由裁量权，适用自由心证的原则，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根据法律的一般规定结合审判员的实践经验，确定一个适当的赔偿数额。在此，应该注意的问题是，第一，法官的自由栽量权是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前提，必须有法律授权。第二，适用自由裁量权应受一定的限制，不能毫无限制。

二、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

精神损害赔偿范围是指哪些民事权利受侵犯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目前，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主要是《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所规定的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由于精神损害赔偿被限定在法定范围内，就使得法律在没有规定的其他人格权的，在受到侵犯时侵犯得不到法律的救济，在实际生活中，产生了许多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这说明我们的立法落后于实际生活。另外，世界各国的法律都十分重视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和司法，保护人的精神权益的范围越来越广泛。从我国的现实情况和世界民事法律发展趋势来看，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除了上述四种权利外，立法或司法解释至少还应考虑扩大以下几种权利：

（一）侵害生命健康

浅谈刑事自诉案件的审理探讨与研究 篇8

思考

第一章 家庭暴力基本理论阐释

一、不同家庭暴力定义简介

（一）国际层面对家庭暴力的界定 1、1993 年的第四十八届联合国大会上通过的《消除妇女的暴力行为的宣言》中定义了“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是指对妇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方面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包括威胁进行这类行为、强迫或任意剥夺自由，而无论其发生在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2、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第111条认为,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是指“在家庭中发生的身心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对家中女孩的性虐待、与嫁妆有关的暴力、配偶强奸、切割女性生殖器官和对妇女有害的其他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以及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3、联合国秘书长《关于侵害妇女的一切形式的暴力行为的深入研究》（2006）指出，基于性别的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是指“因为是女性而对她十佳暴力或者特别影响到妇女的暴力，包括施加于身体、心理或性的伤害或威胁施加这类行为，强迫和其他剥夺自由的行为。基于暴力的行为损害或阻碍妇女依照一般国际或人权公约享受人权和基本自由，符合联合国《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第一条的规定”。

（二）不同国家对家庭暴力的界定

1、在英美国家，英国皇家警察提供的定义为:家庭暴力是指曾经或现在有亲密关系的伴侣之间发生的身体、性、情感或经济方面的伤害行为，行为性质不由发生的时间或地点决定。美国《家庭暴力标准法》将家庭暴力定义为“家庭成员实施以下行为的构成家庭暴力企图造成家庭成员人身伤害的令家庭成员产生生理或心理上的恐惧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迫使家庭成员实施非自愿的行为”。

2、澳大利亚联邦法律改革委员会于1986年撰写的“家庭暴力”报告中将家庭暴力界定为“一成年人对另一人(两人为已婚配偶或有事实上的恋爱关系)犯下的实际的或威胁的暴力行为。它包括所有暴力接触或威胁的接触，从一次殴打到杀害不等——精神暴力包括不断的口头虐待、骚扰、过度支配占有、隔离孤立和剥夺物质与经济资源。”

3、在亚洲国家，日本制定的《配偶暴力防止法》中将家庭暴力限于配偶和虽未进行婚姻登记，但事实上处于与婚姻关系同样情况者，与英澳相似。1994年马来西亚《家庭暴力法》规定对配偶、子女、无行为能力人或家庭中的其他成员故意、蓄意、或试图实施人身、性、财产的伤害的行为为家庭暴力。

（三）我国大陆法律的有关规定

在2001年，家庭暴力第一次作为一个明确的法律概念出现在新修订的《婚姻法》中，但《婚姻法》虽然明确规定禁止家庭暴力，但并没有具体指出家庭暴力的内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指出了“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其他手段，给其他家庭成员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此解释采取列举的方式说明了暴力的手段和方式，这些方式和手段的共同特征是都运用了强制性的力量和武力。

