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银行监管体系研究（通用8篇）
外资银行监管体系研究 篇1
按照中国入世的承诺，从2007年1月1日起，外资银行将获得与中资银行同等的国民待遇。随着外资银行的不断进入，国内银行与国外银行的竞争将日趋激烈，中国的金融改革作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它受到了实体经济部门，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发展缓慢，这暴露了我国的金融体系还存在很多内生的严重的体制问题：首先，银行系统的巨额不良资产。2005年的官方公布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为10724.8亿元，但如果剔除本年度工行政策性剥离的6350亿元不良贷款，2005年不良贷款实际比2004年增加了约1323亿元。大量不良资产已使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信用和地位受到严重损伤;其次，高度集中的银行市场结构。2004年和2005年国有四大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比重分别为53.6%和52.5%。到目前为止，国有垄断的格局在中国银行业仍未根本改变;最后，金融监管的不完善。2003年3月全国人大批准成立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它标志着中国金融体系的“分业监管”的监管机制的初步建立。事实上，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仍处在起步阶段，监管工作严重滞后于经济形势的发展，对外资银行在经营活动中违规行为的监管不力，将加大金融体系风险。鉴于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的种种问题，外资银行的进入势必会使国内外银行竞争加剧，对本已存在问题的金融体系造成不小的冲击，因此，本文将重点分析外资银行的进入给我国金融体系带来的影响。
一、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金融体系的有利方面
很多学者认为，外资银行的进入会加大发展中国家银行业的竞争程度，更多引进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提高发展中国家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等诸多益处，具体如下：
（一）技术扩散效应。
世界银行学者莱文就认为外国金融机构加入东道国的同业竞争会形成一定的“技术扩散效应”。外资银行融入国际金融市场多年，在传统银行业务和新兴银行业务方面都具有丰富的经验，有着成熟的内部管理和产品创新机制，提供金融产品的种类比较多，这些经验和金融产品通过技术外溢，使东道国很快掌握了先进的技术，缩短了研发时间，节约了成本。
（二）“鲶鱼效应”促进行业竞争，提高银行效率。
外资银行的进入会在零售业务、中间业务、贷款业务等方面直接对国内银行业产生巨大的竞争压力，迫使国内银行提高效率，改善服务质量，降低利率，减少垄断利润。当前个别地区银行仍存在客户投诉不能及时、有效地解决，排队现象严重等问题。究其原因正是由于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使得即使客户不满意到别的银行去，对国有商业银行整体而言，客户的钱不过是由左手转移到右手，所以银行没有激励去改善服务质量。而外资银行的进入就迫使国有银行进行全方位的改革，提高工作效率，改善服务质量来留住客户，尤其是优质客户。
（三）外资银行的进入动摇了四大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
伴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步伐，银行业要想有所发展，实现“走出去”战略，就必须尽快与国际大银行接轨。但实际上，我国银行与世界其他大银行相比，差距甚为悬殊。以资本回报率为例，美国花旗集团的资本收益率为35.6%、欧洲最大七家银行的资本收益率为18%、日本为5-15%，而我国的工商银行为2.3%、农业银行为-1%。由于进入我国的外资银行技术先进，经营成本较低，有助于打破我国银行业多年来形成的自然垄断局面，国内银行要想保有和扩大现有的市场份额，就必须提高自身的经营水平，提高效率，才能实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二、外资银行的进入对金融体系所带来的冲击
外资银行的进入除了为我国的金融体系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外，实际上它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即外资银行的进入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具体表现在：
（一）削弱了我国政府的经济控制力。
首先，外资银行的进入本身就是政府放权于市场的结果，外资银行进入我国是为了占领中国更多的市场份额，以商业利润为最终目的。花旗银行每年的利润是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利润的十倍，他们实际上拥有“超国家”身份，可以在金融市场上呼风唤雨，对一国的金融体系可以形成致命的打击;其次，他们甚至会利用自己的金融影响力向东道国政府提出有利于自身的政治要求，严重的削弱了政府的经济控制力，增加经济体系的不稳定因素;最后，外资银行的进入使我国宏观政策实施的难度加大，由于外资银行可以从国际金融市场上筹措资金来抵制货币政策的影响，从而将削弱我国货币政策的效应。
（二）中资银行将丧失越来越多的优质客户。
国内银行要与外资银行进行竞争，会造成利润上的损失，外资银行通常倾向于与大型跨国企业、国内大型企业和优质客户进行业务往来，根据“二八理论”——银行界的80%的利润来自于20%的优质客户，伴随着一些优质客户的“倒戈”，中资银行的盈利能力将会进一步降低，02年南京爱立信熊猫公司“倒戈”，提前还贷撤离中资银行投资花旗门下，令银行业震惊不已。如不采取及时的应对措施，中资银行将处于竞争的劣势，不利于中资银行的发展和壮大。
三、完善我国金融体系的相关建议
为保障我国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发挥其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作用——动员社会的闲散资金，并将这些资金有效地配置到需要资金的生产部门或个人手中。中资银行有必要首先解决以下问题：
（一）从根本上解决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问题。
中国银行系统的巨额不良贷款已成为制约银行业发展的主要问题。由于承担着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国有银行必然会存在由这些负担造成的亏损，而且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银行管理者有动机将银行业绩不佳或亏损的原因都归结到银行承担的政策性负担。因此国有银行只有剥离“政策性负担”，不让国有银行对其经营亏损有可以推脱责任的借口，然后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银行本身内部治理问题。
（二）完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为在竞争中取得有利地位，实现收益的最大化仍是各国追求的目标。目前我国还没形成一套对外银行管理有效的监管体系和运营机制。鉴于我国银行和发达国家银行相比在很多方面的差距仍然很大的实际情况，在营造公平、平等的竞争环境的同时，政府要在尚不完善的金融体系下对国内商业银行进行适当保护。因此，我国应在符合W T O规则的前提下，制定有关金融业的适度保护措施，强化市场监管，建立业务管理检测体系，完善与之相配的金融法律法规，建立相应的金融突发事件预警机制，维护我国的金融安全。
（三）通过产品技术创新，提高金融创新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在激烈的竞争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各家银行不断推出新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金融市场有了很大的改观，但仍存在很多问题：创新的层次较低，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盈利能力差，创新产品缺乏个性化和针对性等问题。当今社会，创新能力不足是直接影响到国内银行核心竞争力提升的主要障碍之一，因此，要想与强大的外资银行竞争，就需要提升创新能力，不但要提高创新的层次，还要创造出适合不同消费人群的金融产品，来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差异化需求。
（四）实施人才发展战略。
金融业的竞争实际上就是人才的竞争。外资银行进入中国，需要大量的本土人才。由于外资银行在用人机制和收入等方面比中资银行具有一定的优势，于是国内很多银行业的优秀人才跳槽到外资银行，削弱了中资银行的竞争力。因此，我国应加强对人才的培养，不但要有“量”更重要的是要有“质”;同时为了留住人才还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增强凝聚力、归宿感;建立符合竞争规则的激励制度和辞退制度，以造就一支有强烈竞争意识、熟悉国内外金融业务和国际惯例，并能将现代化管理手段、科技手段相结合的金融人才队伍。
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资银行的进入虽然给中资银行带来了额外的竞争，但同时也为中资银行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从长期看，对我国银行业整体水平的提高、市场结构的调整和监管能力的提升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此，中资银行应既虚心学习又不妄自菲薄，走一条又好又快的发展道路，早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长期以来制约我国金融业发展的不利因素, 来探讨外资银行的进入对我国金融体系带来的积极影响与不利冲击, 为了应对外资银行的进入所带来的弊端, 作者最后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外资银行,金融体系,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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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银行监管体系研究 篇2
关键词：外资银行 稳定性 控制权 银行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07)11-049-02
从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允许外资银行在华开展业务活动开始，外资银行一直在按照我国银行业的开放程度不断开拓业务，扩展中国市场，在资产规模、业务种类等方面发展迅速。截至2006年12月，共有73家外资银行在我国设立了238家营业性机构，资产总额达1051亿美元，占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的2%左右。目前外资银行主要以两种方式进入我国银行业:一是通过设立机构实现扩展；二是同内地的银行参股合作。很多言论认为外资银行大规模参股我国银行业会危及我国银行业的控制权。尤其是在经历了拉美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后，很多言论认为外资银行在整个危机过程中承担了不光彩的角色，成为资本外逃的重要通道。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起,外资银行就不断减少对亚洲地区的信贷供应，信贷的紧缩加剧了亚洲地区的金融危机。作为国民经济的命脉，银行业的安全关系到国家政治经济的稳定，尤其是我国金融风险控制和管理方面还不是很健全，因此，研究外资银行进入带来的银行安全性影响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
(一)微观角度的安全性：外资银行进入与银行业稳定性
