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传播中的政府行为

危机传播中的政府行为（共7篇）

危机传播中的政府行为 篇1

关于公共性危机传播中的政府行为分析

关于公共性危机传播中的政府行为分析

[摘要]公共危机管理的过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危机沟通。当今时代，随着传媒产业和文化的快速发展，公共性危机传播已经成为决定公共危机管理是否成功的关键因素。政府、大众传媒和公众在公共危机传播中起主导作用，他们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共生体。本文侧重研究政府，大众传媒和公众三者之间的关系，围绕三者关系的目前是什么状况，危机从何处而来，如何看待三者之间这样的关系。并通过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而分析得出结论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政府、媒体和公众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恶性循环和低水平的均衡；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媒体的管理上存在缺陷是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我们可以通过改革政府的管理方式来重新建立政府、媒体和公众之间的良性循环。于此同时，可以看出通过公共性危机的传播来分析政府行为是非常必要的，能从中能将危机转化为机遇。

[关键词]危机传播；媒体；政府

I

关于公共性危机传播中的政府行为分析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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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性危机传播的概念„„„„„„„„„„„„„„„„„„„„„„1

（一）明确什么是社会常态„„„„„„„„„„„„„„„„„„„„„„1

（二）公共性危机传播的祸因„„„„„„„„„„„„„„„„„„„„„1

二、危机传播中媒体的重要作用„„„„„„„„„„„„„„„„„„„„1

三、危机传播的原因和特性„„„„„„„„„„„„„„„„„„„„„„2

四、政府在化解危机中的作用„„„„„„„„„„„„„„„„„„„„„3

五、危机传播中政府形象建设„„„„„„„„„„„„„„„„„„„„„4

（一）通过信息公开塑造政府诚信形象„„„„„„„„„„„„„„„„„4

（二）通过指挥和组织处理危机来塑造政府服务形象„„„„„„„„„„„4

（三）通过理性处理治理来塑造政府责任形象„„„„„„„„„„„„„„5

六、危机事件中政府、媒体与民众应达成良性互动„„„„„„„„„„6

（一）政府和媒体要以积极的姿态面对危机„„„„„„„„„„„„„„„6

（二）政府新闻发布注意与民众知情权、话语权的利益协调„„„„„„„„7

（三）民众主动获取信息，提高自身素养„„„„„„„„„„„„„„„„7

七、结论„„„„„„„„„„„„„„„„„„„„„„„„„„„„„„8 参考文献„„„„„„„„„„„„„„„„„„„„„„„„„„„„„„9 致谢„„„„„„„„„„„„„„„„„„„„„„„„„„„„„„10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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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性危机传播的概念

公共性危机不同于误解性危机、事故性危机、假冒性危机和灾害性危机，根本区别在于公共性，即其指向对象是特定区域的所有公民，每个人都是危机侵害的对象。公共性危机容易引发民众恐慌，造成社会动荡。因此，处理好不期的公共性危机，成为考验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指标。美国学者罗森豪尔特认为，危机是指“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决策的事件。”危机分为自然灾害、人为危机、在自然灾害基础上的人为危机。在公共关系中，危机传播被认为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它指企业、组织或政府面对危机事件所采取的旨在减少危机损坏程度的沟通信息、树立形象的公关策略。[1]

（一）明确什么是社会常态

要了解什么是公共危机，首先要明确什么是社会常态，社会常态可以界定为社会秩序处于动态平衡的状态，同时也是政府和社会协调发展的状态。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个人、团体、组织、企业、社会等都会遭遇危机的发生，但公共危机对社会的共同利益和公共安全产生更大的危害和影响。

（二）公共性危机传播的祸因

公共性危机传播的祸因主要有六种，分别是自然灾害（包括火灾、风暴、地震、洪水）、公共安全突发事故、恶性刑事案件、恐怖事件、疾病传播（即公共卫生问题）、自然环境恶化。公共性危机的实质是危及公共安全，破坏社会秩序和生存空间，侵犯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社会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无法根除这六种祸因，难免就会遭遇公共性危机。处理好公共性危机，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提高社会幸福指数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危机传播中媒体的重要作用

在危机中，媒体的作用就在于按照新闻传播的自身规律对危机处理过程进行干预和影响，促使危机向好的方向转化。媒体介于政府和公众之间，形成了一种三角互动关系，它既受政府制约，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府；既引导公众，又需要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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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需求。媒体一方面代表公众时刻关注、监视危机处理的进展，另一方面，又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传达其声音，树立其形象。媒体的这种特殊地位也使它在危机传播的不同阶段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了特大级地震，我国的各大媒体快速报道了此消息，并在后续进行了全面、持续的追踪报道。打开电视，所有频道都紧紧集中于震区的声音；开打报纸和网络，关于震情和抗震救灾的文字和大幅图片，充满着大部分版面。四川政府和国务院新闻办，每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报道当日灾情和抗震的最新情况，并毫无保留地回答中外记者提问。震区危机报道和信息发布如此公开、透明，达到国内传媒前所未有的程度，让全国、全世界人民对此次灾情有了更加真实的了解与认知，担当起了媒体应尽的责任与义务。

地震突发时，成都市民从各自楼房或办公室惊慌失措地跑出来，迫切地想要知道灾难的根由和亲友的安危，却绝望地发现拨不出电话，站在马路中央的人们发现自己与外界失去了联系。此时，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突然响起，有人想到了用手机收听广播，随后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收听收音机，这是灾后人们首先能够接触到的媒体，电台周围迅速聚集了大量渴望获得信息的人们。紧接着，有人发现，尽管电话打不通，但用手机上网不受影响。于是获得地震报道的方式又多了网络这种频道。此外，广播电台还充分发挥互动性和服务性，在地震发生后的数个小时，广播电台承载的重要功能是帮助寻人和传递求助信息。正因为有了广播，信息才得以传递，恐慌才没有蔓延。

随着网络和媒体的不断涌现，广播媒体越发局限和萎缩。但正是由于传统的权威地位，它在正常通讯中断的及时性、无线和广泛的覆盖性，以及手机收听广播的便携性，广播在这次突发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广播媒体的发展，我们可以从这次危机传播中得到启示：找准媒体的特征和定位，任何传播渠道都有自己特定的存在价值。

三、危机传播的原因和特性

在人类历史上，公共危机的出现是难于计数的，而且危机的传播在不同的时期、地域形态和方式也存在差异。这使我们在研究公共危机中信息传播“失衡”问题时面临着较大的困难。在这里，我们主要以近年来中国发生的种种公共危机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中存在的信息传播“失衡”现象。从信息传播的主要因素来看，公共危机中信息传播“失衡”的现象主要有以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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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信息源上看，信息传播系统内部因素可能导致信息传播“失衡”现象。正常情况下，当公共危机发生时，社会公共的信息传播系统必然产生相应的“条件反射”，这种社会公共信息传播系统一般是以大众传播系统的方式出现。但是，我们却常常发现，当公共危机发生时，大众传播系统在某种外力的干预下出现失真现象，与此同时，人际传播系统、群体传播系统的信息传播功能突然爆发，导致了信息在不同的传播系统中的“失衡”。

其次，从信息传播过程来看，在公共危机发生的不同时间阶段和空间领域也可能出现信息传播“失衡”的现象。我们先从时间层面看，大部分学者认为，公共危机发生的过程包括危机前，危机中，危机后几个阶段。在危机传播的不同阶段，信息传播的强度和信息量的大小可能不一样。这本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但从近年来中国发生的一系列公共危机来看，这种不平衡已经超出了正常范围。其主要原因是在危机发生的早期，信息传播被某些相关部门有意地压制，而一旦危机充分爆发，相关部门却对信息的传播无法正常引导，从而导致信息传播严重“失衡”。

