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改革（共12篇）
中国政府改革 篇1
20世纪80年代以来, 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不断兴起的新公共管理改革浪潮, 成为了推动世界各国进行政府会计改革的一大动力。而美国、新西兰、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政府会计改革方面取得的显著成绩, 更成为了各国改进和完善公共财政管理, 提高政府运行效率, 增加财政透明度, 提高财政信息质量的推动力。政府会计改革已成为一个主流趋势和发展方向,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政府会计改革和重造的行列中去。
中国从2000年开始陆续推出了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以及政府收支分类等公共财物体制改革, 这一系列改革对中国政府会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然而, 建立在收付实现制基础上的中国现行的预算会计体系, 已难以担当起为各方提供所需政府财务会计信息之重任, 中国政府会计改革势在必行。
一、中国政府会计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1. 缺乏统一、规范的政府会计体系。
在中国相关制度中没有“政府会计”这一名称, 只有“预算会计”。中国现行的预算会计体系是以反映、核算、监督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预算及行政、事业单位收支预算执行情况为主的专门会计, 包括财政总预算会计、行政单位会计和事业单位会计等三个部分。中国现行的预算会计制度是自1998年1月1日起颁布执行的, 尽管对预算会计管理体系不断加以修正和完善, 但至今仍然没有一个正式规范的标准体系。从中国预算会计的特征来看, 中国现行的预算会计不仅不是政府会计, 甚至还不是完全的预算会计, 充其量只是反映预算资金流转过程的预算执行会计。与西方国家的预算会计相比, 中国的预算会计还不够完整, 而与西方国家的政府会计相比, 差距则更大。
2. 会计目标单一, 会计科目过于简单。
中国现行预算会计的目标是监督预算的执行, 保证实际收支与预算收支一致并具合法性。这一目标过于强调预算会计为预算管理服务忽视了预算会计对政府其他管理职能的反映和报告, 而且, 预算会计提供的信息仅限于年度财政的“收、支、结余”, 不仅不能满足政府长期计划的需要, 更不能为政府的预测提供相应的帮助。会计目标的单一, 导致行政事业单位进行会计核算的会计科目过于简单, 不能满足实际需要, 加上现行的会计科目本身存在的一些固有缺陷, 已经不能很好地适应预算管理体制改革后提出的新要求。
3. 采用收付实现制会计基础弊端凸现。
中国预算会计采用的会计基础是收付实现制, 以款项的实际收付为标准来处理经济业务, 确定本期收入和费用, 在这种记账基础下, 财政支出只包括以现金实际支付的部分, 如当期支付的行政事业费用、当期归还债务的本金和利息等。对当期已经发生但尚未用现金支付的“隐性债务”则没有反映, 主要表现为政府拖欠职工的工资、尚未用现金支付的政府债券利息、社会保障基金缺口等。这些本应属于当期的支出, 但因政府财务困难而没有在账面上进行反映。这样, 在客观上一方面夸大了政府真正可支配的财政资源, 另一方面也掩盖了与之相关的债务, 使政府的风险意识淡化, 给财政的持续性发展带来隐患。
4. 财务报告系统存在明显的缺陷。
(1) 从总体上看, 财务报表的内容过于简单。现行财务报表体系主要以反映预算执行情况为主要目的, 没有披露投资经营的国有资本的安全, 养老金、失业金等的使用以及各级政府在其他财务方面的受托责任的信息, 也没有提供反映政府绩效与成本的有关内容, 不能真正反映政府的整体财务状况, 也不能满足使用者对绩效信息的需求。 (2) 从报表的结构上看, 财务报表项目设置不科学。例如, 行政事业单位的收入和支出项目既在收入支出表中列示, 又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 这样既不符合国际惯例, 也不利于人们了解政府的实际财务状况。 (3) 从报表的公允性上看, 在西方国家, 没有附上审计签证报告的财务报告, 是不具有效力的政府报告。而中国虽然政府审计机关也对财政和经费收支情况实施审计监督, 但是中国的政府审计报告是与政府财务报告相分离的, 严重地影响了财务报告的公允性。
二、推进中国政府会计改革的思路与设想
1. 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府会计体系。
为了确保中国政府会计改革的成功进行, 我们首先要建立起既符合中国国情, 又能与国际惯例协调的的政府会计体系, 突出政府的受托责任, 明确政府会计的核算范围。凡是政府活动引起的资金运动, 都应该纳入政府会计的核算范围, 相反, 不在政府活动范围内的资金运动则不属于政府会计的范畴。因此, 我们建议新的政府会计体系由财政总预算会计、行政单位会计和公立且纳入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会计组成。对于私立及不纳入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 由于其已与财政脱钩, 有其自己的经费来源, 而且其会计原则与行政单位有较大的差别, 所以应将其分离出去, 与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等共同构成一个与企业会计、政府会计相并列的非营利组织会计体系。整合后的政府会计体系应更加明确, 政府会计的核算范围更容易确定, 更便于政府内部管理的实施。
2. 建立、健全中国政府会计法律体系。
健全的法制环境是中国政府会计改革顺利进行的合理保障。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 由财政部门制定一套独立的政府会计准则, 对政府会计基础进行明确的规定, 使政府会计处理有章可循;再由会计职业团体制定相关的工作规范作为政府法律、制度等的合理补充, 形成一个完善的政府会计法律体系。
3. 逐渐引入权责发生制会计基础。
权责发生制对收入和费用进行配比, 较收付实现制更能全面、准确、真实地反映当年应当发生的支出和收入, 有利于增强财政透明度, 有效地揭示和防范财政风险。我们应根据中国目前正处于发展转型时期, 而且政府部门及行政、事业单位的财会人员业务素质普遍较低的实际情况, 确定中国现阶段在政府会计引入权责发生制的总体方案为: (1) 初级阶段采用修正的收付实现制基础, 即原则上采用收付实现制, 对某些特定业务则偏向于采用权责发生制基础。具体地, 我们可以对预算收入、支出和结余等基本业务采用收付实现制核算;对期末发生的应收未收、应支未支事项, 可以采用权责发生制进行核算;对涉及政府及政府单位固定资产、股权、债权和债务变动的预算收支业务, 一方面应当按收付实现制确认预算收入和支出, 另一方面应当按权责发生制确认固定资产、股权、债权和债务变动形成的政府资产或负债的增、减, 对固定资产计提折旧, 真实地反映政府资产和负债。 (2) 改革中期随着政府会计体系的完善和法律法规的不断健全、规范, 政府财会人员素质的提高, 再扩大权责发生制的会计基础范围, 直到最后完全、统一实行权责发生制。
4. 建立新型的中国政府财务报告制度。
为全面、系统地反映中国政府的财务状况, 充分、正确地披露政府综合信息, 满足各方面信息使用者的需要, 中国应建立全面的、与国际接轨的政府财务报告制度。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 笔者认为中国政府财务报告向公众提供的财政信息至少应当包括政府财政活动的所有信息、中央政府的或有负债对财政的影响 (如政府担保、赔偿保证) 以及税收支出 (如减免税额、降低税率等) 的定量信息。政府应定期公布政府财务报告, 内容应包括政府全部负债、金融资产、非金融资产的所有信息以及政府财政报告的合并信息;具体形式可以参照企业会计报告制度, 中国政府财务报告体系至少应包括资产负债表、收入支出情况表、现金流量表、财务报表附注等。其中资产负债表用于反映政府的财务状况, 收入支出情况表用来反映政府的收支变化情况, 现金流量表用以反映政府现金的流入、流出和结存情况, 而且在引入权责发生制以后, 现金流量表将有效地弥补引入权责发生制后产生的不足, 更加全面地反映财政资金活动全貌。这些报表除了现金流量表采用收付实现制编制之外, 其他报表均应以权责发生制会计基础进行编制。
5. 建立、健全中国的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制度。
按照国际惯例, 推行政府会计后, 政府财务报告均需经过审计机关的审计方可向立法机关报出或向外界公布, 而且除涉及国家机密的之外, 应当将审计报告连同经审计的政府财务报告共同提供给信息使用者, 以保证政府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因此, 中国审计机关应及早研究并采用相关的技术方法, 建立、健全与之相适应的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制度, 将政府会计审计的目标由原来的主要对政府预算收支、财务收支的合规性审计逐步发展到绩效等方面的审计, 不仅要能检查、防范舞弊和贪污等违法行为, 也要能促进政府财务管理的健全, 更要能帮助政府履行公共受托责任, 提高整个政府的运行效果和效率。
6. 大力培养中国政府会计改革人才。
推行政府会计改革, 需要大量高水平的政府会计人才, 而长期的预算会计管理, 则决定了中国政府会计人才十分短缺, 所以培养大量政府会计改革所需的人才亦成了当务之急。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国内现有的三大国家会计学院的资源优势, 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高层次的政府会计人才的培养, 甚至可考虑选派国内优秀的会计人才到新西兰、美国等政府会计改革较早、成效较好的国家进行短期或长期培训。其次, 应考虑建立相应的培训机制, 定期对政府会计基层人员进行培训, 全面提高政府会计人员的从业素质和水平, 满足政府财务管理的要求。
三、结束语
推进政府会计改革是财政管理领域的一项基础性变革, 涉及面广、技术性强, 不仅是会计技术变更问题, 更是管理理念更新问题。中国推进政府会计改革应立足于中国国情, 充分借鉴国际经验, 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思路, 建立全面、完整、准确地反映政府财政财务状况、资金运行情况的政府会计管理体系, 更好地为财政管理和宏观经济调控服务。
参考文献
[1]曹建树.基于治理视角的政府会计改革探讨[J].财会通讯, 2009, (9) .
[2]张琦.经济危机催生政府会计权责发生制改革——基于中美政府会计改革动因的比较[J].中南财经大学学报, 2009, (6) .
中国政府改革 篇2
【内容摘要】：文化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体制改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任务之一。本文以北海市西南沿海某区公共文化服务体制为实例，通过分析西南沿海某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现状，文化体制改革面临的困境，从文化体制改革的指导思路、完善公共文化服务机制、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实施文化服务交流工程等方面，提出地方政府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制改革的对策建议，为其他同类县区的文化体制改革创新提供借鉴。
关键词：公共文化；体制；政府；改革；
一、研究背景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1年，这是改革的酝酿和初步展开阶段，在这个阶段，改革的任务虽已提出，但由于思想不够解放、改革措施不配套等原因，成效不彰；第二阶段：1992-2001年，这是改革的稳步推进阶段，在这个阶段，改革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取得了较大成绩，但对于 文化体制改革重大意义和文化建设战略地位的认识仍不够充分；第三阶段：2002年至今，这是改革实现重大突破阶段，这个阶段的改革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在改革试
点取得成功的基础上全面提速，实现了一系列重大突破。学术界大多数学者赞同这一观点。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服务效能，到２０２０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的目标。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对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各部门扎实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十八大以来，在简政放权“做减法”的同时，各地政府各部门注意在文化民生领域“做加法”，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原则，加快供给，提高服务效能，努力满足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二、西南沿海某区公共文化体制建设情况
1、公共文化服务主体。西南沿海某区辖A、C、C三个镇，38个行政村和4个社区，人口16.7万人，其中农村人口占90%以上，因此，西南沿海某区的文化体系建设服务的主体是农村人口。
2、经费投入情况。近五年来，西南沿海某区财政对文化建设经费投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呈现逐年增长的态势，投入510万元，建成了各镇文化综合楼，以及4个村级公共服务中心 — — 2
等一批文体活动场所。从2008年起区政府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仍每年拨出10万宣传文化体育活动的工作经费，并增加了春节、元旦、五一、五四、七
一、国庆等重大节日及休渔期举办文化晚会、体育活动的假日文体经费。此外，西南沿海某区还广泛开辟筹资渠道，鼓励企业和致富农民积极支持镇、村文化建设，形成政府牵头，全民支持、参与的经费投入机制。
3、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目前，西南沿海某区建成了3镇文化综合楼、4个村级公共服务中心、13个村镇文化广场和45个村级球场、39个农家书屋、1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一批文体活动场所，建成区一级以会展中心为中心，镇一级以宣传文化站为中心，村一级以文化广场为中心的特色鲜明、功能相对完备的三级文化服务网络，建成了万国活石村、福利服务中心、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老年人活动中心和29条五保新村。此外，西南沿海某区积极推进文化信息共享，加快推进广播电视“村村通”、农村电影放映、有线电视光纤网络在全区各镇开通等等“文化惠民工程”。农村文化设施的不断完善、文化阵地的不断巩固，丰富了农民群众的文化精神生活，提升了农民群众的文化品位，使西南沿海某区农村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西南沿海某区被评为自治区第五轮文明城区，A被评为自治区首批历史文化名镇。
4、公共文化服务队伍。目前，全区有陂塘村海港粤剧团、南康社区曲艺团、北部湾声乐团、青年艺术团、中老年健身队等专门的文艺社团业余文艺团队20多个（其中有5个是村一级的
业余曲艺团体），还有6队醒狮队、1队龙队以及新闻通讯组等。此外，有业余创作组30人、摄影组50人、书法美术组40人、舞蹈培训班35人等等。近几年，西南沿海某区各级政府对本辖区范围内的各种民间文艺团体给予了积极的引导，这些业余文艺团队表演形式灵活多样，迎合农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为群众提供丰富多彩、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文化服务和文化活动。