研究外资银行进入与东道国银行业稳定性的成果主要有：Demirguc-kunt和Detragiache(1997)。运用多元logit模型对部分新兴市场国家数据研究发现，外资银行进入程度与银行危机发生概率呈负相关关系。Claessens等人(2001)运用同样的方法，利用80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1988-1995年的截面数据，建立了以下回归模型：腅ijt=7+51腇Bit+92腂ijt+933Cit+錳jt。进行回归，研究了外资银行进入对国内银行业管理费用和贷款损失准备的影响，结果发现，外资银行进入的增加，将会通过竞争和导向作用降低当地银行因垄断和特权而得以维持的高运营成本，改善其资源利用情况，增进行业的稳定性。CaprioHonahan(2000)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了外资银行进入与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的结论。相反，Barajas(1999)考察了哥伦比亚外资银行进入的自由化导致了金融中介机构的管理成本加大，贷款质量降低，增加了管理成本，银行业风险加大。Weller(2000)考察了荷兰转型时期的银行体系，认为外资银行的进入导致了国内信贷结构的萎缩。国内学者黄宪、熊福平(2006)对我国14家国内银行1996－2003年的数据回归显示：我国银行业费用率与外资银行进入资产份额正相关。陈伟光、肖晶(2006)对我国15家国内银行1997-2003年的数据回归显示：外资银行进入带来我国银行业费用率和资本充足率上升，对呆账准备金率影响不大。相反，吕剑(2006)利用我国1996－2003年14家国内银行的数据回归显示：外资银行进入带来了我国银行业费用率、资本充足率下降，风险准备金率上升。
(二)宏观角度的安全性：外资银行进入与银行业控制权
研究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金融控制权影响的较少，国内外的主要观点有：Stiglitz(1993)指出，外资银行通常不会按照东道国政府的愿望行事或者对东道国的愿望不敏感，因此，造成东道国政府控制本国经济的能力下降和东道国金融风险增大。郭妍和张立光(2005)基于我国具有代表性的13家国内商业银行1993—2002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外资银行的“市场竞争效应”、“技术示范效应”和“金融稳定效应”在我国均有体现，而“市场势力假说”在我国不成立，不会带来金融安全问题。曹雪锋、贾润军(2006)在分析了外资银行进入的概况和动机之后得出结论认为：外资银行尽管会得到高利润，外资银行参股会给金融监管和经济宏观调控带来挑战，但是垄断中国金融控股权是不容易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外资银行大量通过参股入主国内银行的情况下，没有考虑银行的信誉等无形资产的价值，国内银行被“贱卖”，且外资银行的大量进入会危及我国的金融控制权。
上述这些基于不同国家基础上的研究在研究方法、模型设定等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经验参照。但是对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业安全影响的研究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尤其在我国，不同的学者基于不同的角度和数据，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鉴于此，本文在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以上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二、银行业安全性影响的实证研究
(一)微观角度安全性影响的实证研究
借鉴Claessens等(2001)和Unite等(2003)的研究成果，模型建立如下：
1．变量选取和定义。
(1)因变量(X)。本文以呆账准备金率(RSK)、资本充足率(EQ)、管理费用率(OE)度量国内银行业经营稳健性。由于数据搜集的困难，本文以权益资本/资产总额来代表资本充足率。呆账准备金率度量了坏账的实际准备金与总资产之比。
(2)外资银行进入变量(FP)。一般认为(Claessens等，2001),当国内银行对外资银行进入反应较慢时，宜采用外资银行资产份额(FP)作为外资银行进入程度的度量变量。我国银行业由于体制和管理者缺位等问题的存在，对外资银行进入数目的增加变化并不敏感；而且Uiboupin的研究表明，同样面临外资竞争，规模大的东道国银行同小银行相比占有的市场比重大，受外来竞争的影响较弱，对外来竞争也表现较低的敏感性，我国市场大，银行少，单个银行规模大，对外来竞争反应迟钝。因此，本文选取外资银行资产份额(FP)作为外资银行进入程度的度量变量。
(3)控制变量：宏观经济变量，本文选取名义GDP增长率(GDPGR)。银行自身因素变量，即银行影响自身抗风险能力等的变量,利润率(AP)、呆账准备金率(RSK)。
2．数据说明。
本文的研究区间为1998年－2004年，考察这一时期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银行业稳定性的影响。研究样本是具有代表性的14家国内银行，包括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华夏银行、民生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浦发银行和光大银行。所用数据来源于《中国金融年鉴》1999年—2005年各卷，还有部分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所得。
3．模型说明。
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具体形式设定上,本文在尝试对原始变量进行直接回归后发现,模型并不存在序列自相关现象，因此，模型设定对原始数据进行回归，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EQ=f(FP,GDPGR,AP,RSK)(1)
RSK=f(FP,GDPGR)(2)
OE=f(FP,RSK)(3)
4．结果及分析。
本文运用Eviews3.1中的面板数据模块中的固定效用模型对1998-2004年的数据回归分析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银行业收入以及收入结构的影响。
结果显示：在整个观测期内，外资银行在我国资产市场份额每增加1%,国内银行业呆账准备金率增加4.649%，费用率上升0.284%，资本充足率变动不显著。呆账准备金率的上升有利于银行业的稳定性，费用率的上升的作用则相反。因此，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银行业微观的稳定性影响是不确定的。
(二)宏观角度安全性影响的实证分析
1．变量选取和定义。
(1)自变量(X)：本文选取了衡量我国银行业资产、存款、贷款集中程度的CR4A、CR4S、CR4L指数和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A、HS、HL)，来代表我国银行业的在资产、存款、贷款市场上的控制权。两种指数相对于外资银行资产市场份额的的大幅下降则视为我国银行业控制权的威胁。
(2)因变量(Y)：本文以外资银行资产份额(FP)作为因变量。
2．数据说明。
研究1995-2004年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银行业集中度的影响。考虑到数据获取的难度，以及我国银行业的实际情况——以上14家商业银行占据了我国银行业主要的市场份额，以其市场份额为统计口径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并根据《中国金融年鉴》1996-2005年的数据计算CR4和H指数(表略)。
3．模型及结果。
Yit=9+81FPt其中,i表示不同的指标变量，t=1995,1996,……,2004。运用Excel对模型进行线性回归。
结果显示：在整个观测期内，外资银行在国内资产份额的增加带来了银行业资产、存款和贷款市场集中程度的增加。外资银行的进入并没有带来上文中有的学者所担心的我国银行业宏观控制权的消散和转移，四大国有银行还是占有银行业的集中垄断地位。
三、原因分析及政策建议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外资银行的进入对银行业微观安全性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宏观上则不会带来控制权的转移，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
首先，在管理费用方面，就我国而言，增加的原因主要有：外资银行的冲击使国内银行业加大了对人才的争夺，用于吸引人才的薪金支出增加；外资银行员工工资的示范效应也推动了国内银行业工资成本的上涨。
其次，在呆账准备金方面，在1998年之后，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和我国银行业入世步伐加快，金融监管当局加强了银行业的风险防范,强化和细化了资产风险准备金制度,促使整个行业风险准备金率上升。
再次，资本充足率对外资银行资产市场份额的变动不显著，资本充足率的提高主要是因为国家向占我国银行业资产80%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注资，转移坏账，受外资银行资产变动影响不大。
最后，从我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来看，我国银行业正在经历一个由高度垄断向垄断竞争的结构性转变过程，但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处于绝对垄断地位。原因主要有：一方面，由于1995－2004年我国银行业并未完全开放，外资银行在人民币业务，国内信贷等方面都受到一定限制，外资银行的进入，并没有带来国外银行业所存在的“市场竞争效应”——打破垄断；另一方面，在初步开放的国家，当东道国银行在某些领域竞争不利时，一般会在自己仍然有领先优势的市场上，扩大业务，我国的情况基本如此。面对外资银行的竞争，我国银行业不断的增资扩股，并在具有优势的传统存贷市场上扩大业务，针对外资银行资产份额的市场集中度增大。
从以上的分析看出，外资银行的进入还没有带来我国银行业控制权的转移，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其中的问题：我国银行业在人才争夺上花费的高额成本；金融监管当局在资本充足率方面对银行业的行政干预，银行业自身风险控制能力不足；高度垄断使我国银行业效率低下，缺乏竞争，稳定性不可持续。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增强我国银行业的安全：
首先，提高自身人才的业务素质。对银行内部员工进行专业培训，并通过在高校建立培养基地等方式，提高整个银行业的人力资本。
其次，要利用外资带来的优势，国内监管当局还必须提高自身的监管水平。外资金融机构经营管理经验丰富,善于通过金融创新逃避管制,而我国监管当局的监管理念和技术还不够成熟,无法对外资进行有效监督，这可能会引起的金融不稳定。因此，在分业监管的背景下，各监管当局要在协调一致的条件下提高监管水平。
最后，在实质上放松对银行业进入的限制，引进外资，充分发挥外资银行带来的市场竞争效应和技术示范效应，降低银行业的垄断和各种成本。而国内银行业在规模扩张实现规模经济以降低成本的过程中，要认识到规模经济与规模经济变量的关系。银行业规模并非越大越好,而应有个限度。从世界排名来看,最赚钱的银行并不是那些规模最大的银行,也不是营业范围或地理范围最广的银行。美国学者蒂米(1990)、劳立斯(1991)通过对美国银行的实证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当银行技术水平不变时,最低成本点通常出现在银行资产规模达到20亿～100亿美元之间。这值得我国银行业的借鉴：继续加强银行的电子化服务，减少多余网点，提高剩余网点效率，降低成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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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元龙,曹雪峰.中国银行业改革开放与金融安全［J］.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3)
（作者单位：江南大学商学院江苏无锡214122）
外资银行监管体系研究 篇3
关键词：外资银行,东道国,银行体系,阶段性影响
一、前言
20世纪后半叶以来,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相继开放银行金融业,发达国家外资银行逐步进入东道国并与国内银行展开竞争,引发了系列的关于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金融体系效率促进的影响研究。进入90年代,特别是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后,各国学者均在思考外资银行的进入是真正促进银行业效率的提高还是仅仅为外资银行的渗透,于是针对外资银行对东道国银行体系效率的研究进一步深化。
