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监管和责任研究

政府监管和责任研究（精选5篇）

政府监管和责任研究 篇1

近来, 我国频繁爆出瘦肉精、染色馒头、毒豆芽、硫磺姜、地沟油等恶性食品安全事件, 食品安全问题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自本世纪初开始凸显, 自“冠生园月饼事件”的发生, 到随后的阜阳劣质奶粉导致的“大头娃娃”事件引发广泛关注, 以及“苏丹红”事件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直至2008年9月“三鹿奶粉”事件将食品安全问题推向顶峰, 食品安全由一般卫生问题演变成严重危害社会公众安全的社会问题。为此, 我国于2009 年6 月1 日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以从制度上防范与治理食品安全问题。食品安全也成为社会公众最关注而又最担忧的问题。

食品安全问题是由于食品在质量方面出现问题而对消费者利益和社会造成的负面性影响, 其影响范围巨大, 且存在着公共利益问题, 政府应着重关注。

1 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存在问题

目前我国的食品行业整体规范程度低, 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不健全, 执行中又遭遇弱化, 存在诸多问题。

1.1 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不完善

目前针对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以及政府下发的一系列文件从数量上看很是可观, 但系统性和兼容性很差, 也不全面, 没有涵盖食品安全环节中的诸多问题, 总是存在“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和“补漏”的问题, 对于很多新的问题不能预见性地加以规范。在食品安全标准上有众多缺失, 甚至遵循数年前乃至数十年前立法之初的标准而至今未变, 例如, 在“苏丹红事件”开始之初, 工商和质检部门查处时就发现食品添加剂的国家标准并没有这一项, 于是紧急制定, 投入应用。

1.2 监管机构设置繁杂, 权责不清

在中央层面, 食品安全的监管涉及工商、质监、农业、环保等13个部门, 各部门又自成体系, 在基层执法时就有工商、质监、卫生、农业四个部门, 职责分工不清晰, 出现交叉, 造成互相推诿, “人人管而人人不管”的局面。监管机构的设置不合理导致监管主体不清, 责任缺位, 多头管理失效。例如, 在“毒豆芽事件”中, 工商部门认为这属于对食品生产领域的监管, 应该由质监局负责;质监部门表示, 豆芽菜应认定为初级农产品, 归农业主管部门监管;农委部门表示, 豆芽菜不是初级农产品, 是初级农产品的加工品, 不应由农业行政部门负责监管。于是, 就出现了监管主体不清的问题。

1.3 监管执行效果差

从监管执行上看, 部分主管部门除了推诿责任以外, 还有被动执法、“马后炮监管”等问题。近年来, 政府监管部门多是在食品安全事件曝光后才开始介入调查。例如, 2008年爆发“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当年3月, 消费者就已经向三鹿集团和有关部门反映奶粉问题, 但这并未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直至9月分媒体曝光奶粉含有三聚氰胺后, 地方政府和企业才开始调查。

1.4 监管缺乏长效机制

从“大头娃娃”到“结石婴儿”, 这些轰动性的事件将食品安全监管提升到了重要层面, 但是至今, 食品安全仍然逃不开“曝光一起, 查处一起”的恶性循环。群众关注度高了, 政府监管才会严, 但是食品安全危机事件并没有减少, 相反, 时下的频繁曝光更让人产生不安。食品安全监管应从运动式转为常态化, 从事后整治转为以事前预防为主、全程序管理。

1.5 监管技术落后

从监管技术来看, 我国食品安全检验检疫技术存在落后的问题。以农药的多残留分析技术为例, 许多发达国家的农药多残留检测方法可检测出的农药都能达到250种以上, 美国的食品药品管理局可检测360多种农药。而我国则缺乏同时测定上百种农药的多残留分析技术。目前我国食品安全检测体系等问题, 无法满足市场的需要。并且缺乏对新资源、新技术、新工艺加工食品的安全性评估方法。这在食品安全监管中无疑是致命的弱点。

2 主要发达国家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

食品安全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命健康, 也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在世界许多国家, 食品安全事故也时有发生, 但是, 相比而言, 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食品安全保障系统, 其成功经验主要包括5个方面:

2.1 严把源头关

美国食品安全体系改革后, 扩大了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监管权力和责任, 强调食品安全应以预防为主, 把好源头关尽量将食品安全的隐患消灭在端上餐桌之前。法国当局也对食品源头进行严格的监控。每种食品都挂有电子识别标签, 由网络计算机系统追踪监测其来源和去向。法国还推行原产地保护认证和标识, 由法国原产地研究院签发, 农业部监管。

2.2 重视流通环节

日本的食品监管部门非常重视食品的流通环节。其农产品的生产者、农田所在地、农药和肥料的用量和次数、收获和出售日期等信息都会记录在案, 为每种农产品分配一个“身份证”号码。在食品安全出现问题后可以根据每个流通环节的记录明确责任。

2.3 重罚问题食品经营者

以韩国为例, 2004年6月, 韩国的“垃圾饺子”事件曝光后, 韩国的《食品卫生法》立即进行修改, 加大对制造、销售问题食品人员的处罚力度, 对其处以有期徒刑并附以高额罚款。

2.4 问题食品召回机制

召回问题食品是发现食品质量存在缺陷后采取的补救措施, 是防止问题食品流向消费者餐桌的最后一道屏障。美国食品监管改革的要点之一就是授予美国药管局强制召回权, 可以直接下令召回问题食品而无需要求生产厂家自愿。问题食品召回机制有效地阻止了食品安全问题的扩大。

