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索赔诉讼要点之诉讼证据

工程索赔诉讼要点之诉讼证据（共9篇）

工程索赔诉讼要点之诉讼证据 篇1

工程索赔诉讼要点之诉讼证据

于长义

一、工程施工合同

国家工商管理局制作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通用范本包括协议书、通用条款和专用条款，这其中需要深入研究的当属通用条款。在GF--0201施工合同范本中，通用条款共分四十七条十一个部分：1、词语定义及合同文件;2、双方一般权利义务;3、施工组织设计和工期;4、质量与检验;5、安全施工;6、合同价款与支付;7、材料设备供应;8、工程变更;9、竣工验收与结算;10、违约索赔争议;11、其他。通用条款约定到合同中就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对其中的合同条款做到了如指掌，尤其应对其中的推定默认条款和期限条款给予足够重视。

二、施工图纸

应注意施工图纸是否依法审核通过，未经依法审批的施工图纸不得擅自使用，必须取得建设方的签章认可。同时注意施工图纸与招投标、预算、合同的.时间先后关系，如果施工图纸在后，则影响招投标、预算、合同的效力。此时是按照合同约定结算还是按照图纸结算容易出现分歧。

三、设计变更

对每一项设计变更应保存好设计变更申请、通知单、变更图纸等证据，应该明确变更原因、责任，最好进一步明确变更前后工程造价差额，在上述基础上形成每项变更协议，明确责任承担。

四、工程签证

应注意审查签字人的权限、语言表达是否存在责任风险、是否具备证据要件等。

五、会议纪要

从公平的角度讲，会议纪要应该各方签章，签字人须有身份证明和授权。从内容上讲，应该注意责任承担，通过再定协议或已定协议的期限约定化解责任。会议纪要应该每页签章，注意留存。

六、现场日志

现场日志是对当时事实的记载，当然也不一定完全真实。因此，现场日志除非得到对方认可，否则应由其他证据印证方可作为有效证据。即使如此，不能作为有效证据的日志也可起到影响作用。其中，施工日志如对建设方有利，则一般会得到法院采信;监理日志如对建设方不利，一般也会得到法院认可。这其中监理日志的证明作用是较高的。日志的证明效力与日志制作人是否与诉讼当事人存在利害关系为判断基点。

七、付款凭证

诉讼实践中，仅有发票不能证实已经付款，付款预收据也不能证实已经付款。()一般只有收款收据可以证实付款事实，有时还需要有付款凭证或银行记录进行印证。

有时合同中约定了付款方式和未按照合同约定付款方式付款不产生付款效力的内容，在此情况下，付款方一定要注意按照合同约定付款，以免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财务部门应注意审查收款人是否有收款的权利，为此应严格审查收款人出具授权委托书。

财务部门不能想当然的抵销互欠款，除非合同约定了抵扣内容或者重新达成了抵扣协议或者对方有权人书面同意抵扣，否则不要出现少付工程款的凭证。为妥善起见，除非按照抵扣后的结算协议直接付款，一般应分别体现双方均按约定互相付款的凭证，否则一方一旦反悔则只能证实另一方少付款，是否符合抵销的法律规定需要进一步证实。

八、结算协议

如有了结算协议好处理，问题是一方拖延不予以结算。此时作为施工方可在合同专用条款中约定推定默认条款，约定施工方向建设方送交完整竣工资料和结算报告后30日内不予答复的视为认可。作为发包方则应特别注意此约定陷阱。

工程索赔诉讼要点之诉讼证据 篇2

要解决行政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问题, 首先就要对行政诉讼中的非法证据的概念及其范围进行清晰的界定。根据中国《诉讼法大辞典》的解释, 非法证据即为“不符合法定来源和形式的或者违反诉讼程序取得的证据资料”。[1]其范围不仅包括诉讼主体违反法定程序、以非法手段而获得的证据, 还包括证据的内容、证据的表现形式、收集证据的主体等因素不合法的证据。这便是广义上的非法证据概念的界定。而狭义上的行政诉讼非法证据, 则是指适格主体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或方式而取得的证据, 仅仅是指取得的程序或方式、手段不合法的证据。

那么, 在研究我国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 我们应该采取哪种理解更为妥当呢?笔者认为, 广义上的理解更为妥当。一是行政诉讼制度是为受损权益提供恢复与补救的一种救济制度, 旨在解决行政争议, 有效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而一切不具有合法性的证据, 都隐藏着一种侵害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可能性, 因而应当纳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指的“非法证据”范畴;同时, 从广义上界定非法证据, 奉行更为严格的非法证据判断标准, 可以更好地实现行政诉讼中的程序正义, 还可以规范行政程序中的取证行为, 可以更有效地控制行政权, 防止行政违法的发生。二是我国现行有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也表明了对行政诉讼非法证据应该从广义上来理解。例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31条规定:“证据有以下几种: (一) 书证; (二) 物证; (三) 视听资料; (四) 证人证言; (五) 当事人的陈述; (六) 鉴定结论; (七) 勘验笔录、现场笔录。”该条规定完全可以说明不具备该七种法定形式的证据即证据的形式不合法就构成非法证据。该法第33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 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第34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公民调取证据。”还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以下简称《行政证据规定》) 第57条第八项的规定。从这三个条文可以看出, 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主体不合法也构成非法证据。《行政证据规定》第57条规定:“下列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一) 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材料; (二) 以偷拍、偷录、窃听等手段获取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材料; (三) 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这一规定显然表明, 收集或提供证据的程序、方法不合法即构成非法证据。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我国行政诉讼的非法证据应该是从广义上来理解的, 它不仅包括不适格主体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 而且还包括形式不合法、内容不合法的证据等。

二、我国现行法律对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

行政诉讼证据多来自行政程序中的证据, 因此行政诉讼证据必须符合法定的行政程序, 如行政调查程序、行政听证程序、行政采证程序等, 同时也必须符合行政诉讼程序。但在我国并没有建立起统一完整的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只是散见于各种单行法以及司法解释中, 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一些规定。

1.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

这里的违反法定程序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在行政程序和诉讼程序中, 违反了最基本的正当程序。如先裁决后取证、未告之相对人相关权利等;二是在行政程序和诉讼程序中采用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规章所禁止的方法收集证据的情形。

2.通过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

这是指行政主体在取得证据时运用的手段、方法和措施直接违反法律的规定。法律对行政主体取证的规定, 意味着行政主体以及其工作人员可以采取适当的方法、手段、措施收集、审查和采纳证据。对这种方法、手段和措施, 法律一般不会作全面的规定, 只有当这些手段、方法和措施会影响相对人合法权益时, 法律才对此作出正面的授予和限制。如《行政证据规定》第57条就规定, “以偷拍、偷录、窃听等手段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材料;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同时第58条规定:“以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方法取得的证据, 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由此可见, 通过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尽管可能具备客观性和关联性, 但是由于它是行政主体采取违反法律规定的方法和手段取得, 故该证据不具备合法性而必须加以排除。

3.违反听证程序的证据

《行政证据规定》第60条第二项规定, “被告在行政程序中非法剥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权利所采用的证据”, 不能认定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该条款实际上确认了违反行政听证程序规则的证据应给予排除。

4.违反行政采证证据规则的证据

《行政证据规定》第59条规定:“被告在行政程序中依照法定程序要求原告提供证据, 原告依法应当提供而拒不提供, 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证据, 人民法院一般不予采纳。”第60条又规定:“下列证据不能作为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 (一) 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或者在诉讼程序中自行收集的证据…… (三) 原告或者第三人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被告在行政程序中未作为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证据。”这些规定实际上确立了违反行政采证规则的证据应该给予排除的证据规则。

5.其他违反行政诉讼规定的证据

这是指被告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或在行政诉讼阶段取得的证据可能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 但是, 由于该证据的取得或者出示违反了行政诉讼程序的规定而失去了合法性的证据。此类证据包括:一是未经法庭质证的证据。《行政诉讼法》第31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1条规定, 行政诉讼法证据经过法庭的审查属实, 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未经过法庭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人民法院裁判的根据。二是当事人超过举证时限提出的证据。“先取证, 后裁决”是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 因而, 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裁决后才收集的证据属于非法证据。如在诉讼过程中被告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的证据以及行政复议机关在复议过程中收集的补充证据, 不能作为人民法院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

