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危机

文化传播危机（共12篇）

文化传播危机 篇1

危机作为非正常事件一定有其负面效应, 自然也很容易传播, 因而危机传播管理是危机管理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危机管理不等于危机传播管理, 若将其限于传播管理, 进而简单化地理解为危机中的媒体关系处理, 甚至立足摆平媒体、封锁消息、掩盖真相, 则进入了一个严重的误区。

由于危机是现实的, 危机的传播就是基于现实危险的传播;而风险是未来的, 则风险的传播, 尤其是风险中危险的传播, 则是人们基于对现实之虚拟的传播。由于风险在未来的不确定性, 加剧了人们的担忧、不安、焦虑, 因而在传播上有其存在的基础, 它也由此成为风险管理中的一个重点。

公共关系研究历史上, 有所谓的“风险沟通”, 这大致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事, 但当时涉及的风险多指科技上的风险, 像当年的制药、化工、核能, 以及后来的纳米、转基因、生物技术等等。但随着信息技术的革命性变化以及人类迈入全面的风险社会, 科技的复杂性加上社会的复杂性, 如今的风险传播管理已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当年的“风险沟通”。其实现代意义的风险传播管理, 也许更多的是对人们源于虚拟现实的认知感受的管理。以网络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 尤其是Web3.0时代的到来, 更加剧了相对于现实社会之虚拟社会的建设, 一切都变得亦幻亦真, 风险从来就不是“真实的”, 它犹如镜像, 折射或映射着真实, 且越来越“变得真实”。

当今时代, 现实与虚拟, 真实与镜像, 第一人生与第二人生, 其间的界限已变得日趋模糊, 过去的“资讯体验”, 正在演化为一种奇特的“生命体验”。传统媒体在过去承担着向大众传播信息、解释世界的责任, 但现在网络世界的信息爆炸已使其乏力承担这样的责任。如今人们已经被不可穷尽的信息所包围, 每个人都能轻松地获取自己想知道的信息和知识, 其对信息和世界的诠释的认知变得更加个性化、多元化。旧媒体已经不能反映这个全新的世界, 而这个新世界也因解放了每个人的兴趣, 试图满足每个人的兴趣而变得更加复杂化。

科技和市场、时代和社会的发展, 令当今的风险传播管理更重体验式、交互式的“认知管理”, 这就使得现代公共关系原先在危机传播管理的优势有机会延展至风险传播管理。如果说现实中的危机传播管理偏通过危机处理减少其对组织及其品牌的损伤, 则风险传播管理则前移、强化、提升了立足于危机防范的对组织和品牌的保护。但正如全球第一位首席风险官詹姆斯·林 (James Lam) 所指出的:唯一能取代风险管理的是危机管理, 但一旦进入危机管理, 情形就变得相当的尴尬。同理, 风险传播管理不能替换危机或危机传播管理。

值得注意的是, 风险管理也好, 风险传播管理也好, 只要是风险, 其不确定性和可能性都令对其未来的预测变得十分困难。美国畅销书《黑天鹅》告诫人类:我们总是以为自己知道的很多, 能够预测未来;我们掌握的信息前所未有的丰富, 但是世界上的偶发性灾难也前所未有的频繁。于是, 人类不得不驻足停步, 思考我们是否错了。人们总是习惯于以自己有限的生活经验, 来解释意料之外的重大冲击, 最终却被一只又一只的“黑天鹅”击倒。这种黑天鹅效应原本讲在发现澳大利亚黑天鹅之前, 欧洲人都认为天鹅是白色的, 但是随着第一只黑天鹅的出现, 却彻底颠覆了人们的理念。

未来正变得越来越不可预测, 预测的事情往往很少发生, 预测不到的事情反而经常发生。所以危机管理难, 风险管理难, 加上传播, 两者的传播管理更难。但危机和风险的两面性也告诉我们, 事实上机会一直都存在, 解决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人类的智慧。

文化传播危机 篇2

摘要：本文基于社会网络的危机信息传播研究框架，将危机信息在网络上的传播方式，渠道，原因和动力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危机信息传播的主体、传播渠道、传播行为和效果等要素进行分析论述。

关键词:网络危机 危机传播 扩散规律

引言

随着现代社会各个领域的关联越来越复杂，社会系统的脆弱性也越来越大，导致近年来我国各类危机事件的频繁发生。危机事件往往具有时间紧迫、事态发展迅速等特点，若不及时有效的应对，后果严重。由于互联网上的信息形式多元、方式互动、传播迅速。因此，在危机事件的出现和进展过程中，网络信息的传播对事态走向和政府决 策影响巨大。比如近年来的厦门PX事件、山西“黑砖窑”事件、杭州市飙车案等一系列事件都体现了网络信息传播的巨大力量。但是，由于互联网上信息生产者和传播者身份的隐蔽性，并且政府缺少有效的监督技术和方法，使得互联网上容易出现庸俗、灰色的言论。同时，网络谣言也有增多的倾向，容易造成群体的盲从与冲动。因此，如何 更好的分析和掌握基于网络信息载体的危机事件传播规律，为政府对危机事件的监控和管理提供理论依据，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目前学术界对危机事件信息传播的研究，主要是运用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和计算机科学等领域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信息传播的主体特性、环境因素、过程、情感倾向、引导政策和热点主题挖掘等等，而对各种关系复杂、规模庞大的危机事件的网络信息传播群体和传播机制研究较少。由于互联网传播信息的快捷和方式多样，使得传播 群体呈现出更为复杂化和动态化的特征。传统方法更难从互联网海量信息中发现潜藏的群体特征和行为规律，特别是在对危机事件的事态发展状况的预测和控制上捉襟见肘。这主要是，传统方法对3个重要问题研究不足：(1)如何从危机事件的网络传播特性出发，抽取网络信息的传播群体?(2)如何分析这些传播群体的结构和行为演变规律，并提出相应的组合干预措施?(3)如何发掘传播群体中的重要角色和持不同观点的派系，以对危机事件进行更好的引导和控制?信息在人与人之间的流动性和舆情观点的形成容易受他人的影响，说明可以使用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的方法来研究危机信息在互联网上的传播。因此，本文将提出—个基于社会网络的危机信息传播研究框架，将危机信息在网络上的传播方式，渠道，原因和动力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将危机信息传播的主体、传播渠道、传播行为和效果等要素有机整合到一个框架体系内来进行论述。

1、网络危机的传播方式与渠道

通过虚拟社区的社会网络关系来传播是网络突发事件的主要传播方式与渠道。突发事件在网络虚拟社区中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点：

1.网络新闻

门户网站，商业网站和民间网站对于重大的突发事件进行系列跟踪报告，开辟专题，刊登评论文章并且提供rss订阅功能，由于这类网站大多比较专业和正规，公信力较高，是正面舆论引导的主战场。2.网络评论专栏

网络评论专栏是辅助读者理解新闻内容的一个方式，不论资深的评论员，或者普通的网民都可以针对突发事件，提出深刻的看法，引起一定的共鸣，并在杂乱的信息和意见中起到一个引导的作用。其与报纸的言论专栏内容相似。

3．网络论坛

网络论坛是群众针对突发事件各抒己见，发表评论的平台，论坛上的帖子有主贴和跟贴之分，主贴为作者发表的观点或看法，跟贴是网民根据作者的观点和看法而发表的与之对应的观点和看法。这样信息不断增加，造就了网络舆论。可以说，网络论坛仍然是网民们最活跃，最密集的舆论发布场所。

4．博客

博客给更多的人提供了自由抒发情感和看法的平台，在突发事件的网络传播过程中，博客不仅仅是专业人士代表自己自由发表看法的平台，这些意见和评论也会被其他网民争相转载，同时，博客也是一个转载，推荐阅读，引用的平台。

5．贴吧

贴吧类似于论坛，但比论坛更有关注度，更集中，因为贴吧的主题比论坛更为细化。同时创建贴吧的门槛低，任何人都可以创建任何关键词做自己的贴吧，同时，贴吧的推荐功能可以快速将贴吧中的信息快速通过qq，msn快速共享。

6．点击排行

门户网站对于新闻的热门程度设置的排行榜，方便网民能够快速的链接到热门的新闻内容中去。点击排行是一个有效的吸引读者眼球的舆论引导形式，作用于网民的阅读心理，使新闻热上加热。

7．在线调查

网站发起民意调查，这在网络信息传播中已经相当普遍。网站选择的民意测验选题往往是热点新闻或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而调查结果(赞成、反对、持其他态度者的比例等等)可使读者了解围绕该事件的社会意见分布状态，本身具有一定的新闻性。因此，在线调查的题目选择、提问设计等，具有明显的舆论引导作用。8．即时通讯工具

相较于线下的口口相传，网络的即时工具更迅速，范围更广。网民可以将信息复制粘贴，通过邮件，qq群，或msn等将信息快速传播，通常这种传播方式不受限制，监控或者控制都有较大的难度，属于较为隐秘的网络传播方式。

2、网络危机扩散的原因

1.突发性事件成为网络舆情热点传播的原因

轮番炒作系网络舆情变异的催化元素

某些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一些网民和网络推手借机发挥，经济政策问题、政治会议、民生与社会治安问题、腐败问题等都可能成为触发网络舆情的导火索，成为网上投诉、批评、民意聚焦的热点内容。一些具有时效性、负面性、震撼性的事件，经过网民及网络推手炒作之后，迅速成为网络舆论的焦点、热点。社会现实表明，每当社会敏感问题出现时，就是人们舆情聚集的时候，就会发生突发性的群体性 网络舆情事件，如 年的 “抵制乐福事件”就是典型的事例，事由是家乐福的大股东路易登·莫特轩尼诗集团涉嫌资助**反华，加上奥运圣火在巴黎传递时发生了阻扰事件，引起了中国人的强烈不满，个别网民通过网络发了抵制法货、抵制家乐福的帖子。帖子一出，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抵制家乐福的消息立刻成了一大热点，在、博客、新闻评论、各大社区网站相互讨论，引发了无数的发贴、跟 贴、转贴，继而引发了网络舆情事件，人们通过网络获悉了 “抵制家乐福”游行示威的信息，各地家乐福的连锁店遇到了群众的围堵，后来在政府干预、控制和引导下，局势才逐渐稳定下来。

晕轮效应系网络舆情偏差的重要根源

晕轮效应指人们对他人的认知判断首先是根据个人的好恶得出的，然后再从这个判断推论出认知对象的其他品质的现象。如果认知对象被标明是 “好”的，他就会被 “好”的光圈笼罩着，并被赋予一切

好的品质；如果认知对象被标明是 “坏”的，他就会被 “坏”的光环笼罩着，他所有的品质都会被认为是坏的。晕轮效应是在人际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夸大的社会现象，正如日、月的光辉，在云雾的作用下扩大到四周，形成一种光环作用。常表现在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最初印象决定了他的总体看法，而看不准对方的真实品质。网络舆情往往引导人们获得一种被强化的印象，此时晕轮效应就给网络舆情造成不良影响。政府应当从互动的立场，把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既要防止正面宣传失语，又要积极关注与及时回应负面报道，主动寻求晕轮效应的积极作用与影响。网络媒体的失实报道与误导以及应对措施不力，往往会造成晕轮效应消极影响。如湖北大学生救人溺亡事件，网络舆论对此一片称好，赞扬“后”一代大学生舍己为人的风采以及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等精神，引发了人们对 “后”的重新认识。此时，有关 “后”群体的优秀一面经晕轮效应被放大，正面舆情成为网络的主导声音。实际上，在救亡事件发生前，网络阵地中的主流声音更多的是对 “后”群体的负面评价，如 “迷失的、自我为中心 的、无社会责任感的、垮掉的”。无论是此后的赞扬，还是此前的批评，都存在着网络舆论的晕轮问题，以偏概全的判断屡屡出现，直接影响网络受众的认知。

部分媒体不负责任是突发性网络舆情无序裂变的催化剂

部分媒体社会责任的缺失，表现在一些媒体为了吸引大家的 “眼球”，在新闻题目的设置、新闻解读角度、新闻描写用词等方方面面都在 “眼球化”，尤其在开放的网络环境下更加助长了这种风气。当点击量成为衡量新闻好坏的标准时，媒体建立高度的社会责任就显得更加紧迫。譬如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中，缺乏怜悯之心的 “富士康 连跳”的媒体报道标题似乎让人期待一次又一次的 “破纪录”，更有很多媒体报道发表网络舆情及突发公共事件危机管理经典案例占显著版面。一些媒体在这些事件报道中明显缺乏社会责任感与同情心，成为网络舆情无序裂变的催化剂。

2.突发事件成为网络舆情热点之实际工作层面原因

综观各突发公共事件的网络舆情发展进程，可以看到政府的应对状态及应对水平以及扮演的重要角色，甚至在某些案例中左右了舆情的发展进程。假如政府部门能迅速抓住主要矛盾就可将事件解决在萌 芽状态，假如政府部门对网络舆情应对不足或消极地应对会激化矛盾，使事件的负面影响力迅速传播、放大，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造成了较坏的后果。

信息不透明是造成民众真相迷惑的主因

在众多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的观察中，或多或少都伴随着 “谣言”的传播。有时不明真相的流言不断地影响人们，会使民心动摇，导至对抗。若涉事当地政府反应迟缓、状态失语、应对措施不当，流言必然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终导致局面失控。此时，假如当地政府在应对突发事件时采用不当的方式、不当的语言，如在媒体报道宣传中采用 “不明真相的群众”、“别有用心”、“不法之徒”等词汇短语，则会加重负面影响，导致政府 “话语权”的降低。

法制意识淡薄导致执法不当

在面对突发性的网络舆情面前，政府要特别重视网络舆论的双面影响，要公平公正地处理问题，针对某一重大事情的舆论，由于人们所处的环境不同、知识结构、立场不同等，会产生不同的意见与看法。某些偏激性的观点很容易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与行为方式，给网络造成一定的困难。假如执法部门在未得到真相之前，任何 “有罪假定”的初步设想均不应公布于众，否则在缺乏证据与调查的情况下，势必会挑起网民的联想，如 “潜规则”、“内幕”、“腐败”等事件，引发舆情危机。加强法制意识，坚持严格依法行政，是网络舆情平稳发展的基础。要做到这点，一方面，政府和领导干部必须要有法制意识、大局意识。另一方面，要在摸索中建立第三方监督机制。如果事件中能够有更多不同的声音有机会坦诚沟通，相信讨论的过程会更加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允许多种多样的声音出现，也会为政府与舆论对话创造一个更为通畅的环境。并且，政府有关部门要适应这样的对话方式，通过学习和思考，更为成熟地面对来自各个方面的声音，倾听理性的建言，真诚回应质疑和不满的情绪，不断提升自己的执政能力。

