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立法（精选4篇）
外资立法 篇1
1 立法的框架
1890年，美国国会颁布了谢尔曼法，是美国第一部反垄断法。它是第一部现代竞争法，无疑是第一部成为法律和经济生活中一个重要因素的竞争法。因此，它常被称为美国反垄断法之父。1914年，国会颁布了克莱顿法，作为对谢尔曼法的补充。同年颁布的《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授权建立联邦贸易委员会，作为负责执行各项反垄断法律的行政机构。之后，1936年罗宾逊-帕特曼价格歧视法、1950年塞勒-凯佛维尔反兼并法和1976年哈特-斯科特-罗迪诺反托拉斯改进法都是对1914年克莱顿法进行的重大修正。经过1982年、1984年、1992年、1997年和2010年五次修改，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司法部反垄断局2010年颁布的《横向并购指南》是最新的并购指南。“本身非法规则 (Per Se rule) ”和“合理规则 (Rule of Reason) ”作为美国反垄断法的两个重要原则，都是美国法院在审理企业并购案件的过程中，依据美国维护自由竞争的立法精神，对谢尔曼法和克莱顿法等做出的解释和说明。
2 立法的主要内容
2.1 谢尔曼法《Shenman Antitrust Act》
谢尔曼法第二条规定：任何人垄断或者企图垄断，或与他人兼并、共谋垄断州际间或与外国间的商业和贸易，将构成重罪。如果参与人是公司，将处以不超过1000万美元的罚款;如果参与人是个人，将处以不超过35万美元的罚款，或三年以下监禁。也可由法院酌情并用两种处罚。第四条规定：授权美国区法院司法管辖权，以防止、限制违反本法。
谢尔曼法第二条禁止企图或实际垄断市场的兼并，第四条授予美国司法部独有权限，对于针对美国的任何违法执行谢尔曼法的规定。通过颁布谢尔曼法，美会可以通过设置扩张的限制防止美国大公司快速增长出现威胁。
2.2 克莱顿法《Clayton Antitrust Act》
1 914年的克莱顿第七条明确仅包含股票或股本的收购 (acquire) ，第七条的股票条款：从事商业或者任何影响商业活动的人不得直接或间接收购从事商业或任何影响商业活动的其他人的全部或部分股票或其他股本，商业是指任何商业行业或者任何影响国家其他地区商业。这样收购的结果可能实质上减少竞争，或者旨在形成垄断。
1950年，新的一波兼并浪潮进一步增加政府反垄断问题，并促使国会于1950通过制定《塞勒——凯弗维尔反兼并法》 (CellerKefauver Anti-merger Act) 修改克莱顿法。《塞勒——凯弗维尔法》禁止反竞争的股票收购和资产收购，如果“这种收购的效果可能会实质上减少竞争或旨在形成垄断。”
一般情况下，塞勒——凯弗维尔法旨在改进1914年通过的原《克莱顿法》： (1) 包括资产以及股票收购; (2) 包括纵向以及横向兼并; (3) 当趋势是在其发端时，削减兼并 (4) 拒绝在依据“克莱顿法”第7条提起的诉讼中运用谢尔曼法的标准; (5) 保护竞争，而不是竞争对手; (6) 拒绝采取刚性的、量化的测试确定一个给予的兼并可能会导致对竞争的影响; (7) 当它影响特定行业时，审查合并; (8) 废止可能削弱竞争结果，且没有一定结果的兼并。
为了加强执法《克莱顿法》第7条，国会于19 76年颁布了《哈特-斯科特-罗迪诺反托拉斯改进法》 (H a r t-S c o t tRodino Antitrust Improvement Act，简称HSRA) 。《克莱顿法》第7a条增加了：提供大公司合并前强制通知。对于圆满的兼并，该法案要求某些兼并各方事先通知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司法部，提供引起合并前通知要求的情况，以及不这样做的处罚。HSRA要求，计划的兼并且达到一定规模的兼并公司要将他们的兼并计划通知的政府当局。通知必须包括关于买卖的细节和市场参与者的资产数据，以及占有市场的数据。这个设计给官方提供了足够的数据，以确定兼并对竞争的潜在危害的进一步评估是否必要。拟议中的交易可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直到提交通知文件之日起30天 (这可能被执法机构延长30天) 。修改后的《克莱顿法》第18a条规定：收购人持有被收购人有投票权的股票和资产总额超过2亿美元，或者超过5000万美元，但不超过2亿美元，且那些收购企业的年净销售额或总资产超过了1亿美元或以上，被收购企业的年净销售额或总资产超过了1000万美元或以上。达到上述申报条件要求的企业并购双方，必须依据该法向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助理司法部长行事前申报，审查期一般为30天，对现金要约收购的案件，审查期为15天。
2.3 联邦贸易法委员会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联邦贸易法委员会法第五条 (a) (1) 商业中或影响商业的不公平的竞争方法是非法的;商业中或影响商业的不公平或欺骗性行为及惯例，是非法的。 (2) 授权联邦贸易委员会阻止个人、合伙人、公司、使用上述违法方法及行为、惯例。下列情形……除外。 (b) 无论何时委员会有理由确信，任何个人、合伙人、公司已经或正在实行上述非法方法及行为、惯例时，若对此提起诉讼同公众利益极为相关，委员会应对上述当事人发出、送达起诉状、说明起诉的内容，并附带该起诉状送达后的30天，何时何地审理的通知……
2.4《并购指南》 (Merger Guidelines)
继1968年、1982年颁布《并购指南》后，1984年，司法部颁布了一个名为“并购指南 (Merger Guidelines) ”的文件作为一个路线图，在确定拟兼并的反竞争效果方面，去协助政府以及希望并购的公司。1992年，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通过并颁布一个名为“横向并购指南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的联合文件修订了的兼并准则，这个“横向并购指南”为并购分析使用1997年修订的第4.0节维持了现在的框架。“横向并购指南”设置了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按照一项交易确定竞争效果的一系列步骤。这些步骤包括： (1) 界定相关的市场; (2) 测量并购后的市场集中度和审查兼并后的行业竞争特点; (3) 评估兼并后一个新的竞争者进入市场的容易度; (4) 评估兼并造成的效率; (5) 考虑收购实体公司的索赔失败。1997年，联邦贸易委员会 (简称：FTC) 和司法部 (简称：DOJ) 通过修订“横向兼并准则”第4.0节阐述了效率分析 (上面列出的四个因素) 可能会产生成本和资源的效率，从而使两个无效的竞争对手，成为一种有效的竞争对手。政府机构，以及联邦法院，在逐案基础上评估这五个因素来确定某一特定交易是否违反反托拉斯法。
