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学（通用12篇）
文化传播学 篇1
本文所探讨的“语言传播”, “通常是指一种语言从以其为母语的人群向其他人群扩散”, 具体来说, 包括“掌握和使用某种语言的人数增加和该语言使用范围的扩大”。[1]“语言传播涉及两个层面:一是语言在同一文化系统内部的传播;二是语言在不同文化系统间的传播”。[2]
语言传播作为一个国家语言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社会文化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美国当代人类学家H.Goodenough指出, 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 语言与其他部分相比, 特殊性表现在“它是学习文化的主要工具, 人在学习和运用语言的过程中获得整个文化”[3]。语言学家J.R.Gladstone认为“语言与文化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语言既是整个文化的产物或结果, 又是形成并沟通文化其他成分的媒介”。[4]新近有研究者进一步提出, “一切文化活动与文化创造都离不开语言”, “所有的文化积累可以说都是保存在语言信息系统之中的”, 因此, 可以说“语言是文化的凝聚体”。[5]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 虽然在具体论述上存有差异, 但是, 对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的关系都是毫无疑义的。基于语言与文化相依相融的存在与发展关系, 语言传播与文化传播之间同样具有相互促动的力量: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提升有助于推动汉语的跨文化传播;汉语在另一文化圈中的推广可以帮助更多的人理解中华文化。
本文以语言与文化的互动关系为切入点, 在对当前汉语国际传播的途径与现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 结合在美国的体验调查和实地走访, 对如何更为有效地推动汉语国际传播进行探讨, 为汉语传播的实施以及相关规划的制定提供参考。
一目前汉语国际传播的途径与现状
汉语国际传播, 指其他国家 (地区) 学习和掌握汉语的人数的增加及汉语使用范围的扩大。汉语国际传播的途径可以根据语言教学地点分为国内、国外两类, 前者是指外国留学生到中国来学习汉语, 后者是指学习者在其所在国由中国外派教师或当地教师向其讲授汉语。
(一) 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汉语
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汉语, 包括来华接受汉语言专业的学历教育、汉语进修或汉语短期培训等, 也有部分接受其他专业学历教育的留学生, 会在进入专业学习前, 先修汉语以通过语言关。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2012年全国来华留学生简明统计报告》, 2012年来华留学生达到328330人, 来自200个国家和地区, 分布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690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教学机构中学习。在基本掌握来华留学生总数、来源及分布状况的基础上, 通过对2003~2012年留学生统计数据进行比较可以发现, 来华单纯学习汉语的人数在逐渐下降, 同时, 来华接受学历教育的人数呈上升趋势:2003年, 来华学习汉语的留学生占当年来华留学生总数的80%以上[6];到2010年, 学习汉语的留学生占总数的比例为62.5%[7];2012年, 接受学历教育的留学生占总人数的40.66%, 相应的, 语言类留学生的比例下降为59.34%, 中医、国际贸易、管理等专业吸引了数量可观的留学生。
来华语言类留学生比重的下降, 会给汉语传播带来什么影响?对此, 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进行分析。
1. 留学人员总人数逐年上升, 单纯语言类留学生即使比重下降, 人数同比也呈上升趋势。
2008年, 来华留学生总人数为223499, 语言类学生比例约为64%, 人数约为143500;2010年, 来华留学生总人数为265090, 语言类学生比例约为60%, 人数约为156400;2012年, 来华留学生总人数为328330, 语言类学生比例约为59%, 人数约为194800。[8]整体看, 来华进行短期或长期语言进修、语言培训的人数虽然所占比例在下降, 人数却在逐年增加。
