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作风与司法公正

审判作风与司法公正（共7篇）

审判作风与司法公正 篇1

审判作风与司法公正

滕一龙发布时间： 2002-03-04 08:07:44 内容提示：

审判作风建设是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人民法院的公正形象。审判作风作为法官在审判工作和司法实践中一贯表现的态度和行为，涉及法院工作的方方面面，本文试就审判作风的基本涵义及在思想、态度、工作和形象等表现层面并就改进和加强作些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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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是指导党的作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也为我们加强审判作风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指明了新方向。人民法院要深入贯彻六中全会精神，把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落实到审判工作中，就要紧密联系法院实际，培育优良审判作风，全力维护司法公正。

一、充分认识加强审判作风建设的重要意义

１．审判作风建设是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法院作为党领导下的国家审判机关，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宪法和法律赋予的重任，同时，人民法院的各项工作也只有始终坚持和接受党的领导，才能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确保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审判工作中的正确贯彻执行。因此，审判作风是党的作风在审判工作中的

具体反映和体现。人民法院审判作风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党的作风的好坏，加强和改进审判作风建设，是人民法院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必然要求。我们只有站在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高度，正确认识审判作风建设的重要性，增强培育良好审判作风的自觉性，才能更好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神圣职责。

２．审判作风关系到法院的公正形象。审判作风是反映法院工作和队伍建设的一个综合性指标，是衡量审判质量和效率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也是人民群众对人民法院作出客观评价的最直接的衡量标准。法官的基本职责是裁判案件、惩罚犯罪、定纷止争。在这个过程中，法官的公正独立与人格公信，直接关系到司法职能的发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如果一个法官作风拖拉，工作粗糙，庭审中心不在焉，即使案件的最终裁判结果实体和程序上都无可非议，但当事人仍然会因为法官在审判作风上存在问题而认为不公正，这就说明一个法官的形象，直接影响着案件的实体公正和形象公正。因此，审判作风的好坏，关系到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法制权威的信心，关系到公正与效率。从法院自身来讲，除个别案件的实体、程序确有瑕疵外，审判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客观上已成为社会各界、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反应比较集中的一个问题，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正确的审判工作指导思想的贯彻，妨碍了审判工作的质量、效率和效果。这

充分说明，审判作风并不是法官个人的行为，它代表的是法院的司法形象，审判作风有问题，足以使人民群众对法院的裁判是否公正产生合理怀疑。所以，我们要从确保司法公正和提高司法效率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审判作风的紧迫性，通过狠抓审判作风，使广大法官在审判工作中牢记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进一步增强转变审判作风的自觉性，自觉从人民满意的地方做起，从人民不满意的地方改起，以形象公正确保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使六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要求落到各项审判工作之中。

二、正确把握审判作风的基本涵义

作风是指人们在工作或生活上一贯表现的态度、行为。由此可知，审判作风是指法官在审判工作和司法实践中一贯表现的态度、行为。审判作风涉及法院工作的方方面面。从审判流程来说，它反映在立案、排期、庭审、执行、信访、接待等每一个具体的环节之中；从工作范围来说，它反映在法院每一个工作岗位、每个工作人员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之中；从工作时间来说，它不仅体现在８小时之内，同时也体现在８小时之外。法院工作人员８小时以外发生的问题，人民群众仍然把它与法院的审判作风联系在一起。因此，加强审判作风建设是一个涵盖法院全部工作的庞大系统工程。切实改进和转变审判作风，首先必须正确把握审判作风的基

本涵义。

１．审判作风的内在属性。审判作风取决于审判人员的内在素质，它是审判工作主体即法官对审判工作的认知、情感、行为的综合反映，是法官内在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道德素质和形象素质在审判工作这一特殊领域的外在表现。认知是指对审判工作本质特征的认识，包括审判工作的性质、宗旨、功能、职责、范围等。情感是指从事审判工作的态度，包括从事审判工作的动机、事业心、责任感、敬业精神等。行为是指在审判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言行举止、评价体系等。法官只有深刻认识审判工作的本质特征，崇尚、热爱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才能自觉自愿地献身于审判事业，并通过良好的审判作风表现出来。政治素质包括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理论素养、大局意识、宗旨意识等。业务素质包括扎实的法学理论知识、良好的法律意识、高超的司法技能等。道德素质包括良好的品行、社会良知、谦虚严谨等。形象素质包括庄重的仪表、文明的举止、恰当的语言、严守司法纪律、遵守法庭规则、尊重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人格尊严等。上述四种素质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并通过审判作风表现出来。只有高素质的法官，才能有优良的审判作风。任何素质的缺失，都必然给审判作风带来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２．审判作风的表现层面。审判作风涵盖法院工作的方

方面面，主要通过思想、态度、工作和形象等四个层面来反映。思想层面上，主要表现在是否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思想觉悟和政治理论水平高不高，对审判工作的本质认识深刻不深刻，审判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否端正。态度层面上，主要表现在是否牢固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是否真正解决了“为谁掌权、为谁执法、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对党和人民是否忠心，对法律是否忠诚，对自己从事的事业和岗位是否热爱，是否具有强烈的社会良知和公正意识，是否把通过公正高效的审判实践，去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人生价值的追求目标。工作层面上，主要是指对审判工作的投入程度，精力是否集中，做事是否认真，是否具有吃苦精神，是否追求工作的高质量、高效率，在依照程序、确认证据、查明事实、适用法律、作出裁判、制作文书、执行裁判等方面是否严格把关，是否尽力防止和杜绝各类差错，是否具有主动协调和积极配合的意识。形象层面上，主要是审判作风的外在表现，具体体现在着装仪表、言行举止、法庭秩序、文明素养等方面。形象层面是法官职业的特殊要求，也是审判作风外在表现的具体形式。

就上述四个层面来说，思想层面的问题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思想层面的问题不真正解决好，审判作风的根本转变就无从谈起，即使某段时间能有所改观，但必然难以长久。

态度层面是思想层面通过内化而形成的一种稳定而持久的情绪，又在工作层面时时处处体现出来，并由此而形成自身的工作特点和行为方式。态度层面的问题解决不好，在审判作风上就可能形成患得患失、起伏不定的状态。工作层面比较有形和直观，看得见，摸得着，可以通过定量方式进行考核评价，群众感受也最直接。审判作风反映在工作层面的问题解决不好，人民法院的公信度就难以提高。形象层面的问题解决了，有助于提升法官的职业魅力，增强亲和力、信赖感以及司法机关的公信力。如果形象层面的问题解决不好，人民群众就容易产生合理怀疑，审判机关的公信力就无从保证。司法实践中，人民群众反映法院审判作风比较集中的就是形象层面的问题。

