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司法改革

中国司法改革（精选8篇）

中国司法改革 篇1

新华社北京１０月９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９日发表《中国的司法改革》白皮书，全文如下：

中国的司法改革（2012年10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目 录

前 言

一、司法制度和改革进程

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三、加强人权保障

四、提高司法能力

五、践行司法为民

结束语

前 言

司法制度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重要保障。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从国情出发，在承继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优秀成果、借鉴人类法治文明的基础上，探索建立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了社会公正，为人类法治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的司法制度总体上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相适应，符合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全面落实和民众司法需求的日益增长，中国司法制度迫切需要改革、完善和发展。

近些年来，中国积极、稳妥、务实地推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以维护司法公正为目标，以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加强人权保障、提高司法能力、践行司法为民为重点，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扩大司法民主，推行司法公开，保证司法公正，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一、司法制度和改革进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开启了中国司法制度建设的新纪元。1949年9月颁布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奠定了新中国的法制基石。1954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法律、法令，规定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组织体系和基本职能，确立了合议制度、辩护制度、公开审判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法律监督制度、人民调解制度，形成了中国司法制度的基本体系。

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十年**期间，中国司法制度一度遭到严重破坏。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确立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方针，恢复重建了司法制度，制定和修订了一系列基本法律。20世纪90年代，中国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伴随着社会进步和民主法治建设进程，中国司法制度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

（一）中国司法制度的基本特点

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政权组织形式。中国的国体和政体决定了司法权来自人民、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国家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民事、刑事、行政诉讼案件，开展民事、行政执行和国家赔偿等执法活动。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在诉讼活动中，实行审判公开、合议、回避、人民陪审员、辩护、两审终审等制度。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国家设立最高人民检察院、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军事检察院等专门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民事、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行使权力情况接受人大监督，并自觉接受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和社会的监督。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实行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

（二）中国司法改革的目标、原则和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社会公众的法治意识显著增强，司法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司法工作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现行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中存在的不完善、不适应问题日益凸显，需要在改革中逐步完善和发展。

中国司法改革的根本目标是保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为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长治久安提供坚强可靠的司法保障。

中国司法改革始终坚持从国情出发，既博采众长、又不照抄照搬，既与时俱进、又不盲目冒进；坚持群众路线，充分体现人民的意愿，着眼于解决民众不满意的问题，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和检验，真正做到改革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惠及人民；坚持依法推进，以宪法和法律规定为依据，凡是与现行法律相冲突的，应在修改法律后实施；坚持统筹协调、总体规划、循序渐进、分步推进。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就开始了以强化庭审功能、扩大审判公开、加强律师辩护、建设职业化法官和检察官队伍等为重点内容的审判方式改革和司法职业化改革。

从2004年开始，中国启动了统一规划部署和组织实施的大规模司法改革，从民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和影响司法公正的关键环节入手，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从司法规律和特点出发，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中国司法改革走向整体统筹、有序推进的阶段。

从2008年开始，中国启动了新一轮司法改革，司法改革进入重点深化、系统推进的新阶段。改革从民众司法需求出发，以维护人民共同利益为根本，以促进社会和谐为主线，以加强权力监督制约为重点，抓住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关键环节，解决体制性、机制性、保障性障碍，从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司法队伍建设、加强司法经费保障等四个方面提出具体改革任务。目前，本轮司法改革的任务已基本完成，并体现在修订完善的相关法律中。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中国司法改革也将进一步深入推进。

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司法改革的价值取向。中国从完善司法机构设置和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完善诉讼程序、强化司法民主和法律监督方面进行改革，努力提高司法机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能力。

（一）优化司法职权配置

司法职权配置的合理与优化，直接关系到司法公正的实现。中国从解决影响司法公正的体制性障碍出发，加强司法机关内部机构制约，理顺上下级法院、检察院的审判、检察业务关系，规范完善再审程序，建立统一的执行工作体制和司法鉴定管理体制。这些改革提高了司法机关公正司法的能力，有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满足民众对司法公正的新期待、新要求。

法院实行立案、审判、执行分立。各级人民法院在原有的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行政审判庭的基础上增设立案庭、执行局等机构，立案、审判和执行分别由不同的机构负责，强化内设机构职权行使的相互制约，促进了审判权、执行权的公正行使。

规范发回重审和指定再审。为解决司法实践中发回重审、指令再审程序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2012年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指令下级法院再审的刑事案件，原则上由原审法院以外的其他法院审理。

规范完善统一的民事、行政案件执行工作体制。法院生效判决和裁定的充分有效执行，事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切实保障和司法权威。近年来，各地法院普遍建立了与公安、检察、金融、国土、建设、工商、出入境管理等部门密切配合的执行联动机制。法院实行执行裁决权与执行实施权分立。高级、中级人民法院建立执行指挥中心，统一管理和协调执行工作，必要时实行提级、跨区执行。执行体制改革进一步加强了执行权运行的内部制约，提高了执行工作的公正和规范化水平，有效保护了当事人合法权益。

改革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程序。为有效防止错误逮捕，中国对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程序进行了改革，省级以下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由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这项改革加强了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执法办案工作的监督。

完善司法鉴定管理体制。司法鉴定是在诉讼活动中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改革前，中国的司法鉴定制度存在着立法不完善、管理不规范、标准不统一等现象。为解决这些问题，2005年中国的立法机关颁布实施《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确立统一的司法鉴定管理体制，实行统一的登记管理制度。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主管全国的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工作，省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负责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审核登记、名册编制和公告。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不再设立司法鉴定机构；侦查机关根据侦查工作需要设立的鉴定机构，不再面向社会接受委托从事司法鉴定服务。推行行政管理与行业协会自律管理相结合的管理机制，实施司法鉴定人依法独立执业制度，提高了鉴定的规范性和中立性。截至2011年底，中国经审核登记的司法鉴定机构有5014家，司法鉴定人52812名。

（二）规范司法行为

社会公平正义的维护应当落实到每一起案件的办理过程中，体现在每一个司法行为上。由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司法人员司法能力存在差异、地方保护主义观念尚未根除等原因，司法裁量权的行使不透明、司法行为不规范等现象依然存在。近年来，中国司法机关积极推进量刑规范化改革，建立案例指导制度，加强案件管理，有力促进了司法行为的规范化。

推进量刑规范化改革。为了规范量刑活动，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和《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明确量刑步骤，细分法定刑幅度，明确量刑情节的量化标准。对于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依法提出量刑建议，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提出量刑意见。在法庭审理中，建立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对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证据进行调查、辩论。人民法院在刑事裁判文书中说明量刑理由。这些改革进一步规范了量刑裁判权，保障了量刑活动的公开与公正。

建立案例指导制度。2010年，中国的司法机关出台了案例指导制度的相关规定，标志着中国特色的案例指导制度得以确立。与英美法系的判例制度不同，中国的案例指导制度是在以成文法为主的法律体系下，运用案例对法律规定的准确理解和适用进行指导的一种制度。近年来，中国司法机关选择法律适用问题比较典型的案例作为指导性案例予以发布，供各级司法人员处理类似案件时参照。案例指导制度促进了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规范行使，加强了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加强对案件办理的管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分别成立专门的案件管理机构，加强办案流程管理和质量管理。截至2012年5月，全国共有近1400家法院设立了专门的审判管理机构，近1600家检察院设立了专门的案件管理机构。公安机关在基层执法机构普遍配备专（兼）职法制员，对案件办理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司法机关普遍建立了案件管理信息化平台，实行网上办案、监督和考核，提升了案件办理的规范化水平。

（三）扩大司法公开

面对社会矛盾多发、案件数量大、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的状况，中国司法机关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全面推进司法公开，让司法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在社会各界的有效监督下公开、公平、公正地行使。

扩大公开的事项和内容。人民法院将审判公开延伸到立案、庭审、执行、听证、文书、审务等各个方面。人民检察院依法充分公开办案程序、复查案件工作规程、诉讼参与人在各诉讼阶段的权利和义务、法律监督结果。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将主要职责、执法依据、执法程序、执法结果及警务工作纪律等向社会广泛公开。

丰富公开的形式和载体。司法公开从各部门分散发布，转变为统一的信息服务窗口集中发布。公开载体从传统的公示栏、报刊、宣传册等，拓展到网站、博客、微博客、即时通讯工具等网络新兴媒介。建立健全新闻发言人和新闻发布例会制度，及时发布司法信息。

强化公开的效果和保障。加强裁判和检察、公安业务文书的说理和论证，邀请民众、专家参与公开听证、论证过程，开通民意沟通电子邮箱，设立全国统一的举报电话，建立部门负责人接待日，加强司法公开的人力物力保障，确保了司法公开的有序推进和良好效果。

（四）加强司法民主

作为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和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同样需要发扬民主，确保公正司法。中国积极建立和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和人民监督员制度，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人民群众依法参与国家事务管理提供了重要保障。

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是社会公众依法直接参与和监督司法的重要方式。2004年中国的立法机关颁布了《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拓宽人民陪审员的选任来源，从社会各阶层、各领域广泛选任，采用在名册中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参审案件的人民陪审员。人民陪审员除在合议庭中不得担任审判长外，同法官享有同等权力，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独立行使表决权。各级法院还围绕陪审职责开展以审判程序、职业技能、法治理念等为主要内容的培训，提高人民陪审员履职能力。

图表：2006-2011年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情况 新华社发 探索建立人民监督员制度。200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启动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2010年10月，人民监督员制度在全国检察机关全面推行。通过从社会各界选任人民监督员，依照监督程序对人民检察院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出现的应当立案而不立案、不应当立案而立案、拟撤销案件、拟不起诉等情形进行监督与评议。从2003年10月至2011年底，各地人民监督员共监督案件35514件，提出不同意人民检察院原拟定意见的有1653件，其中908件的人民监督员表决意见被人民检察院采纳，占54.93%。

（五）加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

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对侦查、审判、执行等司法活动进行法律监督。中国将加强对司法权的监督制约作为改革重点，并推出加强法律监督一系列举措。

加强对侦查机关立案、侦查活动的法律监督。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建立刑事案件信息通报制度和共享平台，通过审查批捕、受理来信来访、当事人投诉、社会舆论、媒体报道等途径，及时发现侦查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和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线索并依法审查处理。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在调查核实的基础上提出纠正意见，同时强化对审查逮捕、延长或者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等环节的监督。2011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监督立案19786件，对侦查中的违法情况提出纠正意见39432件次。

