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监管理论

政府监管理论（共10篇）

政府监管理论 篇1

一、引言

科学设计会计政府监管模式, 需要追溯会计政府监管的理论渊源, 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 继承有益的思想, 为会计政府监管模式的构建寻找必要的理论依据。本文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会计政府监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二、会计政府监管的经济学理论分析

许多经济学家于政府监管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都进行过比较深入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产生了“寻租论”这种理论认为, 监管本质上被监管者通过寻租竞争利用国家权力转移社会资源的一种工具。监管作为一种规则被某个行业所获得, 它也就按照这个行业的利益来设计并运行。诺斯认为“管制通常是产业自己争取来的, 管制的设计和实施主要是为管制产业的利益服务的。”马沃和泊斯汀的监管机构生命周期理论阐述了监管机构逐渐为被监管者所利用的过程:政府监管的出发点始于保护公众利益, 被监管者最初可能反对监管, 但当他们对立法和行政过程逐渐熟悉时, 就会行动起来, 对监管当局施加影响, 通过法规和行政工具达到取得或维持更高收人的目的, 被监管者成为监管的支持者或竭力维护者, 最终监管演化为被监管者的僵化保护, 直到走向衰亡。

斯蒂格利茨认为, 政府的两大特征是: (l) 政府是一个对全体社会成员都具有普遍性的组织; (2) 败府拥有其他经济组织所不具备的强制力。同时, 他把政府监管划分为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在生产方面, 政府可以凭借它的特征优势影响“如何生产”;二是在消费方面, 政府可以凭借它的特征优势影响“如何分配产品”。

多年以来经济学一直把实现“帕累托最优”作为评价市场机制的标准, 即“任何改变使至少一个人状况变好, 而不会使其他人变坏, 这种可能性不存在了, 称这时的市场状态为‘帕累托最优, ”。实现“帕累托最优”是会计市场的目标, 同样也是政府的愿望, 因为会计市场实现“帕累托最优”至少不会给政府带来损失, 并且同时还会给政府带来效率。正因为如此, 当会计市场出现失灵时, 除非采取政府监管的方式, 否则不会有更好办法。

在会计上, 会计人员及其组织便是利用了这种不对称的信息规律, 采取“隐瞒财务信息”、“虚假会计信息”等方式进行作弊, 而且还不易被发现。信息不对称是会计监督不力的直接动因。同其他经济制度一样, 会计制度应是政府与社会组织“多次博弈”之后形成的一种社会契约, 博弈的次数越多, 完善的程度越高, 这一状态便是“纳什均衡”状态。达到“纳什均衡”状态的会计制度实际上已成为社会各界普遍愿意接受的“市场规则”, 任何人若违反了该制度而暂时占了便宜, 便会从别的方面受到更大的惩罚。我国新颁的会计制度刚刚迈出了‘博弈”的第一步, 从制度选择来看, 也是基本上按有利于政府利益来安排的, 这一选择必然会导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现象的产生。对于博弈的另一方—企业而言, “假帐林立”也就毫不奇怪, 显然作假帐是一个博弈过程。从这个角度看, 我国会计制度建立还要经历一个“博弈”过程, 离“纳什均衡”还有一定距离。因为一个真正有效的会计制度, 人们违反了不会得到什么好处, 而我们的经理人员和会计人员还没有感受到违背会计制度所带来的严重后果。面对这些问题, 我们不应仅仅拿“三大检查”、“整顿秩序”等措施作为改进会计工作的唯一良方, 而更应正视天底下存在“利害冲突”这一事实, 只有站在会计博弈的大看台上, 盯住会计博弈的大棋盘, 才能对会计监督的认识作出全面性的把握。博弈双方的信息应该是公开的;会计制度应该是公平的;作为博弈中的裁判, 注册会计师应以公正为其执业标准。

三、会计政府监管的必要性分析

政府对会计市场的监管, 按照发生时间的不同可以分为事前、事中监管和事后惩罚措施。事前、事中监管是在会计人员进行会计行为之前或正在进行会计行为时, 采取一些控制措施降低会计人员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发生的几率, 笔者用“监管力度”来表示事前、事中监管力度的大小, 监管力度越大, 会计人员违反职业道德时被惩罚几率就越大。事后惩罚主要是对已经违反职业道德的会计人员进行惩罚,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约束会计人员的行为, 其力度用“惩罚金额”表示。

1、没有政府监管的情况。

假设A和B是两个不同企业的会计人员, A和B在提供会计信息决策的时候有2种选择:遵守职业道德、违反职业道德。在没有政府监管措施的情况下 (即不存在事前、事中监管和事后惩罚) , 构建会计人员行为的“囚徒博弈”。如果B遵守职业道德, A违反职业道德可以获得6个单位的利益, 遵守职业道德可以获得3个单位的利益, A违反职业道德可以比遵守职业道德多获得3个单位的利益;同理, 如果B违反职业道德, 则A违反职业道德比遵守职业道德多获得2个单位的利益。由此可见, 无论B是否违反职业道德, A违反职业道德都比遵守职业道德获得更大的利益。因此, 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 A必然会选择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同样, B也会做出相同的选择。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违反职业道德就成为会计人员的普遍选择。

2、政府监管惩罚力度不够大的情况。

如果存在政府监管, 但监管力度和惩罚金额不够大, 将会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假定会计人员违反职业道德被惩罚几率为1/3, 政府对违反职业道德的会计人员的惩罚金额为2个单位, 当B遵守职业道德时, A遵守职业道德可获得3个单位的利益, 违反职业道德可获得的期望利益为6×2/3+ (6-2) ×1/3=5.3, 则A违反职业道德可比遵守职业道德多获得2.3个单位的利益;当B违反职业道德时, A违反职业道德仍可比遵守职业道德多获得1.3个单位的利益。因此, A仍会选择违反职业道德。同理, B也会选择违反职业道德。可见, 违反道德仍然是会计人员的普遍选择, 政府监管惩罚措施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3、政府监管惩罚力度很大的情况。

政府监管惩罚力度很大, 会计人员违反职业道德被惩罚几率就很大, 假定为1/2, 同时政府的惩罚金额很大, 假定为8个单位, 如果B遵守职业道德, A遵守职业道德可获得3个单位的利益, 违反职业道德时, 其期望利益为6×1/2+ (6-8) ×1/2=2, 则A违反职业道德会比遵守职业道德少获得1个单位的利益;如果B违反职业道德, 则A违反职业道德比遵守职业道德少获得2个单位的利益, 对A来说, 在权衡利弊之后必然会做出遵守职业道德的决策。对B来说, 也会做出相同的选择。因此,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 遵守职业道德就成为会计人员的理性选择。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见, 要想促使会计人员做出遵守职业道德的最终决策, 仅靠会计人员之间博弈是不够的, 政府必须介入, 采取事前、事中监管和事后惩罚措施, 而且监管惩罚的力度一定要足够大, 才能促使会计人员做出有利于社会的决策。

摘要：本文从经济学理论科学分析了会计政府监管模式, 为会计政府监管模式的构建寻找必要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会计,政府监管,经济学理论

参考文献

[1]、郭道扬:“论产权会计观与产权会计变革”, 《会计研究》, 2004年第2期。

[2]、陈建文:“法律制度、公司治理结构与会计体系:各国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会计研究》, 1999年第12期。

健全政府监管主体责任 篇2

漳州市今年1—6月份共发生各类事故738起，死亡221人，受伤722人，直接经济损失907.2万元，与去年同期比较，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受伤人数分别下降39.3%、8.7%、45.7%。

与去年同期相比该市1—6月，工矿商贸企业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分别下降了33.3%、38.5% ；直接经济损失减少106.6万元，下降89.1％，没有发生较大事故。火灾事故起数同比下降4.8%，无人员死亡及较大事故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起数同比下降42.7%，死亡人数下降5.6%，受伤人数下降46.3％，经济损失下降5.4％，渔业船舶事故起数下降40%，死亡和失踪人数下降 25%，沉船数下降70％，经济损失下降45.5％；较大事故1起，减少1起，下降50％。

漳州市安监局局长吴敏向记者介绍，今年以来，该市采取多重措施，安全生产形势总体保持平稳。这首先和漳州市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密不可分，分管安全的副市长刘文标多次前往各相关部门及县区调研，研究安全生产对策。为了进一步明确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监管主体责任，促进各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落实，漳州市政府先后下发了《漳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明确县（市、区）和开发区行政领导安全生产责职责的通知》、《漳州市安全生产黄牌警告实施办法》等通知，在全市形成了“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

此外，在漳州市安委会牵头下，漳州市还扎实开展了全市范围内的安全生产百日督查专项行动，18个重点行业部门齐动员，共抓安全。据了解，该市1－5月份共检查督查单位1032家，下发各类法律文书377份，督促整改火灾隐患1991处，办理处罚案件32起，责令“三停”9家，警告2人次；今年来，排查发现“三合一”场所622家，发现火灾隐患684处，已整改完毕469处，责令“三停”10家，拆除94家“三合一”场所，拆除违章建筑1100平方米。

多部门齐抓共管，抓安全大显身手

交警支队

漳州市交警支队进一步加强“五整顿、三加强”工作措施，先后组织道路交通安全集中宣传、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机动车涉牌涉证违法行为专项整治、校园周边交通安全秩序整治、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集中整治等一系列行动，开展治安、刑侦、派出所等多警种协作整治道路交通违法行动，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25092起，其中无牌、无证、超速、酒后驾车等重点违法行为2484起，查扣无年检车、报废等违法机动车2595辆，拘留219人，确保了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平稳好转。

国资委

在漳州市国资委的指导带动下，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投入60多万元，对去年排查出的酒精库重大隐患进行整改，增设和改造喷淋、排风、防爆等设施设备，并制定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提高了企业安全防范能力；漳州自来水厂投入16万元，将原来危险性较大的液氯消毒，改为二氧化氯消毒，从根本上消除了隐患。漳州电业局结合当前工作特点，开展电网主要输变电设施的安全检查，落实防汛抗台、迎峰度夏、电力二次系统安全防护、迎奥运保供电等各项措施；组织施工机械专项整治、重要客户及高危供电客户安全检查、危险物品使用与保管专项督查等行动，确保了供电安全。

海事局

漳州海事局精心组织，深入开展“防碰撞、防泄漏”专项行动，查出辖区隐患19条，整改到位17条，同时，还加强雾季监管措施及防台、防汛前期准备工作，扎实开展砂石运输船只专项整治，做好辖区水上搜救工作，1－6月份成功搜救遇险船舶8艘，遇险人员114人，成功率达100％。

教育局

漳州市委林常委亲自带头抓好学校安全稳定工作，教育局领导亲自抓安全，重点抓好隐患排查、整改各个环节工作，突出校舍安全、校园周边治安、学生道路交通安全、防溺水、手足口病防控、考试月期间的安全工作等。同时，还加强了百日督查专项行动的宣传教育，组织学生进行火险、地震等应急预演练。

