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学（通用8篇）
文化传播学 篇1
高二思想政治《文化生活》学案
第三课 文化的多样性与文化传播
第一课时 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课前预习】
1、世界上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民族文化是________的重要标志。从民族节日和（）中，人们能够深切感受到世界文化多姿多彩的魅力。
2、庆祝民族节日，是民族文化的集中展示，也是（）的集中表达。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标志。
3、文化是（），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个性和特征；文化又是世界的，各民族文化都是（）中不可缺少的色彩。
4、人们应该怎样对待文化的多样性呢？正确的态度是：既要（）本民族文化，又要（）其他民族文化，相互借鉴，（），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同时，还必须遵循（）的原则。【问题探究】
1、你在平时的学习和生活中，从哪些渠道和途径能够直接感受到世界文化的多姿多彩？
2、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各个民族的文化交相辉映。你认为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对看待这个事实？你可以用实例说明吗？
【学后巩固】
1、中国人过春节总是要吃团圆饭、放鞭炮，而西方人的圣诞节少不了唱圣诞歌，送圣诞卡，迎接圣诞老人。对此理解正确的是（）
①民族文化具有多样性 ②民族文化表现了不同的民族情结 ③文化对人具有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④各民族文化是根本不相容的 A ①②④ B ②③④ C ①②③ D ①③④
2、（2008 广东）冼星海在抗日战争时期创作了《黄河大合唱》等名曲，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表明（）
A 文化的发展与社会实践同步 B 文化具有丰富的表现形式 C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创造并享用文化 D 文化创造的主体是知识分子 3、2008年 7月6日，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的第3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福建土楼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一个国家的文化遗产是（）
A 该国人文文化的集中表现 B 该国和民族历史文化成就的重要标志 C 该国自然文化的突出表现 D 该国全部历史的凝结
4、“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村。我和你，心连心，永远一家人。”但是，地球不会因为成为“地球村”而拥有完美一致的价值观。这主要说明()A 文化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 B各个民族都拥有自己的文化个性和特征 C 不同的民族文化具有共性和普遍规律 D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冲突愈演愈烈
我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在谈及文化的多样性时有一名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据此回答5-6题。
5、“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基本含义是（）
A 承认本民族文化是尊重其他民族文化的前提 B 只有发展好本民族文化，才能称誉世界 C 既要认同本民族文化，又要尊重其他民族文化 D 尊重民族文化才能实现世界文化一体化
6、要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必须遵循的原则是（）A 求同存异 B 兼收并蓄 C各民族文化一律平等 D 和平共处
7、（2008 江苏镇江调研）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世界大会会2008年7月在昆明召开，会议的宗旨之一是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和谐共处”。确立这一宗旨的依据是（）①各民族文化都是世界文化中不可或缺的色彩
②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 ③不同文化之间的和谐相处是实现世界文化繁荣的必然要求 ④淡化本民族文化的个性是实现不同民族文化和谐相处的前提条件 A ①②③ B ①②④ C ①③④ D ②③④
8、有人认为，当今世界，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加深，世界各国文化应该趋向统一，而不应该保留什么多样性。请分析这一观点。
第二课时 文化在交流中传播
【课前预习】
1、文化交流的过程，就是文化（）的过程。人们通过一定的方式传递知识、信息、观念、情感和信仰，以及与此相关的所有（）活动，都可视为文化传播。文化交流和传播的重要途径有商业贸易、（）和教育。
2、如今，依托电子技术、微电子技术、网络技术等现代信息技术，（）已成为文化传播的主要手段。【问题探究】
1、在我们的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存在着文化的交流和传播。课本向我们介绍了几种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除此之外，你还能想出其他途径吗？
2、古代社会中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有哪些手段？现代社会呢？其中最主要的手段是什么?
3、当今时代，中外文化的交流、传播、相互学习日益深入。在这一伟大的行程中，我们青少年应该怎样做？
【学后巩固】
1、下列活动有利于推动中华优秀文化传播的是（）
①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明代郑和下西洋 ②学生上课、电视播放公益广告
③外交部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联合国大会上各国政要的发言 ④2009年2月24日，美国“嗅碳”卫星坠毁 ⑤各地举行的旅游节、茶文化节、酒文化节、时装表演 A ①②③④ B ②③④⑤ C ①②③⑤ D ①②④⑤
2、地域文化具有封闭性特征，但是随着人口流动，它又具有向外的传播性，客家文化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客家是汉族的独特民系，客家先民在历次的大迁徙中，将中原文化融入岭南土著民族之中，形成独特的客家文化，如客家的“围屋”在中国民居中是独树一帜的，客家话形成一种独特的方言。当客家人向海外移民时，又将中国文化带到异国他乡。这说明（）①文化在交流中传播 ②客家文化的独特性表明与其他文化没有共同之处 ③中原文化是先进文化而岭南文化是落后文化 ④人口迁徙是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 A ①② B ①③ C ①④ D ③④ 3、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强调，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建设、运用和管理，努力使互联网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沿阵地、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平台、促进人们精神生活健康发展的广阔空间。从文化生活的角度看，这是因为()①互联网能够最大限度地超越时空局限，汇集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 ②互联网这种新兴媒体的出现，意味着旧的媒体的消失
③互联网具有文化传递、沟通和共享的强大功能，社会影响力巨大 ④互联网已经成为现代文化传播的唯一途径
A ①② B ③④ C ①③ D ②④
4、近年来，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话题越来越热。从孔子学院到“中法文化年”，从动画片《中华小子》在法国热播并摘得动画大奖到《于丹<论语心得>》版权被韩国人抢购，事例不胜枚举。假如以此为话题，围绕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意义写一篇政治小论文，你认为比较合适的理论视角是（）
①文化与综合国力 ②文化交流：做传播中华文化的使者 ③文化的继承性与文虎发展 ④经济全球化与文化一元化
A ①② B ②③ C ①③ D ②④ 5、2008年6月6日，主打中国元素的美国动画大片《功夫熊猫》在北美公映，首周票房就达6000万美元。截至6月29日，影片在我国放映十天的票房就达9688万元人民币，成为最赚钱的进口动画片。在《功夫熊猫》大受追捧时，对其持反对意见的也大有人在，行为艺术家赵半狄以“盗窃‘中国国宝和功夫’”为由对其进行抵制。赵半狄之所以对影片进行抵制，是因为（）
A 中西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B 文化传播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
C 他只看到文化的民族性，否认文化的世界性，否认文化交流 D 他既要认同本民族文化，又要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
6、改革开放以来，出国留学一直是莘莘学子的期望。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留学更是富裕家庭所钟情的一种追求。然而，许多中学生，甚至小学生都走出国门，留学生队伍越来越低龄化。出国留学似乎成为了一种时尚。
从文化交流的角度谈谈你对这一现象的看法。
文化传播学 篇2
语言传播作为一个国家语言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社会文化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美国当代人类学家H.Goodenough指出, 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 语言与其他部分相比, 特殊性表现在“它是学习文化的主要工具, 人在学习和运用语言的过程中获得整个文化”[3]。语言学家J.R.Gladstone认为“语言与文化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语言既是整个文化的产物或结果, 又是形成并沟通文化其他成分的媒介”。[4]新近有研究者进一步提出, “一切文化活动与文化创造都离不开语言”, “所有的文化积累可以说都是保存在语言信息系统之中的”, 因此, 可以说“语言是文化的凝聚体”。[5]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 虽然在具体论述上存有差异, 但是, 对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的关系都是毫无疑义的。基于语言与文化相依相融的存在与发展关系, 语言传播与文化传播之间同样具有相互促动的力量: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提升有助于推动汉语的跨文化传播;汉语在另一文化圈中的推广可以帮助更多的人理解中华文化。
本文以语言与文化的互动关系为切入点, 在对当前汉语国际传播的途径与现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 结合在美国的体验调查和实地走访, 对如何更为有效地推动汉语国际传播进行探讨, 为汉语传播的实施以及相关规划的制定提供参考。
一目前汉语国际传播的途径与现状
汉语国际传播, 指其他国家 (地区) 学习和掌握汉语的人数的增加及汉语使用范围的扩大。汉语国际传播的途径可以根据语言教学地点分为国内、国外两类, 前者是指外国留学生到中国来学习汉语, 后者是指学习者在其所在国由中国外派教师或当地教师向其讲授汉语。
(一) 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汉语
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汉语, 包括来华接受汉语言专业的学历教育、汉语进修或汉语短期培训等, 也有部分接受其他专业学历教育的留学生, 会在进入专业学习前, 先修汉语以通过语言关。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2012年全国来华留学生简明统计报告》, 2012年来华留学生达到328330人, 来自200个国家和地区, 分布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690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教学机构中学习。在基本掌握来华留学生总数、来源及分布状况的基础上, 通过对2003~2012年留学生统计数据进行比较可以发现, 来华单纯学习汉语的人数在逐渐下降, 同时, 来华接受学历教育的人数呈上升趋势:2003年, 来华学习汉语的留学生占当年来华留学生总数的80%以上[6];到2010年, 学习汉语的留学生占总数的比例为62.5%[7];2012年, 接受学历教育的留学生占总人数的40.66%, 相应的, 语言类留学生的比例下降为59.34%, 中医、国际贸易、管理等专业吸引了数量可观的留学生。
来华语言类留学生比重的下降, 会给汉语传播带来什么影响?对此, 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进行分析。
1. 留学人员总人数逐年上升, 单纯语言类留学生即使比重下降, 人数同比也呈上升趋势。
2008年, 来华留学生总人数为223499, 语言类学生比例约为64%, 人数约为143500;2010年, 来华留学生总人数为265090, 语言类学生比例约为60%, 人数约为156400;2012年, 来华留学生总人数为328330, 语言类学生比例约为59%, 人数约为194800。[8]整体看, 来华进行短期或长期语言进修、语言培训的人数虽然所占比例在下降, 人数却在逐年增加。
2. 部分来华留学生将开始汉语学习的时间提前到中小学阶段, 在汉语达到一定水平后来华接受大学教育, 有助于其在有限的学习时间内更深入地理解中国语言与文化。
随着我国孔子学院、孔子课堂在海外的发展, 外国中小学生接受汉语教育的人数在增加, 其中, 部分学生在具备了一定的汉语水平后, 希望到中国的大学获得某个专业的学位。美国佩斯大学孔子学院院长牛卫华女士认为, “美国学生去中国留学, 一方面是想学习语言, 学习语言的人更感兴趣的是短期留学, 半年或者一年;还有一部分学生, 他们的中文已经很好了, 希望去中国进一步提高中文水平, 也想能够系统地得到一个学位, 这样的学生, 人数在增长。美国政府正在大力推动10万名美国学生留学中国的计划, 对于很多学生来说,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如果想要通过这个计划获得奖学金去中国留学, 在孔子学院这样的机构先打好汉语基础, 将是美国学生参与竞争的重要筹码”。[9]
除了在本国的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打好汉语基础再到中国读学位外, 也有一部分留学生选择直接到中国接受中小学教育, 然后再报考中国的大学。例如, 目前内蒙古已经成为蒙古国中小学生学习汉语的最大留学基地, 截至2012年11月, “共有464名留学生在内蒙古8所中小学学习汉语”, “蒙古国学生来内蒙古留学的目的性很强, 他们中的大多数通过两年的汉语学习, 拿到一定等级的汉语水平考试 (HSK) 证书, 然后参加内蒙古自治区在乌兰巴托组织的统一考试, 考试合格者可以拿到来中国公费读大学的名额。根据内蒙古与蒙古国签署的一份协议, 内蒙古在2010-2014年5年间由内蒙古大学等6所高校每年接受100名蒙古国留学生并予以资助”。[10]
3. 来华留学生中学历生比例的增加, 将有助于提高汉语的国际影响力及话语权。
一种语言的传播程度不仅取决于其非母语学习者的数量及分布范围, 同时也取决于该语言现实和潜在的用途及应用领域。如果一种语言只在民众的日常活动中使用, 不能进入较高层次的交流领域, 如国际政治、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科技、学术等, 那么, 即使分布范围广、学习人数多、使用频度高, 也很难算是国际上的重要语言。因此, 只有使汉语由日常生活进入高端的交流领域, 成为重要国际场合中的工作语言, 才能真正提升汉语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乔治·韦伯用以评估语言影响力的六大因素中, 将“国际使用该语言的主要领域数目”涵盖在内。[11]按照母语使用人数, 汉语排在第一位;若综合考虑到第二语言使用人数、使用国家数目和人口、国际使用该语言的主要领域数目、使用该语言的国家的经济力量、社会与文学声望等因素, 汉语的排名则降至第六位。