加强对法院审判活动的法律监督。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判决、裁定、调解，如认为确有错误，或者发现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定程序影响司法公正的，检察机关有权采取抗诉或者提出检察建议等监督措施。人民法院应在收到检察建议后一个月内作出处理并书面回复。加强对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的法律监督。针对近年来看守所、监狱内发生的个别恶性事件暴露出来的问题，检察机关及时会同有关部门开展了全国看守所监管执法专项检查和全国监狱“清查事故隐患，促进安全监管”专项活动，促进依法文明监管。规范和加强派驻监管场所检察室建设，推进与监管场所的执法信息联网和监控联网，完善和落实收押检察、巡视检察等工作机制，加强对监管场所的监督。加强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活动的监督，探索建立刑罚变更执行同步监督机制，开展保外就医、看守所械具和禁闭使用情况专项检察。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监狱、看守所等执行机关向人民法院提出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建议或者书面意见的，应当将建议书或者书面意见副本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意见。

加强对司法工作人员渎职行为的监督。检察机关对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等12种渎职行为，可以通过调查核实违法事实、提出纠正违法意见、建议更换办案人员等措施进行监督，依法惩治渎职行为，维护司法廉洁和公正。

三、加强人权保障

加强人权保障是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中国的立法机关2004年颁布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中国司法机关依法采取有效措施，遏制和防范刑讯逼供，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保障律师执业权利，限制适用羁押措施，维护被羁押人的合法权益，加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保障，严格控制和慎用死刑，健全服刑人员社区矫正和刑满释放人员帮扶制度，完善国家赔偿制度，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等制度，努力把司法领域的人权保障落到实处。

（一）防范和遏制刑讯逼供 完善侦查讯问制度是法治文明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强对侦查讯问的有效监督、依法保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中国不断完善法律，防止和遏制个别司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出现刑讯逼供等违法取证现象。

确立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原则。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司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自愿性。

制定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应当予以排除，并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程序。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发现有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的，都应当予以排除。

完善拘留、逮捕后送押和讯问制度。拘留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24小时。逮捕后应当立即将被逮捕人送看守所羁押；侦查人员对被羁押人的讯问应当在看守所内进行。结合司法机关执法信息化建设，在讯问、羁押、庭审、监管场所实行录音录像。全面推行侦查讯问过程录音录像制度，明确规定对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讯问过程必须进行录音录像；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保持完整性。

（二）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

为落实中国宪法规定的辩护权而建立的辩护制度，是中国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制度，体现了国家对生命、自由等人权的尊重。近年来，中国改革和完善辩护制度，改变过去司法实践中“重打击、轻保护”的观念，积极发挥辩护制度保障人权的作用。

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时获得辩护。中国1979年制定的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人在法院审判阶段才有权委托辩护人。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就可以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案件侦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后有权委托辩护人。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进一步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期间要求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及时转达其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近亲属也可以代为委托辩护人。

扩大法律援助范围。为进一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和其他权利，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将法律援助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范围，从审判阶段扩大到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并扩大了法律援助对象范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未成年人、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以及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辩护。

强化证人出庭作证义务。证人出庭对提高庭审质量至关重要。为提高证人出庭率，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明确了证人必须出庭的范围，建立了证人出庭作证补助机制。规定控辩双方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证人因履行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食宿等费用，由国家财政予以保障。证人所在单位不得克扣或者变相克扣其工资、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完善证人保护制度。对一些严重犯罪案件，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采取不公开证人信息，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方式，禁止特定的人员接触证人或者其近亲属，对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保护等措施。

（三）保障律师执业权利

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对于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保证案件公正处理至关重要。针对律师在会见、阅卷、调查取证等执业活动中存在的困难，近年来，中国修改完善法律，为律师依法执业提供法律保障。

2007年修订的律师法，对律师参与诉讼特别是刑事诉讼应当享有的权利进行了补充和强化。规定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除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外，不受法律追究。这些举措促进了律师辩护职能的有效行使。2006—2011年期间，全国律师共为2454222件刑事案件提供了辩护，比2001—2005年期间增长了54.16%。

及时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查阅案卷材料和调查取证，直接关系到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辩护职能的发挥。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规定，除极少数案件外，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即可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即可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案卷材料。辩护人有权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同时规定，辩护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有权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人民检察院对申诉或者控告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

（四）限制适用羁押措施

为保障社会公众安全，保障犯罪案件侦查顺利进行，中国法律规定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和非羁押强制措施，并规定了严格的适用条件。为进一步规范强制措施的适用，加强对公民权利的保护，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羁押强制措施进行了进一步完善。

细化逮捕条件，严格审批程序。刑事诉讼法明确了作为逮捕条件的社会危险性的具体标准。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对是否符合逮捕条件有疑问，犯罪嫌疑人要求当面陈述，或者侦查活动可能有重大违法行为的，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这些规定有利于全面了解案件情况，准确把握逮捕条件，防止错误羁押。

建立对在押人员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制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被羁押人的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发现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有关司法机关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

完善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强制措施的解除、变更程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发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羁押措施不当或者法定羁押期限届满的，应当及时撤销、变更强制措施或者释放被羁押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辩护人有权申请变更强制措施，有关机关应当在三日内作出决定。

扩大监视居住的适用，减少羁押。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将监视居住定位为减少羁押的替代措施，将符合逮捕条件，但是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或者是怀孕或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以及系生活不能自理者的唯一抚养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纳入监视居住的适用范围。

（五）保障被羁押人的合法权益

看守所是中国羁押被依法逮捕、刑事拘留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羁押机构。依法保障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是提升看守所文明规范执法水平的重要方面，也是保障人权的现实需要。

中国高度重视改进看守所监管水平，严格防范刑讯逼供和超期羁押，改善羁押和监管条件，改善被羁押人的生活条件，保障被羁押人的合法权益。被羁押人送入看守所后七日内每日进行体表检查。被羁押人被提讯前后和提解出所及送返看守所时，严格实行体表检查制度。逐步实行被羁押人床位制，推动看守所医疗服务社会化，使被羁押人患病能得到及时治疗。完善被羁押人投诉和调查机制，建立被羁押人约见民警、看守所负责人和驻所检察官制度，及时受理、调查处理被羁押人投诉、控告。被羁押人羁押期限即将届满的，看守所书面报告检察院驻看守所检察室，由其对侦查机关是否及时释放被羁押人或者变更强制措施进行监督。2008—2011年，全国检察机关通过监督检查，纠正看守所违法羁押5473人。大力打击和防范“牢头狱霸”，在每个监室设置报警装置，在押人员被侵犯时能够及时报警；实行在押人员出看守所谈话和跟踪观察访谈制度，了解看守所有无“牢头狱霸”等违法行为；落实主、协管民警监室管理责任制，对因管理松懈，发生“牢头狱霸”致其他在押人员死亡或重伤的，依法依纪追究有关人员责任。建立特邀监督员巡查监督看守所制度，特邀监督员可以在工作期间采取不事先告知的方式对看守所履行职责、执法管理等工作进行监督。2010年，看守所发生事故数量同比下降31.6％。在全国看守所推行被羁押人视频会见方式，方便家属探视。建立被羁押人的安全风险评估和分别管理制度，加强对被羁押人的心理干预。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工作方针，以管理促教育，寓教育于管理之中，充分体现对被羁押人的人性关怀，帮助其重塑积极向上的人生信念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六）加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保障

中国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惩戒与保护并举的措施，尽最大努力促进失足未成年人回归社会。中国的法律明确了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司法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司法人员承担；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司法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对犯罪的未成年人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和人民法院决定逮捕，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对被拘留、逮捕和执行刑罚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实行分别羁押、分别管理、分别教育。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讯问、审判时，应当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也可以通知其他成年亲属和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到场的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人员认为办案人员在讯问、审判或询问中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可以提出意见。讯问笔录、法庭庭审笔录应当交给到场的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人员阅读或者向其宣读。讯问女性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应当有女性工作人员在场。对犯罪情节轻微，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并有悔罪表现的未成年人，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司法机关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并作为办案的参考。审判时被告人不满十八周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对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实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除司法机关因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以外，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2011年颁布的《刑法修正案

（八）》明确了对未成年人应当适用缓刑的条件，规定了未成年人犯罪不构成一般累犯。截至2011年7月，全国已经建立少年法庭2331个。2002—2011年，经过各方努力，中国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率基本控制在1%—2%。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呈现下降趋势，未成年罪犯占全部罪犯的比例逐渐减少。

图表：2009-2011年人民法院判处未成年人罪犯情况 新华社发

（七）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

中国保留死刑，但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中国刑法规定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并规定了严格的适用标准。2011年颁布的《刑法修正案

（八）》取消了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占死刑罪名总数的19.1%，规定对审判时已年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一般不适用死刑，并建立死刑缓期执行限制减刑制度，为逐步减少死刑适用创造法律和制度条件。

死刑直接关系到公民生命权的剥夺，适用死刑必须慎之又慎。从2007年开始，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案件的核准权。中国实行死刑第二审案件全部开庭审理，完善了死刑复核程序，加强死刑复核监督。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讯问被告人，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见。死刑复核程序的改革，确保了办理死刑案件的质量。自2007年死刑案件核准权统一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以来，中国死刑适用标准更加统一，判处死刑的案件逐步减少。

（八）完善服刑人员社区矫正和刑满释放人员帮扶制度

改善监狱执法条件，增强教育改造效果。中国努力建设公正、廉洁、文明、高效的新型监狱体制，逐步实现监狱“全额保障、监企分开、收支分开、规范运行”的改革目标。监狱行政运行经费、罪犯改造经费、罪犯生活费、狱政设施经费等均列入财政预算，全额保障。监狱建立罪犯劳动报酬制度，实行每周五天劳动教育、一天课堂教育、一天休息的教育改造制度，加强道德、文化、技术教育和劳动就业技能培训，提高服刑人员刑满释放后回归社会的能力。2008年以来，全国共有126万名服刑人员在服刑期间完成扫盲和义务教育课程，5800余人获得国家承认的大专以上毕业证书。全国监狱开设各类技术培训班3万余个，服刑人员职业技术获证率达到参加培训总数的75％以上，完成技术革新近14000项，获得发明专利500多项。

开展社区矫正。近年来，中国致力于刑罚执行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从2003年开始进行社区矫正试点，2009年在全国推开，将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以及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放在社区矫正机构，在社会力量的协助下，矫正其犯罪心理和不良行为，开展社会适应性帮扶，促使其顺利融入社会。中国的刑法、刑事诉讼法已将社区矫正确立为一项法律制度。截至2012年6月，全国累计接受社区矫正人员105.4万人，解除矫正58.7万人，社区矫正人员在矫正期间的再犯罪率为0.2％左右。

