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证据研究毕业论文

刑事诉讼证据研究毕业论文（精选8篇）

刑事诉讼证据研究毕业论文 篇1

摘要：建立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 是抗辩式审判方式的重要标志, 是世界各国刑事诉讼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之前, 修改后的律师法赋予了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完全的阅卷权, 表明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设立证据开示制度已是势在必行。我国在构建证据开示制度时, 需要建立证据开示的本体制度和相关的配套制度。

关键词：刑事证据,证据开示,配套制度

一、证据开示制度概述

证据开示 (Discovery) , 又称为证据展示、证据先悉、证据交换等。证据开示指控辩双方主要在法庭审理之前按照一定的规则或程序, 相互向对方公开自己一方所掌握的证据材料, 以提高庭审效率的一种法律制度。建立证据开示制度的最初动因是为了防止庭审中的证据突袭, 实现控辩双方的平衡, 从而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诉讼权利, 最终目的是实现司法公正和提高诉讼效率。严格来讲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证据开示制度, 只是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做了类似证据开示的规定。有关类似证据开示的规定, 实质上是阅卷的规定。这种阅卷方面的规定对于案件中的证据信息交流起到了一定作用, 但还很不完善, 存在诸多缺陷。

二、我国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刑事证据开示是对抗式诉讼程序中非常重要的制度。实行证据开示制度, 对于防止控辩双方掌握证据信息不对等导致的对抗力量不均衡, 使控辩双方平等武装和对抗, 实现控辩平衡和程序公正具有重要的意义。新修订的律师法虽然完善了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 但还远远不够。现行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 《刑事诉讼法》第96条第2款规定:“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察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 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 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的情况。”这就为律师在案件侦察阶段提前介入案件提供了依据, 被认为是对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的保障。但是, 律师在侦察阶段的权利仅限于“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诉讼法》第37条对律师惩戒的规定, 使律师在侦察阶段提前介入案件风险极大, 这就使得辩护方很难获得案件侦察阶段的证据材料。第二, 《刑事诉讼法》第36条第1款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 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 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然而, 对于辩护方来说, 仅仅查阅诉讼文书和技术性鉴定材料作用有限。第三, 根据“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第2款以及第41条的规定, 辩护人、被告人有权申请法院向人民检察院调取在侦察、审查起诉中收集的有关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材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关系很难界定, 在诉讼过程中, 人民检察院具双重职能, 这就使得人民法院很难对人民检察院行使完整、有效的命令, 由此可见, 我国司法体系的上述矛盾和困境迫使我们制定完善的证据开示制度以保证整个司法体制的有效运行。

三、构建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设想

(一) 范围

控辩双方在证据开示范围上应体现出非对等性, 控方是全面的证据开示, 对于控方而言, 凡是在侦查、起诉过程中收集到的与案件指控事实有关的证据材料, 都属证据开示范围, 既包括拟在庭审中举证的能够证明被告人有罪、罪重、罪轻的证据, 也包括不准备在庭审中举证的能够证明被告人无罪的证据, 这种开示方法有法律上的依据, 根据刑诉法规定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在侦查中也应注意收集无罪证据, 新修订的律师法关于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的阅卷权, 也为这种证据开示方式提供了法律依据, 辩方对无罪证据的态度, 无疑也是在提示控方要重视对无罪证据的审查, 有利于提高案件质量, 加强人权保障。例外情况是, 根据“公共利益豁免原则”, 对诉讼中某些涉及国家机密以及对其他案件的侦查可能造成明显损害的证据材料, 检察机关不予以开示。而辩方则是单方面有选择的开示, 只开示能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的证据, 控方不能要求辩方开示能证明被告人有罪或罪重的证据, 因为证明责任在控方, 辩方无须自证其罪, 也就是说控方证据开示的范围要大于辩方。

(二) 证据开示的方式

刑事证据开示有两种方式, 一为直接开示, 二为间接开示。依笔者之见, 证据开示应实行直接与间接相结合的开示方式。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

在审判阶段, 应实行间接开示为主, 直接开示为辅的开示方式。案件已经进入审判程序, 控辩双方在此阶段收集到的证据材料, 原则上应当通过法院进行间接开示即向法院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供对方查阅、摘抄、复制或者在法官主持下进行开示。之所以在此阶段原则上应通过法院进行开示, 是因为此时法院已经介入诉讼, 控辩双方的证据开示活动应当让第三方法院知晓, 法院作为审判者也有权了解双方的开示活动。但是, 在此阶段, 也不绝对排斥控辩双方采取直接开示的方式, 但控辩双方直接开示后应当及时将开示情况书面告知法院。

(三) 司法保障

为了保证证据开示程序的有效性, 需要确立对违反证据开示程序的行为进行纠正和制裁的制度。根据我国刑事诉讼的具体情况, 借鉴国外的做法, 可以考虑对违反开示程序采用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 要求违反开示义务的一方向对方作庭下开示;第二, 决定延期审理;第三, 禁止违反义务的诉讼一方向法庭提出未经开示的证据;第四, 违反开示的诉讼一方造成诉讼拖延的, 可以令其承担一定的经济责任。

参考文献

[1]陈卫东、刘计划著:《2004年刑事诉讼法学学术研究回顾》, 《法学家》, 2005年1期。

[2]马乐明:《浅论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建构》,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综合版) , 2009年02期。

[3]程滔:《卷宗阅览与证据展示之选择——兼论辩护律师阅卷权的完善》, 《中国司法》, 2007年09期。

刑事诉讼证据研究毕业论文 篇2

高大伟

提要: 在我国的审判方式改革中，诉讼证据制度不断趋于完善。然而，在不断推进法治的进程中，诉讼证据制度的不足和弊端也日益显露出来，从而不利于深化司法改革和实现司法公正。因此，应采取有效措施，推进诉讼证据制度改革，从而促进司法公正和法治秩序。

诉讼证据制度是司法过程的重要环节。我国正在努力建设法治国家，深化审判方式改革，促进司法独立和公正也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因此，诉讼证据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也必然日显迫切。

一、我国诉讼证据制度的弊端和不足

1.当事人举证没有时间的限制

举证期限问题是审判实践中遇到的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法律对法院审理案件有审限的限制，但对当事人的举证期限则没有明确的规定，使审判实践中出现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当事人在诉讼的各个阶段都可以提出证据，使相当一些当事人在庭前故意不提交证据，而在庭审中突然提出新证，或只在二审中才提交关键性证据，以达到“突袭”对方当事人、限制对方当事人的答辩权或上诉权的目的。由此往往导致遭受“突袭”的当事人在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中由于对“新证据”缺乏了解而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进而有可能影响到法院裁判的公正性。二是拖延诉讼，浪费人力、物力、财力，增加诉讼成本。当一方当事人在法庭上突然提出“新证据”时，对方当事人自然不愿处在被动地位，其通常要考虑用一定时间对对方的“新证据”进行分析研究，并力求找到能够作为反驳意见的相关证据材料。由此产生的后果是，该当事人向法院提出延期审理的要求，而这一要求是合法的，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在个别情况下诉讼就有可能无限期地进行下去。这样，不仅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而且扰乱了法院的正常审理秩序，降低了审判效率，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院公正司法的形象。

2.举证责任不清

实践中，法院为了查明案件事实，过多地主动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甚至包揽调查取证，致使不少案件在收集和提出证据方面存在较大的任意性和随意性。这不仅造成了个案中当事人之间心态的不平衡，而且使一些当事人认为法院有意偏袒一方，进而怀疑法院裁判的公正性。同时，由于法院力量与任务的矛盾日益突出，尽管审判人员疲于奔命，而案件仍然大量积压。另一方面，助长了当事人提供证据的惰性和对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依赖性，从而导致诉讼责任不清，使当事人负举证责任的法律规定没有得到真正贯彻。

3.鉴定的效力认定比较混乱

在司法实践中，鉴定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一是对同一专门性问题存在着多头鉴定、重复鉴定的问题;二是鉴定结论互相矛盾，造成众多案件难以及时下判;三是鉴定、勘验人不出庭接受质询问题严重，影响和制约着审判工作的开展;四是鉴定的提起程序混乱，有诉讼前的鉴定，也有诉讼中的鉴定，有法院提起的鉴定，也有当事人委托的鉴定，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着鉴定效力的认定。

4.证人不出庭问题严重

目前，法律只规定了证人出庭作证是公民的法定义务，但对其出庭的费用如何补偿、其人身安全如何保护等等，均缺乏明确规定。实践中，证人拒不作证，或即使作证，出庭率也极低。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了证人证言作为证据的认定效力。

