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研究

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研究（精选11篇）

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研究 篇1

一、金融控股公司的分类

(一) 由金融机构形成的金融控股公司

对于金融控股公司, 我们可以用两种分类方法:其一, 根据母公司的行业属性, 可以将金融控股公司分为, 一类是控股公司为金融企业的, 例如瑞士信贷集团, 美国花旗集团和大通集团、中国的中信公司, 另一类是控股公司分非金融企业的, 这一类的金融控股公司有英国汇丰集团、中国光大集团等。其二, 根据母公司控股的方式和动机, 金融控股公司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纯粹控股公司, 纯粹控股公司的设立目的只是为了掌握子公司的股份, 从事股权投资收益活动、另一类是经营性控股公司。

(二) 由产业资本投资形成的金融控股公司

近几年许多产业资本投资成立金融控股公司, 控参股各类金融企业, 其中既包括国有企业集团, 如宝钢、山东电力、海尔等, 也包括民营企业集团, 如新希望和已经崩溃的德隆等。

二、当前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要求和发达国家监管实践

(一) 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的监管要求

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 (以下简称FATF) 首次提出对金融控股公司反洗钱监管, 具体在2012年颁布的《打击洗钱-恐怖融资-扩散融资国际标准》中。一是在集团层面建立反洗钱机制。金融控股公司应当在集团层面建立与风险相匹配的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制度, 并合理适用于其所有分支机构和附属机构。二是加强内部培训及风险管理。要持续开展员工培训, 建立内部审计制度, 制定风险管理制度和集团内部的信息分享制度。三是确保境外分支机构和附属机构遵循母国的反洗钱要求。

(二) 美英等发达国家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情况

从资产规模和市场份额看, 金融控股公司属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针对金融危机中暴露出的金融监管机制缺乏协调的弊端, 美国、英国均对本国的金融监管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突出其央行的监管地位, 赋予央行更大监督管理权限, 使得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可以得以有效授权, 并实现强有力、持续性的监管力度, 使之成为金融监管的核心。作为对金融机构风险控制的有机组成部分, 反洗钱监管也应属于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监管的一个分支领域。

三、中国金融控股公司当前反洗钱工作实施的问题现状

(一) 监管不符合FATF要求

所谓FATF指的是2012年所颁布的《打击洗钱-恐怖融资-扩散融资相关国际标准》中的监管要求。由于目前, 我国尚未建立针对金融控股公司设立的反洗钱监管体系, 这就使得监管要求不符合FATF规范标准。而我国也即将面临FATF新一轮反洗钱工作有效性评估。

(二) 风险转移

金融控股公司包含商业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和投资基金公司, 这些内部包含多种业务部门或子公司, 他们的不同业务必然导致在融合过程中利益关系无法调和, 利益冲突必然产生。一旦相应银行出现公众存款吸纳的风险症状, 政府必将干预并救助, 以便可以保障社会公众秩序的稳定及财产安全, 这也使得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发生向银行转移的现状。

(三) 风险传递

金融控股公司名下各子公司间不同业务融合, 不可避免产生内部交易。这种协同效应会使得控股公司与子公司间资本与资金相互掺杂, 使得两者关系互相合作又互相依赖, 这也使得在风险处理上会加强工作难度及复杂化。

(四) 跨领域洗钱行为犯罪难以遏制

由于金融控股公司下属机构交叉持股导致法人结构复杂化, 集团业务涉及多种金融业务又使经营复杂化。就目前情况来看, 金融控股公司以高净值客户为主要服务对象, 致力于为客户、高净值客户提供集团化服务, 使得客户与集团间联系密切, 交易往来增多, 这也给洗钱分子增加了可乘之机。洗钱行为可以根据多个区域的协作来完成, 使得监管部门反洗钱工作加大了难度。跨区域的监管机制缺乏必然是风险的重要隐患。

四、加强对金融控股公司反洗钱监管体系的完善

(一) 政府应当明确制定相关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政策

使得金融控股公司可以走向可持续性发展。依照国外国家金融业经验来看, 他们从金融分页经营过度转变为混业经营, 因此我们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改革, 一方面, 制定的政策法规要遵循当代经济发展、金融市场发展需求, 并做到与时俱进;另一方面, 可以参照美国日本的先行经验, 立法为主导形式引领改革的步伐, 使得金融控股公司可以在适应经济金融市场的机遇与挑战。我国可以借鉴日本的立法经验, 现行设立特立法, 将银行法、证券法汇总修改, 形成适用于金融控股公司的特立法。

(二) 监管方法层面

一是引导建立协调统一的反洗钱体系。鼓励建议相关金融控股公司加强部门建设, 部门需要建立在集团层面主要负责反洗钱业务, 同时设置对应的监管机构, 结合控股公司本身的特点来加强公司与监管部门之间的互动交流, 使得集团、金融控股公司、监督部门实现共享交流机制及互动协调模式。第二, 控制集中风险。为了避免金融控股公司风险的过度集中化, 避免某些取缔的交易对象风险集中带给集团、公司部门的损失, 监管部门有必要对交易对象背景进行相关审查, 对对象与公司之间的交易往来进行合理科学调控, 避免鸡蛋放在统一篮子的风险。第三, 关于信息披露要求。金融控股公司对公众具有公开披露信息的相关责任, 监管当局应当对该披露信息明确规范要求, 使得通过制度的明确化将风险得以有效控制。第四, 关于资本的充足度监管。金融控股公司名下子公司的财务处理必将上报给总部统一管理, 这就代表总公司需要去解决子公司财务状况方面的问题, 资本的充足性就是首要需要考虑的因素, 因此监管部门有必要在对金融控股公司本身资金充足情况监管的同时, 关注公司的资本冲虚要求, 避免出现资产赤字等金融漏洞。第五, 现场检查应当适时开展。监管部门应当加强反洗钱工作的规范要求, 对风险较高的金融控股集团适时开展必要的现场检查, 推动工作的具体落实程度, 使得反黑钱理念得以普及到公司集团上下员工。

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研究 篇2

基于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现状和问题,根据巴塞尔协议和借鉴市场发达国家经验,提出我国完善其监管体制的`建议.

作 者：宋玮  作者单位：郑州热电厂明远公司,河南,郑州,450007 刊 名：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ZHENGZHOU INSTITUTE OF AERONAUTICAL INDUSTRY MANAGEMENT 年，卷(期)： 21(4) 分类号：F832.1 关键词：金融控股公司   分业经营   混业经营   金融监管   内部控制  

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研究 篇3

摘 要 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关联交易牵扯到各种利益，在交易中存在着利益冲突、利益输送、内部交易以及其他不公平、不公正交易的情况，加之我国信息披露制度还不够完善，同时还缺乏相应的法规条例防止不当关联交易的发生，所以，亟须有针对性地对金融控股公司的关联交易监管制度加以完善。

关键词 揭开公司面纱原则 深石原则 信息披露制度

一、金融控股公司关联交易监管制度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金融控股公司中的关联交易主要表现在：金融控股公司内各成员交叉持股；集团内部一个公司代表另一个公司进行交易；集团内短期流动性的集中化管理；向集团内其他的子公司提供或者从其他子公司处获得担保、贷款；子公司之间资产的买卖等等。这一系列的内部交易在集团内部牵扯各种利益，在交易中难免存在利益冲突、利益输送、内部交易以及其他不公平、不公正交易的情况 。

然而，我国缺乏相应的法规条例防止不当关联交易的发生，集团内的“防火墙”，由于缺乏监管者的有效监管而哑火，各子公司在决策制定上缺乏独立自主性，使得母公司对子公司的管理没有通过股权的方式实现，没有实现机构分离，影响了金融控股公司发展的效率与安全。此外，金融控股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还不够完善。种种问题突出表现了目前关联交易存在的问题，金融控股公司内存在的不当关联交易释放的危险，严重影响着我国金融业平稳较快的發展，因此，有必要针对性地对金融控股公司的关联交易监管制度加以完善。

二、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关联交易监管制度完善建议

关联交易对于集团的整体效应和协同效应，促进规模经营、降低交易费用、提高市场竞争力等都具有积极的作用，关联交易是利弊共存的。法律对待关联交易并非绝对禁止，而是规范关联交易，防止不公平、不公正的关联交易以及由此引起的金融不稳定问题，使关联交易在金融集团整体利益、其他相关者利益以及社会公共利益之间需求一个平衡点。我国对金融控股公司关联交易监管，防范不当关联交易风险，要坚持好国际上流行的两个原则：

一是揭开公司面纱原则。揭开公司面纱原则是指当控股公司存在不当关联交易的时候，法院可以在特定的法律关系中，排除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的有限责任原则的使用，而将其与控股股东视为一体，要求他们共同承担连带责任。揭开公司面纱原则是对公司独立人格制度与股东有限责任原则制度的一种有益补充，对于制止控股股东滥用公司的控制权，防范非法关联交易，保护控股子公司即小股东及债权人利益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国应积极借鉴国际上的这一通用原则，我国在公司法上已经对这一制度其进行了规定，在实际操作中，金融控股公司监管部门由于其所处的位置及掌握的信息，可以比较清晰地判断公司间的关联交易，这时，监管部门可以起诉到法院，从而可以减少公司间的不当关联交易，保护小股东及债权人的利益。

二是深石原则。当从属公司处在具备偿债能力的正常状态时，从属公司及各个利益相关者之多重利益都是有保障的，控股股东与其他正当债权人具有相同的受偿权。但是，当从属公司处于不能清偿的不正常的状态下时，则控股股东债权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债权难免发生冲突。按照该原则，如果母公司对子公司从事了某些不合法的行为，例如违背了诚信义务、滥用控制权进行非法或不公平关联交易等，导致了子公司破产或无力清偿债务时，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债权次于子公司的其他债权人获得清偿。因此，我国要积极借鉴这一原则，防止控股公东滥用控制权进行非法交易、恶意增加公司债务来规避责任，有利于交易安全。

通过对上述两个原则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两个原则是的出发点和目标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减少公司间的不正当关联交易，禁止控股公司集团内的滥用控制权非法交易等。

借鉴国际经验，我国可制定相应的法规条例防止不当关联交易的发生。监管部门还可以把一部分监控的责任交给母公司，要求母公司在子公司之间设立“防火墙”，明确规定金融集团下的银行、证券、保险等子公司之间的资金和业务等的比例，限制、限定各个部门之间的一体化程度。各子公司必须有自己独立的资本金、会计标准、财务核算制度、管理队伍，以防止风险在内部传播。尤其是银行子公司对金融集团成员机构的贷款和其他信用延期方面必须有严格的数量限制，同时银行从这些成员公司购买证券或者其他资产方面也必须有严格限制。防止银行因过度借贷或购买不良资产而直接承担其相关证券部门的风险，导致公众由于证券分支机构出现问题而可能造成对银行存款的挤兑。

此外，各子公司必须保证决策上的自主性，使得金融控股公司只能通过股权的方式来对各子公司进行管理，从而实现机构分离、交易数额限制和业务形式限制等诸多方面的保证。母公司对公开信息的准确性负全责，并定期披露公司治理结构和控股结构的变动；母公司必须定期向监管机构汇报关联交易的全部情况，并对以前的合法交易跟踪监测。

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研究 篇4

国内学界普遍认为, 金融控股公司是指以股权或委托管理权等其他权利为主要实现形式, 在同一控制权下, 完全或主要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中至少两个不同的金融行业大规模地提供服务的金融企业集团公司, 即由金融控股公司母公司及其控股管理的所有子公司构成的金融企业集团公司。

随着我国金融业的逐步放开, 民营资本对金融的诉求越来越强。创办民营金融机构, 建立民营金融控股公司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于是有了新希望集团参股民生银行, 七匹狼集团成为兴业银行十大股东。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不存在法律障碍。但是, 也有很多关于民营金融控股公司失败的案例和教训值得我们警醒。比如, 我国2004年8月发生的“德隆事件”显示出了民营资本行为所表现出的极强的风险偏好特性。这一事件同时也暴露了民营企业集团的产业扩张和资本运作、金融系统的风险防范和化解、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制度等方面都还存在着不少弊端和缺陷。

