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审判与网络舆论

法院审判与网络舆论（通用7篇）

法院审判与网络舆论 篇1

法院审判与网络舆论

引言

随着科技的发展，互联网迅速发展、日益普及，作为新兴媒体，网络为公民发表言论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更为便捷的平台。而网络舆论也成为监督司法公正的重要方式和力量，但其是一把双刃剑，利用的好可以揭露司法运作中存在的问题，促进司法公正，一旦越位则会走向反面。那么如何处理好舆论监督与法院审判之间的关系，引导网络舆论发挥积极作用，尽量减少负面影响应成为我们密切关注、深入研究、认真解决的问题。本文中笔者将就该问题进行探讨、发表浅见。

一、概述

公民言论自由和法院权力的行使都有宪法依据。《宪法》第3条和第41条分别对公民言论自由和批评建议权作了规定，如《宪法》第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同时《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两种权利（力）的行使都得到宪法的认可，受其保护。但若没有相应的规制和有效防范，权利（力）的行使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超越边界，而这种越界往往会造成对其他权利（力）的侵犯。网络舆论与法院审判便是如此的一对矛盾关系，一方面要保证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发挥公众监督司法的作用，同时又要限制舆论越位对法院审判产生负面影响。

舆论具有表面性，其产生往往是基于某种偶然的社会事件的触动，其形成过程迅速而缺乏系统性。当散落在社会角落中零星的互相之间没有联系的意见在受到外界偶然的刺激时，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膨胀并有效地实现社会传递，成为群体的意见。[1]正因其具有表面性特征，公民个体很容易受已经形成的舆论倾向的影响，作出非理性的判断。也正如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所说：“公共舆论中的真理和无穷错误直接混杂在一起，所以决不能把它们任何一个看作的确认真的东西。”

二、网络舆论对法院审判的影响

为了使司法正义以一种看得见的方式运行，法律确立了审判公开原则。同时赋予了新闻媒体对法院正在审理或已审结的案件进行采访报道的权利。但因媒体对案件事实的报道存在客观真实和虚假片面之分，由此导致从媒体获取信息的舆论个体在认识和判断上出现差异，从而对最终的司法正义产生或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一）正面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在强有力的舆论监督下，许多案件得以公正审判，使得很多隐藏于案件背后的阴谋曝光破产，也使得很多含冤无助的案件当事人得到正义上的伸张和灵魂上的安慰。纵观这些年，一些在国内引起重大影响的特殊案件，几乎都是通过媒体和网络曝光、声讨才取得“上级有关部门”的重视，最后得以结案，为案件当事人及社会讨回了公道，如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云南晋云躲猫猫事件、各类煤矿爆炸坍塌等等恶性事件，无不是在强有力的舆论曝光监督下得到了最终的审判，从而使沸沸扬扬的民怨得到平息。[2]媒体通过新闻报道揭露司法程序不公、司法腐败问题，网民通过网络舆论对媒体所反映的问题形成一种网络民意，而由网络民意形成的舆论压力和舆论监督促使司法权以透明的方式进行运作，从而有效降低了司法专横和司法武断的可能性。

（二）负面影响

由于新闻报道要突出“新”字，强调及时性，再加上对司法专业的陌生，有些媒体在报道某些案件时，缺乏对问题的深入分析和对规则的尊重，而是仅凭道德情绪作出了简单的是非判断。有些媒体为了突出事实新颖性和刺激性，吸引读者眼球，不顾客观事实，作出片面夸张的报道。网络作为快捷的传播信息渠道，通过网络等媒体获取信息的网民由此对事实产生了错误的认识，一旦这种错误的认识形成一种舆论合力，便对司法机关裁判形成一种压力，甚或政府机关因舆论压力对案件进行行政干预，则必然导致案件无法依照法律的运行逻辑得到公正的裁判。如1997年河南省郑州某公安分局原政委张金柱酒后驾车撞人后逃逸。在法院尚未对这一案件做出判决之前,新闻媒体即围绕此事做了声势浩大的宣传,特别是集中“火力”对这样一种知法犯法、道德沦丧的行为给予了强烈谴责和声讨。通过新闻媒体强有力的宣传和诱导,社会舆论强点逐步形成,即“当事人张金柱非杀不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正是在新闻媒体的一片“轰炸”和“喊杀声”中,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法院最终不得不对张金柱做出死刑判决,而依照我国《刑法》第133条的规定,交通肇事罪最高刑为15 年。[3]还有诸如轰动一时的刘涌案等等，都有舆论越位导致司法不公的嫌疑。

三、舆论越位之原因分析

（一）媒体报道失实，引发错误舆论倾向。

目前，网络作为人们获取信息资源的主要媒体之一，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其信息传播的快捷性和扩散性是其他传媒所无法比拟的。人们通过网站、论坛等信息聚集地获取各种信息，并以跟帖回复等方式实行个人评论，由于利益等因素驱使，有些新闻报道者为了增加“卖点”，引起轰动效应，置新闻职业道德于不顾，置社会公正于不顾，对法院审判的热点案件既不做深入调查，也不做任何分析，甚至不问消息来源，不问事实真实与否，将舆论监督变为敛财工具，对案件进行歪曲报道。倘若作为信息之源的新闻、评论文章等失去客观性、真实性，那么获取错误信息资源的网民便会对案件事实形成一种错误的认识，最终导致一些错误的舆论倾向。

（二）新闻工作者、网民缺乏对法律的了解，仅以道德标准评判案件。

道德可以多元，而法律却只能是一元的，违反法律的行为必然是不道德，违反道德的行为却未必违反法律。法院审判案件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证据是法院作出裁决的唯一依据。而道德的评判与通过法律逻辑得出结论必然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往往会导致舆论上的错位，如四川夹江县所谓的“造假者状告打假者”案，在人们眼中，打假者永远正当，打假过程中违反法定权限理由正当。他们把一个相当复杂的法律问题变成了一个是非分明的道德问题，结果使法律问题道德化，法律的运作成为隶属道德的活动。如果这种错误倾向，舆论一旦形成一种巨大的舆论压力，就很可能影响司法公正的最终实现。

对于有些还在审理过程中的案件，案件事实往往都还没有查清楚，有些媒体提前便预设了案件结论，尤其是对于某些刑事案件，在法院未判决前，就已给被告人定了罪，出于对被害人的同情或其他原因，基于愤怒或同情心理，网民便形成了被告人有罪的认识，并通过发表言论的方式进行声讨，从而对法院审判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在此情形下，媒体和网民根据这些还未被查证属实的案件情节匆匆作出某种结论性的判断和定性，显然有失偏颇，而且极易对司法公正造成负面影响。

（三）司法人员素质不高，容易“随大流”。

司法工作人员素质不高也是舆论监督对司法工作造成不当干扰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司法工作人员对专业知识掌握不够透彻、理解不够深入，由此导致他们在审判的时候拿不定把握，从而过多地考虑了判决的社会效果和民众接受程度，极易受到外界舆论的影响，偏离了以法律为准则的原则，最终导致司法的不公正。

（四）部分网民缺乏理性思考，滥用了言论自由的权利。

网络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任何人都可以以一种虚拟的身份进入并发表言论，由于网络言论自由不受控制，不需要承担责任，从而导致了部分人滥用了言论自由这项权利。对报道事实不加分析，人云亦云，抱着一种随大流的心态去发表言论。

四、舆论监督与公正审判平衡之对策分析

司法权需要监督，网络舆论监督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但缺乏规范的网络舆论监督会对法院独立审判构成威胁，并给司法公正带来消极影响，而网络舆论越界产生的根源常常来源于媒体报道失实，针对这种情况，笔者以为可采取以下对策：

（一）法院审判必须坚持“以法律为准绳”，自觉抵制网络民意的影响。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办精品案”应成为法官司法的心态。英国学者史蒂芬曾说过：“一个独立的审判机关应当是只根据法律实现正义而不受政府政策和倾向性影响的司法机关。”法官要实践公平正义，就必须有坚定的法律信仰，法官审理案件，法律因素是唯一可考虑的内容。首先法官要敢于顶住舆论压力，严格按法律程序办案，法官要学会敏锐的把握、驾驭应对舆论的主动权，变被动为主动，在及时、坦诚而彻底的信息公开中，主动向民众传递司法的透明与公正，进而寻求舆论对审判的可接受性，培养民众对司法审判权威的认同感。法院只有以主动的姿态加强与媒体的合作，在老百姓普遍关注的审判中运用公开、透明的方式，才能修复人们对司法的误解或偏见。

另一方面，要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使其树立以法律至上的观念，自觉抵制外界对审判工作的不良影响，这样才能真正作到依法审判，维护司法公正。[4]

（二）加强媒体行业自律及法院和媒体间的沟通配合。

基于司法在社会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新闻媒体单位的采访和制作司法节目的工作人员需要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和法律素养,从事司法报道和监督的记者应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熟悉司法运作过程。《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明确规定：“维护司法尊严。对于司法部门审理的案件不得在法庭判决之前作定性、定罪和案情报道；公开审理案件的, 应符合司法程序。”1985年中宣部、中央政法委曾发出《关于当前在法制宣传方面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规定：“不超越司法程序予以报道，更不能利用新闻媒介制造对司法机关施加压力的舆论。”因此在涉及与司法有关的报道评论时, 媒体工作人员应该按照行业规定谨慎处理，客观真实的报道。

（三）对媒体报道案件范围加以适当限制。

对于受社会关注的热点案件，法院可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和诉讼的不同阶段，确定可以公开或应予公开的内容，定期适时地发布司法活动的信息，以便使公众和媒体及时地了解事件的真相或诉讼的进展。法院可依法公开有关案卷和裁判文书，以供新闻媒体采访人员自由查阅。[5]对媒介的报道设定不同的规则:比如在法院对某一案件的裁判做出之前,媒体可以报道该案件的审理过程,但应保持中立立场,对行使知情权所获得的诉讼文书,只做如实的报道,而不要发表对案件实体问题的意见。或者根据审判进程的不同，[6]另外，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的案件也不宜列入舆论监督范围。

结语

为了保障舆论监督的渠道畅通，保障舆论监督发挥积极作用，更好地协调舆论监督和维护司法公正的关系，应该加强制度建设，实现舆论监督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同时要提高司法人员专业素质和公民道德水平，这样才能真正有效地发挥舆论监督促进司法公正的积极作用。

法院审判与网络舆论 篇2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一种新的舆论形式兴起, 即“网络舆论”, 它是指广大的网络用户通过互联网终端在论坛、聊天室、贴吧、博客等各种网络平台发表自己的意见, 吸收别人的观点, 提出建议, 进行批评等所形成的一种共同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想法。目前, 网络舆论已经成为人们表达愿望的一种最为有快速、有效的方式。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在不断地影响甚至改变着人们的工作方式、学习习惯、行为内容, 网络所反映的社情民意正以我们无法预计的速度主导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风俗习惯以及司法工作。法院审判是司法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环节。网络舆论与法院审判工作之间的关系也是错综复杂。

一方面, 网络舆论对于监督法院的审判, 保证当事人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 保证司法公正,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广州许霆案对此提供了有力证明。经审理, 法院一审判处许霆无期徒刑。判决宣告以后, 媒体及社会各界对此案争先发表自己的观点, 许多网民认为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过重, 有点甚至认为许霆的

行为不构成犯罪。一时许霆成为全国热议的话题, 许霆案被炒得沸沸扬扬, 最终在二审中, 许霆被宣告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由此可见, 许霆案的审理过程中网络媒体的介入, 社会各界的关注, 社情民意的表达确实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 鉴于大多数网民对于问题所发表的意见, 并不是基于专业知识、且主观色彩浓厚, 随意性强, 这就使得网络舆论难免出现偏颇, 出现失误, 如果这一偏颇甚至错误的观点主导了司法审判, 势必会对当事人权利的维护, 司法公正的实现, 以及司法权威的树立造成巨大的冲击。

二、网络舆论与法院审判的冲突

(一) 网络舆论与法院审判冲突的表现

1. 影响法官的价值判断, 不利于司法公正地实现

网络舆论代表了公众对于某一事例的共同意见, 公众对于事件的看法总是从最感性的角度出发, 当某些热点案件出现时网络跟帖、谩骂、转发、扩散等便成为目前网络民意表达的主要形式, 并逐步汇聚成对这一案件的主流观点。“积土成山, 积水成渊。”这句话运用到目前网络舆论的传播可谓再适合不过, 当不真正的言论充斥舆论空间时, 就会使人认为这是真的;当有不同的声音出现时, 人们就会以为这种声音是不准确的, 偏离主流价值观的。法官作为社会群体中的一员, 其价值判断难免不会受到影响。如果价值判断稍有不慎, 司法判决必然会出现不公, 整个案件定会违背公平正义的原则, 不利于人们权利的维护, 更不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1]

