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责任理论

政府责任理论（精选5篇）

政府责任理论 篇1

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 政府应对现代民主治理的各种制度和价值规范负有责任, 这些制度和规范当然包括公共利益在内。在当代, 环境问题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掣肘, 成为公众面临的最普遍的问题, 它需要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政府作为提供公共服务的核心机构, 理应在环境保护中发挥主导作用。

1 政府生态责任的缺失:考问政府责任的对等性和透彻性

生态环境由于与市场经济相隔离, 使其成为必须由政府来提供的公共产品。因此, 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政府的基本责任, 政府对于社会的发展进步要做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而现行体制下, 作为生态环境的第一责任主体的政府, 存在着多方面的生态责任缺失。

从公共管理的基本取向看, 我国政府部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片面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淡化生态责任的倾向。在规范政府官员的行为方面, “重政府经济责任的法律制度和问责制度, 轻政府生态责任的法律制度和问责制度, 将政府负责人履行经济责任和完成GDP增长的情况作为其政绩考核、官职升迁的主要甚至唯一标准, 在政府经济责任与政府环境责任发生冲突或矛盾时, 不惜淡化甚至牺牲政府环境责任以保障和落实政府经济责任。”[1] 一些地方政府领导人形成了“重经济发展 , 轻环境保护 , 甚至不惜牺牲环境为代价换经济增长”的片面观念 。在这种思想观念的指导下 , 政府必然导致政府生态责任的缺失 , 使一些地方在加速发展的过程中付出了比较大的环境代价。

在生态环境立法中, “治民”条款多, “治官”条款少, 对政府 (包括政府及其有关环境行政主管部门) 是淡化其生态环境法律义务, 对企业等行政相对人则是加重其生态环境法律义务, 规定政府的义务比较原则, 规定企业等行政相对人的义务详细而具体。重视追究生态环境行政相对人的法律责任, 轻视追究政府的生态环境法律责任;重视追究企业等行政相对人的生态环境问责制, 轻视追究行政主体的生态环境问责制度。法律对政府和对行政相对人的双重标准, 不仅使企业等行政相对人怀疑环境法律的公平和正义性, 也使政府官员滋长了超越环境法律约束之外的官本位思想, 从而使现行环境法律法规的正当性和有效性大打折扣。

在一些地方政府部门, 由于受地方保护主义观念的影响, 导致在决策与管理中置国家利益于不顾, 忽视长远和根本利益, 在生态环境问题上与大局争局部利益, 与长远争眼前利益, 与根本争枝节利益 , 与环保相关的问题争地方保护主义 , 甚至可以牺牲生态环境。在地方保护主义旗帜下 , 为了地方利益、眼前利益、枝节利益 , 造成了少数地方政府生态责任的缺失 , 也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政府生态责任缺失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 官员发展观和政绩观的错位, 导致他们在现实公共事务管理中以传统的经济发展观为主旨, 一味的追求经济的高增长而忽视环境的重污染, 唯“GDP”是从, 走入单纯追求“GDP”而官运亨通的盲区中。另一方面, 我国实行分税制以来, 由于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增长迅猛, 导致地方政府的财政来源相对缩小, 而大量具体的支出如体育、环保等需要地方政府来承担, 致使许多地方政府在财政上捉襟见肘, 入不敷出。在巨大的财政压力下, 地方政府往往通过盲目强力开发生态环境资源和粗放式经营发展, 以环境破坏和生态退化为代价换取一时的利益。其次, 我国的决策监督体制不健全, 往往以贪污、腐化为重点, 忽视了对政府官员短期行为的监督, 第三部门对政府的监督因独立性不够, 缺乏经费, 在对政府的监督上也显得苍白无力。最后, 我国现有的环境资源法律法规, 立法零散、实用性不强, 缺乏有效的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制度, 在实施过程中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同时, 中央与地方缺乏协调, 生态环境管理体系不统一, 政出多门, 条块分割各行其是。

政府生态责任的缺失, 毫无疑问, 对我国的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 使严重的环境问题对整个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人们可获得的资源数量减少, 质量不断下降, 生产活动环境不断恶化。另外, 政府生态责任的缺失严重阻碍了我国财政收入可持续增长。因环境问题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是巨大的甚至是难以估量的, 短期的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行为势必会造成无法弥补的生态资源和生态效益。政府生态责任的缺失, 长此以往, 从更长远的眼光来看, 则会丧失其作为人民政府所固有的内在的性质, 即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为人民服务。