2010年8月，美国司法部 (DOJ) 与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联合发布了《横向并购指南》，这是自1992年以来对并购指南进行的首次大修订。该指南中，市场界定、竞争效应分析、市场进入、合并效率以及破产等五大核心内容的基本框架继续保持不变，但变化也是显著的。如：市场集中度的计算。运用HHI指数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又称赫芬多尔-赫西曼) 计算市场集中度。2010年《横向并购指南》中，当运用HHI指数时，当局将考虑兼并后的HHI系数水平和由兼并引起的HHI指数的增加。HHI指数的增加相当于兼并厂商两倍的产品市场占有率的增加。当局一般将市场划分为三种类型：低集中度市场：HHI指数低于1500;适度集中度市场：HHI指数在1500和2500之间;高集中度市场：HHI指数高于2500。高集中度市场中涉及HHI指数增加超过200点的兼并将被假定可能增加市场支配力。可以推定该横向竞争会消弱竞争，是违法的。
2.5 判例法原则
2.5.1 本身非法规则 (Per Se Rule)
《谢尔曼法》的用语指出：“任何”限制贸易的兼并是非法的。这样一来，《谢尔曼法》对于不合理限制贸易的兼并是否意味只禁止那些合同或协议，或是否应包括所有限制贸易的合同，而不顾该协定的合理性。在Northern Pacifi c Railway Co.v.United State中，美国法院适用《谢尔曼法》第一节既没有缩小也没有扩大该法的适用范围。相反，法院适用了一个“本身非法性测试 (per se illegality test) ”，做出“限制贸易”的所有合同为自动非法，不考虑任何利益，如：合同导致的经济效率。
2.5.2 合理规则 (Rule of Reason)
尽管法院早期认为本身非法测试 (per se test) 对横向兼并是最好的办法，因为所有的横向兼并本质上都是反竞争的，法院持有相反的观点，并且在Standard Oil Co.of N.J中建立了这个合理性标准。法院适用这个新的测试，被称为“合理规则测试” (rule of reason test) ，取代了本身的非法性测试，并且仅仅谴责那些创设了一个“不合理限制贸易”的并购。正如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布兰代斯 (Justice Brandeis) 在一项判决中所指出：不能认为所有限制贸易的行为都是非法的，核心要看这种限制是否具有合理性。即“合理原则” (rule of reason) 。
3 衡平法救济途径
3.1 政府监护
《谢尔曼法》第4条规定美国各区司法机构，依司法部长的指示，在其各自区内法院提起衡平诉讼，以防止和限制违反本法行为。《克莱顿法》也规定，州司法长作为政府监护人，代表其州内自然人的利益，可以本州的名义，向被告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确保自然人因他人违反谢尔曼法遭受的财产损失获得的金钱救济。
3.2 私人诉讼
《克莱顿法》第4条规定，任何人因反托拉斯法禁止的事项而受到商业或财产损害时，均可以在被告所在地，或被发现，或有一个代理机构的区向美国区法院起诉。第16条规定，对因违反反托拉斯法遭受威胁的损失或损害，其中包括该法第18条，任何个人、商号、公司或协会有权在美国任何有司法管辖权的法院起诉。
4 相关的法律制裁
4.1 刑事制裁
任何违反《谢尔曼法》第2条的行为都是刑事犯罪。对个人可处35万美元以下罚款、3年以下监禁或两者并处。对公司可处不超过1000万美元的罚金。除此之外，《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和修改后的《克莱顿法》其他条款对外资企业的并购均未规定刑事责任。
4.2 行政制裁
依据《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第5条 (b) 规定，任何时候，如果委员会有理由确信，任何人采取“在商业中或影响商业的各种不公平的竞争方法以及不公平或欺骗性行为或惯例”，FTC可通过行政执法程序宣告其为非法。并提出书面报告或禁止令，要求当事人停止使用不正当竞争方法或欺骗性的行为、惯例。依据第5条 (c) 规定，FTC执法判决，若有证据支持，是终局性的。但最终要通过法院的审查确认，才能得到执行。
4.3 民事制裁
《克莱顿法》第4条、第16条规定的民事制裁方式主要有：损害赔偿、三倍损害赔偿以及申请禁令。损害赔偿包括受害人遭受的实际损失和诉讼费。作为金钱救济，法院将判给该州受害人实际损失金额的三倍赔偿金及诉讼费和律师费。另外，受害人在有司法管辖权的法院起诉时，有权申请禁令救济。
参考文献
[1]DAVID J.GERBER.AMERICAN LAW IN A TIME OFGLOBAL INTERDEPENDENCE:U.S.NATIONAL REPORTSTO THE XVI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COMPARATIVE LAW:SECTION IIICompetition Law[J].50Am.J.Comp.L.Fall, 2002.
[2]张倩.比较法视野下的企业合并审查法律制度——兼评我国新《外资并购境内企业规定》中企业合并审查标准》.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J].2007.
[3]Donna A.Alexander.UPMC Mergers Under AntitrustLaw:An 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FederalAntitrust Laws to Non-Profit Hospital Mergers[J].38Duq.L.Rev.Fall 1999.
[4]杨松才.美国反托拉斯简析[J].法学杂志, 2008.