2民营金融控股公司准入风险监管的必要性

2.1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市场不能自行达到完全竞争状态, 也不能保证实现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因为市场中存在着外部性问题、公共产品问题、垄断和过度竞争的问题、收入分配问题、信息不对称问题等。以市场为主导的市场经济有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 需要政府凭借国家力量进行干预予以纠正和弥补。金融业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金融控股公司, 作为我国转型时期金融业混业经营的载体, 同样存在外部效应和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市场缺陷, 这就有必要要求政府介入, 予以监管。

2.2金融业特殊性的要求

金融业具有指标性、垄断性、高风险性、效益依赖性、高负债经营性以及明显的公共性和社会性的特点。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处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位, 金融业的波动会影响到社会的其他各个行业, 关系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具有优化资金配置和调节、反映、监督经济的作用。因此, 金融业市场准入的监管是对公众安全的重要保障。另外, 金融业还是政府调控经济的特殊部门。政府通过对金融市场的政策来调整宏观经济, 还通过企业或个人在金融机构中的财务状况和资金情况监管着企业和个人, 可见金融业在一国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之重要。金融控股公司作为我国现行金融分业体制下的新型金融综合经营的载体, 更有必要对其准入风险进行监管。

2.3弥补金融控股公司自身缺陷的要求

金融控股公司是一种以控股公司组织架构为基础的新型金融企业组织形式, 存在其特有的金融风险诱致和传染因素, 以及损害社会利益的可能性, 应当予以特别监管。尤其是当民营资本获得金融控股公司的准入资格后, 在国家的特殊税收政策保护下, 民营资本有很强的动机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进行高风险投机, 以期使投资收益尽快达到或超过投资成本;当收回成本后, 他们更有强烈的愿望利用其资本的有限责任性进一步投资于高风险资产。为了控制好民营金融控股公司的这种极强的风险偏好特性, 有必要借助外部的力量, 以专门的金融监管机构为主导, 辅之以相关的法律法规手段, 将上述风险偏好所导致的风险减小到最低程度。

3民营金融控股公司准入风险的表现形式

第一, 经营风险。

金融控股公司的经营专业性很高, 民营资本在这方面没有任何优势。如果准入的门槛过低, 会导致一些民营金融控股公司的规模小、实力弱, 加上新生机构的风险防范机制往往不健全, 很容易形成较大的经营风险。

第二, 内部管理和控制上的风险。

金融控股公司往往是规模庞大的大型金融集团, 其业务结构、法人机构和管理结构相对复杂。在以股权控制为核心的组织和管理架构下, 金融控股公司治理和控制的链条很长, 环节很多。利益关系也更加复杂, 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大小股东之间、母子公司之间、约束与激励之集约管理与分散经营之间、集中控制和独立决策之间, 都需要很好的协调与平衡, 治理和控制的难度非常大, 任何环节发生问题或失控, 都会形成很大的风险。

第三, 利益冲突与自主权丧失风险。

与独立的金融企业相比, 金融控股公司有着相对完善的控制管理和协调机制, 但各子公司毕竟是独立的法人企业, 有着其相对独立的公司利益, 所以在金融控股公司与其各子公司之间、各子公司相互之间必然存在着一种利益冲突。同时, 金融控股公司通过其股权管理机制, 对各子公司的战略决策、财务控制、人力资源配置, 甚至业务经营施加有效的控制和管理, 这就可能影响到各子公司的自主决策权, 使其面临自主权丧失的风险。

第四, 关联交易的风险。

由于金融控股公司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它必然要通过各种形式的内部交易来配置资源, 协调各方面的关系。随着民营企业的成长, 它们急切需要更多的信贷支持来维持更大规模的经营。多数金融控股公司的民营资本都希望能借此为其关联企业搭建起获得发展资金的金融平台, 从事关联交易。

第五, 财务信息不透明和财务信息虚假。

财务信息披露是包括民营金融控股公司在内的所有金融机构应尽的义务, 但由于民营金融控股公司受利益最大化目标的驱使, 对于一些违背相关法律或金融监管规定的不良内部关联交易, 倾向于利用会计处理等手段加以掩盖, 从而产生财务信息不透明和财务信息虚假的问题。

第六, 高级管理人的风险。

目前国内民营金融控股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多为原民营企业的负责人。他们往往缺乏金融知识, 属于金融业务的门外汉。由于不谙金融企业的运作规律而且没有风险意识, 民营企业家们往往还是依照以往经营实业公司的经验运营金融控股公司, 常常出现违规操作而形成重大的风险。

4民营金融控股公司准入风险的法律监管

首先, 在民营金融控股公司准入时, 要建立一系列的准入控制制度。 (1) 建立多级许可证、许可证收费及许可证拍卖制度。根据民营金融控股公司的资质、资信、资金实力和经营状况确定不同的等级的许可证, 规定不同的经营范围, 低等级许可证持有企业可以视其经营状况和相应的经营期限逐级向上申请高等级的许可证。申请机构领取和更换许可证时, 须向监管当局缴纳一定的审查费、注册费等相关费用。另外, 再通过许可证拍卖的传递信息功能, 促使申请机构主动显示真实信息, 从而解决了市场准入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2) 建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审查制度。坚持所有权、经营权分离, 严格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管理, 只有精通金融控股公司经营管理的专业人士才能担任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而不是民营资本的所有者当然地成为高级管理人员。 (3) 要求设立一定规模的注册资本和合理的股权结构。民营资本在金融控股公司准入时必须投以一定规模的注册资本金。公司出资人的股权配比及股东人数也必须安排合理, 以保证民营金融控股公司的运作安全性和治理结构合理性。 (4) 审核公司的经营地域和业务范围。民营金融控股公司的市场准入要充分考虑其业务开展主要区域金融资源的供给与需求情况, 防止出现某一区域内金融机构的的恶性竞争, 从而引发风险。公司的业务范围应当经由监管机构依法审查批准。未经监管机构的批准,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从事金融控股公司的业务活动。即使是在经核准的业务范围内, 金融控股公司经营的具体业务品种也应当按照规定经监管机构审查批准或备案。

其次, 建立有效的监管体系。金融领域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问题, 容易引起欺诈行为。民营金融控股公司的市场准入要求我国监管机构监管能力的提高, 能够对民营金融控股公司行使有效的监管职能, 以适应市场化的进程。民营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问题, 有些并不是因为这种经济体本身的问题, 而在于政府监管的缺位。民营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应重视事前的审慎防范, 重视制度的制定与实施。监管机构要切实加强对民营金融控股公司日常业务经营的监督与管理, 即要及时建立起民营金融控股公司业务经营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经营风险预警制度、高级管理人员离任审计制度等。通过各种稽核手段对民营金融控股公司的资本充足率、资产负债比例、资产质量、市场风险及资产流动性进行风险监督和调控, 同时加强包括经营范围、经营品种、经营合规性的业务监管。

再次, 加快专门的《金融控股公司法》的立法进程。现有的金融法律及《公司法》对金融控股公司都有规范作用。但是, 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 这种规范是间接的、低效的。因此, 有必要制定专门的《金融控股公司法》, 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组建、经营、法律责任等作详细规定。《金融控股公司法》的制定, 要大胆地借鉴和吸收国外及我国台湾地区先进的立法经验, 同时也要结合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的现实状况, 尤其要考虑到民营金融控股公司的特殊性, 在原则、程序、方法上有别于一般的《公司法》、《银行业监管法》等法律法规。完善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目的在于推动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发展、规范其运营行为、追求效率与效益的同时必须要兼顾金融系统的安全与稳定, 防范可能的风险发生, 最大限度地降低社会成本, 保证社会金融经济的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孔令学.中国金融控股公司制度研究[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5.

[2]周志宏.从德隆风险看我国的金融监管[J].中国城市金融, 2006, (7) .

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研究 篇5

关键词：金融控股公司；规模经济；范围；研究

一、 金融控股公司的规模经济探讨

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又称“规模利益”（Scale Merit）。规模指的是生产的批量，具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生产设备条件不变，即生产能力不变情况下的生产批量变化，另一种是生产设备条件即生产能力变化时的生产批量变化。规模经济概念中的规模指的是后者，即伴随着生产能力扩大而出现的生产批量的扩大，而经济则合有节省、效益、好处的意思。按照权威性的包括拉夫经济学辞典的解释，规模经济指的是：给定技术的条件下（指没有技术变化），对于某一产品（无论是单一产品还是复合产品），如果在某些产量范围内平均成本是下降或上升的话，我们就认为存在着规模经济（或不经济）。具体表现为“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向下倾斜，从这种意义上说，长期平均成本曲线便是规模曲线，长期平均成本曲线上的最低点就是“最小最佳规模（Mininum Optimal Scale以下简称MOS）”。上述定义具有普遍性，银行业规模经济便由此引伸而来。

金融业规模经济是指随着机构业务规模的扩大而发生平均单位运营成本的下降以及平均单位收益上升的现象，它反映了经营规模与成本、收益的变动关系。金融机构的规模经济是指在经营范围不变的情况下，由于融资规模的扩大导致平均单位融资成本下降而产生的经济，如存款规模、贷款规模、证券市场融资规模等。

一般认为，银行与一般工商企业比较，其规模经济更容易形成，一般工商企业规模经济的形成不仅受到社会对该产品总体需求数量的限制，而且还受到社会对象对产品的规格、款式和质量等不同偏好的限制，而银行则很少受这种限制。而银行业务规模的扩大，在既定的业务资源投入下，降低了交易费用，增加了收益，节约了投入资本和其他资源，促进了银行规模经济的形成。

同样的，金融业也存在一个最适规模问题，无限制扩展会存在规模不经济，这是由于规模变大后，更难以协调、监督和管理，降低整个机构的效率，出现资产质量差、盈利能力低、效率低下和较弱的资本结构。规模经济可以从金融服务的生产中产生，也可以从对金融服务的消费中产生。从服务的生产来看，一般认为，当某一机构提供特定服务组合的成本低于多家专业机构提供同样种类服务的成本时，即存在规模经济。

金融控股公司旗下的金融机构能从规模经济中获益的许多直观的观点在于：（1）可以利用自身的分支机构和其他姐妹机构的销售渠道以较低的边际成本销售附加产品；（2）可以通过系统内部整合行销分析，因而可以更容易地面对客户需求状况的变化；（3）由于金融机构彼此间的产品差异不大，考虑便利性时，客户往往倾向在同一金融体系使用不同的金融服务。扩大了金融控股公司体系的交易规模。（4）可以将管理客户关系的固定成本分摊到更广泛的产品上。

公元1960及70年代，就有学者开始对银行规模经济的实证考察，但直到现在，仍然没有令人满意的结论，基本上，金融业是受到管制的服务业，不像制造业可以在既定的资源下，尽力去追求规模经济，另一方面，金融环境也不断地在演变，制度的因素，管理者的风险偏好都会影响规模经济的形成。

自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开始，西方经济学家对银行规模经济问题做了多方面的研究。

Baumol（1982）假定成本的增减比例与产出的规模及构成相关，并首次运用规模弹性来衡量经济体的规模经济性。在随后的研究中，许多学者将银行分为两组，一组样本主要由资产规模小于10亿美元的银行组成，研究表明资产规模为1亿美元左右的银行存在规模经济。

Berger、Hanweck、Humphrey（1987）认为，在小型金融机构中，规模较小的银行存在规模经济，在总资产超过1亿美元的银行中，往往存在规模不经济或规模经济不明显的现象。另一组样本由大型金融机构构成，Hunter和Timme（1986）发现，对于单银行制的银行控股公司，其规模经济的上限为42亿美元，而对于多银行制的银行控股公司，其规模上限可以提高到125亿美元。1990年，他们将这一上限重新界定为250亿美元。

