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进入现状（精选7篇）
外资进入现状 篇1
近年来, 在广东省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下, 农业产业化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这种形势下, 外资大量进入广东农业, 对广东省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和深远的影响。本文围绕外资进入广东省农业产生的影响和存在的问题, 对如何充分利用外资, 以促进农业经济的又快又好发展进行了探讨。
1 外资进入广东农业的现状
1.1 粤西、粤北等山区外资投资增长速度较快
据统计数据显示, 2 0 0 7年粤西、粤北等山区外资投资增长速度快。从各市看, 肇庆市农业2007年利用外资达7 026万美元, 比2006年增加105.7%, 排在各地农业利用外资的首位, 惠州、梅州紧跟其后;位于珠三角地区的中山市2007年利用外资仅为4万美元, 比2006年增长-69.2%。
1.2 各种经营模式增长速度不同独资经营增长较快
外资进入广东省农业, 投资形式主要包括合资、合作、独资三种经营形式。据2008年统计数据显示, 2 0 0 7年外资进入广东省农业合资经营企业1 1 1户, 合作经营企业9 3户, 独资经营企业1 1 3 3户, 分别比2006年增长-17.2%, -20.5%, 26.3%。按实际利用外资的企业性质分, 2 0 0 7年合资经营企业利用外资7 0 5万美元, 合作经营企业利用外资4 5 3万美元, 外资 (独资) 企业利用外资17 137万美元[1], 分别比2006年增长-47.7%, 5.1%, 75.6%。总的来说, 是独资经营形式企业数量呈现较快增长, 合作、合资经营形式企业数量增长缓慢。
2 外资进入对广东农业的影响
2.1 有利影响
2.1.1 弥补了资金投入的不足
大量外资投入农业, 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村基础设施, 提高了土地的产出率, 促进了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充分利用, 增强农业的发展后劲, 而且还带动了地方、集体和农户自筹配套资金对农业的投入。
2.1.2 增强农业经济发展的外向程度
广东省毗邻港、澳的特殊地理位置优势, 对外商进入广东省投资兴办产业有着强烈的吸引力, 外国投资者可以充分利用大陆丰富廉价的资源尤其是劳动力生产产品满足海外市场。据了解, 进入广东省农业产业化经营领域的外国投资者, 有相当一部分是直接为满足海外市场需求服务的。境外投资者依靠其对国际市场需求动态的敏锐性及其所建立的国际销售网络系统, 将在广东省投资生产加工的农产品销售到海外, 增强广东省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外向程度, 推动农业对外开放。
2.1.3 创造大量就业机会
外资的引入拓宽了项目区农民生产活动的范围和内容, 改变了他们传统落后的农业经营管理模式, 催生出规模化经营, 产业化建设, 生态农业、旅游农业和休闲农业等新兴农业的发展, 更新农民陈旧的生产观念。并且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安置了农村剩余劳动力, 实现了农民增收的目的。
2.1.4 带动农业科技创新
外资投资农业, 领域涉及到农林牧副渔等部门及加工业, 各地区通过引进外资和技术设备, 使一批农产品加工业企业迅速发展, 提高农业综合竞争能力, 促进农村工业化的发展。
2.1.5 带动农业与国际接轨
外资进入, 促进了农业企业在管理思想与管理模式上不断参考国际先进管理理念, 逐渐将旧有的模糊管理向先进的量化管理模式转化, 促进农业不断完善内部管理机制。
2.2 不利影响
外资进入广东省农业在带来上述有利影响的同时, 也给广东省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一些不利影响, 主要体现在:
2.2.1 增大中小型农业龙头企业压力
通过合资、合作方式利用外资, 传统中小型农业企业相对国外大规模现代化企业实力较弱, 同外商进行合资合作谈判时往往处于不利地位, 在合资、合作进行农业生产、加工、销售过程中, 中小型农业企业较难同国外大公司、大商社实现平等。特别是外商独资企业的进入, 随着先进的技术及企业管理经验的引进, 中小型的农业企业竞争力明显处于劣势, 在同类产品中, 生产成本高、产品档次低, 竞争压力增大, 导致市场占有份额小, 对农业中小型企业做强做大带来不利影响。
2.2.2 易形成对市场的垄断
外资企业特别是独资企业, 有较强的竞争力。外资企业的进入, 在带来先进经验和优质产品的同时, 也对当地农场品市场构成一定的威胁;况且, 外资企业产品具有明显的定价优势, 其优质产品有着良好的市场引导力, 形成垄断, 对国内同类产品构成了经营压力。
2.2.3 冲击分散农户
随着外资的进入, 规模化、机械化、低成本、高效率的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企业的建立, 形成一条龙的服务体系, 对分散、小规模、科技意识淡薄、产品质量低的农户冲击将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农户生产的农产品市场销售会变得更加困难, 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积极性将会有所下降, 进而影响农民收入的提高。
2.2.4 对农业安全产生带来不利
外资在带来先进经验和优质产品的同时, 也对当地农场品市场构成一定的威胁。目前, 中国对关系经济命脉的几大行业领域, 如能源、金融、矿产、电讯等, 在外资的进入这个问题上都保持了警惕, 高度关注产业安全问题, 惟有对农业仍保持着较大的开放态度。如果对外资渗入到我国农业的数量与程度不加以控制, 外资一旦控制着农业的经济命脉, 农业产业化链的易主, 将产生不可预料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分薄了市场份额, 对当地市场造成一定的冲击;二是外资企业产品具有明显的定价优势, 其优质产品有着良好的市场引导力, 形成垄断, 对国内同类产品构成了经营压力。
3 有待解决的问题
当前, 广东省农业发展仍面临基础设施薄弱的瓶颈约束。在各级财政紧张、银行信贷困难等现实条件下, 依靠引进外资发展农业经济, 有利用于广东省农业生产发展, 但在引进外资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优惠政策难落实
外商投资农业在土地使用审批、税收减免、融资条件等方面优惠政策难以兑现, 客观上影响了外资进入的积极性。
3.2 外资进入农业总额有限
规模偏小, 外资总额不大, 投资农业领域的项目不多, 且来源范围小, 主要集中在港、台资金, 发达国家和地区投资较少。
3.3 创新能力不强科技含量不高
利用外资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不高, 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不强, 带动企业出口创汇能力弱, 产品竞争力较低。
3.4 行业协调不足易产生恶性竞争
由于没有相关的农产品出口协会对农产品出口进行协调, 而出口企业自作主张, 互相压价竞销, 结果使出口农产品的价格暴跌, 导致了近几年来广东出口农产品数量不断上升, 但出口农产品的创汇能力不断下降的局面。同时, 由于出口企业的压价竞销, 容易引起进口国对广东出口到其国内的农产品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3.5 缺乏外向型专业人才
缺乏外向型专业人才是广东农产品出口企业的“通病”。外向型专业人才的缺乏, 导致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乏力, 许多企业无法直接出口, 只能委托外商或其他实力较强的出口公司出口, 增加了中间环节, 影响企业的利润和发展。
4 对策与建议
4.1 落实有关政策积极引进和利用外资
要加快落实好现有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农业领域的各项优惠政策, 适当调整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营销和对外贸易中的有关税费, 特别是进一步提高农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和退税及时性, 加大对外商在税收、用地、融资等方面的相关鼓励和优惠措施, 进一步扩大农业对外开放幅度和范围, 继续下放审批权限, 简化审批程序, 真正有效体现国家鼓励外商投资农业的政策倾斜。
4.2 全面推行标准体系建设
积极引导境外投资者建立农产品质量标准检测科研服务机构, 积极引进利用外资项目, 引进国外优良品种、技术和设备。大力引进外商投资农产品加工领域, 通过外商对农产品的国际标准的认证, 全面推进农产品生产、加工和流通的标准体系建设, 跨越国际市场设置农产品技术壁垒, 推动广东省农产品出口, 使广东省农产品打入国际市场, 促进农业面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 培养创汇农业;大力引进高新技术农业、绿色农业、观光农业和农产品深加工产业, 引进动植物种质资源和先进实用的技术成果和先进的农业机械、高效杀虫剂、高质量化肥等, 促进现代生产体系的建立, 培育商品化农业生产基地, 带动外向型农业发展, 使农产品出口由量多值低的初级产品向着出口高附加值的制成品转变, 提高农副产品的技术含量。
4.3 提高与外商合作的地位
培养和发展一批大型现代农业企业集团, 提高同外商合作、扩展利用外资的能力。要扩大吸收利用外资的规模, 必须下决心、下功夫, 解决农业企业与国外投资商合作处于不利地位的问题, 通过支持培育农业龙头企业进一步做强做大, 不断完善企业管理, 培养和发展一大批大型现代农业企业集团, 提高广东省农业龙头企业同外商合作、扩展利用外资的能力。
4.4 建立有利于扩大出口的外贸体制
深化农业管理和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 对农业生产、加工和流通行业内的国内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一视同仁, 在给予外商投资企业在农产品生产经营及进出口经营权和配额管理方面的同等待遇基础上, 进一步放宽对外商投资农产品加工外销企业的外贸经营权, 为外商投资农业创造更为便捷高效的市场环境和流通配套服务体系。
此外, 还应加强对外商投资者身份的审核, 坚决杜绝“假外资”现象。
4.5 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带动农业国际化
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带动农业国际化, 以有利于促进广东农业整体水平的提高, 有利于促进政府有关部门职能转变, 提高工作效率;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 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
4.6 培育龙头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
推进农业国际化应将重点放在培育和扶持农业龙头企业上。龙头企业是以市场为导向, 以资本为纽带, 以现代农业技术为依托, 以合同形式将农民与市场联系起来, 形成“公司+农户”的经营体系。一个外向型农业龙头企业可以带动成千上万个农户走上致富之路。农业龙头企业是创名牌的基地, 通过其名牌产品的示范效应和知名度可以有效地拉动地方经济贸易的繁荣。
4.7 培养和引进人才加快农业科技进步
农业国际化竞争, 关键是农业科学技术的竞争, 是人才的竞争。因此, 我们要大力推进农业科技进步, 大力培养人才。一是要适应农业国际化的发展趋势, 对农业科技的发展方向与重点进行战略性调整。农业科技要从注重数量增长转向注重农业整体效益的提高, 要从为生产服务为主转向为生产、加工、生态协调发展服务, 要从以资源开发技术为主转向资源开发与市场开拓技术相结合;二是要加强农业科学技术研究, 力争农业科技跟上世界先进水平;三是要加强农业科技推广工作;三是加强人才培养, 造就一支适应农业国际化的高素质农业科技队伍;四是大力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摘要：近年来, 广东省不断加大外资进入农业的力度, 有效地促进了广东省农业的发展;但与此同时, 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本文围绕外资进入农业的积极和不利影响, 对如何充分利用外资, 促进农业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农业,外资,现状及对策
参考文献
[1]广东农村统计年鉴编辑委员会.2008广东农村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8.
