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委托合同

刑事案件委托合同（共11篇）

刑事案件委托合同 篇1

刑事案件辩护委托合同

甲方：

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

传真：

乙方：律师事务所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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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

鉴于，甲方因被市检察院指控犯有罪，现案件将移送人民法院进行审理。

鉴于，甲方愿意聘请乙方律师为其担任第一审和第二审辩护人。

为此，甲、乙双方经充分协商，就甲方委托乙方为其提供第一审和第二审刑事辩护事宜达成以下合同：

第一条委托

甲方委托乙方律师担任其第一审和第二审阶段的辩护人。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指派律师担任被告人第一审和第二审的辩护人，并届时指派其中两名律师出庭辩护。

第二条双方的义务

（一）甲方的义务

l．真实、客观、全面向乙方律师介绍案情，为乙方律师办理案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2．按期、足额向乙方支付辩护费及办案费。

（二）乙方的义务

乙方律师接受委托后，除非由于律师所不能控制的原因，在法院审理阶段应当完成以下工作：

l．查阅、了解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移进的主要证据复印件和相关材料；

2．听取甲方对指控的意见及对案情的叙述，根据需要及有效时间对案件进行调查取证；

3．乙方辩护律师应按时出庭，无正当理由的，不得拒绝辩护；

4．依法尽职、尽责为甲方进行辩护。依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甲方无罪 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甲方的合法权益，开庭前应将开庭方案报甲方征求意见；

5．乙方应对其所知悉的甲方商业秘密承担保密义务；

6．乙方接受甲方委托后，不得接受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当事人的委托并为其辩护。

第三条辩护费及办案费

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和复杂程度，甲方向乙方支付辩护费元人民币，支付方式如下：

本协议签定当日，乙方支付辩护费____元人民币；

乙方辩护律师接到法院出庭通知后=日内，甲方向己支支付辩护费元人民币；

第一审判决宣判后三日内向乙方支付辩护赞____元人民币。

乙方辩护律师在北京市内的办案费川由乙方承担，乙方辩护律师在北京市外的办案费用由甲方承担。

办案费是指乙方为办理甲方委托事项所发生或可能发生的必要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仅限于交通、通讯、复印、打字等费用。

如因甲方不上诉或其他原因不进人第二审程序，则视为本协议终止，乙方应收取（包括已收取）的上述辩护费用不再退还。

如甲方来被检察机关以被告人身份指控有罪并移进人民法院，乙方应将已收取的辩护费退还甲方，但甲方应向乙方支付适当的咨询费用或劳务费用。

第四条主协调人

作为主协调人甲方指定____、____负责协商与案件有关的各个方面的关系，在____出差不在期间，指定______为代表。

第五条责任

如果乙方无故终止履行本议，辩护费全额退还甲方，如果甲方无故终止，辩护费不退还。

第六条协议有蚊期

本协议有效期限自生效之日起至本案第二审终结止（判决、检察机关撤回起诉及撤销诉讼）。

第七条争议的解抉

在本协议的履行过程中，如甲方认为乙方或乙方辩护律师的行为违反了国家有关法律、律师执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甲方有权向北京市律师协会纪律处分委员会投诉。

在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双方应首先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八条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如需变更，另行协议。

甲方：乙方：

律师事务所

签约时间：签约时间：

刑事案件委托合同 篇2

1.1 委托合同的种类

(1) 根据受托人的权限范围, 委托合同可以分为特别委托和概括委托。

特别委托是指委托人特别委托受托人处理一项或数项事务的委托;概括委托是指委托人委托受托人处理一切事务的委托。

(2) 根据受托人的人数, 委托合同可以分为单独委托和共同委托。

单独委托是指受托人为一人的委托;共同委托是指受托人为两人以上的委托。

(3) 根据受托人产生的不同, 委托合同可以分为直接委托和转委托。

直接委托是指由委托人直接选任受托人的委托;转委托是指受托人为委托人再选任受托人的委托。受托人为委托人进行转委托, 除紧急情况下受托人为维护委托人的利益而需要转委托的以外, 应当征得委托人的同意。

1.2 委托合同的特征

(1) 委托合同是建立在委托人与受托人相互信任基础上的。

委托人之所以选定受托人为自己处理事务, 是以他对受托人的办事能力和信誉的了解、信任为基础的;而受托人之所以接受委托, 也是出于愿意为委托人服务, 能够完成委托事务的自信, 这也是其基于对委托人的了解和信任。因此, 委托合同只能发生在双方相互信任的特定人之间。

(2) 委托合同的目的是处理或管理委托人委托的事务。

委托人委托的事务通常是与委托人有利害关系, 委托人不便或不能亲自处理的事务。关于委托事务的范围, 《合同法》解释上不限于法律行为。但是, 委托事务的范围也并不是没有任何限制的, 委托事务必须是委托人有权实施的, 且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行为。

(3) 委托合同一般是受托人以委托人的名义和费用处理委托事务。

受托人处理事务,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 不是以自己的名义和费用, 而是以委托人的名义和费用进行的。因此, 委托合同的受托人处理受托事务的后果, 直接归受托人承受。

(4) 委托合同可以是有偿合同, 也可以是无偿合同。

委托合同是否有偿, 由当事人双方约定。如约定收取报酬, 则为有偿合同;如法律没有另外规定, 当事人双方又没有约定给付受托人报酬的, 则为无偿合同。

(5) 委托合同为诺成合同、不要式合同。

委托合同自双方达成一致的协议时即成立, 不以标的物的交付或当事人的实际履行行为作为合同成立的要件, 因此, 委托合同为诺成合同。委托合同采用何种形式, 由当事人双方自行约定, 因此, 委托合同是不要式合同。