5、公共文化服务载体。一是文化服务载体多元化。精心策划“我们的节日”等重大节庆文体活动，积极开展“三下乡”、“四进社区”、“送温暖”等活动，推动城乡文化交流，活跃城乡群众文化生活。近几年来，西南沿海某区利用村镇文化广场，广泛开展了百村农民排球联赛、农民篮球邀请赛、农民卡拉OK大赛、农民健身操比赛等大型群众性文体活动，举办了形式多样、健康向上的文艺表演、文艺晚会，组织了大规模的曲艺巡演，据不完全统计，仅海港粤剧团（A陂塘粤剧团）每年演出即达200多场，创下北海市村级文艺团体献演之最。二是文化服务围绕大局服务项目。从2006年开始，西南沿海某区结合形势和中心工作需要，结合区重大项目全面启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推进的实际，不断探索农村文化建设服务中心、服务发展的有效结合，并逐步形成文化建设“服务大项目，建设新农村，推进工业化，实现现代化”的工作思路。几年来，我们探索开展了“法制宣传大篷车进村”活动、“百村农民排球联赛”、“形势教育影像进农村”、“三通三平三贴近”等一系列贴近农民实际接受能力，贴近群众文化需求，寓教于乐的文化活动。活动形式鲜活，教育 — — 4
效果明显，得到了各基层组织和广大群众的普遍认可。如2006年针对项目上马，受利益驱动以及群众法制观念淡薄等原因，由“三大纠纷”引发的群众性违法事件有所增加的情况，我们组织开展了全面提高农村广大群众的法制素质的“三大纠纷”法制宣传大蓬车进村活动。通过这些文体活动，不断提高群众的文化修养和生活品味，让广大群众在求乐中增强法制意识，追求积极健康的生活，营造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
三、西南沿海某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现实困境
1、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有限投入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基本需求不相适应。尽管全区各级财政对文化的投入逐年有所增加，以及有社会力量的支持，但由于西南沿海某区是新建区，基础差，底子薄，财力紧张造成了政府投入到文化建设上的资金化事业投入横向比远低于卫生和教育事业投入。2009年以前，按人均算每年不到10元，只能是杯水车薪，而拿文化基础设施投入的资金与其他先进地方比也存在很大的差异。由于国家缺少刚性政策支持，加之地方经济发展滞后，农村文化事业的投入很少，除文化站人员工资外，区财政直接投入乡镇的文化事业经费不足。乡镇财政能力有限，很难投入文化事业，加之多数乡镇文化站基本没有收入，文化站工作运转难以维持，每逢开展重大文化活动，只能由乡镇政府给予零星补贴，影响了积极性。由于经费紧缺，区文化主管部门及直属专业单位对基层文化工作的指导和辅导，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设、群众文体活动的组织开展、— 5 —
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的实施等工作均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和制约。
2、文化基础设施设备落后状况与文化服务功能发挥不相适应。近年来，随着经济不断发展，西南沿海某区各项事业日新月异，学校、医院、道路、通讯等一大批基础设施得到改建或新建，相比之下，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未有大的改观。目前，区、乡（镇）、村（社区）、户四级文化网络虽已基本形成，但阵地缺失，设施落后。高档次、高品位的标志性文化设施欠缺。西南沿海某区的三个乡镇中没有一个上规模的影剧院或文化礼堂，全区尚未成立新华书店、文化馆、群众艺术馆等。乡村两级文化站（室）建设取得新进展，但离国家的建设标准要求以及功能作用的有效发挥还有很大差距。由于文化阵地和设施设备的缺失，经费没有保障，乡镇开展文化活动受限，部分乡镇图书室的书库不上时代发展和农民学科技文化的需求。其宣传、教育、辅导、娱乐功能不能充分发挥。
3、文化活动总体不平衡且日常文化活动单调偏少。虽然西南沿海某区大部分镇村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的愿望强烈，但总体不平衡。从分布上看，沿海村开展活动比较多，特别是文体设施比较好、村班子得力的村开展活动较多，从活动的时间看，政府组织文化活动的时间相对集中在春节、五一、七
一、休渔期等节假日，尤其是春节各项活动非常热闹,日常除了政府零星组织的电影下乡、文艺巡演等文化下乡活动以外，农民自娱自乐的文化活动形式比较少且参与面还不够广泛，平日公共文化活动相对比较 — — 6
少,农民日常的精神文化生活在形式上比较单调，内容上相对贫乏。文化活动的手段过于简单，形式过于陈旧，活动内容也缺乏创新，对群众缺乏吸引力，不能较好地满足和适应农村群众的文化消费需求。
4、文化从业人员的优待培养不够与文化创新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西南沿海某区民间团体虽然多，但文艺团体除了陂塘粤剧团、鹿塘村港营粤剧团、鹿塘村红帆粤剧团三个粤剧团能经营性发展，自主运作，自主经营外，其它团体多为纯公益性或自娱自乐的演出，资金、场地都很缺乏，其生存与发展还是依赖政府多，自娱自乐的民间团体为主导的机制和模式仍需探索、创新。同时，西南沿海某区文化人才还十分缺乏。一是管理队伍人员缺乏，文化机构编制不足。区文体广电局作为区一级的文化主管部门，主管全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工作，全局仅有2个人员编制，其中1人还兼任其他职务，给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和被动。全区乡镇文化站3个，从业人员大多数是一站一人，而且乡镇文化站人员因乡镇机构改革编制减少，往往一人身兼数职，难以专心从事文化工作。二是文化专业骨干缺乏。本土文艺尖子人才匮乏，文艺队伍的整体素质亟待提高。全区没有在全国、全自治区、北海市有影响的文化名人，素质全面的拔尖人才明显缺少，文艺创作没有上到更高层次，精品少。三是培养文化后继力量的学校文艺专业老师缺乏。
四、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制改革的对策建议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以公共财政为支撑，以公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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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单位为骨干，以全体人民为服务对象，以保障人民群众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等基本文化权益为主要内容，完善覆盖城乡、结构合理、功能健全、实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让群众广泛享有免或优惠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结合西南沿海某区实际，现对西南沿海某区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出一些对策和建议。
（一）坚持党的指导思想
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全面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发展服务现代化临海大工业区建设，具有南珠滨海文化特色的、粤桂文化交融的铁山港文化。
（二）加快构建有利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机制
1、健全领导机制。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宣传部门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工作体制和工作格局，形成文化建设强大合力。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纳入重要的议事日程，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纳入财政预算，纳入各级党委和政府任期目标的重要考核内容，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成为全党 — — 8
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完善资金保障机制。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建立健全以财政投入为主体，社会投入为必要补充的文化建设良性投入机制。一是要保证西南沿海某区公共财政对文化建设投入的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提高西南沿海某区文化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落实和完善文化经济政策，设立文化发展基金，扩大有关文化基金和专项资金规模。二是积极向上级业务主管部门争取资金，争取项目，完善农村文化建设的基础设施。三是进一步拓宽思路，广泛开辟筹资渠道，鼓励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投资兴办农村文化事业或捐助公益性文化事业，还可实行“民办公助”、“以奖代补”的相关扶持政策，引导发展农民自办文化，建立多元化农村文化建设投资体制。
3、建立文化工作者考核激励机制。让能否深入生活、服务基层、群众满意作为考核的基本标准，以参与群众性文化活动的数量和质量成为考核的重要指标，制定出科学有效的考核制度。建立文化队伍建设的制度化、长效性机制以及人员能进能出、干部能上能下机制。让农民群众参与对乡镇公共文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考核评价，并且其考核评价结果与乡镇公共文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奖金发放、评优表彰、职称晋升乃至进退去留产生不同程度的关联。
(三)加快文化服务人才队伍建设
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加快培养造就德才兼备、锐意创新、结构合理、规模宏大的文化人才队伍。结合西南沿海某区实际，— 9 —
人才队伍建设对策建议如下。
1、建立实施文化人才培养工程。一是文化部门要加大对全区农民文艺团体的业务指导培训，大力培养文体人才。造就人民喜爱、在区内外有影响的南珠文化、疍家文化、港口商埠文化等有本土特色的文艺队伍代表及文化艺人代表。二是对一些热心开展文体活动、热衷于文体技艺学习与实践的农民，定期组织开展培训，组织农民文艺团体队比赛，为他们提供培训、提高、展示、交流的机会。三是培养、引导区内基础条件较好的文艺团队联合建立文化服务公司，指导他们进一步挖掘西南沿海某区的特色文化资源，不断创造出南珠文化、疍家文化、港口商埠文化等有本土文化特色的作品，促进西南沿海某区的文化在区内外宣传。
2、建立实施人才引进计划。引进善于开拓文化新领域的创新人才、掌握现代传媒技术的专门人才、懂经营善管理的复合型人才，形成专兼结合、多元化的文化服务人才队伍。
3、加强民间文化队伍的管理。大力支持民间文艺团体的建设，引导他们开展健康向上的文化活动，并在经费、场地等方面尽可能给予扶持。鼓励条件成熟的文艺团体象陂塘剧团一样，由纯公益性或自娱自乐的演出向经营性和公益性相结合的方向发展。
（四）完善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
以实施自治区文化建设“五个一”工程为载体，搭建区、镇、村、户四级文化阵地平台，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化活动，广泛吸引群众、调动群众参与，催生、壮大一大批文艺队伍，带动 — 10 —
农村文化繁荣。争取用3—5年时间，在全区农村实现“一通四有”，“一通”即是实现有线电视村村通。争取到年底，农村有线电视用达到70%。用3——5年时间实现有线电视村村通。“四有”一是村村（村委）有文化广场或综合活动室，二是村村（自然村）有农家书屋，三是村村（村委）有球场，四是村村（村委）有舞台。争取每年建设2个以上村级文化广场或综合活动室，3——5个村篮（排）场，3个以上农家书屋，并逐步修缮充实农村文化阵地基础设施，改变农村设施陈旧简陋的现状。同时，争取每年落实区级文化基础设施项目1——2个，五年内建成区文化馆、图书馆、体育活动中心、白龙珍珠城博物馆和南康影剧院等一批基础设施。
（五）实施文化服务交流工程
1、开展多元化的文化交流。探索由政府牵头，邀请多方参与的文化交流活动。如区内三镇间的文化团体交流，区内文艺团体与区外文艺团体交流，举办或承办区域性的文艺演出、文艺演出比赛等。
中国改革未来 篇3
邓小平已经使中国发生了令世人瞩目的变动，他的任何一位继承者，如果不重新定义或改变列宁主义的结构，就可能控制不住已经释放出来的巨大社会能量。
自19世纪以来，改革者们一直期盼使中国富裕和强大起来，但是，这个愿望只有在毛泽东之后的时代实行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政策后才开始成为现实。如今，中国在国际舞台的表现比其在本世纪的任何时候都要好，绝大多数中国人生活水准已经有改善和提高。然而，中国的成功也产生了各种新的问题。正如邓小平等人所预见的那样，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已经使社会被压抑的能量和企业家的才干得到了释放。但这些能量的释放也使原先潜伏在社会表层下的不满情绪，不时地公开表现出来。在经济、文化、个人生活等方面，改革虽已赋予了人民相当的自由，但他们也削弱了党和国家处理社会病态的能力。
邓小平和他的继承人承认，经济改革需要使地方当局有更多的经济权利，他们允许地方可以有一定程度行政自由。但他们可能没有估计到，地方经济决策权力扩大后会分散中央的政治权利。由于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取决于地方的积极性、开放性与体制的多样性，领导层试图重新实现强大的中央指令负责的程度已经在减少，能直接参与国际贸易的沿海富裕省尤其如此。这些省与相邻地区的经济联系，较之与北京的联系要强得多——如广东与香港、福建与台湾、山东与韩国、黑龙江与俄国。当地方经济利益与中央在诸如税收、贸易等问题上的指令有矛盾时，这些省往往并不十分情愿执行中央的指令。
除了西藏、内蒙、新疆等边疆的地区，90%以上的人口都属于汉族。中国与前苏联的情况不同，在前苏联，俄罗斯族人口只占50%多一点。因此，下放中央权力和扩大地方权力并不对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构成威胁。对任何使党和党的领导受到威胁的人或群体，党和国家都会做出必须地反应。但是，对中央做出的有关指示，如反对腐败、缩小社会和地区差异、加快农业发展、加强法制建设、保护环境、减少污染等，地方只是在表面上应付而已，甚至并不落实。到目前为止，中央政府已经控制住了多次出现的通货膨胀问题，但政府采取的措施并不是从宏观经济上对货币供给或利率进行调控，而是依赖简单的行政干预手段。随着中央对地方和个人控制的减弱，中央采用行政干预办法控制通货膨胀的能力也有可能减弱。使中国经济继续生气勃勃地发展，无疑是中央政府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
当前，在党和国家的层面上都缺乏一种基础和制度，对加速发展的地方主义进行有效控制和调整。怎样使地方能对中央的政策有序的作出反应，现在还没有形成有效的程序和制度。除非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起新的制度化的规范关系，否则中央的权威将进一步降低。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阶层从前苏联瓦解的事实中得到一种启示，即认为政治变动将会导致社会不安定，并影响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经济的增长。虽然中国已经在党和国家内进行了一些政治改革，如果没有更大的政治空间接纳经济发展加速后出现的其他产物，如文化多元、多元化社会趋向、萌芽的民主化要求等，党和国家就会出现不稳定的问题。确实，只有承认变化，并对变化进行调整，党和国家才能生存下去；而任何的调整，都意味着列宁主义政党的终结。正如李查德·鲍姆（Richard Baum）和阿历克塞·谢岑科（Alexei Shechenko）所指出，如不对中国政治重新作正式的制度架构，就很难确定党和国家是否能适应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党的领导人已经认识到需要进行这样的变动。他们更喜欢的是新加坡实现经济现代化的模式，因为新加坡并没有经历过重大的政治变动。但新加坡只不过是一个仅有300万人口的城市国家，它并不能成为一个有12亿人口、而且每年新增人口达130万之多的国家的榜样。即使是同样有信仰儒家学说传统的日本、韩国，也不能提供可供参照的现实模式。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独裁政治的领导和中产阶级的支持下，经过几十年的经济起飞和现代化进程后，也已经在逐渐地和平地推进民主政治了。中国有幅员辽阔的国土，有众多的人口，有较多的区域经济，也有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中国的现代史、中国的发展经验以及影响其发展的方式，与其东亚邻国有很多不同；中国没有100%的统计识字率，缺乏受过西方训练的管理人才。这些情况使中国的政治无论向何种方向发展都会遭遇较多的困难。