因此, 长远来看, 我们应提高留学生的培养层次, 随着能熟练使用汉语的各类专业人才跻身经贸、科技以及政治等领域, 汉语可以逐步成为这些国际交流领域的重要工作语言。
(二) 外国学习者在当地学习汉语
外国学习者在当地学习汉语, 包括当地中小学开设汉语课程、当地大学外语系设置中文专业及开设汉语公选课、其他教育机构开设的汉语培训以及中国外派教师与当地合作设立的孔子学院、孔子课堂。
从2004年首家孔子学院成立至2008年的4年间, 孔子学院数量迅速增长。2009年之后, 孔子学院开始进入内涵式发展阶段。截至2013年6月, 孔子学院总部已在113个国家建立420所孔子学院、591个孔子课堂。2012年, 全球孔子学院注册学员达到65.5万人。孔子学院在办学过程中, 借鉴英、法、德等国推广本民族语言的经验, 不断探索海外非营利性公益机构在汉语和中华文化传播方面的有效途径, 除了培训和向海外派出汉语教师和志愿者之外, 也启动了本土汉语教师培养工作, 设立专门奖学金, 选聘当地学生和在职教师到中国读取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学位或进行短期培训。
根据美国华盛顿应用语言学中心的调查, “美国2.75万所至少提供一门外语的中学中, 汉语课的比例由1997年的1%上升至2008年的4%”。同时, 参与大学预修科目汉语项目的学生数量也增长迅速。《纽约时报》援引专家的分析认为, 之所以出现汉语教育培训热, 是因为“父母、学生和教育人士都意识到中国作为一个重要国家崛起, 他们相信掌握流利汉语可增加机会”。[12]美国的“汉语热”基本代表了目前汉语在海外的接受状况。或是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 或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兴趣, 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考虑挑战这门“难学”的语言。
但海外学习汉语人数的增加, 也凸显出师资存在的问题。李凌艳认为, 海外汉语教师多为华人华裔, 与国家汉办外派的汉语教师和志愿者相比, 这些本土的汉语教师虽然在教学方式上相对更易被中小学生所接收, 但是, 有不少人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学或中文专业的教育, 在专业知识方面亟待得到“充电”。[13]优秀师资的供需矛盾仍是当前汉语国际传播中所面临的一大问题, 为了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2013年2月发布的孔子学院发展规划 (2012-2020年) 指出:要加大孔子学院所在国本土师资培养力度, 扩大“孔子学院奖学金”规模, 招收更多的各国青年来华攻读国际汉语教育专业硕士学位。同时, 国家汉办还在具备条件的高校中设立了汉语国际推广师资培训基地, 服务于海外本土师资培训。
在以上宏观概述的基础上, 下面结合笔者在美国的体验调查, 从微观的角度对汉语在海外的传播作进一步的分析。
二对汉语在美国传播状况的体验调查
笔者于2012年10月在美国加州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访问学习。期间, 在美国中、东部高校进行了走访调研。这里将结合对一个高校中文专业和一个社区周日中文学校的参与观察、对一所孔子学院的走访调查以及对两位学习中文的美国人的深度访谈, 对汉语在美国的传播进行微观化、细节化的展现。
(一) 实用心理和审美取向:学习汉语的主要动机
来自国内的关于外国留学生汉语学习动机的调查报告表明, 留学生学习汉语的动机大多是基于某种物质或精神方面的实际需要。据这些调查报告分析, 外国留学生学习汉语的动机主要有两类, 一是工具型动机, 一是融合型动机。
笔者在美国加州和密歇根的调查, 与研究者在国内所做的调查得出的结论相同。
首先, 从工具理性出发, 希望通过学习汉语能够为自己将来的职业选择带来积极影响。以密歇根大学博士生Abram为例, 他所学专业并不是语言, 而是生物学, 但他却可以说非常流利的中文。围绕其学汉语的动机、过程等问题, 笔者进行了深度访谈。Abram在读高中时就开始有了学中文的想法, 因为他计划将来从事与中国相关的工作。不过, 当时他所在的高中并没有开设中文课程。在学中文的强烈愿望促使下, Abram找到离家最近的一所大学, 求教于中文专业的老师, 后由这位老师推荐, 在一位中国老师开办的中文培训班学习, 成为班里唯一的非华裔学生。Abram每周上两次中文课, 一次是老师对他的单独辅导, 一次是与华裔学生一起上课。进入大学后, Abram选修了中文课程, 但由于已经学习了两年中文, 他感觉大学的中文课程比较简单。为了能够继续提高中文水平, 他争取到学校的资助, 每年暑期到北京的一所高校进行交换学习。正是由于这种有明确目标的积极学习态度, 使得Abram在学习中文的道路上以快速奔跑的状态, 超越了他中学、大学时代的同学。Abram说, 他在中文课上的许多同学, 也包括一些华裔同学, 由于对学中文没有明确的目的性, 觉得将来也不一定会用到这门语言, 相对投入的精力就要少很多,
其次, 从价值理性出发, 由于对中华文化感兴趣而开始学习汉语, 不涉及对自身职业规划方面的考虑, 只是追求一种自我满足式的成就感, 也是一些人学习汉语的动因。以密歇根大学的Susanna为例, 她从喀麦隆来到美国, 在大学图书馆做保洁员。由于喜欢看中国电影, 特别是艺术电影, 她喜欢上了中国文化。她向笔者描述了她喜欢看的中国电影“sunflower” (《向阳花》, 一部表现黄土高原的人们对传统戏曲艺术坚守和挚爱的影片) 。Susanna喜欢中国民歌, 她可以声情并茂地演唱《茉莉花》。当笔者好奇地问她在哪里学的中文时, 却得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回答, Susanna说她完全依靠自学, 没有老师教。由于她工作的图书馆是理工专业的图书馆, 没有中文教材, 所以, 她会乘公交车到城市图书馆去借中文教材和录音带, 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来听录音练习发音, 平时在校园里会主动找中国留学生说中文, 就这样, 当笔者遇到她的时候, 她已经自学了一年半的时间, 能够比较流利地用中文与笔者交流。像Susanna这样完全出于个人兴趣、依靠自学达到熟练使用中文来交流的人在美国或许并不占多数, 但是, 她至少使我们得到这样的信息:激发人们对中国文化的兴趣, 可以帮助他们获得学习中文的内在动力;我们在关注在校学生的同时, 也需要尽可能地开展社区中文教育, 满足不同年龄、职业、阶层的人们学习中文的需求;同时, 一套好的教材至关重要, 有针对性的教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师资的不足。
学习者的动机既包括引发行为的起因, 又包括维持行为的原因。在调查过程中笔者发现, 学习者从产生学习汉语的兴趣, 到坚持学习和学好汉语, 是一个需要不断进行动力补充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有时会呈现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相互推动、循序强化的特征。比如, 有的学生最初因对中国功夫电影感兴趣, 产生了学中文的想法, 但如果没有后续动力不断补充的话, 这一学习行为就会变得难以维持, 有的人中途就放弃了。仍以Abram为例, 虽然最初吸引他关注中国、想学中文并辗转求师的是中国的功夫电影, 但后来能让他坚持不懈的动力来源是其“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的职业目标。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 即便是有这一明确目标作为动力来源, 在Abram从高中阶段到读博士这近十年间, 仍然需要有对中国文化不断深入的认识和认同, 才能使其不断确信自己的目标, 并强化自己的学习动力。因此, 我们在对外汉语传播中, 应对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和内在动力补充机制有清晰的了解, 这对于汉语传播范围的拓展、效果的提升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 “要我学”与“我要学”:部分华裔学生与非华裔学生学汉语态度的差异
在美国调查期间发现, 华裔学生与非华裔学生在学习汉语的态度上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前者的状态是“要我学”, 后者是“我要学”。这里, 我们着重对华裔学生学习汉语的状态进行描述与分析。
在加州, 笔者曾在大学中文专业进行体验式教学, 在课堂上发现, 积极参与课堂交流、课下还不停向老师提问的多为白人学生, 而华裔学生多表现出一种被动、消极的学习状态。如果说这其中有不同种族在学习习惯、表达方式上的差异的话, 我们可以再从其他角度进行补充观察。笔者分别在加州旧金山附近和密歇根洲安娜堡的华人社区进行了走访, 了解到华裔子女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愿意学习中文, 甚至表现出与父母对抗的情绪。如果父母对子女学习中文不够重视, 或者教育方法不够得当的话, 这部分华裔学生基本上既听不懂也不会说中文, 更不用说书写和阅读了。稍微好一些的, 可以做到部分听懂, 可以简单地说一些中文。这其中不仅包括在美国出生的, 也包括在幼儿时期移民至美国的华人子女。究其原因, 一是认为将来不会回中国, 所以学习中文“没什么用”;二是对自己母国的文化不了解, 更谈不上喜爱和认同。
这一现象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首先, 华裔子女对待汉语学习的态度和行为, 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周围的非华裔青少年。其次, 在美国的华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当地社会, 具有更多的语言传播优势, 他们的子女如果能够较好地掌握中文的话, 未来可以成为汉语传播、文化交流的桥梁。因此, 在对外汉语传播中, 应重视华人群体, 特别是将华裔子女作为一个重要的传播目标。
(三) 文化与语言的同步传播:在汉语语言传播的同时实现与文化的有效对接
语言的对外传播, 是以实现更好的交流为目的的。母语不同者若要实现更好的交流, 除了语言的学习, 还离不开对语言所植根的文化土壤的了解。在调研中笔者发现, 大学中文专业在课程设置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重语言, 轻文化”的问题, 这也使得学习者对于交流中可能面临的文化差异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例如Abram第一次来北京时, 中国人合餐的饮食方式令他感到很意外。他告诉笔者, 在学校里, 中文专业的课程除了中文外, 还有《论语》、用英文授课的《中国历史》以及简单的中国社会介绍, 但没有中国文化以及中美文化比较方面的课程。因此, 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饮食文化方面的内容对他来讲就是完全陌生的。
由此引发的思考是, 汉语的对外传播与中国文化的传播应该寻找同步、相融、交汇的渠道与方式。比如在孔子学院、孔子课堂中, 除了语言外, 也增加一些对于中国传统和现代文化的介绍, 使学习者能够从多方位增加对中国的了解。目前, 一些孔子学院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课程尝试。笔者在旧金山州立大学孔子学院了解到, 他们在州大中文专业开设了“俗语与中国文化”“汉语语言与中国社会”“中国电影文学”等课程, 很受学生欢迎。当然, 这对师资和教材等也提出了相应的建设要求, 是我们在汉语对外传播中需要着力加以完善的。
三对汉语跨文化传播的进一步思考
通过对汉语跨文化传播现状的梳理以及对美国的体验调查分析, 我们可以强化这样一个观点, 即语言传播离不开文化传播的推动, 语言传播有助于文化传播的拓展。简而言之, 对外文化传播可以激发人们学习汉语的兴趣和热情, 同时, 汉语水平的提高也将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 减少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折扣, 提升对外文化传播效果。从而使对外文化传播与语言传播步入相互促动的良性循环状态。在具体实践中, 我们可以从以下三点入手, 逐步推动海外文化传播与语言传播的良性互动。
(一) 把握语言学习的需求动机, 激发国外人群的汉语学习热情
在汉语对外传播中, 应对目标人群的语言学习需求进行细分, 并制定相应的传播策略。首先, 区分学习者的动机属于实用需求还是文化需求。针对前者, 在基本语言教学的基础上, 还可以开设“商务中文”“科技中文”等满足学生实际需求的课程;针对后者, 可以围绕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当代文化, 从书法绘画、舞蹈音乐、手工技艺、影视媒体、饮食服饰等多个门类设计教学内容, 帮助学习者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其次, 在学校、社区等教学环境中, 针对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目标人群的需求特点, 一方面满足现有学习者的需要, 同时也要把握潜在学习者的需求, 通过有效的课程营销, 吸引更多的人开始学习中文。在这方面, 一些社会培训机构或许可以发挥市场适应性强的特点, 根据目标人群的需求, 推出新的语言教育产品或培训服务。
在汉语对外传播中, 我们可以整合多方的教育资源, 如孔子学院、目标国家大学的中文专业以及中小学的中文课程、社区公共教育、商业教育培训机构等, 有效协调、优势互补, 激发和满足不同类型群体的汉语学习需求。
在这些教育资源中, 值得关注的是教会 (特别是华人教会) 的周日学校。在周日学校开设中文课程的优势在于, 以家庭为单位到教会参加周日活动, 在父母的鼓励和督促下, 并且和众多小伙伴一起, 容易让华人子女有兴趣坚持学习中文;同时, 华人教会也比较容易找到优秀的师资, 比如, 可以与附近高校的中国访问学者建立联系。笔者在加州调研时, 曾访问过一所华人教会的周日学校, 学生年龄从5~14岁不等, 中文水平也参差不齐, 不同年龄、不同水平的学生在同一个班上课, 因为他们只有一位老师, 还是地质学专业的。后来, 随着中国访问学者和中国留学生的加入, 师资短缺的状况得到了改善。
(二) 挖掘文化产品的独特魅力, 由文化吸引力催生语言竞争力
由于对一个国家的文化或者某一种文化产品感兴趣, 从而开始学习这个国家的语言, 在外语学习者中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如中国功夫电影、日本动画片、韩国电视剧等, 是不少青少年学习汉语、日语、韩语的最初动因。因此, 从具体的文化产品入手, 打造好中国的文化名片, 通过独具魅力的文化产品, 吸引目标受众关注中国文化。
由于文化折扣问题的存在, 中国的文化产品在欧美等西方国家的传播不可避免地会面临一些困难。以中国电影为例, 根据笔者对在京外国留学生的调查发现, 中国电影的国际影响力还比较弱, 受众对中国电影的消费期待尚未形成, 究其原因, 中国电影讲故事的能力、推陈出新的能力以及对国外受众的分析能力还有待提升。从另一个角度看, 海外受众因文化折扣产生的刻板印象也是影响其对中国电影的评价的一个重要因素, 如果刻板印象不能得到有效改变, 将使跨文化传播中的认知折扣问题长久存在。因此, 在中国电影的对外传播中, 要通过对受众解码习惯的分析, 相应优化自身的编码方式, 扭转受众的刻板印象, 改变其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同时, 实现影片生产与营销的国际化, 拓展电影海外传播的新媒体平台, 扩大中国电影的影响力。
其他种类的文化产品也是如此, 要做好对自身资源和受众特征的分析, 找到产品和受众之间的对接点, 培养海外受众对中国文化产品的好感和兴趣, 不仅可以减少因文化折扣带来的刻板印象, 而且能够由喜爱文化而产生学习语言的愿望, 从而由文化的吸引力来催生语言的竞争力。
(三) 因地制宜, 形成与当地文化相适应的语言传播方式与策略
我们知道, 不同的国家、地区, 不同的种族、民族, 拥有不同的文化、习俗以及价值观。具体到教育方面, 也会有不同的教育制度、模式和理念。比如, 与本土师资相比, 我们外派的汉语教师虽然在专业素养上要更胜一筹, 但在教学方式、方法上却往往不及对方。根据研究者的调查, 教师的教学风格与方法, 是导致学生外语学习动机减退的重要因素之一。旧金山州立大学孔子学院的美方院长告诉笔者, 他们希望中文教师在赴美之前能够掌握美国课堂管理、教学以及组织课外活动的方法和要求, 缩短到美之后的适应时间。除此之外, 做好跨文化传播方面的知识准备, 也是我们在进行汉语国际传播中需要重视的问题。特别是在一些移民国家, 如美国, 汉语教师在课堂上可能要面对不同肤色、种族的学生, 掌握跨文化传播的基本理论和技巧, 才能在与不同族裔学生的交流中更加有效地进行语言的传播。