2. 部分来华留学生将开始汉语学习的时间提前到中小学阶段, 在汉语达到一定水平后来华接受大学教育, 有助于其在有限的学习时间内更深入地理解中国语言与文化。
随着我国孔子学院、孔子课堂在海外的发展, 外国中小学生接受汉语教育的人数在增加, 其中, 部分学生在具备了一定的汉语水平后, 希望到中国的大学获得某个专业的学位。美国佩斯大学孔子学院院长牛卫华女士认为, “美国学生去中国留学, 一方面是想学习语言, 学习语言的人更感兴趣的是短期留学, 半年或者一年;还有一部分学生, 他们的中文已经很好了, 希望去中国进一步提高中文水平, 也想能够系统地得到一个学位, 这样的学生, 人数在增长。美国政府正在大力推动10万名美国学生留学中国的计划, 对于很多学生来说,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如果想要通过这个计划获得奖学金去中国留学, 在孔子学院这样的机构先打好汉语基础, 将是美国学生参与竞争的重要筹码”。[9]
除了在本国的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打好汉语基础再到中国读学位外, 也有一部分留学生选择直接到中国接受中小学教育, 然后再报考中国的大学。例如, 目前内蒙古已经成为蒙古国中小学生学习汉语的最大留学基地, 截至2012年11月, “共有464名留学生在内蒙古8所中小学学习汉语”, “蒙古国学生来内蒙古留学的目的性很强, 他们中的大多数通过两年的汉语学习, 拿到一定等级的汉语水平考试 (HSK) 证书, 然后参加内蒙古自治区在乌兰巴托组织的统一考试, 考试合格者可以拿到来中国公费读大学的名额。根据内蒙古与蒙古国签署的一份协议, 内蒙古在2010-2014年5年间由内蒙古大学等6所高校每年接受100名蒙古国留学生并予以资助”。[10]
3. 来华留学生中学历生比例的增加, 将有助于提高汉语的国际影响力及话语权。
一种语言的传播程度不仅取决于其非母语学习者的数量及分布范围, 同时也取决于该语言现实和潜在的用途及应用领域。如果一种语言只在民众的日常活动中使用, 不能进入较高层次的交流领域, 如国际政治、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科技、学术等, 那么, 即使分布范围广、学习人数多、使用频度高, 也很难算是国际上的重要语言。因此, 只有使汉语由日常生活进入高端的交流领域, 成为重要国际场合中的工作语言, 才能真正提升汉语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乔治·韦伯用以评估语言影响力的六大因素中, 将“国际使用该语言的主要领域数目”涵盖在内。[11]按照母语使用人数, 汉语排在第一位;若综合考虑到第二语言使用人数、使用国家数目和人口、国际使用该语言的主要领域数目、使用该语言的国家的经济力量、社会与文学声望等因素, 汉语的排名则降至第六位。
因此, 长远来看, 我们应提高留学生的培养层次, 随着能熟练使用汉语的各类专业人才跻身经贸、科技以及政治等领域, 汉语可以逐步成为这些国际交流领域的重要工作语言。
(二) 外国学习者在当地学习汉语
外国学习者在当地学习汉语, 包括当地中小学开设汉语课程、当地大学外语系设置中文专业及开设汉语公选课、其他教育机构开设的汉语培训以及中国外派教师与当地合作设立的孔子学院、孔子课堂。
从2004年首家孔子学院成立至2008年的4年间, 孔子学院数量迅速增长。2009年之后, 孔子学院开始进入内涵式发展阶段。截至2013年6月, 孔子学院总部已在113个国家建立420所孔子学院、591个孔子课堂。2012年, 全球孔子学院注册学员达到65.5万人。孔子学院在办学过程中, 借鉴英、法、德等国推广本民族语言的经验, 不断探索海外非营利性公益机构在汉语和中华文化传播方面的有效途径, 除了培训和向海外派出汉语教师和志愿者之外, 也启动了本土汉语教师培养工作, 设立专门奖学金, 选聘当地学生和在职教师到中国读取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学位或进行短期培训。
根据美国华盛顿应用语言学中心的调查, “美国2.75万所至少提供一门外语的中学中, 汉语课的比例由1997年的1%上升至2008年的4%”。同时, 参与大学预修科目汉语项目的学生数量也增长迅速。《纽约时报》援引专家的分析认为, 之所以出现汉语教育培训热, 是因为“父母、学生和教育人士都意识到中国作为一个重要国家崛起, 他们相信掌握流利汉语可增加机会”。[12]美国的“汉语热”基本代表了目前汉语在海外的接受状况。或是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 或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兴趣, 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考虑挑战这门“难学”的语言。