然而，中国的东亚邻居及其他国家的历史和经验已经表明，一个有较高经济收入和教育水准的中产阶级阶层的崛起，迟早会在政治上要求有更多的发言权。虽然有些研究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正在形成之中，它还没有达到足以在政治问题上独立发挥作用的程度。也有些研究认为，在有些地方及在各种社会团体中，新的群体已经因中央权力的分散而获得了一定的活动空间。总之，随着这些地方和民间所占有的活动空间的进一步扩大，一个成长中的中产阶级有可能组织起自己的政治力量。
中国政府改革 篇4
关键词：计划绩效,农村剩余劳动力,市场部门
当前对中国与俄罗斯不同的改革路径和绩效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代表性观点: (1) 林毅夫认为中俄两国在改革起点和目标上不存在根本性差异, 两国不同的改革绩效产生于过渡方式的差异性。 (2) 萨克斯和胡永泰认为中国面临的是经典发展任务, 而俄罗斯面临的则是经济结构调整。两国改革初始条件的差异导致了改革路径和绩效的不同。
本文认为: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之所以表现为增量和渐进的模式, 而不需要将重心置于经济结构调整的“休克疗法”, 是由于两个条件: (1) 中国始终存在着城市失业和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 (2) 在计划体系内预先存在着能在改革发生后得到扩展的“市场”部门。显然, 条件 (2) 将是本文分析的重点。但本文也对条件 (1) 进行了必要的讨论。
一、“计划”与“市场”部门并存的条件
中国经济学领域的传统观点认为:1978年以前中国的经济模式属于纯粹苏式的计划经济, 而在改革开放以后就逐步转轨向市场经济;渐进改革和休克疗法遂成为中国与俄罗斯不同改革路径和绩效分野的标志。虽然这种结论被很多人接受, 但是, 若抛开先入之见而作具体和深入的分析, 事实便会向我们展示形成中俄两国不同改革路径的新信息。
在理论上, 西方主流经济学与苏联计划经济学说所共同阐释的核心观点, 无非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哪一种更具资源配置效率、其效率的运行机制又当如何。当然这两种学说所隐含的前提条件是:充分就业是常态而失业或农业人口太多则属于经济非均衡和低效率。这种判断当然符合俄美两国的经济特征——仅两国十几倍于中国的人均土地资源, 就基本能满足其充分就业需求。但是, 中国不具有这种优越的资源结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长期存在, 使上述两种经济模型在解释和指导中国现实问题时总呈现一些复杂和困难之点。
虽然凯恩斯理论与计划经济理论分析及其实践都能证明国家宏观政策——无论是市场经济的财政货币政策还是纯粹计划性生产——可以调节经济运行并使失业消失 (实际也是如此) , 但在中国的事实却是:伴随半个多世纪的快速发展 (包括计划和市场两个时期) 农业剩余劳动力也未能彻底消除。工业化过程中是否存在被闲置的剩余劳动力, 无疑是中国与苏联 (以及西方国家) 之间“初始条件”的差异。而初始条件差异对改革甚至对计划经济本身存在极大的影响力。
1. 计划模式中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
自然资源条件使沙皇俄国的落后主要表现为农业人口太多 (占70%左右) 、生产效率差和工业技术落后。布尔什维克为了巩固国防就必须大力发展现代工业, 这需要从农村抽出劳动力和粮食剩余。由于基本上不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 苏俄若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目标, 就必须实现农业集约经营——主要通过强制集体化和机械化的集约经营来挤出农业劳动力, 并依照计划模型将相关生产要素纳入工业部门。这条路径显示俄国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并将节约的劳动力和其他资源按平衡计划转向工业部门来实现的。
毫无疑问, 依据资源禀赋尤其是人均耕地数量, 工业化前的中国必然会存在失业——主要表现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存在。虽然当前已经存在一些计算各国农业劳动力剩余量的模型, 但是下述简单公式可能更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
假定中国农民只在土地经营领域内就业, 农村失业数量便与农民人均可耕地数量和人均耕种能力高度相关。一定时期的人均可耕地数量、耕种能力和劳动力剩余这三者的关系必为:
A代表一定时期内农业劳动力的人均实际耕地数量, P代表人均实际耕种能力 (均以亩为单位) , N代表该时期全国农业劳动力总量, Ue便是对农业劳动力失业数量的估算值。实际上, 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剩余量, 是在给定期间人均实际耕地数量与人均耕地能力之间的差距。在耕地总量固定但人均耕地能力却发生变化的情况下, 剩余劳动力数量可能随之波动。下面是对从近代起始的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的初步估算。依据史料, 初步确定近代中国每个农业劳动力的耕种能力为10亩, 而现代农业劳动力的耕种能力不低于、甚至高于此数。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 丁长清、慈鸿飞著;中国经济年鉴, 1982
上述分析显示:即使在计划经济高峰时期的1957至1977年, 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一直保持在1亿以上。就业是生存之本, 中国农民弥补土地资源与实际劳动力存量这两者之差距的手段——无论过去还是现在, 主要是以自主寻找农业产业外就业的方法来实现。近代家庭手工业和计划经济时期的社队企业, 就属于农民自己创造的农业产业外就业形式。这需要对计划经济时期农民在农业产业外就业的模式及其意义进行探索分析。
2. 计划经济体系内为何存在“市场”部门
(1) “市场”部门存在条件
计划经济中的“市场”部门的涵义是:在该部门从事经营的企业和个人并未得到指令性计划和相关的要素供给, 其生产经营主要依靠自己在计划经济体系内“找米下锅”。如上所述:资源禀赋、尤其是中国行政部门的计划绩效并未给中国带来理论预期效果:
第一, 长期存在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甚至城市的公开失业现象;
第二, 商品供给与需求之间极度不均衡, 许多消费品供给不足;
供给不足与失业并存充分证明中国的计划绩效很差。从理论上看, 失业的存在为货币信贷扩张政策和投资政策留下空间;而供需失衡与失业并存这一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内并不存在的现实, 则为那些力图摆脱计划束缚以实现就业和生存的市场部门的出现造成条件。实际上, 中国的决策者们在1958年大跃进试验失败后, 就认识到随着工业盘子的迅速扩大, 中国实行苏联那种无所不包的计划经济模式已经很困难。为解决城乡失业难题, 中国在计划经济的中后期就进行了局部政策调整, “市场”部门的出现也就是对计划经济政策局部调整的结果。
(2) “市场经济”规模:与苏联对比
计划经济的核心是:由中央部门编制各个国营企业的产量和品种计划并直接下达给企业完成;而企业的动力、设备、资金、劳动力和产品价格, 甚至一些产品销售均由计划部门指令, 企业不具备经营自主权。而不具有上述特征的企业便不能视为经典的计划部门。
两国非计划经济规模比较。依据上述标准, 中国的城镇集体企业、农村社队企业和其他类型的非计划企业就属于市场经济部门, 其在1970年以后就开始了稳定增长。到了改革开放前的1977年, 城镇集体企业在中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经占23%, 从业人员占35%左右。农村社队企业的产值在1977年占GNP的16%和从业人员占17%左右。
资料来源:《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根据上述计算, 中国在1977年由市场部门创造的产值约占当年GNP的39%, 从业人员占50%以上, 而同期国有企业职工仅占就业劳动力的18%。因此在经营上, 中国计划经济时期GNP的2/5和劳动力的1/2与各级政府计划关系很小。而在苏联, 由计划部门掌控的国营生产基金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从1928年的76%提高到1936年的90%以上。在1985年, 苏联93%的劳动力在国有企业就业, 个体和私营就业只占1%, 与中国相比小得几乎可以忽略。
两国不同所有制商品销售比较。苏联国有经济的商品销售额一直占据总额的80%以上。中国196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670亿元, 其中国营企业为355亿元, 占53%, 集体企业为289亿元, 占43%, 个体和其他经营方式占4%左右。到了1975年, 中国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1271亿元, 其中国营企业的零售额仅为708亿元, 占总额的55%, 城市集体和农村社队企业的零售额为536亿元, 占总额的42%, 其余为个体经济。
二、中国计划经济中“市场”经营模式
有些学者将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不同经济成分划分为中央计划部门和计划外部门两部分, 但该分法还存在着一些遗漏。如果说中央计划外部门主要由省和地、市、县所属的各类企业构成, 那么, 充分体现市场经营性质的则是那些政府直属以外的企业, 主要是城镇集体企业和农村社队企业, 这些企业应该被看作是计划经济时期的“市场”部门。
1. 农村社队企业
农村社队企业是计划经济时期以市场为导向从事商品生产的典型企业。农村社队企业的经营特点是:资金来源大多为个人和集体筹集, 政府的计划投资非常少;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 产品大多由自己销售, 主要为市场、国营企业提供计划外商品和劳务;劳动力由社队自己挑选, 与国家的工资计划无关, 工资水平自定;分配形式多样, 一般是社队企业提留一部分, 其余作为报酬分给劳动者。下表是1978年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对百村劳动力境况的调查。
资料来源:《全国百村劳动力情况调查资料集 (1978年～1986年) 》
这一时期改革开放政策刚确定, 暂时还未造成巨大的政策效果, 因此, 可以将该调查数据看作是对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农村市场经济状况的近似描述。
2. 城镇集体企业和其他经营
国家曾在计划经济时期、尤其是1968年以后动员相当数量的城市青年“上山下乡”, 若干年后便面临“知青返城”问题, 而此时城市失业有增无减。为了满足上述人员就业, 国家在1970年以后逐步制定优惠政策发展城镇集体企业、街道企业和“五七”工厂。其中的多数企业属于自筹资金和自主经营模式, 与国家计划关系很小, 只是名义上归区或街道管辖l劳动者属于合同就业;经营所得除纳税外归企业所有, 并按贡献原则在成员间自主分配。
其他经营主要包括城乡个体经济、农村自留地经济等形式。由于意识形态原因, 对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城乡个体经营的数量与规模缺乏正规统计。但从1970年以后由于经济政策的初步调整, 个体经营同样保持了增长态势和一定的就业份额。
3. 计划经济中存在失业的含义
1978年以前中国有71%以上的劳动力分布在农业部门, 苏联这一比重是14%左右;苏联计划部门已将全部劳动力纳入计划性经济活动, 某些时期还出现劳动力紧张的“超就业”, 中国仅城市在1968年后的失业量就达1000万人以上, 更何况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为什么在计划经济理论指导下会出现中苏两国不同的结果, 从而使中国行政当局不得不容忍一个在理论体系上与计划模式对立的“市场”部门存在?
政府的经济计划能力、水平、强度和渗透力, 中国人均土地资源和资本的不足, 多数生产企业规模小, 而国土和人口规模巨大, 这些都给中国的计划工作造成了困难。解决失业的有效方法之一, 就是在计划部门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允许计划外经济和“市场”经济半合法存在, 这显示出中国计划体制的失灵而迫切需要以“市场”部门作为必要补充, 就像当前市场失灵需要政府的有效干预一样。计划体系内存在市场部门给中国经济改革提供了现成理论之外的影响因素。
计划经济时期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 表明中国即使实行计划制度也基本属于发展中国家, 这意味着二元模型在那时便具有理论意义。而市场部门的存在是其逻辑结果。
三、结论
显然, 计划经济时期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城市失业造成了计划与市场部门并存的条件, 从而使中国从那时起在面临经典发展任务的同时也必然需要经济结构调整。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能持续运用货币信贷和固定资产投资政策实现以增量改革为主的客观原因。这就是说, 农业剩余劳动力造成了投资和产量增长的前提条件;而计划绩效差导致的市场供需失衡造成了市场部门的形成和扩展, 这使得中国能够在原体制内进行扩大市场份额与增加就业的增量改革。
综上所述:与苏联计划机制和绩效相比, 中国在1978年以前真正由计划配置资源的数量很有限, 占相当比例的资源是通过隐含的“市场”实现配置。人们一直不愿承认中国计划绩效差和市场部门的客观存在, 这不仅否定了现实, 也可能给我们的理论研究工作带来误导。
参考文献
[1]宋则行樊亢:世界经济史[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8
[2]庾德昌:全国百村劳动力情况调查资料集 (1978年～1986年) [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9
政府改革.服务型政府 篇5
服务型政府的含义：
服务型政府，是一个能够公正、透明、高效地为公众和全社会提供优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政府。服务型政府的内涵包括四个层面： 一是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理念。二是强化公共服务职能。三是形成有效制度安排。四是改进政府管理手段和行为方式。
如何建设服务型政府
一、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
二、坚持依法行政，规范政府行为；
三、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健全公共服务体系；
四、全面推行政务公开，加快电子政务建设，增强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政府机构改革(大部制改革)的内容：
所谓大部门体制,或者大部制,就是在政府的部门设置中,将那些职能相近、业务范围雷同的事项,相对集中,由一个部门统一进行管理,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从而达到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的目标。大部门制,是国外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普遍实行的一种政府管理模式,比如“大运输”、“大农业”等,并在公共管理变革中有了新的发展,如决策权与执行权的分离等。