再次，从受众层面看，不同的社会阶层、群体之间也常常出现信息传播“失衡”的现象。显然，即使是面对同样的公共危机，处于社会中上层的群体，比如政府官员、商界名流、高级知识分子等等，更容易得到有关危机的各种信息。而处于社会底层的大多数人，比如边远落后地区的人群，或者普通的农民、工人等，都处于一种信息相对缺乏的状态中。这种社会阶层、群体之间的信息传播失衡现象，也很容易导致危机的进一步加深或者产生新的社会危机。

四、政府在化解危机中的作用

政府形象是公众对政府行为及政府人员的总体评价，良好的政府形象对优化政府行为具有重要作用，优良的政府行为又是有效政府能力的保障。可以说，政府形象是一种的能力资源，对化解风险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政府要在日常生活中培植和塑造一种诚实、负责任、廉洁和高效的形象，在危机管理中有效发挥这笔无形资源的积极作用。

首先，政府信誉的树立，能够促进政府的勤政建设，促使政府系统改进作风，提高政府造福于社会、谋利于人民的能力。政府信誉增强政府组织的内聚力与外张力，政府信誉反映了广大政府公务员共同的价值观，必然对政府系统内的全部成员有一种强烈的感召力，激发出士气高昂、奋发进取的精神状态，激励公众共同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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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

其次，政府形象是构成政府影响力的基本要素之一，政府影响力体现着政府与公众之间双向互动的心理关系，它是决定政府政策能否为公众所接受或在多大程度上被接受的一项重要因素，并直接影响着公众对政府政策的心理、行为或行为倾向。政府凝聚力是指民众对政府的认同感和信任感，这种凝聚力可以使公众与政府情感容易沟通，关系容易协调，问题容易得到解决，进而能创造出一个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大好局面，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政府号召力，即政府号召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同舟共济，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能力。因此，政府形象是政府在推行政策、实现既定目标可资利用的能力资源，当公共危机发生时，它能动员公众共同应对公共危机。[2]

五、危机传播中政府形象建设

（一）通过信息公开塑造政府诚信形象

信息公开是保证人民群众在知情前提下实现民主权利的需要。在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信息公开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在危机来临时，由于危机不确定性影响已超乎事件的本身，对社会运作体系、生命财产安全产生威胁，一般公众很难对危机做出全面的分析，大多都会倾向于将危机发生的主要责任归结到管理部门。公开实情并采取有效行动，是政府的基本义务，人们有权利要求获得及时、真实的信息。因此建立公众沟通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政府就是完备的信息沟通和管理机制的领导者和指挥者。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及时解释和公开相关的准确信息将会有利于危机事件向好的方面转化，公众在了解真相后会更多地表现出宽容和理解，这对危机的控制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全球化进程中，如果不提高危机信息的透明度，只会让危机扩大化。

危机发生时，市民对政府信心指数的增减，主要与政府的危机反应能力和处理能力密切相关，宣传报道的及时性和真实性也是决定因素之一。[3]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灾害、危急事件，如果政府信息不公开、不透明，各种谣言、小道消息就会趁虚而入，扰乱人心，只会造成更大的不稳定。政府定时向社会公布危机信息，并积极引导舆论，让民众远离谣言，克服恐惧心理，减少不安定因素，形成政府与民众的良好互动，增强政府在公众中的凝聚力和美誉度，公众的知情权得到满足，激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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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危机的信心。敢于公开危机传播信息，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的能力和信心的具体体现。

（二）通过指挥和组织处理危机来塑造政府服务形象

在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处理上，政府必须建立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应急反应机制，建立一套完善的危机预警系统和管理系统，将部门协调行动制度化以及建立统一协调机构，以保障各个部门及各级领导者能在第一时间对危机做出准确判断，确保在各种危机面前转危为安。危机管理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减少危机的潜在伤害，控制危机局面，尽最大可能保护民众的安全和社会的安定。

建立一个完善的危机处理系统，确保民众的安全和社会的安定。建立预警机制和危机识别体系，及时收集各种信息，并对信息进行分析、辨别，对危机的后果事先加以估计和准备，有效察觉潜伏的危机，敏锐地洞见危机中隐藏的机遇，为危机处理赢得主动。危机发生前的预防是危机管理的重点，预防与控制是管理中成本最低、最简便的方法。预先制定科学而周密的危机应变计划，分析预计危机情景，建立一套规范、全面的危机管理预警系统，明确组织、责任、措施、资源、训练，一旦危机发生之后，这些系统就会快速地做出反应。

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强化危机发生后政府处理危机的能力，把人民群众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及时掌握危机信号，分析事故原因，果断地采取措施，实施应变方案，明确指挥、协调和控制的组织与责任，实施危机评估，强化沟通与媒体管理，从经济、社会、国际、国内等各方面减少危机的负面影响，并在危机处理过程中不断完善解决方案，尽可能把危机造成的损失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形象。[4]

（三）通过理性治理来塑造政府责任形象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人类政治过程的重心正在从“统治”走向“治理”，从民族国家的政府统治走向全球治理。所谓治理，指的是由民众或社会组织承担的公共管理，以及民间组织与政府部门合作进行的公共管理活动，政府仅仅是参与治理的一员，谋求社会的进步、全民利益最优是治理的目标。如果说“统治”追求的是统治利益的最大化，“治理”的目的则在于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统治”由政府行为组成，其权威是政府，施威方式通过自上而下的发号施令，施威领域以国界之内为限;“治理”则是指由公民社会组织承担的公共管理，以及民间组织与政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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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合作进行的公共管理活动，其权威不一定是政府机关，而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共同目标等方式来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

一个“公共管理”时代的来临，必将揭示中国“有限政府治理时代”的到来。从国家领导人把“公共利益最大化”作为他们明确而坚定的要求，政府不再将自己看成唯一的权力来源。通过政府与社会合作的公共管理，国家的权力在向社会回归。危机管理中，针对危机发展状况和人民的需要，政府广泛听取公众、社区和媒体的意见，及时做出充分反映民意的决策，对民意负责是政府政治责任的具体表现。政府和公共机构的工作和活动透明度的提高，为公众广泛参与政府决策和管理、对政府工作的监督提供了广阔的民主空间。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要义就是人民群众对事关自己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务有民主参与权，一个文明和民主的政府必须在制度安排上赋予人民这种权利。政府主要责任是保障人民权利，增进人民福利。务实、负责的施政态度和理念，不仅有利于塑造责任政府形象，还将会对我国的政治行政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产生深远的影响。

六、危机事件中政府、媒体与民众应达成良性互动

（一）政府和媒体要以积极的姿态面对危机

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面临着国际关系复杂多变的严峻形势，危机传播事件频发，媒体与政府应共同以积极的姿态面对危机。

首先，政府要增加透明度，畅通渠道，充分认识媒体在危机管理中的积极作用。政府，是社会公权力的代表，代表人民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媒体，是社会公器，代表公众行使社会守望的职能。在危机管理中，媒体不仅可以及时监视可能导致危机发生的各种潜在因素，而且在危机过程中作为政府和公众的代言人，完全可以沟通信息、疏导情绪，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在雪灾事件中，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的做法难让人满意。据新华社报道，由于被冰雪损毁严重的贵州东部电网突然断电，导致湘黔铁路动脉中断。新华社记者就此到相关单位采访时，个别负责人却不提供信息，还斥责记者“添乱”。