外资进入现状 篇2
一、外资银行进入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历程
迄今为止, 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已经走过了30多个年头了, 整个历程大体上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79~1993年。我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 银行业对外开放的总体考虑是配合国家经济发展整体战略, 通过外资银行的进入引进外汇资金和改善对外资企业的金融服务, 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开放地域逐步从经济特区扩展到沿海城市和中心城市。1981年7月, 我国开始批准外资金融机构在经济特区设立营业性分支机构。1982年香港南洋商业银行获准在深圳设立分行,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外资银行的营业机构。该阶段最明显的特点是, 外资金融机构凡是设立营业性分行的, 都在直接贸易往来的地点, 如深圳、厦门等;凡是设立代表处的, 绝大部分都选择在北京, 较少例外。1983年中国人民银行颁布《关于侨资、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设立常驻代表机构的管理办法》, 1985年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特区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管理条例》。到1993年底, 外资银行在中国13个城市设立了76家营业性机构, 资产总额达到89亿美元。
第二阶段是1994~2001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 企业对金融服务的要求不断提升, “引进来”战略进一步深化, 开放区域扩展到全国范围, 并在有限客户和有限业务领域实施开放政策。1994年2月国务院颁布了全面规范外资银行的第一部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 规范了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条件和监管标准, 这是中国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的标志。1994年8月, 北京、沈阳、石家庄、西安、成都、重庆、武汉、合肥、苏州、杭州、昆明等11个城市允许外资银行设立营业性机构。对外资银行的开放开始从沿海扩大到内地。1996年颁布了《上海浦东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试点暂行管理办法》, 对外资银行开放了外资企业及境外居民人民币业务。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水平稳步提高, 投资环境进一步改善, 保持了外商投资进入中国的良好势头, 促进了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的迅速发展。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 外资银行在亚洲地区的发展趋于谨慎, 在华机构布局和业务拓展也明显放缓。
第三阶段是2001~2006年。这一阶段以我国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 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五年过渡期, 银行业对外开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根据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 自加入之日起, 我国向外资银行开放对所有客户的外汇业务, 逐步扩大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的地域和客户范围, 并逐步放松对外资银行在华经营的业务限制。在履行承诺的同时, 我国还实施了一系列积极自主的开放措施, 如鼓励外资银行在东北和中西部地区发展, 放宽外资银行业务领域限制, 允许境外战略投资者入股中资银行等。2004年深圳发展银行成功引进美国新桥投资集团, 成为国内首家外资第一大股东的中资银行。
第四阶段是2006年至今。这一阶段,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过渡期结束, 在全面履行入世承诺之时, 取消了对外资银行经营的地域限制、客户限制和其他非审慎性限制, 在承诺基础上对外资银行实行国民待遇。2006年11月11日, 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 11月24日, 中国银监会随后又发布条例实施细则, 取消了对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和客户限制。当年底, 人民币业务对外资银行已经全面放开。同时, 鼓励外资银行在华分行转制为法人银行。目前已有16家外资银行获得银监会批准, 将其国内分行改制为外资法人银行并开展相关业务。2007年9月21日, 中国银行业协会外资银行工作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成立。汇丰银行、东亚银行、星展银行、渣打银行、三菱东京日联银行、瑞穗实业银行、华一银行、恒生银行、厦门国际银行9家在华外资银行法人机构成为中国银行业协会正式成员。这表明外资银行从此可以享受和中资银行同等的国民待遇。2007年以来, 随着我国金融开放的程度不断加大, 在华外资银行已经与中资银行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这主要体现在:外资银行进军低端客户群体市场, 中资银行积极挺进高端客户群体的信用卡尤其是商务卡市场, 外资银行向中西部和农村进军, 开辟新的市场。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11年国际金融市场报告》数据显示, 截至2011年末, 有45个国家和地区的185家银行在华设立216家代表处, 44家外国银行分行、35家外资法人银行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 56家外资银行获准从事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业务;在华外资银行资产总额已经达到17423亿元, 同比增长29.13%, 占全部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份额的1.83%;外资银行机构网点遍及我国27个省份45个城市。与此同时, 外资银行的经营范围越来越广。如汇丰银行在2007年8月筹建成立“湖北随州曾都汇丰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成为首家获准进入中国农村地区的外资银行。截至2011年末, 共有32家中资商业银行引进41家境外投资者, 引进外资余额为384.2亿美元;16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引进5家境外投资者, 引进外资余额为0.8亿美元;9家中资银行在海外上市, 引进资金余额为630.8亿美元。
二、外资银行大举进入我国金融市场所引发的问题
1. 优质客户的大量流失。
外资银行大举进入中国后, 重点发展绩优客户:跨国公司、“三资”企业、金融、证券、保险等公司客户及中高收入个人客户。经营中普遍推行“二八法则”, 即将80%的资源用于20%客户 (因为这20%客户可为银行带来80%的利润) 。而目前中国银行业60%的利润来自于10%的优质客户, 中国银行业这10%的优质客户正是外资银行决意要抢走的。随着竞争的加剧, 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依托的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三资”企业、上市公司, 特别是具有海外扩张能力的客户可能渐渐疏远与中资银行的联系, 转向外资银行。与加入世贸组织前主要服务于外资企业、外籍人士和极少数中资企业相比, 外资银行已拥有相当比例的中资企业和中国居民客户, 约占全部客户数量的54%。目前, 外资银行对中资企业贷款已占各类客户贷款的37.89%, 比加入世贸组织前增加了31个百分点;对中国居民的贷款也从零起步, 目前已占个人贷款总额的一半。人民币业务份额稳步攀升, 外资银行人民币资产份额从加入世贸组织前的12%已稳步提高到目前的70.44%。
2. 优秀人才的大量流失。
金融服务业是资金密集型行业, 同时也是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 人员的素质是决定金融机构兴衰与否的关键。进入我国的外资银行都是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大型银行, 他们为了在中国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 会采取掠取中资银行人才的措施, 以高薪、出国培训及优越的环境来吸引中资银行高素质人才加盟, 使原本就稀缺的中资银行优秀金融人才流失, 削弱中资银行的竞争力。外资银行要想真正进入我国市场, 其自身必须本土化。为更快地熟悉市场、占领市场, 外资银行进入我国后不仅在国内招聘一般员工, 而且还积极聘用国内高级金融管理专才。而外资银行优厚的工资福利待遇、优越的工作环境会吸引中资银行的一部分优秀骨干人才。这些人既了解国际金融市场又熟悉国内金融市场,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往往在国内拥有充足的客户资源。伴随着人才的外流又会造成一批优秀客户随之外流至外资银行, 直接影响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竞争力, 加大经营风险。最近几年, 中资银行尤其是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人才流失数量逐年上升, 特别是在外资银行大量涌入中国后这种情况愈发严重。人才是银行进行各种创新的基础, 人才的流失又将恶化我国金融部门的相对竞争地位。