３．审判作风的本质要求。审判作风的表现形式尽管是多方面的，但对人民群众的态度、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审判作风建设的核心。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的决定指出，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人民法院作为党领导下的国家审判机关，担负着依法独立审判、确保司法公正、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历史重任。因此，在审判工作中，增强群众观念，转变审判作风，严肃执法、热情服务既是党的作风建设的要求，也是由人民法院的根本性质决定的。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公民法制意识的日益增

强，大量的民事经济案件诉讼到法院，人民法院被历史地推上了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第一线，对法院每个工作人员特别是法官的审判作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法院在审判作风上存在的问题，也是人民群众反映比较强烈，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因此，我们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法院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践行“三个代表”，自觉加强和改进审判作风，尽全力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三、坚持不懈地在实践中改进和加强审判作风

加强审判作风建设，重在实践中培育，实践中改进。就目前来讲，加强和改进审判作风，既是一项现实和紧迫的任务，更是一项长期的艰苦的系统工程，需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突出重点，循序推进。

——在审判工作中体现。审判作风并不是独立的，它渗透在各项审判工作中，通过法官的一言一行表现出来。因此，审判作风建设要始终贯穿于审判工作全程，从有形抓起，虚事实做，通过公正的审判，使人民群众切实体会到人民法院审判作风的转变。为此，我们要进一步强化公正意识，始终做到严格依法审判案件，不仅实体公正，而且程序公正、形象公正。严格执行审限制度，设身处地地为当事人着想，提高审判效率，把未结案件降低到最低限度。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司法观念，努力提高审判质量。从转变和优化审判作风 的高度，继续落实公开审判制度，增强审判工作透明度，充分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完善审判方式和审判管理改革，实行立案、送达一条龙服务，减少环节，简化程序，从一点一滴小事做起，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为群众诉讼提供便利。切实加大执行力度，规范执行行为，对执行积案进一步排摸清查，落实责任，限期结案。对部分法院实施的执行案件中的“债权凭证制”加以总结推广，充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继续提高法律文书质量，以高质量的法律文书体现裁判公正，达到维护正义、宣传法制的目的。继续落实司法救助制度，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依法实行缓、减、免，为广大人民群众排忧解难。善于倾听人民群众呼声，自觉接受各界监督，重视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反映、意见和建议，继续坚持院长接待日制度，强化信访工作，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答复。继续加强基层建设，让人民群众从基层法院良好的审判作风中感受人民法院的良好形象。总之，加强审判作风建设要立足于审判工作，抓住立案到执行的每一个环节，抓好每一个案件的审理和执行，写好每一份裁判文书，接待好每一件群众来访，从而使我们的审判工作取信于民，使人民群众和当事人在我们的审判工作中切实感受到人民法院审判作风的转变。

——在道德建设中培育。职业道德是人们在工作实践中

形成的行为规范，法官职业道德主要靠法官内心的自觉遵守。因而，加强法官职业道德建设，有助于培育良好审判作风。最高法院在总结队伍建设和作风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以下简称《准则》），适应了以德治国重要思想的要求，也体现了人民法院在改进审判作风方面的不懈努力。《准则》从保障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保持清正廉洁、遵守司法礼仪、约束业外活动等方面对法官职业道德作出了具体规定，最大程度上反映了对法官职业的根本要求。这与最高法院先前制定的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审判纪律处分办法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等相比，反映了我国法官职业的不断成熟，也反映了我国法官职业道德标准的不断提高。如果将上述的“两个办法”和“回避规定”视为法官的道德底线，那么《准则》就属于上线或中线。因为作为一个法官，不颠倒黑白、不徇私枉法，这是起码的行为底线，是每一个法官都应自觉遵守的最低限度的行为规范。如果一个法官连这些基本要求都做不到，那他也就丧失了作为法官的基本条件。《准则》的规定，使对法官行为的规范，从“不准……”的层面上升到“应当……”的层面，属于一种更高的道德追求，有助于造就道德高尚、作风优良的法官队伍。这样，对法官的某些既不违法、也不违纪的审判作风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职业道德规范来加以约束。从根本上来说加强审判作风建设，一靠教育，二靠制度。我们将以《准则》的学习、贯彻为抓手，通过加强对法官的职业道德教育，培育良好的审判作风。通过集中学习培训、法官现身说法、适时讲评交流等形式，组织广大法官认真学习，并对照准则的学习，找出差距，制定整改计划和措施。同时建立健全法官职业道德考核机制、通报讲评机制和监督制约机制，把职业道德监督纳入党内监督、社会监督和行政监督之中，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在法官职业道德建设中的核心作用和广大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同时，欢迎社会各界对法官遵守职业道德进行监督，对法官违反职业道德的投诉，将区别不同情况，依照有关规定认真处理。通过多种形式，形成气氛，强调自律，在教育与司法实践中，使广大法官逐渐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风范，树立“独立、平等、中立、透明、公正、高效、文明”的现代司法观念，体现良好的职业形象，杜绝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司法不公、效率低下和对待当事人态度粗暴、“冷、硬、横、推”等问题，促使审判作风的根本好转。

——在制度管理中养成。良好的审判作风虽然主要靠点滴培养，但完善的制度和严格的管理却是加强审判作风建设的重要保障。如果把职业道德建设比做审判作风的软制约，那么制度和管理则是审判作风的硬制约，在强调软制约的同时，要强化制度管理，赏罚分明，坚持用制度管理队伍，用制度约束队伍。要把法官职业道德教育的导向性体现在科学

有效的法院经常性管理之中，把基本的道德要求贯穿于法院制定的工作制度和日常行为规范之中，把自律和他律结合起来，加强对广大法官的严格要求、严格管理和严格监督。着眼长远发展，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将审判作风方面存在问题的处理提升到“制度层面”，不限于一人一事一时，而要对任何人、任何事，在任何时候都必须遵章办理，注重形成审判作风建设的长效机制，促使审判作风建设经常化、制度化。要狠抓制度的落实，防止形式主义。在审判作风建设中，要经常检查、经常讲评、经常通报，通过表彰先进，弘扬正气，树立典型。坚决贯彻从严治院的方针，认真执行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审判纪律处分办法和回避规定，坚决查处违法违纪案件。坚持用法官法管理队伍，规范行为。认真执行地方法院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制度，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少数法官的腐败行为。建立党组统揽、院长负总责的工作责任制，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齐抓共管。在审判作风建设中领导干部要身体力行，做好表率，要别人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要别人努力去做的自己首先要努力做，靠自己的党性、人格修养和实际行动在群众中树立威信和影响，从而使审判作风建设取得实效。