“山寨”文化的传播学解读 篇3
“山寨”一条街正是在这个时候红起来的。南京的一个网民无意中发现了一排临街的店铺全是“山寨”版的，便把这条遍布“李明”、“必胜糊”、“巴克星”、“曲同氏”等“雷人”招牌的街道照片放到网上，引来无数网民竞相转帖。虽然事后证明，这是当地某开发商的炒作行为，但如此“山寨”的做法还是让人感慨“山寨”文化之猛烈，“山寨”文化俨然成了气候，甚至有人惊呼“无人不山寨”。
一、“山寨”的概念及其衍生
其实，“山寨”并不是21世纪的产物，古已有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勤劳又聪明的人们，早已有了照猫画虎的技艺。只不过在今天，它有了一个与时俱进的名字叫“山寨”，换了“马甲”，让很多人不认识罢了。
“山寨”本义是筑有栅栏等防守工事的山庄；或者泛指村庄；旧时绿林好汉占据的山中营寨。这一词在广东话里代表占山为王，有不被管辖的意思。通俗地说“山寨”就是盗版、克隆、仿制等，一种由民间IT力量发起的产业现象。精明的广东商人将“山寨”发扬光大，成为一种由民间力量发起的产业现象，表现为仿造性、快速化、平民化，以兼容的强大功能、花哨的包装、低廉的价格赢取消费者而盈利。主要表现形式为通过小作坊起步，快速模仿成名品牌，首先涉及手机、游戏机等不同领域，由此衍生的词汇有“山寨机”、“山寨明星”、“山寨鸟巢”等。现在所谓“山寨”，还有调侃的意思，不光是指技术产品，还延伸到文化现象。这种文化善打擦边球，经常行走在行业政策的边缘，引起争议。
2008年12月2日央视“新闻联播”节目对“山寨”现象进行探讨，五成网友看好“山寨”现象。在此之前，没有多少人敢想像这么不入流的“山寨”风能够入“新闻联播”的“法眼”。在绝大多数人眼里，“新闻联播”并不是一档纯粹的新闻节目，长久以来被赋予的政治色彩给了它一定的权威与神圣。在“新闻联播”里露了脸，只要不是以负面被批评的角色出现，那么它的社会价值和影响力无疑將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山寨”一出，无人争锋，之前流行的无厘头文化，包括网络流行的雷文化、图文化，现在都被归到了“山寨文化”这杆猎猎作响的大旗之下。
二、“山寨”的传播模式分析
1、传者方面
传者的传播动机促使“山寨”文化的流行。首先，传者的传播动机与外部环境的挤压有关。生活在都市之中，各种压力让每一个职场人喘不过气来，上班和下班成为日复一日的必修课。烦累和苦闷只有掌灯时分在网络里才能得以释放。生活中不能扮演的角色，在网络中就可以扮演；现实中不敢想像的活动，在网络中可以参与。在网络中任何人都是主角，在这里可以发发牢骚、唠唠家常、传传图片，在这里心可以完全不设防。
其次，传者的传播动机与内心需求有关。当他们的思想、意见不能得到主流认可，或者当少数人把持、垄断民意出口时，他们的需求表达渠道不够通畅，没有出口，或者出口太小了，自己就必然要选一些渠道使自己得以发泄。现在的IT技术、互联网技术那么发达，为传者发泄自己的需求提供了一个基础技术支撑。前些年流行恶搞，就是人们对现实中的丑恶、荒唐、无知、不义、乏味东西的不满意。用其愤世嫉俗和玩世不恭的言行来表达对真善美的强烈渴望。同理，现在的“山寨”现象也是希望彻底颠覆传统行业的潜规则，建立了以“山寨”文化为基础的价值序列。以后类似的文化、现象肯定越来越多。
最后，传者的传播动机与经济利益的驱动有关。网络的零成本信息发布为传者提供了零成本销售渠道，仿造名牌产品提供了零技术成本。网络的病毒营销也为“山寨”产品省了不少的广告费用。这条销售链中间省掉了很多环节，使得利润相当诱人。
2、传播渠道方面
网络突破了传统媒体的单向传播，实现了一种“集制作者、销售者、消费者于一体的系统”。它抛却了“守门人”的角色，强化了交互主体性的特征，实现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的兼容。网络的流行引起了传播行为的变化，改变了传统媒介的间接传播模式，网络传播反馈信息迅捷，对深层次传播效果更高，为“山寨”风行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持。
网络是一种“零进入门槛”技术，即网络满足五零条件：“零编辑、零技术、零体制、零成本、零形式”只要会使用电脑的人，基本上都能够快速掌握网络的使用方法。这从技术层面上为普通人发布信息开拓了渠道。
“山寨”文化能够出现并且风行，就是因平民拥有了网络这样一个比较方便、便宜的表达技术。网络的出现使这种平民化的文化有了传播的空间，这在互联网诞生前的传播时代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像寒江雪的“山寨”式“百家讲坛”，当央视“百家讲坛”拒绝了他的自荐之后，他在网上开始了自己的“百家讲坛”，做得还相当不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一些人的欢迎。由此可见，网络的魅力非同小可。
3、受众方面
理论上“山寨”文化的网络传播往往指向两部分受众，一部分是定向的受众，即传者希望信息达到的那些人；另一部分是非定向的受众，即在茫茫网络中偶然接触该“山寨”产品的那些人。因而“山寨”文化的受众对象既有指定性又有随意性。
由于在网络的传播中反馈渠道畅通。不管哪部分受众在这里都毫不掩饰对“山寨”文化的好感，究其原因如下：
首先，网络独特的传播方式颠覆了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模式，具有很强的交互性，充分体现了受众的主动性，同时网络的消解力量使传者和受众边界完全消失，大家都是双重身份既是传者也是受众。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关系里有两样东西很有特色：其一是对同一件事情，如果由关系和我不同的人来做，同样的活儿我给的评价可能很不一样，费孝通先生称此为“差序格局”，这种格局决定了中国人对与自己有关系、自己参与的事情更具亲近感，也有不同于陌生事物的评价标准。所以，受众对于自己能亲自参与导演的“山寨”文化趋之若鹜，导致了“山寨”风行。
其次，“山寨”的追随者大部分发是“中等收入者”下层的年轻人，也就是“80后”的年轻人。他们对于社会也多有不满和抱怨，同时自己向上奋斗的信心也开始弱化，将自己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和挑战更多地归于社会，而不是自身，他们通过匿名发帖在虚拟世界里来表达他们在现实世界里被忽视的意见和看法。在现实的社会中他们可能是低级白领，也可能是大学生、研究生，也可能是在家中靠父母生活的还没有找到社
会位置的青年。
这和日本社会观察家三浦展的著作《下流社会》里提到的年轻一代有相似之处，三浦展的观点是当下的日本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个所谓“下流社会”，年轻一代源源不断加入下流社会，其最大的特征并不仅仅是低收入，更在于沟通能力、生活能力、工作意愿、学习意愿、消费意愿等全面下降，也可以说是“对全盘人生热情低下”在网络中他们异常热情和激烈，但在现实中却意愿低下、相当沉默。同时，以一种“个性”的张扬以及对社会的批评，来放弃在社会中无法抗拒竞争和奋斗的要求。
这样一批年轻人他们畅游在网络的虚拟世界当中，收入虽说不高，但骨子里却很“小资”，渴望消费更高层次的产品，却苦于囊中羞涩。于是当网络出现了“山寨”产品，他们欣喜若狂。因为他们发现“山寨”手机在技术、设计上已经可以媲美品牌机，甚至超越了品牌机!而且价格很便宜，便宜到让人偷笑。年轻人何乐而不为呢?
最后，高级白领阶层也是“山寨”忠实的受众、追随者。他们追求时尚的生活，同时也标新立异，为了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他们旗帜鲜明地拥护“山寨”。IT业更新换代异常迅速，追求时尚就要经常更换IT产品，这也是一笔不菲的开支。更何况，一些产品总是要经过富商大款、机关要员等阶层后才能流传到普通老百姓手中。“山寨”风打破了这条产品消费链条，直接把貌似高端的产品送到了普通受众手中，满足了白领们追求时尚的虚荣心。
三、“山寨”的理性审视
麦克卢汉在传播学理论上有个非常有名的观点：“媒介即訊息”。媒介对信息、知识、内容有强烈的反作用，它是积极的、能动的、对讯息有重大的影响，它决定着信息的清晰度和结构方式。依照这理论，我们对“山寨”文化的到来要有包容的态度，不要苛责它，更不要把它作为主流文化的对立面，而是给它一个充分的发展空间。
首先，媒介即讯息表示，媒介对个体和社会的影响源于新尺度的产生；任何一种新的媒介，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这也就意味着媒介对社会内容准确表达并且对社会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甚至引起文化的变迁。所以，山寨文化是媒介发展进步引起的文化变迁的一种表现，现在只是初级阶段，它会更加完善成熟。
其次，媒介即讯息表示，媒介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感知方式。网络时代跟大众媒介时代相比，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有些人每天要花大量的时间在网络上寻找新闻、娱乐资讯，有些人甚至在网络的虚拟空间里寻找乐趣。面对面的两个人没有话说，一切语言都诉诸键盘。天涯海角的两个人聊得火热，一切语言仍诉诸键盘；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为了跟上社会潮流。要付出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大的努力，同时信息的泛滥也使得人们对权威的态度不再顶礼膜拜，而是解构和消费。
因此，在这个依赖于网络表达而被称为个性张扬的时代，草根们已经创制出了形形色色的自有文化产品，诸如博客、恶搞、无厘头的表达，以及现在出来的“山寨”文化，仅是民间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一种形态，是一种时髦，是一种时尚，更是网络时代一种对权威的另类解读。我们不能把“山寨”文化当做是对权威文化的对立面，而应该是文化多样化的一种表现。
最后，媒介即信息表示，信息的意义在于它带来的变化效应，不同的媒介带来的变化效应不同。与传统媒介时代相比，网络时代表达自己观点的方式发生的变化，并由此引起了社会效应。在网络时代个人有了更好的途径表达自己的意见，并且话语权得以更加充分发挥。
文化传播学 篇4
2008中国传播学论坛
“中华文化与传播学的开拓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8年12月13日－14日
主办： 中国传播学会（CAC）
中华传播学会（CCS）
国际中华传播学会（CCA）
暨南大学
承办：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如有变动，以会议当日公布的议程为准。
开幕式
时间：2008年12月13日上午8:30—12:00
地点：暨南大学科学馆
8:30-9：00 开幕式
主持人：董天策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
致辞（每人5分钟）
校领导 暨南大学校领导，教授
胡正荣 中国传播学会会长，教授
范以锦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
陈韬文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复旦大学特聘长江学者
9:00－9:15 合影
9:15－10:45 主题发言（每人15分钟）
主持人：林如鹏 暨南大学副校长，教授
李瞻 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教授
胡正荣 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广播电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Fritz Cropp 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国际交流中心主任，副教授
张国良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院长，教授
董天策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10：45－11：00 茶歇
11:00－12:00 主题讨论“中华传播研究的国际化”
郝晓鸣（引言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陈韬文 香港中文大学
洪浚浩 纽约州立大学
吴枚 澳门大学
刘幼琍 台湾政治大学
专场讨论一：传媒制度与传媒政策
时间：2008年12月13日下午14:00—15:30
地点：分会场一（暨南大学行政楼323室）
主持人：申启武
评议人：刘幼琍
发言人：（每人发言10分钟）
陈韬文
冯应谦
陈怀林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澳门大学
《When the Invisible Hand Fails: The Economic Basis of an
Emergent Supportive Film Policy in Hong Kong》
庄春发
柯舜智 景文科技大学财务金融系
玄奘大学大众传播系
《有线电视产业竞争政策研究——台湾经验分析》
陈纯纯
Cinzia Colapinto 瑞士卢加诺大学
《Ownership Changes of Chinese Newspapers Listed? The Case of Beijing Media Corporation》
田秋生 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市场背景下制约党报新闻生产的三重逻辑》
张品良 江西财经大学传播学院
《我国传媒产业发展政策创新的思考》
陈洪波 中国广西师范学院新闻传播系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传媒转型迷思》
陆高峰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体制为王：我国传媒业发展的制度瓶颈分析》
专场讨论二：新闻史
时间：2008年12月13日下午14:00—15:30
地点：分会场二（暨南大学行政楼629室）
主持人：蒋建国
评议人：黄 旦
发言人（每人发言10分钟）
张 焮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从《观察》周刊看储安平的公共意识》
路鹏程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
《《万国公报》与洋务运动》
王贵斌 长安大学新闻传播系
《全球新闻史：研究本体与内容新探》
张 杰 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时评应然功能及当代时评症结——兼论三次时评热社会背景》
沈松华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试论中国传统沉默观》
专场讨论三：危机事件与大众传媒——以“5•12汶川地震”为核心
时间：2008年12月13日下午14:00—15:30
地点：分会场三（暨南大学行政楼725室）
主持人：白贵
评议人：曾建雄
发言人（每人发言10分钟）
张 宁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国家媒体在抗震救灾中的议题设置功能和效果分析--以CCTV抗震救灾新闻直播节目为例》
郭建良 青岛农业大学传媒学院
《川震报道中的人文关怀与社会良知——由海外报纸汶川地震新闻摄影说起》
曾海芳 上海大学影视学院
《突发性公共危机中信息预警和公开的重要性——以三鹿集团“问题奶粉”事件为例》
邓利平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重大自然灾害中新闻传播的正向功能效应——从中央电视台汶川地震报道说起》
李 景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政府与民间组织场内博弈中的媒体角色——以《南方周末》
“5•12地震”时期ＮＧＯ报道为例》
朱春阳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央视汶川地震直播的新闻框架选择之动因分析》
杨状振 四川大学新闻传播研究所
《论突发事件电视新闻报道的修辞敏感——兼谈四川汶川地震灾情报道的修辞策略》
专场讨论四：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13号下午）
时间：2008年12月13日下午14:00—15:30
地点：分会场四（暨南大学行政楼826室）
主持人： 张新华
评议人： 戴元光
发言人（每人发言10分钟）
Wenrui Chen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本那—香槟分校
Database, Narrative and the Self: A Cultural Study of Taobao.com
李 苓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西部出版事业——关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个案调查》