2. 施压法院, 影响司法独立

网络社会使一些原本地方性、局部性的案件迅速上升为全国广泛关注的焦点案件。这些案件中出现的法律问题往往会被人们持续关注并不断进行评论, 甚至以此来攻击法官的形象, 部分人会主观臆断的认为案件的当事人与法院的司法工作人员有某种利害关系, 并认为这种关系直接影响到案件的审判工作。网民通过猜测性的评论给某些案件的当事人戴上有罪或无罪的舆论帽子, 对司法审判工作不断产生质疑, 具有倾向性的网络舆论的形成, 对法院的审判进行不断施压, 法院的往往会为了证明其公正廉洁的工作作风, 审判结果逐渐偏向民众的声音, 偏离司法公正的原则, 最终影响司法独立。[2]

3. 损害司法形象, 妨碍司法权威的树立

司法之所以具有公信力, 就是因为其通过独立、公开的审判, 塑造了良好的法官职业形象, 树立了司法权威。网路舆论在西方社会被称为继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之后的“第四种权力”。[3]它突出强调了媒体在现在社会中的作用。但是网络舆论所代表的多数人的意见, 并不是司法审判的标准。在某种程度上, 多数人的意见不一定就是民主的体现, 也可能会导致“多数人的暴政”, 苏格拉底之死就是对这种多数人暴政的具体体现。[4]言论自由必须在法律的许可范围内, 当网络舆论超越法律规定的方式对司法产生影响时, 就已经妨碍了司法权威的树立。

(二) 网络舆论与法院审判冲突的原因

1. 二者性质的不同

网民的言论大多是以伦理道德为出发点, 根据主观判断, 从自身的认知出发, 以道德捍卫者的角色, 对某些案件做出的合乎公众情绪, 却有悖于法理的价值判断。而法院的审判则是严格按照法定的程序, 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做出的运用法律思维和逻辑, 以居中裁判者的身份做出的司法判决。二者性质的不同, 在案件的处理上也会表现出不同的方式和结果。网络舆论照顾大多数人的情感, 从人的主观价值判断出发, 必然会做出符合大众心理的结果;法院审判要求法官必须克服情感因素的影响, 始终保持清新的头脑, 以实现司法正义。二者出发点不同, 因此难免会发生冲突。

2. 网络自身的虚拟性

网络世界具有很大的虚拟性, 虚假信息的漫延, 极端偏颇观点的侵入, “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似乎很确切的表明了网络环境对网络舆论形成的影响。网络的自由、开放为人们的言论提供了广阔的传播空间和有效平台, 但是弊端也随之而来, 在网络言论强大的交互性的带动下, 任何不可能的事都会成为可能。对于某些案件的随意猜测, 经过大范围的传播人们往往将原本不可能的事情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网民受偏颇观点的煽动, 很容易失去正确的判断力, 就会使得网络舆论逐渐沦为一种发表暴力言论的手段, 极大地左右着人们的思想观念, 当这一舆论一旦影响到司法领域, 就不免与司法审判发生冲突与碰撞。

3. 网民自律精神的匮乏

目前, 网络舆论的传播过于自由, 网民往往会基于自己内心的某种情感, 根据自己的喜好去发表一些情绪色彩浓厚的言论, 往往缺乏客观、理性的态度, 随意性强, 丧失了评论的客观性。这些评论经过互联网这一大众媒体的传播, 迅速汇集, 并不断渗透到其他网民的生活之中, 影响其主观判断。本来信息在传递的过程中就会发生量的或质的变化, 当这种变化了的舆论与法院的审判发生碰撞时, 冲突便成为必然。网民自律意识的匮乏, 虚假信息的泛滥, 都加剧了这一冲突的严重程度。

4. 法律制度不健全

网络舆论是公民言论自由地一种形式, 言论自由是宪法规定公民所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 也是民主的具体体现。言论自由必须要范围内, 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进行, 否则就会妨碍他人权利的行使, 使自身丧失法律的保护。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 网民的日益增多, 以及网络言论的多元化发展, 导致网络言论方面的问题层出不穷, 但是现阶段, 我国对于网络言论方面的规定只是散见于某些部门法, 并没有一部完整的法律规范;再者, 由于法律本身滞后性、僵硬性的特点, 现存的法律规范已经不能及时应对网络迅速发展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因此, 网络舆论急需完善的法律来进行规制。

三、网络舆论与法院审判冲突协调机制的构建

(一) 增强网民法律意识

法律是社会规则的一种有效形式, 其本身具有很强的专业性, 只有具有充分的法律知识才能对其进行有效地理解和认识。但是就目前的形势而言, 我国网络人数众多, 相应的文化素质、道德涵养、法律水平, 思想觉悟也会参差不齐, 大多数网民的法律意识不强, 感情用事, 对某些事件发表一些不负责任的评论, 没有秉承公正理性的原则, 背离了基本的法律价值观。因此, 我们在不断提高全民思想道德素质的同时, 要不断的加强对公民法律意识的培养, 增强其社会责任感。

1. 在司法部门、政府的官网以及主流媒体的网页刊载一些实用性强、适用范围广泛的法律法规。

使法律法规不断渗透到网民的日常生活, 对社会大众进行法律知识的普及。

2. 开通网络互动平台。

加强网民与法律人员的互动及时解决网民面临的疑难问题, 以增强其对法律的信赖, 保证其用法律的思维去处理问题。

3. 开通网络公益法学课堂。

在课堂上介绍一些典型的案件, 有关法律从业的知识, 以及权益的保护, 相关民事、刑事的实务知识, 使得非法学人员也能够熟练掌握其内容, 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利, 合理履行自己的义务。目前不少的律师、学者、老师已经开通了形式各样的网络法学公益课堂, 这对全民法学素养的提高具有很大的帮助。

这一系列措施的有效施行, 一方面可以提高网民的法律素质, 增强网络自律精神, 保持最基本的社会责任感, 秉承公正、客观的态度, 维持网络秩序;另一方面, 网络舆论对于法院审判的影响不断增强, 在客观上要求网络舆论必须保持充分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依据法律和事实做出正确的判断, 促进司法审判的顺利进行, 以平衡网络舆论与法院审判二者之间的关系。

(二) 加强对案件公开审判的监督

1. 建立审判信息公开制度

网络舆论与法院审判关系的错综复杂, 依法进行审判信息的公开, 包括审判程序、裁判文书以及执行信息等, 能够有效的防止未审先判、先入为主观念的影响, 让案件审理回归到事实和法律的层面。通过审判公开, 让公众认识法庭, 从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让事实和法律来决定案件审判过程和结果, 才能树立司法公信力。例如, 2013年12月31日, 北京法院审判信息网正式上线。[5]这对于加强舆论对于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 保证司法更好的维护当事人的利益, 实现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 以及积极、正确的引导网民树立正确的法律价值观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 也为日后我国法院审判形式的改革, 建立审判信息公开制度提供了向导, 能够有效的协调网络舆论与法院审判之间的冲突。

2. 建立网络庭审直播平台

审判的目的就是通过司法这一有力的手段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但是目前, 在我国一些法院中仍还存在庭审秩序混乱, 合议庭成员不认真履行职责的问题。这不仅不利于合法有效的审判的顺利进行, 而且也有损司法形象。2013年的李某某案件,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就通过其官方微博, “京法网事”对其进行了微博直播。这就是网络舆论与法院审判有效协调的典范。但是微博直播只是网络庭审直播的一种方式, 我们有必要拓展更多的网络平台, 对法庭审判进行有效的监督, 让社会受众了解更多的裁判信息。网络庭审直播有助于大众及时的了解社会热点案件, 培养社会大众尊重依法办案, 尊重裁判结果, 监督司法行为, 树立良好的司法形象, 以及对于司法公信力的提高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加强网络舆论对于审判的监督, 使司法在阳光下进行, 一方面有利于保障司法的公正, 维护当事人的权利, 另一方面有利于廉洁的工作作风形成, 保持良好的司法形象, 更好的协调二者的关系。

(三) 确立责任追究机制

1. 建立信息审核程序, 追究网民不法言论的责任

通过这一机制加强对于网络言论的审核和过滤, 追踪出现的不法言论, 并及时处理, 规范网络言论秩序。网络给公民提供了一个自由开放的言论传播空间, 同时, 也使得攻击和谩骂广泛存在。在网络言论强大的交互性的带动下, 任何不可能的事都会成为可能, 例如对于某些案件的随意猜测, 经过大范围的传播, 人们就会深信不疑, 导致“舆论审判”、“媒体审判”的现象频发。2013年9月9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从法律层面对网络舆论的相关内容画下了红线, 通过厘清网络言论的边界, 确立了网络言论的责任追究机制, 为惩治利用网络实施诽谤等犯罪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标尺。这一解释的出台对于进一步规范网络环境, 维护社会秩序, 提供了价值导向, 对于协调网络舆论与法院审判之间的关系都具有重要意义。如张家川微博少年因言涉罪案成为两高“转发500次”司法解释发布后的第一案。[6]

2. 严格法律程序, 追究法官裁判错误的责任

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不断加快, 我们在完善法制体系的, 规范诉讼程序的过程中, 冤假错案也伴随其中。因此, 我们必须加快建立法官责任追究机制, 依照法律和事实, 公平公正的裁判, 保证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严格法官的考核和评选机制, 减少错案发生。中央政法委出台的首个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 要求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要终身负责, 并建立健全冤假错案的责任追究机制。[7]加快建立责任追究机制, 有助于规范网络言论, 为法院的审判提供有效的社情民意, 也有利于有利于保证公正司法, 防止程序违法和冤假错案的发生, 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四) 加快网络立法的进程

1. 加快网络监督方面的立法

通过制定有效的网络监督方面的法律规范, 来规制法院审判中的不合理因素, 监督法官的审判行为, 披露审判违法事实, 并对有关的网络言论进行有效监督, 规定相关责任, 这都有助于协调审判与舆论之间的冲突, 保证二者的平衡, 更好的维护人们的利益。

2. 建立网络审查方面的法律规范

网络社会自由泛滥, 必须通过有效的立法加以规范, 通过法律规定, 明确网络舆论审查的内容、程序和处罚力度。“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仅仅依靠一部媒体法就能调节大众传媒与社会的所有关系。但是在一个缺乏法治传统、如今强调“以法律为准绳”的社会, 没有新闻法或媒体法, 要管理发展迅猛、影响广大的媒体, 难度就会越来越大。”目前, 我国仍未制定一部完整的互联网方面的法律法规, 对于网络言论更是缺乏有效的规制, 因此, 根据网络发展的新情况和新特点, 并结合目前我国网络言论的发展和法院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 加快网络言论方面的立法的, 明确权利和义务的范围, 以及责任承担, 为网络言论的发展提供明确的法律保障, 最大限度地保护网民的表达权, 保证对舆论进行合理的引导、监督和管理, 促进司法公正, 维护人民权利, 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协调网络舆论与司法审判之间的关系, 都是十分必要的。

(五) 建立有效的舆论引导机制

网络舆论与法院审判的冲突往往在于对典型热点案件处理意见不同而发生的。“陈永洲事件”无疑是网络舆论风口浪尖的典型代表, 当陈被长沙警方以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跨省带走时, 舆论一片哗然, 呼吁警方“放人”的声音更是占据了各大媒体的标题位置。人们不断猜测该事件与警方存在着某种不可告人的内幕关系, 但是经事后调查, 陈永洲本人也亲口承认自己确实收了黑钱。因此, 事情的真相远不是人们所设想的那样。一般来说, 网民习惯于凭借其主观情感来品论案件, 往往会罔顾基本的法律事实, 背离基本的价值观, 容易混淆视听, 颠倒黑白。此后, 网络舆论作为一种媒体的监督方式, 在非理性思维的强力支配下沦为干预司法审判的一种手段。因此, 我们应当加强对于网络舆论的引导, 引导网民对案件事实进行正确的评判, 使其从感性认识转为理性认识, 使公众从无序化的参与转变为规范化的参与, 努力营造客观、公正、合理的舆论氛围, 以平衡网络舆论与法院审判二者之间的关系。

总之, 网络就是社会舆论的放大镜和集散地, 它已经成为全方位、多角度评论法院审判工作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因此, 加强对网络舆论的有效的监督和引导, 保证媒体言论与法院审判的良性互动, 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实现网络舆论与法院审判的共同目的———公平正义, 任重而道远。

摘要：网络舆论与法院审判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对立统一体, 如何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 化解矛盾, 规避司法危机, 实现公平正义, 成为目前法治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在现有的体制下, 应尽最大的努力去缓解二者之间的冲突, 寻求最有效的冲突协调机制。具体措施包括增强网民的法律意识, 加强对案件公开审判的监督, 确立责任追究机制, 加快网络立法的进程, 建立有效的舆论引导机制。

关键词：网络舆论,法院审判,冲突,协调机制

参考文献

[1]吕宁.网络舆论与法院审判的冲突与平衡[J].求索, 2010 (3) .