加强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帮扶教育。中国政府关注并帮助解决刑满释放人员在生活、就业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对生活困难且符合条件的人员，及时纳入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对不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但生活确有困难的，给予临时救助；对自主创业的刑满释放人员和为其提供就业岗位的企业，落实减免税费政策。据统计，2008—2011年，全国接受社会救济的刑满释放人员数量增加了2.7倍。监狱服刑人员刑满释放后的重新犯罪率始终保持在较低水平。

（九）完善国家赔偿制度

中国确立国家赔偿制度，对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害，国家依法予以赔偿。2010年修改的国家赔偿法健全了国家赔偿工作机构，畅通了赔偿请求渠道，扩大了赔偿范围，明确了举证责任，增加了精神损害赔偿，提高了赔偿标准，保障了赔偿金及时支付，进一步完善了行政赔偿、刑事赔偿和非刑事司法赔偿制度。近年来，国家刑事赔偿标准随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提高，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每日赔偿金额从1995年的17.16元人民币，上升到2012年的162.65元人民币。2011年，各级法院审结行政赔偿案件（一审）、刑事赔偿案件、非刑事司法赔偿案件共计6786件；其中，审结刑事赔偿案件868件，赔偿金额3067余万元人民币，与2009年相比，分别增长16.04%、42.9%。

（十）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

近年来，中国积极探索建立对刑事被害人的救助制度，对遭受犯罪行为侵害、无法及时获得有效赔偿、生活陷入困境，特别是因遭受严重暴力犯罪侵害，导致严重伤残甚至死亡的刑事被害人或其近亲属，由国家给予适当资助。各地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确定刑事被害人救助的具体标准和范围，并将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与落实法律援助、社会保障等相关制度相衔接，完善了刑事被害人权益保障体系。2009—2011年，司法机关共向25996名刑事被害人发放救助金3.5亿余元人民币，提供法律援助11593件。

四、提高司法能力 提高司法能力，是中国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近年来，中国不断完善法律职业准入制度，加强职业教育培训和职业道德建设，改革经费保障体制，有效提高了司法能力，为提升司法公信力奠定了坚实基础。

实行统一的国家司法考试制度。中国建立并不断完善国家司法考试制度，将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取得律师资格和担任公证员的考试纳入国家司法考试。作为法律职业准入的国家司法考试制度，在规范法律职业人员任职资格、提高司法人员综合素质、推动法律人员职业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自2002年起，国家司法考试每年举办一次，由国家统一组织实施，实现了法律职业准入制度由分散到统一的转变。到2011年底，全国共有近50万人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

建立警察执法资格等级考试制度。为提高人民警察的能力素质，国家规定所有在编在职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必须参加执法资格考试，未通过考试的不得执法。2011年，173万余名公安民警参加了首次执法资格考试，其中169万人通过考试。

加强司法人员职业教育培训。为适应时代发展、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中国越来越重视完善司法人员职业培训制度，不断提升司法能力。目前，中央和省级司法机关设立培训机构，制定培训规划，把培训范围拓展到全体司法人员，确立首任必训、晋升必训以及各类专项培训制度。在培训中，转变传统的以提升学历、传授理论知识为主的培训模式，选择有丰富实践经验和较高理论水平的法官、检察官、警官担任教官，围绕司法工作实践中的重点、难点和新情况新问题开展教育培训，不断强化针对性和实用性。近五年来，全国共培训法官150万余人次、检察官75万人次、公安民警600万人次。

加强司法人员职业道德建设。司法机关结合各自工作特点，普遍制定了职业道德基本准则，从职业信仰、履职行为、职业纪律、职业作风、职业礼仪、职务外行为等方面，对司法人员道德修养和行为举止提出具体要求。2011年以来，在司法人员中广泛开展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把“忠诚、为民、公正、廉洁”作为共同的价值取向。

加强律师职业道德建设。在律师中开展以“严格依法、恪守诚信、勤勉尽责、维护正义”为核心内容的律师职业道德建设，强化律师协会的行业自律作用，建立律师诚信执业制度，完善律师诚信执业的评价、监督和失信惩戒机制，促进广大律师不断增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责任感，提高律师行业的职业道德水准和公信力。

图表：2011年律师队伍结构 新华社发

拓展律师发挥作用的空间。中国借鉴国际上建立公职律师和公司律师制度的经验，2002年以来，国家推行公职律师和公司律师试点，为政府决策和公司重大经营提供法律意见，进一步完善了社会律师（包括专职律师和兼职律师）、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共同发展的律师队伍结构。2007年修订的律师法完善了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允许个人开办律师事务所，形成国资律师事务所、合伙律师事务所和个人律师事务所共同发展的格局。截至2011年底，中国有律师事务所1.82万家，与2008年相比，增长31.6%，其中合伙律师事务所1.35万家，国资律师事务所1325家，个人律师事务所3369家；共有律师21.5万人，其中，专职律师占89.6%，兼职律师占4.5%，公司律师、公职律师、法律援助律师和军队律师占5.9%。2011年，全国律师共担任法律顾问39.2万家，与2008年相比，增长24.6%；办理诉讼案件231.5万多件，与2008年相比，增长17.7%；办理非诉讼法律事务62.5万多件，与2008年相比，增长17%；承办法律援助案件近84.5万件，与2008年相比，增长54.5%。

图表：2008-2011年律师承担各类案件业务图 新华社发

改革完善司法经费保障体制。在2008年启动的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中，明确提出建立“分类负担、收支脱钩、全额保障”的司法机关经费保障体制。中央和省级政府加大对司法机关的经费投入，确保各级司法机关的经费由财政全额保障，大大提高了基层司法机关的履职能力。司法机关依法收取的诉讼费和罚没收入全部上缴国库，做到收支脱钩、罚缴分离，遏制因利益驱动而乱收滥罚的现象。国家还制定了司法机关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和装备配备指导标准，改善办公、办案条件，提高信息化、科技化水平，为提升司法能力提供扎实的物质保障。

五、践行司法为民

以人为本、司法为民，是中国司法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近年来，中国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不断推进基层司法机构建设，强化司法工作的服务意识，延伸工作平台，完善工作流程，切实为人民群众行使权利提供便利。

（一）加强基层司法机构建设

司法机关办理的绝大部分案件发生在基层，基层司法机构是为民众提供司法服务的第一线平台。各地基层审判、检察、公安和司法行政机关大力加强基层人民法庭、检察室、公安派出所和司法所等派出机构建设，使司法服务更加贴近民众、便利民众。

加强基层人民法庭建设。人民法庭审理各类案件年均240余万件，占全国法院一审诉讼案件的三分之一。近年来，为方便当事人诉讼，各地基层人民法院对其派出的人民法庭进行了恢复、新建和调整，并推行人民法庭直接立案机制，简化立案程序。全国现有人民法庭近万个，覆盖到绝大部分乡镇、街道。同时，在边远乡村设立便民诉讼站、诉讼联系点并选聘诉讼联络员，在人口相对集中的地方设置巡回审判点，大力推行巡回收案、巡回办案，最大限度服务群众。

加强基层检察室建设。各地基层人民检察院在一些中心乡镇设置检察室等派出机构，接收群众举报、控告、申诉，发现、受理职务犯罪案件线索，对诉讼中的违法问题依法进行法律监督，开展犯罪预防和法制宣传，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平安创建活动，监督并配合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截至目前，全国检察机关共有派驻检察室2758个，检察联络站、检察工作站等其他形式的机构9622个。

加强基层公安派出所建设。公安机关以加强派出所建设为载体，深入推进城乡社区警务战略，全国现有派出所5万多个、警务室17万多个，实现了对乡镇和街道的全覆盖。警力分布和警务服务更加贴近基层、贴近公众，公安机关预防打击犯罪、驾驭社会治安局势、服务群众的能力明显提高。2006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立案的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伤害等八类严重暴力犯罪案件连续下降，2010年比2009年同比下降9%,2011年同比下降10%。

加强基层司法所建设。近年来，司法所在原有法制宣传、法律援助、指导人民调解、基层法律服务等职能的基础上，新增了实施社区矫正、安置帮教等职能。目前，全国共有司法所4万多个，覆盖到绝大部分乡镇和街道。2004—2011年，全国司法所累计开展纠纷排查284万次，参加调解疑难复杂纠纷4677万件，参与接受刑满释放人员269万多人，指导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12万件。

（二）简化办案程序

近年来，诉讼案件大幅增加，人民法院在对案件性质、繁简程度综合考量的基础上，将案件进行繁简分流，不同案件适用不同的审理程序，使案件性质与审理程序相一致，促进了审判资源配置优化和诉讼效率提高。

扩大刑事案件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由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扩大到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刑事案件。

推进小额诉讼制度改革。为及时公正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在部分基层人民法院开展小额速裁试点工作。试点法院在双方当事人自愿选择的前提下，对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争议标的金额较小的简单民事案件实行一审终审。在认真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2012年修改的民事诉讼法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简单的民事案件，争议标的金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30%以下的民事案件，实行一审终审，从立法上肯定了小额诉讼的改革成果。

探索行政案件简易程序。人民法院对基本事实清楚、涉及财产金额较小、争议不大的一审行政案件，在双方当事人同意的前提下，可以实行独任审理，简化诉讼程序，立案之日起45日内结案。

（三）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为应对社会快速发展时期社会矛盾纠纷易发多发的状况，中国立法机关2010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有关部门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深入推进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构建起符合国情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2012年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增加了先行调解、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等内容，巩固了司法改革成果。

发挥人民调解作用。人民调解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非诉讼矛盾纠纷解决方式。中国在全国村（居）委、乡镇（街道）、企事业单位以及矛盾高发行业和领域广泛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截至2011年底，中国有人民调解组织81.1万个，调解员433.6万名。2011年调解纠纷893.5万件，调解成功率96.9%。

发挥行政调解作用。行政机关依据法律规定，在当事人自愿的前提下，对职权管辖范围内的行政争议和与职权相关的民事纠纷积极进行调解，使之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达成一致协议，促进矛盾纠纷及时、合理解决。

发挥司法调解作用。人民法院对受理的民事案件，依职权或经当事人申请，在法官的主持下进行调解，化解纠纷。2011年，全国法院调解民事案件266.5万件，调解撤诉案件174.6万件。人民检察院建立健全检调对接工作机制，对符合条件的轻微刑事案件、民事申诉案件，由人民调解组织先行调解，检察机关再根据调解情况依法作出决定，共同化解矛盾纠纷。

加强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建设。注重发挥人民调解组织、社会团体、律师、专家、仲裁机构等的作用，积极推动建立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结合的“大调解”工作体系，加强三者之间在程序对接、效力确认、法律指导等方面的协调配合。对仲裁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人民法院尊重其自身规律，并在证据保全、财产保全、强制执行等方面依法予以支持。