3. 中间业务的大量流失。
中间业务主要包括结算性中间业务、代办性中间业务、担保性中间业务、融资性中间业务、交易类中间业务、投资银行类中间业务等, 相对于表内业务而言, 具有成本低、利润高的特点, 是商业银行的重要业务类型。国际发达银行开展中间业务历史时间长、成熟经验多, 中间业务收入占到营业收入的40%以上。以英国花旗银行为例, 其存贷业务带来的利润仅占总利润的20%, 而中间业务却为其带来了80%的利润。对中资银行来说, 中间业务是其薄弱环节, 在经营战略上仍将其视为副业, 投入不足, 品种也相对较少。主要业务仍是传统的结算、承兑、银行卡等一般性服务。目前国有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在总收益中占的比重很小, 平均水平不超过10%。与此相反, 多数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银行非常重视中间业务, 视其为主要的利润增长点。外资银行凭借其操作规范、管理先进以及与跨国公司的长期合作关系, 向风险小、成本低、利润高的国际结算等中间业务大举进军。目前外资银行在其已开展的一些中间业务如国际结算等方面显露出强劲的竞争力, 其占有国际结算业务的市场份额已达到40%左右。以外资银行较为集中的上海为例, 目前上海市外资银行的进出口结算业务量占上海市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已经达到35~40%。不仅如此, 外资银行还在大力开拓其具有优势的投资财务咨询与管理、证券发行与交易等业务, 而中资银行则显得行动迟缓。在近年来发展较快的衍生品交易市场中, 外资法人银行交易份额已占34.6%, 仅次于5家大型中资商业银行, 部分外资银行自营和做市交易量位居市场前列。
4. 金融监管的难度增大。
外资银行的大量进入势必会增加金融监管的难度。首先, 金融市场开放程度不断扩大导致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极易向国内市场传导, 使金融市场面临的外部风险日益上升。其次, 外资银行进入后结合国内客户需求开展金融创新, 新的金融产品给金融体系的监管带来新的风险。最后, 外资银行的增加, 经营领域的扩大, 国际市场供求变化和价格波动以及国际金融风波都直接影响到货币、资本市场的均衡, 从而对中国货币政策的调控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在中国境内的一些外资银行普遍存在多存少贷的倾向, 他们一方面将境内吸收的外币存款资金调往境外以套汇和套利, 另一方面外资银行通过转移利润、少交存款准备金的方式来逃避我国的税收。目前我国金融市场的监管体系和管理机制还很不完善, 抵抗外来金融风险的能力还很弱。在这种情况下, 在金融领域大跃进式地引进外资银行, 极容易造成中国经济控制权的丧失, 危及国家金融安全。
三、我国银行业所应采取的应对措施
1. 培育核心竞争力。
中资银行为了避免在竞争中被淘汰并保有持久的竞争力, 就必须致力于培育自己的核心竞争力。1990年, 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尔在《哈佛商业评论》发表了《公司的核心能力》一文, 提出了企业核心竞争力概念, 从此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就成为企业发展战略中的一项基本任务。中资银行在培育核心竞争力上, 除了要加强企业管理的基本功外, 应在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在经营理念上要不断更新, 使中资银行能体现银行的功能和责任;二是在银行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方面要能体现现代金融的时代特征;三是要提高金融技术, 提升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技术含量;四是寻求和把握政府宏观调控和银行充分自主经营的最佳结合点。
2. 深入了解客户需求。
我国银行要坚持“一切为了客户、为了客户的一切”的原则, 调整自身的经营管理理念、工作程序和业务流程, 建立一套高效、优质、规范、安全和操作性强的、为客户服务的机制和内控体系。外资银行由于短期内在机构网点、资产规模及相关资源 (如网络资源、人力资源) 等方面无法与国内银行相抗衡, 因此外资银行必然会考虑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对优质大客户的争夺, 国内银行对此应引起高度重视。
3. 重点发展中间业务。
中间业务的开展必须要在战略上重视, 摒弃传统的以存贷业务立足的陈旧观念, 要对存货与中间业务给予同样的重视。中国银行业目前已经开发了260多种中间业务产品, 但是品种单一, 仅限于结算、代理收费等劳动密集型产品, 而基本上没有开展技术含量高的投行、资信调查、资产评估等业务。今后应重点开展信息咨询业务、个人理财、租赁等目前易开展的业务, 并要重视市场营梢, 加大公关和宣传力度。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以及自身经验的丰富, 再结合自身众多的经营网点以及丰富的客户资源, 开展衍生工具的交易。
4. 加快银行业对内开放步伐。
在金融改革中, 我们主张不能改变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性质, 但对其他金融机构允许民营化经营, 做到稳步发展多种所有制的中小金融企业, 形成理性竞争环境。有人担心, 让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 会出现民营老板卷款而逃, 或者大量给自己的企业办贷款的金融风险, 然而, 这些问题并非民营银行的特有弊端, 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此种违规现象也存在类似问题。这些都需要通过规范金融运行和健全监管体系来解决。应该说, 银行业的对内开放, 已经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目前需要的是转变观念、尽快推动的决心。而外资银行的全面进入, 使得国内发展民营银行的问题变得更加刻不容缓, 启动越晚, 民营银行就会在制度约束之外, 面临更多的市场环境约束, 从而更难获得改革成效。
5. 切实加强金融监管。
首先, 要完善立法, 有法可依。虽然改革开放以来, 金融领域的立法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然而随着实践的发展, 仍然有一些重要金融领域尚未纳入法律规范。目前迫切需要尽快出台《信托法》、《期货法》和《外汇法》等急需的专门法律, 以便规范各种金融业务的运作, 并与《中国人民银行法》一起构筑金融监管的法规体系主干。其次, 要强化金融执法。从维护金融安全的重要性出发, 要赋予中国人民银行及证监会与其职责真正相称的权力。培养和引进一批熟悉国际金融业务、通晓国际惯例, 会外语、懂审计的高级金融监管人才。金融监管当局也要强化金融执法力度, 严格执行市场准入、市场交易和市场退出相关法规, 建设良好的金融运行秩序。第三, 要建立风险预警和危机处理机制。比如, 建立一套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 以便及时防范;建立存贷款保险制度, 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设立专门的金融危机防范机构, 在危机发生时及时处理问题;完善援助性措施, 对遇到临时清偿困难的金融机构提供紧急援助, 等等。
6. 加强人力资源管理。
外资进入中国物流业影响调查 篇3
伴随着国际产业向中国的转移的时代背景, FedEx、TNT、UPS、DHL、马士基、三井商船、美国总统班轮、铁航渣华、日本邮船、伯灵顿、英运物流、日通等国际物流企业迅速进入我国, 外商对制造业实际直接投资额所占比重逐年增长 (见图1) 。
外资物流企业及服务进入中国主要是配合全球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随着全球产业转移, 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 而外资物流也随着制造业的转移进入中国。
外资物流业的特点
1.外资主要投资领域及规模
(见表1)
2.外资物流企业进入方式
(1) 购买航线。FedEx自1996年起已经独家拥有每周直飞中国的10趟航班, 而UPS则拿到的直飞北京和上海的6个航班。
(2) 投资物流设施。2002年底, 新加坡港务集团加盟广州港, 双方合资8亿元组建广州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通过投资物流设施建设成功进入我国市场。后新加坡港务集团又与广州港务局合资组建了广州鼎盛物流有限公司, 首期投资1.6亿元人民币, 建设占地约20万平方米的现代物流中心。
(3) 设立分公司。20世纪90年代, 全球四大快递巨头都在我国设立了分公司。
(4) 成立中外合资物流公司。TNT与中外运合资建立了“中外运-天地快件有限公司”、开拓中国业务, 联邦快递与大田集团合资组建了大田联邦快递有限公司, 双方各占50%股份。
(5) 设立独资物流企业。美国物流巨头伯灵顿公司落户广州, 成立了独资子公司——伯灵顿货运代理 (广州) 有限公司。瑞士K&N公司在2005年年底建立了全资子公司。
3.区域分布特征
由于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 外资物流企业在进入中国市场初期主要立足于沿海经济发达城市。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物流市场的逐步放开, 其开发力度逐渐加大, 在形成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三地重点城市的网络布局后, 投资地域开始从沿海港口城市向内地延伸。 (见图2、图3、表2)
4.大型外资物流企业独资倾向明显
按照我国加入WTO的协定, 到2005年年底, 我国已取消对外商在中国投资物流企业的所有权上的限制。外资正在从中外合资向独资过渡, 不断加大投资, 实施全国性布点。如国际快递业四大巨头UPS、TNT、DHL、FedEx分别投巨资在上海、北京、香港、广州建立了亚太快运中心。
随着外资物流企业业务扩张和本土化程度的加深, 以及中国市场全面放开, 外资物流企业的独资趋势日益明显。比如2004年12月, 联邦快递宣布在上海成立中国业务分区总部, 统筹中国区所有业务的发展。在2005年年底之前, UPS获得在我国23个区域内的国际快递业务的直接控制权。TNT在2004年与中外运合作的15年期限终止后, 单方面宣布将不再与中外运合作, 并随后收购了国内最大的公路零担货运商华宇物流集团。