2 委托合同中的欺诈行为

(1) 委托人欺诈受托人。

委托人欺诈受托人主要指委托人没有遵循合同法诚实信用的原则, 把委托事项的真实情况如实告知受托人, 而是捏造事实、隐瞒真相、做了欺骗性的描述, 并以利益引诱, 使得受托人的意思表示存在瑕疵, 与委托人订立了委托合同, 并因此利益受损的情形。例如, A市甲机械厂, 生产多种型号毛织机, 其中部分型号的机种获得了合格证及获奖证书, 但有一种**型号的毛织机质量不合格, 常有客户退货, 造成库存积压近百台该种型号的毛织机, 占用了大量资金, 导致财务状况不佳。为了摆脱困境, 甲机械厂派人联系B市乙机械厂, 请其代为销售积压型号的毛织机, 并出示了不同型号的其他机种的合格证及获奖证书, 以获取信任。同时许诺, 每售出一台毛织机, 乙机械厂可从价款中直接提取20%作为报酬, 剩余价款汇回甲机械厂。双方根据约定订立了委托合同。合同生效后, 乙机械厂为甲机械厂代售**型号毛织机。在一个月内乙机械厂售出20余台毛织机, 扣除报酬, 剩余价款尽数汇给甲机械厂。但是第二个月所售出的毛织机因质量问题纷纷被买家退货, 乙机械厂被迫返还毛织机货款, 加上运输费、保管费等, 乙机械厂因此受到损失20余万元。本案例即为委托人欺诈受托人, 使受托人蒙受损失的情形。

(2) 受托人单独欺诈委托人。

受托人单独欺诈委托人主要是通过骗取委托人信任, 以为委托人处理委托事务为名, 骗取报酬, 为自己牟利, 使委托人利益受损的情形。例如:孙某原是甲木材厂的办公室人员, 现已被开除。在偶然的机会, 孙某得知乙家具厂急需购买一批木材, 孙某主动找到乙厂厂长, 声称自己曾经任甲木材厂的办公室主任, 和甲厂厂长很熟, 能以低于市场价的出厂价采购木材。甲厂厂长信以为真, 于是与孙某订立委托合同, 委托孙某为乙家具厂代购木材, 价格为出厂价。双方还约定货到付款。过了几天, 孙某找到乙厂厂长, 称需要“活动费”2万元, 乙厂厂长先付给其1万元, 约定有消息后, 再付1万元。孙某拿到1万元钱款后潜逃。本案例即为受托人单独欺诈委托人的情形。

(3) 受托人与第三人合谋欺诈委托人。

受托人与第三人合谋欺诈委托人主要是受托人利用委托人的信任, 与第三人恶意串通欺诈委托人, 以谋取委托人的报酬、费用, 使委托人利益受损的情形。例如:甲服装厂委托张某代购一批布料, 张某找到其亲属任销售科长的乙布厂, 购买了一批库存积压布料, 并开出虚假发票, 上列价款15万元, 实际只支付给乙布厂9万元, 剩余6万元, 被张某及其亲属平分。此案例即为受托人与第三人合谋欺诈委托人的情形。

3 委托合同中欺诈行为的防范

(1) 学习必要的合同法律知识。

合同的当事人应该了解合同的订立过程、合同的必要条款、合同的效力、合同的履行、违约责任等法律知识, 这样在订立合同时才不会盲目无从。

(2) 明确委托合同应具备的条款。

订立委托合同应具备如下条款:委托人和受托人的名称 (或姓名) 及住所;委托事项 (应明确委托事项的名称、数量、规格、质量、完成时间等具体要求) ;授权范围;委托期限;报酬支付;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合同的终止;违约责任;合同纠纷的解决等。

(3) 订立委托合同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当事人在订立委托合同前应充分了解对方的情况, 通过与对方的接触、谈判, 获知对方的有关信息, 包括对方的姓名、职业、社会关系、道德品质、经验阅历及对方订立合同的目的等方面, 以利于合同安全。

(4) 在利益面前保持理智, 做好理性分析。

欺诈者常用的手段就是以利诱人, 有些当事人为了利益, 被对方所欺骗、蒙蔽, 以致上当受骗, 不仅没有得到应得的利益, 而且还有可能给自己和他人造成损失, 最后追悔莫及。根据经济学的原理, 利润越高, 风险越大, 因此, 在订立合同时一定要保持理智, 对委托合同的条款要详加分析, 查看合同内容是否合法、条款是否齐全、有无不合理的地方或者矛盾的地方, 这样才可有效地防止被欺诈。

(5) 不擅作主张, 多听取专业人士的意见。

对于自己不了解的领域, 要多听取专业人士的意见, 他们比一般人熟悉本领域的情况, 有丰富的经验, 可以分辨出合同的漏洞及陷阱。当事人应当用认真的态度听取专业人士的意见。

(6) 一旦被欺诈, 要及时采取有效措施, 防止损失扩大。

当事人一旦察觉被对方欺诈, 一定要立即采取中止交易、追缴财物、提起诉讼等手段, 保护自己的利益。必要时, 可以请求法院对欺诈人的财产进行诉讼保全, 积极配合公安机关、检察院搜集证据, 准备材料, 为庭审做准备。总之, 应尽可能采取各种措施, 防止损失扩大。

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市场化改革的深化, 人与人之间的经济交往逐步增多, 委托合同的订立也越来越频繁, 因委托合同而引起的纠纷逐渐增多, 其中有很多是因为欺诈而引发的委托合同纠纷。主要介绍委托合同中欺诈行为的表现及如何防范。

关键词：委托合同,欺诈,防范

参考文献

关于委托理财合同性质的研究 篇3

关于委托理财合同的性质，理论界有三种观点：

一、委托型合同说

根据《合同法》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物的合同。委托合同是又称委任合同，是公民、法人在经济和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种合同，是一方委托他方，他方允诺处理事务的合同。委托理财合同也是基于双方相互信任而由委托人和受托人订立的有关理财投资收益和损失的一种意思约定。但现实中委托理财合同与《合同法》规定的委托合同有一定的区别：首先，委托合同核心内容是由委托人和受托人事先商量约定，由受托人有偿或无偿地代理委托人处理事务，一般为无偿合同（若有特别约定除外），而委托理财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一般约定在完成委托人授权的理财事项后，受托人从委托人委托的理财财产中可以获取一定比例的收益或收取管理费，委托人基于对财产增值的要求，与受托人常常会在合同中约定在履行委托理财合同过程中，委托理财财产出现资产减少或损失时，委托人不承担或很少分担该损失，这种约定不符合委托合同的一般原则。其次，委托合同属于诺成合同，合同成立条件以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为准，即双方当事人只要意思表示一致，并不以交付委托标的物或当事人某一方的义务履行作为合同成立的要件。而委托理财合同成立的前提是以委托人向受托人交付资金或证券为条件，属实践合同。再次，在委托理财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委托人常常可以通过自己或第三方监管并可由第三方担保合同履行等约定内容，这也是委托理财合同与我国现行的《合同法》中委托合同不一致的地方。基于委托理财合同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完全适用我国现行的《合同法》中关于委托合同规定，难以解决委托理财所引发的纠纷，不利于有效规制目前大量存在的委托理财活动。因此，现行委托合同的规定不能作为规范和调整委托理财合同依据。

