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会计监管

中国政府会计监管（精选12篇）

中国政府会计监管 篇1

一、引言

科学设计会计政府监管模式, 需要追溯会计政府监管的理论渊源, 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 继承有益的思想, 为会计政府监管模式的构建寻找必要的理论依据。本文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会计政府监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二、会计政府监管的经济学理论分析

许多经济学家于政府监管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都进行过比较深入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产生了“寻租论”这种理论认为, 监管本质上被监管者通过寻租竞争利用国家权力转移社会资源的一种工具。监管作为一种规则被某个行业所获得, 它也就按照这个行业的利益来设计并运行。诺斯认为“管制通常是产业自己争取来的, 管制的设计和实施主要是为管制产业的利益服务的。”马沃和泊斯汀的监管机构生命周期理论阐述了监管机构逐渐为被监管者所利用的过程:政府监管的出发点始于保护公众利益, 被监管者最初可能反对监管, 但当他们对立法和行政过程逐渐熟悉时, 就会行动起来, 对监管当局施加影响, 通过法规和行政工具达到取得或维持更高收人的目的, 被监管者成为监管的支持者或竭力维护者, 最终监管演化为被监管者的僵化保护, 直到走向衰亡。

斯蒂格利茨认为, 政府的两大特征是: (l) 政府是一个对全体社会成员都具有普遍性的组织; (2) 败府拥有其他经济组织所不具备的强制力。同时, 他把政府监管划分为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在生产方面, 政府可以凭借它的特征优势影响“如何生产”;二是在消费方面, 政府可以凭借它的特征优势影响“如何分配产品”。

多年以来经济学一直把实现“帕累托最优”作为评价市场机制的标准, 即“任何改变使至少一个人状况变好, 而不会使其他人变坏, 这种可能性不存在了, 称这时的市场状态为‘帕累托最优, ”。实现“帕累托最优”是会计市场的目标, 同样也是政府的愿望, 因为会计市场实现“帕累托最优”至少不会给政府带来损失, 并且同时还会给政府带来效率。正因为如此, 当会计市场出现失灵时, 除非采取政府监管的方式, 否则不会有更好办法。

在会计上, 会计人员及其组织便是利用了这种不对称的信息规律, 采取“隐瞒财务信息”、“虚假会计信息”等方式进行作弊, 而且还不易被发现。信息不对称是会计监督不力的直接动因。同其他经济制度一样, 会计制度应是政府与社会组织“多次博弈”之后形成的一种社会契约, 博弈的次数越多, 完善的程度越高, 这一状态便是“纳什均衡”状态。达到“纳什均衡”状态的会计制度实际上已成为社会各界普遍愿意接受的“市场规则”, 任何人若违反了该制度而暂时占了便宜, 便会从别的方面受到更大的惩罚。我国新颁的会计制度刚刚迈出了‘博弈”的第一步, 从制度选择来看, 也是基本上按有利于政府利益来安排的, 这一选择必然会导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现象的产生。对于博弈的另一方—企业而言, “假帐林立”也就毫不奇怪, 显然作假帐是一个博弈过程。从这个角度看, 我国会计制度建立还要经历一个“博弈”过程, 离“纳什均衡”还有一定距离。因为一个真正有效的会计制度, 人们违反了不会得到什么好处, 而我们的经理人员和会计人员还没有感受到违背会计制度所带来的严重后果。面对这些问题, 我们不应仅仅拿“三大检查”、“整顿秩序”等措施作为改进会计工作的唯一良方, 而更应正视天底下存在“利害冲突”这一事实, 只有站在会计博弈的大看台上, 盯住会计博弈的大棋盘, 才能对会计监督的认识作出全面性的把握。博弈双方的信息应该是公开的;会计制度应该是公平的;作为博弈中的裁判, 注册会计师应以公正为其执业标准。

三、会计政府监管的必要性分析

政府对会计市场的监管, 按照发生时间的不同可以分为事前、事中监管和事后惩罚措施。事前、事中监管是在会计人员进行会计行为之前或正在进行会计行为时, 采取一些控制措施降低会计人员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发生的几率, 笔者用“监管力度”来表示事前、事中监管力度的大小, 监管力度越大, 会计人员违反职业道德时被惩罚几率就越大。事后惩罚主要是对已经违反职业道德的会计人员进行惩罚,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约束会计人员的行为, 其力度用“惩罚金额”表示。

1、没有政府监管的情况。

假设A和B是两个不同企业的会计人员, A和B在提供会计信息决策的时候有2种选择:遵守职业道德、违反职业道德。在没有政府监管措施的情况下 (即不存在事前、事中监管和事后惩罚) , 构建会计人员行为的“囚徒博弈”。如果B遵守职业道德, A违反职业道德可以获得6个单位的利益, 遵守职业道德可以获得3个单位的利益, A违反职业道德可以比遵守职业道德多获得3个单位的利益;同理, 如果B违反职业道德, 则A违反职业道德比遵守职业道德多获得2个单位的利益。由此可见, 无论B是否违反职业道德, A违反职业道德都比遵守职业道德获得更大的利益。因此, 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 A必然会选择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同样, B也会做出相同的选择。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违反职业道德就成为会计人员的普遍选择。

2、政府监管惩罚力度不够大的情况。

如果存在政府监管, 但监管力度和惩罚金额不够大, 将会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假定会计人员违反职业道德被惩罚几率为1/3, 政府对违反职业道德的会计人员的惩罚金额为2个单位, 当B遵守职业道德时, A遵守职业道德可获得3个单位的利益, 违反职业道德可获得的期望利益为6×2/3+ (6-2) ×1/3=5.3, 则A违反职业道德可比遵守职业道德多获得2.3个单位的利益;当B违反职业道德时, A违反职业道德仍可比遵守职业道德多获得1.3个单位的利益。因此, A仍会选择违反职业道德。同理, B也会选择违反职业道德。可见, 违反道德仍然是会计人员的普遍选择, 政府监管惩罚措施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3、政府监管惩罚力度很大的情况。

政府监管惩罚力度很大, 会计人员违反职业道德被惩罚几率就很大, 假定为1/2, 同时政府的惩罚金额很大, 假定为8个单位, 如果B遵守职业道德, A遵守职业道德可获得3个单位的利益, 违反职业道德时, 其期望利益为6×1/2+ (6-8) ×1/2=2, 则A违反职业道德会比遵守职业道德少获得1个单位的利益;如果B违反职业道德, 则A违反职业道德比遵守职业道德少获得2个单位的利益, 对A来说, 在权衡利弊之后必然会做出遵守职业道德的决策。对B来说, 也会做出相同的选择。因此,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 遵守职业道德就成为会计人员的理性选择。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见, 要想促使会计人员做出遵守职业道德的最终决策, 仅靠会计人员之间博弈是不够的, 政府必须介入, 采取事前、事中监管和事后惩罚措施, 而且监管惩罚的力度一定要足够大, 才能促使会计人员做出有利于社会的决策。

摘要：本文从经济学理论科学分析了会计政府监管模式, 为会计政府监管模式的构建寻找必要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会计,政府监管,经济学理论

参考文献

[1]、郭道扬:“论产权会计观与产权会计变革”, 《会计研究》, 2004年第2期。

[2]、陈建文:“法律制度、公司治理结构与会计体系:各国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会计研究》, 1999年第12期。

中国政府会计监管 篇2

中国证监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监管局，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

针对近期日常会计监管中发现的问题，现印发《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监管问题解答》（2011年第2期），作为会计监管的专业判断依据。执行中的相关问题，请及时函告我部。特此通知。

附：《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监管问题解答》（2011年第2期）

证监会会计部

2011年8月15日

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监管问题解答》

（2011年第2期）

问题一：如果公司对固定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等会计估计作出变更，变更后的会计估计最早可以自何时开始应用？

解答：对会计估计的变更应当采用未开始用法处理，即会计估计变更近影响变更当期的，其影响数应当在变更当期予以确认；会计估计变更及影响变更当期数又影响未来期间数的，其影响数应当在变更当期和未来期间予以确认。因此会计估计变更应当自该会计估计变更被正式批准后生效。为了方便操作，新会计估计最早可以自最近一期尚未公布的定期报告开始实施，原则上不能追溯调整更早会计期间。

问题二：对于上市公司在报告资产负债表已经存在的债务，如果公司在报告资产负债表日后期间与债务人达成债务重组协议，是否应该根据债务重组协议调整报告资产负债表中相关负债的金额？

解答：报告资产负债表日后期间与债务人达成债务重组交易不属于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不能据以调整报告资产、负债项目的确认和计量。债务重组中涉及的相关负债在报告期仍应按照债务重组协议前具有法律效力的有关协议等地约定确认和计量，相关债务重组损益应当在有关负债符合终止确认条件时确认。

问题三：除按照贷款合同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之外，公司为取得贷款可能还与银行签订监管协议、造价咨询协议、信息系统咨询服务等合同并支付相关费用，上述服务费用应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解答：在上市公司取得银行贷款的同时与银行签订监管协议、造价咨询协议、信息系统咨询服务等服务协议的情况下，如果向银行支付的该类服务费用与取得银行贷款直接相关并且银行实质上未提供协议约定服务的，相关服务费用按照实质上重于形式的原则，视同贷款利息进行处理；如果银行确实提供了协议约定的服务，相关服务费用应当单独进行会计处理。

问题四：在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中，作为购买方的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作为合并对价的，如何确定企业合并成本？

中国政府会计监管 篇3

【摘要】公开财务会计信息生产社会化是政府对会计信息监管的新途径，是在会计监管问题上的创新。本文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会计失真是一个长期未解决的问题，但是又不能为了保证会计信息真实性而不计成本。在现有技术条件和网络条件下，公开财务会计信息社会化生产已经成为可能。利用政府搭建的信息平台和企业上传的基本数据，可以依靠软件自动生成资产负债表等公开财务会计信息，对企业会计信息的真实性进行有效的监管。

一、政府会计监管的边界

（一）政府对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公允性负有监管责任

部分企业和单位在会计信息生产和披露上存在弄虚作假问题，这是不争的事实。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市场、法制等环境下，企业缺乏提供真实会计信息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换句话说，在短期内依靠企业自我约束、自我完善、自我净化来解决会计信息失真问题是不现实的。但是，会计造假又是必须解决的严重问题。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自然会被认为负有会计监管的责任。同样的问题在食品卫生、环境保护、生产安全等领域都存在，解决办法都是由政府成立专门的机构来解决靠企业自律无法解决的问题。

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基本上没有研究者反对政府对会计信息负有监管责任。只是有一部分研究者认为，在会计信息失真问题上，依靠市场没有解决的问题，依靠政府未必能够很好地解决。

