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

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通用8篇）

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 篇1

高中思想政治（选修5）——《生活中的法律常识》

专题六 法律救济

第三框 《诉讼的基本程序》教案

学校：新密市实验高级中学

姓名：吴福章

一、学习目标

1、知识目标：识记《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人民法院应该受理的纠纷；了解我国法院的层级设置；识记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的概念；了解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立案的条件以及法院决定受理后在开庭审理前所做的准备工作；了解审判监督程序。

2、能力目标：能够应用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的一般原则判断管辖问题；根据教材《民事起诉状》的样本，会结合实际案例书写较为简单的民事起诉状；掌握法院开庭审理的一般程序，能够在模拟法庭中担任审判长。

3、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培养法制观念和科学合理的法制思维。

二、学习重难点

1、学习重点：法院开庭审理的一般程序

重点突破方法：先引导学生学习教材理论知识，使学生初步了解一般程序的五个步骤，然后播放一段《庭审现场》的剪辑视频，让学生身临其境的感受庭审的一般程序。

2、学习难点：法院管辖问题

难点突破方法：在用案例巩固第一个知识点——法院受理的纠纷时，设置一个法院受理但在区域管辖方面较为复杂的案例，以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引导学生学习教材，总结地域管辖和级别管辖的一般原则，然后通过案例（即学即练）达到掌握的目的。

三、教学方法

讲授法；分组讨论，合作交流

四、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景、激情导入

（播放视频：《彩礼该不该退》，视频来源：中央电视台第12套节目《庭审现场》），使学生简单了解法院开庭审理案件的一般步骤，特别让学生注意：法庭调解可在开庭前和庭审中的任何时候进行。

展示三个案例，给学生设置疑问，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案例一：关雄是某市税务局职工，由于工作吊儿郎当，被税务局以违反内部规章制度为由开除。关雄对被开除不服，决定到法院起诉税务局。你认为法院会受理吗？

案例二：建阳是某大学学生，因没参加学校组织的学位英语考试被拒发学位证书。建阳认为学校侵害了其荣誉权，诉请学校颁发学位证书。你认为法院会受理吗？

案例三：小管住在某市西城区，小霞住在同市东城区，小霞欠小管钱一直不还，小管欲起诉小霞，你认为法院会受理吗？如果会受理，小管该向哪个法院起诉呢？

（二）交流探究

1、法院受理的案件（1）民事诉讼案件

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因物权、债权、知识产权、人身权、离婚、继承以及侵权等纠纷提起的诉讼都属于这一范围。（2）行政诉讼案件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3）刑事诉讼案件

刑事诉讼以立案为起点。立案是指公安机关、检察院或法院对接受的报案、控告、举报或自首以及自己发现的材料进行审查，判断有没有犯罪事实和是否应该追究刑事责任，并决定是否作为刑事案件进行侦查或审理的诉讼活动。学完此知识点后，展示当堂训练： 阅读案例回答，以下诉讼，法院会受理吗？

案例一：孙女士的公司与某国企业签订了一份玩具加工合同，由于我国与该国终止了外交关系，致使合同无法履行，孙女士要求法院判决政府改变决定。案例二：李先生对工商局拒发营业执照不服。

案例三：老赵对公安局用手铐强制其去公安局接受审查的行为不服。

2、法院的管辖

（1）级别管辖：在上下级法院之间确定管辖权。

此外，由于专业性质，还设有海事法院、铁路运输法院和军事法院等专门法院。

（2）地域管辖：确定某个一审案件应该由哪个地区的法院来管辖。①民事诉讼：“原告就被告”原则，即由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②行政诉讼：以最初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法院管辖。③刑事诉讼：犯罪地法院管辖。学完此知识点后，展示当堂训练：

案例一：刘胜住在某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隔壁，王燕住在本市A区人民法院的对面，王燕因交通肇事致使刘胜左腿伤残，二人经调解达成赔偿协议，但王燕一直没有履行，刘胜为维护其权利，应该到哪个法院起诉？

案例二：某市B区居民孙立因醉酒不慎点燃了A区街道边的一棵风景树，该区行政执法局对其下达了处罚决定书，要求其补种并处罚金500元，孙立不服，向该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区政府维持原处罚决定，孙立还不服，该向哪个法院起诉？以谁为被告呢？

3、起诉

在民事和行政诉讼中，原告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的行为称为起诉，俗称“告状”。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或其近亲属（或与被害人有抚养赡养关系的人）有提出附带民事诉讼，提出诉讼请求的权利。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受理的条件: ①有管辖权

②与原告有直接利害关系 ③有明确的被告

④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

4、开庭审理

开庭审理指人民法院在法庭上依法对案件进行审理的诉讼活动。开庭审理的五个阶段： ①开庭准备 ②法庭调查 ③法庭辩论 ④合议庭评议 ⑤宣判

播放剪辑视频《考试作弊引发的案件》（约10分钟），使学生充分了解法庭审理的一般程序。

（三）当堂训练

1.在开庭审理阶段，（）要在开庭前查明原被告和其他诉讼参与人是否到场

A 书记员 B审判长 C 主审法官 D 法警

2.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法院收到起诉状后要进行审查。审查后应在（）日立案。

A 7 B 10 C 15 D 5 3.在民事和行政诉讼中，法院接到起诉状后要从哪些方面审查起诉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

（四）巩固创新

1.原告A公司状告B公司侵犯知识产权案，已由H去法院受理，假如你是本案主审法官，应如何安排法庭调查阶段的集体程序？

2.自选案例，以教材《民事起诉书》为样本，写一份民事诉状。

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 篇2

关键词：刑事诉讼,基本原则,诉讼程序

一、 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概述

(一) 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界定。

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是对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以及其他相关国家司法机关和包括刑事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等在内的刑事诉讼参与人在进行刑事诉讼程序的过程中所作出的各种行为的法律准则, 具有一定的强制性, 任何与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相违背的诉讼活动或诉讼行为都是无效的。而且, 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遵守必须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中, 体现在各方诉讼参与人进行诉讼活动的各个方面, 而不是仅仅体现在某个或者某几个刑事诉讼程序中。在实践中, 一些刑事诉讼原则只是暂时地存在于某个特定的诉讼程序阶段, 如两审终审、审判公开等等, 由于这些原则不具有整体性和全局性, 因而这些原则不应成为基本原则。因为世界各国具体国情的不同以及具体法律文化的不同, 所以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在不同国家具有其本国特色的规定和体现。在大陆法系国家, 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主要体现在国家公权力的权威性和主导性, 被告人或者犯罪嫌疑人一般处于被动的地位。在英美法系国家, 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更多地体现在突出被告人或者犯罪嫌疑人的主动性, 赋予其更多的诉讼权利与国家公权力相抗衡, 在这种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影响下, 英美法系主要国家的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往往处于相对比较被动的位置, 一般不会对诉讼程序进行过多的干预, 而只是在一些关键环节上对诉讼当事人进行必要的司法指导, 审判人员的职能主要是主持刑事诉讼程序的顺利开展, 所以英美法系的审判人员相对于大陆法系的审判人员来说更具有“旁听者”的行为特征。