5.法庭质证与认证等做法不统一，有损法庭审判的严肃性

各法院对法庭证据的出示和质证上标准不一样，有的法院对于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全部出示，有的是有选择出示;在质证方式上有的采用一证一质，有的采用综合质证;证据在裁判文书中的表述不一，有的详细表述，有的综合表述，有的仅仅列举了证据名称便得出“足以认定”的结论。无法反映法院对证据的分析和采纳的过程，使当事人难以相信裁判的公正。

二、深化证据制度改革，促进司法公正和效率

1.关于法院调查取证与当事人举证的关系问题应当淡化法院调查取证的职权主义，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院一般不主动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法院的职权调查取证活动应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而启动。只有在当事人已充分举证，对于影响查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经过庭审质证仍无法认定其效力的情况下，法院方可依当事人的申请调查收集证据。一般情况下，调查收集证据的内容不得超出当事人申请的范围。

2.关于举证期限问题

鉴于目前我国的法律规定，可以采用当事人协商的方法解决:一是由当事人对举证期限进行协商，法院确认后，由诉讼各方共同遵守，当事人协商的举证期限应在开庭日之前;二是在当事人协商不一致时，可根据案情的需要，由法院在合理的期限内指定举证期限;三是如果当事人在上述期限内提交证据确有困

难，可以向法院申请延期，是否准许由法院决定。应处理好当事人在上述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证据时的一、二审之间的关系，充分保护及时举证一方当事人的权益。

3.关于证人出庭作证问题

一是将证人出庭作证作为当事人举证的一部分，规定证人除正当理由外，均应当出庭作证，并将“正当理由”予以明确限定，加重提举证人的诉讼方的责任;二是在现有条件下，尽量落实证人出庭作证所产生的必要费用，规定“证人出庭作证所产生的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等必要费用，证人要求补偿的，由法院审查决定，并计入必要的诉讼费用，由申请证人到庭的一方当事人先予支付，法院根据双方过错程度予以判定”。

4.关于鉴定、勘验问题

侧重解决鉴定的程序问题，增加当事人对鉴定结论的认可度。主要是通过尊重当事人合意意志、减少法院职权的方式实现，规定鉴定机构的确定由诉讼双方共同选择，同时增加对有争议鉴定结论的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的规定。

5.关于建立证据交换制度，突出证据公开性问题

近年来，各法院积极实践，在知识产权、民事、经济和行政审判的普通程序中尝试适用，取得了一定效果。主要表现在:一是使诉讼各方对对方的诉讼证据情况在开庭前能有基本了解，一定程度上防止了诉讼一方在法庭上搞“突袭”;二是有利于法院裁判的公开透明，增强了当事人对法院判案的信任度;三是有利于案件的快速审理，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审判效率;四是促进了当事人间的和解，使相当一些纠纷在开庭前可以得到解决。

6.关于证据的法庭质证与审查认定问题

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证据的质证与审查认证公开性不够。因此，应围绕民主、公平、透明和效率原则，根据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做出规定:一是除法律另有规定外，所有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公开出示，并由诉讼双方在庭审中进行质辩，凡未经法庭公开出示和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二是突出证据认定与否的说理性，明确证据经过诉讼双方质证后，法院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对之做出认证，说明认定与否的理由，并在法律文书中表述;三是强调认证包括当庭认证和判决书中的认证，并对适用简易程序、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的当庭认证及操作进行规定。

刑事诉讼证据研究毕业论文 篇3

关键词：品格；品格证据；保释；决前调查；陪审团

中图分类号：DF7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663(2009)04-0074-04

一、品格证据释义、法理分析与溯源

对于品格一词的含义，众说纷纭，一时难成定论。目前在证据法中，品格一词至少有以下三种含义被使用：第一，指一个人在其所生存的社区环境中所享有的声誉；第二，指一个人以特定方式行为的倾向性；第三，指某人从前所发生的特定事件，如曾因犯罪行为而被判刑等。根据美国权威的《布莱克法律词典》对于品格证据的解释是关于一个人的个性特征或习性的证据，是一个人值得称道的或应受责备的秉性，是关于一个人在某一社区中道德地位身份的证据。

品格证据使用的基本规则是关于一个人品格的证据，不能提出用以支持此人在特定情况会与其性格有一致的表现的推论，除非法律有明确的规定。该规则在刑事诉讼中具体表现为禁止控诉方由被告的一般品格推论出被告在特定情况下的行为如何，但准许刑事被告使用同样的推论来否证(disprove)自己的职责，如果是被告首先使用此种推论，法律也准许检察官使用此一种推论。一般来讲，在刑事审判中禁止使用被告人不良品性证据对于英美法系国家而言是很独特的。在诸多其他国家中，基于常识，被告人的不良品性证据不仅具有可采性，而且在庭审中率先被提出。这些国家认为一个人以前的历史与行为对于当前他所面临的刑事指控问题具有关联性。而英美法系国家则主张个人的品性与其当前所面临的指控并没有关联性，此主张并非基于人类的生活常识，而是基于一系列的政策考虑：首先，倾向推断本身存在缺陷，其运用有损司法的公正。被告人的品性证据对于说明与其品性一致的行为而言，即使具有证明价值也不是很大。而是微乎其微。“一个一贯诚实的人，至少偶尔也有不那么诚实的时候；一个让我们可以完全描述为具有暴虐品性的人，在许多场合下针对不利局面却做出了平和的反应。而且，如果我们所关注的与品性一致的行为是诉讼的主题，那么，也许是因为存在着对个人的特殊压力，或某种其他不平常的环境，从而增加了‘不符合品性的’行为的可能性。”其次，允许审判者聚焦于个案中有待证明的特定问题而非居于次要地位的被告之前的所作所为，可以有效地避免一种风险，特别是英美法系国家通常采取陪审团，陪审团既没有接受过法律培训也欠缺实践经验，因此极其容易受到被告人之前不良行为的负面影响。美国法学家波斯纳指出：“对这一类证据最主要的忧虑，并不在于它欠缺证明价值。危险在于，一个陪审团将赋予此类证据过重的证明力，或者更有可能的是，陪审团将基于不充分的证据而作出有罪判决；因为陪审团会认为：既然被告是犯罪阶层中的一员，况且还可能已经实施了尚未受到强制的其他犯罪，那么，该被告对于正被审判的特定犯罪与否就没有什么关系了。”最后，存在着与对不公正偏见的忧虑密切相关的道德忧虑，即根据一个人的品性而非被告的所作所为定罪是完全错误的。在1930年的People v.Zackowitz一案中，大法官卡窦佐指出：如果杀人倾向可作为被告犯罪的明证之一来证明反对被告，那么。刑事证据规则长期以来被信奉具有保护无辜者之根本价值就必须宣布取消。品性从来不是一个议题，除非被告选择把它作为议题，迄今为止这一直是刑事检控的基本规则。当一位被告站在陪审团的面前时，在某种非常真实的意义上。他的生活就重新开始了，这是一个受审的犯人……法律坚定地反对用证明其具有犯罪倾向之品性或经历而给他定罪……证据排除背后的原则，不是出于逻辑，而是出于政策。一个喜欢争吵的被告比温和型的被告更可能发动一场争吵，一个危险生活模式中的人可能比一个腼腆的寂寞者更可能发动一场争吵，这种观点可能具有说服力。法律对此并非视而不见。但法律同样没有视而不见的是，如果将品性视为对犯罪具有证明力的东西，会给无辜者所带来的风险。

总而言之，就像一位法官曾指出的那样：“尽管有时品性证据也有一定的证明价值，但通常会基于政策与人性考虑而予以排除；因为，尽管通过采纳品性证据在百分之一的个案中实现正义，但有可能在其余百分之九十九的案件中输掉正义导致更多的非正义。”基于上述方面的考虑，英美法系国家通常规定：根据一般规则，一个人的品性的好坏对于他有没有做争执中的行为的问题不具有关联性。在刑事诉讼中，对于刑事被告人的不良品性，通常不准许强调，除非被告人已提出自己善良的品性之后，对方方可提出其不良品性予以反驳。

研究发现，至少从1684年至1714年这30年中，品性证据规则在英美法系国家的旧法庭发挥作用的几率是微乎其微的，具有偶然性。尽管理论界与实务界已达成共识，即在法庭审判过程中使用被告的不良品性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并非明智之举并导致该规则于1714年在法庭中已固定下来，并在以后的30多年中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负责庭审的法官对于是否适用该证据规则仍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并不时地背离该规则，不提供此举的正当性事由，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的法律也没有针对法官之错给予被告任何有效的救济途径，当时的庭审缺乏律师的参与，被告人享有律师帮助权那是18世纪80年代之后的事情。因此在当时针对品性证据使用的错误无人发现、无人制止，也无人去提出异议。因而，尽管早期的刑事证据规则在缺乏律师参与的情况下得以形成并发展，但其适用通常具有随意性与恣意性，往往因法官而异，假如有刑事辩护律师的到场参与将有助于实现柔性规则向刚性法律规则的转变。