研究外资银行对东道国的效率影响对我国意义重大。随着WTO宽限期的结束,2007年我国银行业向外资银行全面开放,对外资银行开展业务的地域和客户群体方面的限制也全面取消,已呈现外资银行全面进入中国的局面;同时,对国内银行的条约保护也已消失,随着外资经营人民币业务和分支行雨后春笋般出现,国内银行迎来了外资银行的全方位竞争,从而带来行业结构性变化和不可避免的冲击。面对金融危机的警示,如何引导外资银行提高银行体系的效率并在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同时抵御外资银行的渗透,就成为我们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外资银行对东道国银行体系效率影响研究综述
衡量外资银行进入东道国的程度,国际上通用的做法是以机构数量衡量外资银行进入东道国的程度,即外资银行数量占本国银行金融机构数量的比以及外资银行资产占本国银行金融机构总资产的比两大方面的指标;对于衡量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的效率,则一般用本国银行净利除以总资产以及经常费用(或总成本)除以总资产两个指标来衡量效率的改善情况,以此考察东道国银行体系的受影响程度、外资银行与东道国银行的竞争程度和外资对金融影响的纵深程度等。
从图1我们看到主要东道国的外资银行进入情况和东道国的效率促进,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外资资产比例巨大;西欧国家银行的资产比例较少,经营成本低;拉美国家普遍而言外资进入程度深、外资资产实力雄厚,同时本国银行的效率偏低;亚洲国家虽外资数量不少但比例偏低,国内(垄断)利润比较高。为何同样是外资进入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对东道国的效率促进作用千差万别?学者们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关于外资银行的进入对东道国银行体系效率的影响,目前学术界尚无普遍接受的观点,其中影响最大的观点主要有:第一,外资银行的进入有助于银行体系效率的提高。外资银行的进入可以通过示范与牵动效应、提高竞争程度和完善竞争机制,有效地降低银行体系的利差等传导路径来提升东道国银行体系的效率;第二,外资银行进入对银行体系效率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外资的进入对于银行体系效率的影响取决于外资银行的数量、传导示范能力以及东道国金融对外开放的初始条件、本国的监管水平和能力状况等因素。
(一)外资银行的进入有助于东道国银行体系效率的提高
从20世纪80年代初,Gray(1981)、Walter和Gray(1983)、Walter(1988)等就开始对外资银行进入对一国经济发展的作用问题从理论与经验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基本结论是外资银行进入有助于东道国银行体系效率的提高,但对传导途径没有深入研究或阐述[2,3,4]。直到Levine(1996)才有了更为详尽的分析,认为外资银行进入是与新技术、更好的资源配置和更高的银行体系效率相结合的,并通过竞争或者模仿而迅速传播,银行竞争的加剧可以提高国内市场上金融服务的质量和资金的可获得性,促进银行更好地使用现代金融技能和技术、提高银行监管技术、促进法律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本国从国际资本市场获得资本,从而提高整个银行体系的效率[5]。
为了验证Levine的观点,Demirguc—Kunt等人(1998)通过对80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7 900家银行的考察,更加细致地研究了1988—1995年的面板数据,从而深入分析了外资银行的资产规模、银行数量对东道国银行体系效率的影响。他们认为外资银行的资产规模与本国银行体系提高效率的关系不大;而外资银行的数目与本国银行的总成本以及税前利润表现出了强负相关性,说明外资的进入确实可以提高银行体系的竞争和效率[6]。Claessens、Demirguc—Kunt与Huizinga(2001)的研究发现外资银行的进入确实对发展中国家的银行业带来了更大的竞争压力[7]。同时,由于之前国内垄断利润的打破,外资银行的竞争效应降低了东道国银行的盈利水平。总体而言,外资银行的进入显著降低了东道国银行的盈利性和总成本,说明外资银行进入对提高银行体系的效率具有显著影响。不少的研究(Claessens与Glaessner,1998;Claessens与Klingebiel,1999;Hawkons与Mihaljek,2001等)都认为外资银行进入对提高竞争程度和完善竞争功能有显著作用,特别是外资银行进入通过对市场可竞争程度的影响,将对提高东道国银行体系的效率发挥积极作用[8,9,10]。总体而言,外资银行的进入显著降低了东道国银行的盈利性和总成本,说明外资银行进入对提高银行体系的效率具有显著影响,同时,学者们也认为随着效率的提高和外资的进入,外资与国内银行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对于国别研究也有支持证据,Denizer(2000)研究了土耳其1990—1997年的外资银行经营情况,银行净利息收入/总资产、一般管理成本/总资产、利润总资产的比重,与银行的外资所有权份额息息相关。他指出,外资银行的进入会加剧本国银行业的竞争,使得利润水平和管理成本占总资产的比重逐渐降低[11];另外,Hasan和Marton(2000)研究了匈牙利银行业后得到了拥有高比例外资所有权的银行具有更高效率的结论[12]。同时,Levine(2004)进一步研究了对外资银行采取限制与银行体系净利差的关系问题,认为对外资银行进入的限制程度每降低1个单位,银行的净利差水平大概下降3%(仅考虑银行变量的前提下),这表明随着外资银行的进入,东道国银行体系的竞争程度加剧、效率提高[13]。
(二)外资银行进入对银行体系效率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这种不确定性的核心思想是:外资银行的进入对东道国银行效率的改进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这种外资银行带来的效率改进会因本国经济的发展程度、资本市场运作情况、金融业发展状况的差异而有所不同。Classens等人(2001)指出,外资银行进入给国内银行、国内企业和政府带来的潜在成本,使国内银行体系的效率改进受到牵制和抵消;与外资大银行进行竞争,会给国内金融机构带来很高的竞争成本和压力;外资银行通常倾向于与大型跨国公司进行业务往来,国内企业获得的金融服务也许会更少;外资银行通常不会按照东道国政府的意愿行事或者对东道国的愿望不敏感[7],因此造成东道国政府控制本国经济能力的下降。Hermes和Lensink(2002)对Demirguc—Kunt等人的模型中关于外资银行的进入对东道国的赢利能力、成本以及收入的影响进行了重新分析(但他们只研究了新兴市场经济体中的大部分国家或地区而非整体),认为外资银行的进入对利差收入和成本的影响并不是线性相关的,而是呈现为U型,这意味着,只有在外资银行的规模达到最优水平的时候,外资银行对提升竞争力和效率方面的促进作用才能得到明显的发挥[14]。我们看到外资银行对工业化国家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影响也是不同的。Hermes和Lensink(2004)还认为,外资银行的进入是否有利于本国银行体系效率的提高与本国的初始金融发展程度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本国的金融发展程度已处于较高水平,那么外资银行的进入可以大幅度降低经营成本和经营利差;反之则不成立[15]。
国别研究上这种不确定性体现在各个国家各自的国情特殊性上,使得外资进入对效率的影响出现了市场细分甚至是对原来东道国银行效率的反作用。Clarke等(1999)以阿根廷为例研究了外资银行的进入给本国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发现外资银行对于本国银行带来的竞争压力与效率的提高在不同的市场是存在差异的[16]。在抵押贷款市场,由于外资银行的参与程度高,使市场的净利差下降,经营成本上升;在消费信贷市场,这些变量基本没有变化,而消费信贷市场(小额信贷市场)正是外资参与程度较低的市场;Nihal和Wang(2004)在研究了29个样本国家(发达与新兴国家或地区)1995-2002年的面板数据后指出,这种效率在其各组样本中有不同程度的表现而使其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的促进作用不明显;Levy-Yeyati和Micco(2003)研究了拉美8国1996-2002年面板数据后得到相反的结论:随着外资银行比例的增加,银行业竞争程度在不断下降、收益增加,而且这种市场势力的提高,并非是由外资银行带来的,而是由本国银行所承担的风险降低才实现的[17]。
三、外资银行对东道国银行体系效率研究评价与阶段性研究
综观上述学者们就外资银行对东道国银行体系效率研究,我们发现他们在对东道国为发达国家的效率研究有比较统一的结论,而分歧和尚未统一之处为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吸引外资进入对本国银行体系效率以及影响效率因素的研究(见表1),具体来说呈现以下特点:
1.各研究均采用面板数据进行样本分析,拟合的方程也比较符合计量要求,使量化的结果更具有说服力,开始以线性方程为主,逐步改进为多种方式。
2.研究的时间范围多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后,这与外资银行盛行进入东道国的背景有关,不过各研究时间序列段一般比较短(不超过10年),同时客观原因未能收集足够的数据,使得样本选择时间不同,结论有一定的出入。
3.对发达国家样本或全球多数国家样本的结论一般为“提高”效率,欧洲国家大多也是“提高”;对于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按照逻辑应该也是提高,但实证表明由于东道国监管和金融初始发展条件等原因影响,所以是“不确定”;而对拉美国家的研究却是“否定”,即外资的进入反而降低了银行业的效率。
笔者认为,目前学者们的研究存在计量方法比较单一、研究的时间范围主观界定而无特定的标准以及研究结论具有很强的地域性等局限,从而使得学术界无法形成统一的观点。这主要是对外资银行进入某东道国的背景区别不清、对影响效率的因素估计不够完整,同时由于计量方法的有待改进,使得学者们的观点无法互相完善。面对错综复杂的外资银行对东道国银行体系效率影响的研究不能仅仅研究宏观层面或微观层面,也不能使用单一模型或采取相同时间段的国家进行比较分析,应该采取阶段性研究方法和充分考虑每个国家特殊国情和宏观因素下的计量模型。
(一)外资银行进入初期
本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东道国处于金融开放初始程度,各项金融配套和监管水平尚处于初级或无经验阶段,同时国内银行由于垄断地位和保护主义处于强势地位;国内银行业效率比较低,竞争不够充分。此时外资银行的进入一定会受到来自既得利益者的阻碍,加上东道国监管能力不强,外资规模不大尚没能对整个银行业的效率提高产生明显作用。但随着外资的不断进入和东道国金融的开放,外资进入的影响力、对银行业产生的竞争效应和对整个行业效率的提升作用逐步体现。此阶段大多出现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或者刚刚开放的发展中国家,正常情况下效率会随着外资数量和资产比例的提高而得到改善,但由于本国的初始金融发展程度(Hermes和Lensink,2004)[15]、监管强度(Barth、Caprio与Levine,2001)[21]和潜在成本(Classens等,2001)[7]的存在,使得效率的促进或多或少地被抵消,因此出现了效率提升的国别差异,如20世纪80年代前的中国台湾地区、巨变后的匈牙利由于限制较少、政府保护本国企业措施不多,使得外资对银行业的效率提升得到不错的体现,而当时处于开放初期的东南亚和21世纪初的中国都有比较强势的监管体制和保护主义,外资对效率的提升在初期得不到明显的体现。
(二)外资银行进入的成熟阶段
本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外资银行在东道国已经站稳了脚跟,东道国各项保护本地企业的措施已经消除,金融开放程度不断加深,外资能与本国银行进行完全开放的竞争,此时外资银行由于在技术与管理、业务范围、资金实力等方面的优势得到了外溢,促使东道国银行业的效率得到明显的提升,同时竞争越来越剧烈;然后随着市场份额被完全瓜分,东道国市场达到完全开放和效率促进最大化阶段。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亚洲四小龙、土耳其以及进入20世纪后部分东欧国家此时都处于该阶段,银行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促进了关联产业和行业效率的总体提高,Levine(1996)和Demirguc—Kunt等(1998)研究的样本国家大多处于该阶段,所以他们得到的结论很好地支持该阶段外资银行对银行业效率影响的正向作用;另外,东道国政府的监管水平和能力随着外资的进入得到强化和完善,对不合理或保护主义的措施进行废除或修改以保障金融业的进一步开放。
