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行为研究

政府行为研究（共12篇）

政府行为研究 篇1

摘要：证券市场是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运行的。我国证券市场的运行往往受政府行为主导, 政府行为不仅导致市场的波动, 而且还可以改变市场运行的方向。政府主导市场的结果是扭曲了投资者行为, 加大了市场“泡沫”, 并为利益集团寻租创造了条件。

关键词：证券市场运行,市场机制,政府行为

投资者行为理论认为在信息充分的条件下, 投资者能够甄别企业并能对企业价值做出客观的评价, 证券价格是衡量企业经营水平的尺度。由于证券市场的投资者理性投资使证券价格能够正确的评估企业的经营水平并与宏观经济运行相协调, 因而证券市场的运行机制是证券价格反映企业的经营发展状况和实体经济运行周期, 其在微观上具有以价值发现为基础的优化资源配置、宏观上具有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其内在机理是优质的上市公司, 其股票价格就高, 社会资本也就会向这些公司集中;同时, 优质的企业又能创造相应的价值, 投资者从中得到满意的回报。这种以价值发现功能为基础的市场机制运行的结果, 优化了资源配置, 增加了投资者的财富, 促进了经济增长。证券市场理论表明了证券价格的形成机制, 揭示了股票市场的运行规律:即在以完善的市场制度为依托、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经济当事人具有贝叶斯理性并能无障碍获得市场信息条件下, 股票市场能够实现均衡;均衡的市场才是有效的市场;在均衡的证券市场, 所有投资者的机会是均等的, 而且大部分投资者能够获得平均收益, 投资者可以根据个人的效用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 选择不同的投资组合;证券市场的价格呈布朗运动, 市场价格变动呈随机游走规律, 使得操纵市场、误导投资者的行为不易发生。同时也说明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证券市场主要受到市场机制的影响, 其运行呈现一定的规律性。作为股票市场的管理者的政府在市场中应发挥有限的作用, 这种作用主要是完善市场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者及中介机构行为、健全交易程序和强化市场监管。政府不应直接干预市场, 只有在市场失效时, 政府才应利用法规及政策手段加以调控。

我国证券市场是在政府的作用下发展起来的。在证券市场发展初期, 政府干预市场的目的是保护市场的正常运行, 防止证券市场过热和过冷对实体经济产生冲击。所以, 尽管这一时期证券市场的运行也受到政府干预的影响, 大起大落。但运行趋势基本符合经济学理论所描述的市场特征。证券市场的走势与宏观经济运行关联性较高。随着证券市场规模的扩大, 融资数量的增加, 政府对证券市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政府将证券市场服务于国企改革作为经济战略加以强化, 政府开始全面介入证券市场, “政策市”也由此产生。本文以主流金融理论和政府行为理论为基础, 分析政府行为对投资者投资行为产生的影响。

一、政府干预行为改变了证券市场运行规律, 不利于投资者理性预期

证券价格的波动是证券市场运行的基本特征之一, 正常的市场波动有利于证券市场价值发现功能的发挥。实体经济的运行趋势具有不确定性, 加上投资者的心理特征及信息的不对称, 必然导致市场的波动。但这种波动具有以下两个特征:一是这种市场波动在一定运行趋势下的波动, 是对实体经济运行的一种反映, 在宏观经济运行趋势没有发生变化以前, 证券市场运行格局也不会发生变化 (当然证券市场会提前反映经济形势的变化) 。二是市场机制会自动修复市场波动。由于市场的理性预期和投资者的套利机制, 会使每一次的市场波动的幅度逐步减小, 系统风险逐步降低。从这个意义上说, 证券市场的波动是证券市场的基本特征之一, 有利于价格回归价值, 有利于证券市场的功能发挥。但我国证券市场的波动并非是基于宏观经济的反映, 而是政府行为的主导;投资者对市场波动的反映不是基于宏观经济预期, 而是基于政府行为预期。政府行为直接导致市场波动的幅度加大, 使证券价格变化脱离反映内在价值的运行规律。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的分析来说明这一结论。

我国政府干预行为不仅导致证券价格大幅波动, 而且它还可以改变市场运行的方向。如果说1996年以前, 政府干预市场的特征只是导致证券价格的大幅波动, 而没有改变市场的运行方向, 那么1996年以后, 政府对证券市场的干预不仅使证券价格大幅波动, 而且还可以改变市场运行格局。1996年以来, 我国经济增长率呈逐年下降趋势, GDP增长率从1993年13.4%的峰值, 下降至1996年的9.7%, 到1999年更下降至7.1%;1997年以后, 东南亚金融危机, 虽然没有直接波及我国, 但对我国的外贸出口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加上当时中国政府坚持人民币汇率不贬值, 使中国经济增长的压力更大。所以1997年以后, 我国的上市公司经营业绩普遍下滑。也正是在这种失业率居高不下、国内需求不足、投资下降的情况下, 政府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了证券市场。于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对证券市场的支持开始了。先是上海与深圳市政府竞相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吸引企业上市与投资者进入市场, 同时国务院各职能部门采取措施, 扩大资金入市渠道;接着《人民日报》评论员发表文章, 鼓励投资者投资证券市场。正是在这一整套政策的支持下, 我国证券市场在1996年以后走出了一轮独立于实体经济运行的大幅度上升行情。上证指数由1996年初的500余点, 一直上涨至2001年6月底的2245点, 深圳指数由不到1000点上涨5000余点, 大部分股票上涨了3-5倍。但是另一方面, 在这5年中, 我国上市公司的价值并没有没有增加, 有些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甚至有所下降。

政府行为对投资者理性预期的另一方面是国家信用在证券市场上的过度倾斜, 这实质为新兴证券市场的发展提供了一种“隐性担保契约”①。我国政府既是证券市场的组织者、管理者, 又是上市公司最大股东的代表。一方面, 政府具有干预证券市场运行的责任感, 既不愿让证券市场过于火热影响实体经济, 也不愿意市场过于低迷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另一方面, 作为上市场公司的最大股东, 政府自然有一种希望证券市场的繁荣的倾向。从我国证券市场运行的历程看, 只要在市场低迷时, 政府就会动用各种政策手段, 出台“利好”来提升市场信心。这种政府对市场频繁的支持行为, 在使投资者获得源于政策支持收益的同时, 也使投资者对政府支持形成稳定的心理预期, 政府行为与政策逐步成为左右投资者行为的基本因素, 而市场机制对证券价格的影响因素被弱化。

在政府行为对证券市场运行提供“隐性担保”的前提下, 政府行为成投资者行为的目标函数, 追求政策性收益成为优先选择, 而由正常的企业价值与资本增值所决定的市场收益被淡化。因为, 投资者总是追求收益最大化, 在投机收益大于投资收益的情况下, 投机便成为一种理性选择。而当每个投资者理性选择的同时, 必然导致整个市场的非理性投机。因此, 尽管中国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 市场规模大幅扩大, 但“大多数股票价格与盈利能力相比的比率奇高, 以至丧失了投资价值, 只能成为投机赌博的工具”②。纵观我国证券市场运行的历史, 大部分时期股票价格在高位运行, 尤其是1996至2001年和2006年以来两次“牛市”行情, 市盈率超过50倍, 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这种脱离了实体经济运行的证券市场并非市场主体的非理性所致, 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行为的“隐性担保”。

二、政府对证券市场运行目标定位加大市场“泡沫”, 导致投机气氛浓厚, 并为利益集团寻租创造了条件

我国政府对证券市场运行目标定位首先考虑的是企业融资。由于财政体制与银行体制的改革, 企业原有的资金周转方式发生了变化, 导致我国企业改革过程中面临最大的难题之一就是资金供给不足, 而证券市场正好成为新的募集资金的渠道。证券市场形成之初主要是地方政府利用证券市场为本地企业服务;1996年以后, 中央政府开始强调证券市场筹资集金的作用, 并将证券市场作为国有大中型企业募集资金的渠道。不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要达到通过证券市场募集资金的目的, 其前提条件都是必须要有投资者参与证券市场。那么如何让投资者参与证券市场呢?根据投资者行为理论, 投资者是逐利的, 只有当投资者预期参与市场有利可图时, 他们自然就会投资证券市场。但问题的关键是我国证券市场并不具有经济理论所描述的投资价值, 因为企业的经营业绩并没有足够的吸引力, 使居民参与证券市场投资。一方面企业需要资金, 另一方面企业现实对社会资金又没有吸引力。由于政府权力的特殊性以及我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使我国的投资者对政府政策和政府行为有很强的依赖性, 只要政府出台相应的政策支持证券市场, 再加上舆论工具的作用, “羊群效应”就会产生;主流经济学所认同的理性投资者就会失去生存空间, 而“噪声交易者”就会成为决定市场运行的主导力量。正因为如此, 每当证券市场低迷时, 或者说每当证券市场影响到了企业融资时, 政府就会出台“救市”政策, 这是我国政府对证券市场的目标定位所决定的。

同时政府干预证券市场也是为了增加社会财富、缓解社会矛盾、提高政府形象。证券市场作为一个相对透明、公开的投资场所, 它不仅为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提供了同一竞技平台, 也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 增加国民收入, 提升政府形象。如果按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时加上证指数100点为基点, 到2007年8月底, 不同的股票理论价格应该上涨35倍。目前两市投资人数超1亿, 如果再加上庞大的基金投资群体, 证券市场涉及的人数更多。这样一个庞大市场的每一次波动都会影响这样一个群体的利益。所以政府更乐意看到市场的活跃和证券价格的上涨。就拿2006年以来的证券市场来讲, 首先是国家财富获得了巨大的增值。2006年以前, 两市上市公司市值不到5万亿人民币, 目前已超过30万亿人民币, 如果国家直接持股和国家控股占60%的话, 国家财富增值近10万亿人民币, 相当于一半的GDP产值。同时, 如果2007年以来按每天平均2000亿的成交金额来计算, 每天的印花税超过6亿, 全年近2000亿。而广大投资者的财富也大幅度增值。2006年以来, 不论是直接投资证券市场, 还是超过购买证券基金间接投资证券市场, 都获得了罕见的收益。正因为如此, 对于2006年以来我国证券市场的活跃, 尤其是2007年以来证券价格的大幅上涨, 政府表现出了十分矛盾的态度, 一方面证券价格的上涨, 背离了其内在价值, 会为以后的经济运行留下了隐患, 政府有干预的动机;但同时由于证券价格上涨给社会各个群体带来了收益, 社会呈现歌舞升平的大好形势, 政府不愿看到市场下跌而受到责难等负面影响。政府与市场博弈的结果, 最终政府行为还是倾向以不同的方式维持证券市场的活跃, 在市场低迷时, 不惜以“政府信用”作担保来动员投资者参与证券市场。

政府目标定位不仅导致市场泡沫, 而且也为利益集团寻租创造了条件。我国证券市场经过1996年初至1997年上半年的活跃之后, 1997年下半年开始调整, 市场的低迷, 使国营企业从证券市场融资变得十分困难, 尤其是刚把融资目标定位在证券市场的中央国营大型企业更希望通过证券市场直接融资, 而一个活跃的市场是直接融资的前提条件;同时1996年进入证券市场的资金因1997年以后市场的下跌, 损失惨重, 其中包括券商、银行和国营企业的资金③, 他们对1997年以来证券市场的持续下跌十分不满, 希望政府“救市”。此外1999年以后, 被正式允许进入证券市场的国营企业、国营控股企业, 上市公司的资金也需要从证券市场获得收益, 所有这些都构成了证券市场的“多头同盟”, 他们有足够的动力影响政府出台有利于证券市场活跃的政策。我们不知道这些利益集团是通过什么方法影响政府行为的, 但我们能够发现1999年以后政府的确出台大量的“利好”。5.19行情正是在这些“利好”的作用下发动起来向纵深延伸的。

证券市场对社会经济的作用不仅为金融理论所认同, 也被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所实证。但对于经济转型国家来说, 在如何发展证券市场、为经济服务方面则有不同的路径选择。主流理论将证券市场看成是市场机制运作的典范, 代表市场机制运行的理想状态, 只有具备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 市场参与者在效用最大化的条件下, 依据一定的规则自由地进出市场, 才能达到证券市场的均衡, 实现帕累托效率。这种自由的市场制度是证券市场功能有效发挥的前提。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 政府则是通过赶超模式在证券市场的制度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但不论是发达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价值体系的形成则都是以投资者对企业价值和宏观经济的判断为依据的, 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必须以市场机制运行为基础, 政府行为在证券市场中的合理边界是不能超越投资者对证券价值的理性预期。我国证券市场是在政府推动下发展起来的, 政府全面参与证券市场运行成为我国证券市场发展进程中的常态, 一方面政府的干预行为直接推动了证券市场的发展, 有利于证券市场服务于改革, 服务于政府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 由于政府干预中的“政府失灵”蕴含了与市场规律不相融的行为, 降低了市场效率, 妨碍了证券市场功能的发挥。因此, 转变政府观念, 明确政府在证券市场中的职能, 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 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使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预期建立在宏观经济和上市公司经营方面, 减少证券市场对政府行为的依赖, 让投资者享有公正、公平的投资环境, 是我国证券市场目前面临的迫切任务。

参考文献

[1]丁宏术.中国证券市场功能、主体行为与制度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8.

[2]黄复兴.中国证券市场制度风险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3]王洪波, 宋国梁.资本陷阱.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3.

[4]王兰军.股票市场功能演进与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3.

政府行为研究 篇2

摘要：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包括处理城镇建设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政府部门间内部协调关系，政府治理与社会公共服务之间的关系。一带一路建设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乡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出来。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限制，城乡差距的扩大，城乡矛盾趋于尖锐，继而产生资源条件恶化等一系列问题。因此，需要地方政府提高自身的环境治理能力，优化地方政府环境，致力于实现城乡一体化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镇化，以切实推进城镇化的进程。

关键词：一带一路；城镇化；地方政府；环境治理

中图分类号：F29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7）04-0020-02

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为了应对我国加速的城镇化发展步伐以及对于地方治理的迫切需要，地方政府亟需加强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能力，在我国政府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背景下，地方政府更应尽快找准自身的定位与责任，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要提高自身的治理能力。

一、提高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的重要性

（一）应对城镇化进程中环境问题的必然要求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及日渐繁荣，我国民众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要求有一个整洁、绿色、健康的生活环境。近年来，我国多地雾霾加重，环境污染及环保抗争事件频频发生，造成周边环境污染、农作物减产、居民健康受到损害，目前环境污染已然成为我国城镇化推进与可持续发展的阻碍因素。因此，探讨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的影响因素，以及如何将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能力与经济增长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提高到同一层次，是城镇化进程中地方政府需要着重研究的内容。

（二）生态环境管理的内在需要

发展与环境是密不可分的，进入21世纪以来，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生态环境的恶化不仅影响到当地的可持续发展，并会波及到全国乃至国际，造成整个国家和地区环境安全问题。各国政府已经把生态环境问题摆在了政府环境治理的前线，并成为未来政府职能转变的第一要务。由于政府管理和服务职能的扩张，进行环境治理，提供保护环境的公共物品，成为必须要具备的职能之一。

（三）构建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社会的必然选择

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进行研究，是我国构建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必然选择。作为我国生态建设与文明发展的重要推进时期，生态文明建设逐渐成为城镇化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环境保护也成为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内容。建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我国实现现代化发展，推进城镇化进程的重要措施。有报告认为，地方政府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以及经济建设方面都承担着重要的角色。我国在实施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的过程中采用自上而下的推进措施，也就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推进的政策。如果地方政府没有好的执行力，那么中央政府下发的决策与制度就不能够有效的执行，因此也就影响了整个城镇化建设的进程。

二、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不足现状

（一）地方政府财政配置能力不足

1.在城镇化发展的进程中，公共财政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而中央政府出台的以投资性财政支出体系为主的财政体制制约了公共财政所应该发挥的作用。一些地方政府盲目追求经济的增长而忽略了其应该负责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将中央政府下发的少量财政资金用于发展见效快的短期经济，违背了可持续的发展理念。

2.分税制限制了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我国目前的税制是采用分税制的方法，由于中央和地方的事务权力和财产权力得不到统一，一部分投资和建设工程的财政拨款没有明确的投资方，本应由中央财政拨款支持的建设项目落在了地方政府的身上，也正因如此，限制了城镇化的健康发展。而财政支付制度是建立在税收返还的基础上，主要表现在中央政府给予省级政府的资金支持与划拨额度，而对于省级以下的地方政府却没有做出相关的专项政策与规定。因此县级、乡级地方政府并没有因为此项制度而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