完善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对一些因民间纠纷引起的轻微故意犯罪和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

（四）降低当事人诉讼成本

国家加快改革和完善诉讼收费制度，2006年出台了《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等规定，在保障正常司法工作秩序、防止滥用诉权的同时，大幅降低了当事人诉讼成本，显著缓解了诉讼难、请律师难等问题。

降低诉讼收费。明确限定诉讼费用交纳范围，人民法院只收取案件受理费、申请费。大幅调整财产、离婚、劳动争议等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案件的收费起点和比例、标准，实际收费大大减少。对行政赔偿案件等情形免收案件受理费。对行政案件不论是否涉及财产标的，一律按件收费。减免诉讼费用。当事人交纳诉讼费确有困难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救助，并明确了免交、减交、缓交诉讼费用的情形、程序和比例，保证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能够依法充分行使诉讼权利。

规范律师收费。在扩大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律师收费范围的同时，对代理国家赔偿案件及各类诉讼案件的申诉等律师服务收费，继续实行政府指导价，并严格规范律师收费环节和程序，在促进律师业健康发展的同时，有效保障了当事人合法权益和国家利益。

方便当事人诉讼。司法机关普遍建立诉讼服务中心、业务受理接待中心，建立健全首问负责、服务承诺、办事公开、文明接待等制度；改进诉讼引导、查询咨询、诉前调解、举报受理等服务；利用信息技术，开通服务热线，探索推行网上预约立案、送达、庭审、查询等便民措施，为公众提供便利的诉讼环境。

（五）开展法律援助

中国高度重视法律援助工作，2003年颁布实施《法律援助条例》以来，逐步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建立健全经费保障机制，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或者特殊案件当事人提供免费法律服务，使越来越多的困难民众通过法律援助维护了自身合法权益。近年来，法律援助事项范围从刑事辩护向就医、就业、就学等民生事项拓展，经济困难标准参照各地生活保障标准，办案补贴标准进一步提高，并针对农民工、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妇女五类特殊群体建立了专项经费保障制度。截至2011年底，全国共有3600多个法律援助机构，1.4万名专职法律援助人员、21.5万名律师和7.3万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了法律援助地方法规。2009年以来，全国法律援助经费年均增幅为26.8%，2011年达12.8亿元人民币，法律援助工作水平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提高。

图表：近年来全国法律援助案件量、咨询量和经费总额 新华社发

（六）畅通司法机关与社会公众沟通渠道

司法机关高度重视听取民意，积极保障公众对司法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司法机关普遍成立专门机构加强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沟通联系，并办理与司法工作相关的提案、建议。聘请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群众代表担任特约监督员、特约检察员、人民监督员、特邀咨询员等对其工作进行监督并听取意见和建议。设立网站、微博客等平台，建立网络民意表达和民意调查机制，方便与公众沟通交流。通过接待群众来信来访、举办开放日活动等方式走近公众。

结束语

通过司法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不断完善。司法改革促进了司法机关严格、公正、文明、廉洁执法，推动了中国司法工作和司法队伍建设的科学发展，赢得了公众的认可与支持。实践不断发展，创新永无止境。司法改革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还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逐步深化。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司法改革的目标，中国将为此继续不懈努力。

中国司法改革 篇2

关键词：计划绩效,农村剩余劳动力,市场部门

当前对中国与俄罗斯不同的改革路径和绩效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代表性观点: (1) 林毅夫认为中俄两国在改革起点和目标上不存在根本性差异, 两国不同的改革绩效产生于过渡方式的差异性。 (2) 萨克斯和胡永泰认为中国面临的是经典发展任务, 而俄罗斯面临的则是经济结构调整。两国改革初始条件的差异导致了改革路径和绩效的不同。

本文认为: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之所以表现为增量和渐进的模式, 而不需要将重心置于经济结构调整的“休克疗法”, 是由于两个条件: (1) 中国始终存在着城市失业和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 (2) 在计划体系内预先存在着能在改革发生后得到扩展的“市场”部门。显然, 条件 (2) 将是本文分析的重点。但本文也对条件 (1) 进行了必要的讨论。

一、“计划”与“市场”部门并存的条件

中国经济学领域的传统观点认为:1978年以前中国的经济模式属于纯粹苏式的计划经济, 而在改革开放以后就逐步转轨向市场经济;渐进改革和休克疗法遂成为中国与俄罗斯不同改革路径和绩效分野的标志。虽然这种结论被很多人接受, 但是, 若抛开先入之见而作具体和深入的分析, 事实便会向我们展示形成中俄两国不同改革路径的新信息。

在理论上, 西方主流经济学与苏联计划经济学说所共同阐释的核心观点, 无非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哪一种更具资源配置效率、其效率的运行机制又当如何。当然这两种学说所隐含的前提条件是:充分就业是常态而失业或农业人口太多则属于经济非均衡和低效率。这种判断当然符合俄美两国的经济特征——仅两国十几倍于中国的人均土地资源, 就基本能满足其充分就业需求。但是, 中国不具有这种优越的资源结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长期存在, 使上述两种经济模型在解释和指导中国现实问题时总呈现一些复杂和困难之点。

虽然凯恩斯理论与计划经济理论分析及其实践都能证明国家宏观政策——无论是市场经济的财政货币政策还是纯粹计划性生产——可以调节经济运行并使失业消失 (实际也是如此) , 但在中国的事实却是:伴随半个多世纪的快速发展 (包括计划和市场两个时期) 农业剩余劳动力也未能彻底消除。工业化过程中是否存在被闲置的剩余劳动力, 无疑是中国与苏联 (以及西方国家) 之间“初始条件”的差异。而初始条件差异对改革甚至对计划经济本身存在极大的影响力。

1. 计划模式中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

自然资源条件使沙皇俄国的落后主要表现为农业人口太多 (占70%左右) 、生产效率差和工业技术落后。布尔什维克为了巩固国防就必须大力发展现代工业, 这需要从农村抽出劳动力和粮食剩余。由于基本上不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 苏俄若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目标, 就必须实现农业集约经营——主要通过强制集体化和机械化的集约经营来挤出农业劳动力, 并依照计划模型将相关生产要素纳入工业部门。这条路径显示俄国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并将节约的劳动力和其他资源按平衡计划转向工业部门来实现的。

毫无疑问, 依据资源禀赋尤其是人均耕地数量, 工业化前的中国必然会存在失业——主要表现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存在。虽然当前已经存在一些计算各国农业劳动力剩余量的模型, 但是下述简单公式可能更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

假定中国农民只在土地经营领域内就业, 农村失业数量便与农民人均可耕地数量和人均耕种能力高度相关。一定时期的人均可耕地数量、耕种能力和劳动力剩余这三者的关系必为:

A代表一定时期内农业劳动力的人均实际耕地数量, P代表人均实际耕种能力 (均以亩为单位) , N代表该时期全国农业劳动力总量, Ue便是对农业劳动力失业数量的估算值。实际上, 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剩余量, 是在给定期间人均实际耕地数量与人均耕地能力之间的差距。在耕地总量固定但人均耕地能力却发生变化的情况下, 剩余劳动力数量可能随之波动。下面是对从近代起始的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的初步估算。依据史料, 初步确定近代中国每个农业劳动力的耕种能力为10亩, 而现代农业劳动力的耕种能力不低于、甚至高于此数。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 丁长清、慈鸿飞著;中国经济年鉴, 1982

上述分析显示:即使在计划经济高峰时期的1957至1977年, 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一直保持在1亿以上。就业是生存之本, 中国农民弥补土地资源与实际劳动力存量这两者之差距的手段——无论过去还是现在, 主要是以自主寻找农业产业外就业的方法来实现。近代家庭手工业和计划经济时期的社队企业, 就属于农民自己创造的农业产业外就业形式。这需要对计划经济时期农民在农业产业外就业的模式及其意义进行探索分析。

2. 计划经济体系内为何存在“市场”部门

(1) “市场”部门存在条件

计划经济中的“市场”部门的涵义是:在该部门从事经营的企业和个人并未得到指令性计划和相关的要素供给, 其生产经营主要依靠自己在计划经济体系内“找米下锅”。如上所述:资源禀赋、尤其是中国行政部门的计划绩效并未给中国带来理论预期效果:

第一, 长期存在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甚至城市的公开失业现象;

第二, 商品供给与需求之间极度不均衡, 许多消费品供给不足;

供给不足与失业并存充分证明中国的计划绩效很差。从理论上看, 失业的存在为货币信贷扩张政策和投资政策留下空间;而供需失衡与失业并存这一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内并不存在的现实, 则为那些力图摆脱计划束缚以实现就业和生存的市场部门的出现造成条件。实际上, 中国的决策者们在1958年大跃进试验失败后, 就认识到随着工业盘子的迅速扩大, 中国实行苏联那种无所不包的计划经济模式已经很困难。为解决城乡失业难题, 中国在计划经济的中后期就进行了局部政策调整, “市场”部门的出现也就是对计划经济政策局部调整的结果。

(2) “市场经济”规模:与苏联对比

计划经济的核心是:由中央部门编制各个国营企业的产量和品种计划并直接下达给企业完成;而企业的动力、设备、资金、劳动力和产品价格, 甚至一些产品销售均由计划部门指令, 企业不具备经营自主权。而不具有上述特征的企业便不能视为经典的计划部门。

两国非计划经济规模比较。依据上述标准, 中国的城镇集体企业、农村社队企业和其他类型的非计划企业就属于市场经济部门, 其在1970年以后就开始了稳定增长。到了改革开放前的1977年, 城镇集体企业在中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经占23%, 从业人员占35%左右。农村社队企业的产值在1977年占GNP的16%和从业人员占17%左右。

资料来源:《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根据上述计算, 中国在1977年由市场部门创造的产值约占当年GNP的39%, 从业人员占50%以上, 而同期国有企业职工仅占就业劳动力的18%。因此在经营上, 中国计划经济时期GNP的2/5和劳动力的1/2与各级政府计划关系很小。而在苏联, 由计划部门掌控的国营生产基金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从1928年的76%提高到1936年的90%以上。在1985年, 苏联93%的劳动力在国有企业就业, 个体和私营就业只占1%, 与中国相比小得几乎可以忽略。

两国不同所有制商品销售比较。苏联国有经济的商品销售额一直占据总额的80%以上。中国196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670亿元, 其中国营企业为355亿元, 占53%, 集体企业为289亿元, 占43%, 个体和其他经营方式占4%左右。到了1975年, 中国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1271亿元, 其中国营企业的零售额仅为708亿元, 占总额的55%, 城市集体和农村社队企业的零售额为536亿元, 占总额的42%, 其余为个体经济。