三、完善我国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

根据以上论述可以发现, 我国现行法律对行政诉讼非法证据的排除的规定显然尚不够完善, 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例如, 《行政证据规定》第57条第一项规定, 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材料, 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对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标准并没有统一界定, 也没有明确“一般或轻微程序违法取得的行政证据”的证据效力。再如, 法律也没有明确“以非法证据为线索取得的行政证据”的证据能力等等。鉴于现行法律对行政诉讼非法证据之排除规定的种种缺陷, 笔者认为, 在建构和完善我国行政诉讼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过程中, 应考虑以下问题。

1.明确我国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的理念

要建构我国自己的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就必须充分考虑到我国的法制背景和民族文化心理。因此,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第一, 强调和重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保护公民整体利益方面的价值, 以适应我国重视集体利益的价值取向。具体说来, 在个案中, 行政诉讼证据排除规则可能给执法机关的调查取证活动增加一定的难度, 甚至有可能使一些客观上确实构成行政违法的人逃脱了法律的制裁。然而从宏观上看, 如果没有通过法律正当的程序介入行政相对人的某些权利, 如自由权和隐私权, 则社会所有的成员的合法权益都有可能被侵犯或剥夺。第二, 强调和重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促使行政执法人员提高调查取证技能, 从而有利于高效准确地制裁违法的作用, 以适应人民对维护社会治安的心理需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实限制了执法人员的取证手段和随意性, 从而增加了查处难度, 但是这意味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执法人员的行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执法人员不得不更规范、更谨慎, 办案手段也必须更科学。这无疑可以推动调查取证手段的进步和行政执法的文明程度。[2]第三, 平衡发展其他措施, 以降低人们在传统正义观下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非议。相对于其他一些限制执法行为、保护公民权利的措施, 如赔偿等而言非法证据排除的力度是最大的, 它对权利受到侵害的相对人的“赔偿”是可能免除其实际的行政义务, 因而对社会而言, 这是代价很高的一个救济方式。因此, 不宜夸大和依赖其作用, 而应当平衡发展各项制度以减少非法取证现象。其中, 最有效者莫过于加重对违法取证人个人的惩罚, 加大对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非法取证行为的诉讼外制裁;特别是对刑讯逼供的指使者和实施者, 应施以严厉惩处。

2.充分认识到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范围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关于行政诉讼非法证据的范围, 我国已在《行政诉讼法》中有禁止性条款,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也有较明确的规定, 笔者在本文第二部分也已有论述。学术界一般认为包含以下几个方面:执法机关违反法定程序制作和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执法机关在超越职权或滥用职权时制作或调查收集的证据;律师或者当事人采取非法手段制作或者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但不包括执法机关以非法的证据材料为线索调查收集的其他证据;通过非法手段制作或者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在证明制作或者调查取证行为本身的违法性时不是非法证据。[3]显然, 我国现行法律对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适用的范围是相当狭窄的, 随着法治的发展, 进一步扩大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已成为必然。但是由于行政诉讼主要是解决行政争议的, 对行政争议的解决要考虑到行政效率的问题, 如果不顾行政效率, 就有可能会导致审判中可能利用的证据大大减少, 不利于行政争议的解决。另外, 就我国目前的行政执法及司法现状来看, 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范围太广也是不现实的。要进一步完善我国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 应考虑一系列的具体因素, 如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人们的法律意识、宪政和法治进程、国家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社会的文化传统等等, 并经过全面的衡量, 将排除规则确立或体现于一定的法典之中。

3.在制度建设上,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当由粗放型转向细密型

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明显的粗放性, 表现在已建立的排除规则过于简单、笼统, 其内容亦不甚完整, 操作性较差。随着法治化进程的推进, 我国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当及时由粗放型转向细密型。细密的程度, 应当充分考虑司法实践的实际需要并尊重我国的现实社会条件, 解决司法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不能脱离实际、闭门造车, 或者过于理想、过于超前。要从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进而构筑完善我国的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笔者认为, 应进一步完善我国《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 确立对非法口供采用强制排除、对非法物证采用自由裁量排除的模式, 并对法官自由裁量排除非法证据的权利明确设置一定限制性条件, 如非法证据的可承认性必须以该证据的真实性为前提;真实性的非法证据的最终采用还须以不损害诉讼的公正性即对行政相对人审判的公正性为限等。同时, 应吸纳《行政证据规定》的合理规定, 如该规定第59条、第60条第一款和第三款有关违反行政采证规则的证据予以排除的规定等, 并对《行政证据规定》中不完善、不具体的地方予以进一步细化, 如具体确定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标准, 以便实践操作, 并能有效控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等等。

摘要：证据是诉讼活动中的核心问题, 而证据是否合理以及由此产生的证据能否被采纳是证据问题的关键。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能否在法庭上作为定案的依据, 哪些证据可以采用, 哪些证据属于非法证据应予排除, 这些无不涉及到非法证据的排除问题。由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诉讼法学中的重要地位, 其在行政诉讼中尚不受重视的现状, 应明确其理念, 不断完善, 由粗放型向细密型转变。

关键词：行政诉讼,非法证据,非法证据排除

参考文献

[1]柴发邦.诉讼法大辞典[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505.

[2]杨宇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2:141-152.

工程索赔诉讼要点之诉讼证据 篇3

【案例】三个月前，杨婷娟在出差途中，突然收到一条银行发来的手机提示短信，显示她的凭密码交易的银行卡账户被转账和取款共计7.3万余元。她意识到自己的银行卡被盗刷了，于是立刻拨打了挂失和报警电话。三天后，她到银行索要赔偿，却遭到拒绝，理由是她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当时自己不在取款现场，再加上因取款人蒙面无法确定其真实身份，也就意味着很有可能操作人是自己或者与自己有关系。她提起诉讼后，法院以同样的理由，驳回了她的诉讼请求。那么，法院的判决对吗？

【点评】法院的判决并无不当。第一，《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也指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而杨婷娟不能提供证据证明银行卡被盗刷，自然也就由她自己“承担不利后果”。第二，要保留银行卡被盗刷的证据。一方面，发现自己的银行卡被盗刷之后，应该马上通知银行并办理挂失，并向銀行询问盗刷的方式、时间、地点、交易对方账户信息以及离自己最近的ATM机位置；另一方面，应迅速到附近的ATM机操作银行卡，由于此前已经办理挂失，ATM机将进行吞卡处理。持卡人应保留好凭条，以便在第一时间证明自己和真银行卡均不在盗刷现场，银行卡已被他人伪造并盗刷；第三，应及时给公安机关打电话报警，告知盗刷金额、方式、时间、地点以及交易对方的账户信息，并按照公安机关的要求，到银行打印账户明细，携银行卡、身份证等到公安机关办理报警书面登记手续。

工程索赔诉讼要点之诉讼证据 篇4

民事诉讼证据是指能够证明民事案件真实情况的各种事实，是法院认定争议案件事实的根据，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民事诉讼证据主要有以下七种：

1、书证：是指以文字、符号、图形等所记载的内容或表达的思想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在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的案件中，书证的主要形式有：发包方的招标文件、承包方的投标书、承包方、发包方订立的《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工程施工图纸、设计技术交底、图纸会审纪要、工程量签证单、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对于设计变更的联系单、隐蔽工程的验收记录、工程预决算书等。

2、物证：是指以其形状、质量、规格等来证明案件事实的物品。在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的案件中，主要表现为建设工程合同的标的物—已施工完成的建筑物、构筑物、工地施工的机械设备等。比如在对工程量的争议纠纷中，已完成的形象工程即为物证。

3、视听资料：是指利用录音、录像、电子计算机储存的资料和资料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

在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的案件中，视听资料的主要表现为发包方与承包方之间有关工程方面的往来电话录音、往来电子邮件、对施工现场的录影录像资料等。