但海外学习汉语人数的增加, 也凸显出师资存在的问题。李凌艳认为, 海外汉语教师多为华人华裔, 与国家汉办外派的汉语教师和志愿者相比, 这些本土的汉语教师虽然在教学方式上相对更易被中小学生所接收, 但是, 有不少人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学或中文专业的教育, 在专业知识方面亟待得到“充电”。[13]优秀师资的供需矛盾仍是当前汉语国际传播中所面临的一大问题, 为了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2013年2月发布的孔子学院发展规划 (2012-2020年) 指出:要加大孔子学院所在国本土师资培养力度, 扩大“孔子学院奖学金”规模, 招收更多的各国青年来华攻读国际汉语教育专业硕士学位。同时, 国家汉办还在具备条件的高校中设立了汉语国际推广师资培训基地, 服务于海外本土师资培训。
在以上宏观概述的基础上, 下面结合笔者在美国的体验调查, 从微观的角度对汉语在海外的传播作进一步的分析。
二对汉语在美国传播状况的体验调查
笔者于2012年10月在美国加州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访问学习。期间, 在美国中、东部高校进行了走访调研。这里将结合对一个高校中文专业和一个社区周日中文学校的参与观察、对一所孔子学院的走访调查以及对两位学习中文的美国人的深度访谈, 对汉语在美国的传播进行微观化、细节化的展现。
(一) 实用心理和审美取向:学习汉语的主要动机
来自国内的关于外国留学生汉语学习动机的调查报告表明, 留学生学习汉语的动机大多是基于某种物质或精神方面的实际需要。据这些调查报告分析, 外国留学生学习汉语的动机主要有两类, 一是工具型动机, 一是融合型动机。
笔者在美国加州和密歇根的调查, 与研究者在国内所做的调查得出的结论相同。
首先, 从工具理性出发, 希望通过学习汉语能够为自己将来的职业选择带来积极影响。以密歇根大学博士生Abram为例, 他所学专业并不是语言, 而是生物学, 但他却可以说非常流利的中文。围绕其学汉语的动机、过程等问题, 笔者进行了深度访谈。Abram在读高中时就开始有了学中文的想法, 因为他计划将来从事与中国相关的工作。不过, 当时他所在的高中并没有开设中文课程。在学中文的强烈愿望促使下, Abram找到离家最近的一所大学, 求教于中文专业的老师, 后由这位老师推荐, 在一位中国老师开办的中文培训班学习, 成为班里唯一的非华裔学生。Abram每周上两次中文课, 一次是老师对他的单独辅导, 一次是与华裔学生一起上课。进入大学后, Abram选修了中文课程, 但由于已经学习了两年中文, 他感觉大学的中文课程比较简单。为了能够继续提高中文水平, 他争取到学校的资助, 每年暑期到北京的一所高校进行交换学习。正是由于这种有明确目标的积极学习态度, 使得Abram在学习中文的道路上以快速奔跑的状态, 超越了他中学、大学时代的同学。Abram说, 他在中文课上的许多同学, 也包括一些华裔同学, 由于对学中文没有明确的目的性, 觉得将来也不一定会用到这门语言, 相对投入的精力就要少很多,
其次, 从价值理性出发, 由于对中华文化感兴趣而开始学习汉语, 不涉及对自身职业规划方面的考虑, 只是追求一种自我满足式的成就感, 也是一些人学习汉语的动因。以密歇根大学的Susanna为例, 她从喀麦隆来到美国, 在大学图书馆做保洁员。由于喜欢看中国电影, 特别是艺术电影, 她喜欢上了中国文化。她向笔者描述了她喜欢看的中国电影“sunflower” (《向阳花》, 一部表现黄土高原的人们对传统戏曲艺术坚守和挚爱的影片) 。Susanna喜欢中国民歌, 她可以声情并茂地演唱《茉莉花》。当笔者好奇地问她在哪里学的中文时, 却得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回答, Susanna说她完全依靠自学, 没有老师教。由于她工作的图书馆是理工专业的图书馆, 没有中文教材, 所以, 她会乘公交车到城市图书馆去借中文教材和录音带, 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来听录音练习发音, 平时在校园里会主动找中国留学生说中文, 就这样, 当笔者遇到她的时候, 她已经自学了一年半的时间, 能够比较流利地用中文与笔者交流。像Susanna这样完全出于个人兴趣、依靠自学达到熟练使用中文来交流的人在美国或许并不占多数, 但是, 她至少使我们得到这样的信息:激发人们对中国文化的兴趣, 可以帮助他们获得学习中文的内在动力;我们在关注在校学生的同时, 也需要尽可能地开展社区中文教育, 满足不同年龄、职业、阶层的人们学习中文的需求;同时, 一套好的教材至关重要, 有针对性的教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师资的不足。