Nourlas、Ray和Miller（1990）认为，总资产超过60亿美元的银行出现了规模不经济。Ashton（1998）对英国银行业的研究表明，总资产规模在50亿英镑以上的银行出现了规模不经济。

总结西方研究的观点，较为一致的看法是，银行业具有比较平坦的U型成本曲线，中型银行的效率通常高于大型银行和小型银行。由于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在不同国家间存在差异，并且由于技术进步，如计算机和金融衍生工具的运用，银行业的效率在最近几年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本研究的观点，金融机构并不适用规模经济的概念，直至今日，我们没办法得出大的金融机构具有比中小规模者具有规模经济优势的原因有几点：

1． 基本上，金融机构的产出是靠人和知识而非靠机器设备，而人受限于工作时间和知识，其在一定的时间的产出要提高的程度是有限的。假设有两家银行A，B都办理放款L1，L2，员工各有P1，P2，P1=5P2，生产要素可以自由移动，而且劳动市场也是完全竞争的，所以最后工资是均衡的W，每人的工作时间也就限定于T，平均每件贷款案要工作0.1T，也就是每人每天只会工作十件（T/0.1T=10），加班另有加班费，可贷资金分别为1000K，100K，第一期已贷出50%的资金为500K，50K。假设资金市场是完全竞争，利差是均衡的R，如果两家银行规模成长率都想成长50%，A要贷出250K，B要贷出25K，A银行的工作效率要达到250K/P1=250K/5P2（因为P1=5P2）=50K/P2，B银行的工作效率要达到25K/P2，姑且不论时间的限制，这时A银行势必要付出更高的工资，以符合员工的生产力，否则员工会跑到别家银行，不可能达到业绩，若考虑时间的限制，不提高业绩目标，就得增加人手，最后成本还是提升了。也就是说：

S1=W*P1，S2=W*P2

（△K1/K1t）/（△S1/S1）=（△K2/K2t）/（△S2/S2）

两家的规模效益还是一样的。

2． 一般规模经济的生产函数被假设为齐次生产函数，一起生产弹性大于一或小于一来判定生产是属于规模经济（或不经济）的阶段。但是，这个假设如果用在金融业会有较大的扭曲，金融业每一单位的产出其投入的生产要素不是对称的，也就是一个小产出跟大产出可能两者投入的时间相差无几，例如一笔100万的支票存款跟一笔100块的现金存款两者的工作时间可能差不多，可是，后者的业务规模只有前者的百分之一。或是同一产出可是投入会相差好几倍，例如甲乙同样一笔100万的房地产贷款，由于两者的申请人及房产的条件差异很大，可能导致甲案比乙案要多花好几天的工作时间。也就是说存在着△K1<△K2，反而△S1>△S2服务导向的现象，使得规模经济的效应会被误导，以为这是规模经济或是规模不经济。反之，也存在着银行行业性质不一样，而被看成是规模经济，例如专作私人银行业务的银行，人少，却人平均业务量很大。这时跟一般银行比，就没有相同的基础了。

3． 另外，金融业的规模其实跟政府的政策及经济景气有很大的关联，我们很难光从资产规模和收益的提升，其实生产要素的投入量及其生产力并没变，只是环境条件变了，如果我们根据环境条件变化的结果来推论规模经济或不经济，恐怕会倒因为果。

4． 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其产出与投入大部分的情况是同比增长，例如如果银行已无超额准备，没有新的存款，就不可能有新的贷款，但是存款是要支付利息的，它不像是固定设备在那儿，可以直接摊提成本的，也就是说要扩大规模，所花的成本跟收入存在着线性比率的关系，因为存放款的利率是连动的。如果存款已充分利用配置尽时，若要增加放款扩大业务规模增加收入，就得增加新的存款，但是新的存款是要付出利息，

若△L/Lt=△（rLLt+1-rDDt+1）/（rLLt-rDDt）

规模扩大了，平均成本并没有降低。

5． 如今全球都一至对金融机构有资本充足率的要求，这一管制原则事实上使规模经济的讨论已失去意义，说明如下：K—自有资本；Q—资本充足率；Λ—风险权数；D—存款；L—放款。

假设银行只作存放款业务：

L放款受资本充足率的制约：（Kc/Lλ）<=q （1）

L同时也受存款资源的制约：L<=D（1-a-e） （2）

也就是说，有多少资本可以承担多大业务规模的风险是有一定的管制的，金融业强调的是在良好的风险管理之下，充分获取经济资本的最大收益，而无谓的一直扩大规模，有时反而是一种风险。

二、 金融控股公司的范围经济

金融跨业经营的另一好处常被提及的是范围经济，范围经济是从产品的角度参考一家厂商生产多种产品的效益，也即产品多元化的收益。

有研究认为如果银行同时经营N种资产的成本小于N家银行分别经营其中一种资产的总成本，则表明一定存在范围经济。从国际大银行的扩张来看，规模的扩张一般是伴随着业务范围的扩大，而不仅仅是同一产品链的数量扩张，甚至横跨几个行业的金融机构还能获得互补的协同效益（Weston，1990）。

一般来说，实现范围经济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其一是厂商生产多种产品所需要的投入基本相同，即生产多种产品的要素投入不具有显著的专用性（注），这才能使产业获得与供给范围扩大相联系的范围经济；其二是同一顾客需要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产品，同一顾客的不同需求可以同时被满足，这才能使产业获得与需求扩张相联系的范围经济。范围经济在此前提条件下之所以会实现，是因为信息的可复制，即同一信息可多次适用于不同的产品。

对于金融业而言，其范围经济可来源于投资、储蓄、信贷和保险产品的交叉营销，金融产品的互补性较强，如按揭贷款和有住房抵押品的寿险保单、汽车贷款伴随汽车保险等；此外，消费者在一个全能化的机构购买产品比在专业化机构中购买相同的一系列产品的搜寻成本、信息成本、监控成本和交易成本更低。

有学者对对全能银行的范围经济效应，从收入增长和成本节约两个方面对范围经济做定量分析。前者是和需求相联系的效率来源，后者是和供给者相联系的效率来源。Walter（1994）构造了全能银行的收入增长方程：

InS1+1=α+β1NTR+β2DPL+β3LA+β4S1+ε1+1 （3）

其中，S1+1、S1分别表示计算期和基期银行的资产规模或资本规模；NTR表示非利息收入在银行收入中的比重；DPL表示贷款资金中来源于存款的比重（存贷比）；LA表示贷款占总资产的比重。

β1、β2、β3分别表示上述3个影响因素对银行资产增长的对数的回归系数，β1+β2+β3表示银行活动范围对银行资产（资本）增长的总影响，如果在给定的显著性水平上β1、β2、β3能够通过不为零的系统检验，则表明银行活动范围对其资产增长速度确有影响，即银行存在范围经济；β4表示银行规模增长的弹性，反应银行资产的增长速度是否和银行规模有关，如果在给定的显著性水平上β4通过不为1的检验，则表示银行资产的增长速度受到自身规模大小的影响；ε1+1为残值项。概括而言，该方程式说明：银行发展水平（资产增长速度）的快慢是否受到自身规模和活动范围的影响。运用该方程分别对公元1980年~1986年及1986年~1990年这两个时期美国的银行样板进行了回归分析，得出下列的结果：

超大规模银行和小银行存在明显的范围不经济，大银行和中等银行则存在明显的范围经营。表现在非利息收入增长对银行资产的扩张有显著影响，非利息收入被视为银行活动范围扩张的典型指标，因此，认为全能银行存在范围经济。

本文认为小银行之所以显不出范围经济，可能的原因在于其负担多样化服务的平均单位成本相对要比中大规模的银行来得高，因为服务的基础设施是差异不大的。至于超大银行则是已经进入服务的边际成本递增的阶段，例如服务人员的工作已经饱和，要再加一组人，否则无法服务全部的客户。事实上我们不能忽略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技术进步，特别是客户关系管理（Customer Relation Management，CRM）的技术和知识库的技术，CRM将从多样化的需求面为金融集团增加利润，知识库的共享将从供给面大幅降低金融集团的服务成本，而网络银行的服务方式，更使小银行和中大型银行可以在服务效率及成本降低上一争长短。

三、 金融控股公司的协同效应

在波特（Porter，1980，1985）的《竞争战略》和《竞争优势》著作中，曾强调过协同的重要性，那些相互支持和补充的业务单位由于不同实体间的协同效应，能产生价值创造的效果。假设条件是业务单位越有相关性，能获得的协同效应也就越大，由于相关性增加了协同水平，它可以看作为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波特详细描述了相关性是如何促进竞争优势的，其中的两种主要方法是资源的共享和技能与专长的转移。协同效应可以通过不同性质或功能的活动来实现，例如管理整合、人力资源整合、生产整合、营销整合和资本整合，由此带来的协同效应可以分别称为管理协同效应（MANINT）、营销协同效应（MKTINT）、生产协同效应（PRODINT）、人力资源协同效应（HRINT）和财务协同效应或资本协同效应（CAPINT）。这4种协同效应领域：销售（营销）、运作、投资和管理—都与公司业绩有关系，协同效应对盈利有重大影响，但程度大小取决于特定的业务领域和类型。只有管理协同效应对所有行业都有较好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全能银行协同效应的经验研究出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成果，但还缺乏公认的一般方法，而由于研究方法、角度和具体对象的不同，结论也不尽相同。

本文的观点，协同效应要能发挥，是需要协同双方或多方的组织目标和绩效目标是一致的，才有显著的效果，举例来说，一个证券子公司接受保险子公司的联合行销计划，希望能透过证券经纪人推广寿险产品给他的证券客户，但寿险商品的业绩计算和奖金制度相对得要比证券业务差，可想而知的是，证券经纪商的时间是有限的，它会花在对他利益最大的项目上，因此协同效应是无法期待的。但是回过头来想，我们适应让一个人同一段时间同时做好几件事，还是让他同一件事做好几件，这是没有立即得出结论的，因为是人在做事，不是机器，同时所做的事，没有一件事是完全相同的，如果再考虑绩效与奖励的因素就更为复杂，这也就是本研究认为过度引用制造业的分析角度来看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恐怕会有很大的扭曲现象，制造业的标准化程度是相当高，生产要素如果是相同的，产出规格如果是一样的，我们几乎可以说产出的东西是相同的，例如手机的代工，发包厂商把规格及材料定好，同时发给三家代工，出来的手机是一样的。而透过电脑的排程，同一条生产线可以生产三种不同规格的东西，金融业里这样的事情已经逐渐交给了ATM自动提款机。

四、 金融控股公司的经营绩效实证分析

接着考虑金融控股公司旗下的银行跟单一银行的经营绩效，何者会有较佳的表现呢？

苏怡心“金融控股公司成立前后旗下子公司经营绩效之评估—Generalized Translog成本函数之应用”（2005），其研究中国台湾地区的14家金融控股公司，在金控成立后，各金融控股公司是否确实能充分发挥其成本、规模、范畴等各方面综效优势，提高其经营绩效，探讨金融控股公司成立前后旗下银行、保险、证券及票券四种业务子公司的经营绩效，以公元1998年~2004年间为研究期间进行分析。采用以Box—Cox型式将产出加以转换的一般化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利用纵横数据（Panel Data）中的固定效果模型来进行实证研究，衡量并比较金融控股公司成立前后旗下子公司的成本效率、规模经济及范畴经济的效果。

实证结果显示，金融控股公司旗下子公司在金控成立前后的绩效表现并没有差距很多，而且成本节省的效果也未显见。整体而言，金控成立后旗下银行子公司在规模经济与范畴经济等指标的表现上并不会变化很大；而证券子公司及票券子公司在规模经济与范畴经济等指标的表现上较佳；而保险子公司虽成本微幅下降，但在规模经济与范畴经济等指标的表现上较差。