杜圣聪 玄奘大学大众传播学系
《唤起群众：孙中山说故事的力量》
叶 虎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规训与控制：大众文化中的身体再现》
刘 果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试论中国印的信息媒介身份》
梁广寒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
《当现代传媒遇上传统文化：中国传统艺术传播模式探析》
曾一果 苏州大学
《大众传媒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问题》
任雅仙
蒋晓丽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传媒文化的瞭望者——论新闻在传媒文化建构中的特殊功能》
卜巧莹 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两性身份在广告中的建构与流变——兼及对传统女性主义广告批判的反思》
专场讨论五：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13号下午）
时间：2008年12月13日下午14:00—15:30
地点：分会场五（暨南大学行政楼929室）
主持人：关世杰
评议人：陈嬿如
发言人（每人发言10分钟）
辛 欣 英国西敏寺大学中国媒介中心
《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与中国的软实力》
关世杰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中美新闻导语写作教育比较:差异及原因初探——以两本畅销新闻写作教材为例》
安 然 华南理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华裔学生的身份认同与沟通模式》
谭 天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播电视系主任
《从“走出去”到“走进去”——论中国电视对外传播的策略创新》
许 燕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异质空间镶嵌：网络时代的海外华文报纸新景观》
肖云帆 同济大学传播与艺术学院
《媒体力量在国家形象对外传播中的应用——汉诺威、爱知与上海世博会实证分析》
尉天骄 河海大学新闻传播学系
《全球化时代的中华文化传播——以网络传播为例》
何其亮 浙江传媒学院国际文化传播院
《对外传播视野下地方台电视英语节目的建设》
孙晓青 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
《留学生眼中的北京奥运文化——以奥运会徽、吉祥物为例的跨文化传播效果调研》
周根红 南京大学文学院
《全球化时代少数民族电影的民族文化境遇》
专场讨论六：传播学史与传播理论
时间：2008年12月13日下午15:50—17:20
地点：分会场一（暨南大学行政楼323室）
主持人：冯应谦
评议人：张国良
发言人（每人发言10分钟）
隋 岩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
《符号传播意义的机制——对自然化和普遍化的深度阐释》
赵建国 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物质产品实物信息传播的特征》
刘 燕 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后现代宗教认同的蜕变：媒介技术层面的反思与质疑》
陈沛芹 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媒介即讯息？——论技术的使用之于媒介内容影响》
石力月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传播学视域中的人类学研究方法》
王君超、秦洁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传播科技批评与网络时代——源流、理论及进展》
李洁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技术民族主义”的悖论——加拿大传播技术思想传统》
郑越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从格拉斯哥学派看新闻传播研究的话语转向》
韩丛耀 南京大学传媒实验教学中心
《视觉信息传播的三种形态组构研究》
胡翼青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传播学科的兴起：一段重新阐释的历史》
张 卓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从“效果”到“影响”—西方媒介效果研究的历史考察与反思》
专场讨论七：传播理论的发展与应用
时间：2008年12月13日下午15:50—17:20
地点：分会场二（暨南大学行政楼629室）
主持人：马秋枫
评议人：段京肃
发言人（每人发言10分钟）
陈怀林
张延 澳门大学
《接触多元信息对公众议程的影响——比较分析上海和广州奥运前后的传媒议程和公众议程》
朱 军 纽约大学访问学者
《网络民族主义的传播病理学》
赵 菁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中国大陆现当代民族主义话语分析——基于历史情境的现象学视角》
谢 毅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马来西亚广告女性形象分析》
张文瑜 澳门大学传播学院
《购买行为中的沟通形式和语言正确性使用研究--观察澳门传统市集》
薛 可
梁 海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传播学系
《基于刻板思维的符号认知——以《纽约时报》的“西藏事件”报道为例》
贺建平、吕夺印
常 烨、刘 娟
何露露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城中村”中“农转非”居民身份认同与人际传播分析——以重庆渝北回兴“城中村”为个案》
禹卫华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
《第三人效果的本土化研究初探——以大陆涉案影视剧为例》
姚 慧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学系
《媒介、第三人受到影响的认知与女性瘦身态度和行为倾向之关联研究》
朱 杰 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甘肃蒙古族地区大众传播现状调查与思考——以甘肃省肃北县为例》
陈婷玉 南华大学传播管理学系
《媒体素养V.S.媒体迷思：艾滋病新闻的阅听人解读研究》
王 静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新闻学院
《人际传播对个体成长的影响机制研究》
专场讨论八：大众传媒与消费文化研究
时间：2008年12月13日下午15:50—17:20
地点：分会场三（暨南大学行政楼725室）
主持人：刘卫东
评议人：吴予敏
发言人
戴元光
邱宝林 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
《文化传播:关于后现代文化消费主义》
杨 魁
高海霞 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西方消费文化观念的历史变迁与发展取向》
蒋建国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媒介消费文化：学科视野与研究进路》
李 丽 中国传媒大学
《消费社会背景下的电视社会新闻研究——以央视新闻频道为例》
耿 璐 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传播学
《试论成人绘本现象的视觉文化逻辑》
郭 晴 成都体育学院新闻系
《贝克汉姆现象：消费社会背景下的偶像崇拜与媒介制造》
郭小平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
《消费主义视野下的阅读分层与高端杂志的中产阶层定位》
曾 理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消费者自主媒体（CGM）崛起与消费者强势》
鲍 金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消费主义如何成为意识形态？——现代消费文化的商业化传播方式研究》
专场讨论九：中华传播研究的反思及其国际化
时间：2008年12月13日下午15:50—17:20
地点：分会场四（暨南大学行政楼826室）
主持人：吴文虎
评议人：陈韬文
发言人
陈嬿如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传播学研究与中国人信仰的重建》
黄国富 台湾世新大学传播研究所
《「人」在哪里?中华传播学的基础反思》
张 健 苏州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真问题”的积淀与堆积：中国传播学30年的“路径依赖”现象简析》
许 建 上海大学影视艺术与技术学院
《中国传播学研究者学术旨趣分析——研究选题、学群及其存在的问题》
董天策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关于“传播交叉领域”的研究——对新闻、公关、广告之互动的思考》
专场讨论十：传媒法规与媒介伦理
时间：2008年12月13日下午15:50—17:20
地点：分会场五（暨南大学行政楼929室）
主持人：林爱珺
评议人：洪浚浩
发言人（每人发言10分钟）
牛 静 华中科技大学知识产权战略研究院
《媒体采访权及其可行性法律规定探讨》
李苗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告传播中的媒体责任》
刘俭云 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对数字时代下著作权法和版权产业边界的讨论》
陶 楠 重庆大学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
《试析知识产权基础上美国音像产业的发展》
胡菡菡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新媒介、“受众权利沟”与媒介社会责任》
唐建英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视听媒体服务指令》与欧盟新媒体内容规制初探》
郑贵月
朱秋萍 台湾国立交通大学传播研究所
《探讨台湾网络著作权之合理使用》
专场讨论十一：新媒体与社会1
时间：2008年12月13日下午14:00—15:30
地点：分会场一（暨南大学行政楼323室）
主持人：章于炎
评议人：熊澄宇
发言人（每人发言10分钟）
曹 晋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传播新技术、社会性别与阶级：以流移上海的家政钟点女工的手机使用分析为例》
赵长雁 昆明理工大学文学院文化传播系
《反思：RSS服务的尴尬处境与原因分析》
梁炎鑫 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人肉搜索——网络暴民的“新闻”事件调查》
孙 燕 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文化传播系
《关于网络拍客群体的解读与思考》
陈燕玲 中国文化大学广告学系
《探讨网络沟通的语言符号混杂现象：网络语言的产生情境与特性》
张建军 天津师范大学津沽学院
《虚拟空间的赋权与集体行动——互联网在中国社会的影响》
许超众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公民主体性的大众化建构——“草英社区”的文化传播分析》
叶慧珏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网络公益新的可能性：个体参与和历史建构——以“易助网”为出发点看网络公益传播方式的发展》
汤浔芳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媒介情境论下的手机传播》
专场讨论十二：广告研究、媒介市场营销
时间：2008年12月14日上午8:30—10:00
地点：分会场二（暨南大学行政楼629室）
主持人：商娜红
评议人：杨先顺
发言人（每人发言10分钟）
张殿元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失衡的权力：国际广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吴俐瑶 中国文化大学新闻研究所
《广告表现与品牌长期管理之关系-黑松沙士电视广告内容分析》
顾 亮 澳门大学传播系
《大陆学术期刊中的广告研究形势》
朱磊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告系
《新媒体环境下的广告效果研究——以“邀约指数”为中心》
阳翼
万木春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告系
《两岸三地广告教育之比较》
黄奇玮 上海体育学院新闻系
《解析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传媒的整合营销传播》
潘俐婷 中国文化大学新闻研究所
《整合营销传播(IMC)在台湾歌唱选秀节目之应用研究－以中视《超级星光大道》节目为例》
夏名慧 国立中正大学电讯传播研究所
《纸娃娃商品需求动机、游戏忠诚度及愿付价格研究－以休闲舞蹈型在线游戏为例》
罗 漪 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An Analysis of Disney’s Marketing of Animated Feature Films In China》
黄耀纬 台北市中华软件协会
《功能性认知与网络使用行为之关联：科技接受模型(TAM)之验证》
王天权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国内有线数字电视推广困境管窥》
陈桂琴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告系
《从文化的角度看二战后日本电视广告的历史》
专场讨论十三：传媒产业与组织管理
时间：2008年12月14日上午8:30—10:00
地点：分会场三（暨南大学行政楼725室）
主持人：林如鹏
评议人：李本乾
发言人（每人发言10分钟）
吴赟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传媒经济学的理论支撑点在哪里？——经济学说史上的相关理论寻踪与延伸思考》
谢 静
徐小鸽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传播与信息学院
《媒介的组织传播模式及其与新闻生产的关系——上海与新加坡报纸的比较研究》
巫喜玲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
《项目，网络，关系――传媒产业基于项目的生产组织网络化的研究梳理》
王文锋 湖南理工学院新闻与传播学系
《论报刊发行经营的信息不对称性》
曾凡斌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国外传媒集团核心竞争力研究--以新闻集团、纽约时报集团、甘奈特公司三家为例》
金雪涛 中国传媒大学媒体管理学院
《产业融合背景下中国传媒产业市场结构特征分析》
侯迎忠
姚 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吉卜力工作室的运营模式及其给中国动画产业的启示》
齐 济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论Web2.0阶段的互联网对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
专场讨论十四：传媒教育与媒介素养（安排在14号）
时间：2008年12月14日上午8:30—10:00
地点：分会场四（暨南大学行政楼826室）
主持人：刘家林
评议人：吴枚
发言人（每人发言10分钟）
Panel：
沈慧声
周庆祥
王毓莉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新闻系暨传播所
《服务学习导入传播专业课程之研究：以中国文化大学新传学院推动服务学习课程为例》
姬德强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
《当代中国（大陆）媒介素养研究的话语分析》
张志安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理性认知、频繁接触、适度参与——知识精英的媒介素养现状初探》
彭伟步 广州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未来新闻工作者敬业精神下滑令人忧虑--以2008年暨南大学新闻学院学生问卷调查为例》
