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监管机制

政府监管机制（共12篇）

政府监管机制 篇1

1 政府对公立医院监管失控与成因分析

1.1 为解决看病贵,政府采取多项举措加强对公立医院监管

1.1.1 降低药品价格。

政府多次采取各项举措降低药品的价格。“以价招药”;引入竞争机制;政府与药厂议价降低药品价格;建立专家定价制,规范药品定价;减少中间渠道,规范药品销售市场;实行药品采购公开招标,纠正药品购销的不正之风;加大国家对医疗卫生事业的资金投入;实行医药分开核算、管理;应用药物经济学评价,规范医疗用药等等[1,2,3],使门诊病人费用和住院病人费用中药品比例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不同级别医院门诊及住院病人药费比例逐年下降(见图1,2)。

1.1.2 加强对公立医院的监管。

2004年以来,政府逐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了对公立医院的监管:一是收费监管,一些省市先后出台新的医疗收费价格规定,大型设备检查费、贵重耗材费、药品价格利润空间压到最低限度,并加大对医院收费的检查处罚力度,同时充分发挥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二是法规监管,仅2007年,卫生部拟出台十多项带有法规性的文件,要求公立医院依法按章规范运作;三是审计监管,由政府职能部门根据医院监管评价量化指标,定期和不定期对医院进行全面的审计;四是评审监管,在职能部门对医院量化指标考评中结合医院等级评审,强化政府监管的职能作用,建立政府监管的长效运行机制;五是督导监管,开展医院管理年活动,由各级卫生医政主管部门牵头组成督导组,2005年以来,每年分层次的对各类医院进行全面督导检查,力求达到提高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效率,规范医疗服务行为,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目的[4,5,6]。

1.1.3 医院为获得生存空间,导致检查治疗费上扬。

医院由于不能得到政府充分补偿,需要生存和发展,必然会提高检查和治疗费用,来补足经费空缺和保证医院的生存和发展。导致病人门诊和住院费用中检查和治疗比例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见图3,4)。

1.1.4 医院为获得生存空间,导致个人卫生费用比重升高。

1981~2004年卫生总费用个人现金支出呈明显上升趋势,1996年开始个人现金支出超过卫生总费用的50%(见图5)。

综上所述,政府采取多项举措加强对公立医院的监管,医疗费用开支依然出现“压下葫芦浮起瓢”的问题,必须探索出一套标本兼治的方案。

1.2 政府对公立医院监管乏力成因分析

1.2.1 公立医疗机构有强烈逐利动机。

医院需要养活500万人(1978年为300万人),要使这部分人的收入达到社会中上水平,改善医疗服务付出与收入严重不成比例的状态,就要不断改善设施,购置设备,提升技术水平,满足多层次的群众医疗卫生需求。形成了公立医疗机构强烈的逐利动机。

1.2.2 公立医疗机构有优越的逐利条件。

公立医疗机构大都经过了多年的技术沉淀,形成了较强的技术垄断和市场垄断势态,以公立医院为主体的非营利医疗机构门诊服务量占所有服务量的96.4%,住院服务量占97.3%。

1.2.3 公立医疗机构的逐利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管体系。

政府采取一系列加强监管的举措,政策的执行上缺乏执行力,通常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往往是只能治标,未能达到治本的预期目的,不能缓解或解决看病贵的社会难点问题。

1.2.4 公立医疗机构面临着扭曲的补偿机制。

政府投入不足,医疗服务收费不合理[7],“该来钱的地方不来钱、不该来钱的地方倒是来钱”。“老百姓必须的医疗服务来不了钱、老百姓不必须的服务倒是来钱”。医院在财政投入和服务收费两条补偿途径中,摸索出一整套“通过服务收费多收一点”的具体方法,其收益比例构成为1∶5~7元,公立医院客观上在运用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履行难以实现的公益性职责,成为看病贵等问题的滋生地。

2 建立政府对公立医院监管模型和长效运行机制

2.1 建立政府对医保、非医保病人医疗控费监管模式

医保病人取消按项目付费,建立按总额预付+按服务单元付费(病种、床位、人头)的付费机制,政府职能部门根据医院的分类和分级,安排预算总额(与当地G D P同步增长),并对医院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管。在非医保人群逐渐向医保人群过渡期间,非医保病人在按项目付费的框架下,参照医保监管、支付方法,采取总额控费、超出上缴、合理返还、差额不补的方法进行收支两条线监管控费。建立合理的政府对医保和非医保病人的控费模式(见图6)。

2.2 建立政府对公立医院监管的长效运行机制

许多问题在医院都是共同存在的,医院犹如孙悟空,不断变着法儿在现有政策和规定的圈圈内折腾出最大的利益,有时候常常会试图超越雷池。政府监管部门应该有如来佛的本事,让孙悟空逃不出其手心。这个手心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它应该有足够的空间让众多的医院有所作为、相互竞争,但必须在政府规定的大秩序下,服从总体目标。理想的状态是:医院的违规行为是有限的,经营行为是无限的。

因此,为提高政府监管部门精简、优质、高效的办事效率,在现有医保局和新农合的基础上,整合力量,在国家和省级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厅、局),分别设立公共医疗费用监管局(处),必要时在地级市设立相应机构,负责制定完善的、有激励约束作用的政策法规配套文件,建立对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监管、激励、约束有力的长效运行机制。

3 结论

3.1 强化政府对公立医院宏观管理与微观监管的职能作用

政府建立了宏观管理,微观监管,激励约束有力的长效运行机制。主要是更好地发挥政府在卫生改革中的主导作用:在宏观管理上,建立公共医疗费用监管局(处),加强对公立医院医疗费用的宏观管理。在微观监管上,对医保病人,建立按总额预付+按服务单元付费(病种、床位、人头)的付费机制;在全民实施基本医疗保险前,对非医保病人,采取总额控费、超出上缴、合理返还、差额不补的方法进行收支两条线监管控费,建立融司法、行政、经济为一体激励与约束的长效运行机制。

3.2 建立在医院层面解决看病贵的长效运行机制

医疗费用过快增长和有效控制问题,一直是国际性难题[8]。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强化政府责任,严格监督管理,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解决广大群众看病贵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建立在医院层面解决看病贵的长效运行机制,为全国人民医疗服务终端解决了看病贵的重大问题。

3.3 从机制上缓解医患矛盾,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政府部门是解决社会突出问题,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责任主体[3]。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问题,是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建立政府对公立医院监管长效运行机制,在医院层面解决看病贵的重大社会问题,和谐了医患关系,促进了和谐社会建设。

[收稿日期2008-06-20]

参考文献

[1] 蒋日平.推行“以价招药”降低药品价格——对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的探索与思考[J].卫生经济研究,2005,9(9):32-33.

[2] 夏曦,刘玲,曾美章.引入竞争机制确保降低药品价格[J].时珍国医国药,1999,10(12):959.

[3]胡善联,张崖冰,叶露,等.探索政府与药厂议价降低药品价格的新思路[J].卫生经济研究,2006,3(3):17-19.

[4] 金春林,王锦福.医疗机构实行药品收支结余两条线管理的背景与关键点[J].中国卫生资源,2000,3 (5):206-207.

[5]成红玲.药品收支结余两条线管理政策对三级医院的影响[J].中华医院管理杂志,2001,17(11):686-687.

[6] 刘军民,张维.健全我国公立医院财政补偿机制的基本思路——兼议公立医院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的可行性[J].卫生经济研究,2007,2(2):11-13.

[7] 鲍勇.探索收支两条线管理机制 完善公益公平中国社区卫生服务模式[J].实用全科医学,2007,5(2):95-96.

[8] 任益炯,张鹭鹭,马玉琴,等.医院补偿机制的主要问题及相关政策分析[J].中国卫生资源,2007,10(2):58-59.

政府监管机制 篇2

作者：黄 勇

为加强政府重点工程项目建设财务监管，确保重点工程建设科学、规范、高效、廉洁，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平利县从2004年4月起向县政府审批确定的重点工程建设项目业主单位派出财务总监，对重点工程项目资金实施全过程的监督。自委派财务总监制度实行以来，本着“立规矩、行职能、尽职责、讲实效”的原则，将政府重点工程建设资金监管关口前移,变过去的事后监督为委派财务总监全程监管、跟踪服务，有效的遏制了工程腐败现象的滋生，收到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一、基本做法

近年来，全县先后对农村“三通”建设、新村建设、县乡道路硬化、教育卫生及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等118个政府重点工程项目，派驻财务总监68人次，监管项目资金达3.98亿元，按工程进度共审核支付资金3.81亿元。同时，建立了政府重点工程项目建设招投标管理机制,加大了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公开招投标管理力度，在严格实行合理低价公开招投标中，为项目单位节约资金216万元，进一步提升了项目资金监管水平，有效促进重点工程项目建设的健康有序开展,加快了城乡一体化建设进程。

（一）建立规章制度，细化工作程序。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结合本县实际，县政府制定和印发了《平利县政府重点工程项目财务总监管理办法》，从2004年起对政府重点工程财政投资在20万元以上基建项目或政府指定的其它工程委派财务总监，县财政局负责财务总监的委派和日常管理，代表县政府对重点工程项目资金实施全过程监督。为了促进对县重点工程项目监督工作的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县财政局及时研究制定了《平利县关于派驻政府重点工程项目财务总监的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了财务总监的工作职责以及财务总监的选拔、派驻程序、工作纪律、财务总监报告制度等。细则规定，为加强对财务总监的日常管理，在县财政局设立了政府重点工程项目财务总监办公室，具体负责财务总监的选拔、培训、考核、任免等日常管理，以及拟定财务总监管理制度、办法，协调财务总监与建设单位及有关部门之间的关系等，从而为财务总监委派工作的顺利实施打下了基础。

（二）严格选拔总监，强化技能考评。按照《办法》、《细则》规定的财务总监选拔和委派程序，一是采取自愿报名和组织确定相结合的办法，由个人填报资格审查表，经组织考察合格的，建立财务总监资格备查档案和人才库；二是根据项目工程需要，严格按照《规定》的条件选准人。在具体确定财务总监人选时，坚持层层把关，公开选拔，做到不降低标准，不迁就照顾，严把准入关；三是强化培训。对入选的财务总监，委派前先进行政治素质、业务技能、工作纪律培训，对培训考核合格者，按工程项目需要委派并颁发财务总监证书。四是严明纪律，加强考核。要求每名财务总监在履行职责时，必须遵纪守法，廉洁奉公，遵守项目单位内部的管理制度，不得超越权限干涉项目单位正常的经营活动，不得接受项目单位馈赠，不得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不得有意刁难项目单位符合规定的款项支出。并要求财务总监每季度书面报告工作职责履行情况和工程项目进展情况，在工程完工后写出述职报告，财务总监办公室根据考核办法，对财务总监的“德、能、勤、绩”按照“优秀、称职、不称职”三个档次进行考核评议。被评为“优秀财务总监”的，发给荣誉证书和一定的物质奖励；不称职的，两年内不得担任财务总监，因工作失职而造成财政资金损失的，依据情节轻重给予处分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三）规范工作行为，提升监管水平。一是加强对工程的前期检查，严把预算和前期准备关。财务总监进驻工程伊始，首先查阅工程单位的工程预算和投资依据、投资总额、工程建设期限、工程设计图纸、施工方案、资金来源、招投标情况、拨款计划等前期准备工作，特别是加强对工程项目单位的施工、待摊费用（拆迁费、征地费、设计费、监理费、绿化费等）等费用的监督，有效的解决了低价中标、高价决算的不良做法，保证了建设工程合法、合规、合理。二是深入项目单位调研分析，准确掌握建设情况，切实做到“四个全面掌握”。即：⑴全面掌握底数。对正在施工的项目单位，重点掌握工程项目开工前的详细情况，通过听取了各方面的汇报，查阅了大量工程资料，先后上报了85份工作报告，为领导决策提供了依据。⑵全面掌握进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有关条款，及时督促对施工单位按进度实施拨款，杜绝了工程主管单位拨人情关系款的现象发生。⑶全面掌握标准。在工程项目的财务审查过程中，除对工程的大额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查外，对一些施工和待摊费用从洽谈到审定严格标准、严格把关。⑷全面掌握范围。在监督活动中，采取上门检查和调账检查相结合的方法，先后对28个项目单位的账目进行了上门检查，对51个施工单位进行了调账检查，经常检查日常资金使用、成本核算、科目设置、原始凭证取得是否合法和凭证的装订是否符合会计基础规范要求。对不符合规范要求的限期改正。三是加强工程财务监督，严把资金结算关。坚持从“四个关”入手，加强项目资金监管，有效防止出现因工程结算不清而滋生腐败的现象。即：⑴严把资金拨入关。建设单位申请财政拨款，由财务总监根据工程质量和进度，审核签字后予以拨付。⑵严把支出核销关。合法的票据、正常的开支，经财务总监签字后记账报销；不规范、不合法的票据和非正常的开支，一律不得核销。⑶严把资金效益关。项目筹资方案制定、工程招投标、施工预算、合同签订、工程量审核、资金拨付、竣工结算等，财务总监都全程参与。要求财务总监把“钱”看紧，确保专款专用，防止挤占挪用；把“物”盯紧，确保花出去的钱与采购回来的实物相符，防止资产流失。⑷严把督促检查关。由分管局长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召开市政重点工程项目财务总监座谈会，收集掌握情况，针对反映的问题及时研究解决办法，督促抓好各项监管制度的落实，同时要求所派出的财务总监遇到重大问题和拿不准的事项，要及时请示报告。

