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刑事诉讼

环境刑事诉讼（精选12篇）

环境刑事诉讼 篇1

一、环境刑事诉讼立案管辖的现状

立案管辖是公、检、法三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立案受理环境犯罪案件的制度。该项制度实质上是三机关立案权力的配置问题。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罪、环境监管失职罪、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罪、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动植物检疫失职罪等, 由检察机关立案管辖。《刑法》第六章第六节所规定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等十五项罪名由公安机关管辖。可见规定的还是比较明确的。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是根据《刑法》来制定的, 而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修订的时间早于《刑法》, 因此, 对于环境犯罪的立案管辖问题, 《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充分考虑到环境犯罪的特殊性。

在实践中, 以刑事法律的手段加强环境保护已经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并且逐渐达成了共识。但是, 在现实的工作过程中, 环境犯罪案件经常因其双面性而被人们误以为其无论如何也不会构成犯罪, 或者将环境犯罪案件当作普通的案件进行立案和侦查, 使得环境犯罪案件的受案率很低, 也很难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立案并且展开侦查。

二、环境刑事诉讼立案管辖存在的问题

(一) 违背回避制度, 司法公正性受质疑

诉讼程序永恒的生命基础在于它的公正性, 世界各国普遍设立回避制度的原因也主要是基于回避制度的目的是使司法免受冲突者利益关系的制约和影响。目前, 我国的公安机关在性质上是行政机关, 受政府机构的领导和制约。政府政绩考核的主要标准仍然是经济的增加速度。为此, 政府对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企业往往采取保护措施, 而忽略其对当地的环境所产生的不利影响, 特别是近些年, 环境污染较重的企业在逐步的向郊区或者是农村转移, 那里的经济更加的落后, 为了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 当地的政府更是对污染、破坏环境的企业实行保护, 甚至是纵容, 对污染、破坏行为“以罚代刑”,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例如, 2001年,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齐化集团的一次大的污染事故造成了榆树屯村428亩土地变成了“长久不能利用”的土地。不但未对其追究刑事责任, 反而政府为了“配合企业生产和支持企业生产”, 不顾村民的反对, 将这些被污染的土地出租给齐化集团, 作为它的废渣堆放场。环境监管部门在接到村民的反映后, 仅仅是以齐化集团违反土地管理法相关规定为由, 对其处以30万元的罚款, 并且责令齐化集团补办临时用地审批手续。而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 齐化集团的行为已经构成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可见, 污染、破坏环境企业与受害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已经转化为受害人与政府之间的冲突, 因此, 如果由公安机关负责环境犯罪案件的侦查, 就出现了“自己做自己法官”的不公正现象, 会使司法的公正性受到质疑, 影响司法的公正形象。

(二) 冲突解决机制不畅

环境犯罪的冲突主要是存在于公安机关与检察院之间。具体的体现为两种情形:一种是一人所犯数罪, 既有属于公安机关管辖的, 又有属于检察院管辖的, 应当如何确定管辖机关;第二是渎职犯罪与本案之间的冲突。

根据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对于两种情况在侦查阶段一般采用“从罪随主罪”管辖原则。但是, 对于主罪和从罪的标准, 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特别是环境犯罪案件, 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就会出现争抢管辖或相互推诿的状况。此外, 第一种情形是一个人实施数个行为, 触犯数个罪名, 这数个行为和数个罪名之间不一定相关联;而第二种情形是不同的主体触犯不同的罪名, 两个案件之间具有关联性, 两种具有本质上的区别, 如果采用了同一种如此笼统的解决方式, 这对于案件的侦查是很不利的。

(三) 受案机关工作人员专业性不强, 难以处理复杂环境犯罪案件

环境本身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 法律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可以说要想高效、公正的处理环境犯罪案件, 需要具备环境自然科学及法律两个方面的知识素养。根据我国目前的司法工作人员招收方式, 我国司法系统的工作人员多是通过公务员考试录用的法学专业的人员。这些人在正式的加入到司法系统以前, 很少有人接触过环境犯罪案件, 而同时具备环境科学知识和法学知识的人员就更少了。这就给案件的侦查和审理带来了很多的问题, 如不能及时发现环境犯罪或相关的线索, 对一般环境犯罪或相关线索不予重视;将环境犯罪作为普通犯罪而立案查处等。

三、环境刑事诉讼立案管辖的解决建议

立案管辖是所有管辖制度的入口, 如果这一关没有把好, 剩下的管辖制度就可能形同虚设, 无法发挥其应有的功效。对于环境犯罪的立案管辖, 国外已经有一些国家建立了专门的立案管辖机关。如波兰早已建立了国家环境检察院, 专门从事环境保护检察工作。笔者认为也应当在我国检察院内设立环境犯罪专门立案管辖部门, 因为它具有其他机关所不具有的优势。

(一) 设立专门立案管辖机关, 维护司法公正

设立专门的环境刑事诉讼立案管辖机关, 最主要的是可以缓和环境犯罪中被害人与管辖机关之间的冲突, 树立司法公正形象。环境犯罪是现代工业快速发展的产物, 其自身具有明显的高技术性, 对其进行有效侦查确实需要具有环境专业知识的侦察机关来进行。各级检察机关在性质上属于司法机关, 受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 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独立, 可以较好的排除来自行政机关或者其他外界的干预, 符合回避制度的设立目的。

根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 省一级人民检察院和县一级人民检察院, 根据工作需要, 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可以在工矿区、农垦区、林区等区域设置人民检察院, 作为派出机构。此外, 我国已经有了在基层检察院和分院设立专门检察院的实践。目前, 我国环境犯罪案件较其他传统犯罪案件而言数量较少, 设置专门的环境检察院会导致资源的浪费;而派出机构在工作人员的素质、技术条件等方面较为薄弱。因此, 可以在县级检察院和市级检察院内部设立环境犯罪侦查处 (科) 。县一级的检察院, 数量多, 范围广泛, 具有便于案件的侦查和方便群众进行检举和控告等优势。市级的环境侦察机关应当作为重点来设定, 主要管辖影响范围较大的污染类的案件, 因为污染类的犯罪需要更加专业化的工作人员。

(二) 明确环境犯罪的特殊性, 将环境犯罪与普通案件合并管辖

将环境犯罪由专门的立案管辖机关进行管辖, 在本质上是对环境犯罪实行特殊管辖。根据特别法律规定优于普通法律法理及法律精神, 应当将两类案件合并由环境刑事诉讼专门机关立案管辖, 同时也符合诉讼经济原则;此外, 也免去了因无明确的“主罪”和“从罪”标准而使得立案管辖机关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 增强法律的权威性。

(三) 选拔专业立案侦查人员, 提高工作人员素质

制定出合理的制度必须有专业的人员去运行。大多数环境犯罪属于高科技犯罪, 具有很强的专业性, 要想高效的立案侦查, 对犯罪分子提起公诉, 使其受到法律的制裁, 需要专业的立案人员和侦查人员。这些人员可以首先从环境保护部门中进行选择。环境保护部门的工作人员长期接触环境保护工作, 对于环境科学知识的了解程度要好于普通的工作人员;其中的执法工作人员, 对相应的环境法律知识也有很好的了解。在正式的上岗之前以及正式执业后, 还应当定期进行专业的技术培训, 形成一门专业的环境犯罪侦查队伍。

此外, 设立专门的环境刑事诉讼立案管辖机关, 符合我国法治要求, 以及司法专业化的国际化大趋势。

总而言之, 环境刑事诉讼是一类特殊的诉讼, 应当与其他类型的犯罪有所区别。因此, 应当实行环境刑事诉讼专门立案管辖。

摘要：对于环境刑事诉讼立案管辖问题, 目前我国法律并没有特殊规定, 在应对环境犯罪时出现了违背回避制度, 司法公正性受质疑、冲突解决机制不畅及司法工作人员缺少环境专业知识等问题。为此, 设立专门立案管辖机关、选用专业的工作人员, 可以更好地发挥刑事诉讼法律保护环境的作用。

关键词：环境刑事诉讼,立案管辖,专门立案管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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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延祥, 张少林.刑事管辖常见争议问题解析[J].法学, 2007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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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刑事诉讼 篇2

07级法硕张洁学号 107262007649

摘要：环境公益诉讼是公益诉讼中的一种，是发生在环境资源领域，以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相关法为依据的一种公益诉讼。在我国,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非常严重，设置环境公益诉讼已经非常迫切。本文试从环境公益诉讼的特点，我国公益诉讼的现状来分析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并就环境公益诉讼的内容提出本人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公益诉讼环境

公益诉讼是与传统的维护私人利益的私益诉讼相对的一种诉讼模式，指公民个人或社会团体对于社会公共利益遭受损害或可能遭受损害而提起的诉讼，公益诉讼突破了传统诉讼法体系仅仅立足于维护个人私益,即仅就私益纠纷,公民可以通过法院以司法力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限制。公益诉讼起源于古罗马，被赋予现代意义并引起广泛关注,始于20世纪，科技进步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导致社会利益关系发生变化,一些传统的民事行为不再单纯影响当事人自己,而且影响社会公共利益,这类纠纷具有传统诉讼方式难以容纳的新要素。

一、环境公益诉讼的内涵及特点

环境公益诉讼是公益诉讼中的一种，是发生在环境资源领域，以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相关法为依据的一种公益诉讼。具体是指公民、社会团体和其它组织针对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或其它组织及个人的不当行为或违法行为致使环境受到或可能受到污染和破坏的情势下,为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不受损害而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环境公益诉讼与传统私诉讼私益诉讼相比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条件不同于私益诉讼，环境公益诉讼被诉行为侵害或危及到的是社会性的公共环境权益,一般并不直接损害原告私人的利益。因此对原告的起诉资格不再是人身权和财产权受到非法侵害的人,环境的侵害成为具有原告资格的充分理由，申请人如能表明一些实质性的不负责任或滥用职权即为适格,而不在于是否涉及他的个人权利或利益。原告起诉资格的限制不断放宽,从而使越来越多的公民个人或其他组织(私人力量)通过司法力量维护(环境)社会

公共权益的渠道愈加畅通。

其次,环境公益诉讼具有公益性和显著的预防性。公益诉讼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和保全环境公共利益，与私益诉讼相比,公益诉讼的提起及最终裁决并不要求一定有损害事实发生,只要能根据有关情况合理判断有社会公益侵害的潜在可能,亦可提起诉讼,由违法行为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样可以有效地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不受违法侵害行为的侵害,把违法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在环境公益诉讼中,这种预防功能尤为明显且显得更为重要,因为环境一旦遭受破坏就难以恢复原状,所以法律有必要在环境侵害尚未发生或尚未完全发生时就容许公民适用司法手段加以排除,从而阻止环境公益遭受无法弥补的损失或危害。

再次,环境公益诉讼不能简单的归为一种独立的诉讼类型,这种诉讼形式根据被诉对象的不同分别适用于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程序。如果被诉的对象是对环境公益造成侵害或有侵害之虞的行政机关或其他公共权力机构,即为适用于行政诉讼程序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如被诉对象是公司、企业、其他组织或个人,即为适用民事诉讼程序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二、在我国构建环境公益诉讼的必要性

首先，在我国,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非常严重，深刻的环境危机不仅使人民的生命健康和社会生活遭受严重侵害,而且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环境问题是全球性的,不断恶化的环境形势,在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显得尤为严峻和突出。长期以来，对于环境的保护主要是通过各级政府的环境保护机关全面行使对环境保护的执行、监督、管理职能,并对全社会环境保护进行预测和决策,以实现对各类社会危害行为的监控,。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及经济的迅速发展，对环境的破坏形式和破坏程度较以前都有所扩展，仅以行政管理的力量已经不能全面的保护环境，行政监督的缺位与低效,及环境行政执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等所有这些因素,致使日益扩张的行政权力不仅未能有效地承担起维护环境公益的重任,甚至它本身还构成了对公共利益的威胁。我国是个人口大国，公民，社会团体等社会力量的监督能起到迅速制止各种环境侵害行为,及时地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作用。所以突破传统诉讼法理论，畅通公民提起公益诉讼的渠道,建立公众参与环境管理运作的环境公益诉讼机制已成为现实的迫切需要。