二、本文对家庭暴力概念的界定

（一）家庭暴力的主体界定

从上述法律规定和观点可以看出，国际组织和国外有关国家对家庭暴力主体的界定采取了一种相对宽泛的定义,试图包括更多的处于不同形式的家庭中的准家庭成员。但由于本文主要讨论涉及家庭暴力的婚姻案件的审理，故本文所指家庭暴力的主体范围主要限于夫妻关系。

（二）家庭暴力的手段

从上述各种定义上看，家庭暴力手段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殴打、强奸、限制人身自由等直接施加于身体上的有形暴力，又有恐吓、胁迫、侮辱、经济控制等不直接施加于身体（但包含实施身体暴力的可能性）的无形暴力。可见，家庭暴力的手段在定义中是无法穷尽的，因此在对家庭暴力作出界定时，可以列举如殴打、胁迫、侮辱、强奸、经济控制等主要的家庭暴力手段，并以“等手段”涵盖其他可能的手段。

（三）家庭暴力侵害的客体

家庭暴力侵害的客体主要是人格权，包括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名誉权、隐私权、人身自由权、性自主权，其中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可归为物质性人格权（由于都是对身体的伤害，又可称为身体性人格权），而其他种类可归为精神性人格权。家庭暴力行为作为一种民事侵权行为，其侵害的客体也可分为身体和精神两方面的人格权利。

在界定家庭暴力的客体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我国司法解释将“造成一定伤害”为构成家庭暴力的要件是不妥的，因为轻微的伤害仍然具有违法性，在一般侵权中可以承担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而在家庭暴力中仍能够达到侮辱、胁迫等目的，并造成被害人身体和精神方面的痛苦。

2、目前我国立法对性自主权的保护主要见诸于刑法规范，而在民事法律规范方面上属空白，且刑法中关于“婚内强奸”的观点亦未形成定论。故在我国现有的民法体系下，不宜将性权利独立作为家庭暴力侵害客体的一种类型，由于侵犯性权利的行为能够造成被害人身体、精神或两者兼有的痛苦，因此其也能被涵盖到身体暴力和精神暴力之中去。

3、夫妻间单纯的侵犯财产权的行为，应适用恶意转移夫妻财产的相关规定或其他民法财产制度予以处理。

（四）家庭暴力的本质

从家庭暴力产生的成因分析，施暴者主要是由于希望补偿其自认应有的社会优势地位的缺失、或有强烈地优越感而认为对方必须服从自己、或将被害人视为释放各种压力的对象而实施家庭暴力。因此，《指南》中揭示了家庭暴力的重要本质——以控制对方为目的。但是，《指南》忽略了以释放压力为目的的家庭暴力。因此，对家庭暴力本质的分析因着眼于施暴者本身，即施暴者的目的是满足自己的非正常的需求，而控制对方是其非正常需求的主要表现。

综上，本文将家庭暴力界定为：夫妻一方为满足其非正常需求，通过殴打、胁迫、限制自由、侮辱、强行发生性关系、经济控制等手段，实施侵害另一方身体或精神方面的权利的行为。

三、家庭暴力的特点

（一）身份的特定性和隐蔽性。

家庭暴力由于发生在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中，因此施暴者与受害者之间具有特定的身份和关系。正是由于主体身份的特殊性，家庭暴力大多数都发生在特定的场所，即多数发生在施暴者与受害者共同居住的住所，其暴力行为很难让世人知晓，而且大多数受害者认为家庭暴力系个人的家庭隐私，很少向公众或有权机关寻求救济，使得家庭暴力呈现隐蔽性的特点，这也是司法中家庭暴力认定难的主要原因。

（二）循环性和反复性

家庭暴力的发生一般呈循环性，其过程为：第一，紧张状态阶段：双方出现言语攻击和敌对状态的同时，伴随对受害者自信心的彻底打击。第二，暴力阶段：紧张、压抑状态爆发为对受害者攻击、袭击。第三，亲密阶段：反复攻击的施暴者常表现出深深的良心谴责、悔恨和不再有类似行为发生的誓言，受害者常满怀希望，认为施暴者会改变。但是绝大多数情况是，这一循环再次简单的重复。