（二）政府对会计信息进行监管不应该有限制

政府对会计信息真实性和公允性进行监管是必然的。目前，我国提倡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企业自主经营，那么，政府对企业会计活动的监管是否需要有一定的限制，以免妨碍企业的独立性，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呢？

笔者认为，政府对会计信息进行监管不应该有任何限制，这是由会计的职能决定的。我们知道，会计的基本职能是反映和监督，它只是从财务方面反映企业经营活动的结果，会计本身对企业经营活动没有反作用（企业管理者根据会计信息调整企业经营管理是在行使管理职能，而不是行使会计职能）。市场经济是企业具有自主经营的权利，企业有权根据市场情况，作出有利于自己的经营决策，政府应该尽量避免干预企业的自主经营。政府只对会计业务的真实性和公允性进行监管，而会计业务本身只是反映企业的经营结果，政府会计监管对企业自主经营没有影响，完全符合市场经济的方向。企业有自主经营的权利，但是没有弄虚作假的权利，也不应该有弄虚作假的空间。因此，政府对企业会计信息进行监管不应该有限制，其最终目的就是杜绝企业有任何弄虚作假的可能性。

（三）成本效益问题决定政府会计监管的边界

如果政府对会计信息的监管没有限制，那么，理想模式就是实施公共会计，全面鉴证企业会计资料凭证和会计核算过程的真实性与合法性。由政府为各经济单位生产会计信息的成本买单，是指各级政府以财政资金作为后盾，设立专门的核算机构或者直接派出会计人员，按照企业注册登记的管辖关系，为所有企业无偿提供会计核算和监督服务。这种完全意义上的公共会计应该能够提供真实、可信的会计信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会计信息失真的可能途径只有一条，就是企业对为政府工作的会计进行贿赂以实现会计造假，而这种贿赂行为既属于严重违法，也比较容易发现。这样，自然会杜绝大多数企业做假账的企图，也会大大提高会计人员做假账的心理防线。

但是，为什么世界各国都没有实行上述公共会计呢？刘国强认为有三个原因：第一，真正实施“公共会计”将是一项非常复杂的浩瀚工程，难度肯定非常大；第二，认为没有必要；第三，也可能是不经意之间出现的理论和结论错位。笔者认为，没有实施公共会计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成本问题。

大家知道，会计核算有简单与复杂之分。就会计科目而言，有的单位只有一级会计科目，有的单位有二级、三级甚至更多级的会计科目。如果政府只提供简单的会计核算模式，这样自然会无法满足很多企业对会计核算的要求，势必会另外雇佣会计人员做一套适合自身单位核算的会计账目，这样，就会有两套班子做同一件事情，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如果政府和企业共同商议政府提供的会计服务的模式，那么，可以想象绝大多数企业都会坚持要求政府提供最为复杂的会计核算，提供尽量多而准确的会计数据（即使很多数据企业并不需要）。这样，也会造成整个社会在会计核算上耗费过多的资源。无论采用上面哪种方式推行公共会计，都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耗费较大的监管成本。因此，笔者认为成本问题是没有实施公共会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政府对会计信息监管没有限制，并不是政府为了保证会计信息真实性就应该什么都做，而是有一定边界的。笔者认为，政府对会计信息的监管边界取决于监管的效率，即监管成本和监管效果的比值。

目前的情况是，政府的某些部门对于特定企业、特定时期的账目进行直接检查（例如税务部门）。对于全部企业会计信息的监管机制是社会监管，即社会独立审计。但是，这种会计+审计的监管模式还是没有完全解决会计信息失真问题。因此，政府对会计信息的监管还应该不断寻求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以解决会计信息失真问题，这也是会计学界长期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公开财务会计信息生产社会化是在新技术环境下政府会计监管的新途径

（一）公开财务会计信息生产社会化

从前文论述可知，无法实施完全意义上的公共会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其成本过高。那么，有没有办法来降低实施公共会计的成本呢？通过对公共会计成本构成进行简单分析，不难发现，会计人员的人力成本是实施公共会计的主要成本。能否采取一定方式，既能实现会计信息的社会化生产，又可有效控制会计的人工成本呢？

在现有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环境下，对公开财务会计信息进行社会化生产已经成为可能。公开财务会计信息生产的社会化是指由政府组织建立一个公开财务会计信息生产机构，通过法律强制要求企业向该机构提供反映其自身情况的各种财务信息，由该机构对企业提供的信息进行查验、汇总后按用户级别向用户提供作为公共产品的公开财务会计信息的信息生产方式。公开财务信息生产社会化与上述公共会计的区别是：前者并不希望取代企业自身的会计活动，也不会重复企业所有的会计核算过程。公开财务会计信息生产社会化的产品是作为公共产品的公开财务会计信息，例如企業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等等。用过财务软件的人员都知道，目前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等报表都是在会计凭证的基础上，依靠财务软件自动生成的，并不需要耗费会计人员的人工作业。也就是说，利用现在的信息处理技术，只要提供每个单位的凭证信息，就可以让计算机软件自动生成社会大众需要的公开财务会计信息。那么，生产公开财务会计信息需要的原料——会计凭证从何而来呢？这就得益于现在网络技术的极速发展。现在，网络技术在经济领域中已经有众多应用，例如，企业纳税通过网络申报，企业的年度统计信息表格也通过网络下载等。在公开财务会计信息社会化生产模式下，企业只需要定期向政府搭建的信息平台上传会计凭证数据，再利用统一的会计核算软件，就可以生成公众需要的公开财务会计信息。关于凭证信息上传问题，对于已经使用财务软件的企业，只需要软件开发商增加一个数据上传的接口程序即可实现，也不需要更多的人力成本；对于没有使用财务软件的企业，可以下载免费的凭证录入工具软件，完成上传工作。

可见，公开财务会计信息社会化生产不需要过多的会计人员进行会计事务的处理工作，核算工作都由计算机程序统一进行。推行公开财务会计信息社会化生产所需要的成本无非是搭建信息平台、一次性编制通用的会计核算软件和少量的管理人员。这些投入总量也许比较大，但是分担到全国为数众多的企事业单位上，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相对于前文关于完全意义上公共会计的建议，需要为每个企业指派会计人员进行会计核算工作，公开财务会计信息社会化生产大大节约了会计监管的成本。

（二）公开财务会计信息生产社会化的监管效果

公开财务会计信息社会化生产可以耗费较小的监管成本，那么，它可以起到什么样的监管作用，能否有效抑制会计造假现象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先来回顾一下会计核算的基本模式，如图1所示：

会计信息生产的流程基本上是沿着凭证→账簿→报表的模式进行的。会计凭证是进行会计核算的起点，也是数据基础。公开财务会计信息生产社会化要求企业定期上传凭证信息，可以从两个方面保证凭证信息的真实性。

1.对于企业（或单位）提供的外部凭证，必然在另一个企业（或单位）有一份凭证与之相对应。也就是说，企业的外部凭证总是和另一个企业的内部凭证成对出现的。而所有的凭证信息都会存储到政府的信息平台上。这样，可以编写计算机软件对外部凭证进行自动比对。基本上可以杜绝企业伪造外部凭证的可能性。

2.对于企业提供的内部凭证，要求企业定期上传，实际也是一种信息备案机制。如果企业对凭证进行修改，系统会留下企业修改的痕迹。也就是说，企业一旦上传了会计凭证，要想再弄虚作假就会非常麻烦，也很容易被发现，这正好克服了企业对会计数据随意修改的给会计电算化系统下审计带来的困难。

有了企业上传的凭证数据，根据凭证中的科目信息，完全可以利用计算机软件自动生成企业的账簿和报表。而这个过程是计算机自动完成的，不受企业的影响，甚至不受人為的干预，这样的核算过程自然是可信的。

需要说明的是，从会计核算基本模式可知，会计账簿和会计报表的生成还会受到企业惯用的会计方法和会计职业判断的影响。因此，利用公开财务会计信息社会化生产系统产生的会计报表和企业提供的会计报表可能会有区别。但是，这种影响往往只会影响到明细科目，利用公开财务会计信息社会化生产系统产生的会计数据和企业出具的会计数据在总分类科目这个层次上应该是一致的，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企业提供会计报表的真实性。

另外，在公开财务会计信息社会化生产系统中存放的所有数据都可以提供给为企业进行审计的相关事务所，可以极大地方便审计证据的收集，也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审计的难度，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促使企业提供真实、公允的会计信息。

（三）公开财务会计信息社会化生产实施的原则

会计造假是一个严重问题，但是政府对会计监管又不能不计成本。为了让公开财务会计信息社会化生产更加具有可操作性，必须有效地控制成本。这就要求必须充分利用现有的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让凭证信息的验证过程、会计信息的生产过程都自动进行，压缩人力成本，从而控制实施公开财务会计信息社会化生产的总体成本。因此，笔者认为，构建公开财务会计信息社会化生产平台应该遵循以下原则：

1.自动化原则。对于企业上报会计资料的验证和公开财务会计信息的生成，应该尽量利用软件来实现，不耗费人力成本。

2.通用性原则。一个验证模式，一个验证软件，能够尽量适用于所有企业，或者至少适用于一个行业。这样，可以减少前期软件的开发成本。

三、结论

谈我国政府会计监管问题 篇4

(一) 有利于维护委托代理链条的正常运转

政府主体在政治力量上的对比和资源配置权力上处于优势地位, 它的制度供给能力和意愿是决定制度变迁的方向、深度、广度和形式的主导因素, 能够代表所有委托方利益的机构或者团体来监督合约的执行, 能够解决实际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存在的非均衡性, 使得委托代理关系的链条不易中断, 不会造成巨大损失, 是弥补投资者与上市公司委托代理合约不完备的最佳执行机制。

(二) 可以降低信息成本与增强证券市场信心

政府通过实施投资者教育, 引导投资者合理使用会计信息, 约束其对会计信息的无限要求;通过制定和实施统一会计规范, 提高会计信息的可比性;通过强制性会计信息披露, 提高会计信息的透明度;通过强制性审计和事后惩戒, 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总之, 有助于大幅度降低信息成本和风险。此外, 政府能提供一种有序的市场环境和明晰的交易规则, 它能使投资者产生稳定的市场预期, 增强投资信心, 产生合理的投资理念。

(三) 政府会计监管有其特殊作用

首先, 政府会计监管理所当然是弥补会计信息供求缺陷的必要替代。其次, 借助于政府的权威, 通过实施强制性规定和教育, 可快速推进职业化进程, 是推动会计职业发展的有力武器。再次, 政府的引荐是学习成本最小和推广最迅速的方式, 是会计改革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最小的方式;最后, 可以充分发挥后起国家的优势, 加速转轨的过程, 政府是会计国际协调化的最有力的推动者。

