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精选12篇）
中国改革 篇1
摘要：中国与俄罗斯在改革路径上存在巨大差异的主要原因是: (1) 历史上俄国一直存在较充分就业, 而中国不仅一直存在着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 同时在计划体系内也隐含存在着一个“市场”部门。 (2) 从苏俄到当前的俄罗斯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 而中国既需要调整产业结构同时更需要解决剩余劳动力就业难题。 (3“) 市场”部门的预先存在给中国增量改革模式提供了关键性条件。
关键词：计划绩效,农村剩余劳动力,市场部门
当前对中国与俄罗斯不同的改革路径和绩效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代表性观点: (1) 林毅夫认为中俄两国在改革起点和目标上不存在根本性差异, 两国不同的改革绩效产生于过渡方式的差异性。 (2) 萨克斯和胡永泰认为中国面临的是经典发展任务, 而俄罗斯面临的则是经济结构调整。两国改革初始条件的差异导致了改革路径和绩效的不同。
本文认为: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之所以表现为增量和渐进的模式, 而不需要将重心置于经济结构调整的“休克疗法”, 是由于两个条件: (1) 中国始终存在着城市失业和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 (2) 在计划体系内预先存在着能在改革发生后得到扩展的“市场”部门。显然, 条件 (2) 将是本文分析的重点。但本文也对条件 (1) 进行了必要的讨论。
一、“计划”与“市场”部门并存的条件
中国经济学领域的传统观点认为:1978年以前中国的经济模式属于纯粹苏式的计划经济, 而在改革开放以后就逐步转轨向市场经济;渐进改革和休克疗法遂成为中国与俄罗斯不同改革路径和绩效分野的标志。虽然这种结论被很多人接受, 但是, 若抛开先入之见而作具体和深入的分析, 事实便会向我们展示形成中俄两国不同改革路径的新信息。
在理论上, 西方主流经济学与苏联计划经济学说所共同阐释的核心观点, 无非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哪一种更具资源配置效率、其效率的运行机制又当如何。当然这两种学说所隐含的前提条件是:充分就业是常态而失业或农业人口太多则属于经济非均衡和低效率。这种判断当然符合俄美两国的经济特征——仅两国十几倍于中国的人均土地资源, 就基本能满足其充分就业需求。但是, 中国不具有这种优越的资源结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长期存在, 使上述两种经济模型在解释和指导中国现实问题时总呈现一些复杂和困难之点。
虽然凯恩斯理论与计划经济理论分析及其实践都能证明国家宏观政策——无论是市场经济的财政货币政策还是纯粹计划性生产——可以调节经济运行并使失业消失 (实际也是如此) , 但在中国的事实却是:伴随半个多世纪的快速发展 (包括计划和市场两个时期) 农业剩余劳动力也未能彻底消除。工业化过程中是否存在被闲置的剩余劳动力, 无疑是中国与苏联 (以及西方国家) 之间“初始条件”的差异。而初始条件差异对改革甚至对计划经济本身存在极大的影响力。
1. 计划模式中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
自然资源条件使沙皇俄国的落后主要表现为农业人口太多 (占70%左右) 、生产效率差和工业技术落后。布尔什维克为了巩固国防就必须大力发展现代工业, 这需要从农村抽出劳动力和粮食剩余。由于基本上不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 苏俄若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目标, 就必须实现农业集约经营——主要通过强制集体化和机械化的集约经营来挤出农业劳动力, 并依照计划模型将相关生产要素纳入工业部门。这条路径显示俄国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并将节约的劳动力和其他资源按平衡计划转向工业部门来实现的。
毫无疑问, 依据资源禀赋尤其是人均耕地数量, 工业化前的中国必然会存在失业——主要表现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存在。虽然当前已经存在一些计算各国农业劳动力剩余量的模型, 但是下述简单公式可能更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
假定中国农民只在土地经营领域内就业, 农村失业数量便与农民人均可耕地数量和人均耕种能力高度相关。一定时期的人均可耕地数量、耕种能力和劳动力剩余这三者的关系必为:
A代表一定时期内农业劳动力的人均实际耕地数量, P代表人均实际耕种能力 (均以亩为单位) , N代表该时期全国农业劳动力总量, Ue便是对农业劳动力失业数量的估算值。实际上, 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剩余量, 是在给定期间人均实际耕地数量与人均耕地能力之间的差距。在耕地总量固定但人均耕地能力却发生变化的情况下, 剩余劳动力数量可能随之波动。下面是对从近代起始的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的初步估算。依据史料, 初步确定近代中国每个农业劳动力的耕种能力为10亩, 而现代农业劳动力的耕种能力不低于、甚至高于此数。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 丁长清、慈鸿飞著;中国经济年鉴, 1982
上述分析显示:即使在计划经济高峰时期的1957至1977年, 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一直保持在1亿以上。就业是生存之本, 中国农民弥补土地资源与实际劳动力存量这两者之差距的手段——无论过去还是现在, 主要是以自主寻找农业产业外就业的方法来实现。近代家庭手工业和计划经济时期的社队企业, 就属于农民自己创造的农业产业外就业形式。这需要对计划经济时期农民在农业产业外就业的模式及其意义进行探索分析。
2. 计划经济体系内为何存在“市场”部门
(1) “市场”部门存在条件
计划经济中的“市场”部门的涵义是:在该部门从事经营的企业和个人并未得到指令性计划和相关的要素供给, 其生产经营主要依靠自己在计划经济体系内“找米下锅”。如上所述:资源禀赋、尤其是中国行政部门的计划绩效并未给中国带来理论预期效果:
第一, 长期存在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甚至城市的公开失业现象;
第二, 商品供给与需求之间极度不均衡, 许多消费品供给不足;
供给不足与失业并存充分证明中国的计划绩效很差。从理论上看, 失业的存在为货币信贷扩张政策和投资政策留下空间;而供需失衡与失业并存这一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内并不存在的现实, 则为那些力图摆脱计划束缚以实现就业和生存的市场部门的出现造成条件。实际上, 中国的决策者们在1958年大跃进试验失败后, 就认识到随着工业盘子的迅速扩大, 中国实行苏联那种无所不包的计划经济模式已经很困难。为解决城乡失业难题, 中国在计划经济的中后期就进行了局部政策调整, “市场”部门的出现也就是对计划经济政策局部调整的结果。
(2) “市场经济”规模:与苏联对比
计划经济的核心是:由中央部门编制各个国营企业的产量和品种计划并直接下达给企业完成;而企业的动力、设备、资金、劳动力和产品价格, 甚至一些产品销售均由计划部门指令, 企业不具备经营自主权。而不具有上述特征的企业便不能视为经典的计划部门。
两国非计划经济规模比较。依据上述标准, 中国的城镇集体企业、农村社队企业和其他类型的非计划企业就属于市场经济部门, 其在1970年以后就开始了稳定增长。到了改革开放前的1977年, 城镇集体企业在中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经占23%, 从业人员占35%左右。农村社队企业的产值在1977年占GNP的16%和从业人员占17%左右。
资料来源:《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根据上述计算, 中国在1977年由市场部门创造的产值约占当年GNP的39%, 从业人员占50%以上, 而同期国有企业职工仅占就业劳动力的18%。因此在经营上, 中国计划经济时期GNP的2/5和劳动力的1/2与各级政府计划关系很小。而在苏联, 由计划部门掌控的国营生产基金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从1928年的76%提高到1936年的90%以上。在1985年, 苏联93%的劳动力在国有企业就业, 个体和私营就业只占1%, 与中国相比小得几乎可以忽略。
两国不同所有制商品销售比较。苏联国有经济的商品销售额一直占据总额的80%以上。中国196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670亿元, 其中国营企业为355亿元, 占53%, 集体企业为289亿元, 占43%, 个体和其他经营方式占4%左右。到了1975年, 中国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1271亿元, 其中国营企业的零售额仅为708亿元, 占总额的55%, 城市集体和农村社队企业的零售额为536亿元, 占总额的42%, 其余为个体经济。
二、中国计划经济中“市场”经营模式
有些学者将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不同经济成分划分为中央计划部门和计划外部门两部分, 但该分法还存在着一些遗漏。如果说中央计划外部门主要由省和地、市、县所属的各类企业构成, 那么, 充分体现市场经营性质的则是那些政府直属以外的企业, 主要是城镇集体企业和农村社队企业, 这些企业应该被看作是计划经济时期的“市场”部门。
1. 农村社队企业
农村社队企业是计划经济时期以市场为导向从事商品生产的典型企业。农村社队企业的经营特点是:资金来源大多为个人和集体筹集, 政府的计划投资非常少;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 产品大多由自己销售, 主要为市场、国营企业提供计划外商品和劳务;劳动力由社队自己挑选, 与国家的工资计划无关, 工资水平自定;分配形式多样, 一般是社队企业提留一部分, 其余作为报酬分给劳动者。下表是1978年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对百村劳动力境况的调查。
资料来源:《全国百村劳动力情况调查资料集 (1978年～1986年) 》
这一时期改革开放政策刚确定, 暂时还未造成巨大的政策效果, 因此, 可以将该调查数据看作是对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农村市场经济状况的近似描述。
2. 城镇集体企业和其他经营
国家曾在计划经济时期、尤其是1968年以后动员相当数量的城市青年“上山下乡”, 若干年后便面临“知青返城”问题, 而此时城市失业有增无减。为了满足上述人员就业, 国家在1970年以后逐步制定优惠政策发展城镇集体企业、街道企业和“五七”工厂。其中的多数企业属于自筹资金和自主经营模式, 与国家计划关系很小, 只是名义上归区或街道管辖l劳动者属于合同就业;经营所得除纳税外归企业所有, 并按贡献原则在成员间自主分配。
其他经营主要包括城乡个体经济、农村自留地经济等形式。由于意识形态原因, 对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城乡个体经营的数量与规模缺乏正规统计。但从1970年以后由于经济政策的初步调整, 个体经营同样保持了增长态势和一定的就业份额。
3. 计划经济中存在失业的含义
1978年以前中国有71%以上的劳动力分布在农业部门, 苏联这一比重是14%左右;苏联计划部门已将全部劳动力纳入计划性经济活动, 某些时期还出现劳动力紧张的“超就业”, 中国仅城市在1968年后的失业量就达1000万人以上, 更何况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为什么在计划经济理论指导下会出现中苏两国不同的结果, 从而使中国行政当局不得不容忍一个在理论体系上与计划模式对立的“市场”部门存在?