(二) 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立法价值取向。

由于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是各方诉讼参与者和国家司法机关的重要行为准则, 因此, 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立法价值取向成为了刑事诉讼理论界和实务界所热衷于研究的对象。虽然不同国家的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有着不同的立法价值取向, 但是, 目前从全世界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立法趋势来看, 其价值取向越来越侧重于保护在刑事诉讼中处于被动和弱势地位的刑事被告人或者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在最大限度上防止国家司法权对其进行不必要的侵害。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诉讼法, 其基本原则的价值取向更加倾向于大陆法系的相关立法规定。但是,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不断进行着法律移植, 持续地将外国发达国家的相关优秀立法经验应用于我国的立法实践中, 所以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立法价值取向越来越多地体现在中国的刑事诉讼活动中来, 呈现出具有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相混合的立法特色。从我国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大体趋势来看, 中国立法者正在逐渐加强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的全面保护, 尽量弱化公安机关、法院、检察院等国家专门司法机关过于强大的公权力对刑事诉讼程序的主导, 使控辩双方的诉讼力量对比处于一种平衡的局面。

我国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种类较多, 如: (1) 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权力原则; (2) 专门机关与群众相结合原则; (3) 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原则; (4) 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原则; (5) 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 (6) 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原则; (7) 保障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诉讼权利原则; (8) 检察监督原则; (9) 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原则; (10) 刑事司法主权原则; (11) 刑事司法协助原则。但是, 从目前我国司法实践来看, 最为常见的基本原则是司法机关独立行使权力原则、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原则和保障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原则。

二、司法机关独立行使权力原则是实现程序正义的关键

就我国现阶段的刑事诉讼运行机制来讲, 法院掌握着审判权, 而且是行使审判权的唯一司法机关, 未经法院审判不得宣判任何人有罪;检察院主要负责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和滥用职权的犯罪, 如贪污受贿罪, 渎职罪、滥用职权罪等等, 另外检察院还负责对严重刑事案件的公诉和监督工作。公安机关是国家政府的重要组成部门, 是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重要力量, 在刑事诉讼中一般的案件均由公安机关行使侦查权和对犯罪嫌疑人的执行逮捕权。监狱部门、海关的反走私部门以及国家安全部门也负有与公安机关相同或者相似的责任。为了保证国家司法权力能够得到公平公正和高效地运行, 刑事诉讼法强调各个司法职能部门要分别行使权力, 并对其他司法机关权力的行使过程进行全程监督, 这也是司法机关独立行使权力原则的主要体现。设计这样的权力运行机制一方面是为了提高各个司法机关的工作效率, 另一方面是为了使审判权、检察权和侦查权的行使能够得到有效的监督, 防止单个司法机关因为私利而侵害被告人或者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同时这也是人道主义的重要体现。但是, 司法机关独立行使权力并不意味着司法机关的权力行使不会受到任何控制和制约, 因为除了社会监督和其他司法机关的监督外, 各级司法机关在行使诉讼过程中还要受到人民代表大会以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法律监督, 充分保证司法权力能够在法定程序下进行行使和运行。

三、保障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原则的基本内涵

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作为司法权力指向的对象, 其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都处于相对被动和弱势的地位, 使得控辩双方的诉讼力量对比严重失衡, 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将极有可能受到国家公权力的非法侵害。此时, 为了使严重失衡的天平恢复到平衡状态, 刑事诉讼法特别规定了保障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原则。保障诉讼权利原则顺应了刑事立法的发展潮流, 也符合人道主义精神, 因而该原则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国的刑事诉讼法中, 为保障以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为代表的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我国, 保障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原则体现在刑事诉讼程序的各个具体环节和细节之中,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 各个少数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 应当为他们翻译。并且, 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混合杂居的地区, 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和文字进行审讯, 用当地通用的文字发布判决书、裁定书、布告和其他文件。

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不允许受到任何干扰, 在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被采取强制措施或者被讯问之日起有权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另外, 刑事辩护权不得受到司法机关的任何限制, 更不能够随意剥夺。要把刑事辩护权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予以维护和保障, 因此, 检察机关负有告知其有权委托辩护人的责任和义务, 同时法院在受理案件后也有相关的告知义务, 在法庭进行刑事审理过程中, 审判长要宣读包括辩护权在内的各种刑事诉讼权利。在法律特别规定的情形下, 当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时候, 法院应该为符合条件的某些被告人指定辩护人。通过这些制度上的设计来全面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各项诉讼权利。

刑事诉讼根据复杂程度和案件进展的不同, 可以采用普通程序或者简易程序等, 但是不管在第一审刑事审判还是在第二审刑事审判或者审判监督程序中, 不论诉讼程序如何简化, 都不得取消被告人最后进行陈述和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 这也是保障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原则的重要体现。

参考文献

[1].刘敏.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辩论权之保障[J].法学, 2008

[2].陈瑞华.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对中国刑事审判方式的重新考察[J].法学研究, 2006

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基本立场 篇3

人权清单应在平等自由主义原则指导下确定。刑事诉讼作为一个追究被指控人刑事责任的程序机制，与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皆毫无关系。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应当仅包括其中的程序部分。刑事诉讼人权的基本含义特指正当程序权，具体应包括无罪推定、不受任意逮捕拘禁、不受任意搜查和扣押、由中立而无偏倚的法庭审判、迅速审判、公开审判、被告知指控性质及原因、获得律师帮助权、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对质权、强制程序取证权、反对双重归罪等12项权利。

既然刑事诉讼人权仅包含正当程序权，其持有的主体当然也就仅限于刑事被追诉人，也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刑事诉讼人权主体的限定性，自然也就不存在被告人人权和被害人人权进行权衡的问题，因此主张在被告人人权和被害人之间进行权衡的观点无疑是错误的。又由于人权的基础性、消极性和无比重要性，它应当被作为个体抗衡社会的最后防线，因此人权也不受所谓以公共利益为名的多数人利益的权衡。

检察改革与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 篇4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 所长 张智辉

 2013-03-10 21:30:17

来源：《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 年第 5 期

关键词: 检察改革/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法律监督/职能调整/模式转变

内容提要: 检察机关参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其工作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完善具有极为密切的联系。近年来，检察机关进行的检察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为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完善，特别是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新的职责，必将引起检察工作机制的变革和检察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 2012 年 3 月 8 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时指出：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落实中央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要求，适应新形势下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民的需要，着力解决当前司法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这些话，充分反映了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与近年来进行的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之间的内在联系。检察改革作为国家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亦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具有密切的联系。回顾检察改革的推进历程和基本内容，分析探讨检察改革与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关系，对于深化检察改革，深刻理解和贯彻实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检察改革的简要回顾