二、信托型合同说

根据我国《信托法》第2条的规定，信托合同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依照委托人的委托授权以自己的名义，基于自己的知识、能力、责任为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和特定目的，对委托人财产进行管理或处分而设立的合同。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进行一定的法律行为，受托人与第三人就委托事项产生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委托人与第三人不产生权利义务关系，且委托人不对受托人行为承担责任。在信托法律关系中，受托人在实施管理或处分的行为时，应考虑委托人的利益，但非因受托人的原因而发生的受托财产的损失或减少，均由委托人承担风险。在委托理财合同中，委托人与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根据资本运作方式管理和处分投资者即委托人的自有资金或证券，也有一部分投资者在委托理财合同中明确约定受托人接受投资者委托后，以受托人自己的名义为投资者入市交易。这类合同表面上看符合信托合同的性质，但受托人为了吸纳资金，常常在委托理财合同中承诺对委托人的资金或证券予以“保底”或保证资金或证券的最低收益或最低收益率，此类约定违反了“信托投资公司不得承诺信托财产不受损失或者保证最低收益”的规定。所以，直接依据信托合同的规定来规范委托理财合同，与《信托法》、《合同法》的规定存在一定的冲突。所以，用信托法律关系来规范委托理财合同也很难解决现存的因委托理财而产生的纠纷。

三、借贷型合同说

在我国存贷款业务属特许经营，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审批从事金融业务均属非法经营。投资者基于增值和保值的需要、以及听信许多投资理财的宣传，认为将钱放在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等机构与放在银行一样，是没有风险的，且基于对投资宣传的预期收益率的期望，甚至认为通过受托人的理财行为将有可能获得更大的收益。某些券商或机构正是看中了投资者的这种心理状态，常常违规操作经营，以投资委托理财合同中受托方明确承诺投资者可以获取固定收益率或约定本息保底的方式，形成了在证券市场中普遍存在的明为委托理财实为借贷融资的现象。这类合同成立后，委托人直接将资金交付给受托人即完成合同的义务，受托人则根据合同的约定在期限届满前归还资金本金和相应收益，二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单一明确，往往与一般借贷合同约定的内容实质上一致。但是，绝大多数委托理财合同中双方当事人约定有保底收益，受托人在一并取得委托人资金帐户内的资金和证券帐户内的证券管理权后，受托人也不直接以自己的名义使用该笔资金而只是管理该笔资金，资金的所有权并没有转移给受托人而是仍然保留在委托人名下，委托人可以通过由其本人掌控的资金和证券帐户的密码，确保对受托人证券交易情况的知情权和控制权。对于这类合同，如将其定性为借贷，将保底收益理解为运用该笔资金的期望收益，并不符合其行为的基本特征，也不符合缔约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

民事案件委托代理合同 篇4

（）陈律民代字第号

委托人（甲方):河南陈州律师事务所

被委托人（乙方）：

委托人因纠纷一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民事诉讼法》、《律师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聘请乙方的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甲、乙双方按照诚实信用原则，经双方协商，订立下列合同，共同遵照履行。

第一条：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律师为其审案件的委托代理人。甲方委托事项的基本情况如下：

1、对方当事人姓名：

2、案由：

3、受理机关：

4、涉及标的额：

第二条：委托代理权限为（划√为确认，划×为否认）（）一般代理；（）特别授权。特别授权包括（提起诉讼、提出答辩、代为承认、变更或者放弃诉讼请求、提起反诉、进行调解或者和解、提起上诉、申请执行、收取或者收转执行标的、签署、送达、接受法律文书。

第三条：甲方应当真实、详尽和及时地向乙方律师叙述案情，提供与委托代理事项有关的全部证据、文件及其它事实材料，并对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若甲方隐瞒证据、伪造证据或利用乙方指派律师的法律知识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乙方有权终止本合同，所收费用不予退还。甲方应当按约定的时间和金额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费和工作费用；

第四条 ：根据《律师业务收费管理办法及收费标准》的规定，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甲方于本协议签订之时以现金方式向乙方缴纳代理费元，其他费用元。如乙方无故终止合同，所收费用全部退还甲方；如甲方无故终止合同，所收费用不予退还。

第五条：本合同一式叁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壹份存卷，自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限为：自签订之日起至代理事项终结止（包括判决、调解、案外和解、撤诉）。

甲方：河南陈州律师事务所年 月 日

刑事案件委托合同 篇5

委托合同（刑事）

（2018）沪罡（合）字第 号

二零一八年 月

委托合同

（2018）沪罡（合）字第 号

委托人（以下简称“甲方”）因 涉嫌 一案委托上海罡晟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乙方”）提供刑事法律服务。经双方协议，订立下列各条，共同遵照履行：

第一条 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指派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XXX在刑事侦查(审查起诉、一审、二审、再审)中提供律师服务，担任XXX辩护人或代理人;第二条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事务的有关情况，并提供有关的资料，不得隐瞒虚构。

2.甲方应积极配合乙方办案。

3.甲方应按照本合同约定的金额和支付方式向乙方支付律师服务费、差旅费。

4.甲方认为乙方指派律师在服务过程中不负责任或不适合办理甲方委托的法律事务，有权要求乙方更换。但甲方应向乙方说明要求更换律师的具体理由。

5、甲方不得要求乙方就本刑事诉讼案件实行风险服务。不得要求乙方律师进行违法活动。

6.乙方无正当理由单方解除本合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退还律师服务费、差旅费。

第三条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在侦查阶段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时，应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会见犯罪嫌疑人并了解案件有关情况。符合法定条件的，可为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代理其提出申诉和控告。