一、合理配置宏观调控部门职能。
二、加强能源管理机构。
三、组建工业和信息化部。
四、组建交通运输部。
五、组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六、组建环境保护部。
七、组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不再保留建设部。
改革，中国好声音 篇6
时间的确到了好时候。
关键时期召开的党的十八大，几乎每一位国民，都能够从中读取自己的希望，也会在对好日子的向往中，期待改革能够成就自己的希望。改革，依然是中国最美最好的声音。
因为我们的发展速度过快，迈出的每一步，好像都是关键的一步。在这样的发展通道内，我们似乎把改变、进步，潜移默化为一种常识，而改革发展犹如一个大筛子，留下来的都是大块头，面对这样的大块头，我们怎样筛漏才能够化大为小、化硬为软呢？很多很多的问号，等待答案。
面对如此多的问号，李克强副总理用“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来形容当下改革形势，可谓最为恰当，他的“改革是中国发展最大的红利”的讲话，被舆论解读为决策层继续推进改革的决心和动员。
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成为大家不二的看法。可是，因为水太深，可能摸不到石头，如何过河？近年改革之所以徘徊不前，因为没能找到一块合手的石头，也试不出水到底有多深。于是，凝聚共识再次被纳入改革争论中来。
当下并不缺乏对改革的认识，甜头已经尝到，改革也潜在地成为一种常态。
李克强进一步强调说，一时看不准、吃不透的改革，可先选择一些地区和领域开展试点，在探索中“排雷”和清除“荆棘”。改革千头万绪，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要积极寻找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突破口。
李克强的此番表述，也被解读为改革的方法论，但突破口在哪里，地雷和荆棘又如何清除？
从我们一介百姓的角度看，无疑要从百姓、社会最为关注、矛盾最大的地方改起，毕竟民意不可违，这样也能为改革提供一个好的基础和氛围。在这样的改革路上，注定充满荆棘，我们就是需要披荆斩棘的勇气，去试试水有多深，去捏捏那些大块头到底有多硬，只有这样，改革才会有突破而动全身的可能。
《中国青年报》近来做了一个万人大调查，在未来的十年公众最期待的改革是什么？排在首位的是收入分配改革。有数字显示，目前收入最高10％群体和收入最低10％群体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3倍，行业差距则高达8倍。
有报道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有望在本月出台，当然，我们不去揣测方案将会提出怎样的顶层设计，但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收入倍增目标，定将会成为方案的改革方向。
基于此，有了改革共识或常识，我们还需要一个很好的理念，一个能够最大公约改革各方利益的理念，犹如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样。经济学家张维迎在其新书《什么改变中国》讲到，中国的未来取决于什么？一是我们的理念，二是我们的领导力。他以为，理念变为大众的认识之后，就会成为一种力量，就能够战胜利益，从而成为改革的共同指向。
张维迎说的非常正确，没有一个好的理念，即使有改革共识，改革也不会正确进行。回望过去改革，争论过后都有一个理念，一个战胜、超越利益的理念，所以才推动改革不断前行，尽管有快有慢、有曲折有弯道。那么，当下我们需要一个怎样的理念？
经济学家李稻葵似乎给了我们答案，他认为，现在的改革需要做两件事，第一是要挖掘民众到底需要什么，要健全社会制度禀赋。第二是一定要认真考虑如何去完善现代市场经济。
民众到底需要什么，无疑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好日子的期待。而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完善，不仅是一个经济概念，更是一个社会价值概念，因为市场经济确立的过程，本身就是对公平、公正的内在坚持，市场经济下人与人间的关系，充满一种道德判断和法治规范。
因此，我们需要在完善现代市场经济的同时，把民众的需求放在最为重要的位置，并由此来推动改革尽快走出深水区，这就是我们当下需要坚持的理念，也许这就是河中那块最大的石头。
近来，新一届中央决策层的新作风、新思路、新面貌，让我们很是期待。一系列入脑入心的话语，尤其是近来决策层带头做起的文风、会风的改变，让百姓感受到决策层执政理念的变化。
我们认为，中央决策层对改革形势的判断，对百姓的生活诉求，对改革路径的选择，已经站在百姓最为需求的立场之上，如财富分配和农村土地，如果从这一层面而言，这不正是改革的再开始吗？
政府会计改革调查 篇7
2003年财政部提出推进政府会计改革, 于2007年将其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 对此进行多层面的探讨并付诸于扎实的实践。2009年8月, 财政部印发《医院会计制度》与《高等学校会计制度》征求意见稿, 对1998年开始施行并沿用至今的《医院会计制度》和《高等学校会计制度 (试行) 》进行全面修订, 引发了实务界、理论界、决策层的热烈讨论。酝酿多年的政府会计改革, 渐行渐近。
实务界:期待与调整
医院:会计制度改革需要配套支撑
文晓清 (化名) 在一家三甲医院财务处任职将近10年, 目前她的具体工作负责该院的全额预算管理与财务制度建设。
她所在的医院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培干为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医院, 多项专科被列为国家级重点学科或卫生部重点实验室, 拥有一批专家学者和代表行业尖端水平的医疗仪器设备。
文晓清的办公室窗外, 一座在建住院大楼即将竣工, 工作近10年的时间中, 她眼见着医院规模的逐年扩大。而在这名财务工作者眼中, 这家在同行眼中每年门诊人数、住院人数可观的行业翘楚“家大业大不好管”, 随着医院人员、硬件设备规模的不断扩大与医疗大环境的改变, 财务工作内容逐年增加, 难度逐年增大。
1998年, 《医院会计制度》正式施行;本世纪初至今, 民营医院数量迅猛增加, 公立医院为适应市场竞争, 陆续实行全成本核算。文晓清所在医院的大致办法是将医院临床、医技科室划分为多个核算单元, 制订医院科室核算管理制度等条例, 通过经济成本调控、医疗质量指标、药品管理效果等系数和指标对科室收支进行核算, 确定科室劳务收入, 促使其加强经济运行成本控制和科室管理。在此基础上, 对劳务收入的分配给予协调和指导, 并将行政、后勤人员的劳务分配纳入了考核机制。
这家医院的收入大体由三大部分组成, 包括财政拨款、医疗服务收入和药品收入, 其中财政拨款占全部收入的2%~3%, 剩余收入来源于后两者。10年前, 公立医院并没有市场竞争意识, 文晓清所在的财务部门每天按部就班地上班下班, 定时上交报表, “心想着开门营业就有病人来, 有病人就有收入”。随着医疗保险与新农村医疗合作保险 (下称新农合) 的推进, 一批病人从未纳入医保范畴内的该院分流出去。2003~2004年, 该院为适应这一市场变化, 成立市场开拓部门, 负责处理商业保险业务及省内各地、市、州进行医院品牌宣传, 以期争取吸引省内40%左右的参加新农合农民的就医量。作为事业单位的医院, 其运营已带有明显的企业化特征。
与以上时段同时, 按照卫生部提出根据就诊病人数量配置相应医生、护士人数的要求, 该增加了医护人员, 人员编制数量大幅增加。2005年后, 该院在原有硬件资源基础上, 已难以满足医护人员、就诊病人增加的发展要求, 大批基建项目陆续开工。盖楼需要资金, 势必影响到现金流。2000年前后, 医院依靠自有积累的资金, 完成了一部分办公、医疗大楼的建设, 而这仅是大规模基建的开始, 依据财务处提供的数据, 远远不能满足其后项目建设的资金需要。
此时, 正是国内大多数医院不断扩张规模的阶段。当医院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 医院的效益增长幅度将低于规模扩增幅度。在这种形势下, 必须由规模扩充转向项内涵建设发展模式, 从数量攀升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从偏重经济杠杆调控向提升医院核心竞争力转变, 从传统型管理向集约化、系统化管理转变。就营运现状来看, 对数医院的成本管理大多还停留在二级核算和核算科室奖、酬金的初级阶段, 全成本核算还在完善之中, 真正意义上的成本控制还未完全成熟。公立医院由于其事业单位属性, 很少以企业的标准进行成本核算, 只是计算实际的收入和支出, 而在市场客观环境的推动下, 其运营已具备企业化特点。许多医院每年毛收入达几亿元甚至十几亿元, 但支出也很大。加强医院内部管理, 控制不合理支出有很大余地。
同时, 新医改方案实施后, 医院靠外延扩张, 追求收入增长, 将会受到约束和控制。在保证医疗质量的前提下, 不断降低服务成本, 将是增强医院生存发展能力和竞争力的主要手段。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各种资源, 将成为医院经营的重要目标之一。公立医院必须制定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营运成本控制方略, 处理好投入与产出的关系, 提高投入产出的收益率, 提高医疗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效率, 化解高成本带来的压力, 提高综合竞争力和经济运行质量。
该院财务部门已意识到医院规模扩展过快过大带来的风险。医院成本对象按经济内容及用途分为医疗支出、药品支出、管理费用;在成本核算的层次上可分为院级成本核算、科室成本核算、项目成本核算、诊次/床日成本核算、单病种成本核算和自制制剂成本核算等。医疗服务具有不确定性, 每一项医学技术和服务的提供都会因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时间、方式选择、应用程度不同, 而使医疗服务的成本有所不同。前些年, 文晓清也与同行进行讨论, 大多集中在选择权责发生制还是沿用收付实现制, 但现在大家发现, 应更多地在探讨重新修订的目标、应当提供哪些方面的信息以及这些信息更适合采用怎样的核算基础。“仅门诊大楼的升降电梯, 每天的电费就要二三十万。”尽管大医院的品牌效应带来的就诊病人数量, 足以保证相对稳定的现金收入, 但出于谨慎性原则, 财务工作者时常担忧着发生意外情况时, 医院如何应对因现金流减少而带来的影响。
在医院规模扩展的过程中, 1998年执行至今的《医院会计制度》的不适应性逐步显现。该项制度适于十年前医院基建项目少, 设备仪器购置少的状况。2004年后, 该院规模扩张速度加快, 一个月购买设备仪器的投入甚至超过以往全年的数字, 且类型品种不断丰富, 而医疗卫生系统的财务制度对20多种类型医疗设备仪器, 规定了相应的固定资产折旧方法, 沿用至今。房屋如何折旧, 在这套制度中也没有具体规定。
2007年后, 医院大规模新建大楼, 但建成大楼“按照30年还是20年折旧, 无方法可循”。因此, 房屋资产不能折旧, 若干年后资产数量依然体现在账面, 而每项基建项目投入资金动辄数亿元, 这导致账面上体现的医院资产规模虚增, “随便一家中小型医院资产上亿, 大型医院达到数十亿”。而按照制度中规定的资产折旧方法, 一部分仪器设备使用年限未到, 折旧年限已到, 造成提完折旧后依然空提的现象。
此外, 卫生部部管医院还有50万元以上的支出必须作为专用基金列支, 且不得出现赤字。这家卫生部部管医院动辄上亿元的基建项目所对应的专用基金资金数量, 往往不能满足建设需要, 专用基金又不得出现超支赤字, 导致基建项目竣工后不能结账转账, 很多医院“楼房用旧了, 还不能转成固定资产, 报表上始终反映为在建工程”。现行制度不适应性造成医院资产数量与结构难以得到真实反映。文晓青认为, 此次发布的《医院会计制度》征求意见稿体现出的思路, 正是要着手解决医院资产规模和结构反映不实的问题。
“同时希望征求意见稿形成正式制度前, 在实务工作者中多进行调研, 进行细化完善, 不要成为实际操作中的负担。”她向记者介绍说, 该项制度诸多细节部分与实务工作现实情况的适应性还有待完善, 对于实务工作者而言, 期待新的制度在科目设置方面具有可操作性, 注意新旧制度转换时的衔接过渡, 尽量减少对实际工作的影响。其中, 大多数医院都可自行生产药品、制剂, 并有用药资格, 现行医院会计制度将自产药品生产成本包含于资产加工材料之中, 可反映真实的收支状况, 有可取之处。此次征求意见稿中, 在生产表中添加了生产成本科目, 记录生产制剂成本, 意在借鉴企业会计准则, 而医院并非生产企业, 设置此类型生产型科目, 有待商榷。
征求意见稿在资产类别中, 仅设置了一项药品科目, 取消了备底科目, 而在实际临床用药中, 根据病人的病情, 一盒药品往往只用到其中的一片或一部分, 形成盘存时的误差, 医疗行业财务工作对此类盘亏盘盈的问题均进行减值准备。取消备底科目后, 新制度实际上要求对医院的资产管理细化到每一片药粒, 无形中加大了财务工作的无效工作量。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肿瘤研究所总会计师徐元元说:“新的医院会计制度即将出台, 希望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会计制度, 能够很好地满足大家的需求, 使得公立单位的经营行为更规范, 管理更有序, 更有利于医疗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她认为, 在外部环境方面, 医院面临着考验和挑战:财政部要求医院会计核算正确、会计信息真实可靠;物价部门要求收费合理, 成本核算准确;卫生部门要求医院信息公开化, 方便病人选择医院和医生。在内部环境方面, 医院的筹资渠道由主要依靠财政拨款走向多元化, 一方面通过组织收入实现持续发展, 另一方面通过银行贷款、融资租赁解决医院发展的资金需求, 对会计核算和财务信息披露提出更高的要求。
现行医院会计制度存在会计模式不适应、部分会计原则未被明确规定、净资产反映不真实、医院经营成果反映不准确、会计科目设置不完整、会计核算内容不健全、会计报表体系不完整等多方面的问题。应建立适合医院的会计模式, 满足反映医疗业务和反映日常经营管理的需要, 又要结合我国部门预算制度、政府采购制度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 达到技能控制和检查限定资源的使用是否符合法律和行政要求, 又能反映医院处于管理需要对自身限制资源使用情况的需求。
徐元元认为, 进一步细化和规范医院资产、负债、净资产、和收支会计科目, 真实反映医院各类资产分部状况, 负债构成情况, 净资产情况和各期医疗服务及财务成果, 以便正确计算各类财产比率, 真实有效向医院内部上级主管部门报告偿债能力、资本运营能力、收益能力和发展能力等方面的有用信息, 提高医院财务信息质量。完善医院财务报告体系, 增加《现金流量表》、《预算收支表》、《基建建设表》、《基本情况数字表》及其他相关附表。
她向记者表示, 希望修订后的《医院会计制度》能满足政府、社会大众、医院各方面对会计信息的需求;体现会计信息的实用性、准确性、一致性、及时性、清晰性、配比性、谨慎性原则;体现财务监督管理与控制职能;有利于规范医院经营行为。
“如果制度一旦执行, 将来医院也要编制现金流量表, 这对各级医疗机构的财务人员业务素质会是一次重大考验。”对医院会计实务颇有研究的北京市商务科技学校高级讲师吴彦秋向则认为, 医院会计核算将会有很大的变化, 权责发生制将被被作为唯一的会计基础。和同期征求意见的高等学校会计制度相比, 制度征求意见稿并没有要求采用修正的权责发生制,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制度的市场化倾向。
高校:细节设置要便于操作
黄静 (化名) 在一家综合性高校财务处负责基础核算工作, 她通过多年的工作经历, 向记者总结了目前现行财务制度在高校财务工作中出现的不适应性。
其一, 收付实现制的会计核算基础。全日制高校实行秋季入学, 按学年收费, 新学年是从每年9月份开始, 向学生收取的学费包含两个学期的学费, 即两个会计年度的收入, 所有收费均确认当期收入, 全年收入与支出相抵后为结余。但学生培养工作是跨年度的, 相关支出也许在下年度才发生, 年度间缺乏收入和支出的配比, 掩盖了高校各个时期业务的真实情况, 学年制收费与跨年度培养成本不相匹配, 影响院校收入、支出、结余核算的合理性、科学性。而简单计算教育经费支出, 不进行教育成本核算, 不能生成教育成本的数据, 就没有准确的生均教育成本信息, 不能客观地反映高校运行成本和运行绩效。