其次，当今中国的法律体系组含着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萌芽，在立法方面，出现大量含有环境公益诉讼内容或色彩的法律条款.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2条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第26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既然人民是一切公权力或国家权力的所有者，在国家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普通人民当然有权提出救济，法律等其他规范性文件，诸如《行政诉讼法》第2条，《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都隐含了关于环境问题受到侵害时公众、社会群体是有权提出救济的；在司法实践方面，已经有环境公益诉讼的成功案例。例如山东省德州市金鑫化工厂的污染事件，理论界学者认为这是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中国化的典型案例。二十余年来,我国环境法学界(近年来甚至包括部分宪法学者)对环境权理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从最初的介绍西方理论到结合我国国情进行深入研究,我国环境法学者在环境权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最后，社会公众维权意识和环保意识的提高为公益诉讼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环境意识是人们对环境和环境保护的认识水平和认识程度,又是人们为保护环境而不断的调整自身经济活动和社会行为,协调人与环境,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实践活动的自觉性。公民的环境意识是人类环保事业的基础和先决条件。任何国家的环保事业如果没有公众的参与和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随着物质财富的丰富，公民对生活环境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自觉参与到环境保护中,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热情空前高涨。另外,中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利益群体极其多样化,代表他们利益的社会团体,遍布社会的各种民间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其拥有的大小不等的社会权力的影响与支配力也无处不在。允许这些团体根据法律提起维护公益的诉讼,与当代权利多元化和社会化趋势正相契合。随着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出现了一些以维护环境公益为宗旨的环境团体组织,通过这些团体,公众可以更全面、更有效地参与管理环境事务。这些团体将一定范围内个人的力量聚合起来,并与公民个体一起奠定了环境公益诉讼的群众基础。

三、在我国建立环境公益诉讼的内容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是与传统诉讼具有质的差别的新型诉讼制度,其在我国的确立不仅需要实践上的要求和经验探索，也需要深细致的理论准备。笔者在此提出几点建议:

首先，从环境公益诉讼的客体上讲，要从立法上确立环境公益诉讼客体，即环境权。无论传统诉讼还是公益诉讼，其目的都是保护相应合法利益，如果没有利益可保护，也就没有诉讼的必要，而我国现存的相关法律对环境权没有确切的规定，导致人民法院对此类案件审判盲区的形成,法院对侵犯环境公益的行为束手无策,使环境违法行为得不到有效的控制。所以在宪法和环境保护法中明文确立环境权,以使环境公益诉讼具有可操作性，使公民的环境权落到实处。关于环境权的内涵可参考1972年《人类环境宣言》中的定义:人类有权在一种尊严的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证和改善这一代和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

其次，从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上讲，应赋予一切自然人和单位以诉权。环境的好坏事关每个人的生活质量和生存发展，既然是为保护国家环境权益和社会公共环境权益而设置的程序制度,就应当体现其社会性、公共性，任何人认为环境被损害，对自己的生活或社会公共利益造成影响都可以以环境权受到侵害为由提起公益诉讼。只有允许更广泛的更能代表不同层次利益的法律主体进行公益诉讼, 便于形成强大的诉讼合力,充分保障违反公益的行为受到法律追究，才能弥补国家行政机关在保护和监督环境方面的不足

第三，在举证责任方面，本人认为应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举证责任事关诉讼的成功与失败，如果在环境公益诉讼中适用我国民事诉中“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原则，则无疑给原告设置了诉讼障碍，影响公众提起公益诉讼的积极性，因为,在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作为原告,特别是公民个人作为原告,在许多情况下不可能就某些事实进行举证。一是由于受害人缺乏收集证据的技术手段;二是由于发生危害的复杂性和说明危害发生机制的困难性,使受害人无法举证;三是由于科技,文化水平的限制,一般人难以知道某种污染可能造成的危害。因此,为了实现原、被告双方力量均衡,许多国家在环境侵害案件中实行无过错责任和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规定主要证据由被告提供。比如美国《密歇根州环境保护法》第3条规定:原告只需提供表面证据,证明污染者已经或很有可能有污染行为,即完成了举证责任，若被告否认其有该污染行为，或否认其行为会造成那样的损害结果,则必须提供反证。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使公众的举证责任得到减轻,有利于公众为了维护公共环境利益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

最后，环境公益诉讼中其他相关制度的设置，关于诉讼费，由于环境的治理和恢复往往需要耗费巨大的资金，如果根据标的计算将是一笔高昂的费用，再加上《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的规定，该笔费用应该由原告预交，将不利于鼓励公众积极诉讼，所以对诉讼费用的承担上的适当改进，民众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是为了维护环境公益,受益人也不限于本人,往往是不特定的多数人或整个社会。如由原告独自承担诉讼费用就不公平,因此我认为应把民众的环境公益诉讼列入不预交案件受理费的范围。从而保证民众不致因负担诉讼费用显有困难而放弃对环境公益的保护。另外,对于需要做的鉴定及律师费用可根据公平原则由被告分担合理费用。

浅析环境公益诉讼 篇3

关键词：环境公益诉讼；环境公共利益； 环保法庭

一、环境公益诉讼的概念与特征

环境公益诉讼是指公民或法人，出于保护全人类公共利益目的，针对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及个人的不当或违法行为，在致使得环境已经受到或可能受到损害的情势下，向法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一）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具有广泛性

一般来讲，当前我们面临的环境问题不是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企业的行为造成的，而且因为环境破坏所遭受损失的主体更不是某一个人，甚至不是某一个区域的人，那么按照传统的诉讼制度要求确定原被告的身份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公益诉讼的原告人即提起公益诉讼的人，可以是任何组织和个人，只要认为公共环境利益受到侵害，都可以作为公益诉讼人。这样的规定使得普通市民拥有了环境司法救济的权利，大量的破坏环境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可以通过起诉、审判的方式被批露，有效制约社会权力滥用。

（二）环境公益诉讼的目的具有公益性

公益性又被称为非直接利益相关性，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和与传统诉讼的原告不同，不以实现私人利益为目的，其所追求的是整个社会的公平与公正。也就是说原告起诉的原因并不是自身利益遭受损失，而是公众的利益遭受不法侵害。例如，一个渔民因为企业的污染导致自己无法从河里捕鱼而起诉该企业，那么这种起诉只能是传统意义的诉讼，但是如果是一个律师发现这种现象而到法院进行起诉，那么这种就可以称之为公益诉讼，即起诉主体和所实现的利益没有直接相关性，原告仅仅是为了公众利益而起诉。

（三）环境公益诉讼的功能具有预防性

当前的自然环境在人类的破坏下，可以说是非常脆弱的，大自然一旦遭到破坏，事后补救是非常困难的，而想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既可以是为了已经遭到侵害的环境利益，也可以是尚未发生的损害。这样可以有效的保护环境，从这一点上来讲环境公益诉讼具有预防性功能。

二、我国现行环境侵权诉讼制度存在的缺陷

（一）环境诉讼中原告主体资格过于严格

我国目前存在的环境民事诉讼和环境行政诉讼均属于私益诉讼，即原告起诉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个人利益，而不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更不是出于保护环境的目的。因此，将主体资格仅限定为直接的利害关系人，将会导致环境的公共利益在受到损害的情况下无人问津，即使有人关注也因没有诉讼主体资格没有办法向法院提起诉讼。虽然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中规定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可以是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但是法律界定确实相当模糊，并没有明确怎样的机关组织可以进行诉讼。

（二）现行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不利于环境诉讼

我国法律规定的民事诉讼时效一般为2年，最长为20年。但由于环境侵权过程的复杂性，损害结果的渐进性和潜伏性，为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我国《环境保护法》将环境诉讼的诉讼时效延长为自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3年内。然而，对于环境污染所产生的后果，别说是3年就是20年的保护期限也可能远远不够。因此，笔者认为，为了更好的保护环境公共利益，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应当取消环境公益诉讼时效的限制，使得破坏环境的违法行为在任何时候都能收到法律的追究，也可以减少致害人逃避法律惩罚的侥幸心理。

（三）损害结果的认定不利益环境诉讼

因为环境污染对在环境中工作生活的人们所造成的损害方式复杂多样，且专业性、技术性非常强。所以损害的结果一般都是无法确定和计算的。这一点在环境公益诉讼中表现的特别明显。这样的现实暴露出来了当前环境公益诉讼的一个很大的难点--即无权威的认定结果，而法院在判决的时候也没有一个既定的标准。最终就会导致对损害结果赔偿的很少。

（四）事后补救不利于环境保护和环境诉讼

大自然在经历了这么多的破坏后，已经变的非常的脆弱，自然生态平衡也遭到破坏，如果一旦彻底失衡则是不可逆转的。因此这一特性决定了当前我们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应当走预防之路，而不是事后救济之路。事后补偿以损害结果的发生为前提，如果自然生态平衡遭到彻底破坏，那么事后什么补救措施都是无济于事的，这样的行为甚至只能导致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

三、完善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建议

（一）放宽原告诉讼主体范围

既然是公益诉讼，就应当放弃传统民事诉讼中的"直接利害关系"的规定，允许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另外，原告的范围也应当扩大，不应当仅仅限定于个人，还应当明确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国家机关等均可作为原告对于破坏环境侵害环境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诉讼。一些具有影响力的社会团体比如环保协会这样的组织在专业、资金技术等方面可以弥补个人的不足，如果在加上律师协会的协助，那么比起某个人的干预效果要好很多。所引起的社会反思也要大的多。

（二）合理规定原告的诉讼费用

根据当前我国的诉讼收费办法，诉讼费一般是由原告先交上，最后由败诉方承担。然而环境公益诉讼保护的是公众的环境权，原告起诉是为了维护环境公益，一般牵涉的事情比较多，尤其是对于污染的检测和污染的大小以及造成的潜在危险等等都需要专业知识的判断，从而导致的诉讼费用非常高，而这些费用由一般个人或者组织来承担都是非常困难的。高额的诉讼费对于公众参与环境公益诉讼是一个很大的障碍，使得环境公益诉讼变得毫无实际意义。因此，对于这一点，我们应当针对不同的起诉主体，规定不同的诉讼收费机制：1）若是由检察院作为原告提起的诉讼，则可以考虑诉讼费由国家或者地方财政支出，因为检察院是国家机关，行使的是国家权力。2）对于个人或社团组织为原告提起的诉讼，可以通过建立公益诉讼基金的方式，从社会募集资金。这样可以减轻原告的诉讼费用。同时，我们还应该强调的是当败诉时，应当让原告承担一定的诉讼费，这样在可以有效防止诉讼泛滥。

（三）建立专门的环境审判庭

环境污染案件在审理过程中，所需要的专业知识相当的多。因此外国基本上都设有针对环境公益诉讼的特别法庭。目前我国在贵阳、无锡也设立了环境审判庭，专门受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但这致使个别的，还没有推广到我国的大部分省份。并且，我国应当设置相应的专业鉴定机构来确定环境污染的危害和影响。

（四）取消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时效

根据前文所述，环境污染造成的结果具有潜伏性，短期内很难发现，并且即使发现了结果而对于造成此结果的原因也很难确定。比如一些重金属的污染要经过几年甚至几十年才发现。所以，应根据环境污染的特点，取消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时效。

环境污染带来的问题越来越多，保护环境刻不容缓。但是，这需要公民的积极参与，而最主要的是我们应当严格污染物排放规定，掐断环境污染的源头。可以说，公益诉讼仅仅起到了一个事后救济和时候惩罚的作用。真正要改善现在的环境，需要建立更完善的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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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刑事诉讼 篇4

对于刑事诉讼主体的定义, 有三种说法, 第一、根据其权力和义务划分的定义。刑事诉讼主体, 是在刑事诉讼中, 按照一定的规范和要求, 参与诉讼活动, 并且依法享有一定权利, 并需要承担一定义务的个人或者是国家机关。第二、按照刑事诉讼主体的作用来划分。环境刑事诉讼主体, 在诉讼过程中, 具有相对独立性, 并且影响着诉讼过程的提起、发生和发展, 对诉讼结构具有决定性的引导作用。第三、按照职能来划分。环境刑事诉讼主体包括在环境诉讼中承担控诉、审判或者是辩护的国家相关单位或个人, 明确点说, 就是自诉人 (也可以是具有控诉职能的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和审判机关。环境刑事诉讼主体具有独立性、参与性、决定性、功能确定性, 并且一切以保护环境, 惩罚犯罪为最终目标, 环境刑事诉讼主体的各方面都是以保护环境为最终目的的, 是法律程序实施和开展的各方面相关人和机关单位。