3.专项资金使用落实不到位。对于我国目前资金制度来说，专项资金使用制度并未对城镇化建设相关作出专项规定，因此也不能使制度完全应用于城镇化进程中，导致在城镇化进程中所需资金来源不确定，不能保障相关政策及法律法规的正常运行。

正是基于以上几点，使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的城镇化建设项目的推进主要依靠土地拍卖，融资等方式获取所需资金，然而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等方式获取资金却容易带来诸多资金问题如房价涨幅大，房价过高，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共服务发展不相协调等问题，因此要想提高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地方政府的财政改革势在必行。

（二）地方政府回应能力不足

所谓地方政府的回应能力，即通过一定渠道，地方政府部门及公务人员向社会公众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以及信访事件进行感知并作出反应的能力。因此作为政府部门来说，其回应能力可以包括感知和作出反应两个部分。而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进程中，一些地方政府将城镇化与其他发展脱离，只注重眼前的城镇化发展现状与政府短时间政绩，尤其没有注重当地公共服务与民众的需求，尤其没有与当地环境发展水平相适应。因此出现了PX项目爆炸事件、城市周边环境污染、农作物减产、强拆事件等的发生。

.（三）地方政府的整合能力不足

在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过程中，地方政府对于其所管辖的不同地区和不同层次的利益进行整合的力度以及效果，称为地方政府的整合能力。而在城镇化发展和环境建设中，环境及资源整合的问题也时常出现。地方政府管?内不合理规划及乱建现象屡有发生，影响城市整体形象，以及景观环境，同时造成资源浪费。城镇化进程伴随着建完拆，拆完再建的恶性循环，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另外，在地方政府整合方面还存在资源共享方面的问题。地方政府管辖区域的各项优势资源不能够充分整合，因此会导致区域发展不协调现象的发生，因而当地城镇化无法达到整体性向前推进，影响城镇化的有序进行。

三、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提升的有效措施

（一）提高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的有效性

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时刻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树立生态文明理念，推行循环经济，是城镇化继续推进的必然要求。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在一些领域采取了相关措施，出台相关法?政策来消除城镇建设和经济建设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北京政府建立了关于环境保护的相关制度，以及一系列法律法规，使环境破坏及资源浪费现象得到有效缓解。中央政府也在环境保护方面对地方政府进行权力下放，使地方政府能够根据当地发展现状和实际条件进行管理和调整。由于我国目前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仍然与其他建设存在一定距离，因此方政府可以从以下方面采取措施，在生态文明层面发展建设，保护生态环境，有效提高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能力。

1.从价值观念进行转变。从传统以人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向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价值观进行转变，从以利益出发的价值观向生态经济型价值观进行转变，在经济建设的同时注重生态文明建设，将生态建设与经济建设结合起来，逐步建设整体性和生态经济型价值观。

2.将产业向生态产业转变。发展生态工业与生态农业，在物质上实现生态生产的同时，还要集中投资扶持信息产业，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优势为我国城镇化建设做出贡献。

3.对民众进行生态文明普及教育。对民众进行生态文明观的教育，使城镇化不仅是经济和环境上的城镇化，更是做到全社会的发展及进步，为进人生态文明时代做准备。

（二）健全环境服务供给的市场化机制

政府行为研究 篇3

[关键词] 旅游营销政府行为公共产品

近年来，旅游业作为一项新兴产业，已快速壮大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许多城市将旅游作为支柱产业来扶持。旅游市场营销作为提高城市知名度、扩大城市旅游市场占有率的重要手段，在整个旅游经济中占据更加突出的地位。做好城市旅游营销工作已成为有关部门关注并加以重视的问题。

一、政府利用公共财政参与旅游营销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营销是适应市场变化与竞争态势的企业经营活动，但旅游产业十分特殊，需要政府参与营销，所以，在城市旅游营销方面，除了企业外，政府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从旅游产品的特点看。

(1)旅游产品是综合性的产品。旅游产品不仅涉及各个部门，是行、游、住、食、购、娱六要素的综合。而且它包括有形的物质产品和无形的服务产品，而且两者难以分离。

(2)旅游产品是公共性产品。旅游产品是一种新型的公共产品。公共产品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外溢效应，公共物品的存在，能够增加社会福利，提高个人和企业的生产效率和效益。但公共产品存在“搭便车”的现象，即人们消费公共产品的多少并不与所付出的成本有直接的联系，在通常市场机制条件下，公共产品的生产在成本和收益上明显不对称，如果让作为市场竞争主体的企业来承担产品的生产，则得不到足够的报酬。因此，公共产品的生产与市场分散化决策之间是存在内在矛盾的，公共产品一般不能寄希望于在市场机制中产生，而应当主要由政府来承担。具体对于旅游业而言，首先，一个城市的旅游形象变好，会吸引大批旅游者来旅游，各个单个的旅游企业或与旅游相关的企业、个人都会受益。但是，倘若单个企业或个人去做整个城市的形象宣传乃至在这方面进行投资则他并不能收到这一行为全部或大部分的回报，在这种现实情况下，作为市场竞争主体的旅游企业，往往只关心自己的形象建设，对大量的公益性的、对域内企业和个人都有好处的形象建设都不会有动力去做。其次，旅游目的地形象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有关信息的制作、收集和传播。在一定区域内，对此进行投入，才能体现出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可以评估的比例，但是具体到单个企业，投入和产出又显然不对称。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利用公共财政进行整体形象旅游营销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2.从旅游产品的经营看，旅游活动是跨地域的，旅游经营自然是跨地域的，本身就要求一体化的市场和充分的空间，这是旅游产品商品化销售和产业化经营的前提，客观上要求政府的积极协调以符合经营和发展的需要。

3.从旅游产品销售看，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形象宣传，它是一种包括城市形象宣传在内的一种全方位的宣传；第二个层次是产品宣传，包括旅游线路、旅游活动、旅游企业形象等。形象宣传是产品宣传的基础，产品宣传是形象宣传的深化，二者共同构成旅游产品的销售，缺一不可。而形象宣传必须由政府出面承担才能奏效。

二、政府参与旅游营销的若干模式

在城市经济中，各国旅游业在行政管理上普遍与其他产业的管理有所不同，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政府扮演较大的强制角色，在当代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普通消费品或服务的生产中，政府作为“守夜人”的角色一般站得比较后，对竞争规则的制定和监督一般也都比较间接。但对旅游业的直接监管则普遍为各国所重视。

2.政府担负着较大的市场职能，尤其是营销责任。无论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或是新兴国家或地区香港，政府都花费巨资，动用各方资源，直接协助该行业拓展市场。

由于各个国家、各个城市处在不同的政治体制背景之下，又有其特定的旅游产业背景，因而政府在设计管理模式时，有较大的差异性。普遍的做法是将管理和监督职能直接归于政府，而将其他职能视各国各地区具体情况灵活处理。根据政府介入程度的深浅政府城市旅游营销可分为三种模式。

(1)政府进行少许监管型营销模式。该模式主要运用于美国，政府只负责少量的监管职能。因为美国的市场经济高度发达，旅游业也高度发达，已走过了需要扶持的阶段，因而政府不必承担市场拓展义务。

(2)政府主导和政府指导相结合型营销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中央行政当局负责全局性或区域性行政管理职责，并委托相应局、厅行使资金支持、规划和监督职责，政府和旅游企业合作成立半官方机构，负责重要的市场性职能。其中政府对市场性职能仍处于重要的指导地位并有资金投入，因而能对旅游业的发展起到重大作用。将政府主导和政府指导放在同等地位上的做法适应于市场经济基础较好，旅游业的发展处于上升阶段，政府渴望实现旅游业加速发展的国家或者地区。

(3)政府主导型营销模式。该模式的特征是：在市场机制作用有限、行业基础较为薄弱且系统的稳定性和抗干扰力较差的条件下，城市旅游对于政府的依赖性较强，它要求政府管理是全面的，能覆盖各有关行业；要求管理是权威的，能扫除各种非市场和市场障碍。

三、我国城市旅游营销中的政府应采取的方法和途径

我国是旅游大国，拥有自己经济背景，各级政府在旅游营销中应当在借鉴国外政府和地方相关做法的同时，结合中国和本地区的实际，采取切实有效的方法和措施。

1.选择合适的政府旅游营销模式。旅游营销模式在各国、各地区、各城市中差别较大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产业的不成熟性。由于该产业涉面太宽、制约因素太多、产业核心规模小，因而必须从社会系统工程的角度，由政府对各个制约因素进行调节。旅游业单独成为一个产业后，只在少数发达国家真正成了一种成熟的自然式产业。而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这一产业需求的不确定性仍然根源于不成熟性，因而要依赖于政府的扶持和调节来消除其脆弱性。但是随着旅游业的成熟，市场的作用会逐步地成长起来，政府在对旅游的营销中会逐步将自主权还给行业。根据我国旅游业不成熟这一实际情况，我们应当选择后两种政府旅游营销模式，而且以政府主导型模式为主。

2.政府主导型营销战略中要把握政府营销实施的要点。旅游业作为政府主导型产业地位的确定意味着政府和旅游企业同时作为旅游营销主体的形象出现。由于旅游产业是一新兴的产业，许多工作都在探索中，难免会造成政府或企业对在营销工作中应把握的重点不准确。

(1)在营销中若不能准确把握各自工作的侧重点，将产生许多弊端：①政府自身职能得不到很好发挥。在旅游营销工作中，政府既是旅游营销的主体，也是营销工作的协调者和管理者。政府对自身营销工作侧重点的把握偏差会影响其营销决策的偏差，工作中将会产生政企不分、越俎代庖等现象，从而使政府营销陷入具体的、繁杂的事务之中，其自身在营销工作中的市场調研、协调管理、形象宣传、为企业服务等职能无法全面、深入地发挥。

②企业对政府产生依赖性，营销能力减弱。由于政府的包办代替，企业习惯于坐享其成，营销主动性不强，这样势必导致企业自主营销能力减弱，在市场经济的风浪中缺乏竞争力。

③直接影响营销效果。政府与企业营销工作的侧重点把握不准，就会使整个营销工作陷入无序的状态，政企协作不和谐、营销环节脱节、企业营销行为短视、营销方案不科学等现象都将不同程度地出现，直接影响营销效果。

因此，在营销工作中，政府与企业应把握各自的侧重点，应该明确，政府进行旅游促销也是干预市场的一种形式，政府要严格掌握干预度。

3.我国旅游营销工作中政府具体的工作侧重点。在城市旅游营销中政府营销的重点是“整个目的地及其旅游产品”。政府应运用其影响力，以“经营城市”的理念，调动有效资源，宣传城市形象，增强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同时，做好市场调研，指导、管理、服务于企业，努力使营销工作科学、高效。具体有以下几方面的建议：

(1)对城市旅游目的地形象进行准确定位，围绕该主题加以推广。政府营销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升城市旅游目的地的知名度和形象。为了达到预期效果，政府在确定营销方略之前，必须对目的地形象进行明确的定位。如浙江的“诗画江南，山水浙江”；香港的“购物天堂，万象之都”。

(2)抓宣传，塑造旅游目的地形象。宣传在旅游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日益明显。在旅游市场上，如果不重视宣传工作，买卖双方的信息就得不到沟通，供给与需求两方面的距离都将不断扩大。宣传有助于树立起旅游城市的具体形象，使旅游消费者在接受宣传的过程中激起消费欲望。

(3)抓联合促销，为企业搭台。从旅游者的角度看，旅游目的地的旅游产品是一种总体性的产品，是各有关旅游企业为满足旅游者的多种需求而提供的设施和服务的总和。因此，政府作为营销主体在对外促销时所推销的也应该是这种概念上的旅游产品。这就要求政府充分发挥自身的协调功能优势，调动各方力量，促使各相关旅游企业资源上的有效组合，为形成以核心景区带动的、具有吸引力的旅游新产品提供服务。

(4)制订营销激励政策，引进竞争机制，培育旅行社。旅行社在旅游活动中扮演着双重角色，它既是旅游产品的组合者，又是旅游产品的销售者和代销者，在旅游者和旅游对象中所起的中介作用，它在为旅游者提供综合服务方面具有其独特的优势。一定要采取合理的方法培育旅行社。

4.加强旅游营销过程中的信息供给和管理。在旅游市场营销中，政府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加强对信息的供给和管理，创造公平、公开、公正的信息对称的旅游市场环境，以提高效率，减少失误，减少旅游消费市场上经营者欺诈的概率。

(1)政府要建立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强制有关经营者披露相关信息，对在媒体上发布错误信息者，要提出警告或对其行为进行披露。

(2)政府要在加强旅游经营管理的基础上增强信息传播的准确性。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应加强对旅游企业销售宣传活动中的信息监管职能，保证企业的各种销售、宣传材料，包括游程安排、接待标准、报价等内容的准确性、真实性。

(3)政府要加快建立旅游信息系统和旅游者问讯中心。由于旅游信息的公益性质，对旅游信息的提供和旅游信息系统的建立主要应由政府投资进行。政府应加强对旅游产品和服务信息的采集、发布和传播，提高市场透明度，这有助于克服旅游消费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弊端。另外，要建立旅游问讯网络。这既是旅游促销的基本手段，又可以杜绝一些违规旅游经营者利用游客因初到一个陌生城市信息高度缺乏而进行欺骗性宣传、拉客等损害旅游者权益的现象。

(4)加强旅游者投诉和投诉处理信息网络的建设。在旅游行业中旅游消费者受到欺诈后投诉的概率比较低，这是旅游消费者进行成本收益权衡之后的均衡结果。政府应该给旅游者提供便捷的投诉途径，并提高处理投诉的工作效率，以降低投诉的交易成本，以增加投诉者的收益，同时加大对欺诈者的惩罚力度。

(5)花大力气抓好旅游营销教育和培训。旅游营销是一个持续的战略，政府要着眼于未来，把见效较慢、周期长的旅游营销教育和培训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政府應该把营造市场意识作为市场营销的重点之一，花大力气抓旅游市场营销的教育、培训和辅导，提升主流市场营销人员的市场营销技能。如海南省聘请了世界旅游组织的专家，对海南旅游的发展进行了总体的规划，确立了旅游发展的总目标，制订了为实现目标而进行市场营销的方案和行动计划。

总之，政府在城市旅游营销中扮演何种角色，政府应采取哪些行为，要视旅游业发展的阶段来定。旅游业发展初期政府在旅游营销中要发挥“催化剂”作用，其触角涉及旅游营销的各个环节；随着旅游企业快速发展，政府的营销侧重点主要是规制和服务；到旅游业成熟时期，政府主要扮演协调者角色。另外，政府进行旅游营销的原则和界限，完全由营销是否具有公共产品生产特征所决定：凡具有公共产品特征的营销行为应当由政府来承担，只是关乎旅游企业经营业绩的营销行为，政府尽量避免运用财政资金去承担。

我国税收征管中政府行为研究 篇4

(一) 政府过多干预。

由于政府自身及外部诸多问题的存在, 政府在调控宏观经济的过程中, 这只“有形的手”很难正确的把握干预经济的度。一方面政府履行职能具有强制性, 这就导致政府在政策的制定、措施的执行等方面存在偏差, 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现象频繁出现, 同时也会产生低效、低质的劳动, 资源不能得到有效利用;另一方面政府若干预过多, 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政府扩张, 出现机构冗杂, 机构之间责任不够分明, 大量闲置人力物力产生, 政府管理成本增多, 履行职责、服务大众水平下降。一些地方政府盲目追求税收的增长, 往往通过制定税收指标, 并将其下达给各税务机关来干预税收征管工作。这种方式可能会使经济状况欠佳时, 出现寅吃卯粮情形;经济态势良好时少征或不征税款的违规操作行为频繁发生, 制约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

(二) 机构设置不合理, 部门间缺乏衔接性。

一是税务机关按照职能、性质设置部门单位, 然而部门之间信息却没有做到共享, 信息相对封闭;二是税务机关组织层级多, 工作分配环节多。纳税人办理涉税事物时程序较为复杂, 税务机关办事效率偏低;三是部门间缺乏相互监督, 相互制约机制。税收征管过程中, 出现责任过错等问题时追究不到位, 不能明确到具体的部门单位。