（四）完善配套措施，强化项目监管。为了进一步完善财务管理制度，降低工程成本，严格财经纪律，做到使用有规范，执行有标准，检查有依据，杜绝人为因素和随意性，按照工程项目资金管理不同的特点，先后制定完善了《平利县市政工程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等32个涉及项目资金的管理办法，确保了项目单位财务管理工作规范运行。

二、存在问题

从整体上看，此项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但由于财务总监委派管理机制没有完全建立，在具体工作中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一是由于宣传力度不够，个别部门在认识上还不够统一，多多少少存在抵触情绪；二是财务总监业务素质，特别是对工程的设计、概算和工程定额管理等相关知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三是由于此项工作还处于探索阶段，相关工作程序、管理制度还需进一步完善。

三、建议与思考

（一）统一思想，营造氛围。政府重点工程建设项目推行委派财务总监制度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绝不是财政部门一家的事，需要各部门、单位乃至全社会的齐抓共管，才能真正发挥委派财务总监制度的效能。各部门必须统一思想，树立全面意识，认真履行好各自的职责，真正从思想上、行动上支持委派制的改革，着力为委派财务总监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积极支持委派的财务总监人员依法开展工作，委派财务总监的制度改革才能积极稳妥地推行。

（二）加强教育，提高素质。政府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委派财务总监，工作涉及基建领域，委派的财务总监如果不坚持原则，不保持应有的警惕性，如果经不住诱惑，同流合污，就有可能导致和助长腐败行为。所以，财政部门既要加强委派人员的思想作风建设，又要建立继续教育制度和考核制度，严肃工作纪律，强化对委派人员的管理和业务指导。委派的财务总监自身也要不断“充电”，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做“复合型”人才，委派部门也要积极实行财务总监上岗前培训和定期培训制度。只有建立一支政治业务素质都过硬的会计队伍，才能保证委派财务总监制改革的顺利实行。

政府监管机制 篇3

关键词：政府会计；会计监管；军队会计

一、政府会计监管的背景及含义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会计信息作为一种重要的公共物品和社会资源，在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加强内部经营管理和国家宏观调控服务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人们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然而，由于受到巨大利益的驱动和会计信息的不对称，会计信息提供者所生产和披露的会计信息的“含水量”也越来越高。会计信息失真、造假现象严重。特别是近几年来，由于美国安然事件以及在最近我国资本市场上发生的一些腐败案件，使人们对会计行业自律的严密性、独立性、政府在会计监管中发挥的作用产生了颇多的质疑，于是会计的理论界和实务界针对如何加强政府会计监管、政府在会计监管的必要性、作用与意义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那么，什么是政府会计监管呢？各国学者对政府会计监管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斯蒂格勒茨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主张国家对经济需实施必要的监管，认为市场失灵是政府干预经济的主要原因。当市场存在失灵时，政府由于自身的强制力和权威性，可以通过实施强制性信息披露、进行法律惩戒等手段修补会计市场失灵。施莱弗和格莱泽发表了《监管型政府的崛起》一文，对政府监管的历史背景及监管执法与法庭诉讼的差异做了比较分析，以美国政府行政监管的历史为例，归纳了监管的优势。

目前理论界对政府会计监管尚无明确定义，但当前人们对会计监管的含义有这么几种观点：第一种认为，会计监管是政府对会计工作的干预，以确保会计工作能够合理、有序的进行。第二种认为，会计监管不仅是对会计工作的干预，更是对会计工作质量的保证。若只把会计监管片面的理解为“干预”，那必然是间接的，而政府会计监管本质上要求必须具备经常性、全面性、连续性特点。第三种观点认为，会计监管主要是为了弥补市场竞争的先天性缺陷——个体利益膨胀导致整体利益无法实现最优，而建立的一种让利益各方进行有效博弈的制度，因此政府会计监管可以看作是一个讨价还价的博弈过程。

一般意义上的会计监管是对会计主体生产和披露会计信息所进行的内部控制和外部监管。这里的外部监管包括会计行业自律（如会计师协会）、民间监管（如公共媒体等）以及政府的监管。

可见，政府对会计的监管是从外部的角度进行的，由于政府地位独立，与被监管者没有依附关系和利益联系，同时它有法定的权威和强制力，可以对违法的被监管者依法实施制裁，所以笔者认为政府会计监管就是政府为了保护市场各参与者的利益，促进资本市场和经济的有序发展和运转，通过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来指导或强制会计主体会计信息的生产和披露的行为。

二、政府会计监管的经验

政府对会计的监管是从外部的角度进行的，由于政府地位独立，与被监管者没有依附关系和利益联系，同时它有法定的权威和强制力，使得政府监管具有足够的独立性和强制性，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会计监管的公正、合理及效率。政府会计监管之所以行之有效，主要是政府会计监管以下两方面因素：一方面它具有独立性。会计监管是整个经济监管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政府监管又是会计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经济监管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同时，它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主要决定于资金运动上的独立性，还决定于会计监管具有相对独立的内容和方式方法。另一方面它具有强制性。会计市场“交易”的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会计信息。对于供给者来说，提供会计信息除与其他商品一样要花费明显成本（如会计人员的工资等以外），还要承担一些隐性成本（如为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尽可能保护企业的商业秘密等的成本）。由于会计信息的供给方和需求方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作为供给方的企业，常常利用自身占有信息资源的优势進行舞弊。即使管理当局没有舞弊的初中，但由于其提供的这种特殊商品比较容易为其他企业，特别是竞争对象模仿，产生“搭便车”现象，从而对企业本身的经营造成诸多不利。这时，作为手中拥有公共权力的政府，就可以凭借其自身的地位和权利，采取强制措施减少这种不对称，从而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

三、政府会计监管对军队会计监管的启示

通过对政府监管特征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政府监管的两个显著特征：独立性和强制性。结合军队这个特殊的武装团体，若要提高会计监管的效率，也必须赋予监管者足够的独立性和强制力。具体可做以下要求：一是要突出军队审计部门的独立性，使其避免与被监管者发生利益关系，使其在进行审计的时候可以公平、公正、合理的进行。具体而言就是要改革我军现有的三级审计体系，将现有的军区审计局、军级单位审计处及审计事务所改变为解放军审计署的特派机构，行政上完全隶属于解放军审计署，最大限度地保证审计机构的独立性。二是要赋予监管者足够的强制力。有多大权力，才能办多大事。如果权利过小，则很难对被监管者产生有效地监管。但同时要注意权利不可过大，避免“监守自盗”。

参考文献：

1、熊友存,李劲松.军队财务管理学[M].解放军出版社,2004.

2、张俊民.会计监管[M].立信会计出版社,2000.

政府监管机制 篇4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药品价格运行中,一直实行政府定价,对机构准入审批监管,对价格实行水平监管。从理论上看,对公益品政府定价比市场定价合理;但现实中政府定价导致药价越来越高,事实上造成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这种困境形成的机制理论是什么呢?

1.1 药品公益性是政府定价的依据

在新医改的大目标下,医院应回归公益性,药品同样也应回归公益性。药品担负着为人类健康服务的职责,应从患者利益的角度出发,以减轻患者负担为目的,保证人民买得起药、用得到药。根据公共品理论,药品并非纯粹的私人产品,它在治病救人的竞争性和排他性都不充分,所以同时具有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特征,因此药品具有准公共产品特征,其费用应由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共同承担;药品属性的实现,即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社会性质的实现,取决于谁付费购买,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的购买能力和有为的政府理念的实践。药品完全由政府定价超越了责任边界,因此政府从公益性角度出发,对于特殊药品政府定价,其他药品均由市场自由竞争,由市场定价。

1.2 信息不对称下的政府定价的困境

以往我国政府定价,是在药品市场价格调研、专家论证、核定药品生产成本的基础上,按照规定的差率制定药品的最高零售价格。由于经济行为人最大化经济效用,在经济行为中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导致信息不对称,政府并不能完全掌握医药企业的实际生产成本,也不知道医药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背后付出了多少努力,政府能知道的只有医药企业上报的生产成本,企业出于私利,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必然会虚高报价,从而政府得到的生产信息并不可靠,导致政府定价虚高。

1.3 药价虚高导致政府进行药品价格水平管制

我国药品价格政策制度经历了从全面管制到基本放开,再到全面管制的过程;期间通过32次降价,然而药品价格水平一直虚高不下,居民的医疗费用持续增加,“看病难、看病贵”导致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由图1显示,2000-2013年我国卫生总费用与人均卫生费用都是逐年上升的,为了减少医疗费用、控制不断上涨的药品价格,政府采取了对药品价格水平进行管制。然而事与愿违,导致的结果是有的低价药消失了,有的“改头换面”、改变包装、剂型、改变商标名称价格更高了,有的通过药量减少费用反而提高了。药品市场中的药品效果、质量只有医药企业自己知道,消费者只能根据现有的药品价格选择,信息不对称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使得一些性价比高、低价药消失。为了规避这种现象,政府需要从宏观上调控药品市场,对药品实行价格水平管制。

1.4 药品价格水平管制的是与非

我国药品价格管制的直接效应反映在价格水平上,因而药品价格管制效果可以通过药品零售价格指数、CPI指数来分析。

图2表明,2006年以前药品价格都是下降的,2006年以后药品价格有所上涨但涨幅平缓(这可能与政府多次强制降价有关)。药品零售价格指数波动幅度较大,但总的是呈现下降趋势,且变动幅度与CPI指数变动幅度一致,涨幅不高于CPI增长(绝大部分年份低于CPI),可见药品价格水平管制对中国药品价格水平总体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

从统计数据看,政府价格水平管制是有效的,而从居民实际感受角度却是无效的,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首先,政策的有效性是相对于政策实施前后的效应对比,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对比。由于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患者是无权决定消费什么药品、消费多少,无论国内还是国外,药品费用的增长都是来自药品使用量增加和药品组合更新,而不是药品价格;其次,政府制度设计有所缺陷,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医保控费制度不完善,政府医保补偿水平跟不上药品价格上涨的水平;以及受降价政策的冲击,有些价格低、利润低的药品退出市场,造成“有价无市”的局面。因而这导致了实际药品价格有所下降,但消费者感受却无效。

2 新医改需要新的药品价格行为管制理论

新医改是一种系统性体系性改革,自2009年进行以来,取得一定的成就。如今改革已入深水区,要发挥市场的价格生成功能,我国价格监管工作的重心逐渐从价格水平监管转移到价格行为监管层面上来。加强药品市场价格行为的监管,是新形势下价格监督工作的核心内容,是与新医改目标一致的一项改革工作,既能更有效防范药品价格异动情况的发生,也能促进价格主管部门发挥职能、维护市场价格秩序的重要任务[2]。标志着我国药品价格改革向前迈进一大步。在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中,政府相关部门应强化医药市场规范和价格行为综合监管,促进建立正常的市场竞争机制,引导药品价格合理形成,减少政府对经济行为干预。药品市场自由定价是要发挥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根本性作用,企业的价格行为监管是要求政府如何设计科学有效的监管机制,对药品价格行为实现有效监管[3]。药品价格由市场定价的改革情境,本文认为需要引入新的药品价格行为管制理论与方法。

2.1 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需要药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自改革开放以来,回首我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之路,在既没有成熟理论指导又没有现成的实践经验下,靠“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行进。如今,我国已基本建立适应国情的社会体制的基本框架,但还不是很完善,此时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的难度越来越大,改革推进的速度越来越慢,每前进一步,都是需要面对既得利益集团所带来的阻力,都避免不了政府与市场功能的界定、国有部门与民营部门之间利益冲突的平衡。然而要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市场竞争,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有效途径是运用市场化竞争的力量,运用价格信号引导“权力重新分配、资源重新配置”,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改变我国医药经济发展方式。