二、我国政府会计监管的现状

目前, 我国会计行业的监管面临着许多发展机遇, 也存在有许多亟待解决和研究的问题, 特别是在政府会计监管方面。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 政府监管主体繁多, 监管分散

目前, 我国的政府监管部门繁多, 主要有财政部、审计署、证券委、国资委、税务局、金融和保险部门, 在多头行政监管中, 部门本位主义使各种行政监管很难充分协调, 会计监管不能融于市场。多政府部门负有会计监管责任, 往往是政出多门, 相互扯皮。分工不明确, 职责重复, 各自为政, 导致重复监管, 弱化了政府监管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另外, 《会计法》对财政部门等监管部门权力和责任的规定比较笼统, 使其流于形式。

(二) 政府会计监管的垄断性使其行为低效率

首先, 政府权力无约束, 政府的垄断性和权威性使公众无力约束政府的监管行为。其次, 垄断监管易产生政府官员设租、被监管者寻租的现象, 而这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最后, 政府监管效率无保障。政府会计监管的垄断性使其没有面临着实质性的竞争, 缺少有效的激励, 缺乏监管效率高低的衡量标准, 量化上的困难增大了考核的难度, 难以评估政府监管产出的质量和运行的效率。

(三) 政府会计监管使协调性成本增大

首先, 获取、加工信息的过程和决策过程被分离, 易出现信息滞留;其次, 监管者在监管过程中往往利用所控制的手段和资源去追求局部的利益, 形成个人或部门权力的扩张, 引发巨额的摩擦成本, 延迟监管政策的出台, 降低监管的效率。再次, 决策中利益和风险相分离, 特别是在权责利对应机制不健全时, 难以避免任意决策。最后, 官僚作风不可避免。与私人部门相比, 政府更缺乏规避上述错误的激励机制。

(四) 政府会计监管产生新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问题

一方面, 在监管信息不足和监管者能力有限情况下, 监管者即使收集到适当的信息, 监管的实际效果也大打折扣。况且, 由于监管者地位的权威性、监管过程的技术性和非公开性以及监管结果的非可比性, 社会对政府监管过程的监督和绩效衡量较为困难, 政府监管中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更加严重。另一方面, 政府监管在力图纠正会计信息外部性的同时, 也会产生新的外部性。政府对公司报酬率的限制在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同时, 因资本相对价格的下降造成被监管公司过度资本化, 导致资本运用的增加, 形成外部性效应。

三、对我国政府会计监管的改革建议

(一) 强化监管部门职责

一方面, 正确划分监管部门的职责和权利。要以立法的形式明确界定监管部门的职责和权限, 避免重复监管和监管“真空”, 使有限的监管资源得到合理利用, 提高监管效率。另一方面, 增强监管部门的职权。我国的监管, 一是要继续减少行政审核和许可, 促进中国的证券市场建立有效的市场激励约束机制;二是在完善各项市场机制的同时, 把重点放在对违法违规事件责任人的事后处罚。在完善各项市场机制的同时, 应该增加监管机构“事后”查处的权利和手段, 增加证券监管人员事后严查案件的意识, 用事后严查严处带来的威慑力来弥补市场监管机制的可能漏洞。

(二) 监管要适度

首先, 监管要逐渐从过程监管转向结果监管。政府监管作为一种外部监管, 重点在于以企业财务报告为载体的结果信息, 不要眼睛紧盯着会计凭证、账簿等会计资料以及处理这些会计资料的方法等。其次, 就监管范围来看, 未来的政府监管应将范围缩小到国有企业以及对社会公众利益有重要影响的上市公司等, 其他企业的监管主要借助社会中介机构的力量, 而中介机构依靠政府监督。最后, 在监管方式上, 不应滥用政府权力, 应当遵循例外原则。当会计市场能够平稳运行时, 应当主要依靠市场和社会力量进行监管;当会计信息质量或会计服务市场发生系统性信任危机或重大审计失败时, 政府进人, 维护资本市场的正常运行。

(三) 完善会计准则的制定

首先, 加强概念框架的研究, 改造基本会计准则。从美国的财务丑闻吸取教训, 研究如何使之在制定准则的过程中发挥指导作用。其次, 改进和完善我国准则的制定程序。最后, 两种准则导向兼收并蓄。从目前来看, 我国的准则应属于规则导向型, 从长远看, 我国应确立自己的准则制定模式。对“特殊性”、“关键性”的经济交易或事项宜注重“规则”, 以防止滥用会计政策调节利润;而对于“一般性”、“通用性”的经济交易或事项, 则可以考虑原则导向法和规则导向法结合来制定。

(四) 完善信息披露制度

首先, 增加信息披露制度的界定范围及可操作性。其次, 建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评级体系”, 将评价业绩与评价机构的信誉挂钩。再次, 实行灵活的会计年度, 扩大上市公司的可选择范围。目前有两种:第一, 将企业的会计年度改为经营年度;第二, 会计年度可以选择季度末或日历年度末。最后, 建立、健全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 保证信息可靠性, 不仅有利于缩短财务报告的编制时间, 而且可以节约财务报告的审计时间。

(五) 建立健全法律与法规体系

抓紧修订、完善《注册会计师法》及监管有关的会计、证券、司法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同时, 建立一套机制去保证法律规范的实施。

此外, 不能忽视非政府监管主体的作用, 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独立监管模式, 非政府监管积极配合的政府监管, 与政府监管形成有机的统一, 弥补政府监管在信息反馈和知识存量等方面存在的不足。与此同时, 政府监管部门要对非政府监管工作予以支持和引导, 为非政府监管创造良好的环境。

参考文献

[1]黄世忠, 杜兴强, 张胜芳.市场政府与会计监管[J].会计研究, 2002 (12) .

[2]徐光友.论政府会计监管[J].财会通讯 (学术版) , 2007 (6) .

[3]部莉珺.关于我国政府会计监管的思考[J].会计之友 (上旬刊) , 2007 (5) .

[4]吴水澎, 毕秀玲.论政府对会计监管的必要性、缺陷和效果[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 (4) .

[5]徐光友.论政府会计监管[J].财会通讯 (学术版) , 2007 (6) .

中国政府会计监管 篇5

一、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法律监管制度的现状及问题

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法律监管制度的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监管主体的 性减弱

首先从证监会的监管 性来说。证监会是我国主管证券发行和交易的政府单位，但证监会作为 所属正部级事业单位的地位，使其不可避免地承受 的部分职能，体现在监管政策上为监管还要为其他政府目标的妥协；而且证券会在各地派驻的监管部门，受地方行政力量的干涉，导致自身的监管职能受到很大的制约。其次从上市公司的 董事制度来说。上市公司的 董事制度一个重要的作用制约上市公司的行为，监管公司的不法和违规行为。

董事 履行职责，不受上市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与上市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但是近年来 董事这种 监管作用逐渐减弱，在监管公司行为中起不到显著作用。

（2）监管主体的职业道德缺失

注册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对上市公司向公众披露的财务信息进行审计。然而有部分人员，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或是迫于上级的压力，而放弃甚至沦丧了职业道德，由于其具有专业技能使其作假账具有高超的处理能力，操作极具隐蔽性，一般检查较难发现，易于逃避外部监督。如红光实业管理舞弊案中的成都蜀都会计师事务，张家界管理舞弊案中的湖南会计师事务所等，这些事务所帮助上市公司一同造假，共同虚构不存在的利润，导致了所披露的会计信息严重不真实，起不到其应有的监督和管理作用。

（3）监管进程的滞后

对会计信息的监管中存在着法律普通存在的监管滞后的问题。监管部门本来应该在审核公司上市材料的时候应该及时发现问题，但是实际会计信息披露造假 中，证监部门面对上市招股说明书均存在着严重的弄虚作假的行为却形同虚设，而是在 曝光后才进行严厉的查处，明显存在监管进程的滞后性。

（4）监管形式的单一

政府对于会计信息披露方面的监管主要包括派驻工作组进行审计、不定期抽查等方式，这种监管方式有其积极的作用，然而也存在一些弊端：一方面，会计信息的产生是个动态的流程，这就要求法律需要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督，单一的检查只能找到一个点上的信息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另一方面，有限的检查难以完整、精确地找到一个会计期间中作假的地方。

二、完善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法律监管体系的措施

（1）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

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不规范，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公司内部体制的不健全和治理结构的不完善。这就需要上市公司要先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一方面，要增强董事会的职能。建立董事会的 的领导权，使董事会成为一个 的强有力的决策机构，还要增加 董事的比例，吸收一部分小股东的代表，真正保护小股东的合法利益；董事会内部设立专门委员会，建立 董事和内部董事的制约关系；还要建立一套全面有效的董事会自我评估机制，这样可以及时发现董事会运行存在的问题，使董事会更好地创造股东长远利益。另一方面，要优化经理人激励制度。不能以公司利润的单一指标对经理人进行考评，因为这样容易助长经理人为了追逐利益而披露虚假财务信息，而是应当建立一套长期有效、多方位的经理人的评估、激励机制。

（2）加强对中介机构的管理

中国政府会计监管 篇6

【关键词】 会计信息失真 会计监管 对策研究

随着市场竞争激烈程度的加深，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质量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而会计信息失真，必然严重影响会计信息使用者的有效决策。要提高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必须加强财务会计监管。

1. 会计信息质量严重失真的原因分析

1.1利益的驱动。

经济利益是最主要的会计信息造假动机，是造假者最根本的内在动力。造假者通过造假旨在得到直接的或间接的、现实的或潜在的经济利益，另外对政治利益的追逐也使造假者铤而走险，不顾后果。造假者的逐利心理不能通过正常渠道得到满足时，就不得不依靠会计信息作假来改变利益格局和分配关系，改变衡量其政绩的各项经济指标。常见的造假手段包括不恰当核算特殊交易（如债权、债务重组、非货币交易关联交易等）、滥用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错误确认费用及负债、资产造假等。

1.2信息不对称与道德风险。

会计信息的提供者与使用者之间存在着时空上的、内容上的信息不对称与公司管理当局相比，信息使用者明显处于信息劣势。管理层为追求实现经营目标，增加了不恰当会计处理的道德风险，极有可能利用会计自身的弱点，在复杂会计信息的遮掩下，蓄意杜撰虚假的信息欺骗资本市场和信息使用者。过于详尽和面面俱到的信息反而模糊了更重要的信息，财务报告甚至成为数据垃圾。