政府大多反应滞后，错过了最佳舆情导向时机

纵观近年来的突发事件中，政府除了 “温州 ”特大撞车事故政府当天介入外，其他的如 “周正龙事件”、“躲猫猫事件”、“张海超事件”、“我爸是李刚事件”、“罗彩霞事件”等均是在事件发生一

周以后相关的地方政府才介入调查，进行干预的。很多网络热点事件都遵循这样的逻辑： “事件发生—网民曝光—传统媒体跟进—网络热炒—形成舆论氛围—政府部门介入—网民偃旗息鼓”。在较多的时候是网络舆情进入了高潮，到了 “激起民愤”的时候，政府才介入，此时已错过了引导舆情导向的最好时机。但由于很多地方级政府在处理网络舆情危机时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在短时间内不能对危机事件采取正确有效的方法与措施，难免会给政府造成了负面影响。监管力度不够，导致网络舆情恶性发展

网络舆情主要是围绕关系民生的社会热点事件的变化与发展，根据网民自己的观点与认识在网络上进行的一系列追踪评论和议论。当民生问题积累到一定的程度，网上的流言就开始流行，有可能爆发负 面的社会事件，形成突发性的网络舆情危机。许多事件，虽然在几天之内发生并达到高潮，但其本身是有一个较长的、无意识的酝酿期的。任何突发事件本身只是一个社会矛盾的突破口，其背后积压的问题 才是威胁稳定和谐社会构建最重要的因素。在处理网络舆情事件时，特别是处理突发性网络舆情事件时，在没有进行深入核查、不能有效把握舆情的情况下，就草率地行使自己的权力，这样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严重地损害政府形像。有些地方官员对网络舆情不敏感、不重视，对来自网络的批评及建议不关心、不适应、不习惯，还沉浸在可以凭借其权力下掌控一切的思维模式中，固守自己那一套空洞、简单的话语模式，如通报群体性事件的 “一小撮”、“别有用心”，要么自以为是地以漏洞百出的信息面对网络上的公众，没有丝毫话语权方面的紧迫感。单方面的以强权的思维对待公众的声音，坚持自说自话，缺乏紧迫感，缺乏相应的责任感，不但无法服众，无法挽回 “政府形象”，更会使其行政执法的资格遭到人民的否定。

3.谣言在网络上传播扩散的原因

网络虚拟环境为谣言蔓延提供了温床

首先，互联网改变了信息生产方式，网民可以随时随地将一此自我感兴趣的信息发布到网络上，而这些信息大多是未经证实的，有些甚至是网民有意编造的。网络信息的自由、自发的生产环境导致各种网络谣言频繁发生。

其次，网络具有的匿名性、信息扩散速度快、管理相对滞后等特性在一定程度上为网络谣言生成、传播提供了温床。网络虚拟环境中没有社会道德与价值观的约束，一切都依照网民的好恶来进行，使得实体世界既有的行之有效的监督体系无法在虚拟环境中发牛作用。在群体性事件中寻求心理认同的需要

谣言是对失衡或社会不安状况的一种反应，群体性事件往往具备以下几个特点：(1)事件本身具有重要性或与个体相关但信息匮乏；(2)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的群众对处理事件的社会组织缺乏了解和信任。于是谣言会在信息缺失的情境下为动荡的群体提供社会认知，网络用户在找到“同一条壕沟里的战友”后在对网络谣言内容的思考和讨论的过程中常常会产生群体自我膨胀。

3、网络危机的传播阶段

舆论酝酿期、爆发期、扩散期、处理期、影响期五个阶段。第一阶段：舆论酝酿期。即信息发布成功。突发事件成功引起注意，在网络平台开始传播。

第二阶段：舆论爆发期。该事件被大量转载，评论，网民引发议论高潮。

第三阶段：舆论扩散期。即更多第三方力量加入该事件中，加速了舆论传播：

1． 从网络平台扩展到传统媒体，例如：电视台，报纸开始关注并报道该事件。

2． 专业人士介入，例如：专家在专栏或博客评论。3． 网站介入：开辟专题，组织网上投票等活动

第四阶段：舆论处理期。事件渐渐平息，舆论削弱直至没有，一切相关活动停止。

1． 第三方力量抑制：如政府，公共机构 2． 事件得到解决或有结果产生。3． 无疾而终，时间长而被人淡忘。

第五阶段：舆论影响期。即事件发生后产生的长期社会影响。如：网络流行语的诞生(“打酱油“，“很黄很暴力”，“楼很脆很危险”)，不良现象的整治活动，新的法律法规的诞生等。

4、传播动力

作为网络舆论的主体，网民的推动力是首要动因，其次传统媒体的推动力也是网络意见扩散的重要动因，再次，网络舆论因形成和发展都在网络环境中，故而网络意见领袖的作用也不可小觑，最后，作为主体事件的当事人和事件牵扯到的各方的反应也影响着事件的走向和网络意见扩散的发展，也应该算作重要的动因之一。

1、网民推动力

我国现阶段特殊国情造成了民众浮躁心理和情绪的淤积，信息传播模式带来了社会管理模式由“全景监狱”向“共景监狱”转变，在网上，网民们开始尝试用各种渠道交换思想，并对管理层和传统媒体“指手画脚”。尤其是网络公众的匿名性，群体感染、群体压力等集合心理使得相似的网民意见迅速聚合在一起，形成网络意见的聚合和扩散。在一些事件中，网民对这些事件网络意见扩散的主要推动力源于网民的心理动因。

网民的个体心理可以从勒温的心理场理论进行分析。勒温认为：人的任何行动都是场的产物，人的任何行为都会随着个体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而这种环境就是心理环境，因此网络意见扩散现象的产生也可视为场的产物，是网民心理活动的结果。勒温认为“心理过程通常出自趋于平衡的倾向，正如普遍的生物过程，以及物理、经济或其它过程一样„„在某一点上平衡被打破了，于是朝向一种新的平衡状态的过程便开始。” “一种目的或一种意向，可以形成一种准需求，产生具有动力意义的紧张系统”，这种紧张就会打破原本的平衡，带来内心的张力，这种张力类似物理学中的动力，可以产生导致行为的势力，即“只要需求未得到满足，一种与目标相连的力便存在，并引导着朝向目标的活动。”由紧张所激发的行为是为了重新获取新的内在平衡，因此个体就会在自己的心理环境中寻求能够满足需求的目标，并且释放一定的能量发动一些行为去达到这些目标。如果达到目标并且消除了个体的紧张，那么就会有正向效应并吸引个体，相反，如果这个目标不能满足个体的需求并消除紧张，那么就会引起个体的排斥。据此，网络意见的扩散现象在网民心理层面就可以解释为网民通过自己心理内部的活动，根据自身的需求或者排斥，形成对某一事件的看法或意见。前文中已经提到，我国现阶段国情特殊，社会心态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变化，人们的信任感逐渐丧失，不安全感渐渐增强，不同群体之间尤其是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的对抗情绪甚至是仇恨情绪持续升温，普通民众缺乏归属感和认同感，越是身处相对自由的网络环境中，个体的孤独感就越发强烈，由此带来内心的紧张，形成存在于一个个个体内心的巨大张力。一旦有某个事件刺激或触发到某些人或某一阶层的利益时，这种张力就会爆发，为了重新获取平衡或相对的平衡，民众就会充分表达意见，这些个体意见又会迅速聚合起来，在发泄群体情绪的同时又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进而希望找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如果这一过程中遭遇到了挫折，如意见对象的阻挠，民众的排斥心理就会强化，形成不满情绪，引发进一步的行为。在郭美美事件中因为郭美美炫富本身的争议性，红十字会支配的是普通民众捐赠的钱物的公益性，已经触及到了社会心态的敏感地带，挑战了民众的道德底线，并涉及了民众的切身利益，这些刺激因素就导致了网民内心的不平衡，产生出情绪和能量，促使网民一方面在网络上通过意见表达和扩散掀起抗议声讨的浪潮，希望查明真相，另一方面甚至在现实生活中采取实际行动，参与事件的进程。

其实，网络传播中迅速扩散的聚合意见和每个网民最初表达的个体意见并不能完全重合。当网民因为某个网络热点事件而在网络上聚集起来的时候，他们会根据群体意见来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向和思维过程，使得群体意见迅速生成。此时，网民的个性消失了，个体的感情和思想转向了一个共同的方向，出现了一种暂时存在的集体心理。正如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提到的，“有时，在某种狂暴的感情——譬如因为国家大事——的影响下，成千上万孤立的个人也会获得一个心理群体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偶然事件就足以使他们闻风而动聚集在一起，从而立刻获得群体行为特有的属性。”①这种群体被勒庞“姑且称为心理群体”，他认为这种群体中的个人具有一些独立时不具备的特点，“有意识的人格消失，无意识的人格得势，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相互传染作用而转向一个共同的方向，以及立刻把暗示的观念转换为行动的倾向”，身处心理群体中的个人已经成为不完全受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思想和感情都会发生深刻的变化，甚至是“让一个守财奴变得挥霍无度，把怀疑论者改造为信徒，把老实人变成罪犯，把懦夫变成豪杰”。①当网民个人的意见表达变成网络群体意见扩散的时候，这种心理群体也形成了，聚集在这一事件周围的网民受到暗示，并且相互传染，迅速形成倾向一致的意见和态度。

2、媒体推动力

研究网络意见扩散的媒体推动力既要有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之分，又要有对双方合作的观照，总的来说，媒体的推动力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自媒体网络意见扩散引爆能力增强。

Web2.0 时代的网络媒体发展迅猛，近年来中国的一大批互联网公司在美国上市，资本市场的强劲介入有力地推动了网络传播方式的改进，主要表现在网络意见扩散载体的变化上。例如在郭美美事件中风光无限的微博。2011 年 10 月 13 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召开了“积极运用微博客服务社会经验交流会”，对此前一直属于“测试版”的微博的积极作用进行了肯定，并且鼓励党政机关和党政领导干部以更加开放和自信的态度开设微博，用好微博。目前，除新浪、腾讯、搜狐、网易四大门户的微博之外，人民网、新华社、央视、凤凰网等新闻媒体以及天涯、Tom 等社交媒体也竞相推出了自己的微博，百度 i 吧，google+等也都具有微博性质，甚至一些地方性网站或行业性门户网站也都顺势推出自己的微博平台。其中以新浪、腾讯两家影响最大，注册用户都突破 2 亿个。②在这种背景下，微博和论坛的网络意见扩散引爆力迅速增强。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舆情研究所 2011 年 10 月 20 日发布的《2011 年第三季度中国网络舆情指数报告》①中显示，自媒体微博虽然发展时间不过两年，但是引爆能力迅速提高，在 2011 年第三季度微博和论坛的网络舆情引爆能力远远超过了博客和视频，分别占据自媒体为源头的网络热点事件的 48.1%和 41.6%。除了引爆网络意见扩散的能力增强，微博也位列媒体网络舆情影响力的第三名，对网络舆论的影响力和推动力都不容小觑。

其次，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共振互动。

除了自媒体在网络意见扩散引爆力方面的增强之外，传统媒体尤其是纸媒报道后由网站转载引爆网络意见扩散的能力也十分可观。尤其是在利用自媒体举报贪污腐败的案例，更容易引发网民意见的表达和大规模的讨论。

自媒体可以采用文字、图片、视频等立体化的报道手段举报腐败、揭露暗箱操作等问题，对相关部门造成巨大的舆论压力。郭美美事件也是如此，因为涉及多个敏感部门、敏感话题，在网络上的舆论反应远远大于传统媒体。该事件中，网络媒体首先爆料，引发大规模网络意见扩散，传统媒体跟进报道增强了事件的可信度和关注度，推动了网络意见扩散的进一步扩大。网友在网络上不断发现新的线索，传统媒体利用自身资源按图索骥，深入采访挖掘事实，再通过网站转载和自媒体的转帖、评论，进一步促进了网络舆论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传统媒体首先与网络媒体形成共振，继而产生“网民爆料—纸媒深挖—网媒转载—网民热议”的态势，成为推动网络舆论的重要手段。

再次，媒体关注对网络意见扩散的影响。

传统媒体因其自身权威性强的优势，其对某一热点的关注很容易推动网民对该事件的关注度，同时传统媒体的报道本身也会成为“被凝视”的对象，不得不接受着网民的审视和评论。

3、网络意见领袖推动力

传播学中的意见领袖是指活跃在人际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观点或建议并对他人施加个人影响的人物。意见领袖作为媒介信息和影响的中间和过滤环节，对大众传播效果产生着重要影响。网络环境相较于传统媒体环境更为开放和自由，所以网络意见领袖具备了一些新的特质，如更加多元化、更加个性化，更强说服力和更强组织力等等。网络意见领袖影响着网络议程设置，改变着网民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在网络意见扩散过程中推波助澜、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网络意见领袖的来源有多个渠道，既有普通网民在舆论交锋中脱颖而出成为意见领袖的，也有传统意见领袖移师网络的，有某个领域的专家学者成为意见领袖的，还有政府机构及其官员摇身一变成为新生派意见领袖的。如在郭美美事件中，网络意见领袖的来源同样丰富多样，如温迪洛、才让多吉和草军书等，是从网民中脱颖而出的网络意见领袖，在网络舆论的扩散过程中不断发掘新的议题。还有石述思、李承鹏、张泉灵等，是媒体的记者、评论家等传统意见领袖转移到网络中来的，他们一方面作为媒体工作人员或媒体评论人员发表专业评论，另一方面也从个人的角度在网上发表看法。因为自身的专业性和权威性，他们很容易吸附网民的注意力。此外，红十字会、民政部、青基会等机构和部门及其官员也都参与了网络意见的表达和扩散，红十字总会同时开通了新浪微博、腾讯微博和新华网微博进行信息发布，王汝鹏、赵白鸽等工作人员也都参与了与网民的线上互动。除此之外，网络论坛的版主等管理者充当的网络意见领袖也为数不少，他们拥有审帖、推荐、改帖、删帖等权利，可以对部分网民的言论进行过滤、屏蔽或删除，能够使整个板块或论坛的言论保持大致相同的方向，这对于形成和推动网络意见扩散也十分重要。随着事件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这些意见领袖也渐渐浮出水面，出现在网民面前，而他们的出现又进一步吸引了网民的关注，推动了网络意见的扩散。