[2]丹宁勋爵.法律的正当程序[M].李克强, 杨百揆, 刘庸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1:178.

[3]辰光.第四种权力:一个记者的暗访生涯[M].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0:94.

[4]刘新利选编, 纪念苏格拉底[M].刘新利, 纪敏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9:120.

[5]北京:审判信息网上线提高司法公正[EB/OL].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images/2014-01/03/01/2014010301_pdf.pdf, 2014-1

[6]2013十大影响性诉讼[EB/OL].http://www.infzm.com/content/97369, 2014-1-9.

法院审判与网络舆论 篇3

关键词：网络舆论；司法审判；审判机制

杭州胡斌飙车案，再次把社会的关注点引向网络舆论与司法审判。问题的关键不是肇事车主是否受到了相应的处罚，而在于在判决之外的当代中国存在的社会现象及其背后的意义、司法制度变迁、网络舆论监督以及“网络审判”等等问题，这些才是值得我们思考和探究的问题。《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如今在强大的网络舆论面前，司法往往选择顺应舆论，有所妥协或退让，几乎每一次司法裁决的改变都会被誉为“民意的胜利”、“正义的彰显”、“庶民的胜利”。这看起来确实鼓舞人心，但却遮蔽了一个重要问题：舆论具有独特影响力的内在机理为何？这对司法公信力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人们越来越不再相信司法审判，而相信自己可以“改变审判结果”。但是如何正确处理司法审判和网络舆论的关系值得我们探究。

一、网络舆论对我国司法审判影响的现状

网络舆论作为“第四种权力”而存在，其折射出大众的社会态度和价值观。网络舆论以其强悍的“审判作用”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以网民的道德观、价值观左右司法机关，迫使法院按照舆论代表的所谓“正义的民意”办案，从而影响司法审判的独立、公正。在我国司法审判活动中，存在着诸多网络舆论“越位审判”的现象。比如，2003年的孙志刚案终结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遣送办法》的历史；2005年湖北佘祥林“杀妻”案，推动了我国对死刑审判程序的改革；2009年云南晋宁县“躲猫猫”事件，也是因“网民调查团”的介入才使真相大白于天下；2010年李刚之子校园撞人致死案等等。这些都是网络舆论对司法审判产生的积极作用。但是很多案件经过网络舆论的发酵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作用。比如，药家鑫案中案件的审理就受到了一定的网络舆论的影响。一些人利用网络媒体恶意歪曲案件事实，把被告人刻画成“官二代”、“富二代”认为的把舆论的矛头指向被告人。这本来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然而弄得人尽皆知，可见网络舆论的力量是何其的惊人。客观的说本案不可能不受到网络舆论的影响，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无论怎样强调司法独立，不受舆论左右，司法也不可避免的要在法律范围内对民意作出回应；其二，案件的公开化会影响当事人的判断，影响他们在诉讼中及诉讼外的活动。从这个方面来看，药家鑫案件存在网络舆论对司法审判一定的影响。因此平行网络舆论与司法审判之间的关系，做好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是十分必要的。

二、网络舆论对我国司法审判产生影响的原因

网络舆论对司法独立审判的影响可以理解成道德与法的冲突。网络舆论作为一种公民言论自由的私权利之所以会对司法审判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是有一定的原因的。这原因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方面可以从司法机关方面来分析，另一方面可以从公民网络舆论自身的特点上来分析，下面笔者将从以上两方面详细阐述。

（一）从司法机关层面方面分析

孟德斯鸠曾言：“法官只不过是叙述法律语言的嘴巴，不过是不能增减法律力量和苛酷的无生命的存在物而已”。即是强调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应不依附于任何权力机关而存在，完全独立于社会舆论，只忠诚于法律。西方国家司法审判之所以有如此权威，是以其司法公信力为支撑点的。然而纵观我国司法现状，不难发现，网络舆论之所以会对我国司法审判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皆是因为司法审判缺乏公信力。

1.暗箱操作影响案件的公开审判

案件审判暗箱操作在我国很多地方都会出现，特别是在所谓的“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案件中，请示办案、上级拍板定案的现象屡禁不止。使得案件本应按正当程序审理，结果以一种私下的暗箱操作而结束，造成法律的公信力荡然无存、司法权威消失殆尽！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求老百姓坚守法律信仰，让他们用法律主持正义，岂不是无稽之谈？

2.公权力执法不透明，破坏社会公信力

官僚主义思想在我国这样一个经历了几千年封建主义的大国来说，尤为严重。涉及公权力方面的东西尤其避而不谈，使得公权力在行使的过程中披上一层神秘的外衣。公权力执法不透明，使得公民在看到公权力执法工程中会抱有一丝猜疑，因为公权力在运作工程中是在他們“看不到、摸不着”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公权力执法的不透明也是降低司法公信力的一大因素。

（二）从公民网络舆论自身特征上来分析

网民在看到和他们自身价值观、世界观不同的事件通常会不理性的发表看法、观点，再加上非常态的想引起关注的心态，会不自觉地夸大事实甚至是歪曲事实以博取眼球。这些不实的报道同样会左右怀有猎奇心理的其他网民，导致事态扩大化。

1.网络舆论的天然开放性有悖于司法审判的独立性

网络舆论不同于其他言论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天然开放性，既具有新闻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并且以最开的速度传播开来。我国是世界上拥有最多网民的国家，很多消息都是从网上获得的。通常网民在网络上发表的言论具有主观性、评价性、自发性、非理性和难控性，恰恰是这些观点和司法审判的独立性相悖。司法审判要求法官审判不依附于任何机关，以中立的态度对待案件。而网络言论的四起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法官的审判，法官受迫不得不迎合公众的道德标准，在案件的审判上处于不公正的地位。

2.网络舆论遵守道德标准不同于司法审判的公正标准

义愤填膺的网民在发表言论是往往是非理性的，其言论往往带有主观的情绪，对案件的评论具有失真性。网民在评价案件时缺乏客观依据，仅凭主观感受，追求道德标准的公平，要求“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因果报应”等等，在有些情况下这种主张往往和司法审判的公正性原则相冲突。法官在审判工程中，受公众这种思想的左右，在法律范围内回迎合公众的观点。显然会影响司法审判的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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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网络舆论者欠缺理性的思维和法律意识

网民往往不是专业的法学人，对很多事情的思考往往感情用事，缺乏冷静的思考，处于一种非理性的状态，更不会运用法律思想分析案情。欠缺理性的言论往往也会误导其他网民，导致案件的恶性扩大，处于不可控状态。

三、网络舆论对司法审判影响的表现形式

网络舆论对司法审判的影响表现为积极和消极两种形式。其积极形式主要是网络舆论可以监督审判机关正确行使审判权。让审判权暴露在阳光下，防止暗箱操作、徇私舞弊。正如2003年的孙志刚案终结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遣送办法》的历史；2005年湖北佘祥林“杀妻”案，推动了我国对死刑审判程序的改革；2009年云南晋宁县“躲猫猫”事件，也是因“网民调查团”的介入才使真相大白于天下；2010年李刚之子校园撞人致死案等等都是网络舆论对司法审判监督的积极方面。其消极方面表现为网络舆论的滥用。前面提到的药家鑫案件就是司法权的滥用，网民以一种偏激的言论一定程度上左右了法官的审判。网络舆论是一把“双刃剑”，要把握好一个“度”，真确运用才能真确有效的监督司法审判，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法律与道德的一个最高切合点。

四、正确协调网络舆论与司法审判的关系

正确处理网络舆论和司法审判的关系，建立二者之间的良好互动对于推动司法独立审判具有重大意义。协调两者关系应从以下方面做起。

（一）公权力机关层面

1.正确引导网络舆论回归理性

公权力机关可以采取及时有效发布不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准确信息以减少公众的无端猜忌。及时发布案件的进展，建立对重大案件的回应机制。与民众建立良性互动，正确分析舆情，引导公众回归理性。

2.树立司法权威，推进司法审判机制改革

正确处理网络舆论和司法审判的关系，从根本上应该树立司法权威，重塑司法的公信力，引导公民树立正確的法律信仰。法律和司法机关是捍卫公民权利最有力武器。推进司法审判机制改革是树立司法权威的重要举措。司法审判独立于国家权力机关，独立于任何舆论而审判。

3.提高司法审判人员的法律素养

提高司法审判人员的法律素养，以法律为依据、以事实为准绳审理案件。正确适用法律确保案件审理的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

4.开展法律讲堂

权力机关应在公众场所开展法律讲堂，普及法律知识，提高民众法律意识，引导民众以理性的态度思考问题。

（二）公众层面

1.规范网络舆论发表途径与方式

目前我国法律中网络舆论对司法审判影响的进行规范的条文几乎没有，仅仅在两高司法解释中规定了对网络虚假言论的惩处。即以营利为目的，通过信息网络有偿提供删除信息服务，或明知是虚假信息通过信息网络有偿提供发布信息等服务，扰乱市场秩序，单位非法经营数额15万元以上，或违法所得5万元以上的，属非法经营行为“情节严重”，以非法经营罪定罪。所以，法律法规应加强

对网络舆论的发表途径及方式的管理，对虚假、严重歪曲事实的行为进性有效处罚。净化网络空间，规范网络行为。

2.网民应提高法律意识、辨别是非的能力

作为21世纪的网民应提高自己法律意识，能够运用基本的法律知识辨别是非。网民应做到对不了解的事情不妄加评论、不歪曲事实、不恶意煽风点火混淆视听。也应该会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构建网络舆论与司法审判之间的良性互动，正确引导网络舆论对司法审判的影响，对于推进我国司法审判的实践将有重要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吕静.论网络舆论与司法公正.硕士论文.2012

[2]王成浩.浅谈公众舆论对我国司法审判的影响.法学研究.2012年7月下旬

作者简介：

王丽丹（1989.10～），女，河南省商丘人，贵州大学法学研究生，研究方向：民商。

法院审判与网络舆论 篇4

公正是人类社会所追求的首要价值目标。司法公正是人们对司法活动的企盼，也是司法本身所应具有的品质。要实现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司法公正就显得更为重要。司法公正不仅要求实体公正，即认定事实准确，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而且要求程序公正，即严格遵照正当法律程序进行诉讼，尊重和保障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但长期以来，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对我国司法审判产生了多方面的负面影响。程序不公正的问题目前在我国普遍存在，当事人反映强烈的司法不公实际上大部分都是程序不公正而造成的问题。

为确保程序公正的实现，笔者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推进和完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

一、法官司法理念的更新和素质的提高

要实现程序公正，首先要强化法院以及法官对程序公正的意识，摈除重实体轻程序的固有观念。法官应当更新观念，树立程序公正的司法理念。法官只有树立正当的程序理念，才能保证程序公正。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法官职业道德准则》第一条就明确规定法官在履行职责时，应当切实做到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并通过自己在法庭内外的言行体现出公正，避免公众对司法公正产生合理的怀疑8.因此，法官在审判工作和司法改革中，应当严格遵守这一准则，强化程序意识，切实维护和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做到程序公正。

法官的程序公正理念的确立，以及这一理念的付诸实践，都不能离开对法官各方面素质的要求。美国著名法学家埃比曼教授指出：“一项制度的功能如何须取决于操作者的素质”。法官是法律理想王国与法律实施现实之间的桥梁，他所处地位决定了其所必需的较高的道德修养和职业素质。没有高素质的法官，没有牢固树立程序公正意识的法官，程序公正、司法公正只能是空中楼阁。因此，一方面我们应当看到我国现有法官队伍的主流，他们政治素质、道德修养水平较高，具有较丰富的社会阅历，对国情民俗有较深的.体验和了解，但也应看到我国法官队伍历史上形成的人员宠大、来源复杂的状况，因此不可忽视对现有法官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另一方面我们应当着手建立科学的法官遴选制度，选任高素质的法官。