1.3会计队伍整体素质难以适应复杂变化的环境。

我国的社会经济转轨时期处于信息时代，知识更新速度加快，法律法规体系在逐渐完善，需要会计人员更新观念、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法规，提升职业道德水准、塑造会计行业诚信形象。特别是《企业会计制度》、《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及机关会计的准则发布实施后，需要广大会计人员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能根据制度及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对会计实务问题做出职业判断。但目前我国会计人员的实际水平与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职业判断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这也给会计信息失真提供可能。

1.4违法惩戒机制不健全。

由于法律体系不够健全，执法环境不够优化，执法力度和效果受到严重影响，使很多企业、个人的会计造假行为没有得到应有的严惩，使会计造假收益大于会计造假成本更加剧了会计造假，形成了恶性循环。政府必须建立全方位的惩戒机制，使会计造假者没有立足之地，不敢造假。

2. 加强会计监管的对策研究

2.1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对加强会计监管，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必须完善我国公司内外部治理结构，发挥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层等内部治理机构与市场机制在会计信息产生过程及其披露的积极作用，加强金融机构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积极作甩加强政府监管和政策支持加强法制建设，优化执法环境；加强新闻舆论与社会公众的监督力度。建立健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等机构和主要制度，包括议事规则、专门决策体系、授权制度、内部控制制度等等依照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建立健全财务会计管理组织和制度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建立健全符合上市公司要求的信息披露机构和制度，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强化高层管理人员责任，约束高管人员行为。应该通过立法对高管人员的会计造假行为进行处罚，追究其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使造假代价大于造价收益。

2.2加强政府对企业财务会计的监管。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会计作为国际通用的商业语言在国际间投资、筹资和贸易活动中的突出作用已日益凸显。会计工作的普遍性、会计信息的社会性、会计作用的国际性都要求政府应加强会计的监管，使企业会计信息的披露有规范统一的标准，保证其真实性，也只有政府才具有这种权威性。

首先，政府制定各方参与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主要指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即会计准则、会计制度、专业核算办法等会计标准。规范会计核算，保证各单位、个人有法可依。其次，严格监督检查，使各单位、个人有法必依。最后，对各单位、个人的执行结果采取优胜劣汰，激励守则者、严惩违法者，直至逐出市场。只有政府强制性的会计监管，让造假者得到毁灭性的造价损失，才有可能杜绝会计造假的发生。

2.3加强企业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建设。

在实际工作中，企业应当根据内部控制的目标和企业治理的要求，不断地改进和完善内部控制。企业内部控制包括内部会计控制和其他管理控制两部分。内部会计控制体现了内部牵制原理，与其他管理控制交织进行，在企业内部控制中占有重要地位。内部会计控制指企业内部建立的会计控制体系，其中包括：可靠的内部凭证制度，健全的账簿制度，合理的会计政策和会计程序，科学的预算制度，定期盘点制度，严格的内部稽核制度等。

有效完善的内部会计制度，使会计造假没有了造假的环节、载体，从源头上杜绝信息造假。

2.4严格会计人员的管理制度，提高会计工作质量水平。

会计造假事件的产生，会计人员是主要、必不可缺的实施者，若没有会计人员的具体参与，会计造假就不可能最终出现。因此，提高会计人员素质，保护会计人员的合法利益，是杜绝会计造假的保证。要加强财会人员尤其是高级财会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的财会知识培训，不断提高对财会工作的管理水平，要支持和鼓励财会人员严格执法，对坚持原则，公正执法的财会人员要公开表扬和奖励，对打击报复财会人员的行为和责任人，要协助有關部门依法严肃追究其责任。

2.5加强外部的会计监管力度。

目前我国的外部会计监管——审计监督体系包括政府审计、企业内部审计和社会审计三个层次。政府审计已转为主要审计政府宏观管理部门和国家重点建设资金；内部审计由于受制于企业经营者而缺乏独立性，使其对会计监督难以成效。社会审计——注册会计师审计，就承担着企业监督的中坚力量。

2.6完善和规范信息披露。

在现代资本市场中，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要求源于管理层和外部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利益冲突。一个完善和强有力的信息披露制度是对公司进行有效市场监督的基本保障和治理机制，是影响公司行为和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有力工具。规范有效的信息披露有助于提高公司的透明度，增强投资者的投资意愿和信心，保障投资者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利，强化资本市场对公司管理层的约束，优化资源配置。为此，要促进我国现有会计制度的国际化和信息披露规则的完善，使市场主体的信息披露行为规范化，保证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性要大力加强证券市场监管，规范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坚决严厉打击内幕交易和虚假陈述等违法犯罪行为，确保信息披露的透明度要大力加强投资者教育，引导投资者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和风险意识，实现抑制过度投机行为，恢复证券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

会计信息市场政府监管问题的研究 篇7

政府监管下的各职能部门独立监管模式长期以来, 我国的会计事务一直由财政部负责管理, 由其制定会计制度与会计准则, 规范企业会计工作。由财政部负责制定会计制度并监督其实施。而随着国家财政、金融及国有企业经营管理等经济体制的改革, 其他经济成分得到发展, 会计信息需求主体呈现多元化, 这引发了对审计服务的需求。在市场与政府的双重推动下, 我国于1983年成立了隶属于国务院可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的最高审计机关——审计署, 由其主管全国的审计工作。此外, 伴随着深沪两个证券交易所的建立, 政府又设立了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证监会) , 专门负责资本市场的运作、监督和管理。证监会通过发布信息披露规则, 规范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财政部、审计署和证监会并称我国监管体系的“三套马车”, 负责具体法规制度的建设与监督。

二、现行会计信息市场政府监管中的问题

1、会计监管目标未体现投资者利益导向

保护投资者 (特别是中小投资者) 利益是各国政府对上市公司进行会计监管的一个普遍接受的目标, 发达国家证券市场建设的成功说明了该导向的成功。虽然我国在《证券法》第一条规定“要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 在《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一条也规定“要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这两项法律、法规的制定, 似乎意味着证监会已将保护投资者利益确立为证券市场管理的基本目标, 但在实际执行中未能真正坚持此目标。而财政部所制定的会计规范 (包括《会计法》、《企业会计制度》等) 基本上未能体现对保护投资者利益的保护, 反而在诸多方面体现着政府利益导向。

2、政府内部多主体监管模式存在内耗

我国现行的监管组织框架中, 监管主体包括财政部、证监会、中注协、审计署等部门, 各监管部门是根据我国不同时期的经济环境的需要设立的:财政部代表国家行使国有资产的管理权;证监会针对证券市场行使监管权;审计署作为独立的审计机构拥有国有资产的监督检查权。这三个职能部门职权的交叉点是国有资产 (国有独资公司或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而宪法并没有明确界定各职能部门对会计信息市场监管的边界, 各机构之间的职能重叠交错, 多头监管现象普遍存在。在实际运作过程中, 因缺乏监管部门越权与否的判断标准, 难以避免监管部门行政法规制定中的权利争执和混乱, 出现监管不力、重复监管或无效监管的种种现象。

三、完善我国会计信息市场政府监管体系的探讨

1、协调会计信息市场各监管主体间的关系

根据现阶段财政部门与证监三双足鼎立的现状, 同时借鉴国际先进经验, 笔者认为证券市场监管组织机制的设置可以有集中监管型和协调型两种方案。

(1) 集中监管型。该种模式立足于实现证券市场监管的完全统一化, 将会计准则的制定权纳入证监会集中统一监管下, 采取由政府间接调控、由民间会计职业团体直接制定、由各方利益团体参与的会计准则制定模式。这既符合国际发展的潮流, 也符合《证券法》集中统一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的规定, 有利于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不过, 若采取该种模式, 需要思考的是证监会应将权力转授给谁, 是中国会计学会, 注册会计师协会, 会计准则委员会, 还是某个新成立的纯民间性质的组织?如果是前三者, 需要涉及这些机构与财政部门脱钩的问题;如果是后者, 涉及到长期的培育和经费问题。

(2) 协调型。该种模式是在现有的监管架构基础上建立起多层次、多形式的部门协调机制, 以增进彼此间的合作与交流, 提高监管效率。具体措施例如:在国务院内部建立由相关监管部门首脑组成的联席会议制度, 主要研究监管中的有关重大问题, 协调监管政策等;证监会会同相关监管部门签署一个监管谅解备忘录, 明确合作协调的原则、范围和方式;证监会和财政部各指派一名副首脑级官员列席对方召开的重要会议;就有关专题分别设立常设委员会, 如机构监管协调委员会、审计监管协调委员会等。

2、完善会计规范体系

(1) 会计规范中的矛盾问题是会计监管权的延伸, 若要消除这些矛盾, 最根本途径是会计监管权的重新安排, 即由一个会计规范制定机构或两个监管部门在高度协调的情况下, 针对同一事项制定一套完整的会计规范。只有这样, 才能使监管者对相同和相似的监管对象采取统一的监管标准, 提高监管的效率和公平性;才能使被监管者识别和掌握监管者的要求, 使会计规范得到切实执行。

(2) 对于相关规定考虑不周导致的会计操纵的问题, 提醒着监管层对于出台的每一项规定都应当尽量考虑周全, 充分考察会计规定所带来的经济后果。对于现有的证券市场所存在问题, 如对于上市和配股资格, 应设计更为合理的财务指标体系, 从多角度反映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对于退市规定, 应综合考虑亏损年限、亏损金额与比例等多方面因素, 以改善现有的一刀切作法。

参考文献

[1]、王跃堂, “会计改革与会计信息质量”[J], 会计研究, 2001 (7)

[2]、雷光勇, “经济后果、会计管制与会计寻租”[J], 《会计研究》, 2001 (9)

中国概念股会计风险与审计监管 篇8

部分中国概念股选择到美国上市的内部原因是公司财务状况达不到国内上市标准, 存在着利用国情差异和地域差异包装上市的企图, 公司本身存在着多重风险, 其中会计风险主要体现在上市准备阶段的原始数据造假的风险, 上市之后的财务信息披露风险, 和审计环节由于审计转包产生的财务报表舞弊风险。

(一) 第一层次会计风险:公司会计造假风险

尽管中国2010年10月30日开设创业板, 为我国民企上市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但是, 一国内上市竞争激烈。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让中国的民企明白了从单个资本走向社会资本的重要性, 尽管民企具有产权明晰的优点, 但其产权封闭的缺点也很明显, 制约了其做大做强, 只有通过上市实现产权开放, 才有可能实现快速成长。而在国内证券市场排队上市的民企众多。二是美国上市门槛低。尤其是针对中小企业及创业企业的电子柜台市场 (OTCBB) , 上市门槛低, 基本没有规模或盈利指标的限制, 只需要具备3名以上的做市商愿为该股票做市的条件。而转板的流程更简便, 成本也更低廉, 并且美国证券市场还具有世界性的品牌效应。三是在美上市时机好。自2008年8月以来, 美国企业遭受了严重的打击, 中小私企恢复缓慢, 中小企业上市非常少。而中国中小企业已经基本度过危机。