（三）时间的连续性

家庭暴力因伴随着家庭成员之间的共同生活，施暴者会因不同的事由，在不同的时间里，多次或长期对同一受害者采取不同的行为和方式，不定期地施暴。

（四）手段的多样性

家庭暴力，既包括肉体上的伤害，例如殴打、体罚、残害、限制人身自由等，也包括精神上的折磨，如威胁、恐吓、咒骂、讥讽、凌辱人格等，甚至还包括性暴力。

四、家庭暴力的危害性及研究价值

家庭暴力对家庭的危害。家庭暴力侵犯了受害人的人身权利，特别是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和自由权。由于家庭暴力受害人绝大多数是女性，因此，她们受到肉体和精神的双重伤害。家庭暴力造成一些家庭长期不和，甚至家庭解体。在调查中发现，孩子是家庭暴力的一个潜在而又隐性的受害群体，尽管他们的伤害可能不直接表现在肉体上，但对他们的心灵伤害却是永久的，对他们未来行为和成长的影响也是间接而漫长的。在暴力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会有诸多的心理和行为障碍。研究表明，在暴力环境中长大的男孩，成年后虐待女性的可能性比其他人要大，也更容易犯罪。年龄较大的子女则以流浪方式逃避家庭暴力。

家庭暴力对社会的危害。家庭暴力严重地危害社会安定，阻碍了社会发展进步。家庭暴力若不加以制止和约束，将愈演愈烈，不仅在数量上增加，施暴的程度和手段也日趋加剧，严重侵害了受害人的人身权利，影响了他们参与社会生产活动的积极性，也直接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家庭暴力之所以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更因为它会成为女性犯罪的诱因之一。据江苏省妇联权益部对南通监狱女子分监1477名女犯所作的问卷调查显示，237个女犯家庭存在家庭暴力问题，其中125人的犯罪直接与家庭暴力有关，93人长期受丈夫的殴打、虐待；62人因抗拒家庭暴力犯故意杀人罪。

家庭暴力严重侵害了受害人的身体权、健康权、自由权甚至生命权，而这些基本权利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所应该享有的最起码的人权。不仅如此，因家庭暴力而引起的自杀、杀人，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安全，阻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家庭暴力已经成为破坏现代婚姻家庭幸福，阻碍社会进步的重要威胁。如何有效防止和禁止家庭暴力，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是我们应该考虑也必须考虑的问题。家庭暴力问题的解决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是哪个部门和个人能够单独解决的，也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解决的，它只会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和公民素质的提高而逐步得到改善，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第二章 审理涉及家庭暴力案件试点措施

一、组成专业合议庭，进行专业化审理

据全国妇联权益部资料显示，家庭暴力已经成为我国妇女权益中的突出问题，投诉数量呈持续增长态势，每年投诉约5万件。如何在案件审理中纳入社会性别视角，依法制裁家庭暴力行为？带着这些思考，崇安法院于2008年4月创建了“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合议庭”，对涉暴案件进行专业化审理，成为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九家试点法院之一。

合议庭成员定期参加专业培训研讨班，以最高人民法院应用法学研究所《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为审理参照，并结合审判实践，制定了《关于审理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的实施意见》和《关于婚姻案件涉及家庭暴力的认定规则》，进行专业化审理。自成立以来，崇安法院共受理涉及家庭暴力案件近30件，最终认定并调处涉暴案件4件，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二、发出全国首份“人身安全保护令”