二、法官中立地位的确定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法官职业道德准则》第11条明确规定“法官审理案件应当保持中立。法官在宣判前，不得通过言语、表情或者行为流露自己对裁判结果的观点或者态度。法官调解案件应当依法进行，并注意言行审慎，避免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对其公正性产生合理的怀疑。”9要实现程序公正首先要求法官处于中立地位。所谓法官的中立是相对于当事人和案件而言的，它表明在民事诉讼中，法官与双方当事人保持同等的司法距离，对案件保持超然和客观的态度，中立是对法官最基本的要求。不中立便是偏私，便是法官与当事人的角色混淆，其导致结果的不公正乃是必然的。法官中立原则包括以下两项具体要求：一是法官同争议的事实和利益没有关联性。强调法官与案件事实和利益上和非关联性，对于保持法官的中立性无疑是必要的。二是法官不得对任何一方当事人存有歧视或偏私。法官所形成的偏见和预断有可能会妨碍纠纷的公平处理。因此要保证法官中立地位的确定，有必要在法官遴选制度方面确立对法官的中立性方面的要求；同时对现任法官要强化中立意识，居间裁判，以确保程序公正的实现。法官不仅要树立中立意识，而且还应表现出中立地位。加拿大司法委员会制定的《司法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第6条也规定“法官审判案件时必须是公正的，而且应当表现出是公正的10”，也就是说，法官不仅要在主观上公正，而且要在行为表现方面也体现公正。因此，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应当依法进行，并注意言行审慎，避免当事人对法官的中立和公正产生合理怀疑。

三、当事人平等诉讼权利的保障

诉讼权利是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进行公正审判的权利，又可称为程序保障请求权或司法保护请求权。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是诉讼民主的要求，也是确保司法公正与效率的基础。在司法审判中法官应当保证当事人享有平等的诉讼权利，同时法官平等地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使。法官在诉讼程序进行中应给予双方当事人平等的机会、便利和手段；对当事人各方的意见和证据

法院审判与网络舆论 篇5

作者：高贵君、马岩、方文军、李静然（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来源：《人民司法·应用》2016年第13期

《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理解与适用（最全）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禁毒工作的意见》和全国禁毒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提高毒品犯罪审判工作水平，最高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1日至12日在湖北省武汉市组织召开了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对禁毒工作的重要决策精神，安排部署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人民法院禁毒工作，研究讨论了近年来毒品犯罪审判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就若干法律适用具体问题取得了共识。会议形成的《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已由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18日以法〔2015〕129号文件印发，供各级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工作中参照执行。为便于司法实践中准确理解和适用，现就《纪要》的制定背景和经过、指导思想、起草思路及主要内容等问题说明如下。

一、《纪要》的制定背景和经过

2008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大连会议纪要》），较好地解决了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面临的一些突出法律适用问题。近年来，随着毒品犯罪形势的发展变化，实践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法律适用问题，部分原有问题也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因而有必要制定新的指导文件对这些问题加以规范。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最高人民法院开展了新一轮调研工作，对各地法院在办理毒品犯罪案件中遇到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和研究论证。

2014年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分别听取禁毒工作专题汇报，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分别对禁毒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首次印发了《关于加强禁毒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并下发了贯彻落实分工方案。国家禁毒委员会时隔十年再次召开全国禁毒工作会议，对全面加强禁毒工作作出部署。《意见》及其分工方案明确提出，由最高人民法院作为牵头单位，针对毒品犯罪案件办理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制定司法解释或者规范性文件，统一和规范法律适用。

为贯彻落实中央决策精神，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禁毒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决定于2014年12月在湖北省武汉市组织召开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为筹备此次会议，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经深入研究和反复论证，起草形成了《纪要》稿。会前，就《纪要》稿向本院相关庭室、部分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及有关专家学者正式征求了意见。会上，与会代表对《纪要》稿进行了认真讨论。各方均原则同意《纪要》稿内容，并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和建议。1 会后，对《纪要》稿作了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送审稿提交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专业委员会讨论。2015年4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专业委员会第238次会议讨论通过了《纪要》。

二、《纪要》的指导思想、起草思路及与《大连会议纪要》的适用关系

（一）《纪要》的指导思想 《纪要》的制定体现了以下指导思想：一是坚持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纪要》分析了当前毒品犯罪的严峻形势，要求各级人民法院继续坚持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的审判指导思想。在犯罪类型方面，既要依法严惩走私、制造毒品、大宗贩卖毒品和制毒物品犯罪等源头性犯罪，又要加大对多次零包贩卖毒品、引诱、教唆、欺骗、强迫他人吸毒及非法持有毒品等末端犯罪的处罚力度，并严惩向农村地区贩卖毒品及国家工作人员实施的毒品犯罪。在重点打击对象方面，要坚持严厉打击毒枭、职业毒犯、累犯、毒品再犯等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的毒品犯罪分子，该判处重刑和死刑的坚决依法判处。在经济制裁方面，对毒品犯罪违法所得的追缴和罚金刑、没收财产刑的适用等问题作了更为明确、具体的规定，并强调要加大执行力度。在保障刑罚执行效果方面，对毒品犯罪的缓刑适用作出了规范，对严重毒品罪犯的减刑、假释加以限制。二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确保罚当其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现阶段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也适用于毒品犯罪的审判工作。《纪要》强调，为充分发挥刑罚功能，要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坚持宽严相济、罚当其罪，突出打击重点、体现区别对待。既要严厉惩处严重毒品犯罪和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的毒品犯罪分子；对于罪行较轻，或者具有从犯、自首、立功、初犯等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毒品犯罪分子，也要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依法给予从宽处罚，以发挥刑罚分化瓦解毒品犯罪分子、预防和减少毒品犯罪的作用。

（二）《纪要》法律适用部分的起草思路

《纪要》的法律适用部分以刑法、有关毒品犯罪的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为依据，总结了近年来各地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的经验和做法，立足解决实践中反映比较突出的法律适用问题。具体思路为：第一，对一些长期存在、但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法律适用问题作出规定。如从贩毒人员住所等处查获毒品的性质认定、居间介绍买卖毒品共同犯罪的认定、一案涉及两种以上毒品的数量认定、毒品共同犯罪人与上下家的死刑适用等问题。第二，结合近几年毒品犯罪的新形势、新特点，对《大连会议纪要》的原有规定作出修改、完善。如吸毒者运输毒品行为的定性、有吸毒情节的贩毒人员的贩毒数量认定等问题。第三，对《大连会议纪要》印发以来实践中新出现的、较为突出的毒品犯罪法律适用问题加以规范。如接收物流寄递毒品行为的定性、网络涉毒犯罪的定性、新类型、混合型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非法贩卖麻精药品行为的定性等问题。第四，对目前争议较大、尚不成熟的问题暂不规定。在《纪要》起草过程中，曾经考虑对毒品犯罪的既未遂形态认定、死刑适用数量标准、犯前罪时未成年的毒品再犯认定等问题作出规定，但鉴于实践中争议较大，最终未纳入《纪要》内容。

（三）《纪要》与《大连会议纪要》的适用关系 《大连会议纪要》对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印发的《关于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南宁会议纪要》）等规范性文件的内容进行了系统整理，其中的大部分规定在当前的审判实践中仍有指导意义，应当继续参照执行。《纪要》对近年来审判实践中反映较为突出，但《大连会议纪要》没有作出规定，或者规定不尽完善的若干毒品犯罪法律适用问题作出了规范，是对《大连会议纪要》的补充和完善。今后，对于《纪要》与《大连会议纪要》的适用关系，可以区分以下几种情形加以把握：第一，《大连会议纪要》没有规定，《纪要》作了规定的，或者《大连会议纪要》虽有规定，但《纪要》作了修改、完善的，参照《纪要》的规定执行。《纪要》中的多数规定均属此类情形。第二，《大连会议纪要》已有规定，《纪要》在此基础上作出补充性规定的（并非修改），两者配套使用，如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问题等。第三，《大连会议纪要》已有规定，《纪要》没有涉及的，继续参照执行《大连会议纪要》的规定，如毒品案件的立功、特情介入案件的处理、主观明知的认定等问题。

三、《纪要》的主要内容 《纪要》包括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对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禁毒工作提出总体要求，第二部分对当前毒品犯罪适用法律的一些具体问题作出规范。这种体例与《大连会议纪要》有所不同，并不是单纯的法律适用指导文件，更接近于2000年印发的《南宁会议纪要》。采用这种体例主要是为了与本次会议召开的背景及会议内容相呼应。

《纪要》在第一部分传达了中央对禁毒工作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人民法院禁毒工作的指导思想和任务目标，从坚持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加强审判规范化建设、完善毒品犯罪审判工作机制、积极参与禁毒综合治理等四个方面，对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加强人民法院禁毒工作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本文来源于“刑事实务”微信公众号）

《纪要》在第二部分对当前毒品犯罪审判中的一些具体法律适用问题作了规范。主要包括七类问题：罪名认定，共同犯罪认定，毒品数量认定，死刑适用，缓刑、财产刑适用及减刑、假释，累犯、毒品再犯，非法贩卖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行为的定性。其中，死刑适用是核心问题。以下对这七类问题分别予以说明。

（一）罪名认定问题

1.关于从贩毒人员住所等处查获毒品的性质认定。该问题是一个老问题，实践中存在争议，但原有规范性文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有意见认为，对于从贩毒人员住所等处查获的毒品，必须有证据证明是用于贩卖才能予以认定，否则应当认定为其非法持有的毒品。经研究，毒品犯罪隐蔽性强、取证难度大，而且实践中从贩毒人员住所等处查获的毒品多系用于贩卖。为严厉打击毒品犯罪、降低证明难度，《纪要》采用了事实推定的证明方法。即根据行为人贩卖毒品及从其住所等处查获毒品的事实，推定查获的毒品是用于贩卖。但根据推定原则，应当允许当事人提出反证。反证是指确有证据证明查获的毒品并非贩毒人员用于贩卖，包括其为他人保管用于吸食的毒品，为犯罪分子窝藏毒品，持有祖传、捡拾、用于治病的毒品等。贩毒人员对查获的毒品实施的行为另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窝3 藏毒品罪等其他犯罪的，应依法予以认定；贩毒人员的行为构成数罪的，应依法数罪并罚。具体而言，《纪要》的规定主要包含三种情形：一是行为人因贩卖毒品被人赃俱获，随后又从其住所等处查获毒品的；二是有其他证据证明行为人实施了贩卖毒品犯罪，但没有查获毒品实物，后从其住所等处查获毒品的；三是行为人因吸毒或其他违法犯罪行为被抓获后，查明其有贩毒行为，并从其住所等处查获毒品的。

2.关于吸毒者购买、运输、存储毒品行为的定性。该问题近年来在司法定性上的变化较大。《南宁会议纪要》规定，吸毒者在购买、运输、存储毒品过程中被抓获，如没有证据证明其实施了其他毒品犯罪行为，查获的毒品数量大的，应当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大连会议纪要》对此作了不同规定，吸毒者在购买、运输、存储毒品过程中被查获，如没有证据证明其是为了实施贩卖等其他毒品犯罪行为，查获的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的，应以其实际实施的毒品犯罪行为定罪处罚。但实践中对如何理解“实际实施的毒品犯罪行为”存在争议，尤其是吸毒者运输毒品行为的定性问题。从《大连会议纪要》的起草过程看，该规定的本意是，当吸毒者运输毒品数量大，明显超出其合理吸食量时，以运输毒品罪定罪处罚，而不再像《南宁会议纪要》规定的那样一律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但是，由于“实际实施的毒品犯罪行为”这一表述较为原则，又没有写明合理吸食量的问题，导致近年来各地对此类案件的处理差异很大。有的简单区分动态与静态，对吸毒者在运输毒品过程中被查获的，无论毒品数量多少，一律认定为运输毒品罪。有的根据毒品数量是否超过吸毒者的合理吸食量来区分，吸毒者运输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但未超过合理吸食量的，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超过合理吸食量的，认定为运输毒品罪，但各地设定的合理吸食量标准又很不统一，有的为50克（以海洛因为例），有的为100克，还有的达到了200克。据了解，还有个别地方仍在执行《南宁会议纪要》的规定，对吸毒人员运输毒品数量大的也一律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本文来源于“刑事实务”微信公众号）