旅游局

漳州市旅游局制定、转发了各级政府关于安全生产方面的文件22份，安全生产责任层层落实到位，重点开展查处“黑社”、“黑店”、“黑车”和“黑导”等无证经营行为，先后排查旅游企业71家，发现隐患21条，发出整改通知书8份，有效地规范了旅游市场。

安监系统

芗城区、长泰县、华安县按照漳州市安监局的工作部署，结合各自实际开展非煤矿山及危险化学品专项整治工作，制定督查月工作方案，深入隐患排查治理，强化执法行动，通过检查、督查、抽查、复查等有效手段规范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使用单位不出现重大隐患，专项督查取得初步成效。

……

对此安监局吴局长这样说道，“作为安全监管的主要职能部门，就要跟着安全跑，就要带动全市各相关部门，齐心协力共抓安全，为了不出现重大事故，抓隐患决不手软。”

政府监管理论 篇3

行政环境的变化是导致政府再造产生的根本原因。20世纪80年代, 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快速发展, 经济的发展要求合适的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但是西方各国传统的官僚科层制的弊端不断显现, 它机构庞大、人浮于事, 规章繁多、僵化迟钝, 高成本、低效率, 官僚主义严重, 明显背离了时代的要求。于是西方各国进行一场规模宏大的行政改革, 探索建立公共事务管理的新模式, 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迫切需要, 西方政府的这场根本性的变革被理论界称之为“政府再造”。

美国学者奥斯本是政府再造理论的典型代表, 他认为, 所谓政府再造, 就是指“对公共体制和公共组织进行根本性的转型, 以大幅提高组织效能、效率、适应性以及创新的能力, 并通过变革组织目标、组织激励和责任机制、权力结构以及组织文化等来完成这种转型过程”。

政府再造主要是重新界定政府的角色, 重新调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公众、政府与企业等诸多关系, 实现由官本位、权力本位、政府本位、位向公民本位、服务本位、社会本位的转变。政府再造认为政府是讲究质量、追求效率的企业型组织, 它的工作应以公众的需求为导向, 以提供高质量、高效率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为目标。这种再造, 实质上是用企业家在经营中所追求的讲效率、重质量、善待消费者、力求完美服务的精神改革和创新政府管理方式, 用灵活的企业化体制来取代僵化的官僚体制, 将全新的创新、竞争、高效的企业经营管理理念注入政府部门, 使政府具备创新能力和应付各种挑战的能力, 适应全球信息化、市场化发展的新形式。

创建企业型政府是西方政府再造的核心理念, 企业型政府的核心特征和价值取向表现如下:强调顾客导向, 经常关注顾客的利益和要求, 以顾客满意为衡量公共服务质量的标准;重视成本收益分析, 要求以最小的投入, 获得最大的效益;掌舵而非划桨, 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和服务提供分开;打破垄断, 引进竞争机制, 以竞争改善服务;减少层级数量, 组织结构扁平化;充分授权, 将政府服务的重心下移, 建立责任机制, 激发创新精神;行政事务治理化、运作制度化;强调预防而非治疗, 提高政府的预警能力和迅速反应能力。

二、政府再造理论的实施原则

政府再造必须有正确的策略相配合才能实施并取得预期成效。奥斯本和普拉斯特里克提出了“十大要则”, 即 (1) 改革体制DNA, 从根本上进行改革; (2) 从体制的所有层次上进行变革; (3) 用回报换取人们放弃权力、职业的安全保障等; (4) 重视绩效, 并接受后果, 承担风险; (5) 再造者要代表普遍利益, 敢于直面特殊的利益集团; (6) 领导者和权益相关者都要保护公共企业家 (再造者) ; (7) 以诚实建立信任, 不要居高临下地进行再造; (8) 进行变革要有投入 (需要付出资金、时间和政治资本) ; (9) 人道地管理过渡期, 以充满人情的面孔进行再造; (10) 坚持到底, 一旦目标确定, 就要勇往直前。

三、政府再造理论对中国食品安全监管的启示

(一) 成立国家食品安全委员会, 建立分工明确、协调一致的监管机制

奥斯本认为, “再造”, 是指对公共体制和公共组织进行根本性的转型, 以大幅度提高组织效率、效能。传统的官僚科层制是高度集中的金字塔式, 等级森严、僵化迟钝、效率低下, 对市场信号和公众要求反应缓慢;政府管理的中间层则缺少横向沟通, 容易政出多门, 程序烦琐、效率低下, 缺乏创造力。为了使组织更富有灵活性和适应性, 现代政府应当减少组织层次, 组织结构扁平化, 工作流程精简、功能整合, 建立无缝隙公共组织。政府再造理论强调从系统的宏观视角总体把握上下级政府之间、政府部门之间、政府内部之间的协调和沟通。公民的大多数需求都需要通过跨部门、跨组织的协调性努力方能满足, 政府再造依赖于各组织间的有效协调。

目前中国食品安全的监管职能主要分布在食品药品监管、质监、工商、农业、商业、卫生等十几个政府部门, 监管机构和规范不可谓不强, 但是却出现“八个部委管不好一头猪”的现象。究其原因, 是因为中国实行分段监管、条块分割的监管体制, 各个部门的职能边界不够清晰, 职责划分不清, 分工不明确。监管机构职能交叉重叠、政出多门、多头执法的现象时常发生, 导致企业往往不知所措。另外, 由于缺乏统一权威领导, 监管部门之间缺乏沟通协调, 没有形成综合性的、强大的监管组织体系, 出了食品安全事故, 各个部门互相推诿, 都不承担责任。由于食品安全监管没有建立有效的绩效评估和失职责任追究制度, 监管机构普遍存在“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

为此, 中国要向西方国家学习, 将现在分布在各部门的食安全管理机构完全整合在一起, 成立国家食品安全委员会, 建立分工明确、协调一致的监管组织体系。国家食品安全委员负责综合协调全国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农业部、卫生部、质检局是该委员会成员, 通过建立信息系统, 促进各机构的信息共享和公开。更加清晰地界定监管部门的职能, 明确分工, 一种食品的全过程安全监管工作只由一个监管机构负责。

(二) 构建透明公开的食品安全信息体系

全球信息化是推动政府再造理论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信息技术又为打造政府新的管理模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工具。为了适应信息化发展, 为社会提供优质、高效、廉价、亲民的服务, 各国运用电子化、自动化、网络化技术改造政府, 转变政府管理模式, 重塑政府组织, 建立电子化政府。

在食品安全监管的实施过程中, 应以先进的信息系统和技术作为手段, 运用网络信息技术, 构建透明公开的食品安全信息体系, 通过网络互联、业务互动、信息互通、资源共享、高校便捷的服务及时对食品安全进行动态监管, 快速反应, 提高食品安全监管水平和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 使“电子政务”成为推动食品安全监管体系行政改革的重要举措。

(三) 建设食品安全预警机制

政府再造理论认为政府要有前瞻性和预见性, 应该把问题解决放在事情发生之前, 重视预防而非治疗。为此, 在食品安全监管问题上, 我们要贯彻预防为主、处理为辅的方针, 着重抓好食品安全的预防、预警工作, 建立起食品食品安全预警机制, 提高政府食品安全监管方面的的预警能力和迅速反应能力。一方面中国要加强食品安全预警资金、人员、科研投入, 引进国外先进的预警技术和方法, 另一方面加强食品预警信息交流和发布机制建设, 向消费者和有关部门快速通报食品安全预警信息。当危机没有出现时, 组建食品安全应急体系建设, 并组织反危机演练;当危机爆发时候, 能积极快速地应对危机。一方面中国要加强食品安全预警科研技术力量, 引进国外先进的预警技术和方法, 另一方面在科学分析风险的基础上, 建立和完善覆盖面宽、时效性强的食品预警信息交流和发布机制建设, 当危机出现时候, 向公众快速通报食品安全预警信息。

(四) 积极寻求与利益相关者合作, 建设社会力量协作监管机制

政府再造理论作为一种新的行政管理模式, 它的主体是多元的, 它强调民众的积极参与, 而不只是充当消极的被管理者。政府再造的不单单是政府的事, 它与企业、舆论公众、非政府组织等很多方面联系密切, 政府必须发挥各方面的力量, 责任共担和利益共享, 构建与民众、社会其他组织共同治理国家的模式。政府再造强调灵活、多样化的治理模式。

同样, 食品安全监管是一个十分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 即使有了政府专门机构负责食品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监管, 没有相关利益者的广泛参与是万万不行的。食品安全监管要接受包括消费者、生产者、行业协会、非政府组织、中介组织、科研人员等的全面监管, 不仅仅法律政策的制定要接受公众广泛参与, 听取公众的意见, 而且在执行、反馈过程中也要接受全社会的广泛监督。

摘要：20世纪80年代, 为了适应社会发展, 探索建立公共事务管理的新模式, 西方各国发动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政府再造运动。通过对政府再造理论的内涵、实施原则进行阐述, 旨为中国政府食品安全监管提供借鉴。

关键词：政府再造,食品安全,监管,启示

参考文献

[1]戴维·奥斯本, 彼德·普拉里克.摒弃官僚制:政府再造的五项战略[M].谭功荣, 刘霞, 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2]戴维·奥斯本, 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M].上海政协编译组, 东方编译所,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1996.

[3]候书和.论西方国家“政府再造”理论及其发展趋势[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3, (3) .

浅析政府网络监管的有效对策 篇4

微博文化的高速渗入

2O10年中国网络舆情指数年度报告显示，微博一跃成为继新闻、论坛之后的第三大舆情，虽然产生较晚，但其发展速度和社会影响力却超出了任何网络舆论平台。它之所以更加受到网民们的亲睐，成为重要的舆论工具，主要源于以下原因：

（一）微博具有无与伦比的草根性。微博最多１４０个字符的限制，成为了广大草根群体轻松畅所欲言的交流平台。博文的创作需要严谨的逻辑，需要组织语言，而微博的内容只需要只言片语。

（二）微博具有更加快速便捷的传播能力。微博与手机的结合，使得在没有电脑网络的地方，微博客们也可以及时更新内容，特别是在一些大的突发事件的现场，利用手机发表微博这种方式，大大提高了传播的速度。

（三）微博具有更为轻松广泛的交互方式。微博的交互方式相比于其他方式更为便捷、新颖，只轻点“关注”就可以跟随一个你感兴趣的人，同样，你也可以有很多自由的粉丝,被关注的时候回应与否也是自由的。

7.23动车事故引发的微博革命

7月23日20点38分, 由杭州开往福州的D3115动车被雷击后失去动力停车，遭到了同向行驶的D301次列车追尾，造成40人死亡和192人受伤的特大事故……在传统媒体无法及时刊登消息之时，身在事故现场的一些微博用户不断更新关于现场的图片、文字信息，帮助人们了解事故最新情况，为救治伤员，温州血库告急,由于微博的呼吁及转帖，许多市民夜赶到血站进行献血，上演了令人感动的全城联动的一幕，同时大量的演艺明星、媒体名人、企业高管对事故进行了大量的转发与评论。在微博直播过程中，逐渐出现了事故原因不明，铁道部便将出事车头掩埋、停止救援开始破拆车身、强调已没有生命迹象后又救出了小伊伊等一系列内容，微博的议题与公众对于事故救援、处理的态度，转变成为了质疑、谴责、愤怒。短时间内，我们看到网络力量的集体爆发，微博呈现出一个汇集八方声音的强大舆论场，此次温州动车事故，微博显露出作为即时媒体在信息传播方面的巨大作用。