高校大额采购活动、维修工程、消费性欠款及基建工程欠款等都是按合同进度支付款项, 有相当大的部分为垫付款未核销数, 实际上已形成了事业支出, 但其欠款数额在收付实现制基础下无法进入高校的负债账簿, 会计指标信息也无法反映其负债的实际情况。借入资金的利息、职工的应付工资、公积金等, 没有要求对这部分“隐性债务”在当期列支, 而是在实际支付时才作出账务处理。
其二, 基建财务分开核算, 不能反映会计主体的整体经济活动。由于基本建设资金与学校财务分开, 基建贷款反映在基建财务账目上, 在学校的账目和资产负债表上不予体现, 但是借款是以学校的名义, 还贷还是由学校负责。这样就造成了学校资产负债状况在很长时间内不真实、不全面, 学校资产负债表所反映的资产负债率远低于实际情况, 影响了会计信息质量, 由基建贷款带来的高校财务风险也不能得到应有的重视。
正在建造的项目价值由于不在学校财务反映, 只有到办理竣工验收结算手续后方可登记固定资产, 将项目建设费用同时转为固定资产和固定基金。在实际工作中, 因验收、交接等原因, 经常发生基建形成的固定资产登记不及时, 有的已经开始使用, 但学校财务账上没有固定资产的记录, 甚至出现好多年不入账的情况, 也使高校的固定资产账目不真实。而新校区建设的金额特别巨大, 如果核算结账不及时, 对学校资产的影响是巨大的, 造成严重资产不实, 这种不真实就是由于制度的原因所造成的。由于分开核算的原因, 在机构设置和岗位配置上增加了人员成本和管理成本。同时自筹基建资金等形成学校财务和基建账户之间往来账目也增加了核算成本, 加大了工作量。
其三, 资产费用虚增, 不能真实反映高校的经济状况。固定资产不计提折旧, 不能真实反映固定资产的价值。如果不采取一定的方法反映固定资产价值减少的数额, 编出的资产负债表是不能反映固定资产的完好程度和实有价值。这使得高校固定资产虚高, 财务状况不真实。由于固定资产在使用中发生磨损或科学技术的进步影响, 其价值逐渐减少, 院校净资产应该也不断减少, 但在现行会计制度中对固定资产核算不计提折旧, 固定资产从购置到报废状态时, 固定基金账面仍保持原值, 虚增了净资产。
购置固定资产实质上是资产存在形态的改变, 并未引起资产的减少, 而借记有关支出类科目, 虚增了费用支出, 减少了事业结余, 影响了结余分配, 使会计信息失实。发生的设备购置支出既可在“专用基金——修购基金”中核算, 也可在“事业支出———设备购置”等科目列支;发生的福利费支出既可在“专用基金———福利基金”中核算, 也可在“事业支出———职工探亲费/奖金”等科目列支。这样就造成同一教育成本的归集变得多样化, 影响费用的统计和支出的预算管理。
其四, 会计报表信息不足, 不能满足各类信息使用者的需求。目前的高校会计报表体系从总体来说只是起了统计财务数据的作用。会计报表反映内容及报表体系不完整, 报表项目设置不够科学, 会计信息失真, 对于庞大的固定资产及其使用情况、举借债务的使用及还本付息情况、专项资金使用的效果等缺乏相关的报告体系进行信息披露。黄静所在高校报送的财务决算报表, 有8张主表、12张附表和2张补充报表, 8张主表中有7张表反映收入和支出情况, 而对高校每年的应收学费总额、学生欠费情况等, 多年来会计报表上一直没有反映, 这部分信息却对分析高校财务状况尤为重要。
其五, 内部控制能力低, 容易造成管理上的漏洞。没有固定资产清理科目, 不利于高校财务管理。对出售、报废或发生毁坏时直接冲减“固定资产”和“固定基金”科目, 注销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取得的价款或变价收入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 贷记“专用基金———修购基金”科目, 这种处理方法不能综合反映固定资产清理中的收入、支出以及清理后的净损益, 未能反映固定资产减少所形成的盈亏, 容易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 将高校的固定资产以极其“夸张”的低价出售。
“对高校会计制度进行改革, 是非常好的事情。”黄静向记者表示, 以修正的权责发生制替代了原来的收付实现制, 更符合谨慎性原则;允许高校对固定资产进行折旧, 引进了资产折耗概念;提出了后勤支出和后勤收入的概念, 更切合高校后勤保障工作等, 征求意见稿中修订的会计制度具有超前性, 比较先进。
同时, 她认为, 修正后的会计制度仍然存在不足之处。其一, 应扩大权责发生制使用范围。征求意见稿在固定资产核算和无形资产核算中引入了权责发生制, 收入的确认仍然采用收付实现制。高校账面仅能反映已经收到的学费和住宿费, 对于学生的欠费未在账面上反映, 这样就会造成少计应收债权和收入, 财务报表未能反映学生欠缴学费的情况, 而学费的收缴情况对于高等学校的财务报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信息。因此, 建议对于学费、住宿费的核算也应当按权责发生制核算。
其二, 应将负债划分为流动负债和长期负债。高等学校会计制度中未将负债区分为流动负债和长期负债, 并且将银行借款全部计入“借入款项中”, 这种做法未能准确的反映高校的负债情况。因此, 建议比照《企业会计准则》, 以1年为标准将负债分为流动负债和长期负债, 并且将“借入款项”拆分为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
此外, 科目设置还应更便于实务工作者把握和操作, 例如费用类中的教学支出、科研支出、后勤支出、行政支出等科目, 初衷是为了反映高校教育成本, 而在高校中教学、科研往往交叉进行, 如何界定发生的费用属于哪种科目, 还应进一步给出划分这些科目的标准, 适应实际工作的要求。
思威瑞特联合 (北京) 财税咨询有限公司业务总监、财税专家王骏指出, 本次拟订的医院会计制度只适用于国内的各级各类独立核算的公立医疗机构, 包括综合医院、专科医院、门诊部 (所) 、疗养院、卫生院等, 并不适用于私立医疗机构。高校会计制度限于公立高校、中专学校、技工学校, 并不适用于民办高校和独立学院等民间非营利组织, 制度调整的范围还较为有限。
理论界:深入与提升
关注点的转移
在理论界, 对于政府会计改革的关注点已由选择权责发生制还是沿用收付实现制的技术操作讨论, 转移突出政府受托责任还是便于政府内部管理的改革目标。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林钢认为, 长远而言改革目标应定位于政府受托责任, 体现政府受人民委托, “为国家和人民理财的理念”。然而, 提供的信息需要为决策提供参考, 对决策形成有用性, 是近期内亟待解决、更应关注的具体问题。
“教室是否安装空调, 反映在报表中的支出是不同的, 这项增加的支出无法直接评价其效益;不需要经济回报的公益事业, 应该如何评价其产生的无形效益。这些事例说明并非支出越少越好。”林钢告诉记者, 此次修订后的《高校会计制度》、《医院会计制度》一旦确定, 正式颁布, 依此得出的数据, 应采取怎样的报告方式, 如何评价和利用这些数据;当改革在所有行政事业推行后, 如何评价政府绩效、基本建设投入、公益事业投入、防灾救灾投入, 理论界在这些方面还处于初始涉足阶段。在建立评价体系的基础上, 改革目标要上升到反映整个国家资产规模的最高层面, 这涉及到自然资源、国企投资、在账面反映的基建项目、资源耗费、税收来源和使用去向等, 让这些复杂信息通过简单通俗化的方式传递给公众。
他认为, 政府会计的推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除会计系统会发生重大变化外, 公共管理、预算、财政、政府绩效评价等方面都会受到很大影响。从国际上来看, 有的国家比较激进, 将推行预算改革, 政府会计改革一并进行;绝大多数国家先改革会计系统, 然后推动预算改革。在我国, 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零余额账户等相关的配套改革已经稳步进行, 政府会计相对来说比较滞后。我国遵循的路线为从下至上, 首先在高校、医院进行试点改革, 1~2年内可见实际效果, 根据实际效果对制度进一步调整, 推广至其他事业单位, 之后, 在行政单位中进行, 最后到总预算会计层面, 对国家的总家底分门别类, 进行梳理。
厦门大学副校长、教授李建发在谈到政府会计改革如何循序渐进时表示, 首先, 可在法律上确定政府会计与财务报告的地位、作用;其次, 可确立科学的政府财务报告目标, 既要为宏观管理服务, 又要为公共管理服务, 既为内部管理提供信息, 又要接受人大、社会公众监督, 既不逐利, 又讲成本效益;最后, 要改革现行的体制, 完善公共服务治理机制。
林钢告诉记者, 目前的企业会计准则趋于完善, 由基本准则、具体准则指南、讲解、公告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 而政府会计改革有不同于企业的特殊解释性。“是从概念框架还是从基本准则着手, 财务规则如何与会计准则协调, 会计要素如何确定, 实行完全的权责发生制还是与收付实现制双轨运行, 这些都是要进一步探讨的”。
林钢曾任职于高校财务处和高校资产管理公司, 这名理论研究者对实务工作也有着切身感受, 还从2005年年底起就开始参与财政部组织的关于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改革的相关调研活动。他说:“政府会计改革的难点已不在技术问题上, 而在实际操作中的观念, 高校、医院财务工作对执行十多年的制度, 已有行为与意识上的惯性, 进行重大调整的新制度确定后, 对实际操作者而言, 需要一段理解、磨合与适应的过程。”
理论界认为, 另一个难点是我国政府会计信息需求不足。政府会计信息提供出来后, 社会公众的关注度不高。而公民对政府事务的参与度和关注度影响着政府会计信息的供给。从立法机构的代表来看, 国外的议会有一些专业委员会和职业政治家都在关注政府会计的信息, 但是在我国,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大代表看不懂预算报告, 无法实施有效监督。
成果背后的困惑
其实, 对政府会计实务工作提供支持的理论界, 自身亦有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系副主任、政府会计研究所所长副教授张琦, 忙碌着与多家财会专业期刊联系, 他正将这些专业期刊有关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的栏目进行链接, 加入研究所开通不到一个月的网站中。
目前, 我国会计学术界关注政府会计的人数逐步呈上升趋势, 张琦是其中冒尖较早的青年学者之一, 他主持了财政部、教育部以及省级行业学会有关政府会计的多项重点课题, 在行业核心期刊发表了多篇具有影响的论文。
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九十多名专职教师中, 只有这位30岁出头的年轻学者在讲授政府会计课程。在他开设政府会计课程两年多的时间中, 折射出这一研究领域面临的瓶颈与困惑。“政府会计制度零散、孤立, 没有成体系的法规法律, 在会计教育中又没有合适的教材, 加之选择这一研究方向, 学生面临今后就业路径相对狭窄的现实问题, 这门课程面临着难以为继的境况。”
“我曾经就政府会计研究的课题向行业期刊投稿, 但被认为这方面内容可读性、可操作性不强, 而被退稿。”在张琦眼中, 与会计学其他领域相比, 国内政府会计的理论研究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 现有研究政府会计的理论工作者年龄偏大, 且人数不多, 缺乏团队, 研究受关注程度低, 比较零散。他向记者介绍目前国内研究的主要模式:一是, 引入西方国家成功的案例, 分析“国外在怎么做, 借鉴企业会计改革的成功经验, 主张引入FASB (美国财务会计报告委员会) 的CF (概念框架) , 建立政府会计理论体系。然而, 张琦认为, 与企业会计相比, 政府会计有其特殊性, 企业会计改革更多的是技术问题, 需要全球趋同, 但政府会计改革就很难实现全球趋同, 其原因在于, 各国政治体制、经济基础、先天环境千差万别;第三, 就是从财政与预算的角度来研究政府会计。
实际上, 从全球范围来看, 政府会计理论研究也处于弱势地位。国际业界的“政府会计国际比较研究组织” (CIGAR组织) , 专门从事政府会计国际比较研究, 每两年召开一次国际学术会议, 美籍华人陈立齐教授是发起人之一。据他介绍, CIGAR组织从成立到发展至今核心成员主要以欧美国家的学者为主, 了解CIGAR组织并出席会议的亚洲学者不多。
让张琦们时常感到困惑的是, 我国公共领域的改革到底处于哪一个阶段和水平?政府会计应如何配合现阶段公共领域的相关改革, 到底需要提供哪些信息?改革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是预算的合法与合规?还是服务于政府的财务管理和内部控制的有效运行?还是合理的绩效评价?还是履行受托责任的履行?如果没有明了改革的目标, 就不能盲目推进政府会计改革。
他认为, 此外, 政府会计改革不仅仅是技术问题, 还是一个政治层面的问题, 它受各利益集行为博弈的影响。理论界正摆脱单纯比较权责发生制与收付实现制优劣, 避免一味借鉴别国成功经验的藩篱, 结合我国的实际政治经济环境来研究政府会计的改革问题。
决策层:没有具体时间表
记者致电财政部会计司, 获悉《医院会计制度》、《高校会计制度》征求意见稿的反馈意见正在进一步整理之中, 改革方案的最终设计、何时正式成文均“没有具体时间表”, 而新制度推广到其他事业单位的大致时间, 也不能确定。此前, 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召开政府会计改革研讨会期间, 财政部会计司副司长刘光忠面对诸多媒体的提问, 也保持着低调, 数次表示“不能确定, 摸着石头过河”。
其实, 与面对媒体时的低调、审慎相比, 本世纪初以来, 财政部推进政府会计改革及其与之相关的改革进程一直在紧锣密鼓尝试和进行之中。2002年, 时任财政部部长助理冯淑萍对外透露, 财政部正在尝试建立政府会计体系和非营利组织会计标准体系, 通过几年努力, 建立起既符合国情又与国际惯例相协调的由政府会计、非营利组织会计和企业会计三大部分组成的会计标准体系。她还透露, 为适应中国加入WTO新形势, 积极推进政府会计体系改革及非营利组织会计标准体系建设, 成为中国下一步会计改革的重要内容。
2003年, 财政部提出推进政府会计改革, 建立规范、统一的政府会计准则体系、制度体系和政府综合年度财务报告制度。2004年底, 财政部形成《政府收支分类改革方案》, 2005年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五个地区和六个中央部门进行模拟试点。2005年12月27日, 国务院正式批准了改革方案, 政府收支分类改革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2006年, 时任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出, 中央和地方预算编制在2007年将全面实行新的政府收支分类体系。在此基础上, 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 实现与预算管理的有机结合, 加快“金财工程”建设, 推进政府会计改革, 探索建立政府会计准则体系、会计制度体系和财务报告制度, 将其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
同年, 时任财政部部长助理张通在“政府会计最新发展国际研讨会”上提出, 推进政府会计改革是财政管理领域的一项基础性变革, 涉及面广、技术性强, 不仅是会计技术变更问题, 更是管理理念更新问题。中国推进政府会计改革主要面临着政府单位界定、现行预算会计制度整合、权责发生制适用程度和重大事项会计处理、政府会计人员培训以及政府会计信息系统建设等诸多问题。他指出, 推进政府会计改革应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思路, 立足于中国国情, 并充分借鉴国际经验, 建立全面、完整、准确地反映政府财政财务状况、资金运行情况的政府会计管理体系, 为财政管理和宏观经济调控服务。中国未来推进政府会计改革应按照“总体规划, 先易后难, 重点突破, 逐步推进”的原则, 重点研究解决界定政府单位范围、构建政府会计准则和制度体系、制定政府年度财务报告制度、确定实施权责发生制的程度以及政府会计改革的相关配套措施问题。
财政部的实际行动从2005年年底就开始了, 组织了多次关于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改革的调研活动, 历经将近4年时间形成医院与高校会计制度征求意见稿, 其间, 同步进行与其他部门的协调工作。
另据财政部会计司向记者透露, 医院高校会计制度征求意见稿公布后, 该部门与财政部教科文司正就《事业单位财务规则》进行沟通, 解决框架层面的问题, 在征求意见稿定下大方向的前提下, 还将对具体内容进行修改。
声音:社会公众寄语政府会计改革