为减少分歧，《纪要》对《大连会议纪要》的上述规定作出了修改和完善：一是明确规定了吸毒者运输毒品行为的定性；二是降低了将吸毒者运输毒品的行为认定为运输毒品罪的门槛。根据《纪要》的规定，在没有证据证明吸毒者是为了实施贩卖毒品等其他犯罪的情况下，对其购买、运输、存储毒品的行为，直接以数量较大作为区分罪与非罪的标准；同时，对吸毒者运输毒品的行为，直接以数量较大标准作为区分非法持有毒品罪与运输毒品罪的界限，而不再另行设置更高的合理吸食量标准。据此，吸毒者在购买、运输、存储毒品过程中被查获，没有证据证明其是为了实施贩卖毒品等其他犯罪，毒品数量未达到较大标准的，不作为犯罪处理；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的，根据其具体的行为状态定罪，处于购买、存储状态的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处于运输状态的认定为运输毒品罪。《纪要》这样规定的主要理由是：第一，虽然我国对吸毒行为一般不按照犯罪处理，但刑法设置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定罪标准时，实际考虑了吸毒者合理吸食量的因素，故可以把数量较大视为合理吸食量的界限，超过数量较大标准的应视为超出了合理吸食量。吸毒者在运输毒品过程中被当场查获，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的，表明其并非单纯以吸食为目的运输毒品，如没有证据证明其是为了实施贩卖毒品4 等其他犯罪，根据其客观行为状态认定为运输毒品罪具有正当性。第二，我国吸毒人员数量庞大，是毒品犯罪的重要诱因，为从源头上遏制毒品犯罪、减少毒品流通，应当加大对吸毒者实施的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故而对吸毒者运输毒品行为的定性，不应在数量较大标准之上设定更高的合理吸食量标准，否则容易放纵吸毒者实施的毒品犯罪。第三，合理吸食量目前尚难以准确界定，实践中各地掌握的标准也非常不统一，不利于统一执法尺度，直接以毒品数量较大作为区分标准更便于实践操作。

3.关于运输代购毒品行为的定性和变相加价贩卖毒品的认定。《纪要》的这一规定是对《大连会议纪要》相关规定的补充。《大连会议纪要》规定了为他人代购毒品行为的定性，但没有解决运输代购毒品行为的性质认定问题。同时，实践中对《大连会议纪要》规定的“从中牟利、变相加价贩卖毒品”的认定也存在认识分歧。

（1）关于运输代购毒品行为的定性。《大连会议纪要》规定，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不以牟利为目的，为他人代购仅用于吸食的毒品，毒品数量超过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最低数量标准的，对托购者、代购者应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实践中，部分代购者需要通过运输方式将代购的毒品交给托购者，但对于为吸毒者运输代购毒品行为的定性，《大连会议纪要》并没有作出规定。对此，主要存在以下两种不同认识：一种意见认为，此类行为符合运输毒品罪的构成要件，应一律认定为运输毒品罪。另一种意见认为，对此类行为不应一律认定为运输毒品罪，而要结合代购毒品的目的加以认定。经研究，《纪要》基本采纳了第二种意见。在没有证据证明托购者、代购者是为了实施贩卖毒品等其他犯罪的情况下，代购者为吸毒者运输代购毒品行为的性质从属于吸毒者，应当与上述吸毒者自行运输毒品行为的认定思路一致。据此，行为人为吸毒者代购并运输毒品，没有证据证明托购者、代购者是为了实施贩卖毒品等其他犯罪，毒品数量未达到较大以上的，对托购者、代购者不定罪处罚；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在代购过程中被查获的，对托购者、代购者以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共犯论处，在运输过程中被查获的，对托购者、代购者以运输毒品罪的共犯论处。这样规定不但有利于严厉打击运输代购毒品行为，遏制毒品的消费和流通，也便于操作和认定。

（2）关于变相加价贩卖毒品的认定。《大连会议纪要》规定，代购者从中牟利，变相加价贩卖毒品的，对代购者应以贩卖毒品罪定罪。《纪要》进一步明确了何谓“从中牟利”，即，行为人为他人代购仅用于吸食的毒品，在交通、食宿等必要开销之外收取“介绍费”“劳务费”，或者以贩卖为目的收取部分毒品作为酬劳的，应视为从中牟利，属于变相加价贩卖毒品，以贩卖毒品罪定罪处罚。其中，“介绍费”“劳务费”是实践中代购者变相牟利的不同表现形式；“以贩卖为目的收取部分毒品作为酬劳的”既存在变相加价贩卖毒品的行为，又具有贩卖毒品的故意，应当认定为贩卖毒品罪。需要注意的是，只有为他人代购仅用于吸食的毒品的，才需要根据是否从中牟利判断能否认定为贩卖毒品罪。如果明知托购者实施贩卖毒品犯罪而为其代购毒品的，无论是否牟利，均应以贩卖毒品罪的共犯论处。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代购者从代购行为中牟利、加价或者变相加价贩卖毒品的，无论其为他人代购的毒品是否仅用于吸食，均构成贩卖毒品罪。对于“代购蹭吸”行为是否属于“从中牟利”，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多数意见认为，为他人代购仅用于吸食的毒品并“蹭吸”的行为，根本上是为了满足托购者及代购者自身吸食毒品的需求，故不宜认定为牟利行为；而且，如果对以吸食为目的的托购者认定非法持有毒品罪，对“蹭吸”的代购者认定贩卖毒品罪，也会导致处罚失衡。少数意见认为，“蹭吸”也是非法获利的一种表现形式，尤其对于多次“蹭吸”甚至以“蹭吸”作为代购毒品的主要目的的，应当认定为从中牟利。鉴于对该问题存在较大分歧意见，还需进一步研究论证，故《纪要》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实践中应当结合具体案情慎重把握。

4.关于接收物流寄递毒品行为的定性。当前，随着物流寄递行业的发展，毒品交易过程中通过邮寄、快递等方式交付毒品的情况较为常见，由此产生了相关的法律适用问题。《纪要》对此作出了新规定，具体包括购毒者和代收者接收物流寄递毒品行为的定性两个方面。（1）关于购毒者接收物流寄递毒品行为的定性。如果没有证据证明购毒者是为了实施贩卖毒品等犯罪，对于其单纯接收物流寄递毒品的行为，应当认定为运输毒品罪还是非法持有毒品罪，实践中存在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贩毒者通过物流寄递方式交付毒品的行为因购毒者的购买、送货要求而发生，购毒者与贩毒者有通过物流寄递方式运输毒品的共同犯罪故意，应当认定为运输毒品罪的共犯。另一种意见认为，贩毒者通过物流寄递方式运输毒品的行为应视为其毒品交付行为的组成部分，对购毒者不应再认定为运输毒品罪，购毒者接收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的，应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经研究，《纪要》采纳了第二种意见。具体理由为：第一，贩毒者通过物流寄递方式向购毒者交付毒品的行为属于其贩卖毒品行为的组成部分，该运输毒品行为通常由贩毒者主导实施，购毒者原则上不应对毒品交付前由贩毒者实施的运输毒品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第二，在当面交付的贩卖毒品犯罪中，购毒者通常不对贩毒者为送货而实施的运输毒品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不将购毒者、贩毒者认定为运输毒品罪的共犯；同理，在贩毒者通过物流寄递方式交付毒品的情况下，一般也不应将购毒者、贩毒者认定为运输毒品罪的共犯，否则所有接收毒品的购毒者（包括因吸食而少量购买毒品者）都将构成运输毒品罪，会造成打击面过大。因此，《纪要》规定，购毒者接收贩毒者通过物流寄递方式交付的毒品，没有证据证明其是为了实施贩卖毒品等其他犯罪，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的，一般应当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处罚。但在个别情况下，购毒者对贩毒者交付运输毒品的行为起支配作用或者与贩毒者共同交付运输毒品，购毒者、贩毒者符合以运输毒品罪共犯论处的条件的，可以依法认定。（2）关于代收者接收物流寄递毒品行为的定性。实践中，部分购毒者会委托、雇用他人代为接收毒品。在代收者没有实施其他毒品犯罪故意的情况下，其只是代替购毒者实际持有接收的毒品，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的，应当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需要说明的是，没有证据证明购毒者是为了实施贩卖、运输毒品等其他犯罪的，因购毒者通过代收者的代收行为实现了对毒品的间接持有，故购毒者与代收者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共同犯罪；如果购毒者有贩卖毒品等其他犯罪行为的，则应依法定罪处罚，不再对其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本文来源于“刑事实务”微信公众号）5.关于网络涉毒犯罪的定性。随着信息网络的普及应用，网络涉毒犯罪呈快速蔓延之势，主要表现为利用网络传播制毒技术、买卖制毒物品、贩卖毒品和组织吸毒等形式。《纪要》对此作出两方面规定，包括利用信息网络实施毒品犯罪行为的定性和利用互联网组织吸毒行为的定性。

（1）关于利用信息网络实施毒品犯罪行为的定性。《纪要》规定，对于利用信息网络贩卖毒品、在境内非法买卖用于制造毒品的原料或者配剂、传授制造毒品等犯罪的方法，构成贩卖毒品罪、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传授犯罪方法罪等犯罪的，依法定罪处罚。这里有两个需要注意的问题：一是构成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的，要达到相应的定罪数量标准要求；二是“传授制造毒品等犯罪的方法”与“构成„„等犯罪”中的“等”字，都是为了应对实践中的复杂情况和将来的立法修改而预留的空间。

（2）关于利用互联网组织吸毒行为的定性。对于利用互联网组织吸毒行为的定性，有意见认为可以认定为容留他人吸毒罪。但多数意见认为，虚拟空间不符合容留他人吸毒罪中的“场所”特征，对此类行为不能认定为容留他人吸毒罪；就其特征而言，属于组织或者聚众吸毒行为，但刑法尚无相应罪名。故《纪要》规定，对于在利用互联网组织他人吸毒的过程中，实施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毒等犯罪的，可以依法定罪处罚。

（二）共同犯罪认定问题

对于毒品案件的共同犯罪问题，《大连会议纪要》已经作了一些规定，应当继续参照执行。《纪要》结合近年来的司法实践，又对两方面的问题作了具体规定。

1.关于居间介绍买卖毒品的认定与处理。实践中，对居间介绍买卖毒品与居中倒卖毒品的认定容易发生混淆，对居间介绍买卖毒品的共同犯罪认定、主从犯认定存在分歧认识。《纪要》对这些问题作了明确规定。

（1）关于居间介绍买卖毒品与居中倒卖毒品的区分。贩卖毒品案件中，一些犯罪分子为减轻罪责，往往辩称自己是居间介绍者，不是真正的购毒者或者贩毒者。由于居间介绍买卖毒品者与居中倒卖毒品者在罪责和量刑上存在差别，认定时要准确区分。《纪要》从二者在毒品交易中所处的地位、发挥的作用、是否成立共同犯罪、有无获利及获利方式等方面对其作了区分。具体来看，两者的区别有以下几点：第一，在毒品交易中的地位作用不同。居间介绍者不是毒品交易的一方主体，在交易中处于中间人地位，对促成毒品交易起帮助作用；居中倒卖者虽然处于毒品交易链条的中间环节，但在每一个具体的交易环节中都是一方交易主体，对交易的发起和达成起决定性作用。第二，是否成立共同犯罪不同。居间介绍者对毒品交易行为起帮助作用，在处理上往往认定为交易一方的共犯；居中倒卖者与前后环节的交易主体不是共犯关系，而是上下家关系。第三，有无获利及获利方式不同。居间介绍者不以牟利为要件，获得的报酬来自交易一方或者双方支付的酬劳；居中倒卖者必然从毒品交易中获利，是通过“吃差价”方式来牟利。

（2）关于居间介绍买卖毒品的共同犯罪认定。对此，《纪要》区分情形作出具体规定，适用时应注意把握以下几点：第一，原则上，居间介绍者受哪一方7 交易主体委托，与哪一方交易主体存在犯罪共谋，就认定其与哪一方构成共同犯罪。第二，居间介绍者受以吸食毒品为目的的购毒者委托，为其介绍贩毒者的，不能因为其行为客观上促进了贩卖行为而简单认定为贩毒者的共犯，一般仍要按照购毒者的行为性质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第三，居间介绍者同时受贩毒者、购毒者双方委托，为其联络、促成交易的，为便于司法认定和处理，一般认定其与贩毒者构成共同犯罪；但作为例外，如果居间介绍者与以贩卖为目的的购毒者关系更为紧密，且购毒者对促成毒品交易起更大作用的，可以认定其与该购毒者构成共同犯罪。

（3）关于居间介绍买卖毒品者的地位作用认定。居间介绍者不是毒品交易的一方主体，对促成交易起帮助作用，故一般应当认定为从犯。但对个别以居间介绍者的身份介入毒品交易，在交易中超出居间介绍者的地位，对促成交易起重要、直接作用的被告人，可以认定为主犯。