2 政府生态责任的提出:凸显当代社会的历史性进步

“任何政府都需要建立一套责任机制, 这样才能在社会广泛的支持下进行运作。”[2]政府应该承担哪些责任?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在农业社会, 政府主要是对有权力的君主负责, 政府责任被狭隘的限制在君主个人意志范围内。政府责任基本上以君主对臣民的权力关系为基础, 这种政府对民众和社会少有责任, 承担的只是一种对君主的人格化责任。进入工业社会, 人们的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民众获得了空前的自由, 社会向多元化发展, 形成了多个权力中心。同时, 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关于人民主权论、三权分立学说、代议制理论等的论述为政府责任提供了思想基础。政府责任包含了对人民负责, 对代表人民的议会负责, 对民选总统负责等等。

目前学术界关于政府的责任, 众说纷纭。罗姆瑞克把政府责任分为四种:官僚责任、法律责任、政治责任和职业责任, 并认为前两种责任强调严格的监督和较少的自由处权, 后两种责任则允许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中国人民大学的张成福教授把政府责任分为五种:道德责任、政治责任、行政责任、诉讼责任和赔偿责任, 他将政府责任定义为“政府能够积极地对社会民众的需求做出回应, 并采取积极的措施, 公正、有效率地实现公众的需求和利益。”[3]把政府责任视为政府的社会回应力、政府的义务和法律责任的整体概念。这表明在现代民主社会背景下, 作为强势的政府必须承担多方面的责任, 这也正顺应了历史和社会的潮流, 使政府能在公共管理的诸多领域充分发挥其应有的职能和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一般来说, 政府责任体系主要包括政治责任、行政法律责任及道德责任三种形式, 政府生态责任是这三种形式的综合体, 既是政治责任的一种, 又是行政法律责任的一部分, 同时还是道德责任的必不可少的因子。政府可以通过政治、行政、法律、和伦理道德四种途径来实现其生态责任。生态责任是各国政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而承担的具有重大意义的政府责任内容, 是在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 在人类社会特殊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生态责任的明确提出, 说明政府责任包含了更多的对民众、对社会负责的内容, 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

政府生态责任的理论依据是通过生态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和政府职能两方面来体现出来的。经济学理论认为:“公共物品是由每一个人使用物品与劳务的每一个, 而不能排除其他任何一个人使用的物品与劳务。” [6]生态环境资源就是公共物品中的一种, 每一个人在使用环境资源时, 不能排除他人也在使用它。生态环境资源的公共物品属性决定了政府在保护生态环境中应该扮演关键角色。生态环境作为公共物品, 与其他公共物品一样, 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 不能依靠市场力量实现有效配置的产品, 存在“市场失灵”的现象。为了弥补“市场失灵”, 作为公共事务管理部门的政府应主动承担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 充分发挥“有形的手”的作用, 加强环境管理, 通过制定一系列方针政策来遏制生态环境的恶化。同时, 保护生态环境是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长期以来, 我国经济走的是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 导致自然资源耗竭, 生态恶化、环境污染严重等现象, 出现了人与自然的不和谐状况, 破坏了人民的生活环境, 同时给人民的身心健康也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为了改变这一严峻态势, 政府理所应当要把生态环境建设作为自己行政职能的一部分。而且,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6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 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现代责任政府是民主的政府, 是服务型的政府, 有责任和义务去保护和改善人民所生活和居住的生态环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明确提出, 保护生态环境是各级人民政府的基本任务之一。政府生态责任是政府的政治责任、道德责任合乎逻辑的延伸, 并体现政府的社会责任和经济责任。

面对新阶段、新任务的要求, 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维护良好生态环境, 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 迫切需要政府承担起新的责任形态, 进行生态建设, 履行政府的生态责任。政府必须依据一定的法律法规, 凭借行政权力采取各种措施和手段创造一个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 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及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经济社会环境。具体来讲,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 作为社会运行核心部门的政府应承担的生态责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政府对自然的生态责任。自然是类生存和生活的最基本的场所, 它是广义上的公共物品, 人类要生存, 就要依托自然提供给我们一系列的生产资料来维系经济社会的存在和发展, 而这稀缺性资源在无政府管理状态下, 是会取的尽, 用的玩的。因此政府对自然的生态责任是无容置疑的。传统公共管理以获取最大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 很少考虑环境问题, 升值不惜牺牲环境为代价。“经济可持续发展要求充分考虑环境生态的价值, 走技术进步、提高效益、节约资源的道路, 公正地对待自然, 科学开发、合理利用, 最大限度地保持自然界的生态平衡。”[4]这种重任无疑应当由政府来承担。构建和谐社会就要求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 与自然共生共荣、和谐发展。不容置疑, 政府应承担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这一责任。要做到这些, 政府需要从指导思想、政府功能、法律制度、行政监察等方面围绕生态保护进行多方面的变革。