从金庸被去世看微博监管

2010年12月6日一条微博在网上疯传：“金庸，1924年3月22日出生，因中脑炎合并胼胝体积水于2010年12月6日19点07分，在香港尖沙咀圣玛利亚医院去世。”很多网友在看到这条微博后，表达了对金庸先生去世的惋惜之情，转发、评论了数万次。《中国新闻周刊》的编辑以周刊的名义发了类似内容的微博，很多网友误以为是该周刊核实并且首发的消息，于是大量转发。闾丘露薇第一个站出来辟谣， 称金庸日前刚出席树仁大学荣誉博士颁授仪式， 并且香港也没有谣言中的那家医院。至此，金庸“被去世”的谣言才得以遏制。微博让我们看到了谣言的可怕，由此引发了对微博监管制度的思考：微博让我们迅速地知晓一些通过传统途径很难知晓的信息，但微博也会出现谣言和恶意攻击，同时各类名人炒作和幕后推手公司藉此平台不断策划出形式翻新的各类不正当营销，致使负面效应持续升级。如果好好的利用，微博是一个好产品，如果不加约束，微博会很可怕。

微博舆论在突发事件传播中的角色

微博传播是一把双刃剑, 在充当突发事件危机化解的助推器, 促进突发事件解决的同时, 又可能成为危机言论的诱发器和不良言论的放大器, 给突发事件的舆论监管带来挑战。7.23动车事件及金庸“被去世”让人们看到微博传播的巨大威力, 同时也暴露了微博传播中的一些潜在的隐患。

（一）正面角色。微博为突发事件中的信息公开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平台, 媒体、政府、公众都可以将微博作为信息公开的途径。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媒体和其他网络工具的不足，满足了公众了解事件真相、关注事件进展的愿望。

（二）负面角色。突发事件本身的非常规性和不确定性十分容易激发公众的好奇心理,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来自政府和媒体的权威信息缺失, 微博信息生产和发布的零门槛以及病毒式的传播速度, 极易成为突发事件中滋生的温床。

政府网络监管的有效对策

（一）立法监管与技术监管双管齐下。首先，政府应建立网络审查追责机制，制定或完善现有的法律法规，从法律的角度对互联网进行规范，要明确网络不良信息传播的认定、取证等；其次，制定法规保障网络实名制的实施，网络实名制是从源头上阻止不法分子传播色情、暴力、反动信息的有效途径；最后，在完善立法的过程中，需要协调好各方面利益，保证相关法律不会出现抵触、矛盾和不协调的地方，一方面捍卫法律的权威性，另一方面也能保证立法效果。

（二）重视“意见领袖”的作用。所谓“意见领袖”，是指活跃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观点或建议，并对他人施加个人影响的人物。“意见领袖”群体的异军突起，改变了过去由政府和官方媒体主导新闻宣传和社会舆论的格局，“意见领袖”有时能呼风唤雨，不是他们自己有什么地位或特权，而是他们代表了相当数量拥趸的心声，政府通过重视意见领袖的作用，对突发公共事件舆论进行积极正确的引导，利于保证网络舆论朝着健康有益的方向发展。

（三）构建全方位监管体系，实现发展与监管良性互动。对谣言的监管采取自动监视系统、不实信息曝光区、举报体系、自动纠错体系四大手段，初步形成有效的辟谣、纠错机制，进一步完善微博审核制度，从技术和人力上实行实时监控，对发布虚假信息引起恶劣影响的行为和个人，要严厉打击，并从技术和制度上保护用户个人信息安全。

（四）亟待构建良性秩序。政府部门应建立新的互动机制，加强与意见领袖沟通，发挥意见领袖在舆论引导工作中的积极作用。鼓励微博用户监督和举报敏感信息，特别是媒体从业人员，应加强行业自律，从微博获取新闻源时，应加以鉴别，防止误导舆论、扩散虚假信息。

（五）政府和媒体做好舆论引导工作。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政府通过媒体及时告知讯息，让公众尽快知晓事实真相，稳定民心。(1)要转变思维、改进方法，充分认识新时期新闻舆论的重要作用，增强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紧迫感；(2)提高政府对突发事件的媒体应对能力；(3)面对突发性事件，要及时占领和利用好主流媒体，抢占话语权；四、要善于运用传播技巧，充分认识媒体的传播规律，提升善用媒体的能力。

总之，突发事件发生前，加强政府敏锐的鉴别能力和迅捷的预警预测能力；突发事件发生时，提高政府科学理性的决策能力和果断处理事件的能力；突发事件后，提高政府总结、反思和学习能力。

恩格斯说：一个聪明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会比平时多得多。我们的政府也应该在突发事件的预防和处置中愈发成熟和理性。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政府监管理论 篇5

一、文献回顾

(一) 代理成本

我国对代理成本问题的探索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 (1) 股权结构对代理成本的影响:宋力、韩亮亮 (2005) 对代理成本与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代理成本与股权集中度显著负相关, 与股权制衡度显著正相关。蔡吉甫 (2007) 发现, 我国上市公司的代理问题和治理机制的效率会因公司控制权的性质和成长机会的不同而存在很大差异, 表现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或低成长机会公司的代理问题显得较突出。张欣、宋力 (2007) 通过典型相关分析发现, 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是影响代理成本的首要因素。朱顺泉、曹思颖 (2009) 也利用典型相关分析发现, 国有股比例和股权集中度是影响代理成本的主要因素。然而对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代理成本的关系我国学术界尚未取得一致的结论。有的学者认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一定程度上与代理成本正相关 (肖作平、陈德胜, 2006) ;而有的学者认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代理成本显著负相关 (郝臣、宫永建、孙凌霞、2009) 。 (2) 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与代理成本的关系。我国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只有少数影响因素取得了一致的结论, 如:董事会会议次数与代理成本正相关 (高雷、宋顺林, 2007;彭华伟、李国栋, 2010) 。然而大多数影响因素与代理成本的关系尚存在分歧:董事会规模 (肖作平、陈德胜, 2006;高雷、宋顺林, 2007;郝臣、宫永建、孙凌霞, 2009) 、持股董事比例 (高雷、宋顺林, 2007;郝臣、宫永建、孙凌霞, 2009) 、独立董事比例 (肖作平、陈德胜, 2006;高雷、宋顺林, 2007;郝臣、宫永建、孙凌霞, 2009) 等。

(二) 审计定价

王振林 (2002) 借鉴Sim unic审计收费模型,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客户规模、被投资公司的数量、主营业务利润占总利润的比重、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上市公司的流通股比例、国有股比例等11个变量与审计费用显著相关。伍利娜 (2003) 用2000和2001年的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作为样本, 考察了282家上市公司审计费用定价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 公司规模、是否由国际5大所审计显著正向影响年度财务审计费用, 而公司的R O E处于“保资格”区间则与年度财务审计费用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朱小平、余谦 (2004) 于2002年从公布年报的上市公司中选取了870家上市公司对其审计费用的影响因素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研究, 通过研究发现公司规模、公司审计的复杂性程度 (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的数量) 、应收账款占总资产的比重、存货占总资产的比重、公司是否为ST公司、本务所是否为“十大”所、事务所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连续年限、公司所在地、公司是否发行外资股等九个变量对审计收费产生了显著影响。张继勋、T奕 (2005) 利用2001年至2003年的经验数据, 通过线性回归对影响审计收费的12个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 结果发现:审计收费与上市公司的规模、上市公司审计的复杂程度、上市公司所在地显著相关;与会计师本务所规模、流通股比例、国有股比例和表示风险变量的存货和应收账款占总资产的比例、净资产收益率和流动比率不相关;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是否被出具带解释性说明段的无保留意见和被出具负面意见对审计收费的影响三年的回归结果并不一致。刘明辉、胡波 (2006) 运用2001年至2003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 以Sim unic模型为基础, 考察了代理成本对审计定价的影响。研究发现, 独立董事制度、高管层持股和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设置情况对审计定价存在显著影响。高明明、高莹 (2006)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 在公司内部治理中, 独立董事数量占董事会比例以及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的情况与审计定价没有显著关系。董事会的独立性与审计定价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而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股权集中度等与审计定价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胡波 (2007) 通过将审计产品与公共产品、私人产品进行比较得出审计产品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质。他认为, 与其它产品相比, 审计产品采用的是私人定价方法, 其价格的形成必然受到市场供求、市场竞争的影响。郭葆春 (2009) 利用2006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数据,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 董事会规模、董事会勤勉与独立性、事务所品牌、企业规模和子公司数目等与审计定价显著相关。

(三) 文献评述

从上面的文献中可以看出, 我国对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机制与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是由于样本和计量代理成本指标的选取不同, 以及未对公司代理成本进行细致的划分, 使得结论尚处于混沌状态。二是我国目前研究公司治理与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都只是关注了公司内部治理对代理成本的影响, 而忽略了公司外部治理对代理成本的影响。其次, 对于审计定价的影响因素, 我国学者主要关注了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公司规模以及会计师事务所本身因素等方面对审计定价的影响。由于选取的样本不同等因素, 使得取得的结论也不完全相同。不论是代理成本还是审计定价, 从已有的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 在考虑其影响因素时, 对于公司治理对其的影响, 很多学者都只是考察了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对其的影响, 很少考虑到如政府、供应商、雇员等公司外部治理机制对其的影响。在当今社会, 审计服务作为一种公共产品, 其收费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审计行业的公平竞争和资本市场的诚信问题。我国政府为了规范审计行业, 加强审计行业的公平竞争, 保证审计质量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由财政部和发改委专门颁布了《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来规范事物所的鉴证业务和非鉴证业务收费标准。本文将立足于委托代理理论, 来探讨对审计定价最有影响力的公司外部治理机制政府监管对审计定价的影响, 希望能够为减少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和降低代理成本提供一种全新的思路。

二、政府监管对审计定价研究理论基础

(一) 公司治理边界的界定

公司治理边界问题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一个焦点。本文对公司治理边界的界定是借鉴李维安教授对其的一个界定。公司治理边界是对公司治理客体的界定, 企业集团的公司治理超越了企业的法人边界。集团治理内边界是基于控制权的边界, 它体现了完全的说明责任;集团治理外边界是基干发言权的边界, 它体现了有限责任 (李维安、武立东, 1999) 。基于此, 李维安教授进一步提出公司外部治理机制主要包括:债权人、供应商、雇员、客户、政府等。他认为, 政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从经济方面看, 政府主要是运用经济、法律等政策和手段调控国民经济运行, 维护正常的交易秩序, 并站在公正的立场上, 调解所有者、管理者、劳动者之间及其相互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二) 产品市场竞争理论