2.关于运输毒品共同犯罪的认定。对于两人以上同行运输毒品的，能否认定为共同犯罪，实践中存在分歧认识。《大连会议纪要》对该问题没有明确规定。因其关系到各被告人运输毒品数量的认定及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问题，故需要加以规范。《纪要》对此作了两方面规定。

（1）判断同行运输毒品者是否构成共同犯罪的总体原则。《纪要》规定，对于两人以上同行运输毒品的，应当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判断其是否构成共同犯罪：一是是否明知他人带有毒品；二是有无共同运输毒品的意思联络；三是有无实施配合、掩护他人运输毒品的行为。其中，第一项、第二项属于主观要素，第三项是客观要素。对于同行运输毒品，但不知道他人带有毒品的；或者虽然知道同行者带有毒品，但就共同运输毒品既没有事先通谋，在运输过程中也没有形成意思联络的，不能成立共同犯罪。对于有无实施配合、掩护他人运输毒品的行为，可以结合下列因素进行综合判断：一是运输毒品的起运地、目的地、路线是否相同；二是交通、生活费用是否共同使用；三是在途中有无配合、掩护他人运输毒品的具体行为；四是是否由其中部分人员统一与交货人或者接货人进行交接；五是是否共同获取、统一分配报酬。（本文来源于“刑事实务”微信公众号）

（2）受雇于同一雇主运输毒品但不认定为共同犯罪的情形。《纪要》之所以对此作出专门规定，是因为实践中对受雇于同一雇主运输毒品的，容易不严格区分主客观要件就认定为共同犯罪。《纪要》具体规定了两种情形：一是受雇于同一雇主同行运输毒品，但受雇者之间没有共同犯罪故意，或者虽然明知他人受雇运输毒品，但各自的运输行为相对独立，既没有实施配合、掩护他人运输毒品的行为，又分别按照各自运输的毒品数量领取报酬的，不应认定为共同犯罪。二是受雇于同一雇主分段运输同一宗毒品，但受雇者之间没有犯罪共谋的，也不应认定为共同犯罪。需要说明的是，《纪要》规定不构成共同犯罪的仅限于受雇者之间，雇主以及其他对全体受雇者起到一定组织、指挥作用的人员则与受雇者分别构成共同犯罪，对运输的全部毒品数量承担刑事责任。

（三）毒品数量认定问题

1.关于一案涉及两种以上毒品的数量认定。毒品犯罪中一案涉及两种以上毒品的情况较为普遍，如何准确认定涉案毒品总量，并在此基础上准确定罪量刑，8 是司法实践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大连会议纪要》规定，对被告人一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两种以上毒品的，不实行数罪并罚，量刑时可综合考虑毒品的种类、数量及危害，依法处理。该规定没有明确一案涉及两种以上毒品的能否进行数量折算，也没有涉及非法持有毒品罪的问题。实践中，对一案涉及两种以上毒品的数量认定，做法不一。有的地方将涉案的不同种毒品按一定比例折算后予以累加进行量刑，但折算对象和折算依据不明确、不统一。也有的地方根据涉案毒品中毒性（或者数量）最大的毒品认定毒品数量，将其他毒品作为量刑情节考虑。

《纪要》明确了应当对不同种类毒品进行数量折算并累加数量的基本原则。这样规定的理由主要有：一是对不同种类毒品进行数量折算，有利于准确认定涉案毒品数量，科学量刑。二是在关系到能否根据折算后累加的毒品数量对被告人适用更高幅度法定刑，或者能否达到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定罪标准的情况下，进行数量折算更有利于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关于折算对象，海洛因是刑法明确规定了定罪量刑数量标准的常见毒品，《非法药物折算表》也以海洛因为折算参照物，对海洛因的毒性研究相对成熟，故《纪要》规定将其作为折算对象。关于裁判文书表述，由于刑法对不同种类毒品的数量折算没有明确规定，故在裁判文书中应当客观表述涉案毒品的种类和数量，并综合认定为数量大、数量较大或者少量毒品等，不明确表述将不同种类毒品进行折算后累加的毒品总量。

2.关于未查获实物的混合型毒品的数量认定。实践中，被告人对于未查获实物的混合型毒品，通常按照粒数供述，但量刑时考虑的是涉案毒品的实际重量。对于如何计算未查获实物的混合型毒品的数量，《大连会议纪要》没有作出规定，各地的做法也不统一，需要规范。根据《纪要》的规定，在未查获实物的情况下，根据在案证据证明的混合型毒品的粒数，参考本案或者本地区查获的同类毒品的平均重量计算出毒品数量，是一个便于司法操作的办法。但是，由于这种计算方法是为了方便量刑而采用的一种特殊认定方法，所以裁判文书中原则上只表述根据在案证据认定的毒品粒数。确有必要时，可以考虑用括号注明据此计算出的毒品约重。需要注意的是，在大部分涉案混合型毒品未被查获，主要根据上述方法计算出毒品数量的情况下，决定适用死刑应当格外慎重。

3.关于有吸毒情节的贩毒人员的贩毒数量认定。针对该问题，《纪要》对《大连会议纪要》的相关规定作了修改，加大了对吸毒者实施的贩卖毒品犯罪的处罚力度。《大连会议纪要》规定，对于以贩养吸的被告人，其被查获的毒品数量应认定为其犯罪的数量，但量刑时应考虑被告人吸食毒品的情节，酌情处理；被告人购买了一定数量的毒品后，部分已被其吸食的，应当按能够证明的贩卖数量及查获的毒品数量认定其贩毒的数量，已被吸食部分不计入在内。上述规定在执行中暴露出一些问题：一是以贩养吸被告人的认定存在扩大化倾向。一些地方将有吸毒情节的贩毒人员一律认定为以贩养吸，并根据《大连会议纪要》的规定，在认定贩毒数量时作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二是对被告人吸食毒品数量的认定标准不严。对于被告人购买一定数量的毒品后，被查获时部分毒品去向不明，也没有证据证明被其贩卖的，往往仅凭被告人的辩解即认定去向不明的毒品是被其吸食，并从其贩毒数量中扣除。因此，有意见认为，《大连会议纪要》的上述规定9 使有吸毒情节的贩毒人员，因为吸毒违法行为而在认定贩毒数量时获益，特别是当其购买的毒品数量大，而能够证明的贩卖及查获的毒品数量小的情况下，这种认定思路不利于有效打击吸毒者实施的毒品犯罪。

经研究，《纪要》调整了认定思路：一是改变了适用主体，将《大连会议纪要》规定的“以贩养吸的被告人”修改为“有吸毒情节的贩毒人员”，以便于认定。二是改变了认定原则，将认定重心放在“进口”而非“出口”，即，对于有吸毒情节的贩毒人员，一般应当将其购买的毒品数量全部认定为其贩卖的毒品数量，并据此确定适用的法定刑幅度，只在量刑时酌情考虑其吸食毒品的情节。三是提高了证明标准，对于不计入贩毒数量的例外情形，要求必须是“确有证据证明”，高于执行《大连会议纪要》过程中实际掌握的证明标准。《纪要》规定的两种例外情形：一是被告人购买的毒品数量缺乏足够证据证明的，还是要按照能够证明的贩卖数量及查获的毒品数量认定其贩卖毒品的数量。二是确有证据证明被告人购买的部分毒品并非用于贩卖的，包括已被其本人吸食、不以牟利为目的为吸食者代购或者被其赠予他人等情形，不应计入其贩卖毒品的数量。需要注意的是，不计入贩毒数量的不应包括丢失、销毁等情形，因为被告人如系以贩卖为目的购买这部分毒品，无论是否卖出，均应计入其贩卖毒品的数量。

在《纪要》起草过程中，有意见提出，对于有吸毒情节的贩毒人员恰好购买了50克甲基苯丙胺的，应当如何认定其贩毒数量？量刑时能否考虑其购买的部分毒品可能被其吸食的情节，而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对此，根据《纪要》的规定，一般还是应当按照其购买的毒品数量（即50克甲基苯丙胺）认定其贩卖毒品的数量，并据此确定适用的法定刑幅度，量刑时只能在相应的法定刑幅度内酌情从轻处罚，而不能在法定刑以下适用刑罚。但是，对于确有证据证明被告人购买的部分毒品已经被其吸食，而非用于贩卖的，可以从其贩卖的毒品数量中扣除，并在相应的法定刑幅度内量刑，这实际属于《纪要》规定的第二种例外情形。

4.关于低纯度毒品的数量认定及对量刑的影响。该问题也是个老问题，但实践中各地的认识和做法很不统一。调研中了解到，有的地方仍在执行对低纯度毒品按照25%的纯度进行折算后认定数量的做法；有的地方提出，对毒品含量极低的案件应当报送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对此，《纪要》强调，应当严格执行刑法有关毒品数量不以纯度折算的规定，一般均应将查证属实的毒品数量认定为毒品犯罪的数量，并据此确定适用的法定刑幅度。但《纪要》也规定了两个例外情形：一是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案件定罪量刑标准有关问题的解释》规定，对度冷丁（杜冷丁）和盐酸二氢埃托啡针剂及片剂要按照有效药物成分的含量计算毒品数量，这属于司法解释的特殊规定。二是为了掩护运输而将毒品临时溶于液体的，可以将溶液蒸馏后得到的纯度较高的毒品数量作为量刑的依据，这也是司法实践中普遍接受的做法。

同时，考虑到不同纯度毒品的毒性和社会危害的客观差异，《纪要》规定，涉案毒品纯度明显低于同类毒品的正常纯度的，量刑时可以酌情考虑。关于各类毒品的正常纯度，根据相关部门提供的数据，在终端消费市场，海洛因的正常纯度为5%-60%左右，甲基苯丙胺（冰毒）的正常纯度为50％－99％左右，甲基苯10 丙胺片剂的正常纯度为5％－30％左右，氯胺酮的正常纯度为60%-99%左右。明显低于上述纯度范围最低值的，量刑时可以酌情考虑。是否“明显低于”正常纯度，则要结合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判断。此外，鉴于当前毒品犯罪的严峻形势和社会危害，对毒品含量极低的案件，尚不宜报送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

5.关于制造毒品的数量认定。《大连会议纪要》对制造毒品罪的认定与处罚作了一些规定，但没有涉及制造毒品的数量认定问题。制造毒品案件中，现场遗留物的情况比较复杂，可能包括毒品成品、半成品、废液废料等，其中通常都能够检出毒品成分。如何认定制造毒品的数量，一直是困扰审判实践的难题。废液废料是指不具备进一步提取（提纯）毒品条件的固体或者液体废弃物，能够检出毒品成分但含量极低。故《纪要》明确提出，废液废料不应计入制造毒品的数量，并原则性规定了有关废液废料的判断方法和依据。

（四）死刑适用问题 《大连会议纪要》对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规定，对相对统一死刑适用标准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这些规定总体仍应继续参照执行。《纪要》对《大连会议纪要》的相关规定作出了补充和完善，这些内容大多是《大连会议纪要》没有规定的，也是对近年来审判实践经验的总结。需要说明的是，《纪要》中的死刑均指死刑立即执行。

《纪要》强调了毒品犯罪案件的死刑政策把握问题，提出在当前形势下仍要充分发挥死刑的威慑作用，对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的毒品犯罪分子，要坚决判处死刑；同时提出，在毒品犯罪审判中也要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体现区别对待，做到罚当其罪，确保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需要说明的是，在《纪要》起草过程中，曾经考虑过明确规定一个相对统一的、有一定幅度的毒品犯罪死刑数量标准。但从调研情况看，由于各地的毒品犯罪形势差异较大，要制定全国统一的毒品犯罪死刑数量标准，目前条件还不成熟。下一步，各地法院可以结合当地毒品犯罪审判实际，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毒品犯罪死刑案件的典型案例，进一步规范和统一当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关于《纪要》中“数量巨大”和“数量特别巨大”的具体标准，刑法只规定了毒品“数量大”，没有规定“数量巨大”和“数量特别巨大”。《大连会议纪要》在有关制造毒品和共同犯罪问题的规定中，使用了毒品“数量特别巨大”的表述。为进一步细化死刑适用标准，《纪要》在多处使用了毒品“数量巨大”和“数量特别巨大”的表述。对于其具体标准，各地可以从当地实际出发，参照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毒品死刑案件的情况加以把握。

《纪要》结合近年来的审判实际，对运输毒品犯罪，毒品共同犯罪和上下家犯罪，新类型、混合型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问题作了具体规定。