自 1997 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以来，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围绕检察体制和工作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开始了检察改革的研究和探索。2000 年 2 月 15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了《三年检察改革实施意见》，首次对检察改革进行了全面规划，从改革检察业务工作机制、改革检察机关的机构等组织体系、改革检察官办案机制、改革检察机关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检察机关内外部监督制约机制等五个方面提出了 35 项改革任务。

2002 年，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司法改革的目标和任务，提出要“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2003 年 4 月，中央政法委牵头成立了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2004 年 12 月，中共中央转发了《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从十个方面规定了司法改革的内容。在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的领导下，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领导小组，并设立了办公室，负责研究和协调检察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中的相关问题，并于 2005 年 8 月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检察改革的三年实施意见》，明确了 2005 年至2008 年检察改革的任务。该意见从重点解决当前制约检察工作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入手，提出了改革和完善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制度、完善检察机关接受监督和内部制约的制度、创新检察工作机制、完善检察机关组织体系、改革和完善检察干部管理体制、改革和完善检察机关经费保障体制等六个方面的 36 项改革任务，并提出了完成检察改革任务的主要措施。

2007 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提出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按照党的十七大报告的精神，中央政法委员会于 2008 年12 月发出了《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从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加强政法经费保障等四个方面提出了 60 项改革任务。根据这个意见，并结合现行检察体制和工作机制在某些方面出现的与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以及检察工作科学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2009 年 2 月 19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若干意见的实施意见——关于深化检察改革 2009—2012 年工作规划》，提出今后一段时期深化检察改革的总体目标，并把检察改革的重点确定为强化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职能和加强对人民检察院自身执法活动的监督制约。该规划从优化检察职权配置、改革和完善人民检察院接受监督制约制度、完善检察工作中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制度和措施、改革和完善人民检察院组织体系和检察干部管理制度、认真落实中央关于改革和完善政法经费保障体制的总体部署等五个方面提出了深化检察改革的 40 项任务。按照中央关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要求以及检察改革工作规划，近年来，检察改革稳步推进，各项改革措施相继完成。

从改革的目标上看，检察改革重点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强化法律监督。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的根本性质和基本职能，强化法律监督不仅是检察工作的目标，也是检察改革始终坚持的目标。检察改革就是要通过检察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促进检察机关更好更充分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从制度上保障检察机关职能作用的充分发挥。二是强化对自身执法活动的监督。为了保障检察权的正确行使，加强对检察机关执法办案活动的内部制约和外部监督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在强化对其他机关执法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的同时，检察机关对自身执法活动的监督也高度重视，反复强调要把对自身执法活动的监督放在与法律监督同等重要的位置。

从具体措施上看，有关强化法律监督的检察改革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第一，改革和完善对立案活动的监督机制。针对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等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与有关部门会签了《关于在行政执法中及时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意见》，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的工作机制，明确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监督职责和程序；会同公安部联合制定并下发了《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进一步加强了对刑事立案活动的法律监督。第二，改革和完善对侦查活动的监督机制。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公安部联合制定并下发了《关于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通过增强审查逮捕程序的司法性，及时发现和纠正侦查活动中可能存在的违法行为；制定并下发《关于在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工作中加强证据审查的若干意见》，完善检察机关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工作机制，力图遏制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法行为。第三，改革和完善对审判活动的监督机制。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与最高人民法院会签《关于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列席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的实施意见》、《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关于在部分地方开展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试点工作的通知》以及《关于调阅诉讼卷宗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文件，落实和完善检察长和受委托的副检察长列席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制度，规范列席会议的职责、范围和程序，强化对审判活动的法律监督，探索对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出台《关于加强适用简易程序公诉案件诉讼监督工作的通知》，完善对适用简易程序的公诉案件实行法律监督的工作机制；出台《人民检察院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与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制定《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配合人民法院规范量刑程序的相关改革，规范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活动；出台《关于办理不服人民法院生效刑事裁判申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改革检察机关办理刑事申诉案件的工作机制，加强对生效裁判的法律监督。第四，改革和完善对羁押场所执法活动的监督机制。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下发了《关于减刑、假释法律监督工作的程序规定》、《关于加强对监外执行罪犯脱管、漏管检察监督的意见》，进一步规范和加强了对减刑、假释、监外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针对近年来出现的“躲猫猫”等事件，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公安部联合制定并印发了《关于人民检察院对看守所实施法律监督若干问题的意见》，与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定并印发了《关于建立和完善人民检察院派出机构与监狱、看守所、劳教所工作联系制度的意见》等规范性文件，建立刑罚变更执行同步监督机制，推行与看守所监管活动的信息联网，强化对看守所执法活动的动态监督，建立健全纠正和防止超期羁押的长效工作机制，维护被羁押人的合法权益。第五，改革和完善对司法工作人员渎职行为的法律监督机制。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会签并下发了《关于对司法工作人员在诉讼活动中的渎职行为加强法律监督的若干规定（试行）》，明确了检察机关对司法工作人员在诉讼活动中的渎职行为可以采取调查核实、建议更换办案人等方式进行监督，调查核实可以询问当事人、知情人，查阅、复制、摘抄、调取有关材料等，进一步丰富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手段。

有关强化对自身执法活动监督的检察改革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第一，推行职务犯罪审查逮捕程序改革。为了解决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和逮捕在同一检察院内部运行，制约效果不明显的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关于省级以下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案件由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逮捕的规定（试行）》和《〈关于省级以下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案件由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逮捕的规定（试行）〉的补充规定》，从 2009 年 9 月起在省级以下（不含省级）人民检察院有步骤地推行逮捕职务犯罪嫌疑人报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的制度，进一步规范职务犯罪侦查中强制措施的适用，以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第二，实行侦查职权与抗诉职权相分离。为切实强化检察机关执法办案环节中不同性质权能之间的有效制衡，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了《关于完善抗诉工作与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内部监督制约机制的规定》，决定各级人民检察院的抗诉职权与职务犯罪侦查职权由不同业务部门行使，并规范了抗诉工作与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内部职责分工与协作配合，防止因同一部门权力过于集中导致权力被滥用，增强了检察机关执法的公信力。第三，健全和规范检察委员会制度。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了《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议事和工作规则》、《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选任及职责暂行规定》，通过优化检察委员会委员的人员和知识结构，规范检察委员会的议事规则，加强检察委员会办事机构建设，以保证检察委员会作为检察机关最高业务决策机构对重大案件和检察业务工作重大问题的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第四，完善对执法活动的内部监督制度。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人民检察院执法办案内部监督暂行规定》、《关于强化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执法办案活动监督的若干意见》，不断加强对检察机关执法办案活动的监督制约；出台《人民检察院讯问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试行）》，建立和推行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规范职务犯罪侦查行为；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举报线索管理工作的意见》，加强和改进检察机关对举报线索的办理机制；出台《人民检察院扣押、冻结涉案款物工作规定》，建立规范扣押、冻结、保管、处理涉案款物的长效机制；出台《关于进一步建立健全检察机关执法办案考评机制的指导意见》，改革和完善检察机关的执法办案考评机制；成立专门的案件管理机构，加强对人民检察院办案工作全过程的规范化管理和有效控制。第五，改革和完善接受监督制约制度。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并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专项工作报告有关问题的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联络工作办法》、《关于进一步深化人民检察院“检务公开”的意见》、《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等规范性文件，使检察机关接受人民群众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监督的工作更加规范。检察机关还开通了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络专网和专线电话，完善了检察新闻发布制度，举办“检察开放日”活动，推行不起诉案件、申诉案件听证会制度和检察法律文书释法说理制度，不断深化和拓展检务公开，加强了对检察活动的社会监督。这些改革措施不仅加强了对检察机关执法办案活动的监督制约，而且进一步规范了检察机关的执法行为，增强了检察机关执法的公信力。