二、环境刑事诉讼主体现阶段存在的问题

现阶段, 经济社会不断发展, 人们的生活水平也越来越高, 但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环境问题却越来越突出, 并且保护环境的法律条例实施以后, 却没有收到很大的成效, 这就使得我们必须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和探索, 到底环境刑事诉讼问题出在什么方面, 这就需要我们根据实际情况, 不断发现环境刑事诉讼过程中的问题。环境刑事诉讼主体对于环境诉讼和保护起着能动性作用, 是决定环境诉讼和引导环境诉讼的关键部分, 在这方面, 主体相关问题也还存在着以下问题:第一、立案过程中, 立案主体受到了直接和间接的行政干扰, 导致立案程序不能顺利进行。第二、侦查主体对于侦查活动存在不适应性, 侦查机关人员的素质和质量也存在问题。第三、对于起诉主体, 限定了过多的范围和责任, 使得人民或者机关不敢起诉, 害怕承担责任。第四、审判主体的相关司法行为不明确。有些审判人员选择性司法, 或者是不履行相关的责任和义务, 导致司法活动不能顺利开展。第五、执行主体在实施执行时, 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约。由于各方面主体都存在着相应的问题, 所以, 现阶段的环境刑事诉讼与发达国家相比, 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需要我们不断的改革政府和相关法律法规, 不断的实现完善的依法治国策略。

三、解决环境刑事诉讼主体存在问题的对策

(一) 避开行政权力对其干扰作用

我们需要借鉴外国的环境刑事诉讼制度方面的措施和方案, 指导国内进行有效的环境刑事诉讼策略。首先要减少和避开行政权力对立案主体的干扰作用, 使得立案顺利开展。需要从强化政府环境责任、加重对相关政府官员的刑事责任、加强监督和管理政府行为, 从这三个方面不断的减少和避免行政权力对立案主体的干扰和影响作用。强化地方政府对于环境保护的责任, 并对违法犯罪行为施加严重处罚, 加强对权力机关的监督措施, 避免其以权谋私和独断专行。

(二) 完善侦查措施

侦查是诉讼过程的第二个阶段, 也是寻找关键证据的阶段, 如果没有健全的侦查机构, 没有完善的侦查方案, 没有能力强的侦查队伍, 那么即使提起了诉讼开端, 也不能保证后续诉讼过程的顺利开展。我们需要重新设置侦查主体的范围和条件, 成立专门的环境侦查机构、提升侦查人员的素质, 从人与机构这两个方面出发, 保障侦查过程高效可靠的运行。专门的侦查机构, 以及高素质高水平的侦查人员, 是侦查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的前提, 我们要完善侦查组织机构, 并强化侦查人员的知识结构, 确保侦查工作向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方向发展。

(三) 对起诉主体放宽限制条件

环境刑事诉讼的起诉主体, 是提起环境刑事诉讼的关键主体, 也是具有决定性的主体。如果没有环境刑事诉讼的起诉, 就不会有环境法真正的落实和实施。根据我国现有的国情, 适当扩大环境起诉主体的范围, 并加上法律的保护措施, 促进保护环境工作全民化的开展。可以从完善附条件的公民起诉制度和缩小起诉主体的证据收集范围这两个方面来放宽对起诉主体的限制条件。采用“有罪推定”责任制度, 实施有别于其他起诉制度的方案, 激发起诉主体的积极性。

(四) 规范审判主体, 确保司法独立性

在现阶段, 审判主体的行为在很多方面都做的不是很到位, 并且有些审判人员自身的行为已经触犯了职业道德, 也还存在着审判主体不专业的现象。所以, 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强化和规范:第一、明确环境犯罪的特殊性。环境犯罪, 其受害人是环境, 是无声的对象, 法律的制定, 应该尽快明确环境犯罪的特殊性, 将环境作为主体, 完善环境相关的法律法规。第二、引进和培养专业的环境法学人员。人才是审判开展的关键, 在环境诉讼中, 法官也需要了解环境相关的知识, 才能从环境的角度出发, 公正的进行审判。第三、保证司法独立性和公开性。可以设置专家陪审团制度。

(五) 强化执行措施

执行是保护环境的根本措施, 没有执行, 一切审判过程就是无功的。在执行过程中, 要加强与环境相关部分的沟通与合作, 并明确执行机构或者人员的专有执行权, 采取宽严共济的促使, 监督执行人员的行为, 使得执行工作顺利开展。

四、结语

环境保护的各方面主体都应该以保护环境为根本目标, 坚持落实和履行环境保护法, 维护环境保护的公平和公正, 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实现我国依法治国, 确保可持续发展政策的顺利实施。

参考文献

[1]刘丽明.环境刑事诉讼主体法律问题研究[D].东北林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0.

[2]蔡守秋.环境资源法学教程[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0.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研究 篇5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研究

齐澍晗

公益一词源于20世纪60年代，所谓公益诉讼，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公益诉讼包括所有为维护公共利益的诉讼，既有国家机关代表国家以国家的名义提起的诉讼，也有私法人、非法人团体、个人代表国家以自己的名义提起的诉讼。狭义的公益诉讼是指国家机关代表国家以国家的名义提起的公益诉讼，也就是我们所常说的公诉。

在我国，对于公共利益的保护，实体法有详细明确的规定：如《民法通则》第七条规定：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八条，第六十一条《合同法》第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九条等等。然而，实体法上具体的规定，但对于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权利如何去维护，诉讼法上面的空白，导致实体法无所适从。按照“有权利就必然有救济”的原则，在这里，对于诉讼程序制度存在的某些问题，提出个人的观点及解决之道。

一，诉讼主体

1.主体扩大化。

公益诉讼在古罗马已然形成，乃与私益诉讼区分而言，私益诉讼是保护个人所有权利的诉讼，仅特定人才可提起，而公益诉讼是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凡市民均可提起。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经济、垄断经济的发展，一些政府部门、垄断集团有能力从自身利益出发挑战公共利益，使得保护公共利益成为公众的实际要求，为公共利益而进行诉讼的案例增多，促进了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和完善。20世纪中期以来，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和逐渐高涨的环保运动使环境权作为人身权的一种受到公众的关注。因此，环境诉讼的主体资格的认定条件，已经不能仅限《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美国侵权法的新的规定，即“为提起禁止或取缔公益妨害的诉讼，公民必须具有作为一般公民的代表，或公民诉讼中的公民，或集团诉讼中的集团的一个成员所具有的起诉资格。”在日本水俣病损害赔偿系列诉讼案也表明，由于环境公益诉讼涉及的利益范围广，波及的范围有区域化功能化的特点，法院在权衡各方利益之下所做重新分配社会有限资源和利益的判决，在某种意义上影响环境和地区经济制度的建设而不仅仅是个案的救济。因此，只有把诉讼主体做扩大化解释，赋予公民个人，社会团体，行政机关部门，检察院及其他相关组织等间接利害关系人有环境诉讼的主体地位。而把某些需要国家予以特别保护的情况列为例外。这样也符合我国《环境保护法》第6条规定的规定，也符合我国现行的司法实践。

2.鼓励诉讼。

自公众参与原则和公众知情权的确立，公众作为环境行政部门和污染企业的第三者，有最广泛的发言权。因此，公民环境诉讼的活跃程度也是判断环境法实施程度的标志。美国在《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等主要环境立法中规定了公民诉讼条款及返还诉讼费等措施。为了鼓励公民环境诉讼，美国《清洁水法》规定，起诉人胜诉后，败诉方承担起诉方花费的全部费用，国家再对其给予奖励;美国《垃圾法》规定，对环境违法人提起诉讼的起诉人可得罚金的一部分。这些鼓励诉讼措施和推行律师和当事人“密切合作”思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面，提高公众的环境公益保护意识。

二，责任原则

我们制度，环境公益诉讼得任务并非完全是私权纠纷得解决，它还肩负着形成社会环境公共政策得神圣使命。它通过具体解决环境公益损害纠纷，隐含对各种与环境公益有关间接社会关系受到调整，为全体社会确立有关环境公益得行为指南，确认环境公益得价值，甚至可影响当地社会环境，经济政策得制定和执行。

环境诉讼中，为追究环境污染民事责任，许多国家结合环境污染民事责任作出相关的规。根据法国民法典1384条的规定，如果某人控制下的物品或活动造成了损害，原告不需要证明占有者的过错，只需证明该物品或活动的存在以及是在被告的控制之下，则被告应承担责任。1985年7月25日的欧盟指令(EEC85/274)建立了一项严格产品责任制度，规定产品的制造者对使用者所期望的安全负责;据此，法国也规定了一种严格责任制度。例如，对飞机产生的噪声、核事故或向海洋排放碳氢化合物，原告不必证明致害者有过失，而只需证明发生了损害。在法国，有关工作场所的事故的赔偿也实行无过错责任，雇员只需证明其在工作时间内在工作场所受到了伤害;一个工厂尽管遵守了所有行政上和法律上的规定，但如果对周围地区或邻居造成了烟尘污染或噪声污染，仍要承担责任，一个人可以对其邻近的工厂或邻居提起诉讼(相邻损害诉讼)。美国《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CERCCA)，规定了超级基金和有关补救责任，确定了有关当事人的连带责任性的严格责任，其法律效力具有追溯力，是对传统法理观念的一种突破……

无论是侵权责任还是刑事诉讼，往往采取过错责任无罪往往面对的是地区的经济纳税大户，基于某些原因，政府授权部门往往怠于行使其责任，或者干脆作为影子被告，因此当事人的诉讼地位是极不平等的。为保证裁判的正义性和保护社会国家公众利益，需要在诉讼的举证责任方面，做出某些特别的规则原则。首先，应该采取严格责任原则。作为举证存在困难的原告，往往不能证明损害的发生。甚至于会因被告告之谓商业秘密在不得顺利取证。处于弱势地位的诉讼人，唯有把举证责任归于被告，使正义天平重新平衡，才是解决之道。其次，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甚至可以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即不问是否损害发生，均应承担责任。尤其是在公众知情权的制度建立方面，对于怠于行使公开信息的被告，追究其怠于责任。最后，还应提出引进创新原则，一是权衡各方利益原则。在个人利益，社会利益，公众团体利益相互冲突的时候权衡各方利益，认真考虑，现在和未来的利益，争取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二是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在合同法上面，关于缔约人有期待权的利益保护。因此，我认为，公众对于政府职能部门的信赖，由此产生赋予政府的权利。故此，政府部门怠于其责，对于公众造成损害，尤其是环保部门对于环境损害的视而不见，公众有权依据信赖利益，予以诉讼。

一，惩罚原则

对于环境诉讼案件得处罚原则，因民事案件，刑事案件和行政诉讼案件得类型不同而不同。

1.刑事案件。

我国现行《刑法》对于环境犯罪得刑事处罚措施与其他普通刑事犯罪的刑事处罚措施相同，在一定程度上的确起到了遏制犯罪和威慑力作用，然而，对环境来说，并没有得到补偿。目前，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和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千亿源，国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才力去恢复，负担沉重。

国外已有针对环境犯罪适用重建被损害的环境这种刑事措施的规定。1997年1月1日生效的《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26章有关环境犯罪及处罚的规定中普遍规定了一种不剥夺自由的劳动改造的刑罚手段。第250条对“污染水体罪”的处罚规定为“处数额为最低劳动报酬100――200倍或被判刑人1――2个月的工资或其他收入的罚金，或处5年以上剥夺担任一定职务或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或处1年以下的劳动改造，或处3个月以下的拘役。”第254条对“毁坏土地罪”的处罚规定为“处数额为最低过去报酬200――500倍或被判刑人2个月――5个月的工资或其他收入的罚金，或处3年以下剥夺担任一定职务或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或处两年以下的劳动改造。”等等。《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关于环境犯罪普遍规定的这种不剥夺自由的劳动改造就是责令犯罪人用自己的劳动去恢复被损害的环境。有了这种刑罚手段的.规定，法院可以对合适的环境犯罪人直接判其用劳动去恢复被破坏的环境。在我国对于环境犯罪的犯罪人制裁的特殊性，已经被我国司法界所注意。