品格证据规则的适用有一个很重要的例外，该例外在18世纪中期便已经形成，一直延续至今，该适用例外被称为“开门法则”(rule of opening the door)，作为一般原则，检方不能首先使用品性证据来证明被告人的犯罪倾向，可是，一旦被告人“打开了门”，也就是一旦被告人出示证据证明自己有良好的品性，那么检方便可以依据一定原则使用品格证据来反驳被告人。品性证据规则的适用例外作为被告方的一种辩护性选择而非强制，而对于控诉方则是强制性的而非选择性的，它将决定是否将被告人的品性证据纳入法庭考量的视野的最终决定权由控诉方转移到了被告方，因为通常只有被告人才有提出自己良好品性证据的压力与动力。该适用例外也实质性地压缩了品性证据规则的生存空间。

二、美国关于被告人品格证据使用问题的规定

目前，被告人品格证据在美国刑事诉讼中虽广泛运用，但也受到极为严格的限制，以便在保障人权、控制犯罪与提高诉讼效率之间保持一种均衡，其适用主要表现如下：

(一)被告人品格证据在保释中的运用

在美国许多地方，法官在决定是否给予被告以保释时，主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首先，被告所被指控罪行的严重性，因为这是一个明确的并且容易适用的因素；其次，检察官或警察对被告追究的力度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再次，就是被告以前的犯罪记录。值得一提的是，被告的背景与性格因素在美国没有被列入是否予以保释考量的参考因素，其原因在于：法官们认为他们的工作负荷太重，没有时间就这些问题进行调查，而且他们怀疑被告不能对此类调查进行可信的回答。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被告人品格证据在英国的保释程序也被广泛运用，成为评估被告是否存在潜逃风险的指标之一。

(二)品格证据在庭审中的运用

在美国刑事诉讼中，根据《美国联邦证据规则》(1986年)第404条(b)之规定：关于其他犯罪、错误或者行为的证据不能用来证明某人的行为与其品性具有一致性而采纳来证明该人的品性。控诉方在庭审中率先提出被告的不良性格或性格倾向作为攻击对方的证据是不允许的，因为它违反了无罪推定原则(presumpption of innocence)。被告在有罪判决确定之前，应推定为无罪，犯罪事实应由控方进行举证予以证明，所谓举证包括控诉方提出证据责任与说服责任，因此不允许控诉方仅仅提出被告的不良证据或性格倾向证据作为证明被告有罪的犯罪事实。假如允许控诉方提出被告不良性格证据作为攻击之用，由于证据性质的关系，极有可能导致陪审团的误判，造成冤假错案，在1965年的Jordanv.State一案中，法庭指出如果允许控诉方提出被告不良性格来证明其犯罪的话，无异于推定被告有罪。然而该条同时规定，如果出于其他目的，比如证明动机、机会、意图、准备、计划、明知、身份或者证明无过失或意外事件均可以采纳。

对于被告人的良好品格的使用问题，美国《联邦证据规则》以及修订后的《统一证据规则》都允许被告有率先提出其相关的品格证据的权利。其原因有三：其一，在于即使认识被告的良好品格可能使陪审团形成有利于被告人的偏见，但是该偏见的大小或者其社会成本被认为是微乎其微的。其二，放宽容许辩方提出被告良好性格证据，还足以彻底保障被告之诉讼权利，在1910年的U.S.V.Wilson一案中，法庭指出容许被告提出过去良好性格证据以证明关于被指控犯罪的倾向，足以强化无罪推定。其三，刑事被告有时很难驳斥目击证人错误的证词或提出其他豁免罪责的证明方法。有了对被告难处的认识，普通法的传统准许被告有机会让陪审团了解他们也有很好声誉。被告的品格证据必须以有关被告名誉或意见证词的形式提出品格证据而不准许提出过去某一特定行为来支持其对品格的推论，即使过去行为可能会使得对某人如何行事有比较清晰的概念，此种证据仍禁止予以使用。此外，即使被告在其社区并非享有盛誉之人，也许是无名之辈，证人也得发表其对于被告的个人意见。为了让被告更容易取得品格证据，美国联邦证据法还规定：证人可以描述被告在特定社区如工作场所中的名誉，而不限于一市一镇等地方社区中的名誉。在美国证据法中，也存在所谓的“开门法则”(rule of opening the door)，在攻守防御对立的情形下，一旦辩护方提出被告良好性格证据，无异于自己敞开性格证据之门，立即容许控方提出被告之不良性格证据，资以对抗，以维攻防平等。比如在Carwright v.State一案中，被告进入被害人的住所，当被害人返回家中发现屋内灯火通明，被害人由厨房进人取枪进行防卫，发现被告取用室内食物完毕。辩护方对被告进行诘问，被告主张其与前屋主熟悉，路过造访未遇，于是就用前屋主所交付的钥匙开门入内，见桌上有食物便随手取用。被害人在控诉方对其进行反诘问时，则主张其购买此公寓之初便更换门锁，而本案案发前两周，因遭遇盗窃而再度更换钥匙。最终法官对于被害人之证言予以采纳，被告被判有罪。在事后的上诉中被告人指出，被害人前一次被窃的事实与本案无关，容许其作为证据有违法律。而法庭认为被告既已阐述钥匙来源的事实，根据证据法中的“开门法则”，被害人关于更换门锁之原因事实应具有容许性，因而维持原审判决。法庭进一步指出，容许使用“开门法则”是基于对公平的考量而作出的决策。在Bates v.Statest。关于性侵犯一案中，法庭判决指出，除非被告率先提出其良好性格证据从而使其在审判中处于争执之中(character in issue)，否则控诉方不得评判与攻击被告的性格。事实是法庭不顾辩护方的异议，于被告并没有提出其良好性格证据的情况下便容许控诉方证人即警员所述被告有犯罪前科的证言有违法律的规定与精神。在对被告的品格证人进行反诘问时，控诉方得调查被告过去任何相关的特定行为，这与规范被告处理品格证人的规定形成鲜明的对比，其原因在于控诉方所问的问题不是为了提出过去行为事实，作为陪审团评量被告的依据；而是为了提出陪审团评量被告品格证据的依据，因为这些问题的作用是要显示出证人对被告名誉了解的程度，或当证人描述某人有良好品格时，其标准到底何在。为了回应被告所提出的品格证据，控诉方也被准许提出其他品格证人的证词。但控诉方的证词形式必须与被告证人的证词形式一致，即证人只能陈述被告在某一社区或地方的一般名誉和表述对被告品格的意见，而不得讨论被告过去行为的特定事例。

无论控诉方何时反驳被告的品性证据，控诉方的证据所涉及的都必须是与被告所提出的证据相关的品格特性证据。

(三)被告人品格证据在量刑中的运用

美国法庭审判结构是“二元化”的。在陪审团或法官裁决被告人有罪之后的10日至3周内，法官通常对罪犯进行判刑，法官判刑的主要依据是“判刑前的报告”，也称为决前调查(Presentence Investigation)，是由法院内设的缓刑监督部门针对已证明有罪的被告进行的，法官据以作出判决的证据调查，该证据调查及其报告为作出判决的法官提供重要的情况。在许多区判前调查是由法律或法院规则要求或确定的，即使不要求此类调查，作出判决的法官也可以基于自由裁量权进行判前调查。调查的内容通常为被告人的背景、有无前科、相关的心理证据、一般的社会经历，上述事项通常源于警方的报告以及对适当人士的询问。缓刑监督部门根据调查报告并结合法律的规定提出判刑的具体建议，对于该决前调查未必一定采纳，但是一般他们还是采纳的。由此可见，在对被告人的量刑程序中是很重视该被告的品格的，品格的优良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量刑的轻重，比如美国《伊利诺伊州刑法典》第1005章第5节第3.1条规定的诸多减轻事由中就规定被告人过去没有违法犯罪记录或者在这次犯罪前已过着很长时间的守法生活以及被告人的品德和态度表明他不会再犯其他罪。