政府会计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评价衡量行政事业单位运营过程与效率, 有关行政事业单位运营效率信息的公开透明又是民主公共事务管理的进程的标志。随着我国公共财政体制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 政务信息公开不断扩大, 人民群众参与政治意愿不断加强。会计行业应同时代要求和社会需求结合起来, 从社会公众的角度看会计, 传播会计语言, 使这项改革不仅局限于业界内的切磋讨论, 还能得到业界外更广泛的理解和支持。
政府会计改革势在必行。现在, 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主要由三部分组成:行政单位会计制度、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和基本建设单位会计制度。尤其对基层单位来说更是如此, 一是基层行政事业不明确, 划分的随意性很大。二是行政、事业交叉, 很多行政单位内有事业编制机构。三是基建资金规模小、不常有、周期短。
———基层行政机关公务员
政府会计改革后财务报告怎么写, 给谁看?公布这些财务数据本质上是受托政府向民众汇报一段时期的工作结果, 因而, 必须以保证具有一定文化层次老百姓能看得懂, 愿意看为前提。应将专业术语转化为直观、明了的语言, 少一点“高屋建瓴, 高瞻远瞩”的空话, 多一些底层思维, 不仅可以用来评价政府运营的效果, 也是体现政府与民众之间关系亲疏远近的重要指标。
———高校教师
作为纳税人, 希望政府会计改革能促进政府信息透明, 知晓国家的钱花到何处, 与自己的切身利益存在怎样的联系, 还希望这项改革能防范贪污腐败, 用好纳税人的血汗钱。
———民营企业职员
政府会计改革“政府花钱”、“如何花钱”等问题, 是一个公众高度关注的问题。但现在的情况是, 财政预算作为各地、各部门的收支大账,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太粗、太笼统”, 透明度不够。许多预算报告只有薄薄的几张纸, 只见总额, 不见具体明细, 人们从中看不出财政资金的真正用途:政府行政成本有多少, 用于解决医疗、社保民生问题的资金又有多少, 今年和往年相比, 投出去的资金产生了哪些效益, 不清楚, 看不到。此外, 与政府会计改革的效果还与预算编制、审议程序等相联系, 可以适当延长编制时间和审议期限, 让更多的财务、审计行业的代表提前介入, 切实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如此, 才能更好地监督政府“钱袋子”的流向, 确保有限的财政资金, 好钢用在刀刃上。
———媒体从业者
关心财政收支的政府信息, 更关心这些资金的具体用途, 尽管具有一定的专业基础, 能领会其中的含义, 希望这样的信息再直观和具体, 多进行横向纵向比较, 披露收入支出的变动情况, 在附加说明中多下功夫。这项改革不是一日之功, 其间的过程中还要付出可观的成本, 现在都不可预期, 因此我对政府会计改革持谨慎态度。
———国有企业会计师
不了解国家机器怎样运作, 不了解纳税人的钱怎么用。对我而言, 政府会计改革很深奥, 太专业。作为一名普通公民, 做好自己的本份, 相信国家、相信政府。
———小企业主
关心政府会计改革后, 反映行政事业单位运营状况的公开程度、公开力度、公开诚意, 有一块能告知财政收入有多少用于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奖金, 他们的收入与社会整体水平相处出于怎样的水平。
中国政府改革 篇8
(一) 中国政府财务信息披露的现状
目前中国政府财务信息披露集中于预算执行情况方面, 现行的预算会计报告包括总预算会计报表、行政单位会计报表和事业单位会计报表。总预算会计报表有资产负债表、预算执行情况表、财政周转金收支情况表、财政周转金投放情况表、预算执行情况说明书及其他附表。行政单位会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收入支出表、支出明细表、附表和报表说明书。事业单位会计报表作为反映事业单位财务状况和收支情况的书面文件, 是财政部门和上级单位了解情况、掌握政策的重要资料。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 中国当前披露的政府财务信息还比较零散。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进一步转化的过程中, 还没有明确政府与市场的界限;另一方面是由于还没有明确的界定政府财务报告的主体和全面、完整反映政府财务信息的要求。
(二) 中国政府财务信息披露存在的不足
1. 政府会计核算方法落后, 政府财务报告制度缺位。
中国目前在政府会计核算体系和政府财务报告制度这两大政府财务信息披露的基础性制度上都存在着缺陷。首先, 中国现行的政府会计称为预算会计, 其会计基础是收付实现制或称为现金制, 这种核算方法不能全面反映政府财务状况和财政风险, 不利于政府资金运用综合绩效考评, 其提供的政府财务信息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其次, 中国目前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政府财务报告制度, 反映政府财务信息的主要载体是政府预算报告和其他一些相关的文件与资料。政府预算报告主要提供了政府预算内资金的运用情况的信息, 不能反映政府的债权、债务、资产等财务状况。特别是在中国政府预算的完整性不够以及编制方法比较粗放的情况下, 政府预算报告提供的政府财务信息就更不完整了。而其他的相关文件与资料提供政府财务信息的方式并不规范, 也难以对预算报告给予必要的补充。应该说这两项制度都是保证政府财务信息披露科学合理性的重要前提, 特别是政府财务报告制度是政府财务信息披露最直接的载体, 只有政府将其财政收支活动以规范的财务报告的形式披露出来, 才能保证政府财务信息的真实、合理与有效性。
2. 财务信息使用者的界定范围较窄。
财务信息有广泛的使用者, 包括内部使用者和外部使用者。中国现行预算会计将信息的使用者主要界定为内部使用者, 且诸如立法机关和审计机关等重要类别的内部使用者亦未明确的界定在内, 这显然不符合预算法和其他相关法律的基本精神, 而忽视了外部使用者的信息需求, 且从根本上限定了政府财务报告的目标和提供信息的范围。
3. 政府财务信息披露的内容较简单, 对资产、负债报告不充分。
根据OECD的研究报告, 关于报告资产负债表信息, 最佳做法是与年度预算和决算账户一起公布其内容: (1) 反映政府的全部负债 (不仅是公共债务) 的资产负债表, 并披露对中央政府全部实务资产的登记; (2) 反映中央政府的全部负债和全部金融及实务资产的全面资产负债表。但是中国披露的政府财务信息中并未列示所有的资产和负债, 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无形资产没有汇总反映成为总预算会计报表信息;国债未来的还本付息负担、社会保险基金的未来负债和政府担保形成的隐性债务等, 都不在会计报表中反映, 也没有提供国有资产方面的财务信息、政府投资形成的国有资产产权构成及收益权的信息。并且除了报表之外, 年鉴上并未提供任何附注说明。这就使报表使用者不能从中获知资产的使用状况、所有权状况, 也不能知道负债的偿还能力、或有负债情况、政府的信托代理情况。因而, 中国目前的政府财务信息披露得并不全面。
4. 政府财务信息披露的时效性差。
中国财务信息对外披露的路径有两个:一是向立法机构, 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提交预决算报告;另一个是通过一定的载体直接向社会公众披露。但是通过这些渠道反映的信息时滞较长, 政府预算报告通常在本财政年度开始3个月后才对外披露, 决算报告是上个财政年度结束6个月或者更长时期才对外披露, 财政年鉴、统计年鉴等通常发布的周期为一年。信息披露的不及时, 直接影响信息的时效价值, 进而影响社会公众及其代言人监督预算执行的有效性, 影响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决策。
二、完善中国政府财务信息披露的总体思路
中国政府财务信息披露的改革应当充分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 在向国际惯例趋同的进程中融入中国的具体国情。在具体改革步骤上, 不应该急功近利, 应该围绕总体目标, 分步、分阶段、分地区、分部门的实施, 从点到面, 慢慢扩展。首先, 针对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采取必要的改进措施;其次, 构建公开、规范、透明的政府财务信息披露体制, 争取从向立法机关披露信息逐渐过渡到对普通大众披露全部的政府财务信息。
1.政府财务信息披露的目标应具有层次性。为了完善中国财务信息披露体制, 首先应建立多层次的政府财务信息披露目标。纵观各国的政府财务信息披露目标的发展历程, 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以反映预算资金使用的合规性为主;第二阶段以满足财政管理的需要为主;第三阶段以说明政府受托责任为主。因此在设定中国政府财务信息披露的目标时应当兼顾预算资金使用的合规性和财政管理的要求, 并逐步创造条件, 向说明受托责任的目标过渡。
2.政府财务信息的质量特征应得到规范。政府预算报告和财务报告是政府披露财务信息的主要载体, 而这二者提供的财务信息所体现出来的的质量特征应该以政府财务信息披露目标为基础进行规范。中国现阶段的财务信息披露的目标是兼顾预算资金的合规性和财政管理的需求, 逐步完善说明受托责任的条件, 因此, 中国的政府财务信息的质量特征首要满足的是相关性、及时性、重要性、可靠性和可比性, 比较而言, 明晰性和可理解性可以作为相对次要的质量特征。
3.推动预算改革, 完善预算信息披露。首先, 要扩大政府预算范围, 使得预算信息完整全面。完整全面的预算信息的范围应该包括政府的全部收支、预算外资金、特殊账户等, 同时对一切有即期或者远期财政影响, 会产生财政风险的政策承诺和政策决定 (税式支出、或有负债、贷款以及准财政支出) 同直接开支一起披露和审查。随着预算改革的深化, 社会保障预算和国有资产预算也应逐步纳入预算。其次, 要细化预算收支科目, 提高预算信息的可靠性和可理解性。政府收支应当根据部门、功能和经济性质进行分类, 三方面既相互独立又互为补充, 这样可以避免财政收支信息反馈迟缓, 资金运行效率和使用效率低的现象。做到收支项目具体明确是比较科学合理的方法。再次, 摒弃传统的“基数加增长”的预算编制方法, 保证预算编制更符合实际。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需要选用零基预算法和因素法, 科学确定各部门各单位的实际支出需求, 并按照轻重缓急程度排序, 而不是传统预算的只上不下, 只增不减, 甚至超过预算收入增长能力的畸形现象。最后, 加快预算报告的披露时间, 提高预算信息的及时有效性。
4.建立政府财务报告制度, 规范政府财务信息披露途径。从国际经验上看, 政府财务报告是一种全面、系统的反映政府财务状况的核算方式, 也是披露政府财务综合信息的一种规范化途径。政府财务报告是发达国家普遍建立的政府财务信息披露机制。
为了减少财务报告使用者的信息分析和评价成本, 中国现阶段的政府财务报告模式应该以政府整体的财务报告为主, 以政府为报告主体编制合并财务报表, 在政府会计与非盈利组织会计逐渐分离的基础上, 明晰政府会计的范围, 与政府活动无关的事业单位的资金运动就不应该再包括在政府会计范围内。
中国铁路改革浅析 篇9
关键词：铁路改革,运力,运价,财务数据,股权融资,资产整合
长期以来, 政企不分的体制和运力供给短缺的现实, 决定了中国铁路一直以社会利益而不是企业利益为主, 从而束缚了运价和考核激励机制, 陷入恶性循环的局面, 使得运力分配、服务水平、市场份额、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等指标都不够理想, 其中存在的隐患已经开始逐步暴露出来。2013年3月, 中国铁路总公司 (以下简称“铁总”) 正式成立, 中国铁路完成政企分开, 铁路改革进入了实质性的推进阶段;在以企业为经营主体的基础上, 理顺成本核算、清算机制和价格形成机制的进程正式展开。下一步改革的重点是什么?时间要持续多久?铁路运力提升空间还有多大?运价是否应当进一步调整?铁总未来两年的财务状况能否持续改善?本文尝试对改革中的这些关键问题进行分析。
一、发达国家铁路改革的启示
许多发达国家都曾经进行铁路改革, 其中的经验值得我们吸取借鉴
1. 日本铁路改革
1987年, 日本国会通过《国有铁路改革法》, 铁路改革正式开始;1991年, 为了筹措新建新干线的建设资金, 将既有线全部出售给各客运公司;同时, 在这期间日本政府承担了部分债务, 并引入了多方力量推进改革;1993年, 各铁道公司上市, 实现了由国有国资专营向多家投资主体运营的市场化转变。
2. 德国铁路改革
1994年, 德国铁路开始改革, 原东德国铁与西德联邦铁路合并, 组成联邦铁路资产局;1999年, 德国铁路有限公司组建4个分公司, 后进一步改制为德铁集团公司和5家分公司;在此期间, 德国铁路股份公司与铁路联邦管理局相继成立, 并剥离了资产管理局的经营职能;2003年, 德国铁路收购了德国物流巨头Stinnes, 将货运公司整合到Stinnes中, 德国铁路改革顺利完成。
3. 俄罗斯铁路改革
2001年5月, 俄罗斯联邦政府作出了关于铁路改革的决定, 计划用10年时间对俄罗斯铁路进行改革;2003年俄罗斯铁路股份公司 (100%国有) 成立, 接管了铁道部的所有资产, 并将原铁道部管理职能并入交通部, 同时在俄国铁路公司下成立专业子公司, 将客运、货运、集装箱运输、车辆制造和维修以及基建等业务分离, 独立运作;2006年起, 通过铁路资产私有化使业务更加透明并提高盈利能力, 鼓励铁路货运公司上市;俄铁集装箱运输公司 (Trans Container) 于2010年在伦敦上市标志着俄罗斯铁路改革成功。
根据发达国家铁路改革的经验, 我们认为, 中国铁路改革下一步的重点在于推进股权融资和资产整合, 尝试解决债务问题并改善股权结构, 形成“区域集中”和“网运分离”的综合体, 形成高效率、弱竞争的格局。我们判断目前铁总下属的18个铁路局将按照几大区域集团来横向划分, 进行精简整合, 在过渡期间, 新组建的区域集团仍然由铁总领导管理。
借鉴日本、德国和俄罗斯铁路改革的经验, 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以及成本核算较为清晰的情况下, 改革分别历时7年和10年。我们认为, 考虑到中国铁路的改革难度其实是大于日本铁路和德国铁路的, 真正完成市场化改革, 可能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
二、新线贯通带动运力持续释放的机遇
2008年以来的大规模高铁建设从2012年开始集中竣工, 最具代表性的京石-石武高铁和哈大高铁均已于2012年12月投入运营。今明两年还将有贵广铁路、兰新专线、成贵专线等一批客运专线投入运营, 同时还将陆续有兰渝铁路、山西中南部铁路通道、蒙西至华中铁路等货运专线运营通车。新线的陆续贯通将有效打通东北货物出关, 提升中国南北运输通道能力, 缓解东西向线路的节点瓶颈, 有效带动既有线的货运能力持续释放。
1. 客运逐步向客运专线转移, 货运发展空间变大
(1) 在保证低端客运的基础上, 向客运专线倾斜。伴随着大量客运专线的建成, 既有线上的动车组将逐步转移到客运专线上运行。对于普通列车, 考虑到低收入者的购买力水平, 仍将长期存在。在保证低端客运需求的情况下, 动车向客运专线转移是释放铁路运力的主要方式。
(2) 除煤炭外的其他大宗货种均将获得更大的运力空间
客货分流和货运配套设施的逐步到位, 将支持铁路货运能力持续较快提升, 尤其是考虑到煤炭运输运力瓶颈将在今明两年内打通, 除煤炭以外, 集装箱、矿石和粮食等货种均将获得巨大的运力空间和更好的发展机遇。
2. 供需平衡正在变化
运力将逐步向中小客户开放, 铁路向现代物流转型既有干线客货分流和新建货运路网的投产所带来的新增运力都需要填补, 我们认为除了大客户相对稳定的运力支持外, 新增运力将逐步向中小客户开放。铁路向现代物流转型、发展门到门的现代物流服务 (参照德国铁路经验) 以及开行班列等均有益于创造中小企业的铁路货运需求。同时, 参照美国铁路的经验, 这将给支线铁路和铁路周边物流公司带来广阔的发展机会。铁路货运能力的提升取决于以下4个方面:线、点、面、车
由于铁路货运是一个综合考虑线、点、面和车四大方面的系统工程, 能力的释放不会一蹴而就。客货分流带来的影响, 短期内可以释放主干线的能力, 但考虑到目前铁路的建设仍然重通道而轻配套, 货运站点的建设、连接线和路网效应、以及货车和机车的供应将成为中长期运能能否转化为有效运力的主要关注点。我们认为, 在下游需求充足的情况下, 2013~2015年中国铁路整体货运运能仍是一个年均10%~15%的逐年上升的量变过程, 2015年开始存在质变的机会。