因为笔者认为，针对环境犯罪的特点，以及国内外对于实体法刑罚上面的规定，和方便实施，应该增加新的处罚程序，让类似于责令恢复环境，集中学习环境保护法等强制措施作为程序的补充，以便于既可以制止进一步犯罪，方便调查，又使环境价值可得以恢复，让我国环境刑事处罚措施日益完善。

2.行政案件

我国行政诉讼中，当时人有扩大的趋势，不过在诉讼处罚中，往往力度不够。当地政府基于种种原因的不作为，常常使环境公益诉讼限于执行难的问题之中。()更何况，所谓“地方保护”主义，说是为当地百姓的经济利益，实际上乃是政府乃至少数官员的小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因为，针对与环境污染牵涉利益广大和损害严重的特点，应该在行政诉讼中，加大处罚的力度，充分考虑执行难的问题，从只追究组织单位的责任发展到把任何拒绝对违法单位处罚行为单位的政府官员和公司管理者追究其个人责任。

3.民事诉讼。

在民事诉讼中，环保局，社会团体，公民个人和其他组织均有权提出。在今年5月21日陈法庆以挂号信函的方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法制办和国家环保总局5个部门各寄出了一封内容相同的建议书，其中提到：“现行的环境法律对污染者惩罚太轻，治理污染的投入比行政罚款高数倍甚至几十倍，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污染制造者宁愿认罚也不守法。一些污染企业在当地是英雄，是政府的红人，在发展经济的口号声中，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走‘先污染后治理’、‘先发展再保护’的弯路。如果长期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环境污染就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现象了。”笔者认为，应针对环境诉讼案件的特殊性，对于违法人发出的民事责任裁决加大处罚力度，救济范围扩大，救济方法也包括勒令停产整顿，消除污染，预防污染，禁止生产提供详细信息报告和赔偿损失。以此杜绝因为违法成本低于守法成本，而造成的“怪”圈。

浅谈环境公益诉讼 篇6

【关键词】公益诉讼；环境保护

公益诉讼，通常是指组织或者个人针对损害国家、社会或者不特定多数人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供指控，并提请法院追究相应法律责任的诉讼活动。例如，环保组织为了保护公共环境利益，制止危害环境的行为提起的诉讼，即属环境公益诉讼。

环境公益诉讼的出现，是我国环境意识提高和司法进步的表现。环境民事公诉，是环境公益诉讼的新发展，特指由国家公诉机关为保护公共环境利益，针对环境违法行为提起的公益诉讼。作为一种新的环境诉讼形式，值得关注和探讨。

1979年的《环境保护法》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2003年9月1日开始实施的《环境影响评价法》意义也十分深远，首次将中国公民的“环境权益”写入国家法律，它意味着群众有权知道、了解、监督那些关系自身环境的公共决策，意味着谁不让群众参与公共决策就是违法。但在“参与”的具体条件、具体方式、具体程序上还缺少明确细致的法律规定。

自公众参与原则和公众知情权的确立，公众作为环境行政部门和污染企业的第三者，有最广泛的发言权。环境公益诉讼正是公众环境权益受到侵害时的法律救济途径之一，少数人，少数企业甚至个别地方为了自身小范围的经济利益，不惜以牺牲其他人、其他企业甚至其他地区的环境权益和发展资源为代价，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并可能由此造成冲突，这种行为如果长期得不到纠正，势必会对社会稳定和安全构成隐患，这种情况下，国家应当设计适当的程序和渠道，容许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以使合法环境权益的侵害者得到及时有效的补偿。另一方面，目前我国环境违法现象相当普遍，但行政部门的法定授权有限，行政执法措施特别是强制性执法手段严重不足，对于某些侵害不特定多数人、特大区域的环境民事权纠纷，心有余而力不足。相反，通过司法途径，由公众向国家司法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请求人民法院行使裁制权，并辅以司法强制执行手段，责令侵害人停止环境侵害行为，赔偿环境损失，直至恢复原状，可以大大弥补环保部门执法手段之不足，从而也有利于强化环境法治。

1.环保部门执法手段有限，环境公益呼唤环境公诉

环境诉讼是公众参与环境管理的一种重要形式，当环境影响评价作为第一道预防性的环保防线被突破时，对破坏环境的行为提出诉讼，要求赔偿就成了第二道救济性的环保防线。

根据我国现有执法体制，行政机关虽然承担了国家机器运转的绝大部分职能，但法律赋予行政机关的强制执法手段极其有限，手段与职能之间距离很大。这种现象在国有资产管理领域如此，在环境管理领域更是突出。从目前实际情况来看，检察院以公诉人身份介入环境公益保护十分必要。

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起诉的“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如果国家利益受到直接损害，就需要有适当的国家机关作为利害关系人代为诉讼。《环境保护法》第41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者“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如果国家公共环境资源受到直接损害，也需要有适当的国家机关作为利害关系人代为诉讼。

在现实生活中，许多环境污染行为没有直接侵犯特定的公民，法人或组织的权益，“直接利害关系”或者“直接受到损害”的条件，往往使得无人享有诉权。即使法律赋予了公民起诉权，也常会因个人不知、不能或不敢等种种原因而不起诉。环境行政部门又往往缺乏强有力的执行手段，如行政体制方面的限制，心有余而力不足，致使许多环境违法行为长期得不到有效制止。四川雁江区清水河污染案就十分典型。当地环保局虽然可以要求污染企业限期停产整顿，但对逾期不改者，依法没有独立的强制执行手段；即使报请政府关停或者申请法院执行，实际效率大多极其低下。受害农民与污染企业交涉无果，担心胜诉无望和诉讼费用的负担，致使无人起诉。

从起诉条件上看，原告须与案件有利害关系。人民检察院虽然不会涉及到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益，但从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来看，是符合起诉条件的。因为国有资产流失，环境污染，行业垄断等行为，有时侵害的是不特定的对象，没有明确的受害人或适合的原告，又不能形成集团诉讼。保护国有资产和公共环境利益是国家的责任，但国家是一个抽象主体，国家要保护这种利益，就需要代言人，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以保护国家，集体利益为职责，它依法承担着国家的公诉职能。在存在诉讼障碍的情况下，人民检察院从保护国家和公共环境利益和制止不法行为的目的出发，运用公力救济的司法手段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应当视为与本案诉讼标的有特殊的直接利害关系。由其代表国家为公共环境利益提起环境民事公诉，不仅是必要的，也是符合法治原理的。

正如《人民日报》2003年1月22日在关于湖南省岳阳县检察院为保护国家资产提起民事诉讼的报道中所指出的：“实践证明，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由检察院对违反法律法规，侵犯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实现对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救济，实现保护和监督的统一，既符合宪法精神，也符合我国国情。”毫无疑问，这种评论完全适合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环境权益并不仅仅属于私人，它更多地属于社会公益，而要加大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惩治力度，环境诉讼的主体就应从直接的受害者扩大到政府环境保护部门、环保组织、公众，把污染企业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并形成污染企业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态势，从根本上扭转污染反弹的现象。

2.环境民事公诉：不同于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的特征

（1）就运用情形而言，它是在公共环境利益遭受环境违法行为的现实侵害，而受害人在起诉方面存在障碍，环保部门的行政管理受到实际限制的情况下，由检察院作为公诉人，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追究环境违法行为人法律责任的诉讼行为。它不同于环境刑事公诉，因为环境违法行为尚未构成环境犯罪。如果环境违法行为涉嫌环境犯罪被提起公诉，即属于刑事附带环境民事公诉。

（2）就诉讼目的而言，它以排除污染危害和赔偿污染损失为基本诉讼请求，主要是通过追究造成环境污染破坏行为人的民事责任，实现对国家和公众利益的保护和救济。这使其与环境行政诉讼（目的主要在于撤销或变更环保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和环境刑事诉讼（目的在于确定被告人是否犯罪和刑罚）相区别。

（3）就当事人而言，检察机关作为环境民事公诉人，除了国家和公共利益，它并不谋求任何自身的私利，因此它既是原告，也是法律监督者。被告人则是造成环境污染破坏的行为人。

（4）就案件来源而言，它有多种来源，如群众举报、专门机关移送、自己发现等。作为公共力量的救济途径，环境民事公诉一般应当在受害人和环境行政部门试图制止环境违法而不能之后，作为一种置后的司法救济程序而提起。因此，受害人和环保部门移送应当成为主要案件线索。

（5）就起诉条件而言，它应当有明确的环境违法行为人作为被告，有经过调查的环境污染破坏事实和证据，并有具体的诉讼主张（如停止排污行为、排除污染危害、赔偿污染损失）。

3.环境执法新举措：公诉机关首次单独介入环境违法行为

据《中国环境报》载，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检察院了解到，当地清水河因加工石材造成生态环境严重破坏，与雁江区环保局联系，共同调查发现，清水河流经两个乡镇的数十个村社，是沿岸村社灌溉和人畜饮水的主要来源。近两年来，在清水河及其支流沿岸相距兴办了数十家石料加工厂，这些石料加工作坊肆意排放废弃物，不仅阻塞河道，而且污染水体，使4个村的800亩土地，近2000人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此前，雁江区环保局曾对污染企业发出整改通知书，限期停产整顿。但众厂家仍然我行我素，污染问题得不到切实解决。2000名污染受害农民思想难于统一，部分受害农民与污染企业业主交涉无果之后，担心胜诉无望和诉讼费用的负担，对起诉污染加害人的态度消极。

雁江区人民检察院对污染问题严重的8家石材厂分别下达了检察建议书，要求企业对治污设施进行整改。作为国家公诉机关，检察院还告诫企业，如果不积极治理污染，继续侵害农民利益，将对其提起公益民事诉讼。

作为一种正在出现的诉讼形式，环境民事公诉可以因为国家公诉机关的介入而产生特殊的环境执法效果。它不仅可以成为环保部门行政执法的重要支持和补充，而且可以为环境污染损害的受害人提供更具有强制力的司法保护和救济。因此，环保部门应当积极配合和支持检察院提起环境民事公诉。特别是应通过参加调查和提供环境技术监测数据等方式，有力地支持检察院的环境公诉。国家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应当研究制定相关规则。

4.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4.1环境公益诉讼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我国现行三大诉讼均有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要求出现纠纷必须在一定的期限内提起诉讼，否则将丧失胜诉的权利，但在《民法通则》的有关司法解释中规定“未授权给公民、法人经营、管理的国家财产受到侵害的，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笔者认为，这一规定是出于保护国家利益所需，而公益诉讼同样是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救济渠道，也应当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使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在任何时候均能受到法律追究。

4.2诉讼请求应包括赔偿金

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主要在于制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危害和获得损害赔偿。无论谁作为原告，如提出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险的诉讼主张，应该很容易得到法院的支持获得胜诉。至于损害赔偿，则比较复杂，这类案件，受害人众多，受害情况不一，最终损害结果可能一时也难以确定，特别是对国家和公共利益的损害目前还难以计算，还存在不少法律和技术上的障碍，但是，违法者应当对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在诉讼实践中，可以提出缴纳罚金的诉讼请求，罚金的数额应高于其违法所得，以阻吓违法者，达到利用经济手段解决环境问题的目的。

4.3原告胜诉后应给予奖励

我国历来重视奖励揭发、检举违法行为有功的单位和个人，那么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法行为以自己的名义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胜诉后，理所当然应受到奖励。环境公益诉讼中的原告主要出于对正义的追求，对完美、和谐社会生活的需要，要求司法机关惩恶扬善，维护社会正常秩序或保护国家利益不受侵犯，这种爱国主义精神，追求正义的勇气和胆量及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当然应受到奖励，而且应当受到重奖。不可否认，对胜诉后的公益诉讼原告予以重奖，也会促使产生为自己直接获得奖励而诉讼的动机，但即便如此，只要这种动机有利于实现社会正义，就应当给予奖励和支持。

环境公益诉讼是解决环境问题，保护国家、社会和公众环境权益的有效途径。要从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实践出发，借鉴优秀经验，分析我国诉讼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尽快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将公众日趋增长的环境权益要求，纳入规范有序的管理，探索一条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环境保护新思路。

【参考文献】

[1]周珂著.环境法.中国人民大学法版社.

[2]卢宁.浅议环境法中的公众参与制度.

[3]蔡守秋.论人、环境、资源一体化问题.

[4]马英杰.民事公益诉讼鼓与呼.河南多洁律师事务所.