2.5 不断完善食品安全体系

2009年1月, 美国的“花生酱沙门氏菌污染事件”, 导致9人死亡, 震惊全美。事件发生后, 公众开始质疑美国食品安全监管能力, 奥巴马总统在检查了美国的食品安全体系后决定对其改革。相继推出《2009年消费品安全改进法》和《2009年食品安全加强法案》。并于今年1月, 又签署《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美国的食品安全体系在不断改进中日渐成熟。

3 完善我国政府监管体系的建议

(1) 转变监管模式。

实行食品生产和流通全程控制管理, 加强源头监管和事前预防。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可借鉴美国经验, 变“分段监管”为“品种监管”。这种模式有利于各部门针对其所负责的某种食品进行专门研究;在重复处理同类问题的过程中能够发现某个环节惯常出现的违法行为;在食品安全问题出现时, 也能够及时发布警示信息, 避免各部门之间相互推诿, 从而提高了监管效率。

(2) 改革监管机构。

明确食品安全委员会在保障食品安全工作中的职能, 变协调转为管理, 统一领导食品安全委员会下设的监管部门, 根据“品种管理”的模式, 分门别类地监管各种食品“从农田到餐桌”的整个流程, 并在地方一级也设置类似体系, 形成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严密监管系统。

(3) 建立健全风险评估和信息发布制度。

为确保消费者知情权的实现, 减少市场信息不对称的情况, 应建立健全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和信息发布制度, 让生产者和消费者了解食品安全议题的风险程度, 加强食品生产者的自律意识, 并为消费者营造一个安全、透明、放心的消费环境。同时构建全国性的食品生产企业信用档案, 对企业信用级别进行评估, 根据生产经营情况定期调整, 作为食品企业监管和市场准入的依据。

(4) 健全消费者维权机制。

为降低消费者维权成本, 疏通维权渠道, 在行政层面, 应完善工商行政部门维权执法的专业性;在司法层面, 应站在消费者的角度, 完善诉讼制度, 方便消费者维权。例如, 法律在消费者诉讼时可做出倾向性保护:减轻消费者的举证责任、延长诉讼时效、提高受制主体的赔偿标准等, 并最终降低消费者的诉讼成本。

参考文献

[1]李斌, 周婷玉.权威访谈:食品安全热点“九问”[EB/OL].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5/05/c_121383662.htm, 2011-05-05/2011-05-09.

[2]龚伟丽.公共视角下的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研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0.

[3]黄丹丹.我国食品安全的监管机构研究[D].河南大学, 2010.

[4]曾祥华.食品安全监管主体的模式转化与法治化[J].政法大学学报, 2009, (2) :24.

[5]布瓦索.信息空间:认识组织、制度和文化的一种框架[M].王演通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0.

[6]温志强.食品安全危机中的政府责任问题研究[J].经济导刊, 2011, (11) :24-25.

政府监管和责任研究 篇2

朱苏力

目前中国面临着经济危机，并主要是由于国际因素引发，如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所以有人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失败，是华尔街的失败，是资本主义贪婪的失败，是美国政府金融监管不力的失败，从而证明了中国政府加强监管是必要的。这当然是有道理的，需要我们加强政府监管。但是，美国的金融危机固然存在着资本主义贪婪的原因，但贪婪也是资本主义创新的动力之一。事实上，从这个角度看，这也是美国的金融衍生产品不断创新的产物。正因为创新，政府根本无法有效监管，其制度、法律和规制都落后。因此在社会的创新和监管之间存在一种风险，即创新带来的风险。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金融海啸或金融创新是资本主义贪婪所引起的产物，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资本主义的活力。正因此，我们中国政府特别是上海市政府利用了金融海啸这个机会，到美国华尔街大批的收揽人才，高薪把他们下岗的员工招聘过来，到中国再就业，从而想把上海打造成中国的、乃至世界性的金融中心。我们国内的制度创新不够，我们国内的人才培养不够，我们需要搞新的金融创新，使中国的金融业将来能够在世界上举足轻重。中国的金融业之所以受到的影响没有美国和欧洲那么大，并不表明我们国家的金融监管特别有力，其实表明的是我们国家的经济体制还在转轨中。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体制还没有完全转轨，创新程度不那么高，旧有的体制保护了我们。

中国的经济危机不完全是金融海啸的结果，外来影响很重要，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经济周期的问题。1997 年、1998 年中国出现过经济危机，按照经济周期来说，十年以后，中国实际上也面临着自然经济的衰退。因此，不能够认为法治或者监管能把一切风险都消除，使经济完全平稳的运行而不出现经济危机或衰退的现象。但另一方面，去年或前年开始的经济衰退问题实际上是法治的问题。我们看到我们法治中最大的问题是劳动合同法，不管有多少人替劳动合同法辩护，事实上它大大加大了许多企业的生产成本，许多外资企业撤资，许多国内小的企业破产，失业的大量增加及随后老百姓的不敢消费，因此造成了市场的销售量等的衰退。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些因素，我们把经济危机都看成是资本主义的结果，都是美国陷害的结果，那么可能使我们看到的仅仅是要加强政府监管的必要性和我们制度的优越性，而看不到在我们制度优越性的背后还存在着一些弱点，还需要对我们的经济法治加强改革、发展和完善的问题，从而低估了中国改革发展的必要性。