学习者的动机既包括引发行为的起因, 又包括维持行为的原因。在调查过程中笔者发现, 学习者从产生学习汉语的兴趣, 到坚持学习和学好汉语, 是一个需要不断进行动力补充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有时会呈现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相互推动、循序强化的特征。比如, 有的学生最初因对中国功夫电影感兴趣, 产生了学中文的想法, 但如果没有后续动力不断补充的话, 这一学习行为就会变得难以维持, 有的人中途就放弃了。仍以Abram为例, 虽然最初吸引他关注中国、想学中文并辗转求师的是中国的功夫电影, 但后来能让他坚持不懈的动力来源是其“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的职业目标。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 即便是有这一明确目标作为动力来源, 在Abram从高中阶段到读博士这近十年间, 仍然需要有对中国文化不断深入的认识和认同, 才能使其不断确信自己的目标, 并强化自己的学习动力。因此, 我们在对外汉语传播中, 应对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和内在动力补充机制有清晰的了解, 这对于汉语传播范围的拓展、效果的提升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 “要我学”与“我要学”:部分华裔学生与非华裔学生学汉语态度的差异
在美国调查期间发现, 华裔学生与非华裔学生在学习汉语的态度上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前者的状态是“要我学”, 后者是“我要学”。这里, 我们着重对华裔学生学习汉语的状态进行描述与分析。
在加州, 笔者曾在大学中文专业进行体验式教学, 在课堂上发现, 积极参与课堂交流、课下还不停向老师提问的多为白人学生, 而华裔学生多表现出一种被动、消极的学习状态。如果说这其中有不同种族在学习习惯、表达方式上的差异的话, 我们可以再从其他角度进行补充观察。笔者分别在加州旧金山附近和密歇根洲安娜堡的华人社区进行了走访, 了解到华裔子女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愿意学习中文, 甚至表现出与父母对抗的情绪。如果父母对子女学习中文不够重视, 或者教育方法不够得当的话, 这部分华裔学生基本上既听不懂也不会说中文, 更不用说书写和阅读了。稍微好一些的, 可以做到部分听懂, 可以简单地说一些中文。这其中不仅包括在美国出生的, 也包括在幼儿时期移民至美国的华人子女。究其原因, 一是认为将来不会回中国, 所以学习中文“没什么用”;二是对自己母国的文化不了解, 更谈不上喜爱和认同。
这一现象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首先, 华裔子女对待汉语学习的态度和行为, 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周围的非华裔青少年。其次, 在美国的华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当地社会, 具有更多的语言传播优势, 他们的子女如果能够较好地掌握中文的话, 未来可以成为汉语传播、文化交流的桥梁。因此, 在对外汉语传播中, 应重视华人群体, 特别是将华裔子女作为一个重要的传播目标。
(三) 文化与语言的同步传播:在汉语语言传播的同时实现与文化的有效对接
语言的对外传播, 是以实现更好的交流为目的的。母语不同者若要实现更好的交流, 除了语言的学习, 还离不开对语言所植根的文化土壤的了解。在调研中笔者发现, 大学中文专业在课程设置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重语言, 轻文化”的问题, 这也使得学习者对于交流中可能面临的文化差异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例如Abram第一次来北京时, 中国人合餐的饮食方式令他感到很意外。他告诉笔者, 在学校里, 中文专业的课程除了中文外, 还有《论语》、用英文授课的《中国历史》以及简单的中国社会介绍, 但没有中国文化以及中美文化比较方面的课程。因此, 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饮食文化方面的内容对他来讲就是完全陌生的。