2.2 新医改的深水区需要政府在药品市场的监管方式发生转变

自2009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09〕6号)出台以来,随着新医改进程的推进,医改也已进入深水区。医疗服务作为私人产品时,与其他服务并无差异,病人作为“需方”,医院作为“供方”,解决供需之间的均衡问题,最有效的途径是市场竞争。但由于我国医疗服务体制问题,管办难以分开,使得公立医院不是独立的市场主体,不能完全参与市场竞争,社会资本也难以进入。因此,药品价格放开,要求政府转变管理角色,转移管理职能,运用医保支付制度,建立分级诊疗体系,规范就医行为。同时建立一个公正透明、多方参与的医院外部监管体系,实现全方位监管,优化公立医院绩效,保障最广大人民的健康权益[4]。政府现今取消药品定价,让市场决定药品价格,则正是政府职能转变的一个开始,从事前事中监管向事后监管转变,着重监管药品价格行为。梯若尔的新规制经济学为我国深水区改革,所面临的监管问题提供了科学有效的理论支持。

2.3 新规制经济学理论的可借鉴性

规制经济学是在20世纪70年代逐渐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意图对政府规制活动的过程及作为其结果的市场均衡进行系统性研究。一般认为规制经济学发展经历了5个阶段:规制公共利益理论、规制俘获理论、规制经济理论、可竞争市场理论以及激励性规制理论,其中激励性规制理论又被称为新规制经济学。为了有效打破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产生的政府与医药企业间的信息壁垒,应引入新规制经济学中委托—代理模型及机制设计理论,把政府看作是委托人,企业看作是代理人,设计一系列契约,让企业根据其自身特点选择合适的契约。政府根据企业选择的契约类型,不仅获知企业真实的生产类型,还降低了政府规制成本。新规制经济学理论是由梯若尔和拉丰创立,以信息不对称为前提,引入委托—代理分析框架,设计最优规制方案和规制制度。新规制经济学之新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强调信息不对称的重要作用、运用机制设计理论作为分析工具防范串谋问题、引入激励相容规制。

第一,重视信息不对称在规制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与传统规制经济学相反,新规制经济学认为忽视信息不对称所做的规制政策是无效的,在信息不对称情景下,引入委托—代理分析框架,政府是委托人,医药企业是代理人。政府无法获知医药企业所拥有的生产方面的信息(逆向选择),也不能观测到医药企业为削减成本所付出的的努力(即道德风险问题),因此这是一个隐藏信息、隐藏行动的委托代理问题。在委托—代理框架下,在参与约束、道德风险约束、激励相同约束限制下,实现政府社会总剩余最大化。参与约束是指每种类型企业必须自愿参与规制,或者说企业获得的剩余要大于零;道德风险约束是指企业的努力程度不可观测,必须设计使企业有动机提供适当的努力程度的机制;激励相容约束是指观察不到企业削减生产成本的技术信息,机制设计必须使得企业会自愿选择适合其成本类型的契约。

第二,应用最新发展起来的机制设计理论作为分析工具防范合谋问题。梯若尔师承机制设计理论大师马斯金(Eric S.Maskin),系统地学习掌握了博弈论和机制设计理论,构建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分析框架。在串谋问题上设计监管俘获模型,并将防范串谋的原理应用到规制制度的设计。梯若尔“层级与官僚,经济组织中的串谋问题”一文提出委托人—监管者—代理人模型,其中政府是委托人,委派部门是监管者,医药企业是代理人。由于医药企业和委派部门比政府掌握更多的生产经营信息,可能导致医药企业和委派部门串谋,向政府隐瞒信息,因此政府应建立一个框架,增大串谋的难度,减少串谋的收益。如限制委派部门谈判或引入相互监督等。

第三,引入激励相容规制。医药企业作为理性人,都具有逐利性,引入激励相容规制,是为了医药企业的自利行为与政府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和资源配置最优化的目标一致。在政府不知企业的成本类型时,设计巧妙的制度机制和一系列契约,企业根据其成本类型自愿选择合适契约。这样,政府能根据医药企业所选择的契约,判定该企业的生产类型获得真实生产信息,便于政府有效监管。高成本且低效的医药企业将会选择相对较高的成本补偿契约,来获得较少的生产者剩余,而没有动力削减成本:生产效率高且成本低的医药企业会选择较低但可以对产品或服务进行自由定价的成本补偿契约,因而有强烈的动机削减成本。

综上所述,政府有效监管药品价格行为活动中,要承认政府首先要承认药品企业是有自利行为的,然后巧妙的设计组合制度,引导药品企业的自利行为往正确的方向走[5]。设计有效监管的制度和方法,利用社会组织等第三方监管,保障我国药品市场的有序运行,促进规制目标更好的实现。接下来结合新医改改革进程,深入研究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的举措,努力达到药品价格降下来,医疗服务质量提上去,社会的福利、人民群众得实惠的目标。

3 政府对企业价格行为有效管制的方法

我国医药市场的无序化生产和产品同质化问题导致药品恶性竞争是市场的劣性化的根源,在市场价格行为管制中,首先需要一个稳定的制度和政策的体系,给市场一个可信的确定的行为预期,在制度框架下,建构一系列具体政策措施,给企业提供可选择的行为路径。

3.1 有效制度供给

药价放开,政府监管要跟上去,就急需有效制度供给,制定药品价格行为管制规则,诱导医药企业遵循公平、合法、诚信的原则合理制定价格,规范药品价格行为。配合医保支付制度和政府招标采购工作的衔接,形成体系化的制度管理。推进药品价格行为监管常态化,运用互联网、物联网手段,扩大监管范围,加强监管有效性和智能化监管,提高监管水平。同时制定应急响应预案,要有效防范药价放开后不法企业可能出现的价格违法行为,运用自由定价之机变相涨价、哄抬价格等并对市场行为进行制度规范,预防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对于前者价格监管部门应随时监测行为市场上价格变化,努力宣传和推进明码标价工作,并及时公布,有助于患者了解一手信息,在购买的时候货比三家,同时也可以发挥群众的力量提供有效信息有效监管药品价格;对于后者价格监管部门要有效防范药企合谋,由于企业的逐利性和一味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很有可能大企业联合其他生产企业一起制定药价,破坏公平竞争损害社会福利。新规制经济学为制度供给的有效性提供了理论和方法,为防止政企合谋和药企合谋行为的发生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政府应尽快设计激励相容规制,为市场供给提供有效监管制度,同时配套建立企业价格诚信档案制度、企业价格诚信评估制度,形成相应的价格诚信信息传输系统和数据库并形成交流共享的局面。如此,企业为了自身的声誉和信誉,也不会轻易的尝试合谋垄断价格。

3.2 有效方法评价

我国以往药品定价方法主要是成本加成定价,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药品生产企业生产成本报价虚高以及政府在定价过程中没有考虑到药品治疗成本和治疗效果之间的关系,忽视药品性价比的重要性。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代理人的道德风险,药品效用的特殊性,最终能够在药品市场胜出的不是性价比高的药品,而是利润空间大的药品,为药价虚高造就了条件,形成不治不愈的“药价虚高”。因此,药品价格放开需要政府介入,运用科学方法判断药品性价比。药物经济学评价方法充分考虑了药品定价过程中药品成本和疗效之间的关系,客观比较反映药品真实价值,为实现降低药品费用和最优化配置药物资源的目标提供了科学方法。药物经济学不仅能够显著提高药品效用定价的科学性、合理性,还综合考虑了成本与效果之间的关系,突出了药品定价过程中的新管理理念,应用经济性评估方法,促进企业将实际价值作为药品定价的出发点,充分发挥国家政策的导向功效,实现高性价比药品的研发、生产和使用[6]。

3.3 有效组织监管

由于政府人力、物力、财力以及医药学知识有限,仅仅依靠政府价格监管部门并不能形成很好的监管格局,因此这就需要政府构建系统性的监管组织体系,充分调动社会组织监管的专业化功能,引导公众参与监督,形成监管合力。第一,在各大药店、医院设立价格监督服务点,及时掌握价格变动情况,着重检测公立医院和社会零售药店的价格,发现价格违法行为及时向价格监管部门汇报。促进药品市场价格公开透明,防止部分医药企业利用自身的垄断侵害消费者的权益,促进医药企业诚实守信、合法经营、加强自律;第二,充分发挥医药价格协会和医药行业组织的作用,利用专业性资源为医药企业加强自律提供培训服务。进行价格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培训,增强价格守法意识。社会组织可以建立医药企业价格诚信档案和信用等级制度,并通过适当的方式将企业的诚信信息交流共享,并定期向社会公布。第三,加强对12308价格举报平台的建设,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督机制,提高监管效率,发动群众参与价格监督,建设形成价格监督网络。重视社会舆论导向作用和新闻媒体的传播作用,大力曝光价格违法行为,并依法严惩[7]。

4 结语

药品市场自由定价,对政府而言,不是放任不管,而是“放中有管,管中有放,放管结合”。在新的历史发展中,是政府职能角色需要转变,工作重心必须转移。如何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需要提供有效制度供给、科学方法供给、组织体系建设供给,实现价格、医保、社会组织等在医药企业药品价格行为过程中有效监管的制度保障。从而能科学有效规范药品市场价格行为。促进药品市场在充分竞争中快速发展,促进药品市场价格保持合理水平,促进我国医药市场公平,促使合理形成性价比高的药价,是顺应市场经济大势和新医改向纵深推进的应时之举[8]。

摘要：目的:分析我国药品市场自由定价的原因,探究医改进入深水区背景下,政府有效监管药品价格的理论与方法。方法:依据新规制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监管我国药品市场价格行为与政府行为,优化我国药品价格行为管制的实践。结果与结论:设计激励相容机制用于企业价格行为规制,发挥第三方社会组织监管作用,有利于监管企业价格行为,减少合谋行为。

关键词：梯若尔理论,药品价格,价格行为,监管机制

参考文献

[1]古新功.中国药品价格管制现状及对策思考[J].湖北社会科学,2014,(8):11-18.

[2]霍鹏,陈光宇.加强市场价格行为监管的实践与思考[J].中国价格监督检查,2010,(9):38-40.

[3]申俊龙,周晨婷,魏鲁霞.梯若尔新规制理论对我国政府药品价格监管的启示[J/OL].价格理论与实践,http://www.cnki.net/kcms/detail/11.1010.F.20160119.1415.004.html

[4]王长青,陈娜.公立医院外部监管的多重博弈模型及改革启示[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15,32(12):884-886.

[5]李三希.新规制经济学及其在中国的应用前景[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11-19(A07).

[6]宗欣,孙利华.德国药物经济学评价方法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新药,2013,22(4):387-389.

[7]国家发展改革委价监局、中国价格协会联合课题组,彭森,许昆林,等.加强和改进市场价格行为监管的对策研究[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3,(4):5-10.