[5]中国环境报.

[6]陕西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浅谈增强公众环境法制意识.

[7]中国绿色时报.

环境刑事诉讼 篇7

中华环保联合会此举对于破解我国环境保护困局, 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具有重要价值。

前不久, 中华环保联合会将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吉林油田分公司诉上法庭, 要求法院判令吉林油田立即停止违法排污, 支付人民币6075万元用于恢复其污染的渗坑周边等地的生态环境, 并承担本案诉讼和执行而发生的合理费用。目前该案件已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受理, 这标志着中国最大的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案件正式进入诉讼程序。

《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意味着, 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原告的主体资格不再限于“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 “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也具有提起公益诉讼的资格, 这是我国公益诉讼向前迈出的一大步。

维护良好的环境, 是每个社会成员的共同愿望, 用法律手段解决环境生态问题, 是实现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方式。中华环保联合会此举对于破解我国环境保护困局, 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具有重要价值。目前, 在我国司法体制和环境治理体系中, 环境公益诉讼的作用还远未发挥出来, 司法在环境保护和环境维权中的作用也亟待加强。因此, 我们要从根本上确认和保障环境公益诉讼, 进一步确立适格主体范围, 使环境公益诉讼与行政监管、社会参与、经济调节相配合, 促进环境状况的根本好转。

环境公益诉讼不但可以填补由于行政疆域的约束而造成的监管空白, 而且还是监督行政权力的重要途径。美国是最早建立环境公益诉讼的国家之一, 1970年的《清洁空气法》规定了任何人都可以以自己名义对包括美国政府、行政机关、企业、各类社会组织以及个人提起诉讼。《清洁水法》、《噪声控制法》等也规定了较为完整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德国于1960年确立了公益代表人制度, 由联邦最高检察官代表公众进行公益诉讼。目前, 我国公众的环境权益极易受到损害, 需要加快建立健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实践证明, 公众是各国环境保护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我们应当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 允许人们对环境问题提起公益诉讼, 进一步促进政府、企事业单位提高对环境保护的重视。

环境刑事诉讼 篇8

关键词：诉讼观念,厌讼,公益诉讼

日本学者滋贺秀三认为“某种事实以及支持着该事实的思维架构如果是某一历史阶段的某一社会所特有的, 或者说即使不完全是特有的但特别显著地表现出来的话, 就可以说这种东西不是自然本身而正是文化。在这个意义上, 对于所谓法来说具有核心般意味的社会事实就是诉讼的形态。”诉讼作为最能展现争议双方激烈对抗的争议解决手段和大量综合运用法律、体现立法思想的法律程序, 不得不说是一国法律文化的浓重缩影。因此, 通过研究中国传统社会诉讼观念的形成原因, 以古为镜, 思考当今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构, 以获得几点启发。

一、中国传统诉讼观念概述及形成原因分析

(一) 中国传统诉讼观念———厌讼

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在其发表的《乡民社会与文化》一书中, 将一个社会上层的贵族、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的主流文化或者社会中的上层精英文化, 称之为“大传统”, 而将一般社会大众, 特别是乡民或俗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 称之为“小传统”。按雷德菲尔德的理论, 一个国家法律文化中的诉讼观念也应是一种“二元”结构, 即由大传统的诉讼观念和小传统的诉讼观念共同构成的。中国古代社会, 无论是统治阶级、上流社会还是乡民文化, 都透露着厌讼、耻讼的诉讼观念, 甚至将“无讼”作为社会理想, 这与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密不可分。

所谓厌讼, 就是一旦发生纠纷, 纠纷双方不喜欢、不愿意求助于诉讼手段解决, 或是对诉讼有着极为负面的评价, 甚至引以为耻。一些古代社会关于打官司的谚语就流露出中国传统社会深刻的厌讼观, 如:“冻死莫当盗, 气死莫告状”、“一争两丑, 一让两有”、“人命官司两家穷”、“衙门府底赔杯酒, 赢得猫儿卖了牛”、“八字衙门朝南开, 有理无钱莫进来”、“衙门从古向南开, 就中无个不冤哉”等等。

如果说这些民间谚语反映的是中国小传统的诉讼观念, 那么中国大传统的诉讼观念则表现在主流的思想流派中, 这些思想流派经过几千年的融合成为了统治者推崇的封建思想意识, 影响着中国传统社会的方方面面。

中国历代思想家及各个流派几乎都将无讼作为社会理想, 这一影响使得中国乡民及上流贵族都对以诉讼解决纠纷这一手段敬而远之, 由此使得“厌讼”成为了中国传统的诉讼观念。比如儒家就认为, 教化作为一种手段, 其目的就在于防止和消灭犯罪现象, 巩固封建统治。主张“德治”的儒家期望通过教化, 使人们产生以讼为耻的内省心理, 从而达到“无讼”的目的。孔子曰:“听讼, 吾犹人也, 必也使无讼。”可见, 作为无讼论的奠基者, 孔子将建立一个“以和为贵”的大同社会作为其社会理想。

法家认为对轻罪采取重刑, 人民就不敢犯轻罪, 轻罪不能产生, 重罪更不会出现, 试图通过严厉的刑罚手段以达到“去刑”“无讼”的世界。虽然与主张德治教化的儒家所采用的手段不同, 法家倾向于严刑峻罚、轻罪重刑, 但其社会理想都有相似之处。

墨家作为小生产者利益的代表, 希望建立一个互爱互利、“强不执弱, 众不劫寡, 富不侮贫, 贵不傲残, 诈不欺愚”理想国, 即建立一个和谐和睦的“无讼”世界。

中国古代先秦思想家的理论虽然不同, 但关于建立一个“无讼”社会的理想却极为相似。而这些思想流派到了秦汉时期, 以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事件为代表, 随着封建中央集权政权的建立, 渐渐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 吸收了法家、道家等各种有利于维护中央集权的思想因素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君为臣纲, 父为子纲, 夫为妻纲”的三纲五常论, 将遵从的义务内化为民众的思想意识, 少纷争、无讼的太平盛世也成为了衡量统治者的治国之术的重要标准。除了特定时期的统治需要, 如武后称帝后建立了铜匦 (告密箱) , 还派侍卫保护上京告状的平民外, 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一直以“无讼”作为向民众所描述的社会理想。

正是这种“无讼”思想的长期积淀, 使得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崇尚和谐, 人们追求的是“民风淳朴”、“人心敦厚”, 鄙视“重利轻义”, 甚至主张“舍身取义”。由于崇尚“无讼”伴随着而来的必然是“厌讼”、“贱讼”, “良臣畏讼, 莠民不畏讼;良民以讼为祸, 莠民以讼为本能”, 以至于早期的“辩士”、“讼师”等职业更为人们所鄙视, 被斥之为“讼棍”。

(二) 中国传统诉讼观念的形成原因分析

1.思想原因。每个社会都有其特定的价值取向及终极理想, 它潜藏在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内心世界, 并通过其行动表现出来。“无讼”是存在于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价值理念及人类所追求的理想境界, 属于精神和理想的范畴, 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也都可以找到其影子。和谐观和中庸思想的影响, 使得古人必然从追求自然界的和谐, 到进而追求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这样的“和谐”在社会关系领域里必然体现为“无讼”。

我国传统的诉讼观念是以“息讼”为前提的, 追求的是“讼端尽息, 官清民闲, 熙熙嗥嗥, 岂不成太平之世哉”的理想境界, 而以“大德小刑”论为主、强调“德主刑辅”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成为了历代统治者的选择, 整个封建社会从上到下都强调道德的调整、依赖于德治, 将法律作为统治工具, 这种法律工具论的论断使得人民漠视法律、鄙视法律, 对法律的评价较为负面。其体现在诉讼这一程序上, 就是厌讼观念成为了主流。

2.经济原因。我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都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 且重农抑商, 这种男耕女织的生活一直到近代西方列强侵略才打破。在农业社会的背景下, 我国封建统治者只关注休养民生, 而百姓也只求得遇明君及瑞雪兆丰年, 以求没有苛捐杂税和获得大好收成。在义务本位的封建法制统治下, 不仅没有税法这一说, 全凭统治者一人之言决定税负高低, 就连民事方面的律法也极其稀少。从律法的编纂上来看, 不仅重刑轻民, 即刑法条则众多而民事条则寥寥无几;从规定的范围上来看, 规定涉及的社会生活方面较为狭隘, 如民事方面主要涉及婚姻嫁娶和继承、买卖等, 刑事罪名则主要是严重危及统治者统治和封建伦理纲常的“重罪十条”, 且只强调义务本位, 具有浓厚的重刑主义观。

农业为主的社会经济条件和重农抑商的统治理念下, 商业得不到极大的发展。能够“成商成市”的往往具有地理上的优势或是历史原因, 由此形成了行会组织以及具有当地特色的交易习惯, 渐渐形成了行会法, 典型的有井盐法。这种依靠行会内部解决的民事纠纷, 以及商人社会地位不高等各种因素, 使得“厌讼”成为必然。

农耕社会的经济条件也使得统治者更加注重地方官的税收政绩, 本来就集行政、财政、司法职务为一身的地方“父母官”在任上往往只重税赋缴纳, 想尽办法塑造一个“清平无讼、盛年丰收”的地方形象以使政绩卓著。

3.制度原因。美国学者海利 (John O.Haley) 在其《厌讼的神话》一文中指出, 任何人在其权利受到侵害时都会积极利用诉讼, 关键在于一个社会能否为国民利用诉讼提供制度上保证。日本诉讼率的低下, 不是所谓“厌讼”心理使然, 而是其司法诉讼制度上的障碍造成的。海利先生的观点可谓在一定程度上击中了问题的要害。对诉讼这一复杂社会现象的研究, 仅仅从法意识、法律制度内部着手是远远不够的。

其实处在封建统治压迫下的劳苦民众, 对于义务本位的律法不是没有“讼”的要求, 反而是有着极大的需求。比如百姓对于清官的渴望, 使得民间塑造了几位典型的清官形象, 从侧面反映了人民对于“青天大老爷”能够辨别是非、倾听民意的极度渴望。而“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平生不作亏心事, 半夜不怕鬼敲门”、“六月飞雪”等俗语则反映了民众在现世无法沉冤得雪或是获得公正评断的残酷现实, 只能寄望于来世或是超自然现象以获得寄托。这种寄望于个人 (如明君或是清官) 和超自然现象的“救世主”怪象, 恰恰反映了我国传统社会在诉讼制度上的缺失。

传统中国社会在诉讼保障制度上的缺位, 一是反映在诉讼制度的设计上, 二是反映在家族法的兴盛上。我国封建社会的历代统治者无不以“无讼”作为其法律秩序的最高要求。至于那些衔恩受命的地方官吏们, 他们解决纷争的理想手段不是听讼决狱, 而是礼义教化。他们总是以减少诉讼为己任、为己政绩卓著的标志。社会舆论总是对那些能够勤助息讼之地方官褒扬有加, 且从不考虑其所息之讼的是非曲直。在这样的背景下, 还未进入公堂打官司就需要缴纳一大笔费用购买状纸、请状师、写状纸也不足为奇。即使进入公堂, 还未得述情实就先来个“喝堂威”, 原被告各打几十大板, 甚至连相关的证人在作证前也要先经受体罚。除了想以官威恐吓双方当事人及证人, 保证各方说真话机率的考量外, 更多地是对“刁民”提起诉讼的惩罚, 还未听取情实、光就上公堂这一事实就可认定为“莠民”。

如此令人生畏的诉讼体验使得人们有了“厌讼”心理, 转而依靠“家法”来解决纷争, 由此形成了家族法兴盛的局面。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 而儒家文化的精神支柱就是封建的家族主义。“家国一体”的社会模式是中国传统法律生存的土壤, 家庭是基本的社会经济组织。梁启超曾说:“中国古代的政治是家族本位的政治。”传统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社会关系中, 有三种是家族关系, 而尊君既可以看做是国家本位的体现, 也可以按父子关系作为家族的一部分来理解。中国古代社会“国”、“家”一体, “国”、“家”不分。在这里, 法律的调整不仅显得多余, 而且有悖于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 因为诉讼意味着以法律的手段来解决纷争, 法律的强制破坏了温情脉脉的家族亲情, 违反了家族制度所赖以维系的“亲亲”、“尊尊”原则。