网络意见领袖对网络意见扩散的影响力，以及网络意见领袖的互动和辩论对网络意见扩散有很大影响力。他们或者能收集到事件的最新进展，或者具有专业的分析视角，总之推动了各界对事件的高度关注。在草根性质浓厚的网络平台上，平民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备受推崇，网络群体领袖的意见一经推出往往能迅速得到大量网民的支持和响应。因此，一旦具有爆点的社会事件在网上被曝光，网络意见领袖就会迅速成为影响网络意见形成和扩散的重要推手。

4、舆论客体及第三方推动力

首先，舆论客体的回应推动着网络意见不断扩散。

2011 年 6月郭美美微博炫富才导致红会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百年老店”风雨飘摇，声名堪忧。作为网络意见表达的客体，红十字会的反应对网络意见扩散的走向至关重要。在事件发生之初，红十字会未能进行有效公关，只是发布声明否认郭美美与红十字会的联系，但是不愿公布自身运营情况，回答公众的质疑，错失了平息事态的最好时机。当网络意见扩散事态无法遏制时，再想说明问题就非常困难了，这个时候任何“瞒捂堵删”的行为都只能适得其反。红十字会的秘密运作模式已经超越了郭美美本人，成为网民好奇心的关注点，这个时候红十字会本应及时公布信息，消解公众的好奇心，然而它仍旧一意孤行，不愿公开透明的解释问题。直到与红十字会相关的合作机构及利益链条被曝光，红十字会及其相关人员才被迫狼狈改口，这种欲盖弥彰的不诚信行为对于网络意见扩散的引导是有百害而无一益的，正是红十字会的应对不当才导致了红十字会及其多个合作伙伴处于无法自证清白的尴尬境地。

郭美美作为这一事件的重要人物也发挥了关键作用，不论是最初的沉默不语还是后来的四处邀访，郭美美的行为都对网络意见扩散产生了推动作用。郭美美的一举一动通过网络意见扩散的放大效应，牵动了无数网民和社会公众的神经，她的说或不说，做或不做，都使这一事件中的网络意见扩散影响深远。

其次，第三方推动力也不容忽视。

除了红十字会和郭美美以及相关机构和个人之外，警方和政府相关部门作为第三方，也在事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6 月 28 日晚上，经《财经》记者证实，北京警方已经接受红十字会的报案，对郭美美事件正式立案侦查，郭美美本人也应警方要求从外地返京接受调查。这是警方作为第三方开始介入事件。网络水军和网络推手作为第三方力量，也应该予以分析。网络水军和网络推手是受雇于某一个人或机构，通过发帖、回帖的方式为某一事件造势的网络人员，因为网络水军不容易控制和打击，且对网络舆论秩序产生危害，所以又被成为网络打手。网络水军和网络推手曾多次在网络热点事件中出现，如 360 与 QQ 大战、郭德纲打人事件、小月月事件等等，事后调查均发现有网络水军的参与，甚至有很多网络热点事件都是网络推手一手制造的，例如著名的贾君鹏事件，虽然雇佣水军的机构不明，但是网络水军的影响力却显露无遗，百度贴吧中的原始帖子在水军的参与下五个小时内的点击量就达到了39 万多次，近2 万名网友参与跟帖。在这些事件中，第三方及网络水军和网络推手都对事件的走向、网络意见的扩散产生了影响，不论网友和民众是褒还是贬，都导致了整个事件的关注度和网络舆论热度的提升。

结语

中国作为一个充满活力行走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种种变化．势必折射在反映社会、再现社会、表现社会和服务社会的网络媒体中。我们聚焦于中国当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对网络危机传播的规律影响的研究．通过探求网络受众在当代社会阶层分化背景下的实践与理念变化轨迹、展示阶层分化对网络危机传播影响的现象、揭示受众接收心理的变化，分析研究网络媒介危机传播价值取向所具有的互动价值意义，从而期待在我们的公共危机管理中增加更多理性、自觉的成分。综合运用社会网络理论、传播理论和信息行为学等理论和方法，对危机事件信息传播的主体、传播渠道、传播行为等要素进行分析研究，预期在对危机事件的信息处理、实时监控、应急决策上有实质性的突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对危机事件的网络信息扩散与控制的研究既可以把握灾情、人群心理情绪等方面的变化，又可以对人群心理和行为的演化产生巨大的作用力，对于向人群传递事件真实情况、避免恐慌具有重要的意义。参考文献：

（1）“盐慌”OR“言谎”——网络时代谣言引发的公共危机事件形成过程分析

轩欣

2011(17)（2）公共危机事件中的谣言传播与政府治理

尹朝晖

（3）郭美美事件网络传播中的意见扩散研究

赵媛（4）基于社会网络的危机信息传播研究框架

张星，钱晶等（5）基于小世界网络的危机信息传播模型研究

曾璠（6）阶段理论视角下的网络危机传播

王志永（7）群体性事件中网络谣言的管控策略探究

贾琛

（8）社会分层视阈中的网络危机信息传播规律研究

黄鸣刚

（9）网络的危机传播与管理

高潇

（10）网络环境下公共危机形成机理及防范策略研究 杜杨芳（11）网络群体性事件：集合行为与社会问题

王仕勇（12）网络突发事件的传播过程及干预对策研究

吴图南（13）网络突发事件蔓延及干预研究

叶金珠（14）网络危机传播研究综述

李政

（15）网络危机信息传播仿真研究

迟准 王昌伟等（16）网络舆情危机产生原因及控制研究

黄超

（17）危机信息传播的社会网络结构和传播动力学研究

张乐（18）新媒体时代“舆情危机”的检察应对

郑成功

金融危机文化观 篇3

自我的反思

实质上这次危机是“综合性危机”。所谓“综合性危机”，不是单纯的“经济危机”，更不是单纯的“金融危机”，它同时也是“文化危机”“价值危机”和“哲学危机”。如此必须反对旁观者式的“危机外的反思”，而主张当事人式的“危机内的反思”。只有当我们把这场危机理解为“综合性危机”，即所有其它领域也像经济领域一样处于危机中时，才会真正地启动“危机内的反思”——抛开“旁观者”或“局外人”的态度，把对“他者”的反思同时理解为对“自我”的反思，文化的反思。

在这场“综合性危机”中，“金融危机”不过是表层危机。只要我们沿着表层危机思索下去，危机更深的层面就会展现在面前。事实上，仅仅那些必须对金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负责的少数决策人和理论家，是不可能掀起全球性的金融海啸的；值得注意的倒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为什么这些政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迎合了人们普遍的心理需求。

消费的回归

金融政策中的次贷、信用卡、透支、分期付款等措施，普遍地得到了消费者们的认同。正是这种普遍的认同以及与之相应的消费模式和消费行为，才有可能最终构成全球性的金融海啸。那么，在金融危机没有发生之前，为什么人们对美国的金融政策采取普遍赞扬的态度呢？因为这些政策极大地刺激并提升了人们潜在的消费欲望，从而引导并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繁荣。然而，正像一根项链的承受力取决于每个环节的承受力一样，高度扩张化和符号化的整个金融系统的承受力也取决于每个环节的承受力。事实上，人们潜在的消费欲望被电视、电台、报刊、城市道路两旁和上空的铺天盖地的广告刺激起来的。无处不在的广告构成了“虚拟的实在”，对广大民众的消费策略和行为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虚无主义、对身体和欲望的倚重、感觉主义的流行，无疑参与了刺激人们潜在消费欲望的共谋，更加深入的反思启示我们，以广告为根本要素的“虚拟的实在”的形成以及对人们潜在的消费欲望的激发，还需要比文化观念、价值观念更为深刻的哲学观念的参与。我们至少可以列举出下面三种哲学观念，它们无疑参与了刺激人们潜在消费欲望的共谋：

一是虚无主义的流行。自从德国哲学家尼采说出“上帝已死”这句名言，以理性主义为特征、以基督教为背景的西方传统哲学就陷入了全面的危机之中。在到处弥漫的虚无主义的精神氛围中，不但传统的观念遭到全面的否弃，而且在近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中形成起来的价值体系也遭到了全面的舍弃，以至于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20世纪前期出版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阐发的观点仿佛也成了来自遥远星球的梦呓。如果说，新教伦理倡导的是勤劳、节俭、诚信，那么，当代消费者崇尚的则是“举债度日”“恶意透支”和“报复性的消费”。这种虚无主义的哲学情绪在经济生活中的表现是：把当代社会理解为“消费社会”，进而把消费理解为全部当代生活的本质。

二是对身体和欲望的倚重。在当代法国哲学中，德罗兹、利科、拉康等哲学家，通过对斯宾诺莎、弗洛伊德传统的重新诠释，发展出一种欲望形而上学和欲望语义学，充分肯定欲望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乃至精神生活中的基础性作用。与此相伴随的是“身体”意识，它在尼采哲学中揭开序幕，通过当代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福柯等人，在哲学中获得了重要的地位。显而易见，当代哲学对身体意识和生存欲望的倚重，对当代经济观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而为当代人潜在消费欲望的开启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是感觉主义的流行。在反叛理性主义哲学传统的同时，非理性主义尤其是感觉主义像热带植物一样快速地生长起来。在当代生活中，“跟着感觉走”成了一个时尚的口号。毋庸讳言，作为感觉主义者，最注重的是当下或此刻的身体的感受。在他们看来，如果人们在每个“此刻”都是幸福的，那么实际上已永恒地占有了幸福。显然，这种在当代人中普遍流行的感觉主义与最能唤起当下感受的、铺天盖地的广告之间存在着天然的默契。事实上，再也没有别的思潮比感觉主义更容易转化为当前生活中的消费主义了。

金融危机并不仅仅是金融危机，它同时也是文化危机、价值危机和哲学危机，一言以蔽之，它是“综合性危机”。对于当代哲学研究者来说，以当前流行的方式，即“旁观者”或“局外人”的方式，轻描淡写地就危机发表一些游谈无根的意见，是不足取的。只有把这场危机理解为“综合性危机”，并自觉地起来反思、检讨当代哲学，乃至当代整个文化、价值系统存在的病症，才有可能准确地理解危机的本质并找出相应的、有效的对策。否则，人们关于危机谈论得越多，离开危机的真相和本质就越远。

试论“文化危机” 篇4

文化危机可以看做是文化在发展、交流过程中文化主体对本文化的价值合理性、认同心理、规范作用等受到挑战、弱化甚至消解所具有的一种体验。在某种意义上, 它是人类自身问题的深层危机, 是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固化的思维行为方式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在传统的与现代的不同意识冲突之间所产生的焦虑、批判, 甚至无序、颠覆。为了更好地认识、理解文化危机, 我们将从以下四个维度进行探讨。

一、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冲击

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冲击是文化冲突的表现形式之一, 也是人们在普遍意义上所理解的文化危机。文化作为一种系统或有机体, 在自身发展、传承、演进的同时, 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文化有机体进行交往和交流。在古代社会, 由于交通的不发达和通讯手段的落后, 各个文明相对隔绝, 缺乏普遍的交往和交流。近代以来, 伴随着两次科技革命引发的交通、通信手段的变革, 以及现代化、全球化的发展和深入, 文化有机体之间的这种交往和交流的频率增多, 呈现出普遍化、深入化的特点。由于文化具有一定的排他性, 文化有机体之间在交流过程中必然产生冲突、碰撞。当两种文化有机体之间的强弱差异明显时, 这种冲突、碰撞尤为激烈。这时, 处在弱势文化下的特定民族或特定社会, 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文化危机意识, 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本文化, 发出质疑、怀疑, 甚至批判原有文化模式。在这种认同心理动摇的情况下, 最终导致原有主导性文化模式的失范, 进入文化的非常规期和裂变期。在这一点上, 可以说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中国情形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在近现代, 工业文明首先在西方一些国家发生, 并展示出强大的发展势头和前景, 它开辟的世界市场和世界性交往形成一种现代化的洪流, 把越来越多的不发达国家和民族卷进了这一发展进程。在这种背景下, 许多后发展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相对于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理性主义文化模式处于明显的弱势。处在后发展国家之列的中国, 其传统农业文明异常发达和成熟, 并且历史悠久, 体现这一文明的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文化模式十分强有力, 并且具有超稳定结构。即使在清朝后期, 中国社会已经在各个方面出现了深刻的危机时, 统治者与许多文人也坚信中国的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然而, 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我们的国门, 并带进了一种完全异类的新文化时, 中国被迫开始了有限的和保守的现代化。在与西方强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 中国文化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中国人开始对本文化产生了一种认同危机, 洋务运动、“戊戌变法”, 进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激烈的文化冲突和文化批判, 形成了贯穿整个20世纪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争论。

二、负质文化对正质文化的消解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 文化也不例外。在社会发展中, 无论是真善美, 还是假恶丑, 均作为文化现象存在着。作为一种有机体, 文化中既包含有正质文化, 又包含有负质文化。所谓正质文化是指在一种文化有机体中, 与主导性文化模式相一致, 为大多数人所认同, 具有一定价值性或符合根本价值的, 对人、社会的发展起积极导向作用的思想观念、制度规范或行为模式。例如正义、平等,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孝悌等思想, 都可以称之为正质文化。而所谓负质文化, 它与正质文化相对应, 是指在文化有机体中, 与主导性文化模式相抵触或相背离, 具有低俗化倾向, 不符合社会根本价值取向的, 对人、社会的发展起消极作用的思想、观念或行为方式。例如享乐主义的人生价值, 攀比思想, 等等。