（作者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审判作风与司法公正 篇2

一、“媒介审判”是什么

对于“媒介审判”,存在一些争议。学界和业界大部分人对其持否定态度,也有少部分人持肯定态度,认为媒介审判是对司法体制不足的补充。我国知名的新闻传播法学家魏永征将“媒介审判”的主要特征概括为:“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情作出判断,对涉案人员作出定性、定罪、定量刑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媒介审判的报道在事实方面往往是片面的、夸张的以至是失实的。它的语言往往是煽情式的,力图激起公众对当事人憎恨或者同情一类情绪。它有时会采取‘炒作’的方式,即由诸多媒体连手对案件作单向度的宣传,有意无意地压制了相反的意见。它的主要后果是形成一种足以影响法庭独立判决的舆论氛围,从而使审判在不同程度上丧失了应有的公正性”。[1]这一提法是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的。在这个议题下,笔者认为陈力丹对“媒介审判”的定义更加清楚易懂,即“犯罪嫌疑人尚未经法院判决是否有罪,传媒已经在报道或评论中对其定罪,或传媒对嫌犯在法庭的辩护作倾向性的评论”。

二、“媒介审判”的作用机理

“媒介审判”的概念最早来自美国,但在中西方有不同的涵义,其对司法审判的作用机理不同。西方国家实行陪审团制度,先由非专业的陪审员判断被告是否构成犯罪,然后才是法官决定适用法律,媒体的报道有可能直接影响到案件的审理。而在我国,由法官判案,人民陪审员只能旁听,没有裁决权,所以说我国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媒介审判”,但媒介审判现象在我国确实存在。慕明春教授认为,媒介审判的实质是“以新闻自由干预司法独立,以道德审判取消司法审判,以媒介话语强权代替舆论监督”。[2]

笔者认为,媒介在这一过程中只是一个载体,幕后是代表民意的舆论力量和上级法院及其他公权力机关在起作用,舆论力量不会直接干扰司法部门,往往是上级法院和其他公权机关迫于舆论的压力,对审判案件的司法部门施加压力或者发出命令,以此来干扰或影响司法过程。因为中国的司法部门和媒体机构同属一个行政系统内,法院是归同级党委管的,而新闻媒体长期以来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耳目”,其发表的内容可能代表政府的意见,具有权威性,同时随着中国的市场化和传媒体制的改革,媒体也可能因经济利益而迎合受众。当一个公共事件引发民意汹汹,代表民众舆论的媒体报道会影响到相关领导,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领导可能给相关法官施加压力或者下命令,变成行政权对司法的间接干预,法官往往选择妥协,这样就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媒介审判现象。

在移动互联网普及后的新媒体环境下,新闻和民意舆论的界限不再那么清楚,“媒介审判”的基本作用机理没变,但“媒介审判”现象的复杂程度增加了。2013年4月15日,复旦大学官方微博更新:一名在读研究生突然死亡,警方认定同寝室某同学存在嫌疑。这个消息一出,微博上掀起铺天盖地的推测和讨论,传统媒体跟进报道。在法院还没有判决前,几乎所有人都聚焦在嫌疑人室友上,甚至关于林森浩“家庭有背景”“平时性格古怪”“笑起来像朵花”等和案件没什么关系的评价爆出。

三、产生“媒介审判”的原因

(一)媒体监督职能的误读和媒介角色的越位

在我国,媒介审判现象的产生有其深厚的土壤。媒体作为社会公器,传统上具有教化民众、舆论引导的作用。作为政府的喉舌,媒体往往被看做行政权力的延伸,代表党和政府的观点意志。而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媒体走向市场化,追求经济效益,为了满足受众的需要,在新闻报道中过度追求时效性、娱乐性,以吸引受众的眼球,从而影响司法审判结果。比如在“药家鑫案”中,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媒体大张旗鼓地报道所谓药家鑫“军二代”“官二代”的身份,即使这只是猜测。表面上看,这是媒体对权力所有者进行监督,实际上是监督职能的误读和媒介角色的越位。

(二)民众潜在的意识因素

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判罚不公、案件一直拖着不了了之的情况,加之缺少法制传统,民众的法律意识较弱,长期以来弱势群体有种不安全感,这时民众就将希望寄托在拥有较大话语权的新闻媒体上,很多新闻媒体也愿意为其代言。司法制度不够完善,同时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阶层分化加剧,社会上存在普遍的“仇官”“仇富”心理,容易引发群体事件,被告人一旦被贴上“官二代”“富二代”的标签,民众的情绪很容易被激发,要求加重判罚的呼声也随之加大。比如在“李某某案”中,嫌疑人是有违法前科的“星二代”,媒体大量报道李天一的家庭背景、成长经历,尤其是质疑其年龄造假,迫使司法部门在舆论压力下证明其未成年人身份。

四、“媒介审判”的负面影响

(一)“媒介审判”破坏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

宪法赋予了司法机关独立审理案件的权力,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司法案件中“疑罪从无”的无罪推定原则,“媒介审判”在法庭尚未裁决嫌疑人是否有罪的情况下,预先设定嫌疑人有罪,进行道德审判,凌驾于司法审判之上,利用强大的舆论压力影响司法裁决的结果,用道德代替法制,这是对司法公正性和司法独立性的亵渎。

(二)造成媒体公信力下降

“媒介审判”违背了新闻的客观性原则,在这个过程中,媒体一方面受公众情绪影响,反映公众的猜测和情绪,一方面进一步使得公众诉诸感性和道德而非诉诸理性和法律,形成恶性循环。按照李普曼的“拟态环境”理论,“媒介审判”其实是经过媒体搭建的“象征性事实”的“镜像反映”,媒体搭建的“象征性事实”要最大限度地接近社会事实,才能有公信力。媒体的报道要客观、真实才能让受众信服,才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媒介审判”造成媒体公信力下降。