二、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现状及问题

2008年底,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环境保护审判庭挂牌。但是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 却遭遇环境公益诉讼案件“零”的尴尬。直到2010年6月21日, 昆明市环保局一纸诉状将辖区内两家养猪企业告上法庭, 指控其污染地下水源致使附近上千村民出现饮用水危机, 才打破了“零”的尴尬, 拉开了我国首例环境公益诉讼的序幕。虽然打响了“第一案”, 但如若不改变我国现行法律中对环境公益诉讼的诉权、诉讼模式、诉讼费用等均无明确法律规定的情况, 环境公益诉讼始终难逃“大棒打蚊子”的命运。

与我国相比, 环境公益诉讼在美国开展得如火如荼, 并为公民参与环保事业、保护人类共同的环境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无疑对我国学者、环保主义者具有极大的“诱惑”, 甚至十年前, 引进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曾一度被称为中国环境保护“最后的希望”。我国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民事诉讼法》的决定, 新增了公益诉讼制度, 为保护群体性利益提供了诉讼保障。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一修改无疑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承认了公益诉讼的地位, 如前所述, 甚至可能是中国环境保护“最后的希望”。但“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这一定语限定了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主体, 当前只有《海洋保护法》第九十条规定中的“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符合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要求, 可以代表国家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 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

环境公益诉讼是指由于行政机关或其他公共权力机构、公司、企业或其他组织及个人的违法行为或不行为, 使环境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时, 法律允许公民或团体为维护环境公共利益而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当前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存在着如下问题:

一是原告主体资格问题。环境公益诉讼的必要性不必细言, 但谁能代表群体性利益提起公益诉讼则有待考究。除了公民个人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外, 还有学者提出检察机关可以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国家作为原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 首先是因为国家负有为全体公民保护环境的责任, 应该在必要的时候通过诉讼途径排除对环境的损害;其次是因为个人诉讼机制存在着不足。个人诉讼是一种勇敢者的诉讼, 当勇敢者缺位时就会导致环境损害所涉及的环境公共利益无法得到保护。因此, 国家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一极必不可少。”

如前所述, 依照我国当前法律, 我国能够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只有《海洋保护法》第九十条规定的“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 原告主体资格要求较高, 须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 排除了公民个人的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学者们讨论的检察机关、ENGO组织等都没有获得原告主体资格。打个比方, 当前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如同一栋新建的大楼, 虽然建立起来了, 但是大门只开了一条小缝, 得以入住的房客少之又少, 可以说是“空有外观”, 还未能真正发挥应有的环境保护的作用。

二是客体问题, 即“对人的损害”还是“对环境的损害”的问题。我国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使用了“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这一描述, 似乎未将公益与私益作明确区分。“公益”即公共利益, 但何谓公共利益, 目前理论界还未达成共识。即使是“私益”, 何为环境污染的利益相关者在实践中界定都存在着模糊性, 逞论“公益”的界定了。一般来说, 公共利益所代表的是多数人的共同利益, 比如正义、公正、善良等人类的共同价值观和朴素的道德论, 以及空气、土壤、环境这些公共产品所体现的价值都属于公共利益的范畴。环境公共利益涉及环境对于人类生存的两种价值:一方面, 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 水、土壤、森林都是人须臾不可缺少的, 此时的环境是典型的公共产品, 不具有私人物品的独占性和消费排他性, 其产生的利益表现为公共利益;另一方面, 环境是人类社会性生存的必要条件, 水、土壤、森林是人的劳动对象或生产资料, 此时的环境则可以特定为独立的“物”而成为所有权的客体, 其产生的利益表现为私人利益。这两种价值是同时表现在环境这个客体上的, 环境并不会因为具有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双重价值而自动分开:一棵树, 若表现为公共利益, 那么它可以制造新鲜空气、涵养水源、防风固沙、调节气候;若表现为个人利益, 那么它可以生长果实、提供燃料、作为制作家具的原料, 还可以变卖。

“对人的损害”就是环境作为所有权的客体并体现私人利益时所使用的概念, 而“对环境的损害”则是损害了环境作为典型公共产品的价值, 如对清洁空气、水源的损害。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设计本应是为规避“公地的悲剧”的风险而设立的, 在找不到或无法明确权利主体时也可代替求偿, 以待将来权利主体明确后转交。大规模环境污染事故等对私益的损害, 则已经有共同诉讼、代表人诉讼的诉讼机制作为救济途径。但实践中, 环境公益诉讼的客体仍无法明确, 甚至存在着这样的误区, 即将环境行政主管部门代替环境受污染的几十户村民向排污者求偿作为公益诉讼。公益诉讼之所以特别, 不是因为原告主体的身份特别, 而是因为原告资格的认定标准与传统诉讼的认定标准不同, 赋予了更广泛的起诉权;且诉讼客体是公共利益, 即针对的是环境作为公共产品的价值受到的损害应得到合理赔偿, 如美学的价值、生物多样性的价值等。当前,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环境污染……等社会公共利益”到底指代的是私益和公益还是单指公益, 还有待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来明确。

三是诉讼结果问题。一个好的诉讼体验和满意合理的诉讼结果, 往往是影响当事人诉讼观念的关键因素。俗语说:“一朝被蛇咬, 十年怕井绳。”新型诉讼或是大案要案的判决结果除了在司法体系内部具有指导性意义外, 经过媒体报道和广泛传播, 实际上也影响着潜在诉讼当事人的诉讼观念。在提起诉讼前, 当事人会根据所收集的信息和证据判断可能获得的结果, 并从中选择最优的解决方式。由于环境本身具有的特殊性 (是一个复杂、联系紧密的生态系统) , 所以除传统的民事、行政责任承担方式外, 还需要更为灵活、多样的责任承担方式。此外, “公益”本身的价值就是难以估量的, 以环境来说, 某块土地的重金属污染可能经过长时间的生态系统演化发展为水污染、动植物品种变异或消失等二次污染, 同时也是二次侵权。如何合理判断与环境所受损害相适应的责任承担方式, 成了环境法庭法官的难题, 也使得潜在的原告因为对获得合理诉讼结果的巨大疑惑而踟躅不前, 这也是上文提到环境法庭遇“冷”的原因之一。

三、传统诉讼观念形成原因对环境公益诉讼的启示

传统诉讼观念属于意识范畴, 如上文所述, 其形成必然离不开思想上、经济上、制度上的原因。“厌讼”文化成为我国传统诉讼观念的特征, 与以义务为本位的封建社会的背景条件有极大的关系, 在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影响下, 即便某些时期的讼率激增, 往往也只是改朝换代将至、社会矛盾激增的表现之一, “厌讼”成了时代的主流。如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的背景下, 抛却了传统的“以讼为耻”的诉讼观念, 讲求对合法权利的保护, 诉讼成为了人们保护自己合法权益、诉求主张的有效途径之一。“有事上法院说去”成了人们普遍的法律意识, 这从侧面反映了当今我国社会人们的权利意识普遍提高。季卫东教授就认为, 权利意识与诉讼行为之间必然存在着正比例的相关关系;诉讼率可以作为法和权利意识发达程度的衡量指标。

但无法否认的是, 当前我国环境公益诉讼遇“冷”的状况。通过对中国传统厌讼观念的原因探究, 发现其对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有几点启发:

一是改变冷漠的环境意识, 树立环境权利意识。目前, 我国公民的环境意识还主要停留在获得清洁空气、水源、土壤等基础的环境要求上, 对于生物多样性、基因多样性以及环境的美学、历史价值等都还未有保护意识。这种对于环境公益诉讼仍停留在环境污染, 而忽略环境破坏的狭隘认识使得我国环境公益诉讼遇“冷”。即使是有诉权的机关及有关组织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 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这一后果也难以判断, 破坏行为易于判断, 但“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则过于模糊, “国家损失”并不等于社会公共利益, 这样的表述容易使相关部门认定只有国家海洋保护动物才值得保护, 才能成为提起公益诉讼的缘由。正是没有正确恰当的环境权利意识, 使得环境公益诉讼在千呼万唤中出炉后, 却在现实遇“冷”。如若不改变狭隘的环境诉权观念, 即使建立了环境公益诉讼, 也无法真正发挥其应有的损害救济、遏制侵权的作用。

二是建立科学有效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提高环境诉讼体验的质量。与美国民众的“尚讼”不同, 中国民众普遍都将诉讼作为最后的救济手段, 非“迫不得已”不为之。虽说高诉讼率并不能完全成为一个良好的法律社会的衡量指标, 但如若公民欲提起诉讼便有与之相应的诉讼渠道, 这便是良好健全的法律社会的表现特征之一了。在美国, “美国民众的滥讼已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后果。已有不少美国学者认识到, 诉讼泛滥根本上是道德失败的产物, 必须恢复对诉讼的正确理念、用道德和理性认识诉讼的危害。”现如今, 我国正经历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法治化进程, 唤醒公民的权利意识, 鼓励公民以诉讼为途径实现自我的诉求, 建立公正、高效、健全的诉讼机制是当代中国法治社会的重要任务。但是, 我们也必须认识到, 法治社会并非诉讼社会, “健讼”不是诉讼泛滥, 而是健全诉讼机制, 使得公民不因制度上的原因而“厌讼”, 实现诉讼作为最后手段的权利保障功能。

环境犯罪刑事立法及其完善 篇9

一、环境犯罪刑事立法存在的问题

1. 环境法益刑法保护不足。

环境法益, 即环境犯罪的客体, 是指为环境刑法所保护却被犯罪行为侵害的环境利益。目前, 我国惩治环境犯罪主要依据刑法, 而刑法中环境犯罪的构成往往需要造成严重后果或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对于没有造成实际损害或者没有达到情节严重的行为, 不能给予刑罚处罚。大多数罪名入罪门槛偏高, 对环境犯罪的经济效益给予了较高关注, 但生态环境效益保护明显缺失。

2. 环境犯罪的法定刑偏轻。

利益的驱使是很多犯罪分子实施环境犯罪的重要原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 为社会创造了大量财富, 也使得一些单位和个人为了牟取暴利, 不惜牺牲环境。而刑法中对环境犯罪的法定刑设置的偏轻, 使得犯罪分子宁愿缴纳罚金, 也无视破坏环境。

3. 环境犯罪的举证责任分配不合理。

我国法律规定, 除了刑事自诉案件外, 其他案件由公诉机关举证。然而, 环境犯罪具有高度的专业性、技术性, 且很多环境污染行为具有潜伏性, 公诉机关难以获得确实、充分的证据, 可能不起诉或者由审判机关作出无罪宣判。

二、环境犯罪的立法完善

1. 引入严格的责任制度, 实现责任推定原则法定化。

环境犯罪存在严重的危害性、复杂的专业性及复杂的因果关系, 在我国有适用严格责任予以规制的必要性。我国环境刑法尚不承认严格责任制度, 而英美刑法适用环境严格刑事责任制度。严格责任并不等同于绝对责任, 也不悖于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和无罪推定原则。因此, 可修改《刑法》总则中对罪责原则, 可以过错责任原则为主, 在法律有特殊规定时适用责任原则。另外, 我国司法实践中, 在追踪环境犯罪和违法行为时, 大多采用推定原则来确定因果关系, 进而追究其应有的责任。事实上, 环境犯罪中的因果关系推定规则是在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呈统计学上的关系, 同时在行为人不具有例外情节或者免责事由时, 即可推定因果关系存在的认定规则。显然, 我国目前采用的推定原则属于事实上的推定, 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 我国刑法应明确确立环境犯罪的因果推定原则。

2. 完善环境犯罪的罚金刑。

环境犯罪大多属于经济犯罪, 因此, 罚金刑应当充分发挥其在惩治环境犯罪中的重要作用。作为一种轻缓化的刑罚, 罚金刑符合现代刑罚发展趋势, 且有取代短期自由刑的趋势。同时, 罚金刑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刑罚经济原则, 且适用对象广泛, 既适用于自然人犯罪, 也适用于单位犯罪。由于环境犯罪的特殊性, 对其适用财产刑较自由刑更能起到惩治环境犯罪的作用。因此, 应在我国环境犯罪中的过失犯罪增设罚金刑, 进一步发挥罚金刑替代自由刑的作用。当然, 也要完善罚金刑的适用方式, 对危害性较小的环境犯罪可以单处罚金刑, 对较轻的环境犯罪可以选处罚金刑, 对较重的贪利性犯罪可以并处罚金刑。