2.在审查起诉、审判阶段担任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辩护人时，应查阅、摘抄、复制案件材料，会见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提出辩护意见，出庭为被告人辩护。

3.在担任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被害人、刑事自诉案件的自诉人或刑事申诉案件的当事人的代理人时，应查阅、摘抄、复制案件材料，1.甲方应真实、完整、客观地向乙方律师介绍本合同所涉刑事法律提出法律意见和建议，出庭参加诉讼。

4.乙方根据案情的需要，可以调查取证。5.乙方应依法忠实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6.乙方律师应严格遵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不得泄露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所知悉的甲方和当事人的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非因法律规定或甲方或当事人同意，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但以下内容除外：（1）甲方或者当事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其他严重危害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事实和信息；（2）可以公开查阅或取得的信息和资料；（3）为履行本合同约定的法律服务必须披露的信息和资料。

7.乙方不得对本刑事诉讼案件实行风险服务。

第四条、参照上海市律师服务收费的相关规定，甲方应向乙方缴纳律师服务费用人民币为 万元，于签订本协议当日支付履约定金 万元，于签订本协议之日起两日内支付余款 万元。（如已支付，则不受此条限制）。

支付方式以乙方指定的方式为准；如需通过银行付款，则支付至乙方指定的银行帐号。

律师办案的差旅费、交通费、通讯费、邮寄费、文印费原则上由甲方预付，金额从500元起，多退少补，据实结算，另有约定者除外。

【选择性条款】乙方不再向甲方收取律师办案的差旅费、交通费、通讯费、邮寄费、文印费。

本条所涉收费金额均为甲、乙双方协商确定。

甲方如需乙方提供超出本合同第二条所约定的律师服务范围的律师服务，则另行协商取费。

特别提示：如甲方逾期支付，则以乙方另行书面通知或其他方式通知的支付时间为准。

第五条、甲方必须如实向乙方陈述全部案情，如因甲方作虚假陈述或隐瞒事实而导致承办律师对案件事实或适用法律发生误判，以及甲方提出非法要求，或者拖欠律师费用，均属甲方违约。乙方有权单方中止辩护或代理，依约所收费用不予退还。

第六条、如乙方无故终止履行合同，律师服务费全部退还甲方；如甲方无故终止，律师服务费不予退回。

第七条、如乙方在甲方未交纳全部律师服务费的情况下已经履行了部分工作，则乙方除有权要求甲方如数缴清律师服务费外，还可要求甲方按日百分之十的标准支付未付款部分的违约金。

第九条、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出现甲、乙双方同意解除合同并退费之情形，已缴纳至税务机关的税收及已实际发生的费用由甲方承担，不属退费范围之内。

第十条 本合同有效期自签订之日起至侦查终结之日（审查起诉终结之日、一审终结之日、二审终结之日、再审终结之日）止。

第十一条 甲、乙双方在履行本合同中发生纠纷时，首先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以提请乙方所在地的司法行政部门或律师协会调解处理;调解不成，可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二条、本合同不属风险服务合同。如有涉及案件分析、判断和意见，均不可理解为承办律师对案件作出成功或胜诉的保证，因涉及案件分析、判断和意见最终需由司法机关（如法院）司法审查评价方可定论。

第十三条、如需变更合同条款，需再行签订协议。

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各持一份。本合同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或负责人）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双方均应严格履行，如有违约之行为，均应承担违约责任。

甲 方： 乙方：上海罡晟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贾献伟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刑事案件代理委托协议 篇6

编号：

委托人与江苏东恒律师事务所达成如下协议：

一、江苏东恒律师事务所指派焦茂盛律师

为案的第一审（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出庭（辩护/代理）。

二、委托律师代理权限

1.参与诉讼，提出辩护意见（代理意见或申诉意见）;

2.查阅相关的卷宗材料，调查和收集证据；

3.依法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

4.代为申请取保侯审，代理申诉和控告。

三、按照南京市律师收费规定，并经甲乙双方协商，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费人民币元(￥：)，于本合同签订之时一次付清，乙方收到甲方代理费用后方正式开展工作；乙方代理律师办案发生的交通费、卷宗复印费、邮寄、差旅费等实际办案费用由甲方承担，实行包干制，为人民币元(￥：)。

四、本委托协议有效期自双方签订之日至一审判决时止。

五、如乙方无故终止协议，律师费全部退还甲方;如甲方无故终止，律师费不予退回。

六、本委托协议如需变更，另行协商。

委托方（甲方）：受托方(乙方)：

(签字)律师事务所(章)

年月日年月日

刑事案件委托合同 篇7

【案例一】朝阳服装厂在接到法院诉讼通知书后,为逃避执行,及时低价处理了本厂部分设备。红星幼儿园得知后,为防止利益受损,可采取何种措施救济?

《民事诉讼法》第100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案件,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对其财产进行保全,责令其做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其做出一定行为;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时也可以裁定采取保全措施。

本案中,朝阳服装厂为躲避债务,低价处理财产,有可能使判决难以执行。对此,红星幼儿园可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法院可以裁定采取保全措施,也可以禁止朝阳服装厂处理相关财产。

【案例二】红星幼儿园与朝阳服装厂的合同签订地为A市C区、履行地为A市D区,但是实际履行地并未在D区,而是A市E区。红星幼儿园向D区法院起 诉并受理 ,朝阳服装 厂以其住 所地为B市,D区法院没有管辖权和实际履行地是E区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朝阳服装厂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是否会得到支持?