负质文化对正质文化的消解是一种渐进性的过程, 它所引发的文化危机不易被人觉察, 不像文化冲突那样明显, 但同样不可忽视。在当今社会发展中, 拜金主义思想、享乐主义的人生价值、追名逐利的心理等负质文化, 腐蚀着人们的思想, 对社会所倡导的节约、奉献、集体主义等价值理念构成了严重冲击, 以致社会上出现唯名是图、唯利是举, 不择手段地谋财恶作、营造虚荣的奢侈浪费、花钱似水的消费攀比、鄙视穷人的豪贵气焰等现象, 这些对社会发展、社会公平造成了极大的损害。此外, 现代影视广播所打造的娱乐快餐文化、影视中的淫秽色情、虚假广告, 以及盲目的追星思想, 无不对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构成危害, 影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因此, 负质文化对正质文化的消解作为一种文化危机不容小觑。

三、主导性文化模式的负面效应

所谓主导性文化模式的负面效应, 一方面是指在文化有机体中, 处于主导地位的文化模式在发展中过度膨胀, 超出控制, 产生出与人的预期相悖的后果。这一点在西方理性主义文化模式的发展中体现得较为明显。文艺复兴以后, 理性主义文化模式逐渐成为西方的主导性文化模式。这一文化模式把人的生存基础从对自然的依赖转变为对人的理性和创造性的依赖, 成为工业文明的重要推动力量, 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 创造了丰富的文明成果, 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存基础和生存条件, 展示了文化的力量。然而, 随着其发展, 技术理性主义开始膨胀, “现代技术就不再是某种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和取舍的、现成的和中性的工具, 它正在成为一种渗透和扩展到人之生活的所有领域, 自律地和失控地运转的独立的力量, 并且还促使一些普遍的异化的社会力量失控发展”。[1]这样一来, “对于自然的理性把握和技术征服, 并未完全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 确证人的本质力量并把人带入完善完满的自由王国和人间乐园, 相反, 它在一定条件下开始成为消解人之主体性的超人的力量, 并导致了技术理性、意识形态、官僚政治等异化力量对人的束缚和统治, 使人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文化活动转变为商品化的以消遣和操纵为宗旨的、非创造性的‘文化工业’”, [2]从而使得西方社会的文化处于危机之中。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是西方理性主义文化模式在发展中所产生的负面效应。

另一方面, 主导性文化模式的负面效应是指在文化有机体中, 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模式在长期统治过程中由于缺乏动力, 逐渐趋于保守, 造成文化疲软而带来的不好结果。文化疲软可以理解为文化丧失了生命力, 空有形式而不能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例如, 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文化模式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导性文化模式, 长期占据统治地位。但是到了封建社会晚期, 特别是清朝末期, 它已不能解决内忧外患的实质性问题, 统治者却闭关锁国, 仍以“天朝上国”自居, 这些都是这种保守的文化模式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以致国人处于文化危机之中而不能自觉。

四、文化结构要素之间的失衡

文化作为一种系统或有机体, 总是由一定的结构要素组成的。一般认为, 文化系统由物质文化层、精神文化层和制度文化层三部分构成。其中, 物质文化层是人类文化中最基本、最常见的构成部分, 它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活动方式以及全部产物。制度文化层是在整个文化世界中的深一个层次的文化, “它主要满足由于人的交往需求而产生的合理地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之间关系的要求”。[3]而精神文化层则是在文化中最具有内在性, 最能体现文化的超越性和创造性本质特征的层面。它包括个人和社会群体的所有精神活动及其成果, 是以意识、观念、心理、理论等形态而存在的文化。在文化系统中, 这三个层次是相互联系、内在统一的。首先, 物质文化层是文化系统的基础, 它是制度文化层和精神文化层产生的前提条件;其次, 制度文化层是文化系统的关键, 只有通过合理的制度文化层, 才能保证物质文化层和精神文化层的协调发展;最后, 精神文化层是文化系统的主导, 它保证和决定物质文化层和制度文化层建设和发展的方向。

作为文化系统的三个层次, 物质文化层的进步会推动经济的发展, 改变社会的生活方式, 与物质文化层的建设同步, 制度文化层也需要不断地改革, 随着物质文化层和制度文化层的发展、变革, 精神文化层从表层到深层的文化品格也会发生变迁、更新。这三个层次的协调、有序发展, 会促进文化的繁荣, 否则, 文化结构要素之间一旦失衡, 就有可能导致文化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讲, 西方近代文化危机也可以说是文化结构要素之间失衡的结果。在从文艺复兴至19世纪初期的文化运动中, 物质和精神之间是有益地互动并发挥着作用。从事文化事业的人们, 可以向制度领域的成就期待精神的进步。这两种要求并列于他们的计划之中, 并且由他们一起推动。他们用思想致力于国家制度的充分民主化, 并以此导致正义与和平对世界的统治。然而, 现代制度改造对于精神革新的这种帮助作用, 已经不复存在了。对于知识和思想之间的古老的相辅相成, 也不能再予以指望了。“先前, 知识和思想结成同盟, 一方面, 通过捍卫其自由, 思想为知识开辟了道路。另一方面, 由于被日益精确地确定的自然中的合规律性有助于摧毁偏见的统治, 从而知识的成功也有益于普遍的精神生活”。[3]但是, 由于当今科学相对于思想已经独立和分化, 思想就不再能够从科学那里获得什么。而且, 自19世纪初期以来的西方社会, 推崇技术理性, 强调科学精神, 重视物质文化领域的发展, 虽然这造成了一个物质繁荣的世界, 但是却忽视了人文精神的发展, 也造成了人们精神的空虚, 价值的失落。由此引发了近代西方的文化危机。就像阿尔贝特·施韦泽所说的那样, “我们文化的灾难在于:它的物质发展过分地超过了它的精神发展, 它们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了。……我们过高地估量了文化的物质成就, 而不再思考精神文化的重要性, 尽管这是必要的。现在, 这种事实出现了, 并促使我们思考。这种思考以极其尖锐的语言告诉我们, 只在物质方面, 而不同时以相应的程度在精神方面发展的文化, 就像一艘加速航行而舵机受损的轮船, 它已经失去控制并驶向灾难。”[5]

总而言之, 对于一种文化有机体来说, 文化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它是文化在发展、交流过程中所发生的, 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以上论述只是提供了理解文化危机的几种维度或视角, 通过这些论述, 人们能更深刻地把握文化危机, 从而去应对、解决本文化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危机。

摘要：文化危机是文化在发展、交流过程中文化主体对本文化的价值合理性、认同心理、规范作用受到挑战、弱化甚至消解所具有的一种体验。我们可以从四个维度来认识:一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冲击;二是负质文化对正质文化的消解;三是主导性文化模式的负面效应;四是文化结构要素之间的失衡, 以便更深刻地理解、研究文化危机。

关键词：文化,文化危机,技术理性,文化模式

参考文献

[1][2][3]衣俊卿.文化哲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99, 87, 54.

KIT公关危机传播计划 篇5

一、导言

KIT纺织公司副总裁卡彭特负责公司的运营职责，他的离去对公司的竞争地位及其内部经营的连续性来说，都可能是灾难性的，为消除这次公关危机可能带来的不确定影响，现制定该危机传播计划。

二、传播公众

1、新闻媒体

2、KIT纺织公司员工

3、KIT纺织公司股票持有者及董事会人员

4、各潜在消费者（重点传播受众）、忠实的消费者

5、为KIT纺织公司提供货源、机器等的供应商

6、KIT纺织公司在各个区域的代理商

7、以戴尔纺织公司为首的各纺织公司

三、危机传播计划

针对KIT纺织公司（危及传播前）：

建立有效的社会信息反馈机制，监测社会环境的变化，对潜在的危机作出分析和预测，并随时准备把握危机中的机遇；

建立公共关系危机处理中心和媒体信息发布中心，该小组必须有权调动组织的人、财、物资源来应付危机和处理危机，为内部和外部公众提供信息，为媒体提供新闻信息，建立信息咨询部回答问讯和控制谣言的传播，具有发布信息的权威性；

分析研究各种与组织有关的潜在的危机形态，界定有关的危机类型，制定预防危机的方针、对策，并落实到组织的制度和运行机制中，尽可能避免危机的发生；

④联系招聘业界权威、有实力的人才作为新任负责运营的副总裁，保持5年商业计划的连续性，确保公司能有序、良好的运作。

⑤联合专业公关公司，在危机公关中，借助专业公关公司不仅能够更好地面

对媒体，还能够借助公关公司而对媒体进行监控。

针对新闻媒体：①在尽快确定公司新任副总裁后，第一时间主动联系权威媒体，首先由专门的新闻发言人向媒体公布前任副总裁卡彭特离职的消息，将介绍重心转移到对新任副总裁的介绍及5年商业计划的延续实施上，适当介绍卡彭特对KIT纺织公司的突出贡献并对其离职表示惋惜，以自信的姿态对KIT纺织公司的发展做出畅想。

为媒体敞开采访的大门，积极同他们合作，并努力控制局面。

让自己的雇员积极参与到媒体的采访之中，增强新闻报道的说服力，同时避免内部员工的猜测及忧虑。

④邀请第三方，即在该企业感兴趣的业务范围里较为有影响力的权威人士出面，对KIT纺织公司当前局面进行冷静、客观、公正地作评论，消除公众对公司不必要的猜测。

⑤对公司现存的问题，应该直接说明，不要试图掩盖，并对公众承诺解决方案，邀请公众对公司的部分生产线进行参观指教，表明公司所受波及较小。

针对供应商、代理商等利益方：

在新闻报道后，24小时内CEO应该向公司利益相关方阐释公司局面，平息恐慌情绪，确保利益相关各方对卡彭特离职这一事件保持正确的认识。

向各方介绍新任副总裁的资历、工作构想等，承诺5年计划将会延续实施并对近期工作进行规划，保证各利益方的持续投资。

针对KIT纺织公司员工：

危机发生三天内向由总经理向员工阐释公司的基本情况，团结并鼓舞公司雇员的士气，向雇员表示近段的工作计划及长远展望，保证不会裁员，使员工情绪稳定。

为避免其他员工离职进而造成恐慌，增强在职员工对公司的文化认同感，注意以企业文化引导员工，使其逐步认同企业的工作氛围。可通过各种文化推广

活动强化企业的文化特色。可定期或不定期在员工内部开展运动会、联谊会等活动；关注员工身体健康，组织员工免费进行体检；完善年终奖机制，提供给员工更多的福利、加薪、给予更多权利；与此同时，加强员工与公司高层的沟通，通过沟通、了解情况能够更好的了解职员的内心想法，进而改进公司的部分政策，使员工从情感上对公司进行认同。为避免员工对当前局势未知的恐惧，近段时间对员工开展培训，使员工能够掌握更多的技能，增强对公司的精神认同，树立公司权威、出色的良好形象，尽量消除卡彭特离职对公司的影响。

针对广大消费者：

在危机发生后24小时内通过媒体向公众解释公司当前基本情况，并对未来公司情况作出展望，保证产品的质量及公司信誉，避免消费者因公司人员调整而流失。

在危机发生一个月内，邀请部分市民对公司的部分生产线进行参观指导，显示出公司所受波及较小。

在危机发生一个月内，在社区开展公关活动，如号召公众向贫苦家庭捐献纺织产品，塑造公司的健康、有社会责任感的良好形象，从另一方面向公众传播出KIT纺织公司在本次危机中所受影响较小，转移公众对该事件的关注。

针对其他纺织公司：

在危机发生一周内邀请各纺织公司介绍公司基本现状，着重介绍5年商业计划的连续实施环节，并且相互间针对发展策略、员工激励等方面进行交流，把握在危机当中的机遇。

针对KIT纺织公司股票持有者及董事会人员：

在危机发生当天召开股东大会，详细阐释此次事件的起因、影响力、公司的相关措施、近期发展规划、长远发展方向，向各股东保证将会把卡彭特跳槽的影响力降到最小，并出示5年商业计划在前三年的实施效果、承诺该商业计划的继续实施。

在股市抛出利好消息，保持KIT纺织公司股价的相对稳定，并适时进行分红，保证各股东的利益。

四、总结：

手机电脑让:“文化危机”了吗? 篇6

的确，许多年前，就有人担忧，将来科技发达了，人不用走路了，不用劳动了，也不用动脑子了，人类是不是要退化?一直退化成了废物。而现在，私家车遍地开花，机械手代替了生产线上的繁重劳动，计算机系统的演算精确到了小数点后的N个数字，那么，谁看到了不会走路的人?谁看到了不会劳动的人?谁又看到了不会动脑子的人?

所以说，《美国洛杉矶时报》的上述命题，是个伪命题，结论自然也是荒唐的。

众所周知，中国文字结构的总体特点是象形，其读音需借助古希腊字母拼出。中国人学中国字，是从小练就的“童子功”，从幼儿园到大学，一直是与书本上的“方块字”打交道，至于手机发短信用拼音，拼出的也是中国汉字，需要发短信者识别、选择。而识别、选择，就是大脑对汉字的直觉认识，只要识别和选择正确，就说明汉字一笔一画在发短信者脑子里清清楚楚，根本没有任何障碍。会用拼音发短信者，拿起笔来写汉字应该没有困难。

至于电脑打汉字，输入法主要为两种，一是五笔字型，二是各种拼音法。五笔字型就是根据汉字的笔画输入的，与手写汉字基本相同，拼音法与手机发短信一样，就不多说了。值得强调的是，电脑输入汉字，是科技的重大进步，彻底解决了手写汉字的若干不便，如修改、储存、复制等等。

手机和电脑，都是科技发展的成果，只能给人类带来文化的丰富性，比如：如今盛行的手机短信的“吉祥语”、“祝福词”、“手机读报”。“手机小说”甚至“手机上网”等等；而电脑更是如此，不仅写字，而且还可以排版、发电邮、浏览新闻和看视频等等。这就是信息时代，信息时代靠得是高科技，高科技靠得是人操作，人操作靠得是不断学习，深入开发大脑功能，如此这般，怎么能说是“文化危机”呢?