4、证人证言：是指知晓案件事实的当事人的陈述。在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中，证人证言主要是知晓建设工程合同的订立、履行等事实的人员，所作的陈述。比如，工程监理人员对于施工方延误工期事实的陈述。

5、当事人陈述：是指当事人在诉讼中就与本案有关的事实，尤其是作为诉讼请求根据或反驳诉讼请求根据的事实，向法院所作的陈述。就建设工程承包合同纠纷而言，即为发包方、承包方在法庭上对争议案件事实及反驳事实的陈诉。

6、鉴定结论：是指鉴定人运用专业知识、专门技术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鉴别、判断后作出的结论。在建设工程承包合同纠纷中，主要表现形式有：工程质量鉴定结论、工程款的决算结论等。

民事诉讼证据的规则 篇5

第一条 为正确认定案件事实,规范民事诉讼证据的提供、收集、质证和认证等行为,保障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及有关司法解释,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则。

关联法规: 第二条 民事诉讼证据,是指在民事诉讼过程中,能够依照法定规则证明和确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第三条 民事诉讼证据有下列几种法定形式: 1.书证;2.物证;3.视听资料;4.证人证言;5.当事人陈述;6.鉴定结论;7.勘验笔录;8.其他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

第四条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坚持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人民法院依法调查收集证据相结合的制度。

第五条 人民法院审查证据和确认案件事实应当坚持客观、全面和合法的原则。

第六条 证据的收集、提供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求。取证程序违反法律规定的,该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第七条 所有证据必须经法定程序审查核实,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第八条 除法律另有规定的外,所有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双方当事人当庭互相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第九条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保障当事人平等享有、充分行使下列权利: 1.收集证据;2.申请法院调取、保全证据;3.申请法院进行鉴定、勘验;4.对证据进行辨认、核对,向提出证据的一方进行质询;5.对证人、鉴定人、勘验人进行质询;6.对证据发表意见,进行辩论。

当事人行使上述权利,应当符合法律规定,不得侵害对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不得妨害诉讼秩序,不得故意拖延诉讼过程。

第十条 证据的核实和认定以当事人当庭举证、当庭质证和人民法院当庭认证为原则,但为提高诉讼效率,可以实行双方当事人庭前交换证据,庭审认定证据效力的制度。

第十一条 对当事人或其诉讼代理人提交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分类登记,制作《证据目录》,注明证据的递交人、名称、收到的时间、份数、证据形式和来源等,并出具收据,由承办法官或者书记员及当事人或者委托代理人签名或盖章。

二、举证责任规则

第十二条 民事诉讼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主张和请求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举证不能或者举证不充分应当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

“举证不能”是指当事人因客观原因无法举证,因主观原因未能举证以及无正当理由在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未能举证。“举证不充分”是指当事人所举证据不能确实证明待证事实或者诉讼主张。

第十三条 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被告提出反诉,应当在诉状中附有符合起诉条件要求的相应证据。

第十四条 经当事人申请或者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可以在开庭审理前组织双方当事人交换证据;双方当事人也可以分别经人民法院向对方提供证据。人民法院对证据交换的情况,应当记录在卷。

当事人交换证据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平等自愿的原则,便利案件及时公正审理。

第十五条 当事人举证的范围: 1.证明当事人诉讼主体资格的证据;2.证明当事人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据以发生、变更、消灭的证据;3.证明对方当事人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法定或者约定义务以及造成具体经济损失的证据;4.证明当事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证据;5.证明案件是否已由其他法院受理或者审理过的证据;6.当事人主张权利的行业规范和惯例;7.证明具备申请回避、财产保全、先予执行等司法请求条件的证据;第十六条 在下列诉讼和某些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案件中,对原告提出的事实,被告予以否认的,由被告负责举证;1.因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侵权诉讼;2.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3.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4.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以及堆放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5.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6.因产品缺陷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7.因在公共场所、道旁或者通道上挖坑、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8.因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9.因医疗过错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10.因期货公司或者证券交易所未按客户指令下单或者未入市场交易引起的诉讼;11.企业开办单位因注册资金不到位引起的追加其为共同被告的诉讼;12.劳动者因追索工资、劳动保险待遇及劳动报酬引起的劳动争议诉讼;13.消费者因邮政、电信资费计算错误引起的诉讼;14.其他依法应当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诉讼。

第十七条 下列事实,属于司法认知的范围,当事人无需举证: 1.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和提出的诉讼主张,明确表示承认的;2.众所周知的事实、自然规律和定理;3.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能够推定出的另一事实;4.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5.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

第十八条 举证责任的分配按下列原则确定: 1.原告提出诉讼请求,主张事实,应当举证;2.被告进行答辩和反驳,或者主张新事实,应当举证;3.被告提出反诉,主张事实,应当举证;4.第三人主张事实,应当举证。

第十九条 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另一方当事人不否认的,可以确认其对该事实已经自认,并在二审或者再审中仍具有其证明力。

当事人的陈述在一审、二审和再审程序中自相矛盾的,除有其他证据印证其陈述的证明力外,当事人在一审中所做的陈述,对其具有约束力。

第二十条 当事人提交的书证、物证应当是原件、原物,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其他证据予以印证,或者对方当事人予以认可的复制件除外。

在下列情形下,当事人提供的书证、物证可以是复制件: 1.原件并非是由于举证方的恶意作为而发生毁灭或者丢失,无法在法庭上提出;2.原件是处于举证方的对方当事人保管或者控制之下,经合理的通知而仍未交出原件;3.原件属于政府职能部门保存的正式文件或者属于政府机关依职权所作出的记录;4.篇幅或者体积过大不便向法庭提交的原件原物。

证据的原件虽不存在,但双方当事人各自持有的证据复制件经核实其内容为相同时,则这些复制件与原件具有同等效力。

第二十一条 应当由当事人举证,但该证据为他人所控制而致使当事人难以自行调查收集的,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并提交待取证据与争执事实相关联的初步依据或者进行合理陈述。法院经审查认为当事人所申请调查的证据与案件中的争执事实确有关联或者为证明案件事实所必需的,法院可以下达针对证据持有人的调查令,证据持有人应当根据调查令提供有关证据。拒绝执行调查命令的,以妨害民事诉讼予以处理。

证据持有人接到命令后,认为所调查的证据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而不便向当事人提供的,应向法院书面申明理由。法院经审查认为所调取的证据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应撤销命令,由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经审查认为所调查的证据不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证据持有人必须按命令提供证据。

第二十二条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该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予以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

第二十三条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外文书证或者外文说明资料,应当附有中文译本。

第二十四条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说明证据的来源、证明对象和内容。对方当事人对证据的形成过程有异议的,还应当说明证据收集的方法。

第二十五条 当事人从有关单位摘抄、复印的书面证据材料,应当注明材料的名称、出处,并由有关单位盖章。

第二十六条 当事人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的证据都应当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提交。

当事人在法庭辩论终结前不能提交证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和案件的具体情况,确定合理的举证时限,最长不能超过十五天。人民法院限期当事人举证的,应当采取书面形式通知当事人,但当庭告知的,可以记录在卷,不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在指定的期限内提交确有困难的,应当在指定期限届满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是否准许延长以及延长的期限由人民法院决定,但最长不得超过十五天。

当事人超过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或者庭审结束后提交的证据,法院可以接受,并在证据收据上注明收到的时间,但对该证据可以不予审核。如提交的证据经审核认为足以改变案件的基本定性和主要事实,应当重新开庭对证据进行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可以要求其补偿由此所支出的交通费、误工费、差旅费等有关费用。

当事人在人民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不能举证或者举证不充分,应当承担对其不利的诉讼后果。

第二十七条 在开庭审理中,当事人因收集补充新的证据,可以申请延期审理。人民法院同意延期审理的,应当同时确定并告知当事人重新开庭审理的时间。经延期并重新开庭审理后,同一当事人又以同一理由申请延期审理的,不予准许。对一方当事人因补充收集证据申请延期审理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要求其补偿由此而增加的误工费、交通费、差旅费、证人出庭作证费等费用。