由此引发的思考是, 汉语的对外传播与中国文化的传播应该寻找同步、相融、交汇的渠道与方式。比如在孔子学院、孔子课堂中, 除了语言外, 也增加一些对于中国传统和现代文化的介绍, 使学习者能够从多方位增加对中国的了解。目前, 一些孔子学院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课程尝试。笔者在旧金山州立大学孔子学院了解到, 他们在州大中文专业开设了“俗语与中国文化”“汉语语言与中国社会”“中国电影文学”等课程, 很受学生欢迎。当然, 这对师资和教材等也提出了相应的建设要求, 是我们在汉语对外传播中需要着力加以完善的。
三对汉语跨文化传播的进一步思考
通过对汉语跨文化传播现状的梳理以及对美国的体验调查分析, 我们可以强化这样一个观点, 即语言传播离不开文化传播的推动, 语言传播有助于文化传播的拓展。简而言之, 对外文化传播可以激发人们学习汉语的兴趣和热情, 同时, 汉语水平的提高也将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 减少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折扣, 提升对外文化传播效果。从而使对外文化传播与语言传播步入相互促动的良性循环状态。在具体实践中, 我们可以从以下三点入手, 逐步推动海外文化传播与语言传播的良性互动。
(一) 把握语言学习的需求动机, 激发国外人群的汉语学习热情
在汉语对外传播中, 应对目标人群的语言学习需求进行细分, 并制定相应的传播策略。首先, 区分学习者的动机属于实用需求还是文化需求。针对前者, 在基本语言教学的基础上, 还可以开设“商务中文”“科技中文”等满足学生实际需求的课程;针对后者, 可以围绕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当代文化, 从书法绘画、舞蹈音乐、手工技艺、影视媒体、饮食服饰等多个门类设计教学内容, 帮助学习者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其次, 在学校、社区等教学环境中, 针对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目标人群的需求特点, 一方面满足现有学习者的需要, 同时也要把握潜在学习者的需求, 通过有效的课程营销, 吸引更多的人开始学习中文。在这方面, 一些社会培训机构或许可以发挥市场适应性强的特点, 根据目标人群的需求, 推出新的语言教育产品或培训服务。
在汉语对外传播中, 我们可以整合多方的教育资源, 如孔子学院、目标国家大学的中文专业以及中小学的中文课程、社区公共教育、商业教育培训机构等, 有效协调、优势互补, 激发和满足不同类型群体的汉语学习需求。
在这些教育资源中, 值得关注的是教会 (特别是华人教会) 的周日学校。在周日学校开设中文课程的优势在于, 以家庭为单位到教会参加周日活动, 在父母的鼓励和督促下, 并且和众多小伙伴一起, 容易让华人子女有兴趣坚持学习中文;同时, 华人教会也比较容易找到优秀的师资, 比如, 可以与附近高校的中国访问学者建立联系。笔者在加州调研时, 曾访问过一所华人教会的周日学校, 学生年龄从5~14岁不等, 中文水平也参差不齐, 不同年龄、不同水平的学生在同一个班上课, 因为他们只有一位老师, 还是地质学专业的。后来, 随着中国访问学者和中国留学生的加入, 师资短缺的状况得到了改善。
(二) 挖掘文化产品的独特魅力, 由文化吸引力催生语言竞争力
由于对一个国家的文化或者某一种文化产品感兴趣, 从而开始学习这个国家的语言, 在外语学习者中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如中国功夫电影、日本动画片、韩国电视剧等, 是不少青少年学习汉语、日语、韩语的最初动因。因此, 从具体的文化产品入手, 打造好中国的文化名片, 通过独具魅力的文化产品, 吸引目标受众关注中国文化。
由于文化折扣问题的存在, 中国的文化产品在欧美等西方国家的传播不可避免地会面临一些困难。以中国电影为例, 根据笔者对在京外国留学生的调查发现, 中国电影的国际影响力还比较弱, 受众对中国电影的消费期待尚未形成, 究其原因, 中国电影讲故事的能力、推陈出新的能力以及对国外受众的分析能力还有待提升。从另一个角度看, 海外受众因文化折扣产生的刻板印象也是影响其对中国电影的评价的一个重要因素, 如果刻板印象不能得到有效改变, 将使跨文化传播中的认知折扣问题长久存在。因此, 在中国电影的对外传播中, 要通过对受众解码习惯的分析, 相应优化自身的编码方式, 扭转受众的刻板印象, 改变其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同时, 实现影片生产与营销的国际化, 拓展电影海外传播的新媒体平台, 扩大中国电影的影响力。