提笔忘字者，不仅手写困难，就是发短信和电脑敲字也困难。因为提笔忘字，忘了这字怎么写了，如何发短信?如何在键盘上敲出此字?只有熟识汉字者，才能毫无障碍地运用手机和电脑。欧美国家，早在上个世纪初就使用了打字机，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就是用打字机写出了举世闻名的《丧钟为谁而鸣》、《永别了，武器》、《老人与海》等家喻户晓的作品，白求恩医生当年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也是用打字机写信、写报告、写诊断书，近一百年过去了，难道欧美国家的人都提笔忘字了吗?难道他们的文化发生危机了吗?

当然，如果说原本写字就不好看，如果长期便用电脑敲字，手功得不到锻炼，几年几十年后，写字依然不好看，这是事实；倘若一辈子只用手写字，有可能字越写越好看，这也是事实。但瑕不掩玉，毕竟，高科技的手机和电脑，带给人们的是通讯和书写的空前便利和解放。

因为汉字有象形的特质，书写汉字，就可以上升到艺术的高度。因此，中国的艺术门类里，就有了书法，就有了书法家。外国人，尤其是欧美人，看中国龙飞凤舞的书法作品，如同看画，仅此而已。但这并不说明中国人必须人人都是书法家，必须天天练习写汉字。退回三十年，中国人无论男女老幼，都手写汉字时，也没见着出了多少书法家。而现在的书法家们，能够熟练使用手机和电脑者，不乏其人，也丝毫没有影响他们对书法艺术的理解和痴迷。

《中国青年报》所做的调查结果，说“2072受访者中的83％承认写字有困难”，这个“困难”，表达的意思似乎有些含混。以我为例，长期从事文字工作，长期使用电脑打字，倘若再用笔在方格稿纸上写文章，也能流利地写，也不会提笔忘字，但因为书写方式变了，总感到别扭，严重了，还能影响思维。这也是一种“困难”，如果是这种困难，窃以为，这仅仅是习惯问题，就像多年不骑自行车了，又要骑，跑起来总是歪歪扭扭，跑上一段路程自然就会好的。不必担心，人的大脑神经中，具备修复功能。

网络危机传播研究综述 篇7

网络危机传播主要有个案研究、技巧研究和理论研究3种研究取向, 最初的网络危机传播集中在个案研究上, 技巧研究是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 理论研究相对较少[1]。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刘慧芬副教授在《从汶川地震的媒体报道看网络时代的危机传播过程》中指出, “危机传播研究起源于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 它最初用以预测假设的政治形势, 以防止类似危机的发生, 并预测采取措施的价值”[2]。此后, 西方学者开始了对危机传播的研究”。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吴小冰博士指出, “早期的危机传播研究多从管理学视角把危机传播当做危机管理的一部分, 研究专注于危机处理中的传播模式及策略”[3]。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胡白精则认为“近年来西方两大研究脉络—危机管理与危机传播形成了合流之势, 特别是‘管理的观点’向‘传播的观点’靠拢”[4]。

而随着20世纪90年代网络这一现代的新型传媒技术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之后, 学者们开始越来越关注网络—危机传播领域、并进行综合分析研究。

1.1 危机与网络危机

对于网络危机, 学者们首先从危机的概念进行了引入。美国学者罗森豪尔特认为, “危机是指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 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决策的事件”。

还有美国学者多丽丝·格雷伯 (Doris Graber) 在《大众传媒与美国社会》将危机理解为:“很多人的生命财产或者心灵安宁带来严重紧迫和严重威胁的自然的或者人为的事件”。

中国学者杜建刚则认为“涉及公共性财产、生命安全;形成区域性;突发性;高度威胁性—威胁到地域基本价值, 如稳定和发展的”事件都可以归结为危机。

总结学者们的观点可以看出, 从受危机影响的主体上区分, 既包括组织、公司面临的范围有限的局部危机, 也有社会民众面临的范围广大的公共危机。而对于网络危机, 多数学者认为网络危机涵盖在危机概念之下, 是在网络上酝酿产生的危机或通过网络传播使危机事件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加大的情况, 是网络媒介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

1.2 网络危机传播

在深具传播学知识背景的学者看来, 危机传播不过是人类传播过程中的一种特殊形式。运用传播学方法重点研究危机传播过程中的传播效果、媒介、受众等变量的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学者费姆·邦茨 (Kathleen Feam—Banka) , 他将危机传播定义为:“危机事件发生之前, 之中、之后, 介于组织和其公众之间的传播”。

吉林大学的硕士研究生石颖总结学者们的研究, 在其2007年的学位论文《对网络危机传播的基本思考》中提出, “网络危机传播指的是利用网络媒介对危机事件进行控制的传播活动和采用的传播方法”[5]。

由于网络危机传播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 学者们目前对其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有待于对其进行比较权威的界定。

2 网络危机传播中的网络媒介特点和功能研究

在网络传播特点的基础上, 近年来, 学者们对网络危机传播的角色和功能进行了一系列分析研究。中国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金进与洪瑾在《网络媒体在危机报道中的优势与问题研究》中提出了网络危机传播的以下特点:面对灾难或危机事件反应迅速, 传统媒体无法比拟;消息来源渠道多, 草根报道发挥重要作用;互动性更强, 信息更新速度更快;整合能力强、多形式全方位发挥影响力[6]。

学者汪晓霞在《传媒观察》刊发的论文《试析危机传播中网络媒体的功能》中, 指出危机传播中网络媒体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他引用新闻传播学中的“议程设置”理论, 认为网络媒体的开放和自由发展模式使得议程设置功能并没有被弱化减弱, 网络媒体的“双刃性”性决定了它既是化解危机的利器, 也是引发、扩散和文化危机的发源地[7]。

还有山东经济学院国际教育学院的张光耀和高潇在《浅谈网络危机传播的特点和管理》中, 从传播形态方面出发, 把网络危机分为:核心要素、次级要素、边际要素和干扰要素4种传播要素, 并且指出这四种要素引发的各种问题构成了网络危机传播研究的基本框架[8]。

综合起来, 可以把以上学者们提出的网络危机传播的特点概括为:匿名性、速度快、波及广、破坏性强、不确定、难控制等特点。

在网络危机传播的优势方面, 西北大学公共传播所的来向武和赵战花在《利用网络传播进行危机预警的优势与方式》从危机预警的角度对网络危机传播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 网络的层级传播、多极多次的传播形式为有效监测发现危机信息提供了时间和空间机会, 也就是危机信息的传播由原来的“信息源——传统大众媒体”发展为“信息源——网络媒体——传统大众媒体”[9];按照危机传播的基本规律, 我们还可以把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结合起来, 共同设置议题, 形成舆论漩涡, 更好的进行“社会预警”。

龚新琼应用“环境守望”理论研究了网络媒介在危机传播中的角色, 指出, 网络媒介和大众传媒一样也是“社会公器”, 应坚持基本的职业操守, 为民代言, 强调危机信息的真实性、时效性和准确性[10]。

还有吉林大学的石颖在其硕士学问论文《对网络危机传播的基本思考中》认为网络危机传播具有:可以使权威信息快速传达;能降低组织的危机管理成本;能激发群体的正面作用3种功能。

3 网络危机传播的缺陷以及规制策略研究

3.1 网络危机传播缺陷研究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四川《自贡日报》的资深媒体人林琳在《金融经济》上刊文提出, 危机事件中的网络传播已经引起了网络媒体信用危机, 并认为这种缺陷是“市场失灵”现象:首先, 网络媒体报道危机事件时容易出现“网络暴民”现象;其次, 网络媒体在危机事件中过度报道容易引起“二次伤害”;再次, 网络媒体的虚拟性化使危机传播复杂性加大[11]。

此外, 北京师范大学的林丹燕和任雯引用传播学原理中香农—韦弗的“数学传播模式”, 指出“危机传播过程中内外的各种障碍因素会形成对讯息的干扰, 这对于社会传播过程来说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中国人民大学的胡白精教授在总结美国学者罗杰斯“大众传播理论”的基础上, 提出的著名的“3F”假设 (即危机传播由信息流、影响流、噪音流构成) , 从“噪音流”的角度提出网络危机传播噪音流的四种呈现形式:1) 虚假信息;2) 错误信息;3) 不良信息;4) 偏激信息[12]。

吉林大学的硕士研究生石颖则从传播学的“把关人”角度进行分析网络危机传播的缺陷, 并提出了一些较新颖的观点:首先, 网络危机传播中“把关人”作用的弱化;其次, 网络传播减少了管理主体的反应时间;再次, 危机的网络传播具有群体效应。

还有学者如黄明胜从企业管理的角度出发认识网络危机传播的缺陷, 他在《网络媒体的危机管理中》提出了网络传播制造危机的“十大杀手”:转移潮、受气包、英雄欲、泄私愤、恶搞风、攻击传播、反戈一击、文化冲突、谣言惑众以及民族情绪[13]。从消费者的对抗、企业竞争、国际品牌等方面全面分析了网络媒体传播生发的企业危机。

从学者们以传播学、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视角可以看出, 危机事件中的网络传播具有双面性, 受危机影响的主体既包括社会公众, 也包括企业、组织等。

3.2 网络危机传播应对策略研究

很多论文主要探讨那营利性组织面临危机时应该如何进行网络危机传播, 一般采取案例研究方式, 以描述性研究为主。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 我国学者探讨网络危机传播的应对策略时往往以政府和媒体研究为主, 对另外一些组织的讨论比较少。

学者张厚远在《危机事件中网络新闻报道的人文关怀》中, 从人文角度提出了一系列研究:他以2008年“汶川”地震和2009年“H1N1”流感报道为例指出, 由于网络媒体更具有公共属性, 在灾难面前, 网络媒介更应该关注普通人的现实生存状态和价值尊严, 更多的体现一种理性和责任, 不要造成社会恐慌, 体现人文关怀的大视野。[14]

四川《西贡日报》的媒体人林琳提出了规制网络危机传播的规制策略:1) 完善网络法制建设, 提高网络媒体的风险成本;2) 网络媒体监督部门加强监管力度和效率;3) 公众要提高自己的危机意识和对网络媒体的监督意识;4) 提高网络网络媒体在危机事件报道中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人文关怀。

还有学者专门研究了在网络媒体环境下危机传播如何调整的问题。钱珺2007年《新闻知识》上刊文《第二媒介时代下的危机传播模式》指出, 在网络时代危机传播具有与传统媒体不同的模式, 这个模式的信息源更多的是政府、媒介与公众的互动, 是一个双向的信息交流过程, 传者与受者的身份界限也变得模糊。还有的学者探讨了手机等新媒体在危机传播中的作用[15]。

总之, 可以看出学者们主要从媒介、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关系方面进行网络危机传播的应对策略研究, 强调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4 网络危机传播中的政府形象研究

史安斌认为, 危机公关同样是也是一个国家树立国家形象的良机。在网络危机传播过程中, 政府尽管面临治管方面的困境, 但同时也获得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公关时间段”, 政府可以利用这种机会显示其责任[16]。

电子科技大学的杨军和张媛在《重庆工业学报》上刊发的论文《网络环境下政府危机信息管理的新思路》中, 认为政府可以利用网络媒体进行信息实时更新, 及时发布最新消息, 使公众尽早得到危机事件的最新进展;让受众把握一定的话语权, 有助于政府制定更加合理、有效的危机对策, 防止危机扩大的同时树立政府良好的外部形象[17]。

还有学者马艺等从形象传播的二维模型——认知度和美誉度对网络危机情境下的政府形象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我国历史上的政府形象传播的认知度呈上升趋势, 而美誉度指标则因历史情况不同表现出较大的不稳定性, 可以通过二维矩阵模型进行调查, 快速找到政府目前的传播区间, 分析原因, 调整制定政府形象传播措施[18]。

可见, 学者们都是从危机管理的主题——政府本身, 对政府形象进行分析研究。对于政府来说, 危机事件既是其展示责任、树立国家形象的良机, 也是严重的挑战。

5 研究现状与结论

危机传播是一个边缘和交叉学科, 网络危机传播同样涉及新闻传播学的很多议题。从学者们的论文当中, 可以看出我国对于网络危机传播的研究基本上起源于2003年的“非典”之后, 并且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网络危机传播中的新媒体角色和功能研究;网络危机传播中新媒体、政府与公众的关系研究;网络危机传播的新闻报道观念和报道模式;网络危机传播中的政府形象研究;网络危机传播的应对和管理策略研究等方面。研究成果中鲜见较为成熟的实证和中外对比分析研究, 相关理论体系的的建立和方法研究都还处在基础阶段, 尤其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已有理论时显得有些生硬, 需要建立一套完整并富于针对性的危机传播理论以指导实践。

同时, 鉴于高风险社会的来临, 本领域以后研究的重点应有一部分放在对具体危机方法的研究上, 为危机管理主体提供实用有效的网络危机传播范本。

摘要：我们生活在一个危机环伺的年代, 尤其在我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 近年来我国社会突发事件、危机不断涌现, 对整个社会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特别是2003年“非典”事件后, 网络危机传播、危机管理、危机报道等相关问题更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和政治学界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有学者从传播学、管理学和公共关系学等学科以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描述、分析和研究。尽管这三种视角的研究侧重点不一, 但都强调和关注信息在处理危机事件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台湾著名危机管理学家吴宜蓁曾说过:“这 (网络危机传播) 是一个全新的危机公关领域。” (《危机传播:公共关系与语义观点的理论和实证》) 。由此, 有必要对近几年学者们对网络危机传播的研究做一番梳理, 以期对未来中国网络危机传播的发展进行一番探索和展望。

“春运”文化背后的安全危机 篇8

有了对家的情感, 就有了春节——这个中国人极度重视的团圆节日, 也就有了“回家”这华人世界最神圣的召唤。“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是家对诗人的召唤;“还我山河”, 是家对英雄的召唤;“打回老家去”, 是家对将士的召唤;“老婆孩子热炕头”, 是家对平凡百姓的召唤……千百年来, 多少人走在回家路上, 最终在改革开放的人口流动大潮中走出了一个政治名词——春运。

凄美的“回家”

“回家”是美的, 而“春运”则近似残酷。中新社1月31日1则消息称:据权威预测, 2010年春节前后的客运量预计将超过25亿人次!这个数字相当于把欧洲、非洲、美洲的全部人口在1个月的时间里全部搬空。这就是中国的春运, 每年这个时间段都是交通、安监乃至各级政府最为头疼的大事。