会计师事务所所提供的审计服务, 作为一种公共产品, 不但能满足公司的需求, 更能满足广大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因此, 这种特殊的产品之间会产生激烈的竞争。产品市场竞争是指市场经济中同类产品为着自身利益的考虑, 以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 排斥同类产品的相同行为的表现。市场竞争的内在动因在于各个经济行为主体自身的物质利益驱动, 以及为丧失自己的物质利益被市场中同类经济行为主体所排挤的担心。市场竞争的方式可以有多种多样, 比如, 有产品质量竞争、产品营销竞争、产品价格竞争、产品式样和花色品种竞争等, 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市场竞争策略。对于审计服务这种特殊的公共产品而言, 主要竞争策略为产品质量竞争和产品价格竞争。而目前由于我国相关部门监管不利等因素, 使得产品价格竞争成为主要竞争策略。

(三) 政府监管

肖兴志、宋晶等在《政府监管理论与政策》书中把政府监管定义为:政府行政机构依据法律授权, 通过制定规章、设定许可、监督检查、行政处罚和行政裁决等行政处理行为对社会经济个体的行为实施的直接控制。政府监管包括准入监管、价格监管、产品和服务质量监管、环境监管、工作场所安全监管等;常见的监管手段既有抽象的规则和标准的制定, 又有具体的许可、认证、审查和检验、强制信息披露以及行政裁决等;政府监管的目的是维护公平竞争、公共资源的有效利用、消费者 (投资者、劳动者) 权益的保护以及人类生存环境的保护和改善等。政府监管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一个重要的经济职能, 是现代经济不可或缺的制度安排。

(四) 利益相关者理论

1984年, 弗里曼出版了《战略管理:利益相关关者管理的分析方法》一书, 明确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是指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为综合平衡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而进行的管理活动。与传统的股东至上主义相比较, 该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公司的发展都离不开各利益相关者的投入或参与, 企业追求的是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 而不仅仅是某些主体的利益。这些利益相关者包括企业的股东、债权人、雇员、消费者、供应商等交易伙伴, 也包括政府部门、本地居民、本地社区、媒体、环保主义等的压力集团, 甚至包括自然环境、人类后代等受到企业经营活动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客体。这些利益相关者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 他们有的分担了企业的经营风险, 有的为企业的经营活动付出了代价, 有的对企业进行监督和制约, 企业的经营决策必须要考虑他们的利益或接受他们的约束。

三、公司治理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及成本

(一) 公司中的委托代理关系

早期的委托代理理论起源于西方, 它是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必然结果。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 委托代理关系也有了更深层次的发展。现代公司治理中的委托代理关系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 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这是传统的委托代理关系。随着现代企业的发展和壮大, 股东由于时间、经验以及知识水平等有限, 不得不从外部市场聘请专门的经理人来替他们管理公司, 并赋予经理人相应的权限。第二, 控股股东或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有的学者也把这种代理关系称之为隐性代理关系 (阎冰, 2006) 。这种委托代理关系在发展中国家或法律不健全的国家或地区较为普遍。因为在美、英等经济发达国家, 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主要特征是股权分散, 公司的控制权实际上是掌控在经营者手中。而在以股权相对集中或高度集中为主要特征的上市公司, 其控制权实际上是掌握在控股股东或大股东手中。虽然形式上是通过董事会代表全体股东利益行事, 但实际上由于控股股东或大股东直接对经营者的行为施加影响, 因此是控股股东或大股东在代表全体股东的利益行事 (冯根福, 2004) 。第三, 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从企业资金的来源看, 主要包括股东投入和从外部借入。债权人作为企业外部投资者, 为企业提供了大量资金。从公司在债权人那里借入资金开始, 债权人和公司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在国外, 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的成功案例有很多, 比如美国和德国的相机治理以及日本的主银行制。他们能够通过参与公司治理来充分了解公司运营情况, 并在公司破产时通过法律程序顺利接管公司。然而, 由于我国国情和制度的关系, 作为企业外部资金重要来源的债权人很少或几乎没有参与到公司治理中, 只是通过合同条款等来约束代理人的投资行为, 实际上只是由股东单独进行投资决策。

(二) 代理成本与审计定价

在委托代理关系中, 由于双方都追求效用最大化, 所以代理人就不可能完全按照委托人的利益行事, 而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更加剧了代理冲突。为了监督代理人行为, 减小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降低代理成本, 独立审计显得尤为重要。 (1) 就股东—经理委托代理关系而言, 经理人通过聘请审计师对财务报告进行审计, 一方面提高了财务报告的可信度和透明性, 另一方面也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和治理业绩; (2) 就权益代理关系而言, 经过审计了的财务报告具有相对可靠性, 在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中小投资者的投资风险。现有投资者和潜在投资者能够以此为参考做出合理的投资决策, 从而降低权益代理成本; (3) 就债权代理关系而言, 委托人一般都是通过合同条款等来约束代理人的投资行为, 通过注册会计师审计的财务报告来判断企业是否有违反债务契约的行为, 有利于降低债权代理成本。以往的学者在研究审计定价与代理成本的关系时, 通常都是考虑了企业的代理成本对审计定价的影响情况。而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 那就是审计定价的高低对代理成本也有着一定程度的影响。代理成本的降低是建立在较高的审计质量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当审计质量较高时, 经过审计的财务报告才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能够最大限度的满足审计服务需求者的需要。影响审计质量的因素有很多, 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审计定价问题。因为审计定价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会计师事务所在进行审计工作时所投入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以及进行实质性测试的范围。通常情况下, 如果审计定价能够得到合理保证, 那么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成本也有了一定的补偿, 会计师事务所就能较客观独立地进行审计工作, 提供较高质量的审计报告。否则, 就会造成审计市场的恶性竞争, 会计师事务所为了招揽业务, 就会降低审计收费, 从而影响到审计质量, 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也会受到侵害。

四、政府监管对审计定价影响分析

(一) 准入监管

到目前为止, 我国政府已经颁布了一系列详尽的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法律法规, 来限制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进入。主要包括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资格、执业范围, 职业道德准则等。通过设立市场准入条件, 可以保证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队伍的质量和素质, 避免由于会计师事务所承办能力不足或注册会计师专业胜任能力差而影响到审计市场的公平竞争。根据公平竞争理论, 同业竞争的各方应该使用同一竞争规则, 在市场中的同类主体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 负有平等的义务, 否则这个市场就是一个带有歧视性规则的市场。因此, 为了保证审计质量, 维护审计市场的健康发展, 政府就应该为同行业的公平竞争创造条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我国政府颁布的《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和实行的会计师事务所合并等措施, 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审计行业的公平竞争。此外, 为了保证会计师事务所行业的健康发展, 政府还应该每年随机的对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抽查检查, 再次审核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的执业资格, 对那些存在严重违规违法行为的会计师事务所和会计师进行严厉惩罚甚至强制退出或吊销执业执照;对业绩突出的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进行奖励, 从而从根本上保证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整体素质和高质量的审计人员。

(二) 价格监管

为保障会计师事务所服务质量, 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委托人、会计师事务所的合法权益, 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健康发展, 我国于2009年6月22日, 由财政部与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收费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 对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审计服务和其他服务的收费进行了具体的规定。随后, 在2010年1月27日, 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联合印发了《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收费管理办法》 (发改价格[2010]196号) , 确认了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提供服务收费的办法。对于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审计服务和其他服务, 我国审计定价的形成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协商议价, 二是招 (投) 标报价。对于协商议价, 虽然在《收费管理办法》中提供了几种审计收费方式, 但是由于会计师事务所和委托人在协商中具有很大的主观性, 会计师事务所为了招揽业务, 委托人为了少支付审计费用, 很可能导致审计收费过低的情况出现, 出现“审计合谋”。因此, 政府应该针对不同规模的公司制定最低收费下限, 来确保审计质量。对于招 (投) 标报价, 这种报价方式信息相对公开而且有关部门容易监督, 因此审计定价的形成相对合理, 审计质量也会有相应的保障。

(三) 服务质量监管

从有关法律和法规来看, 我国对于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的惩罚重行政、刑事责任, 轻民事责任, 且处罚力度不够。另外, 我国对于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监管存在着多头监管现象, 有关部门在进行监管时存在矛盾和冲突。因此, 首先, 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完善法律法规制度, 如完善对不正当竞争会计师事务所的强制退出机制和处罚制度;其次, 建立全国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监控分析机制, 跟踪上市公司的审计报告, 并重点关注会计师事务所的腐败高发领域, 对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和稽核, 实现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实时监控和分析评价。

本文主要从准入监管、价格监管、服务质量监管方面探讨了其对审计定价的影响, 并提出了一些建议。希望通过加强政府对审计定价的影响来保证审计质量, 降低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程度, 从而降低代理成本。本文也还存在不足:首先, 公司外部治理机制还有很多, 本文只是从政府角度来探讨其对审计定价的影响, 其它外部治理机制对审计定价的影响还需做进一步的研究;其次, 本文只是从理论角度探讨了政府监管对审计定价的影响, 还缺乏一定的实证资料作为支撑。

参考文献

[1]李维安、武立东:《企业集团的公司治理——规模起点、治理边界及子公司治理》, 《南开管理评论》1999年第4期。

[2]阎冰:《代理理论与公司治理综述》, 《当代经济科学》2006年第6期。

[3]冯根福:《双重委托代理理论:上市公司治理的另一种分析框架》, 《经济研究》2004年第12期。

政府监管理论 篇6

一、市场营销与政府监管的一些基本概念界定

(一) 市场营销方面

美国著名营销学专家菲利普·科特勒对市场营销活动的定义是:个人或者群体, 通过产品和价值的创造来与其他人、群体进行交换, 获得一定所需的一种社会过程和管理过程。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营销活动是一种社会过程, 是离不开社会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作用的, 社会发展中的经济、政治、社会、法律、人口、文化、物质、技术等方方面面, 都会在营销活动中有所体现;营销活动还是一种管理活动, 这里的管理是双向的, 既有营销活动的组织者对营销活动整体进行的管理, 也有作为市场的监管者的政府对企业和营销活动的管理。因此, 我们可以总结出来, 营销活动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了实现与目标市场之间的合理交换而开展的一系列活动, 营销活动包含的范围和群体可能会很广泛很负责, 因此久而久之有可能会产生偏离社会共同目标或基本准则的行为, 从而出现矛盾和冲突, 这就需要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政府出面进行协调和规范。政府监管维护的是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市场的规范运行, 也由此促进企业规范的发展和进步。