5.与内资物流形成双重网络
近年来, 外资公司占据了中国50%的出口、近60%的进口, 说明外资公司在中国生产的产品更多是为了再加工再出口。外资的原材料进口, 本土加工再出口, 形成了以港口和机场为中心, 通过公路、铁路和水运相连的外资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国物流网, 其中, 外资物流企业形成主要的核心控制能力 (如图4所示) 。
中国物流市场形成的内资外资两重网络, 是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物流市场最显著的特征, 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目前产业结构及制造业特点所决定的。内外资物流企业从事不同领域的业务, 在各自的领域参与竞争。外资物流企业主要为外资货主企业服务, 主要关注与进出口业务及内地加工制造相关的物流活动, 而内资物流企业主要服务对象则是国内企业为主, 与内资企业的物流市场重点有本质不同, 形成业务上的互补。
6.外资物流企业的几种典型战略
(1) 将中国市场作为外资全球物流市场的战略组成部分, 完善全球物流网络。外资物流企业在华投资加大, 不仅仅是着眼于单个项目的投资, 而是在总部的统一管理和协调下, 着眼于我国整体物流市场进行全方位的系统化投资。
如英运物流在上海设立中国区总部, 看中的是上海作为连接120余个国内机场及亚洲、欧洲以及美洲国际航线的空中连通性;FedEx宣布将其亚太快件转运中心设在广州新白云机场;UPS通过香港把亚太地区和欧洲地区的科隆进行连接等举措都是为了能够使其在中国的物流网络同全球网络形成整体, 实现功能上更好的衔接。
外资物流企业在中国已经铺设起庞大的物流网络, 发展速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绝大多数本土物流企业。例如, FedEx已在220个城市开展业务;TNT在中国的服务网络己覆盖500多个城市, 拥有25家分支机构;伯灵顿在全国10余个主要城市开设了独资公司和代表处。
(2) 初始阶段主要以选择同业合作为主要方式。外资物流企业进入中国物流市场不外乎两大直接目的, 即巩固原有客户和开发新市场。而选择具有本土优势和相关业务经验的中资企业作为外资物流企业在进入中国市场初始阶段的合作对象, 能够使其更迅速、更安全地达到这两方面的目的。如DHL与中外运的合作、FedEx与大田的合作。此外由于存在本土化障碍, 如人脉关系、地方保护、地区差异等因素, 也迫使外资与本土企业合作。
(3) 以本国企业为服务对象, 提供“跟进式”服务。以日本企业为例,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制造业掀起新一轮对华投资热, 由此推动了日本物流企业拓展“跟进式”服务领域。据日本经济产业省调查, 80.6%的日本企业认为中国市场是今后需加大开拓力度的重要市场, 高于美国73.4%的比率。因此, 日本物流企业追随制造企业进一步拓展中国市场, 相继在上海、广东设立物流中心, 为在华日资企业和日本企业在华采购提供物流服务, 形成日资体系的配套产业集群。 (鸣谢:中国流通经济杂志社)
几点建议
建议一:政府要对物流业的外资进入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适时对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
必须从产业链的角度来认识外资进入物流领域对我国整个产业链的影响, 必须准确评估外资物流企业的潜在威胁性和真实威胁力。
加强对外资进入我国物流业的统计工作, 强化对外资物流企业进入之后的跟踪统计与监管分析。
加入WTO时, 我们对物流的开放分散在各行业, 政府部门无法得到整体的数据。因此, 我们对外资企业进入物流的状况缺乏足够的数据统计, 没有相应的监测保障制度, 因此无法从整体上分析与监管。
建议通过建立长效的统计和监测机制, 对物流业的外资进入问题进行科学研究, 并依据研究结果适时调整对外开放政策。
建议二:加大对具有战略意义的沿海港口的控制力度。
由于外资物流企业大多是随着外资制造业进入的, 而外资企业的产品很多需要通过港口和空港出口至国外, 因此, 建议加大对具有战略意义的沿海港口的控制力度。东部沿海城市的港口建设、开发可以考虑对外资进行必要的政策限制, 而对中西部地区外资物流业的进入则应采取鼓励的政策, 充分发挥物流对区域经济的促进作用。
建议三:高度重视全球产业转移的趋势, 提高中国物流产业参与国际分工力度。
伴随外资大量进入中国, 外资物流企业与跨国制造企业往往通过全球战略联盟方式, 拓展海外市场。所以,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 中国本土企业参与不够, 且多是中低端的物流服务, 中高端的物流服务大多依靠外资物流企业和中外合资的物流企业。因此, 应鼓励国内企业与跨国公司进行多方位的嫁接, 加大承接全球产业转移中的物流业务, 提高自身的物流服务水平。在鼓励中国制造企业走出国门时, 也应当鼓励本土制造业携本土物流业一同走向世界。
外资进入对我国种业的影响分析 篇4
1 外资进入我国种业基本情况
外资主要通过投资、贸易和合作研究三种方式进入我国种业市场。
1.1 投资方式
目前, 外商投资设立持有效种子经营许可证的农作物种子企业共有31家[1], 主要来自日本、韩国、美国、荷兰、瑞士、泰国、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台湾。其中, 中外合资企业19家, 外商独资企业12家;5家合资玉米种子企业, 1家棉花种子企业[1] (见表1) , 其它25家外资企业主要开展蔬菜、花卉种子的生产经营。目前, 我国共审定外资企业玉米品种84个, 占审定玉米品种数的2%。外资企业推广玉米品种主要有先玉335、正大619、迪卡007、德美亚1号等, 这些品种在2010年度推广面积达4168万亩[2] (见表2) , 占全国玉米种植总面积的9%。
资料来源[1]:中国种业信息网站
1.2 贸易方式
在瓜菜、花卉、向日葵和甜菜作物上, 国外种子主要通过贸易方式进入我国种业市场。据中国海关统计, 2011年各类商品种子进口量为1.8万吨, 进口额达2亿美元。目前国内种植的甜菜品种大部分来自德国KWS公司、美国安地和瑞士先正达三家公司, 已占领我国甜菜种子95%的市场。向日葵品种中有一半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德国、荷兰、西班牙和瑞士等国家, 国外品种的种植面积占我国向日葵种植总面积的近60%。
1.3 合作研究方式
为获取我国优势农作物种质资源, 1998年以来, 外资企业开始在我国建立独立的研发机构, 并加强与国内优势科研单位合作, 以交换品种资源、挖掘人才等形式, 大量搜集、改良我国优势农作物种质资源。据报道, 这些外资公司通过分子标记手段对我国野生大豆资源进行标记, 申请获得了160多项专利。此外, 孟山都、先锋、先正达和拜耳正在抓紧将其先进的转基因育种技术与我国的种质资源相结合, 并大规模地将其研发出的转基因品种申请安全审批。
2 外资进入我国种业的相关典型案例分析
2.1 美国杜邦先锋
美国杜邦先锋是杜邦旗下的全资子公司, 成立于1926年, 是世界上最大的玉米种业公司。该公司的品种在世界玉米种子市场占有率达到20%以上, 在美国玉米种子市场占有率为40%。杜邦先锋公司种子及转基因产品销售收入从2004年的26.00亿美元上升到2010年的53.60亿美元, 仅6年时间收入就增长了1.06倍, 平均每年以17.69%的幅度递增。
资料来源[2]:2009~2010年全国农作物主要品种推广情况统计表整理 (小于10万亩的品种未统计) 。
2.1.1 采取投资方式进入
采取投资方式进入主要是体现在玉米种子业务方面。2002年, 美国先锋国际良种有限公司与我国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合作, 成立了玉米合资企业———山东登海先锋种业有限公司;2006年, 与我国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合作, 成立了玉米合资企业———敦煌种业先锋良种有限公司。近年来, 先锋公司的先玉335玉米品种以其脱水快、容重高、谷物收购价高的优势发展迅速。该品种于2006年、2007年、2008年、2009年的推广面积分别为26万亩、229万亩、816万亩、1692万亩, 且成为我国第三大玉米种植品种。到2010年, 其推广面积扩大到2879万亩[3], 占全国玉米种植面积的6%, 主要分布在山东、河北、河南及东北三省等玉米主产区。
2.1.2 合作研究方式进入
美国杜邦先锋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进入我国开展合作育种研究, 1997年在北京建立业务代办处, 1998年在辽宁省铁岭市设立“中国铁岭先锋种子研究有限公司”, 从事春夏玉米带生产研究, 开展商业化玉米良种的培育和杂交试验工作。2007年与北京未名凯拓农业生物技术公司共同组建中外合资农业生物技术研发中心———北京凯拓迪恩生物技术研发中心, 致力于研究玉米、水稻、油菜、蔬菜等农作物的“五抗” (抗旱、抗盐碱、抗寒、抗营养贫瘠、抗病) 及优良品质相关功能基因。2008年, 与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签署了合作协议, 以获取杂交水稻的核心资源和技术[4]。2011年, 在河北省成立农业新技术示范基地, 开展对杜邦公司培育的先玉系列玉米品种和相关农药产品药效的试验示范。2012年2月, 美国杜邦先锋公司以中国铁岭先锋种子研究有限公司的名义, 与北京国际鲜花港签署协议, 建立杜邦先锋北京技术中心, 主要从事种子质量检测 (SNP) 、单双倍体育种、品种试验示范等业务。
2.2 瑞士先正达
2000年诺华农业部门与阿斯特拉制药公司的捷利康农业部门合并成立先正达 (Syngenta) 。先正达公司的业务主要分为两大类:农作物保护与种子。种子业务涉及大田作物、蔬菜花卉两大领域。先正达公司种子及转基因产品销售收入从2004年的12.39亿美元, 上升到2010年的28.05亿美元, 仅6年时间, 收入增长了1.26倍, 平均每年以21.07%的幅度递增。
2.2.1 投资方式进入
瑞士先正达公司在我国种子领域投资的企业包括寿光先正达种子有限公司、先正达种苗 (北京) 有限公司和三北种业有限公司。1998年, 在山东寿光成立寿光先正达种子有限公司, 这家公司是以经营蔬菜、花卉种子为重点的中外合资企业, 为瑞士先正达公司在我国的种子总部。1999年, 在北京顺义成立先正达种苗 (北京) 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包括蔬菜、花卉、草类种子。2007年, 对三北种业以49%的股权收购, 进入玉米种子市场, 生产经营的品种主要有三北6号、三北2号、先正达407、先正达408等。