这种美与残酷的反差使春运成为春节前后的文化最强音, 各种媒体报道铺天盖地, 文化创作异常活跃, 网络成为文化大舞台, 上面既有凄美的精品, 更不乏调侃的佳作。

如《中国新闻周刊》引用的这段回家难甚为凄美:“交通发达了, 我们却回不了家了;一年将尽, 万里人未归;老母, 就让她在思念中老去;孩子, 就让他在期盼中成长;爱人, 就让她在相思中憔悴;我们所能做的只有等待……”

网友“风雨沧桑”的《水调歌头·春运》中写道:“岁末又年关, 返乡把家还, 不知民工兄弟, 春运可有缘;富贵乘机归去, 贫贱囊中羞涩, 望机空嗟叹;午夜寒冬站, 人海把队排。黄牛贪, 票售完, 空无奈。满腹辛酸, 回家之路何其难。身在他乡漂泊, 家有白发幼弱, 思亲泪涟涟。何时解民哀, 春运不再难?”网友“絙人子心古”七律 (新韵) 《春运》:“过去过年如过关, 于今要属返家难。码头场站人成酱, 火汽两车超满员。乐死小偷和票贩, 忙活武警与公安。团圆过后归来处, 这场‘战争’才算完。”也有网友改编《沁园春》道:“午夜寒冬站, 人海把队排……购票长龙, 达旦通宵。”看来, 排队苦等几小时甚至几十个小时的经历最让大家刻骨铭心。买票实在难, 有网友们无奈调侃“车票如此难搞,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 见此发毛。唐宗宋祖, 更是没招!一代天骄, 成吉思汗, 只好骑驴往回飙, 这边焦虑期待, 还看买票有无新招”。

一边是美丽的企盼, 一边是春运残酷的现实, 在网络写实文学的调侃中, 道出平凡百姓心中凄美的无奈, 也道出了春运背后的隐患。种种隐患在考验着人们身体、心理, 乃至心灵的忍耐极限。买票难:“午夜寒冬站, 人海把队排”, 道出了买票人们对寒冷的忍耐极限;“黄牛贪, 票售完”, 考验人们对一张小小车票的价格心理极限;乘车难:“码头场站人成酱, 火汽两车超满员”, 经历过春运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在春节的旅程里, 人们不得不把自己对生活、环境, 乃至安全的需求降到最低。然而正是在人们无限降低自己需求的过程中, 问题则被这个群体无限放大了, 一方面是大量人员滞留, 无法乘车;另一方面是车辆严重超载, 道路拥挤, 事故频发, 这中间既有问题真实存在, 也有媒体关注的放大效应。于是, 春运年年有故事, 年年有大事。

“春运”的故事

2008年春运, 大雪封路, 南方冰冻, 无数人被困途中, 饥寒交迫, 人们对生活的基本需求降至最低。如果没有信息化和高效的交通, 2008年春运或许会成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灾难。

2009年, 安徽1名女大学生在车站因拥挤坠下站台身亡, 全国上下对铁道部一片声讨, 然而, 声讨归声讨, 却没有多少人反对火车在春运期间超载。客运超载已经成了春运不可回避的事实, 这也构成交通事故的主要隐患。据公安部网站消息, 2009年春运20天 (1月11日～1月31日) , 全国共发生道路交通事故9 447起, 造成3 133人死亡, 同比分别下降27.5%和10.5%。这么大的人员伤亡数字面前, 1名大学生原本微乎其微, 但其发生的原因却将春运的安全问题暴露出来, 也难怪公众一片哗然过后, 面对的仍然是无奈。

2010年, 春运又发生了什么?

网络筑楼“挺官”成为2010年网络奇景。《广州日报》报道, 东莞东站原站长、书记因被拍摄到一张“乘客爬窗上车, 铁路人员协助”的照片, 而被指“管理不力”遭免职, 消息一出, 原站长刘小平、书记廖栩珍成为2010年春运第一天最引人关注的人物, 上万名网友替他们喊冤, 甚至筑“高楼”要留下他们。以往是官员下台一片喊打的网络世界, 第一次出现了集体“挺官”现象, 这也许是春运的魅力吧, 但这更是春运的危机所在。在残酷冰冷的春运中, 人们太渴望一点真实的情感关怀。

“请不到假”成为2010年春运流行语。中企新传媒报道, 1月30日是2010年春运的第一天, 深圳春运首日开出的第一趟临时列车L252竟然只坐了100多名乘客。外面一票难求, 列车却空空如也。早在1月24日, 广铁集团宣布, 2月2日之前, 武汉方向的所有车票已经售完, 这其中当然包括L252次列车。深圳火车站有关人员表示, 列车空置有一种原因可能是因为今年春运客流规律与往年不同, 大部分外来劳务工也因此未能请到假。1 000多人集体请不到假!“请不到假”成为春运流行语和社会关注焦点。看看售票厅里拥挤的人群, 看看那些渴望回家的眼神, 再看看站台上的那些“狼狈”的爬窗者们, 再深入体味他们回家路上的焦虑, 你就不难理解空荡荡的L252次列车和“请不到假”对国人的心理轰炸效果。

危机大盘点

“买票难, 乘车难”是历年春运社会关注的主要焦点, 也是众多文学作品的创作点, 当然也有关注春运经济效益的、文化特征的、人员结构变化的。但从危机管理的角度关注春运的很少, 交通事故、群体身体健康、心理变化、文化变异等, 都需要各方社会贤达对其进行系统研究, 从而将春运的危机降到最低。

交通事故、人员伤亡早已令政府部门头疼不已。据《南方都市快报》报道:2006-2008年, 3年春运期间涉及客车的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死亡的人数分别占到了全年总数的43.56%、30.76%、42.65%。可见, 拥挤、超载构成了交通事故的主要隐患。

当然, 除了政府部门头疼的公共危机外, 更严重的是被“春运”的人将自己的安全需求降到了最低。他们为了回家, 不得不选择超载的火车、汽车、轮船, 乃至没有营运资质的各种交通工具, 隐患无处不在, “一代天骄, 成吉思汗, 只好骑驴往回飙”就是这种降低安全选择最搞怪的写照。

因为乘车拥挤, “春运”的人将自己的生活品质降到最低。网友“娶个嫦娥当老婆”在猫扑网上发帖介绍坐车必带的10件秘器:“小板凳、被子、蛇皮袋、大音量山寨手机、防盗内裤、尿不湿、颈枕、一根好扁担、报纸杂志、急救药物, 有了这10件秘器, 哥才能在茫茫春运人海中, 杀出重围, 崭露头角!”旅途生活质量的降低, 再加上身体忍耐程度的不同, 身体健康问题或许在某一时间突然爆发。能造成身体健康的潜在危机也是春运的一个特点。

除了生命安全到身体健康的这些危机外, 春运心理危机的影响可能更为深远。“买票焦虑症”正在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春节要回家的人, 基本上要提前半月左右开始筹划自己的车票, 即使这样, 还是经常会最终车票“泡汤”, 因而这种焦虑在半月左右的时间里影响工作和生活。“乘车恐慌症”, 常回家的人虽然对超载乘车早已习以为常, 但是每到春节坐车回家都不免紧张, 因为拥挤车厢内的诸多不便和焦虑、烦躁的心情在他们的心里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而且乘车过程中这些情绪同样会对人的思想、社会态度等产生影响。最后就是“节后综合症”, 春节的节后综合症要比其他节日的综合症延续时间都要长, 几乎可以达到整个农历的正月。这中间既有“年味”的文化因素影响, 也是“被春运”人节后疲惫心理的延续。

危机后企业文化的重塑 篇9

一、把握企业文化内涵, 找准重塑方向

思想决定人的行为, 正确理解和把握企业文化的内涵是危机后企业文化重塑的重要前提。企业文化的内涵是以价值观和精神为核心, 促使人从内心深处形成对事物的认识, 内在约束和影响企业中人的行动;以规范和制度外在约束人们的行为, 从而形成企业良好的风貌。企业文化的结构包含了三个相互联结又相互作用的层次。一是表层, 就是企业在社会上的知名度、美誉度、忠诚度的大小和企业内部精神面貌的好坏。二是企业伦理道德规范层, 它以公众舆论、规章制度等形式表现出来, 对规范员工的行为起着重要作用。三是核心层, 也就是企业的整体价值观念和精神, 是企业的基本信仰、基本理念和企业规范化了的意识的表象。这三个层次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企业的整体价值观和精神是核心, 是员工团结一心、努力工作的精神源泉;制度与规范作为表现形式可以保证个人目标与企业目标的一致性;而企业的风貌则取决于企业的整体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规范。

由此, 我们可以看到危机后企业文化的重塑, 注重提炼企业在危机中展示的精神文化, 充分重视人对企业发展的作用, 显得尤为重要。通过满足员工的物质需要与心理需要、关注员工的精神追求, 引导员工在努力工作中实现个人的自我价值, 并将个人的价值与企业的命运紧紧相连, 从而促使员工形成符合企业需要的核心价值观, 进而自觉维护企业利益, 使企业获得长远发展。

二、提炼企业精神文化, 确定重塑目标

企业精神文化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 受到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影响而长期形成的一种精神成果和文化观念。它包括了企业哲学、企业价值观、企业精神、企业道德等内容, 它是企业文化的内涵和灵魂。企业文化孕育出企业精神, 而企业精神集中体现为员工心中的企业核心价值观念, 不论这种企业精神、企业核心价值观具有怎样的内涵, 实际上, 企业的精神文化价值观念必然实现了与员工的精神思想的交流互通进而达成行为动机的一致性。当危机发生后, 员工必然很难割舍已融入自己思想, 并表现为日常行为的企业核心价值观, 必然会自觉地把企业的命运与自己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想企业之所想, 急企业之所急。在危机面前, 卓越的企业领导者表现出信心、智慧、沉着和勇气, 发挥了管理者的示范作用, 优秀的企业员工表现出勤奋、忠诚和奉献精神, 成为企业文化的最佳实践者。只有经过危机洗礼的企业文化才是真正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文化。危机后, 企业更需要提炼出危机中企业家及员工所展示出的优秀企业精神文化, 将员工重新整合在企业共同的目标上, 将其作为未来企业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如稳定在《财富》500强中的日本松下公司, 成立于1917年, 到1928年还是一个只有300来人的小公司。在1929年杀伤力极大的经济大危机中, 松下公司陷入了经济不景气的困境, 但总裁松下幸之结合这次经济危机深入思考了“企业使命”的问题, 并于1932年得出了“实业人的使命就是使整个社会脱贫致富”的结论。并且说服员工认同他的价值观, 一方面他体恤工人生活之艰难, 实施了不解雇、工资照发的对策, 赢得了广大员工的心, 另一方面, 由“利润至上”改为“使命至上”, 并使全体员工认同和执行“社会使命至上”, 树立起仁慈善良的企业家形象, 这是从人的思想观念上来解决问题, 最终度过了危机而且发展壮大起来。我们的企业精神应避免对国外企业文化的盲目崇拜和照抄照搬, 应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观, 确立本企业经得住历史考验的核心价值观。同时企业文化建设必须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 体现鲜明的时代特色, 通过企业精神的再提炼, 可以重塑员工对企业对社会的信心, 可以树立一个美好的远景, 心怀希望为这个美好的远景持续努力。这种情况下单靠制度是不行的, 单靠各层管理者的管理能力也是不行的, 必须要企业愿景为所有员工提供一个共同的目标, 在这个共同目标指引下, 个性不同的员工才能成为一个“共同”体, 将员工重新整合在企业共同的目标之上。

三、发挥员工作用, 突出重塑主体

危机中企业经营困难, 企业员工人心惶惶、人人自危, 从成功度过危机的企业中我们可以看到, 凡是成功企业员工的思想统一、目标共同, 从而与企业同甘共苦, 员工为了长远利益放弃个人利益, 不计较短时的得与失, 而企业在危机中也没有只顾企业利益而忽视员工, 把员工的长远发展放在重要位置, 最终共同度过发展难关。

(一) 以人为本。

以员工为优先, 以人为本可以营造出一种和谐的企业文化, 可以形成一种融洽而有效的组织氛围。在和谐企业文化中, 员工感到心灵充实, 积极上进, 与人相处充满建设性, 愿意为企业的目标而努力, 出现危机后更容易团结一心, 风雨同舟, 共度难关。一是尊重员工的主人翁地位, 让企业文化精神在员工身上得到充分体现;二是集思广益, 让员工成为企业文化建设的主动参与者和积极的创造者。

(二) 制度建设。

推行企业文化, 制度文化建设是根本, 没有制度改革作支撑, 企业文化建设就如同缘木求鱼, 很容易沦为形式主义, 或为文化而文化, 难以真正取得实际效果。危机中一些企业的领导者还停留在经验性的制度管理水平上, 忽视了企业的核心理念, 而有的领导者则将目前的管理模式直接转为文化管理, 认为上了一个台阶, 赶上了潮流。危机后, 企业管理者要汲取经验教训, 注重制度与文化的统一性。精神理念是“软件”, 而制度与规范则是“硬件”, 文化理念引导制度的形成, 而制度建设则体现优秀企业文化的核心理念。通过制度建设使员工在思想和行为上形成共识, 从“他律”走向“自律”, 逐渐形成统一的价值观。使企业形成文化—制度—共识—文化创新的良性循环。

(三) 物质激励。

企业文化建设与物质激励是相辅相承的。员工在不同阶段有各种不同层次的需求, 我们可以通过各种物质激励来满足来员工基本需求, 促进企业文化建设。但是由于我国目前很多企业的薪酬体系都是从国外引进的, 虽然这些薪酬体系科学而且完善, 但是不一定适合中国的国情, 企业使用后不一定能达到理想的效果。这是因为物质激励的效果也要取决于与本企业文化匹配的程度。企业在危机后制定本企业激励机制时, 要充分考虑到本企业危机后提炼出的核心精神和价值理念, 使激励机制与企业文化相适应, 能最大限度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四) 非物质激励。

通过其他的激励手段来满足员工高层次的需求。一是根据员工的发展为员工配置合适的工作岗位。二是建立人事考核制度、晋升制度、表彰制度、资金发放制度、选拔进修制度委员会、参与制度来满足职工需要。三是企业通过决策参与制度、提案制度、研究发展计划、劳资会议等措施来激发和满足职员自我实现的需要。企业通过使工作有意义和富有挑战性, 可以使员工获得发展, 从而发挥员工的主体作用。