政府的经济计划能力、水平、强度和渗透力, 中国人均土地资源和资本的不足, 多数生产企业规模小, 而国土和人口规模巨大, 这些都给中国的计划工作造成了困难。解决失业的有效方法之一, 就是在计划部门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允许计划外经济和“市场”经济半合法存在, 这显示出中国计划体制的失灵而迫切需要以“市场”部门作为必要补充, 就像当前市场失灵需要政府的有效干预一样。计划体系内存在市场部门给中国经济改革提供了现成理论之外的影响因素。
计划经济时期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 表明中国即使实行计划制度也基本属于发展中国家, 这意味着二元模型在那时便具有理论意义。而市场部门的存在是其逻辑结果。
三、结论
显然, 计划经济时期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城市失业造成了计划与市场部门并存的条件, 从而使中国从那时起在面临经典发展任务的同时也必然需要经济结构调整。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能持续运用货币信贷和固定资产投资政策实现以增量改革为主的客观原因。这就是说, 农业剩余劳动力造成了投资和产量增长的前提条件;而计划绩效差导致的市场供需失衡造成了市场部门的形成和扩展, 这使得中国能够在原体制内进行扩大市场份额与增加就业的增量改革。
综上所述:与苏联计划机制和绩效相比, 中国在1978年以前真正由计划配置资源的数量很有限, 占相当比例的资源是通过隐含的“市场”实现配置。人们一直不愿承认中国计划绩效差和市场部门的客观存在, 这不仅否定了现实, 也可能给我们的理论研究工作带来误导。
参考文献
[1]宋则行樊亢:世界经济史[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8
[2]庾德昌:全国百村劳动力情况调查资料集 (1978年～1986年) [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9
[3]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中国改革 篇2
谈到改革，我们都知道是国家发展的重中之重。社会主义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因此，要解决我国目前的政治、经济以及民生问题，我们就必须改革，以谋求社会更大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政治改革的滞后，使得社会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社会的贫富差距逐渐增大，政治腐败问题日益严重，国际上也不断遭到一些国家的骚扰。因此，十八大之后，国家便将深化改革提进了国家政治的议事日程。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国最近今年的发展的指导思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使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发展原则。
十八大报告中的一些改革问题分析
【摘要】中共十八大中提到了很多的改革问题，在中国的世纪初的十年发展之中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其中有政治、经济、民生等问题。随着新一届党的领导人的上任，国家将对一些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改革。笔者通过自身见闻，试图对改革问题进行一定的分析。
【关键词】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教育改革 十八大
绪论：今年11月份中国共产党第18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其中提到最多的还是改革问题。笔者根据自己亲身经历以及所见所闻，对十八大报告有所见解，略以拙笔记之。
谈到改革，我们都知道是国家发展的重中之重。社会主义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因此，要解决我国目前的政治、经济以及民生问题，我们就必须改革，以谋求社会更大的发展。在前任总书记胡锦涛的领导下，我国经济出现了腾飞现象，国民经济总产值达到了世界第二的位置。经过2008年的世
界性的经济危机，我国依然能够保持较快的发展势头，这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政治改革的滞后，使得社会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社会的贫富差距逐渐增大，政治腐败问题日益严重，国际上也不断遭到一些国家的骚扰。因此，十八大之后，国家便将深化改革提进了国家政治的议事日程。笔者将根据笔者自身经历以及听闻，对十八大前后的教育问题、政治问题以及其他的民生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看法。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国最近今年的发展的指导思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使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发展原则。
一、政治改革问题
我国实行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是并且始终是我国的执政党。随着社会的发展，要更好的领导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也需要不断的完善自身，发展自身，使得党能够始终保持领导地位。20世纪末21世纪初，在江泽民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社会顺利进入新世纪。顺应社会的发展，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到需要建设新型的顺应时代的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建设性的提出了怎么样建设党，建设一个什么党的思想。对我国的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发展方向。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经济的腾飞造成了大批的党员干部思想受到腐蚀的现象。在全国各地出现了各种贪污腐败的问题。其次，大部分党员干部在领导政务的过程中没有与时俱进，学习先进的管理科学，使得一些地方的政治经济发展比较缓慢，出现社会矛盾日益严重的现象。因此，要实现社会主义的进一步的发展就必须对这一批领导着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共产党人进行一定的改造，使得其能够适应社会发展，做好新一代的领导人。
第一，要加强党员干部的学习力度，使得其能够学习到先进的管理制度，能够在经济发展不断变化的当代社会中建立起政府的公信力。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
真正成为“中国人民的先锋队”，能够真正做到“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第二，加强党员的思想政治建设。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是社会腐败问题的日益严重，部分党员没有坚持自己的立场，被糖衣炮弹攻击到无所适从，最终陷入了错误的泥泞，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中的败类，成为中国人民的敌人。这种现象不仅仅使得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更是对于社会风气有了一个不好的发展方向。同时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的执政党，掌握着我国的党政大权，中国共产党的腐败问题其实就是中国人民政府的腐败问题。由于腐败导致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创伤是无法弥补的，其加剧了本来就已经比较尖锐的社会矛盾，加剧了日益严重的社会等级思想。使得广大社会的有识之士对社会的发展失望，从而做出一些伤害人民感情的事情。因此政治改革的核心在于加强党纪，提高中国共产党的公信力。
自“***”之后，十八大以来，中国查处了大部分混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思想被侵蚀的贪污腐败的官员。随着党纪的不断加强，中国共产党会得到长期的发展。
二、经济改革问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却也产生了很多的经济问题。经济发展的环境代价过大，随着资源的枯竭以及环境的恶化，经济发展将会遇到很大的瓶颈。十大大报告中提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决不能有丝毫动摇。”1[1]因此中国目前的首要任务还是发展，发展的核心就在于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逐渐实现科学发展。
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建立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的。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发展异常缓慢。因此要不断实现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就必须
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科技带动经济的发展，调整产业结构以及经济结构，使得三驾马车共同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撑。
其次，经济体制的改革还在于发展生态型环保型的经济。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不断恶化，作为社会主义大国，我国必须承担一定的国际责任。一方面是保护国内的环境，使得经济能够做到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则是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建立良好的国际形象。
另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在于实现经济的科学协调发展，一个重要的目的在于使得全国人民能够共享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因此我们在进行经济改革的时候，必须加快分配制度的改革，不断增加百姓的财产性收入，使得中国人民能够抵抗一定的社会的经济的波动。提高中国人民的幸福感。经济改革的成果能够广大的人民所认可。
三、民生问题
民生问题始终是社会发展的重点，十八大报告中着重强调民生问题，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1[2]我们必须明确的一点是解决民生问题始终是发展的目的，民生问题的解决也将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助力。鉴于笔者水平问题，在本文只是就教育问题进行一定的分析。
教育是民生之本，是国家发展的基础。通过教育，国家得以培养大量的人才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大量的生力军。随着现代社会科技对经济影响的日益加深，教育问题已经成为了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事业。但是新世纪前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对于教育的投入严重不足，导致了教育事业尤其是基础教育事业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在高等教育方面，高校毕业生的失业问题是社会发展的一大难题。因此在这一方面国家需要作出更大的努力，为大学应届毕业生提供平台可以进行自主创业或者提供就业机会。其次，需要对高校进行改革，使得高校的教育能够使得大学生更适应社会。对于研究方向的学生，国家应该提供支持，使得其能够专心学术研究，从整体上提升国家的综合软实力。
基础教育方面，教师资源的缺乏、教育设施的不足始终是现代教育发展的一个极大的瓶颈。国家一方面应该鼓励大量的高中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选择进入教育学校学习，最终进入教育行业发展；另一方面，加大投入，为教师提供资金和政策支持，建设国家精品课程，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但是，最重要的是发挥政策的力量，改革教育体制，避免教育出现为了争夺优质教育资源而出现的一些问题。
教育的主要部分是基础教育，而基础教育的主体是教师，因此要改变教育现状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提升教师的教育水平。
中国改革不能止步 篇3
在上世纪50年代初的中国，人们普遍认为，社会主义政府是穷人的救星，而自由市场则会危害社会。然而，60年代末被下放到内蒙古农村接受再教育时，我认识到，这种意识形态狂热掩盖了我们计划经济的内在缺陷。这正是我要讲述的中国故事的开端。
作为一名企业领导，我亲身经历了过去30年的改革，对中国必须应对的问题有了更多的了解。目前，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后期阶段——我们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讨论，与那些具备成熟市场体制的国家大不相同。