二、中国计划经济中“市场”经营模式

有些学者将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不同经济成分划分为中央计划部门和计划外部门两部分, 但该分法还存在着一些遗漏。如果说中央计划外部门主要由省和地、市、县所属的各类企业构成, 那么, 充分体现市场经营性质的则是那些政府直属以外的企业, 主要是城镇集体企业和农村社队企业, 这些企业应该被看作是计划经济时期的“市场”部门。

1. 农村社队企业

农村社队企业是计划经济时期以市场为导向从事商品生产的典型企业。农村社队企业的经营特点是:资金来源大多为个人和集体筹集, 政府的计划投资非常少;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 产品大多由自己销售, 主要为市场、国营企业提供计划外商品和劳务;劳动力由社队自己挑选, 与国家的工资计划无关, 工资水平自定;分配形式多样, 一般是社队企业提留一部分, 其余作为报酬分给劳动者。下表是1978年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对百村劳动力境况的调查。

资料来源:《全国百村劳动力情况调查资料集 (1978年～1986年) 》

这一时期改革开放政策刚确定, 暂时还未造成巨大的政策效果, 因此, 可以将该调查数据看作是对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农村市场经济状况的近似描述。

2. 城镇集体企业和其他经营

国家曾在计划经济时期、尤其是1968年以后动员相当数量的城市青年“上山下乡”, 若干年后便面临“知青返城”问题, 而此时城市失业有增无减。为了满足上述人员就业, 国家在1970年以后逐步制定优惠政策发展城镇集体企业、街道企业和“五七”工厂。其中的多数企业属于自筹资金和自主经营模式, 与国家计划关系很小, 只是名义上归区或街道管辖l劳动者属于合同就业;经营所得除纳税外归企业所有, 并按贡献原则在成员间自主分配。

其他经营主要包括城乡个体经济、农村自留地经济等形式。由于意识形态原因, 对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城乡个体经营的数量与规模缺乏正规统计。但从1970年以后由于经济政策的初步调整, 个体经营同样保持了增长态势和一定的就业份额。

3. 计划经济中存在失业的含义

1978年以前中国有71%以上的劳动力分布在农业部门, 苏联这一比重是14%左右;苏联计划部门已将全部劳动力纳入计划性经济活动, 某些时期还出现劳动力紧张的“超就业”, 中国仅城市在1968年后的失业量就达1000万人以上, 更何况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为什么在计划经济理论指导下会出现中苏两国不同的结果, 从而使中国行政当局不得不容忍一个在理论体系上与计划模式对立的“市场”部门存在?

政府的经济计划能力、水平、强度和渗透力, 中国人均土地资源和资本的不足, 多数生产企业规模小, 而国土和人口规模巨大, 这些都给中国的计划工作造成了困难。解决失业的有效方法之一, 就是在计划部门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允许计划外经济和“市场”经济半合法存在, 这显示出中国计划体制的失灵而迫切需要以“市场”部门作为必要补充, 就像当前市场失灵需要政府的有效干预一样。计划体系内存在市场部门给中国经济改革提供了现成理论之外的影响因素。

计划经济时期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 表明中国即使实行计划制度也基本属于发展中国家, 这意味着二元模型在那时便具有理论意义。而市场部门的存在是其逻辑结果。

三、结论

显然, 计划经济时期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城市失业造成了计划与市场部门并存的条件, 从而使中国从那时起在面临经典发展任务的同时也必然需要经济结构调整。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能持续运用货币信贷和固定资产投资政策实现以增量改革为主的客观原因。这就是说, 农业剩余劳动力造成了投资和产量增长的前提条件;而计划绩效差导致的市场供需失衡造成了市场部门的形成和扩展, 这使得中国能够在原体制内进行扩大市场份额与增加就业的增量改革。

综上所述:与苏联计划机制和绩效相比, 中国在1978年以前真正由计划配置资源的数量很有限, 占相当比例的资源是通过隐含的“市场”实现配置。人们一直不愿承认中国计划绩效差和市场部门的客观存在, 这不仅否定了现实, 也可能给我们的理论研究工作带来误导。

参考文献

[1]宋则行樊亢:世界经济史[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8

[2]庾德昌:全国百村劳动力情况调查资料集 (1978年～1986年) [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9

中国司法改革步入十字路口 篇3

“司法改革是否在走回头路?”这是西南政法大学司法研究中心2月1日发布的《中国司法改革年度报告(2009)》(下称《报告》)要论证的主要问题。《报告》由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徐昕主持，西南政法大学司法研究中心37名博士、硕士参加。

在法学界热议司法改革未来走向的当口，《报告》的出台引发多方关注，而其结论也同样引人深思。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徐昕说，他希望通过这个报告“给大家打打气”：司法改革趋缓，却依然在前行；尽管有反复和不足，但朝向法治和司法现代化，却是大势所趋。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此报告的结论，“司法改革迈向了决定大方向的十字路口”，徐听说。

法院正在成为“清道夫”

报告启动前，关于司法改革“有所转向”的观点早已产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注意到了这些变化：“司法正规化”逐渐淡化，转而强调“调解为主”，法官专业化的追求，逐渐被“法官大众化”的呼声替代，以前强调法院审判“依法律”，现在则提出要“依民意”。

不久前召开的一次司法改革研讨会上，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发言称：“我有一个担忧，法院正在成为‘清道夫’，不仅要担负正常的司法审判工作，还要担负维稳职责。比如说北京奥运期间，法院就会派人去值班。还有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最后也要由法院去处理。”

徐昕也发现，法律人开始感慨司法改革在走“回头路”，但又没有严肃的相关报告能证明这种变化。于是，做一份年度报告，分析总结这些现象及其背后的趋势，这个念头在徐昕脑海里产生。

从何处获取报告所需资料，是完成这份报告要面对的第一大难题。一个办法是尽量多地获取来自官方的材料。这些材料多是内部的，部分甚至涉密，但是可信度最高，据此作出的报告也更具权威性。

《报告》的另一位执笔者、西南政法大学司法研究中心博士卢荣荣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们曾征询过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改革办，希望获取相关材料，但大部分请求都被婉拒，“即使给出的一部分，也被叮嘱只能看，不能用。”

于是徐昕选择了第二条路：尽最大努力收集网络上的资料。这些材料或源于公开报道，或直接源于法院、检察院工作报告。

“这些材料能反映司法机关已经在做或者正要做的，一定程度上也能保证客观性。”卢荣荣说。

每隔一段时间，徐昕会组织学生就单项问题开会讨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汤唯建、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龙宗智以及北京大学的教授也经常给整个团队提供帮助。

铁路改革没了下文

《报告》指出了2009年司法改革的不足：绝大部分改革措施只是司法工作机制的调整，甚至只是工作方法的改变，并未触及司法体制的行政化、地方化、官僚化、政治化等根本性弊端。

《报告》称，部分改革如规范涉法涉诉信访、推进司法廉政建设，只是权宜之计；政法经费保障体制改革，仍困难重重；某些方面，比如审判委员会及案件请示制度的改革，有所倒退，损害了司法的独立性。

铁路司法转制即是一例。2009年7月23日，国家公务员局官方网站上一则工作动态称：国家公务员局、铁道部在京联合召开铁路公安民警公务员过渡工作会议，对铁路公安民警公务员过渡工作进行全面部署。

这被视为“终结铁路司法时代”的信号。不过，这个改革在卢荣荣看来，“已经没了声音”。她告诉本刊记者，根据《报告》，铁路司法改制还只限于铁路公安的这点动作，“他们开了个会，安排了考试，铁路公安也由企业制转为公务员”。

“更为复杂的问题是，人、财、权如何从铁路系统脱离出来，以前的部门是保持原有建制，还是回归公检法?是直属于中央，还是分归地方?另外，铁路法院、检察院何时改制?这些都还没有提上日程。”卢荣荣说。

云南“躲猫猫”事件推动的监所体制改革也引起《报告》撰写人的关注。发生于2009年初的该事件，暴露出监所管理制度混乱、管理人员渎职甚至纵容培养牢头狱霸、以权谋私、监管执法不公开、监督流于形式、问责制度缺失等问题。

为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对全国看守所展开为期5个月的监管执法专项检查；公安部监所管理局出台《看守所防范和打击“牢头狱霸”十条规定》，建立收押告知、被监管人员受虐报警和监室巡视监控等制度。

但这些措施在《报告》看来并不足够。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告诉本刊记者：“关键是看守所应从公安机关分离，归属司法行政机关，实行羁侦分离。学界呼吁了很久，有关部门一直不为所动。”

改革看来难以一蹴而就。卢荣荣期待2010年羁侦分离改革能有所突破。《报告》也特意提到，在2009年底，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了《拘留所条例(征求意见稿)》，“这是一个信号：根据征求意见稿，拘留所与看守所已有了分离的趋势。”

“放下法槌、脱下法袍”

2009年，学界争议较大的是最高法出台的两份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司法便民工作的若干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意沟通工作的意见》。

意见发布后，各地法院相继改革。江苏法院开始强调为当事人提供“一站式”全程诉讼服务；上海、广东、山东、福建、黑龙江、湖南等地法院则进一步推进“立案信访窗口”建设。

一些法院走得更远。陕西陇县开始推行“一村一法官”的工作机制：在年平均发生纠纷20件以上的村，每村设立一个法务庭，加件以下的村，4至7个村设立一个法务庭，确定一名法官负责联系指导员。指导员则由驻村法官和民警担任，“把工作任务和维稳责任落实到村组”。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的言论颇具代表行，他说要“放下法槌、脱下法袍”。“一定要像西方法官那样戴着头套，穿着法袍，在高堂上一槌才是好的吗?”他建议法官改穿制服，“你要穿法袍就和群众保持距离了。”

观察家指出，我国司法改革的目标从未像这一段时间里如此明确过：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保持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这引来学界争议。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刘作翔表示，他曾专就此事在陕西省高院谈过看法。他认为，现在各地法院院长，尤其是过去曾从事过政治工作的院长，老是把司法、诉讼直接看成是家长里短，看成是婆婆妈妈。

北京大学法学院一位教授不赞同法官与群众走得太“近”。他认为，为了取得当事人的信任，法官要尽可能避免过于主动地行使权力，只有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才能够受理。中立的司法，更容易服判息争。

“当事人上访，指责法官案子判得不对，这让法官该如何是好?难道说因为怕上访就可以违法判案?再说，国家成立了信访部门，不正是为了让百姓投诉有门吗?为了减少上访，甚至为了‘争创无进京上访法院’，就一味地和稀泥式调解，势必导致当事人形成‘会哭的孩子多吃奶’的心态，只要以上访相要挟，法院就牺牲法律，放弃原则，最终的结局将是一种普遍的无法状态。”这位教授说。