创新机制,依法监管 篇5

（2011年12月13日）宜昌市动物卫生监督所

近年来，在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上级主管部门的正确指导下，宜昌市动物卫生监督所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立足于“促规范，强措施，保安全”，认真贯彻《动物防疫法》、《湖北省动物防疫条例》等法律法规，严格遵守《病害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生物安全处理规程》国家标准，转变工作理念，创新工作机制，加快推进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不断加强动物卫生监督执法管理，为畜牧业经济稳定发展和社会公共卫生安全提供了保障，为促进动物卫生监督事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正视问题就是进步，化解问题就是发展”。宜昌市中心城区有2家大型生猪屠宰场，1家家禽交易市场，近4000家动物产品经营使用单位。城区年屠宰检疫生猪约100万头，集中检疫家禽约500万羽。经屠宰检疫和流通领域两大环节检出和查处的不合格动物及动物产品，采取传统无害化处理方法，面临着“五难”。即“找处理场所难、解决费用难、处理监督难、确保安全难、环境保护难”。为认真搞好病害动物及动物产品的无害化处理，全面控制动物疫病传播，杜绝安全隐患，我们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

一、抓基础，推进项目建设

（一）、深入调研，积极科学论证。我所领导班子分析现状，正视问题，积极开展调研，调整工作思路，虚心“学习取经”，考察了国内多地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经验和做法。经过认真调研，深入了解，决定采用目前国际先进的有机废弃物生物降解无害化处理技术。此项技术先前已在海南进行了试点工作，取得了显著工作成效。我们与海南兄弟单位加强工作交流，吸取试点经验，并到北京生产厂家实地考察，反复论证可行性，最终决定大胆采用该项先进技术，并逐步在全市各地进行推广普及。

（二）、争取支持，狠抓项目建设。我们积极做好政府工作，争取获得支持，认真做到“三早一适时”，即早汇报、早沟通、早部署，适时推进。通过不懈努力，引起政府共识，在无害化处理项目建设上给予了鼎力支持。市财政局连续两年划拨专项资金80万元，在宜昌民大农牧有限公司、宜昌双汇食品有限公司建成了两座现代化的无害化处理中心。明年将继续保持财政经费投入力度，在宜昌富江南食品公司拟建一座无害化处理中心，实现城区定点屠宰企业全部配套，完全满足工作需要。中心采用的有机废弃物生物降解无害化处理设备，能达到300吨的年处理能力，同时具有“三大优点”。一是降本增益。以前我们采用“焚烧掩埋”等无害化处理方法，处理1吨病害动物产品，需要承担场地费、挖掘费、人工费、材料费约2500元左右。在同等条件下采用这套设备仅需辅料费、水电费约1000元左右，大大降低了处理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益；二是环保节能。该设备在处理过程中，无有害废气、废水排放，降解产物可以回收利用，直接用作有机肥，不会污染环境，完全符合低碳环保要求；三是处理彻底。处理过程24小时，温度能够达到120度，辅料生物活性酶具有杀菌、消毒功能，完全杜绝动物疫病传播，处理完毕不留安全隐患。从无害化处理设备启动以来，已处理检疫不合格生猪3450头，家禽24510羽，不合格动物产品45吨。自去年以来，宜昌市多次接待华农、重庆等全国各地畜牧兽医同行前来参观考察，受到了广泛好评，为我国病害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树立了样板，提供了宝贵借鉴。

二、抓关键，强化执法监管

今年是我市动物卫生监督标准化示范创建的起步年。我们以创建方案为目标，以动物检疫和执法监督为两大立足点，大力开展动物卫生监督规范化建设。

（一）、突出重点，规范屠宰检疫程序。我市以强化屠宰检疫监管为重，以确保人民群众吃上“放心肉”为旨，扎实开展屠宰检疫工作。一是落实检疫与检测同步。全市今年投入“瘦肉精”检测费用51.08万元，在屠宰环节进行生猪“瘦肉精”抽检，阳性检出率为0%；二是完善屠宰检疫制度。把好“四关”即入场关、待宰关、同步检疫关、无害化处理关，搞好“五项登记”即宰前检疫记录、宰后检疫记录、肉品流向记录、无害化处理记录、待宰巡查记录，落实“三个到位”即规章制度到位、无害化处理到位、检疫收费到位，遵循“两个程序”即屠宰检疫程序和监督管理程序，完成“六个指标”即屠宰检疫开展面、进场动物持证率和挂标率、屠宰动物受检率、出场肉品出证率、上市肉品持证率、病害动物、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率均达100%，确保出场肉品合格率为100%；三是完善化验设施。我们年年筹集专项资金，为基层检疫办公室添置新的检疫化验设备。全部配备了试剂柜、显微镜、快速检验箱、防护设施、消毒设施等，检疫结论以化验结果为参考，以同步检疫为依托，全面提升检疫监管的准确性和合法性。

（二）、把握关键，完善流通监管体系。食品安全，监管为本，查处为要。我市紧紧围绕“监管与自律，预防与整治”相结合的方针，明确工作重点，健全执法体系，加大办案力度，确保整体推进。一是强化日常监管。我们进一步建立完善了流通环节日常监管巡查制度，详细制定了监管巡查计划，要求日巡查次数1次以上，月巡查次数40次以上。目前，全市动物产品流通环节巡查监管包括屠宰企业、超市、冷库、农贸市场、餐饮业等领域，工作点多面广。我们采取定期巡查与随机抽查相结合，对巡查存在问题的单位实行重点监督，重点预防。在巡查过程中，由执法人员填写《执法监管记录表》，详细记录巡查情况，并由管理对象签字确认；二是强化法律承诺。与被监管单位签订了《动物及动物产品质量安全承诺书》、《餐饮业和集体伙食单位动物及动物产品安全使用承诺书》等法律文书，进一步增强了经营单位的法律意识；三是强化专项整治。重点加强部门联合整治。我们主动联系工商、商务、卫生等部门，对辖区私屠乱宰、动物产品流通环节违法违规行为开展了多次联合整治行动。对生产经营不合格动物产品的违法行为进行了严厉查处，收缴的不合格动物产品全部在无害化处理中心进行了处理，通过专项整治，使我市动物产品经营环境全面净化，保证了上市质量。

三、抓宣传，形成社会共识

抓好法制宣传，是贯彻法律法规、抓好执法监督、得到社会支持的必要途径。我们紧紧抓住法制宣传这根主线，多层次、多形式抓实做亮法制宣传工作，营造全社会关注动物卫生监督工作的良好氛围。一是举办宣传咨询活动。我们利用“3.15”、“科技宣传周”、“ 12.4”等集中宣传活动，通过设立咨询服务台，悬挂标语、制作宣传专栏、现场咨询服务等形式开展法制宣传工作。宣传重点突出法律法规、肉品鉴别常识等内容。今年以来，共发放各类宣传资料4000余份、悬挂宣传标语152幅，张粘警示挂图228张，制作宣传展板54块，提供咨询服务3000余次；二是畅通信息举报机制。动员社会主动参与监督，24小时开通投诉举报电话，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同时，建立了应急体系，落实了节日值班制，做好了应对安全突发事件的准备，做到预防为主、有效应对；三是开展从业人员培训。每年保证集中培训在两次以上，着重加强对管理对象开展相关法律法规培训和规范经营指导，进一步增强了管理对象的守法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

四、抓队伍，提高履职能力 锻造一支“政治合格、纪律严明、业务精良、作风过硬”的执法队伍，是干好执法工作的基础。我们从强化培训下功夫，提升队伍整体素质。培训呈现3个特点。一是规模大。今年举办了3次大型执法培训活动，培训规模大，参训人员多；二是次数多。我们要求利用每周四集中学习时间，必须每月培训2次以上；三是内容广。着重强化了法律法规、检疫技能、执法办案技能培训，针对性的组织了新无害化处理设备的安全规范操作技能培训。我们还聘请全国知名法学专家邓勇来宜授课，举办了“新证”填写竞赛、无害化安全操作竞赛等多种多样的竞赛活动。我们从队伍廉政教育上下功夫。大力开展警示教育，廉政教育，利用“3.15”事件、反腐倡廉等鲜活的实例，防微杜渐，警钟长鸣,促进队伍作风建设，提高队伍的纯洁性。

虽然我们在无害化处理工作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与部、省要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我们将以这次全省动物卫生监督工作会议为契机，认真学习兄弟市州的先进经验。在省动物卫生监督所的正确领导下，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加大投入力度，强化工作重心，为加快推进动物卫生监督事业的发展步伐而不懈努力！

论环境监管的政府责任 篇6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我国实行的是分级负责的环境监管体制。国务院环境部对全国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是基层环境监管的主要负责机构，对本辖区的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对于跨行政区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的防治工作，由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协商解决，或者由上级人民政府协调解决，做出决定。

目前，我国环境监管的政府责任存在的弊端：

（一）监管体制不顺

环境外部性导致的政府监管的部分失灵.在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中，县级政府是基层政府。府际关系理论认为政府官员不仅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同时也是小集团利益及个人利益的代表，府际关系的实质是各级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以及建立在利益关系之上的竞争与合作。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发展机会，降低环保准入门槛往往成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优惠条件”。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往往具有跨行政区外部性，甚至是代际外部性，因此，缺乏人力、物力只是地方政府对排污企业缺乏监管的一方面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环境问题的外部性造成的地方政府对企业监管缺乏足够的动机。排污收费制度中协议收费的现象也说明了这点。

上级政府环保部门对地方政府部分失灵缺乏认识和手段. 《环境保护法》中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是基层环境监管的主要负责机构，对本辖区的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但由于地方政府的部分失灵，地方政府有向中央政府隐瞒污染源排放信息的利益驱动。中央地方环保部门职责划分不明确，现行的法律法规体系规定了国家和地方的环境管理权责，将大部分环境监管的职责交给了地方，中央只负责统一的监管。这种权责的划分体现了计划经济时期的统一管理与分工负责的原则，但并没有考虑环境外部性对环境管理的要求。一方面造成外部性无法得到有效的内部化，另一方面给地方财政带来较大的负担，表现为地方环境污染治理的投资普遍不足。现行体制制约了基层环保部门的监管职能的发挥. 根据现行体制，地方环保机构的人事和财政权都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在环境监管中自然受到当地政府的制约。现行法律也规定地方环保机构只有罚款权，其他如限期治理等处罚方式必须经当地政府批准,加之环境管理部门权限的分割也导致部门间利益冲突，信息分散。使基层环保部门的监督执法往往易于受到地方政府或其他部门的制约而难以有效实施。

（二）监管信息机制的不健全

信息质量难以保证导致环境监管缺乏效率. 信息机制包括信息收集、传递、处理、存储、利用、评估的过程和标准，但是，由于规范的排污许可证制度没有实施，排污者排放信息质量难以保证。污染源排放监管文书缺位, 现有法规中适用于污染源排放控制的政策不少，但是比较分散且相互独立，现有环境政策中没有能够起到污染源守法文件作用的，也没有政策对此做出相关的规定。如何实现各项政策之间的对接和相互协调也没有明确的要求。即环境监管缺乏一个具有明确而具体要求的法律文书可以将现有政策中有关污染源的排放控制要求做出统一、明确和详细的规定。企业也同样缺乏守法的文书证明自身的排放情况。导致目前地方环境监管部门缺乏对企业进行环境监管的核心手段，也缺乏明确的监管内容和执法依据。

地方环境监管执行能力不足. 相对地方政府的环境监管职责来说，其监管资源远远不足，表现为环境监管机构不健全、基层执法条件差、人员经费和工作经费没有保障、监管人员专业素质参差不齐，难以保证基层环境监管的有效实施。除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外，县级环保机构普遍人员不足。一些基层环保部门甚至不具备最基本的执法条件，难以为执法提供依据，发生了污染事故甚至要靠鼻子去闻。

污染源排放监管技术规范不足.对污染源排放核查的最主要的手段是监测，包括监督性监测方案和企业的自行监测方案。监督性监测的目的即是保证企业自行监测方案的严格执行。环境执法缺乏有效依据。因此,我认为我国必须完善环境监管体制机制：

（一）建立中央政府负更多责任的环境管理体制

各级政府的环境管理职责范围也有助于减轻地方压力，提高地方环境监管的能力。根据环境外部性的属性，地方政府应只负责城市内部的和具有私人、企业间外部性的环境问题。外部性超过城市界限的环境问题应交由更高一级的政府负责。如具有显著区（流）域外部性的城市污水处理，由于其建设成本往往较高，地方政府的负担较重且缺乏建设的动力。因此由中央政府主要负责污水处理厂的建设，城市政府负责配套管网的建设和污水处理厂的运营。

完善对地方政府环境执法的稽核制度. 法律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部，对全国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中央对地方的监管应能直接监管到污染源，即通过对污染源排放情况的核查对地方的环境监管效果进行稽核和评估。具体可以采用抽测的方式。如对环评已获通过的企业进行一定比例的抽测，或直接到排污企业核查许可证的执行情况，或通过对关系人的访谈了解排污单位的排放情况等。对于失职的地方政府及环境保护部门进行问责，对主要负责人进行处罚。

（二）建立以排污许可证制度为核心的排放监管机制

建立以排污许可证制度为核心的基层环境监管制度. 排污许可证制度是一个“打包”的政策体系，将排污者应执行的有关国家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标准和环保技术规范性管理文件等要求具体化，明确到每个排污者。排污许可证实质上可以看作环保机构发给持证单位的法律文书，同时也是政府的执法文件。由于排污许可证制度要求污染主体明确，排污行为可被测量和量化，因此适用于对点源排放的控制。点源由于污染排放集中，对水体的危害较大，因此是基层环境监管部门主要监管对象。建立以排污许可证制度为核心的基层环境监管制度，使环境监督和环境执法有明确的目标和依据，既规范了企业的排放行为，也规范了执法部门的执法。