此外，检察改革还围绕着制约检察工作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展开，取得了明显成效。例如，铁路检察院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彻底改变了企业管检察院的体制；检察机关干部人事管理体制改革积极推进，检察人员工资待遇和职业保障制度逐步完善；检察机关经费保障体制进一步科学化，经费保障水平明显提高，基层基础设施明显改善。

二、检察改革对刑事诉讼制度完善的实践意义

从对检察改革的简要回顾中不难看出，检察改革的内容，无论是为了强化法律监督，还是为了强化对自身执法活动的监督，多数都与刑事诉讼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有的本身就是刑事诉讼制度修改完善的组成部分。可以说，近年来的检察改革在许多方面都为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提供了实践基础。

例如，为有效防止和纠正检察工作中存在的超期羁押现象，从 2003 年 5 月开始，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范围内单独或联合其他机关共同开展清理超期羁押活动，并制定了《关于在检察工作中防止和纠正超期羁押的若干规定》，建立了羁押期限告知、期限届满提示、检查通报、超期投诉和责任追究等八项制度。2010 年 10 月，高检院又会同公安部制发了《关于人民检察院对看守所实施法律监督若干问题的意见》，进一步强化了看守所法律监督工作。这些改革举措，为羁押制度的修改完善奠定了实践基础。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不仅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拘留或者逮捕后，应当立即送看守所羁押，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以后，侦查人员应当在看守所内进行讯问，而且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本法规定的侦查羁押、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期限内办结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予以释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对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的，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收到申请后，应当在三日以内作出决定；不同意变更强制措施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不同意的理由”。刑事诉讼法还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这些规定对于完善刑事羁押制度，充分保障被羁押人的权利，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它们之所以被写入刑事诉讼法，应该说，与近年来检察机关在改革过程中同有关国家机关密切配合，积极防止和纠正超期羁押，加强对看守所的法律监督，有着密切的联系。

又如，按照 1996 年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审查逮捕，主要是对公安机关移送的案卷材料和证据进行审查并作出决定。这意味着检察机关在审查批准逮捕的时候，往往单方面地依据公安机关的意见。为了保证逮捕适用的公正性和准确性，最高人民检察院从 2005 年起就要求实行审查逮捕时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制度。2010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公安部联合制定并印发了《关于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明确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中认为证据存有疑问的，可以复核有关证据、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在以下四类案件中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1）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事实、是否有逮捕必要等关键问题有疑点的；（2）案情重大、疑难、复杂的；（3）犯罪嫌疑人系未成年人的；（4）有线索或者证据表明侦查活动可能存在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在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立法机关吸收了这项改革的成功经验，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

（一）对是否符合逮捕条件有疑问的；

（二）犯罪嫌疑人要求向检察人员当面陈述的；

（三）侦查活动可能有重大违法行为的。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询问证人等诉讼参与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显然，在检察改革基础上形成的这些规定进一步完善了审查批准逮捕程序。

再如，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是检察机关推进司法民主的一项重大举措，其改革成果也为本次刑诉法修改所采纳。2005 年 11 月，高检院制定并下发了《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试行）》，并明确了相关的技术规范，建立了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录音录像制度。随着该项工作的全面推开和不断深化，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水平不断提高，对讯问活动的监督和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得到进一步强化。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吸收了这一成功做法，第 121 条明确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保持完整性”。这个规定，既是对检察机关率先推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改革举措的充分肯定，也是在吸取检察机关多年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

此外，2010 年 6 月“两高三部”联合制发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两个证据规定”）。为了落实两个证据规定，高检院于 2010 年 12 月制发了关于适用两个证据规定的指导意见，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检察机关对非法证据的处理、庭审中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责任、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证据的调查核实及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等问题作了进一步明确和规范。全国检察机关据此切实排除非法证据，为刑事证据制度的修改完善积累经验。在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立法机关肯定了检察机关在排除非法证据中的重要地位，也重点吸收了相关检察改革的成果。

正如王兆国副委员长所指出的：“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是中央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高度，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进一步规范司法行为，推进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需要加快完善刑事诉讼制度。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是贯彻落实中央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要求的具体举措。”因此，以检察改革为代表的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中的有益探索和成功经验，被立法机关吸收或者借鉴而上升为法律规范，亦在情理之中。

三、刑事诉讼法修改对检察改革提出的新课题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既吸收了检察改革乃至整个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成果，也为检察改革提出了新的课题。刑事诉讼法对原有刑事诉讼制度的修改，需要检察机关调整和改变原有的执法观念和办案模式，进行工作机制创新；刑事诉讼法新设立的制度，需要检察机关对内部机构的职责分工作出新的规定，或者调整原有的工作机制以满足贯彻实施新的刑事诉讼法的要求。

第一，新增职能的分工问题。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进一步扩大了检察机关的诉讼职责，如何切实履行这些新增职责，是检察机关必须思考的问题。例如，刑事诉讼法第 93 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这是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新的职责。这个职责应当由哪个部门具体行使，是一个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有的人认为，审查批准逮捕和决定逮捕以及延长羁押期限的审查批准，都是由侦查监督部门负责的，羁押必要性审查也应当由侦查监督部门负责。有的人认为，监所检察部门对羁押的情况最了解，是否有必要继续羁押，应当由监所检察部门负责审查，并且监所检察部门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也符合决定权与执行权相分离的原则。究竟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职责由哪个内设机构来履行更为合适，就涉及到一个检察权内部的优化配置问题，需要通过检察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来完成。

第二，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转变问题。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进一步强化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对侦查程序的规制也愈加严格，如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以后，侦查人员对其进行讯问，应当在看守所内进行。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这些规定，对检察机关直接受理案件的侦查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原来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空间阻隔、信息封闭的办案优势被打破，这就必然要引起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转变和侦查工作机制的创新，否则难以适应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需要。