2008年7月22日，本院立案受理了原告妻子陈某诉被告丈夫许某离婚纠纷一案。陈某诉称，其与许某登记结婚后，许某因陈某婚后未孕等原因诉至法院，双方调解离婚。后双方在亲朋劝解下复婚，并育一女。陈某产后仅半年，许某就对其实施家庭暴力，并从偶尔的小打小骂发展到经常打骂。双方感情确已破裂，请求判令原被告离婚。诉讼中，陈某提供了受伤照片、就诊病历、妇联组织出具的证明，以证明其遭受了家庭暴力，并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请求法院禁止许某施暴。考虑到家庭暴力发生的隐蔽性和举证难的特点，崇安法院认为陈某提供的证据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许某存在家庭暴力的可能，遂于2008年8月6日作出全国首份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禁止许某殴打、威胁陈某。同时与公安机关接洽，提请其保持警觉，履行保护义务。

这个裁定让崇安区法院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由于裁定的文本格式没有前例可借鉴，这纸裁定的格式也经历了一番历练。最初的文本是由承办人起草，再由部门负责人作了多次修改，最后由分管院长签发。原副院长傅俊平说：“签署裁定的当天，我们又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毕竟这个裁定在全国范围内是第一次。在保护家庭暴力受害者方面，我们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经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确认，这份裁定是我国第一份反家暴领域人身安全保护民事裁定，也是国内首次适用民事裁定制止“家庭暴力”。它是将以往在离婚案件民事诉讼中对家庭暴力仅有财产性惩罚措施转向对受害人财产、人身进行全面保护的有益尝试，将对受害方人身的司法保护延伸向诉讼全过程。对于陈某而言，保护令也让她的生活有了新的开始。裁定下达以后，许某再也没有打骂她。8月18日，双方最终调解离婚。

三、提出“法官适度干预”、“背对背调解”理念

2008年10月，本院立案受理了原告苏某诉被告张某离婚纠纷一案。苏某称张某因吸毒二次被劳动教养，精神抑郁，出狱后对其实施严重的家庭暴力，用绳子将其捆绑，对其辱骂、殴打长达十几小时，现已分居。本院于庭审前依法调取110出警记录、劳动教养处罚决定书、医院病历等材料，并向户籍警了解双方家庭情况。在获取第一手资料后找张某谈话，问清原委。在证据面前，张某渐渐道出：家中经济由苏某掌控，苏某5天只给其吃3袋方便面，对外大肆宣扬其有精神病，对其身心造成巨大伤害，且苏某有外遇，所以才导致暴力行为的产生。其要求与苏某面谈，拒绝开庭，只同意调解。针对上述情况，承办法官认为，张某的心理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扭曲，其牢狱经历、负面情绪累积到一定程度，面对面交谈，稍有不慎，情绪一触即发。而苏某，其虽遭遇身体暴力，但也存在对张某精神暴力、经济控制的可能性，故采取背对背调解更为可行。调解中张某透露有到期债权约6万元，但因苏某对外宣称其有精神病，债务人不愿向其偿还。倘若离婚，其愿意协助苏某追讨，但要求苏某预付3万元。而苏某表示只要能离婚，给张某6万元也愿意。

普通民事案件的诉讼调解，法官应保持中立，但由于涉及家庭暴力案件具有与普通民事案件不同的特点，其中最大的差异在于双方的不平等模式。因此，承办法官在认真学习《审理指南》中有关调解章节的同时，结合审判实践，认为法官在调解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件中可适度干预，主动行使释明权、建议权，以确保调解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合理性、可执行性。为此，承办法官适时向苏某行使释明权，告知债权性质及主张债权可能存在的风险，询问该方案是否是出于迫切解除婚姻关系或长期暴力威胁的无奈举措。最终，双方协议以1.5万元调解离婚，化干戈为玉帛，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四、总结完善，制定联合文件、实施意见和认定规则 《审理指南》的起草人、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研究员陈敏告诉记者：《审理指南》没有突破现行法律规定，只是从性别平等视角进行了解读，使现行法律更具体，更具可操作性。其目的是为了让法官能有一本专业的资源手册，帮助其做好法律规则、性别平等理念、家庭暴力理论知识、审判组织保障等方面的准备，以利于提高办案效率和分配正义的质量，更好地保障受害人的人身和财产权利。崇安法院通过2008年、2009年一季度以来的审判工作实践，认为涉及家庭暴力案件的审理，仅有法院单方支撑是不够的，更需要其他部门的配合协作。如在人身保护令的执行中，公安机关的配合可将对受害方的保护落到实处。在诉讼调解中，有妇联、居委等社会团体的协助，能更贴近生活，使案件处理更为便利、更具社会效果。