2.2.2 合作研究方式进入
2007年, 与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签订了为期5年的研究合作协议。内容主要包括对玉米、大豆、小麦、甜菜、甘蔗等主要作物新农艺性状的开发, 并出资买断了中科院遗传所的水稻品种优先开发权。2008年底, 在北京中关村生命科学园成立了先正达生物科技 (中国) 有限公司 (全球两个生物技术中心之一) , 专注玉米、大豆等主要作物早期转基因和天然农艺性状领域的研究, 以提高作物产量、抗旱性及抗病虫能力。
2.3 美国孟山都
美国孟山都公司创建于1901年, 是一家全球性融科研、生产、推广销售于一体的跨国农业生物技术公司, 在蔬菜水果领域和大田作物领域均排名第一, 在农用化学领域排名第三,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转基因种子公司。该公司的种子及转基因产品销售收入从2004年的28.03亿美元, 上升到2010年的76.11亿美元, 6年增长了1.72倍, 年均增长幅度为28.59%。
2.3.1 投资方式进入
(1) 进入棉花种子业务。
1996年11月, 美国孟山都公司与河北省农业厅下属的河北省种业集团公司成立了第一家合资企业———河北冀岱棉种技术有限公司 (经营许可证已于2011年7月底到期) , 并在北京成立办事处, 将第一代保铃抗虫棉引入我国市场。1998年7月, 孟山都在安徽省成立第二家合资企业———安徽安岱棉种技术有限公司, 主要生产经营孟山都选育的一代转基因抗虫棉品种, 1999年推广面积占我国当年转基因棉花种植面积的95%, 占棉花总种植面积的15%。随后由于国内转基因抗虫棉的大面积推广, 国外转基因抗虫棉品种种植面积逐年萎缩, 目前DP99B、DP410B和DP32B等国外品种的种植面积仅占棉花种植面积的0.1%。
(2) 进入玉米种子业务。
2001年3月, 孟山都公司与中国种子集团公司合资成立“中种迪卡种子有限公司”, 以经营大田玉米种子为主。2006年, 孟山都将国内农化业务的销售转给中化集团。2008年8月, 孟山都与中国种子集团公司签署协议, 共同投资5.75亿元人民币 (约合8400万美元) , 以便拓展玉米种子产业[4]。
2.3.2 合作研究方式进入
1998年, 孟山都开始在我国建立独立的研发机构。2004年, 该公司获得我国农业部发放的抗“农达”基因改造大豆以及两种转基因玉米、两种转基因棉花的永久性进口安全证书。2006年, 与中国农科院就转基因生物安全检测和政策导向、作物育种、种质资源交换等领域进行探讨。2007年, 小额资助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开展中国转基因玉米经济影响方面的研究工作。2009年, 出资300万美元与湖南大学签署为期4年的合作协议, 就农作物高产、抗旱及高氮利用等优良性状的基因进行研究[4]。
3 外资进入我国种业的影响分析
3.1 正面影响
3.1.1 丰富品种资源
外资种子企业的进入, 丰富了我国的种质资源, 更新了育种理念, 给国内种业带来了服务、质量、诚信、竞争、品牌和人才意识, 刺激了我国育种技术的发展。如, 我国玉米种质资源遗传基因狭窄, 通过从国外引进种质资源, 增加了我国玉米品种的多样性。通过与外资种子企业合作, 改变了我国育种方向, 提高了国产转基因抗虫棉研发水平, 使得我国自主研发的转基因抗虫棉已占主导地位。
3.1.2 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理念
一是外资种子企业先进的经营理念和成熟的营销模式成为国内种子企业的样板, 先进的生产加工技术和设施设备及管理制度、手段成为行业标杆。二是优化了玉米播种模式。先锋公司先玉系列种子出苗率高、质量好, 可以实现单粒播种, 不仅大大减少了用种量, 而且不用间苗, 从而节省了大量劳力。三是引进了先进的种子营销模式。先锋公司在先玉系列品种适宜区的每个县设立一个专 (代) 销店, 负责品种展示示范, 并与当地农户签订种子定单, 收集种植信息, 开展技术服务, 对农民购置的单粒播种机还给予30%的补贴。
3.1.2 满足市场需求
国外部分蔬菜、花卉品种的引入, 填补了国内品种的空白, 丰富了农产品种类, 适应了日益多样化的市场消费需求。进口甜菜、油葵品种均比国内品种单产提高20%以上, 而且商品性状好, 深受广大农民和加工企业的欢迎。先玉335成熟后籽粒水分含量可很快降至22%, 比普通品种低7~8个百分点, 便于脱粒和运输, 尽管种子价格很高, 但颇受农民欢迎。
3.2 负面影响
3.2.1 流失优势技术和资源风险加大
由于对种质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不够, 国内优良的种质资源通过不同途径流失到国外, 形成侵蚀我国种业可持续发展的隐患。如杂交水稻技术, 是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居于国际领先的农业科学技术。跨国公司以合作研究、联合开发等方式, 与我国科研单位合作, 以期获得优异水稻种质资源和技术成果。尤其是外资并购国内企业, 或者在华建立独立的研发平台和试验基地, 凭借其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现代生物技术和研发实力, 导致我国优势技术和资源领先优势丧失的风险加大。
3.2.2 冲击种子市场
目前, 国外品种对我国种子市场的冲击主要表现在蔬菜、花卉、向日葵、甜菜等作物上。国外种子占有率较高的寿光, 大红果番茄、长茄、西葫芦、小黄瓜、菠菜、绿菜花、胡萝卜等已占当地市场的60%, 绿萼长茄占有率达90%以上, 彩椒占到100%, 外资企业获得我国蔬菜种子领域大部分经营利润。由于国外种子的价格普遍高于国产蔬菜种子几倍甚至数十倍, 种子经营利润分配极不均衡。据调查, 寿光市蔬菜种子年销售额约为4亿元, 而外资公司种子销售额达到3亿元以上, 占总销售额的75%以上[5]。
3.2.3 影响国内育种创新的发展
有些地方重视引进“洋品种”, 轻视国内育种和对“洋品种”的本土化改造, 导致“洋品种”对“土品种”加快替代, 容易淡化我国农产品的竞争优势与特色, 加剧生物多样性的破坏, 影响国内育种创新的发展[6]。以甜菜为例, 目前, 由于国外品种大量进入, 影响了国内育种的积极性, 国内科研单位已不再从事甜菜品种选育, 现种植面积在1万亩以上的甜菜品种中国内品种仅占1/3。在高端蔬菜方面, 我国育种没有竞争力, 几乎被国外品种垄断。长此以往, 随着国外品种种植面积的逐步扩大, 我国本土种质资源将被淘汰, 国内部分品种育种能力将逐步丧失。
3.2.4 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压力
目前, 孟山都、先正达、先锋等跨国公司在转基因技术、分子育种技术等方面具有绝对优势, 掌握许多知识产权, 外资的进入导致我国生物技术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压力将进一步加大。截至2011年12月底, 国外企业在我国累计申请植物新品种保护498件, 累计授权66件[7]。据报道, 美国孟山都公司已具备在一个品种上同时导入抗虫、抗病、抗除草剂、抗旱、抗倒伏、增加营养等多价基因以及取消转基因标记的技术。一旦这些品种获得转基因安全证书, 以其在转基因方面的技术、品种优势和专利垄断, 将会加快占据我国玉米、棉花、蔬菜等作物种子市场的速度。
4 对策与建议
4.1 增强战略意识
农作物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 是促进农业长期稳定发展、保障粮食安全的根本。一方面, 我们要鼓励跨国种子企业, 将优势的种质资源、先进的育种技术和人才、先进的种子生产加工技术以及企业经营管理引入合资企业, 以提升合资企业核心竞争力, 实现互利共赢。另一方面, 我国种子市场发育较晚, 产业竞争力较弱, 还需对种业实行一定程度的保护, 为发展国内民族种业争取时间和创造条件。
4.2 加强对外资进入监管和安全审查
完善《种子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制定和完善外资进入种业研发、生产、经营等领域相关管理办法。加强外资进入种业领域相应的合约、公司章程和内部制度等实质性内容的审查, 确保中方股东对合资企业拥有实际控制权, 提高外资引进质量和水平。加强对种子企业生产经营、品种推广、种子质量等监管, 对外资种子企业品种研发及推广开展监测分析和预警评估, 有效应对外资企业和国外品种对我国种业发展带来的潜在风险。
4.3 扶持国内种子企业做大做强
国内外种业发展的经验表明, 只有企业强, 才能种业强;只有育种强, 才能企业强。鼓励企业建立科研机构和队伍, 借鉴跨国种业先进经验, 创新育种“五化”模式, 即科学化决策、信息化管理、专业化分工、规模化研究、集约化运行的商业化育种新模式, 培育一批突破性新品种。鼓励种子企业实行差异化并购、区域化重组、专业化发展等模式, 在国际、国内实施兼并重组, 推动企业做大做强[8]。推动科、企合作, 以知识产权为纽带, 促进科研单位与企业、基础研究与商业研发合作, 建立健全产学研结合新模式。引导企业加强技术服务和品牌建设, 健全由种子生产、种子加工、种子服务组成的种业保障服务体系, 加强售后技术服务, 延伸产业链条。推动企业强化国际化视野, 支持国内优势企业“走出去”, 利用国内国际种业资源开拓国际种子市场, 尽快提升国际竞争能力。
参考文献
[1]中国种业信息网站.经营许可证查询[EB/OL].http://www.seedchian.com.cn/Infolist.aspx/Id=103.
[2]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编.2009～2010年全国农作物主要品种推广情况统计表[M].2010～2011.
[3]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编.2006～2010年全国农作物主要品种推广情况统计表[M].2007～2011.
[4]唐浩, 李军民.世界种业发展模式经验借鉴[J].世界农业, 2010, (5) :5～8.
[5]尹文斌.进口种子抢占市场, 国内种业何去何从[EB/OL].新农村商报, 2010-4-7.
[6]姜长云, 刘明轩.对我国种业发展的几点思考[J].中国发展观察, 2010 (9) :41～45.
[7]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1999～2011年品种权申请情况汇总表[EB/OL].http://www.cnpvp.cn/Detail.aspx.