《民事诉讼法》第23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

本案中,朝阳服装厂的住所地为B市某区,因此B市某区法院有管辖权。至于D区法院是否具有管辖权,主要来看D区是否为合同的实际履行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9条第二款的规定可知,购销合同的实际履行地点与合同中约定的交货地点不一致的,以实际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本案购销合同的实际履行地点为A市E区,而不是D区,因此D区法院没有管辖权,朝阳服装厂提出的实际履行地为A市E区的管辖权异议,应予得到支持。

【案例三】D区法院受理朝阳服装厂的管辖权异议之后,认为自己没有管辖权,裁定移送至E区人民法院。E区法院认为自己没有管辖权,拒不接受移送,上述法院做法有无不妥,该如何处理?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3条、36条的规定可知: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先立案的人民法院不得将案件移送给另一个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发生管辖权争议的两个法院应协商解决,对协商不成的,应报请共同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本案中,E区法院有管辖权,E区法院不应拒绝接受移送。E区法院认为D区法院移送不当,双方应协商解决,若双方协商不成,则可报请共同上级法院即A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案例四】案件进入执行程序,法院准备对朝阳服装厂的设备采取执行措施。而该设备是朝阳服装厂租赁王某的,王某知悉后该如何对自己的权益进行救济?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27条的规定,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商店店面租赁合同纠纷案件探析 篇8

关键词：店面租赁合同纠纷

1商店店面租赁合同纠纷案件的类型

①非产权人签订店面租赁合同的案件：②家族共同财产尚未析分共有权人之一直接签订店面租赁合同的案件：③产权人“一屋两租”的案件；④租金过高、显失公平的店面租赁合同案件：⑤支付定金要求返还的店面租赁案件。

2商店店面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审理难点

2.1诉讼主体问题。原告诉状上所列的原、被告只是租赁合同上签字的出租人和承租人。但是，法官犀利的目光要直指诉争店面的所有权人。如果是非产权人签订合同案件则追加产权人为第三人，进而审查产权人对店面租赁合同的态度。但是，如果没有明确的房屋所有权证，对店面产权人的认定就成了一个难点。有一个案件，诉争店面是祖遗业产，并没有办理产权证，继承人内部可能析产完毕，有析产协议，因此案外第三人依据析产协议主张其是店面产权人。对此，审判实践中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根据对证据的初步审查，可直接认定该案外第三人是店面产权人，应该让其参加诉讼：另一种意见认为该案外第三人仅是共有权人之一，如果其同意签订租赁合同，则还要追加其他共有权人，如果其不同意签订租赁合同，则不必追加其他共有权人，因为共有权人之一不同意出租，租赁合同则无效。笔者认为，在这类店面租赁合同案件中，法院只是为了审查合同效力而追加当事人，对于内部的析产协议不宣在租赁合同案件中直接认定其效力，不宜主动将继承析产关系混合到租赁合同案件中审理，将案件处理结果影响的当事人范围扩大。

对于转租案件，即通常所说的“炒租”案件，就不仅仅是查明产权人的问题，还要查明有权转租者的问题。当最后一个承租者与转租者发生租赁纠纷，法院也要追本溯源，查清产权人，追问产权人对第一个转租者转租合同的态度。产权人如不同意转租，则不必再追加层层转租者，穷尽所有转租者：产权人如同意转租，则要再追问第二个转租者，以此类推，一直追问到最后一个转租者。这些工作应通过调查、作笔录完成。一旦产权人不同意或有一手转租者不同意，则可以立即认定租赁合同的效力，应该行使释明权的及时行使释明权，才能减少开庭次数，尽量缩短此类案件审理的时间，提高审判效率。

2.2租赁合同效力问题：

2.2.1合同无效问题。店面租赁合同案件中，租赁合同关系是最主要的法律关系，租赁合同的效力是案件审理的关键。经过审判实践，普遍达成这样的共识：未经产权人同意签订合同或未经全体共有权人同意签订的合同效力待定，未经产权人同意签订合同的是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的合同，根据《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如果产权人不予追认同意签订则合同无效。店面是按份共有的，根据《物权法》第97条的规定，签订店面租赁合同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同意，否则店面租赁合同无效；店面是共同共有的，如果有一个共有人不同意，那么根据《物权法》第97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9条的规定，该店面租赁合同也为无效。而对于转租合同的效力问题理论界颇有一番争议。有人认为《合同法》第224条并没有规定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转租合同就必然无效，只要出租人不解除原租赁合同，转租合同就是有效的。笔者认为，对于转租合同，各国主要采用限制主义、自由主义和区分主义三种立法模式。从《合同法》第224条规定来看，我国关于转租合同的规定是承租人要经出租人同意才可以将租赁物转租给第三人，这一规定表明我国采用的是限制主义的立法例。没有征得出租人的同意转租也是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的表现，同样是效力待定的合同，只要出租人不予追认同意，合同即为无效。

2.2.2“一屋两租”案件的合同效力问题。“一屋两租”案件涉及两个租赁合同。出租方明确表示不履行其中一个合同，拒绝履行另一个合同。这时出租方往往主张其不愿履行的合同是无效的。其实，这两个合同只要依法成立，都是有效的，不因出租方的选择履行而无效。因为，根据合同建立的是债权，债权不是对世权，是一种相对权，不具备对抗性。

2.3合同无效后的处理和违约责任的承担

2.3.1转让费问题。店面租赁不同于普通房屋租赁的一大特點就是店面租赁合同中往往涉及到转让费，出租方一般都向承租方收取一笔不菲的转让费。有的当事人甚至要求对转让费进行评估。转让费的存在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存在即有其合理性吗?转让费的性质在实践中有不同的认定：第一种意见认为，转让费是一种经营管理权的转让费用，因为店面是作为经营之用，承租方承租了店面，也是出租方对经营管理权的让渡。第二种意见认为，转让费是一种装修等费用的补贴。这种转让费发生在层层转租案件中。出租方即转租方装修了店面，但在转租后，装修费用无法收回，体现为转让费。第三种意见认为，转让费是一种除租金外的额外费用，是不应收取的。笔者认为，第一种意见混淆了经营管理权和租赁权的概念。经营管理权指向具体的经营实体。而租赁权指向租赁物。经营管理权是对经营实体的经营管理，其内容复杂，包括人事任免、资金分配等内容，而租赁权的内容仅是对租赁物的占有、使用和收益。两者不可混为一谈。有人认为第三种意见是“一刀切”，不分析具体情况。其实，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出租人除收取租金外，不得收取押金或其他额外费用。转让费往往是“炒租者”收取高额租金的借口，巨额的转让费也是出租者逃避税收的手段。为了维护交易的稳定，应当遏制”炒租“现象，当事人若主张返还转让费，应依照《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的规定，一律判决返还。这样法院的判决才能对当事人的店面租赁行为发挥应有的指导作用。第二种意见将装修补贴等费用归入转让费，笔者认为装修补贴费应另外明列，否则在提起诉讼时不应得到保护。