其次，媒体要增加责任感，讲究艺术，不断提高危机传播的引导水平。危机传播，不同于一般新闻的传播，它是在极大时间压力下对不确定状态做出的无章可循

关于公共性危机传播中的政府行为分析 的传播。媒体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树立国家大局意识，努力提高危机传播的引导水平。关键的是要保持冷静，不能在公众群情激愤的感染下失去理智，极尽炒作，这丝毫无助于危机的解决。[5]要讲究艺术，学习西方媒体的经验，在不知不觉中传达了政府的声音，在潜移默化中树立了政府的形象，在正确引导中维护了社会稳定。

总之，政府是危机管理的主导，媒体是危机管理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媒体要充分发挥舆论引导的作用，积极纳入到政府危机管理体系中去。

（二）政府新闻发布注意与民众知情权、话语权的利益协调

我国政府举办的新闻发布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以新闻发言人的名义，定人、定时、定点举办新闻发布会；二是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邀请国务院部门负责人或发言人介绍有关情况，一些地方政府也是参照这个模式做的；三是遇有突发事件时，临时组织新闻中心，进行新闻发布活动。[6]迄今，我国三级新闻发布体制已基本建立起来，但是政府新闻发布的具体运作和相关法规仍然有待健全与完善，政府新闻发布时常与公众的知情权、话语权有矛盾冲突，双方的利益、目标需要协调。具体来说，应做到以下几点：各省、部委以及地方政府的新闻发布应该以民为本；改善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提高发言人专业水平；切实推行政府信息公开，实现民众知情权、话语权的最大化；即使面对危机事件，公众也应该享有更多的话语表达权，这样民意可以有效监督政府，同时凸显政府正面形象。

（三）民众主动获取信息，提高自身素养

在危机事件中，信息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信息流通出现一点疏漏就有可能造成流言蜚语横飞的局面，这样危机中的民众很容易受到错误信息的误导，做出一些不理智的集体行为。尤其是在危机事件中，人际传播更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很多时候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是口头传播。口头传播有其快速便捷性，但信息很容易在口头传播中失真，失真的信息会进一步造成人群的混乱。现代社会各种通讯工具日益发达，除了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等渠道外，手机、网络成为现代人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这一方面有利于信息的快速获取，但另一方面也使谣言有了可乘之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应该具有自己的社会价值观，尽量通过权威机构主动地获取信息，理智地判断获取的信息可信与否，不能人云亦云。当然，要求民众在人心惶惶的危机中保持镇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相信只要民众多接触一些应对危机的知识，培养自己良好的社会观、价值观与人生观，不断提高自身素养，在危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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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中与政府、媒体达成良性互动的局面就会实现。[7]

七、结论

处理与报道危机事件离不开政府、民众、媒体这三个因素，三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构成一个完整的共生体系。其中政府起主导作用，是决策阶层，对外发布权威信息，政府的介入对事件的有效解决至关重要，而相关的信息是否公开，责任是否到位又常常是关键，如果政府隐瞒事实甚至发布假信息，这就不是一个阳光政府和责任政府的作为；媒体是公众与政府之间沟通的坚实平台，它需要客观全面地传播信息，让民众在第一时间内了解到事件的发生、发展情况，同时也要传达民众的话语，监督政府的行为；民众是危机事件的利益相关者，政府不能剥夺他们的知情权、话语权。如果政府、民众、媒体这三者能够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充分调动发挥三者的功能，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危机，解决危机，有利于社会真正稳定与和谐。虽然及时公开危机事件的相关信息是政府的职责，是对公众知情权的尊重，但当某些信息可能会造成社会混乱、公众恐慌时，政府有权力进行信息控制，这是政府危机传播的任务之一，也是政府具有社会控制力的一种体现。当然，尺度的把握是目前存在的问题。这不但要求政府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和精准的判断力，还要求政府系统和社会相关部门良好地沟通合作。这一过程需要我国政府在危机传播的实践中不断地摸索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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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传播学概论》，周庆山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2］《危机传播管理》，胡百精著，中国传媒大学出报社2008年．

［3］《危机管理——面对突发事件的抉择》，朱德武著，广东经济出版社2008年． ［4］《媒体应当如何面对自然灾害》，董天策 何裕华，中华传媒网． ［5］《媒体在政府危机管理中的作用》，高世屹 荣思远，中华传媒网． ［6］《记者招待会的组织与传播》，靖鸣等，广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 ［7］《汶川地震的思考》，刘世凯，中华传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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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历经数个多月，论文由初稿到最终定稿，花费了近来大量的时间，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完成这样一篇论文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但我内心深处却满含深深的感激之情。感谢中山大学为我们提供的这次学习机会，感谢公共关系学中所有的老师，尤其要强烈感谢张宁张老师，没有他们的耐心指导和帮助就没有这篇论文的完成。通过论文的撰写，使我能够等系统、全面的学习有关公共关系学的、先进的前沿理论知识，并得以借鉴众多专家学者的宝贵经验，这对于我今后的工作和我为之服务的企业，无疑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由于本人理论水平比较有限，论文中有些观点难免有疏漏和不足的地方，欢迎老师和专家们指正。

危机传播中的政府行为 篇2

我国在公共危机事件管理过程中,政府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在处理事件的方式以及程序层面需要进一步的优化,并要注重传播措施的科学应用。在当前的政府危机管理中,由于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因素,使得整体的管理效果不佳,通过对政府危机管理理论研究的深化,对政府在公共危机处理效率上的提升比较有利。

1. 政府危机管理中传播特征及传播的重要性

1.1 政府危机管理中传播的特征分析

就当前我国政府危机管理的传播来看,有着比较鲜明的特征,在传播的环境方面呈现出复杂性特征,在非正常状态的影响下,就会造成传播渠道的拥挤,这些影响因素会对政府传播带来比较大的困难。还有就是在传播的时间方面相对比较紧迫,在危机事件发生后出现的混乱以及无序性的破坏等,促使政府在危机管理中能够在信息的传播方面体现出及时性。①在政府危机管理中的传播特征还体现在方式特殊性层面,危机发生后,政府在这一管理中有着比较大的作用,在传播的要求上也比较高,这就需要有比较特殊的方式来进行传播。

1.2 政府危机管理中传播的重要性分析

在政府危机管理过程中,信息的传播有着重要价值,通过传播能够对不同的信息需求加以满足,并能有效保障公众的知情权,政府在这一管理中的透明度以及民主性也能得到充分的体现。政府只有在信息管理方面得到加强,在面对危机事件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将信息进行发布,才能够有助于对社会秩序的稳定。再者,加强政府危机管理的传播,对政府调动社会力量比较有利,这就对解决危机事件有着比较好的作用。在危机事件发生后,需要面对的不只是政府一方,民众在这一方面也比较重要,在进行实际的危机管理过程中,政府在信息的传播方面得以完善,比较有利于对社会资源和力量加以调动,这就对解决实际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基础,②从而能最大程度地减少社会损失。另外,政府危机管理的传播,能为政府做出正确决策提供有力的支持,政府也能及时收到民众的反馈信息,这就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为正确引导事件的解决提供有效决策。

2. 政府危机管理中传播的主要问题和优化策略探究

2.1 政府危机管理中传播的主要问题

从当前我国政府危机管理中传播的现状来看,还有诸多层面存在问题有待解决,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信息传播的速度比较迟缓,造成危机事件发生后,对相关的信息收集相对比较缓慢,以及在联运的机制方面没有有效完善化,并且有的政府部门在对危机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存在着侥幸的心理,故意对信息的发布进行拖延,③使得传播的效率比较低下。再者,政府在危机管理中对信息的传播比较缺乏说服力,通过信息传播稳定社会秩序,这是需要一定技巧的,尤其是在面对比较紧急的危机情况下,人们的心理状态都不稳定,这就对信息传播有着更高的要求。如果只是提供信息而没有重视信息传播的说服力,这就不利于危机事件的有效处理。在实际的政府危机管理过程中还存在着信息传播说服力不强的问题。另外,在具体的危机管理过程中,信息的传播源不足问题也比较突出,政府有着比较丰富的信息,并且是信息的生产者和使用者以及发布者。在危机事件的发生过程中,如果没有对信息进行及时以及全面地掌握,就很难使信息传播作用真正有效发挥。在实际的信息传播中,信息源的不足问题还比较突出,主要就是信息的专门收集人员比较缺乏,以及信息收集的渠道相对比较窄,信息传播的渠道没有通畅。④这些方面的问题造成了传播的整体质量不高。