(1) 线:主干线能力。随着高铁的建成, 既有干线 (客货混跑) 的客运运力会逐步转移到与之平行的客运专线上运营, 货运能力得到释放。根据我们的统计, 伴随着武广、京沪、石太和沪宁高铁的开通, 与其对应的既有线路分别停开了13对、19对、8对和25对动车或普通客车。如果按照1辆客车可以换2辆货车、一辆货车一年可以运120万吨计算, 则潜在释放的能力分别可以达到3000万吨、4500万吨、2000万吨和5000万吨, 对应50%~100%的运能增长。
客货分流带来的货运能力释放为有效运力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主要是由于高铁票价较高, 用动车组替代普通客车面临有效需求下降和社会阻力。从武广高铁开通后广深铁路货运量的增长情况来看, 在断头路没有打通的情况下, 接运和到达量增长并不明显, 发送量有20%左右的提升。
(2) 点:各节点货运处理能力。在干线货运能力释放之后, 一些重要节点的货运处理能否跟上, 是运能能否转化为运力的重要因素。例如:京沪线能力释放之后南京长江大桥能否满足重载要求, 石家庄站能否满足石太线与京广线货运能力释放后所需的货物发送和接运能力 (年货运处理能力需要从5000~6000万吨提高到1亿吨以上) 。各节点货运处理能力是硬件和软件的双方面问题, 由于过去铁道部重建设轻运营, 导致运营设施和管理能力发展滞后。我们了解到货运场站的建设通常要1~2年的时间, 而节点的货运处理能力的提升可能也需要至少1~2年时间来进行升级改造, 才能和干线能力有效配套, 将干线运能转化为有效运力。
(3) 面:周边连接线和路网效应。铁路以长途运输为主, 由于对铁路路网全网全程的要求非常高, 倘若一个节点没有打开, 整个线路的能力就无法有效释放。因此, 目前虽然已经有部分客运专线投产, 但货运能力的释放并不明显。例如, 石太客运专线开通后, 石太线货运量增长并不明显, 主要是因为与其相连的纵向线路:京广、京九、京沪线货运能力没有明显提升。同样, 武广高铁的开通释放了京广线南段的货运能力, 但大宗物资主要在北方、真正的运能需要等到京广高铁全线贯通之后才能释放出来。因此, 我们认为, 目前铁路的货运能力还处于积累的阶段, 随着更多高铁和货运路网的建成以及既有线路的升级改造, 在2015年会带来明显的运能增长。
(4) 车:货车和机车车辆。同样由于此前几年铁道部一直重建设轻运营, 机车车辆购置进度大幅滞后于线路建设, 导致部分线路投产后出现运营车辆不足和整个铁路路网排空车困难的情况。据了解, 目前铁总一方面逐渐加快新车购置进度, 另一方面开始鼓励企业出资购买通用货车。车辆购置量的加快有望逐步打开铁路货运运力的瓶颈。
三、市场化进程有可能带来偏低运价的重估机会
在计划经济时代, 为了压低要素价格来保证加工制造业快速发展, 铁路货运费率被有意压低, 同一时期, 由于中国劳动力工资在低端人力资源供过于求的压力下难以有效提升, 为了保证社会稳定, 铁路客运费率也被有意压低。综合而言, 铁路运价过去十年的上涨幅度仅相当于成本或者其他运输方式上涨幅度的一半左右。
1. 铁路运价与主要成本项比较
过去十年, 国铁普货价格上调幅度 (9 7%) 远低于燃料 (柴油, 176%) 和人工成本 (居民平均工资, 205%) 的上涨的幅度, 这种趋势在通胀压力较大时更加明显, 而铁路电气化附加费自实施以来从未随电价 (工业电价, 49%) 调整。铁路客运方面, 基准价格更是多年来从未调整。
2. 铁路运价与国内其他交通方式比较
客运方面, 由于铁路客车经历了从绿皮硬座~空调特快~直达特快~动车组的持续升级, 在所有运输方式中变化较大, 因此尽管基础费率没变, 但实际费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结构性提升。尽管如此, 自2005年以来铁路平均票价增速仍仅为76%, 仍远低于公路的158%。货运方面, 铁路运价2006年以来仅增长27%, 而公路运价约为41%。因此, 综合来看, 近年来铁路运价的涨幅仅相当于其他运输方式的一半左右。
3. 铁路运价与发达国家水平比较
客运方面, 我国国铁平均单位票价相当于美国的19%、日本的14%以及德国的16%;即使从高铁费票价来看, 也仅相当于美国的56%、日本的42%和德国的49%。货运方面, 即使考虑到铁路建设基金, 我国的基准费率约为于美国的68%、日本的22%以及德国的25%;从特殊费率来看, 也仅相当于美国的86%、日本的27%和德国的32%。
因此, 长期来看, 费率提升是大势所趋和必由之路。
(1) 发改委价格指导必要性下降。2010年以来铁路主要成本上升15%~30%, 为了控制通胀, 铁路货运费率受到发改委指导;而目前在通胀逐步下降的背景下, 铁路货运费用存在补提机会。相对而言, 客运基准费率随着动车组等高端服务比例的提高有望实现结构性的提升。
(2) 铁总提价意愿增强。铁总目前面临债务融资困难、投资力不从心和改善员工收入的三重压力, 不论债券发行和银行借款, 还是改善员工收入水平, 均需要盈利和现金流进行支持, 因此铁总有较强动力推动费率的提升。
(3) 发展股权融资倒逼。铁总目前资产负债率已经超过60%, 而未来投资任务仍然繁重, 因此会加快股权融资的进度, 而股权融资也需要盈利水平和盈利增长前景的支持。
四、短期铁总财务状况依然严峻
对于铁路的财务状况而言, 我们认为未来主要关注两点:人工成本上涨的压力能否消化, 承受财务费用和偿还借款本息是否有足够的空间。未来两年, 固定资产投资最少也将达到万亿元, 资金问题主要通过发债和银行借款解决。我们预计人工成本年均复合增长13%, 折旧成本年均复合增长25%, 财务费用年均复合增长69%。测算的结果是, 中国铁路2014~2015年将每年亏损100~140个亿, 资产负债率在2013年预计达到64%, 2015年达到67%左右, 铁路的财务情况依然严峻。
1. 提升铁路职工工资和福利带来的人工成本压力
过去, 在费率水平低、运量规模增长低于经济增速的情况下, 铁路整体经营效率不佳, 使得铁路员工工资水平提升缓慢;另外, 在燃料成本、维修成本等其他主要成本上升较快的情况下, 为了维持较低的收费标准, 铁路工资成为了严控的对象。在这种背景下, 铁路职工完成了过去高压下的经营运输任务, 完成了多次提速和新车型上线, 完成了大规模的建设任务, 默默撑起了中国铁路的发展, 但不得不承受各种生活和工作中的困难。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更是不可持续的。长此以往, 安全生产埋下隐患, 服务水平无法提高, 效率提升遇到瓶颈, 新业务发展无从谈起。
根据全国铁路工作会议上的内容, 我们判断, 在基本工资提升的基础上, 相对具有吸引力的安全奖励和绩效奖励等有望逐步产生人员激励效果, 将长期有利于铁路运输企业的经营效率, 有望实现良性循环。这种基本工资平稳增长、绩效工资快速增长的模式有利于统一铁路员工、铁路局和主管领导的利益关系, 为市场化经营和体制改革打下基础。我们预计铁路职工平均工资增速将达到至12%-15%的水平, 但考虑铁路目前的盈利水平, 难以一步到位, 将是一个持续调整的过程。
2. 加大投资力度带来的财务成本和还款付息压力
自2012年下半年以来铁路投资重新加速, 而2013-2015年又将迎来高铁集中完工期, 这将带来铁总还款付息的压力进一步扩大。考虑到借款进入偿付周期及利息资本化结束, 以及利率水平的提升, 我们预计铁总的利息支出将从2011年的370亿大幅提升到2015年的1200亿;考虑到利息资本化的情况, 财务费用也将从2011年的120亿左右大幅提升到2015年的970亿左右, 对应68%的年复合增长。
3. 未来主要财务数据预测
我们尝试对铁总至2015年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进行估算, 来量化财务指标。
首先, 考虑到运力、折旧成本、人工成本和财务费用等这些确定会增长的因素, 我们设定了基本参数:
(1) 投资额度:预计十二五铁路投资在2.3万亿左右, 对应年投资额4500亿左右。
(2) 运量增速:高铁建设不仅推升客运运力, 既有线客货分流同样带来货运能力的提高, 在各种配套设施逐步跟上的情况下, 我们预计未来两年铁路的客运周转量年复合增长13%, 货运周转量年复合增长13%。
(3) 折旧成本:新建项目大规模竣工以及机车等车辆大量投入使用, 带来折旧费用年均25%的复合增长。
(4) 人工成本:考虑工资的持续增长, 预计人工成本年均13%的复合增长。
(5) 财务费用:综合利息支出和利息资本化的结束, 我们预计财务费用以68%的年复合增长率增长。
然后, 我们根据铁路客货运历史提价的幅度, 假设:
(1) 铁路普货价格按照以前的提价方式, 发改委严格按照CPI水平进行管制, 每年提价5%左右。
(2) 铁路客运平均费率每年提升10%, 主要是高铁持续通车带来结构性增长, 基准费率水平不变。
测算的结果是, 中国铁路2013~2015年将每年亏损100~140个亿, 资产负债率将在2013年达到64%, 2015年达到67%左右。
五、结论
中国政府改革 篇10
一、美国政府会计的改革历程对我国的启示———如何采取正确的改革方法
在美国的联邦体制中, 政府有联邦政府、州和地方政府之分。二者的收入来源和支出项目的不同导致会计操作上存在明显的差异。
1、美国州和地方政府会计改革历程
美国州和地方政府会计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其中的三次重大变革起到了主导的作用。
(1) 财务诚信的保障。1890至1920年间, 随着美国工业化发展, 人们对政府财务诚信的要求逐步提高。因此, 美国州政府逐渐将企业会计的概念融入到了预算会计的操作之中, 并向利益相关者们提供了数据更具完整性和时效性的资产负债表, 让人们能及时得到财务数据, 大大减少了贪污和腐败, 使政府的财务诚信得到了保障。
(2) 提出建立统一的会计原则。1968年, 政府会计全国委员会 (NCGA) 发表了《政府会计、审计和财务报告》的完整手册, 这是美国第一次提出“建立适用于政府的公认会计原则”的思想。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AICPA) 的下属机构会计原则委员会 (APB) 在1974年为州和地方政府制定了一套“行业审计指南”, 这是第一部经过AICPA认可的美国州和地方政府会计公认原则。
(3) 提高政府财务透明度和改进受托责任。1984年, 民间和公共部门联合成立了政府会计准则委员会 (GASB) 。到2007年为止, 已经为州和地方政府发布了48项会计准则, 大大改进了政府的受托责任, 提高了财务信息透明度, 并进一步保障了财务诚信。
2、美国联邦政府会计改革历程
长期以来, 联邦政府会计的改革主要包括两个争论, 第一个是准则的制定权, 第二个是准则的内容。
(1) 准则制定权的争夺。1921年, 国会成立了预算局和审计署, 将会计与审计职能集中于一体, 审计署长还被授权为行政管理机构规定会计形式、程序和体系。这引起了行政机构的不满, 将其视为对政府财政事务的过度干涉, 二者展开了持久的争论。
(2) 准则内容的争论。1990年, 为了解决持续数十年的制度冲突和内容争论, 国会和财政部门经过协商建立联邦政府会计准则咨询委员会 (FASAB) , 由国会和各财政部门分别派出代表而组成, 从成立至今, FASAB已经发布了三十多个政府公认会计准则和公告, 合理解决了准则制定的权利和准则内容的问题。
3、中国政府会计改革的历程及缺陷
政府会计在我国主要被称为预算会计, 是建国初期从苏联引进的, 经过创立与初步形成时期 (1950—1965年) 、预算会计的调整与变动时期 (1966—1989年) 、现行预算会计制度框架出台时期 (1997—1998年) 三次时期, 形成目前由总预算会计、行政单位会计和事业单位会计共同构成的政府会计体系。在改革方法上, 我国政府会计存在以下几点不完善的地方。
(1) 政府会计目标不明确。美国政府会计从联邦和地方两个方向进行改革, 有明确和统一的政府会计目标, 最终都在相似的层面获得了成功, 如会计制定机构的确定、权责发生制的采用等。中国的预算会计改革是按总预算会计和单位会计两种途径进行, 彼此之间没有联系, 都根据财政部的思想来做改革工作, 缺少明确的改革目标。
(2) 准则制定机构不具备独立性。美国的联邦政府会计由FASAB制定准则, 州和地方政府会计则由GASB对其进行监督, FASAB和GASB都是政府之外的会计机构, 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而中国的预算会计公告一直由财政部会计司所发布, 所表达的观点不具备独立性和客观性, 在改革过程中也不能很好地对政府会计进行监督。
(3) 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十分局限。美国政府会计的财务信息使用者是所有利益相关者, 这与美国每年向外界公开各类政府财务报告有直接关系, 而我国预算会计的财务报表则是主要针对内部管理者所准备的, 影响了财务报告的完整性和财政透明度。
(4) 对会计界人才的利用不足。在美国, 政府的财政由于比较透明化, 不仅受到外界会计机构如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监督, 有时也需要外界的财务专家来帮忙分析财务报表和解决财政问题, 中国在这方面比较欠缺, 导致了我国会计职业界的发展缺少更大的驱动。
鉴于对两国政府会计改革历程的分析与比较, 本文认为, 我国政府会计改革应将提升政府财政部门的受托责任为主要目标;制定合理的会计准则;构建良好的财务报告体系;强化财务会计在政府会计中的地位;充分利用会计界人才的力量来推动改革。
二、美国政府会计准则对我国的启示———如何制定合适的政府会计准则
1、美国政府会计准则制定的三大方面
(1) 制定机构。在美国, 有资格制定准则的机构必须满足下面几个条件:该机构不受其管制的机构的不良影响;该机构应遵循规定的、公开的适当程序来制定准则;该机构应有一个特定的管制对象;该机构应有充足的资金支持其工作, 成员应具备各个相关领域的知识;该机构应广泛地执行准则制定工作。
(2) 制定程序。FASAB和GASB在制定准则中严格遵循规定的、公开的适当程序, 包括以下几个步骤:确定会计问题和日程;初步考虑;准备文件初稿;公开发布文件, 必要时举行公开听证会;进一步讨论和考虑评论;至少多数票通过;提交主管来审议推荐的公告, 期限90天;发布最终公告或解释。
(3) 所考虑的问题。准则的制定是一个严谨的过程, 不仅要严格遵守程序, 还需要仔细处理很多会计问题, 美国政府会计人员在制定准则时往往要考虑到下面十个方面:能力和目标;与预算的关系;会计和财务报告主体;会计体系构建;财务报表;实现;确认;计量对象;会计基础;计量单位。
2、FASAB和GASB会计准则内容
(1) FASAB政府会计准则。FASAB所发布的三十多个准则公告广泛涉及到了政府各个财政和会计要素, 其中包括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负债的确认, 收入和费用的确认, 社会保险的处理, 预算对账表的编制, 财务报表的合并, 财务信息的披露和成本会计等等。
(2) GASB政府会计准则。目前, FASAB共制定了48个会计准则并发布了3个概念公告。其中, 一般准则阐明指导原则, 占GASB准则中的三分之一, 主要对我们前一章所介绍的制定准则时所应考虑的问题进行了解释与说明;三分之二是具体准则, 针对更具体、分类更清晰的情况, 如企业会计准则对政府的适用性、雇员报酬和福利的发放以及政府投资活动的风险。可以说, GASB准则更细致的分类和应用提高了每条准则的实用性和针对性。
3、美国政府会计准则对我国的启示
目前, 我国还没有一套完整公认的政府会计准则, 财政部发布过的各种政府会计规范在适用性上有很大的缺陷, 不能满足我国对政府的资金周转和预算执行情况监督和反馈的需要, 也不能满足各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本文认为, 美国政府会计准则给我国带来以下几点启示。
(1) 确保准则制定机构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建议成立独立的准则制定机构, 除了财政部门以外, 其他行政部门和事业单位以及会计界的专家代表也应该加入到该机构中, 建立一套适用于所有部门和单位的公认政府会计原则。鉴于我国的政治背景与美国不同, 我国应该只有一个准则制定机构, 这样可以防止不必要的矛盾和差异的产生。
(2) 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来制定会计准则。通过对美国FASAB会计准则制定程序的分析, 本文认为, 应该以客观公正的态度积极听取各方面各利益群体的意见, 再经过反复修改和对比制定出准则, 最后需在机构内部各代表投票多数票通过的情况下才能发布会计准则。
(3) 全面考虑相关问题。在准则制定过程中, 强有力的概念框架是不可或缺的, 所需考虑的问题也很多, 美国政府会计人员往往要考虑到十个方面, 我国完全可以从中进行借鉴并且结合我国国情建立起合理的概念框架。
(4) 分别建立指导性和实用性的会计准则。可以像美国政府会计准则委员会 (GASB) 学习, 建立以少数一般准则为指导, 多数具体准则为实用的框架形式, 根据我国国情, 一般准则应以国家经济发展和财政预算状况为主要对象, 而具体准则主要针对各类型经济业务和财务报表。
三、美国政府财务报告体系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如何构建合理的政府财务报告体系