第二十八条 当事人在二审和再审中提出新证据致使案件被改判或者发回重审的,上诉审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写明对新证据的确认,并说明第一审裁判是正确的;二审案件诉讼费用应根据新证据的证明对象、内容以及对新证据的采信情况,结合诉讼费用的负担原则综合确定;对于改判的,不改变一审判决确定的诉讼费用的负担;对于发回重审的,对方当事人可以要求其补偿因此增加的误工费、交通费、差旅费、证人出庭作证费等费用。

当事人对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提出新证据申请再审的,应当按照原审的标准负担再审的诉讼费用。

新证据是指在一审诉讼中,当事人不能持有和无法取得的证据。

第二十九条 对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人民法院为合法性审查(是否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的需要,可以责令当事人提供证明主体与行为合法的证据。

三、法院调查收集证据规则

第三十条 下列证据由人民法院调查收集: 1.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并已提出调取证据的申请和证据线索且经人民法院同意的;2.应当由人民法院勘验或者委托鉴定的;3.当事人双方提出的影响查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材料相互矛盾,经过庭审质证无法确认其效力的;4.人民法院认为需要自行调查收集的其他证据。

第三十一条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向人民法院申请调查收集证据,应当提交书面申请,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并须经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材料;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的材料;当事人因身体健康等条件限制不能收集而又无力委托诉讼代理人收集的材料,以及其他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材料;2.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本案有关;3.有明确的调取线索。

第三十二条 人民法院为查明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及提供证据的真伪,可以主动依职权收集证据。

第三十三条 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由两人以上共同进行,并向被调查人出示证件。调查材料应由调查人、被调查人、记录人签名或盖章。

第三十四条 人民法院摘抄、复印有关单位与案件事实有关的文件、材料,应当注明出处,并加盖有关单位的印章,摘抄人和其他调查人应当在摘抄件、复印件上签名或者盖章。

第三十五条 当事人申请鉴定(包括审计、评估等)经人民法院同意后,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约定鉴定部门;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需鉴定的事项有法定鉴定部门的,必须约定或者指定法定鉴定部门;没有法定鉴定部门的,可约定或者指定具有相应鉴定资格和能力的鉴定部门进行鉴定。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委托鉴定但拒交鉴定费的,视为举证不能。

鉴定部门和鉴定人应当提出书面鉴定结论,并在鉴定结论上签名或盖章。

第三十六条 在一审中,当事人对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并提出充分证据或者合理理由的,法院可以要求原鉴定部门重新作出鉴定结论,一般不再委托其他鉴定部门进行鉴定。

在二审或者再审中,当事人对鉴定结论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并提出证据证明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当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委托鉴定: 1.鉴定部门或者鉴定人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的;2.鉴定程序严重违法或者显失公正的。当事人不能提供证据证实上述情况之一的,其重新鉴定的申请人民法院不予准许。

对鉴定部门具备鉴定资格,鉴定程序合法,但实体内容确有错误的鉴定结论,当事人有异议的,由会议庭决定是否自行委托鉴定。

第三十七条 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有关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另一方当事人有异议的,可以申请重新鉴定,但应当交纳鉴定费。在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未予交纳鉴定费的,视为举证不能。

第三十八条 人民法院勘验物证或者现场时,应当出示证件,并邀请当地基层组织或者当事人所在单位参加。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成年亲属应当到场,拒不到场,不影响勘验的进行。勘验应当制作笔录,记录勘验时间、地点、勘验人、在场人、勘验的经过、结果,由勘验人、在场人签名或者盖章。对于绘制的现场图应当注明绘制的时间、比例、方位、图例、测绘人姓名等内容。

第三十九条 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证据保全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证据保全措施。为审理案件所必需,法院也可以主动依职权采取保全措施。

第四十条 应当由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未能收集到的,仍由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四、证据质证规则

第四十一条 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互相质证。

开庭审理前,双方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经过证据交换已经共同认可,并由人民法院记录在卷的证据,在开庭审理时,可以不再当庭出示和由当事人质证。

第四十二条 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依法应当保密的证据,不得在公开开庭时出示。但仍须由当事人互相质证。

第四十三条 对书证、物证进行质证时,当事人应当出示证据的原件或者原物。除人民法院准许外,一方当事人不能出示原件或者原物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拒绝对复制件进行质证。但本规则有特殊规定的除外。

第四十四条 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也应当当庭出示,并由双方当事人互相质证。

第四十五条 庭审质证时,当事人应当围绕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以及有关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质疑和说明,发表意见。

第四十六条 质证按下列顺序进行: 1.原告出示证据,被告和第三人进行质证;2.被告出示证据,原告和第三人进行质证;3.第三人出示证据,原告和被告进行质证;4.审判人员出示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原告、被告和第三人进行质证。

第四十七条 案件如有两个以上独立的诉讼请求及其事实,可以逐个分别由当事人出示证据,进行质证。

案件的同一事实,除举证责任倒置外,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首先举证,然后由另一方当事人举证。提出足以推翻前一事实的证据的,再转由提出主张的当事人继续举证。

第四十八条 当事人向法庭提出的证据,应当由当事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宣读或者出示。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宣读的证据,可以由审判人员代为宣读或者出示。

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的证据,由审判人员宣读或者出示。

第四十九条 经审判长或者独任审判员许可,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可以互相发问,可以向证人、鉴定人、勘验人发问。但不得使用诱导、威胁、侮辱的言语和方式。

第五十条 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不能作证。

第五十一条 证人证言应当由证人出庭作出,并接受当事人的质询。除经人民法院许可外,证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作证的证人所作的证言不具有证明效力。

第五十二条 证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不能出庭作证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提交书面证言: 1.年迈体弱或者残疾人行动不便无法出庭的;2.特殊岗位确实无法离开的;3.路途遥远,交通不便的;4.因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等不可抗力的原因无法出庭的;5.因其他特殊原因确实无法出庭的。

符合上述条件之一的,当事人可以提供证人的书面证言,但另一方当事人提出异议或者法院认为必要时,当事人应当出具由公证机关对证人的身份、作证资格以及证言的产生过程进行公证的书面文书。

第五十三条 对有关鉴定结论质证时,当事人对鉴定结论存有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鉴定人出庭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质询。

第五十四条 人民法院应当将当事人的质证内容记入笔录,并由当事人核对签名或者盖章;对证人证言质证笔录,也应当由证人核对后签名或者盖章。

五、证据审核规则

第五十五条 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五十六条 证据的审核应当围绕着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及对案件事实证明的关联性进行。

第五十七条 人民法院审核证据,应当采取对每个证据逐个审核和对各种证据进行综合审核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第五十八条 对单一证据,应当从下列方面进行审核: 1.证据是否是原件、原物,复印件、复制件与原件、原物是否相符,有无涂改;2.证据与本案是否相关联;3.证据的取得、形成是否合法;4.证据的内容是否真实;5.提供证据的人或者证人,与当事人有无利害关系。

第五十九条 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1.未成年人所作的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不相当的证言;2.与一方当事人有亲属或者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对该当事人有利的证言;3.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件;4.书证被一方当事人涂改、更改,另一方当事人不予认可的。

第六十条 审查判断数个证据的证明力,应当注意下列情况: 1.物证、历史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高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2.证人提供的对其有亲属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其证明力低于其他证人证言;3.原始证据的证明力大于传来证据;4.数个种类不同,内容一致的证据,其证明力一般大于一个孤立的证据;5.对证人的智力状况、品德、知识、经验、法律意识和专业技能等进行综合分析。

第六十一条 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对方当事人不予认可但举不出相应证据反驳的,应当综合全案情况审查判断。

第六十二条 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理由否定对方证据的,应当分别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进行审查,并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判断。

第六十三条 对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取得的视听资料,应当结合其他证据进行审查,综合判断。

第六十四条 人民法院对专门性问题委托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应当结合其他证据进行审查,综合判断。