外资进入与重庆零售业发展研究 篇5
加入WTO后, 我国庄严承诺:将逐渐全面放开商业领域。重庆, 这个拥有3200万人口世界上最大的最年轻的直辖市, 作为第一批试点城市, 从那时候开始就跃入了跨国商业巨头们的眼球。2004年12月11日, 我国零售业对外资全面开放, “狼”终于来了!就在此前后, 沃尔玛、易初莲花、美美等跨国巨头纷纷登陆重庆。而已经进入重庆市场的家乐福、麦德龙等也加快了扩张步伐。与此同时, 内地知名商家如上海百联、北京华联、王府井、银泰、国美、苏宁等在重庆争相开店, 扩张势力范围。
据数据统计, 截至2005年底, 进入重庆市的国内外大型流通企业已接近80家, 营业面积达100万余平方米, 职工人数近4000人, 全年销售总额65亿元, 比加入WTO前增长了近10倍。2006年重庆市又新引进世界百货、全聚德、百安居等市外、境外零售企业6家, 引资额1200万元。截至2006年底, 全市已引进沃尔玛、家乐福、太平洋、王府井、武汉中百等国外、市外大型流通企业81家, 实现销售额达到112亿元, 占社零总额8%。[1]
二、重庆本土零售业与外资零售业之间的差距分析
国内外大零售商在重庆的扩张有目共睹, 但外资零售业进入给重庆本土零售业带来的挑战和竞争压力的同时, 也为其带来了机遇和发展的机会。这里借用SWOT分析法对重庆本土零售企业和外资零售业之间的差距进行具体分析。
1、优势 (Strength) :
外资大举登陆本土零售市场, 并不意味着本土零售企业已没有生存空间。本土零售企业不仅应看到与国际零售巨头的差距, 同时还应看到本土企业所具有的地域、历史、人文等方面的优势。尽管外资零售企业拥有品牌、人才、营销技术、资金实力、管理能力等优势, 但从实际运作情况看, 外资零售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后会面临陌生的文化, 尤其是消费文化方面的冲突。例如“一站式购物”虽然便捷, 可以满足现代化快节奏生活的需要。而在重庆, 生活、工作节奏与上海、北京等国际大都市相比相对比较缓和, 重庆城市大而生活便捷, 市民更倾向于“在休闲中购物”。因此, 通过适当策略, 一些有实力的本土商业企业同样可以为自己争取足够的市场生存空间。
2、劣势 (Weakness) :
与本土零售企业相比, 外资零售巨头确实有许多明显的优势, 如遍布全球的进货渠道、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雄厚的资金实力、统一的物流配送体系、巨大的经营规模、先进的经营业态、先进的供应链管理模式等等。特别是早期进入本土市场的跨国零售巨头, 已经在国内织就了一条高效的供应链, 控制了一大批供货商, 这为它们在新一轮扩张中带来更大的运营和价格优势, 也对本土零售业的生存造成了巨大的威胁。本土零售企业则普遍存在融资困难及实力薄弱的问题, 这为企业的长期发展带来困扰。同时, 从目前来看重庆市零售市场趋于同质化, 差异性很小, 不能满足顾客的需求。随便走进一家超市, 如果不从门面辨认, 很难知道这是哪一家超市。显然, 这种状况不利于本土零售企业在激烈的商战中求得生机。
3、机遇 (Opportunity) :
外资大商家的进入, 较快地提升了重庆的零售业的整体水平。确切地说, 外资零售商入驻的最大的积极作用在于“鲶鱼效应”, 通过外资进入国内市场竞争, 激活了重庆本土零售企业。概括而言:
(1) 外商带来了国际上先进的现代化营销方式, 如自有品牌管理、洋快餐的店面管理及各种业态的经营方式等等。例如沃尔玛的“天天平价”、“一站式购物”等理念和麦德隆的仓储式会员制的营运方式已经得到了政府的充分肯定和广大消费者的青睐。
(2) 外商的进入, 不可避免会出现“技术外溢”, 如带来了国内商业缺乏的供应链管理、超市防损技术及信息技术的导入等等。大量的人员在与外商企业的接触和工作中, 学习到许多先进的管理知识, 形成在业内的传播。
(3) 国外大型零售企业入驻重庆, 也产生了一定的吸引和辐射效应, 带动了周边地区居民的消费欲望, 为重庆的零售市场带来极大商机。
4、威胁 (Threat) :
随着竞争的加剧, 重庆市原有的零售业格局可能会被打破。在国内外连锁巨头纷至沓来的同时, 首先受到冲击的会是单独支撑的单店。由于不能形成规模效应, 单店在成本、广告、经验等方面都缺乏优势, 同时在资金运转上也不如连锁卖场便利, 一旦资金链上出现问题, 就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
三、重庆本土零售业发展对策
1、以顾客需求为轴心, 发挥本土文化优势。
从家乐福败走日韩看, 拥有国际化的规模并不是零售业赖以取胜的决定性条件, 而以顾客需求为轴心的现代超市技术才是零售业成功的关键。[2]相对于外资零售业, 重庆本土零售业拥有得天独厚的文化、地域等优势, 坚持以顾客需求为轴心, 发挥本土文化优势是重庆本土零售业对抗外资零售业的首要着力点。
早在中国零售市场对外资开放之初, 谈到重庆百货应对外资零售业的法宝是什么, 重百人士坦言, 单纯地打价格战只能是几败俱伤, 商场除了尽可能地在价格上优惠消费者外, 利用重百的资源优势、技术优势给予消费者方便和实惠是我们参与竞争的主要武器。[3]
2、整合流通渠道, 降低物流成本。
零售企业欲提高在终端市场的竞争力, 整合流通渠道及关注物流配送能力是其关键一环。沃尔玛在物流管理上也让同行望尘莫及, 沃尔玛建立了强大的配送中心系统, 拥有全美最大的私人卫星通讯系统和最大的私人运输车队, 所有分店的电脑部和总部相连, 配送中心从收到店铺的订单到向生产厂家进货和送货, 只要2天的时间, 而美国另两家大型折扣商店凯玛特和达格特则需要5天。沃尔玛的物流费用率比后者低60%以上。沃尔玛的物流效率之所以高, 是因为他们运用了最先进的信息技术, 集团专门从事信息系统工作的科技人员有1200多人, 每年投入信息的资金不下5亿美元。[4]
3、开发零售商自有品牌, 提升商品核心竞争力。
自有品牌又称PB (Private Brand) , 指零售企业通过收集、整理和分析消费者对某类商品需求特性的信息, 提出新产品开发、创意设计要求, 进而选择合适的生产企业或自行设厂进行加工生产, 最终用自己商标注册该产品, 并利用自己的销售网络平台进行销售的商品。[5]
目前, 零售业自有品牌战略主要使用于大型零售企业, 以实现大规模销售。重庆市绝大多数商业企业经营规模尚小, 开发自有品牌的条件不成熟, 暂时还无法启动自有品牌的创建功能, 但我们应有意识的引导一些条件较为成熟的企业开展这方面创新活动, 从低端产品做起, 开发一部分自有品牌, 在消费者逐渐接受自有品牌以后, 再审时度势实施恰当的品牌延伸和经营策略, 不失时机地把自有品牌向其他商品、领域延伸。值得一提的是一些老字号企业, 完全可以利用这种优势, 避免与外国零售商正面冲击, 聚集自己的消费群体, 这是外国零售价企业不具备也不了解的。
4、发挥特色经营, 实现差异化营销。
特色经营, 即商业企业在经营活动中采取独特的经营方式和方法, 从而形成一种富有明显个性的经营风格, 它是一种变被动为主动的积极的经营策略。零售业的特色经营主要通过商品特色、服务特色、环境特色和品牌特色等来具体体现。[6]这一方面要求重庆零售企业根据消费者不同层次的需求认真搞好商品品种和档次定位。在经营中有所侧重, 避免出现“大而全”的现象。这样, 有助子建立自己的品牌形象, 以区别于其他竞争对手。同时要看到, 零售企业的产品其实就是服务, 如何提高服务质量, 改善服务态度, 形成特色服务是零售企业能否立足于市场, 站稳市场, 提高市场份额的关键所在。重庆零售企业只有发挥贴近居民、反映新都市生活、具有鲜明的个性价值等经营特色。找准目标市场, 挖掘特定商品的更完善的服务功能, 满足社区内特定消费者的深度消费需求, 才能在这一领域内获得竞争优势。
5、注重业态选择, 走社区超市之路。
零售行业的经营业态包括百货、超市、大卖场、便利店等, 每个业态都有特定的细分市场, 针对不同的目标消费群体。其中, 便利店满足的是消费者日常消费、紧急购买的需要, 大卖场则以一站式购物的方式满足现代消费者大批量采购及物美价廉的需求。从经营模式的角度看, 尽管大卖场能够较快达到保本点, 但它投资大, 对单店的管理要求很高, 信息系统和采购系统复杂, 存在较大的投资风险。另外, 从市情民俗、消费者习惯看, 重庆的便利店以贴近市民等优势在市民生活中有着深远的影响。所以, 本土零售企业不一定要跟在跨国零售企业的后头亦步亦趋地模仿其业态。相反, 它们可以发挥自己更为贴近本土市场的优势, 积极开展业态创新。目前市区大卖场已经饱和, 总量差不多达到了控制数量, 如果还要开设新网点, 可以发展以服务周边居民为主的社区便利店或社区超市。
成立于1995年的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连锁超市公司是重庆著名大型零售企业, 2004年至2006年, 新世纪百货连续三年占据重庆百货业市场份额第一。其目前已拥有10家综合商场, 55家连锁超市, 遍及22个区县。[7]新世纪百货之所以发展迅猛, 业绩骄人, 其重要法宝之一就是通过发展正规连锁商店和社区连锁超市对外扩张。
6、加强成渝合作, 促进两地零售业的共同繁荣。
应该说任何形式任何行业之间的成渝合作对重庆的零售业发展都有好处, 但就零售业本身, 与成都的合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突破。一是改善流通条件, 加快流通效率, 快速流通。这方面成都很多企业界人士已经提出了非常迫切的要求, 流通条件的改善、流通效率的提高以及流通时间的缩短对两地的各方面交流将起到重要的加快作用, 零售业将首先受益。二是要大力发展物流业, 因为零售业发展的瓶颈之一就是物流业。成都是物流中心, 重庆要发展成为物流中心, 这方面双方应该进行合作, 优势互补。三是重庆与成都零售业的竞争, 重庆的优势是价格低。这种优势来自于整个社会的物价水平低, 这一点我们要充分利用。
四、总结
综上所述, 面对外资零售业的大举进入, 重庆本土零售业虽然在资金实力、技术、管理方法等方面存在着差距, 但仍有着得天独厚的文化、地域等优势。因而, 只要重庆本土零售业能积极面对竞争, 挖掘自身的优势, 重庆本土零售业仍能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同时我们也应看到, 外资零售企业代表了更高的生产力水平, 它们的进入必然导致中国企业的模仿、竞争和跟进, 这也是本土企业最好的成长动力, 重庆零售企业的发展轨迹也在一定程度上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竞争, 对于重庆零售业来说, 也许是再一次跨越式发展的契机。无论外资还是内资, 谁善于在竞争中学习, 在学习中提升, 谁就可能是最后的赢家。
参考文献
[1]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2007重庆经济年鉴.重庆出版社,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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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梁寰, 刘力.重庆零售业从容应对“外来狼”[N].重庆时报, 2004-12-11.