然而, 一些中国公司利用信息不对称、语言不相通、制度不对接等诸多“条件”乘机进行会计造假, 造假手段五花八门, 造假方法多种多样。如伪造银行对账单, 捏造银行贷款, 虚构资产, 虚设销售合同, 伪造库存清单, 伪造财务账本、客户信息, 以及银行证明等。许多公司都被指控存在修改财报数据和欺诈行为。如, 美国证监会 (SEC) 对某公司的调查就起源于其2009年的年报差异, 该公司向SEC递交的报告中营业收入为1.93亿美元, 而向中国审计机构报告的营业收入却只有0.11亿美元, 二者相差超过90%。浑水公司在2010年11月10日出具的调查报告中称, 其访问的9家客户中5家否认购买了该公司的产品, 其中包括宝钢、莱钢、重钢、粤裕丰钢铁等, 而该公司的财报显示, 仅粤裕丰的合同额就高达1270万美元。2010年11月17日, 该公司的审计报告披露, 其确实存在合同造假行为。这些会计造假行为严重影响了可靠性、相关性、谨慎性、实质重于形式等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直接损害了美国投资者的利益, 侵害了美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扰乱了美国证券市场的正常秩序。

(二) 第二层次会计风险:中介机构上市运作风险

中国公司赴美上市主要有首次公开募股 (IPO) 和借壳上市两种途径。一些规模小的公司一般选择“借壳上市”, 他们通过收购一家美国壳公司的股份控制该公司, 再由该公司反向收购本公司的资产和业务, 从而使本公司变成一家美国上市公司。由于美国壳资源丰富、借壳上市成本低并且时间短。所以许多中国公司采取借“壳”的方式在美国上市。然而, 在美借壳上市的一些劣质中国公司, 为了达到上市“圈钱”的目的, 一些会计师事务所、财务公司或投资银行基于利益驱动, 它们之间形成了一条灰色利益链。中国公司先经过事务所审计, 再由投资银行推荐在美上市, 上市后不断推高股价, 然后全身而退。投资银行在中概股借壳上市中违背了基本执业准则和业务准则, 放弃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验证的基本要求, 失去了客观公正的执业道德。漠视了第一层次的会计造假风险。

(三) 第三层次会计风险:审计转包风险

在美中国概念股的审计风险主要源于审计转包, 中国在美国的借壳公司出于审计费用和顺利上市的考虑, 往往会雇用一些收费低、规模较小的会计公司。目前, 在美国各大股票交易所上市的约400家中国公司聘请的事务所几乎都是不知名的小型美国审计公司, 如飞腾、柯邦宁、GPKM和GHPHorwath等。由于存在距离问题和语言障碍, 这些美国会计公司将承接的审计项目转包给中国本地的会计师事务所, 真正进行审计的通常不是在美国注册的会计公司。由于中美法律制度不同, 司法环境不同, 美国监管机构又不能对中国会计师事务所行使监管, 致使其审计质量低下, 审计报告无法揭示公司的会计舞弊行为。

中国《会计师事务所以投标方式承接审计业务指导意见》规定不得分拆转包中标的审计业务。美国《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和SEC新法规, 允许各国以其他法定方式来完成《萨班斯———奥克斯利法》中对会计师监管的要求。中概股的审计转包行为既违背了中国的法律规范, 也不符合美国的审计业务监管规定, 这种审计转包隐瞒了公司的会计风险, 本该行使“经济警察”职能的会计师却发挥了会计造假“帮凶”的作用。

二、中国概念股审计监管难题

虽然美国是上市壳资源市场最发达和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但相对于IPO市场来说, 壳资源市场仍然是一个尚在发展中的不成熟市场, 在OTCBB上市的企业财务信息透明度一直不高, 一定程度上导致赴美借壳上市的中国企业出现大量违规行为。所以, 美国近几年一直在谋求与中国联合开展跨境审计的监管, 但中国在与美国开展联合监管上也遇到了三个难题。

(一) 主权问题

按照中国的法律, 外国监管部门无权在中国境内实施监管, 美方如果进入中国境内进行检查或要求中国境内的会计师事务所接受检查, 就涉及到干涉中国主权问题。而按照SEC的规定, 会计师事务所只有在PCAOB注册登记后, 才可以从事对美国上市公司的审计业务, 并且要接受PCAOB的监督检查。目前, 共有54家中国境内会计师事务所 (包括海外会计师事务所的分支机构) 在PCAOB注册, 在通过反向收购方式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中, 24%的中国公司由中国国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这批会计师事务所脱离于美国监管者的职权范围。

(二) 机密问题

对于国家控股的上市公司, 和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上市公司, 如金融、保险、矿产资源、军工等行业, 如果按照美国的法律要求, 向美方提供审计公司的审计工作底稿, 很可能导致政府机密和公司机密泄露。对此, 中方奉行的是“完全信赖原则”, 即如果美方需要对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进行会计审查, 则必须将此请求提供给中方有关监管部门, 由中方进行相关的审查之后, 再将结果通报给美方。而PCAOB则希望能够直接进入中国境内实地核查中国的审计公司。

(三) 财务体系问题

中国上市公司的财务指标与美国存在较大差异, 中美两国是完全不同的两套监管标准, 二者达成一致的难度很大。

三、中方在审计监管上所做的努力

针对以上难题, 中方积极应对, 加强了对中国公司上市, 尤其是到海外上市的中资公司的监管。

(一) 财政部和证监会突击审查在美上市中国公司账目

2011年10月, 中国金融监管机构要求全球最大的几家审计事务所, 重新紧急审阅它们对中国赴美上市企业的审计工作, 并披露审计公司向海外监管机构提供的财务细节。财政部和中国证监会与审计行业要求毕马威、普华永道、安永以及德勤“四大”审计事务所紧急重审它们去年对在美上市的中资企业所做的审计报告, 以及中资企业在美国进行首次公开招股的各项审计工作, 告知审计工作报告或其他客户信息是否提供给了海外监管机构或者任何海外分支。被要求提供的资讯包括公司的中国办事处与香港、澳门办事处之间有关美国审计案子的所有往来信件, 和提供香港办事处负责的美国上市中资企业帐目审查细节。

(二) 中国证监会提高借壳上市的标准

2011年8月5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与配套融资相关规定的决定》, 其中涉及到整顿借壳上市行为, 对借壳上市确定了较高的标准:上市公司向收购人购买的资产总额, 占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前一个会计年度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100%以上的, 除原有要求外, 还需增加“上市公司购买的资产对应的经营实体持续经营时间应当在3年以上, 最近两个会计年度净利润均为正数且累计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两大条件, 这一要求已接近IPO标准。

(三) 商务部实施外资并购企业的安全审查制度

2011年9月1日, 商务部正式实施《实施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规定》, 对外资并购境内企业的安全审查实行制度化, 提出从交易的实质内容和实际影响判断并购交易是否属于并购安全审查的范围, 规定外国投资者不得以任何方式实质规避并购安全审查。

四、美方对中国概念股采取的行动

中美两国在联合监管上发生分歧后, 美国采取了一些单方面的措施, 双方争议与摩擦给在美中国概念股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一) 美国发布审计风险警示公告

2011年10月3日PCAOB发布了《第八号全员审计实务警示公告:某些新兴市场中的审计风险》, 公告提醒审计人员审计那些主要业务发生在新兴市场的美国上市公司时提高对风险的认知, 尽管这一警示针对的是审计人员, 但它也使投资者和审计委员会对在美国各证券交易所交易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公司 (尤其是来自PCAOB无法对审计人员工作开展检查的国家的公司) 所暴露出的会计舞弊风险加以警觉, 主要是进行审计时可能遇到会计舞弊而造成的错报风险、审计人员应对这些风险的责任以及审计人员根据PCAOB审计准则应当履行的其他一些责任。

(二) 美国司法机构介入对中国公司的调查

美国对在美的中国公司调查已经从SEC延伸到司法部。SEC最早曾于2006年起诉中国网易公司会计造假, 此次中国概念股事件之后, SEC首席会计办公室与SEC执法部门、财务合作部门及PCAOB四方联合开展行动, 以识别对SEC在册反向并购公司所进行的审计舞弊, 同时, 一些分布全美各地的联邦检察官也对此问题展开了调查, 2011年9月底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透露, 美国司法部正在介入调查在美上市中国企业的会计及账务违规问题, 受此消息影响, 当天纽约股市中国概念股大幅下挫。而且司法部介入的范围会逐步扩大, 在纳斯达克市场上, 美国调查者针对中国公司提出了“宁可错杀, 也不错过”的调查法则。

(三)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作出暂停“四大”中国分公司审计资格的决定

2014年1月22日美国证交会一名行政法官作出初步裁决, 暂停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中国分公司对在美上市公司的审计资格, 期限为6个月。裁决以这些审计机构拒绝提供有关在美上市中国企业的审计资料, 阻碍了美方对这些企业的欺诈调查为由。认为, 普华永道、毕马威、安永、德勤这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中国分公司“蓄意”拒绝向美国监管机构提交中国公司的审计底稿, 违反了美国证券法等联邦法律。这一裁决如果最终得到维持, 将暂时导致100多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没有审计机构, 同时, 也将干扰在华经营的美国跨国公司的审计工作。

五、结论

针对在美上市的中国概念股的困境, 笔者认为, 赴美上市的中资公司首先必须了解和尊重美国的相关法律法规。美国自2001年以来的至今10年时间, 在审计监管上颁布了两项重要法案。一是2002年7月25日颁布的《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 该法案是美国立法机构根据安然、世通等财务欺诈事件暴露出来的公司和证券监管问题所立的监管法规, 被称为自罗斯福总统以来美国商业界影响最为深远的改革法案。另一个是2010年7月15日通过的《多德-弗兰克法案》, 该法案要求美国对金融市场进行全面监管, 核心是在金融系统中保护消费者。主要强调四个方面的监管, 即注重宏观审慎监管, 严格金融监管标准, 扩大监管覆盖范围, 强调跨机构协调监管。

其次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是聘请具有专业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 规范审计工作, 强化公司内部控制。二是做到财务信息的公开透明, 让投资人了解公司的真实运作情况, 在投资项目中做好沟通和信息及时公开。三是做好上市前的准备工作。赴美上市之前, 聘用财务总监、专业财务团队、律师和美国认可的审计师, 做好公司内部的重组工作, 对资产进行评估和定价, 开展具有实效的尽职调查和财务审阅等重要工作。