1.运输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

该部分是对《大连会议纪要》相关规定的补充和完善，重申了《大连会议纪要》规定的运输毒品犯罪的严惩重点，并对受人指使、雇用运输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作了一些新规定，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首先，《纪要》新增了对受人指使、雇用运输毒品的被告人适用死刑的总体原则。提出要以区别对待、慎重适用死刑为原则，并明确提出决定是否适用死刑时，应当综合考虑毒品数量、被告人的犯罪次数、犯罪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获利程度和方式及其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等因素。其次，《纪要》对于确属受人指使、雇用运输毒品并系初犯、偶犯的被告人，在《大连会议纪要》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不判处死刑的情形。《大连会议纪要》规定，对于这部分被告人，即使毒品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也可以不判处死刑。《纪要》则进一步提出，对于其中被动参与犯罪，从属性、辅助性较强，获利程度较低的被告人，一般不应当判处死刑。这是新增加的内容，目的是进一步严格限制受雇运输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以突出对运输毒品犯罪的打击重点。再次，《纪要》明确规定了对“不能排除”受人指使、雇用运输毒品的被告人不判处死刑的条件。这是对《大连会议纪要》规定的“有证据证明确属”受雇的突破，吸收了2010年我院办公厅下发云南高院的《关于审理运输毒品犯罪案件应切实做到罪刑相当、罚当其罪的函》中的有关内容。主要考虑毒品犯罪隐蔽性强，部分案件难以达到“有证据证明确属”受雇的证明标准，如果在量刑时完全不予考虑，又有悖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故近年来各地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在复核此类死刑案件时，也将“不能排除”受雇运输毒品的被告人作为慎用死刑的对象。《纪要》明确规定，“不能排除”受人指使、雇用运输毒品的被告人同时具备以下两个条件的，可以不判处死刑：一是不排除初次参与运输毒品，二是毒品数量不属巨大。需要说明的是，“不能排除”并不是无根据的推测，也要求有一定的证据证明，只是没有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最后，《纪要》规定了多人受雇运输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强调对不同受雇者应结合其运输毒品数量、具体犯罪情节、参与犯罪程度、与雇用者关系的紧密性及其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等量刑因素作进一步区分，同时判处二人以上死刑要特别慎重。

需要说明的是，“受指使、雇用运输毒品”的表述源自《大连会议纪要》。在《纪要》起草过程中，有意见提出，受指使为他人运输毒品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通常处于明显的被动、从属地位，与以牟利为目的受雇运输毒品的被告人有所不同，在决定死刑适用时应当进一步加以区分。经研究，该意见确有合理性，但鉴于实践中个案差异较大，对受指使与受雇用运输毒品的被告人如何体现区别对待，尚需进一步总结经验，故《纪要》没有对此作出明确规定。但《纪要》中也体现了根据具体犯罪情节进一步加以区分的精神，如规定对于受人指使、雇用参与运输毒品的被告人，应当综合考虑其犯罪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获利程度和方式及其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等因素，予以区别对待。又如，规定对于有证据证明确属受人指使、雇用初次运输毒品的案件，被告人被动参与犯罪，从属性、辅助性较强，获利程度较低的，一般不应当判处死刑。在今后的审判实践中，可以进一步总结受指使与受雇用运输毒品犯罪在社会危害性上的区别，依法、准确适用死刑。

2.毒品共同犯罪、上下家犯罪的死刑适用

《大连会议纪要》对毒品共同犯罪的死刑适用作了较为原则的规定，对毒品交易上下家的死刑适用则没有涉及。《纪要》对此作了具体规定，是新增的内容。（1）关于毒品共同犯罪案件的死刑适用。毒品共同犯罪案件中，能否对二名以上被告人适用死刑的问题较为突出。《纪要》规定，毒品共同犯罪的死刑适用要严格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涉案毒品的数量不同，适用死刑的具体原则也有所区别。对于毒品数量刚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原则上只对其中罪责最大的一名主犯适用死刑；罪责确实难以区分的，可以不判处被告人死刑；但即使二名主犯的罪责均很突出，且均具有法定从重处罚情节的，也要尽可能比较其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方面的差异，判处二人死刑要特别慎重，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判处二人死刑属于极例外的做法。如果毒品数量达到巨大以上，判处二人以上死刑也还应当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是两名以上主犯的罪责均很突出，或者个别主犯罪责稍次但具有法定或者重大酌定从重处罚情节；二是判处二人以上死刑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并有利于全案量刑平衡。

（2）关于存在未到案共同犯罪人案件的死刑适用。实践中，此类案件的死刑适用存在的问题较多。办理此类案件的总体原则是，分清在案被告人与未到案共同犯罪人的罪责，准确适用死刑，并防止升格适用死刑；因罪责不清影响死刑适用的，不应对在案被告人判处死刑。《纪要》规定了三种具体情形：一是共同犯罪人到案与否不影响对在案被告人适用死刑的情形，即，在案被告人与未到案共同犯罪人均属罪行极其严重的，可以依法判处在案被告人死刑。二是不得因共同犯罪人未到案而对在案被告人升格适用死刑的情形，即，在案被告人的罪行不足以判处死刑，或者共同犯罪人归案后从全案量刑平衡的角度考虑，只宜判处该共同犯罪人死刑的，这种情况下不应判处在案被告人死刑。三是共同犯罪人未到案影响罪责认定，进而影响准确适用死刑的情形，这种情况下也不应对在案被告人判处死刑。

（3）关于贩卖毒品上下家的死刑适用。办理此类案件，应当对毒品上家还是下家判处死刑，以及什么情况下可以同时判处上下家死刑，也是实践中反映较为突出的问题。首先，《纪要》明确了对贩卖毒品上下家决定死刑适用时的考虑因素。包括贩毒数量、次数及对象范围，犯罪的主动性，对促成交易所发挥的作用，犯罪行为的危害后果及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等。其次，《纪要》对买卖同宗毒品上下家的死刑适用问题作了原则性规定。对于买卖同宗毒品的上下家，由于涉案毒品总量没有增加，毒品数量刚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一般不能同时判处死刑。再次，《纪要》结合实践情况，进一步明确了买卖同宗毒品案件中判处上下家死刑的一般规则。上家主动联络销售毒品，积极促成毒品交易的，一般可以优先考虑判处上家死刑；但并不是一律“杀上家不杀下家”，下家积极筹资，主动向上家约购毒品，对促成毒品交易起更大作用的，可以考虑判处下家死刑。最后，《纪要》规定，涉案毒品数量达到巨大以上的，也要综合各种量刑因素，慎重决定能否同时对上下家判处死刑。

（4）关于人数较多的同宗毒品犯罪案件的死刑适用。同宗毒品犯罪案件既包括涉及同宗毒品买卖、多名被告人互为上下家的案件，也包括多名上下家和共同犯罪人并存的案件。《纪要》提出，对此类案件的死刑适用可以综合运用前述毒品共同犯罪、上下家犯罪的原则予以处理。（5）关于并案审理问题。《纪要》提出，从准确定罪量刑和诉讼经济原则考虑，对毒品共同犯罪案件和密切相关的上下游案件应当尽量并案审理，因客观原因分案处理的，要注意各案间的量刑平衡，确保准确适用死刑。3.新类型、混合型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

这部分内容也是《纪要》针对近年来实践中反映较为集中的新问题作出的新规定。

（1）关于甲基苯丙胺片剂（俗称“麻古”等）犯罪的死刑适用。调研中了解到，对甲基苯丙胺片剂的死刑数量标准，一些地方完全按照甲基苯丙胺（冰毒）的数量标准掌握。但是，根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此类片剂中的甲基苯丙胺含量约在5%-30%之间，而冰毒中的甲基苯丙胺含量一般在50%-99%之间。在数量相同的情况下，甲基苯丙胺片剂所含的有效毒品成分和危害性要小于冰毒，故对前者应当掌握更高的死刑数量标准。经研究，《纪要》提出，对甲基苯丙胺片剂的死刑数量标准，一般可以按照冰毒的2倍左右掌握，具体可以根据当地的毒品犯罪形势和涉案毒品含量等因素确定。例如，对于实际掌握的冰毒死刑数量标准较高、甲基苯丙胺片剂中毒品含量较高的省份，可以适当低于前述2倍标准；对于甲基苯丙胺片剂的含量较低、社会危害较小的省份，可以适当高于前述2倍标准。（2）关于氯胺酮犯罪的死刑适用。《纪要》主要作了两方面的规定：一是规定对涉氯胺酮犯罪案件，符合条件的可以依法适用死刑。主要针对案件性质为制造、贩卖毒品，涉及多人多宗犯罪，具有多次、大量、向多人贩卖及累犯、毒品再犯等情节的被告人。二是明确了氯胺酮的死刑数量标准。2007年“两高一部”《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氯胺酮的“数量大”标准是1000克，与海洛因的“数量大”标准是20:1的关系。主要考虑当时氯胺酮的滥用情况尚不严重，涉氯胺酮犯罪的社会危害亦不是非常突出。而且，以往对涉氯胺酮犯罪案件判处死刑的数量标准掌握得也较高。《纪要》规定对氯胺酮的死刑数量标准一般可以按照海洛因的10倍掌握，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第一，近年来氯胺酮在我国的滥用人数不断增长，已上升至第三位，仅次于甲基苯丙胺和海洛因。第二，滥用氯胺酮造成的现实危害不断加大，因其兼具麻醉和致幻效果，实践中大量的自伤自残、暴力犯罪及“毒驾”案件多系由吸食氯胺酮引发。第三，制贩氯胺酮案件近年来呈迅速增长之势，有必要加大对此类犯罪的打击力度。此外，10:1的比例参考了《非法药物折算表》中氯胺酮与海洛因的折算比例。需要注意的是，《纪要》对氯胺酮死刑数量标准的规定，并不是对氯胺酮定罪量刑数量标准的全面调整；目前，对于涉氯胺酮非死刑案件，仍应适用2007年“两高一部”文件的规定，按照与海洛因20:1的比例掌握。（本文来源于“刑事实务”微信公众号）

（3）关于其他新类型、混合型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由于这些毒品的滥用范围和社会危害相对较小，有的还没有定罪量刑数量标准，故一般不宜适用死刑。但考虑到毒品犯罪形势发展变化很快，《纪要》也规定，对于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明确规定了定罪量刑数量标准，且涉案毒品数量特别巨大，社会危害大，不判处死刑难以体现罚当其罪的，必要时可以判处被告人死刑。

（五）缓刑、财产刑适用及减刑、假释问题 为进一步规范毒品犯罪的刑罚适用与执行，加大惩处毒品犯罪力度，《纪要》在这方面作了一些新规定，包括三方面内容。

1.关于毒品犯罪的缓刑适用。司法实践中存在毒品犯罪缓刑适用不够规范的问题，《纪要》首次对这一问题作出规定，明确了从严掌握毒品犯罪缓刑适用条件的原则。《纪要》明确提出，对于毒品再犯一般不得适用缓刑，并结合审判实践规定，对于不能排除多次贩毒嫌疑的零包贩毒被告人，因认定构成贩卖毒品等犯罪的证据不足而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的被告人，实施引诱、教唆、欺骗、强迫他人吸毒犯罪及制毒物品犯罪的被告人，应当限制缓刑适用。

2.关于毒品犯罪的涉案财物追缴及财产刑适用。毒品犯罪是典型的贪利型犯罪，应进一步加大对犯罪分子的经济制裁力度。《纪要》结合2013年新制定的刑诉法司法解释等相关规定，对下列问题作出规范：一是规定了对毒品犯罪案件查封、扣押、冻结的涉案财物及其孳息的判缴问题。强调要依法追缴毒品犯罪分子违法所得，并明确规定了应予没收财物的具体范围。二是明确了确定罚金数额的原则及判处没收财产刑的幅度问题。要求继续充分发挥财产刑的作用，结合案件和被告人的具体情况合理确定罚金数额及没收财产刑的幅度，既要对毒品犯罪分子给予有力经济制裁，也要确保刑罚执行效果、避免形成空判。需要说明的是，该部分中“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是新刑诉法司法解释的原文规定，主要是为了应对实践中的复杂情况，在此予以保留。另外，对于判处无期徒刑的，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均未规定“应当”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故《纪要》规定为“可以”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3.关于毒品罪犯的减刑、假释。《纪要》第一次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对毒品罪犯的刑罚执行问题作出规定，要求对于具有毒枭、职业毒犯、累犯、毒品再犯等情节的毒品罪犯，应当从严把握减刑条件并对其假释作出限制。