(三)进一步渗透或收缩阶段
由于各个外资银行微观战略的不同,当效率达到最大化后,随着东道国市场份额趋于饱和,利润进一步压缩,对于外资银行要么采取进一步渗透蚕食国内银行份额保持其利润,进一步控制东道国其已经占领的领域;要么收缩业务选择别的新的东道国,退出在某一东道国的竞争或保持现有规模和水平。此时,外资银行对本国银行业的效率促进作用开始消失,伴随的不是先进管理或技术的外溢,而是进一步打压对手或者退出。而居于此阶段的样本国家要么出现效率不确定或者是反向作用,同时,东道国会根据外资的行为制定强硬的监管手段,此时监管强度和金融发展程度决定了效率的走向。
当外资能够控制东道国的银行业时,外资会采取进一步渗透的战略,打压国内银行,通过危机使得东道国依赖外资更加深入,国家经济控制权逐步落入外资手中,东道国政府无法控制局面,此时效率就会产生明显的负方向——外资在东道国垄断了银行业,效率降低:Levy-Yeyati和Micco(2003)以及张蓉(2006)对拉丁美洲国家的分析就得到这样的结论[17,20]。拉美国家,如墨西哥、阿根廷等国在危机和危机之后都严重依赖外资银行对银行业的支撑作用,政府保护本国银行业的措施无法发挥作用。
当东道国监管能强硬控制经济时,外资银行无法进一步渗透,随着银行危机或金融危机的发生,外资银行观察东道国抵御危机的能力,如果东道国或地区能成功抵御风险,那么当期外资银行便采取收缩政策,如金融危机期间的香港地区;如果东道国或地区无法抵御危机,那么外资采取各自认为最大化利益的战略,充当白马骑士或黑马骑士,为以后的进一步渗透打下基础,如金融危机期间或结束后的东南亚国家。
不管出现哪种情况,外资银行对东道国的效率促进已经失去,Hermes和Lensink(2004)[15]、Nihal和Wang(2004)[1]、张荔和张蓉(2006)[18]的研究样本时间范围恰好就跨越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时期,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前期的效率促进被危机时期的效率损失抵消而使得结论出现不确定。
四、总结
外资银行监管体系研究 篇4
一、从分行政策到法人导向的转变
根据《条例》的规定, 外资银行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 经批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下列机构:一家外国银行单独出资或者一家外国银行与其他外国金融机构共同出资设立的外商独资银行;外国金融机构与中国的公司、企业共同出资设立的中外合资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外国银行代表处。
作为一项通例, 代表处不能从事任何直接赢利的经营活动。根据大多数国家的法律, 代表处不被视为一类独立的分支机构形态。因此, 本文的探讨并不涉及代表处的问题。
根据银监会的统计, 2006年底, 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71家银行在中国24个城市设立了营业性机构, 其中外国银行分行183家、法人机构14家。这一数据显示, 分行在外资银行机构组织形式中所占的比重超过90%。这种格局状况可以说是我国实行偏重分行政策的直接结果。我国过去实行分行政策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外资银行监管体系还不完善, 而采用分行这种形式可以要求其母国当局承担主要监管责任, 并可要求其总行提供担保。同时, 分行可带来资金, 还可以获得其总行众多分支机构网的支持, 并可带进一套先进的经营管理办法。
作为《条例》最突出的特征, 本地注册的外资银行法人成为鼓励的导向。法人导向是指在允许外国银行自由选择商业存在形态的前提下, 鼓励和引导在华机构网点多、存款业务大、并有意进入人民币零售业务的外国银行将其设在中国的分行转制为在中国注册的法人银行。《条例》第24条规定:按照合法性、审慎性和持续经营原则, 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外国银行可以将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分行改制为由其单独出资的外商独资银行。申请人应当按照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审批条件、程序、申请资料提出设立外商独资银行的申请。外资银行只有完成本地法人注册, 才可以享受与中资银行一样的业务范围。根据《条例》第29条和第31条的规定, 对于包括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在内的完成本地注册的外资银行, 其业务范围相比外资银行分行多出了“银行卡业务”和“资信调查和咨询服务”这两大业务。在最关键的人民币零售业务方面, 虽然本地法人银行和外资银行分行都享受吸收公众存款的职能, 但法人银行方面没有任何限制, 而外资银行分行则规定只可吸收100万元以上人民币存款。
配合《条例》的规定, 《细则》也体现了法人导向, 并为改制为当地注册法人银行提供了很多激励与便利:一是保证独资银行、合资银行业务范围与中资银行基本一致;二是独资银行、合资银行的分行在其总行业务范围内经授权即可开办业务, 无需单独报批;三是外国银行分行改制为独资银行, 该外国银行可以保留一家从事外汇批发业务的分行;四是外国银行分行改制为独资银行, 原外国银行分行在中国境内的营运资金, 经批准可以转为独资银行的注册资本, 有多余的也可以转回其总行;五是改制后的独资银行可以承继原外国银行分行已经获准经营的全部业务;六是对独资银行、合资银行执行资产负债比例给予一定的宽限期。
2007年3月20日, 中国银监会正式批准东亚、渣打、汇丰、花旗四家外资银行在华设立法人银行。3月29日, 汇丰银行 (中国) 有限公司、渣打银行 (中国) 有限公司、东亚银行 (中国) 有限公司和花旗银行 (中国) 有限公司的行长, 在上海市政府贵宾厅领到了上海市工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这是自《条例》颁布实施以来, 首批获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改制外资银行, 标志着这四家银行正式取得了中国企业法人地位。今后这四行可以与中资银行相同的身份从事包括人民币业务在内的各项金融业务。
二、转变的原因
1、不同形式的外资银行各有利弊
所谓分行, 是指不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而属于一外国银行总行的一部分的经济实体。分行不拥有独立的资本, 而以总行的所有资本作为资金保证, 也没有独立的资产和负债。在法律责任的承担上, 分行不能独立承担法律责任, 其总行必须为分行的行为和债务之间承担法律责任。由于分行拥有所属银行集团的强大资金实力及庞大业务网络的支持, 其经营能力和信誉均有保证, 且因分行不是东道国法人, 东道国对其不需承担“最后贷款人”的救助责任, 而是由其母行及母国监管当局承担相应的救助责任, 所以有些国家如日本、新加坡等, 鼓励外资银行采取分行形式。但有些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等, 则不允许外国银行在本国开设分行, 理由是分行是跨国银行建立全球业务网络的重要形式, 其本身不在当地注册, 不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 总行对其具有完全的控制权, 因此很难置于东道国的充分监管之下, 可能会对东道国的经济造成不利影响。
所谓独资银行, 又称为银行子公司, 是指依东道国法律成立的、由一家外国银行拥有全部或多数股权的独立的法律实体。它既可以是新设立的机构, 也可以是对东道国现存银行进行兼并后设立的机构。独资银行为东道国法人, 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 它拥有自己独立的资本, 具有独立的资产和负债, 可以以自己的名义起诉应诉, 并以其全部资产为限承担债务责任。各国对外资独资银行的态度也很不同, 有些国家如加拿大就只允许外国银行以独资银行的形式进入当地银行业市场, 理由是独资银行是该国法人, 得以接受该国全面的法律管束, 另外, 独资银行独立的法律人格、独立的资本金等又可以使其与母行的风险相分离;而有些国家如日本却认为本国国民存放于独资银行的存款只能以其自身资产作为清偿保证, 母行强大的资本实力对其没有直接的支持, 从而对独资银行的设立规定了严苛的条件限制。
所谓合资银行, 通常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金融机构 (其中至少有一家外国银行) 共同出资、在东道国境内依法成立的从事银行业务的法律实体, 与独资银行一样, 合资银行为东道国法人, 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它具有自己独立的资本, 具有独立的资产, 并直接以自己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 自担风险, 自负盈亏。合资银行可以联合多家银行的资金、技术, 通过共同出资、共担风险, 满足市场对巨额资金的需要, 而且合资银行与股东银行可以通过相互提供业务稽核和便利而使双方受益。不过, 合资银行的特点使得它几乎与所有有关的中央银行关系疏远, 因此, 当其遭遇困难时, 难以得到中央银行的积极支持。另外, 股东银行与合资银行之间往往存在利益冲突, 从而影响独资银行的发展。
2、偏重分行形式的潜在风险
对于外国银行而言, 分行只是外国银行在我国的延伸。如果外国银行倒闭, 分行亦随之倒闭, 因此分行的安全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母国监管的有效性。巴塞尔委员会发布的《对银行国外机构监管的原则》 (1983) 和《国际银行监管最低标准》 (1992) 规定原则上由母国对跨国银行承担统一监管责任。但对于外资银行的母国来说, 对海外银行机构的风险监管多是通过监管母银行集团的总体情况来进行的, 资本充足率、流动性、集中贷款限制都是就整个银行集团来计算综合比率, 很少专门对某一分行进行单独的检测。这从母银行集团的角度来看是有利的, 因为这可以放宽海外机构的风险比例, 从而提高灵活性和竞争力, 但对于东道国而言则意味着潜在的金融风险。
3、推行法人导向, 防范金融风险
鼓励外资银行本地注册, 而对外国银行分行实施一定的零售业务限制, 推行法人导向政策, 具有防范金融风险、保护本国公众存款人利益的功效。具体而言, 首先, 在风险监管方面, 外资银行分行不如在当地注册的法人银行, 在发生风险的情况下, 国内存款人的风险难以得到有效保证。许多国家法律规定, 一旦母行发生流动性风险或者支付危机, 本国存款人的清偿顺序优先于海外存款人, 那么后者的权益将无法得到保障;其次, 全球风险跨境传播加剧, 外国银行分行所在国监管当局无法实施风险隔离, 而对当地注册的法人银行, 监管当局则可以通过资本充足率及资金跨境流动等措施隔离风险;最后, 许多国家的存款保险制度通常只允许外资法人银行而不允许外国银行分行加入, 相应对外国银行分行吸收本国公民存款均实施不同程度的限制, 以保护本国公众存款人利益。
三、落实法人导向应注意的问题
从法人导向的角度来解读《条例》, 外资银行转制的过程要遵循合法性、审慎性和持续性原则, 其中有几个方面的问题尤其值得关注。
1、遵循自愿原则, 尊重外资银行意愿
对于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商业存在形态, 《条例》实际上是遵循自愿原则, 外资银行可以自由选择在华设立独立法人机构, 即文件所称的独资银行和中外合资银行, 也可以只设立分行或者代表处。至于如何选择, 完全看外资银行自身业务发展的需要。法人银行只是政策制定者的一种导向, 并非要求所有外国银行都采取法人银行的模式。即使外国银行愿意选择法人银行商业存在形式, 也在时间与组织形式上有一定的过渡安排, 而这些都采取完全市场化的原则。
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在外资银行的商业存在形态方面是采取强制性原则, 即必须设立独立的法人机构, 其他的形式被法律所禁止。中国之所以采取自愿的原则, 是充分考虑外资银行自身经营的需要, 有一些外资银行按照其自身发展战略, 重点是要开拓人民币批发业务, 强制设立法人机构并不妥当。对于那些暂时不愿申请成立法人银行的外资银行, 《条例》还有一条政策, 即外资银行分行可以根据自己的战略调整, 随时申请转为当地注册的法人银行。
2、体现审慎性监管原则
《条例》在监管方面坚持了审慎性原则, 以放宽业务范围的方式鼓励外资银行在境内设立独立的法人机构, 这是许多国家的通行做法。根据《条例》的规定, 中国将全面履行入世的基本承诺, 面向外资银行全面开放人民币零售业务, 一个基本的导向是鼓励外资银行在本地注册, 注册后将获得完全的人民币零售业务资格, 还将获得从事银行卡业务及咨询服务业务的资格。