建立稳定可靠信息搜集、处理和公开机制. 一是基于排污许可证制度，保障排放信息的质量。污染源的排放信息是决策部门进行决策、制定各项政策的依据。以排污许可证作为企业的守法文书，环保部门可以获得企业申报时提供的信息以及企业按要求定期提交的排放和监测数据等信息。在许可证制度中，企业如果不能保证自身的排放有依据、可核查，就无法证明自身的连续达标排放，就可能在环保部门的监测和核查中受到处罚。由此企业便具有了严格排放、科学监测和提供准确信息的动力。二是加强信息收集部门的协调与沟通。加强监测部门间的协调和沟通，提高监测效率，做到多个渠道来源的数据可以相互核查。如对于河流水质监测有环保部门、水利部门和城市供水公司，可以通过三家之间的协调，进行分工和协作，降低监测成本的同时提高监测效率。三是建立信息公开和共享渠道。充分实现信息公开和共享，利用网站、公众取阅点、广播、报纸等渠道，使信息可以覆盖到所有的需求者。

严格环境监管的监督和处罚机制. 对企业的监督和处罚措施和标准可以明确在企业的守法文件上，科学设计处罚的标准，结合民事和刑事处罚手段，提高处罚的威慑性、确定性和可执行性，同时结合监督性监测方案的设计，大大提高企业对违法成本的预期，从而督促企业严格遵守守法文件的要求。

（三）通过立法将与环境有关的抽象行政作为纳入司法审查范围

环保事业的这一特性决定了政府必须通过制定某种条例来有效地履行环境职责。政府作为条例制定主体，对推进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建设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这就要求政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随着保护环境客观要求的不断变化及时更新环境保护立法，使行政立法起到推动环境保护发展的积极作用。但实践中，缺乏相应的约束机制。政府就有可能怠于行使环境立法权，重环境权利,轻环境义务、重政府经济责任，轻政府环境责任，把立法当做谋求管理和谋取权力的手段。所以现实中要加强在环境行政立法领域中的环境行政行为的约束。赋予公民对与环境有关的抽象行政作为到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力。诉讼范围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对为政府怠于行使环境立法权。二是政府环境立法内容与法律内容不一致。环境有关的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可以约束政府机关有效行使环境立法权。

（四）将环保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

目前，政府很少将环境保护指标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客观上导致一些地方政府对环境问题的漠视。必须严格考核各级政府官员的环保责任。将公众环境质量评价、空气质量变化、饮用水质量变化、森林覆盖增长率、环保投资增减率、群众性环境投诉事件数量等指标纳入到政府官员考核标准。严格考核，使环保绩效考核的结果真正与党政干部的任免及奖惩挂钩，让官员上的来也下的去。提高干部的环境意识，激励、规范政府向公众和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环境服务。建立公众评议机制，加强群众的监督举报只有通过建设完善和严格政府绩效考核体系，提高干部的环境意识，才能推动生态型政府建设，做到执政为民”。

完善政府环境责任虽然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历程，但却是一个发展的必然趋势。将政府的环境责任在法律中明确，.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障开展环境保护工作顺利进行，实现依法治国的伟大构想。

浅析政府网络舆情监管 篇7

关键词：网络舆情,政府,舆情监管

互联网自1994年进入中国以来已有2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也已成为互联网应用大国。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6.88亿,互联网普及率达50.3%,手机网民规模更是达到6.20亿。[1]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快速发展以及庞大的网民数量使中国进入了全民传播时代,尤其是中青年群体借助互联网平台传播消息、发表言论、表达诉求逐渐成为趋势,网络群体的力量不容忽视。互联网的快速普及和广泛使用,一方面有利于促进信息传播、实现资源共享、加强舆论监督,另一方面也加速了谣言、极端情绪等负面因素的传播和扩散,特别是年轻群体缺乏理智冷静的判断,对一些突发事件、热点事件的剖析不够深刻,很容易受极端负面情绪的煽动,使得网络舆情事件的爆发更加频繁、更加难以把控。

一、网络舆情概述

1.网络舆情的概念

网络舆情是指人们以互联网为平台,在网络上公开表达个人对社会热点事件或自己关心的话题的观点、态度、意见和情绪的集合。网络舆情的主要传播载体有微博、微信、电子邮件、网站论坛、贴吧等等。

2.网络舆情的特点

(1)网络舆情的开放性。互联网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接入门槛较低、操作简单,任何一个社会成员都可以成为网络信息的发布者和接收者,从而形成了一个开放的社会舆论系统。每个人都可以在网络平台上表达自己的真实观点和看法,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网民公众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同时也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出网民对当下社会现状的满意度和各自的利益诉求。

(2)网络舆情的交互性。网络的开放性和便捷性使越来越多的网民参与到热点事件或自己感兴趣的话题讨论中,不同的人对同一事件会有不同的看法,双方就在相互的探讨、激烈的辩论中完成观点的碰撞与交汇。这种双方不断互动的场面、观点不断碰撞与交汇的过程,使网民的思想更加活跃,对问题的见解也更加深入和全面,进而使网络舆情得到更加集中的反映。

(3)网络舆情的突发性。互联网高速度的传播方式比以往所有的媒体都要强大,使舆情传播更加迅速,一旦一个热点事件加上个人一些情绪化的宣泄,会引发裂变式的传播和骚乱,成为舆论传播的导火索。网络事件中一旦引起热议或偏激言论便会聚集更多的网民进行跟帖和回应,使事件持续发酵传播,形成强大的舆论声势。

(4)网络舆情的多元性。互联网的开放性使网络舆情从舆情主体到舆情来源均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特征。从舆情主体来看,包括不同背景的网民、媒体、政府机构和各类组织;[2]从舆情内容来看,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民生等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和部门;从舆情来源上看,网民可以随时随地发布和更新信息,也可以被随意评论与转载,实现信息的即时分享。

(5)网络舆情的非理性。由于网络的匿名性特点,网上信息发布缺乏系统全面、行之有效的审核限制和监督管理,使得有些网民会将自己的不满情绪、攻击炒作通过网络平台发泄出来。其中一些带有个人偏颇色彩的非理性言论,很容易引起网民恐慌,误导广大民众,从而发展成为负面舆论,引发群体性事件。

二、政府进行网络舆情监管的必要性

在开放的网络媒体时代,人人都有话语权,舆论环境有了新的变化,不可控因素也更加复杂。网络舆情一方面有理性的监督和呼吁,但更多的一面是非理性的偏激言论和情感宣泄,容易引起网民的骚乱和不安,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政府加强网络舆情治理,对于净化网络环境、维护社会秩序是十分必要的。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有利于净化社会主义网络文化环境

网络舆情传播打破了时空藩篱,实现了全球思想的交融,一方面有利于促进思想文化的传播,但是另一方面也给我国网络文化带来了一定的风险与挑战。如西方国家会通过互联网有意识地传播其价值观及意识形态、国内对西方思维方式无意识的认同以及各种有害或虚假信息的肆意传播等等。[3]这些西方国家的文化传播和渗透在一定程度上给我国的网络文化安全带来了冲击和挑战。因此,政府要提高网络安全意识,提高网络舆情治理和监管能力,净化网络环境,进行合理引导,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样才有利于我国网络文化建设。

2.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加上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我国进入了突发事件的频发期。在这种背景下,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会明显增多,矛盾冲突和利益诉求也会不断凸显,公众的情绪波动也会较大。因此,一旦有突发事件发生,网络上很快便会出现一些不良分子借势散布谣言、发表一些极端评论,而许多受众在缺乏理性思考的情况下也会不断散布消息,最终把事件推向舆论热点,造成广大群众的恐慌和不安,不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政府只有加强对网络舆情的治理和监督才能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平息民众焦虑,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3.有利于促进政府公共决策科学化

网络是一个开放的公共平台,网民提出的一些合理性意见和建议也值得政府借鉴和参考,因而网络也是一个集思广益的平台。随着我国民主政治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也不断增强,网民在网络上发声,尤其是涉及政治、民生类的话题更是会引起全体网民的积极讨论,这在一定程度上能使政府更好地了解人们的诉求和建议。如每年“两会”期间广大网民都通过微博、微信、各大网站等方式和渠道积极向政府表达心声、建言献策,为政府的公共决策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方法。当然网络舆情中也有一些虚假信息和带有煽动情绪的信息,政府也需要及时处理,避免误导广大网民,影响政府信息的收集。

4.有利于提升政府公共舆论管理能力

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的职能也在不断地深化,公共舆论管理也越来越受到政府的重视。我国政府对舆论的管理主要体现为对主流舆论的弘扬和有效引导社会公共舆论,并控制有害舆论。[4]信息化时代政府一旦应对不及时,就容易引起公众的不满,网民会借此在网上发表一些针对政府的非理性言论,给政府造成负面影响,因此政府要控制有害舆论,如果处理及时,就会产生积极效应。例如,2016年3月份山东问题疫苗事件一经媒体曝光后立马引爆舆论,引起了网民的愤怒和恐慌。其中,辽宁省相关部门在查出本省也流入了问题疫苗之后做出紧急部署,要求及时查明疫苗非法购销情况,严查涉案人员并及时向社会公布调查情况,这一举措安抚了网民的焦虑心态,得到了网民和公众的认可。因此,政府要加强管理职能,提升处理危机的能力,提高政府在群众心中的公信力。

三、政府网络舆情监管中存在的典型问题

网络舆情的酝酿与传播,对政府的舆情监管工作提出了严峻挑战。厘清政府在网络舆情监管中存在的典型问题,对于政府提升网络舆情治理能力,创设治理渠道,科学选择手段无疑具有显著的针对性。从目前的政府网络舆情监管情况来看,存在的典型问题主要有:

1.网络舆情监管响应滞后

有些政府官员工作中缺乏应有的危机意识,政治敏锐性差,没有认识到网络舆情监管的重要性,监管响应迟滞。由于态度不端正、认识不到位,使得他们在网络舆情事件发展初期不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任由事态发展,致使网络舆情事件不断裂变爆发,甚至到后期也不能提出有效的应对措施,只是采取沉默或拖延的消极方式应对。一旦热点事件和群众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政府部门的有效回应,最终有可能导致舆情事件愈演愈烈,增加了网民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激化了官民矛盾,使政府在公众心中的形象和公信力大打折扣,甚至不再相信政府,很容易陷入“塔西佗陷阱”。①

2.网络舆情监管手段单一

由于一些政府官员服务意识不强,不能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和政府服务职能,没有站在人民的角度考虑问题,监管手段单一,处理一些突发事件时方法不灵活,不能把握好处理事件的最佳时机,造成矛盾激化。一些官员在处理网络舆情事件时,尤其是应对网民对一些仇官、仇富现象表达不满的负面舆情事件时,在处理过程中存在冷、硬、横的官僚作风,往往只是利用行政手段强制干预,而不是通过官方微博、微信等各种多媒体平台的坦诚回应去争取民心缓解矛盾。在监管过程中处理渠道单一、方法手段单一,诸如以封堵舆论、删帖、关闭网站等强制手段抑制网络舆情扩散,这些错误的处理方式不但没有抑制住舆情的扩散,反而会因不能及时处理问题将事件矛头指向政府,触发网民对政府和官员的更大不满。

3.网络舆情监管力量分散

虽然政府网络管理部门众多,但监管力量分散,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有经验的监管队伍,权限不清晰、职能划分不明确,机构和人员队伍建设不健全,各部门只负责自己的业务,没有形成体系完备的工作流程,有了问题互相推诿,容易导致信息流通不畅、办事效率低下、舆情处理滞后的情况,造成管理的混乱无序。因此,政府要成立一个专门负责网络舆情监管的机构,除了配置齐全的硬件和软件设施外,还应加强对各部门监管人员的培训和管理,促进网络舆情监管的经验交流;同时还应该有相应的规则做保障,权限职能划分要明确,最终形成一套完善的治理体系,这样才能提高工作效率,充分发挥监管部门的作用。

4.网络舆情监管法规缺位

虽然我国出台了多部与互联网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整个网络法制环境还没有跟上社会发展的整体步伐,没有规范统一的法律法规,导致法律法规缺位,致使出现网络舆情问题时处理效率低下、可操作性不高。因此,要想使网络舆情监管的法制环境跟上社会发展的需要,政府就必须不断完善立法、明确执法主体、建立健全综合执法制度、保障国家和公民的安全隐私。同时政府也急需出台统一规范的和高位阶的互联网法律,理顺国家与地方法规的相互衔接[5],除了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地方政府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制定操作性强、行之有效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制度,确保各部门之间职责明确,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加强网络舆情监管部门的联动机制,使各部门之间工作更加协调。

总之,目前我国政府对网络舆情监管还不到位,这需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参考文献

[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16-01-22).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601/t20160122_53271.htm.

[2]唐涛.网络舆情治理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18.

[3]张丽红.从网络舆情传播的角度谈文化安全[J].社科纵横,2007(02):129-131.

[4]易臣何.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演化规律与政府监控[D].湘潭:湘潭大学,2014.