外资立法 篇2
关键字：国民待遇，市场经济
一、国民待遇原则的基本界定
国民待遇原则是传统的外国人待遇制度之一，它萌芽于中世纪后期，然而，国民待遇作为一项制度则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后才形成的，《法国民法典》第11条即首次在国内立法上对国民待遇加以规定（1804年《法国民法典》第11条规定：“外国人，如其本国和法国订有条约允许法国人在其国内享有某些民事权利者，在法国亦得享有同样的民事权利”）.有关国民待遇的定义在我国学界早有定论（如韩德培教授认为，“所谓国民待遇是指内国给与外国人的待遇和给与本国人的待遇相同，即在同样的条件下外国人和内国人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相同”）。传统的国民待遇是赋予与本国有特定关系的外国人享有与本国国民同等的民事权利的一种制度。但随着以后国际间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日益频繁，国民待遇制度的范围和内涵及对象突破了原来的民事权利的范畴，而触伸到经济生活的诸多领域，而这种突破在国际投资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
外商投资国民待遇事国民待遇原则在投资领域的表现。作为外国投资待遇标准的一种，国民待遇主要指主权国家在互惠的基础上，授与他国国民或公司在投资财产、投资活动及有关的司法行政救济上以不低于本国国民或公司的待遇，简称为“外资的国民待遇”。
（一）国内立法上，关于外资的国民待遇，一般都规定的较为笼统和原则。有的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由于对外资的需求，在其外资立法中专门规定给予外资以国民待遇，例如近年来新兴工业化国家新修订的外资法就采用了这一做法。这种规定仅仅适用于外资领域，但它们依旧是原则性的规定，并未明确外资的国民待遇的具体内涵。
（二）关于外资的国民待遇的详细规定，更多地见诸国与国之间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之中。尽管不同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有不同的措词，但归纳起来，对外资的国民待遇的具体适用范围的规定大致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最狭窄的，即规定国民待遇仅适用于“投资”。第二类规定国民待遇仅适用于“投资”及“投资活动”。第三类国民待遇的适用范围是最广泛的，它不仅适用于“投资”及“投资活动”，还适用于有关的“司法行政救济”方面。三种不同的适用范围，反映了各国政府对国民待遇的基本态度及其妥协的程度。目前第一种类型已极为鲜见，第二种类型较为普遍，第三种类型则正在增多，这反映了国际经济自由化，国际投资便利化的时代趋势。
综观各国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或条约）。国民待遇的具体涵盖范围一般包括：
1.对投资财产及其收益的控制权与处分权。此处的“投资财产”包括东道国法律所允许的任何股份权、金钱债权或类似的请求权、专利权、商标权等工业产权和专有技术权，关于动产与不动产的权利及勘探、开采自然资源的特许权等等：此处的“收益”是指投资财产所产生的任何价值形式，包括利润、利息、股息、特许权使用费和手续费等等。对投资财产及其收益的控制权与处分权主要表现为对资金投向、投资形式的选择权，在必要时候转让或收回本金的权利，对所得利益的汇出的权利等等。[!--empirenews.page--] 2.与投资有关的业务活动。系指投资者对投资产业所进行的日常经营、管理活动。这种活动包括：（1）设立和维持分公司、工厂和其他用于业务活动的适当的设施；（2）控制和经营自己设立或取得的公司；（3）雇佣和解雇专家，包括技术工人、高级职员和律师及其他职工：（4）缔结和履行合同，等等。
3.与投资有关的司法行政救济措施。亦即因投资而产生的纠纷的司法审理与行政申请等方面的平等待遇。这里应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关于投资经营活动中发生的普通民事纠纷的司法行政救济，例如对合同纠纷的仲裁与审理，对劳动争议的行政申诉与司法审理，等等：另一方面，涉及国家责任的投资争端的司法行政救济，指在外国投资被国有化、征收或由于战争、武装冲突或东道国的禁兑行为等，使投资者丧失对其投资的有效控制，从而蒙受损失的情况下，外国投资者所可望获得的东道国的司法与行政救济。
但是我们要认识到，国民待遇并不意味着在对内资与外资待遇上的绝对平等。在目前的国际条件下，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给予外国投资与国内投资完全相同的待遇，实际上也做不到。外资的国民待遇只可能在一定范围内适用。例如，就投资领域而言，各国对内、外资从来都是有区别的。许多涉及国家安全与国计民生的领域，一般都不允许外资涉足；即使是非关键的经济部门，也可能基于国家经济规划与发展目标而对外资的引进有所先后、有所厚薄。这种限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同样存在，毫无例外。这些适当的限制与例外不仅为一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也是国家主权在经济领域的一种体现。
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为吸引外资纷纷制订了许多优惠政策，使外资企业在税收、经营管理权等方面甚至享有比本国公司和国民更优惠的“超国民待遇”。事实上，这同样也是国家主权的一种表征。不过，从理论上说，国民待遇原则是不鼓励“超国民”的优惠待遇的。
（三）WTO的相关规定。主要体现在《GATT1994》、《GATs》、《TRIPs》、《TRIMs》及其他相关条款中。标题为“国内税收与管理的国民待遇”的GATT第三条集中体现了国民待遇的主要内容。GATT第三条第一款明文指出适用国民待遇的两种情况：（1）“国内税基其他国内费用”；（2）国内法律、法规、规定。
第3条 国内税收与管理的国民待遇
1、各缔约方认识到，国内税和其他国内费用、影响产品的国内销售、标价出售、购买、运输、分销或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定以及要求产品的混合、价格或使用的特定数量或比例的国内树立法规，不得以为国内生产提供保护的目的对进口产品或国内产品适用。
其目的在于防止各成员方利用国内税收政策、措施、法规对本国相关产业进行保护，从而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空间。（Article3.1 National Treatment on Internal Taxation and Regulation.“The contracting parties recognize that internal taxes and other internal charges，and law，regulations and requirements affecting the internal sales，offering for sale.purchase，transportation，distribution or use of products，and internal quantitative regulations requiring the mixture，processing or use of products in specified amounts or proportions，should not be applied to imported or domestic products so as to afford protection to domestic production”）[!--empirenews.page--]
二、我国在外资立法中确立国民待遇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一）我国过去不实行国民待遇的原因分析