经济危机对政府监管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最简单最直接地来说，政府一定要加强监管。要充分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对看不见的手的相互补充作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防范金融危机，这当然是对的。细想一下，还有更深刻的危机，一个主要的问题———改革问题。改革是什么，改革就是创新，但要防止过度改革，过度的创新，因为创新总是有风险的，而过度创新可能造成的风险太大，预期的高度不确定。所谓创新就是超出现有制度的理解和把握，超出了我们现有的手段控制，因此容易导致监管不力。我们为何要讲法治，就是遵循先例，依据先有的或现有的法律办事，不能够朝三暮四，随机应变。因此，中央提出来的不折腾其实是很重要的，不折腾不是不改革不创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不断追求新东西的好奇心的驱使之下和天性的鼓动下，肯定会出现创新。在创新的情况下，应该要求政府的有效监管，要求工作人员和政府不断地学习新的知识，扩展我们对问题的理解，特别要注意法治不仅仅是依靠法条来治国，必须把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其它学科的知识纳入到政府官员、包括政府监管人员的视野中。学习是为了消除那些与中国的经济改革、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监管和立法。但是在改革的过程之中，我们要注意转换视角，最重要的还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径。要防止加强监管背后又回到计划经济的影子。事实上，我们有很多的措施都是加强了计划经济，我们要防止在监管或法制名义下恢复某些计划经济的做法。政府监管不能简单的说加强，应该是适度监管，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该监管的加强监管，该放松监管的要放松监管、减少监管。我们追求的是监管制度的效果，而不是追求形式化的监管制度。

政府监管和责任研究 篇3

关键词：盈余管理,混合博弈,企业社会责任,重复博弈

1 理论概述

1.1 盈余管理

20世纪80年代以来,盈余管理的危害逐渐被人们认识,如今,盈余管理的研究仍然是会计和金融界的研究重点和热点。William Scott(1977)指出盈余管理是在公认会计原则允许的范围内,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使经营者自身利益或企业市场价值达到最大化的行为,并未指出其危害。随着人们对盈余管理的认识越来越深刻,盈余管理的危害逐渐显现。Healy认为管理层运用职业判断编制财务报告或者是通过规划交易以变更财务报告,目的是误导以公司经济业绩为基础的利益相关者的决策或者影响那些会计则务报告为基础的契约行为。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管理层增加了盈余管理的动机和能力,但是企业的盈余管理方式多种多样,Hand(1989)指出公司所进行的盈余管理的方式总的有两类:一类是运用会计方法而进行的应计盈余管理,一类是构造真实交易而进行的真实盈余管理。因此,企业管理层在进行盈余管理方式的抉择时,需要更多地考虑自身及其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随着外部监管环境的改变,盈余管理不同方式的成本收益发生改变,使两种盈余管理的权衡可能发生改变。

1.2 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的社会责任一般认为是Oliver Sheldon(1923)在美国进行企业考察时首次提出的,其核心是认为企业在对股东承担责任,谋求最大利益的同时,也要兼顾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根据社会契约论的观点,社会与企业缔结了一个契约,社会为企业的存在提供了条件,企业应对社会承担责任,这样才能实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但是,从信号传递理论方面来说,企业的社会责任还具备工具性的特点,表现在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是为了向社会公众传递一种正的信息,从而让企业在未来的运营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增加企业的私利操纵空间。

因此,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政府和社会公众对企业的社会责任意图缺乏信息,公司管理层会在考虑社会责任履行的成本和收益上抉择是否利用社会责任报告这一工具向公众展示自身的社会履行情况,是否用正的社会责任信号来掩饰其负的社会行为。

2 企业行为的抉择机制分析

在信息完全的市场上,企业在制定财务报告的同时,市场会根据已有的经济事项将企业的会计信息反馈到信息使用者手中,再通过股价合理性反映到资本市场中。因此,在这种条件下,政府的监管作用将会弱化,企业主体将会为自己的行为完全负责,如果企业主体执行盈余管理的决策时,投资者主体的货币选票将不会投给不诚信的企业,同时遭受一定的处罚;如果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则会带来巨大的溢出效应,那么企业的盈余动机就被泯灭,使得企业不得不放弃利用盈余管理的方式的选择而真实完全地披露企业的会计信息,履行良好的社会责任。

市场上的信息不仅不完全,在资本市场上表现成弱势有效性。在企业和政府以及公众的关于企业行为的博弈中,企业主体具有绝对的信息优势,政府依据自身的强制性要求,可以获得一定量的信息资源,而社会公众获取的信息来源于企业主体自愿披露的部分和政府部门出具的审计证明及税收证明,所以在资本市场社会投资者选择用脚投票的决策方式。政府监管部门会根据企业的经营绩效来进行必要的监管,企业在来考虑收益和成本的条件下可以自由地选择合适的信息披露方式。如果政府监管力度不大,那么相对于进行盈余管理的成本和罚款就小于其带来的收益,企业将会进行盈余管理,但是在盈余管理的方式上会依据监管力度的大小以及两种盈余管理方式的成本来衡量;如果政府的监管力度较大,那么企业主体将考虑被发现的风险后的损失与收益的大小,从而进行是否选择盈余管理的抉择,继而选择盈余管理方式。

信息的不对称导致企业主体在盈余管理上有很大的操纵空间,仅仅依靠政府按法规进行监管无法约束众多企业的行为,因此,需要从企业的内部治理上引入社会责任的理念,并且让企业对更广范围的利益相关者负责,来谋求企业更长远的利益,同时引导社会公众关注自愿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在资本市场上表现为投资者对其更多地关注,在货币选票上给予更多的支持。企业会因为社会责任的内部约束所带来的收益会影响到决策层的盈余管理方式选取,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社会责任履行对信息优势方具有约束作用。企业的社会责任、盈余管理方式抉择和政府监管的约束作用机理如图1。

因此,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企业行为决策依据是企业的成本和收益,政府的监管同样依赖政府的监管成本和我国的现有会计制度的完善程度,会计制度的完善能够限制企业在会计信息编制上的有机可乘,企业在外部约束变大的情况下,盈余方式的选择将会如何变化?企业的社会责任代表企业的社会形象,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对于维护自身的社会影响是否会放弃一定的盈余收益?