第三，公诉模式的转变问题。刑事诉讼法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的规定（第 210 条第 2 款）、关于“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或者第二审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公诉案件，同级人民检察院都应当派员出席法庭”的规定（第 224 条）、关于“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再审案件，同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的规定（第 245 条第 2 款），关于庭前会议的规定，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关于“法庭审理过程中，对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证据都应当进行调查、辩论”的规定（第 193 条），尤其是关于四个特别程序的规定，都给检察机关的公诉活动带来重大影响。这些规定，一方面大大增加了公诉部门的工作量，进一步加剧了公诉部门案多人少的矛盾；另一方面也赋予了公诉活动一些新的职能，必将引起公诉模式的改变。这都对检察改革提出了新的课题，需要在以后的改革进程中加以解决。

第四，刑罚执行监督的机制改革问题。对刑罚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责。但过去，这种监督一直是一种事后监督，检察机关提出的监督意见往往因为有关的决定或者裁判已经执行而难以发挥作用。为此，检察机关在有关机关的配合下，积极推进刑罚执行监督程序的改革。在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立法机关总结了近年来检察改革的实践，对刑罚执行监督作了重大改革。刑事诉讼法第255、256 条规定：“监狱、看守所提出暂予监外执行的书面意见的，应当将书面意见的副本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向决定或者批准机关提出书面意见”；“决定或者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应当将暂予监外执行决定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认为暂予监外执行不当的，应当自接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以内将书面意见送交决定或者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决定或者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接到人民检察院的书面意见后，应当立即对该决定进行重新核查”。第 262、263 条规定：“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罪犯，在执行期间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应当依法予以减刑、假释的时候，由执行机关提出建议书，报请人民法院审核裁定，并将建议书副本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意见”；“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减刑、假释的裁定不当，应当在收到裁定书副本后二十日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纠正意见后一个月以内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作出最终裁定”。这些规定改变了过去那种事后监督的模式，使检察机关有可能在决定机关变更刑罚执行方式的同时，有针对性地提出监督意见，实现对刑罚执行活动的同步监督。而这些规定的贯彻执行，同样需要改革检察机关监所检察工作机制。

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 篇5

一、证人作证制度概述

（一）证人的概念

据有关学者考证，证人一词最早源于古希腊语martis和martyr，其原意是指见证殉道者的人，所谓殉道的人大部分都是有冤情的人，这些人在信仰被冲击的时候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其灵魂的纯洁则要依靠他人的回忆和陈述，而这些人就是我们现在意义上所谓的证人。从相关的历史事件和历史文献中也可以看到，证人在这类事项中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近现代历史中对证人的理解一般分为以下几个层面：首先，证人必须是亲身感知案件事实的人；其次，证人是为模糊的事情进行证实或者厘定界限，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证人的概念，也都是以此为基点而发展起来的。

和其他大部分法律都是舶来品不同，证人这一概念，在我国传统的法制文化中就一直存在，只是由于我们一直没有进行过很好的归纳和总结，导致我们无法在理论的研究上占据制高点，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对此却进行了很好的梳理。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德国对证人做了如下的定义：凡是应该在应在法官面前陈述其对案件的感知和认识的人，而七本人又不具有其他参与诉讼人员身份的人都是证人。我们的近邻日本的法律认为，证人是指依照规定应当向法院陈述其所知的有关事实的第三者。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都在重申一个要点，那就是证人不包括当事人，仅包括向法院陈述其感官体验的案件事实的人。英美法系由于其判例法的传统，以及相关因素的差异，在证人规定上与大陆法系略有不同，他们认为，不论其在诉讼中的地位如何，只要能提供与案件相关信息的人都可以叫做“证人”，即便是被告人也可以被当做证人来使用，其所作出的证言证言也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我国既不属于大陆法系也不属于英美法系（港澳台地区除外），法律上对证人的概念也缺乏明确的界定，但是理论研究和实务上更多的认为我国的证人概念和大陆法系的规定更为相似，因为我们都是采用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是密切相关的。我国证人的概念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在诉讼过程中，因知道案件的情

况并负有作证义务从而向公安等司法机关陈述的不具有其他诉讼主体身份自然人。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在诉讼中具有其他身份的人不能作为证人，单位不能作为证人。

（二）证人作证的意义

证人作证，是法治社会的内在要求，法治社会必然是惩恶扬善的社会，对于一些罪大恶极而又缺乏证据难以追诉的犯罪嫌疑人，证人出庭作证对其予以指认无疑是对社会秩序的最好维护，同时证人出庭作证在我国目前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未尽完善的情况之下，也是非常之必要的，尤其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质证权的保护上。

但是纵观现在的案件审判，但凡涉及到需要证人出庭作证的，其出庭作证的概率非常之低。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对此，国内的相关学者给出了一系列的分析，并且给出了一些列的对策分析，这些分析都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正如陈瑞华教授所指出的我国目前的法学研究现状似乎正处以一种“对策法学”的研究误区。为此，笔者打算在发实证学的角度，以学者们提出的对策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证人不出庭作证对策的层层剖析，尽量指出我国证人为何不出庭作证的更深层次的原因，进而分析证人到底是为什么不出庭作证，最后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

二、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

证人不出庭作证一直以来都是困扰我们司法审判的一个重要因素，相关的原因也有很多文献做出了很多的探讨，笔者不想继续承袭这种固有的研究路径，而是打算在实证主义法学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

(一)法院不需要证人出庭作证

证人虽然也在侦查机关作证，但是那毕竟是单独作证，无法达到质证的效果，我们所谓的证人作证更多的意义上说的是证人出庭作证，这样做有助于法官更好的审查清楚案件事实真相，但是在我国的实践来看，审判机关根本不需要证人出庭作证。这是因为首先，法官在庭审前没有真正的做到与案件的隔离，其可以预先通过阅读卷宗了解案情，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在庭审时便已经有了一定

意义上的主观判断。无需再叫更多的人来阐释之前已经了解的东西；其次，我国法律中并没有关于要求当庭宣告判决的规定，在中间的这一阶段法官可以要求公诉机关提交所有的材料，而这种材料对法官的影响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这使得证人出庭作证失去了实质上的意义，难以影响案件的判决。再次，由于长期以来法官一直是和公安机关以及检察机关共同作为打击犯罪的机关，法官对公诉人提交证据的信任度高于被告人所做的与公诉人提交证据不同的供述，公诉人只要宣读相关的证言笔录便可以获得法官的信任，而不需要证人亲自作证。

（二）公诉机关不需要证人出庭作证

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公诉人在证人不出庭当面向法庭作证的情况下也可以顺利完成指控犯罪的职能，首先，大量传闻证据的使用，使得证人根本无需出庭，只要宣读证人证言即可，而法院也认可公诉人宣读庭前的证人笔录，即便被告人不认可，也由于多种因素无法得到与证人当面质证的机会。其次，检察院和法院天生就是一家，相互之间也多了很多默契与容忍，些许的证言瑕疵也不会影响到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最后，证言具有易变性，为了防止庭审出现差错，导致控方颜面或者利益受损，他们也不希望证人出庭作证。