(三) 税收征管刚性不足。

我国的税收稽查工作不到位、力度较小, 重查轻罚现象普遍存在。在税收计划指标的影响下, 稽查工作往往仅从完成税收任务出发, 从而增大了稽查的弹性, 弱化了执法的刚性。在实际工作中, 税务机关的征收、管理、稽查部门各自为政, 缺乏相互衔接, 致使在日常征管中发现的偷逃税款情况时, 各部门经常自行处理而不及时向稽查部门报送, 造成征管和稽查之间信息严重不对称。在稽查环节中, 还存在处罚力度不够, 一些税务案件仅通过补缴税款和轻微处罚处理, 极大削弱税收征管的刚性。

二、原因分析

(一) 税收法制不健全。

政府作为税收征管的主体, 要想使征管工作顺利开展需有法律法规作为支撑。而我国税收法律文件偏少、层级偏低, 现行的多以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形式存在, 可以说税收法制建设处于薄弱的环节, 极大地影响了税法的权威性, 给违法犯罪行为发生提供可能。

我国地方政府及税务机关拥有一定的税收裁量权, 但是在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下, 税收及税收征管工作会存在着差异, 从而在实际执行中, 因为不存在统一的衡量标准, 会产生各地区之间税收执法的不公平、不公正现象。

(二) 税务机关办理税收征管工作环境欠佳。

一方面纳税申报制度是我国税收征缴重要制度, 但由于我国执法机关执法力度不严, 且个别机关存在擅自更改征缴制度程序, 损害税收法律法规的统一性及严肃性, 也会为违法犯罪行为提供可能;部分税务人员素质偏低, 缺乏对法律法规的认识, 从而出现执法处罚不到位的行为;另一方面公民依法纳税意识淡薄。这与纳税人所处税收执法环境及自身素质存在密切联系。如果一个地区纳税人纳税意识普遍偏低, 也会对整个地区的纳税环境产生影响。税收征管工作难以有效开展, 税收无法及时足额入库。

(三) 征管模式缺乏系统、完整性, 没能建立起有效的税收征管体系。

税务机构部门设置复杂, 管理层次多, 部门之间信息不畅, 信息不能达到共享。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政府征收成本, 产生低效率、低质量的税收征管工作;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部门协作机制、信息共享机制。仅仅依靠税务机关很难对纳税人进行有效监督管理, 征管漏洞百出使得不法分子有机可乘, 导致税款严重流失。

三、税收征管中优化政府行为对策建议

(一) 加强税收法制建设

1、建立健全税收征管法律法规体系。

针对当前税收征管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广泛征求纳税人和社会各界的提议, 并将其收集整理, 为法律法规制定提供依据;政府应当树立税收征管和纳税服务新理念, 在借鉴国外发达国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 结合实际, 进一步完善税收征管法及相关法律法规, 增加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 使税收征管法更符合我国实际情况。

2、执法方面做到公正严格。

一方面规范税收行政执法责任制, 以责任为标准设定相对应的执法岗位并确定岗位职责。通过多种考核方式选拔人才, 使得行政执法人员的素质与其职责相匹配, 从而做到合理配置人力资源, 提高税收执法的效率和质量;另一方面税务机关制定相应的执法责任标准, 对其行政人员实行全面的考评及责任追究。这种方式有利于保障税收职能的实现, 及税收工作任务的完成。责任到人使得执法人员规范执法, 在税收征管中加强自我约束行为, 减少执法人员违法违规行为发生。

(二) 完善税收征管体系

一是建立完善符合当前实际的税收申报征收体系。税务申报是税务机关征管业务的首要环节, 是纳税评估和税源监控的基础。

二是建立现代纳税服务体系。在当前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下, 需要改变政府性质, 实现由管理型向服务型政府转变。逐步提高政府的纳税服务水平和质量, 开展有效的纳税服务, 构建和谐的征纳双方的关系。

(三) 健全税收信用体系。

诚信是市场经济运行不可或缺原则, 一个完善的税收机制, 既要有法律体系的外在约束, 也要讲求信用。从政府方面而言, 应该做到:一是完善公共财政制度, 提高财政支出透明度, 促进政府诚信用税;二是完善税收信用激励机制, 设置纳税信用等级, 对纳税人实行分类管理, 区别对待, 信用等级高的纳税人在管理上可以享有一定的税收优惠;三是建立失信惩罚制度。对在税收信用上存在不良记录的企业及个人, 加大处罚力度并加强监管。

(四) 加强税收宣传教育活动, 营造良好的税收征纳环境

首先, 建立各类税收政策、法规解读中心。设置咨询服务处, 对纳税人遇到的问题进行有效解答并予以准确指导, 为纳税人提供更加规范的服务, 提高服务质量及水平。

其次, 通过各种形式来宣传税收法律及税收相关知识。通过报纸、宣传材料、举办讲座等方式传播;也可以通过电视媒体、大型税收讲座达到宣传教育的目的, 从而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 增强依法纳税观念。

(五) 加强职业技能培训, 建立专业的人才队伍, 不断提高税务人员综合素质

第一, 高度重视人力资源, 优化配置。选择一批专业税务人员, 分别进入不同征管环节中, 起到良好的示范带头作用。帮助纳税人解决各种税收问题, 从而提高征管服务质量。

第二, 经常开展纳税服务专业技能培训。组织学习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提高其法制观念, 培养出一批综合素质高、服务能力强的纳税服务专业人才队伍。

第三, 倡导团队精神和服务型税收文化。经常开展一些税收文化活动, 鼓励团队协作, 从而引导税务人员增强对本职工作的认同感。增强税务人员的服务意识, 将纳税服务意识深入人心。

参考文献

[1]朱圣胜.我国税收征管的问题与对策研究[J].经营管理者, 2014.

[2]杨舒.我国税收征管中政府行为的优化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 2013.

[3]彭天乐.论我国税收征管制度的改革与完善[D].湖南大学, 2012.

会展发展政府行为 篇5

倩 [内容提要]

文化节庆和展会活动是世界范围内占有相当比重的新兴产业，是一个地区活力和发展潜力的体现，是不断增强地区辐射功能的战略选择。会展以其创造的高利润及对社会综合经济指数增长的强劲拉动力，被公认为前景广阔的朝阳产业。内蒙古政府高度重视会展的发展，优越的环境、相关产业基础和相关配套设施为内蒙古会展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每年的会展举办数量都以近30％的速度递增。内蒙古会展的举办能力已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但内蒙古的会展存在还很大的差距。要尽快确定发展目标，明确重点及布局。健全协调体系，健全会展法规体系，实行备案和准入，建立会展统计和资质评估，完善规划布局，加大对会展业发展的政策扶持，完善人才引进、培养、使用机制，加大会展业对外宣传力度，鼓励各方引承联办会展活动，引导会展业走向市场化和专业化。[关键词]

内蒙古 会展业 发展报告

正文

近年来，由文化节庆和展会活动构成的会展经济已成为世界范围内占有相当比重的新兴产业，会展业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业态也在顺势蓬勃发展，成为参与广泛、影响巨大，超越单纯经济行为的综合性社会活动和不折不扣的“第三产业的消费链”，会展业已成为衡量一个城市国际化程度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一个地区活力和发展潜力的体现，是不断增强地区辐射功能的战略选择。会展带来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将经济链条拉长，给城市的综合影响力、整体功能和城市营销带来重要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催生和提供了一大批就业机会，以其创造的高利润及对社会综合经济指数增长的强劲拉动力，被公认为前景广阔的朝阳产业。

一、内蒙古会展业发展环境

（一）政府高度重视，宏观强调发展

自治区党委、政府2003年11月2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快文化发展的决定》中强调：“构建以文化旅游、文艺演出、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博会展等文化产业为重点的文化产业体系”，在《自治区民族文化大区建设纲要》中指出：“大力拓展会展业。要在发挥政府引导作用的同时，引入市场机制，促进会展产业化。大力开拓国内外市场，积极承办具有国内外影响的重大展览及文化活动”。在杨晶主席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大力发展文博会展等服务业。”2010年巴特尔主席在《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打造提升商贸流通、住宿餐饮等传统服务业，加快发展会展业。”

（二）优越的环境和相关产业基础

内蒙古是我国与俄罗斯、蒙古国陆路交通的枢纽，绵延的边境线上有18个口岸，同时紧邻中国四大会展经济带中的两大会展经济带，即以北京为中心、天津为边翼的京津会展经济带和以沈阳、大连为龙头的东北会展经济带。凸显连接东北和华北、融入东北亚经济圈的地缘优势。随着内蒙古铁路、高速公路、民航机场等交通设施的不断完善。内蒙古特色优势产业凸显、优势的产业集群、丰富的草原文化和旅游资源都为内蒙古会展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保障。

（三）良好的基础条件和相关配套设施齐全

内蒙古现在有很多会展场馆，内蒙古展览馆、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内蒙古商品交易中心、包头国际会展中心、包头国际贸易中心、鄂尔多斯国际会展中心、赤峰国际会展中心、满洲里国际会展中心、通辽市国际会展中心、内蒙古博物院、乌兰恰特大剧院、呼和浩特体育场、人民会堂、美术馆、内蒙古赛马场、内蒙古体育馆等场地，基本上可满足会展活动的需要。会议酒店饭店餐饮接待能力特别是高档次会议接待能力进一步提升，200多个酒店会议设施完备。内蒙古现有会议展览节庆公司481家，与之相关的旅游演出、广告策划、装饰设计、运输物流公司有几千家。

二、内蒙古会展业成绩

内蒙古每年的会展举办数量都以近30％的速度递增。参加的客户和观众达200多万人，成交额达3亿多元，带动其它相关产业收入8亿多元，每年举办一次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节越办越好，昭君文化节又被评为中国十大节庆活动之一。每年两次的呼和浩特药品交易会，吸引近千家企业，近20万医药保健品从业人员参会。2007年，全区举办具备一定规模的各类会展活动达40多项，产生了数亿元的直接收入。组织举办了“2007年中国北方旅游交易会”、“2007中华民族商品交易会”和“2007中国西部文化产业博览会”等全国性大型会展，来自世界27个国家和地区、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国内161个城市、区内外500多家企业参会，签约金额总计达630多亿元。吸引了全国乃至俄罗斯、日本、蒙古国、韩国、美国等国家地区的数千家企业前来参会，参观总人数突破了60多万人次。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赤峰、满洲里的会展业发展迅速，锡林郭勒盟、呼伦贝尔市等地的草原那达慕节、阿尔山的冰雪节、阿盟的金秋胡杨节、乌兰牧骑艺术节、通辽万人赛马会等活动吸引着成千上万的宾客前去游览。内蒙古打造了草原文化节、昭君文化节、红山文化节等一系列知名会展品牌、又承办世界草地与草原大会和亚洲艺术节，这些会展节庆文博活动的成功举行，充分证明内蒙古会展的举办能力已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世界草地与草原大会、自主创新与民族品牌发展战略高峰论坛、草原文化研讨会、蒙医药博览会及学术研讨会、中国“俄罗斯年”满洲里投资洽谈会、中国东盟青年领袖会议、中国制造业论坛、2009(呼和浩特)中日经济合作会议、包头稀土产业发展论坛、亚洲文化部长圆桌会议、全国农业技术经济学科发展研讨会、2007国际生态卫生大会、全国农产品加工技术创新工作会议、呼和浩特投资贸易洽谈会等各种会议近千种。

（二）展览的举办情况

中国北方旅游交易会、中华民族商品交易会、第三届中国西部(呼和浩特)文化产业博览会、自治区成立60周年成就展览、内蒙古国际低碳产业及节能减排科技博览会、中俄经贸展、中俄蒙科技展和中俄绿色食品展、呼和浩特医药保健品交易会、全国医疗器械西部博览会、内蒙古国际农业博览会、国际风能及太阳能光伏展览会、呼和浩特房地产展览会、呼和浩特国际汽车展、包头稀土高新博览会、鄂尔多斯国际羊绒商品交易会、赤峰农博会等近百个展览。

（三）节庆活动的开展情况

内蒙古国际草原文化节、国际民间艺术节、昭君文化节、内蒙古旅游那达慕、包头稀土节、中俄蒙三国国际旅游节、黄河明珠乌海文化节、呼和浩特国际冰雪旅游节、第十一届亚洲艺术节及第四届鄂尔多斯国际文化节、成吉思汗文化节、呼伦贝尔市的草原旅游节、阿尔山的冰雪节、阿拉善盟的金秋胡杨节、阿拉善奇石文化旅游节、巴盟的蜜瓜节和乌盟的马铃薯节等六十多个内蒙古大型节庆活动。

（四）赛事演出活动开展情况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一、十二届运动会、第二届中蒙俄国际青少年运动会、首届鄂尔多斯国际那达慕大会暨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鄂尔多斯国际那达慕大会体育竞赛、通辽市的万人赛马会、内蒙古国际服装模特大赛、呼和浩特旅游形象大赛、中国第三届开雪节暨中俄蒙三国滑雪邀请赛、中俄蒙国际选美大赛暨第八届国际冰雪节、全国青少年网球排名赛等各种大型演出等几百种活动。

三、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管理和行业管理滞后、主管行政机构不到位

目前我区会展业发展的领导体制与运行机制还不健全，在整体规划、发展政策、组织管理、国际合作以及会展规模和品牌会展数量等方面还有较大差距，致使会展行业发展规划无从落实，相关法律法规建设滞后，市场环境难以得到有效改善，会展品牌推广及会展城市推介等方面也存在政府缺位问题。扎堆办节是常见的现象，效益不高，不少领导人对会展业的巨大带动作用认识不足，政策上也缺乏明确具体的鼓励措施，缺乏良好的激励环境，缺乏协作和整体性的发展规划及每年的计划和统计安排。

(二)体制不顺，缺乏制度规范和政策

内蒙古会展的主体呈多元化态势，既有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又有各种社会组织及展览公司等各类企业。诸多主体在办展过程中各自为政，无明确的行业管理部门，也无相应的规章制度和行业规范。缺乏行业约束机制，缺乏鼓励会展业发展的政策，我区会展业的市场化程度还很低，使行业发展缺乏后劲。我区会展业向外资和民营资本的开放不够充分，围绕会展行业的投融资机制暂时难以形成，会展领域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也就无从谈起。(三)机遇不够重视、号召力不强

内蒙处于中国正北方，有良好的区位优势。一些在华北、东北、西北的会展和会议完全可以来内蒙举行。内蒙边邻蒙古和俄罗斯，与欧洲也有便捷通道，再加上蒙古民族的国际性，因此，一些国际性（尤其是欧俄和蒙古的）会展和会议完全可以到内蒙来举行。这需要内蒙有关方面积极主动出击和联系，内蒙古会展业社会动员力度不够，发展会展业还没有形成社会共识，大企业对会展这一新兴产业意识不强。造成了目前内蒙古会展业主体弱的局面，周边区域产业基础利用不够。内蒙古很多的优势产业集群，没有成为发展会展的产业基础。高校、科研机构、跨国公司的资源没有充分发挥，举办国际性会议的氛围没有形成。

(四)展馆利用不足、服务意识差，缺乏高质量的专业会展人才

我区的展馆建设对于本区的硬件上说，是超前的，但同全国发达地区比，仍是滞后的。而软件配合上，会展的服务和管理跟不上形势需要造成会展设施闲置。使内蒙会展业滞后于本区经济发展速度。内蒙古缺乏资金雄厚、竞争力强的大型专业会展服务公司，缺乏具有良好的服务理念、擅长会展组织、了解国际惯例、超前预见性及熟练外语水平、富有实际操作经验的会展人才。缺乏必要的主体资质标准和展会评估机制，对于承办主体的准入尚缺乏严格的资质审查、评判。

（五）整体特色不鲜明，文化、品牌、科技含量不高

缺乏定位准、管理强、效益好、档次高、规模大、影响广、品牌亮的会展；整体特色不鲜明，会展旅游亟待发展。会展业是个综合性产业，也是体现该地区文化、科技的最明显的平台。我区的展会从选题上看，多是传统产业的展会，创新型、时尚型、高科技型的展会举办的并不多。我区搞了不少文化节的展会活动，文化和经济的双赢效益不明显。而科普型、公益型、高科技型展会更是举办很少。