(三)“媒介审判”侵犯当事人的正当权利

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在未被宣判前和普通人一样有正当权利。在很多“媒介审判”事例中,媒体在法院未依法裁决前将当事人的私人信息公开,甚至偏信一方的言论,这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名誉权、隐私权等正当权利。此外,“媒介审判”侵犯当事人的正当权利,造成举证责任错位,本来应该是“谁主张谁举证”,在“媒介审判”下当事人不得不自证清白,假如拿不出有力的证据,就往往败在舆论的有罪“证据”之下。

通过从以上分析可以得知,“媒介审判”不管是对司法机关还是对媒体和当事人都有很大的损害,为了规避“媒介审判”带来的损害,需要从多个方面作出努力。首先,从媒体层面来看,媒体应遵循公正客观的报道原则,把握法制新闻报道的度,注重新闻真实性,提高媒体工作人员的法律素质。其次,从司法层面看,司法部门应该有更大的独立判案权,不受行政部门的直接干预和影响,让司法部门依据宪法和法律程序办案,树立自身的权威和公信力。司法部门审判过程应该更加公开透明,积极主动向公众普及法律知识,提高司法部门从业人员的修养,及时反馈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最后,从公民层面来看,公民要提高自身法律意识和媒介素养,提高对新闻报道的辨别力。

摘要：媒介审判现象是新闻媒体法制报道失衡的表现,对司法的独立和公正造成重要影响。与国外不同,媒介审判在我国呈现出特别的作用机理,与中国的法治建设、媒介属性以及民众的诉求紧密相关。辨别媒介审判和正当的舆论监督,分析媒介审判产生的原因及其对司法的影响,寻找应对的策略,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完善媒介环境的应有之义。

关键词：“媒介审判”,司法公正,舆论监督,媒介素养,法制意识

参考文献

[1]魏永征.新闻传播法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209.

[2]慕明春.“媒介审判”的机理和对策[J].现代传播,2005(1):64-66.

审判作风与司法公正 篇3

关键词：社会舆论；民意；司法公正

一、社会舆论与民意

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1]伴随社交平台的迅速发展，人们对于司法活动的关注度更高，在微博、微信等公众平台上发声的机会也更多，社会舆论对整个社会的运行发展产生了更多的影响。通常我们把舆论和民意当作一回事，但实际上民意是人民群众的共同的普遍的思想或意愿。而舆论更多时候作为一种心理状态，语言或其他只是舆论的载体和表现形式。不少案件也在社会舆论的影响下，法官并未按照严谨的法律思维和逻辑思维进行最终判决，在社会中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本文通过几个案例简要陈述对社会舆论和民意对司法审判公正的影响的看法和观点。

二、司法审判活动中是否应遵循舆论和民意

通常一件有重大争议的案件，一经报道，会在社会中引起广泛热烈的讨论，加之现今媒体在报道案件时的大肆渲染以及为博得眼球而成为“标题党”，并不能完整真实的还原案件的事实，再加上一些涉案人物的社会背景几经揣测，人们“仇富仇官”的狭隘心理也会作用在反映出来的舆论讨论中。

曾经被称为中国“公序良俗”第一案的泸州继承案，法院迫于当时的舆论压力，将此案定性为民事活动违反公序良俗原则而判决遗嘱无效，原告因为其“小三”的特殊身份而丧失了对赠予遗产的继承权，法官没有坚持民事活动中意思自治，在遗嘱没有其他瑕疵的情况下凭借公序良俗四字认定无效，我们讲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在道德面前我们又将人三六九等，在案件中法院又站在了道德的一方，在道德评判大于法律评判的情况下，我们是否还能适用法律去保护自己的权益。从案件结束到现在，也有十余年的时间，但是纵观社会百态，婚外情、包养情妇等现象相较于十年前绝对是增长而非减少。

再来看看另一个讨论比较广泛的案件，药家鑫案，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药家鑫开车撞到了被害人张妙，因害怕被记住车牌号而将被害人连捅八刀致死，案件一经报道便在网络上引起了巨大的关注，加上媒体的渲染，人们认为药家鑫有着复杂的背景，从而网络上衍生出药家鑫必须判死刑的舆论。量刑时会考虑到社会影响，避免人们走上违反犯罪道路。但是，这也不能成为法官审理案件最终量刑的依据，不知道什么时候平民愤成为了最主要的目的。不少人也在这场风波平息后，开始反思是否是社会舆论与民意绑架了司法活动，导致药家鑫最后被判处死刑，并且在现行中国计划生育的体制下，在判处死刑时是否应该考虑存留养亲制度。

舆论和民意都具有以下的特点：人们并非直接接触案件事实，通过传闻、新闻消息的传播获得了信息，并没有对案件事实有真实客观的了解就进行了并非理性而客观的评判。法官职业伦理要求法官要在司法行为形式上保持中立，要一视同仁对待当事人，由于信仰、教育背景、生活环境的不同，法官也有自己的主观好恶和个人偏见，但是在进行职业审判活动时，法官就必须回归到一个理性人的角色，摒弃好恶偏见，成为居中审理的裁判者，以平等和公允的态度一视同仁地对待各方当事人，否则就是违背法官职业伦理的表现。[2]所以，法官在审判活动中，不能以平民愤而为目的，更应该追求正义与公平。

三、如何避免舆论与民意左右司法审判活动进行

（1）建立专门的司法资讯平台。我国司法系统相对信息闭锁，对于案件信息流通不畅，导致很多媒体断章取义，或者仅凭采访到的信息就编辑发送报道。比如之前不少媒体报道某大学生假期掏鸟窝被判入狱，文章一经报道，在微博等公开平台引起热议，不少人对中国法制提出质疑，不少人觉得法院、司法机关不依法行事。后来经有关部门出面解释，以及不少网友的资料搜集，才知道这名大学生获刑并非掏“鸟窝”如此简单，而是持气枪狩猎，捕杀国家珍稀保护动物。消息一出，民众又一边倒的支持法院判决。由此可见，我国当前信息传播中存在不少误区，信息不真实而引发不良的社会舆论，同时也表现出舆论与民意的不稳定性，总是容易根据事件的进展和变化而变化。所以建立一个准确有效的案件信息发布平台是当务之急，可以有效的避免不实消息的外传，更有利于人民群众的监督，在这样的机制下，产生的舆论和民意才有可能趋向于理性化，更有助于司法审判。