其次是政府对市场的生态责任。市场是生态链条中的关键环节, 在这里政府作为有着广阔的空间。比如规范企业生产绿色产品标准;注重产品的再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制定绿色产品价格;不断的帮助企业开展绿色营销等等。同时, 值得一提的是, 政府必须要让市场相关主体付出破坏生态的代价并承担相应责任.市场失灵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外部性失灵。其表现为当某些市场主体的活动给社会或者个人带来损失时, 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来调节将难以达到有效配置资源的目的。在市场经济中, 私人因价格机制的作用得以获得最大的利益, 而社会却因价格机制不能补偿环境成本而遭受损失。市场失灵的情况决定了政府介入干预经济活动, 充当公益角色的必要性。

再次是政府对公众的生态责任。落实政府的生态责任, 公众的力量不容忽视。政府必须培育民众生态保护观念, 使他们树立起善待生态就是保护自身的观念;树立起人类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树立起生态是一种“软实力”和后发优势的观念。同时, 政府必须培育民间生态保护组织, 充分发挥“第三部门”的优势和作用, 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必要的倾斜和资助, 使公众能够自觉积极的参与到生态保护中来。

3 生态责任的政治意义:构建和谐社会的关节点

责任政府及其构建是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抓手, 而政府生态责任及其担当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需要。政府责任是民主政治体制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 同时也是民主社会的一个必要条件。政府的生态责任关涉到当前生态环境的维护, 关系到当前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价值取舍, 关系到政府在企业市场行为重的环境态度, 关系到整个民族和国家生存的生态基础。是一套集合了生态危机意识、人类生存发展需要、政府价值选择、政府工具理性的综合系统。

政府对生态责任的承担, 贯彻和落实了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科学发展观的基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面对当前人与自然对立的严峻态势, 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科学发展观客观上要求政府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充分发挥政府对生态管理的主导作用, 履行政府应尽的职责。政府承担生态责任, 正顺应了科学发展观这一时代主题的呼唤。

政府的生态责任是维护公民利益的对应体, 是人民政府为人民的一种有力体现。通常来说, 现代的民主政府是公民利益的维护者, 为公民谋福祉是政府责无旁贷的责任。政府的责任就是能够积极地对社会民众的需求作出反应同时, 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去实现公众的需求。所以当法律要求政府承担某种责任时, 其中往往隐含着公民的某种利益。政府的生态责任亦是如此, 它出现的直接原因之一就是各种生态环境破坏行为对公民环境利益构成巨大的危害, 人民迫切需要政府承担起对这些利益进行保护的责任, 政府则正好顺应人民的需要, 承担起生态责任, 维护人民的真正利益。

政府履行生态责任, 有利于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是由“硬实力”和“软实力”两部分组成的。“硬实力”是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 而“软实力”则是由文化、意识形态吸引力等表现出来的。也就是说, 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影响力与感召力, 是综合国力构成中不可获缺的部分。生态是一种“软实力”, 作为综合国力软实力的一个方面, 是指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自身潜力的生态力量。生态诸因素的良性作用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反之, 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在软实力的评价中, 长期以来忽视了生态因素, 经济学理论中的“木桶原理”表明, 决定木桶容量的不是最长的木板, 而是最短的木板。生态就是这最短的木板。当前, 生态环境恶化, 短板效应越来越明显, 如果不加以重视, 在不久的将来, 最长的木板越来越长, 生态这块最短的木板却越来越短, 将会严重制约经济社会的发展, 甚至威胁人类的生存。生态作为经济与社会发展“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后进国家和地区所具有的内在的、客观的有利条件, 其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越来越凸显。政府承担生态责任, 能够有效的把生态软实力这种后发优势、比较优势发挥好、运用好, 使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长期地、稳定地、健康地发展。从而从深层次、广范围内有利于整体综合国力的提升。

4 生态责任机制的构建:彰显责任政府主体地位和作用

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基本概念, 又是一种对政府公共行政进行民主控制的制度安排。作为民主政治时代的一种基本价值观念, 它要求政府必须回应社会和民众的基本要求并采取行动加以满足;政府必须积极地履行其社会义务和职责;必须承担道义上的、政治上的、法律上的责任.[3]正因为如此, 面对当前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面对社会和民众迫切希望政府来改变这一繁杂现状的强烈要求;政府积极回应社会和民众, 提出生态责任, 并且主动承担起保护生态环境这一重大责任, 全面深入的履行其职责, 确保生态责任的承担真正落到具体的行动中去, 从而产生更大的作用和效果。