我们知道, 市场营销理念经历了生产理念、产品理念、推销理念、市场营销理念和社会营销理念等五个发展阶段。前三个阶段的营销理念在新形势下也没有停下发展的脚步, 但他们的营销出发点仍然是停留在以产品为中心和以推销产品、服务为目的的基础阶段。相比较而言, 市场营销理念是理念上的巨大飞跃, 它主要是以满足客户需求为出发点, 他要求企业的生产和服务要根据市场的需要来进行, 要做到比竞争者更有效地将市场所需的产品或服务推向目标市场, 从而实现利润的最大化。社会营销理念则是上升到了更高的层次, 它认为企业不但要看到目标市场的短期需求, 更要关注整个社会的长远目标和利益, 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是作为社会组织的企业的社会责任, 因此只有处理好满足客户需求和维护社会利益之间关系才是营销的最高目标, 比如既要开发新的能够满足市场需要的产品和服务, 又要在基础上不造成环境污染、不危害人们健康, 实现企业的社会责任。

(二) 政府监管方面

1、政府监管

从市场营销活动上来说, 首先, 政府监管是政府在行使其对市场的监督和管理职能, 是对不规范甚至是违法的营销活动的预防和治理, 引导企业进行规范的营销活动, 促使企业在进行营销活动时对社会利益的保证;其次, 政府有义务根据市场运行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关的立法、执法活动, 有效打击不规范的营销行为, 巩固和完善整个市场的营销活动成果;另外, 政府要能够提供给营销活动的组织者以公平竞争和发展的良好环境, 也要给消费者维护自身权益的空间和维权手段。可以说, 政府需要做的很多, 但那里需要做, 做多还是做少, 都还需要长期的研究和不断地完善。

2、政府职能

从政府职能的角度来看政府对营销活动的监管, 我们可以发现, 政府是为维护社会整体利益而行使职能的, 市场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和营销活动的不断变化, 使得新形势下政府的监管职能变得越来越重要。通过使用法律约束、政府扶持、经济调节和行政干预等方式来为营销活动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并为营销活动各主体提供必要服务。

二、政府行为与市场营销活动的关系

1、二者的差异

二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一是二者的目的不同, 企业进行营销是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 而政府是为了维护整个社会的利益, 保证社会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二是二者进行决策的影响因素不同, 企业只是考虑到自身利益和竞争者的情况, 而政府需要考虑整个社会的长远利益;三是行为的范围不同, 企业营销行为只关注自身的开发、生产、运营能力和市场的需求、竞争等等, 而政府要关注国民经济的总体调控, 更要关注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和长远目标;四是行为方式的不同, 政府可以使用经济、法律、行政等各种手段, 企业只能运用市场化的方式。

2、二者的联系

市场经济有着自身运行的规律, 但也存在着盲目性、自发性等自身解决不了的问题, 这就需要政府对市场进行调控和监管, 协调各主体之间无力解决的冲突, 维护市场的健康、有序运行, 实现资源配置的科学化、合理化, 最终实现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 我们可以说, 市场营销活动离不开政府的监管和对市场经济的调控。

三、政府对市场营销活动进行监管的意义

第一, 维护市场运行的秩序, 规范各市场主体行为, 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保证公共竞争的机会和客户维权的权利。作为经济秩序和市场的管理者, 政府有必要对影响公平竞争和社会利益的营销行为实施强制手段, 同时也要通过开展普法活动, 要求各市场主体自觉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条例。

第二, 促进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要树立为企业服务的理念, 政府尽管要起到重要的监管作用, 但在正常的市场经济情况下, 要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来成为市场这个舞台的主角, 唱他们的营销“大戏”, 政府只要作为服务和裁判的工作就好。政府由于有着资源配置的能力, 还要通过对企业进行规范和引导, 使企业更好地实现资源的配置, 最终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菲利普·科特勒著.俞利军译.市场营销导论[M].华夏出版社, 2002年.

[2]张少杰.经济运行与经济调节[M].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年.

[3]刘凤军.略论企业营销与政府行为[J].中国流通经济, 1998年第3期.

政府监管理论 篇7

一、加强政府采购监管的委托代理理论分析

(一) 委托代理理论

作为信息经济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委托代理理论产生于20 世纪70 年代。委托代理理论以委托代理关系为研究对象, 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契约的形成过程出发, 探讨委托人如何以最小的成本去设计一种契约或机制, 促使代理人努力工作, 在实现其自身利益的同时, 最大化委托人利益或实现委托人目标。委托代理关系的概念来自于法学领域, 但经济学上的委托代理关系泛指任何一种涉及非对称信息的交易或活动, 在这种交易或活动中, 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称为代理人, 另一方称为委托人, 作为知情者的代理人所拥有的私人信息 (包括知识和行动) 会影响到作为不知情者的委托人的利益, 或者说, 委托人不得不为代理人的行为承担风险。[1]委托代理关系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 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的效用函数不一致, 导致二者目标冲突, 即所谓的激励不相容问题;其次, 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拥有信息的不对称, 委托人不能直接观察到代理人的具体操作行为, 同时加上外在自然性因素的影响, 代理人亦不能完全控制选择行为后的最终结果, 从而导致在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的条件下, 代理人很可能为追求自身利益而最终损害委托人的利益, 但委托人却无法有效判别。由于现实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可以由数量不同的委托代理链条组成, 而每一个委托代理链条又构成了一个单独的委托代理关系, 从而导致现实中的委托代理问题会由于委托代理链条的延长而愈发严重。在一个具有较长委托代理链条的委托代理结构中, 最终代理人的行为甚至会完全偏离初始委托人的目标或利益。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 可以采取以下途径解决上述委托代理问题:第一, 提高信息透明度, 解决或改善委托代理双方所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从而使得委托人可以直接观察到代理人的行为方式和努力程度;第二, 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 使代理人在追求自身效用或目标的同时也能实现委托人的效用最大化或目标最优化, 如设立激励性报酬、实行利润分成、赋予剩余索取权等;第三, 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 加强对代理人行为的监督约束, 配以相应的惩罚措施, 使代理人能够严格按照委托人的利益行事;第四, 减少委托代理链条, 降低代理成本。

(二) 政府采购活动中的委托代理分析

政府采购是国家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典型的公共性特征, 是充分发挥政府经济职能、政治职能和社会职能, 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一种有效工具。在实行分散采购模式的政府采购代理工作中, 存在着两个委托代理链条或两级委托代理关系, 即财政部门———采购人与采购人———政府采购代理机构。

在第一级的委托代理关系中, 财政部门通过划拨政府采购预算资金将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实施授权委托给作为采购人的各行政部门。作为社会公众及政府的代表, 财政部门承担制定政府采购政策目标和管理措施、分配政府采购预算资金、监督政府采购政策的实施等职能, 其目标在于节约财政资金和实现预算平衡, 同时实现其他社会公共利益 (调节宏观经济、鼓励自主创新、扶持民族产业、保护生态环境等) , 但财政部门对各行政部门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运行成本及具体操作等信息缺乏了解。作为政府采购预算资金的使用单位, 采购人承担着实施各项公共管理、提供各种公共服务的职能, 其目标在于完成既定的各项行政职能, 同时实现本部门利益的最大化 (以及本部门相关负责人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 后者常常导致采购人致力于追求扩大采购预算、增加财政资金以及其他违规行为;同时, 采购人对于本部门公共管理活动和公共服务的运行成本及具体操作过程具有完全信息。由于财政部门和采购人之间存在上述激励不相容问题和信息不对称问题, 导致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易于产生偏离财政部门政府采购政策目标的各种行为。在第二级的委托代理关系中, 采购人将政府采购事项授权委托给政府采购代理机构。采购人的目标在于通过政府采购活动完成本部门行政职责并实现本部门利益的最大化, 但其对代理机构的具体采购行为缺乏充分信息知识。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的目标在于实现本机构的利益最大化, 并对具体采购过程具有完全信息。由于采购人和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之间同样存在激励不相容和信息不对称问题, 导致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在受托承办政府采购事项的过程中易于产生偏离采购人目标的行为, 进而损害初始委托人———财政部门所制定的政府采购政策目标, 违背社会公共利益。值得注意的是, 采购人和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之间尽管存在目标和利益的不一致之处, 但是, 作为政府采购活动的主要当事人和操作者, 采购人和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在共同面对作为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的财政部门时, 完全有可能采取合谋行为, 利用其所拥有的信息知识优势, 在政府采购代理活动中采取机会主义行为, 偏离财政部门所制定的政策目标, 危害社会公共利益而获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正是在此意义上, 上述第一级委托代理关系也可以由财政部门———采购人表述为财政部门———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

(三) 委托代理理论对加强政府采购监管的启示

由上可知, 在政府采购代理活动中, 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而委托代理理论关于解决委托代理问题、抑制代理人机会主义行为的观点为加强和改善政府采购代理监管提供了以下启示:第一, 提高政府采购代理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通过严格执行政府采购信息公告制度、规范招标文件制作、加强政府采购档案管理等措施提高公开透明度, 降低信息不对称性。第二, 建立激励机制。对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节约采购预算资金的行为积极给予奖励, 对采购代理机构支付的招标服务费应当与其政府采购代理工作完成情况挂钩。第三, 加强监督管理。对相关当事人制定严格的奖惩措施, 对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建立优胜劣汰的淘汰机制。第四, 扩大政府集中采购及协议供货的范围和比例。由政府集中采购机构代理的政府采购活动, 可以减轻社会代理机构所存在的激励不相容问题, 协议供货与定点服务方式还具有委托代理链条较少、代理成本较低的优点, 通过适度扩大政府集中采购及协议供货的范围和比例, 降低政府采购社会代理比例, 可以减轻社会代理机构在代理政府采购业务活动中所产生的一些弊端。

二、国外关于加强政府采购监管的经验

(一) 政府采购法律体系完备

发达国家政府采购历经数百年发展, 其首要特点就是法律制度体系完备, 确保政府采购依法有序进行, 以实现政府采购公开、公平、公正和竞争性原则以及政府的经济社会目标。早在1861 年, 美国国会就颁布实施了《联邦采购法》, 规定超过一定数额的联邦政府采购必须公开招标, 同时规定了招标的方式与程序等细则。对于政府采购这一复杂的政府行为, 美国联邦政府通过多种法律法规的互补形成了一个完备的法律体系对其进行规范, 涉及政府采购的组织管理、采购过程、行为主体等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到目前为止, 美国专门性的联邦政府采购法规以及与政府采购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法律法规已多达五百多部, 有关条款多达四千多个, 涉及了政府采购的方方面面。除美国外, 德国也早于19 世纪就开始将政府采购纳入其立法体系之中。作为判例法国家, 英国的政府采购尽管受到一些判例的约束, 但其成文法律法规也相当发达, 这一点使得许多成文法国家也相形见绌。[2]