为加大涉及家庭暴力案件的审理力度，与社会全面接轨，崇安法院与崇安区公安局、区妇联协商共进，制定联合文件《关于依法处理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切实维护受害人合法权益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公安、妇联的职责、义务，以及法院与上述机构之间的协作流程。为进一步明确法院在审理涉及家庭暴力案件中的操作规范，本院以《审理指南》为法律参照，制定《关于审理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的实施意见》及《关于婚姻案件涉及家庭暴力的认定规则（试行）》，将涉及家庭暴力案件受理、分案、合议庭组成、开庭审理、举证质证、认定标准、法官培训等办案流程量化、细化、规范化。

五、全国首例引进“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心理辅导课程近日，本院对一起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作出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的同时，特邀国际注册高级婚姻家庭指导师对涉暴案件的双方当事人进行心理辅导，从法院强令禁止、当事人意识自控两方面有效杜绝家庭暴力。

2009年5月15日，本院立案受理了原告王某诉被告金某离婚纠纷一案。王某诉称，其在坐月子期间，金某便因家务问题对其实施家庭暴力，将其右手手指掰断。近年来，金某变本加厉，稍不顺心就对其动手，甚至当着同事的面殴打她。现双方感情确已破裂，请求判令离婚。诉讼中，王某提供了受伤照片、就诊病历、金某书写的保证书，以证明其遭受了家庭暴力，并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请求法院禁止金某施暴。

本院依照《审理指南》的规定及精神，认为王某提供的证据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金某存在家庭暴力的可能，立即发出了人身安全保护民事裁定书，禁止金某殴打、威胁王某，并将此裁定抄送区公安局和区妇联，三方联合保持警觉，积极履行保护义务。与此同时，本院特邀国际注册高级婚姻家庭指导师参与诉讼，对涉暴双方进行“创可贴”式心理辅导课程，找寻施暴的诱因，使双方负面情绪得以舒缓，令施暴方主动意识到施暴的严重后果，从根源上防止家庭暴力延续，杜绝暴力升级。最终，金某心平气和的接受法院的人身保护民事裁定，并保证不再对王某实施家庭暴力，以法律途径解决离婚、财产和子女抚养问题。

人身保护令是国家公权力对家庭暴力行为的强令禁止，“以法止暴”。心理辅导是专业指导师从本源上疏导涉暴双方的心理，“以情治暴”。崇安法院在全国范围内首例引进“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心理辅导课程，不仅促进了人身保护令的有效执行，更促使涉暴当事人以正确的心态面对婚姻，主动杜绝暴力行为。

六、采信未成年子女证言

原告王某诉被告金某离婚纠纷一案中，王某为证明金某对其实施家庭暴力，申请三位证人到庭作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双方4岁的女儿小羽。小羽看见金某时面露怯色，不敢说话，当承办人问其原委时，其称爸爸经常打她和妈妈，她不愿意和爸爸一起生活。崇安法院综合案情，认为小羽所作的证言与其年龄、智力状况相适应，能真实客观的反映家庭状况。王某提供的病历、照片、金某书写的保证书、证人证言与法院调取的接处警登记表等证据，已形成一系列证据锁链，足以证明金某对王某多次进行殴打，从而认定金某对王某实施了家庭暴力。

崇安法院大胆采信未成年子女的证言，综合案情作出家庭暴力的认定，在全国范围内属首例。该举措不仅为探索家庭暴力的认定规则作出有益尝试，更为完善我国民事诉讼举证规则引发思考与启示。