周庆祥 文化大学新传学院新闻系
《数字多媒体教材设计与教学策略研究——以采访写作课程为例》
赵芷莹 台湾南华大学传播管理所
《巧连智幼儿视听教材的语艺视野分析》
郑智斌
许依寒 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系
《大学生媒介近用与媒介认知状况分析――以互联网为例兼谈传媒素养教育》
曹 丹
杨 清 福建工程学院文化传播系
《大学生与手机互联网－福州市大学生手机上网行为与素养调查报告》
专场讨论十五：政府传播（14号）
时间：2008年12月14日上午8:30—10:00
地点：分会场五（暨南大学行政楼929室）
主持人：沈慧声
评议人：陈怀林
发言人（每人发言10分钟）
吴 垠
史晓慧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
《基于熵值法的公共危机事件政府行政传播管理评价》
李异平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论媒介与政治的研究范畴》
林爱珺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在信息公开中建构政府、媒体、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陈 璞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奥运传播中的话语缺失现象分析——以央视北京奥运报道为例》
汤敏慧、劳彦儿、刘 娜、王健美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2008年广州火车站春运雪灾危机政府信息传播分析》
贾奎林 廊坊师范学院新闻系
《国家软实力建构与传媒使命》
骆正林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官员媒介素养的提高与政府执政能力的建设》
专场讨论十六：广播电视研究
时间：2008年12月14日上午10:20—11:50
地点：分会场一（暨南大学行政楼323室）
主持人：石义彬
评议人：谭 天
发言人（每人发言10分钟）
曾志华 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角色冲突中电视节目主持人的价值取向》
陈婷玉
林静君,唐志豪 南华大学传播学系暨研究所
《真人版v.s.卡通版：女性A片解读与文本偏好研究》
申启武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08广播发展面面观》
吕 鹏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的话语转变与广播电视编辑理念》
王玉玮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城市形象传播与当代中国电视剧》
刘红梅 中国传媒大学
《问题与对策——我国电视媒体自律研究》
徐 帆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
《中国文献纪录片的解读与被解读：〈大国崛起〉再思》
陈 婷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政论片﹑影像书写与国家意识形态——从《河殇》到《大国崛起》看政论片的演进》
曾 致 湖南大学广播影视学院
《论孔孟思想对播音主持理念的启示》
张 斌 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新闻传播系
《《广播业务》与中国早期电视研究》
专场讨论十七：新媒体与社会2
时间：2008年12月14日上午10:20—11:50
地点：分会场二（暨南大学行政楼629室）
主持人：余瑞祥
评议人：杨尚鸿
发言人（每人发言10分钟）
纪 莉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在两极权力中冲撞与协商―――论媒介融合中的融合文化》
冯恩大 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文化传播系
《实名博客：个人崛起与社会变迁——以“范美忠争议”为例》
吴忠勋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新闻所
《虚拟社区意识与社群线下互动之关联性研究─ 以信息分享类虚拟社区为例》
雷蔚真
王天娇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新媒体消费与散居者（Diaspora）的身份建构》
严功军 四川外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
《新媒体与中国公民社会构建再思考》
张蕾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网络信息传播中的身份话语强权》
陈长松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信息传播与技术系
《论网络空间中主体的自由切换及其影响》
吴璟薇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公共知识分子博客环境分析》
周 怡
王 俊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新闻传播学院
《浅析网络传播对中国公民社会建构的作用和影响》
邹 军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协商民主视野中的网络参与——以2007中国公众假期调整的网络协商为例》
张予 台湾世新大学口语传播研究所
《谈台湾新兴另类在线社会支持——「集气」初探》
专场讨论十八：新闻传播实践
时间：2008年12月14日上午10:20—11:50
地点：分会场三（暨南大学行政楼725室）
主持人：喻季欣
评议人：郝晓鸣
发言人（每人发言10分钟）
汪明慧
赵靳秋 中国传媒大学
《新闻漫画与负面社会现实的建构：以《中国日报》为例》
章于炎 密苏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
《美国奥运新闻报道经验的“创新扩散”:对中国记者报道北京奥运是否有用？》
周萱 前香港《東方日報》集團採訪主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客席教授
《香港报业现状及异象》
颜道靖 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新闻传播系
《数字技术时代的影像文化特征——兼论新闻摄影的真实性》
李 义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新闻传播学
《试论医患形象的媒体建构——对一份都市报医疗纠纷报道的新闻分析》
刘 兢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新闻与传播学系
《1990年代以来英语世界里的中国传媒研究--以李金铨主编的“中国传播研究系列”(1990-2003)为视角》
黄 榕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传播学
《《时代》建构的中国国族景观：2005-2008近三年来《时代》对华报道分析》
陈 娟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媒体时代新闻业务的转变》
褚悦闻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女足的媒介再现：“适时而现”的铿锵玫瑰》
刘利群
张敬婕 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女性研究中心
《报纸报道涉老新闻的社会性别分析——以《人民日报》、《北京晚报》、《京华时报》的数据为例》
张 杰 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时评应然功能及当代时评症结——兼论三次时评热社会背景》
专场讨论十九：大众传播与公共领域
时间：2008年12月14日上午10:20—11:50
地点：分会场四（暨南大学行政楼826室）
主持人：项国雄
评议人：董天策
发言人（每人发言10分钟）
徐桂权
王锦东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
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社会生产”语境下传媒的公共呈现与意见表达——基于两个经验研究的思考》
侯东阳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评论对公民社会的构建》
毛 勇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
《(传播核心的转换)伦理以及社会价值观的新世界——新兴公共领域在互联网的崛起》
谭汪洋 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
《试论网络媒介对公共领域的重构——以华南虎事件为例》
吴献举 广东商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
《公民新闻的发展与公共领域的建构》
贺建平
常 烨 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检视2008年舆论监督研究—兼与2006年研究比较》
张晓静 武汉科技学院人文社科学院
《中国社会转型期社会网络与新闻传播系统的互动研究》
孙 莉 四川大学广播影视文艺专业
《和谐社会与传媒“公共领域”构建———从政治哲学角度反思“新闻自由”》
章 彦 大连外国语学院文化传播学院
创新传播党建文化 篇5
“沙沙”“洲洲”的走红，带动了党建工作的“走心”，这是张家港市党建文化成果的最新注脚。
创新传播党建文化
线上“沙沙”和“洲洲”抓眼球，线下也有特殊礼物。今年“七一”前夕，张家港市大新镇老党员尹进宝收到一份特殊礼物：一枚金色党龄纪念章。
该市发放的党龄纪念章分金色、银色、铜色3款，分别授予党龄30周年、40周年、50周年及以上的党员。同时，该市为首批842名新发展入党的对象发放《入党纪念册》，增强入党“仪式感”。张家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樊建兵说，“基层党建也需要‘仪式感’，这能唤醒和强化党员意识。”
此外，该市还开设《七月阳光》《先锋擂台》等党建专栏，采用微电影、微动漫等形式，用更加短、平、快的方式全方位、立体式传播党建文化。
全域打造红色堡垒
前不久，《张家港红色堡垒地图》新鲜出炉。在这份地图里，金村园茂里1926党支部旧址、张家港保税区外企党建集群服务中心等一个个鲜红的“坐标”格外醒目，这些分布在不同区域的红色“坐标”，代表着全市各个党建示范基地、党性教育基地。
作为红色堡垒地图的配套“指南”，《党建示范基地TOP线路》和《党性教育基地TOP点位》同步推出。同时，张家港市还开展“万名党员进基地”活动，编排了首批12条半日行线路，让广大党员群众感受红色文化。
“红色堡垒地图让广大党员群众在体验不同类型文化的过程中，感受党建的温度。”张家港市“两新”工委副书记周颖说。
全域打造红色堡垒，做精做亮红色堡垒地图，增强了党建文化“显示度”。张家港正同步推动建设党建文化广场、党建红色步道以及党员睦邻坊等网格先锋驿站，增强党建文化“辨识度”。
孵化生动党建成果
今年7月6日，“共沐阳光——张家港市党建文化培育孵化十年成果分享会”在该市锡剧艺术中心举办。现场，党建专家、文化学者以及党员群众，纷纷点赞这份党建文化“成绩单”。
当天亮相的情景剧《托起长江梦》，艺术再现了党的十九大代表、张家港市长江村党委书记郁霞秋带领乡亲谋幸福的感人故事。来，张家港市锡剧艺术中心借助党建文化培育孵化工程，打磨了一批优秀党建文艺作品。
“通过增强党建文化显性，提升党建文化实效，用最新的文化成果、先进的文化理念、生动的文化形式，促进党建元素彰显、党建声音传递、党建形象亲民，展现基层党建工作特有的魅力、张扬的活力，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对党的忠诚和热爱。”张家港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陆德峰说。
【党委党建范文】二
这两天，长兴县和平镇党政办公室新来了一位“挂职干部”——该镇琛碛村党支部负责人，因村级目标责任制日常考核三季度排名末位，按规定到镇里挂职。挂职学习的内容，正是丢分较多的党建工作。
今年以来，长兴探索村社干部专业化培养、职业化管理、创业化考评机制，改进“年终一考”，加强日常考核，有效优化考核评价方式方法。现在，全县271个村社每月通报公布各项考核指标工作进展，每季度组织各村社主职干部现场互看互学互比、当场交流点评，公布考核排名。
考核突出个性化、差异化。在指标设置上，除了美丽乡村建设、生活垃圾分类等常规性工作，每个村社还设置个性化考核指标。根据县乡重点工作推进，雉城街道坚持“一村一策”“共性+个性”。李家巷镇考核办法中有40分涉及项目推进、平台建设等个性指标。该镇农业特色村刘家渡今年将重点推进精品农业项目建设，集体经济排名落后的西坝村要想方设法壮大村集体经济，村班子怎么干事、工作重点在哪里一目了然。
在结果运用上，长兴建立村社干部任期内功过纪实制度，并向社会发布红黑榜。一本厚厚的《长兴村干部红黑榜》，详实记录271个村社干部任期内表现。与之同步，还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文化广场等地树起榜单文化墙，接受村民的监督。今年村级班子届中“回头看”时，长兴9位表现平平的村两委班子成员被调整下来。
一月一考核，一季度一亮晒，红黑榜一上墙，建立起了经常性差异化的考核机制，激励了广大村社干部担当奉献。“以往村级目标责任制考核，最多年底公布结果。现在月考季晒，不仅细化到每项指标、每个条线，还要在镇办公大楼的大厅公示，年底搞突击行不通啦!”一位村干部说。
和平镇长岗村党支部书记王大树到镇里挂职回来后，连下几剂猛药：根据镇里考核办法，专门制定详细的任务分解表，13项考核责任直接明晰到7名村两委班子成员，每周六村两委班子会议督查进度。考核精准化让工作变得具体可视，给村干部干事创业定了方向。二季度公布成绩，长岗村进步了18位。
长兴县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自去年6月村社换届以来，长兴已创建市级先锋示范村党组织23个，全县共启动实施村级建设项目390余个;在去年全面消除集体经济年收入20万元以下行政村基础上，今年1至9月，又消除30万元以下行政村46个。
【党委党建范文】三
台风过境，暴雨如注。
今年8月，受台风“摩羯”“温比亚”叠加影响,潍坊市部分地区遭遇数十年来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
山洪暴发，平原内涝;道路损毁，通讯中断。
青州告急!寿光告急!临朐告急!……
灾情就是命令!责任重于泰山!
风雨之中，鲜艳的党旗更显铁骨担当;大水面前，潍坊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勇挑重担，筑起一道道冲不垮的“红色堤坝”，谱写了众志成城抢险救灾、万众一心重建家园的壮丽 篇章。
党徽闪烁，党支部书记成为“中流砥柱”
8月19日晚8点，青州市王坟镇王坟村党支部书记侯安胜带领党员干部在沦为泽国的村子里艰难跋涉。王坟村是个山村，突如其来的暴雨引发泥石流，使村里道路损毁、通讯中断、断电断水……漆黑的雨夜，手电筒是唯一的光源。
衣服已经湿透，水流越来越急，灌满泥浆的雨鞋越来越沉重，侯安胜深一脚浅一脚地踉跄前行。
所有人都转移了没有?还有没有人掉队?侯安胜一遍遍呼喊，嗓子开始沙哑。
直到凌晨2点，反复察看了五六遍，确保所有人员安全转移后，侯安胜才回到安置点。
而此刻，在距离王坟村十几公里远的庙子镇东张村，刚安置完群众的村党支部书记崔文礼匆匆赶回家，看到空无一物的家，被洪水冲得只剩下一个没有了后墙的房间，半晌说不出话来。
这是近24小时以来，崔文礼第一次回到家中。“半辈子的家当啊!”妻子在电话那头哭泣。
就在暴雨袭击的前一天清晨5点，一直密切监视着水情的崔文礼发现村里河道的水位已经逼近警戒线，形势危急，披上衣服就出了家门。他叫上村里的党员干部，用高音喇叭一遍遍地催促组织村民转移。
在转移的过程中，村旁的交通主干道博临路东张段出现一处泥石流，道路被封堵，一大批车辆滞留，崔文礼立即联系镇政府，调来机械，和党员们一起清理道路。鞋子被水冲走了，他就赤着脚在泥水里工作，一直到抢通道路，此时已是下午2点。
就在这时，妻子打来电话：“家里进水了，你抓紧回来，拾掇下东西吧!”“东西不要了，你带着孩子抓紧跑出来就行，我得抓紧组织群众转移，不回家了!”简短交代了几句后，崔文礼就匆匆挂了电话。
舍小家顾大家，身先士卒，基层党支部书记早已成为老百姓的“主心骨”。
9月4日，记者见到侯安胜时，清淤工作已基本完成，他正带着村“两委”干部搭建临时板房。原本清瘦的身躯更加瘦削，胸前的党徽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好好的村子咋就变了样，有时真想哭一场。”侯安胜哽咽地对记者说，“可在乡亲们面前，就得忍着，你情绪低，大家的情绪就会更低。得想办法安慰他们。”家里的印刷厂被洪水冲垮6天后，他才回去看了一眼，又匆匆离开。女儿看着厂房没了主意，每每打来电话，他却说：“我回去损失就能找回来?村里还有1千多口子人等着呢!”