(二) 采购代理机构具有非营利性

为了避免营利性机构在代理政府采购业务时由于其自身利益目标和政府机构不一致而可能出现的弊端, 发达国家大都设立了非营利性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 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工作人员具有公务员身份, 实行集中采购的政府采购项目就由这些非营利性的采购代理机构负责实施, 实行分散采购的政府部门可以设立自己的内部采购机构开展政府采购业务, 也可以委托集中采购代理机构开展政府采购业务。美国政府采购实行的是集中采购和分散采购相结合的模式, 联邦政府集中采购业务主要由隶属白宫的通用服务管理局负责组织实施, 通用服务管理局通过协议供货或接受其他机构委托组织招标等方式为其他机构提供政府采购代理服务;联邦政府国防部、航空航天局和财政部等采购规模比较大的部门, 在部门内设立了政府采购办公室, 独立开展本部门的采购工作, 采购规模较小、未设立内部采购机构的其他部门则实行委托采购。在韩国, 政府采购实行的是集中采购模式, 限额标准以上的中央和地方政府采购项目, 都必须由调达厅代为进行, 限额标准以下的采购项目, 既可以由各部门自行采购, 也可以委托调达厅代为采购。调达厅是韩国财政经济部下属单位, 也是全国唯一的政府采购专职机构, 其业务是独立进行的, 厅长由总统直接任命, 工作人员为国家公务员。[3]

(三) 政府采购监管体制完善

在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下, 美国的政府采购也形成了特殊的三位一体的监督管理体制, 在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层面均体现了监督管理的内容。[4]在立法层面, 涉及联邦采购的监督管理机构有美国国会下属的联邦会计总署、联邦采购规则委员会和众议院政府改革委员会技术与政府采购办公室。其中, 联邦会计总署有权对行政机关的采购计划进行评估, 可以接触所有的政府采购文件, 为行政机关的采购计划提出建议, 对政府采购项目进行审计, 并受理承包商的投诉。联邦采购规则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监督管理联邦公共采购法律的实施。众议院政府改革委员会技术与政府采购办公室专门对政府采购中的腐败、欺诈等行为进行监督、检查或组织听证会。在行政层面, 美国总统行政和预算办公室内设的联邦政府采购政策办公室是联邦政府采购法规、规章及程序实施和监督的专门协调机构, 该机构代表总统参与政府采购及相关政策和法规的制定工作, 指导和监督各联邦机关依法采购。同时, 联邦政府各部门拥有独立的监察办公室, 负责审定是否需要对本部门的公共采购采取纠偏措施。在司法层面, 美国建立了完善的政府采购司法救济制度, 专门的机构有合同上诉理事会、美国联邦赔偿法院、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此外, 美国政府采购中独立的第三方以及未能签约的供应商的律师随时可以查阅政府的有关采购记录, 美国政府还聘请监督人员来定期检查行政机构的政府采购行为。

(四) 注重政府采购项目评估

英国政府采购项目的全部过程一般都包括以下几个环节:制定采购计划———确定采购需求———签订采购合同———合同履行———采购评估。政府采购评估主要发挥对采购的监督、分析和对采购人员能力的评估等作用。不同的采购机构或采购代理机构, 评估方式会有不同。较为严格的采购评估会聘请独立的财务分析公司和专家对政府采购项目进行抽查, 被抽查的采购项目从采购计划的制定到合同履行的全过程都要进行非常严格和仔细的审查。[2]由于外部财务公司和专家的独立性和专业性, 这种政府采购评估的结果具有相当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对于加强政府采购监管、提高政府采购效率具有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

(五) 重视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为了提高政府采购工作效率, 发达国家政府普遍重视加强专业性的政府采购人才队伍建设, 并建立了完善的人才培养和考核体系。在美国, 联邦政府集中采购业务主要由隶属白宫的通用服务管理局负责组织实施, 通用服务管理局的人员组成中除少量行政职员外, 大部分为专业采购 (合同) 官员, 专业化的合同官员制度是美国政府采购的特点之一, 合同官员构成了美国政府采购专业人员的主体。在该制度中, 首先采购 (合同) 官员按级次治理, 一般根据签署不同金额采购合同的权限将所有官员分为五级, 级别越高, 可签署合同金额的权限越大;其次, 采购 (合同) 官员有着详细的专业化分工, 例如有合同谈判官员、合同管理官员、合同终止官员、采购分析官员、成本分析官员、法律顾问等职位的区别;第三, 采购 (合同) 官员有着严格的审查、聘用标准, 同时政府也为其提供了良好的培训条件, 保证其业务水平不断提高。[4]

三、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善我国政府采购监督管理的政策建议

(一) 扩大集中采购及协议供货比例

根据上文关于政府采购活动的委托代理分析, 由于营利性的社会代理机构存在和政府机构利益目标不一致的问题, 由其代理政府采购业务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社会代理机构一味追求自身利益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倾向或行为, 这也是发达国家政府普遍设立非营利性的集中采购机构从事政府采购代理活动的主要原因之一。而由政府设立的集中采购机构来代理政府采购活动, 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社会代理机构与政府机构之间所存在的激励不相容问题, 其中的协议供货与定点服务方式还具有委托代理链条较少、代理成本较低的优点, 通过适度扩大政府集中采购及协议供货的范围和比例, 降低政府采购社会代理比例, 可以减轻社会代理机构在代理政府采购业务活动中所产生的一些弊端。

为了充分利用社会招标代理机构所具有的专业优势和人才力量来弥补政府机构及集中采购机构的不足, 并将竞争机制引入到采购人选择采购代理机构的过程之中, 在我国政府采购的立法和实践中, 实行了集中采购代理机构和社会代理机构同时共存、分工合作的政府采购代理体制;烟台市、大连市及北京市朝阳区等地方政府还根据本地实际情况, 不设立集中采购机构, 而是将集中采购目录之内的政府采购项目连同集中采购目录之外的政府采购项目一并委托社会代理机构组织开展采购。本文认为, 虽然政府集中采购代理机构和社会代理机构共存合作的政府采购代理体制在改革初期是具有合理性的, 但随着政府采购工作的深入开展, 为加强对政府采购活动的集中监督管理, 并提高政府采购的专业化、规范化水平, 降低政府采购成本, 需要逐步扩大集中采购及协议供货的范围和比例。有关研究利用国内有关政府采购统计数据所做的实证分析已经表明, 在国内的政府采购活动中, 集中采购机构的采购效益绩效要远远高于社会代理机构。[5]对于我国的政府采购工作来说, 应当在不断加强集中采购机构建设、继续完善已有的协议供货和定点服务机制的基础上, 积极推进政府采购代理改革, 不断扩大集中采购及协议供货比例。

(二) 加强对社会代理机构的考核管理

1.扩大考核内容。在考核内容上, 除了年度专项检查中已有的业务受理、采购文件制订、采购信息公告、采购活动记录、费用管理等五个方面的业务工作开展情况之外, 还应当包括社会代理机构内部管理制度建设情况 (如是否建立内部监督制约机制) 、采购效益情况 (如资金节约率的高低) 等。

2.明确考核标准。建议各地参考现有的年度专项检查项目评分表, 制订详细的考核标准和打分方法。

3.扩大考核小组。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在组建考核小组时, 可以适当扩大考核小组, 邀请外部法律、财务专家以及采购人、供应商和评审专家代表参加, 以增强考核结果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4.严格考核奖惩。对考核不合格的社会代理机构分别处以警告、限期改正、暂停乃至取消代理资格的处罚, 对相关违法违规责任人员要求社会代理机构予以换岗、撤职或辞退处理。相反, 对于考核优秀的社会代理机构, 则予以通报表扬, 并要求采购人在选择代理机构时予以优先委托。

(三) 推行政府采购职业资格制度

针对目前政府采购代理行业的人才建设滞后、职业化发展程度不够的现象, 财政部《关于印发2011 年政府采购工作要点的通知》 (财办库〔2011〕15 号) 要求“积极推进建立政府采购从业人员职业资格制度, 研究政府采购师考试相关工作, 加快政府采购从业人员职业化进程”。各地方政府要根据财办库〔2011〕15 号文件精神, 积极推行政府采购从业人员职业资格制度, 推进政府采购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和社会代理机构执业水平。

(四) 加强采购人监督管理

当前, 政府采购工作中出现的一些违法违规行为并不完全是由代理机构造成, 而是由采购人及其相关人员违法违纪或缺乏政府采购法规知识所造成。根据《政府采购法》, 采购人作为政府采购当事人之一, 须同样接受政府采购监管部门的管理, 同时还应接受纪检、监察、审计部门的监督。但是, 现有关于采购人政府采购行为的监督管理措施仍显薄弱, 《政府采购法》中关于加强对采购人采购行为的监督管理的原则需要细化落实。有鉴于此, 为提高采购人政府采购行为的合法性和规范性, 建议在两个方面加强对采购人的监督和管理:第一, 加强采购人专业知识培训, 将采购人相关工作人员纳入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所举行的年度政府采购从业人员培训体系之中, 以提高其专业素质和业务能力。第二, 建立政府采购预算与计划执行情况通报制度, 按月或季度通报政府采购预算与计划执行情况, 保证政府采购工作的公开透明。

(五) 开展政府采购项目评估

借鉴英国关于开展政府采购项目评估的经验做法, 在政府采购项目完成之后, 从中抽取一部分项目, 从外部聘请独立的中介机构和专家对其进行全程审查和评估, 据此考察该项目的采购绩效和政府采购各相关当事人的行为规范性, 将评估结果作为对有关当事人进行考核监督的内容之一, 并为下一步加强和改善政府采购监管、提高政府采购效率提供依据。

摘要：现代经济学委托代理理论关于解决委托代理问题、抑制代理人机会主义行为的观点为加强和改善我国政府采购代理监管提供了有益启示, 发达国家及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在政府采购监督管理方面积累了许多有益经验。为进一步加强和改善我国政府采购活动的监督管理, 需要扩大集中采购及协议供货比例, 加强对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的考核管理, 推行政府采购职业资格制度, 加强对采购人的监督管理, 并积极开展政府采购项目评估工作。

关键词：委托代理理论,政府采购,采购人,政府采购代理机构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格致出版社, 2012.

[2]邹昊.政府采购体系建设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

[3]李丽.韩国政府采购制度及对我国的借鉴[J].中国政府采购, 2006 (4) :60-62.

[4]赵谦.美国政府采购制度的启示与思考[J].财政研究, 2011 (3) :72-75.

[5]良言.从数据看采购代理机构的采购效益绩效[J].中国政府采购, 2006 (12) :50-54.