七、财产分割倾斜保护受害方

以往的涉暴案件，法院对弱者的保护往往体现在判处一定额度的精神损害赔偿金，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仍按各半原则。近日，崇安法院在判决一起涉暴离婚案件中，首例以三七开比例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照顾受害方的财产份额，对施暴方施以财产性惩罚。为避免“分手暴力”，崇安法院特邀公安机关旁听宣判，法院当庭判决后，双方情绪稳定。法院事后对双方进行电话回访，均表示未有暴力事件发生。

第三章 审理涉及家庭暴力案件规则的完善

一、加快反家庭暴力专门法律的立法进程

在去年的两会上，四川代表团向全国人大提交了一份议案，建议尽快制定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法，更好地保障公民人身权利，促进家庭与社会稳定和谐。其实，早在2003年两会上，妇女代表们就建议尽快出台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法。可见，家庭暴力问题逐渐得到了社会各个层面的关注。除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审理指南》、七部委出台的《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全国已有26个省市自治区颁布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条例，还有一些地方推出了家庭暴力伤害鉴定专项服务，设立了救助站等。即便如此，中国的反家庭暴力进展依然显得步履艰难。虽然我国《宪法》《婚姻法》等法律明确禁止家庭暴力，全国各省市也出台了相应的地方性法规，但这些条款都是原则性的，操作性并不强。而且家庭暴力的预防和惩治问题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到社区介入、行政介入与司法介入等诸多方面，不仅是民事法律问题，还涉及到行政法、刑法等实体法甚至程序法的诸多方面。为此，必须通过立法界定家庭暴力的含义和范围，建立起具有可操作性的救济程序和流程，明确司法、行政、社团等部门或组织在反家庭暴力方面的职责。

二、完善家庭暴力的认定标准

《指南》根据国际公约、国外立法例以及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将家庭暴力分为身体暴力、性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和经济控制四种类型，并对各类型的暴力行为作了具体阐释，从而拓宽、细化了婚姻法司法解释中家庭暴力的认定范围。这种分类有较为直观的有点，且然适应了国际上的研究成果。但由于家庭暴力手段的多样性，这种分类可能会造成家庭暴力认定标准的不周延或交叉。比如，性暴力中包含了身体暴力和精神暴力双重因素，而通过经济控制的手段使受害人自尊心、自信心受到损害也是一种精神暴力，造成受害人因经济窘迫而挨饿、生病甚至能构成身体暴力。

因此，本文首先在分类上坚持以损害结果为标准将家庭暴力分为身体暴力和精神暴力两种。在民事法律领域，家庭暴力行为实质上是一种民事侵权行为。这样的分类在概念和保护范围上更为周延，其也不妨碍司法实践中对兼有两种损害结果的家庭暴力行为的认定，比如性暴力因为既是身体暴力也是精神暴力，理当被认定为构成家庭暴力。

其次，在家庭暴力基本分类的基础上，可以就家庭暴力的形式和手段再作分类列举，如分为殴打、捆绑等“物理暴力”、侮辱、谩骂、嘲讽、长期冷淡对待等以“心理暴力”、控制另一方收入使其不能正常生活的“经济暴力”、性侵犯、性骚扰的“性暴力”等，并在最后加一条诸如“以其他方式造成身体和精神上的一定伤害结果”的兜底条款，以适应家庭生活中暴力类型的多样性。

再次，《指南》规定，在认定夫妻乙方有家庭暴力情形的基础上，受害人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份额不低于70％，这种一刀切的方式忽略了暴力程度对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影响，容易使行为人的过错及造成的损害后果与其承担的责任失衡。家庭暴力的程度可以从损害行为和损害后果两个方面来区分。笔者主张主要以损害后果为标准，这是因为民法是补偿法，其功能主要是弥补受害人的损失，民法的惩罚功能主要是为了普遍地防止侵权的发生。比如家庭暴力可以分为轻度暴力、中度暴力和重度暴力三个层次，并以此作为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依据。当然，如何进一步标准化地界定损害程度，还需引入人身损害鉴定、心理疾病鉴定等机制。