四、创新学习文化, 完善重塑方式

危机后, 企业持续运行的期限和生命周期受到严厉的挑战, 学习对组织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学习型组织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将进一步受到关注。学习能力强, 企业变革成功, 才具有更强的开发新市场和资源的能力, 企业才能应对更高的挑战。而由于企业文化强调的是以人为本的文化, 企业员工是企业文化的作用对象和践行者, 企业文化能否被员工接受、践行与张扬, 实现文化本质与员工本质的和谐统一, 关键取决于员工的综合素质, 因此, 企业文化应把培养高素质的员工队伍作为落脚点, 努力建造学习型企业创新文化。尤其在危机后对员工应不再追求“人众优势”, 而是借机对员工进行培训, 实现”知识优势”, 确立培养员工创造性的学习能力、实践操作和创新能力的文化管理理念, 建立健全企业学习激励约束机制, 将创新性的学习和教育不断地扩展和延伸到员工的整个职业生涯之中。

五、树立良好形象, 营造重塑环境

良好的企业形象, 是企业的无形资产, 可以吸引更多的资源。形象战略是企业在市场经济中运作的实力、地位的体现。危机后, 企业更要致力于重塑企业形象, 从而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可以新形势下企业文化的辐射功能为载体提升企业形象和声誉, 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此时的企业文化, 不仅需要员工的共同建设, 还要企业外部对企业文化的认可。企业可以将自己的宗旨、精神和理念通过各种信息渠道表现出来、传播出去。在内部环境中注意公司的门面设计、员工的着装统一, 注重内部各种口头和文字材料的规范用语。将企业的良好个性文化展示出来。在外部环境中, 企业还可以将内部倡导的文化精髓通过有效的渠道传达到市场上去, 以帮助企业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一是通过公司网站宣传, 包括定期报道并及时更新公司的新闻动态。通过网站宣传企业文化, 用人理念及人才招聘等需求信息。二是成立专门的公关部门, 加强与政府主管部门和行业组织的沟通, 保持动态的联系。如参加社会上相关的行业协会组织, 加强与兄弟企业和高校科研机构的沟通和学习交流等。三是通过媒体广告、展览会、交易会、招商引资团等形式全方位宣传自己, 让企业的魅力广为人知, 使企业的文化能深入人心。四是积极参加社会公益及赞助活动, 通过媒体及时发布公司信息。五是将公司获得的各种荣誉及时地对外发布, 扩大企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总之, 企业文化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而是随着企业的发展逐步积累所形成的, 通过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而形成的。在外部经济情况发生重大转变的时候, 需要一场深刻的多领域的反思与革新, 需要企业在危机后的警醒, 并能真正导入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方法思路, 让企业回归企业的本质, 让人的潜能被激活, 让知识和人才得到尊重, 真正形成鼓励和推进创新, 既充满活力又充分和谐的企业环境。

参考文献

[1]、王成荣.企业文化.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08

[2]、胡付照.中外企业文化理念大全[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7

民俗传播中的信任危机 篇10

如果说电影、文学作品等属于艺术创作, 允许存在一定的虚拟性的话, 即使创造一两桩伪民俗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那么, 由政府主持的庄严隆重的民俗仪式也被不客气地打入不信任的领域就值得深思了。这些年来, 这样那样的大典层出不穷, 花样繁多, 并且每一场大典无不与民俗文化有关、无不“盛况空前”, 却也无不引发民众的质疑, “搬出老祖宗, 能医好文化肾虚吗?” (1) 这是对民俗传播行为本身的不信任。

对于民俗传播而言, 信任危机的产生有其传播原理的根源。民俗文化意义上的传播, 不是一般传播学意义上的传播或者消息扩散, 它更多的是以世世代代的民众自身作为文化载体的传播。 (2) “传统社会中, 由于社会交往的空间相对狭小, 信息环境和客观环境基本处于重合状态, 人们感受信息环境, 也就是在感受客观环境本身, 而在现代社会中, 人们的交往无限扩大, 大众传媒系统较为发达, 人们生活在一个‘媒介环境’中, 这时的信息环境与客观环境发生了分离, 成为不同于环境本身的‘二次环境’, 并且有了相对的独立性。当代的民俗及民俗传播正存活于这样的‘媒介环境’和‘信息环境’之中, 并发生着一系列的变化。” (3) 当代社会, 人们生活在由媒介塑造的“二次环境”中, 接触到的是通过媒介“过滤”的民俗文化, 而我们知道,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储存着真实信息的“原生环境”, 民俗文化还有一个真实的原生态。与原生态的疏远或隔绝导致了对媒介传播信息的不放心, 因为人们无法确认媒介信息是否符合真实信息。

“二次环境”的隔绝是不信任的发端, 最终导致信任危机的则另有原因。首要的是传统的消失。曾经有学者认为, 我国社会的信任危机缘于现代化进程中日常生活世界的根本性变革所造成的传统断裂。 (4) 传统断裂实际上就是传统的消失。传统是民俗文化最重要的内涵, 对于民俗传播而言, 传统断裂所造成的影响不言而喻。它从两个方面引起了信任危机。一方面是传统文化的逝去导致许多民俗事项不可再现, 传播中的民俗信息因“死无对证”而成为无凭无据的口头传说, 既无法证实, 也无法证伪。而传说是不可信的。另一方面, 传统的消失带走了一大批仪式, 导致民众缺乏共同的信仰基础。民俗是模式化的生活文化, 仪式是这模式中的模式, 它能提供秩序、意义、价值和信仰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格尔兹曾经指出, 以象征和仪式的意义体系为核心的文化, 是一个难以随政治经济秩序变动而变动的体系, 相反, 前者往往决定后者发展的形态。我们当今的文化恰恰是一个随社会转型而变化的体系, 这也证明仪式文化已从我们的文化当中衰退甚至丢失, 由此造成行为道德规范和价值信仰的缺失。这正是马克思所揭示的异化现象, 他说:“在我们这个时代, 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败坏为代价换来的, 随着人类愈加控制自然, 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 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 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却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 (5) 人类在现代化的征程中前进得越远, 传统的信仰精神也就退化得越严重。离开了传统的道德规范和共同信仰,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著名社会学家齐美尔曾对信任的重要性有过这样的论述:“没有人们相互间享有的普遍的信任, 社会本身将瓦解。几乎没有一种关系是完全建立在对他人的确切了解之上的。如果信任不能像理性证据或亲自观察一样, 或更为强有力, 几乎一切关系都不能持久……”民俗传播, 尤其是心意民俗传播, 对人际信任的依赖更强。抽掉了信任, 传播就会陷入危机。

导致民俗传播出现信任危机的另一个原因是商业惹的祸。商业时代, 一切可被利用的资源无不打上了商业的烙印, 文化也不例外。“文化搭台, 经济唱戏”, 这已是公开的生财之道, 并且屡试不爽, 而民俗文化由于其独特的魅力更是不被放过。当然, 这也并非是坏事。毕竟, 在商业这只“无形的手”的操纵下, 被包装好的文化有可能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得到更充分的发育, 更出色地实现它所负载的功能。梁祝文化节就是将民俗文化进行商业包装获得成功传播的一例。但是, 也有偏离正常的商业运作轨道导致不良后果的现象。有些“搭台”的单位为了经济这出戏唱得好看, 夺人眼球, 不顾特定民俗的特定场合, 一味生搬硬套, 以致天天都是“泼水节”, 到处都是“锅庄舞”, 稍微有点古意的地方就整个“民俗村”、“民俗城”, 实际上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打着民俗的幌子贩卖到处可见的旅游工艺品。如此进行“民俗传播”, 将民俗庸俗化、商品化, 实在是对民俗的糟蹋, 违背了民俗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更有甚者, 在利益的驱动下, 不惜制造伪文化、伪民俗, 例如占卜问卦、看相算命等封建迷信“伪民俗”的借尸还魂。伪民俗、伪文化的大行其道, 民俗的不正当传播引发的负面影响, 以及民俗本身在其商业传播过程中的失真、扭曲, 都导致了人们对民俗的商业传播行为的警惕和防范。商业意识剥夺了人们对传播行为的纯粹简单的信任, 甚至殃及非商业传播行为——人们在准备接受任何一桩民俗传播之前都得仔细思量, 无须引导, 自然而然就会猜测在其传播行为背后隐藏的利益动机, 中华文化标志城就是一例。

以上是导致民俗传播遭遇信任危机的主要原因, 此外, 在具体分析时还需考虑其他因素。地域的阻隔制造了文化隔阂和取证困难;作为民俗载体的人和作为传播渠道的媒体缺乏可信度;民俗专业人才不足, 无法从事充分的田野考察以获得全面的第一手资料, 不能对传播中的所有民俗信息进行证实或证伪, 无法为大众提供权威的可信的鉴别依据……这些都可成为产生信任危机的理由。

实际上, 上述原因往往是综合发挥作用的。有一个笔者亲身经历的例子:家里的婴儿啼哭不止, 隔壁一位来自四川的奶奶抓来一撮不知名的茶叶, 一再敦促孩子家长把茶叶放在口中嚼出汁液再喂到孩子嘴里, 说是能立即止住小儿腹痛。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土方法的年轻家长自然不敢让孩子“以身试法”, 口中答谢着那位好心的邻居, 背地里却将那撮茶叶扔进了垃圾桶。且不管那种土方法是否有效,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民俗传播”的失败原因。显然, 在拒绝的背后隐藏着不信任, 这个不信任又包含两个方面, 一是对传播内容——治疗小儿啼哭的民俗方法的不信任, 二是对传播者——来自不同地方的年龄大、文化程度低的邻居奶奶的不信任。试想, 如果那种土方法不是随着传统文化的消失而罕为人知, 或者孩子家长可以从四川取得可信的证据, 或者不是邻居老奶奶而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中医提供的治疗方法, 传播效果也许就不一样了。可见, 在这个事例中, 传统的消失、地域的阻隔、权威的缺乏, 这诸多因素合力导致了这次民俗传播在信息接受的环节上遭到信任危机的堵截而终止。

毋庸置疑, 信任危机对于民俗文化的传播不啻一场灾难。文化部部长孙家正曾把文化比作“水”, 文化因其特质似水, 柔而有力, 因此能渗透人心, 文化的交流是人类心灵的交流、是情感的沟通, 作为一种“软实力”, 具有其他交流不能替代的作用。 (6) 然而, 没有了信任, 即便文化似水, 也无法穿越人心之间竖起的“防盗门”。没有了信任, 任何文化交流都只能望而却步。民俗文化以人自身作为载体, 当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被堵塞的时候, 民俗传播也就戛然而止了。

信任危机还给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带来障碍。原本是“伪民俗”和“伪民俗保护” (7) 引发了信任危机, “真民俗”和“真民俗保护”却不幸深受其害, 人们在长期信任危机引起的“信任疲劳”状态下, 对民俗和民俗保护一概不予轻信。要想真正对民俗施以科学的保护, 就必须解除民众的防范心理, 完成信任重建, 这就徒然给民俗保护工作增添了许多额外的困难。

信任危机不仅阻碍了民俗的传播和保护, 还削弱了民俗文化的创新。“信任是一种允许作出冒风险的决定的态度, 没有信任, 风险就可以避免, 创新行动就不会出现, 有的只是为回顾性意义而采取的常规性行动。” (8) 可以说, 没有了信任, 不仅民俗文化的传播、传承变得不可能, 民俗文化本身也将变成一潭了无生趣的死水。

“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 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 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 (9) 民俗文化是人类的文化之母, 是人类生生不息于其间的生活文化。民俗传播是最广泛、最深层、最基本的文化传播, 对于“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和责无旁贷的使命。民俗传播效果如何,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社会的运行效率和人类文化的发展方向。我国正处于史无前例的社会转型期, 面临商业文化的冲击和传统文化的式微, 遭遇了严重的社会信任危机, 民俗传播也未能幸免。

参考文献

[1]人民网文化频道。

[2][3]仲富兰:《民俗传播学》,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 第174页, 第92页。

[4]高兆明:《信任危机的现代性解释》, 《学术研究》, 2002 (4) 。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

[6]陈强、郑贵兰:《从“中国年”到“孔子学院”——文化传播与国家形象的柔性塑造》,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 (2) 。

[7]仲富兰:《“伪民俗保护”应当缓行》, 《新民周刊》, 2005 (47) 。

[8]罗德里克.M.克雷默、汤姆.R.泰勒[美]:《组织中的信任》, 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3年版, 第240页。

世界金融危机的文化层面反思 篇11

[关键词]金融危机；文化；中庸之道

[中图分类号]G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372(2009)02-0048-02

2008年9A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看似经济问题，其深层次是文化问题。文化是人们工作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反映，核心是人们思维方式的表现。我们应该从这次危机中反思，得到启示，以便今后更好地进行工作与生活。

一、扩大内需必须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

此次金融危机反映出的文化问题，首先是美式文明崇尚过度消费的模式。中国当前也有此倾向。比如，中国当前买小汽车的人有相当部分不是为了工作生活的需要，而是因为邻居或同事有汽车，自家如果没有觉得很没面子。实际上开一辆汽车对环境的污染远远大于一次随地吐痰造成的污染，可是许多人对随地吐痰的人鄙视，对开汽车的人却仰视。这不是文化问题吗?这次金融危机是一场劫难，但是只有大家都不崇尚过度消费，才可能避免更大的劫难。

这次金融危机给美国人很大教育。时下，美国流行“清贫”的生活。许多人的穿着都很随意，衣料大多是棉布或化纤的，很少有羊毛和羊绒制品；家用车喜欢用排量小的；宾馆里的电视机大多比中国国内落后10年；上世纪70年代的木制缆车仍在旧金山运营；砖头般的“大哥大”仍有人在使用；很多人吃得很简单，但讲究营养搭配，不讲排场……然而美国人享受的公共设施比我们好很多：建筑的门可以自动关闭；公园大多免费开放，供游人烧烤的炉架、厚木板做成的桌椅板凳一年四季摆在那里……美国人这样做是出于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一位美国商人说：“如果我们都穿羊毛服装，必然导致羊群啃食草地，造成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能源如此紧张，开豪华车不仅不爱国，也不爱人类；减少手机、电视机等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就能减少电子产品污染……我们现在也许‘破了些，但我们的后代会很‘阔。”

美国人走过的弯路对我们有启发意义。当前，中央强调的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内需，并不是随便挥霍。中央再三强调“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树立正确的进步观念

什么是进步?进步应该意味着苦难减少、幸福增加。为此，必须要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因为通常而言，相互帮助比勾心斗角让人感觉更好。进步并不意味着就是追求财富，尽管人类创造财富是必要的，但绝非最终目标。最终目标应该是苦难减少、幸福增加，即党中央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人们应该摒弃拜金主义，停止对金钱的顶礼膜拜。上世纪50年代以来，人类虽然创造了大量财富，但牺牲了太多的幸福源泉，即人际关系质量。据不完全统计，在上世纪60年代，60％的成年人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现在这一比例只占30％。今天显而易见的趋势是：家庭生活中离婚--增多，娱乐场合可信任的朋友减少，工作场所同事间竞争加剧……在追求效率和生产力增长的名义下，我们牺性了太多的幸福感受。

我们曾经有过一个观点——对立统一是宇宙根本规律，误以为世界事物只有经过对立统一才能前进。所以演绎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其实，不仅对立统一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差异合作也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人类在大部分空间和时间中，是靠差异合作来推动事物发展的。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作为指导思想，不能只有斗争哲学，还应该更多地讲调和哲学。也就是说，我们要尽量减少“零和游戏”，尽量增多“正和游戏”。这也正是党中央提倡的，要化解矛盾，要协力合作，要提倡双赢、共赢。当然，必要的对立统一也决不可放弃。上世纪30—4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绝不可能与其讲和谐!