3 本文的基本假定和参数设定

本文主要采用博弈论的方法来阐述观点,在进行博弈时我们假设参与者都是理性人,参与者对自身的博弈结构、博弈规则和支付函数了解详细,但对博弈对手的了解仅限于其概率分布,参与主体信息不完全,这样企业的决策目标就是在给定自己的类型和其他主体的类型依从战略的情况下,最大化企业的期望效用,主要的模型参数如表1所示。

假设企业的行为抉择分为三种,进行盈余管理或者不进行盈余管理,进行盈余管理的同时会选择应计盈余管理或者真实盈余管理的方式,企业对二者不会交叉使用。

假设政府监管部门有是否主动采取监管可能性,并且对于未进行盈余管理的企业不会误判,对于进行盈余管理的企业存在误判的可能,同时由于媒体的信息传播,公众对于政府的行为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如果政府无作为,事后,政府监管部门将面临公众的质疑,对政府的声誉将造成损失。

4 不考虑社会责任履行的企业盈余管理方式的抉择博弈模型构建

在不完全信息的静态混合博弈中,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管理的概率为p,其中进行应计盈余管理的概率为P1,进行真实盈余管理的概率为p2(p=p1+p2),那么企业放弃盈余管理的概率为1-p。龚启辉等(2015)认为两类盈余管理方式存在替代关系,一类盈余管理成本的增加导致这类盈余管理程度的下降,而另一类盈余管理程度随之上升,反之亦然。本文假设企业在市场中的决策是唯一的,则企业的行为存在三种组合:第一,是否进行盈余管理;第二,进行盈余管理下的应计盈余管理;第三,进行盈余管理下选择真实盈余管理。

政府的监管实际上是存在刚性的,即对于企业的常规经营活动进行普遍的监督,但对于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的监督是相机的,同时政府也存在机会主义,即对未进行盈余管理企业不监督。因此,政府主动监管的概率为q(0≤q≤1),不监管的概率为1-q。同时,政府监管发现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还取决于我国的会计准则的完善程度a和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力度,监管人员的专业水平,即监管的可识别盈余管理行为的能力b,但是在相同的条件下,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相对于应计盈余管理的行为更具有隐蔽性,不易被监管部门察觉。假设政府查出应计盈余管理行为付出的监管力度为b1,政府查出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监管力度为b2。因此,ab(0<ab<1)为政府监管下识别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的概率,1-ab为政府监管部门监管却无法识别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的概率。

在以上的条件假设下,不考虑社会责任履行的企业盈余管理方式的抉择博弈模型的支付矩阵如表2所示。

在不完全信息下混合博弈的收益矩阵中,本文从企业的行为角度来考虑纳什均衡,则企业的均衡行为分为两种,企业的期望收益函数为:

其中,i=1时表示应计盈余管理,i=2时表示真实盈余管理。

如果企业预测监管部门在监管时有机会主义时,企业为维护企业声誉,企业会倾向于可识别率低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来替代应计盈余管理行为。事实上,在我国现阶段,由于会计准则日臻完善和监管力度不断加强,政府的监管识别概率越来越接近,并且企业行为被识别趋于必然事件。那么,两种盈余管理方式给企业带来的收益区别就越小,利用应计项目管理盈余的的风险越来越大,空间越来越小,企业则倾向于操纵真实活动进行盈余管理。

根据支付矩阵,当p=pi,pi∈(0,1)时监管部门在博弈中的期望收益为:

对q进行求导,可以得到:

政府最大期望收益时:

5 考虑社会责任履行和企业盈余管理的重复博弈

依据信号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来源于企业的社会责任可以强化利益相关者关系,形成较好的社会信誉,从而获取竞争优势。Micheal Porter指出企业将社会责任方面的考虑纳入企业的核心战略中可以带来竞争优势和社会优势。因此,企业在策略中考虑社会责任为企业带来的收益和好的社会声誉。在重复博弈中,企业的信息优势在不断的重复决策中被政府监管部门及广大的投资者了解,企业为了维持和缓和市场上的声誉及信任,在盈余管理行为被发现时,最好的办法是不再进行盈余管理,在未来一定时期内以诚实的表现来修复声誉的损失,本节基于重复博弈来探讨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与盈余管理行为的博弈以及最终的抉择。

本文假设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带来的溢出效应为Gi(Gi=Ei(1+u)),企业获得正向的声誉激励因子为u,Cs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成本,贴现因子为δ,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被市场接受的概率为θ。企业“坦白”即不实行盈余管理并且履行社会责任,政府同样不监管,长期重复博弈时企业未来的折现总收益为:

但是,公司管理层会出于私人利益或者大股东利益最大化的需求来对企业的行为选择进行调整,即当未来的N期内企业随机进行盈余管理,但是政府未给予企业重视,使得企业这段期间内获得盈余管理获取“额外利润”。假设政府的监管是有效的,企业的不诚信的信息披露行为将被发现,企业受到严厉的惩罚。企业在未来决策趋于保守,以履行社会责任来修护市场信誉。那么,在政府对企业实行“冷酷战略”,企业的无限重复博弈的折现收益为:

特别地n=0时,

当n→∞时,

6 结论及建议

本文通过不完全信息的静态混合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动态重复博弈模型系统的分析了企业盈余管理方式抉择与政府监管以及企业盈余管理行为与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之间的关系,得出了两个结论:

第一,在不完全信息环境下,企业受外部环境的约束,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强度,我国的监管惩罚力度越大,企业盈余管理的自我约束力就大,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就较小,但是企业在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上倾向于真实盈余管理方式。因此,在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的危害,特别是防范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隐蔽性危害,需要政府和企业以及社会三方面的共同努力。一方面通过改善我国的会计制度,增加政府的监管投入,提高监管部门人员的职业技术水平,及早发现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严厉的外部环境约束将促使企业从内部进行“自省”,从而降低企业的盈余投机行为。

第二,在无限次重复博弈中,政府的监管作用弱化,企业的不诚实行为终将被发现并被惩罚。企业的贴现因子受到企业的社会责任收益和盈余管理收益的影响,但是最终的均衡是诚信并履行社会责任。因此,企业的社会责任的收益将会弥补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损失,从而起到抑制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作用。政府积极宣扬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提高声誉激励因子u,增加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的潜在收益,提高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违规成本,从利益层面来约束企业内部行为选择,提高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愿,降低盈余管理水平。

政府监管和责任研究 篇4

关键词：金融危机,地方政府,企业社会责任,监管

企业社会责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简称CSR) 指的是企业对社会合乎道德的行为, 其要求是企业或组织在赚取利润的同时, 必须主动承担对环境、社会和利益相关者的责任。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 国际上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浪潮, 这股浪潮对我国企业和社会各界已经形成了强烈的冲击。经过了近几年专家学者的讨论、舆论的宣传、政府部门法律法规的引导、国有大中型企业出台了相关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已经基本上在社会上形成了共识, 企业也纷纷意识到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从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华尔街风暴, 已经演变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种危机使正试图融入世界经济的中国经济也难以幸免。对外出口状况出现衰退、国内企业生产不足、开工率降低, 失业率增加等现象纷纷出现, 国内经济的发展受到了一定影响。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进一步影响, 我国政府想出了各种办法促进社会经济的复苏, 保持或者增加就业, 减少失业率, 提出各种经济振兴计划, 拉动内需, 刺激消费。可是就在政府想尽办法, 扩大消费, 拉动内需的过程中, 我们仍然能够看到一些不和谐音。

自2007年12月起, 商务部和财政部在河南、山东、四川进行了“家电下乡”试点, 对彩电、冰箱 (含冰柜) 、手机三大类产品给予销售价格13%的财政直补。从今年2月1日起, “家电下乡”开始全国推广。2009年2月17日中国经济网报道在“家电下乡”官方网站上却出现了这样的奇怪现象:一方面有农民消费者投诉某些“家电下乡”产品价格过高, 同时也有“家电下乡”经销商投诉“进价太高, 赚不到钱”。新华网武汉2009年2月20日电中有篇题为:《让货真价实的好家电下乡》指出, 湖北省工商部门近日查获一批假冒产品, 全部是废旧家电换上新外壳, 冒充新产品在随州市曾都区安居镇进行销售, 销售时还挂上“家电下乡”的横幅。可见, 在利益的驱动下, 没有地方政府监管的企业行为, 没有中间组织结构的监督, 部分企业仍然不能脱离逐利忘义的本性, 不能很好地履行其企业社会责任。为了更好地摆脱经济危机, 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促使企业认真承担社会责任, 政府仍然需要继续扮演重要角色。

1. 运用维权监管职能, 净化市场环境, 形成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良好外部环境。

如通过对市场经济秩序的整顿和规范, 规范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 维护消费者权益, 确保产品安全, 查处违法广告、合同, 保护商标专用权, 打击违法广告, 有效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提高,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政府监管部门加强对中标企业的产品质量管理, 严格产品的招标、认证和质量检验, 并实行产品质量跟踪制和责任追究制, 对中标企业一旦违规就给予扣缴保证金乃至取消家电下乡资格的处罚, 并且在媒体上曝光, 从源头上把好质量关。

2. 建立企业信用体系公共宣传平台, 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通过建设企业信用体系, 建立完整的“经济户口”信用信息库, 设立红、黑榜, 除提供社会查询服务外, 适时公开企业有关履行社会责任的良好或不良记录, 以其对社会发挥警示作用来约束企业行为, 提高其社会责任感。通过建立和公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相关信用体系, 定期向外公布, 对不法企业曝光, 确保农民买到货真价实的家电产品。有关部门还要严厉查处冒用家电下乡名义从事非法活动的经营者, 堵住流通环节存在的漏洞。对家电下乡销售网点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行为, 对假借家电下乡之名制售假劣产品、翻新废旧电器的不法企业和商贩, 要依法打击和取缔。

3. 发挥行业协会和中间机构监督职能, 形成社会公众压力, 促使企业认真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利用如个私协会、消费者协会等中间机构的职能, 让企业发挥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基本职责, 努力发挥党和政府联系广大个体私营企业从业人员、消费者的桥梁纽带作用和政府监督管理的重要助手作用, 通过宣传、教育、引导、鼓励促进广大消费者、个体工商户、企业树立诚信意识, 增强守法观念, 遵守商业道德, 加强安全生产, 维护从业人员权益, 热心公益事业。

4. 加大法制宣传, 提高农民的维权意识。

我国农村市场广阔, 由于我国目前农民维权意识还比较低, 维权的成本比较高。个别中标企业乘机将库存积压的滞销产品推向农村, 或将次品、不合格产品混入下乡产品之中;个别企业借机抬高价格, 声称不能还价, 要还价就不能领取家电下乡产品标志卡等等。有的非中标企业和销售网点借机销售冒牌的家电下乡产品, 声称不要财政补贴就可以得到五折、六折的高折扣;有的则玩起了自己出钱补贴的“猫腻”。地方政府职能部门通过各种媒体, 主动向农民加强法制宣传和维权教育, 提高农民的维权意识。将少数企业和商家的个别不良行为、那些不好的苗头及时遏制, 避免损害农民利益, 不要让“水货下乡”, 更不要“送祸下乡”, 使家电下乡这项多方得利的好政策真正得到体现。