即使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里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我们的辩论仍围绕着以下问题：这样的成功是政府控制的结果，还是自由市场的作用？对这个关键性问题的回答，将决定中国的未来。中国将继续推进尚未完成的自由市场改革，还是就此结束历时30年的转型？中国的经济问题和社会摩擦是源自于市场改革本身，还是改革进程中的瓶颈和倒退所致？中国的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究竟是一种已实现目的的转型安排，还是一种应进一步深化的创新？
在解决经济问题的过程中，民主政府由于受到选民偏好和党派斗争的束缚，可能会牺牲效率、或是做出过度反应。现代民主体制和市场机制并不总是理想的搭档。然而，世上没有乌托邦，也不存在完美的体制。这些体制能否自我维系、并为社会所接受，关键在于它们能否避免犯重大错误、具备纠错机制，并做出相应的调整。
在历史上，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曾寻找过现代市场体制的替代模式。主要的两项试验是苏联时代的“列宁-斯大林模式”和“东亚模式”，前者是毛泽东时代中国计划经济的基础，而后者则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为代表，这种模式在日本和一些东亚国家创造了经济奇迹。
上世纪30年代，当西方经济体陷入“大萧条”之际，列宁-斯大林模式推动苏联经济迅速增长，在经济学家中间引发了热议。三、四十年后，日本模式引起了另一场热烈的辩论。然而，历史已经宣判了这两种模式的失败。前者是一种僵化的模式，以牺牲个人权利为代价，竭力发展经济和军事实力。后者则导致价格扭曲、资源错配和官商勾结。
现代民主和市场体制需要进一步改善，但它们仍然是可行的，而且人类迄今尚未找到更好的选择。
那么，这带给中国什么教训呢？中国政府在上世纪70年代末启动改革开放的进程，随后放弃了计划经济，转而采用了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这使中国经济得以避免崩溃并迅速增长。在转型的初期阶段，由于市场尚不发达，政府有必要发挥主导作用，因此产生了与东亚或日本模式类似的政府主导型体制。如今，这种政府主导型模式的使命已经完成，接下来我们应该摆脱特殊利益团体的掣肘，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推进市场改革。
当前有两项任务必须完成。第一，政府必须把重点从发展经济，转向完善法治和提供公共服务。第二，经济体制必须从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政府则发挥监管的职能。
要实现上述目标，政府必须废除各类经济和市场活动的审批程序（有必要实施监管的行业除外）。必须停止干预市场价格和交易，逐步废除对土地、劳动力、能源、矿物以及资本价格（利率和汇率）的管制。政府必须改革垄断企业；对国有资产实施公平有效的私有化；改革税收制度，以全面落实改善社会福利的目标。此外，必须增加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和环境等公共服务领域的开支。
中国铁路改革浅析 篇4
关键词：铁路改革,运力,运价,财务数据,股权融资,资产整合
长期以来, 政企不分的体制和运力供给短缺的现实, 决定了中国铁路一直以社会利益而不是企业利益为主, 从而束缚了运价和考核激励机制, 陷入恶性循环的局面, 使得运力分配、服务水平、市场份额、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等指标都不够理想, 其中存在的隐患已经开始逐步暴露出来。2013年3月, 中国铁路总公司 (以下简称“铁总”) 正式成立, 中国铁路完成政企分开, 铁路改革进入了实质性的推进阶段;在以企业为经营主体的基础上, 理顺成本核算、清算机制和价格形成机制的进程正式展开。下一步改革的重点是什么?时间要持续多久?铁路运力提升空间还有多大?运价是否应当进一步调整?铁总未来两年的财务状况能否持续改善?本文尝试对改革中的这些关键问题进行分析。
一、发达国家铁路改革的启示
许多发达国家都曾经进行铁路改革, 其中的经验值得我们吸取借鉴
1. 日本铁路改革
1987年, 日本国会通过《国有铁路改革法》, 铁路改革正式开始;1991年, 为了筹措新建新干线的建设资金, 将既有线全部出售给各客运公司;同时, 在这期间日本政府承担了部分债务, 并引入了多方力量推进改革;1993年, 各铁道公司上市, 实现了由国有国资专营向多家投资主体运营的市场化转变。
2. 德国铁路改革
1994年, 德国铁路开始改革, 原东德国铁与西德联邦铁路合并, 组成联邦铁路资产局;1999年, 德国铁路有限公司组建4个分公司, 后进一步改制为德铁集团公司和5家分公司;在此期间, 德国铁路股份公司与铁路联邦管理局相继成立, 并剥离了资产管理局的经营职能;2003年, 德国铁路收购了德国物流巨头Stinnes, 将货运公司整合到Stinnes中, 德国铁路改革顺利完成。
3. 俄罗斯铁路改革
2001年5月, 俄罗斯联邦政府作出了关于铁路改革的决定, 计划用10年时间对俄罗斯铁路进行改革;2003年俄罗斯铁路股份公司 (100%国有) 成立, 接管了铁道部的所有资产, 并将原铁道部管理职能并入交通部, 同时在俄国铁路公司下成立专业子公司, 将客运、货运、集装箱运输、车辆制造和维修以及基建等业务分离, 独立运作;2006年起, 通过铁路资产私有化使业务更加透明并提高盈利能力, 鼓励铁路货运公司上市;俄铁集装箱运输公司 (Trans Container) 于2010年在伦敦上市标志着俄罗斯铁路改革成功。
根据发达国家铁路改革的经验, 我们认为, 中国铁路改革下一步的重点在于推进股权融资和资产整合, 尝试解决债务问题并改善股权结构, 形成“区域集中”和“网运分离”的综合体, 形成高效率、弱竞争的格局。我们判断目前铁总下属的18个铁路局将按照几大区域集团来横向划分, 进行精简整合, 在过渡期间, 新组建的区域集团仍然由铁总领导管理。
借鉴日本、德国和俄罗斯铁路改革的经验, 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以及成本核算较为清晰的情况下, 改革分别历时7年和10年。我们认为, 考虑到中国铁路的改革难度其实是大于日本铁路和德国铁路的, 真正完成市场化改革, 可能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
二、新线贯通带动运力持续释放的机遇
2008年以来的大规模高铁建设从2012年开始集中竣工, 最具代表性的京石-石武高铁和哈大高铁均已于2012年12月投入运营。今明两年还将有贵广铁路、兰新专线、成贵专线等一批客运专线投入运营, 同时还将陆续有兰渝铁路、山西中南部铁路通道、蒙西至华中铁路等货运专线运营通车。新线的陆续贯通将有效打通东北货物出关, 提升中国南北运输通道能力, 缓解东西向线路的节点瓶颈, 有效带动既有线的货运能力持续释放。
1. 客运逐步向客运专线转移, 货运发展空间变大
(1) 在保证低端客运的基础上, 向客运专线倾斜。伴随着大量客运专线的建成, 既有线上的动车组将逐步转移到客运专线上运行。对于普通列车, 考虑到低收入者的购买力水平, 仍将长期存在。在保证低端客运需求的情况下, 动车向客运专线转移是释放铁路运力的主要方式。
(2) 除煤炭外的其他大宗货种均将获得更大的运力空间
客货分流和货运配套设施的逐步到位, 将支持铁路货运能力持续较快提升, 尤其是考虑到煤炭运输运力瓶颈将在今明两年内打通, 除煤炭以外, 集装箱、矿石和粮食等货种均将获得巨大的运力空间和更好的发展机遇。
2. 供需平衡正在变化
运力将逐步向中小客户开放, 铁路向现代物流转型既有干线客货分流和新建货运路网的投产所带来的新增运力都需要填补, 我们认为除了大客户相对稳定的运力支持外, 新增运力将逐步向中小客户开放。铁路向现代物流转型、发展门到门的现代物流服务 (参照德国铁路经验) 以及开行班列等均有益于创造中小企业的铁路货运需求。同时, 参照美国铁路的经验, 这将给支线铁路和铁路周边物流公司带来广阔的发展机会。铁路货运能力的提升取决于以下4个方面:线、点、面、车
由于铁路货运是一个综合考虑线、点、面和车四大方面的系统工程, 能力的释放不会一蹴而就。客货分流带来的影响, 短期内可以释放主干线的能力, 但考虑到目前铁路的建设仍然重通道而轻配套, 货运站点的建设、连接线和路网效应、以及货车和机车的供应将成为中长期运能能否转化为有效运力的主要关注点。我们认为, 在下游需求充足的情况下, 2013~2015年中国铁路整体货运运能仍是一个年均10%~15%的逐年上升的量变过程, 2015年开始存在质变的机会。
(1) 线:主干线能力。随着高铁的建成, 既有干线 (客货混跑) 的客运运力会逐步转移到与之平行的客运专线上运营, 货运能力得到释放。根据我们的统计, 伴随着武广、京沪、石太和沪宁高铁的开通, 与其对应的既有线路分别停开了13对、19对、8对和25对动车或普通客车。如果按照1辆客车可以换2辆货车、一辆货车一年可以运120万吨计算, 则潜在释放的能力分别可以达到3000万吨、4500万吨、2000万吨和5000万吨, 对应50%~100%的运能增长。
客货分流带来的货运能力释放为有效运力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主要是由于高铁票价较高, 用动车组替代普通客车面临有效需求下降和社会阻力。从武广高铁开通后广深铁路货运量的增长情况来看, 在断头路没有打通的情况下, 接运和到达量增长并不明显, 发送量有20%左右的提升。
(2) 点:各节点货运处理能力。在干线货运能力释放之后, 一些重要节点的货运处理能否跟上, 是运能能否转化为运力的重要因素。例如:京沪线能力释放之后南京长江大桥能否满足重载要求, 石家庄站能否满足石太线与京广线货运能力释放后所需的货物发送和接运能力 (年货运处理能力需要从5000~6000万吨提高到1亿吨以上) 。各节点货运处理能力是硬件和软件的双方面问题, 由于过去铁道部重建设轻运营, 导致运营设施和管理能力发展滞后。我们了解到货运场站的建设通常要1~2年的时间, 而节点的货运处理能力的提升可能也需要至少1~2年时间来进行升级改造, 才能和干线能力有效配套, 将干线运能转化为有效运力。
(3) 面:周边连接线和路网效应。铁路以长途运输为主, 由于对铁路路网全网全程的要求非常高, 倘若一个节点没有打开, 整个线路的能力就无法有效释放。因此, 目前虽然已经有部分客运专线投产, 但货运能力的释放并不明显。例如, 石太客运专线开通后, 石太线货运量增长并不明显, 主要是因为与其相连的纵向线路:京广、京九、京沪线货运能力没有明显提升。同样, 武广高铁的开通释放了京广线南段的货运能力, 但大宗物资主要在北方、真正的运能需要等到京广高铁全线贯通之后才能释放出来。因此, 我们认为, 目前铁路的货运能力还处于积累的阶段, 随着更多高铁和货运路网的建成以及既有线路的升级改造, 在2015年会带来明显的运能增长。
(4) 车:货车和机车车辆。同样由于此前几年铁道部一直重建设轻运营, 机车车辆购置进度大幅滞后于线路建设, 导致部分线路投产后出现运营车辆不足和整个铁路路网排空车困难的情况。据了解, 目前铁总一方面逐渐加快新车购置进度, 另一方面开始鼓励企业出资购买通用货车。车辆购置量的加快有望逐步打开铁路货运运力的瓶颈。
三、市场化进程有可能带来偏低运价的重估机会
在计划经济时代, 为了压低要素价格来保证加工制造业快速发展, 铁路货运费率被有意压低, 同一时期, 由于中国劳动力工资在低端人力资源供过于求的压力下难以有效提升, 为了保证社会稳定, 铁路客运费率也被有意压低。综合而言, 铁路运价过去十年的上涨幅度仅相当于成本或者其他运输方式上涨幅度的一半左右。
1. 铁路运价与主要成本项比较
过去十年, 国铁普货价格上调幅度 (9 7%) 远低于燃料 (柴油, 176%) 和人工成本 (居民平均工资, 205%) 的上涨的幅度, 这种趋势在通胀压力较大时更加明显, 而铁路电气化附加费自实施以来从未随电价 (工业电价, 49%) 调整。铁路客运方面, 基准价格更是多年来从未调整。
2. 铁路运价与国内其他交通方式比较
客运方面, 由于铁路客车经历了从绿皮硬座~空调特快~直达特快~动车组的持续升级, 在所有运输方式中变化较大, 因此尽管基础费率没变, 但实际费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结构性提升。尽管如此, 自2005年以来铁路平均票价增速仍仅为76%, 仍远低于公路的158%。货运方面, 铁路运价2006年以来仅增长27%, 而公路运价约为41%。因此, 综合来看, 近年来铁路运价的涨幅仅相当于其他运输方式的一半左右。
3. 铁路运价与发达国家水平比较
客运方面, 我国国铁平均单位票价相当于美国的19%、日本的14%以及德国的16%;即使从高铁费票价来看, 也仅相当于美国的56%、日本的42%和德国的49%。货运方面, 即使考虑到铁路建设基金, 我国的基准费率约为于美国的68%、日本的22%以及德国的25%;从特殊费率来看, 也仅相当于美国的86%、日本的27%和德国的32%。
因此, 长期来看, 费率提升是大势所趋和必由之路。
(1) 发改委价格指导必要性下降。2010年以来铁路主要成本上升15%~30%, 为了控制通胀, 铁路货运费率受到发改委指导;而目前在通胀逐步下降的背景下, 铁路货运费用存在补提机会。相对而言, 客运基准费率随着动车组等高端服务比例的提高有望实现结构性的提升。
(2) 铁总提价意愿增强。铁总目前面临债务融资困难、投资力不从心和改善员工收入的三重压力, 不论债券发行和银行借款, 还是改善员工收入水平, 均需要盈利和现金流进行支持, 因此铁总有较强动力推动费率的提升。
(3) 发展股权融资倒逼。铁总目前资产负债率已经超过60%, 而未来投资任务仍然繁重, 因此会加快股权融资的进度, 而股权融资也需要盈利水平和盈利增长前景的支持。
四、短期铁总财务状况依然严峻
对于铁路的财务状况而言, 我们认为未来主要关注两点:人工成本上涨的压力能否消化, 承受财务费用和偿还借款本息是否有足够的空间。未来两年, 固定资产投资最少也将达到万亿元, 资金问题主要通过发债和银行借款解决。我们预计人工成本年均复合增长13%, 折旧成本年均复合增长25%, 财务费用年均复合增长69%。测算的结果是, 中国铁路2014~2015年将每年亏损100~140个亿, 资产负债率在2013年预计达到64%, 2015年达到67%左右, 铁路的财务情况依然严峻。
1. 提升铁路职工工资和福利带来的人工成本压力
过去, 在费率水平低、运量规模增长低于经济增速的情况下, 铁路整体经营效率不佳, 使得铁路员工工资水平提升缓慢;另外, 在燃料成本、维修成本等其他主要成本上升较快的情况下, 为了维持较低的收费标准, 铁路工资成为了严控的对象。在这种背景下, 铁路职工完成了过去高压下的经营运输任务, 完成了多次提速和新车型上线, 完成了大规模的建设任务, 默默撑起了中国铁路的发展, 但不得不承受各种生活和工作中的困难。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更是不可持续的。长此以往, 安全生产埋下隐患, 服务水平无法提高, 效率提升遇到瓶颈, 新业务发展无从谈起。