会计政府监管理论分析 篇8

科学设计会计政府监管模式, 需要追溯会计政府监管的理论渊源, 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 继承有益的思想, 为会计政府监管模式的构建寻找必要的理论依据。本文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会计政府监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二、会计政府监管的经济学理论分析

许多经济学家于政府监管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都进行过比较深入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产生了“寻租论”这种理论认为, 监管本质上被监管者通过寻租竞争利用国家权力转移社会资源的一种工具。监管作为一种规则被某个行业所获得, 它也就按照这个行业的利益来设计并运行。诺斯认为“管制通常是产业自己争取来的, 管制的设计和实施主要是为管制产业的利益服务的。”马沃和泊斯汀的监管机构生命周期理论阐述了监管机构逐渐为被监管者所利用的过程:政府监管的出发点始于保护公众利益, 被监管者最初可能反对监管, 但当他们对立法和行政过程逐渐熟悉时, 就会行动起来, 对监管当局施加影响, 通过法规和行政工具达到取得或维持更高收人的目的, 被监管者成为监管的支持者或竭力维护者, 最终监管演化为被监管者的僵化保护, 直到走向衰亡。

斯蒂格利茨认为, 政府的两大特征是: (l) 政府是一个对全体社会成员都具有普遍性的组织; (2) 败府拥有其他经济组织所不具备的强制力。同时, 他把政府监管划分为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在生产方面, 政府可以凭借它的特征优势影响“如何生产”;二是在消费方面, 政府可以凭借它的特征优势影响“如何分配产品”。

多年以来经济学一直把实现“帕累托最优”作为评价市场机制的标准, 即“任何改变使至少一个人状况变好, 而不会使其他人变坏, 这种可能性不存在了, 称这时的市场状态为‘帕累托最优, ”。实现“帕累托最优”是会计市场的目标, 同样也是政府的愿望, 因为会计市场实现“帕累托最优”至少不会给政府带来损失, 并且同时还会给政府带来效率。正因为如此, 当会计市场出现失灵时, 除非采取政府监管的方式, 否则不会有更好办法。

在会计上, 会计人员及其组织便是利用了这种不对称的信息规律, 采取“隐瞒财务信息”、“虚假会计信息”等方式进行作弊, 而且还不易被发现。信息不对称是会计监督不力的直接动因。同其他经济制度一样, 会计制度应是政府与社会组织“多次博弈”之后形成的一种社会契约, 博弈的次数越多, 完善的程度越高, 这一状态便是“纳什均衡”状态。达到“纳什均衡”状态的会计制度实际上已成为社会各界普遍愿意接受的“市场规则”, 任何人若违反了该制度而暂时占了便宜, 便会从别的方面受到更大的惩罚。我国新颁的会计制度刚刚迈出了‘博弈”的第一步, 从制度选择来看, 也是基本上按有利于政府利益来安排的, 这一选择必然会导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现象的产生。对于博弈的另一方—企业而言, “假帐林立”也就毫不奇怪, 显然作假帐是一个博弈过程。从这个角度看, 我国会计制度建立还要经历一个“博弈”过程, 离“纳什均衡”还有一定距离。因为一个真正有效的会计制度, 人们违反了不会得到什么好处, 而我们的经理人员和会计人员还没有感受到违背会计制度所带来的严重后果。面对这些问题, 我们不应仅仅拿“三大检查”、“整顿秩序”等措施作为改进会计工作的唯一良方, 而更应正视天底下存在“利害冲突”这一事实, 只有站在会计博弈的大看台上, 盯住会计博弈的大棋盘, 才能对会计监督的认识作出全面性的把握。博弈双方的信息应该是公开的;会计制度应该是公平的;作为博弈中的裁判, 注册会计师应以公正为其执业标准。

三、会计政府监管的必要性分析

政府对会计市场的监管, 按照发生时间的不同可以分为事前、事中监管和事后惩罚措施。事前、事中监管是在会计人员进行会计行为之前或正在进行会计行为时, 采取一些控制措施降低会计人员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发生的几率, 笔者用“监管力度”来表示事前、事中监管力度的大小, 监管力度越大, 会计人员违反职业道德时被惩罚几率就越大。事后惩罚主要是对已经违反职业道德的会计人员进行惩罚,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约束会计人员的行为, 其力度用“惩罚金额”表示。

1、没有政府监管的情况。

假设A和B是两个不同企业的会计人员, A和B在提供会计信息决策的时候有2种选择:遵守职业道德、违反职业道德。在没有政府监管措施的情况下 (即不存在事前、事中监管和事后惩罚) , 构建会计人员行为的“囚徒博弈”。如果B遵守职业道德, A违反职业道德可以获得6个单位的利益, 遵守职业道德可以获得3个单位的利益, A违反职业道德可以比遵守职业道德多获得3个单位的利益;同理, 如果B违反职业道德, 则A违反职业道德比遵守职业道德多获得2个单位的利益。由此可见, 无论B是否违反职业道德, A违反职业道德都比遵守职业道德获得更大的利益。因此, 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 A必然会选择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同样, B也会做出相同的选择。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违反职业道德就成为会计人员的普遍选择。

2、政府监管惩罚力度不够大的情况。

如果存在政府监管, 但监管力度和惩罚金额不够大, 将会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假定会计人员违反职业道德被惩罚几率为1/3, 政府对违反职业道德的会计人员的惩罚金额为2个单位, 当B遵守职业道德时, A遵守职业道德可获得3个单位的利益, 违反职业道德可获得的期望利益为6×2/3+ (6-2) ×1/3=5.3, 则A违反职业道德可比遵守职业道德多获得2.3个单位的利益;当B违反职业道德时, A违反职业道德仍可比遵守职业道德多获得1.3个单位的利益。因此, A仍会选择违反职业道德。同理, B也会选择违反职业道德。可见, 违反道德仍然是会计人员的普遍选择, 政府监管惩罚措施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3、政府监管惩罚力度很大的情况。

政府监管惩罚力度很大, 会计人员违反职业道德被惩罚几率就很大, 假定为1/2, 同时政府的惩罚金额很大, 假定为8个单位, 如果B遵守职业道德, A遵守职业道德可获得3个单位的利益, 违反职业道德时, 其期望利益为6×1/2+ (6-8) ×1/2=2, 则A违反职业道德会比遵守职业道德少获得1个单位的利益;如果B违反职业道德, 则A违反职业道德比遵守职业道德少获得2个单位的利益, 对A来说, 在权衡利弊之后必然会做出遵守职业道德的决策。对B来说, 也会做出相同的选择。因此,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 遵守职业道德就成为会计人员的理性选择。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见, 要想促使会计人员做出遵守职业道德的最终决策, 仅靠会计人员之间博弈是不够的, 政府必须介入, 采取事前、事中监管和事后惩罚措施, 而且监管惩罚的力度一定要足够大, 才能促使会计人员做出有利于社会的决策。

摘要：本文从经济学理论科学分析了会计政府监管模式, 为会计政府监管模式的构建寻找必要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会计,政府监管,经济学理论

参考文献

[1]、郭道扬:“论产权会计观与产权会计变革”, 《会计研究》, 2004年第2期。

产业安全的政府监管研究 篇9

一、我国产业安全问题现状

从近年来我国产业发展特点来看, 产业安全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外资在我国主要产业中所占比重较高。

数据显示, 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外资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 外资在中国经济中的控制力已经达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在饮料、洗涤用品、流通零售业、软包装产品、感光材料等行业, 外资均占有绝对垄断地位。而机械行业的外资控制力则可以说到了危险的地步:大量依靠国家扶持成长起来的行业龙头企业, 如锦西化机、大连电机、陕西鼓风机 (集团) 有限公司等在我国制造业举足轻重的企业, 无一幸免地被外资收购。

2. 国内产业缺少核心技术。

改革开放初期, 我国维护产业安全一项重要策略是“以市场换技术”, 但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出于对中国的技术封锁, 外资主动扩散只是一些边缘性技术。根据国内学者测算, 随同外资进入而附带自然产生的“技术外溢效应”, 呈明显下降趋势。从1990至2000年11年的数据来看, 90年代末技术外溢效应仅是90年代初的1/3。这导致我国不但未能获取大量核心技术, 相反, 技术对外依赖性在逐渐加大。

3. 我国产业频遭国外贸易制裁。

发达国家为了保护本国产业和限制我国竞争产业发展, 频繁采取贸易制裁措施。在对外贸易额不断创出历史新高的同时, 我国遭受的贸易摩擦数量也蝉联全球之首。据WTO统计, 1995年1月至2008年12月, 全球共发起反倾销调查3427起, 其中针对中国的调查居于首位达677起, 占据总数比例将近1/5;全球采取反倾销措施案件共2190起, 其中针对中国的案件达479起, 占总数比例近1/4。2008年全球提起的205起反倾销调查中, 针对中国的高达71起, 占总数超过1/3。我国第14年并且连续14年成为反倾销的最大目标国。

二、政府在维护国家产业安全中的地位与作用

政府是维护产业安全的监管主体, 维护产业安全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国政府已经在2000年12月成立专门机构履行维护产业安全的责任, 取得了可喜成果。然而, 我国在涉及产业安全问题方面没有跨部委的总领机构。在遇到具体问题时, 只能通过召开联席会议解决问题。而联席会议通常不具备权威性, 其发布的指令是否有效有待论证。此外, 国家和地方各部门、各利益集团出于自身利益偏好, 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信息进行片面选择和扭曲。因此, 应当增强产业安全维护机构的权威性。

除了缺少权威性的机构, 我国还缺乏维护产业安全的完善法律体系。目前, 我国已经有了《反垄断法》、《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以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等法律法规的指引。在此基础上, 要进一步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 对价格歧视、技术歧视、市场倾销、利润转移等不公平竞争行为进行严格限制。对于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础性产业、战略性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外资并购, 尤其是外资的恶意收购, 要有专门的《企业并购法》来限制。同时, 我们要积极参与WTO下一轮贸易规则谈判, 争取谈判中的话语权和主导地位。从被规则约束到主动制定规则, 从而实现我国产业在遵守规则中获益。

三、加强产业安全监管的政策建议

1. 转变外资管理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 国内许多产业与国外差距在逐步缩小, 甚至可以与之抗衡。在这种情况下, 不应该再一味强调引进外资。要重点吸引高新技术企业和低能耗、低环境污染企业, 避免发达国家的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向中国转移, 并将环境指标纳入地方官员引资考核体系。真正实现从“引资”到“选资”的转变。

对已引进的外资应加强管理。通过监督投资企业的履约情况、利润汇出率、利润再投资率、投资增值率等具体指标综合环境指标, 建立对外资企业评估的指标体系, 区分外资企业的级别, 给予区别对待。对于那些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收益较少的企业甚至弊大于利的企业, 要加以限制甚至清除。

2. 健全产业损害预警机制。

产业损害预警工作从2001年开始起步, 现在己经取得了初步进展。从当前我国产业损害预警工作的现状来看, 尽管取得了一定成果, 但是离真正的目标还有较大差距。因此, 今后一段时间应重点从以下两方面加强产业损害预警工作:

一是要扩大研究思路。纯数学分析是无法解决全部产业安全问题的, 单纯依靠数字模型和计算机系统是十分危险的。中东石油危机曾一度使当时世界所有的经济预测模型失灵就是最好的实例。在建立产业安全预警模型时, 应考虑到该项研究的有限性与缺陷, 通过各种有效办法, 使其能达到基本的预定目标。

二是要动员全社会力量。要充分发挥研究机构、大专院校、商业咨询机构及各方面专家的作用, 加强对产业竞争力及产业预警的理论研究, 不断提出更科学的、符合国际惯例的竞争力评价方法以及丰富产业损害预警的途径和手段。政府主管部门和行业组织要加强对企业和全社会的宣传工作, 将产业损害预警渗透到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 提高全体国民的产业危机意识。

3. 加强贸易救济机制建设。

当前, 我国的出口扩张备受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关注。要建立符合国情的贸易救济体系, 应遵循以下基本思路:

(1) 建立行之有效的贸易救济机制。贸易救济措施迅速便捷, 针对性强, 无需立法机构长期的讨论, 由对外贸易机构直接行使。作为维护国内产业安全的国家机构, 应适当、积极地运用反倾销、反补贴等措施有利于有效地保护国内产业利益, 维护我国产业安全。同时要继续研究、总结国内外典型案例, 提高运用贸易救济措施的水平和能力。