2.2 政府危机管理中传播的优化策略

为使政府危机管理的传播效率得以有效提升,要注重传播的多样化方法的运用,这样才能保障危机管理整体水平的提升。笔者结合实际对政府危机管理的传播措施进行了探究。

第一,对政府危机管理传播措施的科学实施,要注重观念的及时转变更新,政府在这一方面要和时代发展的潮流相跟进,使信息传播的理念及时性地转变,要充分重视社会公众的集体利益,在面对公共事件的时候要及时地提供准确有效的信息,让公众的知情权得以充分的实现。

第二,政府危机管理中传播的预警控制措施要注重实施,通过预警机制的良好实施,对信息加以及时地公布,就能保障传播效率的良好呈现。在具体的措施实施中,要确保预警信息的简洁性,要注重语言的准确,对预警的原因以及含义和告知的内容能够明确化。⑤还要对消息的来源以及面临的威胁和防范措施等进行详细化的呈现。

第三,为了政府危机管理中传播措施的良好实施,就要构建完善的新闻发言人制度,这一措施的实施比较重要,要将日常的工作机制得以良好建立,在具体的分工上明确化,同时也要构建相对规范化的媒体记者资料库,对一些基础性的内容进行详细的了解,以及构建舆情跟踪分析以及新闻发布后的评估机制等,要对实际问题加以充分的重视,如此才能保障传播的效率提升。

第四,加强对政府危机管理传播措施的实施,注重处理措施的传播控制。要使事件处理组织工作得以完善化,对事态的发展能迅速得以控制,要将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实质性问题上来,从而对事件的全局加以处理,通过正确舆论导向来争取观众。⑥不仅如此,也要对传播中的噪音消除机制加以科学建立,对一些不良的信息及时地进行消除,使传播的质量得以保证。

第五,政府危机管理的传播渠道要不断加以拓宽,在这一过程中,要充分注重内部渠道的有效实施,建立应急管理体系,加强信息的反馈以及决策支持等,如此才能真正有利于政府对危机管理效率水平的提升。

3. 结语

总而言之,对政府危机管理传播措施的实施,要从多方面加以重视,在措施的实施上注重针对性,通过危机管理质量水平的提升,对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威望和政府的形象良好树立有着积极作用。

注释

1苏剑.突发公共危机中情报互通的障碍与解决对策[J].法制与社会.2016(09)

2祁志伟.我国公共危机补偿机制研究[J].鸡西大学学报.2015(01)

3邬心云.公共危机事件中政务社交媒体传播策略的心理学分析[J].新闻知识.2014(10)

4祁志伟.我国公共危机补偿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14(05)

5孙静.新世纪以来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研究综述[J].宜春学院学报.2014(05)

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政府投资行为 篇3

政府投资采取不同投资方式的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有限政府性资金的使用效益。采取不同投资方式的必要性源于政府性资金供给的有限性与公众对公共产品需求之间不断增长的矛盾和政府性资金供给的有限性与政府投资调控需要之间的矛盾。当前金融危机下投资方式的选用:

投资方式的功能差异决定其适用领域不完全相同。从政府性资金的有限性出发,直接投资应主要投向公共产品领域。投资贴息这只能投向有一定盈利能力的项目,即准公共产品和竞争性产品领域;投资补助几乎适用于所有领域。在当前的金融危机背景下,应当主要以效率为目标灵活选用投资方式。

(一)将直接投入的范围限定在公共产品领域。弥补社会领域的投入不足和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需要增长的需要,包括实现体制转轨,均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这些领域正是市场失灵,无法靠市场来自动恢复并需要政府发挥作用的领域,有限的政府资金必须首先满足这些领域的投资需求。

(二)原则上不使用政府资本金注入方式。政府资本金注入方式,属于股权投入。从公共管理的角度,是否采取资本金注入方式取决于两个因素:1、是否有必要控制产权;2、引导社会投资的必要性。在我国,由于是从计划经济转化而来,正是出于国家控制了过多的社会生产领域逐步退出市场,采取让出部分股权的策略。也就是说,我国现在不存在所谓的需要控制产权的问题,现在采取资本金注入方式会影响改革的进程,造成市场经济体制的倒退。

(三)加大投资补助的力度。政府可根据产业政策、区域政策、技术政策和落后地区开发政策,对下一级政府和企业投资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公益性事业项目、国家鼓励的技术研发和产业化项目、农村基础设施项目、落后地区基础设施项目等,进行一定数额的(无偿)投资补助,或对上述项目中的企业贷款给与适度(无偿)贴息,可以达到“四两拨千斤”的功效。我国当前对汽车业的扶助即主要采取投资补助的方式。

二、金融危机背景下政府投资考量因素

(一)政府投资中的结构效应

政府投资的结构效应,至少包括城乡结构效应和地区结构效应。当前金融危机对我国来说,也确实是危险里蕴藏着机遇。通过政府投资,可以纠正长期以来城乡经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此次新增政府投资,虽然把民生问题摆在首位, 着力解决城乡经济发展失衡的问题。但是在政府投资计划中,并未看到解决地区差异的措施。我国在改革开发之初就采取不均衡发展战略,例如东部地区优先发展。因而,地区结构突出的矛盾——东部地区的快速发展,中西部地区的GDP在全国GDP的比重呈缩小趋势。应该说,地区结构效应也应当是当前金融危机中政府投资需要考虑到的范畴。

(二)政府投资中的公平效应

相对于政府投资在促进增长中的贡献,政府投资在实现社会公平,缩小地区发展的差异方面所起到的贡献以及效果常常被忽略。在本次新增政府投资中,重点投资领域中前三项均是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的考量。可以认为:政府投资在金融危机面前对公平的考量比较明显。

(三)政府投资中可持续发展效应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持续多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与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对社会消费和国民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的拉动作用。然而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是以高储蓄、高投入、高能耗为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当前的发展早已显现出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低产出、低投资效率的弊端。一方面政府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固定资产投资来拉动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工程建设投资的效益和工程质量却差强人意, 重复建设、高估冒算、挪用资金、损失浪费、挥霍贪污、“豆腐渣” 工程等现象层出不穷,影响社会和谐。基于对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所带来的严重问题的重新审视,中国政府正在大力倡导“可持续发展”。就政府投资行为而言,就必须着力投资相应的环保和高科技产业。

三、当前政府投资应当注意的问题

(一)注意将国债规模和财政赤字限定在适度范围内

以日本为例,在二十世纪90年代初,面对泡沫经济破灭引发的长期萧条,政府多次大规模采取了综合或紧急经济政策,短期内替代了是人投资的减少,对防止经济大幅度下滑起了一点作用。但是随着失业规模的扩大,国债规模不断膨胀,政府长期债务余额及政府财政赤字不断攀升,财政状况继续恶化。这从正反两方面表明,适度的国债规模对于经济的健康运行的重要性。

(二)注意投资方向和政策的适时调整

当前的新增投资跨越三个年度,但是制定投资政策时的金融危机背景并不可能一成不变。撇开金融危机不谈,经济也存在周期性问题,因此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经济环境下,采取的投资政策并不应完全相同,应时做适当调整,包括投资金额、投资方向和重点都应存在可变性。

参考文献:

[1]张长春主编.政府投资的管理体制.中国计划出版社2005.