（2）提高法官素养、加强职业伦理培训。法官在整个案件审判过程中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要求我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聆听民意，但是司法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平民愤，而是真正的正义和公平。法律不能形同虛设，不按照证据和正确量刑的考虑，而简单听从民意，那么司法就成为了被民意绑架的工具，而丧失其独立性。司法审判机关还应当恪守司法独立与司法权威的底线，司法独立与司法权威是司法审判与网络舆论互动的底线，对于网络舆论大潮，司法审判机关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不应亦步亦趋，而丧失底线。司法审判人员应当加强自身素质建设，遵守司法审判的基本原则，在法律的框架内，依法审判。[3]

（3）加强普法教育提高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如同虚设”，守法的传统才是真正能阻止犯罪的，这种传统又在一种深切而热烈的信念之中植根下来，也就是，法律是世俗政策的工具，也是生活终极目的和意义的一部分。[4]所以，我们应当加强普法教育，提高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树立正确的社会舆论导向和正确的民意，更有利于司法活动的开展与进行。

参考文献：

[1]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1999：11

[2]刘正浩，胡克培.法律伦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马梦驰.网络舆论视野下的司法审判.法律杂谈，2016（01）：251

[4]贺艳梅.司法与民意在刑事审判中的冲突及其对策探究——药家鑫案引发的思考，2012（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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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作风与司法公正 篇4

下面我们来对媒体审判和其对司法公正的影响做一界定。首先针对对方辩友提到的媒体通过报道司法过程的不当行为来促进司法公正的现象，我方认为这一行为属于媒体监督，我方承认媒体监督对司法公正的促进意义，但是它不是媒体审判。只有媒体在结案前对案件做出认定，并传播这种认定的行为才属于媒体审判，如果是媒体对司法过程的不当行为进行的传播是属于媒体监督的。简言之，媒体审判的对象是案件本身，而媒体监督的对象是司法过程。我方认为司法公正的判断依据是我方在定义中提到的司法独立，正确认定事实，依照完整程序和得出依法审判结果四个方面都得到保障，司法公正才能得以保障。

今天我方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论述，媒体审判阻碍司法公正。首先，媒体审判造成的社会舆论压力会阻碍司法过程的程序完整性，使部分案件失去了进行完整司法程序的条件，阻碍了司法公正。由于社会舆论压力，很可能造成证人不敢提供证词，或证词带有主观色彩地取舍，也有可能造成舆论排挤的一方找不到辩护人，导致依法辩论环节的缺失。甚至有张金柱的案例证明司法机关甚至可能因为舆论压力缩短应有死刑复核时间。这些必要司法环节的缺失都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司法公正。第二，在法官对案件事实做认定之前，媒体审判的结果很有可能混淆法官对案件的认定，媒体审判的破坏了

司法的独立性，使司法不能做到仅以法为判

断标准。媒体审判的结果是媒体出于社会舆论，人情，道德等因素认定的，一旦法官的认定过程受其干扰，其认定结果也必然会引入不是法的其他判断标准，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出现偏差，会直接导致审判结果不是完全依照法律的，也就是司法公正受到了阻碍。第三，媒体审判造成的社会舆论压力，会迫使法官即使对案件做出了公正的认定，也无法坚持给出这一认定。社会舆论压力很可能导致法官在量刑过程中，在合法的量刑范围内别无选择，他不得不做出符合民众倾向的审判结果。司法的权威性受到了挑战，它不得不屈服于民众的未以法为标准的意志。司法公众将受到严重的阻碍。

试论程序公正与审判监督 篇5

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发展变化，司法活动的地位和作用在社会生活中越来越重要，公正与效率在法学界和实务界上已备受关注，人民群众对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程序公正更是司法公正的聚焦点，在社会上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认同。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对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维护司法公正是义不容辞的职责。“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是检察工作的主旋律，确保程序公正更是诉讼监督的重点，诉讼监督特别是对审判的监督尤为重要，因为法官是否公正审判不仅直接影响当事人的权利，而且影响到司法的公正，影响到国家机关的威望。本文就如何加强对审判活动监督、促进程序公正略谈一些浅见：

一、程序公正与审判监督的关系

程序公正是依照法律开展的诉讼活动，是司法公正的基本内容，也是司法公正的核心。因而其具有直观性，即是人们可以看得到的公正，也是诉讼程序内在的价值所在。法律赋予司法者的权力，就是体现在司法活动上是否公正、公开、公平执行法律。在审判活动过程中，法官是否依法作出正确裁判和适用法律，诉讼程序是否合法，架起检察官对审判活动全过程的监督职责。

1、程序公正与审判监督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有人认为检察机关对加强审判监督有制约干涉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其实不然，强化对审判监督与维护诉讼程序公正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我国法律统一、正确实施，是为了保证法院依法公正依法行使审判权。如果没有监督和制约，权力必然会被滥用，诉讼程序公正性就难以体现，法律就难以得到正确实施。所以，程序公正与审判监督是密不可分的，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是辩证的、统一的关系。

2、审判监督是程序公正的前提

检察机关对审判机关的监督在世界各国都是存在的，只是检察监督权大小不同而已。我国《宪法》第129条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刑事诉讼法》第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因此，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行使法律监督权，是有法律的依据。审判监督是在诉讼活动过程中，人民检察院以国家监督者的身份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也就是通过以国家公诉人身份的检察官参与诉讼，对有犯罪行为的被告人提起公诉，出庭支持公诉，对整个诉讼活动过程是否合法予以监督并提出纠正意见，对认定确有错误的生效或未生效的裁判提出抗诉。使案件在审理中能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进行，确保程序法的正确实施。

3、程序公正的实现需要检察机关监督来保障

目前，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法律理论都认同，在诉讼中实现法律的正义，就是实现程序公正的价值目标。程序公正是指刑事诉讼过程的公正，也是刑事诉讼程序本身应符合公平和正义的基本要求，其核心是对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应予以尊重和保护。在审判活动中，法官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庭审过程是在法官指挥下进行的，自由心证的思想在执法的过程中也就难以避免产生，因而在实践中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公等司法腐败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诉讼程序公正是无言可谈的。导致这种原因就是缺乏有效的监督，这也是人民检察院对审判监督的重点和难点。维护诉讼程序公正离不开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只有以监督来制衡，才能防止法官权力腐败的滋生和蔓延。因此，程序的公正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法律内部生命。无论是法院行使审判权，还是人民检察院行使法律监督权，都必须符合《刑事诉讼法》第2条规定的任务。加强审判活动的监督，通过合法公正的诉讼程序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对于保障人权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当前审判活动监督的现状