过去，我国在中外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很少提及国民待遇，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我国企业是按所有制形式划分的，作为“内资企业”的有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私营企业三种所有制形式。不同类型的企业在经济上的权利义务千差万别。根据我国颁布的一系列的企业法与有关的法规、政策，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在资金来源、物资供应、产品销售、劳动人事、财政信贷、税收、丁资福利等方面各不相同。“内资”企业之间的待遇尚且相差如此悬殊，又何谈内、外资企业的同等待遇？即使真要实行国民待遇，又以哪一种企业作为参照系呢？同时，我国的工资体制、物[1][2][3]下一页 价体系及国家补贴政策与其他国家有很大区别，特别是国营企业，由于对国家负有特殊的义务，因而受到国家的严格控制与保护，如果将这些待遇一并给与外商投资企业，则在执行中势必造成很大困难。此外，对国民待遇理解的不全面恐怕也是一个因素。如，有人认为国民待遇就是对待内、外资绝对平等，如此，则国家安全无以保障，国家规划无以实现；有的人则反过来，认为国民待遇就意味着外商投资企业优惠措施的一律取消，如此则吸引不了外资，从而影响经济的正常发展。
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均可归因于计划经济的影响。市场主体待遇的不平等，市场机制的缺乏或不健全，都是计划经济的直接体现，思想上的误区也与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
（二）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化发展使国民待遇的推行成为可能
与前述计划经济的情况相反，市场经济所具有的平等性、竞争性、国际性、透明性和规范性等特性，使得国民待遇的提出与实行有了理论上的基础与现实的可能。
首先，市场经济作为商品经济发展的一种较高级的形态，平等性是其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它首先要求存在一个统一的、一视同仁的市场主体体系，不论这些主体的所有制性质或其他社会属性，在市场上一律得以平等对待、公平竞争。显然，这里也包括对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平等待遇。其次，竞争是市场的全部动力与活力的源泉，竞争的前提就是主体间权利义务的平等性；在不平等的主体之间是不存在竞争的，至少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竞争。竞争呼唤平权，平权也就意味着国民待遇有了法律的基础。
再次，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早已形成了跨越国界的规模化的大经济。任何国家要想发展经济，就不能孤立于国际大市场之外，这是为中外的无数现实所反复验证了的真理，也是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深化的主要理论依据。在经济国际性日益加强的形势下，“国民”也越来越有“世界公民”的意味，犹如在国际大市场中对任何一国的产品都应平等对待一样，在当代国际大家庭中，给予其他国家的国民以本国国民同等的待遇，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最后，当代国际投资的历史表明：在国际资金市场上，投资者往往更愿意将资金投放在一个虽然没有明显优惠待遇，但具有很高的政策、法律的透明度并能获得公平待遇的地区，而不是投向一个看起来待遇优惠，却充满着“内部规定”和歧视待遇的地区。这主要因为当今国际经济交往日益频繁、日趋快捷，在瞬息万变的国际市场上，投资的安全性成了首要的影响因素。相对而言，国民待遇以国内立法与国际条约为依据，其可操作性、规范性与透明度远较其他待遇标准为佳，故必然更契合国际化市场经济的需要。当今世界上，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一般都提倡给外资以国民待遇，只要是实行了市场经济体制，一般都实行或趋向于实行国民待遇。[!--empirenews.page--]
（三）实行国民待遇的必要性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对外开放、经济国际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后，有限的国民待遇显然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给外商投资企业提供较为全面的国民待遇的呼声日高一日。这是因为：1，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待遇、公平竞争。市场经济实行经济关系契约化，市场竞争秩序化，政府行为规范化，强调市场主体的平等性，市场主体在同一规则下公平竞争既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又是市场经济得以运行的内在条件。目前内资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待遇相差悬殊，不仅不利于吸引外资，对内资企业的发展也极为不利。由于待遇差别，目前全国到处流行着形形色色的“假三资企业”（按我国现行税制规定，内外企业所得税法定名义税率都是33%，由于外资适用减免税优惠以及内外资费用扣除政策的不同，造成两者实际税负产生很大差别，内资企业所得税率为33%，外资企业所得税率大约 15%，相差一倍多。一些内资企业千方百计地通过种种渠道“走出国门”，而后再以外资身份回到中国投资设厂，以享受优惠条件。有研究估计“假外资”占了直接投资的三分之一左右。.这些显然都是为市场经济的基本精神即平等竞争所不容的。所以说，给外商投资企业提供国民待遇，首先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需要。2，从国际法的角度看，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并且已签署乌拉圭最终协议文件，其中就包括有“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协议），而国民待遇是 TRIMs的基本原则之一。可见，在新的多边贸易法律体制下，对贸易产生限制和扭曲的有限国民待遇是被明文禁止的。所有这些都表明，我国必须及时调整对外资的立法和政策，与WTO全面接轨，无疑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加入世贸组织后遵守规则、履行承诺的必要措施。3，在利用外资的实践中，外资优惠政策的负面效应已日益明显。外资优惠政策犹如一把双刃剑，在国内外微观和宏观经济环境发生显著变化的现阶段，其积极作用正在消减，而被“超国民待遇”扭曲的竞争环境已经成为我国进一步利用外资，壮大民族工业的障碍。外资企业享受优惠待遇不仅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且挫伤了国内企业的投资热情，影响了外资政策的稳定性和权威性，扭曲了外资的流向，助长了“假外资”的蔓延，最终影响我国吸引和利用外资的数量和质量。
可喜的是，我国在立法上朝着这一方向已经作出了重大的努力。《公司法》规定，该法同样适用于外商投资企业，可以说是朝着全面的国民待遇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对外贸易法》明确提出，我国在对外贸易方面将根据有关条约规定或互惠精神给予对方以国民待遇。再如，税制改革使得内、外资企业在税负上统一起来，从实体利益上平等了待遇，是朝着国民待遇方向所作的又一次重大的努力。
三、我国目前的外资立法与TRIMs的差距
然而，迄今为止我国外资的国民待遇仍然是不够的，与国际通行的做法及乌拉圭回合达成的TRIMs协议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具体表现在：