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美国文化中，只顾眼前利益、忽视长远考虑(拼命借贷，由子孙后代还债)，只顾自身享受、损害他国利益(拼命印发美元，廉价花掉他国创造的财富)等缺陷。这就是只追求财富而忽视人际关系的不正确进步观念。这也就是“零和游戏”，而不是“正和游戏”。

我国古代就有“和而不同”的说法。春秋时齐国大夫晏婴(?-前500年)曾对齐景公论述“和”与“同”之别。“和”是相异的事物合而相济，“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同”是相同的事物加在一起，“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孔子(前551-前479年)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就能达到“正和游戏”的目的。因此，要树立正确的进步观念，必须宣传“和而不同”的思想，即和谐思想。当然，西方文化中也早有和谐理念，例如，古希腊毕达哥拉斯(约前580-约前500年)最早把“和谐”作为哲学的根本范畴。可以说，中华和谐思想源远流长，世界和谐思想丰富多彩。我们不能忘记人类的这一优良传统。

三、应用儒家的中庸之道处理问题

宋代的朱熹(1130-1200年)解析中庸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这里包含两个意思：一是“执两用中”，就是把握系统差异各部分的平衡点。二是“无过之不及”，就是为了保持稳定性，把握系统差异各部分的平衡点，既不是达不到，又不是超过。

无论是客观现象还是现代科学理论都证明，中庸中的系统往往呈现最佳状态。经济学上著名的拉弗曲线就印证了中庸之道。该曲线说明，当税收为零时，企业虽因免税可能获得最大利润，但政府不可能存在，经济将处于无政府状态，企业的效益大受影响。但是，当企业将收入全部上缴政府，税率为100％时，企业生产将因无利可图而被迫停止，或者为逃税而转向物物交换，由于货币经济中断，税率虽然高达100％，政府的收益却等于零。上述说明税率太低或太高都不利于政府收益，这就体现了“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从概率论角度分析，一个高度复杂的巨系统由大量的元素组成，元素的演变包含着随栅性，因此对一个巨系统的描述或预测，基本上或只能是统计性的。统计学证明，随机变量分布，如二项分布、正态分布等等，其峰值一般都不在其分布密度曲线的此端或彼端，而大多位于其中部左右。这也说明了中庸之道的合理性。

这次世界金融危机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美国政府的本意是，通过贷款销售房产来刺激消费市场，以带动经济发展。这个策略未必错误，但是必须把握好“度”，既不可过之，又不可不及，也就是要把握好中庸之道。由于美国政府没有把握好这个“度”，贷款过于膨胀了，导致次贷危机，引发世界金融危机。

当然，把握好中庸之道绝非易事。去年底，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阐述了我国在30年的创造性实践中，经过艰辛探索，积累的宝贵经验一“十个结合”：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必须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必须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必须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必须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必须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必须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必须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必须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必须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这些阐述是把握好中庸之道的典范。

[参考文献]

[1]宋清华银行危机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2]韦伟，等金融危机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网络谣言的危机传播与控制 篇12

迷药事件的传播和关注

在2011年4月份,一则关于北京地铁上有人下迷药意图迷昏单身女性乘客的帖子在网上风传,据发帖人介绍,自己在单独乘坐北京地铁四号线时,忽然闻到一股奇异的香味,同时伴有身体发软,意识模糊的症状。而当她环顾四周的时候,发现有个面相很凶的人在她旁边摆弄一个破旧的手机,并不时地看她。预感不妙的她迅速转移到其他车厢,但是该男子尾随其后,迫不得已她向两位乘客求救并在她们的帮助下离开地铁并向警方报案。该帖子中不仅有大量有关的细节描述,而且时间地点标示非常明确。其言之凿凿的话语和让人不寒而栗的内容迅速吸引了大量的关注。尽管原帖由于种种原因已经无法在其当初发布的平台见到。但是,很快该帖内容便被不少网友转发到了其他论坛上。尤为重要的是,此帖内容也被转发到校内上,很快便在大学生和高中生之间流传开来。

尽管如此,并不是所有人都信以为真。据统计,在发表日期靠前的日志中有将近一半人认为帖中内容纯属蒙人。还有将近四分之一的人表示将信将疑,至于在回帖中表示害怕的还不到四分之一。然而在该帖子出现后的几天内迅速出现一系列类似事件的帖子。主要内容均为:单身女乘客在北京的地铁上闻到迷药,险些失去意识,后经挣扎,逃离地铁向警方报案。发帖人均以第一人称叙述,有些帖子中还以毒誓赌咒自己经历的真实。并且“言之谆谆”告诫单身女性务必小心谨慎。且根据帖子内容作案分子已经从地铁四号线扩展到了2,10等常用线路。与此相对应的,是校内上类似日志的疯狂转载,包括每个帖子的单独转载和被“有心人”整理过后的“全集”。更为夸张的是:类似的帖子竟然登上了北京理工大学的校方论坛,且不止一条帖子。如此一来,其可信度大增,在后续帖子的回复中一般都是“啊,好可怕!”“要小心了”等这样的认同并有所反应的字眼。

就在大家都为这种未曾经历却似乎又是潜藏的危机所担忧时,北京警方于2011年5月26在其微博和中新社上发表声明称近来流传的地铁迷药事件系伪造,目前警方仅接报过一起这样的警情,经核实,报案人称乃是在看过类似报道后过度紧张所致。而辟谣的原因是一位网名海安谨的网友在24日发布了她所谓的“地铁经历”,这也是最后一篇关于“北京地铁迷药”的帖子。

在公共危机中官方和非官方博弈的媒介方式

北京地铁迷药事件是一个典型的谣言制造恐慌的公共事件,只是由于其谣言内容的特殊性和辟谣的及时性,并没有形成太大的恐慌。但是,危机的解除并不就意味着事情的圆满结束,时至今日,各大论坛中仍不时有不明真相的人在关注着这一事件的发展,而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态度的人更是大有人在。

在信息的传播渠道上,官方与民间选择了两种不同的传播介质。在谣言产生的初期,帖子被放在了审核不严的人人网上,被不少人当做日志转载。而随着事件的发展,该帖内容很快被搬到了各个论坛上,引起了较大的关注。事实上,自始至终,北京地铁迷药事件就是一个在网络传媒介质中被传播的信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谣言,只不过在最初只是谣言的制造者在传播,而随着影响力的扩大,不少网民也加入其中。与之相对应的是北京警方的信息传播模式,其基础仍是纸质媒体。北京警方将他们的权威的调查结果通过中新社发布,同时把辟谣消息放在了自己的博客上。根据数据显示,能够因其博客获知辟谣消息的人恐怕并不多,而通过天涯论坛上的帖子的题目来看,其宣传作用并不明显。

但是,在5月26日后该事件的关注度确实开始大幅度降低了,并且帖子的题目有了一定的转变。显然,网民已经认识到这是一个别有用心编造的谣言。虽然博客和纸媒的宣传均没能起到有效的作用,但是有一个现象却对整个事件的走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26日北京警方辟谣后,各大网站在26、27、28日三天集中对“北京警方辟谣”这一事件进行了报道,其中不仅有新浪、搜狐这样的大型门户网站,也包括一些地方性的网站甚至是一些论坛。他们所转载的内容也均为那篇“北京警方辟谣”的网络消息,而非北京警方发给在中新社的辟谣信息。笔者在百度输入“北京地铁迷药事件”字样后进行搜索,有84600个相关信息,而在前25页中,对于北京警方辟谣的报道占到了近60%,时间多集中在5月26、27、28日三天。却没有见到北京警方的任何一家博客的链接。由此可见,在“北京地铁迷药”事件的官方和非官方的博弈中,官方虽然也在向网络靠拢,但是其手段单一,效果很差。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最终戳穿网络谎言的还是网络本身。由于该事件在网站上受到了极高的关注,各大网络媒体对此的关注便也随之水涨船高。并因此得到了准确的信息,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谎言的传播。

尽管这只是个案,但是其中所暴露的公共危机中官方与非官方话语的表达渠道的大相径庭。在中国,官方对于传统媒体的控制较为严格,往往可以做到让媒体在面对一种巨大的危机的时候集体失声。而对于重大事件的辟谣工作上,中国官方也比较倚重于传统媒体,对于网络传媒重视不足。事实上,由于官方对于传统媒体的严格管制和监控,传统媒体出现谣言的可能性极小,即便是有也能很快予以补救。根据学者孟建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在2006年至2010年中的重大公共事件中,受到以报纸为首的平面媒体中虚假信息影响严重的只有“广州毒香蕉”事件和部分地区的“黑砖窑”事件,由此可见谣言在传统媒体中生存空间的狭小。但是网络传媒相比之下就要宽松很多,尽管有敏感词汇的过滤系统,但是对于一些编造的谎言或者某些真实信息在传播中的变形,网络检查机制几乎无能为力。而真正谣言四起的传播媒介也正是网络传媒,由于缺少监督,又没有什么成本,所有人都可以成为网络传媒中的记者。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利用网络这一渠道发布消息,一旦将某个谣言当做真理加以传播,那么这个谎言被传播1000次可能就真的变成了真理。就像“北京地铁迷药事件”,当单个帖子出现时,许多网友尚能保持清醒,一旦大规模的同类帖子蜂拥而出,且被不同的人不停地转载,很快就会形成一股风潮。天涯论坛中关于地铁迷药事件关注最高值的出现也和介绍该类事件的帖子数量达到最大的时间十分接近。所以,据此不难看出,官方话语的发布媒介已经无法有效地解决产生于网络的谣言所蕴含的危机。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在这里是非常恰当的。

网络谣言中的信息流和舆论领袖的力量

在“北京地铁迷药事件”的传播过程中,人人网的作用“功不可没”。作为一个社交型的网站,它所隶属的传播机制已经从最初的人际传播扩展为一定意义上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在此次的流言传播中,最初是在校内上大规模流传的。由于无法对人人网上的日志转载数量进行统计,笔者只能对部分相关日志进行分析。其中,有至少三篇的发表时间早于“天涯论坛”。分别是5月18日和20日。目前,不少原帖已经被删除无法查看。

在关于大众传播的影响的后续研究中,有学者指出了“信息流”的作用。在人人网上这种信息流确实起到了放大传播效果的作用。在一个熟人传播区域中,如果连续多次看到同一类型的报道,那么无疑是对这种真假不明的信息的肯定。由于好友之中还会有重叠,一旦一个受好友影响的人对其日志加以分享,那么无疑是对重叠好友的再次宣传。这是人人网这样的社交型网站的独特之处——人人都可以成为舆论领袖,而一种事件的传播中可以在一个群体中有多个舆论领袖。

作为一个使用门槛极低的互动媒介,网络以其不定性的姿态游走于各种角色之间。其可怕之处并不在于网络为谣言的迅速传播提供了可能,而是作为一种情绪渲染的平台,中国的网络已经成为了一个宣泄集体情绪的阵地,这种形式让谣言的传播几率大增,形成舆论暴力的可能性也随之提高。与之相对的缺失公共关系的处理中,政府对于网络传媒的一贯忽视和对传统媒体的过分倚重。在以网络传播为核心的谣言传播中,其危机的出现往往是在大量流言出现之后突然到来,而在谣言的传播过程中,所受到最大的阻力来自于关注度,而非把关人的审查。在论坛形式和社交型网站中,由于群体所具有的不稳定性和易受感染性加之其舆论领袖的泛化,使得谣言的传播效果被放大。而显然这两类谣言传播的主要阵地都比较明确地将传播的信息指向了和政府相关的社会性的部分,在公平正义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的今天,网络传播更大程度上是在表现群体的情绪即造成了一种“即便是错误信息只要可以达到促进目的就传播”的现象。而在公共关系的处理上,显然政府还有太多的差距需要跟上,无论是对于网络传播的重视还是适度的放松对于传统媒体的控制,都是谣言的危机传播中需要加以重视的,其实最重要的并非是来自媒体本身,提高政府自身的公信力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否则网络中关于信息的传播偏向大概不会被纠正,危机的再次出现也是必然的。■

参考文献

(1)何舟,陈先红:《危机管理与整合策略传播》,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6页

(2)E·M·罗杰斯:《传播学史》,殷晓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第253页

(3)江晓奕:《网络谣言传播现象探究》,《东方传播》河南,2009年第4期(总第56期)

(4)奥尔波特等著:《谣言心理学》,刘水平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7页

(5)何舟,陈先红:《危机管理与整合策略传播》,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