三、证人出庭作证的改革思路

2012年3月14日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特定情形下证人可以被强制出庭作证的规定，这一规定，对于我们改善证人长期不出庭作证的局面，并进而使被告人的质证权得到真实形式都有莫大的好处，但是从上面的分析来看，证人不出庭作证除了有主观方面的原因，客观上的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法院和检察院长期以来形成的在没有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形下进行判决的习惯，如何改善这一现状，笔者试图提出以下观点。

（一）建立质证权意义上的交叉询问机制

证人出庭作证在查清案件事实并发现真相，并使案件得到正确的认定，具有重大意义，但是我们也知道法律是一门追求程序正义的学问，尤其是在当下这一点显得特别重要，而我们过去的研究大部分是在结果中心主义的影响下来考

量的，现在我们或许更应该在程序价值的角度来考虑这一问题，我们应该认识到片面强调证人出庭作证的实体价值是不合理的。我们同样不该忘记的是我们对程序正义的追求。尤其是在大力强调程序正义的今天，以及我们在一味追求所谓的“真实”的路上有渐行渐远的趋势（聂树彬冤案的影响至今仍是我国司法进程之痛）。这种要求显得更加急迫。

（二）建立证人保险制度

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 篇6

2018国家公务员考试公安基础知识：公安刑事执法的基本原则

公安刑事执法的基本原则，是公安机关进行刑事执法工作所必须遵循的基本行为准则。根据《刑事诉讼法》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公安刑事执法的基本原则主要有：

(一)依靠群众的原则

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依靠群众，公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时，对群众的报案等要认真受理，并要注重从群众中收集犯罪信息和证据，在执行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等刑罚时更要依靠群众来监督、教育和改造罪犯。

(二)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

公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时必须以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作为处理案件的依据，而不能凭主观想象、臆断和推测来定案;公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无论是对案件的实体问题，还是程序问题，都必须以《刑法》、《刑事诉讼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作为依据处理案件，不能另立标准，背离法律。

(三)对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原则

一方面，公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对任何人的犯罪行为都应一律平等地适用法律予以追究，不因其社会地位、经济状况、职业、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另一方面，公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对包括犯罪嫌疑人在内的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和合法权益都应给予平等的重视和保护。

(四)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

公安机关是国家的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必须坚持同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公、检、法三机关应在法定范围内行使职权，不能互相代替;在分工负责的基础上，通力合作，共同完成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任务;在刑事诉讼中应互相制约，防止和纠正可能出现的错误和偏差。

(五)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接受监督的原则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转发注明出处

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要依法接受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在接到纠正违法通知后，应当认真查处纠正，并将情况及时报告人民检察院。另外，公安机关也应建立办案责任制度、执法质量考评制度、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等内部监督制度，以便对公安机关的执法活动自行进行检和纠正。

(六)重证据、重调查研究的原则严禁逼供信的原则

公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必须重证据，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调查研究上，并依照法定程序和要求收集证据，要严禁刑讯逼供，禁止以非法的方法去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对待口供要慎重，不轻易相信，只有经过查证属实的口供才可作为证据使用。

(七)保障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的原则

公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要严格执行刑事办案程序的有关规定，根据各诉讼参与人参与诉讼的关系不同，充分保障各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并从侦查、讯问、采取强制措施、羁押等方面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特别加以保障。

(八)尊重各民族公民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的原则

公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要尊重各民族公民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要配备翻译人员，为他们翻译。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讯问，各种诉讼文书，应当根据实际需要使用当地的一种或者几种文字。

(九)各地区公安机关之间加强协作和配合的原则

为了提高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质量和效率，各地区公安机关之间应互相协作和配合，严格履行协查、协办职责。在收到异地公安机关提出的协查、协办请求后，应当按照异地公安机关的要求，将有关的材料、情况迅速反馈回去，对于需要协助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要积极配合。

(十)我国公安机关同外国警察机关之间开展刑事司法协助的原则

随着跨国犯罪案件的日益增多，为了加强打击犯罪的力度，迫切需要各国警方之间的密切协作与配合。我国公安机关根据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和公安部签订的双边合作协议，或者按照互惠原则，与外国警察机关可以相互请求刑事司法协助和警务合作。

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 篇7

(一) 法律移植的内涵

学界对法律移植的内涵有着不同的理解。有学者认为, 法律移植的基本意思是:在鉴别、认同、调适、整合的基础上, 引进、吸收、采纳、摄取、同化外国的法律 (包括法律概念、技术、规范、原则、制度和法律观念等) , 使之成为本国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1] 有学者认为, 法律移植的含义相当于我国通常所讲的对其他国家或地区法律的借鉴和吸收, 有时又比借鉴等词有更多的意义, 但它们之间并无实质上的区别;[2] 还有学者则认为, 法律移植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 将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法律 (体系、内容、形式或理论) 吸纳到自己的法律体系之中, 并予以贯彻实施的活动。[3]

笔者认为在确定法律移植的内涵前, 需要明确法律移植其自身的特点:从移植对象来看, 包括知识、经验、制度或观念, 从理论上讲其可以被无限复制, 而在移植之后, 移植对象在原产地也并无毁损;从移植效果来看, 法律移植虽然也有受体的排斥现象, 但是一般不表现为受体死亡的后果, 而表现为移植有效性的受损;从移植失败的原因来看, 主要原因通常为受体以及受体环境的原因, 因此, 法律移植的关键在于对受体及其环境的改造。

因此, 笔者认为, 法律移植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对不同国家或地区法律有选择地借鉴或引进, 融入到本国或本地区之中成为自己的本土资源, 旨在发展本国或本地区的法律。法律移植包括引进和本土化两个过程。

(二) 法律移植悲观论和法律移植乐观论

法律移植悲观论和法律移植乐观论是理论界对法律能否移植、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

法律移植悲观论的代表人物是法国学者罗格朗。他认为法律具有不可能移植的性质, 其理由是基于法律和文化的两者关系展开的: (1) 法律是文化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文化构成法律规则的语境, 规则一旦脱离语境就失去了其生命赖以存在的环境; (2) 法律的基本单位是规则, 规则由词语形式和内在意义两个要素构成, 规则的词语形式可以移植, 但规则的内在意义是特定文化的产物, 不可移植, 因为规则离开意义之维就不成其为规则; (3) 不同文化对于同样的规则会赋予不同的含义, 在规则的适用中也会作出不同的解释, 因此规则一旦移植到异质文化中, 含义就会发生变化, 而这就使得该规则成为一个不同的规则; (4) 规则的意义之维决定了规则的目标、价值和效果, 规则一旦移植到新的情境, 其目标、价值和效果都会发生变化, 而这意味着移植失败。[4]

美国的塞德曼夫妇也持有类似观点, 他们提出了“法律的不可移植性规律”, 并认为法律在其移入地无论如何也没有原产地所发挥的效果和作用。[5]