四、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 统一思想、理清思路，明确目标和发展方向。以会展业的法制化、市场化、产业化和国际化发展为目标，以强化政府对会展业的规划、引导、服务、协调和扶持为核心，在巩固中小型会展的基础上重点培育特色化、规模化、效益型、品牌型会展。全面统筹、高点定位、科学谋划、精心运作，发挥区位优势和产业优势，以多种形式的会议、展览及大型赛事、演出活动为载体，延长会展产业链，逐步将我区打造成为既有自身特色优势又与国际会展业融合接轨的知名会展地区，新产品、新技术及时尚、潮流的发布中心，各种前沿理论和学术的交流中心，把会展业作为全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予以大力扶持，以旅游促会展，以会展兴旅游，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争取把内蒙古建成全国会展业服务体系相对健全、组织化程度和现代化水平相对较高、会展经济效益明显的地区之一，完善全区会展业发展服务体系和会展产业集聚区建设。

（二）发展原则

坚持专业化、市场化、品牌化、国际化的发展原则，逐步实现从依靠政府办展向依靠行业协会和企业办展转变；从综合性展会为主向专业性展会为主转变；从国内会展为主逐步向国际、国内会展并重转变；从多头办展向联合办展转变；从注重展会数量向注重展会质量转变；从注重商业利益向注重社会、经济效益并重转变。在空间布局上，通过区域定位、功能定位、资源整合、市场开拓和重点建设，规划形成规模效益明显、分布相对集中、特色优势突出的三大会展区域：呼-包-鄂区域、满洲里-呼伦贝尔区域、赤峰-通辽区域，并构筑、延伸会展产业链，推动会展业的地域集群化发展。

（三）发展目标

1、总体目标定位

经过3年的努力，把会展业培育成为内蒙古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文化产业中的主导产业，使内蒙古成为中国西部的工业、文化、医药、科技会展中心，会展的数量、质量均居于中国西部前列。

2、预期经济目标

展馆面积：2015年超过300万平方米，从业人员达3万人左右；会展数量：2015年达到200个，比“十五”期末增长61%。年递增幅达15%以上；会展经济交易额：2015年达到3000亿元，比“十五”期末增长105%，年递增幅达15%以上；会展业直接收入：2015年实现5.5亿元，年递增幅在20%以上；拉动相关产业增加收益：2015年实现100亿元，年递增幅在20%以上。

3、阶段发展目标

2011年，初步形成有利于会展业较快发展的良好环境；会展数量、规模、水平和综合效益稳步增长；初步建成一支适应内蒙古会展业发展要求的专业化人才队伍；2013年，遵循专业化、市场化、规范化、国际化的原则，以高科技尤其是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网络技术改造现有基础设施，并建立起会展信息管理网络体系；2015年，内蒙古拥有30个国家级会展品牌；拥有5个国家级先进会展城市；在宏观管理、微观运作、机制构建、资源配置、配套服务、市场竞争方面整体进入全国中等行列。

（四）发展重点及布局

结合内蒙古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建设以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赤峰、通辽、满洲里、呼伦贝尔7个会展城市为重点，以品牌会展为主打，以各盟市及边贸口岸为支撑的区域性会展布局，着力构建由“会展城市、品牌展会、专业展会”构成的多层次、广覆盖的会展体系。内蒙古会展业定位必须依托资源和产业优势，走差异性竞争路线，以特色赢市场创品牌，利用“羊煤土气”、草原文化等特色资源优势，以及乳业、电力、煤炭、冶金、化工、制药等特色产业优势，打造专业会展品牌。提高内蒙古会展业的核心竞争力。呼和浩特市应发挥首府优势，重点发展医药、民族文化、民族商品、旅游、乳业、绿色产品、国际经贸和节庆赛事类的特色高端会展；包头市应是“面向全国，辐射蒙、俄、东欧的区域性工业会展中心”，利用资源优势和物流优势，培育以冶金、稀土、电力、新材料、重型机械、重型汽车、化工、农畜产品加工、绿色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要内容的特色会展业；鄂尔多斯市应是“能源、资源和文化开发会展城市”，依托国家特定能源资源基地和民族文化，重点发展循环经济、环保节能、物流、文化、毛绒、矿产等会展。赤峰应重点发展历史文化、农业产品、绿色食品等会展，通辽应重点发展农业粮食和煤炭资源等会展、满洲里应重点发展边贸口岸、商贸交易等会展，呼伦贝尔应重点发展旅游文化资源方面的会展和节庆活动。

五、思路对策建议

要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整合资源、打造品牌”的思路大力发展。审视自己，科学定位、结合资源产业优势和区位特点，进行分类排队，围绕市场化、品牌化、国际化、法制化、专业化的方向，择优发展地制定目标，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从理顺管理体制入手，建立健全规章制度，统筹规划，明确整体定位和会展发展战略定位及会展区域定位。面向全国与国际，以政府的规划、引导、规范、服务和扶持为推动，以培育市场主体和品牌为核心，把会展业发展成为内蒙古经济的有力拉动点。

（一）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健全协调体系，形成推动发展合力

作为国家经济和国际贸易发展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许多国家从发展国际贸易、提升城市知名度等宏观角度制订一整套扶持、服务、规范、协调和发展计划，建议内蒙古建立会展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协调各相关职能部门，研究制定全市会展业发展规划和政策，统筹解决有关会展业重大问题，合力营造内蒙古会展业发展的最佳环境。成立内蒙古会展工作协调领导小组，抓好全面落实，召开全区会展工作会议，提高认识、形成共识、明确职责、部署工作。

(二)健全会展法规体系，实行备案和准入，建立会展统计和资质评估 建立健全管理体制。加强对会展活动的市场监管、完善办展活动中的有关治理机制、建立项目审查的协调机制。建立统一协调的会展市场监管体系。实行对各类会展举办核准、备案的“一站式”办理。制订《内蒙古会展业管理办法》、《内蒙古会展业发展指导目录》，制定内蒙古地区会展业规范及会展业办展资质分级标准，明确主承办方的准入条件，建立“盟市审批，自治区备案”的办会机制。建立内蒙古会展数据库，对展会活动和展会效益及时作出评价，对拟举办的重点展会实行事前和事后评估。对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进行评估，实行信用级别分级管理。对品牌展会进行评选和认定,逐步形成政府宏调调控、企业依法承办、市场规范运作的现代化会展运营体制。

（三）加强会展业发展规划，完善规划布局

按照内蒙古发展的总体规划和城市及产业发展规划，研究制定内蒙古会展节庆产业发展规划。要依托良好的区域优势和产业基础，抢抓内蒙古进入快速发展和国际国内产业大转移和大调整的历史性机遇，坚持跨越式发展和彰显区域特色的理念，合理布局，发挥独特的资源和环境优势，把会展业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完善功能和提升形象的重要方面列入发展总体规划，使会展业真正成为全区国民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和核心竞争力要素。调动各方面力量发展会展经济，支持本地自办会展与国际博览会嫁接合作。经过努力，形成各类设施功能完善、“会议、展览、节庆、演出、赛事、活动”多元、大中小会展竞相发展的新格局。

(四)加大对会展业发展的政策扶持，鼓励举办会展节庆活动

研究出台我区鼓励会展业发展的政策和会展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专项用于培育和引进大型品牌展会、推介会展活动、扶持会展企业、培养会展人才、奖励会展先进等。把会展业纳入西部大开发政策享受范围，认真落实相关优惠政策。会展企业纳入商贸流通百强评选。减免会展业税费，税务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政策，企业营业税采取先征后返方式减半征收，执行3%的税率。鼓励国内外投资者来内蒙古创办会展企业，凡注册资金在500万元以上的新办会展企业，自开办之日起，按自治区有关政策，2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

（五）造就高素质会展队伍，完善人才引进、培养、使用机制

加强会展理论研究，探索会展业的运行规律和监管模式，大力扶持学科、师资、教材和实习基地建设，鼓励产学研合作，开展会展人才职业资格认证工作。设立相应的职称考评系列以及考试培训办法，逐步形成学历教育、在职培训、职业技能考证培训在内的多层次会展人才培养体系；引进国内外会展业人才，建立会展业人才库。落实引进会展业高级人才适用我区紧缺人才引进相关优惠政策。强化人才引进和培育的资金保障。

（六）统筹使用宣传力量，加大会展业对外宣传力度 对城市形象、会展环境、展会活动、政策措施等各项会展信息进行宣传推介,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会展宣传要与旅游部门的旅游宣传，外宣、外事、经贸、文化等部门的对外宣传有机结合，各级政府及各有关部门要在对外宣传资料、对外经济合作和对外接待中积极宣传推介我区的重要会展。鼓励我区有关媒体开设“内蒙古会展”专版或者专栏，积极宣传报道我区的会展信息和会展活动，扩大信息交流渠道。强化宣传保障，扩大会展活动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支持办好《内蒙古会展节庆》杂志等会展宣传平台，扩大全区会展宣传推介范围，提升内蒙古会展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七）调动社会力量发展会展，鼓励各方引承联办会展活动

加强联系与协调，争取更多的全国性会展活动在我区举办，各职能部门、各行业协会加强与上级部门、兄弟省市区、行业协会和相关国际组织的联系，创办和引进高端专业展会；自治区各驻外机构主动联络沟通，收集和提供国家及有关部委和各地的会展信息，为内蒙古各单位争取相关展会举办权提供支持帮助；盟市结合当地产业特点和文化资源，引会创节办展，形成具有本地产业特色和文化特色的品牌展会。争取和引进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性、全国性的会展到内蒙古举办，推动我区专业会展与俄罗斯和蒙古重大国际会展相衔接，打造具有我区产业和文化特色的品牌展会。

（八）大力培育会展业主体，引导会展业走向市场化和专业化

政府行为研究 篇6

[摘要]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管理者身份所实施的有关共用资源的政策制定、执行、监管行为的失范以及作为社会公共资源消费者身份所实施的消费行为失范，是理念偏差、利益驱使、机会存在和监管不力四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无论何种失范行为，都将对共用资源造成负面影响，成为共用资源管理的阻碍，而如何规制共用资源管理中的政府失范行为，则是两型社会建设中不可忽视的问题。只有切实转变政府及其公务人员的消费观念与发展理念，强化政府行为监督与控制，创新有利于共用资源管理的机制，才能充分发挥政府在共用资源管理中的主导作用，有力推进两型社会建设。

[关键词]共用资源；政府失范行为；规制；两型社会

[中图分类号]D63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09)05-0141-04

一引言

2007年12月，长株潭正式获批“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不仅是湖南省富民强省的重大历史机遇，也是改善资源环境、促进人类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契机。“两型社会”强调采取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其前提和保障是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而凡是属于大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因此节约和保护共用资源被凸显出来。所谓共用资源(Common—PoDl Re-sources，CPR)，是指一个自然或人造的资源系统，这个系统大得足以使排斥因使用资源而获取收益的潜在受益者的成本很高(但并非不可能排除)。它是一种人们共同使用整个资源系统但分别享用资源单位的公共资源，具有非排他性和竞争性特征。如跨区域的地下水资源、近海渔场、公共牧场等资源与环境大多属于这类。个体为了增加其回报而尽可能地使用共用资源，其行为最终会导致CPR中个体理性和集体不理性之间的冲突，进而形成CPR困境。这对两型社会建设所提倡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这一实质要求提出了重大的挑战。因此，解决CPR困境是两型社会建设顺利进行的前提和保障。

解决CPR困境的大量理论和实验研究。归结起来可分为三种：一是以政府为主导，对共用资源实行制度化管理；二是通过市场(产权制度)将其私有化；三是借助自治组织(如NGO)来解决CPR困境。在共用资源管理中，政府指导、组织、管理着其他发展主体共用资源的相关活动，居于主导地位，发挥着关键作用。但在解决CPR困境时政府及其公务人员本身的失范行为又会对共用资源的管理构成严重阻碍。因此本文将通过系统分析共用资源管理中政府失范行为的表现和原因，提出相关的规制策略，从而更充分地发挥政府在共用资源管理中的主导作用，推进两型社会的建设。

二共用资源管理中的政府失范行为表现

共用资源管理关键在于政府，政府行为失范是共用资源管理的最大危害和障碍。本文所讨论的政府行为是从共用资源管理的角度来界定的，即政府在组织和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对共用资源管理可能产生影响的各种行为的总和。政府行为是政府制度或体制与政府官员之间交互作用的表现，它并非绝对无误，也不一定有效。相反，由于不合理的政府体制或运行机制以及政府官员素质较低等原因往往会导致政府行为的失范。从而造成严重后果。在共用资源管理中，政府行为失范是指对共用资源可能产生负面效应的政府失误行为，不当或违法行为的总和。

(一)政府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者角色下的管理行为失范

政府以政策为主要手段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其运行机制包括：决策机制、执行机制和监督机制，政府的行政行为实际上就是政府不断制定决策、执行决策和监督其运行的过程。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管理者，其失范行为可分为决策行为、执行行为与监管行为的失范。

1政府决策行为的失范。(1)制定政策行为。即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制定带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的行为，它属于“抽象行政行为”范畴。由于公共决策体制的缺陷、信息不完全、政策执行障碍、政治偏好等因素，政府有时难以制定科学合理的公共政策，或者制定的政策并未代表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而政府制定政策行为的失范，指的就是政府所制定的政策不利于共用资源节约和保护的情形：一般表现在与国家宪法和法律，上一级政府的政策相抵触；政策本身不绿色，与共用资源节约和保护目标背道而驰；对共用资源节约行为缺乏激励政策；政策间缺乏协调性等。由于政府制定政策行为具有抽象行政行为的普遍约束力和反复适用性的特征，因此政府制定政策行为失范给共用资源带来的负面影响相当深远。(2)具体决策行为，即政府在行使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过程中，就某一具体社会事项做出的具有针对性的决策行为。它属于行政法上的“具体行政行为”范畴，决策对象的特定性和具体化是其突出特点。政府某一决策的成功或失败往往对共用资源起着决定作用，如果政府在决策时未充分考虑到其对共用资源的影响，可能会给资源、环境带来不可逆转的负面效应。我国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全国大炼钢铁，森林资源遭受巨大破坏，时至今日，许多地方出现的水土流失、气候干旱仍在贻害后人。

2政府执行政策行为的失范。政府执行政策的能力是政府工作的生命力。政府本是政策执行的主体之一，但受计划经济时代传统公共政策执行体制的影响，NGO和公民基本被排斥在执行体制之外，政府及其公务人员成为决策执行的唯一主体，这就导致政策执行私利化，不利于共用资源的管理。随着公共决策执行体制改革，执行主体逐渐多元化，但随之又出现了新的问题。首先，由于决策和执行职能交叉，决策者往往缺乏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低碳理念，缺乏共用资源节约和保护的观念，所以政府政策执行中，有法不依或执法不严、不公的行为比比皆是。其次，由于执行主体多元化，使得共用资源配置演变成对共用资源的争夺，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一些政府组织，不能严格地执行政策，当政策与本地区、本部门利益相冲突时，采取各种办法，使政策改变执行、难以执行或不执行、敷衍执行；当有利于本地区、本部门时则不顾共用资源客观环境和现实情况，对政策加以放大，充分发挥，大力执行、强制执行或机械执行。政府公共政策执行行为的失范，使政策无法发挥其应有效力。

3政府监管行为的失范。在监管共用资源的使用过程中，政府不作为或作为不及时都可能导致政府监督行为的失范，重点表现在政府对共用资源的使用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从而使政府本身，企业和公众的资源不节约，环境不友好行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遏止和纠正。我国现行的多项政策和法律，都少有将政府行为直接作为调整对象，对与共用资源相关的政府失范行为缺乏必要的监督、控制和约束机制。以矿产为例，对私营企业浪费共用资源的行为，政府并没有承担起有效的监管和约束职责。如湖南省郴州市矿产资源开采利用，私营企业主极其粗放的开发方式令人极为震

撼。接连不断的煤矿安全事故，也反映出一些地方政府及其主管部门的不作为或不尽职。

(二)政府在社会共用资源消费者角色下的消费行为失范

亚当·斯密曾说：“地大物博的国家，固然不会因私人奢侈妄为而贫穷，但政府的奢侈妄为，却有时可能把它弄得贫穷。”政府作为社会主体之一，不仅履行着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者的职能，同时还扮演着社会资源消费者的重要角色。政府本身也是共用资源的一大消费者(如政府采购)，政府消费行为失范最突出的表现，莫过于使用共用资源的低效益所体现出来的政府采购低成效和行政费用不断增长。而政府采购行为的不绿色不节约，本身就会对环境资源造成极大的破坏或浪费，当前在政府机构自身运行中，资源效率也是相当低下的，资源浪费现象非常严重。政府对共用资源的消费行为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引导着企业和公众的消费行为，政府在社会共用资源消费者角色下的消费行为失范对企业和公众产生了严重的误导作用。如果在政府失范消费行为的误导下，全社会形成一股难以遏制的失范行为的合力，无疑会对优化共用资源管理构成严重阻碍。