三、品格证据规则在我国的建构设想

被告人品格证据使用规则主要涉及的就是被告品格与案件待证事实是否具有关联性的问题。我国刑事诉讼法以

及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关联性规则，但相关法律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相关的精神，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6条第1款规定：“审判长对于控辩双方讯问、发问方式不当的，应当制止。”该解释的第139条规定：“控辩双方要求证人出庭作证，向法庭出示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等证据，应当向审判长说明拟证明的事实，审判长同意的，即传唤证人或者准许出示证据；审判长认为与案件无关或者明显重复、不必要的证据，可以不予准许。”由此可见，我国的法律并没有就如何使用被告人的品格证据进行明确规定，被告人品格证据的使用与否主要由法官来决定取舍，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上述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与我国的立法一贯坚持宜粗不宜细的立法传统与观念有关；其二，与人们认识上的不足有关。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被告人品格证据，尤其是不良品格证据的使用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在取保候审阶段，决策机关主要考量被告的罪行严重程度以及可能被施加刑罚的种类与幅度，而对其品格证据重视不够；其二，在庭审的交叉询问阶段，对于被告品格证据的使用原则与例外情形是一片空白，导致适用起来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与无序性；其三，由于我国采取“一元式”的庭审结构模式，主审法官既审理事实问题又负责法律的适用问题，移送法院的起诉书中经常列明被告人的前科与曾经受过处罚的历史，这些资料信息对于表明被告的社会危险性，帮助法官正确量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并不能被用来证明被告实施了被指控的犯罪行为。在起诉书中列明这些内容通常会使事实审理者对被告产生不适当的偏见，而这也是英美法系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于被告品格证据在定罪程序中予以严格限制使用的主要原因。

我国目前的庭审正走向对抗式，对抗式是一套体系与系统，缺乏任何一环都可能导致系统的失灵，正如美国学者达马斯卡曾指出的那样：“在折服于一项外国规范的魅力之前，改革者们首先应当认真思考这项规范与本国的整个规则系统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关系的可能性。……改革的成败主要取决于新规则与某一特定国家管理模式所根植于其中的文化和制度背景的兼容性。因此，策划一场程序改革就像策划一场音乐会。法律规则就好像是一个个音符，尽管它们当中的每一个都可能具有内在的艺术价值，但这并不能保证一场音乐会的成功。完备的乐器、娴熟的演奏者以及音乐类型对听众的吸引力也是同等重要的必备条件。”如何对被告人品格证据进行有效使用并予以有效规范，关系到对抗式诉讼整体结构能否良性运作，借鉴美国的经验并结合国情，被告人的品格证据至少应在以下阶段发挥作用：

(一)在取保候审程序中的运用

我国对被告人决定是否给予取保候审的问题上也应重视其品格的作用，具体可分为两种情形：其一，对于有犯罪前科之人，应重点考察其先前履行相关义务的记录情况，通过对被追诉者以往履约情况的考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该人的诚信品格，进而考量其是否存在逃跑的可能性；对于初次涉诉者，应考察其平时的品格，将被告人的品格纳入评估被告是否存在潜逃的风险指标之一。为了减轻法官的负担，该风险评估可委托社会上中立、价值无涉的机构来完成。

(二)在我国庭审中的运用

刑事诉讼证据研究毕业论文 篇4

一、图像电子证据的具体情况

进入21世纪, 全球电子科技产业迈入爆发式发展状态, 电子信息产业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丰富的电子产品, 在各种媒介传播中, 都会将图像资料和文字数据作为实质内容进行广泛传播, 特别是大量的图文资料可能包含案件需要的重要信息, 因此无论是公众生活还是司法适用都对电子图像产生了浓厚的运用和证明兴趣。因为电子图像是对事件发生的一种原始反映, 因此在司法程序中, 刑事诉讼调查将电子图像所现实的内容作为侦查案件的重大突破, 是非常具有科学意义和证据学意义的。那么电子图像长期被作为案件事实确认的参考, 已经取代过去的一般图像成为电子证据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通过法律规范和法治理论的不断深化和进步, 在写现有电子图文技术的物质基础上, 实现电子证据的形式转换是具有法理依据和经济意义的。

(一) 图像电子证据的概念

图像电子证据的提出是学界对该项事物的一个法学性设定, 在法律规范中并没有图像电子证据的表述, 那么就这么一个学理性的定义, 让法学研究变得更加繁荣。首先, 从电子数据发展来看, 信息系统所传输的内容数据作为刑事案件侦办中的证据材料是能够为公众广泛认同的, 它把传统电子证据和图像电子证据差异性很好地显示出来, 作为电子数据传输的载体, 网络、电子计算机、手机等对图像电子证据的获取和展示都可以实现技术上可能, 已经和传统的纸质、物理材料没有多大的区别。

(二) 图像电子证据的属性

1. 数据化

图像电子证据的根本就是它的数据性特征, 没有特殊的技术处理和展示, 不可能实现图像的真实反映和公众感知, 因为技术运用的过程就是将图像数据从电子数据变成可视可感之的物理材料, 包括数据的图像化、拟声化和文字化, 这些都是电子证据的数据表征。

2. 无形化

图像电子证据作为一种数据的东西存在于网络和相关电子媒介的传输和储存当中, 主要以信号为主, 众所周知没有实现数据转化的信号是没有办法被感知和提取运用的, 因此刑事诉讼过程中的电子数据采集需要特殊的电子技术和设备作为辅助。

(三) 图像电子证据的分类

图像电子证据的种类一直都是比较模糊的, 不管是法学教育还是法律司法实务, 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学理上的分类主要以形成来源和内容来源进行区分, 电子证据在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 一般没有进行实质分类, 只要它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真相就会被纳入到证据证明当中。只是在案件侦办当中, 以如何实现证明能力而进行一些倾向性的实施, 笔者认为图像电子证据的分类在实务中没有多大的意义, 当然这种学理性的分类可以让理论研究和学习更加具有层次性, 因此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二、图像电子证据的证据能力认定

(一) 合法性认定

1. 主体合法性认定

图像电子数据作为证据而存在时, 对数据的所读取的主体一定要为合法的, 而这就要求了读取主体必须是侦查机关或者公诉机关, 并且是具有一定的法律地位和受到相应的法律约束。在主体合法的前提下来讨论电子数据的读取需要进行程序性实现, 因为电子数据转换为电子证据所需要的转换过程就是法律规范的过程, 因此程序的合法性非常重要, 而程序合法就是要提供数据转换的主体、行为、形式等多方面均要讲求法律规范, 否则即使为实质的正确数据, 也不能作为电子证据使用, 这就是证据证明力的基本要求。

2. 内容和取证方式合法性认定

图像电子证据的内容合法是案件质量高低的基础, 因为内容合法才可能在案件证据相关性前提下实现证据能力核实, 如果取证不合法, 就会导致证据内容的污染, 一个不洁净的证据是很难具有说服力的, 因此要实现证据合法的技术要求, 就必须满足程序合法, 才能实现内容合法, 那么程序性和实质性的合法化, 才是证据收集的最理想化要求。

3. 程序合法性认定

现代法治要求程序合法性比实质合法性更加严格, 那么图像电子证据的程序合法认定必须要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是电子证据提取的主体要合法, 二是电子证据形成的过程要合法。电子证据的主体合法是指主体应当为法律规定的具有提取电子证据资格的主题, 以此保证图像电子证据提取的天热合法性;电子图像证据的程序性合法是要求证据的提取、审查和形式要保证依照法律规范进行, 以电子证据的审查为例。将证据审查分为直接和间接的, 那么就是科学的证据认证和安全性鉴定, 作为案件审理过程中的讨论焦点, 是攻守双方的控辩核心所在。

(二) 关联性认定

证据的关联性重点在于案件数据和案件真实之间的关系, 那么图像电子证据的相关性实现还是一个价值判断的过程, 因为不同的证据种类, 在审查的考虑上要进行三个方面的分析:一是要实现案件真实情况能够被该项电子证据反映, 二是案件事实被证据反映出来的情况能够作为案件的核心实质, 三是案件的争论焦点就在于图像电子证据的证明意义, 那么这些问题被解答就可以确定地说, 图像电子证据具有完全的证据相关性特征。

(三) 完整性和可靠性审查

图像电子证据没有进行可行的分类, 但是它的表现形式确实规定, 既是电子数据又是图像数据, 所以在图像电子证据的两大核心表现形式就是电子和图像, 那么审查电子图像证据的过程中必须要考虑到电子数据和图像数据的连续性, 尽量寻求可靠的数据来源。在对图像信息进行审查时, 第一就是必须要分清楚图像所表现的内容是否完整, 这也就是在形式上来对图像信息的完整性进行判断了;第二是要通过高端的识别技术进行图像整理研判, 这种判别的目的在于实现图像电子证据的可靠性;第三是要从数据特征和案件真实的联系来发现案件证据的相关性, 如果电子证据被破坏, 那么就无法进行下一个证据程序的实施;第四是进行证据关联性的证实, 这是属于证据证明能力的证明, 它是整个证据搜集和证据适用的最后一个环节。但是, 我们要清楚了解到, 证据的固有属性并不是可靠性, 可靠性只是在案件的诉讼过程做出的一个主观的判断。