家电下乡也是企业扩大市场的大好时机, 中标企业应该结合农村消费特点, 在生产、配送、销售、维修等方面都严格遵守家电下乡标准, 自觉抵制滞销产品、次品和不合格产品混入下乡产品之中。让货真价实的好家电下乡, 除了中标企业首担其责外, 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力度更不能放松, 确保农民买得方便, 买得放心。达到既促进了农村生活质量的提升, 又促进了企业发展, 还应对了经济危机这种多赢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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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皮曙初:让货真价实的好家电下乡.新华网, 2009年2月0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9～02/20/content_10856902.htm

政府监管和责任研究 篇5

企业环境责任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除了谋求自身和股东利益之外,还应该兼顾到其他相关者的利益,自觉履行起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当前,我国的环境污染状况极为严重,企业作为环境资源最主要的消费主体,环境污染的主要制造者,对治理环境问题责无旁贷。

影响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因素有很多,除了企业缺乏绿色发展的企业文化道德理念之外,经济因素和政策因素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企业作为一种利益型组织,具有典型“经济理性”的特征。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在短期内会触及到企业的经济利益,而企业这种“经济理性”,则导致企业逃避履行环境责任。企业环境污染的外部性既是市场失灵的体现,也是企业这种属性的反映。政策因素主要涉及法律法规的是否完善以及政府的监管力度问题。企业环境污染治理困难的根源还是违法成本太低,政府管控不力。这就需要利用企业的“经济理性”的特点,调动内、外因素,既要激发企业实行环境责任的主观能动性,还要充分发挥政府的监管作用,从而达到促进企业主动履行环境责任的目的。

二、环境成本内部化及政府的监管作用

环境成本是以对环境负责为原则,为管理企业各项生产经营活动采取的一系列环境措施所产生的成本,以及企业为了达到环境目标所要付出的其他成本。这一定义明确了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必须考虑对环境的影响成本,进一步体现了企业所应承担的环保责任。

导致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是环境使用具有“外部不经济”性。企业不需要承担或者仅承担一部分污染环境的成本,而把其余都转嫁给了社会。环境价格被低估或忽略,企业通过对生态环境掠夺而获得的短期经济利益主要就是由于外溢成本而引起的,而外溢成本的产生与资源环境的产权不明晰、难以计量以及政府监管不到位等有着直接关系。一般通过以下两种途径来解决:一是推动环境成本内部化,即把环境成本归入会计核算体系,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由企业承担相应的环境成本,作为企业生产成本的一部分,通过市场以正确的价格信号为导向配置资源;二是政府利用其“看得见的手”通过法律手段或监管行为控制外部不经济的情况,促进环境成本内部化。

可见,在对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监管上,作为监管者的政府,既是政策的制定者也是政策执行的监督者,既是企业的引导者也是企业行为的管理者。政府掌握着立法权、处罚权、征税权等社会公共权力,政府要充分利用这些政府权力,采取多种措施,消除企业对环境的外部不经济性,从经济因素和政策因素两方面同时着手,通过外力激发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内在积极性。

三、政府在监管企业履行环境责任中存在的问题

(一)有关环境责任的法规体系不完善,政府监管力度不足

首先,我国还没有与环境保护相关的会计准则或指导性文件,企业操作时缺乏统一的依据,尤其对于外部环境成本的控制主要就是通过国家制定一些政策来实现,从而影响了法律实施的实际效果;其次,我国环境立法数量很多,但其法律的权威性却并没有随数量的增长而显示出其应有的威慑力,政府环保执行中存在职能分工不明确、执法不严的问题;最后,环境立法的不完善,也体现在对企业的环境污染行为量刑偏轻,企业违反环境法所付出的经济惩罚远小于牺牲环境所获得的生产利益,地方政府和环保部门对企业的违法行为很少动用如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等较严厉的处罚措施,更多的是用行政罚款来替代。这种“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环境执法状况无疑助长了企业的污染行为。

(二)利益驱动导致环境成本外部性,政府政绩考核制度不科学

一方面,目前许多地方政府存在着GDP当头的政绩观,地方政府从地方财政收入等利益出发,只看企业对本地区经济增长、税收的贡献,为了保障地方经济发展,保护本土企业,往往淡化其环境污染的实际情况,不仅放宽对资源耗用型企业的行政审批、监管以及相关排污指标的监督,而且提供很多优惠政策,甚至为了促成不符合环保要求的地方国有企业上市,地方政府会千方百计帮助其通过环保核查,往往导致环境污染事件屡屡发生。

另一方面,在一些地方,GDP指标长期与干部政绩简单挂钩,作为干部晋升的主要乃至唯一依据,使得政府官员只注重经济增长,而忽视对企业环境责任的监管。目前干部政绩考核机制虽然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但尚未从根本上解决以GDP为核心标准的考核问题,无法激励政府主动关注企业的环境责任履行。

(三)企业环境责任的激励约束机制不完善,社会公众环保参与度低

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有助于降低制度的实施成本,更能够提高制度实施的运行效果。目前我国环境责任激励约束机制尚不完善,政府在资金制度和相关财政、金融、税收等政策方面的杠杆调节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相关法规制度还不健全,环境监管配套措施还不完善等,影响了企业主动履行环境责任的积极性。