三共用资源管理中政府行为失范的原因分析

共用资源管理中政府失范行为的形成应该是理念偏差、利益驱使、机会存在和监管不力四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理念偏差和利益驱使属于内在因素，而机会存在和监管不力属于外在因素。

(一)内因分析：理念偏差和利益驱使

1政府层面科学发展观和共用资源保护意识的缺乏。公地悲剧的产生来源于人们对共用资源重要性的无知，共用资源问题产生的最终根源是人的思想观念。对共用资源产生影响的人类社会的基本观念，主要包括发展观、伦理道德观、价值观和消费观等。这些观念直接影响和支配着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各主体的行为。其中，政治领域的科学发展观未得到真正落实，是导致政府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行为失范的主要原因。一直以来，人们所固守的“共用资源节约、生态环境保护必然限制经济发展”、“欠发达地区考虑资源环境的管制监督为时过早”等传统观念以及由此而引发的行为，是极其不科学的庸俗发展观的体现。“两型社会”建设的提出，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富民强国的重大决策，但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科学发展观、资源节约价值观尚未完全内化到政府执政理念和纲要中。另外，政府公务人员共用资源节约和保护意识淡漠，则是造成政府整体消费行为失范的主要原因。

2政府利益的扩张和寻租行为的滋长。政府行为之所以失范，还在于政府自身不当利益的扩张和腐败行为的滋长。一方面，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也有其自身利益。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集中反映和体现整个社会的利益追求，并凭借公共权力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但是，历史和现实证明，政府除了追求公共利益以外，还有其自身利益，这是由政府的双重身份决定的。政府成员既是政策制定者，又是政策执行者和操作者的特殊身份，使他们有条件为谋取自身政治、经济利益而不惜牺牲社会公共利益。当政府自身利益与包括共用资源保护在内的公共利益内容相悖时，政府就可能为谋求其自身利益而忽略甚至侵犯公共利益，政府失范行为由此产生。另一方面，政府作为国家的代理人，其具体管理行为也是由具有自利倾向的政府官员(代理人)来实施的。因此，在治理过程中，寻租行为往往难以避免。政府中各成员为追求自身利益而对共用资源实施的不利行为，其总和也会构成政府行为的失范。

(二)外因分析：机会存在和监管不力

1体制机制的弊端或缺失。资源环境领域里存在的问题更多是体制上的问题。现存的体制机制的弊端或缺失为共用资源管理中政府行为失范提供了大量机会。这种体制机制主要包括：政府决策机制、政绩考核制度、责任追究制度、资源节约考核奖惩制度、共用资源的价格形成机制和补偿机制。这些制度的缺失以及本身所存在的漏洞使制度的导向作用难以体现或以一种负面形式体现出来，同时也不能有效地控制和约束政府自身利益的膨胀，从而间接导致了共用资源管理中的政府失范行为。例如，政府在制定一些开发政策时，未将共用资源和环境保护纳入政策的视野之中；项目评估时未将社会成本、共用资源成本、环境成本等算入其中；在经济开发过程中，采取的部分补贴政策或短期政策，客观上助长了共用资源的浪费行为，降低了投资主体对共用资源节约和保护的积极性。

2对政府行为的监管不力。政府调控和干预共用资源管理的权力和行为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就极有可能产生政府失范行为。正如孟德斯鸠所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行政监督体制不完善使共用资源管理中的政府行为缺乏经常有效的监督，这不仅不利于遏制政府失范行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政府失范行为。总体来看，目前我国针对政府行为的监督体制已初具规模，但还是存在一定的弊端，主要表现有四：一是监督主体受制于监督客体，监督权受制于决策权。监督主体缺乏应有的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既不相对独立于社会权力也不相对独立于统治权力，其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如何都取决于决策者，因而难以正常履行监督职能。二是由于监督主体多元，监督范围不明、责任不清，各种监督机构分工不合理，监督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致使滥用共用资源的现象屡见不鲜。三是监督因相关法规不完备而弹性很大，一方面缺乏明确的监督目标，难以准确判断和及时纠正政府的失范行为，另一方面，有些监督制度由于没有配套措施亦或缺乏具体实施细则而难以操作，无法起到应有的指导作用。四是监督力量不强，目前我国行政监督人员占公务人员的比重太低，同时现有法律又未赋予监察人员独立的监督权力，这往往造成监督缺乏与监督无力状况并存的现象。正是由于我国对政府行为的监督体制存在上述缺陷，才使我们对政府失范行为缺乏强有力的控制，既无法防患于未然，也不能及时有效地矫正失范行为，遏制失范现象的滋生与蔓延。

四规制共用资源管理中政府失范行为的对策与建议

共用资源管理中政府行为失范既损害了政府形象，又容易扭曲共用资源的配置，在政治上则有可能导致政治腐败。只有不断调整和规范政府行为才能真正节约和保护共用资源，才能保证两型社会建设的顺利进行。

(一)切实转变政府及其公务人员的消费观念和发展理念

共用资源问题的解决，首要的是推进思想观念创新。最根本的就是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管理共用资源，着力转变不符合科学发展观和共用资源保护和节约的思想观念。这种思想观念主要表现在政府及其公务人员的消费观念和发展理念上。

1确立有利于共用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低碳消费观念。这是节约和保护共用资源最有效和最根本的途径。消费观念决定和影响着人们的消费模式和消费行为，政府本身及其公务人

员的消费观念不仅决定了他们的消费行为和消费模式，而且对企业、公民和NGO具有很强的示范和带动作用。消费实质上就是资源不断被消耗掉的过程，尤其是共用资源和环境资源。大众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对共用资源的节约和保护，进而对“两型社会”的建设将产生重要影响。政府应加强可持续消费观念的宣传和引导，积极提倡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低碳消费方式。一方面，积极倡导“绿色”消费，推行“生态标志”，形成健康文明、节约资源的消费模式，引导公众抵制不利于共用资源的商品消费，支持共用资源的循环再利用。另一方面，提倡适度消费，引导公众的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行为等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

2转变发展观念，提倡发展低碳经济。传统的发展观念认为经济发展与共用资源存在着严格的负相关，即认为经济发展与共用资源呈冲突关系。而根据共用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所存在的倒u形库兹涅茨曲线可知共用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应该是“先冲突，后协调”的关系。共用资源管理中政府行为失范是伴随着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而遇到的问题，而发展中的问题是要通过进一步发展来解决。因此，转变发展观念和发展方式，大力提倡发展低碳经济，变“又快又好”发展为“又好又快”发展，进一步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应该是解决共用资源问题最现实的途径。共用资源是否节约不是看经济发展消耗了多少资源，而是看单位共用资源提供了多少有价值产出的同时减少了多少污染物(如碳)的排放。对于共用资源管理来讲，发展仍然是硬道理。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一方面，人们发现的资源替代品(包括无碳排放的新能源等)越多，人们使用资源的选择空间越大，就越有利于共用资源的节约和保护；另一方面，根据马斯诺的需求层次理论，人们会不断提高对共用资源环境的需求，这样有利于共用资源节约和保护政策的制定。

(二)强化对共用资源管理中政府行为的监督与控制

政府行为是否有利于共用资源的节约和保护，必须以有效的监督为保障。共用资源管理中政府行为失范属于行政权力运作的负效应，必须最大限度的防止和克服。一方面，要真正做到分权，实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分离，执罚权与执收权相分离，审批权与复查权相分离的运行机制，促使权力运行分散化；另一方面，要建立完善合理的权力制衡、监督制约机制并使之刚性化。这种监督制约机制主要包括自律机制和他律机制，自律机制即政府及其公务人员本身所具备的防范机制，主要包括利益协调机制、行政责任机制和行政伦理机制。他律机制即规制政府共用资源管理行为的其他监督制约力量，主要包括立法监督、司法监督、政党监督、舆论媒体监督以及公民和社会组织的监督等多种形式。他律机制在规制政府行为的监督制约机制中带有根本性质。建立和完善有关共用资源的监管制度，就是充分发挥社会各种力量的督促作用，对政府的决策管理以及消费行为是否“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等均做监督，及时纠正政府在共用资源管理中的失范行为。形成有利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监督机制，形成政府、社会公众、社会组织、新闻媒体和执法部门相互配合的监督体系。

(三)创新和完善有利于共用资源管理的机制

政府行为研究 篇7

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与发展也在逐步重塑着政府模式。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服务型经济, 它要求政府为市场、社会等提供各种优良的服务, 以满足企业和公民的不同需求。努力推进职能转变,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当前我国政府改革的重要目标, 在此背景下, 坚持正确的政府行为导向, 对于推动政府转型有着重要意义。

一、政府导向与公民导向

科层制通过非人格化、标准化等方法使得政府逐步走上了效率之路, 严密的等级结构、权责相符的配置体系是科层制的核心要件。毫无疑问, 科层制极大提高了工业社会中的政府效率, 韦伯也称它为富于效率、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与工业社会相适应, 科层制构筑了政府赖以运行的组织基础并塑造了管制型政府模式, 在此模式下, 政府是以经济、社会的管理者面目出现的, 因而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双方是截然对立的。政府行使管理权力的重要出发点是提高自身效率, 即“政府怎样才能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及在能源和费用方面尽可能少的成本来完成工作” (1) 。在这种导向下, 政府更多地关注自身内部结构的调整和管理技术改进, 很多时候忽视了外在管理对象—公民的需求, 将政府的利益和价值置于优先地位, 其实质是政府本位。

将顾客概念引入公共管理是与市场模式和企业管理的引入紧密关联的 (2)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企业无论是生产还是销售都必须面向市场, 企业只有了解顾客需求, 并与之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才能取得可观利润, 获得长远发展。把“顾客导向”引入公共管理活动中来是公共管理由古典官僚模式向新公共管理模式进行范式转换的一部分, 这表明了政府部门开始由注重内部管理向满足外部需求转变。然而, 由于企业和政府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组织, 政府服务的对象是公民而不是顾客, 顾客导向在进入公共管理活动中时不可避免地会使政府产生趋利动机, 侵蚀其所具有的公共性本质。因此, “公民导向”是对新公共管理提出的“顾客导向”的一种改进和修正。它在强调以服务对象为中心时, 融入了平等、公正、民主等社会价值, 强调对公民权利和公共利益的尊重, 其实质是公民本位。

由此可见, “政府导向”与“公民导向”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政府行为导向模式, 其立足点和出发点根本不同。政府导向坚持政府本位, 其实施的管理行为立足于政府自身的分析判断, 较少关注外部环境的变化和行政对象的需求, 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科层制结构和政府组织自身所固有的自利性动机。公民导向则要求政府坚持公民本位, 牢牢树立公民利益至上的理念, 以公民利益作为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紧紧围绕公民需求实施管理行为, 实现由管理者向服务者的角色转变。

二、当前我国政府的行为导向

新中国成立后, 由于意识形态和国际、国内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我国自上而下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政府包揽了一切经济社会事务, 由此形成了全能型政府。作为唯一的管理主体, 政府垄断了社会管理的全部职责。政府的这种管理是全方位、事无巨细的, 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社会则被庞大的政府所掩盖。这种“管家婆”式的管理方式使政府在行政管理中逐步形成了政府导向的行为方式, 习惯了对社会、市场和公民“发号施令”, 习惯了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和执行, 习惯了站在政府的立场上去思考和处理问题, 很少考虑被管理者的需求和建议。因此, 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是僵化、对立的。

政府角色从管理者转向服务者, 其原因在于社会发生了一个从注重生产者转向注重消费者的变化, 如果说传统的管理模式是民众围绕政府转, 现在则便变成了政府围绕民众转 (3) 。随着计划经济的解体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我国行政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外部环境的变化促使政府职能更多地转向公共服务上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管理者, 而是一个服务者, 它必须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以及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然而, 由于行政改革滞后于经济发展, 在我国政府行政管理实践中仍然残留着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本位的行为导向, 这日益阻碍着我国政府的职能转变。

政府本位的行为导向在今天的政府管理实践中屡见不鲜。以“维稳”为例, 不少地方政府在处理群众矛盾纠纷时, 仍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 不站在公民的角度去思考、解决问题, 而是通过简单粗暴的行政强制甚至违法暴力手段去压制公民的利益诉求, 结果使矛盾激化、升级, 酿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在城市建设面临的拆迁工作中, 某些地方政府政府本位的行为导向也暴露无遗, 在涉及公民切身利益的赔偿问题上, 不与公民进行及时有效沟通, 合理协商, 仅从政府和开发商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置公民利益于不顾, 运用强拆等非法手段推进工作, 严重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和切身利益。

总之, 当前我国政府行为导向正在由政府本位向公民本位转变, 但仍有不少地方政府停留在政府本位的层次上, 这种落后的政府行为导向模式日益阻碍着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三、树立“公民导向”, 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

政府职能转变是一个解构和重建的过程 (4) 。这个过程既要打破传统管制型政府带来的种种弊端和不良影响, 又要与时俱进, 在新的行政环境下, 转变政府行为导向, 重塑政府职能。服务型政府建设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 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政府行为导向—公民导向, 把公民利益放在首位, 不能为了行政效率和便利而牺牲公民权益与公共利益。树立公民导向, 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是当前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内容和方向。具体来说, 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强化政务公开

政务公开是实现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基本前提。现代政府是透明政府, 这要求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政府必须积极推进政务公开, 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当前, 我国政府在政务公开方面做得还不够, 不少地方政府存在“选择性公开”的问题, 违反了“公开是常态, 不公开是例外”的原则。还有的政务公开流于形式, 信息发布滞后, 回应性不足等。强化政务公开需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公开是常态, 不公开是例外”的原则, 凡是不涉及保密内容的政务信息都应该有步骤地通过适当方式予以公开, 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二是增强政务公开的回应性和灵活性, 及时有效地对公民提出的疑问予以回复, 并利用网络技术, 丰富“官—民”互动形式, 提高互动质量。

2.提高公民参与度

与管制型政府不同, 服务型政府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公民在公共管理中的广泛参与, 在涉及切身利益的社会问题或公共问题上、在政府政策制定与执行上, 公民有了更多的发言权, 科学技术在公共管理上的运用也为公民地参与提供了有效保障。提高公民参与, 首先应该拓宽公民参与渠道, 健全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其次是继续完善听证制度, 提高听证质量, 使得利益相关方能够真实有效地表达意见。最后是大力培育各类社会组织, 更多地依靠公民、社会力量去解决政府力有不及的问题, 这对于实现公民导向的转变有着重要意义。

3. 建立“公民导向”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

长期以来, 我国政府存在着重经济增长轻公共服务的倾向问题, 这直接导致了GDP等经济指标在我国政府绩效考核标准中占有重要地位, 而与公民利益直接相关的民生问题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基本职能, 随着社会的发展, 公共服务职能将会成为政府最重要的职能, 因此, 建立“公民导向”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对于转变政府行为导向, 建设服务型政府意义重大。建立“公民导向”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 首先应该加大各类公共服务在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中所占的比重, 尤其是与公民利益直接相关的教育、医疗、住房、失业率等方面。其次是对这些指标尽可能地予以量化, 提高绩效评估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最后是在政府绩效评估主体中给予公民一定位置, 使政府服务对象—公民真正参与到评估工作中来, 优化政府绩效评估模式, 从而促进政府行为导向的转变。

注释

1 威尔逊.行政学研究[M].2011.

2 赵勇“.顾客导向”与“公民导向”:政府公共服务对象分析[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09 (4) .

3 竺乾威.经济新常态下的政府行为调整[J].中国行政管理, 2013 (3) .