一方面，外商投资企业仍享有许多“超国民”待遇。例如，就所得税而言，内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现改为33％，表面上与外商投资企业的所有税税率持平，但按照《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的所有税税率根据设立地区（如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企业性质（如生产性企业）和所属行业（如基础设施或第一产业等）的不同，可以减按24％或15％甚至更低的税率征收。同时，它们还可以享有“免二减三”的待遇，其实际税负仍比内资企业低很多。就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而言，虽然经过了种种转换机制的努力，内资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仍难以落实；而外商投资企业一开始就有比较广泛和充分的生产、采购、销售、人事、资金、物资等各方面的自主经营管理权。[!--empirenews.page--] 另一方面，外商投资企业在享受种种优惠的同时，又受到较多限制，居于“次国民”地位。这主要体现为：
（1）当地成份要求方面，我国有关法律虽没有明确的“当地成份要求”条款，但有关法律却有外商投资企业所需的设备、原材料、燃料、配套件等物资，应当尽先在中国购买的规定。在审批外资项目时，我国各级政府往往也有规定，要求购买一定数量的国内产品作为生产投入，并以此作为次日获得批准或享受优惠的先决条件。（2）贸易平衡要求方面。最明显的是外汇平衡要求。我国《外资企业法》第16条及其实施细则第3条均要求外资企业自行解决外汇平衡问题，并以此作为允许设立的基本条件之一。《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75条则要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一般应保持外汇收支平衡。国务院关于中外合资企业外汇收支平衡问题的规定也要求“中外合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多出口、多创汇，上一页[1][2][3]下一页 做到外汇收支平衡”。（3）出口实绩要求。例如，我国《外资企业法》第3条明确规定设立外资企业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产品全部出口或大部分出口”，该法的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该条件意为“年出口产品的产值达到当年全部产值的 50％以上，实现外汇收支平衡或有结余”。同时，我国在审批外商投资企业时，一般要求在外商投资企业合同中，就其产品的内外销比例或内销比例作出具体承诺。
我国自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对外资基本上采取鼓励与限制导向结合的政策，形成了事实上的“超国民待遇”与“次国民待遇”并存的现象，构成了对国民待遇的双重违反（参见丁伟，论世界贸易协定体制下我国外资法面临的严峻挑战[J]，国际商务研究，1996.4，P.18-23）。
四、我国实行国民待遇应稳步进行
虽然我国已基本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市场经济只是外资国民待遇的必要前提，而不是其充分实现条件。要全面与充分地实施外资国民待遇，尚取决于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纵观历史，如今的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已经有几百年的发展，早已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历史上遭受到殖民统治的国家，其工业化才刚刚起步，资本成为严重稀缺的商品，因此在资金上是“有求于”发达国家的。从宏观上说，对外资实行全面的国民待遇就意味着对一国的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一视同仁，其实质就是要解除对民族产业的特殊保护与对外来投资的特别限制，而使两种资本在国内甚至国际市场上迎面相击、平等竞争。这无疑须以民族资本的充分成长发育作为前提。事实上，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外资国民待遇，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其民族资本与综合国力已十分强大。这样，一方面，享有其国民待遇的外来投资一般不仅不会构成对民族经济的威胁，而且能成为民族经济很好的补充；另一方面，本国资本借助“国民待遇”安排，则可以在世界市场上自由流动，选择最佳商机，赚取最大利润。反过来，如果发展中国家民族资本尚未壮大，民族经济尚未振兴，却一味侈谈对外资实行全面的国民待遇，则是极不相宜的。因为那样无异于“以卵击石”，有百害而无一利。应该承认，迄今为止，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只是初步建立，民族资本与民族经济的发育在质量与效益上仍很有限；所以，我们只能“创造条件”，“逐步”地实行，而不是说也不能说已“万事俱备”，可以一蹴而就。[!--empirenews.page--] 可见，在 “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这一重大问题上，我们不能简单地、片面地理解；而应作全面的与深入的分析。从利用外资的角度来看，这一决策不仅意味着我国对外资的具体法律与措施要进行调整，如某些限制的取消与某些优惠的淡化；更意味着我国外资政策的重大转向，即适应引进外资成熟期的实际需要，将外资政策由 “减税让利”式的初级外资政策逐步转向“平等竞争”式的高级外资政策。进而言之，这一决策也不仅仅意味着外资政策与法律的调整，它同时还意味着内资企业与民族工业发展方向的调整，意味着改革开放向纵深的发展，意味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经济生活各个层面的全面建设与贯彻落实。结合其他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的经验，最终实现内外资的完全平等只是时间问题，但是，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外资立法中国民待遇原则的实施必须立足国情，结合不同发展阶段，必须逐步放开，稳步实现。
参考文献：
外资立法 篇3
[关键词] 企业竞争力 外资 立法完善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世界经济、政治乃至文化都产生了日益重大的变化，国际贸易和投资持续高速增长，世界市场体系加速扩大，跨国公司影响日益加深。目前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FDI）已有20余年，其增势基本稳定。由于追逐利益最大化是国际资本的本质特征，因而外资在提升国内企业竞争力方面是利弊兼具，我国应完善外资立法，扬长避短，促进外资的合理引进及有效利用。
一、企业竞争力的含义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企业竞争力进行了定义，前世界经济论坛常务理事长葛瑞里教授认为，竞争力就是“企业和企业家设计、生产和销售产品和劳务的能力，其产品和劳务的价格和非价格的质量等特性比竞争对手具有更大的市场吸引力。也就是说：是企业、企业家在适应、驾驭外部环境的过程中成功地从事经营活动的能力。”美国竞争力委员会主席George.M.C.Fish认为，“竞争是企业较其他竞争对手更有能力去创造、获取、应用知识。” 我国学者曹建海認为 ,“企业竞争力是由企业一系列特殊资源组合而形成的占领市场 ,获得长期利润的能力。这些特殊资源包括企业的人力资本、核心技术、企业声誉、营销技术、营销网络、管理能力、经营者驾驭杠杆的能力、研究开发能力和企业文化等几个方面。”上述定义有的侧重企业外部竞争环境，有的从企业内部分析。笔者同意金碚的观点，认为企业竞争力是指在竞争性市场中 ,一个企业所具有的能够持续地比其他企业更有效地向市场（消费者，包括生产性消费者）提供产品或服务 ,并获得赢利和自身发展的综合素质。
二、外资对企业竞争力提升的影响
1.外资对企业竞争力提升的积极作用
(1)有利于提高企业科技创新能力