参考文献

[1]吴晓鹏:《华尔街的“中国概念股”危机》, 《21世纪经济报道》2011年第5期。

中国政府会计监管 篇9

(一) 完善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立法

虽然从市场基础和成本效益上分析, 政府监管能推进我国会计市场的发展, 但是政府的不当干预和低效运作也能扼杀会计市场的生机。所以, 除了坚持监管权力法定原则, 并使其具有可操作性, 明确监管体制建立和变更的法律程序之外, 完善法律责任、使监管者权力得到有效制约是完善立法的头等大事。

1. 明确规定监管机构的监查和处罚程序。

许多国家的立法对此都有非常具体的规定, 如《英国金融服务和市场法》中, 对金融监管机构 (FSA) 处罚程序的规定是:FSA在做出处罚之前, 应当给相对人一份书面的警告通知, 列出处罚的理由;收到警告通知的相对人应有机会陈述理由, 并有机会接触到FSA据以做出通知的任何证据材料, 以及影响FSA决定的其他辅助证据材料, 除非获得这些材料会损害公众利益或是不正当的;FSA在采取处罚行动时, 必须给相对人关于决定的书面通知, 并且列出采取行动的理由;必须告知接到决定的相对人有权上诉至金融服务及市场法院等等。可见, 详细又具操作性的法律条款能有效地避免或减少监管过程中的拖沓、程序不透明和裁定不公开。

2. 完善会计市场监管的事后救济机制, 包括上诉机制和司法审查机制, 是对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后采取的补救措施。

我国由政府监管部门负责对申请行政复议的案件进行复议, 是一例“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典型, 而国外立法中专门成立独立的“上诉委员会”或者“会计法院”, 受理对监督机构不满而上诉的案件, 就值得我们借鉴。另外, 我国《注册会计师法》和《证券法》只原则性地规定可以通过“行政诉讼”对监管者的行政违法行为进行司法监督, 而对注册会计师监管的司法审查却没做特别规定, 只能适用《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因而, 应结合立法中对监管者责任的具体化, 增加相关法律中司法审查或行政诉讼的可操作性条款。

(二) 加强政府监管机制建设

通过立法增加对监管者权力的制约, 只是加强了对政府监管的外部约束;而政府监管效率的提高, 还取决于监管机制自身的完善。

1. 解决多头管理问题。

可以新建由各部门派员参加的专门监管机构, 以协调财政部和证监会的监管职能;或者在财政部内部剥离注册会计师监管职能, 合并证监会的监管职能, 但仍由财政部进行管理。不管采用哪种方式, 必须有专门的机构和力量负责除行政复议外的监管工作。该机构在执法能力上须高于中注协———必须具有政府监管部门的检查资格、配备精通行业知识和法律知识的人才, 并拥有同职业组织、证券管理机构、法院和社会公众沟通的能力。

2. 加强监管制度建设。

首先, 将竞争机制引入监管人员队伍, 改变监管人员的官员任命制, 逐步过渡到面向社会的专业人员聘用制, 并采用高薪制度保证监管人员独立性;同时, 由于会计市场监管是一种社会监督工作, 应公开监管人员的教育背景、从业经历、工作业绩等个人资料, 以便社会监督。其次, 完善监管责任制。包括合理设计内部组织结构, 使各部门成为职能性或行动性责任中心;明确各岗位和各种人员工作职责, 将完成监管目标的责任落实到个人。再次, 按检查和惩处的工作流程设计完整、详细的工作规范, 使监管工作的组织和实施有具体程序可依。检查和惩处程序必须向社会公开, 同时公布举报电话, 让社会监督政府工作的合规性。

二、协调内外关系, 努力构造畅通有效的协作机制, 是提高政府监管效率的重要保障

(一) 加强与审计署、证监会的协作关系

积极与审计署、证监会加强工作联系, 建立顺畅有效的部、司、处三级沟通机制。对于需要部级领导出面协商解决的重大问题, 以定期或不定期召开部际联席会议方式解决, 会议讨论内容及结果形成会议纪要;对于日常工作中需要协商解决的问题, 则通过司局、处室间的经常性沟通机制协商解决, 并可根据需要形成会议纪要。通过建立部、司、处三级沟通机制, 落实好以下几方面的问题:明确界定各部门监管和检查的权限, 确定各部门监管和检查重点;沟通协调检查计划和检查名单, 通报检查情况和检查结果;研究落实部门间的案件移送问题;对有关案件进行联手调查和处理;吸收审计署、证监会的人员参加监督检查局组织的专家论证会。

(二) 建立财政部内相关司局的协作机制

与会计司合作, 结合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报备制度, 在现有信息采集系统的基础上探索建立注册会计师行业诚信档案库, 跟踪全国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的诚信记录, 重点掌握其历年接受检查和被处罚的情况。结合实施会计师事务所业务报备制度, 建立执业质量分析检索计算机网络系统, 实现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实时监控和分析评价, 并据此确定检查的重点对象。

与条法司合作, 配合条法司修改行政处罚的有关法律法规。通过调查研究, 并在总结相关案件处理经验的基础上, 向条法司提供修改有关法律法规的需求及具体建议。

与中注协合作, 充分发挥注册会计师行业行政监管与行业自律监管的各自优势, 研究划分行业自律和行政处罚的具体界限, 加强信息共享和工作协调, 共同加强注册会计师执业监管。

与其他业务司局合作, 充分利用相关司局业已掌握的企业会计信息, 分析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可能存在的审计责任, 对涉嫌提供虚假审计报告的事务所, 列入当年检查名单, 并将检查和处罚的事务所名单及时抄送有关业务司局, 以便跟踪监控。

三、充分发挥中注协自律管理作用, 减轻政府监管压力, 是提高政府监管效率的重要手段

在今后行业监管的分工和定位上, 财政监督检查机构负责案件的查处工作, 注册会计师协会负责行业的日常监督检查工作。这是因为, 目前注册会计师协会已将案件的查处职能转交财政监督检查机构, 这有利于发挥政府行政监督的威慑作用;对全国6 000多家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常规性的普查, 所需的专业资源是巨大的。而中注协已经建立了以帮助教育和督促提高为目的、以必要的惩戒为补充的行业执业质量检查制度。如果财政部门再对执业机构开展常规性、大规模的检查, 势必加剧行业已经面临的政府部门多头监管的局面, 并且也会给财政监管工作带来极大压力。

财政部门应对注协的信息系统实行资源共享, 不再重复建立相应的制度和系统。因为, 中注协已制定实施了会员注册、会员诚信档案、业务报备、会计师事务所信息统计等信息系统, 形成了比较全面的行业基础信息、特种信息的收集、整理、发布和管理信息系统。实行资源共享, 既减轻财政部门的行政管理负担, 也减轻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双重报送负担, 从而提高政府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监管效率。

财政部应将批准发布审计准则作为一个例行的程序性要求, 而不作实质性和技术性的审核。因为, 现行《注册会计师法》规定, 中注协拟订执业准则、规则, 财政部批准发布。目前中注协正着力完善准则制定机制和程序, 下设“审计准则委员会”, 由财政部门及其他政府相关部门的代表、专家学者和行业会员, 共同参与准则制定的审议和决策。如果采取实质性和技术性的审核, 一方面专业胜任难度大, 另一方面也影响准则的制定效率。

注册会计师行业涉外日常管理事务应交由协会办理。因为, 中注协作为国际会计师联合会组织的成员, 同时与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会计师组织保持有密切的合作和交往关系, 对于各国和地区职业会计师组织及国际会计师组织的政策变化, 以及各国和地区注册会计师资格的准入水平等, 都有深入的了解, 对情况的掌握及时全面, 反应灵敏。而执业资格互认和考试科目互免的谈判工作, 作为市场开放的环节, 在行业层面, 建议按照国际惯例和对等原则, 由中注协与境外会计师组织进行谈判。

在现行行政许可框架下, 坚持协会自律管理的取向, 充分发挥注册会计师协会的作用。比如, 对于法律已经赋予协会的职能, 要充分到位, 不断拓展其工作空间;对于法律规定由财政部门行使的职责, 在不违反依法行政原则的前提下, 应充分发挥协会自律管理的优势和作用;对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行业管理事项, 应充分信赖并尽量交由协会来办。坚持协会自律管理的基本取向, 能够有效避免依法行政中过度强化财政部门对行业的行政管理, 妥善处理好行政管理和协会自律管理在职能与力量上的配置, 防止出现双轨并行又相互交叉、重叠的行业管理局面, 更好地发挥注册会计师协会“服务、监督、管理、协调”的职能, 提高政府在行业监管中的工作效率。

参考文献

[1]梁海, 易飞舞.关于加强CPA行业监督和协会自律问题研究[J].湖北财税, 2003.9.

[2]财政部“财政监督”课题组.2003.财政监督[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3]注册会计师行业行政管理问题研究课题组.注册会计师行业行政管理:理论、现状与对策[J].会计研究, 2005.3.

中国政府会计监管 篇10

从1998年至今, 总计30多例审计师 (后文如无特别指明, 本文审计师均指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 因审计失败受到证监会的行政处罚, 有的审计师还因此丧失证券从业资格而退出审计市场。本文以这30多例审计师为研究样本, 经验研究审计师受到行政处罚后的审计质量是否提高。支持行政处罚机制存在并不断实施的一个重要假设就是:违规审计师受到行政处罚后, 审计质量显著高于受处罚前。为此, 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H0:审计师受到行政处罚后的审计质量显著高于受处罚前。

二、样本选取

本文将分别从事务所层面和签字注册会计师层面分析行政处罚对审计质量所产生的影响。由于无法取得涉案事务所中非签字注册会计师的业务数据, 因而, 本文不提供非签字注册会计师层面的分析。

1998-2008年 (由于本文的研究时窗为[t-4, t+4], 因此, 2009-2011年的处罚实例没有予以考察) 因年报审计失败受到处罚的事务所39例, 涉案签字注册会计师91例。

从事务所层面来说, 其中12例事务所在处罚公布前已被并入其他事务所或者被撤销, 因而不再存续;2008年度受到处罚的岳华会计师事务所, 在审计2007年度报告时已被并入其他事务所;其余的26例事务所在处罚公布时违规主体没有发生实质变化, 符合本文的数据分析要求。对于每一例处罚, 以处罚公告落款日为事件日t, 该日之后的第一个审计年度为t+1, 之前的1个年度为t-1, 本文的研究时窗为[t-4, t+4], 其中[t-4, t-1]期间作为参照基准, [t+1, t+4]期间作为考察对象, 剔除金融保险类及数据不全的上市公司, 共有3 171个样本。