2.3.2因合同无效或被撤销而赔偿的损失问题。因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外应赔偿的损失是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抑或是只有直接损失?《合同法》第58条的表述是“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责任。”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因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赔偿的损失只是直接损失，只能适用《合同法》第58条进行救济?笔者认为，对于因产权人、共有权人或转租人不同意签订合同而无效的情形，损失赔偿可以应适用《合同法》第42条，即归入缔约过失责任应赔偿的损失。出租方隐瞒了产权人不同意签订合同以及无权处分租赁店面的事实，属于“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这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出租人对店面租赁合同的无效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依据缔约过失责任所主张的损失主要是信赖利益的损失。“信赖利益是

指缔约人合理信赖合同有效有成立而支出财产成本或机会成本，且该成本因合同有效成立而得以回复之利益。”信赖利益损害应包括积极损害和消极损害，即所受损害和所失利益。缔约人放弃其他订约机会正是由于其经磋商、谈判并信赖对方会与其签订合同。对于善意信赖人来说，机会损失确实存在，未获赔偿有失公平。机会损失应结合“第四人”就相同标的与“第三人”订立合同而由此获得的净利润、善意缔约人的履行能力以及同行业的交易行情等因素综合认定。

2.3.3店面租赁合同违约责任中的继续履行问题。在“一屋两租”案件中，起诉的承租方往往主张合同有效且要求继续履行合同，但出租方往往要求解除合同，不再继续履行合同，那么，承租方的要求能否得到支持?店面租赁合同案件中出租方要履行的是将租赁店面交付给承租方承租使用的义务，这是一种非金钱债务。在出租方已经将诉争店面交付给另一份有效合同的承租方的情况下，提起诉讼的承租方所依据的合同已没有了履行的可能，即事实上不能履行，因为，出租人按租赁合同交付租赁物，承租人占有租赁物，其占有是合法占有，应当受到保护。先占有租赁物的承租人，即取得对租赁物的权利，而这种权利具有物权化的特征，有对抗力和排他性。而未占有租赁物的承租人，其享有的是来源于合同约定的请求交付租赁物的权利，是债权，根据物权优先于债权的原则，其不能对抗另一承租人所享有的具有物权特征的权利。所以起诉的承租方要求继续履行合同不能得到支持。

刑事自诉案件授权委托书 篇9

一、自诉案件是指哪些案件

自诉案件是指被害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为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自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案件，由此可以看出，所谓被害人享有刑事自诉权，是指应由法律规定的，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在其符合法定条件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所享有的一项诉讼权利。

二、自诉案件的范围有哪些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百七十条规定，自诉案件包括下列案件：

(一)告诉才处理的.案件;

(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

刑事案件委托合同 篇10

关键词：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证据规则 论证

【基本案情】

1999年3月，辜永安入职重庆江北橡胶厂（以下简称江北橡胶厂）从事搬运工作，至诉讼时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005年4月至2007年12月，辜永安月工资为650元，2008年1月后，辜永安月工资调整为750元。2008年4月，江北橡胶厂调整辜永安工作，要求辜永安兼做制浆工作，并给辜永安增加工资，对此，辜永安以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4小时，且未经制浆操作培训为由表示不同意，于是，双方发生争议。因江北橡胶厂不再安排工作，辜永安便离开该厂。2008年6月30日，辜永安向重庆市江北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诉，之后又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29条规定，于2008年10月22日向江北区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江北橡胶厂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2350元；支付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两倍的工资3750元（2008年1至5月）；支付2008年5月份未付的工资750元；补缴1999年3月15日至2008年5月30日止的基本养老、失业、医疗保险费等。

【原审裁判】

一审中，江北橡胶厂辩称，辜永安自行离开江北橡胶厂，厂方未解除劳动合同，未对辜永安作出开除、辞退等处理。同时承认辜永安于1999年3月起在江北橡胶厂干搬运工作至今，2008年4月要求其兼做制浆工作。

2009年4月21日，重庆市江北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江北橡胶厂支付辜永安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2350元；因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江北橡胶厂按辜永安两倍工资的标准支付辜永安2008年2月至4月尚未支付的工资2250元；驳回其他诉讼请求。

江北橡胶厂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2009年9月21日，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作出二审判决认为，辜永安于1999年3月起在江北橡胶厂从事搬运工作，虽然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双方已形成事实劳动关系，应受《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调整。由于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约定清楚辜永安的工作内容和工作范围，因此，尽管辜永安自1999年3月起一直从事搬运工作，但并不意味着“搬运工作”就是辜永安唯一工作内容，甚至误将“搬运工作”视为江北橡胶厂与辜永安约定的工作内容。由于双方未约定工作内容，因此，江北橡胶厂根据自己的用工自主权调整辜永安的劳动工作对象，即使调整了工作对象，也不属于对劳动合同约定内容的变更。辜永安自2008年4月底起未在江北橡胶厂工作，没有证据证明系江北橡胶厂解除了与辜永安的劳动关系，原审判决认定江北橡胶厂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判决江北橡胶厂给付辜永安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不当，应予纠正。由于江北橡胶厂至今未与辜永安签订劳动合同，原审判决江北橡胶厂给付辜永安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正确，应予维持。原审对于辜永安要求江北橡胶厂“补缴社会保险费”及“支付2008年5月份的工资”的判决正确。遂判决维持一审判决第二项；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

辜永安不服二审判决，提出申诉。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申诉。

【抗诉及理由】

之后，辜永安向检察机关提出监督申请。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受理后交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检察院审查。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检察院审查后建议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提请抗诉，其理由是：（1）搬运工作就是双方约定辜永安的工作岗位；（2）江北橡胶厂不能随意调整辜永安的工作岗位；（3）江北橡胶厂通过不继续安排辜永安的工作实质解除了劳动合同。

【再审结果】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该院受理抗诉后裁定由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对本案再审。再审庭审中，经法官、检察官作化解矛盾的劝说工作，双方达成由重庆江北橡胶厂补偿辜永安9000元和解协议，对此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予以确认。