作为担当关键角色的政府如何把生态责任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这就涉及到政府生态责任运行机制构建问题。所谓政府生态责任运行机制, 是指在生态文明时代, 政府为了实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战略目标、充分运用其拥有的权力和资源, 采用科学的管理方法和措施, 实现全社会共同构建生态文明社会的管理模式和运营机制。面对当前政府生态责任缺失的现实, 笔者提出以下几点构建我国生态运行机制的建议:

首先, 政府应该确立以生态准则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战略。实践证明, 环境既是经济的条件, 又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环境问题是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经济与环境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随着21世纪人类社会向知识化、人本化和生态化的发展以及人们环保意识和生态意识的提高, 社会经济中与环保直接相关的生态产业将越来越受到重视与关注, 它也将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 将会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政府作为经济管理的主导角色, 既是制度的供给者, 同时又是经济增长的推动者, 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不可估量的核心作用。政府可以通过“无形之手”或“有形之手”对以生态准则为核心的经济发展进行引导和管理。政府可以通过产业政策和治理行动提高产业集中程度和技术水平, 鼓励发展资源消耗低, 附加值高的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 以提高单位环境容量资源的经济产出, 减少应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态压力。一是依据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原则制定绿色产业对策, 促进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一方面选择环境保护与经济健康发展相统一的产业结构、生产结构、能源结构、技术结构和消费结构;另一方面淘汰存在严重污染的产品和工艺, 大力发展绿色产业。二是大力培育生态产业市场。各级地方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应共同努力, 完善环境管理措施, 健全社会促进机制, 形成可以提供环保技术、商品、服务、资本、劳动力以及信息、交流和人才服务等项目在内的综合性的生态产业市场, 并且开放生态产业市场, 使之在合作与竞争中谋求更大的发展。同时, 努力创新机制, 建立生态产业开发风险基金, 推动重大技术项目的研制与开发。

其次, 政府应该通过建立健全生态问责制来强化政府生态责任。政府作为承担生态责任的第一责任主体, 理应在公共管理的所有涉及到生态环境领域的事务中担负主要责任, 而现行状况下, 建立健全政府环境责任的体系和制度是保证和强化政府生态责任的当务之急, 建立健全生态问责制, 又是重中之重。所谓生态问责制 , 就是按照一定的程序 , 对政府生态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行检查考评 , 对因为行政不作为而造成生态责任缺失的地方政府、政府主要负责人、分管环保工作的负责人、环保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以及肇事企业负责人等相关责任人追究失职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6 年 2 月 20 日公布了《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 (以下简称《暂行规定》) , 这是我国出台的首个环境问责制度。《暂行规定》的公布实施 , 对于生态问责制的建立和完善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暂行规定》第二条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企业中由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人员有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 , 应当给予处分的 , 适用本规定。”明确问责对象是落实环保问责制的基础。作为领导干部 , 有权必有责 , 只有明确责任才能正视责任 , 正视责任还要敢于承担责任。《暂行规定》的颁布 , 向各级政府负责人、环保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相关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以及与环保责任相关的人员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环境保护工作已经不是一个可为可不为的事 , 而是必须履行的法定责任 , 如果责任履行得不好 , 说不定头上的“乌纱”就会旁落。治国需要典, 环保问责处理须从严。《暂行规定》对纪律责任规定得很详细 , 在问责时 , 要切实做到以事实为依据 , 以《暂行规定》为准绳 , 绝不能失之以宽 , 如果处理求松 , 弹性过大 , 将失去生态问责的意义和效果 , 在人民群众中产生负面的影响。

再次, 政府应该变革公务员考“绩”指标, 建立“绿色GDP”考核制度。张康之指出:“归根到底, 一切责任和义务都还是要落实到具体的人那里”。[5]政府公务员是政府所有公共管理活动第一线的管理者和执行者。同样, 在生态责任和义务这方面, 政府公务员更是履行生态责任和义务的先行者, 因此, 有必要变革现行的公务员考“绩”指标, 建立“绿色GDP”考核制度。在绿色 G DP体系下, 生态环境指标将作为考核公务员政绩的重要参数。那些确保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公务员将被评为称职和优秀等级;那些因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破坏生态环境、造成污染指数居高不下的公务员将被评为不称职等级。同时, 鉴于人力资源的重要性, “绿色GDP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将人力资源作为一国财富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依据政府部门考核制度所做出的考核结果, 必须作为公务员奖惩、培训、任用、辞退等人力资源管理环节的重要依据, 从而激发出公务员无限的创造力, 以弥补自然资源、经济资本等的有限性。