3. 构建以危险犯为基本犯罪形态的环境犯罪体系。

环境犯罪刑事立法的目的不仅仅是惩治环境犯罪, 更重要的是预防、减少环境污染, 将危险犯作为环境犯罪既遂的判断标准已经成为环境犯罪刑事立法的趋势。我国刑法将环境犯罪多规定为结果犯、情节犯, 而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一旦造成实际的危害后果, 或者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 将无法保障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而且被污染、破坏的生态环境将难以得到恢复。所以, 应当将严重的环境犯罪规定为危险犯, 只要行为人的行为足以严重污染、破坏环境资源, 就构成犯罪。

4. 提高环境犯罪的法定刑。

对于环境犯罪, 目前刑法规定的法定刑偏轻, 无法有力惩治环境犯罪。建议将严重的环境犯罪的法定刑提高至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巨额的经济利益是行为人实施环境犯罪的重要原因。如果行为人以严重污染、破坏环境为代价, 获取巨额利润, 而只是被处以较小数额的罚金, 那么权衡巨额的经济利益和罚金刑, 犯罪分子会置法律于不顾, 更加肆意地实施犯罪。因此, 应当大幅度提高罚金刑的数额, 使得犯罪所付出的成本与犯罪分子通过犯罪所获得的经济利益相当, 甚至大于其所获取的利益, 切实解决“环境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 那么犯罪分子就不会冒这种风险, 从而有效地遏制环境犯罪。

5. 对性质严重的环境犯罪, 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浅析 篇10

环境公益诉讼的建立健全是一项复杂的工程,需要多方面制度与之相适应。其中环境公益诉讼原告如何确定是整个工程中重大的一环。但是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将原告资格限定为“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之人”,这显然对环境民事侵害的受害人十分不利。因为他们所遭受的环境侵害多是“间接的”和“无形的”。并且由于环境问题公益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而按照传统诉讼制度却不能有力地保护这种公益,其结果必然淡化人们维护公共利益的热情,同时也影响公众参与环境事务的积极性。因此,要保护环境公益,确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扩大诉讼主体,特别是放宽起诉主体的资格。

1 我国现行环境诉讼原告资格现状

目前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对起诉资格的规定,都是以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人身权或财产权受到侵害时,而且必须有直接利害关系,才能有资格提起诉讼。就环境诉讼来讲,只有当环境污染与破坏已经造成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现实的人身与财产损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才能据此提起环境诉讼。这种环境诉讼实际上是传统的行政或民事诉讼,从性质上来讲是环境私益诉讼。

我国诉讼法确立的原告资格条件正是以传统理论为基础的。在我国现行的三大诉讼法中,唯一明确公益诉讼的是针对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犯罪行为,授权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诉讼,除此之外,立法上没有关于公益诉讼的踪迹,无法对损害公益的行为追究法律责任。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原告资格采用“适格说”,即原告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这种权能或地位在学理上称作“诉讼实施权”,具有该权能或地位的人才是“正当当事人”。

“直接利害关系”意味着原告必须是被侵害的实体性权利的享有者,且这种权利必须是原告“专属性”或“排他性”的享有。“利害关系人”理论主要从两个层面对环境诉讼原告资格进行了限制:首先,该理论所设定的利益保护框架是一个封闭式的体系,仅限于实体法所设定的范畴,即当事人的利益诉求必须是在现有法律所设定的利益保护框架内的;其次,法律预先设定了一个严格的、普适的利益代表判断标准,即只有法律规范明确规定的实体权利义务当事人才能构成诉的利益的恰当代表。这对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无疑是重大的限制。

2 扩大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范围的必要性

环境问题的解决最终必须依赖于全体公民的积极参与,公众是环境公害的直接受害者,对环境状况最了解、最敏感,是完善和实施环境法的根本动力来源。环境法学者也认为:“扩大和保障公民环境诉讼,是实行环境民主和公众参与的基本途径”。

公众参与环境法实施不仅是环境保护的需要,同时也是一个国家是否重视和保护公民权利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与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市民社会比较成熟的西方国家,民间环保组织改变了政府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的方式,并对泛经济利益的现代化追求形成合理的牵制。在新近构建的环境利益维护机制中,环保社团或公众个人能以环境公共利益的代表而非利害关系人的身份提起环境公益诉讼,避免公权机关的懈怠或监管不力的现象,遏制经济利益的肆意蔓延。公众参与发挥的制衡机制,可以有效地制约政府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确保政府公正、合理地行使行政权力。在欧盟,建立公众参与的法律制度被认为是实行环境法治的根本途径。提高实际决策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常常与保证决策过程的透明度和诉讼公开原则的手段具有密切联系。发展欧盟层级上的公民诉讼,是实行环境民主的又一措施。

3 扩大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范围的可能进路

确定环境诉讼中原告的资格,是明确公众环境诉权的关键。但是,环境侵权案件中,受害主体和诉讼的受益主体是分散的、不确定的,谁能代表公众提起环境诉讼呢?在此试对以下人员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可能性及相应制度的完善作一分析。

3.1 直接受害人

一般而言,直接受害人是最易提起诉讼之人,这与我国诉讼法规定也是不冲突的,因而对其提起诉讼的权源是不存在争议的。但是,这也可能存在其他的问题。直接受害人提起诉讼,首先是为了自己的个人私益。但是由于环境侵权案件的特殊性,受害人人数多、范围广,何止几十、数百人。单个公民的起诉,在给自己带来利益的同时,也给其他的“搭便车”的受害人带来了补偿。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55条对代表人诉讼进行了规定,但是如何对其进行更好地完善,是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问题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3.2 一般社会公众

一般社会公众能否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是有争议的。有学者认为,为提高全民维护环境公益的积极性,任何公民都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但也有学者认为,我国现状决定了环境诉讼的原告范围不应扩展至一般社会公众。应当说,人类生存的空间是一个整体,一旦发生了环境污染,每个公民的健康权、财产权和享受优良环境的权利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侵害或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公民都可以自己的环境权益受到侵害为由提起诉讼,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如美国,对此都予以了承认。应当承认,我国现状决定了其适用可能会存在很大困难。但不应因噎废食,恰恰应当使其作为促进其他制度(如集团诉讼)予以确立和完善的动力。

3.3 环保团体

如何发挥环保团体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作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由于环保团体对环境问题的积极关切,再加上其往往能在科技与法律问题上提供专业知识,未来在公益诉讼上必将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只是鉴于主观客观原因,我们的许多环保团体还处于完善阶段,因此在参与的过程中就要求程序的设计合理,以达到立法的目的。

3.4 自然物

有学者指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应当扩展至自然物,例如环境破坏中栖息环境遭到破坏的动物也可以提起诉讼。对此我们持怀疑意见,因为动物应该首先能够成为法律主体,其次才能成为这里的原告。我们承认动物不同于一般的物,其是有生命的,其应当进行很好保护,尤其是稀缺的珍贵动物,但是不应将其作为法律主体来对待。否则会产生很多问题,比如野生动物怎样提起诉讼,谁能代表它;其怎样进行诉讼问题;当一个动物与另一动物发生冲突时,能否认定侵权;人是否还有肉食的权利等等。尤其是在人的利益与动物保护发生冲突时,将面临最大的窘境。当珍稀濒危动物东北虎要吃人时,该保护东北虎还是保护人?我们是否可以因为保护一个物种的意义较之保护某一个人的意义要重要得多,因而就可以允许东北虎吃人呢?所以,我们不赞同将自然物作为提起环境诉讼的主体看待。

3.5 检察机关

国外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参加民事诉讼由大陆法系的法国开启先河,法国新民事诉讼法规定,在法律有专门规定的案件中,检察官作为主要当事人提起诉讼。美国法中也赋予了检察官在涉及联邦利益的案件时可以享有起诉权。检察官提起民事诉讼的理论依据在,检察机关的职责就是维护公益。应当说,环境诉讼的原告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污染企业和有巨大威慑力的行政主体,双方无论在资金、信息还是组织上都是无法比拟的。这时就非常需要一个国家机关为代表,以维护社会公益并与污染企业所抗衡。这时就有必要赋予检察机关以诉权。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的监督机关是国家利益的最佳代表,在环境公害泛滥的今天,检察机关也应当是环境公益诉讼的适格原告。

4 结束语

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家园,如何保护环境是关乎每个人切身利益的事情。建立环境公益诉讼,是保护环境的重要途径。但是由于现行诉讼法律制度对环境公益诉讼的限制主要表现在原告资格的规定方面,而原告资格的设定直接关系公众诉讼权的行使问题,扩大提起环境诉讼原告资格的范围是保护环境这一艰巨工程的重要环节。原告的起诉是启动法院司法审查程序的前提,“没有原告便没有法官”。扩大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仅靠环境立法是不能很好解决的,尚需其他法律制度与之相配套,以真正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

摘要：环境的破坏给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空间带来了毁灭性的伤害。保护环境不仅仅是政府,而且是每个社会成员所关心的事情。但是我国现行立法却对提起环境诉讼的原告资格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这不仅不利于环境的保护,而且会挫伤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确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扩大诉讼主体,特别是放宽起诉主体的资格,本文试对该问题作一浅析。

关键词：环境保护,环境诉讼,公益诉讼,原告资格

参考文献

[1]陈慈阳.环境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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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研究 篇11

摘 要 环境保护已经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我國现行的环境纠纷诉讼法律制度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为此，许多学者和专家呼吁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环境公益诉讼是改善我国目前环境保护状况的有效途径。本文分析了我国现行环境公益诉讼的不足，阐述了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提出了环境公益诉讼立法及建立配套制度的建议。

关键词 公益诉讼 环境诉讼

公益诉讼，通常被理解为以个人、组织或者机关为原告，以损害国家，社会或者不特定多数人利益（公益）的行为为对象，以制止损害公益行为并追究公益加害人相应法律责任为目的，向法院提出的特殊诉讼活动。环保组织为了保护公共环境利益，制止危害环境的行为，针对污染环境或者破坏生态的企业提起的诉讼，属环境公益诉讼。

一、我国环境诉讼法律制度的现状

（一）我国环境法治取得的成就

建国以来我国环境法治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并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环境法治理念方面，我国初步确立了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第二，环境立法方面，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一个较为系统和全面的环境资源法律体系；第三，环境司法和执法方面，随着公众环境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环境诉讼开始成为解决环境纠纷的重要途径之一。第四，环境守法方面，公民环境法律意识大大提高。

（二）我国现行的环境诉讼法律制度存在的缺陷

尽管我国环境法治取得了上述成就，但目前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1．原告起诉条件的限定

我国诉讼制度遵循的是“不告不理”的原则，即没有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起诉行为，法院不得启动审判程序，这就使得环境侵权纠纷在一定程度上无法得到司法救济。

2．诉讼理由的限定

民事诉讼的原告应与案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直接利害关系”意味着原告必须是被侵害的实体性权利的享有者，而且这种权利必须被原告“专属性”或“排他性”享有。但是，许多环境要素在传统民法意义上属于“共用”或“公有”的“财产”，有的环境要素属于国家财产，任何单位和个人没有专属享用权。因此，原告对污染和破坏公共环境的侵权人不能依法提起民事诉讼。

3．环境团体作用的限制

我国《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社会团体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个人起诉，但对环境团体能否代表其成员起诉，法律存在欠缺。这样，如果一个得到环境行政机关行政许可的区域性开发行为可能危及该区域的生态安全时，如果所有潜在的受害者不敢起诉，环境团体又由于不具有原告资格而无法起诉，那么该侵权行为则不能得到及时有效地排除。

二、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当今环境问题公益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而按照传统诉讼制度不能有力地保护这种公益，其结果必然淡化人们维护公共利益的热情，同时也将影响公众参与环境事务的积极性。为防止这些弊端的发生我国应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有利于社会和谐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一）取消对原告主体资格不适当的限制

在民事诉讼中，我国民事诉讼法强调的是，起诉资格必须“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由于环境侵害具有间接性、潜在性、广泛性，其侵害往往通过环境这个载体作用于受害人，而且环境公益的损害不一定与个人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基于此，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在《环境保护法》和各个单项环境法规中设立专门条款，规定因环境污染直接或者间接受到侵害的民事主体，均可提起环境侵权诉讼，检察机关或者民众都可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二）扩大公益诉讼的可诉范围