根据全国铁路工作会议上的内容, 我们判断, 在基本工资提升的基础上, 相对具有吸引力的安全奖励和绩效奖励等有望逐步产生人员激励效果, 将长期有利于铁路运输企业的经营效率, 有望实现良性循环。这种基本工资平稳增长、绩效工资快速增长的模式有利于统一铁路员工、铁路局和主管领导的利益关系, 为市场化经营和体制改革打下基础。我们预计铁路职工平均工资增速将达到至12%-15%的水平, 但考虑铁路目前的盈利水平, 难以一步到位, 将是一个持续调整的过程。
2. 加大投资力度带来的财务成本和还款付息压力
自2012年下半年以来铁路投资重新加速, 而2013-2015年又将迎来高铁集中完工期, 这将带来铁总还款付息的压力进一步扩大。考虑到借款进入偿付周期及利息资本化结束, 以及利率水平的提升, 我们预计铁总的利息支出将从2011年的370亿大幅提升到2015年的1200亿;考虑到利息资本化的情况, 财务费用也将从2011年的120亿左右大幅提升到2015年的970亿左右, 对应68%的年复合增长。
3. 未来主要财务数据预测
我们尝试对铁总至2015年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进行估算, 来量化财务指标。
首先, 考虑到运力、折旧成本、人工成本和财务费用等这些确定会增长的因素, 我们设定了基本参数:
(1) 投资额度:预计十二五铁路投资在2.3万亿左右, 对应年投资额4500亿左右。
(2) 运量增速:高铁建设不仅推升客运运力, 既有线客货分流同样带来货运能力的提高, 在各种配套设施逐步跟上的情况下, 我们预计未来两年铁路的客运周转量年复合增长13%, 货运周转量年复合增长13%。
(3) 折旧成本:新建项目大规模竣工以及机车等车辆大量投入使用, 带来折旧费用年均25%的复合增长。
(4) 人工成本:考虑工资的持续增长, 预计人工成本年均13%的复合增长。
(5) 财务费用:综合利息支出和利息资本化的结束, 我们预计财务费用以68%的年复合增长率增长。
然后, 我们根据铁路客货运历史提价的幅度, 假设:
(1) 铁路普货价格按照以前的提价方式, 发改委严格按照CPI水平进行管制, 每年提价5%左右。
(2) 铁路客运平均费率每年提升10%, 主要是高铁持续通车带来结构性增长, 基准费率水平不变。
测算的结果是, 中国铁路2013~2015年将每年亏损100~140个亿, 资产负债率将在2013年达到64%, 2015年达到67%左右。
五、结论
中国卫生事业改革 篇5
为全面了解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现状，深刻体会党的十八大关于“重点推进医疗保障、医疗服务、公共卫生、药品供应、监管体制综合改革，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的会议精神，对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现状进行客观深入分析并对我国的卫生事业改革提供某种有参考价值的借鉴意义，本人通过网上查阅相关资料、阅读党的十八大关于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改革的会议报告并结合身边所见所闻，对我国卫生事业改革的相关问题做下述分析，基于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及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要求和突出性问题，本文主要分析当前具有很强代表意义的、问题极为严重、也亟 待解决的中国的农村卫生事业，其发展主要面临三个方面的挑战：
第一，农村公共卫生体系不健全，重大疾病预防控制任务艰巨。当前，中国传染病患病人数仍居世界高位，结核病、肝炎等传统型传染病仍在威胁人民的健康。肠道传染病、微量营养素缺乏病、妇女孕产期疾病，地方病和寄生虫病等在农村仍未得到有效遏制。艾滋病、非典、人间禽流感等新发传染病又加重了中国农村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难度。
与此同时，由于农村居民生活环境、劳动环境和生活习惯的变化，恶性肿瘤、高血压、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等严重疾病的患病人数在农村也不断增加，成为威胁农民健康的主要病种。中国农村出现了急性传染病和慢性严重疾病并存的状况。
截止目前，中国在国家、省、市、县四级都设立了负责重大疾病预防控制和卫生执法监督专门机构，而在乡、村两级没有相应的机构，也没有专职或兼职的人员，缺乏必要的监测检验设施和经费保障机制，不能有效预防、监测、发现、报告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国有七亿农民，基本生活在乡村两级。农村基层疾病预防控制网络的不健全的状况，难以有效控制重大疾病的流行，当前最现实的威胁就是禽流感的传播。
第二，农村医疗服务体系不适应群众的健康需求，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突出。中国的医疗服务体系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与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2003年卫生部组织开展的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有48.9%的群众有病应就诊而不去就诊，有29.6%应住院而不住院，其中主要是农民因经济原因难以及时就医。
我们分析，主要有以下五方面原因：一是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二是农民缺乏基本医疗保障。三是农村医疗卫生投入严重不足，医疗机构的运行机制主要靠向群众就诊收费维持运行和发展。四是药品和医用器材生产流通秩序混乱。五是农村缺乏合格的卫生人才。第三，医疗卫生管理体制与卫生管理需求不适应。医疗卫生是一个由多个体系组成的有机整体，包括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基本医疗保障体系、药品、医用器材供销和监管体系、医药费用价格管理体系、财政经费保障体系、卫生监督管理体系等。目前这些体系分别由不同部门管理，难以形成合力。卫生部门的主要职能是管理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而医疗卫生资源又分别隶属于各级政府、部门、行业和企业，卫生部门难以对全行业实施有效监管。国务院一直强调加强区域卫生规划，要求地方政府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健康需求，统筹各地卫生资源，规划建设卫生医疗体系，但这项工作一直做得不好。有的规划难以制订，有的制订了规划也难以落实。这种状况直接影响了农村卫生事业发展和农民健康水平的提高。
基于上述问题及问题产生的原因，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解决、加以完善。第一，进一步加大对医疗卫生事业的财政投入力度，扩大卫生体系的覆盖面，为重大疾病的预防控制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和资金支持。
第二，完善医疗卫生体系的管理机制，并加强监督，责任落实到个人，把卫生事业的发展纳入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中，从外部形成改革的压力，推动医疗卫生体系的有效改革。
中国需要重启改革 篇6
李克强突出强调：“改革还是最大的红利！”李克强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表明我们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靠什么？改革开放就是强大的力量。
从这个讲话中，我们可以窥见新一届中央领导将始终不渝地推进改革的决心，同时，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对接下来改革所作的一个动员。
为何说改革是发展的最大红利
中国经济巨大成就来自于廉价劳动力的看法颇为流行。这观点其实也不尽然。因为，改革前中国劳动力和其他要素的价格更为低廉，可中国并没有实现举世公认的迅速发展，更没能形成影响全球市场的“中国制造”。原因如经济学家周其仁所说，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人很便宜，但是我们的体制很贵，贵到很多事情不能做、不能想，是改革开放把这个制度运行的成本降低了，把学习世界最先进经验的成本降低了。有了制度运行的低成本加上要素的低成本，才有了经济的发力。
这说明，改革红利和要素红利不在一个层面，但要素红利必须靠改革来释放。没有改革的突破，制度成本的降低，劳动力价格再低，再有全球化的吸引，中国恐怕也很难享受到发展红利。过去30年我们这样走来，李克强同志强调，改革开放是最大的红利，意味着改革之路还必须坚定走下去。
有心人已留意到，十八大报告中86次提到“改革”，其中两次提到“全面改革”，5次提到“深化改革”。李克强在这次会上提醒与会者，十八大报告首次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两个目标并列相提。在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前面，又增加了一个“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说明发展方式转变与改革开放密不可分。
在中国，改革这个词是有特定含义的，主要指的是通过市场化改革，释放和发展生产力。所以改革的方向，就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经济领域要更多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社会领域要更好地利用社会的力量，包括社会组织的力量，把应该由市场和社会发挥作用的交给市场和社会。一个“更多”，一个“更好”，说明在这些领域，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远未理顺，还有很大的改善余地。
今年是中国明确提出市场化改革方向20周年。20年前提出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意义非凡。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格局已初具形貌，一般商品劳务的价格基本上已由市场决定，但是关键的要素价格还不是市场供求决定。核心资源、要素、行业等领域的改革与准入，进展有限，门槛很高。具体来说，政府手上掌握资源过多，过度介入微观经济活动，使扭曲市场的事情屡见不鲜，政府部门自我利益化倾向也有加剧之势。而行政权力过大，导致发展关键不是争夺市场，而是争取政府掌控的资源，加大了寻租空间，也弱化了企业的创新意识和动力。经济社会发展中，重经济建设轻民生改善，重政府管理轻民众参与，导致民生欠账过多，也制约着社会的自我发展。
问题所在，也是中国的发展潜力所在。这正说明制度改革和资源潜力释放的空间还很大。只要我们能够把更多资源从旧体制中解放出来，形成新的制度优势，就能够保证新的人口红利，新的资源红利的出现。比如，虽然，廉价劳动力是不可持续的，但人的劳动的熟练程度和技术水平是会提高的，人的学习和创新能力是会提高的。说改革是最大红利，就是因为能创造激活资源，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升资源使用的效率环境。
当然，改革红利不会自动变现。获取改革红利，首先方向要对。方向已明，还需要选准突破口，要坚定改革的决心和扎扎实实、义无反顾地向前推进。只要我们着力打破垄断，放开管制，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并在收入分配改革、社会组织发展、城乡二元结构、政府职能转变等方面实现突破，由此释放出的生产力，必将成为中国经济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发展和转型的重要动力。
李克强副总理最近提出改革开放是我国发展的最大“红利”，提出中国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清晰地指出了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中国未来发展有很多挑战，更有机遇和条件，其中，已经和正在形成的人才红利、改革红利和城镇化红利将有力支撑我国在重要战略机遇期甚至更长时间内持续发展。
如何制造中国的改革红利
合理的制度不仅使资源要素实现优化配置，而且能够激发市场主体的创业和创新热情，提高效率与实现公平。我国30多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靠的是改革开放，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让群众过上更好生活，依然要靠改革开放。这是我国发展的最大红利。目前政治、社会以及经济改革都进入深水区和攻坚区，一些制度的模糊、扭曲或者缺失不仅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固化了利益格局，也抑制了创新和创业动力。要保持中国经济的活力，必须加快改革。
不过，要让人们相信改革还是中国的最大红利，就不能回避改革的价值导向问题，即改革是为少数权贵服务的，还是为普罗大众服务的，只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人们才会全心全意地拥护和投身改革。
对此，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给出了他的看法。他认为首先要还原李克强副总理讲话的情景，是在人口红利的问题后谈到改革红利的。众所周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大量年轻人口这一红利因素，当人口红利渐趋消失后，中国还有什么红利可用？李克强自问自答是改革，因为只有改革，才是未来发展和建成小康社会的可靠保证。对此，可从两方面加以说明。
第一个方面，从历史来看，改革曾为中国带来了最大红利。中国在过去的30余年，之所以能从一个贫困落后和封闭的国家成长为如今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完全是拜改革开放所赐。没有改革开放，便不可能有今天的社会生活和人的自由。正如李克强所言，这个甜头百姓已经尝到，所以“我们必须也只能往前走，没有退路”。
nlc202309020245