1、美国政府财务报告体系的特征
美国的联邦政府会计与州和地方政府会计, 虽然经历了不同的改革历程, 但目前形成的财务报告体系都具有以下几点特征。
(1) 明确提出了财务报告目标。虽然所处的会计环境的不同, 但美国联邦政府会计与州和地方政府会计都专门通过概念性公告对财务报告目标进行系统的阐述, 将反映政府的受托责任作为政府会计的基本目标, 这也成为了财务报告的统一目标。
(2) 财务报告具有多样性。虽然反映受托责任作为政府财务报告的统一目标, 但为了满足各方利益相关者决策的需要, 美国政府财务报告不仅通过多种报表反映政府财务状况以及政府管理绩效信息, 对于不便于记录的承诺和支出义务还通过表外的方式予以反映。
(3) 注重政府财务报告规范。美国联邦政府与州和地方政府都很注重财务报告的编制和披露的约束, AICPA每年都会在《政府会计与财务报告准则规范汇编》中对政府财务报告专列一部分予以详细规范, 对财务报告主体的定义和注释、现金流量表的编制以及组成单位的列示和信息披露等问题都予以统一规范。
(4) 广泛应用权责发生制。为了实现政府会计目标, 美国联邦及州和地方政府会计都倾向于在政府环境下将权责发生制应用到最广泛的程度, 并且在不同层次的财务报告中权责发生制的引入程度也存在着差异。
2、我国现行政府财务报告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的政府财务报告主要由财政总预算会计报表、行政单位会计报表、事业单位会计报表三大报表体系组成。财政总预算会计报表主要包括资产负债表、预算执行情况表、预算执行情况说明书及其附表等报表;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会计报表主要包括资产负债表、收入支出表、支出明细表、基本数字表和报表说明书等报表。这一政府财务报告体系是在1998年预算会计制度改革后开始实施的, 与当时的形势是相适应的, 但随着我国公共财政体制的不断完善, 这样一套政府财务报告在披露内容上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包括:没有一套统一的财务报告体系;财务报表披露的信息过于单一;政府财务报告信息的可信度不高等等。
3、美国政府财务报告对我国的启示
(1) 确定基本财务报告目标。为了建立一套统一的财务报告体系, 首先应先把目标定好, 这一点我国可以向美国学习, 以受托责任为基本目标, 根据信息使用者的需求针对各类财务报表设置分目标, 以基本目标为主线将各财务报告整合在一起构成一套合理的体系。
(2) 加强政府财务报告规范的建设。我国财政总预算会计对于旬报、月报和年报的编制内容仅仅在相关制度中指出:“根据上级财政部门具体要求和本行政区域预算管理的需要办理。”可见, 我国对于财务报告的规范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政府应该根据我国国情定期、及时、系统地制定与颁布财务报告准则规范并严格按照规范来编制报表。
(3) 加强信息的全面性披露。全面性不仅仅指数据的全面, 还包括信息使用者的全面。在数据方面, 我国应该像美国一样在政府财务报告中全面、系统地披露政府所有的债务信息, 而不是单一地反映收支情况, 对于符合权责发生制基础下的政府债务也应在资产负债表中进行披露。在面对的信息使用者方面, 应该进一步重视外部使用者的需求, 增加对外提供报表的类型以及合理的扩展报告的内容。
(4) 采用更合理的会计基础。收付实现制不披露非现金的财务信息, 不利于评价政府服务绩效和使用者的决策, 影响了我国政府财务报告的信息质量。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 逐步推广权责发生制在我国政府财务报告编制中的使用。最终根据国情, 达到针对不同的政府财务报告采用最合适的会计基础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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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利率改革之路 篇11
前因
事实上，利率市场化是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延续。改革开放的核心是变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而市场利率化的目的就是将经济的血液——“资金”的价格，由计划调节变成市场调节。
利率市场化是一个国家金融市场化过程中的关键一步，充满风险。拉美国家智利，1974年5月开始放松利率管制，1974年11月取消了所有存款利率的管制，1975年4月取消了所有利率管制，只用一年就完成了利率市场化的进程。结果，智利在1976～1982年经历了由于过快利率市场化而带来的经济阵痛，银行大量破产。最后，中央银行不得不公布指导性利率，宣布第一轮改革暂时废止。
借鉴其他国家利率市场化经验和教训，中国采用了一个相对平缓的改革进程，从启动初期到现在，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历了20年。
5个阶段
在本次利率市场化改革之前，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从时间上来划分主要分为5个阶段。
阶段一：政策启动
1993年，《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最先明确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基本设想。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九五”时期深化利率改革的方案》初步提出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基本思路。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由此起航。
阶段二：债券市场利率改革
1996年6月1日，中国放开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这意味着银行之间以货币借贷方式进行短期资金融通活动的利率，可以由拆借双方自主定价。1997年6月，银行间债券市场启动，同时放开了债券市场债券回购和现券交易利率。1998年3月，改革再贴现利率（银行将没有到期的票据卖给央行，得到央行的贷款）及贴现利率生成机制，放开了贴现和转贴现利率。1998年9月，放开了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等政策性银行的金融债券市场化发行利率。1999年9月，成功实现国债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招标发行。
阶段三：外币利率市场改革
1999年10月，对保险公司大额定期存款实行协议利率，3000万元以上、5年以上的大额定期存款，保险公司可以和商业银行协商利率，这成为保险公司开发较高收益理财产品的重要来源。
2000年9月21日，实行外汇利率管理体制改革，放开了外币贷款利率。300万美元以上的大额外币存款利率，由金融机构与客户协商确定。
2002年1月，扩大农村信用社利率改革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农信社利率浮动幅度；统一中外资外币利率管理政策。逐步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权，简化贷款利率种类，取消了大部分优惠贷款利率，完善了个人住房贷款的利率体系。
2002年3月，将境内外资金融机构对中国居民的小额外币存款，纳入央行现行小额外币存款利率管理范围，实现中外资金融机构在外币利率政策上的公平待遇。
2003年4月，放开人民币各项贷款的计息、结息方式，由借贷双方自行商定。
2003年6月，放开境内英镑、瑞士法郎、加拿大元的小额存款利率，同时对美元、日元、欧元、港币的小额存款利率实行上限管理。
阶段四：存贷款利率上下限浮动
2004年1月1日，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上限可为基准利率的1.7倍，农村信用社可达2倍；下限为0.9倍。
2004年3月25日，实行再贷款浮息制度，在再贷款基准利率（再贷款指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的贷款）基础上适时加点。
2004年10月29日，放开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利率上限，但城乡信用社除外，允许其上限可扩大为基准利率的2.3倍。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下限仍然为0.9倍。
2004年11月18日，放开小额外币存款2年期的利率档次，由商业银行自行确定并公布。
2005年3月17日，放开金融机构同业存款利率，修改和完善人民币存、贷款计息和结息规则，允许金融机构自行确定除活期和定期整存整取存款外的其他存款种类的计息和结息规则。2005年5月，央行宣布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远期交易管理规定。
2005年5月16日，债券远期交易正式登陆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
2005年7月21日，中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考一篮子、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2005年9月20日，商业银行被允许决定除定期和活期存款外的6种存款的定价权。
阶段五：改革深入
2006年2月，央行发布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开展人民币利率互换（利率互换通常指两笔货币相同、本金相同、期限相同的资金，作固定利率与浮动利率的调换）交易试点有关事宜的通知》，明确了开展人民币利率互换交易试点的有关事项。
2006年2月9日，国家开发银行与中国光大银行完成首笔人民币利率互换交易。
2006年8月，将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浮动扩大至基准利率的0.85倍。
2006年9月6日，央行决定建立报价制的中国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简称Shibor。明确开展人民币利率互换交易试点的有关事项；正式开始人民币利率互换交易。2007年1月，货币市场基准利率Shibor开始正式投入运行。
2008年10月，将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扩大至基准利率的0.7倍。
2012年6月7日，央行决定，自2012年6月8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1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其他各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及个人住房公积金存贷款利率相应调整。
未来
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3个市场，指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和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市场，2个方向指上限方向和下限方向。上限方向指利率是否允许向上浮动，浮动的幅度有多大；下限方向指利率是否允许向下浮动，浮动的幅度有多大。
笔者认为，此次改革意味着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入了第6个阶段，即利率的存贷款上下限有望完全取消阶段。从目前来看，可以认为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已经完成了一半的进程。展望下一阶段，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有较大可能会在存贷款利率上下限的改革中进一步深化，甚至完全取消存贷款利率的上下限，实现资金价格——利率的完全市场化定价。
中国政府改革 篇12
世界的金融危机, 全球范围政治和经济格局会彻底的变化也必将会影响到WTO的发展。WTO条款迁就发达国家的时代必将结束, 发展中国家也会以另外一种身份重新提出自己的要求, 重新进行有利于自己的谈判, 将自己推向有利的发展趋势。而中国当务之急要做的是将中国的法制和经济改革迅速向WTO体系靠拢, 并应当审视当今的国际形式, 考虑WTO的发展方向, 作出很好的预测和对应的自身调整, 力争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形势下维持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由衡阳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欧阳琳副研究员编著的《WTO与中国法制建设改革研究》一书顺应世界经济、政治发展对WTO做更加深刻的认识, 为中国法制改革提出更多更好的力所能及的建议。欧阳琳副研究员毕业于中国著名的西南政法大学, 曾长期任职世界知名企业社会责任审核员, 为企业职工普及劳动法律、生产安全知识、职业病防护知识。为了写好这部著作, 著者于2007年奔赴英国莱斯特大学攻读国际人权法学的硕士, 并于2009年取得英国英国莱斯特大学国际人权法硕士学位;在读硕士期间系统地研究了《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果:法律文本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 以及国务院、商务部公布的一系列有关法律法规文件;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尽可能全面地收集国内外WTO案件的判例。
中国学者研究GATT和WTO的热情也高涨, 十多年来有关GATT和WTO的文章和著作不断地涌现对各国各界了解WTO起到了主要作用。法学界对WTO法律制度的研究热情和研究成果都站在了学术界的前列。随着中国加入WTO, 原先扫盲式的宣传和普法式的研究都已经结束。人们逐渐认识到对WTO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上, 不能仅仅是对规则的解释, 而应当着眼于全面准确地掌握WTO并探索如何利用WTO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首先, 《WTO与中国法制建设研究》就是一个结合实际的研究, 力图通过对WTO制度的分析解决中国法制建设中的实际问题, 犀利地指出了中国法制建设中与WTO规则和要求的差距, 并在应对方面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其次, 它是深层次的研究, 不仅需要处理好中国法制建设与WTO的关系, 而且要摆正在WTO条件下中国法律体系内各法律的关系及地方法制建设与全国统一法制建设的关系;在此他是具有强烈探索性质的研究, 因为WTO材料虽然很多, 但相关的研究很少, 尤其是能够实际利用的研究成果更少。而本书做了大量的创新研究, 包含了许多与现有成果不同的内容。最后, 著作者在著书的过程中研读了大量第一手的英文原版书籍资料, 这对WTO规则的认识和分析起到了关键作用, 使得读者能更准确的理解WTO规则, 也只有在准确的理解之后才能够更好配合中国国情更好的运用WTO规则维护中国的合法权益不受到侵犯。另外, 我们也通过此书了解到了WTO规则在欧美发达国家的运用情况, 通过欧美发达国家WTO的运用情况与中国现状的比较, 我们取其精华, 去之糟粕, 最主要的是让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WTO规则在中国运行目前的不足, 也给我们的法制建设改革指明了方向。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 中国经济越来越深刻地融入世界, 贸易争端、贸易纠纷将随之会越来越多。如何利用WTO规则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如何在WTO规则下构筑保护民族经济的法律防线, 是迫切需要解决的时代课题。欧阳琳副研究员这部著作的出版正好回应了时代的挑战, 具有非常重大的理论价值、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