浅析政府网络舆情监管 篇8

关键词：网络舆情,政府,舆情监管

互联网自1994年进入中国以来已有2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也已成为互联网应用大国。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6.88亿,互联网普及率达50.3%,手机网民规模更是达到6.20亿。[1]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快速发展以及庞大的网民数量使中国进入了全民传播时代,尤其是中青年群体借助互联网平台传播消息、发表言论、表达诉求逐渐成为趋势,网络群体的力量不容忽视。互联网的快速普及和广泛使用,一方面有利于促进信息传播、实现资源共享、加强舆论监督,另一方面也加速了谣言、极端情绪等负面因素的传播和扩散,特别是年轻群体缺乏理智冷静的判断,对一些突发事件、热点事件的剖析不够深刻,很容易受极端负面情绪的煽动,使得网络舆情事件的爆发更加频繁、更加难以把控。

一、网络舆情概述

1.网络舆情的概念

网络舆情是指人们以互联网为平台,在网络上公开表达个人对社会热点事件或自己关心的话题的观点、态度、意见和情绪的集合。网络舆情的主要传播载体有微博、微信、电子邮件、网站论坛、贴吧等等。

2.网络舆情的特点

(1)网络舆情的开放性。互联网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接入门槛较低、操作简单,任何一个社会成员都可以成为网络信息的发布者和接收者,从而形成了一个开放的社会舆论系统。每个人都可以在网络平台上表达自己的真实观点和看法,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网民公众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同时也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出网民对当下社会现状的满意度和各自的利益诉求。

(2)网络舆情的交互性。网络的开放性和便捷性使越来越多的网民参与到热点事件或自己感兴趣的话题讨论中,不同的人对同一事件会有不同的看法,双方就在相互的探讨、激烈的辩论中完成观点的碰撞与交汇。这种双方不断互动的场面、观点不断碰撞与交汇的过程,使网民的思想更加活跃,对问题的见解也更加深入和全面,进而使网络舆情得到更加集中的反映。

(3)网络舆情的突发性。互联网高速度的传播方式比以往所有的媒体都要强大,使舆情传播更加迅速,一旦一个热点事件加上个人一些情绪化的宣泄,会引发裂变式的传播和骚乱,成为舆论传播的导火索。网络事件中一旦引起热议或偏激言论便会聚集更多的网民进行跟帖和回应,使事件持续发酵传播,形成强大的舆论声势。

(4)网络舆情的多元性。互联网的开放性使网络舆情从舆情主体到舆情来源均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特征。从舆情主体来看,包括不同背景的网民、媒体、政府机构和各类组织;[2]从舆情内容来看,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民生等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和部门;从舆情来源上看,网民可以随时随地发布和更新信息,也可以被随意评论与转载,实现信息的即时分享。

(5)网络舆情的非理性。由于网络的匿名性特点,网上信息发布缺乏系统全面、行之有效的审核限制和监督管理,使得有些网民会将自己的不满情绪、攻击炒作通过网络平台发泄出来。其中一些带有个人偏颇色彩的非理性言论,很容易引起网民恐慌,误导广大民众,从而发展成为负面舆论,引发群体性事件。

二、政府进行网络舆情监管的必要性

在开放的网络媒体时代,人人都有话语权,舆论环境有了新的变化,不可控因素也更加复杂。网络舆情一方面有理性的监督和呼吁,但更多的一面是非理性的偏激言论和情感宣泄,容易引起网民的骚乱和不安,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政府加强网络舆情治理,对于净化网络环境、维护社会秩序是十分必要的。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有利于净化社会主义网络文化环境

网络舆情传播打破了时空藩篱,实现了全球思想的交融,一方面有利于促进思想文化的传播,但是另一方面也给我国网络文化带来了一定的风险与挑战。如西方国家会通过互联网有意识地传播其价值观及意识形态、国内对西方思维方式无意识的认同以及各种有害或虚假信息的肆意传播等等。[3]这些西方国家的文化传播和渗透在一定程度上给我国的网络文化安全带来了冲击和挑战。因此,政府要提高网络安全意识,提高网络舆情治理和监管能力,净化网络环境,进行合理引导,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样才有利于我国网络文化建设。

2.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加上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我国进入了突发事件的频发期。在这种背景下,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会明显增多,矛盾冲突和利益诉求也会不断凸显,公众的情绪波动也会较大。因此,一旦有突发事件发生,网络上很快便会出现一些不良分子借势散布谣言、发表一些极端评论,而许多受众在缺乏理性思考的情况下也会不断散布消息,最终把事件推向舆论热点,造成广大群众的恐慌和不安,不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政府只有加强对网络舆情的治理和监督才能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平息民众焦虑,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3.有利于促进政府公共决策科学化

网络是一个开放的公共平台,网民提出的一些合理性意见和建议也值得政府借鉴和参考,因而网络也是一个集思广益的平台。随着我国民主政治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也不断增强,网民在网络上发声,尤其是涉及政治、民生类的话题更是会引起全体网民的积极讨论,这在一定程度上能使政府更好地了解人们的诉求和建议。如每年“两会”期间广大网民都通过微博、微信、各大网站等方式和渠道积极向政府表达心声、建言献策,为政府的公共决策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方法。当然网络舆情中也有一些虚假信息和带有煽动情绪的信息,政府也需要及时处理,避免误导广大网民,影响政府信息的收集。

4.有利于提升政府公共舆论管理能力

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的职能也在不断地深化,公共舆论管理也越来越受到政府的重视。我国政府对舆论的管理主要体现为对主流舆论的弘扬和有效引导社会公共舆论,并控制有害舆论。[4]信息化时代政府一旦应对不及时,就容易引起公众的不满,网民会借此在网上发表一些针对政府的非理性言论,给政府造成负面影响,因此政府要控制有害舆论,如果处理及时,就会产生积极效应。例如,2016年3月份山东问题疫苗事件一经媒体曝光后立马引爆舆论,引起了网民的愤怒和恐慌。其中,辽宁省相关部门在查出本省也流入了问题疫苗之后做出紧急部署,要求及时查明疫苗非法购销情况,严查涉案人员并及时向社会公布调查情况,这一举措安抚了网民的焦虑心态,得到了网民和公众的认可。因此,政府要加强管理职能,提升处理危机的能力,提高政府在群众心中的公信力。

三、政府网络舆情监管中存在的典型问题

网络舆情的酝酿与传播,对政府的舆情监管工作提出了严峻挑战。厘清政府在网络舆情监管中存在的典型问题,对于政府提升网络舆情治理能力,创设治理渠道,科学选择手段无疑具有显著的针对性。从目前的政府网络舆情监管情况来看,存在的典型问题主要有:

1.网络舆情监管响应滞后

有些政府官员工作中缺乏应有的危机意识,政治敏锐性差,没有认识到网络舆情监管的重要性,监管响应迟滞。由于态度不端正、认识不到位,使得他们在网络舆情事件发展初期不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任由事态发展,致使网络舆情事件不断裂变爆发,甚至到后期也不能提出有效的应对措施,只是采取沉默或拖延的消极方式应对。一旦热点事件和群众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政府部门的有效回应,最终有可能导致舆情事件愈演愈烈,增加了网民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激化了官民矛盾,使政府在公众心中的形象和公信力大打折扣,甚至不再相信政府,很容易陷入“塔西佗陷阱”。①

2.网络舆情监管手段单一

由于一些政府官员服务意识不强,不能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和政府服务职能,没有站在人民的角度考虑问题,监管手段单一,处理一些突发事件时方法不灵活,不能把握好处理事件的最佳时机,造成矛盾激化。一些官员在处理网络舆情事件时,尤其是应对网民对一些仇官、仇富现象表达不满的负面舆情事件时,在处理过程中存在冷、硬、横的官僚作风,往往只是利用行政手段强制干预,而不是通过官方微博、微信等各种多媒体平台的坦诚回应去争取民心缓解矛盾。在监管过程中处理渠道单一、方法手段单一,诸如以封堵舆论、删帖、关闭网站等强制手段抑制网络舆情扩散,这些错误的处理方式不但没有抑制住舆情的扩散,反而会因不能及时处理问题将事件矛头指向政府,触发网民对政府和官员的更大不满。

3.网络舆情监管力量分散

虽然政府网络管理部门众多,但监管力量分散,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有经验的监管队伍,权限不清晰、职能划分不明确,机构和人员队伍建设不健全,各部门只负责自己的业务,没有形成体系完备的工作流程,有了问题互相推诿,容易导致信息流通不畅、办事效率低下、舆情处理滞后的情况,造成管理的混乱无序。因此,政府要成立一个专门负责网络舆情监管的机构,除了配置齐全的硬件和软件设施外,还应加强对各部门监管人员的培训和管理,促进网络舆情监管的经验交流;同时还应该有相应的规则做保障,权限职能划分要明确,最终形成一套完善的治理体系,这样才能提高工作效率,充分发挥监管部门的作用。

4.网络舆情监管法规缺位

虽然我国出台了多部与互联网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整个网络法制环境还没有跟上社会发展的整体步伐,没有规范统一的法律法规,导致法律法规缺位,致使出现网络舆情问题时处理效率低下、可操作性不高。因此,要想使网络舆情监管的法制环境跟上社会发展的需要,政府就必须不断完善立法、明确执法主体、建立健全综合执法制度、保障国家和公民的安全隐私。同时政府也急需出台统一规范的和高位阶的互联网法律,理顺国家与地方法规的相互衔接[5],除了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地方政府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制定操作性强、行之有效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制度,确保各部门之间职责明确,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加强网络舆情监管部门的联动机制,使各部门之间工作更加协调。

总之,目前我国政府对网络舆情监管还不到位,这需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参考文献

[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16-01-22).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601/t20160122_53271.htm.

[2]唐涛.网络舆情治理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18.

[3]张丽红.从网络舆情传播的角度谈文化安全[J].社科纵横,2007(02):129-131.

[4]易臣何.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演化规律与政府监控[D].湘潭:湘潭大学,2014.

政府监管理论 篇9

“重实体、轻程序”的法治实践需反思

毫无疑问，阿里巴巴电商平台确实充斥着不少“假货”，工商总局的执法初衷具有不可争议的合理性，但是不论是白皮书的发布还是最终的“和解”行为，都无法消除工商总局在执法程序上的缺陷。这是长期以来“重实体、轻程序”的法制实践的不良后果。我国的法制传统一向注重追求事物的实体性结果（实体法），而忽视了事物发展的过程（程序法）。换言之，对行为正当性的判断往往只关注目的和结果，而不在乎过程。反映在立法中，表现为“立法宜粗不宜细”的理念，导致程序立法远远落后于实体立法;反映在执法中，则表现为各种服务于特定政策目标的“严打”和“突击执法”，以及对被执法对象的程序性权利的忽视。

长期重实体轻程序的不良后果就是政府信誉的消解。该事件突出反映出重事前监管转向重事中、事后监管的过程中，愈发需要重视程序正义，防止良好的监管意愿最终沦为争议事件。对于政府而言，应该认识到：政府行为（特别是执法行为）的合法性必须建立在正当程序而非“良好初衷”的基础之上。此次事件如能在这方面有所收获，对于整个社会而言都是一次受益。

然而，双方的和解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政府部门吸收“教训”的可能性。以后一旦出现类似争议，可能仍然以和解告终，而其中隐含的“是非曲直”并不能得到真正解读。

“父爱情结”应摒弃

此次事件的戏剧性还在于，原本是本国政府与企业之间在监管问题上的“交手”，却不经意间触发了美国投资者对在美上市企业的集体诉讼，事态的发展颇有“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意味。