从涉案签字注册会计师层面来说, 虽然有部分注册会计师在研究期间更换所属事务所或所属事务所发生合并等事项, 但笔者认为这些事项对注册会计师层面的分析不会构成重大影响, 因而不予剔除。在91例涉案注册会计师中, 有49例注册会计师的业务数据不满足研究时窗的要求, 因而予以剔除。以其余42例注册会计师的受罚日为事件日t, 以[t-4, t+4]为研究时窗, 剔除金融保险类及数据不全的上市公司, 共收集1 036个样本。

三、经验分析

纵观已有研究, 对审计质量的度量方法有以事务所的规模、签发非标意见的概率、抑制盈余管理的能力、事务所面临的法律诉讼衡量审计质量及基于因子分析法的量化方法。本文采用审计师签发非标意见的概率来衡量审计质量。上市公司收到的审计意见类型通常受到三个方面的影响:审计质量、财务报表公允度和审计师对风险的考虑。因此, 在后文的模型建立中, 我们控制这些因素, 以使该度量方法最大程度地衡量审计质量。

(一) 单变量分析

表1描述了审计师在受处罚前后签发非标准审计报告的概率。注册会计师层面:审计师在受处罚前签发非标意见的概率为14.80%, 而在受处罚后签发非标意见的概率降为12.21%, Mann-Whitney检验的P值表明该变化不具有显著性。事务所层面:审计师在受处罚前后签发非标意见的概率分别为12.16%和7.41%, Mann-Whitney检验表明该概率差异具有显著性。

从非无保留意见的概率变化来看, 注册会计师层面:在受罚前后审计师签发非无保留意见的概率分别为5.88%和4.21%, Mann-Whitney检验的P值表明该变化不具有显著性;事务所层面:在受罚前后审计师签发非无保留意见的概率分别为4.92%和2.15%, Mann-Whitney检验的P值表明该变化在低于1%的水平下具有统计显著性。

由此可以看出, 无论从注册会计师层面还是事务所层面, 审计师在受罚后的审计质量并没有提高, 反而有所下降, 而事务所层面的审计质量的下降在低于1%的显著性水平下具有统计显著性。

从该审计意见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表, 我们还可以发现:首先, 在任何时窗内, 非标意见的概率都显著高于非无保留意见的概率, 这就说明无保留意见加说明段在所有非标意见中占有大于一半的比重。那么, 审计师是否以无保留意见加说明段作为更严格的审计意见的变通呢?其次, 当我们从短期内, 也即[t-1, t+1]进行观察时, 注册会计师层面的样本显示, 不管是非标意见的概率还是非无保留意见的概率都在受罚后有显著的提高;事务所层面的样本显示, 非标意见的概率有所提高, 但非无保留意见的概率却呈下降趋势。

(二) 回归分析

1. 模型。

为控制其他因素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本文建立如下Logistic模型:

其中, β0为截距, β1, β2, ……β19为系数, ε为残差。P为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概率。AF_Sanction为虚拟变量。如果该审计报告是在审计师受处罚后签发的, 则取值1, 否则, 取值0。根据研究假设, 审计师受处罚后迫于法律的威严性将提高审计质量。因此, 我们预期该符号为正。AF_Sanction, 是本模型的研究变量。如果该变量的符号为负, 或者并不显著为正, 说明在控制其他因素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后, 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并没有保证提高违规审计师的审计质量。

模型中控制因素如下:Lag OPt-1代表样本公司上期收到的审计意见类型。如果上期收到非标意见, 则取1, 否则取0。根据以往研究, 上期被出具非标意见的公司, 本期被出具非标意见的可能性也高。预计该变量的符号为正。Size代表公司规模, 以公司当年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值来衡量。我们预计该符号为负。Age代表公司的上市年限。公司的上市年限和被出具非标意见的概率正相关。我们预计该符号为正。losst-1, 代表上期是否亏损, 是则取1, 否则取0。ROE代表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DR代表公司本期的资产负债率。CR、REC和INV分别用以控制公司的流动比率、应收款项占资产比率和存货占资产比率对审计意见的影响。以上这些变量用以衡量审计师对公司风险的考虑, 即重要性水平的设定。

由于本文的样本期间从1994-2008年, 包括了各个行业的数据。因此, 为控制年度和行业差异, 在模型中加入行业和年度变量。

2. 描述性统计。

通过表3可以看出, 不管是注册会计师层面还是事务所层面的样本, 公司规模及上市年限在受罚后均具有显著的提高, 而该差异亦反映了公司历经的时间年限差异。反映公司风险变量的净资产收益率 (ROE) 、资产负债率 (DR) 、流动比率 (CR) 、应收款项占资产的比率 (REC) 、存货占资产的比率 (INV) 在受罚前后均具有显著的变化, 但反映的风险变化方向并不一致。分类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 注册会计师层面的样本公司上期收到的非标意见的概率和上期亏损的概率在受罚前后并没有显著的变化, 而事务所层面的样本公司上期收到的非标意见的概率在受罚后具有显著的下降, 而上期亏损的概率则具有显著的提高。总而言之, 反映公司特征的变量在受罚前后基本都具有显著的变化, 从而说明控制这些变量的必要性;同时, 样本公司的风险在受罚前后呈现不同方向的变化。

注:%表示审计师某期出具的非标准审计报告数占该期所有审计报告的比率

3. 回归结果。

表3显示, 两个层面的样本回归结果良好。注册会计师层面:审计师在受罚后的审计质量不但没有提高, 反而有显著的下降。事务所层面:审计师在受罚后的审计质量并没有提高, 而是显著下降了。二者的结果意味着, 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对审计师没有起到有效的惩戒和威慑作用, 审计师在受罚后并没有慑于法律的威严性提高审计质量, 其审计质量反而有显著的下降趋势。

此外, 如果公司上期收到非标意见, 那么本期收到非标意见的可能性也显著提高;公司的其他特征变量对审计意见则具有不同水平的影响。

四、稳健性测试

首先, 本文以签发非标准审计报告的概率来衡量审计质量, 由于审计师签发无保留意见加说明段可能是审计师没有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而妥协于公司管理层的一种变通行为。所以, 本文再以审计师出具非无保留意见的概率来衡量审计质量。模型1中其他变量不变, 定义因变量P表示审计师出具非无保留意见的概率。回归结果显示, AF_Sanction的系数依然为负, 事务所层面的该变量的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水平小于0.001。因此, 回归分析结果不受审计质量的衡量方法的影响, 即使从最严厉的审计意见的角度衡量审计质量, 审计师在受到处罚后的审计质量也并没有提高。

其次, 改变本文的研究时窗, 分别考察[t-3, t+3]、[t-2, t+2]、[t-1, t+1]等时窗内审计质量的变化。注册会计师层面的分析结果基本不受时窗变化的影响, 审计质量在受罚后均没有显著的提高, 虽然将研究时窗限定在受罚前一年时的回归系数为正, 但并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从而说明注册会计师在受到处罚后的审计质量并没有显著的提高。事务所层面的分析结果也基本不受时窗变化的影响。当研究时窗为[t-3, t+3]时, AF_Sanction的系数依然显著为负, 说明事务所在受到处罚后的审计质量呈现出显著的下降趋势;将研究时窗限定在受罚前1年或受罚后1年时, AF_Sanction的系数为正, 但并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以上分析结果意味着, 不管是注册会计师还是会计师事务所, 政府的监管处罚并没有保证其违规执业得到规范、审计质量得以提高, 虽然在处罚后的短期内审计质量有所提高, 但其提高程度并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而从行政处罚的长期效果来看, 两个层面的样本都表明, 审计师在受罚后的审计质量甚至低于受罚前的审计质量, 行政处罚的有效性不足, 而效果的持续性更加不足。

最后, 根据吴溪 (2008) 的研究, 审计师在受罚后签发非标意见的概率降低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是, 审计师舍弃高风险客户, 从而其客户组合的整体风险大幅降低。从前文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来看, 注册会计师层面的样本显示, ROE和CR显著降低, 同时DR和INV显著提高, 这些变量表明受罚后的客户风险显著高于受罚前;事务所层面的样本显示, 各个风险变量的变化方向并不一致, 因而也不能说受罚后的客户风险低于受罚前。

五、研究结论

我们的经验分析结果表明, 事务所在受罚后的审计质量虽然在短期内有所提高, 但从行政处罚的长期效果来看, 不管是注册会计师层面还是事务所层面的样本都表明, 审计师在受罚后的审计质量甚至低于受罚前的审计质量, 行政处罚的有效性及持续性都不足。以上分析结果也意味着, 我国对审计师的政府监管并没有有效的规范审计师的违规行为, 没有充分发挥审计质量的外在保证机制作用。

本文的经验证据只揭示了一个现象, 而对于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还有待我们深入挖掘, 而基于原因分析的政策建议更值得我们期待。由于对审计师的行政处罚机制及政府监管是我国特殊制度背景的综合产物, 对上述问题的深入探讨已远远超出本文的研究篇幅, 因此把现象背后的更多问题留作今后的研究。

摘要：我国对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监管具有路径依赖性, 政府监管主导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发展。那么, 代表政府对注册会计师审计实施监管的财政部、证监会等部门的监管效果如何呢?本文以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实例为研究样本, 从注册会计师和事务所两个层面的经验分析表明, 注册会计师在受到行政处罚后的审计质量并没有长期、显著的提高, 行政处罚机制没有发挥有效的惩罚和威慑作用, 从而反映了政府监管的有效性不足。

关键词：行政处罚,审计质量,政府监管,有效性

参考文献

[1].吴溪.监管处罚中的“重师轻所”及其后果:经验证据[J].会计研究, 2008, (8) :23-31.

[2].易琮.审计意见类型能反映审计质量吗?[J].中国注册会计师, 2004, (8) :32-33.