在崔文礼家，妻子因为心情焦虑导致高血压，每天不得不骑电动车去镇卫生所输液。崔文礼却一如既往地在村里的工地上忙碌着。“就是不干书记，他是党员，也会这么做。”妻子李义红告诉记者。也许忙碌可以让不善言谈的崔文礼暂时忘记家里的困难，只是，当4岁的小孙女拉着崔文礼的衣角，怯怯地问：“爷爷，床没有了，我们睡哪啊?”这个55岁的汉子，忍不住鼻子一酸，湿了眼眶。
这是一群可敬可爱的基层干部，在危难面前，没有畏惧、没有退缩。他们用无畏的行动，展现出舍小家为大家的无私奉献精神和勇于担当的情怀。
党旗飘扬，广大党员担当“突击先锋”
面对肆虐的洪水和严重的灾害，各级党组织纷纷发出动员令，迅速成立党员突击队、党员巡逻队、党员服务队奔赴一线，组织转移群众、排查险情、筹集物资、参与重建，让党旗在抢险救灾的各个战场上高高飘扬。
寿光，连日大雨，弥河溃堤。河水撕开20多米长的缺口，直逼附近村庄，情况十分危急。纪台镇附近的弥河岸边，由于水流湍急，扔进水里的沙袋与钢筋混凝土，顷刻即被洪水卷走，镇党委当机立断：卡车负重，堵住堤坝!
洛城街道复盛村村委会主任张春海接到通知后，立即驾驶着自家价值45万元的重型卡车奔赴河堤。与小型卡车可以用挖掘机推进缺口不同，张春海驾驶的60余吨重的卡车需要靠惯性滑入缺口，而他只能选择中途跳车。
在人们紧张而焦急的目光中，他驾驶着卡车凛然驶向缺口。
4米—3米—2米……张春海从2米多高的卡车上纵身一跃，跌倒在碎石路上……缺口堵住了，而张春海被紧急送往医院，经诊断，他右脚跟粉碎性骨折。
“当时不害怕么?”
“没想那么多。咱是村干部，就得以身作则!”
张春海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最大的心愿就是早日加入党组织。
危难时刻，敢不敢站出来，能不能豁出去，是对共产党员的重大考验。在潍坊抗灾救灾中，广大党员勇当突击先锋，哪里有危险，哪里最需要，哪里就有共产党员的身影。
在临朐县五井镇石峪村，暴雨如期而至，又出人意料。“活了几十年，这么大的雨，还是第一次见到。”80岁的老人王传友至今想起来仍心有余悸。
那日，王传友和75岁的老伴李俊英被困在家里，眼看着洪水冲进了家门，厨房的围墙被冲毁，转眼间大水就齐腰深，两位老人相互搀扶着爬上桌子，趴在窗户上大声呼救。党员王传成最先听到了呼救声，他一声呼喊，党员群众齐上阵，众人一起拉着绳子，王传成把绳子的另一端系在腰上，半个身子泡在水里，摸索着脚下的路，从窗户里把两位老人背了出来。
两位老人得救后，村妇女主任又把他们接到家里，党员带头送来了棉被和米面。“多亏了这些党员干部们啊，是他们救了俺!”两位老人激动地说道。
党群一心，基层党组织筑起“坚强堡垒”
9月2日，寿光市纪台镇宋家庄子村村民张振玉在自己的蔬菜大棚里欣喜地种下了洪灾后的第一批茄子苗。
就在这一天，宋家庄子村举行了“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党员誓师大会，全村50多名党员在“我是党员我承诺，灾后重建当先锋”条幅上作出承诺，带头修复道路、挖渠排水。目前，已有30多个受损大棚重新栽上了菜苗。群众感动地说：“有党组织的坚强领导，我们对重建家园充满信心!”
9月5日，在寿光市上口镇广陵一村，党支部书记董文杰正在筹备第二天带领大棚受灾户去外地学习先进技术的事宜。半个月前，洪水肆虐时，千钧一发之际，他挖开水道，将原本涌向村子的洪水引向自家的养鸡场;村子保住了，养鸡场却毁于一旦，经济损失达300余万元。
淤泥清退后，董文杰立刻考虑村里下一步的发展。“不能待在家里抱怨!”董文杰带领村里的大棚受灾户，重新申请贷款，动员他们引进新设备、学习新技术，发展高档智能温室大棚。
有绿色的地方就有希望，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是百姓的希望，更是基层党组织给百姓的交代。
临朐县五井镇隐士村，这个风景秀美、盛产柿子的山村在台风暴雨中受到严重打击——道路垮塌、桥梁断裂、基础设施损毁严重，而还有1个多月，这个村将举办“全国柿子节”。
隐士村村“两委”不等不靠，迅速开展生产自救，积极抢修基础设施，仅用一天，长达3公里的进村道路即抢修完成，顺利通车;两天之后，村里电力设施维修完毕，恢复供电;10天之后，全村淤泥积水清理完毕;如今，党员村民救援队正全力抢修生产路段，迎接收获的季节……
哪里有灾情，哪里就有党组织。暴雨来临，党组织是冲不垮的“红色堤坝”;洪灾过后，党组织更是重建家园的坚强后盾。
9月6日，在寿光市上口镇，潍坊市委组织部、潍坊市公安局的救灾干部在分发救援物资。“8·19”洪灾后的第二天，潍坊市、各县市、各乡镇党委均选派了干部驻村协调抗灾救灾工作。仅潍坊市就有36个市直部门单位成立了帮扶工作组分赴上受灾严重的镇村进行帮扶。“这是对基层党组织的检验，也是对我们的考验。”派驻寿光市上口镇帮扶小组组长、潍坊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都焕德说。
党群一心，共克时艰。潍坊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在抗灾救灾中擎起一面鲜红的党旗，彰显了共产党员的本色，诠释了共产党人为民担当的初心，同时也更加坚定了人们重建家园的信心!
【党委党建范文】四
以提升基层组织力为重点，围绕农村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想办法、出实招，河北省永清县实干担当、奋发作为，为实现乡村振兴积蓄强劲能量。
锤炼过硬干部队伍
在三圣口乡四道堼村，新建的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宽敞明亮，内部设施配套齐全。
“以前，我们的活动场所又小又乱。底，县委出台管理办法，把阵地建设作为考核村干部的一项底线工作，才有了如今的变化。”四道堼村党支部书记昝永说。
昝永所说的管理办法，给村干部工作划出了“警戒线”，督促村干部提高工作标准。办法中设立底线工作，内容涉及基层党建、大气污染防治、安全生产、环境治理等多个方面，考核指标根据工作要求适时调整，对碰触底线工作的，按相关比例扣除农村干部绩效部分工资，并将扣除部分纳入乡镇薪酬奖池，酌情奖励优秀农村干部，以达到激先策后的目的。
“基层组织能力强不强，抓重大任务落实是试金石，也是磨刀石。我们就是要让村干部既有压力，又有动力，在工作落实中检验、锤炼农村干部能力。”永清县委常委、组织部长王永民说。
一支稳定、高效的农村干部队伍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保证。在农村干部队伍建设上，永清县舍得真投入，不断加大教育培训力度，通过开设支部书记讲堂、巡回宣讲、对标学习等方式，全面提升农村干部服务协同发展、推动乡村振兴的能力。同时，还着力加大优秀支部书记培养力度，近年来先后有4名优秀支部书记通过招录走上公务员岗位，2人走上了乡科级领导岗位，15人被聘为县级顾问团成员。
激发强劲先锋力量
在永清县管家务乡南北陈村，冷棚黄瓜正在热销，在该乡流动党员盛振麟的联系下，北京的收购商来到村里收菜，菜农足不出村就能赚到钱。
“我在乡流动党员支部微信群看到蔬菜销售信息，便联系北京一家农贸公司来收购，也算是为家乡做一点事。”盛振麟说，自己一直在外工作，组织上多次组织流动党员培训，平时也常交流，鼓励他好好工作，为家乡多作贡献。
一个支部就是一个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围绕发挥流动党员作用，永清县设立了16个流动党员支部，建立完善流出党员登记、定期汇报等10项制度，与每名流动党员签订了“管理服务责任承诺书”，研制了“流动党员之家”手机软件，使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接受教育。流动党员与组织联系更加密切，先锋模范作用也在组织的引领下得到有效发挥。
为让基层党组织的每个细胞都能充分发挥作用，永清县还建立了党员先锋指数管理机制，每半年进行一次考评。20以来，共评议出45名“不合格党员”，其中43名给予批评教育，2名给予组织除名处理。通过健全管理举措，党员队伍焕发生机，有力推动了全县各项事业快速发展。
引领高效组织活动
8月31日，永清县委书记邢华金来到高新区西碱厂村，参加该村的党员大会，与全体党员一同学习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
“邢书记帮助我们分析了加强村集体资产管理和发展集体经济的办法，并重点讲了开展‘三会一课’、村级民主管理等党务村务活动的目的意义和程序要求，纠正了我们之前工作中的问题，让我们受益匪浅。”西碱厂村党支部书记张坡说。
县级党员领导干部定期参加村级组织活动，是永清县为解决干部与普通党员联系少、村级组织生活不规范而推出的一项创新举措。“很多中心工作能不能顺利推进，关键看干部和党员，通过村级活动让党员干部和群众都团结起来，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完不成的目标。”邢华金介绍道。
据了解，20以来，永清县累计开展了80余次村级组织活动观摩交流会，基层组织生活更加规范，村街民主管理水平显著提升，干部与党员群众的联系也更加紧密，大气污染防治、脱贫攻坚等中心工作得到有效落实。
【党委党建范文】五
近日，江苏省张家港市塘桥镇某单位党支部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该单位负责人张某因超标准配备、使用办公用房的违纪问题，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随后，围绕着张某的这份处分决定，支部党员逐一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与会的派驻纪检组、张家港市纪委监委主要领导及案件审理室负责人进行点评，并提出了针对性建议，举一反三，查找存在的廉政风险点。
这次专题组织生活会是张家港市纪委监委探索实施帮教治本“六步工作法”，做好执纪审查“后半篇”文章的真实写照。
“过去，处分决定发到单位党组织，在支部会议上宣读一下，就进了档案，身边的党员没有真正把自己摆进去，警示教育效果有限，对受处分人员的关爱帮助也有限。”张家港市纪委监委在对前期受处分党员干部教育管理监督工作调研的基础上，探索利用好审查调查、案件审理工作成果，结合推进受处分党员干部教育管理监督工作，发挥案例警示作用。提出召开一次案例剖析会，提出一份纪检监察建议，召开一场专题组织生活会，明确一名教育帮带人，进行一次回访督查，形成一份帮教治本报告的“六步工作法”。
在组织生活会上，为了强化教育效果和警示功能，让与会人员摒弃“局外人”心态，纪检监察部门确定严格的会议议程。既要求从主观方面剖析思想根源，支部其他党员对照检查发言，又要求发案单位查找存在问题，提出整改措施。
云南省文化视觉文化传播论文 篇6
在视觉文化时代，图像化的事物和信息能得到更为广泛和更为自由的传播，而其他非图像化的事物和信息也可以借助图像、形象等视觉符号进行传播。视觉文化时代的到来，使得信息传播更为快捷，更为自由。在这样的发展机遇中，云南的文化产业可以借助视觉化传播的优势，加大产业发展，使云南文化更加深入人心，扩大其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2、云南省文化的视觉文化传播现状。
云南省历史悠久，民族众多，人文资源丰富和神奇，自然资源瑰丽和多样，被誉为音乐舞蹈的海洋、美术摄影的殿堂、影视摄影的基地、文学创作的富矿、民族文化的金矿，为云南省发展文化产业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从总体上看，目前云南省的文化产业发展形成了一定的实力，呈现较好的前景，文化云南的形象日益显现，正在实现从民族文化大省向民族文化强省迈进。
首先民族歌舞文化在这一方面表现突出。“云南是中国世居少数民族最多的一个省份，是一个世界上少有的多民族群体，多文化形态共生带”。民族歌舞资源丰富，民族歌舞文化利用影视、广播、网络等现代传媒手段，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走向京城，走出国门，打造成为云南省的文化品牌之一。大型原生态歌舞《云南印象》巧妙地将浓郁的民族风情和质朴的艺术魅力结合起来，“并采用当代最先进的电子音、视频和多媒体舞台设备，最大程度地再现了民间舞蹈的感观氛围，给观众带来强烈的视听刺激和心灵冲击，形成了一道与流行文化、时尚文化迥异的文化奇观”…，不仅成为云南省一张响哨哨的名片，而且也成为中国的一张文化名片。大型民族风情歌舞《丽水金沙》以舞蹈诗画的形式，荟萃了丽江奇山异水孕育的独特的滇西北高原民族文化气候，亘古绝丽的古纳西王国的文化宝藏，通过优美多姿的舞蹈、扣人心弦的音乐、丰富多彩的民族服饰、立体恢宏的舞蹈场面、出神人化的灯光效果，全方位地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此后相继出现了《七彩情》、《舞彩云》、《贝叶之光》等一系列的大型民族歌舞，让观众在如诗如画、亦真亦幻的七彩云南的艺术景观中，深深感受到丰富多彩、充满魅力的云南以及云南民族艺术的巨大艺术感染力和震撼力。
其次，像丽水金沙演艺有限责任公司、云南映象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等影视、演艺几大龙头企业，培养出一批本土文艺人才，并推出一批云南品牌的影视精品。以《诺玛的十七岁》、《花腰新娘》等为代表的电影作品，表现了少数民族特有的日常生活、情感世界、精神风貌等，具有深厚的人文内涵，拓宽了民族电影的创作类型和表现领域。9月，由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省影视创作指导小组具体策划组织实施了“云南影响”新电影系列，该系列预计在云南的10个地域拍摄10部电影，“云南影响”新电影旨在通过电影营销云南、输出云南，让“云南影响”影响世界。目前，云南省充分利用了云南香格里拉、三江并流、石林、大理、西双版纳、腾冲火山热海、红河元阳梯田打造“天然大摄影棚”，依托曲靖翠山影视文化城、大理天龙八部影视城、玉龙湾东南亚影视城、丽江束河茶马古道影视城等建设了一批适宜电影电视剧拍摄的人工景点及景区，并创造了影视制作的相关条件，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再次是与旅游项目相结合的各地地方文化节的开展。“视觉符号是事物和知觉之间的中介，是地域文化观念的物化形式和传播载体”。地方文化节是以区域文化特征为基础，紧紧围绕特色文化而开展。云南各少数民族几乎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节日，如傣族的“泼水节”，白族的“三月街”，彝族白族的“火把节”，瑶族的“盘王节”等。有些地区结合自身的优势，举办了一系列有特色的文化节，元阳梯田文化节、德宏葫芦丝文化节、罗平油菜花文化节、腾冲火山热海旅游文化节、晋宁古滇文化节、临沧茶文化节、扬武烟盒舞文化节等节日，着重突出“民族特色”、“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充分挖掘民俗资源和区域文化内涵，提高了旅游的文化内涵。而每两年举行一次的昆明国际旅游文化节更是扩大了云南的影响力。
最后，云南省利用自身优势，打造香格里拉、石林、三江并流、茶马古道等等一批云南特有的文化品牌;大力扶持新闻出版行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云南出版业打“特色”牌，使滇版图书不仅内容丰富、品种齐全，更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先后出了一系列的精品书籍，并编辑出版了《文化云南》、《祥瑞云南》两本高质量的邮册;云南本土的各影视动画公司创作了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特色、云南本土气息、有自己原创品牌的动漫产品，充分展现了云南在本土动漫创作上的巨大潜力;通过文化交流和国外演出表演，有时还搭载“中国文化年”的东风，使海内外的朋友领略到与众不同的云南民族文化，扩大了在海外的影响。