第六十五条 人民法院应当从案件全部证据体系中每一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性、各证据之间的联系性等方面,依照逻辑法则,对证据进行综合审查判断。

六、证据认定规则

第六十六条 证据经庭审质证审查核实后,应当就该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证明力予以认定。

第六十七条 凡是经庭审质证的证据,人民法院均应当对双方当事人作出是否认定的表示。

第六十八条 认定证据应当公开进行,并说明证据是否采信的根据和理由。庭审中,能够当即认定的,可以当即认定。不能当即认定的,可以休庭会议后认定。会议后认为需要继续举证或者进行鉴定、勘验等工作的,可以在下次开庭质证后认定。不能当庭认证的,以及证明案件事实的重要证据应当在裁判文书中予以认定。

第六十九条 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庭审中可以对证据逐一认定,也可以分组认定或者综合认定。

第七十条 当庭认证时,对于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可以由审判长或者独任审判员直接认定;对于其他能够当即认定的证据,应当由合议庭评议后认定。

第七十一条 对庭审前交换证据过程中,双方当事人认可的证据,应当在庭审时直接予以认定。

第七十二条 一方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除对方当事人认可外,按举证不能处理。

第六十三条 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对方当事人认可或者不予反驳的,可予以采信。

第七十四条 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有异议并提出反驳证据,对方当事人对反驳证据予以认可的,可以对反驳证据予以采信。

第七十五条 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对方当事人虽有异议但举不出相应证据反驳的,可以综合全案情况予以认定。

第七十六条 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理由否定对方证据的,应当分别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进行审查,并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

第七十七条 当事人在庭审质证时对证据表示认可,庭审后又反悔,但提不出相应证据和充分理由的,不得推翻已认可的证据的证明力。

第七十八条 有证据证明持有证据的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所具有的证明力。

第七十九条 人民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文书中确定的事实,应当认定其证明力。

第八十条 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行为、法律事实和文书,除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证明外,应当认定其证明力。

第八十一条 一方当事人提供的由有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对方当事人没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应当认定其证明力。

第八十二条 人民法院依法定程序自行调查收集的证据,包括调查材料、委托有关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勘验实物或现场的笔录等,当事人无相反证据推翻的,应当认定其证明力。

第八十三条 原始书证和与原始书证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副本、节录本,无其他证据足以推翻的,应当确认其证明力。

因原件遗失或毁灭,无法与之核对的复印件、照片、副本、节录本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第八十四条 原始物证和与原始物证核对无误的复制品、照片、录像,没有其他证据足以推翻的,应当认定其证明力。

因原物遗失或毁灭,无法与之核对的复制件、照片、录像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第八十五条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提供的证明文书,没有依法经过涉外公证、认证程序的不予采信。第八十六条 有关单位向人民法院出具的证明文书,没有加盖单位公章的不予采信。

第八十七条 视听资料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应当结合案件的其他证据予以审查认定。

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以偷录、窃听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视听资料不具有证据效力。

第八十八条 当事人对书面证言提出异议,因证人不能出庭,该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第八十九条 一方当事人委托有关部门或者有关人员对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作出的鉴定结论,而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足以引起合理怀疑的,该鉴定结论单独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第九十条 鉴定结论应当由鉴定人签字、鉴定部门盖章,不符合上述形式要求的,该鉴定结论不具有证据效力。

第九十一条 对人民法院委托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当事人提出异议,须由鉴定人答复的,因鉴定人不到庭,该鉴定结论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第九十二条 未成年人所作的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不相当的证言及与一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对该当事人有利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第九十三条 违法收集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第九十四条 开庭审理时,合议庭或者独任审判员对证据进行认定的理由和结论,书记员应当记入笔录。庭审笔录应当由合议庭组成人员签字。

七、附则

第九十五条 对证人、鉴定人、勘验人的合法权益依法予以保护。当事人对证人、鉴定人、勘验人打击报复的,依法予以制裁。

第九十六条 证人出庭作证的费用,应当由提供证据的一方当事人承担。

第九十七条 诉讼参与人伪造、毁灭证据、提供假证据,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的,按照妨害民事诉讼处理。

第九十八条 本规则适用于一审、二审和再审案件。

第九十九条 本规则由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负责解释。

我国三大诉讼法定证据的种类 篇6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3条规定的法定证据有：

1、书证；

2、物证；

3、视听资料；

4、证人证言；

5、当事人陈述；

6、鉴定结论；

7、勘验笔录。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的法定证据有：

1、物证；

2、书证；

3、证人证言；

4、被害人陈述；

5、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6、鉴定意见；

7、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

8、视听资料、电子数据。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31条规定的法定证据有：

1、书证；

2、物证；

3、视听资料；

4、证人证言；

5、当事人的陈述；

6、鉴定结论；

司法鉴定与民事诉讼证据 篇7

（一）司法鉴定的证据特征

司法鉴定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习惯性用语，通常包括司法鉴定体制、针对某一具体案件的鉴定活动以及鉴定结论两层含义，本文无意讨论司法鉴定的概念。现从鉴定活动和鉴定结论方面探讨其证据特征。

鉴定是指鉴定人受司法机关的指派或者接收其委托，运用自己的专门知识，对案件中涉及的技术问题进行分析研究的活动。该表述有三层含义：

（1）鉴定的主体是具有专门知识的鉴定人，基本条件为：经过相关专业教育和训练；通过相应的资格考试具有鉴定权；在国家认可的鉴定机构从事鉴定工作。此点不同于证人证言。鉴定人属于自然人，其从事鉴定工作是个人行为，若干鉴定人集体作出的鉴定，应分别署名，各负其责，鉴定部门加盖鉴定专用章，仅证明鉴定人身份。

（2）鉴定是鉴定人对案件中专门性问题（鉴定客体）进行分析研究，并得出鉴定结论，使复杂的科学问题变得更加明确，从而证明案件事实，这一点，不同于勘验笔录。

（3）鉴定是一种诉讼活动，体现为鉴定依法律程序进行。鉴定人根据诉讼法的规定，接受委托和指派，在我国，鉴定人原则上不能接受当事人个人委托；鉴定活动的启动是由司法机关提起。在有些案件中，委托鉴定必须告知诉讼双方当事人；鉴定的内容要严格按照委托的要求，鉴定人不能擅自修改变更鉴定目的。鉴定的程序和过程需遵循诉讼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如调查有关资料，询问当事人等；鉴定人作为诉讼参与人出庭作证，接受法庭质证。

司法鉴定的本质及其最终目的是为司法机关提供鉴定结论。鉴定结论作为证据除具有证据的一般特点外，还有两个特殊功能：（1）转化证据[1].案件的其他证据，如书证、物证和视听资料等，通过鉴定转化为鉴定结论，换言之，当事人提供的普通证据，由法官委托鉴定，从而变成定案的关键性科学证据，体现了鉴定人帮助法官审查证据的职能，也反映出司法鉴定的重要性。（2）印证证据。由于鉴定结论产生的特殊性，鉴定结论的科学性，法官审查判断证据时，往往认为鉴定结论优于其他证据，鉴定结论成为判断其他证据真伪的标准。

（二）司法鉴定在民事诉讼中的作用

在民事诉讼中，法官委托鉴定和庭审质证鉴定结论是重要的诉讼活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司法鉴定在民事诉讼中的作用愈显重要。

1.证明案件事实。（1）对当事人主张的民事实体权益的法律事实进行司法鉴定，如签订合同的文件检验鉴定，血亲关系事实的法医学鉴定；（2）对民事诉讼程序意义上的事实进行司法鉴定，如当事人诉讼能力的司法精神病学鉴定（进一步分为婚姻能力、扶养能力和合同能力等）；（3）对其它证据事实进行司法鉴定，如当事人之间的谈话录音（声纹鉴定）。

2.确定因果关系。在人身损害侵权案件中，经常需要就侵害发生的因果关系进行法医学鉴定，如判定目前的症状与一年前的意外事故是否有因果关系，意外事故的参与度，由此，还涉及某一行为的过错程度，如医疗纠纷的鉴定。因果关系鉴定是确定诉权成立与否的前提条件，是划分责任比例的科学依据。