人民检察院依法行使刑事审判监督的职责，对庭审过程中的每一个诉讼环节是否公正合法的监督，直接关系到诉讼程序的公正性。但是目前检察机关行使审判监督方面还缺乏立法上的依据和具体的操作程序 ，致使监督乏力，收不到良好的法律效果。

1、审判监督在立法上尚不明确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然而对监督活动是通过公诉人参加诉讼活动对庭审是否合法进行监督，由于公诉人忙于就实体法的事实和罪名进行指控、举证、答辩，对监督只是流于表面形式。所以，以人民检察院为主体的监督是用什么方式和程序来操作，对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疑难案件又如何监督，在法律上都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提出的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意见是否能被法院接受并执行，也是很难保证。若不接受，应如何处理，又是一个法律问题。同时对自诉案件和适用简易程序案件如何来实现监督，也是一个存在的问题。因此，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立法上的不完善，是限制着检察机关对审判监督开展的一个主要原因。

2、公正执法意识不强，监督不力

《刑事诉讼法》规定公、检、法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但在制约上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的监督力度还相当薄弱，当前还存在着重审查、多配合、轻监督的.情况，主要表现在怕影响关系，怕伤感情，怕以后工作不配合等消极因素，致使对诉讼过程的监督存在于表面，流于形式，出现审判监督权的行使力度疲软现象。

3、监督措施不到位

国家权力的实现必须以一定手段和措施来保障。没有处分权是检察机关审判监督不力的主要原因之一，检察机关对审判监督仍没有相关的配套措施，使监督权的行使空间有限，难以发挥制约作用。在实践中，检察机关只能对审判人员构成犯罪才能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但对诉讼过程中的违法行为只能发出检察建议或口头、书面纠正违法意见，被监督者不答复、不纠正，检察机关就束手无策。因此，对有违法的行为没有给予一定相应处罚，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就难以落实，程序公正也难以得到实现。

4、监督途径与方法简单、抽象

当前对审判活动的监督途径与方法是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是程序法的大框框规定，对监督的途径与方法缺乏明确的施行细则。当前对监督的内容主要有：a、法院对案件的受理有违反管辖规定的；b、法院审理案件有违反法定审理和送达期限的；c、法庭组成人员不符合法律规定的；d、法庭审理案件有违反法定程序的；e、有侵犯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的；f、有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对于上述内容，人民检察院只有在派员出席法庭，对庭审活动进行监督，或是受理当事人和其他群众的申诉、控告和检举以及庭审外的调查研究监督等。对违反审判活动提出口头纠正意见或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对确有错误的裁判依法提出抗诉；对有犯罪行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些途径与方法在执行上过于简单、抽象，没有明确的可操作性规定，缺乏法律的约束力和权威性，造成在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上无章可循，监督效果较差。

三、完善对审判活动监督的有效机制

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推进，司法公正越来越体现其重要性，而公正不仅要求司法者严格执法，依法办事，还需要对执法活动进行监督，才能防止权力的腐败，保证司法权能依法运行。诉讼程序的公正同样需要法律的监督，制约其审判权的滥用，确保法律的正确实施。列宁指出：“保证法律实施，第一是对法律的执行加以监督；第二是对不执行法律加以惩办”。因此，作为负有法律监督职责的检察机关，必须有完善健全的监督体系，才能保障程序

公正和法制的权威。

一是完善审判活动的监督立法。诉讼程序是诉讼活动的准则。只有在立法上保障程序公正，制定出规范的、合理的、科学的法律规定，司法者在实施法律时才有法律依据。负有立法的权力机关应尽快对法律监督特别是审判活动监督的内容进一步加以明确，作出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规定，或是通过司法解释来规范审判监督程序的完善，以补充法律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虽然检察机关拥有检察建议权，但在立法上还不具有约束力，也即是没有强制性，法律上又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对监督的处分权，使审判监督工作开展不深入，难以付诸兑现。因此，建议增设检察机关对审判活动监督的处分权，也就是当法院不接受检察建议，不纠正违法行为以及违反诉讼法规定的程序时，检察机关应享有检查权、调阅案卷权、审查权、调查取证权、出席庭审权等以及作出其他处理的权利。同时应规定检察长列席同级法院审判委员会，有权发表和提出建议，进行监督审判委员会在讨论决定重大疑难案件的活动是否合法。所以，权力的行使必须得到有效的监督，否则就会失去控制，必然产生腐败。笔者认为，只有制定公正、科学的诉讼立法，规范诉讼程序的活动，明确界定审判监督的内容、职权和具体程序，才能体现法律上的公正。

二是转变执法观念，树立检察监督权威。执法观念的转变，就是要求检察人员严格依法办事，公正执法，在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并重的条件下，突出体现程序公正优先的执法观念，以适应新形势下提出“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要求。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行使监督权，应坚决予以履行，树立监督权威，做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对于不接受监督的或一切违反办案纪律的行为所引起的法律后果，应严肃法纪，予以制裁；对触犯刑律的，坚决予以追究刑事责任。以防止法官滥用职权，妨害程序公正。同时对检察机关内部应建立案件监督制度，完备有效的监督机制，防止监督权滥用，保证案件在诉讼程序上依法运行。

三是推行量刑建议制度。量刑建议实际上是检察机关的建议权，是属于公诉权的一部分。所谓量刑建议就是在审判活动中，公诉人代表人民检察院向法院建议对被告人处以某一特定刑罚而提出的具体要求。 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和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迫切期望，量刑建议是随着时代的要求而采取的新举措，是检察机关发挥审判前一种必要的引导作用。因此，公诉人在审判活动中提出量刑的具体建议，是实现审判监督新的有效的途径。不仅可以监督和制约法官对被告人量刑的偏倚，减少司法不公、徇私舞弊等现象，促进法官公正行事。同时也是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依据，量刑建议的提出，能使法官在量刑时考虑到各种相关因素，准确适当作出裁判。若量刑建议不被采纳，判决明显失当时，检察机关可以作为是否抗诉的依据。所以，量刑建议制度的确立，在诉讼程序上不仅能保障量刑的公正，增强刑罚适用的透明度，而且能提高诉讼效率，维护司法公正。这一制度是符合我国刑事政策发展的需要，对保证司法公正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公正永远是法律的灵魂。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推进依法行政，维护司法公正……”。因此，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维护司法公正，已是时代的趋势。检察机关对审判活动监督是法律监督的的一项重要职能，加强和健全检察机关审判监督权，是符合与时俱进的要求，符合维护公平与正义的要求。只有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法律监督权，强化对诉讼程序监督，才能保障司法的公正性，推进我国依法治国进程。