我国公众总体参与程度较低,环保意识不强,地区间分布存在差异,参与形式单一,因而不能发挥其应有的监督力量。这与政府缺乏对环保团体的关注以及政策扶持有一定的关系。但事实上,环境保护最大的监督力量却来自于社会公众。

四、完善政府对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监管措施

企业主动履行环境责任的程度决定于企业的自主性动力,但外部制度约束的支撑也是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重要助推器,为了使企业主动履行环境责任,必须从经济理性的角度,充分发挥政府监管的激励约束作用,推动环境成本内部化。

(一)加强政府监管部门自身建设,充分发挥政府管理职能

1、提升政府自身的环境责任意识,加强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示范和宣传

首先,政府应确立企业环境责任是我国基本国策的战略思想,将环境规划纳入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计划中。政府要不断提高和强化自身的环境责任意识,才能起到对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指导作用。其次,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加强环保宣传,通过倡导社会公众的绿色消费行为,引导企业立足市场,实施绿色生产,加强环境成本控制。同时,利用新闻媒体广泛宣传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树立和传播先进典型和经验,对破坏环境的事例坚决予以抵制和曝光。最后,政府作为环保引导者,要多采取举办环保教育培训等措施,引导企业树立绿色发展的理念,培养企业实施环境保护的责任感。

2、指导和推动企业加强环境成本管理,完善企业环境成本信息披露机制

政府要加强环境成本管控理念,制定并完善企业环境成本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逐步使环境成本纳入到企业成本管理当中去。一是要制定与完善专门针对环境的会计和审计准则,将环境影响纳入企业的财务管理系统,逐步建立一套完备的环境成本确认和计量体系,为企业环境成本的核算和控制提供合理统一的标准,尤其要完善对外部环境成本的确认标准,使环境部门和企业能够做到有法可依;二是要制定和完善环境成本控制评价指标体系。政府要通过与会计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完善企业的环境成本控制评价指标,规范对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的考核标准,加强环境执法能力。三是要加强环境成本信息披露的监管和审计。政府应制定和出台操作性强且更为具体的环境成本会计信息披露制度,明确披露的内容和形式。指导建立更为完善的企业环境成本会计信息披露的审计体制,增加环境成本会计信息的透明度、可比度和可靠度。政府可以利用互联网的无地域特性,面向公众公开企业环境成本报告信息,及时获得信息反馈,使得环境信息披露机制真正起到推动和监督企业环境保护的作用。政府既要采取一些激励措施,鼓励企业主动公开自己的环境信息,同时也要加大对环境成本信息不公开或公开不达要求企业的处罚力度。

3、完善企业环境绩效考核机制,构建产业链环境成本控制系统

到目前为止,现有的企业业绩评价都更多侧重于考虑企业的财务收益,没有明确提出将企业的环境责任作为业绩评价指标体系的一个方面单独考核,只考虑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未充分考虑环境效益,不符合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无法对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产生约束力。因此,必须尽快建立一套能综合考虑企业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基于环境责任的企业业绩评价体系。

由于每个企业都是某个产业链中的一员,而环境资源属于公共资源,必须从整个区域、整个产业的角度进行资源分割管理。因此,政府应充分利用行政和经济手段,引导企业从产品价值链出发,与居于上游的供应商、下游的客户之间建立战略关系,拓宽企业环境成本的控制范围,构建一个完整的环境成本控制系统。

4、明确各级政府权责关系,完善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机制

分权制度下,地方政府的地方保护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环境的恶化。因而,需要通过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明确地方政府、环保部门及其他相关职能部门的职责范围。建议地方环保部门独立于地方政府,使分权下的管理更有效率,从而有利于环境成本的管控。此外,还要大力投入资金培训环境监管人员,提高监管部门的环境监测水平。同时,将环境质量纳入政府的政绩考核,改变目前GDP当头的考核现状,将环境和生态因素纳入其中,建立政府环保问责制和对地方官员的违约惩处机制,把环保实绩考评结果与奖惩挂钩,形成激励机制,这样可以使政府主动承担起监督环保的责任。

(二)建立有效的经济激励机制,构建多维度环境成本控制空间

1、建立市场化的资源价格体系。合理的资源价格能够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资源价格如果过低,企业缺乏节约资源的内生动力和外在压力,使企业资源利用成本和环境污染成本被社会化或外部化,客观上助长粗放型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从而引发资源环境的危机。因而,政府应尽快建立市场化的资源价格体系,进一步发挥价格杠杆作用,改变“资源低价、环境廉价”的现象,遏制资源过度使用与环境污染。

2、加强税费征收手段的运用。税收是影响市场价格的非常有效的方式,环境税制度在实现企业环境责任方面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环境税将经济手段与税收手段并用,把企业对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内化到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中,通过市场机制调节,在消除外部不经济的同时倒逼企业把外部不经济性内部化,从而制约对环境有损害的经济活动,矫正市场失灵,迫使企业履行环境责任。而作为纳税义务主体的企业,为了适应这种税收政策的规则,减轻税负,则会通过采用先进的工艺和技术等手段,降低产品的环境成本,从而保护了环境。

所谓排污费就是企业或者是个体单位因向环境排放污染物而需交纳的费用,排污费的征收有利于矫正市场价格结构,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及资源的有效配置。但我国实行排污收费制度以来,排污费的收费标准总体处于较低水平,收取的排污费不能弥补治理污染的成本,不能反映环境治理成本和资源枯竭后的退出成本。加上排污监管能力不足等因素,就会有一些企业因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而选择违规排放,较低的排污费收费标准无形中对环境成本内部化形成了阻碍,因而,应提高排污费的标准,或是研究制定费税衔接机制,充分利用环境经济政策,来调动企业将环境成本内部化的积极性。