中国司法改革 篇4

□建国之初的废除“六法全书”、司法改革运动和“五四宪法”，奠定了新中国司法体制与制度的基础。

□以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当代中国司法制度进入了恢复与重建的历史新时期，也由此揭开了司法改革的序幕。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到现在，当代中国司法改革历经了三个发展阶段，从以审判方式改革为主导的司法改革，逐步深入到体制性的司法改革。

□公丕祥

建国近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经历了一个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行程。在建国之初的司法发展进程中，有至关重要并且影响深远的三件法制大事，奠定了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的历史基础。一是废除南京国民政府的“六法全书”，即在人民大革命胜利前夕，中共中央于1949年2月发出了《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确立了废除“六法全书”之后新的人民民主政权司法活动的原则；二是建国之初的司法改革运动，进一步肃清了司法系统中“六法全书”的旧法观点的影响，划清新旧法律的原则界限；三是“五四宪法”确立了新中国的司法体制与司法制度基本框架。

然而，在后来的历史岁月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法律与司法革命进程遇到了严重挫折。从1957年开始，法律与司法虚无主义思潮广泛蔓延，直至酿成“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使中国社会主义法制与司法制度遭到了全面摧残。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代中国法制与司法得到全面恢复与重建。1982年的宪法、1979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都是中国司法制度重建的重要依据。之后，当代中国的司法改革开始了全面的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审判方式改革为主导的司法改革

从时间上看，这个阶段经历了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大约10年左右的时间。这一时期审判方式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逐步改变职权主义的庭审模式，强调当事人的举证，加强对证据的质证和开庭辩论，充分发挥开庭审理的功能；强化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及时处理一般经济纠纷；简化诉讼程序，减少诉讼消耗，以取得最佳的审判效果；扩大合议庭职权，提高依法独立审判水平，等等。审判方式改革的全面推进，有力地推动了庭审模式的深刻转变，促进了审判质量的提高。

在这一时期，法院人事管理制度改革也开始启动。1988年11月，中央和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在黑龙江、浙江、福建、内蒙古四省区实行在党的领导下法院干部以上级法院管理为主的体制改革试点。1995年2月28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法院人事管理制度改革进程中最具标志性意义的一项工作。这部法官法从保障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保障法官依法行使职责出发，对法官的职责、义务和权利、条件、任免等问题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从此拉开了当代中国法官职业化建设的序幕。

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人民法院司法改革虽然处于起步阶段，并且理论准备亦相对不足，但是在审判方式改革和法官制度改革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不仅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而且为后来的相关改革的推进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基础。

□第二阶段：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带来全方位的司法改革

199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任务，并且强调要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由此，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司法改革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从人民法院来看，这一时期的司法改革主要在内部层面上全方位展开。“第一个五年改革纲要”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目标和原则，提出了39项具体的改革任务，涉及审判方式改革、审判组织改革、法院内设机构改

革、法院人事管理制度改革、法院办公现代化建设、审判管理和社会监督机制改革、法院深层次改革的探索等七大领域，成为指导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重要文献。“第一个五年改革纲要”颁行的五年间，以“公正与效率”为基本取向的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波澜壮阔，蓬勃展开，被认为是改革成果最丰硕的五年。

总的来看，“第一个五年改革纲要”的制定与实施，深刻地改变了人民司法事业的基本面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法院制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但是在“第一个五年改革纲要”的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是：改革的进展还不够平衡，改革的统一性和规范性还不够，司法改革与相对不完善的现行法律制度的冲突日趋明显。

□第三阶段：司法的体制性改革时代的到来

这一阶段以2002年党的十六大的召开为标志。与前两个阶段的司法改革进程明显不同的是，这一新阶段的司法改革更多地触及体制性层面的问题。所以，党的十六大用司法体制改革(而不是司法改革)来统摄当代中国司法领域的发展取向。它把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视为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本质性特征，进而强调要健全司法体制，按照司法公正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强调要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强调要改进司法管理制度，改革司法机关的工作机制和人财物管理体制，逐步实现司法审判和检察同司法行政事务相分离。

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的部署，党中央专门成立了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具体负责领导和部署司法体制改革工作。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2004年底，党中央转发了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确立了司法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确定了35项改革措施，部署了今后一个时期全国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最高人民法院于2005年颁布了《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5年颁行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检察改革的三年实施意见》。这表明当代中国的司法改革开始进入了体制性改革的新阶段。

“二五改革纲要”提出了2004年至2008年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50项基本

任务，主要是：改革和完善诉讼程序制度，实现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维护司法权威；改革和完善执行体制和工作机制，健全执行机构，完善执行程序，优化执行环境，进一步解决“执行难”；改革和完善审判组织和审判机构，实现审与判的有机统一；改革和完善司法审判管理和司法政务管理制度，为人民法院履行审判职责提供充分支持和服务；改革和完善司法人事管理制度，加强法官职业保障，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进程；改革和加强人民法院内部监督和接受外部监督的各项制度，完善对审判权、执行权、管理权运行的监督机制，保持司法廉洁；不断推进人民法院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建立符合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求的现代司法制度。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具体指导下，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取得了比较明显的进展。在此期间，死刑核准制度改革、民事再审制度改革、执行制度改革、审委会制度改革等，都取得了重大突破。总体说来，由于“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司法领域的体制性层面的问题，因而为下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打下了重要基础。

200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大成为司法体制改革的又一巨大推动力。十七大要求“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显然，从党的十五大提出“推进司法改革”，到党的十六大进而提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实现了从司法改革向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转变。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七大作出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重大战略部署，并且把“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作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与以往相比，党中央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更远，方向更明，决心更大。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新一轮的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即将全面铺开。

由此可见，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的第三个阶段，亦即司法体制改革阶段，正在进入一个深化发展的新时期。通过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将会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优越性。

当代中国的司法改革任重而道远。我们坚信，只要始终把握正确方向，坚持与时俱进，积极稳妥推进，具有鲜明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司法改革道路一定会越

走越宽广，公正高效权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将展示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分配制度改革 篇5

我国现有收入分配制度分析

摘要：

收入分配问题是我国现阶段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我国现阶段的按劳分配制度不同于传统的按劳分配．在同一社会制度下，无论公有制企业还是非公有制企业都应当实行相同的分配制度。初次分配应注重效率。再分配应注重公平。但目前还存在许多初次分配中的不公平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关键词：

按劳分配；制度；分配问题凸显；成因错综复杂

一、分配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收入分配决定于生产资料所有制，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马克思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剩余价值按资分配；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劳动者新创造的价值按劳分配；而在多种所有制并存或共同发展的条件下，则既不能完全按资分配，也不能完全按劳分配。公有制为主体我国决定了按劳分配为主体，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我们应如何认识我国现阶段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形式以及在多种所有制并存条件下按劳分配的涵义。

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曾经是公有制一统天下，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才从无到有，逐步发展。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我国的所有制结构中将出现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和公有制企业并存的现象。这样，以公有制为前提的按劳分配在所有制发生重大变化的条件下。显然我们不可能还按马克思所提出的按劳分配理论指导今天的实践，而必须重新定义。目前某些西方国家在协调劳资关系、激励劳动者积极/ 5

性方面的一些举措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一方面实行职工持股制度，另一方面实行利润分享制。就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来说，主要的分配渠道是按劳分配，另一小部分是通过其他的方式进行分配：就大多数劳动者来说，其收入主要来自于劳动．同时也可通过其他的方式取得非劳动收入。由此可见，连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尚且能让劳动者分享利润，更何况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总之，在相同的社会经济制度下，无论公有制企业还是非公有制企业都应当实行相同的基本分配制度。当然，劳资双方按什么比例分享剩余价值以及采取什么形式进行分配，这是分配制度如何执行或者说分配原则如何实现的问题。

二、现有分配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是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和变革，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既要尽快行动、见到实效，又要着眼长远、统筹谋划。当前，尤其需要进一步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收入分配调整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关系。

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的成因错综复杂，归结起来主要集中在一下两个方面：一是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普惠性不够，导致收入分配问题和经济结构问题伴生、交织；二是改革和体制转轨过程中存在诸多可以避免和难以避免的问题，导致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并存、叠加。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是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和变革，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既要尽快行动、见到实效，又要着眼长远、统筹谋划。当前，尤其需要进一步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收入分配调整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关系。

劳动者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是虚位的因而是残缺的，他既不能通过“用手投票”约束使用者，也不能“用脚投票”转让所有权，因此资产的收益性对劳动者来讲是不具备或不完整的。在我国目前劳动力总量供给过剩、资本供给短缺的情况下，劳动力在要素市场中自然处于不利的地位。尤其是在低端劳动力市场中，以农村转移劳动力为主的非熟练、非技术劳动力的劳动报酬更是被压低到极限，并且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长期处于被资本剥夺的境地。现行的工资制度，工资水平偏低，工资增长机制僵硬，缺乏制度性保障，致使工资外收入膨胀，助长国

有单位职工收入的不规范；工资结构设置不合理，岗位绩效工资和年工资比重过低，不能体现合理的工资级差，缺乏激励和约束作用。在我国，由于收入分配不公平现象引发的对公平分配问题的研究和讨论由来已久，对分配不公的原因亦有多种解释。随着改革实践和相关研究的日渐深入，收入分配的相关制度性原因愈加显露。

三、社会上分配问题的成因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计划经济,干部职工实行统一工资制,农民实行工分制,平均主义盛行,个人收入差别很小。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分配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尤其是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明确参与分配,社会上收入差距明显拉开。由于实行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个私经济获得了发展,新的财产关系开始出现,收入分配方面的矛盾变得越来越突出,并开始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

自2000年末起，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期，1998—200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多处在七上八下的状态。全国的经济结构不均衡不断突出，尤其是在社会收入分配方面呈现出哑铃结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97年，20%的高收入户占全国居民收入的34%，而20%的低收入户占全部收入的11%。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自90年代中期以来不断扩大，1991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282,1998—2000年分别是0.456、0.457、0.458。

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关系及其变动在财富分享方面的一种反映，我们应从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长过程和大格局中来研究和把握。目前我国的收入分配问题突出表现为居民收入低、收入差距大。从发展和改革的角度看，其成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市场竞争带来收入分配问题。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市场机制在收入分配中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明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人们所拥有的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存在差异，把握机会、利用资源的能力有所不同，必然会出现收入差距扩大。如果缺乏法规制度的调整和制约，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就会出现企业利润侵蚀劳动工资的问题。