政府行为研究 篇8

关键词：企业,原始创新,政府行为

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趋势下, 我国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 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成为企业面向新挑战的不二法宝。技术创新是基础研究的本质, 原始技术创新在其中显得尤为重要, 是基础研究的核心, 是科技竞争的制高点。但是, 原始创新存在着见效慢、风险大和投资高等特点, 企业在进行原始创新的抉择时, 会因为原始创新的高风险性望而却步。作为在市场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的政府来说, 为企业进行原始创新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 使企业保持持续不断原始创新的动力, 是政府责无旁贷的义务。

1 文献回顾

关于企业原始创新的研究主要有, 柳卸林 (2006) [1]回顾了以往关于创新能力的研究成果, 即技术领先两难悖论、创新者的两难、以及开放式创新理论。并指出由于技术条件、市场环境、企业自身的变化, 给技术领先的企业带来了企业创新动力的缺失, 并提出了相应的调整建议。徐长江[2] (2006) 从对我国企业原始技术创新的主体、运行机制和政策环境三个方面存在的障碍因素作为研究的主线索和出发点, 按照企业发展的主体、内部环境、外部环境的逻辑顺序进行研究, 提出了自己的对策。任元彪 (2007) [3]指出原始创新实施困难的根源在于, 首创活动比起后来的改造创新和仿造创新活动来, 更难把技术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集聚起来实现成功组合。这是由于首创的高度风险及结果的不确定性, 因而常常出现因得不到必要的帮助而夭亡。陈雅兰[4] (2007) 认为影响原始创新的主要因素有:原始积累、核心人物、创新文化、科研兴趣、激励机制、团队合作和原创技巧等七个方面。并指出, 其中, 原始积累、核心人物、科研兴趣、团队合作和原创技巧为内在因素, 创新氛围、激励机制 (包括经费支持、合理的立项审查和成果评价体系、待遇等政策体系及相应制度) 为外在因素。

从以上研究我们可以得出, 对于企业原始创新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 但是研究基本上都是针对原始创新的宏观层面进行研究的。本文将通过对企业原始创新的研究, 提出创新阶段的划分, 并根据创新阶段的不同特点, 从政府行为角度有针对性的来研究企业的原始创新。在卡恩斯提出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来调节和干预市场以来, 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政府和企业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 政府行为会有效的对企业决策产生影响, 因此, 从政府行为的角度, 来研究企业原始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政府行为对企业原始创新的影响

2.1 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剖析

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具有双重身份, 它是一个社会经济管理者, 干预调节经济运行过程同时又是市场主体之一, 直接参与经济运行过程, 对市场的供给和需求都有重大影响作用。政府的这种特殊身份表明了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占据的重要地位。可以说, 没有政府的作用, 市场经济是不能自行运转的。企业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个方面, 企业的内部因素需要企业自身从内部加以调节, 但企业的诸多外部因素则需要政府进行干预。企业要想获得经济效益, 就不可能没有市场行为。同时, 市场行为又受政府行为的制约, 因此政府行为对企业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

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在我国更显得尤为突出, 在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下, 我国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显得更加紧密, 政府的行为会对企业产生深远的影响。纵观国内外关于政府关系的研究, 本文将其总结认为三种关系: (1) “父子关系”。这种关系在我国是最为普遍的一种关系, 虽然我国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 但是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仍然没有独立的地位, 政府通过制定各项计划直接对企业进行经营管理。即便是那些已经改组成功的企业, 由于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 其与政府的关系仍然没有根本上的改变; (2) “司法部门与公民关系”。这种关系是指:如同司法部门制定法律一样, 政府通过规定相关法律、法规来维护市场秩序, 企业在合法范围内拥有经营、决策活动的自主权, 政府不对企业合法的行为进行干涉; (3) “新型博弈关系”。政府对企业做出决策行为后, 企业不一定会按照政府的期望来选择行为, 而是按照自身收益的最大化来选择自身的行为, 此行为就可能会造成政府决策的失效。企业的行为会对政府的决策产生反作用力, 政府的决策必须考虑到企业的行为。在此种情况下, 政府与企业之间就形成了市场经济下的新型“新型博弈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无论是“父子关系”、“司法部门与公民”还是“新型博弈关系”, 政府和企业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关系, 企业在市场中, 不可能脱离政府而独立存在, 政府的行为必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决策。

2.2 政府行为对企业原始创新的影响分析

政府行为对于企业原始创新的影响, 主要是通过对企业最基本动力的影响来实现的。关于企业进行原始创新的动力研究主要有内源论和外源论:内源论认为, 动力因素主要包括:企业利益、企业家精神、企业文化、企业内部激励机制、企业创新能力和创新权益;外源论认为, 创新动力要素主要包括:技术推动、市场需求拉动、政府行为、市场竞争等。外部要素是企业实现原始创新的外部机遇和条件, 即外部因素需要通过诱导和唤起转化成内因, 才能实现其对于企业原始创新能力的动力效果。而在内源论的诸多因素中, 只有企业家精神、企业文化、企业内部激励机制、企业创新能力和创新权益等都是以企业利润为基础的。因此, 本文认为在企业原始创新动力机制的运作过程中, 企业的利益驱动是起到核心与枢纽作用的。那么政府行为对企业的影响最根本的影响点就在于企业的利益[8]。

企业原始创新运作模式的总过程主要是从技术创新开发到市场开发, 即平台创新与产品创新。其模式的实施, 一般包括三个阶段:企业原始创新的创新源获取阶段、实施阶段和成果市场化阶段[6]。

(1) 政府对企业原始创新源获取阶段的支持

原始创新源的获取是非常不容易的, 市场信息不灵和不畅极易造成决策失误和带来 “原始创新”的低水平重复, 这种错误, 在企业原始创新活动中并不少见。不少研发人员信息意识不强、原始创新能力不足, 没有掌握足够和前沿的信息和运用获取先进信息的手段, 从而造成对于哪种能够赢得市场, 获得整个行业中的支配地位的信息把握不到位。如何获得企业原始技术创新的思路, 如何更快速、经济地发现企业原始技术创新源, 是企业原始技术创新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之一。对于此阶段, 政府会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政府项目规划、政府政策、建立学习机制和机构整合等政府行为来影响企业原始创新的创新源获得[7,8,9]。

①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现代通讯和数据库信息平台的建设、公共服务建议、中介服务组织。首先, 数据库信息平台的建设具体包括:科技基础数据中心、自然科技资源库、科技文献中心、科技网络环境等, 数据库信息平台的建设使得企业对于创新源的搜索变得相对容易, 并且可以为企业提供原始创新相关信息的检索与查找, 最大程度上避免了原始创新过程中易犯的“低水平重复”问题。其次, 公共服务建议主要是指对于刚刚从事原始创新的企业提供相应的咨询服务, 使得企业在创新源的搜索上少走弯路, 节省搜索时间。第三, 中介服务机构, 政府促成相应中介机构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介机构对于创新源的搜索具有专业性的特点, 这样可以缩短企业搜索周期。如果说, 企业一般创新是面向企业现实生存的话, 那么企业原始创新面向的就是未来的市场需求, 因此, 政府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也一定是面向未来的, 要具有先行与现实需求的特点。

②政府项目规划, 指的是政府直接参加原始创新型项目。可以说这种政府行为为企业提供了直接的创新源, 因为目标的确定性会缩短企业相应的创新源的搜索周期, 有时政府甚至会在进行项目规划时, 直接指定专门的创新源提供给企业。这样的行为对于企业来说无疑是最佳方式, 但是要注意, 这并不利于企业增强相关的创新能力, 政府不可能长期针对特定企业长期提供项目规划。

③政府政策主要包括:创新网络的建设、积极的人员流动政策。首先, 创新网络指产学研结合网络和企业网络的形成。创新源的搜索主要就是主导原始创新的企业针对高校、科研机构以及其他企业进行创新源的搜寻, 相应网络的建立会很大程度上缩短搜索的艰难性, 提高搜索的效率。创新网络是通过加强领域内的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流活动, 非正式交流通常是面对面的交流, 这就为隐性知识的传递和扩散奠定了基础, 为创新源的搜索提高了针对性。第二, 人员的流动主要指促进不同领域人才的流动, 因为原始创新的产生需要多学科的交流, 同时人才的流动就代表着知识的流动, 由于企业具有多种知识的资源, 这就从知识资源的角度提高了原始创新源的搜索效率。

④建立学习机制, 学习机制的建立不但有利于知识的学习与传播, 同时其还为交流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学习机制有利于不同领域的相互沟通, 加大原始创新源搜索的成功率。

⑤机构整合是指建立以企业为主的高校、科研机构的整合。机构整合体现了“企业科研化、科研企业化”的趋势, 机构整合是作为这种趋势的重要过渡环节。如果高校及科研机构的研究以企业为核心, 企业以市场为导向, 那么就可以从根本上降低企业对原始创新源搜索的不确性问题。

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 通过上文的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政府的行为对于企业原始创新产生了正反馈作用。政府行为的决策是从全局经济发展的角度, 会积极鼓励企业进行原始创新, 为企业对于原始创新源的搜索工作提供各种便利的条件。此时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形成较强的合作关系, 虽然企业原始创新的目标是最终的超额利润, 与政府的存在差异, 但是外在表现却表现出了一致性, 政府的行为成为了促进企业原始创新的催化剂。

(2) 政府对企业原始创新的实施阶段的支持

原始创新的实施阶段主要指企业从创新源到完成原始技术创新的过程。一旦创新源的搜索完成, 竞争的焦点就会转到核心技术的设计上, 一般企业的原始型创新人才并不是很多, 这就为企业的原始创新制造了困难, 同时由于人才的短缺, 会大大提高原始创新的创新周期。由于原始创新本身就存在高风险、高投入、长周期等特点, 此时, 企业很可能由于周期过长等主、客观因素, 中途放弃原始创新。此阶段政府会通过:制定制度、政府服务、政府扶植、政府补助等方面为企业原始创新的实施阶段提供相应的动力与保障[7][9,10,11,12,13]。

①政府制度制定主要包括:

合理的产权制度和高效的激励制度等。第一, 产权保护制度是指, 保证公平竞争和市场规则的实施, 为市场运行提供一个公正、安全的制度环境, 并提供和保障产权运行的规范。企业进行原始创新的根本动力就是获得创新成功后的超额利润,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为企业研究成果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第二, 企业原始创新的特点是时间长、风险性高、成功率低, 在进行原始创新核心阶段时, 企业很容易收到市场短期利益的驱使以及对于风险性和不确定性的畏惧而放弃原始创新, 激励制度可以从侧面对于原始创新起到鼓励的作用, 虽然不能缩短原始创新的周期, 但是其可以起到保持企业拥有持续原始创新动力。

②政府服务主要包括:

人力资源投资、教育培训计划、企业咨询社、管理咨询业和社会保障体系。首先, 人力资源投资和教育培训计划都是从人才培养的角度出发而来的, 企业在原始创新的核心阶段往往处于人才短缺困境, 相关从事原始创新的专业人员相对缺乏, 这就使得原始创新的周期可能再次被延长。我们知道市场和原始创新本身都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性, 原始创新周期的加长必然会导致“夜长梦多”, 最终可能导致企业由于周期过长而放弃原始创新行为。其次, 企业咨询社和管理咨询业都是为了及时解决企业在原始创新过程中遇到的创新问题, 这样可以避免由于原始创新过程中一些通病而使得企业浪费更多的精力, 让企业更好的集中精力与原始创新的核心技术上。第三, 由于原始创新的成功率较低的特点, 企业从事原始创新的员工可能考虑到创新失败所可能带来的企业破产, 自己下岗等自身利益问题, 这就会使得从事原始创新的人员负担过重, 近而影响影响原始创新质量。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了从业人员的负担, 让从业人员更加多的投入到原始创新当中去, 这样会提高原始创新质量, 降低由于人为因素而造成的原始创新的失败率。

③政府扶植主要包括风险投资体系和金融支持的建立。

第一, 企业在进行原始创新实施阶段时, 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支持, 部分企业可能由于资金的暂时短缺而放弃原始创新。风险投资体系的建设可以为企业提供更多的风险投资, 让企业拥有更加充实的资金用于原始创新, 保证原始创新的持续稳定的资金支持。第二, 企业进行原始创新时, 除了满足原始创新的资金需要, 还要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转以及市场等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而带来的风险。在企业进行原始创新的核心的阶段时, 资金的持续投入非常重要, 金融支持可以保证企业在受到市场等不确定因素等的冲击时, 可以保证对于原始创新的持续资金投入, 从而提高原始创新的质量。

④政府补助包括:

税收、政策补贴、研发补贴、无偿划拨非货币性资产。政府补助对克服企业的财务危机和采用新技术上是有效的, 如对于技术更新的补助提高了企业的创新积极性, 并最终提高企业的总产出。政府补贴的作用非常明显, 这些都是在经济利益上直接对企业进行的帮助。因为, 企业进行原始创新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获得企业的经济利益, 因此政府补助相当于直接加大了企业原始创新的经济利益, 这就会从根本上刺激企业保持原始创新行为。

原始创新的实施阶段应该是整个原始创新过程中最为漫长的一段。虽然企业通过原始创新满足社会需求的过程中, 可获得超额利润和相对竞争优势, 但是由于在进行原始创新的过程中可能出现多次的失败, 成功率很低, 所以企业很有可能在此时选择放弃创新。毫无疑问, 政府此时继续保持基础设施的投入外, 还会采用积极的政策支持手段, 来推进企业的原始创新, 政府的行为对于此阶段的原始创新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动力。

(3) 政府对企业原始创新的成果市场化阶段的支持

在这一阶段中, “原始创新源”通过原始创新的第二阶段的完成, 把“原始创新源”变成创新成果, 从而把创新成果商品化和市场化。因为原始创新具有很强大的探索性和不确定性, 基础研究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探索未知, 尤其是原始性创新, 意味着要扩展已知领域进入未知领域。原始性创新的成果, 通常不能被精确地预见, 甚至从提出方案到取得结果的过程本身也是新方法的探索过程。这个过程中具体研究方法、技术方案、研究目的也要修改, 甚至做根本性变动或完全抛弃[14]。因此, 企业也非常需要原始创新成功后的垄断利润, 以次超额利润作为企业实施原始创新而带来的风险的补偿, 此次垄断利润的获得情况会成为下次是否进行原始创新的重要依据。政府在此阶段会采用:制定相关法规、提供产品销售途径、舆论力量和政府购买等行为来影响企业原始创新的行为[8][9][15]。

①政府制定相关法规。成果的市场化应该是原始创新的最重要的阶段, 因为这一阶段决定着企业之前的努力的效果, 决定了企业的最终获利情况, 同时也是企业对于下一期原始创新的重要依据。政府为了鼓励和保护企业原始创新, 通常会通过专利的形式对于企业的创新成果进行保护, 专利保护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上使得企业形成了“垄断”优势。

实行原始创新的企业, 对产品的定价可以根据自身的利益最大化来制定产品的价格, 这正是在市场经济下, 企业进行原始创新最基本、最核心的动力。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企业的 “垄断”优势会对社会福利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如图1所示。

其中, d表示企业面临的需求曲线, MR表示边际收益曲线, MC表示边际成本曲线。企业在获得垄断利润的同时, 也带来了因垄断而产生的“损失”。MC和d的交点A为效率产量点, 均衡产量为OQE2, 因为在该点生产时, 消费者愿意购买的价格等于上升状态的边际成本。这时的总效用为ABC面积所示, 它由消费者剩余 (AFC) 和生产者剩余 (AFB) 构成。在垄断的情况下, 厂商选择是根据:MR=MC来确定的, 如图中E点既为生产平衡点, 产量为QE2。根据企业所面临的需求曲线, 会选择价格为PE2。这时垄断厂商的产量小于效率点的产量而价格高于效率点的价格。此时的总效率为CDEB代表的面积, 其与效率生产点效率相比的差为阴影部分 (AED) , AED所表示的面积即为“无谓垄断损失”。这部分损失完全是由于垄断行为所产生的, 给消费者带来的利益损失和社会整体效率的降低。政府作为理性的参与者, 必然会对企业进行管制, 因为政府的目标是保护消费者利益并使社会整体效益最大化。政府会采用一定的手段来打破垄断的存在, 主要方法有:价格管制、征收定额税和征收定率税。其根本方法都是通过一系列的手段来是PE2下降, 尽量减少“无谓垄断损失”。

②提供产品销售的途径主要有:由政府来出经费组织展销会, 以及政府组织企业参加外地的展销会等手段。政府的这种行为可以帮助企业拓宽市场, 使得新产品尽快被市场所接受, 缩短企业资金回笼时间, 为企业下一轮原始创新奠定基础。产品市场接受度的加速, 可以坚定企业原始创新的信心, 这样实现企业原始创新的良性循环。