三、家庭暴力的认定规则应采取证据的盖然性优势原则 盖然性优势原则的含义是：如果证明责任的承担者所提供的证据在总体上的分量上高出对方当事人或者更为可信,那么证明责任承担者便完成了他的证明责任;相反,如果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分量相等或者反证者的证据分量更重,那么证明责任承担者便要承受败诉的结果。盖然性优势的证明不是说哪一方的证据在数量上占优势即可胜诉,而是看哪一方的证据在总体上对案件事实的证明程度更高。家庭暴力的认定中采取盖然性优势原则系基于以下理由：

首先, 盖然性优势原则符合民事诉讼自身的特点和司法实践发展的实际要求。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在证据要求方面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对证据没有“排除合理性怀疑”和“高度盖然性” 的要求，在民事诉讼中，为了尽快地定纷止争，应当允许法官广泛运用推定来确定法律事实。

其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确认了盖然性优势的证明标准原则:“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做出裁判。”该规定为民事审判中采用盖然性优势原则认定家庭暴力提供了法律依据。

再次，盖然性优势原则有利于受害人证明家庭暴力的存在。由于家庭暴力的隐蔽性、长期性等特点，可以证明家庭暴力存在的直接证据往往会随着时间消逝，特别是那些没有造成明显损害结果的暴力行为，就更难被确信无疑地固定下来。

四、家庭暴力举证责任分配应采取倒臵制度

（一）举证责任分配和举证责任倒臵的基本概念 证明责任应当从行为与后果两个方面来加以解说，它实际上包括双重含义，即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前者指当事人对所主张的事实负有提供证据证明的责任；后者指在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主张该事实的当事人所承担的不利诉讼结果。这种不利的诉讼结果既表现为实体法上的权利主张得不到人民法院的确认和保护,又通常表现为因败诉而负担诉讼费用。而举证责任倒臵则是指，按照法律要件分类说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分配举证责任后，对依此分配结果原本应当由一方当事人对某法律要件事实存在负举证责任，转由另一方当事人就不存在该事实负举证责任。

（二）实行家庭暴力举证责任倒臵的依据

1、有利于纠正受害人举证困难导致的实质不公平。

在家庭生活中，暴力行为具有的隐蔽性特点，加上受害长期受到控制，往往在诉讼中很难举出伤害结果系对方行为所致的证据。而在受害者证明了损害结果并对暴力行为的事实提出具体主张（包括对时间、地点、情形作出合理陈述）的前提下，另一方可针对其主张提供证据，以使其主张的损害结果与其行为没有因果关系或其没有作出侵权行为的事实得以获得优势证据的支持。因此相对于原告证明侵害结果系被告所致，被告证明侵害结果非其所致的难度较低，这就成为家庭暴力认定中规定举证责任倒臵最重要的原因。

2、有利于实现对弱势地位的受害者作出实体法律保护价值的实现。证明责任的负担问题表面上是程序问题和证据问题，其实质是实体权利义务的合理安排及立法政策的导向问题。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在生理上、心理上、经济上、社会地位上往往较弱，如果法律再在举证责任的承担上加重他们的责任，势必造成与实体法公平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立法宗旨的相背离。

3、有助于家庭暴力的预防和救济。

举证责任倒臵能够加大家庭暴力侵害方承担民事责任的可能性，进而促使侵害方以及社会上潜在的侵害人尽高度注意的义务，以避免损害的发生，从而实现法律的教育、预防和引导功能。同时，举证责任倒臵有利于对及时对受害人进行救济，减少繁琐的诉讼负担可能对其造成的二次伤害。