云南省在以上项目中充分发挥了媒体的传播优势，使人们能够近距离地欣赏丰富而神奇的滇文化，并引领人们参与其中，亲身感受滇文化的无穷魅力，这就是云南文化的视觉化传播效应。
3、加强云南省文化的视觉文化传播。
近年来，云南省文化在视觉化传播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是和北京、上海等地相比较，仍有很大的差距，仍需调整思路，拓宽领域。
(1)借鉴原有经验整合云南文化资源，打造视觉传播平台云南省是一个“最美、最大的天然摄影棚”，《无极》、《千里走单骑》等大片相继来滇取景。通过影片，众多的观众领略了云南神奇美丽的自然风光和迥异的古滇文化。同时对云南心驰神往。在此影响下，应利用视觉化传播扩大号召力;同时加大对云南本土电视节目进行整合和市场化运作，打造出在全国叫得响的电视栏目;对各个地方的特色文化进行整合包装，充分发挥文化艺术、新闻出版、音像电子等领域的优势，将它们联合起来，打造成符合本土特色的视觉传播平台。
(2)多渠道塑造视觉效应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展，视觉媒介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其种类也日渐多样化。图片、博客、播客、广告、动漫、创意概念、DV个人作品等都可以作为传播云南文化的渠道，并联合相关文化产业，形成双赢的文化产业链。以网络为例，网络中特有的视觉元素可以成为宣传民族文化、民俗风情、环境人文的最直接、最便捷、最有感召力的传播方式;就动漫产业而言，动漫是一种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以鲜明动感的形象，时尚的流行元素等吸引着人们。但目前云南省的动漫产业仍处于起步阶段，迫切需要提高动漫产品的水平，拉动衍生周边产业的发展。随着新媒体的发展，手机动漫、影视正处于蓬勃发展中，云南省文化借助这种新媒体可大有作为。
文化传播学 篇7
《手册》的正文分四个部分:跨文化传播,文化间传播,国际传播和发展传播。 这四个领域所共有的两个关键性概念是“传播”和“文化”,而在研究方法上共有的一个主要特点则是比较研究, 这是将四个领域融为一炉出版这部手册的基本原因。 这四个部分的结构非常明晰, 每一部分都以一篇关于该领域的“导论”开始,接着的一章讨论该领域的有关理论,随后的四至六章围绕该领域关注的某些核心问题展开细化的讨论, 结尾的一章则是关于该领域研究议题的综述。 弄清楚《手册》的篇章结构和编者的用心所在,有利于充分利用这部参考书。
鉴于《手册》编者之一贝拉·莫迪(Bella Mody)在《手册》中译本“序言”中着重讨论了国际传播和发展传播的研究,本篇序文将着重围绕跨文化传播和文化间传播的研究展开讨论。 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 跨文化传播和文化间传播的研究本是一体的。 《手册》编者认为,文化间传播的研究是一个大的范畴,“涉及来自不同民族文化的人所进行的面对面的传播行为”;而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是对不同文化中发生的传播行为进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 也就是说,从文化与传播研究的概念出发,文化间传播涵盖了跨文化传播。 然而,在一些特定的情境中,文化间传播和跨文化传播这两个概念互相替用的情况也时有发生。2虽说跨文化传播是文化间传播的一个分支,但有时这个分支却长得异常粗壮。 在《手册》中,跨文化传播和文化间传播各为一个独立的部分,与国际传播和发展传播并列,而且,在篇章数量和篇幅上,跨文化传播要远远多于文化间传播,前者由导论加八章组成,而后者则由导论加六章组成。 或许因为这类情况的存在, 给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带来一些“模糊逻辑”。 然而,就学科逻辑而言,跨文化传播是涵盖于文化间传播之下的。 所以,《手册》第一章对该书所涉各学科的发展做历史性回顾时,只有三个学科:文化间传播、国际传播和发展传播。 对于中国传播学的发展, 尤其是文化间传播学科的发展,了解文化间传播和跨文化传播之间的基本关系和区别是十分必要的。
《手册》第二版的出版是美国文化间传播研究长期发展的结果。 细数起来,这已是美国文化间传播领域第三部以研究手册形式出版的重要参考书。 对这三部手册的内容做一个粗略的比较, 可以帮助我们大致了解该领域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发展的轨迹。由Sage出版社于1979 年出版的《文化间传播研究手册》3体现了该学科初建阶段的特点。 正如其编者在“前言”中所说的那样,当时提出文化间传播的研究还是一个“跨学科的和创新的”(第7 页)概念。 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 直接或间接与文化间传播相关的研究文献不断稳步增长。 至20 世纪70 年代,许多心理学家、 人类学家和传播学研究者已经对文化间传播过程的种种细节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但并没有将其作为一个学科整合起来。 出版该书的目的就是有助于制定基本规则, 从而使文化间传播形成一个系统的学科。 编者希望通过该书的出版提供必要的概念和理论的框架, 以便使文化间传播过程中的细节和诸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得以整合(第11 页)。 该书中各章节的内容在不同程度上与其他学科的研究相叠合,包括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管理学、国际关系、文化研究等。 编者坦言,作为一种借鉴了诸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研究, 文化间传播在当时仍然不可能给出明确的学科范围和界限, 而有一点是能够被认定的, 即这个学科所研究的内容是关于文化与人际互动的关系(第14 页)。 而从学科发生和演化的早期历史进程来看,研究者们是从“文化对话”和“文化批评”这两个途径推动文化间传播学科的发展的(第14~21 页)。 全书分为六个部分:理论思考,概念框架,文化间传播的议题,数据和资料问题,具体文化的研究,应用研究与培训方法。 从这六个部分的划分可以看出, 该书从总体上对文化间传播的理论、概念、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供了一些实际研究的案例,同时,作为一个学科,文化间传播自创建初始就体现出实践性和应用性的特点。
整整10 年以后,Sage出版社于1989 年又出版了一部与文化间传播相关的研究手册,即《国际传播与文化间传播研究手册》(第一版)4。 这部手册的出版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 从20 世纪60 年代开始,卫星通信和相关技术取得一系列突破性的发展, 跨越国境和跨越地区的信息流量猛增, 大大改变了传统通信和传播的格局,促进了全球化的进程。 源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国际传播研究和始于50 年代的发展传播研究,越发成为传播学研究的热门话题,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内的许多组织和机构, 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这方面的研究中。 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认识到, 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存在严重的信息流动不平衡的现象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倾向,因而,由“不结盟运动”组织在70 年代发起,倡导“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 (New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缩写为NWICO)5的运动,其高潮体现为1980年发表的麦克布莱德报告, 即 《多种声音, 一个世界》。 国际传播和发展传播的研究虽然有别于文化间传播的研究,但又在不同程度上与文化间传播交叉,因为它们都涉及文化与传播这两个核心的要素。 此前,在《文化间传播研究手册》中就已经有些章节讨论国际传播和发展传播6,此处将国际传播(包含发展传播)列为手册书名的一部分,反映了当时传播学研究的发展势头。
《国际传播与文化间传播研究手册》第一版的编者在“前言”中说,该书的宗旨在于“总结国际传播、文化间传播和发展传播的最新研究成果”,并试图将这三方面的研究纳入到同一个大框架下进行考量7。然而,从该书的具体内容来看,这样的说法显然是勉为其难的。 编者选择书名的本意可能是要体现当时传播学研究的潮流和趋势, 但各方面条件似乎并不成熟。 从“前言”中的某些表述来看,编者自己甚至对于文化加传播这样的学科发展尚持有一定的保留:“综观本书的内容,文化研究与传播研究并不属于一个统一的学科领域,这是显而易见的。 ”(第9 页)不过,事实上,这部手册的主要内容仍是围绕文化间传播展开的,在全书23 章中只有5 章是讨论国际传播和发展传播的。 与10 年前的《文化间传播研究手册》相比较,《国际传播与文化间传播研究手册》 第一版中关于文化间传播的研究, 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对具体的“传播过程与效果”或“传播情境问题”的研究,都更为丰富和成熟。 在理论和方法方面,该书尤其注重研究者的视角问题, 一方面继续强调研究者对文化差异性的尊重, 防范和克服本族群文化中心主义; 另一方面则深化了关于主客观视角的分析研究。 威廉·古狄昆斯特和西田司(William Gudykunst and Tsukasa Nishida)用30 页的篇幅集中讨论和总结了理论视角的问题, 他们比较了主位和客位研究路径的特点,指出两者不可偏废,并从理论构建的角度对这两种路径分别进行了梳理和分析8。 与此同时,大卫·约翰逊和弗兰克·塔特尔(J.David Johnson and Frank Tuttle)执笔的一章对于文化间传播的理论机制和研究方法的讨论, 则显示出学者对于该学科在整体上有了更深的把握9。 这部手册使用了约一半的篇幅讨论文化间传播过程和效果的研究, 涵盖了从传播者个人到传播群体、从传播媒介到传播方式、从传播者心理因素到社会文化影响等多个方面。 在关于传播情境研究的部分, 则包括了对传播者的身份认同和人际间密切关系的研究, 以及对文化间传播人员的培训方法等问题。
又过了12 年,Sage出版社于2002 年出版了《国际传播与文化间传播研究手册》的第二版。 虽说是以同样的书名冠以不同版本,《手册》 第二版并非在第一版内容基础上的简单修订, 而是几乎完全重起炉灶另行编写的一部新书。 全书共29 章加上4 篇导论和1 篇前言,44 位撰稿人中仅7 位曾参与 《手册》第一版的撰稿。 在《手册》第二版中,文化间传播和国际传播(含发展传播)的内容各占一半篇幅。
从《手册》第二版可以看出,文化间传播在20 世纪最后20 年里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作为一个学科已经相当成熟。 无论在前言、导论还是具体篇章中,已不再见到早年研究者对于本学科的基本概念或定义的犹疑踯躅之词。 文化间传播就是一门融会了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传播学学科, 以研究跨文化和文化间的人际沟通传播及其与文化的关系为对象的。无论是《手册》各篇章中的理论探讨还是对文化间传播实践的具体研究,都大量地涉及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及研究成果,然而,读来却顺理成章,使人感到这些学科与文化间传播学之间不仅交叉, 而且已经整合为其有机组成部分。 能够体现文化间传播学科成熟性的另一方面是,该学科诸多分支领域的各个研究方向都积累了非常丰富的文献, 其中包括大量原创性的实证研究和跟进性的研究,以及许多案例研究。10这对于编撰专业研究手册类的参考书尤为重要, 因为其中收编的文章主要是对本学科或某些特定分支进行综述性的论述, 需要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为支撑才能真正做到言之有据、令人信服,才能具备权威性的参考价值。 《手册》 第二版中关于文化间传播的每一章都参考了大量研究文献,但凡理论的探讨、模型的建立、观点的提出无不以具体的研究成果为佐证, 各章所引用的参考文献大多在百种左右, 而第六章所列出的参考文献多达141 种。 《手册》的中译本对每一章末尾所列参考文献(以及书末附录中的索引)采取了原文照搬的办法, 这将有利于从事深度研究的学者对文章所引文献追根寻源。 毕竟,在手册类参考书的综述性文章中对于所参考的文献只能一带而过, 读者要进一步了解相关研究的具体问题、方法、结论等,必须查考原始文献。
前后20 多年里出版的三部研究手册,勾画出文化间传播学科发展的系列图谱, 这些书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专业知识的参考, 而且对于了解这个学科的历史发展也十分有意义。 相比之下,《手册》第二版是该学科趋于成熟时的集大成者。 不过,作为一门学科的综合性参考书,《手册》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首先,由于学科发展的历史原因, 手册的内容有很明显的“美国中心”色彩。 文化间传播研究的各个领域的创始人主要是美国学者;在学科创建早期,研究问题的提出主要是针对美国社会文化的现实或是以美国主流文化与其他文化(无论是美国国内的亚文化还是国外的其他文化)之间的碰撞为背景的。 随着学科的发展, 许多研究将重点移向东西方文化间的传播研究, 其中的东方主要以日本为主, 西方仍以美国为主。 囿于这样的背景,所研究的问题及得出的结论当然有其局限性。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借鉴这方面的理论和观点尤其要审慎。 即使是那些所谓东西方文化间传播的理论,究竟是否可以直接移用于中国,必须经由批判性的审查, 最好能够参考建立理论所依据的原始文献再做决定。 原因很简单,“东方”或“西方”本是一个粗略的地理概念, 而将其作为文化概念则显得过于笼统,尤其是所谓“东方文化”的概念,难免抹煞东方各个国家和族群之间的巨大文化差异。 局限性的另一个方面是手册内容的覆盖面的问题,即手册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学科发展的全貌。 尽管这类手册的编者通常都希望其内容能够全面一些, 但由于种种原因, 包括组稿人和编者的专业背景、撰稿人的研究领域、时间和版面的限制,以及其他的因素,手册的内容总是有选择性的。 此外,由于文化间传播这个学科的重心之一是“文化”这个几乎不可定义的概念, 加之该学科的基本内容还涉及诸多其他学科, 这也必然会大大增加编者对手册内容的划界和取舍的难度。 在《手册》第二版中,因为受限于版面,也因为学科界限的模糊,加之当时某些相关专著新近出版, 编者割舍了文化间传播学中非常值得关注的部分内容,其中包括关于“群体间传播”(主要是美国社会中不同族群或亚文化群体之间的传播)的研究,跨文化心理的研究,文化间传播中的权力研究和性别研究等11。 所以,如果要深入了解文化间传播学的全貌,必须在利用《手册》的同时参考其他相关著作和文献。