[2]张宇著.转型时期政府投资的多效应分析.人民出版社,2008.

[3]樊根胜等.经济增长、地区差异与贫困——中国农村公共投资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危机传播中的政府行为 篇4

关键词：高校；BBs；危机处理；策略

1 BBS传播过程中的危机预防策略

1.1 加强BBS的日常监控体系建设

能否净化高校BBS的网络文化氛围，减少信息传递过程中潜在的和显性的危机，更大限度发挥它的积极作用，根本上还取决于人，取决于管理者和广大网民的素质。目前BBS上有不尽人意的信息出现，并有可能导致校园危机事件产生，主要在于没有较好的规范大学生的网络行为。为此，我们首先要从制度层面找原因，要加强BBS的监控体系的建设，以达到和谐监控的目的。张淑珍和韩博提出了一种监控体系。如图1所示。

图中箭头表示从属关系，即：校园BBS上的普通用户的行为要受到各版块版主的指导和约束，各版主听从站长及副站长的指挥和协调，站长及副站长要在BBS纪律委员会、BBS专管教师及BBS服务条例的指导下开展工作纪律管理、日常管理和思想指导方面的工作，这也是学校计算机网络控制中心对校园BBS的日常管理工作，它直接受所在地区通讯和公安机关和校级领导部门的管理，这样一来，整个监控体系就由主管部门、网管中心和学生三大块组成，形成了一个完善的体系。在这体系中，学生是管理的主体，因为，他们才是直接实践者和受益者。为此，我们要倡导大学生在BBS这一网络空间里实行自我教育、自我指导、自我管理。

1、2 组建日常危机管理小组

为了能够及时地处理BBS传播过程中的危机情形和危机事件，高校应该在危机发生之前就建立危机管理小组。危机管理小组成员应当包括可以迅速联系到的核心人员，结合上面图形所示，这些核心人员应该包括主管部门的负责人，网管中心的负责人，学生工作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和学校保卫部门的负责人。对这些人员要进行BBS网络安全方面知识的培训，定期讨论BBS危机管理计划及学校应当关注的一些领域，使他们拥有在任何危机情境下行动的知识和技能。他们日常的职责主要是检查校园BBS的日常管理行为，而检查的最好方式就是自我诊断，进行自我反省。在反省的基础上设计某种危机场景，应用角色扮演的方法训练内部相关管理人员，以提高其应对危机的能力。

1、3 创设危机应对预案

危机传播中的政府行为 篇5

本文所述的政府组织主要指人民政府和执政的党委，行为指行政行为。

一.政府行为在公民思想道德建设中的地位

1道德规范体系的建立，需要政府来促成 [本网网文章-www.wmxz.cn 找范文,到本网网]

市场经济的实质是竞争机制。国家管理研究院副院长周东涛先生认为：“市场竞争是一个两面体，一方面可以调动人的创造性，另一方面又可能导致道德沦丧。市场机制不能自发地促进思想道德的建设，必须用道德教育规范道德行为。”这话精辟地阐明市场经济与思想道德建设的关系。竞争机制以经济为调节的手段，其作用有很大的局限性。就以经济效益为命根子的企业而论，职工积极性的调动，企业自我约束机制的强化，企业精神的张扬，光靠经济调节手段是不行的。因此，思想道德建设在经济建设中再次被推上前沿。道德作为上层建筑，是以经济基础为基础。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道德规范并不完善。市场竞争的兴起，传统道德受到了强烈冲击，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巨大变化，道德体系面临重构与调整，许多方面有待完善与规范。公民道德建设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公民道德建设，政府责无旁贷。

2.政府的管理，在道德建设中极为重要。公民道德的养成，不仅仅是依赖宣传来达到，更主要是依靠管理来实现。如，优生优育的道德行为正是通过政府行为来逐步实现。有这么一个实例，霞浦城关电影院在八十年代初，秩序相当混乱。那个时候刚开始施行自动对号入座。有人乘机看“白电影”。政府采取遣送的办法，将看白电影者送到离城关几十里的地方，让他们徒步走回。不几日，电影院内，秩序井然。

3.政府道德行为，在公民道德建设中起着示范作用。政府道德形象无疑是张广告，对公民的影响力极大。政府行为不仅表现于政府行政行为，也表现于政府公务员的道德行为。另外，代表政府的行为机构，在百姓心目中也是政府行为。政府不守道德行为会在公民中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二.道德建设中，政府行为的消极因素 [本网网文章-www.wmxz.cn 找范文,到本网网]

目前，公民道德建设有许多不利因素。

1.政府道德建设行为职责模糊：一是责任者模糊。道德建设该谁来承担，县委?宣传部?文明委?眼下将道德建设划归文明委负责，协调工作由文明办承担。实际上，道德建设问题文明办远远无法协调。因为诸多问题都落在有关部门。尤其是司法部门与道德建设关系密切，文明办能协调的下来吗?

二是规范模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道德规范是：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其总要求是：要将公民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具体的道德规范并不明确。哪些是道德行为，哪些是非道德行为，没有明确的解释。这工作谁来承担?

2.政府行为中的不道德行为

由于部分政府官员(含司法人员)的腐败和素质低下，往往做出不道德的行为。

一是不守信用。由于情况的变化，政策进行调整，群众利益受损。群众打趣地说，“政策，政策，一时一色。”有的是因为不可抗拒的原因，工作人员并没有向公民作必要的解释。有些新领导一上台，原先的政策就被推翻。领导一换，许诺不算。有的明摆着的合约，新领导却以这是上一任领导的事与我何关为由，推卸不办。

二是不顾全局，为了局部利益，政府往往做出许多不道德之事。比如，有的地方为了评上贫困县，争一些好处，就少报收入。有的地方，为评上先进，则拼命掺水，虚报成绩。

三是不负责任。由于政府职责的交叉，有利益的各部门争相插手，没有好处的大家撒手。争相插手的多为收费项目，使群众利益受损。大家撒手的群众找不到办事之门。

四是不公正，处理问题偏袒，庇护。“法”随情走严重。领导者出于私心，处事不公，使守道德者利益受损，动摇了群众的道德信念。尤其是司法人员，收受好处而置法律于不顾，影响极为恶劣。在百姓心目中，这些都是共产党的责任。

3.政府对道德建设的放任

政府就道德建设而言，具有双重任务，一方面要搞好自身的道德建设，另一方面要搞好平民的道德建设。然而，在抓经济建设时，往往忽略了道德建设。在改革开放初期，有一句话很受大家的推崇，只要不违法就行了。言下之意是，违背道德无所谓。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放松了道德建设。自身榜样无法塑铸，群众行为不加管束，有些事刚现苗头不作处理，而后无能为力。

家庭道德建设中，政府渗入更少。农村老人不受尊重，有的甚至受虐待。有许多家长，放任.溺爱孩子，有的无暇顾及孩子的成长。重知识教育轻道德教育。家庭暴力，政府基本不过问。家庭中的其余不道德行为，政府基本不干预。这就导致家庭道德问题的突出。

三.公民道德建设中政府行为的思考

1.加强政府自身道德建设

我们的国家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这就决定了政府的性质：为人民。具体表现为：(1)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2)政府要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3)倾听群众的意见，关心群众的疾苦，为人民办实事，不说空话;(4)维护人民群众的自尊与人格;(5)政府要讲信誉，不能朝令暮改。