改革不到位导致收入分配问题。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不可能立刻就带来一个完美的体制，也不可能使所有人均等受益。目前，不仅收入分配领域的改革尚未完成，直接制约了合理收入分配关系的形成，其他方面改革不平衡、不到位的情况也在深刻影响着收入分配。此外，在医疗、教育、住房等民生领域曾不同程度存在的泛市场化问题，也对收入分配带来不良影响。

收入调节机制还不能有效缓解收入分配问题。在快速发展和转型时期，旧的收入分配制度被打破，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还不成熟、不健全。在分配领域，税收制度“提低、扩中、调高”作用发挥还不明显，公共财政体制需要继续完善，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仍然偏低。乐善好施的社会风气还不够浓厚，企业回报社会的责任意识仍需加强。收入分配调节机制不健全、执行不到位，就难以充分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

不合理不合法收入加剧收入分配问题。在新旧体制交替的过程中，存在比较多的制度和法律漏洞，为少数人捞取不合理不合法收入提供了可乘之机。对于这些不合理不合法的收入，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堵塞制度漏洞，通过完善法制、加大执法力度坚决取缔和打击。

归结起来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普惠性不够，导致收入分配问题和经济结构问题伴生、交织；二是改革和体制转轨过程中存在诸多可以避免和难以避免的问题，导致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并存、叠加。

四、改革是唯一出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得到了长足地发展。自1980年到2002年，我国的GDP在扣除物价因素后，实际年均增长速度为9.5%。然而，与此同时也伴随着极其明显的地区间的不平衡，尤其反映在区域间资源优势和经济发展优势之间的反差相当突出，而且差距越来越大。在这种大的背景下，更需要我们改革旧有的分配制度体系，也缓解东西部地区的贫富差距。

温家宝总理曾2010年在“两会”召开前夕对网民说过“分好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就是政府的良知。”因为分配不公，会招致民怨沸腾，“危及到社会稳定以致政权巩固”。在接下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他用了相当段落阐述了改革收入分配

制度的重要性。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也在之前的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指出，在２０１０年的工作中，政协将就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困难群众的社会保障与社会救助等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以及相关的政府报告中，进行分配制度改革已经刻不容缓。既然是进行改革，我们就必须让所牵扯利益的各方广泛参与，必须给予利益相关者更多的知情权和表决权。例如，国有企业工资制度设计，应该有代表广大职工根本利益的工会组织介入其中。在确定国民经济预算时，全国人大要切实担负起责任。温家宝总理在报告中提出，今年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有保有压，把钱花在刀刃上。这些措施和办法个个一语中的，但要让它落地，则必须有法律的约束和严格的监督。如果由财政部门自行切割，很难保证把钱用在刀刃上。全国人大在立法监督过程中，要充分体现民意。至于哪些楼堂馆所、会议、庆典、论坛是慷纳税人之慨，行腐败之事，则必须加强舆论监督，充分调动网络、媒体等社会力量，公开信息，真正做到“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参考文献：

[1]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合理性及制度路径.李太淼.中州学，2008

[2] 我国现阶段分配制度与分配公平的认识.罗福群.广东经济管理学院学报，2005

[3] 对我国现行分配制度的缺陷分析.李爽.人民网,2006

[4] 科学认识和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任理轩.人民日报 2011

[5] 谁来主导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柏晶伟.中国经济时报 2010

[6] 研究宏观经济形势要关注收入分配问题.刘国光 [J] 2003

[7] 宏观经济调控研究.李一鸣.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8] 体制转轨中的宏观经济调控研究.匡家在.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

[9] 关于当前我国个人收入分配问题的探讨.陆百甫.财经研究.2002

中国军校改革 篇6

院校

http:// 2012年01月06日 09:57 中国青年报微博

资料图：中国军校举办陆军国际学员周交流军事技能，图为外军学员体验解放军95式步枪射击。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多年里，中国军校一直在探索符合中国国情、军情的发展之路。全军院校会议则是每次中国军校进行重大改革的标志。正是这一次又一次的强力推动，中国军校才逐步由不成熟、不规范和不完整，走向成熟、规范和完整。

2011年，解放军四总部联合召开了第十六次全军院校会议，这是一次在我军院校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它提出了诸多改革措施。

通过调整结构建构起了新型军校体系

结构决定功能。院校体系结构是发展军校教育、培养高素质军事人才的组织保证。新中国成立以来，军校长期划分为指挥院校和工程技术院校两大类别，指挥院校实行初、中、高三级培训，专业技术院校实行中等、高等两级培训的体制。

在2003年举行的第十五次全军院校会议上，打破了这种已经施行50多年的军校体系结构，搭建起新型军校体系结构。新型院校体系与以往最显著的差别是，将指挥和工程技术两类院校调整为学历教育和任职教育两类院校。实行生长干部学历教育、干部任职教育分别由学历教育院校和任职教育院校承担，建立学历教育和任职教育完全分离的体系，有利于发挥两类院校各自优势，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但2003年提出的新型院校体系仅仅搭建了一个基本框架，还面临着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距离“完善”的目标体系还有较大的差距。这次院校会议针对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进一步优化了军校体系结构。

一是整合了军校数量。按照资源整体优化的原则，这次调整，从军校绝对数上看比第十五次院校调整时减少了4所。同时，为最大限度地提高院校培养效益，对少部分重复建设、规模小的任职教育院校，进行了资源整合。如对一些步兵、炮兵、通信、军交、空军飞行等数量偏多、资源比较分散的院校进行整合和合并。空军6所飞行学院整合组建空军哈尔滨、石家庄、西安3所飞行学院。炮兵指挥学院和炮兵学院南京分院合并组建为南京炮兵学院，海军飞行学院和海军的两个训练基地合并组建海军航空兵学院。在改建部分士官学校的基础上，士官学校数量由4所增至8所，军官院校数量实际减少了5所。

二是调整了学历教育院校与任职教育院校比例。这次调整，按照学历教育院校“高度集中”、岗位任职教育院校“高度细化”原则，减少了6所学历教育院校，增加了两所任职教育院校。这一减一增，学历教育院校由过去占院校总数的32.9%降为25.4%，任职教育院校由67.1%提升为74.6%，进一步突显了任职教育在军校体系结构中的主体地位。

三是重新划分了任职教育院校类型。为解决我军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完成多样化任务急需人才的培训能力不足，联合作战指挥人才的培训体系不够合理等问题，这次院校调整将任职教育院校划分为联合指挥院校、军种指挥(系统)院校、兵种(专业)院校和士官学校四类院校。新的任职教育院校类型，是这次院校调整改革的重大突破。

四是重构了任职教育院校层次结构。院校层次结构，是军队院校在纵向上不同等级院校之间的构成关系。为适应指挥军官逐级培训制度改革和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要求，这次院校调整在培训层次上，把过去培养指挥军官的初、中、高三个培训层次，调整为初级指挥、兵种(专业)指挥、合同作战指挥、联合作战指挥四个培训层次。

通过优化模式完善了军校培训体制

优化人才培养模式，进一步完善培训体制是军校改革的关键，也是第十六次全军院校会议调整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这次改革一是完善了依托国民教育体制。实行军队生长干部由军队院校培养和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并举，是我军干部培训体制的重大创新。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末的50年里，军事人才的培养一直是由军校独立承担。2000年国务院、军委颁发了《关于建立依托普通高等教育培养军队干部制度的决定》拉开了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队干部的序幕。2003年军委《实施军队人才战略工程规划》提出，逐步实现军地通用人才主要依靠地方院校培养，到2010年依托培养军队干部的比例达到60%。到2006年，全国已有112所高等学校承担了国防生培养任务。

为进一步完善依托培养体制，这次会议着眼于军队建设实际，从总体上适当减少了依托地方院校培养比例；为保持军队特色、强化作战指挥，会议还特别强调军队主战兵种指挥军官和其他特有专业军官仍立足军队培养；为加强国防生管理，提高培养质量，适当减少了承担国防生培养任务的地方高校数量，进一步完善制度；着眼地方大学生参军入伍逐步增大的实际，调整依托培养政策，把地方大学生战士提干纳入依托国民教育培养生长干部的范畴。

二是明确了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训体制。加强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是当前急需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将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要求贯穿指挥军官培养全过程，逐级建立分工明确、衔接紧密的培训体系，是这次院校调整改革的重要成果。

会议明确指出，要逐步推行指挥军官任职培训入学考试、资格审查和差额录取制度；中级任职教育院校，要侧重联合作战基本理论和军兵种运用教学，培养学员指挥本军兵种部队参加联合作战能力；高级任职教育院校，要侧重国家安全战略、军事战略和信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理论与实践教学，培养学员战略运筹和联合作战指挥能力。

三是完善了生长干部“合训分流”组训方式。第十四次全军院校会议提出“合训分流”，十多年的探索表明这种新的组训方式，有利于打牢学员科学文化基础与培养岗位任职能力。为解决当前“合训分流”组训方式“合得不够”、“分得不全”、“配合不力”的问题，这次调整改革按照规模化、集约化培养人才的思路，进一步减少了学历教育院校数量，增加了任职教育院校的数量。如将国际关系学院、外国语学院、电子工程学院、军事经济学院、军事交通学院调整为任职教育院校等。在人才培养总体设计上，重点突出指挥人才四年“合训”与“分流”两个阶段的衔接。优化“合训分流”教学任务分工，前三年“合训”阶段，在进一步拓宽专业口径、打牢学员科学文化基础的同时，完成全部军事共同课目训练，加大军政训练比重，强化军人基本素质和领导管理素质培养；后一年“分流”阶段要贴近学员任职岗位，重点进行军事专业训练，加强第一任职能力培养。

通过优化布局改革了军校研究生教育

从20世纪80年代初军队恢复学位制度和发展研究生教育以来，主要是为院校和科研机构培养学术型人才。随着形势的发展，这种以单一学术型人才培养模式为主的研究生教育已经难以适应军队建设需要，急需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2001年军队学位委员会提出，军队研究生教育由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向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战略转移。2002年总参、总政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军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试点的通知》，批准国防大学等军队院校开展教育试点，标志着我军走上了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之路。

第十六次全军院校会议在总结我军研究生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要创新研究生培养模式。针对高中级任职培训与军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招生的主要对象一致、主干课程相近、培养目标相同的实际，实行指挥类研究生教育与任职培训融合式培养制度。会议还提出要合理确定科学学位与专业学位比例，2020年前专业学位研究生占全军研究生培养总数的比例达到50%。要调整学位层次结构，使博士、硕士比例，学位授予数量与军事人才培养规律相适应。