但是，改革曾为中国带来最大红利是否意味着它还继续会为中国带来红利？这正是我们需要讲到的第二个方面，即从现实和中国所要实现的目标来看，“让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必须通过改革开放。”之所以有这种看法，一是基于前30年改革和发展的经验；二也是由中国的改革思路所决定。从中国的改革实践看，我们采取的是一种务实的渐进改革思路，先从一些好改的、容易改的做起，把难改的、风险大的改革留在后面，待时机成熟再改。由于人们对“时机成熟”的判断不一样，加之在改革中滋生了很多既得利益——这些既得利益原来是改革者，但有了既得利益后，就不愿继续改革，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阻力—就使得问题被积累下来，改革难以深入推进，“深水区”迟迟无法走出，制度的效应发挥不出来，这就是我们当下所处的状态。
然而，它也说明，我们一旦突破了原来的改革“桎梏”，就会迎来一片新的天地，中国社会的发展就会走向一个新的台阶，改革的制度红利就会像30年前开启改革一样，重新爆发甚至比那时爆发的力度更大，从而在人口红利因素弱化后确保中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
当然，要使改革重新发挥如此效用，必须校正改革的航向，以公平正义作为深化改革的原则和方向。民心思改革，是改革的最大动力。所以，倘若说改革仍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前提乃是改革必须以公平正义为导向。惟其如此，被腐败和既得利益等钳制的改革红利才会被充分释放出来。
最急迫的是破解制约因素
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将伴随着一个强大资本市场的崛起。展望未来，经济保持年均7％--8％的稳定增速、各领域深化改革释放深层活力，将是资本市场发展的最大基本面。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发挥好市场的资源配置和价格发现功能，最大化、公平、平稳释放改革红利。
可以说，我国30多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靠的是改革开放，甜头已经尝到。在新的起点上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让群众过上更好生活，依然要靠改革开放。这是我国发展的最大“红利”。
实际上，改革开放也是资本市场发展的最大“红利”。伴随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中国也成长为资本大国。资本市场要实现从“量”到“质”的提升离不开自身改革，更离不开经济体制改革，目前最急迫的是破解制约市场功能发挥的阻碍因素。
专家指出，中国经济如今面临着低成本增长模式难以维持、出口发动机减速、消费马车尚未启动、投资驱动型经济走到尽头等困境，要想继续前进，必需对改革红利提出更大要求。李克强指出：“结构调整中存在巨大的市场需求，把稳增长与调结构、抓改革结合起来，可以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可持续性。”
高盛投资管理部中国区副主席哈继铭认为，从中长期看，改革开放是未来中国最大的红利，这要求提高效率，实现要素价格的市场化，还需要收入分配的改革，促进低收入地区更高水平的增长，更多发展服务业。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兼首席经济师范剑平分析说，如果能获得改革红利，至少在“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维持8％的增长应该没问题。
“当中国低成本优势和廉价资本红利不再的时候，中国必须通过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化解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优化资源要素配置，加快从价值链的低端逐步走向中高端。”张茉楠认为，告别经济低效增长的模式将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持久性挑战。
从行业分布上看，中国经济要适应7％--8％的长期适度增速，必须限制一部分行业发展空间，如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等。限制措施要通过市场的力量而不是行政命令来实现，资本市场也将从中受益。一方面，“大块头”传统行业扩容压力有望缓解，防止资金稀释，A股市场新股发行规模偏小可能成为常态；另一方面，低效率生产力在市场结构中弱化以至剥离，提高整体资本回报。资金有望配置到技术创新能力强的新兴行业中，从而提升资本市场上市公司抵御周期波动风险的能力，上市公司盈利水平有望提高。
从资本主体上看，未来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之一是释放非公有经济的活力。在2012《财富》500强名单中，只有中国是以国有企业为绝对主力，内地民企仅有6家，占比为8％。银行、炼油、汽车成为入围企业最多的行业。资本市场体现的是效率和回报，衡量的是公司治理能力。长期以来资本市场估值偏低与资本结构失衡不无关系，截至2011年底，总市值中国有控股公司占74％，民营仅占26％。如果改革能够大力破除垄断、提高效率，无异于“二次股改”，将大大推升资本市场的投资回报率。
从政府功能上看，改革要强化“市场抓权”，要以法治强化和固化市场功能的发挥。项目批多少、批什么、批给谁，应更多把决定权交给市场，由资金“投票”决定。或者说，项目批不批不重要，重要的是配套资金是否买账。资本市场在保证自身价格发现的功能有效发挥的基础上，将成为真正的“决策中心”，享受价格发现、优质资源遴选过程中的红利。这一过程必然要求一套完善的法律法规的建立，以法治的力量限制不规范的投资经营行为。市场的逻辑更为严密，信息披露要求更为严格。
从投融资结构上看，改革要打破投资主体和融资主体之间的隔阂，减少价格信号传递的环节，避免信号失真、配置效率降低。债券市场、场外市场的大力发展，越来越丰富的投资工具为投资者提供了新的盈利渠道，也减少了对股票市场资金的稀释，长期困扰市场的资金供求失衡问题可望得到缓解。此外，为多层次市场服务的证券、基金、期货等行业也有望迎来创新发展的大好机遇。
总之，改革就是最大化释放市场的力量，以此激发经济增长的深层动力。通过一系列改革，资本市场将更好发挥经济发展强大“助推器”作用，同时让投资者分享我国发展的最大“红利”。
找到适合发展的改革模式和范本
未来，我国的改革需实现三个由外向内的重大调整和转变。
张茉楠表示，一是外延型经济增长向内涵型经济增长的转变。过分依赖增加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方式已经难以持续，中国需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加速人力资本形成、技术进步以及制度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溢出作用。二是由外向型经济增长向内需型经济增长转变。如今，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主要供给方，正面临着外部需求不足的问题，这种趋势倒逼中国发展驱动转向内需。三是由主要依赖国际资本向培育壮大本土资本转变。
nlc202309020245
张茉楠认为，新一轮改革重点首先必须打破资源垄断和权力循环，把经济公平、社会公平摆在更加重要和突出的位置上。其次，要想把改革引向深入，必须对中国已有的利益结构做出调整，这势必要对存量进行改革。第三，政府不能替代市场，市场也不能替代政府，既要打破垄断资源，减少市场扭曲和负的外部性，更要减少政府行为的盲目性，降低改革的风险与成本。最后，改革还要落实到行动。中国经济改革必须“顶层设计”才能“纲举目张”。唯有通过上下互动，以及底层的不断试错，逐步积累经验才可能真正激发出改革和创造的活力，并找到适合于自身的改革模式和范本。
（本刊编辑综合整理）
相关链接
外媒热议“改革”
法新社和法国《回声报》11月23日报道了21日在中南海举行的“国务院召开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法国国际广播报道称，李克强11月21日在国务院11个改革试点省市负责人会议上透露了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和有关信息。其中一个重要信息是要调整利益格局。
美国第二大通讯社合众国际社（UPI）11月23日报道了此次会议，文章指出，李克强认为改革不仅是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更重要的是要在很大程度上触动利益。如果利益格局固化了，经济社会发展就缺乏活力。中国高层将继续深化改革开放，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彭博社11月23日发表题为《李克强：中国经济改革必须提速以保持发展》的文章，其中提到了要深化城乡人口转变来促进国家经济增长，谨防中等收入陷阱。
路透社11月22日发表评论，中国必须加快金融改革步伐，确保GDP增长。文章认为中国经济不会遭遇“硬着陆”，但经济发展仍旧面临很大挑战，只有加强在市场竞争、政策透明等方面的改革，中国经济才能更好发展。
《纽约时报》11月22日发表评论称中国经济改革势在必行。文章认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中国新一届领导人会着重解决这一问题。文中引用李克强的话语，强调改革是中国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大力支持。
墨西哥《宇宙报》以《李克强强调中国将继续经济改革》为题做出报道。文章指出，中国副总理李克强在明确将继续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市场在经济体制中所扮演的角色之余，提出应在人民群众内部稳妥推进利益的优化，使所有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应得利益，并以此刺激收入水平的提高，旨在提升国内消费潜力。
智利《DF》网站在报道中称，李克强盛赞中国改革多年来所取得的诸多成就。在他看来，改革是中国的最大红利，中国社会更有能力在2020年实现全面繁荣。分析人士普遍认为，李克强的讲话无异于号召：中国将进一步扩大改革。
《俄罗斯24小时》报道称，李克强对制定的未来发展计划发表了讲话。他表示，即使困难重重，中国也要加速经济改革。要优化调整国家体制，加大经济发展中科技板块的运用，保证国民生产总值持续稳定增长。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11月26日发文指出，改革突破口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当下，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面临无比复杂的局面，能否临乱不乱、快刀斩乱麻，至关重要。李克强说，“改革走到今天，问题千头万绪，眉毛胡子一把抓，有可能事倍功半。需要抓住牵一发动全身的改革突破口，这种突破口就是十八大报告所讲：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建设完善的市场经济，政府必须彻底转型，从到处“乱摸”的手，转变为以维护法治、公平竞争、提供公共产品为核心的“无形的手”，充分释放市场的活力和创造性。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型，是中国经济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因此，李克强的论述可以说抓住了“牛鼻子”。
中国改革 篇7
2007年10月15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本次大会明确提出, 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抓紧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并且形成了《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草案) 》。《方案》针对当前存在的突出矛盾, 提出了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具体意见, 从此大部制跃然纸上成为人们视线上的焦点。2008年3月11日党的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正式拉开“大部制”改革的序幕。
何谓“大部制”?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给出了一个定义:就是在政府的部门设置中, 将那些职能相近、业务范围雷同的事项, 集中到一个部门进行管理。指的是为推进政府事务综合管理与协调, 按政府综合管理职能合并政府部门, 组成超级大部的政府组织体制。特点是扩大一个部所管理的业务范围, 把多种内容有联系的事务交由一个部管辖, 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 从而提高行政效率, 降低行政成本。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令世人为之瞩目。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形势国情下, 中国繁琐的部门机制和体制渐渐阻碍了中国的发展速度。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一个简单, 高效, 责任明确的政府成为社会的强力需求。为了响应这一现实需求,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推出“大部制”来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如此巨大的改革动作不难看出我国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的主要目的是, 围绕转变政府职能和理顺部门职责关系, 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 合理配置宏观调控部门职能, 加强能源环境管理机构, 整合完善工业和信息化、交通运输行业管理体制, 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强与整合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可以想象我们国家已经在行政体制上面找到自己的不足, 力求在行政管理层级和强化、明确部门职能上面找到突破。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 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迅速加快, 我国现有的行政区划已越来越不能适应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尤其是对我国的一些地区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制约作用。为此, 我们必须积极创造条件, 适度、合理地调整行政区划, 改革和完善政区体制。