③政府的舆论力量主要包括:文件精神贯彻、企业责任、创新文化的形成。第一, 文件精神贯彻和企业责任的宣传, 主要指的是在思想层面上影响企业原始创新行为, 使得企业形成自上而下的创新格局。第二, 创新文化的形成主要指政府通过现代广泛的媒体力量来引导企业的未来发展观以及从消费者方面激励对于创新产品的需求。传统的创新文化的形成仅仅从企业的层面上, 强调企业创新文化的形成。但是本文认为创新文化应该渗透到市场的层面, 因为企业进行原始创新是以市场为导向的, 只有在市场层面上建立起了稳定的创新文化, 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企业的原始创新。市场层面的创新文化主要是指, 消费者对于创新产品的需求。这种需求无疑会加快的企业原始创新产品的流通速度, 这对于拥有该项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企业来说, 意味着更多的超额利润, 这将成为企业继续原始创新的不竭动力。

④此处的政府购买主要是指政府通过财政经费对企业原始创新的成果进行购买。由于原始创新的不确定很强, 原始创新的成果很可能无法商品化, 或者商品化之后没有非常好的销售市场, 这都造成了企业原始创新资金的无法收回, 对企业进行原始创新的动机产生了消极的作用。政府购买可以通过财政支出对商品化或未商品化的成果进行购买, 保证企业的原始创新积极性, 但是这里也要注意, 政府购买必须有一定的评价标准, 不能所有的都买, 这样会影响企业原始创新的质量。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 引起企业原始创新动力直接原因是企业利益, 政府行为对于企业来说产生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但是由于政府在市场中的特殊角色, 其行为也可能产生消极的阻碍作用。政府的行为对于企业产生了双重的作用, 只有合理分析, 科学决断, 掌握企业原始创新不同阶段的基本特征, 才能使政府行为合理化, 从而达到社会福利和企业创新动力的完美结合。

3 结论

本文首先对企业原始创新进行了分析, 并在将企业原始创新运作阶段划分为——“创新源获取、实施阶段、成果市场化阶段”, 在此基础上, 针对各阶段的不同特点, 从政府行为入手, 来分析政府行为对于企业原始创新的影响问题。从分析中可以得出, 在“创新源获取、实施阶段”政府行为对于企业的原始创新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成为了创新动力的催化剂。然而在“成果市场化阶段”, 政府的行为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政府帮助企业进行原始创新的保护, 但是另一方面, 政府会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出发, 对企业采取“价格管制、征收定额税、征收定率税”等方法, 来打破企业对于市场的垄断, 这样就抑制了企业的原始创新的积极性, 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双重性作用表露无疑。

政府行为研究 篇9

高新技术开发区尽管超越了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域上的限制, 在世界上得到了普遍的发展。但由于各国和地区在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经济实力上存在着差异, 因此其发展的模式也不尽相同。从不同的角度去总结世界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发展模式, 可以得出不同的发展模式分类。

(一) 市场主导型。

一般来说, 属于这类模式的科学园区较少, 而且基本上都在发达国家和地区。此类科学园区都属于先发型, 其所在地综合优势明显, 特别是学术上的力量特别强, 附近存在着与工业界有着广泛联系的研究型大学, 而且所在国家或者地区的宏观环境较好, 市场体制比较完善, 商业气氛较浓, 法制较健全, 金融服务体系完备等等。

(二) 政府主导型模式。

一般来说, 属于这类模式的科学园区比较多, 而且基本上都属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此类科学园区都属于后发型, 其所在地综合优势不明显, 条件不充分, 因而需要政府力量作为推动力。

(三) 混合型模式。

一般来说, 属于这类模式的科学园区比较多, 而且基本上都属于欧美发达国家或地区, 西欧大部分科学园区都属于这种类型。此类科学园区既发挥了政府的作用, 同时也发挥了民间和市场的作用, 把政府的力量有机地结合起来。采用这种模式要求有较好的外部发展条件。这类模式的高新技术开发区既具有政府主导型所具有的集中统一、权威性高、规划性强的特点, 又有市场主导型所具有的灵活性、创造性、活力和竞争力强的特点, 一般效果较好。很明显, 中国光谷的建设属于第三种类型。武汉·中国光谷在建立初期在产业、科研、人才、地理环境方面就具有很大的优势, 市场经济体制运作较为灵活, 为了加快其发展, 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优惠措施, 进行宏观的调控。由于有政府的宏观参与, 具有集中统一、权威性高、规划性强的特点。

二、管理机制

高新技术开发区的运行机制一般来说主要有政府机构管理、大学管理、专门公司管理以及政府、企业、大学联合机构管理。

(一) 政府管理型。

主要形式是由政府设立专门的园区管理机构以便直接进行全权管理的体制, 基本上由政府一手操办科学院园区的一切事宜, 实行“单一窗口”的一站式管理和一条龙服务。该管理体制的最高决策机构是中央或者地方政府的有关部门, 具体的管理执行机构也是中央或地方政府组织设立的专门机构, 这一管理模式主要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举办的高新技术开发区。

(二) 大学管理型。

即由大学和研究机构设立专门的机构和人员对大学校园内的科学院或者孵化器来进行管理的体制。只有为数很少的一些设在大学校园内的科学园区和孵化器采用这种类型的管理模式。

(三) 公司管理型。

是指采用由各方组成的董事会领导下经理负责的企业管理的体制, 即以非盈利性质的公司作为科学园区的开发者和管理者, 负责区内的基础设施开发建设、经营区内的各项业务、管理区内的经济活动和提供区内企业所需要的各种服务。在“武汉·中国光谷”的建设中, 目前主要采取的是“政府管理型”, 从规划、措施到决议, 都是由政府制定的。

三、光谷政府行为机制建议

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科学园区都是在政府的支持、帮助和影响甚至直接规划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其运行机制是否健全、灵活和畅通是科学园区成功与否的关键。在我国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同样如此。尤其是我国的市场法制制度还不是很健全, 就更需要政府的支持。

(一) 光谷目前所采用的协作机制。

光谷建设期间, 一直采用的就是官产学协作管理机制, 这是大部分高新技术开发区所采用的一种方式, 鼓励企业的积极参与, 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共同合作。武汉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中明确指出, 要促进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联合协作, 为企业转化高新技术成果提供服务。建议分析: (1) 武汉的一位光电子专家指出, 有关方面应该高度注意一个方面“由于缺乏比较合适的途径, 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并不能迅速地转变为生产力”这无疑也将导致武汉光谷的科研优势大打折扣。光谷办网站的公告公开承认:“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针对目前这种情况, 在官、产、学运行机制上, 建议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成立技术转移和服务公司, 以加强官、产、学之间的联系, 促进技术转移。 (2) 开放政府实验室、举办各种研讨会以及非正式的人员交流等渠道促进企业和科研人员以及科研成果的交流, 从而加快科研技术的产品化。 (3) 促进企业和大学、科研机构的横向联系。因为, 目前光谷建设中的很多企业自己并没有科研机构, 尤其是小中型企业, 这样一来, 一方面大学向企业提供研究成果、研究设施、甚至研究人才;企业下过拿大学提供资金和需求信息, 另一方面园区企业之间的联系密切, 在技术开发和项目交流方面相互合作, 同行企业建立横向网络组织, 加强信息传递和经验交流。

(二) 资金筹集机制。

高新技术产业既是技术密集又是资金密集的产业, 资金是高新技术发展的重要要素, 这就需要多元投、多渠道筹集资金。

1.光谷目前的资金筹集机制。

专家指出, 资金的不足是严重影响我国光电子技术产业快速发展的关键之一, 许多项目由于资金的不足, 难以集中力量组织攻克及掌握核心技术, 使不少光电子产品的关键技术和材料受制于人, 不少科研成果因经费问题而束之高阁, 没有形成生产能力与规模, 以致错过了发展机遇。目前光谷建设中主要采取政府投资和吸引外资的措施。 (1) 武汉市政府积极寻求国家的政策支持, 设立光电子产业投资基金50亿元人民币。 (2) 加强光电子信息技术领域的国际合作, 有针对性、有目标地引进一批大项目和大企业, 吸引国际投资, 特别是国际风险资本。 (3) 制定优惠政策:外商投资兴办的高新技术企业, 10年内免征地方所得税的优惠政策, 进行招商活动。

2.光谷资金筹集机制的问题及建议。

要解决光谷的资金瓶颈, 传统产业的“资金逐步积累, 滚动发展”模式已经不合适, 一家骨干企业的老总也说, “国内企业依靠积累发展的速度太慢”, 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光电子产业技术更新迅速, 资金需求庞大, 时间非常紧迫, 需要广开融资渠道, 迅速筹集资金。除了政府投入大量资金以外, 搞好招商项目也是光电产业发展的重要课题。目前, 虽然也采取了很多的政策优惠, 但是和很多国家的招商项目仍然只是在洽谈中。所以在这方面笔者认为政府应该做好以下几个工作。第一, 争取国家的支持政策。比如直接投资, 或者国家或地方争取金融机构支持中国光谷建设, 低息贷款, 安排一定的资金支持建设。第二, 设立民间中介组织, 按照国际管理, 面向国内外招商引资;充分利用中国光谷的项目孵化功能, 建立高科技风险投资机制, 选择、培植、孵化优质项目吸引国外的风险投资机构来汉投资。第三, 积极推进光电子信息产业与资本市场的结合, 利用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 迅速为光谷融集启动资金, 并逐步融集后续的发展资金, 快速扩张光谷的规模, 以推动广告的进一步发展。

(三) 企业进入机制。

有关光谷的进入机制及建议:目前光谷建设中还没有完善的对企业的进入机制的要求, 进入管制与市场结构管制密切相关。市场结构管制的重点是在短期内运用政府管制政策措施, 通过较大幅度地重组或调整原有的市场结构, 以形成有利于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框架, 但要从动态上保持有效竞争的格局, 就必须通过进入管制才能实现。对于光谷建设, 应该设有专家组成的甄选委员会或小组。不设立的也要聘请有关专家, 先由单位或者企业提出申请, 说明进入科学园区的理由、资金及其来源、经营项目及市场条件, 然后交高新技术开发区评审确认后, 同管理机构签定合同后方进入高新开发区。

(四) 人才激励机制。

1.光谷目前的激励人才机制。

光谷建设的三个平台就是资金、技术和人才, 人力资本是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一个重要因素, 搞好光谷建设, 最主要的就是留住人才, 激励企业家创新。面对这一要求, 当地政府特别采用了以下政策: (1) 有重要贡献的从业人员购置商品房时, 按购房款的20%补贴个人。 (2) 光电子信息企业工资支出总额可按实际发生额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月收入低于5000元的员工, 免收个人所得税。 (3) 对于有先进科研成果的, 可将技术成果作价出资入股部分不低于35%的股份奖励给技术成果的主要完成者和实施者持有。

2.问题和建议。

光谷目前的状况还是很不乐观。武汉大学今年光电子专业毕业的本科生除了上研究生的, 几乎去了北京、上海、深圳。而按照专家推算, 光谷要完成1, 000亿元的产值, 大约需要20万技术人才。光谷办的习新启承认, 与沿海的高工资相比, 东湖开发区的工资水平不具备吸引力。他说:“这给光谷引进人才带来了障碍”。所以对于目前的光谷建设来说, 对人才的激励机制有几个努力方向:第一, 提高员工的整体工资水平。不仅只是对尖端人才的优惠政策。因为企业中毕竟这部分人只是占有少数, 大多数只是一般的技术人员。第二, 学习美国硅谷模式, 对人才和企业家采取“有限购股权”的激励机制。这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企业代理人激励约束相容的问题, 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具有优化激励机制效应的制度安排。第三, 培养一批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包括“美国硅谷”在内的所有高新技术开发区, 他的成功离不开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所以政府应该从这方面努力, 加紧对企业家的培养, 制定一系列的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制度, 以鼓励高新企业。

摘要：本文介绍了高新技术开发区一般的发展模式:市场主导、政府主导、市场和政府主导型三种类型, “武汉·中国光谷”的建设属于市场和政府共同管理型, 在这种发展模式下, 一般的管理机制主要是采用政府和民间机构共同管理型, 而我国在市场经济体制刚刚转型期间, 很多制度还不是很健全, 所以初期要采用政府管理型。

关键词：光谷建设,政府职能,管理机制

参考文献

[1].魏后凯.对产业集群与竞争力的考察[J].经济管理·新管理, 2006

[2].保建云.论企业集聚、扩张的区域效应[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2007

政府行为研究 篇10

一、农村民间金融的特征

与官办金融相比，农村民间金融有着明显的特征：一是社区性，农村民间金融活动发生于农村社区，基于一定的地缘、血缘、业缘关系而成立；二是人格性，交易活动建立在对对方信息充分掌握的基础之上，经济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人格化；三是分散性，农村民间金融发生于数以亿计的农村经济主体之间，交易的频率高，金额小，高度分散；四是层次性，经济落后地区以民间借贷为主，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已出现了较为规范的民间金融组织，农村民间金融与农村经济的发展状况相呼应，层次分明。

二、农村民间金融的作用

1. 满足农村金融需求。

目前农村经济主体最基本的金融服务需求是存款和贷款。农村民间金融机构不能提供优质、便利、快捷的存款服务，难以满足流动性和安全性需要，高收益率也是以高风险为代价换取的，以国家信用为背景的正规金融机构在满足存款服务需求上比民间金融更有效率。但贷款需求则与之相反，农户、乡镇企业极难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取贷款，各方面的实证分析结果都表明，民间金融提供了大部分的贷款供给，变通满足了农村经济主体的资金需求。

2. 优化资源配置。

金融体系对资源的有效配置有两个条件：一是资金的价格由市场自主形成，反映市场供求；二是金融机构能充分利用信息，对资金需求者进行甄别，通过交易对象的选择来控制风险，客观上起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农村民间金融的利率不受国家管制，由市场自主形成，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资金的市场供求关系；而且能充分利用社区内的信息，对交易对象做出全面的判断和选择，回避风险的同时也就相对有效地配置了有限的金融资源。

3. 推进机构改革。

首先，农村民间金融的发展促使正规金融机构转变经营机制，提高服务质量，增强竞争力，体制外民间金融的压力成为了体制内正规金融改革创新的动力；其次，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具有增量改革的特征，官方金融机构具有所有制偏好，通常只为国有经济部门提供融资，蓬勃发展的民营经济部门得不到正规金融机构的支持，民间金融为农村民营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推进了增量改革。

三、政府促进民间金融发展的具体对策

1. 加强对农村民间金融的监管

(1）完善市场准入制度。

严把市场准入关，是进行有效监管的首要环节，是保障金融机构安全运行、促进金融也稳健发展的重要前提。设立商业银行必须经金融监管机构的审查批准，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等商业银行业务。在我国设立农村合作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5000万人民币注册资本应是实缴资本；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必须熟悉相关经济、金融法律法规，具备相关的业务知识，能正确贯彻执行国家的经济，金融方针政策。这些市场准入规定对于今后农村民间金融机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加强业务运营中的监管。

金融机构业务运营监管主要是运用适当的监管方式与手段，通过对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和经营成果进行连续性的跟踪检测与分析，及时发现在经营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和风险隐患，并采取适当的措施进行处置。核心内容是通过资产负债比例和风险管理，制约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资产结构和风险度，以达到资产安全性、流动性、赢利性。银行监管机构可以主要对以下几个方面监管：资金充足率要求和风险控制方面进行监管。

(3）完善退出监督。

对金融机构市场推出监管是依法对金融机构合并、兼并、分立、解散、行政关闭和依法申请破产等市场推出行为以及停业整顿。机构重组等行为进行监管。在这方面要针对农村金融机构建立一套退出机制来保证整个金融体制稳定。这方面可以借鉴国际经验。在美国的金融监管体系中，由专门的存款保险公司负责清算资不抵债的银行，我国也应当建立明确的金融纪律和对违纪行为的处罚规定，特别是要有一整套金融机构破产清算程序，如可以考虑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2. 完善农村民间金融的相关法律

(1）对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的支持首先体现在对其合法地位的确认上。发展民间金融，我们应当鼓励各种有益的探索，给予其合法地位，规范其合法经营，而不是一味地限制、打击民间组织。对于一些有益的民间金融组织，只要有一定的信用保障措施和严格的监管，我们完全可以引导其向正规金融的方向发展。此外，还要合理区分不同形式的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如各种基金会、私人钱庄、企业集资等，对于符合农村经济发展的，给予合法形式，同时将其纳入金融监管范围；对于违法乱纪，坚决予以取缔。