江婕宁“美国金融控股公司与非金融控股公司经营绩效之比较—DEA之应用”（2002），在该研究中，“金融控股公司”在分成群组A与群组B的表现，发现大致上来说“金融控股公司”的效率值还是偏低，因而“金融控股公司”在经营效率上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金融控股公司”之所以绩效偏低，其认为大致可归因于整体金融景气不良及金控模式刚成立下资源整合并未达到最适，因而“金融控股公司”的绩效并没有高于“非金融控股公司”。但可肯定“金融控股公司”的整合确切带给银行初期经营绩效的降低，而此种暂时的低效率会随着母公司人员的删减、营运项目的扩充而消失。

林瑞茂“台湾金融控股公司经营效率分析”（2005）以资料包络分析法及主成份分析法为金融控股公司衡量他们的经营绩效，发现银行应摒除资产规模越大越好的迷思、应针对己身现有的资源做最有效率的运用，不应一昧盲从国际潮流而做相同模式的金融转型。

根据上诉的实证分析结果，我们仍无法确认，金融控股公司旗下的金融机构会比同类的单一机构表现较佳。

本文认为，金融控股公司或金融集团的经营的效益是要向外看，而非向内看，否则会失去焦点，我们从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的立法用意也可以看出其所强调的两个重大作用：（1）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2）增强美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

所谓维护市场的公平性，是让想跨业经营的金融业者都有法可依循，重点在维护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间的公平竞争。也就是说，从内部来看，只是能维护市场分配的公平竞争，是无法因为采用此新的制度而产生一个新的市场。

我们如果认真来看，金融控股公司的跨业经营模式就内部而言，是否能对整体社会福利有增加是有疑问的。考虑下面的式子：

新的福利=新的经济效益-新的社会成本

=资源节约（R）+新的税收（T）-新的监管成本（C）-新的失业成本（U）

=R+T-C-U

假设原来市场是均衡的，市场总额是一样的，金融控股公司对内只是经由市场充分配取得新的份额，所以政府税收没改变，就资源节约而言，从前述的分析看来，金融控股公司的经营模式在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及协同效应上并没有显著的效益证明。但是为了这新的体制，势必要有新的监管模式，产生新的监管成本，同时金融控股公司经由整并旗下资源，或是并购其他金融业，势必造成一部分的生产要素释放出来，也就是产生新的失业人口。R+T-C-U<0的机会很大。所提对内看，似乎并不是一个合乎成本效益的选择。

但如果从外部来看，金融控股公司的资产规模扩大，经营业务范围广泛，营销技术的增强等等都是有利于金融集团向外竞争，站在国家的立场，也是彰显国力的一种表现方式，加上向外竞争的因素，经济福利可以重新衡量为：

新的福利=新的经济效益–新的社会成本

=R+T+TX-C-U+UX

由于国外业务的扩张，政府的税收增加了TX，同时金融集团为因应新的国外业务，也增加了新的就业机会UX，整体衡量，社会福利就很有机会增加了。

五、 结论

尚未有明显的实证资料显示，金融集团其规模及跨业经营模式，比中小型规模的银行具有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协同效益的优势。

金融集团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协同效益之所以无法像其他产业可以明显分析出来，甚至规模大也未必有效益，主要有几个因素：

1． 金融业是个受管制的行业，其经营规模受制于资本充足的限制，和监理机构对其经营规模与风险控管是否一致也有很大的关系。

2．金融集团的范围经济与协同效应也受制于主管机关对控股公司旗下子公司间的防火墙设置是高还是低，越高，子公司间彼此资源的互通就难，越低则越容易，也就影响了范围经济与协同效应的效果。

3．金融机构所面对的风险是组合式时的风险比起其他产业对风险的判断要复杂，而其规模是否要扩张与否该管理者的风险偏好有几大的关系。同样规模的两家金融机构对同一件贷款案可能看法是完全不一样。

4． 有的银行善用科技技术的能力，尤其是在网络与语音服务上，ATM功能的发挥程度，CRM的运用，来抢他跟大金融集团的竞争优势。

5． 站在客户服务导向，金融业其生产要素的投入与产出的关系未必是正相关的。

参考文献：

1．徐传谌，称贵廷，齐树天．我国商业银行规模经济问题与金融改革策略透析．经济研究，2002，（10）：22-30．

2．王聪，邹朋飞．中国商业银行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实证分析．中国工业经济，2003，（10）：21-28．

3．于良春，高波．中国银行业规模经济效益与相关产业政策．中国工业经济，2003，（3）：40-48．

4．邵东亚．全能银行的协同效应：概念框架、理论模型与经验研究．经济评论，2004，（1）．

5．林瑞茂．台湾金融控股公司经营效率分析．长庚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未出版硕士论文，2005年11月．

6．Saunders and I．Walter．Universal ban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What Could We Gain．What Could We Los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7．Porter M．E．Cluster and New Economics of Competition．Harvard Business，1998，（11）．

8．Vander Vennet，R．Cost and profit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and universal banks in Europe．Journal of Money，Credit and Finance，2002，34（1）：254-282．

作者简介：徐顺英，中南大学商学院博士生。

收稿日期：2007-07-27。

金融控股公司风险分析及监管对策 篇6

一、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在我国的发展

金融控股公司是金融机构为了生存和发展而采用的一种创新组织形式, 从我国金融业的现实情况来看, 各金融业态之间的相互合作, 业务联营的趋势已经日益明显, 银行与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合作, 保险公司与证券公司合作等金融创新业务不断推出。实际上, 目前国内已经客观存在着一些金融控股公司。这些金融控股公司主要有以下三类:一是由非银行金融机构形成的金融控股公司, 如中信、光大、平安等。中信已改制为纯粹型控股公司, 母公司不再是经营机构, 而只是一个纯粹的投资控股机构。二是三大国有商业银行独资或合资成立的金融控股公司, 如中国银行国际控股公司、中国建设银行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的工商东亚金融控股公司等。三是由企业集团形成的金融控股公司, 主要有海尔集团、山东电力集团等。

金融控股公司的特点是集团控股、联合经营、法人分业、规避风险、财务并表、各负盈亏。即通过控股不同业务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子公司来实现业务的自由化, 各子公司所从事的金融业务都是单一的, 并由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监管机构分别进行专业化监管。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现有利于我国从分业经营到混业经营的转型, 它通过机构和业务的融合, 可以实现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通过控制不同业务的子公司不仅可以实现业务多元化, 而且能够通过相关性不高的业务组合来分散、规避风险;通过合并报表合理避税并产生巨大的协同效应等。但是, 高收益必然伴随着高风险。金融控股公司的经营优势也伴随着比单一金融机构更大的风险, 由于增加了控股公司的在组织结构、内部控制、关联交易方面的复杂性, 导致金融控股公司产生了很多经营风险, 若监管不利, 将会带来很大金融危害。因此, 充分认识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 在现有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下对其实施有效的控制是我国金融业必须面对的问题。

二、金融控股公司面临的风险分析

(一) 资本重复计算风险

如果控股公司将一笔资金投到其子公司中, 而其子公司又转投到其他子公司中, 如此循环下去, 同一笔资金会被重复使用多次, 形成资本放大效应。若控股公司内资金的流动性不受阻的话, 这种投资方式可以体现出控股公司结构在效率上的优势, 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 尤其是在资本短缺的情况下, 但一旦出现支付困难或流动性受阻, 这种投资格局也会使危机以成倍的方式扩大, 影响整个金融控股公司的安全。由于是同一笔资金连续转投资, 使得集团“净”的或“合并”的偿付能力远低于集团成员“名义”偿付能力之和, 如果投资者再盲目大量举债, 从金融控股公司整体上看, 就会产生过高的财务杠杆风险。

(二) 关联交易风险

在同一金融控股公司内部, 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免要发生债权债务关系, 主要是在上市公司、证券公司和商业银行之间的关联交易, 出现“银行融资———并购———上市———再并购———再上市———银行融资”的循环, 由于起点和终点都是银行融资, 一旦资金链条断裂, 银行会遭受巨大亏损, 产生流动性危机, 随后危机将会蔓延整个金融控股公司。美国“安然事件”的爆发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关联交易的风险, 花旗集团等金融控股集团承担了安然的贷款、证券承销、衍生交易、咨询等诸多业务, 赚取巨额佣金。但随着安然的破产, 损失惨重。

(三) 风险传播

在经营上由于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是一个整体, 某一子公司危机会通过控股公司机制的传递作用, 将风险扩大和传播, 使整个金融控股公司都面临风险。而且, 在社会公众眼中, 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是一个整体, 对其中某一子公司产生信用危机, 将会波及对其他子公司及整个金融集团的信用危机, 最终可能使控股公司总体偿付能力和稳定性下降。

(四) 规避监管导致风险

受利益的驱动, 只要不同的金融业监管体系之间存在差异, 金融控股公司就可能采取规避监管的行为, 建立一种阻力最小的组织模式, 比如使不受监管或监管程度较低的金融机构成为控股公司的控制主体, 这一行为会增加各监管部门对相关金融机构进行监管的困难, 从而使风险隐藏或直接导致风险。

(五) 内部贷款风险

向各级子公司贷款是母公司对子公司进行有效控制和实施控股公司发展战略的重要方式。但是, 由于金融控股公司的结构过于复杂, 贷款人很难把握贷款的使用情况, 负责监管这些子公司的部门也难以准确判断资金的来源。

(六) 不透明结构风险

金融控股公司规模越大, 参与的企业越多, 关系越复杂, 监管者就越难以正确地判断金融机构的风险, 这种不透明的组织结构首先会使控股公司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和沟通更加困难, 在危机发生初期无法事前预警。

(七) 财务信息披露风险

金融控股集团旗下各子公司从事不同行业的经营活动, 各行业的会计制度不同, 会计准则与统计口径存在很大差异, 这导致了集团各子公司所披露的会计信息可比性小, 不利于监管者及时、准确地根据会计财务信息进行风险评价与分析。

(八) 内部的利益冲突风险

金融控股公司内部有些子公司之间利益实际上是存在着各种冲突的, 如银行储蓄的投资者的主要目的是寻求“金融资产的安全”, 但如果控股公司为追求高额利润而把银行资金用于证券交易, 则违背了投资者的“安全性”意愿。类似的还有控股公司内的基金经理专门购买控股公司关联企业的股票, 而不管其赢利性和安全性如何等;再如在资源的分配上, 由于资源的有限性, 如何向各子公司之间进行分配, 分配的标准是什么, 都是问题。若分配不公, 则不免造成各子公司之间的利益冲突。

三、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对策

(一) 加强市场准入的监管

对金融控股公司的市场准入, 应以控股公司的发起人、控股股东等关键实体的审查为中心, 建立相应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具体审查中, 对不同关键实体的准入标准应有所侧重;对金融机构的申请, 主要对其财务指标必须有相应的要求;对企业的申请, 应考察其建立金融控股公司的充足理由, 以及是否有具体的业务发展计划, 如果控股公司机构过于复杂或存在“壳公司”等逃避监管的企图, 监管者可拒绝其成立或扩张的申请。

(二) 加强资本充足率的监管

对金融控股公司资本充足率监管应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首先要求各子公司满足所在行业的资本充足率要求, 尤其是一些没有明确资本充足率标准的行业, 如租赁、典当等, 应尽快确定其合适的名义资本充足率, 并要求各子公司达到其相应行业的资本充足率标准。第二个层次是要求整个控股公司的并表资本充足率达到稳定水平。但巴塞尔委员会对金融控股公司的资本充足率并没有统一规定, 由各国监管当局掌握。因此, 各国根据其具体国情确定合适的资本充足率, 以保证监管的效率。

(三) 对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的要求

由于金融控股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可直接左右其下属各子公司负责人的经营思想, 要研究对金融控股公司具有直接控股经营权的负责人任职资格的测试制度, 要对持有股份超过一定比例的主要董事提出任用标准等等。