政府宣传的道德标准，政府首先要实行，要为公民做一个榜样。要实施政府道德工程建设。

首先，要建设一个廉价的政府。建设廉价政府不仅仅节省开支，其道德意义勉励百姓勤俭自强。我们国家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仍处于发展中的国家。提倡节俭的传统美德仍具有重大意义。古语说，成由节俭败由奢。

建设廉价政府要消除臃肿，改善功能。实行机构改革，解决人浮于事的现实问题。从而减少内耗，提高效率。减少特权，节省开支。一个所长往往不止一辆小车，局长就更不用说了。要知道，一辆小车一年要耗费多少?加强财务管理，严格按国家财务规定列支。

其次，建设一个公正的政府。公正的政府可促公民爱国守法，敬业奉献。要依法治国，依法行政。要有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第三，建设一个守信誉的政府。讲信用的政府可使公民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地方政府有了困难，应与百姓协商，共同度过难关。政府不要一遇困难，就轻易改变政策。

2.营造氛围与激励内求并举

道德形成的两个条件，一是内求，二是氛围。道德的形成过程是相当复杂的，但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内求是通过内因发生作用，进行自身道德修养;氛围是通过外因的作用，促进道德养成。二者关系相辅相成。道德氛围不好，政府的行政行为就显得更为重要。

首先要完善道德评价体系。道德评价体系建立于道德标准之上。可使人们明晰道德具体行为，从而进一步规范自身行为。

宣扬社会主义道德，创造良好氛围。一是对《公民道德建设实施刚要》展开讨论，使每个公民都明确道德规范。二是树立道德楷模。道德楷模包括领导楷模和道德先锋。古语说，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意思说，领导者的道德力量如同大风，对平民的影响极大。领导者对社会道德趋向负有重大责任。领导者道德楷模是指领导者道德表现的一贯行为，这种行为值得人们效仿，为多数人公认，什值得推广。如果说领导的道德影响极大，道德先锋则是公民道德建设中的中坚力量。政府发现和培养道德先锋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实施道德重赏，不仅创造良好氛围，同时激励道德内求。宣传道德是道德建设的面的工作，那么，奖励先进就是点的工作。政府要重奖道德先进，激励平民追求道德先锋，以养成道德风尚。

第三，开展道德活动，创建道德日。道德活动形式多样，不仅仅局限于扶助行为，募捐集资等。

政府组织要给公民道德行为以大力的支持。法律必须同样要惩治家庭内违法行为。这表明法律对道德的支持。政府要给财力支持。道德宣传，道德奖赏，道德活动必须有专门经费。这种道德建设投入完全可以从不道德之事大大减少而得以弥补。同样，道德建设的硬件(道德建设基地等)建设，思想道德队伍建设，也要投入，这可促发全民道德需求，营造良好的道德氛围。

3.加强道德建设管理，强化道德监督

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形的法律。二者是一脉相承的。曾经对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进行讨论，引起了理论上的纠C。给人们一个误解，法律与道德是不同性质的东西。其实，法律就是为了维护道德。道德行为的规范，道德行为的奖惩，道德理论的探究--必须有一个专门机构。

道德标准的不明确，给道德建设带来困难。《公民道德建设实施刚要》进一步明确了道德规范。这是全民道德修养之纲。要以此为纲健全完善道德规范体系。道德规范解决道德行为的`具体问题，道德评价对道德行为的调整起着重要作用。

将道德建设纳入日常管理。道德建设不是孤立的事，应该溶入日常管理之中，管理也是教育，管理可以促成道德养成。对随地吐痰的处罚，对乱插队的批评等等，将促成良好公德的养成;工作中，诸多规章制度的严格实施，将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所以说道德建设建设是全社会的事。

从管理的角度，道德建设已有三重的制约。一是法律法规，二是行政规章，三是道德载体。法律保证最基本的道德规范。行政措施强化道德行为的完善，霞浦电影院秩序管理就是一例。道德建设载体是新时期道德建设的新举措。就以商业道德建设而论，不仅仅通过市场经济的规章制度来实现--规章制度是较显化的道德，与人人恪守的良知是有距离--因此，近来又派生出许多载体，诸如服务承诺制，一条龙服务，创文明号等等，各种新载体只是临时轨迹，因为这些载体只是过度时期采取的权宜之策。

美国在许多公共场所设立了监视器，并发布广告。结果发现，凡是安装监视器的地方，犯罪率大大降低。这说明缺德惧怕暴光和处罚。这就是监督的力量。

舆论监督是暴光。必须利用其在道德建设中特殊作用。

处罚也是监督，不要让缺德者轻易躲过处罚。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监督就是道德监督。

4.实践道德推行个性化修养

我们将道德先锋方可实现的道德规范，即理想道德称作提倡道德，将大多数平民现实之中履行的道德规范称作实践道德。提倡道德是道德的最高层次，实践道德虽也属道德行为，但没有那么光彩夺目。我们宣扬提倡道德，要研究实践道德。由于实践道德在现实当中的普遍存在，研究它具有特殊意义。

人的各种行为，离不开个性。道德行为也一样。宣传媒体宣传的多是高境界道德，那是道德先锋才有可能实现。而作为平民，各人各人的道德标准。这个标准的形成，与其个性关系密切。一方面，道德促进个性的形成，另一方面，个性完善了道德。因此，政府在宏观上提倡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微观上应推行个性化道德修养。

个性化道德行为目标：有益社会。个性化道德修养更贴近现实。道德的标准是善恶。如何判断善与恶?是否对社会有利。由于个性的不同，从善者采取的方法也不同。如，由于信仰的不同，世界观与方法论也不同。基督教信奉者，做好事为神;佛教信仰者做好事为佛;共产主义信仰者，为人民做好事。不管动机如何不同，方法可能不尽一样，但有一点是相通的，同是做对社会有益的事。

有个无伪商店，为了让顾客辨明真伪，进了不少伪劣产品。工商管理者却以其店里查出伪劣商品为由查封了该店，摘下无伪的牌子。店主有口难辨。其实，这就是个性化职业道德的体现。

5.青少年的道德建设，政府道德建设行为的关键

青少年肩负建设祖国，实现中华复兴重任，以德治国必须从青少年抓起。人的道德形成过程，青少年时期极为关键。因此，政府要将青少年道德建设作为重点来抓。

一是设立家庭道德建设奖项，促进家长关注孩子的成长。

二是建立青少年道德建设网。向青少年灌输道德全方位知识。

三是建立青少年德育教育基地。让青少年知道道德的分量。

四是开展青少年道德活动，让他们亲历道德行为，感受道德行为的幸福。

五是普及法律教育。让他们明确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首先应该懂法守法。

KIT公关危机传播计划 篇6

一、导言

KIT纺织公司副总裁卡彭特负责公司的运营职责，他的离去对公司的竞争地位及其内部经营的连续性来说，都可能是灾难性的，为消除这次公关危机可能带来的不确定影响，现制定该危机传播计划。

二、传播公众

1、新闻媒体

2、KIT纺织公司员工

3、KIT纺织公司股票持有者及董事会人员

4、各潜在消费者（重点传播受众）、忠实的消费者

5、为KIT纺织公司提供货源、机器等的供应商

6、KIT纺织公司在各个区域的代理商

7、以戴尔纺织公司为首的各纺织公司

三、危机传播计划

针对KIT纺织公司（危及传播前）：

建立有效的社会信息反馈机制，监测社会环境的变化，对潜在的危机作出分析和预测，并随时准备把握危机中的机遇；

建立公共关系危机处理中心和媒体信息发布中心，该小组必须有权调动组织的人、财、物资源来应付危机和处理危机，为内部和外部公众提供信息，为媒体提供新闻信息，建立信息咨询部回答问讯和控制谣言的传播，具有发布信息的权威性；