（三）对《指南》中举证责任制度的评析 《指南》规定：“原告提供证据证明受侵害事实及伤害后果并指认系被告所为的，举证责任转移至被告，被告虽否认侵害尤其所为但无反正的，可以推定被告为加害人，认定将爱家庭暴力的存在。”这条规定从文义上看是举证责任的转移，而实质上确设臵了举证责任的倒臵。

举证责任转移是指在案件的审理中，承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出本证对要件事实予以证明后，相对方基于该项证明发生动摇的必要性所承担的提供证据的责任，其与举证责任倒臵之间的区别在于：举证责任转移并没有免除主张方的证明责任，它所转移的是当事人提出证据的责任，且该责任经常随着诉讼的进行在当事人之间进行转移；而举证责任倒臵实质上是后果责任的倒臵，即在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由主张方的相对方承担不利后果。

家庭暴力作为一种侵权行为，在举证责任正臵的情况下，受害人要对损害结果、损害行为、因果关系和行为人的过错四大要件加以证明。《指南》规定“原告提供证据证明受侵害事实”的表述没有反映制定者的本意，因为侵害事实包括了侵害行为、侵害结果和因果关系三项要件事实，如果由受害者对此承担证明责任，则《指南》的规定就失去了意义。从《指南》对证明责任的分配来看，其实质上只要求受害人证明损害结果一项要件事实，其他三项要件事实均由对方承担反证的责任。

（四）举证责任制度制度设计建议

举证责任的转移在诉讼中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其对家庭暴力的认定只有形式上的意义，而并未在制度上作出实质性的举证责任分配。因此，必须设立举证责任倒臵，才能切实有利于家庭暴力受害者权益的保护。家庭暴力举证责任的倒臵应具体表现在以下制度设计中：

1、举证责任倒臵的前提是受害人对损害结果提供了证据，并对对方事实家庭暴力的事实进行了详细主张。

在一方仅仅举证损害结果存在和指认该结果系对方所为，而对家庭暴力的经过，包括发生暴力的时间、地点、在场人员、暴力行为动作细节等要素未作明确说明的情况下，要求对方证明其没有实施暴力行为就等于要求其“无的放矢”。一方对事实作出陈述的情况下，对方提出反证才成为可能，比如通过不在场证明以排除其实施伤害的可能。

2，举证责任倒臵的内容包括损害行为、因果关系和过错。因此被指认实施家庭暴力的一方主要通过下列方式完成证明责任：一是证明损害结果发生当日其没有作出侵害行为，或损害结果系由其他因素导致，从而否定损害行为和因果关系的存在；二是证明损害结果虽然尤其行为所致，但存在对方先动手、故意挑衅等情形，从而证明自己无过错或减轻自己的过错。

五、家庭暴力认定中间接证据和未成年子女证言的使用 由于家庭暴力的特点，直接证据的取得较一般民事案件更为困难。为切实保护受害妇女的合法权益，有效制止家庭暴力行为，在家庭暴力证据的收集、取得和认定上，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应重视间接证据的利用。《指南》中规定的加害人的悔过、保证、专家的评估报告、当事人进行投诉、接受调解、公安接出警记录等都是认定家庭暴力的重要间接证据。当然，法官在运用间接证据时，应当特别注意审查间接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并对间接证据能否形成证据链足以认定家庭暴力的存在作具体考量。

子女通常是家庭暴力的唯一证人，其证言应当成为认定家庭暴力的重要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第二项关于“待证事实与其年龄、智力状况或者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作为证人”的规定为未成年子女证言成为认定家庭暴力的证据提供了制度支持。对于未成年人证言证明力的判断方面，应当给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因为只有在庭审中对未成年子女的观察能力、记忆能力和表达能力有了直观认识，并结合当事人双方和子女的具体行为、语言甚至神情等现场表现，才能对未成年人子女证言能否证明家庭暴力作出综合性的判断。

六、明确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所承担的法律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