(四) 控制过度的风险集中

金融控股公司必须向监管机构报告有关控股公司对风险集中进行确认、监控与管理的制度和政策, 每一个被监管的子公司必须满足专业监管机构制定的对风险集中的限制标准, 控股公司向其某一交易对手或附属机构的信用风险暴露超出控股公司资本的一定比例时, 必须向监管机构报告并说明情况等。

(五) 防止关联交易

这是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的重点, 为此必须制定严格的法规条例, 应要求母公司定期披露公司治理结构和控股结构的变动, 定期向监管机构汇报关联交易的情况, 同时对以前的合法交易进行跟踪监测, 应要求母公司在子公司之间设立“防火墙”, 对不良的关联交易予以严格限制, 对超过一定金额的关联交易, 必须经监管机构进行核实。

(六) 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采取有分有合的方式

在对控股公司和各附属公司分别监管的同时, 负责监管母公司的监管部门应实施对控股公司的并表监管, 在此基础上对其风险和管理进行综合评价。这样可以避免对金融控股公司的资本充足率、资产负债规模、赢利水平及资产净值的重复计算, 更真实地反映控股公司的整体经营风险和发展能力, 从而更有利于防范和控制风险。

(七) 市场退出和控股公司责任的要求

在控股公司违规操作或支付出现严重危机的情况下, 监管机构应当有相应的市场退出机制。该机制包括紧急救助、接管、关闭和破产清算等内容。另外, 还要研究当控股公司所属的子公司破产和接管时控股公司所应承担的责任, 不能仅仅在其出资范围内承担责任。金融控股公司应成为其附属银行的“力量源泉”, 随时准备在遇到支付危机的时期提供附加资本, 这样可对银行起保护作用, 有利于提高金融的稳定性。

(八) 改进监管体制建设

在金融业三个相对独立的分业监管部门上, 组建一个负责总体协调和跨行业监管的金融监管委员会, 三个分业监管部门对具有银行、保险、证券等性质的金融业务实施专业化功能性监管, 而金融监管委员会则负责对金融控股集团的总部进行监管, 从而既充分鼓励了金融创新, 又实现了对金融控股集团母公司、子公司的全面有效监管。

[责任编辑:潘洪志]

摘要：当前, 政府组建金融控股公司面临的风险, 主要有资本重复计算风险、关联交易风险、风险传播、规避监管风险、内部贷款风险、不透明结构风险、财务信息披露风险、内部的利益冲突风险。政府在组建金融控股公司时, 应加强市场准入的监管, 加强资本充足率的监管, 控制过度的风险集中, 防止关联交易, 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采取有分有合的方式, 改进监管体制建设。

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研究 篇7

关键词：金融控股公司,风险监管,指标

一、国内现状

由于经营经验不足, 监管缺失, 制度不完善等问题, 我国的金融控股公司存在很多风险隐患, 整个金融业的监管依然扮演着消防警察的角色, 缺少对金融业较为完善的包括事前监管、事中监管, 事后监管的风险监管体系。考察我国金融业监管评级体系, 只要在银行业的监管中有体现。在制定并发布《股份制商业银行风险评价体系 (暂行) 》、《外资银行风险评价手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风险评价和预警指标体系 (试行) 》等基础上, 2005年12月2日在银监会第41次主席会议上, 刘明康主席主持会议, 会议原则上通过了《商业银行监管评级内部指引》, 意在整合商业银行监管评级体系, 健全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 加强和改进风险监管工作。我国商业银行监管评级为“CAMELS+”的评级体系, 即通过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状况、管理状况、盈利状况、流动性状况和市场风险状况等六个单项要素进行评级, 在此基础上加权汇总得出综合评级, 并结合其他具体因素的性质及其对银行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程度, 对综合评级结果做出精细调整。此外, 证券业根据《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 (2006) 、《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 (2008) 、《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条例》 (2008) 规定, 建立起以遵循净资本为核心的风险控制指标体系。诚然, 我国金融业已经开始重视风险监管, 但是, 由于人才、经验、资金、技术等因素的缺乏, 金融业的风险监管水平较发达国家而言还是比较落后的。

二、国际经验

(一) 美国的RFI/C (D) 评级体系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重视银行控股公司的风险管理问题, 90年代中后期引入了对银行控股公司的风险管理评级概念, 但是并没有在当时银行控股公司主要监管评级体系BOPEC (Banksub-sidiaries、Othersubsidiaries、Parent、Earn-ings、Capital) 中得到直接阐释。为了更好地满足金融监管实际需要, 美联储于2004年12月修订了针对银行控股公司, 包括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评级体系, 将BOPEC修改为更具有前瞻性的RFI/C (D) 。在RFI/C (D) 监管评级体系中, 基于对管理和财务状况的评级以及对存款类子公司未来潜在风险的评估, 每一个银行控股公司都被赋予了一个综合评级C, 意在对银行控股公司进行全面的综合性的评估。RFI/C (D) 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风险管理R (RiskManagement) 、财务状况F (FinancialCondition) 、母公司和非存款类子公司对存款类子公司的潜在影响I (potential Impact of the parent company and nondepository subsidiaries on the subsidiary depository institutions) 、存款机D (Depository Institution) 、存款机D (DepositoryInstitution) 。为了给评价风险管理提供统一框架, 并且银行机构风险管理和控的有效性, 风险管理R由四部分组成, 包括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监管;政策, 程序和限制性规定;风险监控和管理信息系统;内部控制。财务状况F也包括了四部分, 即对银行机构资本质量的评估、资产质量、收益、流动性。潜在影响I将对存款类子公司产生明显负面影响的可能性作为重点。存款机D反映主监管者对存款类子公司的评价, 这与在BOPEC评级体系下银行评级一样。美国RFI/C (D) 的监管评级体系充分体现了风险监管的理念, 动态地分析了金融控股公司的整体状况, 并对不同类型和规模的金融控股公司进行了区分对待, 此外, 对存款类子公司依然沿用运主银行监管者的CAMELS评级结果, 避免了监管的重叠。

(二) 英国的ARROW评级体系

英国金融服务局 (FSA) 使用AR-ROW (AdvancedRisk-ResponsiveOperating Framework) 评级法来进行以风险为本的监管。ARROW的评级法代表着高级的, 风险敏感的操作体系并基本覆盖了我们所面临公司特有的内部所有风险。ARROW帮助FSA将法规目标集中在主要的风险上, 通过对资源分配产生影响而有效地使用有限资源, 使用适当的监管工具应对风险问题, 即ARROW在法规目标与监管活动两者间建立了联系, 以识别主要的风险, 测量风险程度, 缓解风险并检测风险管理过程。ARROW包括三部分, 即公司型ARROW (ARROWFirms) , 主题型ARROW (ARROW Themes) 和内部风险管理 (InternalRiskManagement) 。公司型ARROW和主题型ARROW是FSA用来管理外部资源产生风险的两种基本方法。公司型AR-ROW方法适用于评估和处理某一公司或者公司联合体的风险。相比之下, 当某一问题在很多公司、某一部门甚至整个市场发生时, 适用主题型AR-ROW方法。在ARROW中FSA考虑了七种会影响监管目标的风险, 包括金融失败 (FinancialFailure) 、操作失误或者管理不当 (Misconductand/ormismanagement) 、消费者知情权 (Consumerunderstanding) 、市场欺诈或欺骗 (Marketquality) 、市场滥用 (Marketabuse) 和洗钱 (Moneylaundering) 。经过两年, FSA于2006年修订了AR-ROW, 新修订的ARROWⅡ使FSA在评估金融机构时更好地沟通, 更加有效地管理风险, 增加了回应风险的均衡性与一致性, 促使监管人员提高监管技能和监管知识储备。对风险模型的大幅度改动更好地对不同领域中的风险进行了对比, 允许更好的风险对比, 使得我们可以将资源可靠地投入到最大风险的领域中。ARROWDE风险模型既包括横向维度, 也包括纵向维度。从横向上来说, 风险被划分为三个基本种类:与金融机构在和零售消费者和市场直接交互行为而相关的风险, 与金融机构内部过程相关的风险, 与金融机构财务稳健性相关的审慎性风险。从纵向上来说, 风险群体归结为四类:经营风险、控制、监督与管理和缓解。与CAMELS关注被监管机构经营结果不同, ARROW关注对风险过程进行评估的程序和方法。ARROW的程序可以细分为准备风险评估阶段、风险可能性评估阶段、制定风险控制方案阶段、内部确认和调整阶段、风险沟通阶段、跟踪评估阶段和新的评估循环阶段。

三、建议与措施

虽然我国目前金融业实行分业经营, 分业监管, 但金融业的综合经营一直暗流涌动, 根据初步统计, 我国已经出现了100多家事实上从事综合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 (按照50%的绝对控股权和持有股份50%以下相对控股, 但是拥有认识, 财务, 经营决策等实际控制权的标准) 。尽管我国当前银行业已根据《商业银行监管评级内部指引》建立了商业银行“CAMELS+”监管评级体系与包括风险水平、风险迁徙、风险抵补三个层次风险监管核心指标;证券业已根据《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 (2006) 、《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 (2008) 、《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条例》 (2008) 规定, 建立起以遵循净资本为核心的风险控制指标体系, 但是针对金融控股公司却缺少非常必要的监管评级体系。此外, 因为存在不同的风险指标体系, 比如银行业遵循《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中提出的风险水平、风险迁徙和风险抵御三大类指标及指标值 (其中包括一级指标15个、二级指标8个:风险水平类指标包括流动性风险指标、信用风险指标、市场风险指标和操作风险指标;风险迁徙类指标包括正常贷款迁徙率和不良贷款迁徙率;风险抵补类指标包括盈利能力、准备金充足程度和资本充足程度) , 而根据《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 (2006) 、《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 (2008) 、《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条例》 (2008) 规定, 证券业遵循的是以净资本为核心的风险控制指标体系。所以, 构建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评级体系, 很有必要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风险监管指标进行甄选和整合, 从而提炼出针对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指标体系。

借鉴国际先进国家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评级体系, 我们可以确立以风险为本的监管原则, 认识到风险监管存在政策周期, 可将风险监管的政策周期划分为三个阶段, 即风险评估、风险管理、风险评价, 并在各个阶段重视对风险的沟通问题。在风险评估中, 我们可以采用环境影响评估 (EIA) 方法, 对风险进行定量评估。在风险管理中, 应该强调监管影响分析的重要性, 可以采用成本效益的分析方法, 通过分析和比较风险监管的成本与收益, 确定出哪些金融风险值得监管, 并进一步确定出风险监管的程度与水平, 从而更加科学地制定出风险监管的法律法规。此外, 对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监管可采取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相结合的方法, 现场检查要形成固定制度, 并根据金融控股公司的资产规模可以采取不同的监管方法, 如对大型金融控股公司可派监管小组, 确定固定的联系人, 而对小型金融控股公司可以采取较为灵活的方法, 在非现场检查中要重视监管评级, 可借鉴美国的做法建立CAMELS和RFI/C (D) 相结合的监管评级体系, 借鉴RFI/C (D) 中动态评估方法, 重视风险管理水平和非存款类子公司对存款类子公司的潜在影响, 全面考察金融控股公司整体情况, 不仅要预测未来的财务走向, 更要真正地衡量出金融控股公司整体的安全性和稳健型经营水平, 及时发现风险管理隐患。此外, 我们也应该借鉴英国金融服务局 (FSA) ARROW评级体系中的对风险过程和评估程序与方法的关注:在准备评估风险阶段科学合理地确定风险评估的范围和具体的评估对象;在风险可能性评估阶段, 既要考察金融机构外部环境风险, 也要考察金融机构特定的风险;在制定风险控制方案阶段, 要有明确的监管目标和过程以及可行性的方案, 可采取多种监管措施达到预期效果;在内部确认和调整阶段, 监管机构应该进行充分论证, 确保风险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和风险控制方案的可行性;在风险沟通阶段, 作为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者应该与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就相关问题充分沟通, 定期召开风险监管与沟通的联席会议, 建立信息共享机制, 获取有效的信息反馈, 通过有效地协调好部门利益最大化地减少风险控制方案推行的阻力;在跟踪风险评估阶段, 相关部门应该对风险控制方案的执行情况跟踪监测, 尤其要对风险是否有很大可能恶化进行监控。

参考文献

[1]、车迎新.金融控股公司的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和监管[M].中信出版社, 2009.