对于那些按照自愿原则没有实现转制的外国银行分行, 按照审慎性的监管原则, 文件将其经营范围规定为外汇业务以及除了中国境内公民以外客户的人民币业务, 允许其吸收中国境内公民不少于100万元人民币的定期存款。根据《条例》第29条的规定, 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按照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业务范围, 经营包括吸收公众存款、发放各期限贷款、办理票据承兑贴现等13项金融业务, 而且这些银行经过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还可以经营结汇、售汇业务。从业务范围来看, 这些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已经站到同一起跑线上, 可以在同样的市场中争夺客户, 分享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机会。外国法人银行作为一种新商业存在模式如何实现其制度规则的有效过渡, 《条例》对此也作了相应的制度安排。
3、监管原则真正实现内外统一
既然在业务范围和客户群体方面与中资银行取得一致, 那么在对外资银行的监管要求方面也应该坚持内外统一的原则。外资银行进入后, 如何体现监管标准的一致性, 是创建一个公平并富有竞争的银行体系的关键。
《细则》在以下六方面进一步体现了中、外资银行准入和监管标准的一致性:一是外资银行业务范围增加代理保险业务, 业务范围与中资银行基本一致;二是独资银行、合资银行及其下设分行的注册资本和营运资金要求和中资银行及其下设分行保持一致;三是独资银行、合资银行的分行在其总行获准的业务范围内, 经授权开展业务;四是监管标准中、外资银行尽量保持一致;五是外资银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尽量与中资银行一致;六是独资银行、合资银行将不再批准其新设代表处。
4、规范改制程序, 设立高效绿色通道
《条例》出台后, 外资银行关注的问题除了监管指标外, 更多的是对于外国银行分行改制为当地注册法人银行的具体操作性程序的关注。《细则》则明确了改制程序, 并为改制银行设立高效绿色通道。按照规定, 改制程序为:一是设立外商独资银行以及将原外国银行分行改制为外商独资银行分行同步进行, 如需保留一家从事外汇批发业务的外国银行分行, 也同步申请;二是申请保留一家从事外汇批发业务的外国银行分行, 应当对原外国银行分行的资产、负债和权益进行分割, 确立分别由从事外汇批发业务的外国银行分行以及在同一城市拟设的外商独资银行分行承继的资产、负债和权益;三是外国银行分行改制为外商独资银行, 可以在提出改制申请的同时, 提出经营全面人民币业务的申请。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出台是我国银行业在全面开放之际, 对外资银行监管改革的一项重大改举措, 其中要求外资银行在我国境内开展全面业务时必须注册为独立法人的法人导向规定最为引人注目。本文针对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从实行分行政策到推行法人导向的转变, 分析了其产生转变的背景及导致转变的原因, 并进一步分析了推行法人导向制度中应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外资银行,监管,法人导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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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银行监管体系研究 篇5
并购通常被认为是兼并、合并及收购的统称, 外资并购是与新建投资相对应的一种投资方式, 本质上是企业间的产权交易和控制权的转移。并购一般没有新的固定资产投资, 因此与新建投资相比, 外国企业可以更快地进入并占领目标市场。外资并购在我国很早就存在, 主要是中方以资产作价同外方合资, 实现存量资产利用外资。
外国投资者并购中资银行是指外国投资者协议购买境内中资银行股东的股权或认购境内银行增资, 使该境内银行变更设立为外商投资企业;或者外国投资者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并通过该企业协议购买境内银行资产且运营该资产, 或外国投资者协议购买境内银行资产, 并以该资产投资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运营该资产。
二、外资并购中资银行的影响
客观而言, 外资并购中资银行能起到一定积极的效应, 如优化银行治理结构、引进比较先进的管理技术与资金, 并能在很大程度上改良公司的资本结构, 如2004年8月汇丰银行入股交行后使其核心资本充足率提高到8.43%, 资本充足率提高到11.6%。引进外资本身还能增强国内银行竞争力。外资并购中资银行是一柄“双刃剑”, 其中外资并购中资银行的积极影响包括:首先, 海外战略投资者作为一种催化剂, 能够加快中国国内商业银行的内部重组和机制创新, 促进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股权多元化。其次, 国际知名的银行掌握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核心技术, 有利于国内银行树立正确的风险理念, 与国际惯例接轨;战略引资也能给国内银行体系带来一系列的产品和服务创新, 弥补当前市场上银行产品以及金融工具的不足。总体来看, 我国的国内银行无论是在经营上还是在自身的实力上, 存在诸多薄弱环节, 使得潜在的投资者心存疑虑, 外资介入我国商业银行, 增强了我国银行整体运作的能力, 弥补了其运作资本的不足, 能够吸引更多的潜在投资者, 增强对国内外市场以及投资者的吸引力, 从而增强银行核心竞争力。
然而, 在另一方面, 我们也必须意识到由于外资股权并购的动机与我国政府准入许可的出发点的非一致性, 客观上此种并购也对我国的银行业监管提出了挑战。这主要表现为:
首先, 外资并购在为国内银行带来相对利益时, 从另一个角度则反应了我国金融监管还有待加强。
其次, 外资参股甚至控股实际上弱化了我国宏观调控的最终效应。外资参股我国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中方对于银行的控制程度, 使得我国对于金融以及货币政策的调整力度减弱。
第三, 我国的金融监管权受到制约与挑战。外资并购的增加意味着我国的金融监管权受到并购方母国的制约。在并购规模日益扩大的形势下, 我国的金融安全依赖于两个条件:一是并购方自身经营的稳定性。若并购方自身经营不善, 则必然会诱发东道国境内的银行危机;二是并购方母国的金融监管的有效性。若其母国监管不力或不充分, 则亦可能导致东道国金融监管的失灵。
所以, 我国必须加强外资并购中资银行的监管力度, 同时根据并购的最新发展状况, 借鉴国际先进经验, 适时进行调整。
三、目前与外资并购中资银行监管相关的规范性文件
我国现行的外资并购中资银行的法律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 (1994年由国务院制定、2001年修订) ;《外资金融机构驻华代表机构管理办法》 (2002年6月由国务院颁布, 同年7月施行)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2002年10月颁布) 、《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 (2003年3月颁布) ;《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1994年由中国人民银行制定、2002年修订, 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 (2003年由银监会制定,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和《外资银行并表监管管理办法》 (银监会2004年3月颁布, 以下简称《办法》) 2003年12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赋予了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 即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全国银行业机构及其业务活动监督管理的职责。该法规定了银行业监管的原则、目的、监管机构的职责以及监管的措施等, 但未就外资银行的监管作出专门的具体规定, 而是规定“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外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的监督管理, 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
四、外资并购中资银行监管法律的宏观分析
(一) 法律位阶较低、立法体系较宽泛且缺乏针对性
长期以来我国对于银行并购处于探索阶段, 不断依据最新的外资并购情况制订最新的法规、条例, 但是, 我国毕竟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以及立法经验, 所以在现实的立法中, 难免出现种种问题。首先, 对于调整外资并购中资银行的相关法律位阶普遍不高, 法律条文体现为“条例”、“规定”、“实施细则”、“办法”等, 没有足够的法律强制力, 体现不出我国法律对于调整该种经济行为应该具有的法律效力。其次, 相关的立法体系过于宽泛, 我国调整外资并购中资银行的法律在其他部门法中也有涉及, 如《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公司法》以及《证券法》等虽然均涉及了银行并购问题, 但是专门调整银行并购的规则却很少, 涉及到的也只是原则性的规定, 缺乏足够的针对性。例如《商业银行法》仅有第25条涉及, 而且非常原则化, 没有就具体并购的审查与批准事项进行规范;《证券法》对上市公司收购作出了原则性规定, 但是并非所有银行都是上市公司, 因此在具体收购中无法采用要约收购、协议收购。虽然我国法律专门针对企业并购作出了较多规定, 但是由于银行业经营货币这一特殊商品的特性决定了银行并购应适用专门的银行并购法, 适用诸多复杂的企业并购法还是难免显得牵强, 而且实际操作中也极难把握。我国针对企业并购已经作出了专门的规定, 但是银行业具有自身的经营特性, 与一般的企业并购并非完全一致, 随着我国银行领域的逐渐放开, 外资并购中资银行的逐渐增多, 我国应该制定一部专门调整外资并购中资银行的法律, 以便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整。
(二) 分业经营对混业经营的劣势
在我国, 金融监管囊括了银行、保险、证券等领域, 我国的银行业经营范围主要针对的还是传统的银行业务, 尚未真正实行国际上的知名银行所涉及的广义上的金融领域, 所以在外资并购中资银行以后, 我国的监管机构面临着如何对其进行对口监管的问题, 即我国监管部门针对金融领域的分业监管如何应对外资银行介入后的混业经营监管。同时, 我国的监管目前还主要针对银行业经营的合规与否, 对于并购后的风险水平的监管能力偏弱, 这对于拥有较强风险经营意识的外资银行无疑留下了规避我国监管部门的空间。一方面, 外资银行拥有成熟的产品创新体系以及混业经营的经验, 在零售业务这一领域, 美国的花旗等知名银行就能提供180项服务产品, 产品遍布家庭理财、房贷、车贷、信用卡、保险、基金、信托产品、财务规划、度假融资、耐用消费品分期付款、遗产规划等。待外资银行把上述银行产品引进我国后, 无疑对我国目前的银行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使得我国相关的监管难度加大。另一方面, 外资银行的介入导致了我国银行的经营范围向混业经营扩展, 且我国的监管部门不能直接对其进行规范, 需要相关的监管部门协调起来共同进行监管, 这无疑加大了监管的难度, 同时不能实现全方位深入的监管, 使得外资银行拥有更多的规避空间。例如, 一些国际银行集团进入我国市场后, 其银行业务以及证券业务虽然以两家不同的公司分别注册, 分别受到银监会以及证监会的监管, 但是两家公司毕竟同属于一家外资银行, 在人员、信息方面可以实现资源共享, 这样就造成了规避我国金融业监管的空间, 对于我国的分业监管不利。
五、完善我国外资并购中资银行监管立法的具体制度设计
(一) 并购的反垄断审查机制
维护我国的金融安全, 是我们对其进行法律监管的目的。目前我国的银行业与发达国家相比存有较大差距, 吸引外资进入必须严防其对我国的银行业造成垄断, 妨碍正常的竞争行为, 因此反垄断是我们必须坚守的课题。
反垄断不仅是我国, 同时也是世界各国非常关注的议题。外资在我国产生垄断, 直接关系着我国经济命脉的安全, 影响着公共利益以及社会正常竞争, 因此我们必须高度关注, 制订相关法规阻止该类行为的发生。我国已经出台了《反垄断法》, 这样就标志着我国在规范市场竞争行为方面有法可依, 对于改善我国的投资环境, 震慑相关投资者也起到一定作用。《反垄断法》为我们进行安全审查提供了法律依据, 但是它过于笼统, 缺乏执行性, 可操作性不强。