三、图像电子证据的证据效力及使用规则

(一) “独证不为证”

一般而言, 证据都需要外部体现和印证。例如证据要结合自身情况、证据与证据之间有否矛盾或相互证明的关系、该证据在案件中的地位等等, 必须要对所收集的证据做较为全面的分析, 这样才能更为客观地对案件做出判断。由于电子证据和物理证据不同, 很多都容易被修改, 如果出现小范围的变动就没有办法恢复案件原来的真实, 不利于整个案件侦办的判断, 那么要进行该项图像电子证据的继续证据证明就需要借助于其他证据的辅助和补充, 其他证据主要还是电子证据的另一种体现, 因为电子证据的生成环境和传播媒介决定了电子证据其他能力的支持表现, 这是电子证据不同于一般证据的关键所在。

从传统的图文证据来看, 电子证据没有纸质证据的保存可靠性高, 也就是说电子证据的保存风险非常之高, 因此, 在脆弱的技术面前本身就将图像电子数据的证明能力降低了一个档次。由于被弱化的证据证明材料不可能实现和一般证据证明材料的同等证明能力, 就需要借助其他证据进行补充, 可以称之为电子证据的补强规则, 从现实的电子证据来看增强和补强证据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这样是证据适用需要遵循的基本要求。

(二) 图像电子证据的审查分析

电子数据的审查是案件侦办的重要环节, 因为现代化的电子数据适用不同于传统证据的要求, 一方面从图像电子数据的完整性来说, 一点点的证据瑕疵就可能导致案件真实性的异变。另一方面从电子证据可靠性的角度来说, 没有了合法的程序和主体, 形成的证据本身就不可信。因此, 证据的可靠性不是体现在它本身, 而是要以证据的外在表现实现证据判断者的内在确认, 以此实现证据的科学审查。

同时, 它也不同于刑事诉讼过程中对电子证据进行审查时所体现出来的形式性。这种判断评价是要立足于电子证据必须充分体现对案件调查中所起的实质性推动作用的基础上。以图像为例, 图像里面显示的内容是案件相关性的问题, 而图像表面的人物环境等要求则是体现的案件证据可靠性的范围, 那么这两种不同表现形式就是我们需要对案件证据相关性的考虑, 在案件证据真实性的鉴定过程中, 必须考虑到正常人的感受, 这种正常人是指一般人能够感受到证据真实或者虚假的感受群体, 那么普通人的判断标准很具有代表性意义。电子证据还重要体现证据的稳定性, 我们经常所说的证据固定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电子数据具有流动性较强的特征, 因此在审查证据的同时必须注意证据的稳定性, 避免专业识别出现错误, 这样更能够实现证据的可靠性。从证据的可靠性和完整性两个问题出发, 将两者联系起来看待, 就是要实现证据可靠性的完整性支撑和证据完整性的可靠性保证。但是, 图像电子证据相对比其他类型的电子证据而言, 它的可靠性在对完整性的依赖上程度较弱。因此, 在修改内容上的变化没有实现可靠性的进一步规范, 这种证据能力还是可以发挥得很好, 归根到底还在于图像电子内容和传统图像证据的区别, 只是不同其他证据类型的两个方面。可靠性, 使其证据能力仍能发挥作用。

证据可靠性的关键在于图像电子证据的发现和修改是不是能够被外界所感知和回溯, 如果电子证据的修改从内容上没有看出任何变化, 那么这种证据拥有真实性却没有合法性, 这样的证据就是不可靠的。当然在非法证据排除中就是要解决这种问题的发生, 因此如果不能确信电子数据被修改或者是哪部分变动, 那么我们就需要再做任何处理, 以非法证据论。

(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含义为, 在案件审查过程中, 出于对法律精神及原则的坚持, 以及其所体现出来的人道精神和社会价值, 对某些具有价值的证据进行排除, 并对其资格做出否定性的判断的规则。那么非法证据排除一般就需要在衡量中进行分析, 在真实和尽量真实的价值中进行抉择。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得到法律层面上的支持。在诉讼法中规定, 在收集证据过程中, 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暴力冲击或心理胁迫等行为时, 所收集的一切证据均被视为无效。图像电子证据的特殊性必然对证据主体和取证方式的合法性要求更高, 特别是在案件关联性上的审查要求更加严格, 若在某一环节出现了不合法的地方, 其所收集证据就会同样被视为无效处理。

摘要：应当以新的视角去看到电子证据在刑事侦查当中的运用, 这种已经被普遍使用的证据终于在刑诉法修正中得以肯定, 可以说是法治国家建设的必然证据路径实施。社会发展进步的同时, 人类生活已经离不开电子证据的作证意义, 一方面是新技术的发展让电子证据能够更好地实现保存、技术采集等优势, 另一方面它和以前的一些图像证据、数据证据存在一定的区别。因此在刑诉法规范的证据当中, 要真正体现电子证据的价值, 还需要我们的司法人员进一步依法对电子证据进行合理适用。就这些问题展开理论研判, 从电子证据的外在特征和程序规则进行相关证明能力的分析, 确定电子证据的合法运用和非法排除。

关键词：电子证据,证明能力,刑事诉讼,证据运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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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闫夏.电子证据在我国的效力问题研究[J].中国证劵期货, 2013 (7) .

[4]孙长国.刑事诉讼中电子证据的审查与判断[Z].2013.

[5]张博.浅论刑事诉讼中电子证据的可采性因素及其审查[J].法制与社会, 2014 (3) .

刑事诉讼证据研究毕业论文 篇5

【摘要】证据裁判主义决定了定罪量刑必须以证据为基础，证据的这种极端重要性决定了侦查机关为了追究犯罪必然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取证，这样就容易产生非法证据问题。刑事诉讼作为一个国家公权力高度集中的领域，公权力的行使和公民私人权利的碰撞自然也最为明显，由于现代刑事诉讼肩负着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使命，故必须对公权力的行使范围做出一定的限制，限制的方式就是通过正当程序最大限度的防止公共权力的异化，对由此而产生的非法证据予以规范，但是由于证据本身的复杂性以及不同犯罪性质的差异，决定了不能一律无差别的排除所有有瑕疵的证据，世界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一制定了不同的法律规范。随着我国尊重和保障人权观念的深入发展，也要进一步完善现有的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

【关键词】：刑事诉讼，非法证据，证据能力

一、刑事非法证据的含义和种类

在刑事审判中，必须坚持证据裁判主义，对被告人罪行的确实必须有相应的证据予以支持，并且要排除一切合理怀疑。那么什么是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呢?刑事诉讼证据是“事实上的证据与法律上的证据的统一，是具有证明能力的内容与具有证据效力的证据形式及收集、提供证据的人员(主体)和程序合法性的统一。’根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42条的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证据包括七种形式: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并且规定以上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据此可以看出，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证据的三个属性，分别是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通说认为，证据的合法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证据必须由法定的人员依照法定的程序收集;

二、证据必须具有合法的形式，也就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七种形式;

三、证据必须具有合法来源;

四、证据必须经法定的程序查证属实。

通说认为，证据的合法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证据必须由法定的人员依照法定的程序收集;

二、证据必须具有合法的形式，也就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七种形式;

三、证据必须具有合法来源;