与法律移植悲观论相对的是法律移植乐观论。法律移植乐观论可以分为绝对乐观论和相对乐观论两派。法律移植绝对乐观论的代表是美国学者阿兰·沃森, 他的主张包括以下几点: (1) 历史上法律规则的跨民族或国家迁移屡见不鲜, 法律的发展主要得益于法律规则在不同法系或法律制度之间的移植; (2) 作为以规则形式存在的法律是自治的体系, 独立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力量的影响; (3) 法律经常不反映社会的需求, 例如历史上有许多不反映社会需要之法曾长期独立存在; (4) 法律移植主要归功于立法者、法官、律师和法学家等法律职业精英群体。[6] 在阿兰·沃森看来, 法律不仅是可以被移植的, 而且法律移植是极其简便易行的。阿兰·沃森甚至认为法律移植不需要了解移植来源的文化、经济、政治等因素。

法律移植相对乐观论的倡导者是英国牛津大学比较法学教授卡恩—弗罗因德。他支持法律移植, 认为法律具有可移植性, 并且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卡恩—弗罗因德与阿兰·沃森之间的争论点不在于法律能否移植, 而在于法律移植可能性的程度。作为法律移植相对乐观论的代表, 卡恩—弗罗因德得出一个很重要的结论:“使用比较方法不仅需要有外国法律的知识而且还要有外国社会, 特别是外国政治方面的知识, 人们只要持有法条主义精神而忽视法律的这些方面, 对比较法的实际目的的应用就会成为误用。”[7] 可以看到, 卡恩—弗罗因德十分警惕对法律移植的误用。

笔者赞同法律是可以被移植的。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 法律移植的例子举不胜举。法律移植是法治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特别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有些弊端需要通过学习先进的外来法律制度来克服;然而, 笔者并不赞同法律移植绝对乐观论。其似乎将法律看作是可以以规则的形式孤立存在的本体, 这并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普遍联系的, 因此, 法律移植也必须了解移植来源的文化、经济、政治等因素。如上文中笔者对法律移植内涵的理解, 法律移植不仅需要了解移植来源的文化、经济、政治等因素, 还要立足于本土环境, 其终极目标是将移植对象融入本土环境, 成为自身的本土资源。在肯定法律移植必然性和必要性的同时, 我们绝对无法回避法律移植的复杂性问题。

二、近代中国法律移植的经验——以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法律移植是中国近代法律发展的一个基本历史现象。从中国近代法的发展来看, 自从清末修律以来的一百多年, 是中国学习、借鉴和移植外国法的时代。以我国刑事诉讼法为例, 从1979年到2012年, 我国刑事诉讼法实际上也经历了三次法律移植的过程。

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是部分移植前苏联体制的产物。其立法理念、诉讼原则、技术规范、法律术语等均是大幅借鉴《苏俄刑事诉讼法典》。

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大量移植了英美对抗制模式。首先, 从诉讼理念上体现了移植的痕迹, 引入了无罪推定的诉讼精神;其次, 技术层面有不少移植英美刑事诉讼法的制度的例子, 比如采纳英美对抗制中的“起诉书一本主义”, 取消了79年《刑事诉讼法》的全案移送制度, 旨在防止法官在审前形成预断;再比如, 以一种明显对抗性色彩的“抗辩式审判方式”取代了原来实行的“职权主义审判方式”, 在庭审中注重双方的对抗, 极力平衡双方的地位和力量。

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仍然可以看出移植英美对抗制模式的倾向。在此次法律移植的过程中, 主体性考量却十分凸显。[8] 所谓主体性考量, 是将法律移植立足于主体的本土情况, 反思实践经验, 回应实际需求。换言之, 并非直接照搬域外的法律制度或经验, 而是在遵循了立足实际的移植逻辑上, 进行有选择的移植、有鉴别的吸收。最为典型的例子是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新刑诉法并非直接照搬国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而是在结合具体国情和实践经验上确立起来的。对于非法物证证据的排除, 考虑到侦查机关的办案需要, 立法并没有采用绝对排除的模式, 而是对其进行有限排除;我国也并没有移植英美证据制度中非常重要的“毒树之果”规则, 即并不排除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后再次获得派生证据。

通过以上简单的回顾, 可以发现1996年《刑事诉讼法》和2012年《刑事诉讼法》都体现了移植英美对抗制的痕迹。然而, 将这两次移植作比较就能发现, 96年《刑事诉讼法》移植的效果不甚理想。原因在于立法者将一些生长在西方土壤的法律制度直接种植在我国本土的环境上, 而我国却恰没有这些法律制度生存的土壤, 这就导致被移植的法律制度并不能很好地适应于不同语境下的中国现实。换言之, 移植对象与本土资源两者的衔接出现了严重的断层。其中最为典型的是:96年《刑事诉讼法》采取了英美对抗制中的“起诉书一本主义”, 而在其后的仅仅两年, 却又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确立了“庭后移送案卷”的制度。两种制度的功能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其反过来架空了法庭的审理过程, 使得那种带有“抗辩式”色彩的审判程序流于形式。

三、对法律移植的思考

笔者基于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律移植的分析, 认为法律移植至少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一) 一个基本的逻辑前提

在法律移植之前, 确立一个基本的逻辑前提是必要的。笔者认为, 应当认识到每个国家的法律制度都有自己发展的特殊过程, 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与特点, 法律的发展不可能只有一条预先确定的途径。推崇一切所谓西方的先进法律制度, 忽视了我国现实的需求和实际的情况, 这样的逻辑前提只能造成在各种条件都不成熟的情况下就盲目地进行法律移植的后果, 其效果便可想而知。

我国的现实语境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语境并不相同, 而不同的语境决定了我国有不同于西方国家所面临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同时也决定了二者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应有所不同。因此, 笔者认为, 一个基本的逻辑前提应当基于我国现实的需求和实际的情况, 应当重视主体性的考量。

(二) 一个关键的环节

法律移植包括引进和本土化两个过程。因此, 法律移植不仅仅是引进先进的法律制度, 还要解决本土化的问题。“本土化”是法律移植成功与否的关键环节, 必须抓住本土化这一环节。纯粹的技术性移植, 其移植效果可能差强人意。

所谓“本土化”, 主要是讲如何将外国的先进法律制度、原则等移植入本国, 让其与本国的法律相结合, 以在本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茁壮成长。实际上, 本土化还有另外一层重要的含义, 就是在法的国际化、趋同化的浪潮中,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必然地会保留下一些自己本民族的法律 (旧时代留下来的国家制定法和长期适用于民间的习惯法等) , 并将这些带有本土特色的法律组合进新颁布的法典和法律之中。[9]

“本土化”的第一层含义警示我们, 原封不动的法律移植不但不能在本土生根发展, 反而会引起外来现代性和本土传统性的极力冲突。本土化的过程必须以本国法为基础, 对外国法进行认真的筛选, 找到适合于自己的东西, 并且要与本国的法律相结合。这种结合甚至需要再次创造, 发挥本国的主观能动性。

“本土化”的第二层含义告诫我们, 不可盲目移植外国法律而一味否定本国的法律实践。每个民族或国家都会有自己优势的本土资源, 在法律移植的过程中不能忘“本”, 对于本土资源必须合理利用。如果移植资源与本土资源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找到彼此相适的契点, 那么法律移植一定会得到良性的效果。

四、结语

法律移植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 还涉及政治、文化、经济等许多方面。本文仅以我国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分析了近代中国法律移植的经验, 并提出了自己对法律移植的思考。总之, 笔者认为法律移植必须在移植发达国家的先进制度的同时, 注重移植主体本土化的全面进步。如果将一切外国法律制度视为“良药”, 试图医治我国法治发展中的问题, 那么可能“药效”并不会如预期那样好。

参考文献

[1]张文显.法理学[M].3版.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72.