(2) 完善关税与非关税措施。我国入世后, 平均关税水平大幅度下降, 关税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将逐步下降。要结合国内不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状况, 确定合理的关税结构和有效保护率。同时要动员科研院所与大专院校加紧研究国际上特别是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非关税措施并加以借鉴, 实施以技术壁垒、绿色壁垒为核心内容的贸易救济措施。例如, 对农产品进口管理要设立经营企业的资质标准, 指定经营主体。进口配额可采用招标方式, 提高进口农产品成本, 减轻进口农产品对国内市场的冲击。

(3) 发挥行业协会在维护产业安全中的独特作用。政府主管部门要加强与各行业协会的联系, 建立一种政府与产业的联系机制。如通过行业专刊、网络信息、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等形式及时交流信息, 共同做好产业安全工作。还应鼓励行业协会编写统一的培训教材, 继续采取“请进来, 走出去”等多种方式, 开展各类培训和研讨活动, 为企业创造更多的学习机会, 增强企业自身的应对能力。

参考文献

[1].何维达等.中国若干重要产业安全的评价与估算[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8

[2].程恩富.五个提升促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J].中国经济周刊, 2008 (3)

[3].包群, 赖明勇.FDI技术外溢的动态测算及原因解释[J].统计研究, 2003 (6)

[4].傅捷.外资控制产业安全的三种武器[J].中国投资.2006 (10)

[5].单春红等.外资利用对我国产业安全的实证分析[J].产业经济研究, 2007 (6)

谈我国政府会计监管问题 篇10

(一) 有利于维护委托代理链条的正常运转

政府主体在政治力量上的对比和资源配置权力上处于优势地位, 它的制度供给能力和意愿是决定制度变迁的方向、深度、广度和形式的主导因素, 能够代表所有委托方利益的机构或者团体来监督合约的执行, 能够解决实际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存在的非均衡性, 使得委托代理关系的链条不易中断, 不会造成巨大损失, 是弥补投资者与上市公司委托代理合约不完备的最佳执行机制。

(二) 可以降低信息成本与增强证券市场信心

政府通过实施投资者教育, 引导投资者合理使用会计信息, 约束其对会计信息的无限要求;通过制定和实施统一会计规范, 提高会计信息的可比性;通过强制性会计信息披露, 提高会计信息的透明度;通过强制性审计和事后惩戒, 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总之, 有助于大幅度降低信息成本和风险。此外, 政府能提供一种有序的市场环境和明晰的交易规则, 它能使投资者产生稳定的市场预期, 增强投资信心, 产生合理的投资理念。

(三) 政府会计监管有其特殊作用

首先, 政府会计监管理所当然是弥补会计信息供求缺陷的必要替代。其次, 借助于政府的权威, 通过实施强制性规定和教育, 可快速推进职业化进程, 是推动会计职业发展的有力武器。再次, 政府的引荐是学习成本最小和推广最迅速的方式, 是会计改革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最小的方式;最后, 可以充分发挥后起国家的优势, 加速转轨的过程, 政府是会计国际协调化的最有力的推动者。

二、我国政府会计监管的现状

目前, 我国会计行业的监管面临着许多发展机遇, 也存在有许多亟待解决和研究的问题, 特别是在政府会计监管方面。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 政府监管主体繁多, 监管分散

目前, 我国的政府监管部门繁多, 主要有财政部、审计署、证券委、国资委、税务局、金融和保险部门, 在多头行政监管中, 部门本位主义使各种行政监管很难充分协调, 会计监管不能融于市场。多政府部门负有会计监管责任, 往往是政出多门, 相互扯皮。分工不明确, 职责重复, 各自为政, 导致重复监管, 弱化了政府监管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另外, 《会计法》对财政部门等监管部门权力和责任的规定比较笼统, 使其流于形式。

(二) 政府会计监管的垄断性使其行为低效率

首先, 政府权力无约束, 政府的垄断性和权威性使公众无力约束政府的监管行为。其次, 垄断监管易产生政府官员设租、被监管者寻租的现象, 而这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最后, 政府监管效率无保障。政府会计监管的垄断性使其没有面临着实质性的竞争, 缺少有效的激励, 缺乏监管效率高低的衡量标准, 量化上的困难增大了考核的难度, 难以评估政府监管产出的质量和运行的效率。

(三) 政府会计监管使协调性成本增大

首先, 获取、加工信息的过程和决策过程被分离, 易出现信息滞留;其次, 监管者在监管过程中往往利用所控制的手段和资源去追求局部的利益, 形成个人或部门权力的扩张, 引发巨额的摩擦成本, 延迟监管政策的出台, 降低监管的效率。再次, 决策中利益和风险相分离, 特别是在权责利对应机制不健全时, 难以避免任意决策。最后, 官僚作风不可避免。与私人部门相比, 政府更缺乏规避上述错误的激励机制。

(四) 政府会计监管产生新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问题

一方面, 在监管信息不足和监管者能力有限情况下, 监管者即使收集到适当的信息, 监管的实际效果也大打折扣。况且, 由于监管者地位的权威性、监管过程的技术性和非公开性以及监管结果的非可比性, 社会对政府监管过程的监督和绩效衡量较为困难, 政府监管中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更加严重。另一方面, 政府监管在力图纠正会计信息外部性的同时, 也会产生新的外部性。政府对公司报酬率的限制在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同时, 因资本相对价格的下降造成被监管公司过度资本化, 导致资本运用的增加, 形成外部性效应。

三、对我国政府会计监管的改革建议

(一) 强化监管部门职责

一方面, 正确划分监管部门的职责和权利。要以立法的形式明确界定监管部门的职责和权限, 避免重复监管和监管“真空”, 使有限的监管资源得到合理利用, 提高监管效率。另一方面, 增强监管部门的职权。我国的监管, 一是要继续减少行政审核和许可, 促进中国的证券市场建立有效的市场激励约束机制;二是在完善各项市场机制的同时, 把重点放在对违法违规事件责任人的事后处罚。在完善各项市场机制的同时, 应该增加监管机构“事后”查处的权利和手段, 增加证券监管人员事后严查案件的意识, 用事后严查严处带来的威慑力来弥补市场监管机制的可能漏洞。

(二) 监管要适度

首先, 监管要逐渐从过程监管转向结果监管。政府监管作为一种外部监管, 重点在于以企业财务报告为载体的结果信息, 不要眼睛紧盯着会计凭证、账簿等会计资料以及处理这些会计资料的方法等。其次, 就监管范围来看, 未来的政府监管应将范围缩小到国有企业以及对社会公众利益有重要影响的上市公司等, 其他企业的监管主要借助社会中介机构的力量, 而中介机构依靠政府监督。最后, 在监管方式上, 不应滥用政府权力, 应当遵循例外原则。当会计市场能够平稳运行时, 应当主要依靠市场和社会力量进行监管;当会计信息质量或会计服务市场发生系统性信任危机或重大审计失败时, 政府进人, 维护资本市场的正常运行。

(三) 完善会计准则的制定

首先, 加强概念框架的研究, 改造基本会计准则。从美国的财务丑闻吸取教训, 研究如何使之在制定准则的过程中发挥指导作用。其次, 改进和完善我国准则的制定程序。最后, 两种准则导向兼收并蓄。从目前来看, 我国的准则应属于规则导向型, 从长远看, 我国应确立自己的准则制定模式。对“特殊性”、“关键性”的经济交易或事项宜注重“规则”, 以防止滥用会计政策调节利润;而对于“一般性”、“通用性”的经济交易或事项, 则可以考虑原则导向法和规则导向法结合来制定。

(四) 完善信息披露制度

首先, 增加信息披露制度的界定范围及可操作性。其次, 建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评级体系”, 将评价业绩与评价机构的信誉挂钩。再次, 实行灵活的会计年度, 扩大上市公司的可选择范围。目前有两种:第一, 将企业的会计年度改为经营年度;第二, 会计年度可以选择季度末或日历年度末。最后, 建立、健全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 保证信息可靠性, 不仅有利于缩短财务报告的编制时间, 而且可以节约财务报告的审计时间。

(五) 建立健全法律与法规体系

抓紧修订、完善《注册会计师法》及监管有关的会计、证券、司法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同时, 建立一套机制去保证法律规范的实施。

此外, 不能忽视非政府监管主体的作用, 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独立监管模式, 非政府监管积极配合的政府监管, 与政府监管形成有机的统一, 弥补政府监管在信息反馈和知识存量等方面存在的不足。与此同时, 政府监管部门要对非政府监管工作予以支持和引导, 为非政府监管创造良好的环境。

参考文献

[1]黄世忠, 杜兴强, 张胜芳.市场政府与会计监管[J].会计研究, 2002 (12) .

[2]徐光友.论政府会计监管[J].财会通讯 (学术版) , 2007 (6) .

[3]部莉珺.关于我国政府会计监管的思考[J].会计之友 (上旬刊) , 2007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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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徐光友.论政府会计监管[J].财会通讯 (学术版) , 2007 (6) .

证券信用交易风险监管机制 篇11

证券市场在我国运营开后，证券信用交易不可遏制的成了一个重要角色。那么证券信用交易风险监管机制的完善同样变得重要至极，而对于已经拥有该交易方式上百年的美国证券市场则是我国所应该借鉴和学习的，普及证券信用交易概念后，对两国的状况进行分析。

1证券信用交易的交易制度

证券信用交易其实就是保证金交易，即在投资者在进行证券投资时资金或应付证券不足时，通过向证券商交纳一些金钱或证券充当保证金，让证券商代为垫付的一种交易。伴随着信用交易的发生，这种交易的一些特征也凸显出来。第一，因为投资者可以通过小额的保证金进行远大于保证金的投资，所以当市场走向与投资者估算大致一样时，则投资者可以获得远超自己本身资金的收益，同样预测失败后的结果也是投资者所承受不起的，这便是财务杠杆性。第二，一般来说，证券商的本身的资金和证券并不能满足投资者的需求，从而使证券商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寻求资金或证券，这样就会存在投资者与证券商，证券商和金融机构两个信用关系，也可以说是双重信用性。第三，上述两者信用关系都会促进资金在证券市场的流动，则会有资金流动性。第四，证券监管部门可以通过保证金比例的调节对证券市场的积极性进行控制，从而有宏观调控性。

2国外成熟证券信用交易市场

19世纪是美国证券信用的的开始，美国证券市场因此开始拥有了较强的流动性。20世纪便是美国证券信用的发展，从1933年起分别颁布《证券法》，《证券交易法》，《全美证券市场促进法》。通过用保证金来获取更多的资金投入的投资方法在20世纪70年代被运用的很是广泛，下一个十年，第三方监管被美国证券市场引入，同时债券回购的规模越来越大，这样美国证券市场就拥有了大量的资金来源。90年代后因为证券信用的融券进行了结构上的改变和对冲基金的广泛使用使美国证券信用交易制度得以大力发展。

作为拥有世界上最为健全的证券市场的美国是在监管机构，法律监管机制，自律，三者下进行证券交易的。监管机构有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被授权对规定和政策进行适时的改编。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要是对证券交易具体的主体进行信用交易的核准和错误操作的处罚与证券商，证券交易，跨州证券交易进行监管。证券交易所：每一个证券交易所都由其自定的规定，主要用于监管投资人的资格和投资的程序。

综合美国从起始就颁布的关于证券交易的法律，美国证券交易拥有了很多的监管规定。第一，准入资格的认证（1）投资者的资格：投资者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主要是在与投资者是否拥有足够的资金，而资金的额度是由各个的交易所自己规定，投资者也需要登记自己姓名等信息。（2）证券商的资格：《证券交易法》规定了证券商所应拥有资本条件，而是否有客户有价证券则决定证券商能否独立地进行交易业务，接受客户款项和证券。（3）证券的资格：能够进行证券信用交易的证券要么是已上市的有价证券，要么是可以进行店头市场交易的可融资的股票和债券。该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主办的《环球市场信息导报》杂志http：//www.ems86.com总第565期2014年第33期-----转载须注名来源第二，保证金比例的规定：美国保证金的调整是由美国联邦储备委员规定的，从始至今已经进行了很多次的调整，当证券的市场价格过低时或者过高时则会调整使整个供求得到稳定。第三，融资的资金来源：证券商从银行或金融机构借贷的资金，证券商所拥有的资金和其形成合同关系的投资方金额。第四，融券证券来源的规定：投资者用于担保的保证金里的有价证券，证券商的有价证券，证券商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或个体在有担保情况下借贷的有价证券，投资者拥有的有价证券和在证券商事先与投资者建立公平合同并支付投资者应该的对价的条件下保证金担保的超过保证金部分的有价证券。第五，对卖空行为的监管：《证券交易法》中规定了除在某些情况下不得进行低于最后一次证券交易价格的证券卖空交易，这是对卖空证券价格的限定，对股票的暴跌有一定抑制。第六，分离帐户管理规定：为保证证券商易于结算和使证券交易监管机构能实时的知晓证券交易的情况，设置证券信用交易账户，并用来对保证金比例调节的基本依据。投资者的自有资金和证券，证券公司是无权干预，但对于投资者未能准时缴纳保证金时证券公司有权强行管理。