[2]、凌涛, 张红梅.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模式国际比较研究[M].上海三联出版社, 2008.

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研究 篇8

为了应对80年代的银行业危机, 1984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创立“力量源泉”原则。其内容是, 银行控股公司应成为旗下附属银行财务和管理之力量源泉, 禁止银行控股公司采用不安全、不稳健的经营行为。由于该原则是由FRB首先创设并适用, 因此“力量源泉”原则一般仅针对银行控股公司的经营行为。

随着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影响的进一步递延, 美国银行倒闭的数量剧增, 仅09年一年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以下简称FDIC) 以278亿美元接管了140家倒闭银行 (这一费用远远超过80年代和90年代的储贷危机) 。在2010年前四个月, 就已有64家银行倒闭, 这一数量远远超过2007-2008年[1]。为减少银行倒闭给存款保险基金造成的损耗, 美国银行监管当局将采取一系列更加严厉的监管措施。其中, 比较特殊的监管措施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以下简称FRB) 创制的“力量源泉”原则 (sourceof-strength doctrine) 。该原则要求银行控股公司在附属银行出现经营困难时, 应给予财务援助。尽管该原则的有效性在美国一直存在较大争议, 但FRB一直努力拓展“力量源泉”原则的适用范围和空间。随着2010年《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的正式生效, FRB的监管权力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其中“力量源泉”原则是其加强监管、防范系统性风险的有力措施。

二、“力量源泉”原则与银行控股公司其他加重责任的区别

1、“力量源泉”原则与“交叉担保”条款。

在1989年, 由美国国会公布了《金融机构改革、复兴与实施法》 (FIRREA) 。该法案一项重要的法律规定就是“交叉担保”条款。该法案赋予FDIC重要的监管权力, 即针对旗下有多家银行附属机构的银行控股公司, FDIC有权要求破产银行的其他经营正常的投保“姊妹银行” (sibling institution) 承担其因处置破产银行所蒙受的损失。在这里, 其他有清偿能力的姊妹银行发挥着类似担保人的作用。“力量源泉”原则与“交叉担保”条款相比较, 具有以下区别:

第一, 适用对象不同。

“交叉担保”条款仅仅适用于附属银行、储蓄机构之间, 而“力量源泉”原则则适用于金融控股公司旗下附属子银行出现财务危机的情形。即“交叉担保”属于部分的“横向联合”, 仅适用于银行控股公司附属子银行之间, 并不影响控股公司本身及其他非银行附属机构的财务资源;“力量源泉”原则则属于部分“纵向联合”, 要求控股公司向其附属子银行提供援助。

第二, 监管当局不同。

“交叉担保”条款是FIRREA法案赋予FDIC即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一项特殊的监管权力, 赋予FDIC在破产银行倒闭时有权向其他姊妹银请求赔偿相应的损失;而“力量源泉”原则则是FRB针对银行控股公司直接适用的监管措施。

第三, 法律确定性程度不同。

1989年FIRREA法案明确授权FDIC实行新的银行关闭措施, 即在法律上规定了FDIC享有对失败银行的姊妹银行请求损失补偿的权利。相比之下, “力量源泉”原则从一开始在法律规定上即存在不确定性和激烈的争论。

2、“力量源泉”原则与“资本担保责任”条款。

资本担保责任制度产生的背景是20世纪70-80年代储贷机构危机。1991年的《联邦保险公司改进法》 (FDICIA) 明确规定了银行控股公司的资本担保责任 (12USC§1831o (e) (2) (C) ) 。如果附属银行被发现不能满足最低资本充足要求时, 它必须向联邦监管当局提交资本恢复计划 (capital restoration plan) 。而FDIC接受该计划的条件之一就是该计划得到其控股公司的担保, 即保证该附属银行在随后的四个连续季度内履行计划直至资本达到既定标准。“资本担保责任”条款与“力量源泉”原则存在明显区别:

第一, 保证额不同。

资本担保责任条款要求“恢复附属银行所需的资本充足额或者该附属银行总资产的5%, 按照二者中的较少者计算”;而“力量源泉”原则要求银行控股公司在附属银行出现困境时应提供其必需的财务援助, 该救助行为并无数额限制, 可以理解为无限责任。

第二, 介入时间不同。

资本担保责任往往出现在资本不足的子银行, 当其不能满足最低资本要求时, 需要提交资本恢复计划和控股公司的资本担保;而“力量源泉”原则出现在附属子银行经营失败、其资本储备已经全部或至少大部分用尽之时。

第三, 法律后果不同。

资本担保责任不直接要求银行控股公司对其附属公司承担法律责任。相比之下, “力量源泉”原则要求控股公司成为其附属子银行的财务和管理之实力源泉, 必须向经营失败的子银行提供相应的援助, 否则会被视为“不安全、不稳健的经营行为”, 控股公司本身将面临一系列的监管处罚措施。

三、“力量源泉”原则在美国的最新发展

2009年2月24日, 美联储发布了一项有关银行控股公司红利分配、股票赎回和回购的监管声明。在这个声明中的资本充实环节, FRB重申了与Y项监管规则一致的“力量源泉”原则。

FRB特别指出, 银行控股公司在分配股息红利、股票赎回或回购之前, 应当考虑自身作为其附属银行财务和管理之力量源泉的能力。在此之前的监管规则规定, 如果银行控股公司资本充足、管理良好, 并且不存在任何尚未解决的监管问题则不需要在分配股息之前取得FRB的同意。而新的监管声明对此作了较大的改变, 指出:无论银行控股公司的资本是否充足, 都应当将股份回购等事项事先告知FRB。在此次新的监管声明中, FRB特别强调银行控股公司应采取一种积极主动的、全面的资本充足计划。而且, 在涉及到公司资本结构的变化方面, 银行控股公司应增强与FRB的协商和咨询。原本资本计划安排属于银行控股公司董事会的决定事项, 现有的监管声明明确指出FRB有权介入并干预银行控股公司的资本安排和管理。同时, 在近期的股权交易监管中, FRB要求银行控股公司提交所有新股东 (股东为组织且持有银行控股公司10%的股份) 管理文件的复印件。该监管指令旨在为FRB实施力量源泉规则提供有效信息[2]。

从上述FRB监管态度变化可以看出, 次贷危机之后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实质上强化了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监管, 其中最主要的体现就是对“力量源泉”规则的重视和肯定。2009年3月18日, 奥巴马总统针对AIG高管薪酬发表演说, 指出他正在寻求一个解决方案, 建立一个机构拥有类似于FDIC的强大监管权, 以确保积极应对并消除系统性风险, 将坏账剥离并处理那些不适当的合同。同时, 奥巴马政府公开承认FRB监管权力上存在一定的限制和制约, 建议FRB针对银行控股公司应当享有更多、更强有力的监管权。

2010年7月22日, 奥巴马签署了自经济大萧条以来规模最大的金融改革法案———《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个人消费者保护法案》 (以下简称《法案》) 。防止所谓大而不倒的超级金融机构经营失败而引发新的系统性危机, 是本轮监管改革的重中之重。围绕监管系统性风险, 该《法案》着重推进以下改革措施[3]:

第一, 建立新的监管协调机制。

为改变多头监管下的监管重叠和监管空白的不足, 成立新的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该委员会由财政部牵头, 其成员包括10家监管机构在内的16名成员, 主要职责在于识别和防范系统性风险。在此框架下, 现有的货币监理署 (OCC) 和储蓄机构监理署 (OTS) 合并, 以监管全国性的银行机构;由FRB负责监管金融控股公司和一些地方银行;同时保持FDIC的监管职能。

第二, 对有系统性风险的金融机构, 该法案提出更高的资本充足率、杠杆限制、流动性和风险管理要求, 但具体标准将由即将成立的委员会确定。

引人注目的是, 该机构将获得强大的监管权力, 即在三分之二多数投票通过后, 可批准FRB对大型的金融机构强制分拆重组, 或资产剥离, 以防范可能的系统性风险。

第三, 结束金融机构“大而不倒”的现象。

在事前预防方面, 该法案建立新的系统风险监管框架, 将所有涉及系统性风险的重要银行和非银行机构均纳入FRB的监管之下。在事后处置方面, 给予FDIC破产清算授权, 当超大金融机构经营失败时, 对其采取安全有序的破产接管清算程序;同时, 明确相关成本由金融业界而不是由纳税人来承担。这也就意味着FRB在法律上取得了更大的监管权力, 有权适用“力量源泉”原则要求超大金融控股公司运用银行及非银行资源救助其附属的失败银行。如果该控股公司不采取援助措施, 将会面临更严厉的监管处罚措施。而且, FRB还会采取其他监管措施以阻止金融控股公司向股东和债权人分配股息红利、股权回购等。也就是说, “力量源泉”规则不仅施加责任于控股母公司本身, 还对控股公司的债权人和股东都产生一定影响, 当其附属银行出现财务困难, 其损失应由控股公司的债权人和股东来共同承担。同时, 涉及系统性风险的超大银行控股公司的破产清算由原先纳入普通破产程序转至由FDIC采取财务管理或接管等以监管当局为主导的特殊破产处置程序。

四、“力量源泉”原则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启示

1、FRB在监管实践中所创制的“力量源泉”原则, 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控股公司的法定责任, 突破了法人独立人格理论, 是美国监管制度上的一大变革。

就是将银行倒闭的成本分摊到纳税人头上, 必然会引发社会大众的不满情绪, 倒不如将该项成本转移至其母公司。毕竟控股公司为减少自身损失, 可以操纵附属金融机构之间资产和责任的转移, 利用其控制优势消化自身风险, 而这种风险和行为本应由控股公司自身来承担。

2、增强社会公众对金融业的信心成为要求银行控股公司提供财务援助的正当理由。

大型金融机构倒闭毫无疑问地动摇公众对整体经济尤其是银行业的信心。当公众认为监管者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中存在的问题毫无反应时, 这些银行的倒闭就会影响社会大众的信心。“大而不倒”实际上造成在某些银行机构倒闭时不适用既定的银行清算制度, 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道德风险, 使得监管措施在超大金融机构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因此, 有必要加重控股公司的责任以控制和降低超大控股公司倒闭所引发的系统性风险, 同时将超大金融机构纳入特殊金融破产程序而非适用普通破产法也是保护公共利益的必要之举。

3、防范金融公司管理者的积极冒险行为。

换言之, “力量源泉”原则将部分或全部的高风险战略造成的成本支出回归到银行控股公司, 通过给予危机时附属子银行享有从母公司得到财务支持的法定权利, 防止子银行倒闭引发的控股公司系统性风险的产生, 从而有效约束母公司对其内部管理关系实施监督并承担最后的法律责任, 以控制母公司不适当的经营行为。

综上, 银行控股公司集团内部治理结构的复杂性、金融安全的重要性以及金融领域风险的不确定性必然要求通过加重控股公司的责任来约束其自身经营管理行为, 这种内在约束机制与外部严格监管相结合对促进银行控股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的合理化以及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了解决思路。我国在将来的银行控股公司立法中应适当借鉴“力量源泉”原则以加重控股公司的法律责任, 即:当附属子银行存在资本金不足或经营失败的情形时, 控股母公司应当成为其财务和管理之实力源泉, 有责任帮助子银行补充资本金或恢复其清偿能力。若控股公司不履行该义务, 监管当局则有权采取一系列强制性监管措施诸如限制其业务拓展和股份回购、禁止开设新的分支机构或增加新的经营项目、于一定期限内处分其持有资产或股份用以改善子银行的财务状况等。同时, 立法还需对银行控股公司适用“力量源泉”原则划定一个清晰的范围, 以避免因法律规定的不明确而带来实务操作中的混乱, 从而减损该规则的实际使用效果。

摘要：美国银行控股公司“力量源泉”原则是美联储创制的新型监管措施, 其实质是加重银行控股公司的法定责任, 要求其成为附属子银行财务和管理之实力源泉, 以防范因子银行倒闭而产生的系统性风险。全文就“力量源泉”原则产生的历史背景、与银行控股公司其他加重责任的区别以及“力量源泉”原则在美国的最新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 以期对我相关金融监管立法有所裨益。

关键词：银行控股公司:“力量源泉”原则,金融监管

参考文献

[1]Erin Burrows and F.John Podvin, Revisiting the FDIC’s“Superpowers”:Contract Repudiation and D’Oench Duhme, theBanking Law Journal, 2009 (5) , p395.