二、行政区划改革的意义
行政区划就是国家对于行政区域的分划, 即在既定的政治目的与行政管理的需要的指导下, 遵循相关的法律法规, 建立在一定的自然与人文地理基础之上, 并充分考虑历史渊源、人口密度、经济条件、民族分布、文化背景等各种因素, 在国土上建立起一个由若干层级、不等幅员的行政区域所组成的体系。任何国家为了行政管理的方便, 必须将其国土划分为有层级的区域, 即行政区域.我国因行政管理的需要, 也将国土划分为若干层级。
因此, 地方行政层级设置是现代国家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也是地方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区划是事关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行政区划设置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关系到国家和地方行政管理的效能, 关系到资源科学配置和生产力合理布局, 关系到社会的健康发展。当今世界, 大多数国家都设立有若干个地方行政层级, 以保证国家行政管理的稳定性、有序性和效能性。世界各国的行政层级设置, 受制于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国土面积大小、交通通讯状况数量和人口密度, 以及国家结构形式、经济社会体制等因素。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型, 政府职能的转变, 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以及城市化的发展的新环境下, 对行政区划设置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同时也为我们对当前我国行政区划改革的思考创造了条件。“要简化政府组织间层次结构, 地方要合理的进行分权。”的呼声在学术界越来越引起重视。在江苏省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里“强县扩权”被列入《体制改革》中并将之列为重点改革任务, 其目标就是取消地极市, 以及相应的行政区划改革。在颜廷锐等编著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问题报告》一书中提出, “从我国地方行政制度发展的方向和世-界各国行政制度发展趋势来看, 减少地方行政区划层次是我国地方行政区划体制的根本方向。”
三、我国行政区划体制面临的问题
目前,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完善、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现代交通通讯设施的发展以及城市化的推进, 现行行政区划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因素日益明显, 其主要问题概括起来表现在行政区划层级过多, 现有省级行政区划设置的个体间差异较大和城市辐射功能弱化是目前行政区划体制面临的主要问题。
1、行政区划层级过多, 导致财政支出过大, 政令受阻, 效率低下
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是影响行政区划组织结构的两个决定因素。从世界各国区划设置看, 目前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实行的行政区划层次都是二级制和三级制, 这种“扁平型结构”可使管理人员有更大的管理职责, 并减少对上级的依赖性。而我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实行地方政府四级制的国家, 由于层层对上负责和对口设置机构, 因而这种高而尖的“金字塔”型行政区划不仅造成官僚机构重叠臃肿, 人员众多, 人浮于事, 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盛行, 大大提升我国的财政消耗, 使得我国的财政供养系数过大, 更重要的是增加了各级政府之间的信息传输和反馈的环节, 存在着上行下不达, 难以对上级命令做出快速有效的执行和对基层群众的意见和呼声作出及时回应, 从而降低行政管理成效, 造成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低效率供给, 严重阻滞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2、现有省级行政区划设置的个体间差异较大
目前我国各级行政区划, 特别是省级行政区划单位, 在省区面积大小、所辖人口, 经济条件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 如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省区面积小, 人口密度大, 经济实力强;而西北省区面积大, 人口密度低, 经济实力比较弱, 同时我国平均每省面积多达30万平方公里, 所辖人口更是高达4190万人, 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规模。这样的行政区既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和集中领导, 也不利于合理确定管理幅度和管理层级, 并且会影政府的管理和规化。
3、城市辐射功能弱化, 地区发展不平衡
实行市管县体制的初衷是以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为中心, 带动周围农村乡、镇经济的发展, 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但是一些经济实力较弱的地级市实行市管县, 存在着“小马拉大车”的现象。这些地级市不仅不能起到辐射和带动的作用, 还与所属经济实力较强的县之间在经济发展和体制创新等方面存在许多矛盾, 束缚了县域经济的发展。而且在市管县体制下, 县成了地级市的附属行政单位, 一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地级市为了加快城市化发展, 往往依靠行政权力, 将财权上移, 事权下移。如将税源丰沛的骨干企业的税收直接划为市级收入、低价征收所属县的土地用于拍卖和项目开发等行为, 造成县乡财政困难、也是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
四、我国行政区划改革措施
1、减少行政区划的层级, 实行省直管县体制
我国目前的行政区划分为四个层级, 要想把这种高耸的“金字塔”式的行政模式改变西方流行扁平式行政模式最好的办法就是撤除目前的市管县体制, 实现市县分治, 实行省直管县体制。这种改革能从行政管理体制上进一步激发县域经济发展活力, 为三农问题的解决和新农村建设创造更为有利的体制条件, 而且可以通过经济, 技术等方面的支持加快县级城市的发展, 挖掘经济发展的潜力, 加快我国的城市化建设, 更重要的是大大提升了政府信息传递速度和效率, 并行之有效的降低行政成本。
2、缩小一级行政区之间的规模差异
层级是与管理的有效幅度紧密相关的, 任何行政单位对其下属的行政单位的管辖, 必然会存在一个限度, 超出这个限度就必然增加层级。截止2 0 0 5年底, 全国共有34个省级单位, 333个地级单位, 2862个县级单位, 41636个乡级单位。而与中国面积相仿的美国只有有51个一级地方行政建制 (50个州和1个特区) 。中国作为全球人口最多, 面积第三的大国, 一级行政区的数量与其它国家相比明显偏少, 而一级行政区的规模则相对较大, 这对我国的行政管理效率和长治久安带来巨大的挑战。因此, 基于我国的国土面积和人口来考虑, 当前许多学者在借鉴国外行政区划设置模式基础上提出了把全国一级行政区划增设到50个左右的设想是化小省区, 减少行政层级的最佳模式。
3、打破行政壁垒, 加强行政经济区域改革
这些年一些地区为求自身的发展, 往往设置行政壁垒、实行行业垄断、实施地区封锁。其结果是重复建设严重、资源浪费巨大、假冒伪劣盛行、市场分割加剧。随着全球化和区域化一体化的推进, 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得趋势已经初现端倪。因此, 要实现我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 必须要打破现有的行政壁垒, 根据地区经济发展的特色和状况进行合理的区分和调整, 建立区域行政关系, 完善区域协调互动机制,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强化政府对政区经济发展所起的聚集和扩散作用。
五、总结与建议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逐步完善, 我国将实行“小政府、大社会”的机制, 政府工作量将大为减少。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 管理手段将日益现代化, 管理能力会大大增强。这些都为我国行政区划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 行政区划改革已势在必行。但像中国这样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底蕴的多民族国家, 其行政区划改革必然牵扯到多方面的因素, 同时也存在很大的阻力和风险, 行政区划改革必将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
因此, 我国行政区划改革并不能一蹴而就, 急于求成, 应该首先明确行政区划改革的目的, 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统筹兼顾、整体规划;其次应对《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等现行关于行政区划所作的带有过渡性和变通性的法律、法规, 应根据现实情况及时修订, 以达到改革有凭有据的目的;再次, 要注意保护的区域文化,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 以人为本, 循序渐进的进行改革;最后应把政府管理职能转变和行政区划改革结合起来同步进行, 该管的一定要管好, 服务好, 不该管的要交给社会去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意义上达到“小政府、大社会”的目的, 使行政区划改革能切实的开展下去。
摘要：本文通过对“大部制”的开展的了解和分析, 并从我国行政区划存在的现状及其弊端入手, 提出了减少行政区划的层次, 缩小同级行政区之间的规模差异和加快城市化进程, 建立分布均衡的中心城市的改革措施, 最后对改革的途径和方法做出了建议。
关键词：大部制,行政区划,改革
参考文献
[1]、汪玉凯.以“大部制”为重点的政府改革.今日中国论坛.2008
[2]、于鸣超.现代国家制度下的中国县制改革 (J) .战略与管理, 2002,
[3]、戴均良, 中国乡镇政权建设概论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4]、刘君德.中国行政区划的理论与实践 (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5]、浦善新等, 中国行政区划概论北京:知识出版社, 1995。
[6]、戴均良, “行政区划应实行省县二级制”, 《中国改革》, 2001第9期
[7]、颜廷锐等,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问题报告.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
[8]、王浦劬等, 政治学基础 (第2版)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中国“制造”的改革良机 篇8
《中国制造2025》提出了“三步走”战略, 为中国制造描绘出一张转型升级的路线图:第一步, 到2025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第二步, 到2035年我国制造业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第三步, 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 我制造业大国地位更加巩固, 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
该战略出台的背景正是中国制造当前微妙的处境:前有标兵, 后有追兵。一方面, 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正在推行“工业4.0”的升级方案, 它们工业基础原本较强, 中国的追赶无疑会更加辛苦;另一方面, 东南亚等新兴经济体充分发挥劳动力便宜、商务成本低等优势, 吸引了部分中国传统制造产能的转移。
从某种意义上说, 中国在国际竞争领域不得不“两面迎敌”, 在高端制造业上与发达国家同台竞技, 在中低端制造业上与发展中国家短兵相接。正因如此, 《中国制造2025》应运而生, 它需要同时解决两方面的难题, 让我们的高端产业更具综合优势, 让中低端产业摆脱成本竞争。
正如战略规划所言:中国要“形成经济增长新动力, 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 重点在制造业, 难点在制造业, 出路也在制造业”。做强中国制造“万事俱备”, 关键在于逐一落实。一方面需要政府积极作为, 加强战略研究和规划引导, 完善相关支持政策;另一方面, 也需要企业迎难而上、大力创新。
《中国制造2025》明确了“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基本原则, 中国制造必须是政府与市场协作才能实现转型升级, 光是政府强力推动, 企业和社会资本无动于衷, 其结果肯定会与愿景有落差。