3我国证券交易监管机制的历史演变与不足

1984年证券市场开始中国运行开来，几年后伴随市场而生的证券交易所也在上海深圳等发达城市铺展开来，从1990年到1993年各个地区连续发布了如《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则中明确表示禁止证券信用交易。自1993年后开始陆续出现证券公司与投资者的交易，或透支服务或产生借贷关系。但这时由于没有严格的规定，双方都没法保证提供应付的义务。并且发生挪用投资者资产和投资者无法按时交纳保证金，随后1996年证监会发布了关于坚决制止透支等行为的严格通知，明令禁止了这种透支业务。1998年颁布的《证券法》更是明确指出只能以现货进行交易，此后直到2005年10月27日，修订了《证券法》透支业务才有了发展的可能。从最开始的只能有现货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方式进行交易到允许符合国务院证券监管机构所批准的证券公司进行为投资者融资的业务，最后形成如今的大量融资证券机构合法安全的运行。

我国对证券信用交易风险有着诸多规定。第一对证券公司从事证券信用交易的规定：证券公司应具有经营该方面业务3年以上，最近6个月净资产在12亿以上，健全的公司结构和具备要求的管理人员与董事长。第二对投资者的规定：要求获知投资者的非隐私信息并对投资者根据其所拥有的资产能力来决定投资者获于的授信额度。第三对进行信用交易的政权规定：应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融资融券交易试点实施细则》内对证券的要求。第四账户分类管理的规定：应符合《证券公司融资融券试点业务管理办法》内对证券信用交易开设账户的要求。第五保证金的规定应符合《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管理方法》和《融券融资交易试点实施细则》内分别对初始保证金与维持担保比例的规定。第六强制平仓的规定：若投资者未按照约定日期交纳保证金则证券公司有权对其资产进行处理。第七风险准备金的规定：应符合《证券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内对风险准备金的规定。

我国证券信用交易风险监管机制的不足。第一我国所颁布的法律与监管机构颁布的规定自身与两者之间都有着明显的冲突，如《证券公司融资融券试点业务管理办法》是由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其法律地位为部门规章，与《证券法》要求的国务院规定并不符合。第二担保账户内资金为信托财产的规定与我国目前诸多法律规定存在偏差，在现实情况中证券公司有着信托人，债权人共同的身份，而這样会使证券公司很难正常的运营。第三队投资者资格的要求过于低，导致股市由于初进者的不明智行为变得动荡。第四未对投资者保证金中的现金保证金进行规定。

4我国证券信用交易风险监督的完善

第一，我国现阶段证券信用交易属于初期，应寻找符合自己的模式来发展，美国的分散授信还是日本的集中信用模式都是其自身根据问题来形成的，我国应在外国模式的借鉴下走出自己的模式。第二，完善我国法律上在证券信用交易上的不足。

证券信用交易是证券市场发展的产物，相对的，证券信用交易具有高风险的特征。对于在初阶段证券市场的中国拥有完善的风险监管机制尤为重要，本文通过对美国相对健全的监管制度的分析与我国的现状得出我国的不足并提出建议。

探析我国金融监管机制 篇12

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健全金融体系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重要举措。”健全金融体系显然包括金融监管体系在内。金融监管是金融监督与金融管理的复合称谓。它是金融监督和金融管理的复合词, 它是一个国家 (地区) 的中央银行或其他金融监督和管理当局依据国家法规的授权对金融业实施监督管理的称谓。金融监管是政府通过特定的机构对金融交易行为主体进行的某种限制或规定, 本质上是一种具有特定内涵和特征的政府规制行为。目前, 我国实行的是以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 (即所谓的“一行三会”) 为主的金融业分立监管体制, 并建立了银、证、保三方的“监管联席会议机制”。国务院是金融监管的主体, 它和三大金融监管部门实际上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 金融监管部门在国务院的授权下发挥监管的职能, 发挥着核心作用。金融监管部门最早的分工合作机制始于2000年。央行、证监会和保监会以三方监管联席会议的方式, 每季度讨论。2003年原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的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及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能划转给银监会监管之后, 2003年6月, 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成立了专门工作小组, 讨论并通过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入世以来, 我国在更大的范围和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在改善监管体制、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二、我国金融监管存在的问题

(一) 金融监管独立性不够, 同时监管的方式和手段较为单一

在一个有效的银行监管体系下, 参与银行监管的各个机构要有明确的责任和目标, 并应享有操作上的自主权和充分的资源。我国银监会作为国务院下属机构, 在业务操作、制定和执行政策、履行职责时, 更多地服从政府甚至财政部的指令。银监会分支机构在实际监管中很难不受地方政府的制约, 当监管机构的监管行为触动地方政府的利益时, 地方政府往往对监管机构施加压力, 从而弱化了监管作用。同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理想的金融监管手段应是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的统一。而我国主要采用的是行政手段, 行政干预较多, 造成在具体操作中随意性大, 约束力不够。近些年来, 我国虽然陆续颁布了一些金融监管法律, 但是并没有涵盖金融业的全部, 从而导致金融监管实行的效果不佳。

(二) 金融监管机构协调性差

中国的金融监管机构是“一行三会”, 其中三会之间在行政上是独立的监管机构, 地位平等。各机构以自己的业务范围为限进行监管, 机构间的协调只依靠不定期举行的联席会议, 这样很难达到信息的共享。我国的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三家监管机构自成系统, 条块分割, 各司其职, 它们之间的协调合作至关重要。但是, 这些部门的职责缺乏严格的界定, 相互间缺乏协调, 因而在实际操作中, 常常导致监管过程脱节, 很容易使监管环节出现漏洞。

(三) 缺乏统一的监管制度安排和工作规范, 监管成本较高

中国是以机构监管为基点的, 实行“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模式, 即在此模式下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大金融监管机构自成系统, 监管目标不同。这直接导致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出现监管重复与监管真空。尤其国内的金融创新模糊了分业经营的边界, 使各监管机构原本明确的管辖权界定变得模糊。监管法律规章中有许多内容相互重复, 一些相同的或近似的经常性监管项目没有一个统一的制度安排, 开展一次监管活动都要进行监管制度的设计, 监管成本很高。现场检查的实施没有统一的工作规范, 也缺乏恰当的定期检查, 结果每一次检查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 而且效果很差, 还可能会影响到金融机构的正常经营。同时, 金融业实行有效的工作规范, 有利于把业务经营过程中的无意差错和有意舞弊的可能性降低到最低程度, 确保经营目标的充分实现。这实际上是与金融监管目标直接相关的, 任何一家银行由内部工作规范不健全而导致的问题, 在银行体系中都会有很强的传导性, 危及银行体系的安全, 破坏公众对金融体系的信心。

(四) 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制度和行业自律制度不健全

金融机构内部控制机制是防范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的基础性、根本性保障, 是金融机构稳健经营的前提。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我国银行内部控制机制建设正在向不断完善的方向发展, 但仍存在许多缺陷, 如内部管理比较混乱, 对管理人员的权利和责任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制约, 一些职责和岗位没有严格分离, 授权与审批制度没有真正落实到实处, 缺乏有效的内部制约机制, 没有严格的金融信息披露制度, 内部审计组织缺乏独立性和权威性等。目前, 我国的金融机构虽然也制定了一套内部控制制度, 但在实际执行中的效果并不明显, 有的甚至形同虚设, 根本起不到控制作用。

(五) 金融监管机制缺乏匹配的专业人才

当前金融行业业务繁多, 金融交叉业务逐渐放开, 金融创新速度非常快。“金融期货之父”梅拉梅德曾表示, 只有监管部门的相互协作, 才能有效监管金融衍生品市场。但是, 目前金融监管部门普遍缺乏专业人才, 有一些监管人员知识结构存在老化现象, 专业监管能力面临挑战;有很多监管人员 (尤其是基层监管人员) 缺乏交叉业监管必备的知识和能力, 很难胜任混业经营下的金融监管工作, 这样也使得监管部门之间的工作沟通交流存在一定障碍。缺乏匹配的专业人才支撑, 我国的金融监管机制运作十分困难。

三、改善我国金融监管的思路

(一) 建立健全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 加强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大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与合作

修改后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对建立金融监管机制提出了明确要求, 从法律上明确了建立金融监管机制的重要性。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涉及的主要部门包括: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个直接的金融监管部门, 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发改委、审计署等综合调控部门。这些部门之间应通过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 包括信息共享、重大问题协商、联席会议等形式, 避免监管真空和重复监管, 提高监管效率, 鼓励金融创新, 共同维护金融运行和金融市场的稳定。目前建立两个层面的监管机制, 完善对三会的再监管应该是一个较好的选择。同时, 积极为逐步从机构性监管转向功能性监管创造条件。所谓结构性监管是按照金融机构的类型分别设立不同的监管机构, 不同监管机构拥有各自职责范围, 无权干预其他类别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功能性监管是指依据金融体系基本功能而设计的监管, 它关注的是金融产品所实现的基本功能, 以金融业务而非金融机构来确定相应的监管机构和监管规则, 减少监管职能的冲突、交叉重叠和监管真空。根据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现状, 为达到有效监管, 防止监管机构滥用权力, 就必须完善对监管机构监管行为再约束的机制。美国前财长罗伯特·鲁宾 (Robert Rubin) 指出, 金融监管的目的之一是提高监管流程的秩序。金融监管协调监督机制也应以维护监管秩序为出发点, 对金融监管机构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 对金融监管联席会议达成的协议执行监督, 成员可对金融监管机构的合法但不合理的行为行使建议权。有效的监督机制, 可对金融监管机构产生约束力, 促使其依法行使监管权, 提高金融监管行为的透明度, 同时也为金融监管机制的有效运转提供保障。

(二) 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法律和行业自律制度

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是有效金融监管的保障, 它为监管者提供法律依据并规范其行为。只有实施了金融监管法制化, 才能从根本上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金融法律法规也只有不断适应变化的金融形势, 才能从根本上发挥它的作用。同时, 加强金融业行业自律性组织的建设, 建立、健全银行业协会等行业性组织工作, 制定更为严格的行为守则, 并对本行业经营者的经营行为进行监督, 赋予其行业保护、协调、合作与交流等职能, 以维护行业的公平竞争和市场秩序。在政府监管范围之外, 通过行业的道德规范加以补充, 形成多元市场利益主体的相互制衡机制。

(三) 加强金融监管中的信息披露制度

社会与舆论监督是实现区域金融可持续安全的必要补充。只有社会公众的金融意识得到增强, 金融法律法规得到普及, 社会信用观念才能得以增强, 非法金融活动才能受到遏制, 金融秩序才能稳定。所以我们要加强信息披露制度的法规、制度建设, 增强信息披露制度的规范性和强制性。对金融信息披露的内容、程序、质量标准、责任等, 用法规的形式加以规范, 以增强金融信息披露的规范性和强制性;进一步完善宏观经济、金融信息披露制度, 深化金融改革, 加大对金融业间接管理的力度, 扩大对信息披露的内在要求。同时, 我们还可以通过新闻媒体及其他方式加强金融法律法规知识的宣传教育, 提高公众的信用观念和风险防范意识。

(四) 培养复合型监管人才, 为金融监管提供人才支持

随着金融业的发展, 金融交叉业务和金融创新产品越来越多, 这对金融监管人员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有效开展监管工作的交流与合作, 金融监管人员不仅要掌握本领域的法律法规、政策以及相关金融业务知识, 也需要熟悉其他监管领域的相关事项。金融监管机构要重视对复合型监管人才的培养, 除了从国外引进金融监管人才、加强监管业务培训和员工自学等途径, 还可借助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建立监管人员工作交流机制, 互派工作人员到各个监管机构学习与实践。在做好培养工作的同时, 稳定现代金融业的监管队伍, 完善监管人才队伍的收入分配制度, 实行高薪养廉, 为金融监管提供人才支持。

我国的经济发展决定了我国的金融行业一定会更加迅速地发展。根据我国目前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 我们应该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相关法规和措施。应该在加大金融风险的监管力度的同时加强协调监管能力, 建立统一监管的体制, 加强我国金融市场的信息披露制度建设, 提高金融市场管理者和参与者交易的透明度, 以降低市场的不确定性和规避风险。总之, 我们要站在时代的前列和历史的高度, 以国家利益为使命, 以民族发展为目标, 建立与金融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金融监管体制。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