分析研究各种与组织有关的潜在的危机形态，界定有关的危机类型，制定预防危机的方针、对策，并落实到组织的制度和运行机制中，尽可能避免危机的发生；

④联系招聘业界权威、有实力的人才作为新任负责运营的副总裁，保持5年商业计划的连续性，确保公司能有序、良好的运作。

⑤联合专业公关公司，在危机公关中，借助专业公关公司不仅能够更好地面

对媒体，还能够借助公关公司而对媒体进行监控。

针对新闻媒体：①在尽快确定公司新任副总裁后，第一时间主动联系权威媒体，首先由专门的新闻发言人向媒体公布前任副总裁卡彭特离职的消息，将介绍重心转移到对新任副总裁的介绍及5年商业计划的延续实施上，适当介绍卡彭特对KIT纺织公司的突出贡献并对其离职表示惋惜，以自信的姿态对KIT纺织公司的发展做出畅想。

为媒体敞开采访的大门，积极同他们合作，并努力控制局面。

让自己的雇员积极参与到媒体的采访之中，增强新闻报道的说服力，同时避免内部员工的猜测及忧虑。

④邀请第三方，即在该企业感兴趣的业务范围里较为有影响力的权威人士出面，对KIT纺织公司当前局面进行冷静、客观、公正地作评论，消除公众对公司不必要的猜测。

⑤对公司现存的问题，应该直接说明，不要试图掩盖，并对公众承诺解决方案，邀请公众对公司的部分生产线进行参观指教，表明公司所受波及较小。

针对供应商、代理商等利益方：

在新闻报道后，24小时内CEO应该向公司利益相关方阐释公司局面，平息恐慌情绪，确保利益相关各方对卡彭特离职这一事件保持正确的认识。

向各方介绍新任副总裁的资历、工作构想等，承诺5年计划将会延续实施并对近期工作进行规划，保证各利益方的持续投资。

针对KIT纺织公司员工：

危机发生三天内向由总经理向员工阐释公司的基本情况，团结并鼓舞公司雇员的士气，向雇员表示近段的工作计划及长远展望，保证不会裁员，使员工情绪稳定。

为避免其他员工离职进而造成恐慌，增强在职员工对公司的文化认同感，注意以企业文化引导员工，使其逐步认同企业的工作氛围。可通过各种文化推广

活动强化企业的文化特色。可定期或不定期在员工内部开展运动会、联谊会等活动；关注员工身体健康，组织员工免费进行体检；完善年终奖机制，提供给员工更多的福利、加薪、给予更多权利；与此同时，加强员工与公司高层的沟通，通过沟通、了解情况能够更好的了解职员的内心想法，进而改进公司的部分政策，使员工从情感上对公司进行认同。为避免员工对当前局势未知的恐惧，近段时间对员工开展培训，使员工能够掌握更多的技能，增强对公司的精神认同，树立公司权威、出色的良好形象，尽量消除卡彭特离职对公司的影响。

针对广大消费者：

在危机发生后24小时内通过媒体向公众解释公司当前基本情况，并对未来公司情况作出展望，保证产品的质量及公司信誉，避免消费者因公司人员调整而流失。

在危机发生一个月内，邀请部分市民对公司的部分生产线进行参观指导，显示出公司所受波及较小。

在危机发生一个月内，在社区开展公关活动，如号召公众向贫苦家庭捐献纺织产品，塑造公司的健康、有社会责任感的良好形象，从另一方面向公众传播出KIT纺织公司在本次危机中所受影响较小，转移公众对该事件的关注。

针对其他纺织公司：

在危机发生一周内邀请各纺织公司介绍公司基本现状，着重介绍5年商业计划的连续实施环节，并且相互间针对发展策略、员工激励等方面进行交流，把握在危机当中的机遇。

针对KIT纺织公司股票持有者及董事会人员：

在危机发生当天召开股东大会，详细阐释此次事件的起因、影响力、公司的相关措施、近期发展规划、长远发展方向，向各股东保证将会把卡彭特跳槽的影响力降到最小，并出示5年商业计划在前三年的实施效果、承诺该商业计划的继续实施。

在股市抛出利好消息，保持KIT纺织公司股价的相对稳定，并适时进行分红，保证各股东的利益。

四、总结：

危机传播中的政府行为 篇7

联合国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序言里写道:“按照联合国宪章所宣布的原则, 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 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 确认这些权利是源于人身的固有尊严的确认。按照世界人权宣言, 只有在创造了使人人可以享有其公民和政治权利, 正如享有其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一样的条件的情况下, 才能实现自由人类享有公民及政治自由和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的理想。”2010年全国两会, 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写入了“尊严”二字, 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报告中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作为中央政策性的论述, 这个说法标志着政府工作更加注重个体权益和个人发展。

尊严是对人的身份、地位等的认同, 是人人共有的平等的权利, 应该受到尊重。在公民社会里, 有一个公认的法则是:人类生而自由并享有相等的尊严与权利。网络媒体是一种最能够体现公民意识的媒体, 在目前高风险的社会, 各种危机爆发的频率远远高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高风险加上高传播速度, 很容易出现片面追求小集团利益、剥夺公民尊严感的传播事件。高风险社会里, 受众知晓各种事实真相的愿望就会更加强烈, 这种愿望如果在媒介领域不能得到满足, 就会产生被轻视、被忽视的感觉, 并且进而发展成被侮辱、被蒙骗的感觉。如果不能够得到合理的疏导和稀释, 就会形成“被边缘化”的屈辱感, 转而形成对组织的不信任危机和对抗意识, 形成“双重危机”, 在网络社会里, 就会转化成“网络信任危机”。

基于网络传播的互动性、即时性与匿名性的特点, 在传播过程中处于弱势群体的网络用户可以在网络环境中与强势群体进行平等的对话, 所以, 政府在网络危机事件传播的过程中, 可以借助政府强大的公权力和公信力, 促使网络媒体有意识地营造一个平等对话的“信息环境”, 满足受众的尊严感。在危机事件过程中, 实体受害程度最深的也是弱势群体, 所以当危机事件爆发时, 必须将与网络事件的相关资料进行整理, 并加以综合, 立即在主流页面上说明危机爆发的真实情况, 交代政府危机处理的态度和做法, 随时更新网页资料, 利用网络进行双向沟通, 并且给予受害者或相关公众以平衡的发言机会和信息流量, 今年3月出现的“抢盐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网络传播案例。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就是政府高层试图提升政府应对危机事件信息公开表达能力的一种表现。于是, 各省级单位纷纷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 成立“网络舆情研究中心”, 积极建立公开、透明的政府网络危机事件传播机制, 满足受众的知情权和表达权,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汶川地震”、“乌鲁木齐骚乱事件”、“甲型H1N1事件”等就是好的例证。公民的知情权和表达权得到了充分的尊重, 对政府处理危机事件的能力给予了很大的信任, 从而支持政府行为, 有力地推动了政府对危机事件的化解。相反, “贵州瓮安事件”、“松花江污染事件”、“湖南凤凰少女跳楼案”等, 由于地方政府企图掩盖事实真相的错误行为, 在全国造成了很大的网络危机事件, 网民知晓事实真相的愿望不能得到满足, 进而产生了受侮辱的感觉, 以一种非理性的行为发言、交流, 虽然推动了负面事件的解决进程, 但是政府的形象修复却成了一件任重道远的事情。