最后, 政府应该推进生态保护的法制建设, 开征环境税。现阶段, 政府应该不断完善现有的法律法规, 加快研究新的法律制度。环境保护税收制度、环境保护收费制度、环境保护奖励制度、排污权交易制度、环境损害责任保险制度等法律制度的研究应该提上日程, 使得环境行政法律法规能覆盖生态环境保护的方方面面, 以便能更好地为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对于开征环境税, 它是针对目前日趋恶化的生态环境而提出的。从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 生态环境是一种资源, 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 它的稀缺性日益明显, 而正是基于资源稀缺性的这一特征, 体现出生态环境的经济价值。所以环境税实际上可以看作一种基于构建生态保护的平衡机制基础上的环境补偿费。它把应由资源开发者或消费者承担的对生态环境污染或破坏后的补偿, 以税收的形式进行平衡, 体现了“谁污染谁治理、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利用谁补偿、谁收益谁付费”的生态环境开发利用保护原则, 在生态环境的使用上不再有“免费的午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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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火频发拷问政府责任 篇2

消防工作由政府负责，是整个消防法的核心。各级政府在行使消防法赋予的权力的同时，也应当对自己的权力运用承担责任。江泽民同志的论断“责任重于泰山”就是对政府消防安全责任最精辟的概括。

透过一场场令人窒息的大火，我们总能看到公共消防设施基础薄弱、火灾隐患突出、消防器材装备滞后、消防安全责任制落实不够等种种问题。这里面固然有经济的因素、历史的因素等等，但是在这些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责任的缺失。

我们有的政府重效益轻安全，没有给予消防安全工作应有的重视；有的政府官员失职渎职，没有依法履行消防安全职责；有的政府及其监管部门还有图形式、走过场的现象，还有追求地方利益而置百姓利益于不顾的现象、心慈手软而不敢除“患”务尽的现象；还有一些政府官员缺乏“百姓生命至上”的思想，缺乏对百姓生命安全高度负责的精神，被个人私欲左右了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姑息养奸乃至养痈成患。笔者认为，如此种种，正是导致重特大火灾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理应认真履行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并且当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义务、违法行使职权时，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严格责任追究。只有把履责和问责结合起来，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有的勇气，才能赢得百姓对政府的信任。

浅析政府环境责任 篇3

一、环境保护的立法现状

我国立法向来以赋予政府权利为主,却缺乏对于政府责任的规定,尤其是在环境保护方面,这是我国立法中的失衡。目前我国现行各单项环境资源法律多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作为主要调整对象,而规范和约束政府行为的法律规定非常有限。同时对于政府领导者的责任也缺乏法律依据,即使有法可依,也多数会因为责任分配不明而无法追究;为了让环境方面的法律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其立法基本都是粗放型的,环境法律体系从某些方面说已经基本健全,与粗放型的法律相配套的法律也应跟上脚步;试验性立法也大量存在,应尽快把试验性立法转向常规性立法,增强其稳定性。

政府领导者往往会为了地方经济发展过分追求GDP增长而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政府主导环境立法体制,导致环境立法从政府利益出发,成为政府谋求管理的一种手段;政府既是法律的制定者同时又是法律的执行者,一些政府部门把环境立法当作谋取权力的手段,当利益比较多时相关部门争相管理,当没有利益时则不管不问,从而形成在立法中争权的局面;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暴露出环境立法的又一弊端,即部门之间权责划分不明。

规定行政部门及其有关人员环境法律责任的主要是一些地方立法,这些立法将法律责任加到了不履行或不当履行法定职责的环境决策者、管理者、执法者身上,建立起了环境质量责任追究制。这些法规所规定的法律责任主要为行政处分,责任形式有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和开除等。政府领导者首先以法定形式承担行政责任无可厚非,但广大环境污染受害者却没有得到实际的补偿,虽然政府救济会缓和形势,但相对于受害者的损失来说,远远不能弥补。同时这种救济实际上具有过多的不确定性,救济的程度多是由政府官员的主观考虑决定,或受媒体的影响,而不是对污染受害者进行合理的足额的赔偿。无论是政府行政责任,还是政府官员引咎辞职,还是政府救济,对于污染受害者来说都是没有实质性的保障意义。