其他种类的文化产品也是如此, 要做好对自身资源和受众特征的分析, 找到产品和受众之间的对接点, 培养海外受众对中国文化产品的好感和兴趣, 不仅可以减少因文化折扣带来的刻板印象, 而且能够由喜爱文化而产生学习语言的愿望, 从而由文化的吸引力来催生语言的竞争力。
(三) 因地制宜, 形成与当地文化相适应的语言传播方式与策略
我们知道, 不同的国家、地区, 不同的种族、民族, 拥有不同的文化、习俗以及价值观。具体到教育方面, 也会有不同的教育制度、模式和理念。比如, 与本土师资相比, 我们外派的汉语教师虽然在专业素养上要更胜一筹, 但在教学方式、方法上却往往不及对方。根据研究者的调查, 教师的教学风格与方法, 是导致学生外语学习动机减退的重要因素之一。旧金山州立大学孔子学院的美方院长告诉笔者, 他们希望中文教师在赴美之前能够掌握美国课堂管理、教学以及组织课外活动的方法和要求, 缩短到美之后的适应时间。除此之外, 做好跨文化传播方面的知识准备, 也是我们在进行汉语国际传播中需要重视的问题。特别是在一些移民国家, 如美国, 汉语教师在课堂上可能要面对不同肤色、种族的学生, 掌握跨文化传播的基本理论和技巧, 才能在与不同族裔学生的交流中更加有效地进行语言的传播。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在互联网技术与应用快速发展的趋势中, 互联互通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这一特征激发了人们相互沟通、相互了解的愿望, 也增加了语言学习的需求。在这个时代, 只有不断建设好自身的语言与文化, 才能避免迷失在全球化的巨浪漩涡中。因此, 我们从国家政策层面到具体教学、研究层面, 围绕如何做好语言文化建设这一课题, 需要以开放的态度, 既要制定中长期的战略, 又要因时、因地制宜, 制定出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区域、每一所学校以及每一门课程的策略, 使每一步都能够走得扎实, 在良性互动中实现中国语言与文化的同步、有效传播。
文化传播学 篇2
一、音乐文化文献概述
音乐作为一种文化，黑格尔曾经说“通过音乐来打动的就是最深刻的主体内心生活；音乐是心情的艺术，它直接针对着心情。”它通过音高、曲调、节奏、和声等来表达思想情绪。“音乐是说话甚至是语言的一种，借助这种语言表现各种不同的内心感情，说得更正确些是表现内心的各种不同的激情。”
传播是一种行为，一种过程，包含信息与流动两个要素。可以把传播理解成一种信息流动的过程。“传播是人类传受信息的行为或过程。”它包括四种基本模式：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傳播、大众传播。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信息传播是人的社会交往、社会互动和社会现象产生的重要前提，更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基础。一切人类活动都与传播有关。
二、传播学视野下音乐文化发展阶段
从音乐这种艺术形式诞生以来，传播就始终伴随其左右。如上所述，音乐要从作品形态被人欣赏、发挥社会功能就必然要存在传播行为。音乐作为人类精神文化领域中的一个部分，其传播方式及其传媒技术与人类的所有信息传播同步发展。社会生活中任何音乐现象都离不开音乐传播。而音乐传播历史则经历了自然传播与技术媒介传播两个阶段。
在历史上，由于受到科技发展的限制，音乐作为一门纯听觉的艺术，作品产生后的传播依靠的是很原始的方式，严重的受着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人们要想欣赏各种音乐作品，必须亲临演出（演奏）现场聆听，整个音乐作品的传播过程始终局限在少数的作品创作者、表演者及极少数的欣赏者之间。整个过程中除了音乐产生的声波靠空气传播外并没有其它媒体的介入。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乐谱、磁带、唱片、广播、电视乃至网络相继诞生。作为随着科技发展而出现的新的媒介，它们对音乐的传播和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古老的音乐文化在传承方面“要么以口口相传的方式代代相承，要么以乐谱的形式流传。”为了能使音乐作品更好的被记录与流传，前人们不断研究，终于有了新的记录形式——乐谱。