3.明确赔偿范围。对人身损害后果的界定，可以明确赔偿的范围，如《民法通则》第119条规定的赔偿项目常需要法医学鉴定，伤残程度与伤残者生活补助费和护理费，医疗费审查与医疗费赔偿和误工损失，医疗终结与医疗依赖。

（三）司法鉴定与举证责任

1.关于司法鉴定的委托。《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2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人民法院认为需要鉴定、勘验的，由人民法院负责调查收集。显而易见，鉴定应由人民法院委托。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一部分法官认为，鉴定应在诉前完成，这样不仅便于立案，而且可以节约诉讼时限；鉴定结论是当事人举证的范围。有学者提出，第64条第2款应改为由当事人提出申请、人民法院予以审查决定，当事人申请，乃为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之先决条件[2].作者认为，鉴于司法鉴定程序的特殊性，鉴定机构非民间组织，为保障鉴定结论的公正科学，鉴定对象的完整，委托鉴定须由法院负责；由于我国公民法律意识和科学文化程度的特点，法院应主动调查收集鉴定证据。

2.关于司法鉴定的委托目的。在现代民事诉讼当事人主义理论中，国家权力要受当事人处分权利的限制和约束，当事人不主张，不争执的事实，法院不能审判，并认为举证责任是当事人主义的重要内容[3].对于司法鉴定的目的，是由法官决定，还是尊重当事人的意见，如当事人有伤残，但是没有提出伤残者生活补助费的赔偿请求，法官是否委托伤残鉴定的问题，法官占在中立的立场上如何把握公平。作者认为，法官委托鉴定的时机很重要，根据国外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开庭审理期间，对双方当事人争议的技术问题，法官委托鉴定，而不应该由法官在开庭前大包大揽进行鉴定，这样可能针对一个案件，不同的委托目的而进行多次鉴定；对于显失公平的情况，法院应依职权指挥和引导当事人举证。

3.关于司法鉴定中的举证问题。鉴定的对象（包括被鉴定人、病历和比照样本等）一般由当事人提供，当事人出于各种目的，拒绝提供或部分提供有关鉴定物，不仅可能导致错误鉴定，而且影响案件的处理。对此诉讼法未作具体规定。法国民事诉讼法规定[4]，当事人双方应将鉴定专家认为对他完成任务是必需的一切文件立即交给专家。如当事人不尽其责任，鉴定专家将此情况通知法官，法官可以命令当事人提交文件，有必要时，可采取强制措施，或者如有可能，准许鉴定专家不予理会，或照常提出鉴定报告。在司法实践中，对此应与重视。

二、民事诉讼对鉴定结论的审查判断

证据审查是证据判断的前提，换言之，未经过审查的证据，不应作为证据判断的对象。目前在司法实践中，鉴定人几乎不出庭作证，对鉴定结论的审查判断主要取决于法官的立场，当事人双方的作用似乎是次要的[5].其主要表现为：①有些法官对司法鉴定的认识不足，甚至缺乏基本知识，不能很好地利用鉴定这一手段，凭经验办案。②盲目轻信鉴定结论，不审查判断，“拿来”就用，当事人有意见则完全推给鉴定单位。③根据自己的需要或理解，对鉴定结论作随意取舍，而对于鉴定确实存在的一些问题，又不及时反馈给鉴定人。④由于当事人不能与鉴定人及时交流，当事人不服鉴定结论的，法官只好反复委托重新鉴定，造成鉴定结论多，案件久拖不决。

笔者曾就审查法医学鉴定结论提出几点意见[6]，其实际上仍停留在法官主导的传统“职权主义”立场上，鉴定结论是否具有科学性和真实性，只有通过庭审，通过鉴定人出庭作证，通过法庭辩论，通过当事人对鉴定人进行质询，才能得到合理的答案[5].由于我国目前尚无证据法典，有关鉴定人出庭作证的规定散见于诉讼法，未形成系统的规范。笔者认为，结合国外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可以探讨适合我国国情的审查鉴定结论的办法。（1）在正式审案之前，法官可以授权专门技术人员负责调查、查证、鉴定事实，技术人员可以询问当事人及有关的其他人（法国民诉法，233条）。我国法院有专门的技术鉴定机构，鉴定人接受委托时，可以就双方当事人有关鉴定的意见进行询问（或书面意见），使鉴定工作有的放矢。而现在鉴定人怕见当事人，只接触法官；法官又不能充分反映当事人的意见，甚至当事人不知道案件已委托鉴定。（2）对于纯技术问题，法官随时均可决定采取咨询，将采取咨询的决定通知当事人双方（法国民诉法，256，257条）。在我国法官咨询比较常见，但是否通知当事人双方，或满足当事人咨询的要求值得探讨。（3）鉴定专家应考虑当事人的意见和要求，如有书面意见和要求，鉴定专家应将他们的书面意见和要求同鉴定结论附在一起（法国民诉法，276条）。此点可直接借鉴。以上三点是减少对鉴定结论争议的救济措施，可弥补鉴定人出庭作证的不足，但是，无论是否对鉴定结论有争议，对鉴定结论的审查，最终必须在诉讼参与人参加下，在开庭审理时进行。

关于鉴定人出庭作证。目前，鉴定人出庭情况极少，究其原因，①法官宣读鉴定结论，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对此无争议的多；②民事诉讼司法鉴定往往由法院内设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人不愿出庭，法官也不好强求；③没有鉴定人出庭的相关法律法规，鉴定人出庭作证的权利义务不清。当然，鉴定人出庭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7].因此，在民事诉讼中，应加大鉴定人出庭的力度，建立鉴定人出庭制度，如鉴定人出庭收费标准，鉴定人拒绝出庭应承担的责任，鉴定人不能出庭的免责事由等。

关于对民事诉讼中虚假证据的处理。有关司法鉴定中的虚假证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①鉴定人故意提供虚假鉴定结论；②当事人故意提供虚假鉴定材料，鉴定材料是供鉴定人鉴定使用所资料，如病历资料等；③鉴定结论证明当事人提供的虚假事实，一般指案件中的待证事实，如合同中的签字文件。

鉴定人故意提供虚假鉴定结论，在民事诉讼中不属于刑法伪证罪的范畴，根据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伪造、毁灭重要证据是妨害民事诉讼行为，法院可以采取相关的强制措施，但对鉴定人出具伪证应如何处理，目前尚无具体规定。国外有规定除罚款和拘留外，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当事人故意提供虚假鉴定材料，由于此类情况发生在当事人与鉴定人之间，绝大部分鉴定人可及时发现并予以纠正，在司法实践中处理的较少。对于提供虚假事实的处理，目前法院处罚过轻，打击力度不够，造成屡禁不止。建议借鉴国外的办法，如法国民诉法，对伪造证书的规定多达十余条，并从刑事和赔偿两方面进行处理。

参考文献：

[1]常林：《医疗行为与证据及相关法律问题探讨》，《法律与医学杂志》1996年第2期。

[2]赵钢：《正确处理民事经济审判工作中的十大关系》，《法学研究》1999年第1期。

[3]白绿铉：《论现代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中外法学》1999年第1期。

[4]内部资料：《外国民事诉讼法分解资料（上）》，1981，下同。

[5]叶自强：《法医鉴定体制的变革》，《法学研究》1999年第1期。

[6]常林：《新形势下审判工作与法医学鉴定评论》，《审判工作研究》1994年第3期。

[7]林池：《法医出庭制度是我国法医体制改革的必然》，《法律与医学杂志》1995年第4期。

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排除 篇8

一、偷拍偷录的视听资料的证据能力辨析

一方当事人未经对方当事人或第三人同意,私自偷拍或者偷录其与对方当事人之间的谈话或者对方当事人与第三人之间的谈话、交往行为等是我国司法实践中比较常见的情况。录音录像资料是运用现代科技手段,采用声学、电学、化学、机械等科学原理制作的收录设备,对人或自然界中存在的客观声像如实记录下来并能够反复播放,再现原始的声迹,因此具有直观性、生动性、连续性、准确性等优点。在司法实践中,对偷拍偷录的视听资料的证据能力的质疑主要是出于对当事人和社会一般主体的隐私权的保护考虑。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批复》指出:“证据的取舍首先要合法,只有经过合法途径取得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系不合法行为,以这种手段取得的录音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因而在一段时间里,只要是私自录制的谈话,多不得作为证据使用。而《证据规定》要求证据的取得具有合法性,但却没有对合法性作出清晰的界定,因而在实践中对私自录制的录音录像资料能否作为证据使用又出现了理解和适用不一致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混乱。笔者认为,偷拍偷录的视听资料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不同类别的证据资料在诉讼中处于不同的地位。