因此, 我们应该完善《反垄断法》以便更好地规范各类市场行为, 使其具有更强的现实操作性。第一, 尽快制定《反垄断法》实施细则, 尤其是对于国家安全审查以及外资并购审查应该进一步细化, 应当依据各自不同的法律、规则, 设置不同的程序以及机构。对于外资并购的反垄断审查完全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 为了保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以及各市场竞争主体的利益。而国家安全审查则有待于进一步的细化, 其加入了非经济因素的考量, 使得国家意志体现其中, 但是, 国家安全的具体释义并没有在该法中体现, 应该得到进一步的明确。第二, 建立反垄断审查机构, 我国的相关部门如国家工商总局、商务部对于垄断行为均有执法权, 这样反而不利于执法的效力以及效率;第三, 反垄断执法机构必须明确与行业监管部门之间的关系以及职责。目前银监会负责全面审查我国银行的各项经营行为, 但是在出台了《反垄断法》之后, 监管部门就会出现两个, 即专门针对反垄断成立的反垄断执法机构, 在这两个机构之间, 如何协调、分配二者之间的权利、义务, 应当加以明确;第四, 制定反垄断相关标准。如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明确经营者集中申报人、集中对相关市场竞争状况说明内容条件、集中豁免具体标准等标准;第五, 建立国家利用外资 (并购) 评估报告制度, 定期向社会公布利用外资情况。
针对外资并购中资银行来说, 应该明确何为外资并购中资银行产生的垄断, 《反垄断法》只是借助简练的文字表述了垄断的情形, 但还是缺少量化的表述, 尤其对于外资进入后产生垄断的情况缺乏更进一步的明确阐述。同时我们应当建立银行业务产品的备案, 防止外资并购中资银行后, 通过推出国内其他银行尚未开展的业务, 进行有违公平竞争的行为。
(二) 依据《巴塞尔协议》完善相应的监管细节
1975年第一个《巴塞尔协议》诞生, 针对国际性银行的监管主体不明确的情况, 明确了两点:一、任何银行的国外机构都不能逃避监管;二、外资银行的母国与东道国应当承担共同的责任, 双方之间应该相互合作以及协商。为了适应不断发展的经济形势, 1983年巴塞尔委员会又作出修订, 明确了外资银行母国与东道国监管责任。2003年《新巴塞尔资本协议》针对流动性、清偿性、资金头寸划分了母国以及东道国之间的责任。依据巴塞尔协议, 在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完善我国相关法律监管要求:
首先, 在信息交流与信息披露方面。外资银行往往在信息的传递以及金融产品创新方面优于国内银行, 实行信息披露制度, 能够对外资银行的进入进行有效的监管。同时, 我国与相关外资银行的母国签订双边经济协议, 明确信息披露制度, 当外资银行的经营出现危机时, 我国能够及时获得信息, 避免给相关银行造成损失。同时在外资银行遇到经营困难时, 能够向其母国的央行或者中国人民银行求助, 避免出现破产危机, 引发金融动荡。
其次, 在市场准入方面。在对外资进行准入认可时, 应该综合考虑外资银行的母国的金融发展状况以及银行业整体的监管水平, 不能单纯考虑外资银行本身的经营状况以及国际排名。因此, 准入时的监管, 应该采取双重认可制度, 即我国作为东道国与外资银行母国共同认可。因为任何一家外资银行都有其扎根的母国土壤, 如果其母国的经济形势恶化, 势必会受到牵累, 影响正常的经营。
第三, 对于外资银行的风险水平的监管。我国往往注重外资银行并购后的合规经营监管, 对于其本身的风险水平的监管则是欠缺的, 这样我国的监管范围是不完善的。风险性监管包括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控制、风险决策, 评估外资银行经营的好坏, 风险水平的高低离不开其母国的合作。我国应当规定外资银行应该达到的资产流动比率、外汇担保金额等共同控制风险。
第四, 外资并购后的持续性监管。我国的相关法律主要侧重于外资准入时的监管, 而对于后续的经济行为则缺乏相应的监管。外资并购中资银行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进入中国市场并更好地融入其中, 而不仅仅满足于进入这个市场本身。所以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准入后并购行为的监管。
(三) 监管主体以及并购行为主体自我完善, 共同加强监管
在我国, 对于外资并购中资银行的监管主体主要为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针对外资银行混业经营的局面, 准入后的监管主体相应增加了保监会以及证监会。行业自律委员会以及被并购的银行本身在监管体系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首先, 就政府监管部门来说, 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应该不断提高自身的监管水平, 根据《公司法》以及《商业银行法》的要求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根据外资银行普遍存在混业经营的局面, 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应该彼此密切合作。对于进入我国市场的每一家外资银行, 上述三个部门都应当通力合作, 互相沟通信息, 发现问题及时向政府汇报。三个部门通过横向、纵向联系, 加强监管体系的合作。在纵向联系中, 应当建立“统一领导、分级监管”的监管制度安排。在横向联系中, 应当建立协调合作的监管组织体系。同时加强对于监管机构的工作监督以及监管人员的培训, 提高监管人员素质。
其次, 行业自律组织应当切实加强自律监管职能。我国已经成立了银行业自律组织———银行业协会, 但是并没有充分发挥自律监管的职能, 不能切合外资并购中资银行的形势。银行业协会应该充分利用自身成员众多的优势, 同时吸纳了外资银行的优势, 更好地贯彻行业自律精神, 制定行业内部的自律监管规章, 以便更好地约束行业成员。
第三, 提高我国银行自身内部控制水平。我国各个商业银行是监管体系中的微观组成部分, 它们自身的内部风险控制水平、合规风险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着我国整个银行体系合规风险的高低。在监管体系中, 政府监管侧重于从宏观的角度进行监管, 以维护行业自身的正常发展。而行业协会则侧重于行业内部的自我约束。而银行内部控制体系的作用在于防范、规避自身的经营风险, 达到审慎经营的目的。在这三个层级中, 我国银行自身内部控制体系在整个监管体系中无疑起到了基础的作用。
摘要：目前全球的资本流动区域越来越广泛, 银行资本作为经济资本中重要的组成部门, 也掀起了外资并购的浪潮。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自然吸引着世界知名银行的眼光。尤其是在我国加入WTO后, 金融领域逐步放开, 为外资并购中资银行提供了广阔的政策空间。而我国现行的监管法律存在零散、法律位阶不高, 注重准入时的监管, 忽视后续监管等问题。对于我国相应的法律做出了整体评价以及具体分析, 提出完善我国相应法规的具体制度设计。
关键词：外资并购,股权多元化,金融监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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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银行监管体系研究 篇6
入世后, 随着银行业开放程度的加深, 外资银行对我国的影响越来越大, 已经成为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便试图的利息收入率、非利息收入率、营业费用率和税前利润率等方面, 对我国商业银行效率所受影响方面进行实证研究。
二、外资银行进入对我银行效率影响的文献综述
Hermes (2004) 选用外资银行数量占东道国银行总数的比例和外资银行资产占东道国银行总资产的比例两个指标, 在回归模型中引入了经济发展水平这一因素, 检验经济发达程度对外资银行进入的效应影响。证实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会影响外资银行的进入效应。
张荔、张蓉 (2006) 针对新兴市场国家的情况展开分析, 通过对17个新兴市场国家1995到2002年截面数据的分析, 发现, 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有正的溢出效应, 但是依赖于一个有效竞争的环境。马慧敏 (2007) 利用14家主要商业银行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外资银行的进入对我国银行的利差、税前利润率上升、并使我国银行业的流动性增强, 但总体来说效果并不明显。
三、实证分析
1. 商业银行效率指标的建立
我国银行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也着眼于经营成本, 经营收入和经营利润的变化这三个方面, 分别用营业费用率、税前利润率、利息收入率和非利息收入率来代表;外资银行变量方面, 选取外资银行资产占我国银行业全部资产的比例来代表。另外, 为保证数据的一致性, 在考察中也加入了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因素, 用名义GDP的增长率 (GDPGR) 做为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
2. 数据说明
样本区间为1996年至2006年, 主要选取5大国有商业银行和资产排名靠前的8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所用数据来源于各期《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中国金融年鉴》以及各上市银行年报。
3. 变量的选取
因变量一EXP、PRO, IM和NIM
自变量一FS和GDPGR
4. 模型的建立与分析
为消除序列的自相关, 各变量采用一阶差分形式, 具体建立模型如下:
, 其中是为作为被解释变量 (反映外
资银行进入后对国内银行经营效率影响的程度) , 分别由国内银行各主要经营指标一利息收入率、非利息收入率、营业费用率、税前利润率等所构成;a为截距项;F反映外资银行进入程度用外资银行资产份额 (F S) 作为自变量;X反映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GDPGR) ;为随机误差项。
运用Eview5.1的Panel Data计量分析结果:
(1) 外资银行资产所占比例 (FS) 作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注:对应解释变量的数据为回归得到的该解释变量的系数, 括号内为该解释变量的t检验值。
对结果 (1) 的分析:
外资银行所占资产份额 (FS) 作为解释变量计量时, 非利息收入率和营业费用率的2个方程显示获得良好的统计显著结果, 而利息收入率和税前利润率都没有获得统计显著的结果, 表明国内银行利息收入率和税前利润率的变化同外资银行进入之间没有太大的联系。
(2) 以FS对国有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分别做回归分析: (主要针对NIM和EXP)
对结果 (2) 的分析:
外资银行的进入对股份制银行的效率影响更为显著, 表现在其对非利息收入率和营业费用率影响上, 无论是其系数还是t值都显著高于国有商业银行, 而国有商业银行在所有4个指标中的回归结果都为不显著。表明外资银行的进入对国内银行效率的影响, 更多的体现在股份制商业银行方面, 而国有商业银行对外资银行进入的反应还不明显。外资银行进入尚未引进完全有效的竞争机制, 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地位并未打破。该结果同时也验证了股制商业银行比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更加市场化的共识。
摘要：本文选取13家国内商业银行各年的利息收入率、非利息收入率、营业费用率和税前利润率, 运用EVIEWS5.1从实证的角度分析得出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具有一定程度的正面影响, 但效果有限, 股份制商业银行成为主要受冲击的对象, 而国有商业银行所受影响并不显著。
关键词：外资银行,效率,实证研究
参考文献
[1]Robert Lensink, Niels Hermes.The short-term effecrs of foreign bank enrty on domestic bank behaviour:Does economic development matter[J].Journal of banking&finance28 (2004) 553～568
[2]张荔张蓉:外资银行进入与东道国体系的效率改进一新兴市场国家的截面数据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 2006 (1)