四、证据必须经法定的程序查证属实。

我国《诉讼法大辞典》则将非法证据定义为“不符合法定来源和形式的或者违

反诉讼程序取得的证据”。目前，理论界对非法证据的内涵有广义说和狭义说两种认识。广义说认为非法证据是指证据内容、证据形式、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人员及程序、方法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材料,包括四种情形：证据内容不合法；证据形式不合法；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人员不合法；收集或提供证据的程序、方法、手段不合法。凡具备四种情形之一者均为非法证据。1狭义说认为非法证据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法律规定的享有调查取证权的主体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或程序，以违反法律规定的方式取得的证据材料。2目前司法界更倾向于狭义说，认为非法证据应该是指公安、检查等侦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或超越自身权限或以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得的证据材料，包括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个人认为，证据本身无所谓非法与合法之分，而是取证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但为了论述的方便，姑且使用“非法证据”这一名称。虽然广义说将非法证据用合法证据的条件来衡量，凡不符合其中一个条件的就视为非法证据，这一观点较为全面，但现实中，大量存在的非法证据是由于司法人员为了提高办案效率违反法定程序或方法取得的，而且这部分证据的证据能力争议最大。所以本文采取狭义说，即非法证据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法律规定的享有调查取证权的主体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或程序，以违法的方式取得的证据材料。这一定义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内容：第一，非法证据仅产生于刑事诉讼的证据收集过程中。收集证据就是侦查人员发现、固定、提取与案件有关的各种证据材料的活动。非法证据只能产生于这个过程中。第二，非法证据的“非法”是针对收集证据的方法和程序而言的。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如何收集证据有相关的程序性要求，如果违反了这些要求，收集的证据就属于非法证据。第三，非法证据的收集主体是特定人员，即负有收集证据职责的侦查机关的侦查人员，收集证据的非法方法也是针对特定人员，即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第四，本文中所述非法证据包括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和以非法收集的证据为线索，通过合法程序收集的衍生证据，即“毒树之果”。

可见,并非所有违反合法性要求的证据都属于本文所要论述的非法证据,那些证据收集提供主体不合法,内容不合法,表现形式不合法的证据,虽然不是合法证据,但也不属于本文所论及的非法证据。

二、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

证据能力是指事实材料成为诉讼中的证据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及法律对事实材料成为诉讼中的证据在资格上的限制。因此，证据能力也称之为证据资格，或证据的适格性3，即“证据之所以成为证据而在法律上允许其作为证据的资格”。在英美法系国家，称之为“证据的可采性”。在我国，则称之为证据的合法性，某证据材料是否具有证据能力必须取决于法律的规定。证据能力属于法律问题，可以由法律加以限制，如规定以刑讯逼供方法获得的口供不得作为证据使用等。一般来说，英美法系国家基于陪审团审判和当事人举证原则，对于证据能力限制较严，大陆法系国家基于实体真1

2宋英辉：“论非法证据运用中的价值冲突与选择”，载《中国法学》1993年第3期,第60—64页。李学宽：“论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载《政法论坛》1995年第2期,第52页。

3杨连峰主编：《中国刑事诉讼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93页

实主义和职权调查原则，对于证据能力的限制较少。

三、非法证据取舍上面临的法律价值冲突与抉择

本文讨论的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是指办案人员违反法定程序、权限或以其他不正当方法获得的证据材料能否作为定案证据使用的问题。对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究竟是“取”还是“舍”？如果“取”，是全部“取”还是部分“取”？近年来，学界争论相当激烈，各种观点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认为，非法证据的取舍问题与一定的法律价值取向相关联。而这些法律价值取向又与超法律的价值因素紧密相联。这些价值因素包括：国家安全、公民的自由、共同的或公共的利益，财产权利的坚持、法律面前的平等、公平、道德标准的维持等等。可见，法律的价值是一个多元的体系。就刑事诉讼领域而言，国家安全主要体现于控制犯罪观，而公民的自由则主要体现于权利保障观。当两种不同的法律价值发生冲突时，只取某一种价值都必然会以牺牲另一种价值作为代价，因而是片面的，也是与刑事诉讼发展规律相违背的。因此，在对待刑事证据的证据能力上，既考虑到诉讼证明本身的需要，又考虑到诉讼证明外的规律性，寻求冲突价值之间的利益平衡，以最大限度地兼顾两者是最佳选择。笔者认为，要协调两种不同法律价值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使两者在合乎理性的范围内保持一定程序上的兼容，就必须在理念层次上求助于“公平”这一价值观。它应当在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之间达到某种平衡，使之不至于发生价值取向上的倾斜，以做到最大限度地兼顾两者的利益。这种“公平”表现在立法层次上的基本要求是：证据规则的制定必须在两者利益发生冲突时，依照权衡原则，并综合考虑多种相关因素，如国家的政治开明程度、经济发展水平、法律文化背景、犯罪率高低、公民的权利意识等，以形成一定的客观标准，即“两害相比择其轻，两利相较选其重”。总之，确定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应当体现多元的价值观，应当从社会秩序，公平和个人自由出发来设定一些必要的证据法规则。

四、我国非法证据证据能力的立法缺陷

从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可以发现对于违法取证行为构成犯罪的，我国刑法规定了相应的刑罚。但是，对于非法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却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明文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只是相关几个法条和司法解释体现了它的诉讼精神”。《刑事诉讼法》第42条甚至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目前只有一些司法解释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做了初步规定，而对于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及“毒树之果”均未作出任何规定。我国现行立法对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规定得十分简单，不仅对非法实物证据及“毒树之果”的取舍未做任何规定，就是针对非法言词证据，公、检、法机关的规定也不一致。正是由于立法上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因此也带来了许多问题，使得实践部门在实际操作中无章可循，拥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导致各地各部门做法大相径庭，司法实践中未达到犯罪程序的非法取证行为普遍存在，且侦查取证人员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上的代价。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便成为维护社会安全、控制犯罪率的牺牲品，这无疑与“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相违背。

五、规范我国非法证据证据能力的设想

我国在刑事诉讼立法上偏向于实体真实，注重查明事实，惩罚犯罪。长期以来，我国的刑事证据制度一直贯穿着以事实为根据的原则，对能够证明案件情况的一切客观事实都认为是证据4。在对待证据的认识与采信上，注重的是证据的客观性与关联性。即使非法获得的证据，只要符合事实，与案件事实有关联，没有理由不采信，并未将非法证据与是否具有证据能力的问题必然联系起来，形成了“重实体、轻程序”，过分倚重口供的观念和做法。对于非法证据,笔者认为将它一律排除不是它的唯一途径,法律应当在充分考虑当前的法治环境、司法资源及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等因素的前提下,找准人权保障与打击犯罪的平衡点,设计出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非法证据证据能力模式。

对“毒树之果”，应以排除为一般原则，同时以例外方式对特殊情形进行限制性肯定毒树之果能不能吃，关键在于摘果的行为，也即收集后一证据的行为是否合法。只要该行为合法，并且符合上述排除规则的规定，则衍生证据可以采用。作为衍生证据，“毒树之果”的线索虽然是非法的，但并不影响衍生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如果绝对予以排除，很可能会导致诉讼中必须予以排除的证据。范围过大，导致定罪量刑时可以利用的证据的数量大大减少，最终影响对犯罪的追诉力度以及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不符合我国司法实际状况5。从兼顾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角度来看，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对待“毒树之果”的问题上，应以排除为一般性原则，同时以例外方式对特殊情形的“毒树之果”进行限制性肯定，以此来兼顾控制犯罪。具体有以下几种情形。（1）对于直接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非法取证行为，如果一概肯定由此而取得的“毒树之果”的证据能力，则将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对于这类“毒树之果”，应当否对它的证据能力。（2）如果以非法方法取得的证据对于打击重要犯罪具有重要作用，并且排除这些证据可能引起负效应，如非法的被告人口供及以此为线索而取得的其他证据与危害国家安全或重大社会利益有关，虽然其在收集程序、方法上违法，但只要该证据客观真实且具有关联性，本着利益权衡原则，并且考虑我国司法实际，应当承认这些证据材料的证据能力。（3）非法取证行为虽在形式上违法，但并未实际上侵犯被告人合法权益或侵犯其合法权益情节较轻微的，可对该非法取证行为予以改正或谴责，但采纳由此获得的证据。（4）对于由“毒树之果”所得的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也应承认其证据能力。

在当今这个注重保护人权的时代，如何在中国确立一个非法证据证据能力模式已被提至法制建设的日程上来。是该根据其它国家的立法模式来建立我国的模式，还是摒弃其他国家的作法，重新探索创造一种新的模式？笔者认为，不管选择哪种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本文以促进我国相关立法和司法实践改善为目的，在提出了4

5刘珊：“论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法律效力”，载《经济与社会发展》2006的第11期,第133页。张红玲：“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构想”，载《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第62 页。

刑事诉讼证据研究毕业论文 篇6

关键词：以审判为中心诉讼改革；公诉环节；非法证据排除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要求，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工作目标。落实中央提出的目标与要求，把每一个案件办成经得起历史与人民检验的铁案的基础性举措之一就是加强非法证据排除机制尤其是对公诉环节非法证据排除机制的完善，保证每一个案件都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杜绝冤假错案，让正义看得见、摸得着。在以审判为中心诉讼模式改革的背景下，如何甄别、判断、运用证据，并提请法院通过公正审判的方式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公诉部门的非法证据排除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笔者结合基层公诉工作实际，就非法证据排除工作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公诉环节非法证据排除存在的问题