二、政府环境责任缺陷的原因探讨

虽说现代社会中的政府救济已经不是一种单纯的“仁政”,而是宪法赋予政府的职责,但当今社会仍把它作为一种恩赐行为。政府环境责任不健全主要因为政府主导的专制主义传统。完善政府环境责任与专制主义的法文化传统存在着背离,结果导致完善政府环境责任受到制约。政府权力主导、行政相对人义务先行的现行环境立法发展并巩固起来。这一点在环境法律制度中非常明显,典型的如限期治理制度。明确了政府的限期治理权,被限期治理的企事业单位承担的只是如期完成治理任务的义务,却没有追究政府的相关责任。责任政府就意味着自身承担的责任与拥有的权力成比例地发展,如今这种情况显然不相符合。

完善政府环境责任是从重政府权力到重政府环境义务,从重行政相对人环境法律责任到重政府环境法律责任,从重政府对行政相对人的管理到重政府对公众的服务,从重政府环境主导到重公众环境参与。

三、政府管理环境的优势分析

与其他社会组织相比较,政府在行使环保职能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政府有征税权:政府可对污染企业和绿色企业实行差别税,也可对绿色产品和非绿色产品征收差别税来引导生产和消费,并对环保产业给予必要的补贴;政府有禁止权:通过法律法规制度禁止各种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如我国在森林资源保护中实行的禁伐,在野生动植物的保护中实行禁猎、禁捕和禁采;政府有处罚权:政府通过立法对破坏环境者进行处罚,如对企业违规偷排污水处以罚款和停业,甚至可以追究刑事责任;节省交易费用:政府通过要求参与来对付环保中的搭便车者,对于那些可从公共物品中获利的人,则要求他们支付相应的成本,特别是在政府建立完善的社会环保体系后,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信息不充分、逆向选择和搭便车所提高的交易费用,减少不必要的摩擦费用。

同时环境问题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和非独占性的特点。需要政府这一强势的公权力的介入,推动环境保护这一公共品问题的合理解决,完全依赖市场价格机制来谋求环境与经济的协调是不现实的,在环境资源领域建立排他性的产权和市场的交易费用太高以至无法由市场自发来提供,在使用上容易形成“公地的悲剧”,使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不出来。基于环境的公共性,加强政府环境责任,让政府为环境负责,其优势显而易见。

四、政府环境责任的完善路径

1、从行政法制监督关系来看

在环境领域,传统的行政强制管理方式,直到今天仍然是大多数国家不可或缺的和处于主导地位的管理方式,可以说这种管理方式为保护人类环境发挥了重大的、基础性的作用。但环境善治要求政府与公众进行公共协商来解决环境问题,环境民主落实的具体体现就是公众参与环境立法。一是环境问题涉及广泛的利益冲突,这些利益冲突单靠强力的压制是难以解决的,解决的出路只能是公共协商,通过沟通来交换各方的意见,依靠公共理性最终形成解决方案;环境问题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政府的能力也是有限的,所以需要与公众通过公共协商找到可接受的防止环境污染的措施。公共协商的主要目标不是狭隘地追求个人利益,而是利用公共理性寻求最大程度满足所有公民愿望的政策。

行政立法的最大特点是“封闭式立法”,政府自我设定权力、加大行政相对人义务的情况经常发生,所以环境行政立法绝大多数是管理性质的。对此,除了加强立法机关的控制外,关键是公众参与到环境行政立法程序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规定:“行政法规在起草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

公众参与是行政主体之外的个人和组织的参与,其中个人参与虽然是公众参与的基础,但由于个人的精力、能力有限,所以要做到长期、有效的参与有一定难度。民间环保组织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途径,但从整体上来看这类组织在我国还是非常弱的,公众参与较低,在完善政府环境责任方面所起的作用也非常有限,究其原因在于合法性困境,通过立法给予这类组织法律支持无疑会推动环境保护,同时推动完善政府环境保护责任。

2、从行政管理关系来看

改变传统的一味由政府主导的观念,把保护环境看作人民和政府的行政契约,明确区分不同部门的责任范围,加强政府环境保护责任,通过政府绿色采购引导环保路线,建立环保经济政策,同时应建立资源补偿制度。

3、从行政救济关系来看

论政府环境责任的完善 篇4

关键词：政府环境责任；旧环保法；新环保法；政府义务

一、政府环境责任的内涵

何谓政府环境责任，在许多国家的环境立法中都有明确体现，我国有学者将其定义为“环境立法中所规定的政府在环境领域承担的第一性环境义务和第二性环境义务，环境的公共性决定了政府环境责任的重要性”；“法律规定的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义务和权力（合称为政府第一性环境责任）以及因政府违反上述义务和权力的法律规定而承担的法律后果（简称政府环境法律责任，也称政府第二性环境责任）”。简言之，政府环境责任即政府在环境保护中的权利与义务以及承担的法律后果。