【裁判理由之法理评析】

本案存在三个争议焦点：第一，搬运工作是不是双方约定辜永安的工作岗位；第二，江北橡胶厂能否随意调整辜永安的工作岗位；第三，江北橡胶厂是否解除了双方劳动合同。上述三个焦点均涉及本案的核心问题，即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司法机关面对双方当事人的举证和质证该如何认证。

（一）搬运工作是不是双方约定辜永安的工作岗位

每个用人单位都是根据其所需要的工作岗位招用劳动者，每个劳动者在用人单位都有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岗位。尽管双方一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不等于双方对辜永安的工作岗位或工作内容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辜永安的工作岗位或工作内容可以在双方口头约定的基础上通过实际履行来确定。一审中，无论是辜永安的起诉状，还是江北橡胶厂的答辩状，以及庭审陈述，双方均承认辜永安从1999年3月起至争议发生时在江北橡胶厂一直从事搬运工作，其工资收入亦由此决定，且在一、二审期间双方均未向法庭举示辜永安还从事了其他工作的证据，故双方对辜永安从事搬运工作这一工作岗位达成了合意，辜永安在江北橡胶厂从事搬运工作，江北橡胶厂按照搬运工作的工资标准向辜永安支付劳动报酬，双方履行该约定长达9年，且9年来双方并无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4条关于“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搬运工作就是双方约定辜永安的工作岗位。故二审判决关于双方因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对辜永安的工作内容未约定的认定缺乏证据证明。

（二）江北橡胶厂能否随意调整辜永安工作岗位

本案，依据起诉状和答辩状，双方对辜永安从事搬运工作的工作岗位作出了明确约定，然而，因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方对劳动合同履行期间用人单位是否有权调动或变更劳动者的工作岗位，劳动者是否应无条件服从调动没有约定，双方在起诉状和答辩状以及一、二审庭审中对是否存在此约定也未提及，故江北橡胶厂应遵从双方对辜永安从事搬运工作这一工作岗位达成合意的这一事实，江北橡胶厂并无调动或变更辜永安搬运工作的合同权利，辜永安也不存在应当无条件服从调动的合同义务。因此，江北橡胶厂调动或变更辜永安搬运工作，要求辜永安兼做制浆工作并无事实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35条之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江北橡胶厂要求辜永安兼做制浆工作，应当与辜永安协商一致，辜永安表示不愿意兼做制浆工作，江北橡胶厂坚持要求辜永安兼做制浆工作亦无法律依据。企业在行使用工自主权时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不能扩大适用，[1]不得以行使用工自主权为由违反劳动合同约定，侵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企业享有用工自主权体现在企业招用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的过程中，一旦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后，其用工自主权将受到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的制约，不得以用工自主权为由，单方变更工作岗位或解除劳动合同。故二审判决关于江北橡胶厂根据自己的用工自主权，调整辜永安的劳动工作对象，即使调整了工作对象，也不属于对劳动合同约定内容的变更的认定既无事实根据，也无法律依据。

（三）江北橡胶厂是否解除了双方劳动合同关系

一审认为，2008年4月底后，辜永安未在江北橡胶厂工作，双方劳动关系已解除，因此，辜永安要求江北橡胶厂支付其2008年5月份工资750元，法院不予支持。二审认为一审对于支付2008年5月份的工资的判决正确，故原审判决对争议发生后双方劳动关系已解除作出确认。然而，庭审中，双方均认为，辜永安未在江北橡胶厂工作系对方原因所致，故本案还需要证据证明双方劳动关系系因何方原因而被解除。

本案是一起劳动争议纠纷案，且因辜永安主要诉讼请求是判令江北橡胶厂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故本案是一起因解除劳动合同而发生的劳动争议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条关于“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的规定，本案应当由江北橡胶厂承担双方劳动合同是履行还是解除的举证责任。尽管江北橡胶厂没有以书面形式通知辜永安解除劳动关系，但并不等于江北橡胶厂不能以书面形式以外的方式解除劳动关系。江北橡胶厂如确实没有解除双方劳动关系，就应当举示其履行劳动合同的证据。对于搬运工作，辜永安并无异议，在辜永安不同意兼做制浆工作后，江北橡胶厂应当通知并安排辜永安继续从事搬运工作。诉讼中，江北橡胶厂抗辩认为没有解除与辜永安的劳动合同，就应当举示其通知辜永安回厂并安排辜永安继续从事搬运工作的证据。然而，原审中江北橡胶厂没有举示该证据，故江北橡胶厂关于其没有解除与辜永安的劳动合同的抗辩观点并无相应证据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江北橡胶厂应当对双方劳动合同是履行还是解除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江北橡胶厂不通知辜永安回厂继续从事搬运工作的行为表明其不愿继续履行与辜永安的劳动合同，双方劳动关系被解除系江北橡胶厂的原因所致。

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自2008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一些用人单位还是未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究其原因，作为弱势一方的劳动者，不是不想签书面劳动合同，而是想签签不到。作为强势一方，用人单位不愿意受书面劳动合同约束，认为不签书面劳动合同可以实现用工自主最大化，且一旦产生纠纷，劳动者没有任何依据。然而，现实生活中的强弱对比，不应当成为诉讼结果的不平等，如果认为劳动者的主张因无书面劳动合同而不予支持，势必助长用人单位不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风气。作为司法工作者，应当充分运用证据规则保护现实生活中的弱者，让诉讼去平衡现实生活中的不平等。

注释：

刑事案件委托合同 篇11

关键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合同效力,不当得利,权利救济

我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将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规,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规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现实中, 经常存在吸收存款一方单纯吸收存款、将所集资金自行使用, 或既吸收存款, 同时也向社会不特定多数人发放贷款的情况。因此,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 涉案公司或个人不仅涉及大量的己方为借款人的借款合同, 也涉及己方为贷款人的贷款合同。故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 如何认定此类借贷合同, 实务中存在着较大争议。笔者认为, 依照我国对金融秩序的管理政策与立法态度, 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的借贷合同宜认定为无效, 事主 ( 即存款人) 可就不当得利向吸收人主张退还本金。同理, 吸收人可以不当得利向贷款人要求退还贷款金额, 并返还给存款人。