环境公益诉讼可根据被诉对象的不同分为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两类。其中，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范围应主要限于行政机关根据“依法行政”原则不能直接干预的、损害环境公共利益的民事主体的行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范围应在现有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上适当予以扩展。行政机关不当作为、当作为而不作为等使环境公共利益受到损害，均应纳扩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受理范围。

（三）合理配置举证责任

民事诉讼法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举证责任由原告承担。但在环境诉讼中，环境损害的认定具有很强的技术性，由于原告获取信息的有限性且不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与技能，让他们承担这样的举证责任是极为困难的，因此，为了实现原、被告双方力量均衡，许多国家在环境侵害案件中实行无过错责任和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规定主要证据由被告提供。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必须得到立法肯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只需提出加害人有污染行为的初步证据，即可以支持其请求；至于污染事实是否确实存在，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等举证责任则倒置给被告承担。

（四）尽量降低诉讼费用

环境诉讼的费用加上因果关系的证明，涉及科技知识的运用，要耗费公民个人大量的时间、金钱与精力，为一般民众所不愿。“环境公益诉讼中的原告主要出于对正义的追求、对完善和谐社会生活的需要，维护社会正常秩序或保护国家利益不受侵犯”这种“ 公益心”理应受到奖励。而且，民众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是为了维护环境公益，受益人也不限于本人，往往是不特定的多数人或整个社会。因此我们应该把民众的环境公益诉讼列入不预交案件受理费的范围，从而保证民众不致因负担诉讼费用显有困难而放弃对环境公益的保护。

三、结语

在我国建立公益诉讼制度既有必要，又切实可行，只要我们大胆的进行理论创新，科学的开展立法实践，坚持以建立法制社会为目标，坚持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原则，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建立一套完善和优良的环境公益诉讼的法律体系，切实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法律保障。

参考文献：

[1]常纪文,杨金柱,国外环境民事起诉权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法律出版社.2007.

[2]丁怡清.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环境诉讼之主体扩张.环境法研究网.2008.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宪政建制 篇12

一、西方环境公益诉讼模式的比较及其启示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是一项保护公共利益和环境的司法救济制度, 它已经被多个国家采用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和实践体系。

1、美、德两国的环境公益诉讼模式的基本特征

经过多年的摸索和实践, 西方国家已经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诉讼模式, 其中以美国、德国的较为典型。

(1) 美国。美国是现代公益诉讼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之一。美国环境法在多方面均走在世界的前端, 其中以公民诉讼 (公民对于违法排污者或未履行法定义务的联邦环保局提起诉讼) 最具特色。在这里作为原告的公民, 既包括公民个人也包括公民团体。且大多数诉讼都是由诸如协会、基金会等环保团体提出来的。被诉方不但包括排污者, 而且包括环保局等相关的行政管理机关, 这就使得公民诉讼兼有民诉与行诉的特点。

公民诉讼的基本内容如下:第一, 法律依据。在各个单项环境法规中设立专门条款规范公民诉讼, 为公民提起环境诉讼提供具体依据。如《清洁水法》、《有毒物品控制法》、《固体废弃物防治法》等单行环境法规都有相应的条款。第二, 原告资格。公民与检察官都有提起诉讼的权利。法律对公民诉讼原告的规定一般很宽松, 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与案件无关的个人和团体均可以捍卫公益为名提起诉讼。为了防止滥诉, “公民”被定义为“其利益被严重影响或有被严重影响之虞者”。第三, 诉讼种类与起诉理由。公民诉讼的被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包括私人企业、美国政府或其他各级政府机关在内的污染源制造者;二是环境保护署署长。以环境制造者为被告的公民诉讼必须以其违反污染防治义务为事由;以环保署署长为被告的公民诉讼基本上是对行政机关的不作为所提起的行政诉讼。第四, 判决内容与诉讼费用。判决内容包括禁令与民事处罚两种。禁令是指允许公民诉讼原告请求法院发布禁令, 包括停止污染行为或要求行政机关采取具体措施以贯彻法律要求。民事处罚是指由行政机关或公民诉讼人提出请求, 由法院判罚被告一定数量的金钱, 类似于科处罚款。在诉讼费用方面, 为了鼓励有利公益的诉讼, 国会在许多公民诉讼条款中都授权法院在“其认为适当时”可以裁定由任何占优势或主要占优势的当事人承担诉讼费用。第五, 管辖法院与调查权。对美国国家环保局的行政行为不服所提起的诉讼, 环境保护法律特别规定其专属哥伦比亚特区的巡回上诉法院管辖。公民诉讼条款则特别规定管辖法院与被告污染者的污染所在地或违法事实发生地的联邦地方法院。为掌握污染者的违法事实, 除了调取主管的档案, 法院还授权公民原告得于合理的时间进入被告污染源的场所进行必要的采样与侦测。

(2) 德国。德国与英美国家不同, 其环境公益诉讼仅限于行政诉讼。第一, 法律依据。20世纪90年代初, 德国议会将保护环境等内容写入修改后的《基本法》。截至目前, 全德国联邦和各州的环境法律、法规有8000部, 实施欧盟的约400个相关法规。除此之外, 许多案例系宪法上的基本权利为依据提起诉讼。实务上亦承认关系人可直接基于本权之规定获得诉讼资格, 当原告值得保护的个人利益被任意忽略或被认为属于基本权的权利受到严重的侵害而不能忍受时, 关系人即可提起行政诉讼。第二, 原告资格。德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较欧美国家有严格限制, 仅限于选定的代表人或某些有信誉的环保团体。德国学者认为, 对于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不能用同一标准进行衡量。因此, 为了保障公共利益, 德国1960年颁布了《德国法院法》专门确立了公益代表人制度, 由公益代表人起诉侵犯环境公益的行政违法行为。第三, 受案范围。德国公民可寻求行政诉讼救济的利益范围是由法定权利向事实上的利益延伸, 以撤销之诉和课以义务之诉等行政诉讼为例, 不以实体法上的权利为限, 法律上值得保护的权益都被纳入保护范围。就撤销之诉而言, 德国《行政法院法》规定, 原告主张其权利因违法行政处分而受到侵害, 才能提起行政诉讼。这所称的“权利”, 不仅指主观权利即法律上保护的利益, 也包括宪法权利, 习惯法上的权利和基于一般法则所产生的不成为权利。第四, 公益诉讼形式。德国实行的是团体诉讼制度, 它是指有权利能力的公益团体, 基于团体法人自己的实体权利, 依据法律规定, 就他人违反特定禁止性规定的行为或无效行为请求法院命令他人终止或撤销其行为的特别诉讼制度。德国法律赋予具有公益性质的社会团体以代表公共利益的众多主体实施诉讼的权利。由它提起以保护公共利益为目的的诉讼。

此外, 德国还设置了宪法诉讼, 它规定本国公民只要认为某项法律的制定或实施已经违反了宪法的精神或基本要义, 都有权向法院提起宪法诉讼, 请求宣布该法律违宪而无效。

2、西方环境公益诉讼模式比较之下的启示

通过对上诉两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介绍, 总结它们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建设实践方面的经验, 对建立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无疑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1) 环境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广泛, 原告不局限于具体的合法权利或财产受到损害的特定人。随着时代变迁, “提起诉讼的必须是直接利害关系人”的观念和规定已经无法适应环境公益诉讼的要求, 当事人主体应当得到扩张, 只要予以有关的环境利益受损, 无论公民个人, 还是专门的环保团体都可以提起诉讼。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和国家利益的代表机关, 不仅在原有的刑事诉讼中作为公诉人, 在涉及工艺的普通民众的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 也可成为起诉人。

(2) 环境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涵盖民事、行政领域。针对环境公益诉讼中被诉行为是私人的民事行为还是政府的行政行为, 应当分别确立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针对被诉行政行为, 我国目前仅限于具体行政行为, 这对环境公益的保护是不充分的。抽象行政行为往往同公共利益的联系更为紧密, 对环境公益的影响也更大。因而应将其作为被诉对象, 允许提起行政诉讼。

(3) 可诉对象的双重性。公益诉讼中被诉的对象既包括失职违法的行政机关, 也包括对公共利益构成侵害的一般民事主体。对行政机关提起的诉讼, 不仅可以针对具体行政行为, 也可以针对抽象行政行为。这就需要建立宪法诉讼, 请求宣布该法律违宪而无效。

(4) 受案标准的严格性。整个诉讼必须以法律有特别的规定为前提, 严格诉讼范围, 以防止原告滥用诉权, 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二、建立以宪法诉讼为终极救济的中国环境公益诉讼模式

1、建立宪法诉讼为终极救济的意义

宪法诉讼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由于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或其他权利遭受不法侵害而产生宪法争议时, 依法向宪法审查机构提起诉讼, 要求宣布该行为违宪且无效的诉讼制度。之所以要建立宪法诉讼来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终极救济途径, 有三个方面的意义。

(1) 宪法具有弥补具体法律规定缺漏的功能。理论上, 只要是宪法上宣示和确认的公民权利, 就应当成为公民的法定权利, 受到更加具体化的实体性程序性保护。也就是说, 宪法规范也应当可以直接适用而成为法院判案的直接依据。一般说来, 宪法对权利保护仅做出原则性规定, 具体内容由众多部门法规定, 但受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的限制, 这些部门法往往无法完全囊括所有内容, 使一些宪法权利由于尚未被普通法律细化而难以找到公力救济的法律依据, 导致宪法有些规定被架空, 产生违宪行为。因此, 确立宪法诉讼制度, 有利于避免环境公益诉讼因具体法律的缺失而不能救济的情形发生。

(2)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 是公民权利的宣言书和保障书。公民的其他权利都是从公民的宪法权利派生和发展而来的, 因此以宪法为准绳去衡量社会环境公益的保护, 能够最大限度保护公民权利。

(3) 只有宪法诉讼才能最大限度地给予人权及时、充分的保障。随着现代法治的发展, 宪政秩序的建立, 宪法司法化已成为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宪法权利保障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公民环境权作为一项公民基本权利, 理应成为宪政秩序内可获得救济的一项法定权利, 将其纳入宪法权利保障制度的范畴是宪法权利保障的内在要求。因此, 建立宪法诉讼制度, 使一切破坏环境的行为都能得到应有的惩处, 使一切因环境被破坏而权益受损的公民都能获得及时、充分的救济的重要手段。

与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财产、人身等私法利益的私益诉讼不同, 笔者这里所指的宪法诉讼包含又不同于其他诉讼活动的公益性内容;即它不仅保护公民个人的权益, 而且也保护国家的整体利益。

2、我国环境公益诉讼模式的基本框架

基于以上分析, 笔者认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模式基本框架可以如下设计。

(1) 宪法诉讼的主体———包括受案机关、原告人、被告人。首先, 受案机关应为最高人民法院设立的违宪审查庭。这一方案较为现实可行, 理由有三:一是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本身已经赋予人民法院对审理案件过程中具体适用法律、法令的问题予以解释的权责。二是最高法院在审判实践当中已经承担并行使着违宪审查权, 特别是对行政案件的审理表现得更为突出。三是通过法院的特别审判庭受理公民的宪法诉讼是一种最直接的救济途径。其次, 原告人应为公民、环保团体、检察机关。凡认为其基本权利受到不法行为的侵犯, 或认为不法行为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非直接受害人, 都可作为宪法诉讼的原告人。再次, 被告应为损害社会公益的机关、团体、个人。

(2) 宪法诉讼的客体是指涉及社会公益的行为的合宪性。它涵盖一切侵犯、损害国家、集体和公民环境利益的违宪行为, 包括违反宪法规范的行为和违反宪法原则和精神的行为。这些违宪行为一般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立法机关超越立法裁量权而违宪。二是行政机关、具有公共权力性质的公共团体超越职权而违宪。三是公民、团体的行为违宪。

(3) 宪法诉讼成立的前提———宪法诉讼涉诉事项既可指向发生实质损害的事实, 也可以指向潜在的损害。在这种情况下, 潜在的损害及其实质损害结果必须都已经对宪法制度产生了实质损害。对两种事实状态的诉讼都成立, 既体现了宪法保护的严肃性, 也体现了宪法制度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及人民权利的至上性。

(注:本文系2012年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2012G005《宪政视野下环境公益诉讼问题的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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