《国际传播与文化间传播研究手册 》第二版的两位编者分别是威廉·古狄昆斯特教授和贝拉·莫迪教授。 古狄昆斯特是美国著名传播学和文化研究的学者, 自20 世纪70 年代末开始活跃在文化间传播的研究领域,很快成为该学科的领军人物,并亲自领导和参与了包括美日和美韩之间的传播研究等一系列研究项目,促进了该学科的发展。 他参与主持编著了《国际传播与文化间传播研究手册 》第一版,又与莫迪合作主持编著了该书的第二版。 十分不幸的是,这位雄心勃勃的多产学者于2005 年因突发中风去世,年仅57 岁,英年早逝,令人扼腕叹息! 莫迪女士是美国著名的发展传播学和国际传播学的学者, 长期担任科罗拉多大学全球媒体研究的讲座教授, 于2014年荣休。 莫迪是来自印度的移民,她先后在印度和美国接受高等教育,曾在印度、加拿大和美国的多所高校和机构任职, 并曾作为专家受聘于包括联合国在内的诸多组织和机构, 对于发展传播和国际传播有着第一手的经验和深入的研究,著述甚丰。 这次《手册》中译本出版,请莫迪教授作序,她欣然应允,我们非常感谢。 在序言中,莫迪以宽广的全球视野,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讨论了国际传播和发展传播的问题。 她尤其关注媒体对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影响,结合学科发展的趋势提出一系列问题。 而最为难能可贵的是莫迪在《手册》中译本序言开宗明义的那段话:“……作为一位从第三世界移民到美国的学者,同时也是这本2002 年出版的《手册》编者之一,我敦促中国读者将这本书作为一个进行相关研究的出发点来看待,而不是一个仿效的模板。 发达国家(或者说西方国家)并非在所有的方面都是完善的,或者说,在许多方面是并不完善的。 因此,除非西方所采用的研究问题、概念框架和研究方法能够针对中国(或者你们所研究的具体国家)的某些具体问题,否则没有理由照搬西方在研究中所采用的问题、框架和方法。 ”
莫迪的这番话, 可谓一位从事了一辈子传播和文化研究的学者的肺腑之言, 也可以说是这位有着特殊经历的国际学者的现身说法。 作为来自东方第三世界国家又供职于西方高校并主持过许多国际研究项目的资深学者,莫迪深知世界不同族群、国家之间的文化鸿沟, 也明白任何建立于文化研究基础之上的理论与具体文化情境之间的密切关系, 同时还了解在大量第三世界的研究中由于简单套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做出误导性或错误性结论的情况。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莫迪的话既是忠告也是挑战。
进入21 世纪以来,中国融入世界的步伐不断加快。 对于中国学界而言,《手册》涉及的四个方面的内容都有着相当重要的借鉴意义, 尤其是如何切实地推动跨文化传播和文化间传播方面的深入研究和学科建设可谓迫在眉睫。 自从20 世纪80 年代跨文化传播和文化间传播的概念被介绍到中国以来, 这个学科在中国已经得到了相当规模的发展。 具体说来,中国的文化间传播研究的发展主要为两块, 一块在传播学,另一块在外语教学和研究。 由于受到高校学科设置传统的影响, 中国传播学的发展主要侧重于新闻传播、大众媒体传播和网络传播等方面的研究,而人际传播和文化间传播的研究则比较弱, 如果要作为一个学科或子学科来说则尚处于起步阶段。[1]当今中国文化间传播研究的领军人物主要来自外语教学和研究领域。 成立于1995 年的中国跨文化交际学会是“隶属于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语教学研究分会”的“全国性民间学术组织”,12这体现了该学科在中国发展的特色。 学会的成立和正常活动推进了学科的发展,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国际的学术活动相当频繁。 虽说学科发展始于外语教学和语言文化研究,近年来学科研究的面在逐步拓宽,越来越多非外语教学的研究者加入其中, 产生了一批跨学科研究、实验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成果。 但要构建中国版的文化间传播的理论,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间传播的学科,显然是远远不够的。[2]西方在这方面的研究走在了我们的前面, 已经取得了大量成熟的研究成果,可以援为参考,但决不可简单地全盘照搬作为中国文化间传播的理论和原则, 这正是莫迪的苦心所在。 从学术服务于社会的角度来看,21 世纪的中国迫切需要发展和强化文化间传播的研究。 然而,无论在建设中华多民族的和谐社会方面, 还是要服务于和平崛起的大国走向世界, 中国的文化研究和文化间传播研究至今仍是短板。 这无疑是一场严峻的挑战,当然也是学科发展的极好机遇。 时代在呼唤,呼唤一切有志于此的各学科的学者投入更多的努力,在实践中扎扎实实地推进中国的文化间传播学科的发展。 我们希望,《手册》中译本的出版能够有益于这方面的努力和发展。
在《手册》中译本的出版过程中,我们得到复旦大学出版社章永宏编辑自始至终的支持, 谨此表示由衷感谢。 《手册》的翻译出版是复旦大学孟建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1&ZD027)“国家形象建构与跨文化传播战略研究”的子项目之一,特此鸣谢。 同样要感谢的还有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潘忠党教授、复旦大学廖圣清教授和范丽珠教授、北京大学甘怡群教授,他们为《手册》中译本的翻译和出版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建议和资讯。
2015 年6 月
于美国加州圣地亚哥
传媒文化责任与民族文化传播 篇8
文化传播因为具有“不动而屈人之兵”的强势的思想意识渗透作用，其重要性越来越显著。与直接的、显性的传播效果相比，文化传播的效果是间接的、潜在的，同时也是深层次的、持久性的。就我国目前的现状而言，由于传媒和记者的文化责任意识还不够明确，以至于文化传播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疏漏和偏差。基于这一点，我们认为，我国传媒如何在新形势下进行积极有效的文化传播，以传承民族文化，培育民族精神，实现文化建设，从容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坚持以优秀的民族文化精神内核为支柱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
在每一个环节都保持清醒的文化责任意识
记者的文化责任之所以更能够显出其“知识、思想、业务等综合功力”，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文化以及文化传播本身的多元性、复杂性和普遍深入性。
文化是什么？“除了自然科学之外，‘文化’这一术语主要在三个相对独立的意义上被使用：艺术及艺术活动（文化意义之一），首先是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符号和特质（文化意义之二）；作为发展过程的文化（文化意义之三）。”②由此可见，从人类的文学艺术活动到人们特定的生活方式以及社会与个体普遍的历史发展过程等，文化由内而外、由精神到物质，无所不在，纷繁复杂。这就使得“传媒和记者在文化构成的每个环节中都在起作用。我们平时看似简单的一个传播行为，实际在完成积累、批判（鉴别）、创新（表扬）、推广四个动作。”③换句话说，记者的每一个传播行为，都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进行并完成的，因此都与文化传播、文化建设不可分割。
但是，由于文化传播与新闻传播是在同一过程中完成的，传媒和记者在职业化的工作状态中，往往首先意识到的是自己的传播责任和政治责任，而对隐含在每一个传播行为中的文化责任缺乏足够的重视。文化传播，并不仅仅指媒体对文化信息的传播，它同时还包括传媒与记者的职业行为在整个传播过程中的文化含量。比如传播内容的选择，报道语言的运用，评论事实的观点，舆论引导的设置等，从内容到形式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元素都能够影响受众文化价值观的建构。就拿语言的运用来说，语言是有特定的社会文化内容的，它是民族文化最明显的标志。规范的语言运用就是记者文化责任的一种表现，但是有些报纸在新闻事件的叙述中随意夹杂网络语言、英文缩写字母，采用暴力化用语以及历史名词、成语的滥用等，破坏了民族语言的纯洁和严谨。如果说文化无所不包、无处不在，那么传播过程中处处都能够显出文化的印记。因此，记者在传播的每一个环节都要保持清醒的文化责任意识。
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保持充分的自信
现代生活中，大众传媒的文化传播有着最广泛的影响力。但是，面对强势的外来文化，传媒和记者因为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缺乏充分的自觉与自信，在文化传播方面出现了一些导向性失误。例如对西方节庆信息爆炸式的大幅報道，对国外人造美女炫耀式的详尽介绍，对“小资”行为方式的崇尚，对富豪生活的膜拜，对流行文化的追风——受众长期受到这一类报道的浸染，加之美国大片、韩国电视剧、日本动漫等多国文化产品的输入与作用，纵横交错，潜移默化，无形中动摇了其建立在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基础上的信仰、价值观和世界观，从而对民族文化传统产生了一种疏离感，而受这种影响最深的就是青少年一代。
青少年处于世界观的形成阶段，他们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因此中西方任何一个国家都非常重视用本民族的文化产品去熏陶青少年，用本土的文化传统影响青少年。但是，我国青少年尤其是城市青少年在文化的交流传播中，接触到大量的外来文化并形成思想观念上的接受认可，因此对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和民族文化精神产生了严重的危机。
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文化传统本身，可以说就是一种信仰。所谓“儒教”其实就是一种文化观。我们可以批判传统文化的弊端，但是必须尊重和维护祖国的优秀文化传统。“一个文明如果要存在和延续，就必须保证它的关键信息和元素得以传承。”④传媒和记者的文化责任就在于：确立文化传播的导向，保持对优秀文化传统的充分自信。只有这样，才能在传播过程中自觉做到传承与创新并重，维护中华民族的文化个性，弘扬民族文化精神，延续华夏子孙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和情感认同，从而为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构建和谐社会用好媒体话语权。
注重对优秀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的阐释
“社会发展是建立在系统正常运行的基础之上的。政治系统的障碍会给社会带来政治动荡，经济系统的失调会引起经济危机，文化系统的紊乱会造成社会成员的思想、价值、规范和行为准则的混乱，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这些都是妨碍社会发展的因素。”⑤文化和经济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彼此联系又相互影响。二者互渗互动，关系密切。而和谐社会的构建，文化建设是必不可少的精神支撑。因此，我国传媒也越来越重视以文化传播促进文化建设。但是，目前文化传播还存在哗众取宠、重名不重实、片面追求所谓的轰动效应的浮躁之风。
例如获得社会高度认可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思路，从文化传播的角度而言，这恰恰反映出文化在经济发展的决策中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一种装饰作用，是为经济发展和商业交流“搭台”服务的。文化传播的终极目的不在“文化”，而是借助于文化的魅力创造经济效益。因此，所谓“文化热”，看上去热闹，但实际上“热”的中心不是文化，甚至本末倒置，抛弃了文化本身。
理念的偏差带来的是运作的失当。例如媒体关于地方各种文化节的一些报道，重名目形式而缺乏实质性内容，最终是以经贸宣传为焦点，以招商引资的成果为考量的，“文化”这个台子上的主角不是文化而是经济。再如媒体关于各类文化活动成果展示类的报道，社区文化、群众文化、广场文化、娱乐文化等名目不一，内容相同，看上去给人以文化建设如火如荼的感觉，但大多报道仍然仅仅着重于形式，并没有深入到文化本身。另有一些报道，牵强地将各种报道贴上文化的“标签”，用以显示对文化传播的重视。例如报道地方政府对企业家的奖励，标题为“亲商文化”；报道社会组织的商业拓展，标题为“营商文化”等。事实上，文化的无处不在使它并不需要时时处处都贴上标签，这就像是一个学富五车的大家，只言片语便可见其深厚。假如不是饱学之士，越是手举文化的标牌反而越会显示出自己的浅薄。民族文化的传承，民族文化精神的涵养，不能只是靠对活动名目和活动过程的浏览，它是需要媒体传递出实实在在的民族文化的本质内容的，如果仅仅是冠以文化的名目而文题不符，反而会消减文化一词的原有分量。
总之，记者在文化传播中责任重大。“文化决定了你的信仰、价值观和世界观，决定了你使用的语言、你的非语言行为和你与他人的联系方式——文化是复杂的、多维度的和无所不在的；它形成了一种完整的生活方式。”⑥就像是牛仔裤、麦当劳、跆拳道，作为具体的文化产品或文化形态，带给人们的其实是一种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文化传播也必须重视对具体的民族文化形态、文化内容的选择报道，否则，所谓文化传播，就只能是一个没有灵魂、没有方向的喧闹的空壳而已，记者的文化责任也就无从谈起了。
注释：
①③梁衡：《一个记者的责任与成功》，《新华文摘》2007（9）。
②阿雷恩·鲍尔德温［英］：《文化研究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④⑥拉里·Ａ·萨默瓦［美］等：《跨文化传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⑤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出版社，1999年。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新闻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