作者：广东省丰顺县人民检察院 游常庆

联系地址：广东省丰顺县人民检察院

联系电话：0753---6616600

浅析司法公正与司法改革 篇6

摘要：司法公正和司法改革现在已经成为众多专家学者探讨的问题，并且在不同的方面进行研究。指出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不利于司法公正,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和法治原则的要求对司法体制进行改革,在进行司法改革进程中改革和完善司法公正，实现司法公正的对策和制度。

关键词：司法公正、司法改革、程序、司法体制

一、司法公正的涵义与价值

司法公正是法律的自身要求，也是依法治国的要求，其基本内涵是要在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体现公平正义的精神。司法公正,实质上有两层涵义:一是程序公正,即诉讼活动的过程对有关人员来说是公正的，或者说诉讼参与人在诉讼过程所受到的对待是公正的。二是实体公正，即司法机关对诉讼当事人作出的裁决或处理结果是公正的。

（一）程序公正的含义

在适用法律解决社会冲突的活动中,司法程序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认为,程序公正,是指在整个司法过程中公正地对待作为当事人的冲突主体,保证冲突主体能足够和充分地表述自己的愿望、主张和请求的手段及其行为的空间。从司法程序的历史演进过程考察,程序公正的含义包括下述几方面:

1.程序的独立性。是指诉讼程序的开启和运作应当以实现法律目的为依归,免受其他法外程序的干扰和影响。法官在审判中,只服从法律,不受其他国家机构及其官员的干预。

2.程序的民主性。它包括：程序设置是否以大多数人利益为重,是否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是否便利大多数人；程序能否体现和保障公民权益在实体上的实现；程序性义务是否给当事人带来不必要的负担；等等。

3.程序的控权性。程序的目的和功能之一是制约权力的运行。权力失控将导致不公正,因此,程序公正要求法官的行为不应当是反复无常或专横武断的。

4.程序的平等性。法官是中立者,与当事人或案件本身无利害关系；冲突和纠纷的双方有平等陈述意见的机会；双方所举的证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5.程序的公开性。指司法过程和结果对当事人和社会公开，公开司法可以发挥当事人和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以防止偏私的可能变为现实和促进当事人以及社会对司法结果的信赖。

6.程序的科学性。是指程序的设计应当符合法律行为的客观要求,充分体现和服务于其设置和存在的目的。科学的程序在注重实效的同时,应当有足够的防错和纠错功能。

（二）实体公正的含义

国家司法机关享有和行使司法权的目的,是在准确地查明社会主体间的冲突和纠纷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运用统治阶意志的法律规范救治业已被侵害的法律权利,恢复被扭曲的社会秩序。因此,实体真实或公正,是司法公正的重要内容,不论刑事司法、民事司法抑或行政司法,都要以追求案件的客观真实和公正处理为价值目标。

一般说来,实体公正的达成有赖于:第一,证明案件的事实过程的证据确实可靠,且达到了一定量,具有实在的证明力。第二,双方当事人在司法过程中所进行的陈述、辩解以及相互辩论是在法律允准的范围和环境中展开的,不受威胁,引诱、欺骗甚至刑讯的影响；而且,双方当事人在司法中所享有的进攻和防御手段及机会是平等的。第三,司法者在事实和法律基础上对证据的审查与取舍,对双方当事人所主张内容的认可与否定以及其它一切判断正确。

（三）公正司法的意义

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是辩证统一的。实体公正有赖于程序公正,程序公正是追求实体公正的手段,不公正的程序是难以实现实体公正的。从另一方面讲,程序公正并不意味着必然会有实体公正,在正当程序下仍有出现冤、假、错案的可能性,因此,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是不可偏废的。公正司法,对于国家、社会和当事人均具有重要意义:

1.有利于维护国家法律秩序。任何统治阶级要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安全,就必须建立起自身的法律秩序；要建立法律秩序,就必须借助司法手段干预社会冲突和纠纷,制裁侵权,保护权益,实现司法公正。历史表明,不公正的司法,不仅不能维护和建立健康的法律秩序,而且会加重对法律秩序的扭曲和破坏。

2.有利于增进人们对诉讼的信任和期待。司法结果在人们的心目中十分重要,成为人们最直观地判定司法公正的标准。公正的司法,会增加人们对诉讼的信任和期待,消除社会主体在冲突发生时对诉讼的不良预期,减少被诉主体应诉的心理障碍,使其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3.有利干抑制和预防侵权行为的发生。（1）对于违法侵权行为的直接实施者而言,通过法律责任的追究,可以抑制其再次进行违法侵权行为的心理和能力,起到个别预防作用。（2）对于潜在的违法、侵权人而言,公正的司法可以起到一般预防作用。（3）对于守法者而言,公正的司法可以加深其对权利与义务一致性的认识,对违法、侵权形成本能的厌恶感,从而长期地不实施违法、侵权行为。

4.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司法活动是否公正,与当事人的实体权益息息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司法公正,也包括当事人双方的主观公正,当事人对案件事实的真实感受和自认为正当的权益要求与司法的裁决结果相统一。当事人对司法结果的主观感受如何,取决于司法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程度。这正是

司法公正的基本内涵。

二、影响司法公正的制度性障碍

（一）司法权的行政化

由于受到长期的封建历史传统的影响，在我国大到司法体制小到法官制度都带有明显的行政化的色彩。在法院的内部，其实已经形成了从院长到副院长以及庭长这样一个行政链条，并且上级领导也可以干预下级审案，法官的独立审判并没起到作用。

（二）法院机构设置和法院审判组织设置不合理

我国法院人民法院的主要职能是通过审判以实现社会公正。从法律规定上看，上级法院与下级法院之间只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然而在现实中却常常出现下级法院主动向上级法院请示案件的审判的情况，同时上级法院也会对下级法院的审判做出指示，其实这些都间接地影响了法官的独立性。在法院审判组织上，我国采取了审判委员会制和合议制，法官的活动有比较大的个人色彩。