二、新旧环保法对政府环境责任的比较

1.立法理念改变，政府比以往更加重视环境保护

“新环保法”共新增及修改条文60多条，其中涉及政府环境责任的有40多条，每一章中都有一半以上的条文涉及到政府环境责任。“旧环保法”仅从保护环境的角度提倡环境保护，这使得环境保护处于一种孤立、边缘化的境地，难以引起各级政府的足够重视。“新环保法”的立法目的增加“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并将保护环境提升为国家的基本国策，提高了环境保护的地位。这种理念的改变既向人们诠释国家治理和保护环境的决心，也向各级政府强调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各级政府具有无法避免的环境责任。

2.环境监管责任加重，监管制度逐步完善

在环境监管中，政府環境责任的条款增加到11条，环境监管职责更加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将环保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划中；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环境监测制度，设立和使用符合法律规范的监测站和监测设备，监测机构及其负责人对所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监管部门增设环保主管部门委托的环境监察机构，并取消“管辖范围”的限定，避免监督检查过程中的执法漏洞；环保目标考核评价制度与部门及个人的考核评价直接挂钩，考核的结果向社会公开，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还应当向本级人大汇报环保情况，依法接受人大监督，这样一种多重监督机制使监管制度变得更加完善。

3.法律责任更加严格，政府执法力度加大

在过去，排污企业屡屡被曝光，但却依旧肆意排污，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处罚不严，企业污染惩罚的成本低；且政府法律责任的规定既不明确也不严格，导致政府环保部门执法不严，甚至与企业“合谋腐败”。“新环保法”加大对污染的惩治力度，给予政府环保部门执法的“尚方宝剑”，政府可以对拒不改正的污染企业“一罚到底”，实行计罚，且无上限。政府环保部门及负责人的责任也相应增加。这既促使企业加大环保技术和设备的投入，避免污染的产生，又防止政府因执法权力的扩大，导致寻租、合谋的腐败，设定了政府执法监管部门及人员的法律责任，督促政府环保部门及人员加大执法力度，打击环境污染者。

三、政府环境责任的发展趋势

1.总体上，政府环境责任会更加具体，责任的体系和制度也将逐步健全

环境保护是一件涉及众多部门、学科、领域、利益主体，综合性极强的系统工程，其绝大部分工作都与政府有关。与此相适应，政府环境责任也应当是一个完整的责任体系。健全政府环境责任的重点和方向，是不断提高政府环境责任的可操作性，实现政府环境责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新环保法”虽在数量和内容上进行了扩充和丰富，在结构上也比“旧环保法”更为完善，但还远远不够，政府环境责任仍有许多方面没有完善进来。有些制度虽然已经提出，但具体的实施细节没有出台。如政府环境应急制度、环境政绩考核制度、政府问责（政府环境责任追究）制度等，这些都有待于日后的逐步健全。

2.环境保护中各方的责任将得到协调，不再突出强调某一方的责任，而是共同负责

在我国环境保护实践中存在着“重地方责任，轻中央责任”、“重企业责任，轻政府责任”的状况，“新环保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种责任不平衡的情况，尤其是在新修订的条文中，主要侧重于规定政府的环境责任。实践证明，我国环境立法只有改变这种责任分配严重倾斜的刻版作法，坚持“兼顾中央和地方的环境责任”的立场，根据形势变化适当侧重中央或地方政府的环境责任，同时将企业与政府环境责任结合起来、兼顾追究环境行政相对人与政府的环境法律责任，充分发挥环境法律对政府环境责任的规范作用，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我国环境法律的有效性和实施效力。在未来的发展中，政府和企业同样作为环境保护的主体之一，应承担同等的责任。

3.政府环保部门的作用和地位将更加突出，政府负责人制度将不断完善

要解决我国环境立法中的政府环境责任问题，首先应该解决和明确政府负责人的环境责任。我国环境立法只有改变“重部门环境责任，轻负责人环境责任”的作法，坚持“统一和兼顾政府环保部门的环境责任和负责人的环境责任”的立场，建立健全政府负责人特别是地方行政领导对本辖区环境质量和环境保护负责的责任制度，根据形势变化适当（因时因地制宜）侧重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政府负责人的环境责任，才能使环境保护更加被重视。“新环保法”已开始提出这一制度，但仍只是一个雏形，这一制度的完善还涉及到具体的负责标准、负责内容以及负责后所承担的法律后果等等，这些仍需要在今后的环境法律修订过程中逐步完善。

参考文献：

[1]张建伟.完善政府环境责任的若干思考[J].河北法学，2008年03期.