通过调整任务改建了一批新型院校

当前，在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浪潮推动下，军事技术、武器装备、作战样式、战争形态发生了根本转变。许多国家把培养具有信息化作战指挥能力的指挥官、信息战专家和信息技术人才作为应对新军事变革挑战的基本任务。

为较好地适应新军事变革形势需要，这次院校调整在利用现有教育资源基础上，调整改建了战略预警、特种作战、国防信息、陆战、空降、边防等兵种和专业院校。如将通信指挥学院改建为国防信息学院、空军雷达学院改建为空军预警学院、西安陆军学院改建为边防学院等。改建这些院校，可以较好地适应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建设需要和新型军事人才培养需求。

中国司法改革 篇7

1.1 法律推理的历史演变

法律推理并不是天生就有的, 而是随着人类历史文化以及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而随之产生的。它作为一种法律审判过程当中的思维模式, 由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在其哲学理论当中首次推出, 也可以被称为是一种辩证的推理学说。法律推理以市场经济公平买卖的原则为基石, 是实现法律民主化的重要思维方式, 并为法官的公正审判提供了一定的正当理由。

通过分析奴隶制度下的神明式审判和封建制度下的半理智半独断式的审判可知, 法律推理是一种全新的方式。随后, 到了资本主义时期, 法律审判大量运用于司法当中。美籍著名的专家伯顿是司法领域非常出名的学者, 他说, 法律推理实际上就是在法律辩论的过程中借助法律的缘由进行审判的一种过程。针对这一说法, 我们还可以这样说, 法律推理其实就是对法律命题的一种推演过程, 也就是说, 他是以具体的案件为出发点, 由上及下的一种推理过程;抑或是一事实为起点, 推理出法律结果的一种过程, 是具有横断性质的一种法律审判形式。

1.2 法律推理的功能表现

1.2.1 已知事实到未知事实的推理

判断法律条文是否适用于案情, 第一步是要确认事实。然而, 有些事实并不能被直接证实, 而是要通过另一事实是否存在推理出来。此时, 就应当用到法律推理的思维方法, 从已知事实推出未知事实, 从而将未知事实加以证实。

1.2.2 上位规则到下位规则的推理

在法律推理的思辨形式下, 我们能够从上位的规则中推导出下位的规则。例如立法部门从全国人大立法推理出具体的行政法规, 这一过程就是从上位规则推理出下位规则的过程。

1.2.3 根据法律规则和具体案例的认定推导出最终的审判结果

在论证的过程当中, 这一合法性可以是指直接论证, 也可以是对案例前提不合法性的反向论证。例如, 通过证明下位法律而证实对上位法律的违反, 进而证实撤销下位法律的合理性。

2. 法律推理对我国司法改革的影响

在调整司法的过程中, 法律推理的“影子”随处可见。第一, 法律推理的原则基本符合司法的公正。法律推理非常重视思维方面的逻辑性和科学性, 非常重视逻辑层面上的系统性和统一性, 同时它非常看重形式上的严谨性, 要求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内容和规则来执行。第二, 中国在进行司法调整的过程中, 不断致力于司法的公正性, 因此, 法律推理完全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和法律的命题来进行推导。第三, 法律推理为了与司法公正相一致, 其设定的目标也基本与司法公正相同, 从这一层面来看, 法律推理从另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科学的有说服力的思维方式。

2.1 推进依法治国的实施

在我国的司法改革进程当中, 法律推理可谓是落实依法治国方针的重要环节在过去非法制的社会当中, 法律的适用程度和法律的制定, 都是根据统治者的利益而运行的, 而这样的情况下法律是毫无理性而言的。到了法治社会, 法律的适用及其制定都是符合理性思维的。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法律推理, 能够为法律的制定和法律的适用提供正当、充分的依据, 也是我国司法改革中推动法律制定与落实的必经之路, 同时也是实施依法治国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

2.2 促进职业自律的公正性

法治社会理想的实现, 急需依靠法律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这也就是说, 在我国司法改革的过程当中, 培养学者思维比设立制度模式更为重要。而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多样化的法律教育, 才能使得法律职业者能够使用共同的法律语言、法律思想, 来为我国的司法弘扬正气, 维护司法的公正公平。法律推理就是这样一种富有约束力的判例体系上的思维工具, 能够通过过去的实例来对法院和法官产生一定的约束力, 让上级法院制约下级法院, 上级的法院本身具有制约性, 进而在司法机关内部建立一种向上的正确的约束机制, 提高司法的正义。

2.3 确保司法改革的裁判公正

实际上, 法院的工作人员在宣读判决书中所陈列的理由的过程中, 所反映出来的就是一种法律推理现象。当代的社会是一个法治的社会, 在这种社会条件下, 人的价值被凸显出来, 因此, 法院在审判案件的过程中必须要掌握真实的充足的证据, 换句话说就是, 要以理性的思维和科学的推理过程作为前提。因此, 法官所做的判决, 应当建立在对相关数据缜密分析之上, 并把事实和法律条文融合在一起, 整理出其中的逻辑关系, 而这个整理的过程就是所谓的法律推理过程。所以, 在调整司法的过程中, 法律推理能够有效的保障案件审判的平等性。

2.4 在调整司法中, 延伸法律的适用范围

法官通过使用法律推理的方法, 不但能够为判决提供合理的判决理由, 还能够阐释出理由和结果之间的逻辑关系。这也就是说, 法律推理有助于促进审判的理性化和公正化, 与此同时, 又能够推动法官判决的合理化, 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或者杜绝司法腐败现象, 提高法律的适用度。

总结

法律推理在司法审判的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思维形式, 对我国的司法改革具有深远的影响, 不仅能够促进依法治国基本方针的落实, 推动职业自律实现司法公正, 还能够进一步确保司法改革的裁判公正以及提高司法改革当中法律的适用度, 因此在今后的司法改革当中, 一定要贯彻落实法律推理思维, 促进我国司法的公正公平。

参考文献

[1]伊春丽.论“大民事”[J].安徽大学法律评论, 2010 (5)

中国改革未来 篇8

邓小平已经使中国发生了令世人瞩目的变动，他的任何一位继承者，如果不重新定义或改变列宁主义的结构，就可能控制不住已经释放出来的巨大社会能量。

自19世纪以来，改革者们一直期盼使中国富裕和强大起来，但是，这个愿望只有在毛泽东之后的时代实行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政策后才开始成为现实。如今，中国在国际舞台的表现比其在本世纪的任何时候都要好，绝大多数中国人生活水准已经有改善和提高。然而，中国的成功也产生了各种新的问题。正如邓小平等人所预见的那样，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已经使社会被压抑的能量和企业家的才干得到了释放。但这些能量的释放也使原先潜伏在社会表层下的不满情绪，不时地公开表现出来。在经济、文化、个人生活等方面，改革虽已赋予了人民相当的自由，但他们也削弱了党和国家处理社会病态的能力。

邓小平和他的继承人承认，经济改革需要使地方当局有更多的经济权利，他们允许地方可以有一定程度行政自由。但他们可能没有估计到，地方经济决策权力扩大后会分散中央的政治权利。由于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取决于地方的积极性、开放性与体制的多样性，领导层试图重新实现强大的中央指令负责的程度已经在减少，能直接参与国际贸易的沿海富裕省尤其如此。这些省与相邻地区的经济联系，较之与北京的联系要强得多——如广东与香港、福建与台湾、山东与韩国、黑龙江与俄国。当地方经济利益与中央在诸如税收、贸易等问题上的指令有矛盾时，这些省往往并不十分情愿执行中央的指令。

除了西藏、内蒙、新疆等边疆的地区，90%以上的人口都属于汉族。中国与前苏联的情况不同，在前苏联，俄罗斯族人口只占50%多一点。因此，下放中央权力和扩大地方权力并不对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构成威胁。对任何使党和党的领导受到威胁的人或群体，党和国家都会做出必须地反应。但是，对中央做出的有关指示，如反对腐败、缩小社会和地区差异、加快农业发展、加强法制建设、保护环境、减少污染等，地方只是在表面上应付而已，甚至并不落实。到目前为止，中央政府已经控制住了多次出现的通货膨胀问题，但政府采取的措施并不是从宏观经济上对货币供给或利率进行调控，而是依赖简单的行政干预手段。随着中央对地方和个人控制的减弱，中央采用行政干预办法控制通货膨胀的能力也有可能减弱。使中国经济继续生气勃勃地发展，无疑是中央政府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

当前，在党和国家的层面上都缺乏一种基础和制度，对加速发展的地方主义进行有效控制和调整。怎样使地方能对中央的政策有序的作出反应，现在还没有形成有效的程序和制度。除非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起新的制度化的规范关系，否则中央的权威将进一步降低。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阶层从前苏联瓦解的事实中得到一种启示，即认为政治变动将会导致社会不安定，并影响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经济的增长。虽然中国已经在党和国家内进行了一些政治改革，如果没有更大的政治空间接纳经济发展加速后出现的其他产物，如文化多元、多元化社会趋向、萌芽的民主化要求等，党和国家就会出现不稳定的问题。确实，只有承认变化，并对变化进行调整，党和国家才能生存下去；而任何的调整，都意味着列宁主义政党的终结。正如李查德·鲍姆（Richard Baum）和阿历克塞·谢岑科（Alexei Shechenko）所指出，如不对中国政治重新作正式的制度架构，就很难确定党和国家是否能适应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党的领导人已经认识到需要进行这样的变动。他们更喜欢的是新加坡实现经济现代化的模式，因为新加坡并没有经历过重大的政治变动。但新加坡只不过是一个仅有300万人口的城市国家，它并不能成为一个有12亿人口、而且每年新增人口达130万之多的国家的榜样。即使是同样有信仰儒家学说传统的日本、韩国，也不能提供可供参照的现实模式。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独裁政治的领导和中产阶级的支持下，经过几十年的经济起飞和现代化进程后，也已经在逐渐地和平地推进民主政治了。中国有幅员辽阔的国土，有众多的人口，有较多的区域经济，也有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中国的现代史、中国的发展经验以及影响其发展的方式，与其东亚邻国有很多不同；中国没有100%的统计识字率，缺乏受过西方训练的管理人才。这些情况使中国的政治无论向何种方向发展都会遭遇较多的困难。

然而，中国的东亚邻居及其他国家的历史和经验已经表明，一个有较高经济收入和教育水准的中产阶级阶层的崛起，迟早会在政治上要求有更多的发言权。虽然有些研究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正在形成之中，它还没有达到足以在政治问题上独立发挥作用的程度。也有些研究认为，在有些地方及在各种社会团体中，新的群体已经因中央权力的分散而获得了一定的活动空间。总之，随着这些地方和民间所占有的活动空间的进一步扩大，一个成长中的中产阶级有可能组织起自己的政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