（三）对司法权没有健全的约束机制

没有约束的权力必然将走向腐败。宪法中虽然明确规定了立法权对司法权的监督，却没有规定司法权对立法权的约束机制，即没有规定司法审查制度。“在权力领域任何两个独立的权力之间要形成一种权力监督关系，必须保持必要的张力。而权力间张力形成的前提是两种权力的均衡”。在两个权力之间如果只是单向的约束机制，那么这样的监督也必然是无力的。因此赋予司法权司法审查制度是加强监督的约束机制。

（四）舆论媒体对司法权的监督还未制度化

随着现代传媒业的迅速发展，我们还应该关注另外一种力量的监督———媒体舆论的监督，媒体的作用在于它能呼吁全社会都关注某一问题，使所有问题的解决都能在阳光下进行，在国内，媒体的重要性正逐渐显现出来。但另一方面媒体的监督又有可能造成对审判活动的不公正影响。

（五）回避制度和法官待遇有待完善

在回避制度上，现实中大多数法官都不回避本籍，而在自己家乡任职。法律上也没有规定法官应回避本籍，不能到自己的家乡担任法官职。法官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和当事人很有可能有所牵连，再加上中国是个重人情的国家，法官就很难做到真正的独立审判。从法官的待遇上看，在中国，法官的待遇与其他国家法官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要实现司法公正、杜绝腐败，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保障法官这一群体能有较高的生活水平。

三、推进司法改革 维护司法公正

当代中国，要促进司法公正，必须要进行司法改革，它既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也是依法治国和改革司法现实的需要，同时，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我们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考虑：

（一）加快司法体制改革，充分保障司法独立

为了确保司法独立，应当进行司法体制改革。这是个系统工程，除了修补性措施外，更需要相配套协调的各项制度措施。由最高法院统一掌握法官以及法院其他职业的安置及奖评升降。在管理体制上，实行各个地方的司法经费由中央统管，中央财政全额保障法院正常的经费来源。同时，赋于法官独立地位和享有全权审理和裁判案件的权力，重视和强调法官的主动精神和创造意识，保障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当前司法改革的重要方向和主要目标。

（二）建设高素质法官队伍，提高公正司法能力

法官是司法活动的执行者和推动者,法官素质对司法能否公正有直接影响。一个优秀的法官，不仅要具有扎实的理论知识，而且要维护好守法和护法的形象，忠于职守、秉公执法。对此，我们要完善法官选拔制度，从学历、法律工作经历等方面提高法官职业准入的“门槛”，同时，也需严格法院领导班子的准入制度，建立科学的法官评价体系和程序，建立法官继续教育制度和保障、惩戒制度等。

（三）加快司法运作效率，维护公平正义

司法效率强调的是如何用最少的司法成本最快速的达到法律的社会目标。在司法独立的前提下，改革司法运作机制是提高诉讼效率的根本方法。一方面要精简司法机构，不管是职务设置还是人员设置，都要保证整个机构高效率运转；二是从立案到执行各个环节都要按照最高法院有关时限的相关规定执行，节省诉讼成本，提高司法效率，三是把提高司法效率、缩短审理期限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和目标考核管理责任制中，加强责任的考核与管理。

参考文献

“五个严禁”　与司法廉洁公正 篇7

为了查明案件真相，辨法析理，保证法律的正确理解和准确运用，无论是英美国家还是欧陆各国，都愈加倾向于使法官在整个诉讼构造上承担被动、中立和形式上更为消极的角色，其目标无疑都是为了追求更多的司法公正。

我国是诸种法系混合的多法域国家，而祖国大陆则长期继承着被法律史学家们美誉为“中华法系”的传统，也确实形成了不少有别于英美、欧陆司法传统的法治理念、诉讼制度、司法机制和操作规程，“中国特色”不可谓不明显。其中之一，就是司法活动中的情法交融，尽力追求天理，国法、人情的台一，民众对司法活动乃至裁决结果的评判也往往首先是从人情常理的直觉出发的。

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十分讲究待人处世的义气、人情，倡导人际交往中的诚实、信赖和礼尚往来。背信、叛离、知恩不报，被认为是个人品行中最不能被容忍的罪过。甚至会被作为需要予以唾弃的一类。这样的道德观念和处世戒律(虽然有时并不完全依靠法律予以强制推行)，可能有许多的功效和益处，比如有助于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有利于建立人际间的互信，有助于提高社会交往的安全感，有利于促进商品交易的效率，避免由于相互之间的猜疑和戒备而增加的不必要的“考察”、“考验”之类的成本支付。因此，我们的法官和整个司法过程中的“中国人情”元素远比西方法治诸国要浓重和浓烈得多。

司法关照人性、兼顾人情，本来无可厚非，但人性有其恶向，人情也难免庸俗，法治的功能正在于去恶从善，法治的公信也在于不徇私情。因此，坚守司法活动中的程序规范和实体标准，坚守规则而不畏权势，关照人性而杜绝私情，应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人(无论他们是法官、检察官、警官还是专职或者兼职律师)共同也是最基本的职业操守。所以，建立法律人工作和业外活动的行为规范，建立司法“竞技场”内外法官与各方当事人(而不仅仅只是针对律师，也应该包括法官与检察官和其他诉讼当事人)之间的多重隔离带，并将它们作为司法从业人员的“高压线”、“逐客令”，才能通过制度提升道德水准，使不断升级的各种“禁令”内化为法律人自觉的行动。

要建立起以法官为中心的司法活动多重隔离带，需要有完善，刚性的制度和规范构建，需要不断净化司法活动的内外环境，更需要法律人共同体整体道德水准的提升。虽然，逢德的制约力不像法律规则那样的清晰和富有“刚性”，但它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力却原发于自我的需要和个体的满足。因此，它常常可以获得不少制度、规范所缺乏的真正的内在动力，并持续支配着行动的方向和行事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禁令”虽不可少，但它们永远都是外在的和强加的，因此，它们也一定都是短暂的和治表的。

细节入手助力法官突围人情羁绊

刘源

培根曾谓：“一次不公正的司法比多次不公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公平的举动不过弄脏水流，而不公平的司法则把水源败坏了。”在法律界引用率极高、耳熟能详的这句司法名言说明司法是公平和正义之源，司法公正的实现对于整个社会公正的意义不言而喻，因而最高法院近期颁布的“五个严禁”规定对于重塑法官形象，提高司法公信力，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都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