（六）累犯、毒品再犯问题

《大连会议纪要》在此方面已有一些规定，《纪要》对《大连会议纪要》的相关规定作了补充和完善。第一，《纪要》进一步明确了累犯、毒品再犯情节对毒品犯罪案件量刑的影响，强调要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对累犯、毒品再犯依法从严惩处，并具体规定了其中几类严惩的重点。第二，《纪要》规定了同时具有累犯、毒品再犯情节的刑罚适用及法条引用问题。《大连会议纪要》规定，对同时构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被告人，应当同时引用刑法关于累犯和毒品再犯的条款从重处罚。对此类被告人是否要重复予以从重处罚，实践中有不同认识。《纪要》对《大连会议纪要》的上述规定加以完善，区分两种情形作出规定：一是对于因同一毒品犯罪前科同时构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被告人，在裁判文书中应当同时引用刑法关于累犯和毒品再犯的条款，但在量刑时不得重复予以从重处罚；二是对于因不同犯罪前科同时构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被告人，量刑时的从重处罚幅度一般应大于前述情形，以体现区别。之所以规定为“一般”，是考虑到实践中存在一些例外情况。例如，对于分别因罪行较轻的盗窃罪和非法持有毒品罪而同时构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被告人，对其从重处罚幅度未必大于因单一的严重贩卖毒品罪而同时构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被告人。

（七）非法贩卖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行为的定性问题 近年来，非法贩卖盐酸曲马多、安钠咖、美沙酮等麻精药品的案件不断出现。对此类案件如何定性，实践中存在不小争议，《纪要》对该问题作了原则性规定。麻精药品通常具有双重属性，无论通过合法渠道销售还是非法渠道流通，只要被患者正常使用发挥疗效作用的，就属于药品；只有脱离管制被吸毒人员滥用的，才属于毒品。因此，列入《麻醉药品品种目录》和《精神药品品种目录》的麻精药品并不等同于毒品，也并非所有非法贩卖麻精药品的行为都应当被认定为贩卖毒品罪，而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提高法院审判工作 篇6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就人民法院审判工作而言，践行科学发展观，就必须理清工作思路，夯实司法基础，提高审判质效，增强发展后劲，实现法院工作全面、健康跨越式发展。

一、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三个不动摇，在促进社会和谐上下功夫。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一个全面进步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现代的、文明的、法治的社会，更是一个和谐的社会。农垦法院要践行科学发展观，就要坚持三个不动摇，在促进社会和谐上下功夫。

一是要坚持发展不动摇。对宝泉岭而言，发展是第一要务，对宝泉岭法院而言，为发展提供强有力司法保障是义不容辞的职责。

二是坚持稳定不动摇。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是农垦法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要进一步强化稳定意识，坚持稳定压倒一切，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坚持严厉打击严重破坏社会治安和经济秩序的犯罪活动，为地方经济发展创造一个和谐、稳定的发展空间。

三是坚持服务不动摇。审判是手段，不是目的，审判的目的是推进法治宝泉岭、平安宝泉岭、和谐宝泉岭进程，努力促进官民和谐。

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三个不松懈，在司法为民上下功夫。一是拓宽便民渠道不松懈。二是加大调解力度不松懈。三是重视涉诉信访不松懈。现代司法理念是科学发展观在法院工作中的具体体现，主要包括司法中立、司法独立、司法公正三个内容。司法为民是现代司法念的核心问题，树立司法为民的思想，就要求法官牢牢把握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这个出发点和落脚点，使人民群众逐步认识到法院真正代表着公平与正义，农垦法院才能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威望，才能在法治化进程中发挥突出和独特的作用。

三、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三个不含糊，在加强队伍建设上下功夫。“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作为农垦法院，必须时刻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始终做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坚定信仰者，做宪法、法律的忠实执行者，做人民利益的忠诚捍卫者，做法官形象的模范引领者。就宝泉岭法院而言，尽管队伍整体状况是好的，但仍有极个别法官服务意识淡薄、对群众生、冷、硬的现象还不同程序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院形象，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切实加以整改。

一是要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不含糊。二是要加强干警党性教育不含糊。三是要加强队伍廉政建设不含糊。

总之，农垦法院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法院的各项工作，树立“和谐司法”理念，通过大力加强审判执行工作和自身建设，积极创建和谐的诉讼模式和诉讼秩序，才能实现司法平衡、司法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促进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从而实现农垦法院全面工作的跨越发展。

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既为法院自身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又对法院审判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法院必须充分认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增强立足审判工作为科学发展提供司法保障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增强运用科学发展观指导自身建设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结合法院工作实际，我谈几点认识。

第一，法院要把科学发展观确立为新时期法院工作的指导思想，进一步更新工作思路。这不仅是法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而且有利于增强做好法院工作的使命感、责任感。法院一定要增强政治敏感性，准确理解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主要内涵和基本要求，自觉更新工作指导思想和工作思路，用科学发展观来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指导工作。

第二，法院要把统筹发展确立为农垦法院服务大局的价值取向，进一步调整审判工作服务大局的重心。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是统筹兼顾。法院要更好地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必须全面把握和深刻领会这一变化，主动更新为大局服务的价值取向。在服务方向上，要强调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发展服务二者并重；在服务对象上，要做到对各类当事人依法平等保护；在服务手段上，要看是否为充分发挥审判职能创造了公正高效的司法环境，做到“立足本职搞服务，服务到位不越位”。

第三，法院要把以人为本确立为法院各项工作的最终目的，进一步丰富司法为民的各项举措。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法院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就要进一步落实司法为民的工作要求，丰富司法为民的各项举措。要全面准确地领会和把握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科学内涵，高度重视司法保护；要依法审理好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各类案件，把司法为民实实在在体现在案件审理中，全面保护人民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要认真落实司法为民的各项措施，为人民群众参与诉讼和行使权利创造条件、提供便利。

第四，法院要把科学发展观确立为评价法院工作的重要标准，进一步提高自身工作的水平。运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法院工作，最重要的是把科学发展观确立为评价法院工作的重要标准，坚持审判工作、队伍建设、司法保障工作整体推进，促进法院整体工作全面协调发展。

通过第一阶段的学习领会，我认为法院应从以下四个方面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

一、坚持正确的司法和谐观，切实履行司法审判职能。一是强化大局意识。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高度，进一步树立正确的执法观念，坚持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努力在服务大局中强化审判职能，践行和谐司法。二是完善审判执行工作效率和质量评查机制。大力提倡以速裁、简化审、便捷立案和诉前调解等符合法律规定的方式缩短案件审理和执行周期；更加注重案件质量，进一步统一裁判标准。

二、坚持正确的群众利益观，不断提升司法服务质量。积极推动诉讼和执行救助机制的落实，解决涉及特困群体案件诉讼和执行问题。完善便民工作机制，推行网上立案、巡回开庭等做法，进一步推动法院工作进社区。依法拓宽司法救助的范围，确保经济困难的当事人打得起官司。在畅通涉诉信访渠道的同时，努力把当事人的利益诉求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依法引导当事人通过法定程序表达诉求。加强对新形势下群体性和突发性事件的分析研究，完善应急处置预案，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三、坚持正确的司法政绩观，大力加强法院队伍建设。切实加强法院领导班子司法能力建设，以廉洁勤政的班子带出公正高效的法官队伍。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使用和管理机制，优化法官队伍的知识结构和专业结构，不断提高法官服务大局、适用法律、驾驭庭审、撰写文书等能力。继续把廉政建设作为法院工作的重中之重，完善惩防并举的廉政建设机制，着力培养一支品德好、作风正、能力强、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法官队伍。

法院审判与网络舆论 篇7

一、网络舆论角度:群众狂欢的舆论潮

(一) 民意滔滔引发舆论狂潮

2013年9月23日—9月25日, 夏俊峰案进入舆论爆发点。9月25日“沈阳刺死城管小贩夏俊峰今日被依法执行死刑”的话题热度升至最高点。相关微博数据从23日的1000余条暴增至1万余条, 紧接着又在25日猛增到超过46万条。

(二) 网络舆论的特点

1.追踪时间长。整个案件长达4年, 网民关注时间也将近两年之久。

2.全程关注、全方位讨论, 但前后期焦点不同。前期关注案件事实, 后期转而关注系列法律问题。

3.刻板化和标签化严重。“民众舆论有其不可避免的刻板印象, 在中国特定的环境下, 弱者会天然地被公众同情这种同情有时候甚至是撇开事实本身的, 是为了达到某种同情的形式而抒发的。”网民的刻板印象使得讨论偏离了理性方向。

4.微博意见领袖纷纷为弱势群体代言。张晶如果没有微博大V的振臂高呼, 就不可能得到如此多关注, 更不会有传统媒体跟进报道, 可见强势弱势也是相对而言。

总之, 一方面, 网络舆论支点是“人性”, 网民推论偏差, 导致道德裁判。另一方面, 辽宁高院坚持死刑判决并未引起更大风波, 可见微博对司法的影响力仍然有限。

二、媒体报道角度:同情不应代替理性

(一) 媒体报道策略分析

1.案件前后期展现出多层次报道角度和立场。前期主要渲染城管与小贩冲突事件;后期慢慢出现还原事件真相、讨论建设性举措、对城管制度进行反思的各种报道。

2.司法审判后做了反思报道, 对司法公正具有维护和救济作用。本案中, 公众在审判结束后转而支持法院判决就是最好的例证。

3.涉及“敏感点”, 通过贴标签引发关注。媒体刻意贴“强弱”标签, 以求获得广泛关注、引起热议。

(二) 应对网络舆情, 媒介应有的立场

1.以法律为准绳, 探索有社会价值的报道方式。清醒的成熟媒体不应干扰司法独立审判。

2.专业话语, 均衡报道。成熟媒体在一边倒的舆论潮中要注意各方意见的均衡表达, 以求得对事件拥有立体化了解。

3.情感中立, 公正客观。媒体要捍卫新闻的本质和价值, 不能一味迎合大众, 否则就失去了新闻的本意。

4.注意舆论间的“双向互通”。媒体应主动与民众舆论进行沟通, 引导舆论向健康正确的方向发展。

总之, 媒体对司法案件进行公开报道, 对于实现司法公开、司法正义有促进作用, 应鼓励和坚持。新闻媒体在报道冲突事件时, 应坚守客观理性中立的立场, 担负起引导舆论的社会责任, 尊重事实, 客观报道。

三、司法审判角度:司法独立, 保证司法权威的提升

(一) 司法应对网络舆论仍处在起步阶段

1.主观思想上不够重视。法院通常对网络舆论缺乏敏感性, 对网民回应不及时、不充分, 影响司法审判权威性和公信力。

2.客观上经验不足, 行动力较弱。许多司法机关缺乏应对经验与措施, 错过最佳处置期, 造成被动局面。

3.行动上回应不足。有效的回应平台缺乏, 使得司法机关与网络民众的良性互动关系无法形成。

(二) 网络舆论高潮下的案件, 司法审判应有的对策

1.司法公开、司法透明, 寻求与社会力量的互信。司法机关要建立健全信息发布机制, 牢牢把握舆论主导权。争取在第一时间介入, 发布权威信息, 避免舆论混乱, 影响公信力。

2.转变思想, 重视舆论, 宽待媒体, 了解民意。司法应当尊重舆情危机案件中的民意, 对公众意见中的合理成分予以考虑。

3.建立回应型司法机制, 加强网络舆论引导。例如新闻发言人制度、记者发布会制度、庭审网络直播, 这些都是司法机关采取的有效措施。

总之, 普通民众的舆情高涨对司法审判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法院应当勇敢面对舆论、坚守司法职责, 通过司法独立保证司法权威, 这是网络时代司法审判的必由之路。

结语

网络与媒体交互扩散促成舆论形成, 并有可能影响司法活动;在网络舆论压力面前, 司法机关要改变传统的被动状态, 适当地开放和回应。

尽管网络舆论、媒体报道和司法审判之间可能发生冲突, 但从本质上看, 它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 那就是最大限度地追求社会公平与公正。网络、媒介与司法形成良性互动, 规范和促进了网络舆论与司法审判关系的平衡之后, 社会正义也就离我们不远了。

摘要：夏俊峰案是城管与小贩冲突事件的代表案例, 掀起了网络舆论狂潮, 媒体报道存在争议, 对司法审判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通过对此案的深度思考, 厘清网络舆论、媒体报道和司法审判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 试图探寻实现三者良性互动的方法, 使其担负起各自的社会责任, 为引导公众舆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铺平道路。

关键词：网络舆论,媒体报道,司法审判,互动

参考文献

[1]胡泳.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2]郭卫华.网络舆论与法院审判[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0

[3]叶璐.微博中的负面情绪传播分析.今传媒, 2012 (2)

[4]邢立双, 赵桂梅.突发事件中微博信息的传播与管理.New Media网络传播.201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