企业是现实生产力的载体，也是科技创新得以实现的基地。外资的进入往往伴随技术的转移，有利于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加速企业对市场的反应速度，缩短产品更新换代周期。消费需求的更替规律决定了用户对企业的产品或服务的需求由低层次的生存需要，逐步向享受、发展、自我实现需要这样的层次更替。许多外商以先进技术作为投资，可以满足消费需求的变化，使企业能及时捕捉到相应的市场变化的信息，调整产品结构适应市场需求。其次外资有利于形成企业的科技创新机制，许多外资企业能使企业应有的科技能量充分地释放，对骨干科技人员方面的待遇、奖励和激励机制比较健全，科技人员创新的积极性比较高，从而实现企业产品或服务实质性的突破。
(2)有利于创新企业的竞争策略
在竞争策略方面，外资的进入带来许多新的理念与方法。我国大多数企业缺乏长期的企业战略规划，单纯靠价格策略来拓展市场空间，不了解用户、竞争对手、竞争格局及市场用户需求的多样性，在一些浅面层次上竞争，已不能适应目前的消费者的选择心理要求。此外频繁更换企业经营者、忙于应付其他社会贵任、沉浸在具体的经营事务，未能从长期的角度来驾驭企业、捕捉企业发展的增长点，无战略经营意识，这也是影响国内企业竞争力提高的重要原因。外资企业多数具有长远的战略规划，善于运用多种竞争手段，增强非价格竞争能力。从企业的形象设计到争创品牌，都借助广告加以传播扩散，从而引起广大用户的需求欲望并认可，来提高市场占有率。
(3)有利于发展产业集群
产业的空间集聚是一个世界性的经济现象，无论是发达还是发展中国家，那些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大多集中在某些特定的地区。在这种产业集群内，某些特定产业中相互联系的企业和关联的机构，通过价值链和各种联系渠道，相对集中在特定的地理空间，形成一个有机的群体。集群内的企业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既有分工又有协作，彼此间形成一种互动性的关联，由这种互动形成的竞争压力、潜在压力有利于构成集群内企业持续的创新动力，并由此带来一系列的产品创新，促进产业升级的加快。 外资的进入有利于产业集群的形成，在国内一些工业园区的外资企业通过多种途径，如降低成本、刺激创新、提高效率、加剧竞争等，提升整个区域的竞争能力，并形成一种集群竞争力。
(4)有利于实现规模扩张和资源优化配置
外资企业凭借资本、技术、先进的营销策略，容易做强做大，甚至强强联合。许多发达国家大企业或集团公司通过兼并联合后逐步壮大，并通过扩大协作而形成强盛的竞争力。目前国内一些大中型骨干企业难以进行这种低成本的扩张行为，不少企业兼并是由行政“捏合”而成，有的捏合后反而背上一个大包袱，降低了原来的竞争优势；由于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对资源和市场进行条块分割，导致企业规模偏小且结构同构，有竞争力的巨型企业难以脱颖而出。此外地区行政壁垒过高，地方政府怕税利流失，导致跨地区跨行业的扩张机制运转失灵，地区结构雷同问题长期不能解决，企业“蛋糕”不能迅速做大。
2.外资对企业竞争力提升的消极影响
(1)跨国公司垄断的形成不利于国内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外资是把双刃剑，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战略的变化，外资在中国造成对某些新兴行业的垄断，挤占中国市场并排斥中国当地的企业，抑制了中国某些行业的发展，不利于国内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尤其是跨国公司对中国规模投资导致经济对外依存度提高，一定程度上增大了中国经济的脆弱性，增强了外部经济风险向中国的传递，降低了中国政府实施的一些宏观经济政策效应。
(2)企业急需的先进技术没有完全到位
虽然外资立法强调引进外资必须符合中国新型工业化的产业政策，将投资方向转向科技含量较高的高新技术产业，但一些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时，仅仅将商品产业链中最没有技术含量的组装环节放在了中国，看重的是中国的无限供应的廉价劳动力。我国让出了市场却没有获得相应的技术提升，这与“以市场换技术”的初衷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从产业和商业化角度来看，国外先进科技带来的产品，对国内现有技术生产的产品实际上是一种摧毁。要与跨国公司竞争就必须购买他们的技术，导致国内企业始终在技术创新上难以有所突破。
(3)外资投向结构不合理，不利于国内经济的均衡发展
吸引外资流向农业、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和中西部地区是当前我国外资立法的主要导向之一，但从目前的实施效果来看并不理想，尤其是农业和高新技术。整体上外资流向结构并没有得到较大改观，外资质量不是很高，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的价值取向还未得到真正实现。从区域利用外资的层面来看，中西部地区利用外资同东部利用外资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扩大的趋势。
(4)对外资实行超国民待遇，不利于国内企业的发展
近年来一些地方在招商引资中对投资者“有求必应”，近乎“媚商”。如对投资者从提供土地、税收等政策优惠，到给投资者提供各种特权，使招商引资的成本不断提升。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纷纷出面跑项目，甚至逐级下达招商任务，不顾当地实际，不惜牺牲长远利益，甚至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秩序，给当地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三、立法完善
1.制定相关政策，利用外资强化企业科技投入，支持创新，培育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指企业主导产品的关键技术和品牌价值。企业必须有它的主导产品，主导产品要有技术含量及市场占有率，这些最终构成主导产品的品牌价值，赢得竞争优势的秘密在于创新。 企业注重科技进步，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和营销创新等，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可利用外资强化企业科技投入，支持创新，适当提高从产品销售收入中提成新产品开发基金的比重，建立风险投资基金；加大对外资企业开发新产品的支持力度，重点项目的确定也要引入竞争机制，提高项目的科学决策水平，发挥外资在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中的作用。
2.完善产业政策，通过产业集群更好地引进与利用外资
过去一些地方通过政策优惠、税收减免等措施能引进一些外资企业，但随着经济全球化及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这方面的优势将越来越少，单纯靠政府营造的投资环境越来越不可持续。产业集群通过更专业化的分工，使得技术、信息、人才、政策及相关产业要素等资源能够得到充分共享，知识传播与创新的速度加快，集群内企业因此而获得规模经济，大大提高集群内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而为企业提供了实质性的、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投资环境。应积极利用外资发展产业集群，引导外资进入产业集群内，培育知名品牌，提升国内中小企业的竞争力。
3.制定反垄断法，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
跨国公司存在的限制性商业措施，滥用市场垄断力量，出现一些反竞争行为，是一个世界范围内有待解决的问题。制订反垄断法，是一个有效方法。要适应WTO框架下《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的要求，尽早修改和完善外资法，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处理好国产化与国际化、保护与开放的关系，以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办事效率和减少交易成本来增强投资的吸引力，创造一个内外资公平竞争的大市场环境。