3、运用国家财政补贴制度。由于环境保护具有收益外部性,且企业为履行环境责任所需购买环保设备的投资成本较高,短期内资金回报见效慢。为了提高企业的收益水平和环保积极性,政府应给予这些企业一定的财政补贴。适当的环境补贴能够提高环保企业的竞争能力,为促进企业的环保行为起到一定的示范效果,对治污投资也会产生一定的激励作用。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现状来看,我国环境补贴力度远远不能满足环境保护的实际需求,无法对企业履行环境责任起到应有的激励作用。因而,政府应尽可能地拓宽环境补贴范围,加大环境补贴力度,最终使企业的环境成本有所降低,企业环保的积极性得到提高。

4、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生态环境补偿是指生产者、开发者与经营者因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或导致不良影响而进行一定的补偿,以及对环境资源由于现在的使用而丧失的未来价值进行补偿。生态补偿机制是一项重要的环境经济政策。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目的是要把生态环境资源作为资产来加以管理,通过经济手段实现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恢复重建。改变以往“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重建”的传统发展模式。生态补偿机制使环境污染的外部成本内在化,使其纳入生产成本,是促进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重要途径之一。

5、完善排污权交易制度。政府应总结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经验,制定规范、可操作性强的排污权交易制度,完善排污交易权的法律地位,规范排污权出让方式,对排污权进行合理的分配和管制,激活排污交易市场。排污权交易制度能够通过市场对企业环保行为进行补偿,促使企业为自身的利益提高治污的积极性,从政府的强制行为变为企业自觉的市场行为,从而加快环境成本内部化进程。

(三)加大政府环境监管力度,健全企业环境责任行政约束机制

1、构建良好的法律制度环境,加大环境污染执法与惩罚力度。首先,政府要及时制定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相关制度及配套措施,从法律制度层面来规范和约束企业的环境行为,提高法规的可操作性,以便于政府对不同行业的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给予具体的指导。改变我国环境法规中的“立法虽多但管用的不多”的状况,使企业在履行环境责任上有法可依;其次,在法律实施方面,法律没有赋予环保部门一定的强制执行力,环境行政机构也缺乏较为完善的内部监督机制和环境行政公开制度,治理速度跟不上污染速度,环境监管执行力不够。所以,政府要加强环境执法检查,借助国家权力,以强制手段将外部环境成本内化为企业环境成本,加大执法力度;最后,政府要适当改进对企业破坏环境行为的处罚方式,增加处罚种类、调整处罚幅度,加大惩罚力度,提高企业的环境违法成本,起到对企业环境污染行为的震慑作用。

2、加强公众环保参与建设,完善企业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只有建立公众环境参与制度,加强立法程序的民主性和公开性,推进环境诉讼制度和环境举报制度,让企业和法律一同接受公众的监督,才能保证企业环境责任监管机制的有效性。因此,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发挥公众的环保热情,动员大批社会力量进行环境监督,促进节能环保产品消费,借助利益驱动这个有效动力,解决市场体制下企业自律不足的缺陷,促使企业主动履行环境责任。

随着公众环境意识的不断增强以及环境污染事故的不断出现,环境责任保险应运而生。它将环境问题采用经济手段,通过社会化途径来解决。当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时,保险公司及时对被害者给予赔偿,不仅降低了企业的风险,避免了企业破产,又让政府减轻了财政负担,满足了三方的共同利益。但我国的环境保险制度仍处于起步初期,经验不足,还需要进一步的细化,有针对性地为不同类型的企业量身打造适合他们的保险,实行强制责任保险为主,任意责任保险为辅的制度。同时,随着国家对环境保险制度的重视,保险公司也将会成为未来监管队伍中的一支生力军,从不同的角度提高环境监管的力度。

3、强化市场环保准入制度,完善环境成本内部化的配套保障措施。政府要把企业的市场准入纳入环境监管范围,对环保措施不达标的企业实行市场准入一票否决制。同时对专门从事再生资源利用的企业,要审查其技术设备、环境影响是否符合相关政策的规定,实行市场准入许可制度。尤其针对证券市场,更要强化其环保准入制度,尽快制定上市公司环境绩效评估标准及指南等相关性政策指导文件,严格环保审查,避免采用“限期整改”等变通方式,进一步修改上市公司交易规则,将环境因素纳入ST监管以迫使上市公司主动履行环境责任。

同时,政府应不断完善有利于环境成本内部化的保障措施。首先,制定科学有效的环境监测标准,配置和优化监测设备,积极引导和鼓励企业进行环境技术创新,通过生产工艺的改进与污染物治理技术的提高减少污染物的排放,从而减少环境外部成本;其次,鼓励企业申请绿色环境标志,并利用政府采购来推动环境标志的使用和发展。政府采购是否符合绿色消费的原则,受到生产者、经营者和社会公众的关注,成为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风向标;再其次,通过“绿色信贷”、“绿色资本市场”等市场融资机制,对环境评估低、制度不完善、环境影响风险大的企业加以严格限制贷款,对环境友好型企业提供便利的融资通道,在授信额度、利率方面给与优惠措施,并在发行债券、股票等融资方面给予多种便利条件;最后,大力发展能源审计、清洁生产审核、节能环保产品认证、节能评估、工程咨询等第三方节能环保服务业,以满足企业加强环境成本控制的要求,促进企业环境责任的有效履行。

摘要：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环境和自然资源,而导致环境污染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环境使用的外部性。目前,政府主导仍然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因此,政府要加强对企业的环境监管,完善企业环境责任激励约束机制,推动环境成本内部化,促进企业主动履行环境责任。

关键词：政府,环境责任,环境成本,监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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