从新刑诉法以及“两高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两个《证据规定》）在公诉环节的实际运行情况来看，非法证据排除存在许多的困难。

1.干警执法理念有偏差

部分地区公诉干警尤其是部分基层公诉干警执法理念存在偏差。重打击、轻保护，人权保障意识不强，坚持“抓了不能放”“捕了就要判”“错了不能纠”，主观认定为“有罪”，即便是证据不合法、证据不足，也要试一试，向法院提起公诉，把矛盾转移到法院。重实体、轻程序，程序意识和证据意识不强，不严格遵循法定程序，重证据客观性，轻证据合法性，重口供证据，轻其他证据。对瑕疵证据审查把关不严，对非法证据排除意识不强。重配合、轻监督，内外监督制约意识不强，对自侦部门案件与公安部门案件证据把关存在“两张皮”现象，并且还与公安机关机关“合作有余，制约不足”，满足于“做完”审查起诉工作，而忽视对取证方法、取证程序合法性的监督。

2.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滥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刑事诉讼法》规定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法定权利，但在司法实践中逐渐出现了“不辩实体辩程序”的趋势，特别是在职务犯罪案件、被告人翻供或者不认罪的刑事案件中，取证合法性异议几乎是必然提出的问题。一些被告人为了逃脱法律制裁，故意夸大或者编造非法取证行为的存在，更有个别辩护人毫无依据地提出被告人的有罪供述是刑讯逼供的结果。这种现象的蔓延，不仅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刑事诉讼秩序，降低了诉讼效率，更损害了侦查机关的形象，也使庭审的旁听人员对法律的公正严肃性产生怀疑。

3.审判阶段对被告方提出非法证据排除应对措施不足

自“两个证据规定”实施以来，程序性辩护日益受中国刑辩律师青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翻供，辩护律师在法庭上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日渐增多。实践中也确实存在着被追诉者抱着侥幸心理，以拖延诉讼、逃避惩罚为目的而滥用诉讼权利的现象：有的律师甚至将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异化为向法庭施压的工具，有的律师故意混淆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的界限，夸大瑕疵证据的负面作用，从而使公诉人在公开庭审中，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给检察权威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恶劣影响。

4.非法证据排除、救济程序不完善

国外大部分国家的相关法律规定，非法证据排除的权力专属于法院，而且一般是在审判前的庭前程序中予以排除。我国两个《证据规定》和新刑诉法规定，公检法三机关分别在侦查、检察和审判阶段，只要发现了非法证据就要及时予以排除。这种层层过滤的排除方式，更有利于排除非法证据、防止冤假错案和维护司法公正。但是关于公诉环节非法证据排除、救济程序规定仍然相对简单，缺乏可操作性，而且没有特别规定对于部分疑难、争议突出、引发群众广泛关注的案件非法证据如何排除，导致实践中部分地区检察院非法证据排除操作不规范，引发当地群众的不满。

二、完善公诉环节非法证据排除机制的对策

1.健全转变执法理念长效机制，提升排除非法证据的能力

要紧紧围绕新刑诉法和两个《证据规定》的要求，组织公诉干警经常性开展非法证据排除知识的学习，提高对相关法律法规的理解把握能力。同时要定期组织其围绕非法证据排除的典型案例深入进行剖析，并对自己所办理的案件进行深刻反思，正确领会非法证据排除的必要性以及实际操作流程，要在学习、反思中引导干警抛弃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保护，重证据客观性、轻证据合法性，重口供证据、轻其他证据，重有罪罪重证据、轻无罪罪轻证据等错误的执法理念。

作为公诉机关的办案人，应当严格依照新《刑诉法》的相关规定，切实履行证据开示义务，并认真听取案件各方当事人、法定代理人以及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并针对其提出的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线索或者材料，依法进行调查核实，力争将非法证据排除在庭审前，维护公诉机关的庭审公信力。

2.健全非法证据发现机制，拓宽发现非法证据的途径

审查言词证据时，应重点审查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是否前后一致，若不一致，要认真对比差距并找出原因，同时还要注意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证人证言及被害人陈述的内容是否与案件的其他证据相矛盾，还要审查讯问笔录制作的时间、地点、人员等易出错点是否符合规定。审查实物证据时，应重点审查书证、物证来源是否明确，搜查、扣押、发还、提取等笔录的制作形式是否合法，并审查有无搜查证、有无见证人签名，技术侦查措施是否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等等。审查同步录音录像时，应重点审查同步录音录像制作的时间、地点、人员与讯问笔录上的信息是否一致，同步录音录像中犯罪嫌疑人的内容是否与笔录中记录的内容相同，有无截取片断记录等。审查电子数据时，应重点审查电子数据内容是否被裁减、拼凑、篡改、添加，同时要仔细审查数据提取主体、提取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要求。

驻看守所检察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诉讼监督权，驻看守所检察官能够很好地担负起发现侦查部门非法取证行为线索和保全证据的职责。为此，可以《人民检察院看守所检察办法》为指导，制定驻看守所检察实施细则，增加规定发现侦查部门非法取证行为的相应规定。如对犯罪嫌疑人入所体检报告进行复制备份，对体表情况进行拍照存档固定证据。如嫌疑人提出侦查部门存在非法取证行为，经初步核实不能排除存在非法取证行为可能的，驻所检察官应对及时向侦监、公诉部门提出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建议，由侦监、公诉部门进行调查确认。

3.划清补正界限，明确瑕疵证据的采用排除标准

针对物证、书证，哪些是应当直接予以排除，哪些是可以补强后采用，关键是看物证、书证的来源以及收集过程是否存在疑问。对于物证、书证的收集程序、方式存在形式上的瑕疵，经过侦查机关办案人的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当然可以采用，反之则应当予以排除。比如，据以定案的物证、书证均应当是原物。原物的照片、录像或者复制品，不能反映原物的外形和特征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书证有更改或者更改迹象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书证的副本、复制件不能反映书证原件及其内容的，也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此外，经勘验、检查、搜查提取、扣押的物证、书证，未附有勘验、检查笔录，搜查笔录，提取笔录，扣押清单，不能证明物证、书证来源的，亦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要注意审查判断证据取证手续是否完备。刑事诉讼法对各种证据应具备的手续做了明确规定，如对于勘验笔录必须依照法定程序制作并由勘验人、见证人签名或盖章等。手续不全的证据不具有合法性，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使用。对证据取证手续是否完备进行审查判断，能够确认证据是否被伪造、变造或篡改，从而确定证据的真伪。要注重审查法律文书。法律文书可以反映诉讼过程的全貌，因而通过审查法律文书一般能够发现证明主体收集证据的行为是否合法。如侦查人员进行搜查有无搜查证，进行勘验是否邀请见证人参加，讯问犯罪嫌疑人有无两人以上进行，扣押邮件、电报是否经过人民检察院或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等。

参考文献：

[1]王彪.审前重复供述的排除问题研究[J].证据科学，2013（05）.

[2]龙宗智.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半年初判[J].清华法学，2013（05）.

[3]龙宗智.我国非法口供排除的“痛苦规则”及相关问题[J].政法论坛，2013（05）.

[4]王超.非法证据排除调查程序难以激活的原因与对策[J].政治与法律，2013（06）.

刑事诉讼证据研究毕业论文 篇7

“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 是民事诉讼权利义务的享有者和承担者。”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主要包括法院、检察机关、当事人、诉讼代理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而档案调查收集是诉讼进行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必然参与其中。但在不同的诉讼模式和不同性质的诉讼程序中, 各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是迥然不同的。档案调查收集的主体问题, 主要是解决民事诉讼档案调查收集权的分配问题, 即由谁来调查收集证据以及各主体在档案调查收集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据此, 本文认为人事诉讼程序档案调查收集的主体, 是指在人事诉讼程序档案调查收集中享有档案调查收集权利或权力, 承担档案调查收集义务或职责的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

二、人事诉讼程序档案调查收集主体的特征

人事诉讼程序是专门处理具有显著公益性特征的特定身份关系诉讼案件的民事诉讼程序子程序, 与财产型诉讼程序相比, 人事诉讼程序档案调查收集主体主要有以下特征:

(一) 人事诉讼程序档案调查收集主体的多元化。财产型诉讼程序处理的是具有私益性特征的财产关系案件, 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 都采取当事人主义模式, 奉行辩论主义和处分权主义。与之相对应, 在档案的调查收集上强调双方当事人的自我责任, 可以说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是财产型诉讼程序档案调查收集的主要主体, 具有明显的单一性特征。在档案调查收集的主体方面, 根据世界上建立了专门人事诉讼程序国家的立法规定和司法实践, 人事诉讼程序具有明显的多元化特征, 不仅当事人可以调查收集档案, 而且法官、检察机关、家事调查官都可以根据查清案件事实的需要展开档案的调查收集, 为温情、圆满地解决人事诉讼案件奠定充足的档案资料基础。

(二) 人事诉讼程序中各档案调查收集主体之目标的一致性。人事诉讼程序的诉讼标的即人事诉讼案件涉及公益性, 需要追求案件事实的实体真实。正因为如此, 人事诉讼程序将实体真实作为最高的价值目标。在人事诉讼程序中, 无论是法官、家事调查官, 还是双方当事人、检察机关, 他们调查收集档案的目标具有一致性, 都是为了还原事实真相、公正圆满地解决人事诉讼案件。因此, 在人事诉讼程序的档案调查收集过程中, 如果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发生冲突时, 程序正义一般要让位于实质正义。

三、人事诉讼程序档案调查收集的指导原则

普通诉讼程序解决的纠纷属于财产关系领域, 仅涉及当事人之间的私益, 因此采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和意思自治, 坚持辩论主义和处分权主义的基本原则。与此相对应, 在档案调查收集方面也奉行当事人主导的基本原则, 作为判决基础的档案由当事人调查收集并向法庭提出, 法院一般不会主动调查收集档案, 仅在一定条件下向当事人行使释明义务, 引导当事人收集档案和提出档案。

人事诉讼程序档案调查收集的原则必须不同于普通诉讼程序, 这样才能使人事诉讼案件得到合理的、符合案件客观真实的处理。本文认为, 如果说普通诉讼程序档案调查收集的指导原则是辩论原则和当事人主导原则的话, 那么人事诉讼程序档案调查收集的指导原则就是职权探知主义和法官主导原则。

(一) 职权探知主义。“职权探知主义, 是指法院判决所依据的必要诉讼资料由法院依职权收集, 不受当事人的诉讼资料的限制。”本文认为, 只有在档案调查收集上采取职权探知主义, 才有利于实现实体真实的价值目标, “因为单就发现案件事实的真实情况而言, 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显然优于当事人主义”。

职权探知主义始终是人事诉讼程序档案调查收集必须坚持的指导原则, 人事诉讼程序档案调查收集的许多具体程序规则都是职权探知主义的衍生和进一步细化。而且由于人事诉讼判决的既判力会扩张至案外第三人, 实行职权探知主义也有利于维护案外第三人的利益, 正如某国外学者所认为的那样, “无论是对审问请求权加以限制, 还是予以全面否定, 施行职权探知主义才是对第三者最好的保护”。

(二) 法官主导原则。在人事诉讼程序实践中也可能出现作为判决基础的所有档案都由当事人提供的情况, 这是否说明该案件的档案调查收集是由当事人主导的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虽然该案件中所有的档案都是由双方当事人调查收集的, 但是在该案中法官不调查收集档案的原因是他认为当事人提供的档案已经足够使他对案件事实作出判断并形成完全心证, 无须再调查收集其他档案。有学者认为, “只有在所谓的‘病态’案件审理中, 职权探知主义才能发挥其本来的作用, 凸显其轴心地位”。本文同意该学者的观点, 在人事诉讼程序中, 只有经过当事人提供档案后, 法官认为这些档案并不足以使自己对案件事实形成完全心证时, 法官才会启动职权调查程序, 主动调查收集档案并把收集到的档案作为判决基础而作出正确的判决。法官主导原则并不是说全部档案都是由法官调查收集并提供的, 而是说法官在档案的调查收集程序中决定档案材料的提供和采纳, 而决定的依据就是是否有利于查清案件的客观真实情况。

参考文献

[1]蔡虹.民事诉讼法学 (第1版)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 第71页.

刑事诉讼证据研究毕业论文 篇8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非法证据排除做了规定。在起诉书副本送达后开庭审理前, 如被告人认为其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 可以向人民法院提交书面申请, 由人民法院召集各方当事人进行询问, 并对此部分证据先行调查。开庭审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 法庭也应当进行调查。

二、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规则不足的原因

我国早在1998年便赋予了法院审判案件时负责对审查证据是否系非法证据而需要排除, 但实践中非法证据的排除却几近空白, 其根源在于程序性保障机制的缺失, 具体原因有以下三点:

1. 非法证据排除对打击犯罪的影响

我国刑事案件发案率始终居高不下, 而公安机关的刑事破案率却一直偏低。侦查人员对口供依赖度高, 刑讯逼供所取得的非法证据往往都是据以定罪量刑的根本, 冤假错案毕竟是极少数, 一旦排除大多数案件获得的非法证据, 将无法实现惩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

2. 社会群体对非法取证的宽容及对非法证据排除的担忧

我国刑事审判长期以来重实体、轻程序, 导致人们对刑讯逼供持有宽容态度。在实践中, 通过刑讯逼供获取的证据并非一律不真实, 只要能够惩治犯罪, 让犯罪分子得到应有惩罚, 会得到社会上某种程度上的认同。

3. 我国刑事诉讼模式制约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立

我国刑诉诉讼是典型的职权主义模式, 长期以来只注重收集证据, 而不注重排除证据。在我国, 法官更愿将判决建立在“真实”事实之上, 如将能证明“真实事实”的非法证据排除, 法官的内心也难免会受到该证据影响, 从而无法居中公正裁判。

三、具体程序性规则的缺陷分析及解决路径

1. 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启动

程序启动的首要问题是谁有权利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要求。该主体范围过窄难以保护有关当事人的权利和对违法取证行为进行有效监督, 难以实现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目的;范围过宽, 则会降低司法效率, 使司法机关的审查重心偏离, 导致实体审查受损。

申请法院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申请人应提供相关线索或证据。要求申请人提供线索和证据, 并非要求其证明该证据确系非法取得, 因为只有在程序启动后经过调查核实才能最终确定是否为非法证据。同理, 如果申请人不能提供线索和证据或其提供的线索和证据不能使法官对证据取得的合法性产生合理怀疑, 法官是不会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 所以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是诉讼权利的使用, 但是只有完成初步证明责任, 才可能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2. 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设置

庭前会议虽未明确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可于开庭审理前进行, 但至少提供了一种操作模式。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设置在开庭审理前更为合理, 理由如下:第一, 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移送案卷材料和证据,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阅读全部卷宗材料和证据, 为其在开庭审理前提出非法证据排除提供了现实保障, 其完全可以在开庭审理前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第二, 在审前听证中被排除使用的证据, 在庭审时将不得向法庭出示, 在庭后也不得移交法庭, 从而有效地避免了审理案件事实的法官接触到非法证据, 保证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独立性;第三, 庭审过程中提出排除非法证据, 如果审判人员决定启动排除程序, 则必然会休庭, 如此会使得法庭审理缺乏连贯性, 影响诉讼效率。

3. 非法证据排除的裁决主体

笔者认为, 可以由合议庭之外的审判人员主持庭前会议, 对非法证据是否需要排除作出裁决, 但不能实现非法证据与案件审理人员绝对的隔离, 因为刑事案件移送法院后, 由一名法官承办, 该法官必然会阅读案卷材料和证据, 以确定是否需要开庭审判, 需要开庭审判的, 确定合议庭组成人员, 并送达起诉书副本, 此后便有可能出现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那么即使通过非法证据排除程序阻止该证据进入审判程序, 合议庭成员也已经通过阅卷和排除申请与证据进行了接触。这种证据隔离虽非绝对不接触, 但却割断了非法证据排除与案件审理结果之间的联系, 是两个裁决结果依案件进程顺序而相互独立。

四、结语

虽然我国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和新《刑事诉讼法》均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但与之相关的程序性保障机制仍然没有建立起来, 这就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显然只是书面的规则, 而很难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实施。而当法律放纵对非法取得的证据的采信问题时, 实质是对刑讯逼供的一种默许—只是别太过分罢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设置正是体现了对公权加以限制的民主精神。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一个民主国家的生命, 是法治的根本要求。在刑事诉讼中, 检察机关作为公诉人代表着公权力, 有着与生俱来的优势, 一旦允许非法收集的证据进入审判程序并作为定罪依据, 对被告人就是一种极大的不公平, 同样也是对程序正义的极大侵害。正缘于此, 我们期待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实践操作规则能够早日建立, 让每一位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感受到法律的公正。

参考文献

[1]陈瑞华.问题与主义之间—刑事诉讼基本问题研究[M].中国人民出版社, 2003:4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