4.健全对外资的宏观调控体系，确保利用外资的质量
在审批权限、地区、产业引导、法制监管等各个方面严格控制，引进外资的着眼点应从数量转变到质量，确保利用外资的质量。 通过立法完善外資投向结构，对外资企业实行优胜劣汰，使其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的转化，将外资引向农业、基础产业和第三产业，引向急需外资的中西部，促进产业分布均衡化。我国应充分利用外资来提高产业技术和产品档次，增加国际竞争力，并利用跨国公司加快发展新产业。在宏观管理方面，应拓宽外商直接投资渠道，引进国际竞争机制，通过不同投资国企业间的相互竞争和制约，防范跨国公司谋取垄断特权扭曲市场结构和降低市场效率的行为。提高国家整体的技术及管理水平，提升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并最终逐渐减少对外资和外国技术的依赖。
参考文献:
[1]毛蕴诗程艳萍:《美国企业竞争力超过日本企业之探究》.载《南开管理评论》,2001年4期
[2]金碚:《论企业竞争力的性质》.载《中国工业经济》,2001年10期
[3]魏后凯:《我国产业集聚的特点、存在问题及对策》.载《经济学动态》,2004年9期
[4]吴义爽:《企业竞争力的要素和原因研究》.载《华东经济管理》,2003年2期
外资立法 篇4
一、我国外资立法存在的问题
(一) 立法权限分散
从立法主体看, 我国有关外商投资的立法权分散, 既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还有地方法规和地方规章。这些法规的名称有法、条例、规定、细则、决议、决定、办法、意见、通知等。仅在“规定”一类中, 又衍生出“暂行规定”、“试行规定”、“若干规定”、“补充规定”等。如此繁多的层次, 庞杂的名目, 不仅使得外国投资者无所适从, 就连中国的合作者也懵懂迷离。由于中央与地方对外资立法调整的对象缺乏明确界限, 导致立法权限分散, 法出多门, 层次不同, 缺乏科学的立法标准, 法规之间存在重复和冲突, 甚至出现一些部门越权立法或与上位法相抵触的现象, 不符合WTO中的TRIMS协定对法的透明度原则要求, 损害了国家法制的权威性。
(二) 立法体系缺乏系统性、统一性
为了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管理, 我国先后制定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及其实施细则等一系列法律法规, 但与当前吸引外资和依法监管的现实需要相比, 仍然存在不少法律空白和缺陷, 法律没有对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专门的规范, 法律、法规及规章庞杂, 同一法律关系的条文分散规定在不同的法律法规中, 内容重复、交叉现象严重。例如现行的三部外资法律结构相似, 法律条文重复率高达50%以上, 在企业设立程序、组织形式、注册资本、出资方式、企业行为活动、税收、外汇管理、解散和清算等许多方面的条款都是重复规定的。法律之间还存在着大量的矛盾, 且缺乏协调, 在不同的外商投资企业之间形成了不平等待遇。例如关于审批期限, 合资企业规定审批时间为3个月, 外资企业法规定为90天, 合作企业法规定为45天等。我国立法机关对外商投资制定的法律较少, 大量的具体法律规范包含在效力位阶较低的部门规章中, 且制定时间较早, 在之后合同法、行政许可法、公司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相继出台的情况下, 很多既有规范与上述基本法律不相符, 由于没有及时清理和修改, 使执法和司法实践面临困境。
(三) 采用内、外资立法“双轨制”模式
目前我国内资企业适用《公司法》、《合伙企业法》和《个人独资企业法》等法律, 而外资企业适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等法律。这种内、外资分别立法“双轨制”模式, 使同一市场主体适用不同的法律和享有不同的待遇, 既不符合WTO规则的要求, 也缺乏统一的外资立法而单行法过多, 存在大量的重复、矛盾和冲突, 不利于法的实施, 难以形成有效、公平竞争的统一的市场机制。
(四) 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和“次国民待遇”并存
为吸引外资, 我国贯彻“关税从轻、优惠从宽、手续从简”的原则, 通过立法政策为外国投资者的经营活动提供了各种便利和优惠, 使外资企业享有比国内同类企业更为优厚的待遇, 形成事实意义上的超国民待遇, 集中体现为税收优惠和生产经营和进出口活动。同时对外资企业也存在一些限制性的规定, 在市场准入、审批、服务收费、投资减资, 审判程序等方面存在着次国民待遇问题, 例如外汇平衡要求、出口实绩要求、当地成份要求等, 不符合WTO框架协议及国际惯例的要求。
(五) 执法监管严重缺失
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监管主要有工商、税务、商务、外汇、海关、环保、质检和劳动等部门。在这种“多头”监管体制下, 机构重叠臃肿, 职能交叉严重, 监管职责缺乏确定具体的规定, 往往是“重审批, 轻管理”, 在实际运作中必然会导致职能错位、缺位、越位和交叉分散, 以及审批层次、部门、程序、环节和项目过多等问题, 造成管理成本高且效率低, 难以形成协调配合、运转高效的管理体制, 影响了对外资执法监管的效果。
二、我国外资立法的完善对策
(一) 规范外资立法权限
加强外资立法, 明确规范立法权限, 我国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对外资法的立法权及解释权, 对外资准入和待遇、国有化和征收、外资的审查和批准、外资的保护和争端的解决等基本问题以法律形式作出规定, 其他问题则由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在与法律不相抵触的前提下作出有关规定, 增强法律、法规的透明度, 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加强中央政府从宏观上对外商投资的调控, 保证外资法在全国范围内的有效实施, 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性和权威性, 使我国外资管理做到“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 加快对外资管理的法制化进程。
(二) 重构外资法体系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 我国经济日益与国际经济相融合, 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逐步联结,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界限发生淡化而联系逐渐加强,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巨大影响必须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这就要求中国法律尤其是对外经贸法的发展也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国际化的发展趋势, 法制建设上, 也要有全球意识和国际化观念。我国企业立法是采用内外资分别立法的“双轨制”模式, 尽管这种模式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于吸引外资和推动国内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方式所产生的弊病也逐渐显露出来, 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公司法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冲突和矛盾。[5]造成内外资企业不公平, 已远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外资立法要与时俱进, 应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经验, 根据我国国情, 采用单轨立法模式, 实现内外资立法的统一, 对外资立法进行结构调整, 构建外资法律体系。