[4]沃尔玛经营策略:沃尔玛经典致胜战略——全球供应链, 2005-12-02.
[5]孙侠.对我国零售商开发自有品牌的思考[J].经济研究导刊, 2007, (6) :124-125.
[6]黄学锦.以特色经营构建中国百货业新的竞争模式[J].商场现代化, 2007, (4) :144.
外资进入现状 篇6
一、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金融体系的有利方面
很多学者认为，外资银行的进入会加大发展中国家银行业的竞争程度，更多引进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提高发展中国家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等诸多益处，具体如下：
（一）技术扩散效应。
世界银行学者莱文就认为外国金融机构加入东道国的同业竞争会形成一定的“技术扩散效应”。外资银行融入国际金融市场多年，在传统银行业务和新兴银行业务方面都具有丰富的经验，有着成熟的内部管理和产品创新机制，提供金融产品的种类比较多，这些经验和金融产品通过技术外溢，使东道国很快掌握了先进的技术，缩短了研发时间，节约了成本。
（二）“鲶鱼效应”促进行业竞争，提高银行效率。
外资银行的进入会在零售业务、中间业务、贷款业务等方面直接对国内银行业产生巨大的竞争压力，迫使国内银行提高效率，改善服务质量，降低利率，减少垄断利润。当前个别地区银行仍存在客户投诉不能及时、有效地解决，排队现象严重等问题。究其原因正是由于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使得即使客户不满意到别的银行去，对国有商业银行整体而言，客户的钱不过是由左手转移到右手，所以银行没有激励去改善服务质量。而外资银行的进入就迫使国有银行进行全方位的改革，提高工作效率，改善服务质量来留住客户，尤其是优质客户。
（三）外资银行的进入动摇了四大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
伴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步伐，银行业要想有所发展，实现“走出去”战略，就必须尽快与国际大银行接轨。但实际上，我国银行与世界其他大银行相比，差距甚为悬殊。以资本回报率为例，美国花旗集团的资本收益率为35.6%、欧洲最大七家银行的资本收益率为18%、日本为5-15%，而我国的工商银行为2.3%、农业银行为-1%。由于进入我国的外资银行技术先进，经营成本较低，有助于打破我国银行业多年来形成的自然垄断局面，国内银行要想保有和扩大现有的市场份额，就必须提高自身的经营水平，提高效率，才能实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二、外资银行的进入对金融体系所带来的冲击
外资银行的进入除了为我国的金融体系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外，实际上它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即外资银行的进入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具体表现在：
（一）削弱了我国政府的经济控制力。
首先，外资银行的进入本身就是政府放权于市场的结果，外资银行进入我国是为了占领中国更多的市场份额，以商业利润为最终目的。花旗银行每年的利润是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利润的十倍，他们实际上拥有“超国家”身份，可以在金融市场上呼风唤雨，对一国的金融体系可以形成致命的打击;其次，他们甚至会利用自己的金融影响力向东道国政府提出有利于自身的政治要求，严重的削弱了政府的经济控制力，增加经济体系的不稳定因素;最后，外资银行的进入使我国宏观政策实施的难度加大，由于外资银行可以从国际金融市场上筹措资金来抵制货币政策的影响，从而将削弱我国货币政策的效应。
（二）中资银行将丧失越来越多的优质客户。
国内银行要与外资银行进行竞争，会造成利润上的损失，外资银行通常倾向于与大型跨国企业、国内大型企业和优质客户进行业务往来，根据“二八理论”——银行界的80%的利润来自于20%的优质客户，伴随着一些优质客户的“倒戈”，中资银行的盈利能力将会进一步降低，02年南京爱立信熊猫公司“倒戈”，提前还贷撤离中资银行投资花旗门下，令银行业震惊不已。如不采取及时的应对措施，中资银行将处于竞争的劣势，不利于中资银行的发展和壮大。
三、完善我国金融体系的相关建议
为保障我国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发挥其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作用——动员社会的闲散资金，并将这些资金有效地配置到需要资金的生产部门或个人手中。中资银行有必要首先解决以下问题：
（一）从根本上解决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问题。
中国银行系统的巨额不良贷款已成为制约银行业发展的主要问题。由于承担着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国有银行必然会存在由这些负担造成的亏损，而且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银行管理者有动机将银行业绩不佳或亏损的原因都归结到银行承担的政策性负担。因此国有银行只有剥离“政策性负担”，不让国有银行对其经营亏损有可以推脱责任的借口，然后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银行本身内部治理问题。
（二）完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为在竞争中取得有利地位，实现收益的最大化仍是各国追求的目标。目前我国还没形成一套对外银行管理有效的监管体系和运营机制。鉴于我国银行和发达国家银行相比在很多方面的差距仍然很大的实际情况，在营造公平、平等的竞争环境的同时，政府要在尚不完善的金融体系下对国内商业银行进行适当保护。因此，我国应在符合W T O规则的前提下，制定有关金融业的适度保护措施，强化市场监管，建立业务管理检测体系，完善与之相配的金融法律法规，建立相应的金融突发事件预警机制，维护我国的金融安全。
（三）通过产品技术创新，提高金融创新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在激烈的竞争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各家银行不断推出新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金融市场有了很大的改观，但仍存在很多问题：创新的层次较低，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盈利能力差，创新产品缺乏个性化和针对性等问题。当今社会，创新能力不足是直接影响到国内银行核心竞争力提升的主要障碍之一，因此，要想与强大的外资银行竞争，就需要提升创新能力，不但要提高创新的层次，还要创造出适合不同消费人群的金融产品，来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差异化需求。
（四）实施人才发展战略。
金融业的竞争实际上就是人才的竞争。外资银行进入中国，需要大量的本土人才。由于外资银行在用人机制和收入等方面比中资银行具有一定的优势，于是国内很多银行业的优秀人才跳槽到外资银行，削弱了中资银行的竞争力。因此，我国应加强对人才的培养，不但要有“量”更重要的是要有“质”;同时为了留住人才还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增强凝聚力、归宿感;建立符合竞争规则的激励制度和辞退制度，以造就一支有强烈竞争意识、熟悉国内外金融业务和国际惯例，并能将现代化管理手段、科技手段相结合的金融人才队伍。
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资银行的进入虽然给中资银行带来了额外的竞争，但同时也为中资银行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从长期看，对我国银行业整体水平的提高、市场结构的调整和监管能力的提升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此，中资银行应既虚心学习又不妄自菲薄，走一条又好又快的发展道路，早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长期以来制约我国金融业发展的不利因素, 来探讨外资银行的进入对我国金融体系带来的积极影响与不利冲击, 为了应对外资银行的进入所带来的弊端, 作者最后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外资银行,金融体系,影响
参考文献
[1]、林毅夫, 姚洋.《中国奇迹回顾与展望》[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周习华.《外资银行进入动因、影响及我国应对策略研究》.2007.
[3]、郭德维 赵炎, 李杰.外资银行业进入对我国银行业的影响[J]《.华北金融》.2005, 3.