外资银行监管体系研究 篇7
外资银行所占市场份额的提高将改变我国银行业的市场竞争格局, 也必将影响到中资银行的利润结构。在目前全球商业银行业务多元化发展的情况下, 开发新的金融产品, 争夺新的客户群, 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才是竞争的主要方面。外资银行在技术手段创新和金融衍生品等方面具有优势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 有必要来探讨下外资银行的进入对中资银行的产品创新能力的影响, 以此为中国银行业监管部门提供有价值的建议, 从而使得金融环境的营造更加有利于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
1文献综述
国外对外资银行进入的影响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 经过后人的不断探索形成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但是由于研究的方法和实证模型的不同, 目前的研究成果尚未形成统一的观点, 主要分为以下2个方面。
第一类观点认为外资银行由于在财务管理、风险控制、创新能力上的优势, 会对东道国银行业产生溢出效应, 从而促进东道国银行的发展。如Claes- sens等［1］研究最具有代表性, 他们研究发现, 外资银行的进入不但降低了东道国银行的经营成本, 而且加大了东道国银行的竞争压力, 促使其提高自身效率。Hassan等［2］对1996—2007年中东和北非地区国家的银行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 外资银行的进入对本国银行业的金融稳定、产权优化有积极作用, 并且有利于东道国银行的效率、资本分配、 风险管理和财务管理的提高。Lehner等［3］运用Sal- op模型、Jeon等［4］运用1997—2008年亚洲和拉丁美洲的银行业数据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第二类观点则认为外资银行的进入并没有对东道国银行业产生积极的影响。某些研究认为, 本国银行面对巨大的竞争, 原有的市场份额会受到威胁, 以致影响到银行的利润、收入和成本。如Clarke等［5］认为外资银行会占据优质的客户群体, 从而使得自身的盈利和风险达到可控制的范围。以致于出于竞争劣势的东道国银行面对更大的风险和竞争压力, 对其财务状况和管理效率造成不利的影响。也有研究认为, 外资银行对东道国银行的影响受很多条件的牵制, 对东道国的原始情况有一定的依赖性。如Lensink等［6］对1990—1995年48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 当外资银行进入发达国家时, 外资银行进入会减少东道国银行的经营成本和经营利差或者对东道国不造成明显的影响。而当外资银行进入发展中国家时, 外资银行的进入则会有明显的相反作用。
近年来, 我国学者也对这方面进行了研究。 大部分学者认为, 虽然外资银行在我国所占的市场份额比较小, 但是对我国银行业效率的改善是积极的。黄宪等［7］以1996—2003年我国14家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为基础进行了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外资银行的进入使国内银行的营业费用减少了, 税前利润率和非利息收入率等上升了。刘亚等［8］采用固定效应下的GLS法对我国14家银行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得出, 外资银行的进入对我国商业银行的收入、成本和利润状况具有显著的正影响。孙巍等［9］对1998—2010年我国14家商业银行进行数据分析后得出我国银行业处于垄断竞争时期, 外资银行的进入加剧了市场竞争。同时也表明, 外资银行对中资银行有一定的示范和传导效应, 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促进作用。当然, 也有部分学者研究不这么认为。孙会国等［10］根据1998 —2005年79家商业银行的实证分析得出, 外资银行的不断进入虽然使得我国商业银行盈利能力有所提高, 但是由于竞争压力的增大使得银行的管理费用上升和效率下降。张金清等［11］和陈福生等［12］则提出外资银行的进入程度与我国商业银行效率之间呈倒U关系, 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银行影响的正负效应要根据外资银行进入程度而定。
大多数关于外资银行进入的影响的研究都是从绩效出发的, 毛泽盛等［13］则从信贷的角度出发研究外资银行的进入对我国信贷供给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表明, 外资银行的进入对我国国内信贷的影响并不显著, 但是与企业信贷的却呈“U”型的二次函数的关系, 并且表现显著。孙文艳［14］研究了外资银行进入的资产份额和数量份额与上市银行特许权价值之间的关系。研究得出, 上市银行特许权价值与外资银行进入的数量份额呈负相关, 与资产份额呈正相关。
虽然国内外学者围绕着外资银行进入对中资银行的影响开展了广泛的讨论, 但是就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银行产品创新能力而言, 目前的文献未能提供直接的研究结果。文章试图完善关于外资银行进入方面的研究。
2研究设计
2. 1变量的选择
2. 1. 1主要变量的选择
中资银行产品创新能力主要从创新的投入和产出来衡量。从产品创新的投入上衡量, 比如产品研发费用, 技术人员培训费用等; 从产品创新的产出上衡量, 比如新产品的销售收入, 产品的专利个数等。 但是由于各家银行信息保护等原因, 每一种创新产品的投入和产出数据很难获得。同时, 考虑到近年来中资银行的产品创新主要集中于理财产品、咨询顾问、银行卡等中间业务上, 因此文章采用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占营业收入比 ( 用NFC表示) 来作为因变量, 以此衡量中资银行产品创新能力。
外资银行进入程度的衡量在目前的研究中主要有两种。其一是用银行的资产份额来衡量, 即外资银行的资产占国内银行总资产的比。其二是用银行的数量份额来衡量, 即外资银行的数量占国内银行总量的比。国外研究表明, 如果国内银行对外资银行进入的反应较为缓慢时用资产比来衡量得出的结果较为显著。反之, 用数量比来衡量。我国外资银行进入的年份较早, 但是由于我国对外资银行实行了经营业务上的限制, 使我国外资银行的发展较为缓慢。直到2006年, 我国履行WTO的协定, 才对外资银行进行全面开放。所以, 文章选择用外资银行的资产占我国银行业总资产的比 ( 用FA表示) 来衡量外资银行的进入程度。
2. 1. 2控制变量的选择
控制变量的选择包括国家层面、行业层面和银行层面控制变量, 如表1所示。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多重共线性, 文章选取名义GDP ( 用GDP表示) 作为国家层面控制变量, 来表示宏观经济因素对银行产品创新能力的影响。行业层面的控制变量文章选取了国有银行总资产占银行业总资产的比 ( 用NP表示) 来表示, 为了体现我国银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对银行产品创新能力的影响。银行层面的控制变量分别从银行的规模、传统业务盈利能力、风险控制和薪酬制度等4个方面来选择。
1) 银行规模。银行产品的研发需要一定的资金和技术的而投入, Rogers［15］和De young［16］认为大银行由于有成熟的技术、足够的资金和稳定客户群而更易达到规模经济, 因此大银行会较多地开展非传统业务。文章引入该商业银行的总资产占银行业总资产的比 ( 用MS表示) 来衡量该商业银行的规模大小。
2) 传统业务盈利能力。由于银行的金融资源有限, 利息业务盈利水平高的银行会将金融资源更多地投入到利息业务中, 从而非利息业务盈利能力较低［17］。文章选取商业银行的净息差 ( 用NIM表示) 来衡量传统业务盈利能力, 以探讨其对产品创新能力的影响。
3) 风险控制。当前中国商业银行非传统业务大多以收取手续费和佣金来赚取利润, 较少涉及银行的资产与负债, 因此风险较传统业务低。据Stiroh［18］和Leptit［19］的研究得出, 非利息收入的增加和银行的风险的提高呈正相关。而Rogers等［15］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信用风险是我国银行面临的最主要风险, 所以文章采用不良贷款率 ( 用NPL表示) 来控制风险对银行产品创新的影响。
4) 薪酬制度。良好的员工激励制度会激发员工的创新力, 从而研发出更多适合客户的金融产品。 银行对员工的激励措施有很多, 如有工作环境、员工薪酬和职工家属待遇等方面。基于数据的可得性, 文章采用商业银行总员工薪酬 ( EC) 作为对银行激励制度的衡量。
2. 2数据来源和模型的选择
文章数据的时间跨度为2003—2008年, 由于2008年发生了金融危机, 很多外资银行的海外母公司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出现了资金紧缺、业绩下降等现象。外资银行在华分支机构也受母公司影响减缓了其规模的扩张, 业绩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结合文章的框架和思路, 为了消除这些特殊原因造成的影响, 2008年以后的数据将不在文章的研究范围内。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 文章选取了12家银行作为样本, 这12家银行分别为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民生银行、华夏银行、兴业银行、中信银行、招商银行、平安银行 ( 原为深圳发展银行) 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这12家银行的总资产占了银行业总资产的60% , 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
由于存在数据缺失, 所以形成非平衡面板数据。 国家层面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行业层面的数据主要来自各年银监会年报和中国金融年鉴, 银行层面的数据主要来自各银行年报。考虑到样本中某些变量的统计口径不统一, 文章对数据的不同口径进行选择并对相关变量进行调整, 尽可能使数据更具准确性。
Claessense［1］在研究外资银行的进入对东道国银行效率的影响时, 提出了如下模型为
其中: Iijt表示t时期国家j的i银行在经营情况变量; FSjt表示在t时期国家j的外资银行进入程度变量; Bit表示在t时期国内银行i的银行层面的控制变量; Xjt表示在t时期国家j的国家层面控制变量; α0是常数项, β、γi、δj是系数, εijt是误差项。
文章借鉴了Claessense［1］的模型, 加入了行业层面的控制变量, 并根据文章的分析框架对模型进行了修改, 得到如下模型:
其中: NFC表示产品创新能力指标, FA表示外资银行进入程度指标, Ln GDP表示GDP的对数, NP表示国有银行总资产占银行业总资产的比, MS表示商业银行的规模, NIM表示商业银行的净息差, NPL表示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 Ln EC表示员工薪酬的对数。下标t表示时间, i表示银行, εit表示在t时间银行i的外生变量。
3实证分析
由于我国银行业的特殊结构, 文章在对12家银行统一研究之后, 再将样本分为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两组进行比较研究。一组是: 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另一组是民生银行、华夏银行、兴业银行、中信银行、招商银行、平安银行 ( 原为深圳发展银行) 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3. 1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通过对全部样本、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的银行特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后, 结果如表2所示。
1) 从手续及佣金净收入占营业收入比 ( NFC ) 来看, 全部样本银行的均值为9. 811, 说明我国银行业的传统业务在目前还是占主导的。由均值发现, 国有银行的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占比为13. 747, 较股份制银行高。从标准差来看, 国有银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占比的标准差为5. 785, 而股份制银行的标准差则为4. 383, 国有银行的标准差稍大。说明从03年到08年, 国有银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占比的变化比股份制银行的大。