《中国制造2025》明确要求, “全面深化改革,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强化企业主体地位, 激发企业活力和创造力。”在这里, 政府需要做的是深化改革、转变职能, 尤其是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让国内外的企业冲在最前面, 让市场为各类资源达成最优配置。
印度推进改革追赶中国 篇9
世界银行看好印度
2014年9月, 印度花了很少的费用将一颗卫星送入火星轨道, 一些印度媒体忍不住开始与中国进行比较。新德里电视台的网站就说, 虽然“印度象”在很多方面落后于“中国龙”, 但新德里至少在探测火星的竞争中, 领先于北京。
与此同时, 印度可能即将在另一个领域悄悄超过中国。多年来, 中国超快的增长速度一直让印度敬畏, 今后数年, 印度很可能在这方面超过中国, 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大型经济体。
多年来, 国际上已经习惯中国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现在, 它的增速在放慢。中国的劳动力在减少, 使得制造业逐渐失去动力。中国领导人也认识到, 需要改变过于依赖贷款和能量输入的增长模式。中国的经济增速已经降到7.5%以下。未来, 中国政府也许会允许增长率停留在6%至7%的区间里。
印度却可能反方向运动。高盛公司的一份报告说, 印度即将进入新的增长周期, 经济状况正在好转, 经常项目赤字和财政赤字已经下降。世界银行预测, 到2017年, 印度经济增速会超过中国, 届时印度将增长7%, 而中国的增速为6.9%, 尽管此前有很多类似预测都被证明是错误的。
印度增速可能超过中国的另一种情况是:北京已经表示将不仅重视增长的量, 还要重视质。中国好几个城市已经不再把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官员政绩的指标, 而是强调环境保护和减少贫困。不过, 如果在GDP这个概念不再流行的时候, 印度终于在增速上超过中国, 那会颇有些讽刺意味。
国家治理学习中国
1950年, 中印GDP之比为1.08 (2390亿美元/2220亿美元) 。从人均上来算, 普通印度人的生活水平略微好于普通中国人。在选择不同的社会制度之后, 两个国家都把政府视为增长的推动力, 但侧重点各有不同。
对印度来说, 最大的问题在于如何在多元化的社会中实现团结, 并容纳多种语言和宗教。而对中国而言, 强有力的政府能够团结全国民众, 坚定地追求同一个目标, 并动员一切资源来实现目标。
启动工业化以后, 在经历一些挫折后, 中国转向全面强调重工业和轻工业。与印度相比, 中国制定了更为成功的调动资源战略。1965年到1980年期间, 中国的制造业以9.5%的速度增长, 是印度的两倍。从1978年开始, 中国因为经济改革, 更是取得巨大的经济进步。中国实现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原因, 是有大量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 这表明外国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出口国, 也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与中国的成功相比较, 印度显得成绩平平。20世纪80年代初, 印度也采取尝试性举措推行经济现代化, 但这些举措逐渐停止。1991年, 印度政策发生方向性转变, 开始启动改革。1995年至2008年期间, 印度经济增长加速, 但由于在推行经济增长所必需的政策方面缺乏政治能力, 因而无法维持增长势头。2013年, 印度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550美元, 这一年, 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5720美元。
印度期待成为制造业大国
新任总理莫迪希望印度能够尽快成为这样的国家:尽管印度最近凭借提供服务而非商品出名, 但是, 他的同胞应该走中国式的繁荣之路。
莫迪对于中国的经济改革政策和发展经验非常推崇。他主持建设的古吉拉特邦被媒体誉为“印度的广东”。亲商和重视市场效率的执政风格, 也为他带来“印度的邓小平”的美誉。2014年9月, 莫迪宣布启动“印度制造”时, 许多经济学家、政策分析师和评论人士欢呼雀跃。现在, 印度鼓励国内和国外投资者开设工厂, 不论针对出口还是国内市场都可, 从而增加制造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例。
然而, 这个目标不会轻易实现。历史经验表明, 在工资水平低和劳动力数量庞大的情况下, 制造业最具活力。但近来, 印度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一直停滞在15%左右, 而服务业的比例在增加。在一个劳动力充足的大规模经济体中, 这说明潜力未能得到充分挖掘。
莫迪的政治举措暂时还未使印度的经济现实发生质变。即使中国的工资水平不断上涨, 一些知名经济学家也认为, 印度未必具备在全球市场赶超中国、并在中国擅长的制造业领域超越他们的实力。毕竟, 在城市化、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方面, 印度落后于中国几十年:丧失机遇的成本是巨大的, 问题仍未解决。
印度的劳动法以及僵化的土地征用法, 使工厂业主在招聘工人和购置土地时非常困难。此外, 由于基础设施老旧, 开设工厂面临许多实际困难。公用事业公司的供电时断时续, 而且不可靠, 这意味着工厂必须拥有自己的柴油发电机, 这增加了生产成本, 加剧了空气污染。工厂生产出产品并试图推向市场时, 还不得不应对质量糟糕的公路、铁路和航运基础设施。
石油降价给印度新机会
印度石油需求的八成依赖进口, 因此, 油价对国内物价具有重大影响。印度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升幅度, 在2014年上半年达到8%, 但在第四季度回落至4%到5%, 这已经低于印度央行原本设定的在2016年1月达到6%的目标。
印度央行自2013年9月以来, 共计三次作出加息决定, 以遏制通胀。在预计美国退出量化宽松的背景下, 2013年印度卢比也曾短期出现暴跌, 之后物价上升势头趋于平稳。眼下低迷的油价, 则大大缓解了通胀的压力。卢比汇率的稳定, 也为降息赢得空间。
旨在通过经济改革重回7%至8%增长率的印度, 也在此轮油价下跌中受益。印度经济学家西滨彻认为, 如果维持目前的油价水平不变, 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被拉升1.5%至2%。
西方恨铁不成钢
作为发展中大国, 印度和中国同样支持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但是, 新德里在南亚次大陆遵守这一原则时, 总会遇到例外的情况。过去, 在国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印度看起来就像是一位爱管闲事的老大哥。印度没能充分利用与周边国家山水相邻的经济地理关系, 无力在周边地区实施项目, 无力推动在周边国家的投资。如果没有一个更具针对性的地区经济政策, 南亚次大陆无法拒绝中国越来越大的魅力。
过去的35年, 除了电脑软件业和农业研究, 中国在经济各领域都将印度抛在身后。尽管中印间仍存在国际边界问题, 但是, 两国在试图建立一种合作关系。2013年, 中国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 印度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约为380亿美元。
美国圣迭戈大学教授马达范认为:从结构上来看, 中国比印度实现高速经济增长的条件更好, 但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将低于每年10%的平均水平。会低多少将取决于中国保持目前劳动生产率的能力, 以及计划修建的跨大陆铁路和其他与交通运输有关的活动可能带来的好处。中国金融市场的问题, 年轻人口比例减少、老龄人口增加, 工资普遍上涨, 治理严重环境污染的成本增加, 出口中来自雇用低技能和半熟练劳动力的其他国家的竞争加剧, 投资率降低的可能性, 这些因素都将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中国改革 篇10
温州金融改革对于温州本身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而对于中国金融改革和经济发展来说却具有探路者的作用。
With Wenzhou experimental area of comprehensive financial reform approved Wenzhou,which is a leading city of folk capital in China,thereby is becoming the pioneer of China's financial reform.The experiment of Wenzhou financia reform is the benchmark of China's financial reform.The success will establish a benchmark for the normaliz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f folk finance in China At the same time,it will be able to find a breach for China financial system to break the monopoly of state-owned banks.
中国改革的缘起 篇11
“文化大革命”结束，给中国领导层留下一大堆难题。1978年2月，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报告中称“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据官方估计，“文革”对经济造成的损失达5000亿元，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当然，也有部分国外学者以官方公布的同期数据说明，“文革”时期经济增长不慢，并没有到“崩溃的边缘”，而且整个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快速工业化的时代。“文革”结束，改革“并非不可避免的结果”。这种观察相当隔膜，与当时中国从上到下的感受相去甚远。“文革”结束时，至少2亿农民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许多农民甚至还处在赤贫状况。这种情况，令许多直接接触农民的官员深感愧疚和焦虑。在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农村的普遍贫困，引起了党内高级干部的强烈共鸣。有人说：“现在有1亿多农民口粮在300斤以下，吃不饱，如果不下最大决心迅速缓和农民生活的紧张状态，我国整个政治、经济形势就不能摆脱被动局面。”“西北黄土高原，人口2400万，粮食亩产平均只有170斤，有的地方只收三五十斤，口粮在300斤以下的有45个县，人均年收入在50元以下的有69个县。”“宁夏西海固地区解放以来人口增长2倍，粮食增长不到1倍，连简单再生产也有问题。”
城市居民生活虽然有国家保障，但职工工资20年没有上涨，生活消费品凭票购买，住房严重紧缺，上千万知识青年、下放干部、知识分子和其他城市下放人员要求回城，全国城镇有2000万人等待就业，等等，许多问题都具有“爆炸性”。例如，住房问题，全国职工人均住房面积只有3.6平方米，比1952年还少0.9平方米。据对182个城市的调查，有缺房户689万户，占35.8%。131万户长期住在仓库、走廊、车间、教室、办公室、地下室，甚至还有住厕所的。居住面积不足2平方米的86万户；三代同堂、父母同长大的子女同室、2户以上职工同屋的189万户；住在破烂危险、条件恶劣的简陋房子里的还有上百万户。“要求解决住房问题的呼声极为强烈，不断发生群众结队上访、联名请愿、聚众抢房，甚至下跪求房的现象。”
20世纪50年代以后，依靠国家的强制动员和全国人民“勒紧裤带”，初步建立起了一个工业体系，走过了工业化原始积累的最初阶段，成为后期发展的重要基础。还有一些社会指标不应忽视，人口平均寿命、人口识字率、婴儿死亡率等几个社会指标，中国都高于同等经济收入的国家。然而，中国长期走的是高积累、高投资、低消费的路子，从统计数据看增长率不低，但人民长期得不到实惠。由于投资回报率和企业效益逐年下降，国家财政也日益困难。1974年以后，出现几年财政负增长。如果说在毛泽东时代这种“勒紧裤带搞建设”的办法还能推行，那么“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就难以为继了。民生问题不只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而且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邓小平、陈云的两段话集中反映了高层的集体焦虑感。1978年9月，邓小平对地方领导人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陳云在同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建国快30年了，现在还有要饭的。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头进城要饭。”
所有领导人都表露出一种急切心情，要把“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此后，决策层关注的重点事实上已经开始转向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在经济、教育、科学和文化方面开始恢复60年代初的某些政策。1977年提出了一个宏大计划，要在本世纪末实现“高度的现代化”。
中国改革的真正逻辑 篇12
有了自科斯以来的经济学发展, 我发现, 在中国改革的实践经验里, 包含着具有很高普适性的道理, 这就是广义的交易费用决定着制度的存在及其变迁。以科斯的框架和方法论来考量, 我们还要对各个方向上发生的真实成本有更多了解, 才能对中国体制的现状和未来得出经得起更长远历史检验的判断。
改革的现实出发点
现在有一个认识是, 维系老体制的既得利益太顽固。这个说法当然有道理, 既得利益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壮大而壮大, 并且很顽固, 于是改革就难了。但是, 每个国家在每个历史时代都有既得利益问题, 一套体制就是一个既得利益格局。问题是, 中国的既得利益为什么特别顽固?