公民的尊严感体现在传播文化的语境里和传播制度的框架中。语言环境简称语境, “语境就是时间、地点、场合、对象等客观因素和使用语言的人、身份、思想、性格、职业、修养、处境、心情等主观因素所构成的使用语言的环境” (2) 。乔姆斯基的“语境自由 (context-free) ”和“语境控制 (context-sensitive) ”理论被用到了传播学的各种理论中去。语言不仅是一种“思想信号”, 也是一种“行为方式”, 话语和环境相互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这就使得语言环境对于理解语言也变得非常重要了。

按照日本学者西槙光正的观点, 任何语言活动都是以一定的语境为其条件的。语言具有设计功能, 包括语体设计、文体设计、词语设计、表达设计、时空设计、结构设计和效果设计。另外, 语言还具有滤补功能, 筛滤多余信息, 补充欠缺信息等。 (3) 所以, 语言对于社会的有效整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网络危机事件的传播过程中, 语言的整合功能尤其重要。

“语言和文化是相互依存 (interdependent) 的关系:一方面, 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 语言的理解和使用都是以特定的文化背景为依据的;另一方面, 每个民族的文化都必须在其语言中有所体现。” (4) 在政府网络危机事件传播的过程中, 必须重视语言与受众文化的依存关系, 必须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下, 传达出尊重公民的尊严感的信息, 进而在整体上形成健康的、积极的、真诚的、真实的、符合公民需要的有尊严感的“信息环境”。

传播制度是社会制度中专项针对对大众活动直接或间接地起着制约和控制作用的部分, 它体现了社会制度或制度性因素在各个方面对传播媒介活动的制约和影响。我国的传播制度中对公民的出版自由予以了充分的肯定, 在国家对大众传播媒介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后, 政府与大众传播媒介的关系也处于稳定状态, 在通过法律与行政管理等手段的控制过程中, 有意识建立起满足受众尊严感的传播体制也是传播制度硬件管理过程中顺带出来的软环境管理的问题。政府必须本着良善的目的对其进行有效管理。管理是把双刃剑, “亚当·斯密说:政府干预所起的作用好坏兼有。就像是前额正中间有一绺卷发的小女孩:当她好的时候, 她是非常非常之好;当她坏的时候, 她就坏透了” (5) 。所以, 政府在积极构建能够体现公民尊严感的过程中, 必须有一个好的框架, 便于操作, 比如说, 除了公开事实真相外, 建立及时的责任追究制度并且予以公开, “社会大众对责任的看法比真相本身来得重要” (6) 。政府还可以把言语说辞看成是处理危机新闻传播的相当重要的符号资源, 合理运用言语符号, 在传播报道中充分体现公众应有的尊严等。

网络危机事件的传播首先需要体现亲民风格和人文关怀。《大学》的开篇就论述了“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的传播思想, “亲民”治国的理想就是让公民过上“桃之夭夭, 灼灼其华”的康乐幸福生活, 这种幸福和谐的生活, 也是现代人理想中的一种生活方式, 这种生活方式的实现需要通过政府的“王道”策略, 达到“亲民”的目的。

媒介是党和人民的“喉舌”、“耳目”, 媒体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就应该体现“亲民”风格, 在网络危机事件的传播中, 更应该予以突出。这种体现也是一种人文关怀。人文关怀就是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怀, 对人的尊严与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的肯定, 对人类的解放与自由的追求。它关注人的生存与发展。网络危机事件传播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关心人、爱护人和尊重人的思想, 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也是人类自觉意识提高的一种必然反映。

网络危机事件的特点是:突发性、紧急性、高度不确定性、影响的社会广泛性和决策的非程序化。由于这类事件是连续性爆发的, 未知的因素很多, 对公民的心理伤害性极大, 所以在网络媒体真实地呈现此类新闻时, 必须体现亲民风格, 具备人文关怀的情怀, 在采访时, 把人当成人, 而不是一个简单的采访对象, 把灾害事件看成是能够感同身受的悲惨事件, 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新闻源。在大多数的危机事件过程中, 受伤害最深的往往是最弱势的群体, 在所有的人群里, 最缺少尊严感的也是最弱势的群体, 网络媒体必须为最弱势的群体提供一个人文关怀的平台。所以, 在网络危机事件的传播过程中, 体现亲民风格和人文关怀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最低级要求。

网络危机传播是一种漩涡型的复合式传播, 有强烈的聚合效应, 也有巨大的发散效应, 突发时, 有可能像一阵龙卷风, 把某些组织和某些人掀翻;安静时, 也可能像“润物细无声”的春雨, 慢慢滋养公民的情绪。政府在运用网络媒体报道危机事件时, 通过以下几个步骤, 就可以实现“亲民”和人文关怀:1.政府相关人员尽快搜索真相。2.尽快公布事实真相。3.给事件中的弱势群体以平等的表达机会。4.成立危机处理小组, 不断进行信息沟通。5.信息发言机构秉承诚实、公平、公正的品质。

公民尊严感与幸福感的满足能积极推动政府对危机事件化解的进程。根据Coombs&Holladay实验法得出的“危机→情景”因果关系模式发现, 公众与组织的既有的关系史会深刻地影响民众对危机情景的认知, 包括危机责任归属和组织形象的评价。危机发生前, 如果组织与利益关系人之间存在着不友善的关系, 则组织一旦发生危机, 外界对危机的责任归因会较倾向于组织本身, 而且对组织形象会有较为负面的评价, 不愿意相信组织的说辞, 也不会配合组织的化解危机的行动。这就是Coombs&Holladay声称的“魔鬼毡效果 (velcroeffect) ”, 类似于“月晕效应 (haloeffect) ”。也就是说, 某些人或组织如果有一些正向特质, 则观察者就会假定他们 (它们) 拥有其他正向特质;反之, 如果某些人或组织有一些负面特质, 则观察者也会假定他们 (它们) 有其他负面特质。当某些人或组织被分类为“好”的时候, 就有一层正的薄纱包围着他们 (它们) ;相反, 当某些人或组织被贴上“坏”的标签时, 他们 (它们) 就同时被认为具有所有坏的特质。而且, “对组织的形象认知愈正面, 愈有可能出现潜在的支持行动, 两者呈现正相关” (7) 。所以, 政府在网络危机传播过程中可以通过不断地满足公民的尊严感和幸福感而塑造良好的形象, 以期在后来的危机事件传播中赢得公众的支持, 也赢得公众舆论的支持, 进而提高政府化解危机事件的效率和效果。

世界遭遇历史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 国家经济受到严重冲击, 政府信心坚定, 沉着应对, 采取果断措施, 扭转经济下滑趋势。公民的尊严感得到了很大的满足, 对政府的信任感与日俱增, 在中日钓鱼岛事件上, 尽管公民有很强烈的民族情绪, 但是在政府的引导下, 理智地表达爱国情感, 这种给政府“添力不添乱”的行为是政府处理危机事件的一个很好的范例, 其成功的基础是公民的尊严感得到了肯定与满足。

尊严感的满足进而带来幸福感, 一个有幸福感的公民社会的向心力就强、凝聚力就大, 政府则处于这种网状的凝聚力的中心位置。当信息与意见的“上传”与“下达”可以实现良好互动的时候, 政府就能减少化解危机事件的成本, 进而减少社会管理的成本。

参考文献

[1]阿奇·B·卡罗尔、安·K·巴克霍尔茨著, 黄煜平等译:《企业与社会——伦理与利益相关者理论》,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4年版, 第26页。

[2]王德春:《修辞学探索》, 北京出版社, 1983年版, 第64页。

[3]西槙光正编[日]:《语境研究论文集》,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2年版, 第27～43页。

[4]金定元:《意义、信息和文化背景》, 载于[日]西槙光正编《语境研究论文集》,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2年版, 第462页。

[5]戴维·S·兰德斯[美]著, 门洪华等译:《国富国穷》, 新华出版社, 2007年版, 第4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