[2]Howell E.Jackson, the Expanding Obligations of FinancialHolding Companies, 107 Harv.L.Rev.509, 509 (1994) .

金融控股公司治理比较研究 篇9

公司治理有狭义和广义两层含义, 狭义的公司治理是指股东、经营者与公司以及控股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治理关系, 是企业所有者对经营者的一种监督与制衡机制;广义的公司治理是指公司与公司利害相关者之间的关系, 包括一般少数股东、潜在股东、资本市场以及经理市场、产品市场、社会舆论监督和国家法律法规等外部力量对企业管理行为的监督。

金融控股公司的治理比较复杂, 它包括两个层面, 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各个独立的法人实体包括母公司、子公司和关联公司的治理结构;另一方面要利用利益相关者的理论和思维, 处理好母公司和子公司中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均衡关系。

一、英美与德日金融控股公司治理模式比较

1、美英模式

美英模式, 又称市场导向型公司治理, 这种模式的金融控股公司主要存在于英美等国。英美法系的公司制度设计立足于信托原理, 由股东通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会, 并授予董事会聘用、评估和监督经理层的权力, 董事对股东负有信托义务, 股东则退居幕后, 安享“剩余索取权”, 从而在公司内部形成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这一垂直型的单层制公司治理结构。为了监督经营者, 其采用的是在一个公司机构内解决问题的方式, 即在董事会内部区分执行董事和非执行董事, 要求非执行董事对执行董事的经营管理行为进行监督。

主要特点有:1.公司股权高度分散;2.公司融资以股权融资为主, 资产负债率较低;3.以股票市场为主导的外部治理机制发挥着重要作用;4.实行单层董事会制度, 公司管理结构分为股东大会、董事会及首席执行官三层, 其中股东大会是公司最高决策机构, 不设监事会, 由独立董事以及专门委员会行使监督职能。

2、德日模式

德日模式, 又称网络导向型公司治理, 主要分布在德国、日本以及其他一些欧洲大陆国家。这一模式的金融控股公司治理的主要特点是:股权相对集中、大股东控制公司。

德国的金融控股公司治理中股东大会享有最终的意思决定权, 股东大会之下设有执行董事会和监事会分别执掌业务执行权和监督权。其采用的是典型的双层制, 公司内部三大机构之间是由股东大会选举监事会, 然后由监事会选任和解聘董事会成员。监事会作为公司中专门的内部监督机构, 行使监督和控制的职能。监事会甚至还拥有重大决策、财务决策的批准权力。另外, 与德国股份公司中还有职工参与公司管理等制度。

日本金融控股公司治理结构属于单层的双元制模式。它是由各个相对独立的监事 (即监察人) 单独或者组成监事会 (即监察人会) 专司监督职能, 地位与董事会平行, 二者共同对股东会负责。监事会的主要职责是监督公司董事职务的执行情况以及对公司财务状况进行审计监督。监事会可以以决议的形式决定监督检查的方针等与监事执行职务有关的事项。在监事会有要求时, 无论何时监事都必须向监事会报告其执行职务的状况。各个监事拥有相对独立的权力, 监事会并不能妨碍监事行使职权。

二、OECD《公司治理原则》与BCBS《强化银行公司治理指导原则》对完善金融控股公司治理的比较

1、OECD《公司治理原则》

2004年OECD公布了新版本的《公司治理原则》。该文件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各个原则的内容进行了介绍, 第二部分把对这些原则的具体解释作为注释补充了进来。OECD《公司治理原则》关注于金融与非金融上市公司, 对金融控股公司的公司治理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其主要内容有: (1) 有效公司治理结构基础的保证 (2) 股东权利和关键所有权的作用, (3) 股东的公平待遇, (4) 公司治理中利益相关者的作用, (5) 披露与透明化, (6) 董事会的职责。

2、BCBS《强化银行公司治理指导原则》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2010年10月4日发布了《强化公司治理指导原则》。作为第三个版本, 它明确了银行业监管机构对银行公司治理的监管责任, 并阐释了其他利益相关者和市场参与者、法律框架对于强化银行公司治理的作用。其内容包括“引言、银行公司治理概述、稳健公司治理原则、监管机构的作用、营造支持稳健公司治理的环境”五大部分。

《加强银行公司治理的原则》对于金融控股公司治理的建立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对金融控股公司的公司治理具有更为具体的指导作用。

它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 银行公司治理概述, 良好的银行公司治理应达到三个标准: (1) 能够提供适当的激励, 使董事会和管理层的行为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 并对其实施有效的监督; (2) 建立合理有效的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和内部制度; (3) 应用于各种所有制结构的银行。

第二, 稳健的银行公司治理的原则:

在董事会职责方面:董事会承担银行的全部责任, 并监督高管层;董事会成员应当清晰了解自身在公司治理中承担的职责并且具备、保持对银行事务进行决策等履职所需的能力;董事会应就其运作制定合理的管理规定, 确保其落实, 使之与时俱进, 等等。

在高管层责任方面:高管层应在董事会的指导下保证银行的业务活动符合董事会通过的经营战略、风险偏好和风险政策。

在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要求方面:银行应设立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 并给予足够的职权、级别、独立性、资源以及向董事会报告的渠道;银行应在集团层面和单个实体层面分别对风险进行持续的识别和监控, 等等。

在薪酬管理要求方面:董事会应监督薪酬体系的设计及运作情况, 并通过对其进行监督和审查确保按既定的目标运转;员工薪酬应与其审慎性风险承担行为有效挂钩。

在对复杂或不透明治理结构的要求方面:董事会和高管层应了解和掌握银行的运行结构及其造成的风险;银行通过特殊目的实体或关联机构运营等。

在信息披露和透明度方面:银行的公司治理应对其股东、存款人和其他相关利益相关者、市场参与者保持充分的透明度。

第三, 银行业监管机构的职责有: (1) 为银行建立完善稳健的公司治理架构提供指导。 (2) 定期评估银行公司治理政策、措施和执行情况。 (3) 收集和分析银行内部报告和审慎性报告, 并完善上述评估。 (4) 要求银行对公司治理政策和措施中的实质性缺陷采取有效措施和手段。 (5) 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监管部门合作, 共同开展对银行公司治理的监管。

第四, 促进稳健公司治理的其他环境支持。

三、美国COSO内部控制框架与BCBS《银行组织内部控制系统框架》对控制金融控股公司风险的比较

2004年美国COSO颁布了新的《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 对内部控制理论和风险管理理论进行了整理和扩展。

1992年COSO《内部控制——整体框架》将内部控制定义为“为企业董事会、经营者以及其他成员达到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经营活动的效率和效果、相关法律法规的遵循等三个目标而提供的合理可信的程序”。

《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包括四类目标和八大要素。四类目标有战略目标、经营目标、报告目标和合法性目标。八大要素是内部环境、目标制定、事项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反应、控制活动、信息和沟通以及监控。

与《内部控制—整体框架》相比, 《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有很大的改进和完善, 具体表现: (1) 内部控制目标的定位更高, 内容更宽泛, (2) 更加突出了对企业风险的关注, (3) 更加强调董事会在内部控制中的作用。

四、BCBS《银行组织内部控制系统框架》

行监管委员会于1998年发布了《银行内部控制系统框架》, 这一框架比美国COSO内部控制框架对于金融控股公司的内部控制更具有指导意义。

BCBS《银行组织内部控制系统框架》提出了银行组织内部控制的13项原则:公司董事会对于建立和维持有效的内部控制系统负有最终的责任;高级管理人员对董事会认可的内部控制政策、方针、实施、评估和监督执行负有全部责任;在企业内普及内控意识;对风险的认识与监测;明确各管理层在执行内控制度中所负有的职责;对利害相关职责的岗位分离;有效的信息来源;信息系统的安全可靠;有效的沟通渠道;对内控系统的监测;对内控缺陷的处理;监管机构的责任。

BCBS《银行组织内部控制系统框架》与COSO内部控制报告的内部控制观念是密切相关的, 它阐述了内部控制、外部稽核与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内在关系, 比后者更加具体化。

公司治理无论对一般的公司、金融业机构, 还是对金融控股公司来说都有着重要意义, 上述规定对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 对其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有巨大的借鉴作用, 通过以上阐述, 希望为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金融控股公司的自身发展带来有益启示。

参考文献

[1]安志达.金融控股公司——法律、制度与实务[M].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2:18.

[2]凌涛, 等.金融控股公司经营模式比较研究[M].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8.

[3]夏雪冰.公司治理机制的国际比较[J].东方企业文化, 2010 (3) .

[4]李燕.公司治理模式理论之国际比较研究[J].学术界, 2010 (9) .

[5]巴塞尔委员会颁布.强化银行公司治理指导原则, 2010年10月4日.

万达要搞金融控股公司 篇10

为什么选武汉？这里有万达投巨资历时5年精心打造的2个科技含量极高的文化项目，有万达首个七星级酒店、最顶级的商业广场，年会时大家可以亲身体验。万达在武汉有3个酒店，参加年会的人数也可以增加一些。希望各系统全力完成各自目标，以愉快心情迎接今年特殊的年会。

同时，为了万达自身发展需要，特别是为了适应资本市场要求，在酝酿相当长一段时间后，6月份集团对商业地产和文化集团两个系统的组织架构进行了比较大的调整。商业地产增加中区管理中心，形成南、中、北三个管理中心格局。万达管理是扁平化的，总部直接管地方项目，现在万达在全国有110多家项目公司，如果只分两个区，管理幅度太大。同时，集团把文旅项目管理中心划给商业地产，再加上附带的销售、设计等部门的调整，组织变化是比较大的。集团要求：

1.尽快适应调整。商业地产、文化集团要搞好对接，处理好商业规划院、文旅规划院等部门面对同一项目时的交叉、交接事项。文化集团对文化项目的一些特殊遗留问题要负责到底，比如武汉两个文化项目的竣工、开业，东方影都优惠政策的落实，与政府对接谈判不能换人。哪些工作事项移交，哪些不移交，把界限分清楚，该谁负责必须能找到责任人。

2.培训新制度。万达传统是每两年、逢双数年对制度进行修订，今年我们花了半年时间，修订完成2014版制度，新制度颇有特点：一是文字大幅减少，2012制度已从2010版制度的200万字减少到100万字，2014版制度又从100万字减少到50万字。二是表格化，全部制度表格化。三是信息化，2014版制度的信息化率超过88%，绝大多数制度能上网操作。希望2016版制度修订时，再把信息化率提升几个百分点，做到所有制度上网操作。制度修订后，很多内容是全新的，这就要求培训，只有培训好了，理解了，才能落实。

3.所有目标不变。不管商业地产、文化集团怎么调整，年初给定的发展目标不变，不做任何调整。

此外，万达长期以来就有涉足金融的打算，成立金融集团是万达实现新的转型的要求，也是万达打造的新的支柱产业和新的利润增长点。

1.成立金融控股公司。计划今年三季度注册成立万达金融集团，今后万达所有的控股、参股以及财务投资都由金融控股公司负责。万达注册成立了一家百亿级别的投资公司，正在申报成立一家注册资本300亿元的财务公司，万达还计划投资其他金融行业。今年下半年开始，万达将一步步展开金融业务，在多个金融行业进行投资。为做好这件事，去年开始万达就有计划地进行了资金准备。