[2]蔡守秋.论政府环境责任的缺陷与健全[J].河北法学，2008年03期.

[3]徐祥民，孟庆垒.政府环境责任简论[J].学习论坛，2007年12期.

[4]张建伟.关于政府环境责任科学设定的若干思考[J].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200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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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再造守信、高效和责任政府 篇5

□行政许可法追求高效政府。行政许可法创设了若干便民服务制度，如相对集中许可权 、“一个窗口对外”、“一站式服务”、“一次性告知受理条件”、“网上许可”、“许可 听证”、“收费法定”等制度，将行政许可的最长时限规定为30天和60天

□行政许可法的重要贡献是用法律的形式将许可的责任属性固定下来，规定对于当事人 的申请，行政许可机关不仅有依法受理和审查的责任，而且对于违法实施的许可行为还负有 国家赔偿的责任

行政许可行为缺乏稳定性和可预期性是当今行政管理实践中最突出的问题。在很多政府 机关和工作人员看来，行政许可权是可以随意行使不受约束的。郑重的承诺瞬间可以改变， 严肃的法律可以化为笑谈，政府招商引资时随意承诺，过后背信弃义，似乎政府享有出尔反 尔，反复无常的特权。其结果不仅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背离了政府管理目标，而且损害了 行政效率，影响了政府的权威和形象。它所带来的损失不仅是短期内的经济损失，更是长远 的信誉损失。可以说，解决政府的守信问题是摆在行政许可法面前的首要任务。

行政许可法首次肯定了行政

许可领域的合法信赖保护原则

其基本含义是政府实施行政许可行为必须诚实信用。行政机关作出许可行为后，不得擅 自改变和废止已经依法生效的行政许可。如果相关的法律法规修改、废止或者客观情况发生 变化，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必须撤销或废止某一许可行为时，行政机关必须对老百姓受到的 损失给予补偿。信赖保护原则要求行政许可机关与相对人双方互相信任，不仅政府要讲信用 ，公民法人与政府打交道过程中也必须讲信用。政府不能以政策变化、工作失误或经验不足 为由，随意收回或变更撤销已经作出的行政许可；同样，行政许可申请人也不能通过欺诈、 胁迫或行贿的方式骗取行政许可或某种利益，也不能在明知政府某一行为违法或因重大过失 不知该行为违法的情况下要求保护其利益。

行政许可法追求高效政府

行政许可程序冗长烦琐，态度生硬，办事拖拉几乎成了当今行政许可的通病；许可机关 权限交叉、互相矛盾，多个部门就同一事项实施各自许可的现象十分普遍；许可种类过多造 成许可机关林立，降低了行政效率，给申请人增加了不便；许可机关组织结构不合理，机构 不健全，许可权限缺乏应有的限制，下级机构越权行使上级许可机关权力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过多过滥的审批项目，复杂漫长的许可程序，结果是老百姓办事有盖不完的章，走不完的 程序。为了解决老百姓办事难的问题，行政许可法创设了若干便民服务制度，如相对集中许 可权、“一个窗口对外”、“一站式服务”、“一次性告知受理条件”、“网上许可”、“ 许可听证”、“收费法定”等制度，将行政许可的最长时限规定为30天和60天。

行政许可法提倡有关许可机关联合办公、集中处理，规定法定许可机关是实施许可行为 的惟一主体，行政机关应当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许可行为。遇有同一申请涉及多个许可机 关时，应当确立相关事务的联合许可制度和集中办公制度。政府对于同一事项涉及多个行政 许可机关的，应当本着精简、便民、效能、统一原则，组织相关部门联合或集中办理许可事 项。一个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应当确定一个内设机构统一受理行政许可申请、送达是否 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不得由多个内设机构对外。这些制度将大大简化行政许可程序，提高 行政效率，减少许可环节，方便老百姓申请和获得行政许可，其目的就是限制和规范行政许 可权力，提高行政许可的效率，实现高效行政和服务行政。

行政许可法倡导责任政府

政府行使权力本来无可厚非，但如果把行使权力当作政府唯一的存在方式，甚至忘却了 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那就大错特错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们的政府机关和工作人员 始终把行政许可看作是一项重要的行政权力，于是实践中不断出现抢夺许可发证权、收费权 的立法纷争和执法冲突，同时也产生了层层审批、处处盖章、公文旅行、漠视相对人权利的 各式官僚主义。权力政府在权力膨胀的同时不仅造就了官僚主义，也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肥 沃的土壤。更为可怕的是，它颠倒了民众和政府的主仆关系，取消了政府的责任，从而使万 能的政府更加任性，擅断的权力更加恣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