工商总局指出，其在2014年7月份与阿里巴巴开会时就讨论了白皮书的各项结论，只是“为了不影响阿里系上市前的工作进展，该座谈会以内部封闭的形式进行”。尽管工商总局很快宣布所谓的“白皮书”不具有法律效力，但这已无法消解国际社会对该事件的怀疑。外媒普遍将白皮书解读为“官方为阿里IPO让路，曾雪藏淘宝造假报告”。截至目前，已有七家美国律师事务所宣布，将对阿里巴巴是否违反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10条（b）和第20条（a）开展调查，即任何人在买卖证券时，不得就任何与交易有关的重大信息作虚假陈述或隐瞒，或从事其他与交易有关的欺骗行为，否则即构成证券欺诈，将承担民事乃至刑事法律责任。而美国律所Robbins Geller Rudman & Dowd LLP近日宣布以涉嫌违反证券法为由将阿里巴巴及其部分高管告上纽约联邦法院。阿里巴巴可能面临向所有小股东赔偿或支付高额和解费的不利局面。

中国政府与企业之间常常存在的“微妙”关系，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往往隐含着巨大的法律风险。为了共同的“利益”（比如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他们常常结合在一起，隐瞒各自的错误或失误;而在特定情况下，又容易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过于意气用事地“出卖”对方。这已经不是新鲜事。

早在2001年，为了应对国外反倾销调查，国内维生素C企业就曾在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的主持下达成自律协议，自愿控制出口数量和进度。2013年，美国纽约东区法院认定中国维生素C生产企业的上述行为垄断操控了美国维生素C市场，判决其承担1.623亿美元的损害赔偿责任。中国企业辩称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是中国商务部的一部分，商务部也提交了关于其曾强制被告参与出口维生素定价的意见陈述。但是，美国陪审团还是认为商会是一个自愿组织，缺乏强迫企业串通定价的权力。本案的判决给中国企业以及相关行业协会发出了一个信号：以被政府强制作为抗辩理由在美国法庭上是很难成立的。尽管中国企业觉得受到了政府的强制，但是美国法官和陪审团很难理解政府指南具有强制力。

如果说，上述案件反映了政府的以下悖论：如果证明自己强迫企业实施价格串谋，则涉案企业涉嫌构成倾销;如果证明自己没有强迫行为，则涉案企业涉嫌构成垄断。那么，阿里巴巴事件可能反映了政府的另一悖论：如果披露阿里巴巴的有关信息，可能影响阿里巴巴赴美上市;如果不披露，则可能导致其构成欺诈投资者。结果是，在“父爱情结”的影响下，政府和企业都选择了不按市场规律办事。实际上，化解上述悖论的唯一方式是让市场的归市场，让政府的归政府。对于阿里巴巴而言，当前最紧要的是想办法证明自己并未隐瞒相关信息，一切披露内容和程序都符合美国法律。对于政府而言，则需澄清白皮书实则普通的行政指导，达不到美国证券法下需要披露的“重大性”原则标准，并吸取教训，摒弃“父爱情结”。做好有效监管并据实披露有关执法信息，才是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有效方式。当前的监管理念显然过于倚重市场的可控性，而忽略了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不管是政府还是上市公司，但凡在行为之前考虑一下投资者的利益，可能都不会出现现在的情形。

那么，政府应该如何做到有效监管呢？将阿里巴巴这样的电商平台作为主要监管对象是否合适？正如有人认为的，所有假货的源头都在“线下”。将监管焦点聚焦在“线上”，可能是找错了对象。但是，不能否认，电商平台虽然本身没有制造假货，其销售假货的行为实际上便利了对消费者构成损害。而且，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费者有权要求电商平台承担销售假货的赔偿责任。因此，对阿里巴巴这样的电商平台予以严格监管并不违背法律和常理。政府借助于电商平台，能够更有效地获得假货的来源信息，实现有的放矢的监管和执法。

此外，政府和企业完全可以联合起来，通过合作监管平台，对假货予以有效打击。加强事中、事后监管需要政府和企业更多的“合作”。另外，除了有效监管，政府还需要“自我革命”——减少各种审批，放开市场准入，依靠市场力量实现资源配置，通过推动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市场化，为本土优秀创新型企业提供更多发展空间。（本文受上海高校智库项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项目和上海市高校“085工程”项目资助。作者应品广，上海高校智库国际经贸治理与中国改革开放联合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对外经贸大学WTO研究教育学院讲师）

谈我国政府会计监管问题 篇10

(一) 有利于维护委托代理链条的正常运转

政府主体在政治力量上的对比和资源配置权力上处于优势地位, 它的制度供给能力和意愿是决定制度变迁的方向、深度、广度和形式的主导因素, 能够代表所有委托方利益的机构或者团体来监督合约的执行, 能够解决实际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存在的非均衡性, 使得委托代理关系的链条不易中断, 不会造成巨大损失, 是弥补投资者与上市公司委托代理合约不完备的最佳执行机制。

(二) 可以降低信息成本与增强证券市场信心

政府通过实施投资者教育, 引导投资者合理使用会计信息, 约束其对会计信息的无限要求;通过制定和实施统一会计规范, 提高会计信息的可比性;通过强制性会计信息披露, 提高会计信息的透明度;通过强制性审计和事后惩戒, 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总之, 有助于大幅度降低信息成本和风险。此外, 政府能提供一种有序的市场环境和明晰的交易规则, 它能使投资者产生稳定的市场预期, 增强投资信心, 产生合理的投资理念。

(三) 政府会计监管有其特殊作用

首先, 政府会计监管理所当然是弥补会计信息供求缺陷的必要替代。其次, 借助于政府的权威, 通过实施强制性规定和教育, 可快速推进职业化进程, 是推动会计职业发展的有力武器。再次, 政府的引荐是学习成本最小和推广最迅速的方式, 是会计改革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最小的方式;最后, 可以充分发挥后起国家的优势, 加速转轨的过程, 政府是会计国际协调化的最有力的推动者。

二、我国政府会计监管的现状

目前, 我国会计行业的监管面临着许多发展机遇, 也存在有许多亟待解决和研究的问题, 特别是在政府会计监管方面。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 政府监管主体繁多, 监管分散

目前, 我国的政府监管部门繁多, 主要有财政部、审计署、证券委、国资委、税务局、金融和保险部门, 在多头行政监管中, 部门本位主义使各种行政监管很难充分协调, 会计监管不能融于市场。多政府部门负有会计监管责任, 往往是政出多门, 相互扯皮。分工不明确, 职责重复, 各自为政, 导致重复监管, 弱化了政府监管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另外, 《会计法》对财政部门等监管部门权力和责任的规定比较笼统, 使其流于形式。

(二) 政府会计监管的垄断性使其行为低效率

首先, 政府权力无约束, 政府的垄断性和权威性使公众无力约束政府的监管行为。其次, 垄断监管易产生政府官员设租、被监管者寻租的现象, 而这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最后, 政府监管效率无保障。政府会计监管的垄断性使其没有面临着实质性的竞争, 缺少有效的激励, 缺乏监管效率高低的衡量标准, 量化上的困难增大了考核的难度, 难以评估政府监管产出的质量和运行的效率。

(三) 政府会计监管使协调性成本增大

首先, 获取、加工信息的过程和决策过程被分离, 易出现信息滞留;其次, 监管者在监管过程中往往利用所控制的手段和资源去追求局部的利益, 形成个人或部门权力的扩张, 引发巨额的摩擦成本, 延迟监管政策的出台, 降低监管的效率。再次, 决策中利益和风险相分离, 特别是在权责利对应机制不健全时, 难以避免任意决策。最后, 官僚作风不可避免。与私人部门相比, 政府更缺乏规避上述错误的激励机制。

(四) 政府会计监管产生新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问题

一方面, 在监管信息不足和监管者能力有限情况下, 监管者即使收集到适当的信息, 监管的实际效果也大打折扣。况且, 由于监管者地位的权威性、监管过程的技术性和非公开性以及监管结果的非可比性, 社会对政府监管过程的监督和绩效衡量较为困难, 政府监管中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更加严重。另一方面, 政府监管在力图纠正会计信息外部性的同时, 也会产生新的外部性。政府对公司报酬率的限制在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同时, 因资本相对价格的下降造成被监管公司过度资本化, 导致资本运用的增加, 形成外部性效应。

三、对我国政府会计监管的改革建议

(一) 强化监管部门职责

一方面, 正确划分监管部门的职责和权利。要以立法的形式明确界定监管部门的职责和权限, 避免重复监管和监管“真空”, 使有限的监管资源得到合理利用, 提高监管效率。另一方面, 增强监管部门的职权。我国的监管, 一是要继续减少行政审核和许可, 促进中国的证券市场建立有效的市场激励约束机制;二是在完善各项市场机制的同时, 把重点放在对违法违规事件责任人的事后处罚。在完善各项市场机制的同时, 应该增加监管机构“事后”查处的权利和手段, 增加证券监管人员事后严查案件的意识, 用事后严查严处带来的威慑力来弥补市场监管机制的可能漏洞。

(二) 监管要适度

首先, 监管要逐渐从过程监管转向结果监管。政府监管作为一种外部监管, 重点在于以企业财务报告为载体的结果信息, 不要眼睛紧盯着会计凭证、账簿等会计资料以及处理这些会计资料的方法等。其次, 就监管范围来看, 未来的政府监管应将范围缩小到国有企业以及对社会公众利益有重要影响的上市公司等, 其他企业的监管主要借助社会中介机构的力量, 而中介机构依靠政府监督。最后, 在监管方式上, 不应滥用政府权力, 应当遵循例外原则。当会计市场能够平稳运行时, 应当主要依靠市场和社会力量进行监管;当会计信息质量或会计服务市场发生系统性信任危机或重大审计失败时, 政府进人, 维护资本市场的正常运行。

(三) 完善会计准则的制定

首先, 加强概念框架的研究, 改造基本会计准则。从美国的财务丑闻吸取教训, 研究如何使之在制定准则的过程中发挥指导作用。其次, 改进和完善我国准则的制定程序。最后, 两种准则导向兼收并蓄。从目前来看, 我国的准则应属于规则导向型, 从长远看, 我国应确立自己的准则制定模式。对“特殊性”、“关键性”的经济交易或事项宜注重“规则”, 以防止滥用会计政策调节利润;而对于“一般性”、“通用性”的经济交易或事项, 则可以考虑原则导向法和规则导向法结合来制定。

(四) 完善信息披露制度

首先, 增加信息披露制度的界定范围及可操作性。其次, 建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评级体系”, 将评价业绩与评价机构的信誉挂钩。再次, 实行灵活的会计年度, 扩大上市公司的可选择范围。目前有两种:第一, 将企业的会计年度改为经营年度;第二, 会计年度可以选择季度末或日历年度末。最后, 建立、健全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 保证信息可靠性, 不仅有利于缩短财务报告的编制时间, 而且可以节约财务报告的审计时间。

(五) 建立健全法律与法规体系

抓紧修订、完善《注册会计师法》及监管有关的会计、证券、司法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同时, 建立一套机制去保证法律规范的实施。

此外, 不能忽视非政府监管主体的作用, 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独立监管模式, 非政府监管积极配合的政府监管, 与政府监管形成有机的统一, 弥补政府监管在信息反馈和知识存量等方面存在的不足。与此同时, 政府监管部门要对非政府监管工作予以支持和引导, 为非政府监管创造良好的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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