[2]沈宗灵.法理学[M].3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93.

[3]何勤华.关于法律移植的几个基本问题[A].何勤华.法的移植与法的本土化[C].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1:537.

[4]P.Legrand, “What‘Legal Transplants’”In D.Nelken&J.Feest (eds.) , Adapting to Legal Cultures, pp.55-68.

[5][美]安·塞德曼, 罗伯特·塞德曼.发展进程中的国家与法律:第三世界问题的解决和制度变革[M].冯玉军, 俞飞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52.

[6]Alan Watson, Legal Transplants:An Approach to Comparative Law,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3.

[7]沈宗灵.论法律移植与比较法学[J].外国法译评, 1995 (1) :1.

[8]左卫民.当代中国刑事诉讼法律移植:经验与思考[J].中外法学, 2012 (6) :1145-1158.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制度 篇8

关键词：证据开示；缺陷完善

19世纪，英国进行了司法改革，证据开示制度正是在这次改革中逐渐开始形成，其在刑事诉讼当中主要是指在法院开庭审理前，按照一定的程序和方式，控辩双方将各自掌握和控制的诉讼证据及其他与诉讼有关的资料让对方知悉的制度，其目的在于保证审判的公正和效率，是在现行当事人主义对抗制诉讼模式中，证据开示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1]它要求控辩双方在开庭审理前就将证据向对方出示，在审理前给对方留一个缓冲期，方便对方对证据进行充分的审视和认知，进一步收集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以保证在庭审中有的放矢，促进案件审理的公平、公正。

一、我国法律对证据开示制度的规定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未完整的对这一制度做出规定，但并非说证据开示制度在我国无据可循，从个别法条规定中不难找到证据开示制度的影子。如《刑事诉讼法》中对侦查期间辩护律师的权利、辩护人的阅卷权、申请调取证据的权利以及及时告知证据的义务的规定，都是对证据开示制度的规定。

除《刑事诉讼法》外，《民事诉讼法》中亦有对“证据交换”的程序、时间、启动、当事人反驳、次数等方面的问题进行较为详细的规定。“证据交换”也即“证据开示”，二者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由此可见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已经有了证据开示制度的雏形，在刑事诉讼法中引入证据开示制度是有一定法律基础的。但是，从这些规定中不难发现，我国法律对证据开示制度的规定较为零散，不成体系，仍存在许多缺陷和不足。

二、证据开示制度的缺陷

（一）原则性规定较多，对具体的操作方式的规定不够细致

可以说，我国对证据开示仅是零散性的规定，对具体的开示程序没有明确规定，如主体、时间、地点、范围等，并非完整意义上的“制度”。

（二）双向开示规定不明确

控辩双方都负有向对方开示证据的义务，而当前法律中规定较多的是控方向辩方的开示义务，对辩护方的开示义务仅规定了辩护人对有关犯罪嫌疑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不在犯罪现场、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的告知义务，对其他证据的开示义务没有规定，双方开示义务不对等。[2]在案件审理前控方无法把握辩方掌握的证据，客观上增加了辩方证据突袭的风险，不利于案件审理的公开和公正。

（三）缺乏义务违反的制约机制

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会出现双方不全面履行其开示义务或违反开示义务的情况，违反开示义务后应该如何制裁，法律在这一方面并未做详细规定，导致在实践中证据开示往往难以顺利、有效的进行，影响诉讼效率。

三、对我国证据开示制度的完善建议

（一）确定双向开示原则

要达到控辩双方权利义务对等，必须确立双向开示的原则。控辩双方在审前相互开示证据，有利于双方对案情进行更为深入、全面的了解，帮助其在庭审中做到有的放矢，避免诉讼拖延，节约司法资源的同时有利于双方在对抗式诉讼中实现控辩平衡，保障程序公正。

（二）明确开示主体

在公诉案件中，开示主体应是检察院和辩护律师。自诉案件中，因自诉人与案件具有直接利害关系，难以在理性、信任的基础上同辩护方交流证据，因此本文认为开示主体不应包括自诉人。

辩方则是辩护律师，为避免证据开示后串供等妨害诉讼的行为，开示主体不应包括其他辩护人。而辩护律师因接受过良好的职业教育，并且有专门的执业纪律对其行为进行，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出现上述情形。

（三）明确开示范围

刑事诉讼中的核心焦点即为被告人的定罪及量刑，因此本文认为证据开示也应围绕定罪、量刑两个方面进行，对于控方的开示范围，除有罪、罪重的证据外，还应包括无罪、罪轻的证据，即所有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材料。而对辩护方的开示范围，应本着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利益的态度，只需开示需要在庭审出示的、对其有利的证据即可。

（四）证据开示的时间、地点

对于开示时间，不宜限制过死，控辩双方应在公安机关向检察院移送起诉意见书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前这一阶段，具体开示时间视具体情况而定。这样规定既为辩护方收集证据留出了时间，也促使公诉机关在开示中全面审查证据，把握案件事实，做出正确的公诉意见。同时因为案件尚未进入审理阶段，因此不应当在法院进行，检察院作为国家机关，大量的证据材料都掌握在控方手中，因此证据开示应在检察院进行，同时也有利于保障程序的公正性。

（五）证据开示的司法保障

（1）强制开示。控辩双方不履行或违反开示义务且无正当理由的，法院可以强制其开示证据。

（2）不予采纳。在庭审中，如果控方出示的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未经开示，从而使辩护方丧失了对证据反驳的有效时机，法庭可以依职权对该份证据不予采纳，辩护方也可向法院申請。

（3）经济赔偿。因一方违反证据开示义务，导致延期审理，由此给另一方造成经济损失的，另一方就其损失请求法院责令违反义务方承担一定的经济赔偿责任。

在世界各国刑事诉讼体制改革中，建立控辩双方互负开示义务的双向证据开示程序已经成为重要趋势。通过以上论述，这一制度在我国的建立不仅有相关法律规定作支撑，在民事诉讼中也有实践经验可以借鉴，同时也符合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要求，对于促进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保障人权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推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张亚玲.从司法实践看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J].人民检察.2009，（8）：49.

[2]许菁.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构建路径之探讨[J].法制与社会.2014，（2）：55.

作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