电力会计监管问题与对策研究 篇11

[关键词]电力会计；会计监管；诚信建设

一、电力监管会计涵义

电力监管会计这一理念，是基于电力行业和会计这两个领域的集合来解释说明的。电力监管会计机构是针对会计行业设定，对电力行业发展起监督作用的会计机构。监管行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强化电力企业会计信息披露；二，规范电力企业会计行为；三，完善监管制度。最终达规范电力行业成本，提高电力行业财务透明度，提高电力监管效率的目的。

二、目前我国电力会计监管存在问题

（一）内部会计控制观念比较淡薄。我国电力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电力行业认为内部控制就是内部成本控制、内部资产安全控制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原有内部控制制度的融合方法已不能满足新形势的发展要求。而且由于内部控制不能直接产生经济价值，间接效益也需要较长的周期才能看出，同时还需要多设置人员岗位和制定大量的规章制度，因此多数电力企业还是把精力主要放在生产和运营上，认为加强内部控制是约束了自己的手脚，影响办事效率，容易片面强调改革组织结构的重要性，忽视了控制方式的跟进，使公司的改革同微观治理相脱离。甚至有些电力企业认为搞内部控制就是对自己人不信任，容易制造矛盾等。

（二）费用支出缺乏监督。电力企业的发展迅速，带动了一些电力子企业的发展，电力子企业为了搞活自身企业发展，给予企业业务部门经理的经费也比较宽裕，并且没有相应的监督机制，这样就会造成部门经理在使用经费时成本观念淡薄，使企业面临亏损的困境时有发生；另外一方面，电力企业大多数为国有控股，资产实力雄厚，但是相应的财务内控制度却相对薄弱，物资购销制度不完善，采购、验收、保管、运输、付款等环节常常出现一人多岗，没有分离互相监督约束；在实际存货管理的过程中，存货的发出与会计记录时间经常脱节，造成会计记录紊乱，对多年来的毁损、报废、短缺、积压、滞销等不作处理，致使巨额潜亏隐藏在库存中，线路设施维护和改造的费用问题，再加上经济往来中审查制度不健全等，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三）信息流通不畅、职责不清、责任不明。我国国有电力企业常存在任不明这样的现象：电力企业的信息不论从纵向还是横向流通都十分不畅，许多信息被管理者控制，企业员工对此一无所知；还有些电力企业各部门独自为政，部门之间缺乏沟通，员工对企业信息了解甚少，局限性很大。而良好的信息与沟通系统首先要求企业员工明确电力企业的目标，其次是承担个人的职责，在企业中建立良好的信息沟通渠道，是员工把个人目标与企业相互结合以确保目标的实现。

（四）体制遗留弊端。由于电力企业的特殊性，关系国计民生，因此我国电力企业基本属于国有独资企业，这样就造成电力企业普遍具有国有企业的通病，上级与下级之间距离过大，信息传递速度慢，信息失真率高。特别是电力企业施工的工区，施工项目部距公司总部距离较远且施工地点十分分散，施工企业也会随时根据施工情况，作出会计处理的更改，对于总部的制度执行力度就会大打折扣。造成电力施工部门会计信息失真，财务绩效低下。

（五）专业水平受限。近几年来，电力企业的迅速发展，会计人员的需求也直线上升，电力企业中会计队伍迅速壮大，但会计人员专业素质、思想素质不够，形式性培训对会计人员的业务素质，起不到提升作用。电力行业中高素质的会计人才十分缺少，由于需求的量较大，电力会计队伍中吸收了大量非专业人员，加之身在电力行业，会计队伍自我满足，没有及时学习与掌握最新的會计知识，对当前社会不断更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会计制度、会计政策理解不够，会计实务中实际运用水平较低，在这种情况下，会计人员做帐时常发生低级错误，错记、漏记时有发生，从而造成电力企业相关部门的会计信息失真。在会计日常处理中，从业人员在进行会计程序的选择、核算办法的处理以及财产的评估时，往往是根据自身的专业知识、以及多年的实际经验进行主观判断。判断是否公正合理，这就要看电力会计从业人员的会计专业水平以及自身业务素质。但是就目前情况来看，电力行业财会队伍人才结构失衡、职称总体偏低。

三、对策建议

（一）加大教育力度，重塑电力会计队伍。建立电力会计人员职业终身学习制，不论学历、年龄都要不断的学习最新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和会计理念，随时掌握最新会计理论知识，增强职业判断能力；另外加强诚信建设也是电力会计人员的重要问题， 电力企业应定期对会计从业人员开展诚信教育活动，增强自我约束能力，提倡对社会、对企业、自身发展有益的健康职业观，要教育财务人员恪守职业道德，正确处理会计与利益的关系；更要加强会计财务部门领导的教育力度，他们的诚信与否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决定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因此，他们也是诚信教育的重点。

（二）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可以有效的提高企业财务效率，减少会计违规行为发生，降低企业财务风险。首先，应规范各电力企业内各部门、各环节、各岗位的职责权限。其次，明确职责，分离管理，达到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目的；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相结合。内部审计能够很好额度摸清家底，了解自身存在问题，但由于审计人员的主观局限性，信息失真情况时有发生，这时候就需要外部审计的介入，外部审计有政府审计与注册会计师审计两种，结合好外部审计能够正确分析企业财务方面存在问题，从而及时纠正。最后，设立事后监督，在会计部门常规性会计核算的基础上，对其各个岗位，各项业务进行日常性和周期性的检查，事后监督可以在会计部门设立一个具有相应职务的专业岗位，要责任心强，工作能力全面的人担任此职，并纳入程序化、规范化的管理，将监督的过程和结果定期直接反馈给财务负责人。

（三）建立电力会计信用记录体系。随着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与推广，国家对所有会计从业人员建立完整的信用体系变得十分重要。电力行业也应该建立相关的“信用档案”记录，让所有电力会计人员的信息记录在案，同时电力行业的诚信信用体系应与全国的信用体系互相对应，让违规会计人员无法在会计行业中继续执业。这样从根本上提高了电力会计人员违规、违法的成本，降低电力会计违规行为的发生几率。

参考文献：

[1]刘刚.论如何恢复和建立电力会计诚信[J].百家论坛，2012

[2]刘世锦，冯飞，等.垄断行业改革攻坚[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6

中国政府会计监管 篇12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引起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不完善的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会给人们的利益带来极大的损害。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许多问题也逐一暴露出来,首当其冲的则是环境问题,而其问题根源的“主力军”便是一些企业。因此,企业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是十分必要的,这不仅是创造公司良好形象、提高其发展环境的好机会,更是体现出对社会的责任。

2 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和政府监管的博弈

博弈论(Game Theory)称为对策论,它既是现代数学的一个新分支,又是运筹学的重要学科。它是一种独特的金融数学、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于一体的边缘科学,是研究人类行为的重要方法。博弈论的中心思路是,如何在与对手的互相作用和影响中选择正确的方式,在自己与对方策略选择的综合下保证利益的最大化。

2.1 博弈基本假设

第一,参与者集合:博弈中存在两个博弈方,定义为I={1,2},博弈方1代表政府部门,博弈方2代表上市公司。博弈双方都是理性的,他们的实际行为选择与他们的预测一致。双方势均力敌,没有哪一方具有绝对优势。

第二,策略集合:每一个博弈方具有两个策略选择,其中政府部门的策略集合定义为S1={监管,不监管},上市公司的策略集合定义为S2={隐瞒,不隐瞒}。

第三,收益函数:给定所有参与者的策略组合,每一个参与者得到相应的收益。

其中,我们还应该注意两个前提条件:一是信息不对称。上市公司是环境会计信息资料的直接拥有者,政府部门仅仅只能从公司上交的报告中获得相关信息。因此上市公司可能提供不真实的报告信息,政府部门也不一定完全掌握该公司环境会计真正准确的信息;二是非合作原则。由于上市公司和政府部门出发的角度不同,所追求的利益最大化也大相径庭,因此一般很难做到双方合作。虽然也存在企业和政府同流合污的现象,但毕竟是个例,在本文中就不给予考虑。

2.2 博弈基本式

G={I,S,U},I={1,2},S={S1,S2},U{U1,U2},由此可以得出该博弈的博弈矩阵见下表。

其中,A代表政府监管时发现上市公司隐瞒信息时收到的罚款,B代表监管所需要的费用,C代表上市公司隐瞒环境会计信息所获得的额外利润,D代表公司在社会中丢失的隐形损失,例如公众信誉、口碑和形象等,E代表政府不监管时上市公司隐瞒信息时政府部门受到的损失。

2.3 纳什均衡解

假设政府监管的概率为p,不监管的概率则为(1-p);同理上市公司隐瞒的概率为q,不隐瞒的概率为(1-q)。则双方的收益函数为:

当双方收益最大化时,即函数的一阶导数为0,即:

因此我们可以得到该博弈的纳什均衡解为:

2.4 经济意义

如果政府部门监管的概率为C/(A+D),上市公司隐瞒环境会计信息的概率为B/(A+E)。若政府部门监管的概率小于C/(A+D)的话,上市公司的最佳选择是隐瞒环境会计信息;若政府部门监管的概率大于C/(A+D),上市公司最佳的选择是不隐瞒环境会计信息。从上市公司角度分析同理可得,在此省略。

3 博弈启示

通过以上博弈我们可以发现,上市公司隐瞒环境会计信息的概率为q*=B/(A+E),即若政府部门对上市公司隐瞒的行为罚款力度越强,给政府造成的损失越大,上市公司隐瞒环境会计信息的概率越小。因此我们可以总结出四个相关的建议。

第一,增强罚款力度。如果加大了罚款的金额,上市公司只要被发现有隐瞒环境会计信息的行为,将受到金钱和名誉方面的重大损失,这是一个十分不值当的行为。因此上市公司会在想隐瞒时考虑该行为是否恰当。

第二,加强舆论监督。上市公司出于对自己利益的考虑,当其商业形象面临不利局面时,一般会选择披露真实的环境会计信息。所以,必须增强舆论监督,通过互联网、媒体、新闻等公众力量提高监督力度。

第三,创立有效制度。目前我国对上市公司的处罚方式还是以行政处罚为主,进行民事赔偿的规模比较小,无法有效对受害者进行赔偿,且没有完善的相关法律。因此,我们必须尽快建立责任赔偿机制,在法律、法规方面苦下力气,完善当前不完备的法律法规,使法规漏洞彻底消除。有法可依,让上市公司不敢有轻易隐瞒环境会计信息的可乘之机。

第四,提高监管效率。作为政府监管部门,应该加大对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的监管,降低监管费用,提高监管效率。其中,一些地方的政府监管者还存在着少作为、不作为的现象,导致上市公司的环境会计信息难以得到披露,不合规的行为难以得到惩罚。因此,应该有专门力量对政府监管部门进行监督。建立一套完备的工作激励制度,保证政府监管部门的工作质量,提高环境会计信息质量。

4 结论

基于以上从博弈论的角度对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和政府监管的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政府部门监管是上市公司是否隐瞒环境会计信息的关键因素。针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可以从政府方面考虑,加强监督和惩罚力度,降低监督费用,整体增强监督效率;另一方面,上市公司也应该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实事求是地上报真实准确的环境会计信息。希望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好好保护我们所生活的家园环境。

参考文献

[1]郝凤君.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与政府监管的博弈分析[J].价值工程,2012(4).

[2]张丽琴.基于博弈论的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研究[D].天津:天津理工大学,2013.

[3]段洪波,张双才,刘花洁.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与政府监管——基于规制理论的视角[J].中国注册会计师,2011(11).

[4]杨昭昭,侯晓红.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问题及建议[J].北方经贸,20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