(2）对民间金融体系的监督和管理要有明确的立法，进行法律确认和法律保护，以缓解民间金融领域高风险问题。组建地方性的商业银行和合作金融组织，要涉及产权、监管以及经营管理等多方面的问题，如果不做出明确规定，很容易引发问题。因此，要想使民间金融组织一开始就规范化，就必须做到有法可依。

(3）要逐步建立以银监会监管为主，以行业管理、自律管理为辅的农村民间金融监督和管理体制，加强对农村民间金融立法工作的研究，实现对农村民间金融监管的规范化、制度化和法治化。

对农村民间金融进行监管的主体必须是银监会及其分支机构，而不能是其他任何行政机构，这样既可以防止地方政府为了地方和自身的利益对于不合法民间金融的保护，也可以杜绝不同监管主体之间的相互推诿和扯皮。在明确监管主体之后，必须确定监管者的责任，使监管者有明确的监管任务，而不是盲目行事。对于符合条件的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在达到正规金融组织实质要求的前提下，按照一般金融组织的监管方式进行监管。这样，一方面可以促使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向规范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农村民间金融组织与正规金融处在同一竞争水平上。

3. 制定民间金融发展的长远规划

征地与政府行为解析 篇11

摘要：由于存在地方政府过多地直接插手、参与经济领域，对地方相关领导缺乏有效的问责制，执法效率低，土地执法障碍重重等等一系列深层次、多方面的原因，政府在土地征收、市场交易等过程中存在着各种严重违法现象。因此，必须采取责任追究制度、加大治理整顿土地市场秩序力度、提高征地成本等等一系列措施和手段来减少和制止政府的土地违法行为。

关键词：政府土地违法行为；建设用地扩张；征地成本；土地市场秩序

近年来，土地违法现象一直比较严重。2008年6月4日，国家审计署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了对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哈尔滨、合肥、济南、长沙、广州、南宁和成都11个市及其所辖28个县(市、区)，2004至2006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征收、管理、使用及相关政策执行情况的审计调查结果：土地出让净收益1864，11亿元未按规定纳入基金预算管理，占11城市土地出让净收益总额的71.18％；违规使用出让金83.73亿元；108.68亿元出让金未按规定纳入财政管理。国土资源部的统计显示，2007年9月15日至2008年1月15日，全国土地执法百日行动共清查三类土地违法案件3.17万件，涉及土地336.4万亩。其中，“以租代征”1.87万件，圈占土地0.15万件，“未批先用”1.15万件。

1违法用地过程中的政府行为

违法用地过程中的政府行为(在此称作政府违法用地行为)，其含义是指政府这个特殊主体，在审批、使用、监督执行等各个环节，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进行了土地违法行为并依法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这里所指的政府，包括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各部门。政府违法用地行为与一般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土地违法行为相比较具有行政行为方面的特征，其主要形式：一是政府违法用地行为的行政性。大量地、频繁地运用行政手段。二是政府违法用地行为的强制性。地方政府作为当地的最高行政机关，为了一时的政绩或地方局部经济的发展，很容易强令企业或下级政府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三是政府违法用地行为的随意性。有的地方政府违法用地行为并无章法，而是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行事，对自己经济发展有利就干，不利的就坚决不干，诸如为了招商引资，任意减免土地税费等。四是政府违法用地行为执行难。由于此类违地行为大都属于政府行为，因此，即使在违法用地过程中被执法部门及时发现，也不能得到有效的制止。而且伴随着固定资产投资扩张，违法违规用地、滥占耕地的现象有进一步凸显的趋向。

2政府违法用地行为的成因与根源

政府违法用地行为的原因是深层次、多方面的。随着经济发展的加速，建设用地规模扩大，需占农田面积越来越多；以及大规模地招商引资，通过多出政绩达到仕途升迁，以及通过主导违法用地达到权力寻租，这些几乎都成了主要原因。追根寻源，有以下几点：

(1)来自建设用地扩张的压力。据国土资源部发布的2006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显示，2006年中国批准新增建设用地40.43万公顷，比上年增长15.3％。全国共出让土地面积23.25万公顷，出让价款7676.8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0.4％和30.5％。同年，全国耕地12177.59万公顷，与2005年相比，耕地面积减少0.25％，耕地净减少30.7万公顷。可见，随着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建设用地的扩张是导致占用耕地的一大重要原因。为了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增加的这部分建设用地来源除了依靠内部挖潜、提高建设用地利用率外，一项重要的增加途径便是通过政府征用的方式，改变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性质，达到增加建设用地的目的；从而占用大量农田。事实上，在我国，耕地被占用的最主要、直接原因就是征收农民的耕地进行非农建设。这也为导致政府违反用地规划和计划指标批地用地行为的可能性设下伏笔。

(2)地方政府过多地直接插手、参与经济领域。政府对于经济领域的管理，主要应该是宏观调控、规范引导、提供公共服务、监督检查及相关行政管理。对于企业投资建设，除国家项目外，主要应由企业自己考虑，政府不应直接参与和干预。而一些地方政府却直接插手、参与经济领域，热衷于招商引资。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政绩考核的标准，有相当一部分是经济指标。为了完成经济指标，地方政府想方设法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甚至层层下达招商引资指标。招商引资之后，紧跟着就是想方设法为其提供土地。

(3)法律对规划调整存在漏洞。按照现行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省级政府享有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审批权，地级市政府经省级政府授权享有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审批权。而对于规划调整(是否可以调整及由哪级政府审批)却没有作出相应规定。按照一般理解，有权批准规划自然也有权调整规划。而问题正是出在此处。当前，调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当混乱，问题十分突出，已成为各地规避法律的普遍手段，也是造成基本农田数量减少、质量大幅度下降的重要原因。

同时，导致政府土地违法的还有其它的一些主观客观原因：诸如发展地方经济的指导思想问题，错误的政绩观，决策机制不合理等等。

3政府违法用地行为的解决对策

寻找减少和杜绝土地违法行为的办法，应该从多方面人手。在国务院下发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中，与以往规定相比，在完善责任追究制度方面有了重大突破，即首次明确规定要对政府实行问责制。问责主要是对地方政府负责人的违法违规领导责任进行追究。

除了地方政府责问制外，笔者认为还应该从下几点人手：

(1)进一步加大治理整顿土地市场秩序力度。要把治理整顿土地市场秩序作为当前查处各类违法用地的一项重要手段来抓，加强领导和措施落实，严格实行对土地的集中统一管理，严禁多头批地、多头供地，使违规设立的各类开发区得到清理和规范，乱占滥用耕地和非法转让土地的行为得到依法查处，经营性用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制度得到全面推行和落实，土地市场秩序和土地执法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2)应当加大处罚力度。首先必须加大对土地违法行为的刑事处罚力度。我们知道，犯罪最本质的特征就是社会危害性。非法审批、非法供地的行为造成国家和集体土地资产成百上千万的损失，与盗窃几十万元公司或个人财物的行为哪一个社会危害性更大呢?答案不言自明。但前者的最高法定刑只有7年，而后者则可判处死刑。对于土地市场的混乱，违法行为的猖獗，必须加大刑事打击的力度，提高法定量刑的标准。

在加大处罚力度的同时，还应该提高对违法行为的查处比例。如果大多数违法行为甚至连最轻的党纪、政纪或经济处罚都逃脱了，违法行为少风险或没风险，那么法律就形同虚设了。

(3)应当大幅度提高征地成本。土地违法案件中，数量最多、危害最大的莫过于以各种名义圈占、征用农民集体土地的违法行为了。虽然党中央、国务院多年来一直强调保护耕地的重要性，要求建立最严格的土地保护制度，但随意征收农民集体土地、滥占耕地的行为仍是屡禁不止，有些地方甚至越来越严重。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征收集体土地成本太低。政府通过“先征后卖，贱买贵卖”的方式以获得巨额的财政收入。因此，如果大幅度提高征地的补偿标准，征收后被用来出让给开发商搞商业开发的土地，可以让农民平等地与开发商讨价还价，那么还会有如此大的规模土地征收吗?

政府行为研究 篇12

近几年来,由于生产成本不断上升,技术进步方式发生变化,投资收益率持续下降以及出口导向型增长不再可持续。诸多因素使我国经济的增长率不断下滑,物价上涨率和经济增长率双双达到近些年来的谷底。诸多信号表明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所谓 “新常态”,是指伴随经济体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而出现新的问题、挑战以及机遇和条件等。我们应该认识到,经济增长的新常态是一种必然的状态。在不同发展的阶段对要素禀赋结构和动力机制的要求也必然不同,进而将使经济的增长呈现出不同的表现状态。新常态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三期叠加”阶段。在诸多方面,随着资源环境约束的加强,支撑我国30 年高速增长的动力正逐渐减退,我们仍应乐观的面对新常态,通过增长动力由投资转向创新的路径,追求的更高目标增长质量和效益重新发掘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在新动力。

一直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政府息息相关。政府一直在我国经济的发展中占据着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中国的市场经济一直是由政府主导的经济。相当程度上是政府推动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进入新常态对政府来说,意味着其行为方式也要相应的做出调整。政府继续推动经济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已不再现实,因此,如何在新的环境下通过自身行为的调整引导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在新常态下实现转型成功就显得尤为重要。对于政府而言,现阶段下更应该抓住机遇,适度降低经济增长目标,深化改革,通过政府行为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区域发展的平衡保证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成功转变。因此,在新常态下,为了发掘我国经济增长新的驱动力,作为政府应首先对其行为进行调整,从而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2 由制度产生看当前问题

诺思提出,制度变迁的原因和动力在于经济人对收益与成本的比较。当预期的收益大于成本的时候就会发生制度变迁。而制度变迁理论基于历史的演变,主要分析制度效率和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其核心的观念便是低效率的制度被更高的制度替代的过程。在本章,我们可以从制度的产生、演化以及完善路径选择三个方面基于制度变迁分析在新常态下政府行为调整。

在制度的产生方面,我们通过追溯在制度设立之初的目的以及相关者的意向认识并揭示一个制度的本质。基于制度产生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出要求我国政府行为新常态下所做出调整的必要性。某种意义上要求政府充分发挥其经济职能,推动经济增长是政府的重中之重。不可否认,快速的增长显然是同政府的作用分不开。但对于经济的过分干预所积累的矛盾在近几年来表现愈发明显。比如,经济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以及有关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代价。比如高速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发展均衡问题,以及收入差距问题。

传统的发展模式下,政府是具有生产性质的。由于过分看政府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将过多的权力赋予政府,政府运用权力促进经济发展。然而,由于缺乏对权力的边界和合法性的界定,缺乏对责任以及后果的承担以及对权力的制约。现实中政府权力经常出现的越界与滥用,寻租与腐败的问题使得我国市场经济中仍带有一丝讽刺的意味。权力过大、干预过多、程序过杂加之监管缺失等问题,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和资源配置的效率。政府对市场高度的干预导致了市场的扭曲,监管的缺失从而导致了传统产业的产能过剩与泡沫,食品安全危机和生态环境的恶化,有限的公共产品的供给出现紧张,以及寻租导致的官员的大面积腐败。传统的政府行为已经延缓了发展方式转变的进程。

3 由制度演化看方向

从制度演化方面来分析,基于格雷夫的观点,制度是基于历史内生演化的,一些过去继承下来的制度要素成为了新制度产生过程中的部分初始条件,而短期发展的现实力量和社会的认知水平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制度的演化。现实制度中存在的主要矛盾指示了制度演化的方向。对于新常态下我国政府行为如何调整应从我国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下的政府行为入手分析。而新常态下基于传统政府行为模式下的矛盾指示了当今我国现实制度演化发展的方向,新常态在否定我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走向尽头的同时也暗示着向新的发展方式转型的机遇,因此政府行为调整对于推进我国经济转型至关重要。

从短期发展的现实力量来看,我国经济转型的关键在于发掘新的增长驱动力。在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退,资源约束日益明显,与此同时,技术进步的后发优势也在逐渐消失。在传统的发展驱动力减弱的今天,传统的政府行为通过直接的干预拉动经济的做法在新常态下不能获得很好的效果,相反会带来一些结构性的矛盾。过去的地方政府为拉动经济的直接投资所涉及行业普遍出现了产能过剩的现象。据2012 年数据统计,中国24 个重要工业行业中有19 个行业出现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中国产能利用率仅为57. 8% ,远远低于1978 年以来中国的产能利用率70% 以上的水平。而随着社会财富与资源的增加,在新常态下我们应该更多的关注政府的非经济职能,比如监管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新常态要求市场在资源的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这就要求政府改变传统的审批模式,由重审批向重监管转变,工作重心放在事中和事后的监管上。从而减少由于政府过度干预市场带来的诸多不良后果。另外,进入新常态,新的形势与政策要求政府高度重视与解决民生问题,社会保障问题以确保经济政治平稳运行。

而对于社会的认知水平方面,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升,对于政府的认知必定有了新的发展。由于过去政府的过度干预与监管缺失造成的市场扭曲,食品安全危机,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和大面积的贪污腐败。因此,为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成功转型,做好政府的减法显得势在必行。让政府行为从重权力向重责任转变,用一套有效体制和机制来保证政府权力的正当行使以及对责任的承诺。新常态下,政府应考虑如何更好地为市场服务,更多扮演服务者的角色,而不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指挥企业的领导角色。

4 由制度完善谈发展

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市场将成为经济的主导力量。政府的改革要回到原点去。新常态下建立一个有限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透明政府对于我国经济转型意义重大。

从制度的评估标准上看,对制度本质的认识以及对原始目的的背离程度,决定了应该如何对制度进行完善。当前阶段,我们更加需要政府 “有限”的作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将面临着供给、需求双紧缩的压力,经济增长率下滑已成定局。因此,当前的重点在于确保增长的质量。适当调低增长目标政府对于政策的制定应该更多地看重经济增长的质量而不是速度。通过调低经济增长目标,避免GDP论英雄的做法,给政府引导经济结构调整创造契机,围绕新常态进行宏观调控。新常态下,作为政府应该给企业更大自主权和发展空间从而为市场带来更大活力。因此,要避免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市场,而是采用间接手段和法律手段维护市场的主体性。做好政府的减法,建立有限的政府就显得十分必要。有限政府意味着政府有限的权力以及权力的运行应是受到制约的。而权力和责任两者不可分开,行使权力同时就要承担责任。因此,传统强调权力而轻问责的管理必须调整。政府在任何场合下应该优先考虑公众利益,这也是新常态下政府的职责所在。

从制度变迁动力来看,我们仍可以从认知以及力量两个方面分析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应该摒弃过去 “粗放”的发展方式,而是转向 “集约” 的发展路径,把经济结构调整放到更加重要位置,通过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为核心,使中国经济进入经济质量增长的轨道,进而在国际上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为了发掘创新与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这就要求我国政府重视法制建设。通过完善的法制建设保障企业创新的知识产权,维护企业基于创新的合法权益; 通过改善科研机制,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完成由劳动驱动向人力资本驱动的转变; 完善涉及食品安全以及环境保护的法制建设,营造良好市场环境,确保有效供给,为经济发展新的驱动提供完善制度的环境。

5 结论

新常态下,在市场机制决定资源配置的今天,势必要做好政府的减法,更多地服务于市场为市场有效运营保驾护航。从制度的演化来看,由旧的经济发展方式向新的发展方式转型期间,政府作为政策的制定者,应该要做好权利的减法以及责任的加法。从非经济职能方面入手,通过更好的事中监管,更多地关注民生发展,做到真正的国富民强。而从制度演化的方向我们应该看出,今后在制度层面的完善应该着力于经济增长新驱动力的发掘,通过制度的设计与完善,确保创新和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保证当前我国经济的发展质量。总之,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过程中,通过政府的自我调整,有效引导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实现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重启政府改革之路,按照有限政府、责任政府以及法治政府这一本源进行调整。在重重经济发展双行压力的环境下,经济新常态也为政府进行这样的调整提供了机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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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竺乾威.经济新常态下的政府行为调整[J].行政改革,2015(3).

[3]朱富强.制度经济学研究范式之整体框架思维:主要内容和现实分析[J].人文杂志,201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