2.找到合适人才。做金融产业，和做其他产业一样，必须找到合适人才。万达做商业地产是从住宅地产转型过来，刚开始就是找人，人找到了，事情才能做好；后来转型做文化旅游，也是先找人。现在万达从事金融产业，最重要的还是找人，不光找到人，还要找到合适的人。这就是我老讲的一句话，“人就是一切，人就是事业”。万达正在一些国外金融机构接触，1到2年内，万达在海外金融产业方面就会有大动作。

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研究 篇11

一、资本不足风险的内涵

金融控股公司资本不足风险,是指其资本金规模与监管要求相比,名义上符合监管要求,但实际资本充足水平不足而形成的经营风险。

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包括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留存收益、相关风险准备金以及稳定的长期负债等资金来源。资本充足率(Capital Adequacy Rate,CAR)是指监管资本(Regulatory Capital,RC)与风险加权资产(Risk Weighted Asset,RWA)的比值。即:

其中:监管资本是指金融监管当局认可的、可以计入资本金的项目之和,是监管部门对金融控股公司资本金的最低要求;风险加权资产是按照各金融行业的标准方法,对各资产项目按一定权重求和计算得出的结果。

目前,多数国家采用巴塞尔协议推荐的资本金计量方法,将按照该方法计量得出的资本作为监管资本,即最低资本要求。《巴塞尔协议Ⅲ》将资本金分成三级,并对资本金充足水平提出明确要求:一类资本金充足率不得低于4.5%,整体资本金充足率不得低于8%,此外还要求保留资本金留存缓冲、逆周期缓冲资本,并要求杠杆比率(资本/账面资产总额)大于3%。

在金融机构的实际管理中,为了提高资本收益水平,多采用“经济资本”来管理本机构的资本金。所谓“经济资本”(Economic Capital,EC),是指在一定置信水平α下,为吸收风险引发的非预期损失和保持公司的正常运营而需要的资本量,置信度一般选择为99%。经济资本表示为“在险价值”(Valueat Risk,Va R)超过预期损失(Expected Loss,EL)的部分:

从金融监管角度看,监管当局必须要确保金融控股公司能够足额偿付其到期债务,避免引起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因此,监管当局更加倾向于要求金融机构保有尽可能多的资本金,用于抵御金融风险;而从金融控股公司角度看,其更加倾向于使用较低数量的资本金,支撑更大规模的资产,以获取更高水平的资本收益。这样,监管要求与金融控股公司自身诉求就形成一对矛盾,很大程度上有可能会出现逃避资本监管或资本充足水平达不到监管要求的问题。金融控股公司的资本纽带关系复杂,掩饰较低的资本充足水平不被监管者发现,这种博弈将诱发资本不足风险,而这一风险在目前我国金融业实行分业监管体制的情况下,尤其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金融控股公司的盈利预期与资本监管要求是一对矛盾,根据纳什均衡,其资本金在冲突博弈中会形成一种均衡状态。根据(1)式,采用边际在险价值(Marginal Value at Risk,MVa R)确定n个子公司对于金融控公司整体风险贡献水平,子公司i的资产为Ai,则第i个子公司的为MVa Ri(α):

由于MVa R具有可加性[5],即金融控股子公司MVa R之和等于金融控股公司总的Va R,因此

故而,单个子公司的经济资本金为:

ELi为i个子公司的预期损失。

显然,对于金融控股子公司需要满足:ECi≥RCi

在金融控股公司的经营业务和范围不变的情况下,假设α置信度下在险价值和边际在险价值不变,通过在子公司之间调整风险资产、资本金等手段,以减少账面预期损失,使得账面经济资本相对于实际经济资本需求降低,从而降低监管资本,但其面临的实际风险并没有减少,这就是资本不足风险。

二、资本不足风险产生的主要成因

金融控公司的资本来自于两方面:一是外部资金和自我积累,能够真实的抵补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损失;其次是由于资本重复计算所导致的虚增资本。孔立平(2008)指出金融控股公司的组织结构使其形成“资本扩音器功能”,资本不足风险主要由于重复计算所致。归纳起来,资本重复计算的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双重财务杠杆。金融控股公司通过长期负债筹集资金,并将其投向子公司作为资本金,即为双重财务杠杆(巴塞尔委员会,1999)。金融控股的母公司作为子公司的控制人,将其计入自身资本,反映到财务报表中,就是控股公司负债与权益同时增加,会导致资产负债率下降,掩盖公司风险。双重财务杠杆表示为长期股权投资与所有者权益的比值。

以Ii表示金融控股公司n个子公司中第i个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Ei表示第i个子公司的所有者权益,βi为金融控股公司控股比例,X为金融控股公司子公司互相持股及子公司持有母公司股份所形成的资本重复计算额,在计算中应该予以扣除,则双重财务杠杆k为:

例如:2010年底,国内某金融控股公司所属证券公司的净资本不足,受到监管部门的诫勉。为迅速改变资本不足状况,2011年4月,该证券公司发行人民币次级债券,额度4亿元、期限5年,由其控股母公司全额认购,所募集的资金全部用于补充二级资本。金融控股母公司以认购债券形式,向子公司注入二级资本,在不增加集团总资本规模的情况下,使证券子公司满足了资本监管要求,这是典型的双重财务杠杆融资。

这次融资后,该证券公司的合格资本指标和相关风险指标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对其正常经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对控股母公司及整个金融控股集团而言,其整个集团的财务风险增加、偿债能力减弱。由此可见,双重财务杠杆虽然为金融控股公司提供了一种风险转移手段,但会导致金融控股公司整体风险增加。

2.股权融资重复计算。金融控股公司通过股权融资,向子公司注入资本,该资本又作为权益计入母公司资本中。对金融控股公司而言,这种方式并不增加负债,但使得资本双倍增加,可以隐藏部分资本不足风险。不过,资本的绝对增加会导致金融控股公司的资本收益率降低,因而实际操作中金融控股公司并不倾向于以此种方式实现资本扩张,故而该效应可通过资本金管理的负反馈自动得到矫正。

3.内部资本市场。金融控股公司内部形成资金市场,同一集团内的不同法人实体相互之间资金往来频繁,易导致金融控股公司内部各子公司之间的资本相关度提高(Murllo Campello,2002)。如果单笔资本金在不同子公司间往来,作为资本金出现在各自的资产负债表中,使得该笔资本金重复计算,从账面上提高了各子公司的资本金,容易导致资本不足风险增大。

4.子公司外部融资。金融控股公司的子公司通过对外进行债务融资,投入到金融控股公司的孙公司中,会产生如上述1、2的效应。

图1表示了金融控股公司资本重复计算的三种主要形式,HAi、Lai分别表示高流动性资产和低流动性资产,而金融控股母公司投向子公司的资本都计入长期股权投资,即低流动性资产Lai中;HLi、LLi、Ci表示高流动性负债、低流动性负债和资本金,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从外部获得的长期负债(低流动性负债)和股权融资可以补充资本金。

通过合并报表计算的形式,将子公司增加的资本金计入母公司资本中,从而虚增资本,降低杠杆比率,会掩盖金融控股公司资本不足风险。而这会对债务人和投资人产生信息误导,会导致风险溢出效应和传染效应。

三、金融控股公司内部资本金分配模型

有限的资本金在金融控股公司内部如何实现最大的效率?按照经济学理论,该资本金必须在一定的风险水平下实现最大的收益率,即风险调整收益率达到最大化。风险调整收益1(Risk Adjusted Rate of Capital,RAROC)是指将风险因素剔除以后的收益指标。定义为:

Return表示公司收益,cost代表为获取收益而付出的成本,EL为预期损失,EC表示经济资本金。

金融控股公司采用RAROC对其拥有的资本在各子公司之间的风险收益情况进行对比分析,从而进行分配抉择。

首先,根据投资收益原理,金融控股公司内部所有的子公司必须满足基本的收益率rbasic,公司才能确定投资第i个子公司:

R和C分别代表收益和成本。

其次,对于金融控股公司内部各子公司之间,必须最终拥有相同的风险收益率,从而形成资本流动的均衡状态。因为,如果存在不同收益率的子公司,按照股东利益最大化假设,金融控股公司总是倾向于向收益率高的公司投入更多的资本,直到该公司最终的收益率与其它子公司持平。即:

根据(8)式,金融控股公司资本金收益率决策上主要考虑两个方面,一个是资本金的最优化配置,另一个是成本的控制,即在金融控股公司内部实现经济资本金最小化下的最优状态。

四、有效控制资本不足风险的建议

从资本不足风险成因可以看出,金融控股公司资本不足风险是涉及到公司内部运营与外部监管,因此,需要从金融控股公司内控机制和外部监管两个方面采取措施,以防范和化解金融控股公司资本不足风险。

(一)构建基于RAROC的资本金管理机制

首先,RAROC是经济资本分配原则,它从董事会高层管理战略和风险偏好延伸至前台具体业务,涵盖不同子公司、业务领域、不同职能部门的资本金分配,从而可以将每一个岗位加入到风险控制中来。其次,采用资本金分配方法,一方面可以从金融控股公司整体高度考虑所有风险,并将各子公司风险之间的收益叠加放大;另一方面通过测定和衡量各种资产和投资组合的风险收益,可以实现某一类风险(如信用风险、市场风险)的内部风险组合管理。再次,资本金分配为风险与收益之间寻找了一个平衡点,能够准确的度量风险与收益的配比关系,为控制资本不足风险提供了很好的决策依据。

(二)建立严格的内控制度

金融控股公司的复杂性使得其风险关联到内部每一个部门和公司,因此要控制资本不足风险,需要强化内部控制。首先,要实行全面的风险管理,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水平和风险偏好,并以此制定公司经营的内部资本不足风险控制边界条件,合理规划公司资本需求和补充方案,形成有效的内部资本管理方法;其次,金融控股公司应及时向内部子公司披露集团风险信息和内部关联交易情况,子公司应在其职责范围内有效控制风险,并及时向股东和债务人披露公司资本充足情况;最后,金融控股公司应避免权利滥用,母公司过多干涉子公司经营容易将资本不足风险等转移到某个子公司。

(三)建立完善的并表监管制度

通过对金融控股公司实施并表监管,从整体上考察其风险状况,明确其资本不足风险水平,避免由于财务并表形成双重财务杠杆风险。监管当局应当明确金融控股公司并表监管范围,根据金融控股公司报送信息,实时监控金融控股公司资本充足总体水平,并深入金融控股公司内部,监测其子公司的风险水平,对其整体资本不足风险进行审查和评价;对于跨金融子行业的金融控股子公司,需要银监会、证监会与保监会等监管部门联合组成监管小组进行共同监管,以确保整个金融控股公司都受到监管、评估和控制。

(四)形成有效的资本充足率监管

巴塞尔协议将资本充足率作为第二支柱,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组织架构、资本流动管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为增强资本充足率监管,建立多层次的监管要求,形成包括核心资本、一级资本、逆周期资本、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附加资本等涵盖金融控股公司可能面临的特定风险及系统性风险的资本要求;明确金融控股公司风险覆盖范围,针对金融控股公司内部及不同公司,设置不同的资本计量要求和计提标准;鼓励金融控股公司采用高级计量方法对公司的资本不足风险进行有效的定量分析,提高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防控能力和水平。

摘要：金融控股公司的快速发展使得其面临的资本不足风险问题日益突出,对金融控股公司的偿付能力和运营安全构成威胁,对我国多部门并行监管的体制带来一定挑战。从资本不足风险成因可以看出,金融控股公司资本不足风险是涉及到公司内部运营与外部监管,因此,需要从金融控股公司内控机制和外部监管两个方面采取措施,以防范和化解金融控股公司资本不足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