第一, 将外商投资法中的商业组织法内容直接统一适用国内的市场主体法, 即适用《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等法律, 减少法律适用中的矛盾和冲突。第二, 对三部外资企业法中有关涉外企业投资行为的部分, 如外资准入、外资待遇、外资保护及鼓励、国有化及补偿、投资争议的解决等方面的内容, 制定出一部统一的《外国投资法》, 作为调整我国外商投资的基本法律, 规范外资的活动, 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第三, 对于需要保护和发展的民族工业、幼稚产业等问题, 应制定相关产业政策法, 以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第四, 对于不具有外资特殊性的税收、外汇、土地、海关等方面, 外商投资企业应直接适用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总之, 将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内资企业法并轨, 既能实现法律体系的系统性和统一性, 又具有相对灵活性, 还便于法律适用。
(三) 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不仅表明世界对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程度和发展环境的认可, 同时也包含了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 即给外国的商业组织以与国内商业组织同样的“国民待遇”, 使它们在相同的法律规则下进行公平竞争。[6]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 是国际投资领域的一项通行的规则和惯例。在我国外资立法中, 已删除或修改了“外汇平衡要求”、“出口实绩要求”、“当地成分要求”、“生产计划备案要求”4项投资限制措施, 并拓宽了外商投资领域和方式, 实现了税制并轨, 实行单一的普惠制, 公平税负。我国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和“次国民待遇”做了大幅度调整, 践行了WTO规则中的国民待遇原则, 同时解决内资企业由于优惠条件少于外资企业而在竞争中处于劣势, 影响国内企业发展问题, 实现内外资平等。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 但不是内资和外资的绝对平等, 如在有关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等例外规定。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更好的吸引外资和发展民族产业, 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四) 建立和完善外资监管体制
随着外商投资的迅速增加, 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比重和作用越来越大, 加强外商投资企业的监督管理工作日益重要, 迫切需要对我国现行的外商投资“多头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和调整, 变现在“多头管理”为“一家之主, 相关方参与”的管理方式, 以法律的形式, 明确界定各部门的职责分工, 建立责权一致, 权威性强, 效率高的监管体制。根据我国国情, 建议明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在外商投资管理上的主导地位, 并赋予相应的行政管理职权, 统一对外商投资企业进行管理, 其他的政府部门在法律规定的权限内配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工作, 依法行政, 各司其职, 加强协调配合, 增强执法合力, 提高执法效能, 节约执法成本, 营造和谐执法环境, 实现对外商投资全方位有效的监管。
(五) 坚持依法行政, 提高监管能力
我国吸引利用外资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对外资的需求从数量为主转向以质量为主, 资金流动从流入为主转向流入和流出双向并重, 吸收外资的方式从新设企业为主转向新设与并购两种方式并重。各级政府及管理部门要坚持科学发展观, 坚持改革开放, 坚持依法行政, 强化执法为民的理念, 注意发现和研究外资监管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实现管理创新, 为外资企业做好服务工作, 不断提高依法监管的能力和水平。
首先, 加强队伍建设, 对外资管理干部要加强学习培训, 严格管理, 不断提高政策水平和依法行政的能力, 建立一支政治合格、纪律严明、业务精通、作风过硬、团结进取、开拓创新的外资管理队伍。
其次, 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 扩大开放领域,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构建公平、透明、可预见的外商投资法律和政策环境, 积极引导外商投资方向, 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第三, 实现对外资监管手段的转变, 我国对外资的监管调控手段包括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 我国现阶段以行政手段调控为主。行政手段由行政机关直接做出, 政府的自由裁量权过大, 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以及决策者本身的有限理性, 最容易“朝令夕改”。因此, 我国对外资的监管手段必须由行政手段为主, 尽快过渡到以法律手段为主, 以保证外资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第四, 实现对外资监管机制的创新, 更新监管理念, 大胆创新监管方式, 努力提高监管效能。正确处理好支持企业发展与依法管理的关系, 处理好创新服务方式与坚持依法行政的关系, 实现以服务拓展监管, 以监管提升服务, 在监管中实现高质量服务, 在服务中实现高效能监管。
第五, 建立和完善各种管理制度, 加强政府信息公开, 规范外资管理流程, 制定执法裁量制度, 规范执法办案程序, 制定行政指导和权利救济机制等一系列工作标准化程序, 实现监管制度化和规范化。
第六, 维护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不断加强外资监管工作, 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制止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行为, 依法查处外资企业违法违规行为, 要减少外资审批的事项与范围, 减少对私权的过度干预和限制, 做到管放结合, 有所为有所不为。引导和规范外资经济健康稳定发展, 推进外商投资便利化, 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参考文献
[1]向征.论外商投资企业法的重构[J].上海商学院学报, 2006 (4) :45
[2]刘文华, 张蕾, 王杨.入世十年中国外商投资法的回眸与展望[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 2011 (4) :57
[3]蒋建荣, 于鑫.论《TRIM s协议》的弹性内容及我国外资立法的重构[J].政治与法律, 2005 (4)
[4]沈四宝, 沈健.中国涉外经贸法律制度发展的战略新思路[J].WTO经济导刊, 2011 (12) :49—50.
[5]张宇轩.外商投资与非外商投资企业法的关系[J].学海, 2011 (2) :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