案例1:206月14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租赁合同纠纷案,案件起因是年5月14日,毛女士和房东张先生签订租房协议,年租金1.9万元。合同签订后,毛女士给付张先生押金500元和预付全年租金1.9万元。 但5月17日,毛女士家中突然发生意外,不能租赁此房,为此提出退租,并要求张先生退还预付的全年租金。但张先生矢口否认收过毛女士的1.9万元。在庭审中虽然毛女士没有张先生收到1.9万元租金的字据收条,但是提供了一盘偷录的录音磁带作为关键证据,该录音磁带的主要内容是租赁合同的中间人和张先生就1.9万元租金进行商谈的全过程。在该案中偷拍偷录的证据资料具有以下一些特点:(1)在主体上,限于“偷拍偷录”的录制人作为其中的一方与陪偷录的一方为对方当事人之间的交谈;(2)在内容上,限于具有法律意义上的民事行为与活动,而且没有涉及个人隐私权或他人商业秘密(3)在取证方式上,当事人只是采用了偷拍偷录的手段,而没有采取任何欺诈、威胁、利诱等恶意方式。笔者认为,对于这类偷拍偷录的证据资料,由于没有危及他人隐私、没有涉及他人商业秘密,没有采用强迫、威胁等手段,也没有危及其他不特定社会主体的合法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如仅因其为偷拍偷录的就排除其证据资料,不利于其作为合法的证据进入庭审,并具有完全的证明力。

案例2:李、张系夫妻关系,因张有外遇经常回家吵闹,殴打妻子,李无奈,遂跟随张并偷拍了张与第三者在一起不堪入目的照片。在法庭上,李提供了其偷拍的照片来证明张有过错,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在该案中偷拍偷录的证据资料相比于第一类偷拍偷录的证据资料而言主要是在主体上,偷拍偷录的对象并不限于对方当事人,还涉及到第三者;在内容上,当事人用以作证的内容还涉及到对方当事人和第三人的隐私,侵犯了对方当事人和第三人的隐私权。对于这类偷拍偷录的证据资料,虽然危及到对方当事人、第三人的隐私权,但就当事人所采取的手段而言,违法的性质比较轻微,当事人采用的设备是法律上明确允许公民个人购买的照相机,并且就目前法律规定来看,离婚诉讼中证明对方当事人过错的手段比较匮乏,就过错一方与第三者存在不正当关系进行举证是比较困难的,再者这类证据是定案的主要证据,如果排除对保护无过错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极为不利,因此对于这类案件,一般应认为具有证据资格。

二、 陷阱取证所得证据的证据能力辨析

“陷阱取证”是归属于刑事诉讼上的范畴,在学理上又称为“侦察陷阱”或者“侦察诱饵”,这种收集证据的方法是指,侦查人员经过先前一段时间的调查活动之后,已初步掌握了从事犯罪的一些必要线索,但尚未收集到足以起诉的证据时,由警察通过化妆等手段借以掩饰真实身份,从而有意制造条件,诱使侦查对象实施犯罪行为,待侦查对象实施犯罪行为之后将其拘捕。在民事诉讼中,所谓“陷阱取证”,是指采取诱惑他人侵权的方式收集证据。目前陷阱取证主要发生在知识产权纠纷中。

案例:原告:北大方正集团公司、北京红楼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被告:北京高术天力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高术技术公司。二被告曾为原告进口的激光照排机进行过销售代理。所销售的激光照排机使用的是方正RIP软件和方正文合软件,后来双方发生分歧,致使代理关系终止,但双方各自仍从事代理销售激光照排机在国内的销售业务。207月,原告的员工以个人的名义在石景山区临时租用房屋并向被告购买了激光照排机,被告为其进行安装,并应要求在原告自备的两台计算机内安装了盗版方正的RIP软件和方正文合软件,并提供了刻有上述软件的光盘。在购买的过程中,于此同时,应北大方正公司的`申请,公证机关对这次购买、安装过程进行了现场公证,并对安装了盗版方正RIP软件、方正文合软件的两台计算机及盗版软件进行了公证证据保全。在一审中,北京市一中院经审理认为,原告采用的“陷阱取证”方式并未被法律禁止,法院予以认可。在二审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这种取证方式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一旦获得支持,将对正常的市场交易程序造成破坏,危及市场信用的建立,故对原告采取的“陷阱取证”方式最终不予认可。

在刑事诉讼中,陷阱侦查通常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机会提供型”,即犯罪嫌疑人本来就有犯罪的意图,侦查机关的诱导只是为其实施犯罪提供一种机会。二是“犯意诱发型”,即由于侦查机关的诱导,行为人才产生的犯罪的意图,并进而实施的犯罪。在民事诉讼中,“陷阱证据”同样可以分为“机会提供型”和“犯意诱发型”。对于“犯意诱发型”的民事侵权,侵权人实施侵权行为具有被动性,如案例中的被告在原告自备的计算机内安装盗版软件是应原告的要求,如果没有原告的要求,被告是否会主动实施侵权行为是不确定的。对于“机会提供型”的民事侵权,侵权人实施侵权行为一般是主动的,即使被侵权人不提出要求,侵权人仍会实施该行为,其主观恶性远较“犯意诱发型”中侵权人的主观恶性大。“机会提供型”中被侵权人提供侵权机会的行为并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是一种合法的取证行为,因此对被侵权人的取证行为应认定其效力,而在“犯意诱发型”中被侵权人实施的行为是一种引诱侵权的行为,就其行为本身而言,是有违法律保护合法利益、制止不当行为的精神的,对于通过这类行为收集到的证据应予排除。

就陷阱取证而言,最需要考虑的因素是当事人取证的困难程度。在知识产权的诉讼中,陷阱取证时业内公认的最有效的取证方法,如果轻易否定了陷阱取证的证据效力,几乎就等于堵塞了权利人通过诉前证据保全实现诉讼救济之路,其结果可能变相鼓励侵权行为。

三、悬赏取证所得证据的证据能力辨析

案例:2月28日,开县谭家乡刘某和李某两女士在街上赶场时,因购物发生矛盾,继而引发诉讼。此后,刘某觉得在这场纠纷中输了面子,于是在事发地张贴启事,内容为:“2月28日此地发生了一起打架事件,其间本人被一30岁左右的女人殴打谩骂,恳请当日在场的群众将所见所闻反映给法院,本人将予以重金酬谢。”随后,刘某以名誉侵权为由将李某起诉至法院,同时刘某拿到了李某谩骂自己的证据,准备在庭审时向法院提供。3月18日,开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庭审中,刘某指责李某侵犯了自己的名誉权,并提供相应的证据,还提出要求赔偿的诉讼请求。

法院审理后认为:在这起名誉权纠纷案中,刘某为取得证据,以张贴启事并承诺对证人予以酬谢的方式来达到目的,其取得的证人证词法庭不予采信。于是,开县法院一审判决驳回了刘某的诉讼请求。

无独有偶,在北京宣武区法院在审理一起民事纠纷案中,也对原告通过悬赏取得的证人证言不予采纳,并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在两起案件中,法院都认为,证人出庭作证是一种义务,既然是义务就不应该采取物质刺激的方式,张贴启事中明确承诺对证人许以酬金,使得原告与证人有了利益关系,这就使得证人的证据力受到影响,客观上干扰了司法审判,有收买、诱惑证人的嫌疑,故对此证据不予采纳。

对此,在实务界和学术界都产生了不同的认识。有学者、律师对法院的判决表示了支持,但更多的人对此表示了异议。有人提出,通过悬赏所取得的证据一般应认定为有效,原因在于:第一,悬赏取证并不等于收买证人,可以确定,当事人以悬赏的办法来取证时在履行自己的举证责任,与收买证人之间有本质的区别;第二,公安部门在通缉犯罪嫌疑人或寻找某个重大案件的破案线索时,有时也采用悬赏公告的形式,虽然这是一种职务行为,但在刑事诉讼中,公安机关的地位与被告人的地位是平等的,这与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的平等地位是一样的,既然公安机关可以采用悬赏公告的形式,民事诉讼中也应该允许;第三,知道实际情况的人不愿意作证,当事人就很难证明自己的主张,那么发动证人向法庭提供证据就有一定的合理性。

综上所述,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排除应该依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样才能更好的适用这一规则。

参考文献:

[1]李学灯.证据法比较研究.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年版.