我的看法是, 计划命令体制不是从实践中自发建立起来的, 它是按照一种理论构想, 按照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构造出来的体制。如把整个国民经济作为一家“超级国家公司”来处理, 那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经验。发达国家的市场里出现过一些超级大公司, 但要让公司大到覆盖国民经济, 以至于可以消灭全部市场关系, 完全靠“看得见的手”来配置一个国家的经济资源, 那还是差了十万八千里。
一旦把这么个“超级国家公司”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唯一形态, 谁还能随便改一改呢?所以, 这恐怕还不是一般的既得利益, 而是包上了“大词汇”的既得利益。“大词汇”当头, 一动就触犯了制度底线, 既得利益就特别顽固, 难以触动。
其实, 世界上的各种经济体制在互相比赛一件事情, 那就是纠错能力。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 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 但前提是决策要对。改革无非是系统性地纠错。在一些关键领域不继续推进改革, 很多社会矛盾会连锁爆发。
浏览最近的新闻, 一些负面事件让人心情沉重。这些事件反映出在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社会机体里, 带有令人不安的体制性疾病。
一个国家粮库, 一次过火就是几万吨存粮。以过去的经验推断, 仓储存粮数目过于巨大, 与价格机制被严重干扰有某种间接的联系。现在财政对粮食的补贴, 到农户头上的还不算多, 但总量已经不小。这对粮食的总供求当然有影响。不补贴呢, 粮食生产和农民收入似乎都麻烦, 是为两难。出路之一, 是适度提高粮食种植经营规模。为此需要进一步厘清土地承包权、发展土地转让权, 即土地制度需要进一步改革。
联系到当下的经济形势, 总特征是高位下行。老话说, 上山容易下山难, 就是下坡时容易出问题。很多矛盾在高速增长时被掩盖, 但往下行时, 平衡的难度就加大了。所以, 现在搞改革, 难以摆开架势做最优的顶层设计, 或慢慢摸到石头再过河。很多问题久拖不决, 将派生出更多的问题。
这是一个很难改的体制。本文所讨论的是, 目前形势下, 中国继续搞改革的逻辑。
怎样降低这个“超级国家公司”过高的运行成本, 是中国改革的现实出发点。中国的经验是通过“超级国家公司”的权力下放, 重新界定财产权利。
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
我为什么对产权界定别有感悟?我是1978年从黑龙江农村考到北京读大学的。1980年, 以部分北京在校大学生为主自发成立了一个农村研究小组, 立志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我们见证了历史:对于8亿农民来说, 包产到户才是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伟大话剧的第一幕。
包产到户并不是新生事物。早在1956年下半年, 浙江永嘉县就出现了包产到户。但当年那个主政的县委书记李云河, 因赞成包产到户而被革职, 遣返老家务农。
包产到户是一个“增加的产量归农民”的合约, 对生产积极性的刺激作用不言而喻。农民和基层生产队发明了家庭承包责任制, 也证明了这套办法能够有效地增加产量、抵御饥荒。但自发的合约得不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 对当事人的预期和行为就有不利的影响。不稳定的预期无可避免地要增加合约的履行成本。
邓小平的贡献, 是把国家政策的方向, 转向了对促进生产力的自发合约提供合法承认与保护。这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早在1962年邓小平就谈到:“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 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 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生产, 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 就采取哪种形式, 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这说明, 邓小平早就明白“合法承认”对特定生产关系 (产权与合约) 的意义。
2002年, 全国人大通过了《土地承包法》, 确立了农户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法律地位。按照这部法律, 全部农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 都长期承包给了农户;“集体”仍是农地在法律上的所有者, 但其全部经济职能就是到期把所有农地发包给农民。随着承包户拥有续订合约的优先权, “长期不变就是永远不变”。
中国人创造的这个经验, 让人想起了科斯在1959年提出的一个命题:“清楚的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我们可以说, 产权界定也是合约的前提——要不是双方或多方各自拥有清楚的资源产权, 他们之间怎么可能达成任何一个合约?可是, 中国的实践却提醒人们:恰恰是承包合约才清楚地界定了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在订立承包合约之前, 作为集体成员的农户究竟对集体土地拥有何种权利, 通常是模糊不清的。在中国的现实中, 合约缔结与产权界定是不能分开的。
合约可以经由再合约得到调整, 而经由合约不断界定的产权也就可以不断进一步明确其经济含义, 并逐步提升产权的“强度”。后来被列入宪法保护范围的私人财产权利, 最初就是从城乡公有经济的承包合约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这套经由合约界定清晰产权的办法, 从农业扩展到非农业, 进而扩展到城市, 奠定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基础。
邓小平本人不一定看到过“产权界定”的理论表述, 但邓小平的改革之道就是坚持产权界定并寸步不移。或许有人认为, 基于承包合约的产权改革远不如“全盘私有化”来得彻底。这种批评轻视了制度变迁所要付出的代价:如果过时的观念和既得利益缠住了相当多的人群, 任何“激进和彻底的改革”都寸步难行。甚至, 制度选择的“最终目标”也受制于交易费用的状况。
邓小平始终坚持一点, 无论如何也要容许中国人在实际的约束条件下从事制度和组织选择的探索和实验。任何产权、组织或合约形式, 只要被证明可以促进生产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邓小平乐意运用自己的政治威望动员国家机器,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标题下为之提供合法承认。
这看起来似乎只是一套非常实用主义的策略。但是, 有了自科斯以来的经济学发展, 我发现, 在中国改革的实践经验里, 包含着具有很高普适性的道理, 这就是广义的交易费用决定着制度的存在及其变迁。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或者准确地说是开放下取得的高速增长, 真正的秘诀, 就是大幅度通过改革开放降低制度和组织的成本。而制度成本的显著下降, 则是基于重新界定产权, 对经济活动绩效带来的影响。
科斯与邓小平的“会面”
科斯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之一, 是将交易费用引入了经济学分析。诚如他本人所言, 这固然算不上经济学高深理论的“创新”, 却“引起经济学理论, 至少是价格理论或微观经济学结构的彻底变革”。在科学上, 从完全意识不到交易费用的存在, 到可以清楚地假定交易费用为零, 再到进入对“正交易费用世界”的研究和分析, 意味着完全不同的认识层面。
正是交易费用的存在, 使得形形色色的交易规则、合约及其履行、组织、制度安排——或者如科斯在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典礼上演讲时统称的“生产的制度结构”, 成为经济活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科斯把交易费用引入经济学分析, 也就要求正统经济学理论分析制度的建立与运行, 发现作为限制条件的制度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这样一来, 经济学在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之后逐渐收窄的视野——核心部分甚至是仅仅关注价格决定的价格理论, 就得以重新扩展, 成为包括分析产业、市场、企业和其他组织、政府与国家, 以及一般的在制度约束下所有人类行为的经济学。这样的经济学, 才是“本来就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
科斯经济学首先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影响力。这或许是因为, 他提出交易费用概念的论文, 研究的是企业的性质, 经验基础是西方发达国家市场里的公司;他把交易费用假设为零, 并以此为台阶走向正交易费用的世界, 经验基础则是西方国家法治下侵权判案的司法实践。
当科斯的名字刚刚为中国人所知的时候, 中国的现实世界里既没有发达的公司, 也缺乏法治的传统, 也就是没有深入理解科斯经济学的经验基础。但科斯经济学包含另一个重要内容, 不容易引起西方读者的注意, 却引起中国经济学家和读者的高度关注。在那篇论述企业性质的著名论文里, 科斯问:在价格机制协调资源配置的市场里, 为什么存在靠权威下达命令来组织运行的企业?答案今天众所周知: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 通过形成一个组织, 并允许某个权威 (一个“企业家”) 来支配资源, 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
科斯又问:既然企业可以节约市场运行成本, 那么, 是不是企业越大, 节约的交易费用越多, 经济就越有效率呢?如果废止了市场交易, 经济运行是不是就达到至善的理想境界了呢?科斯的回答是, 节约交易费用的行为同样受到经济力量的制约。这是因为, 市场运行不免费, 价格机制不免费, 企业连同企业家下达命令、行使权威的协调方式, 也不免费。这就是科斯命名的“组织成本”。组织成本的存在, 限制了所能节约的市场交易费用的大小和范围。
仿佛在不经意间, 科斯就划清了他的企业理论与中央计划经济理论的界限。简单地说, 中央计划经济的理论也是一种企业理论:随着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 企业内的计划、权威和命令就扩大为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权威与命令。由于不受企业组织成本的制约, 覆盖全局的权威、计划和命令再也无须为市场交易留下任何空间, 交易被消灭了, 交易费用自然也就消失了。
这样看, 中央计划经济理论与“西方经济学”都出现明显的缺陷:前者完全意识不到计划、权威、命令的成本, 后者则对交易费用没有清晰的概念。唯有科斯冷静地告诉我们, 那对立的两极共同思维方法, 是无视真实的成本限制。
中国开始知道科斯的时候, 中国面对的经济难题不是市场的交易费用太高, 而是中央计划命令体制的组织成本太高。因此, 中国改革的出发点, 是如何解决国民经济的决策权力过于集中, 计划命令的信息成本过于高昂的问题。
我们有幸目睹了历史性的一幕:一个实事求是的经济学家 (科斯) 离开了“看不见的手”支配一切的理论原点, 向企业家协调与价格协调机制并用的真实世界出发;一个实事求是的政治家 (邓小平) 离开了计划经济的教条, 向市场与计划并用的体制前进——他们“会面”的地方, 就是改革的中国!如果科斯教授与邓小平真的有机会谋面, “他们可能会相互欣赏”——我大胆推断。
中国经验的真正秘密
其实, 唯有在中央计划经济这一端, “交易费用为零”才不再是一个理论假设。这是因为, 当市场交易被消灭时, 再也无所谓交易费用。经济付出的是另外一种成本, 即全盘经济的指令出错、资源遭遇错配的超级国家公司的“组织成本”。
科斯分析的含义是, 如果交易费用真的接近于零, 经济的组织成本就一定趋于无穷大——这恰恰是中央计划经济的理论特征。正是科斯对计划经济即“国家超级公司”的理论洞察力, 启发了中国读者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经济和中国改革的现实。这是科斯和科斯经济学具有中国影响力的根源。
这样看, 最早触动中国经济学家的科斯经济学, 重点并不是怎样通过企业组织来节约市场交易费用, 而是怎样发展市场经济来节约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超级公司”极其高昂的组织成本。
中国在实践中走出来的改革路子, 即分权、重新承认并界定产权、发挥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功能、确立市场经济的法律秩序、给企业和企业家协调更大的舞台, 可以在科斯的分析框架里得到最简洁的解释:重新在产权、合约、市场的基础上协调国民经济, 花费的代价当然不菲, 不过只要改革的成本低于原先“国家超级公司”运行的成本, 经济还是会因此而增长。
在真实成本的限制下, “用一个合约代替一系列合约”所能带来的节约是有限度的, 一旦超出限度, 得不偿失, 那就不妨试试“用一系列合约代替一个组织”吧。
从某种意义上说,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不受任何教条支配的社会科学的试验场。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已在分权改革中解体, 但国家超级公司的碎片还充斥市场之中, 与私人产权、合约和企业一起参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以科斯简洁的概念来看, “交易费用”与“组织成本”还有许多组合, 并都在继续发生变动。因此, 价格机制的范围、企业的边界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管制的边界, 既没有、也不可能得到清楚的厘定。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现实——人们更喜欢称之为“中国奇迹”——也刺激了理论家们的胆量, 以至于任何一种猜测出来的因果联系, 都可以声称找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秘密。不过, 以科斯的框架和方法论来考量, 我们可能还需要对各个方向上发生的真实成本有更多的了解, 才能对中国体制的现状和未来, 得出经得起更长远历史检验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