2) 从资产的规模来看, 国有银行的总资产占银行业总资产的比 ( MS) 均值为13. 277, 远大于股份制银行的1. 930, 因此国有银行的规模是远大于股份制银行的。由股份制银行的标准差只有0. 996说明, 股份制银行的规模差异比较大。
3) 从传统业务来看, 股份制银行的净息差 ( NIM) 均值为2. 589, 稍高于国有银行的2. 533, 两者相差不大。两者的标准差都比较小, 说明不同银行间净息差存在很大差异。
4) 在风险方面, 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要远高于股份制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各大国有银行进行了不良资产剥离和国家注资之后, 不良贷款率水平就得到了一定的控制, 接近于股份制银行的水平。由标准差发现, 股份制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标准差为1. 301, 较国有银行大, 说明股份制银行不同银行间的不良贷款率差异较大。
5) 在薪酬方面, 国有银行的员工薪酬大于股份制银行的员工薪酬, 说明国有银行更加重视对人才的培养, 在这方面投入了更多的财力。
3. 2实证结果
基于面板数据, 文章采用Eviews6. 0中的Pan- el Data模块进行估计。模型使用变截距模型, 并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使用固定效应 ( Fixed Effects) 下的GLS ( Cross Section Weights) 法对数据进行回归。模型的回归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先对全部样本银行进行回归; 第二部分是对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进行比较回归。回归结果, 如表3所示。
注: 上行数据位回归系数, 下行数据为t值。***、**、* 分别表示在1% 、5% 、10% 的水平下显著。
从回归结果看, 多数回归系数的t检验以及模型整体的F检验可以通过, 模型的拟合度R调整后的拟合度AR较高, 模型回归结果较为理想。从表格3可知, 外资银行进入程度变量FA的系数为正, 并且在5% 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外资银行的进入对中资银行的产品创新能力有促进作用。这一结果同Unite［20］等的研究结果一致。Unite等认为, 外资银行的进入对东道国银行的非传统业务的发展有正效应。从我国的现状看来, 由于我国政策和金融管制导致存款成本低廉, 而经济加速发展又给银行带来了大量的贷款, 因此我国银行丰厚利润的80% - 90% 来自于存贷款利差。而相对于传统的利息业务, 我国的中间业务则逊色许多。随着中国在2006年履行WTO的协定对银行全面实行对外开放, 在华外资银行不断增多。2006年底, 有22个国家的74家外资银行在中国设立分行和法人机构。截止到2011年底, 在华的外资银行机构数量达到了360家, 总资产达到了167. 3亿。面对外资银行在非传统业务上的强大竞争力, 中资银行也在近几年大力发展非传统业务, 如银行卡业务、理财业务等, 并在产品创新上层出不穷, 使非传统业务收入在营业收入中的占比不断提高。
在控制变量的研究上, 文章得到了以下结论。
1) Ln GDP的系数为正, 并且在1% 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宏观经济的发展能提高中资银行的产品创新能力。随着经济的发展, 收入的提高, 人们对各种金融产品的需求逐渐增大, 对银行的金融创新不断提出新的要求。
2) 国有银行资产份额 ( NP) 的系数为正, 并且在10% 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国有银行资产在银行业总资产中的份额的提高有助于我国银行业产品创新能力的发展。由于国有银行在银行业中的比重近50% , 国有银行规模的扩大必定会提高自身的产品创新能力, 同时也带动了整个银行业创新能力的发展。
3) 银行规模变量 ( MS) 的系数为负, 并且在5% 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在国内小银行更擅长产品创新, 在非传统业务方面比大银行更有优势。这一点与郑荣年等［17］的研究结果一致, 但是与国际上的研究相违背。Mishkin［21］认为政府会在大银行危难时挺力相助, 大银行更加勇于冒险, 积极进行金融产品创新, 而小银行却没有这种特殊待遇只能保守地从事金融业务。Rogers等［15］研究得出规模大的银行更擅长资本市场操作, 这意味着大银行对于金融产品的创新优势大于小银行。在国内, 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对银行的资产、负债业务较为重视, 导致我国目前银行资产负债业务占了银行业务的主要部分。大银行比小银行在资产负债业务上更具有规模, 收益更丰厚, 因此在金融产品创新上缺乏动力。而小银行为了生存, 在资产负债业务收入不具有优势的情况下, 不得不开拓新的金融产品领域, 进行产品创新, 赢得新的客户群体。
4) 不良贷款率 ( NPL) 的系数为正, 并且在1% 的水平下显著。这说明信用风险高的银行会更加注重对金融产品的创新。由于银监会对不良资产的监管和不良贷款率的指标约束, 风险高的银行继续从事资产负债业务会增加银行的信用风险, 银行为了避免风险的增大达到银监会的要求, 会更积极从事中间业务, 降低资本业务风险。
5) 员工薪酬变量 ( Ln EC) 的系数为正, 并且在1% 的水平下显著。银行较高的员工薪酬会激发员工的创造力, 更有利于银行金融产品的创新。说明良好的激励制度有利于银行对于金融创新能力的提高。
6) 净息差 ( NIM ) 的系数不显著。这与Roger等［15］的研究相违背, 他们认为传统业务收入高的银行不善于开展非利息业务。而赵旭［22］的研究结果表明, 我国银行的利差收入水平不是中间业务的格兰杰原因, 不能解释中间业务收入水平。由于金融管制我国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 较高的利差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政策给予的, 并不是银行自身在利息业务上竞争能力的真正体现。而外资银行的进入和利率的逐渐市场化激发了中资银行的危机意识, 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许多银行不得不进行金融创新, 另辟蹊径。因此, 传统业务对银行积极开展金融产品创新行为的解释能力有限。
4结论与建议
文章采用2003—2008年我国12家银行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在控制了宏观层面、行业层面、银行层面的影响因素后, 研究发现, 外资银行的进入在短期内对我国银行业的产品创新能力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宏观层面和行业层面看, 宏观经济的发展和银行业中国有银行资产份额的提高有助于我国银行业产品创新能力的提升。从银行层面看, 银行的规模同银行产品的创新能力呈负相关; 不良贷款率和员工薪酬同银行产品创新能力呈正相关; 净息差和银行产品创新能力的关系不显著。
根据以上结论, 文章提出的政策建议如下。
1) 在世界各国经济复苏的阶段, 我国应适当引入外资银行。以上研究证明, 外资银行的引入对中资银行的产品创新有一定的“溢出效应”, 随着外资银行产品创新的层出不穷, 中资银行由于存在危机意识, 也会不断提升自己的创新能力。
2) 从监管的角度出发, 我国银行产品的创新随着外资银行的进入而千变万化, 监管当局应当对银行产品的多样化进行监管。由上面研究得出, 规模小、信用风险高的银行会更积极地从事金融产品的开发, 因此监管部门应重点对规模小、信用风险高的银行进行金融产品的审核, 以更好地维持商业银行的市场秩序。
外资参股中资银行现状和绩效研究 篇8
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 不仅使国际银行业面临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同时也使银行业面临全球范围内的激烈竞争。20世纪90年代以来, 全球范围内的银行并购风潮此起彼伏, 这场并购浪潮开始从一国国内延伸到国际市场。进入21世纪, 亚洲成为了银行业巨头的一大追逐目标。为在中国银行业全面开放之后抢夺中国金融领域的制高点, 欧美银行业在中国金融市场上演了激烈的银行资本大战。国外经验表明, 通过外资并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对于我国商业银行是一种抗对激烈竞争的良方。
事实上, 外资参股国内商业银行早已暗流涌动, 在我国刚刚加入WTO的2001年底, IFC就以2700万美元收购南京市商业银行15%的股份;同期, 汇丰银行拟参股上海银行、花旗银行拟参股交通银行等事项均体现出众外资银行明显的合作意向。
二、外资参股中资银行现状
加入WTO之前, 外资参股我国银行机构的案例非常少。近年来, 为鼓励境外战略投资者投资入股中资商业银行, 提高中资银行的国际竞争力, 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利好政策。2003年12月8日出台的《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规定单个境外金融机构向中资金融机构投资入股比例由原来的15%提高到20%, 这对外资银行极具吸引力。为加快在中国零售业务、中间业务市场中的布局, 外资银行加快了抢滩中国市场的步伐, 不仅设立机构数和在华资产数快速增长, 更有大量外资行通过参股国内银行进入中国市场。截至2006年年底, 外资参股的中资银行已经超过20家, 参股规模也超过180亿美元。
三、外资参股中资银行的投资绩效研究
我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阶段, 企业投资资金需求旺盛, 银行业的发展前景也相当乐观。随着居民消费结构升级, 住房按揭、信用卡, 以及理财产品市场规模扩张迅速, 零售业务作为银行业未来重要利润来源的潜力正在显现。另一方面, 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市场的竞争并不充分, 银行业竞争处于粗放状态, 可以挖掘的利润空间巨大。因此, 外资金融机构迅速开始抢占中国市场, 以便最大限度地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
本文选取中国入世以来已上市的中资银行为例, 截至2008年6月30日, 对外资参股中资银行的投资收益作出绩效评估, 如下表。
每股净资产是股票的账面价值, 它是用成本计量的, 每股市价是这些资产的现在价值, 它是证券市场上交易的结果。不管从成本还是市场交易来看, 外资参股中资银行都是获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
注:每股净资产是2008年公司半年报中所披露的每股净资产, 股价是2008年6月30日的收盘价. (1) 和 (2) 分别指以每股净资产和股价为基础计算出的年平均收益增长率。 (资料来源:银行年报, 《财经》等资料整理)
以每股净资产为基础的投资收益年增长率中, 恒生银行、新加坡政府和国际金融公司参股兴业银行取得了最高的投资收益年增长率32.18%, 第二是荷兰国际集团和国际金融公司参股北京银行为30.52%。以每股市价为基础的投资收益年增长率中, 高盛集团、美国运通公司和安联保险公司参股中国工商银行的投资收益年增长率高达95.63%。
可见, 外资参股中资银行都获得了很好的绩效, 虽然外资银行积极寻求国内的战略投资伙伴, 其真正的目的是扩大市场占有率, 削弱中资银行市场份额, 为最终实现低成本扩张战略铺平道路, 但是从短期来看, 获得较高的收益也是促使外资胃口越来越大的一个因素。同时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国商业银行在引入外国战略投资者后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摘要：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使得全球银行业的竞争更加激烈, 亚洲也成为银行业巨头的一大追逐目标。加入WTO后, 外资参股中国商业银行的浪潮日益高涨, 资金规模和持股比例越来越大。不管从每股净资产还是每股股价来看, 外资参股中资银行大多数都获得了较高的投资回报率, 同时也说明了中国商业银行引入外资战略者后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关键词：外资,参股,商业银行,绩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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