[2]江伟,吴泽勇.证据法若干基本问题的法哲学分析.中国法学.2002 (1).

[3]陈荣宗,林庆苗.民事诉讼法.台湾三民书局. 年版.

[4]何家弘.中国证据法学前瞻.检察日报.-9-2 .

[5]宋英辉.论非法证据运用中的价值冲突与选择.中国法学.1993 (3).

工程索赔诉讼要点之诉讼证据 篇9

崔光辉 刘运现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称《证据规定》)施行已经一年半了，在施行过程中，各级法院对《证据规定》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学习和宣传，工作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也发现了不少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在学习理解方面存在着两方面问题，其一是对具体条款含义的理解较容易，对抽象条款的理解不很透彻;其二是对规定条款的表层意思理解较好，对抽象条款(如第63条)的深层含义特别是指导思想层面的意义,大部分法官理解较浅，有的甚至根本没有理解，或不去理解。为了进一步深化民商事审判方式改革，实现“公正与效率”，有必要进一步深入地对《证据规定》进行学习、研究，以便保证在审判活动中正确适用《证据规定》，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本文仅就《证据规定》第63条的理解谈点个人看法，以求得到同仁们批评指正。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同时，我国诉讼法还明确规定，证据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各种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这里“事实”一词如何理解，在立法上给予了明确指问，因此，长期以来，不论是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界，都是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把以事实为根据的“事实”理解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反映”。基于此，审判活动应当坚持不懈地将发现案件“客观真实”作为追求的最高目标。因此，我国的证据制度被称为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体现在司法活动中，就要求司法

人员从各个案件的具体情况出发，深入调查研究，以充分的符合实际的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作出的结论必须符合案情的本来面目。

既然民诉法对证据制度、证明要求均有具体规定，《证据规定》第63条，为何又把证明要求明确规定为：“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这要从相互关联的两个概念：“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谈起。

客观真实是指法院在裁判中认定的事实应当与发生在诉讼前的案件事实完全相吻合。把客观真实确定为民事诉讼的证明任务，其理论基点是：第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存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原理为查明案件事实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第二，案件事实发生后，必然会留下这样或那样的证据材料;第三，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切国家权力机关都由人民选择产生，对人民负责，因而，有一支忠于人民利益、忠于法律、忠于事实真相的司法队伍;第四，诉讼法规定的各项制度和措施为查明案件事实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法律真实是指人民法院在裁判中对事实的认定遵循了证据规则，符合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从所依据的证据看已达到了可视为真实的程度。将法律真实界定为民事诉讼证明任务的理由是：其一，当事人争议的案件事实是发生在诉讼前的事实，这些事实不可能重现于法庭，因此，客观上无法将裁判中认定的事实与实际发生的案件事实对照比较。其次，法官虽然可以通过证据来调查案件事实，但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受到证据的限制，是在相当困难的条件下寻求事实真相的。不能否认，当事人为了获得胜诉，陈述案情一般只叙述对自己有利的部分，提供证据一般也专拣对自己有利的材料，证人也可能作伪证欺骗法庭，鉴定人可能受技术条件的限制、个体素质的影响等原因作出不准确的鉴定结论。以上种种因素都可能造成裁判中认定的事实偏离客观事实。

以上对民事诉讼证明要求的两种主张，对应着两种结论，两种观点均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根据和事实依据，笔者认为，如何界定诉讼的证明要求(证明任务)，改革长期以来形成的不切实际的做法，离不开对改革目标的合理定位;应当具有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相适应的，恰当处理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关系;突出反映“公正与效率”世纪主题，既实事求是又切实可行的正确的价值观。为了阐述，法律真实作为证明要求的合理性，需要对以下问题进行理论分析。

1、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实体正义(公正)包括两层含义，其一是指民事实体法规定的民事主体的实体权利义务是公正的;其二是指法院在处理案件时，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达到公正裁判的结果。与诉讼法相对的实体正义，即裁判结果的公正。要达到结果公正，就要求，第一、必须真实地再现争执的事实;第二、正确地适用法律。而程序公正的精神实质是不以某种外在的客观标准来衡量判决结果正当与否，而是通过充实和重视程序过程本身以保证判决结果能够获得当事人的接受和公众的认可。比较而言，程序正义比实体正义来得容易。一般而论程序正义是保证实体正义的前提和基础，但公正的程序并不必然产生绝对公正的结果，譬如，案件情况过于复杂，人类重现既往事实的技术水平不是相当的高，当事人举证能力有限等，都是造成结果不公的非程序因素，从哲学上看，人的认识是不断反复的过程，人的认识总要受诸多条件的制约和限制，并且人的认识又是无限发展的过程，这就决定了人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真理具有绝对性，又具有相对性。因此，要求司法者对每一案件的审理结果都达到绝对的实体上的正义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绝对的实体正义的设想必将陷入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反映论的泥漳。司法者能够而且应该追求的目标，应当是程序正义，而非实体正义。

2、司法公正、效率与效益。司法公正已成为现代司法制度的重要价值理念之一，这是无可争执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现实又要求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及时、快捷，提高办案效率，尽快使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恢复正常，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因此，办案的高效率也是现代司法的重要价值取向之一。诉讼效益也是我们应当追求的目标，要注重效益就必须节约司法资源，减少法院成本、当事人的时间、金钱支出，缩短诉讼周期。可见，公正应当是讲求效率、追求效益的公正，效率应当是在公正基础上并符合效益原则的效率，效益是又有效率又符合公正的效益。同时，也应看到公正与效率、效益之间是有冲突的，在追求司法效率和效益时，可能导致当事人各方无法完全地提出证据、阐明主张和充分辩论，法官无法冷静细致地认识事实和适用法律，从而限制了程序主体对公正的绝对追求。另一方面，若过分强调公正，则消耗极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于个案中，最终也无法保证从整体上对案件的公正审理。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程序的设计和操作应力求兼顾程序公正与程序效益并重的目标，仅仅强调任何一面都是不可取的。

3、对“以事实为根据”这一原则进行重新思考。(1)在司法实践中，完全认清事实真相是不可能的。“以事实为根据”的原则要求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完全认清案件事实真相，这是不合实际的。案件事实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可再现性从根本上排除了完全认清案件事实的可能性，而诉讼时限和法院人力、物力、技术等方面的制约又进一步限制了对“真相”的发现。(2)作为判决依据的“事实”是法律事实，而不是客观事实。作为案件的“局外人”和法律的执行者，法官最终得到的关于案件的事实是经过一系列技术性处理，从而深深打上“法律的烙印”的事实，这种“事实”可能与客观事物近似，但不可能完全重合。(3)法律事实的形成是一项技术性工作，必须借助相应的程序来完成。最后作为判决依据的事实，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以客观事实为“原材料”，经所有诉讼参与人集体劳动加工得到的“制成品”。为了使最后作为

判决依据的事实尽量真实和符合法律的要求，并保证一定的效率，对于“以事实为根据”的提法，理解为“应使判决所依据的事实尽量与客观事实相吻合”，较为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