外资进入现状 篇7
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取消全面审批制,对于外商投资实务无疑是重大利好。目前,外商投资企业的”生老病死”,
包括设立、分立、合并、解散、延长经营期限、扩大经营范围、增资、减资、变更出资方式和出资期限等,均需要审批。取消全面审批制后,将在多个方面有利于外商投资。
由此,中国外资法律迎来影响深远的“小”改。本文拟简要回顾本次修改的背景,分析其主要内容,展望即将制定的负面清单以及未来将对负面清单以外领域外资实行的管理模式,最后简要谈及此次修法对外商投资实务的影响。
此次外资法修改的背景
2013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在上海自贸试验区暂时调整实施《外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3部法律(以下合称“三资企业法”)中的11项行政审批规定。该授权决定自2013年10月1日施行,期限为三年,“对实践证明可行的,应当修改完善有关法律;对实践证明不宜调整的,恢复施行有关法律规定”。也就是说,到今年9月30日,授权期限即将届满。随后,上海自贸试验区公布了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对负面清单以外的外商投资取消前述行政审批,实行备案制度。
2014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做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在广东、天津、福建3个自贸试验区及上海自贸试验区扩展区域暂时调整“三资企业法”和《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中的12项行政审批规定。随后,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了适用于4个自贸试验区的统一负面清单,商务部公布了《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对负面清单以外的外商投资取消前述行政审批,实行备案管理。
2015年1月,商务部公布了旨在取代“三资企业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引起热烈反响。该草案采取“三法合一”的思路,采纳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外资管理模式,并规定了准入管理、安全审查、信息报告、投资促进、投资保护等系列制度,旨在全面重构中国外资法律体系。仅从时间进度而言,理想的情况当然是在2016年9月30日之前颁布施行新的《外国投资法》,自然而然地就解决了全国人大常委会2013年授权将要到期的问题。但或许是因为相关问题的复杂性,到目前为止外界尚未见到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外国投资法》(草案)进行审议的报道,更不用说提交到全国人大。在短期内难以实现根本性“大改”的情况下,此次全国人大常委会所审议的修正案是将自贸试验区试点措施上升为全国性法律规定的专题修改,或者说“小”改。
此次外资法修改的内容
如前所述,全国人大常委会2014年关于4个自贸试验区的授权决定是授权暂时调整实施“三资企业法”和《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中的12项行政审批规定。相应地,全国人大常委会此次所审议的4部法律修正案草案将规定除实行负面清单管理的领域外,对外商投资不再实施行政审批。其具体方式是在4部法律中分别增加一条规定:对不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将相关审批事项改为备案管理;国家规定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由国务院发布或者批准发布。所涉及的相关条款和审批事项如下表所示。
简言而之,对于负面清单之外的“三资企业”和台资企业,以下事项将不再需要审批:企业设立(含相关合同、章程),分立、合并、解散,延长经营期限、增资、减资、变更出资期限等重要事项变更,股权转让或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合作企业委托他人经营管理等。
此次外资法修改是一项系统工程
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取消全面审批制是一项系统工程。修改4部法律是重要的第一步,新法要落到实处,初步看将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制定适用于全国的负面清单。
根据新华社报道,全国版负面清单将由国务院发布或批准发布。值得关注的是,如何处理全国版负面清单与其他3份清单(目录)的关系。
第一,目前在上海等4个自贸试验区实行的负面清单包括对50个行业的122项特别管理措施。全国版的负面清单是把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照搬过来,还是增加或者减少一些条目;以及在制定全国版清单后,自贸试验区的现行清单是否继续使用,是否保持相对于国内其他地区更高的开放水平,尚不得而知。全国版负面清单是否能像《外国投资法》(草案)所说的那样,对于所有限制类条目均“详细列明对外国投资的限制条件”,而不是笼统地说须经审批或者在清单中列明一些条件而实际上还存在其他限制条件,也值得期待。
第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自1995年首次公布以来,历经六次修改,已成为中国对外资进行准入管理的最重要抓手。与负面清单仅列出禁止类和限制类不同,该目录采取正面列举和负面清单相结合的方式,将外资项目分为鼓励类、限制类、禁止类和允许类4类(目录仅列前3类,未列在目录中的即为允许类)。在全国版负面清单出台后,《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或将退出历史舞台,中国外资管理将由“产业目录时代”进入“负面清单时代”。
第三,中美投资协定谈判已经进入冲刺阶段,而负面清单是当前谈判的重点和难点。曾经有说法认为,中方会等待中美达成协议之后才在国内立法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此次修法一方面表明,中国对扩大开放持积极主动态度;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就开放水平而言,全国版负面清单可能不会“一步到位”,而是会为对外谈判留有余地,待谈判达成协议后再适当调整国内负面清单(可能全面调整从而适用于来自所有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投资,也可能仅是对美国投资调整适用中美协定下达成的负面清单)。
综合来看,全国版负面清单在形式上可能比较接近自贸区负面清单,在实质开放水平上很可能高于2015年版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而低于美方在中美投资协定谈判中的要价,高于还是低于自贸区负面清单则较难判断。
二、出台对负面清单以外领域外商投资的管理办法
在4个自贸试验区,管理负面清单以外外商投资的基本原则是“内外资一致原则”,具体来说是取消行政审批,实行备案管理。根据商务部2015年4月发布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备案管理办法(试行)》,该备案管理模式的要点为:
第一,企业设立和重大事项变更均实行备案。其中,重大事项变更包括12项,分别是:投资总额变更,注册资本变更,股权、合作权益变更或转让,股权质押,合并、分立,经营范围变更,经营期限变更,提前终止,出资方式、出资期限变更,中外合作企业外国合作者先行回收投资,企业名称变更,注册地址变更。
第二,可以事前备案,也可以事后备案。对于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而言,可以在获得企业名称预核准之后、取得企业营业执照之前备案,也可以在取得企业营业执照之后30日内办理备案。对于重要事项变更而言,可以在变更之前备案,也可以在变更之后(例如换发新的营业执照之后)30日内办理备案。
第三,实行在线备案、高效备案。外国投资者或外商投资企业通过自贸试验区一口受理平台在线填报和提交《设立备案申报表》或《变更事项申报表》。备案机构(自贸试验区管理机构)对属于备案范围的申报事项,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备案。
第四,加强事中事后监管。首先,企业应在每年6月30日前登录备案系统,填报《外商投资企业投资经营情况年度报告表》;其次,备案机构对外国投资者及外商投资企业遵守外商投资法律法规规定情况实施监督检查,包括定期抽查、根据举报进行检查等;检查发现存在违反外商投资法律法规规定情形的,依法开展调查和处罚;再次,将相关备案信息和其他反映企业诚信状况的信息纳入商务部外商(港澳台侨)投资诚信档案系统,并采取适当方式予以公示。
此次修法后,上述备案管理模式预计会推广到全国,具体方式可能是由国务院制定一部行政法规,也可能是由商务部制定规章。
三、法规清理
当前的外资全面审批制不仅体现在《外资企业法》等4部法律中,还贯彻落实于大量的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中,例如国务院为“三资企业法”配套发布的实施条例或实施细则以及《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商务部或原外经贸部等部门发布的《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合并与分立的规定》等。因此,随着4部法律的修改,有关部门预计将开展较大规模的法规清理工作,修改甚至废止相当数量的法律文件。
此次修法对外商投资实务的影响
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取消全面审批制,对于外商投资实务无疑是重大利好。目前,外商投资企业的“生老病死”,包括设立、分立、合并、解散、延长经营期限、扩大经营范围、增资、减资、变更出资方式和出资期限等,均需要审批。取消全面审批制后,将在多个方面有利于外商投资。
一是减少交易的不确定性。当前体制下,虽然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申请绝大多数都获得批准,但审批制固有的性质,加上不同地方甚至不同官员对于法律、政策的理解不完全一致,导致批与不批的不确定性始终存在。备案制虽然不能完全消除不确定性(例如项目属于负面清单以内还是以外有时可能不明确),但将大大减少不确定性。
二是缩短交易时间,提高效率。当前体制下,尽管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项目最终获得批准,但审批流程耗时费力,有的要经过区、市、省甚至中央多个层级,影响交易进度,严重的甚至导致交易取消。实行备案制后,企业可以先进行工商登记,然后在30日内办理备案。
三是增加交易的灵活性,有利创新。当前体制下,外商投资的合同、章程须经主管部门审批,而一些地方对合同、章程条款的干预较多,妨碍了投资者的意思自治,扼杀了交易创新,甚至导致“阴阳合同”的大量存在。实行备案制后,合同、章程无需提交审批,也无需备案,投资者可以设计最符合商业利益的合同、章程条款。
当然,修改法律仅是第一步,负面清单的制定、配套管理措施的出台以及现有法规的清理需要一段时间,新制度的优越性将逐步显现。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企业可以关注和参与这一进程,并视情调整拟议中的投资安排。
人大代表:明确“备案”期限
延伸阅读
8月30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外资企业法等4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进行了分组审议。
此次修改涉及“外资三法”(外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四部法律,主要内容是将过去规定行政审批的部分事项改为备案管理。这是将2013年出台,即将于今年9月底到期的自贸区试点成果上升为法律的体现。
如该修改通过,自贸区实施的简政放权措施将推广至全国施行。
李盛霖代表在审议中建议,国务院有关部门要认真做好这个议案通过以后的准备工作。“过去是在上海、天津,福建这些地区进行的试点,试点有很好的效果。议案通过后,将在全国全面推开,各地的基础和条件不一,做好准备工作非常重要。比如说,议案通过后,要尽快拿出适用于全国的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尽快拿出配套的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的管理办法。又比如,各地的商务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的服务水平,服务能力都要跟上,尽快适应新要求,要对工作人员组织专项培训。“
董中原代表建议,明确界定修正草案中关于”适用备案管理“表述的具体含义,因为在不同的法律规定中”备案“有不同的含义,实践中可以区分为”事前备案“和“事后备案”,也可以区分为“审批型备案”和“报告型备案”。在实际操作中,不同的经办机构一旦理解不一致,就容易发生混乱。同样的,“备案”的期限也应当明确,例如是在备案事由发生前或发生后，多长时间内予以备案?逾期没有备案的给予何种处罚措施?
他还呼吁,由于外资三法和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制定于改革开放初期，已经严重滞后于当前的法律环境及国内外经济环境,亟需做出重大调整和修改，建议早日清理并修改不合时宜的旧法,制定出台具有现代法治理念的统一的外商投资法。
多数发言代表与他持相似观点,都认为对涉外投资法律需尽快全面修改。
郎胜代表指出.就自贸区实际上共出台了两个授权决定，一是2013年8月授权上海自贸区的,今年9月到期,涉及外资三法:二是2014年12月授权广东、天津、福建自贸区.进一步推广到了另外三个地方,这个授权决定还没有到期。从此次修法决定来看,改革已经推广到全国,覆盖了另外四个自贸区,这样,在此之前的授权决定也就没有再独立存在的意义。他建议,在人大常委会通过四部法律修正案的时候,对这两个授权决定的法律效力做出明确交代。
汪毅夫代表认为,尽管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也涉及了外资三法修改的内容,但是台资不等于外资,台湾同胞保护法也不是外资法;从工作的层面上说,国务院合并送审,人大应该分别做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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