一、涉案借贷合同具有特殊性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的借贷合同 ( 以下简称涉案合同) 之所以与一般民间借贷合同有所区别, 在于其涉众性质。故一般民间借贷合同能够认定为有效, 而涉案合同笔者主张认定为无效。当前争议产生的根源之一在于分析此类借贷合同时忽视了合同的涉众性, 过多强调合同的民间借贷性质, 从而混淆了正常的民间借贷与此类涉众型非法集资两种行为。

虽然案例认为, 民间借贷涉嫌或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合同一方当事人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并不当然影响民间借贷合同及相应的担保合同的效力, 如果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理并不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 则对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无须中止审理。但该案例并不能普遍适用于全国各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的具体情况, 必须视合同签订时的具体情况及合同履行情况等因素来判断。目前对此类借贷合同效力仍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主张将合同认定为有效或部分有效的声音也始终存在。笔者认为, 非法吸收存款一方与投资人签订的借贷合同, 与吸收存款一方本身的犯罪行为, 是需要严格区分的。不能仅因为借贷合同涉及刑事犯罪目的则统一认定为无效, 也不能要求吸收存款一方按照合同约定, 在到案后仍然以高额利率支付利息。涉案的借贷行为与犯罪行为需要进行区分就借款行为而言, 双方达成合意, 由事主 ( 即存款人) 向借款人提供资金, 借款人依照合同约定期限支付约定利息, 并在期限届满前偿还本金。当借贷合同缔结双方意思表示真实, 行为人具有相应民事行为能力, 且合同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时, 借贷合同应当认定为有效, 受法律保护。但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行为而言, 该行为属于违反我国金融管理法律法规定的相关规定, 进而侵害了金融管理秩序, 构成犯罪, 应当认定为《合同法》第52条第四款规定之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 ( 以下简称最高院《批复》) 中也明确了这一点: “公民与非金融企业 ( 以下简称企业) 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但“企业以借贷名义向职工非法集资, 以及企业以借贷名义非法向社会集资”的借贷应当认定为无效。可见, 涉案的借款合同若属于企业以借贷名义向职工或社会非法集资时, 此种借贷行为应当认为无效。

与借款合同不同, 贷款合同的放贷方即债权人此时为吸收存款一方。我国法律对于企业发放贷款的行为也有明确规定, 未经批准从事金融贷款业务的企业不能变相向社会发放贷款, 否则会破坏我国正常的金融秩序。

故从我国司法实践与历史沿革来看, 都不倾向于认定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借贷合同为有效的民间借贷合同。虽然现在地方各法院判决中存在不同的认定方式和结论, 对于合同的有效性不能达成统一意见, 但笔者认为, 结合《合同法》与最高院《批复》, 不难看出我国司法实践对于此类合同的处理态度。

二、涉案合同效力认定需符合社会管理秩序

有较多研究指出, 对于涉案合同有效的认定不会影响我国金融管理秩序, 不会违反我国法律与法规的强行性规定, 也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但笔者认为,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 涉及面最广的仍然是存款人而非贷款人, 在吸收方资金链断裂时, 许多贷款人并未完全还清贷款, 在财产上并不存在重大损失, 甚至可以因此获得不当利益。而存款人则面临着重大财产损失。因此存款人的利益应当得到优先考虑。而此类案件也存在着明显的高息揽存的诱惑, 一般合理之人结合我国银行同期存款及贷款利率即可知晓这类吸存组织或个人明显存在高风险, 存款人自主选择高利率的吸存方而非银行或其他合法金融机构, 便应当承担自己投资失误所带来的风险。法律保护的应当是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而非所有的风险。若认定借款合同有效, 即使依据法律规定的4倍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规定, 都属于帮助存款人规避上述风险, 不符合现代民事法律的精神, 也不符合现代社会的管理需求。且认定合同有效等于变相鼓励社会公众选择非法吸收存款的机构或个人进行借贷, 这也不符合我国金融管理的政策导向, 如此则会形成法律与金融管理上的双重悖论。

综上, 笔者认为, 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的借贷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 但这仅是对合同的效力而言, 不意味着存款人无法得到救济。

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的借贷合同当事人的救济

合同无效, 仅是就合同当事人而言, 不发生其所希望的法律上的效力。“即不发生合同履行的效力, 并非不产生任何法律后果。”合同无效, 则一方或双方返还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 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 双方都有过错的, 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就财产返还而言, 当事人是基于对方债权上的不当得利得以主张返还, 故返还财产的范围需以占有时占有人是否为善意进行区分。占有人善意的, 返还现存利益; 非善意时则需返还取得利益和孳息。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的借贷合同之无效, 当属因吸收存款一方的行为引起的, 故存款人及贷款人在合同无效后的处理上存在不同的救济结果。首先, 就存款人而言, 其可主张吸收存款一方返还本金, 并按照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给付利息, 由此便解决了存款人因将大笔财产转移至吸收方而造成的银行存款及利息减少所带来的损失, 符合存款人追回本金、挽回损失的目的。而贷款人从吸收存款一方借款, 该借贷关系因吸收存款一方的行为导致无效, 故贷款人只需按照所贷本金的数额返还给吸收存款一方, 而不需给付合同约定的利息, 由此也有效打击了吸收存款一方非法放贷的行为。而中间因利息产生的差额应当由吸收存款一方自行承担, 不得因此减少对存款人本金及利息的给付。

综上, 虽然笔者主张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的借贷合同认定为无效, 但对于借贷关系中的存款人与贷款人而言, 尤其是遭受重大财产损失的存款人而言, 均能够在现行法律法规的框架内寻找到合适的救济途径, 弥补甚至挽回自己的经济损失, 不会因合同的无效导致存款人“血本无归、求助无门”, 能够有效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也能够避免对合同有效的认定所带来的法律与金融秩序管理上可能陷入的悖论。

四、结语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近年来十分频繁, 而本罪中存款人合法利益的保护是案件办理过程中需要着重关注的要素之一。只有明确此类借贷合同的效力, 进而明确合同无效后当事人权益的救济途径, 才能够有效地为存款人的合法权益提供更好的保护, 从而化解社会矛盾, 维护我国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刘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扩张与限缩[J].政治与法律, 2012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