唱片传播模式的兴起，意味着音乐传播进入了音响记录的传播时代。它的出现使得音乐作品得以直接以音响的模式被传播，从而有效的保证了作品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欣赏音乐可以不再受到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限制，甚至可以在家中坐在舒适的客厅沙发里，只需要将一张记录了音乐信息的碟片放进播放机里，通过播放机的解码还原就可以从音响中欣赏到大洋彼岸举行的.精彩的新年音乐会。但这种传播模式也有着固有的缺陷，比如没有足够的时效性，传播欣赏较为不便、价格较为昂贵等。所以，音乐传播模式的发展并没有到此止步。
新中国成立后大力发展广播事业，随着广播技术的快速发展，通过同频覆盖、有线网、卫星网等方式，广播节目的信号越来越好，覆盖面越来越大。这无疑为音乐作品的传播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这种新的音乐传播模式的出现，使得音乐传播得以进入无线电传播时代。从电视符号语言系统来看，音乐是一种长于抒情、具有丰富艺术表现力的信息符码。因为电视自身的特点和音乐的特点相结合而产生了很多新的音乐形式，比如广告音乐、片头音乐、MTV、电视剧音乐、动画片音乐等等。
进入到新世纪以来，新的信息传播技术仍在不断发展。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使用媒体已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日常行为，它毫无计划性的占据着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许多时间。随着科技和“媒体工业”的发展，无论我们身处何方，身边都会存在着各种强有力的媒体。这些新的特性无疑拉近了人们与音乐的距离，不仅使人们更快、更多地获得了对音乐需求的满足，也使音乐开始以更加主动、更加自由的方式传播。网络传播模式的出现也使得过去只能在一定范围内传播的音乐得以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传播。
三、展望与思考
作为传统音乐文化传承原动力的音乐传播活动，都是乐音音响符号所负载的音乐艺术意图、音乐思想等音乐信息为人们所分享或共享的过程；是音乐现象得以存在、音乐作品得以实现其功能的人的一种社会行为。在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过程当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音乐传播媒介也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原始形态到现代多媒体综合形态的历史发展过程。事实上，历史发展中这种传播媒介的产生和发展，对人类社会的传播活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且，这种基于生产技术革命基础上的传播媒介的发展，不但有力地推动了社会政治、经济、科技的深刻变革，也使得社会文化的传承的传播表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
总之，音乐传播作为以音乐信息为传播对象的传播行为，不仅更好的为我们记录了历史上每个时期的优秀音乐现象，且这种传播媒介的每次技术革命除了能更完善地记录音乐现象之外，还能以一种反向的方式带动音乐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新的音乐艺术形式。
参考文献：
[1]洛秦.音乐中的文化与文化中的音乐[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
文化传播学 篇3
【关键词】 台湾；改编剧作；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J80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对传统“雅”艺术进行改编成为一种潮流，一系列传统剧作被改编后再度推广，如白先勇在原作基础上改编的青春版《牡丹亭》，“表演工作坊”集体创作的舞台剧《暗恋桃花源》。其创始人赖声川在距首演20周年之时，第五次对此剧进行了再创作。经过改编和重新演绎的作品在大陆上演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掀起了观看热潮。
一、代表文本分析
1.《牡丹亭》之表现手段的革新
与传统戏剧依赖唱念坐打、坚持含蓄美学的艺术传统相比，“青春版”《牡丹亭》吸收了部分现代舞台剧的表现手段，舞美、服装、道具、声效极尽精美，在有所突破的同时，创作者尽量保存原著的意旨内涵。这为较少有机会接触到传统剧目的年轻人在心理接近性上起到了一定的缓冲作用。
旧时昆曲一唱就数小时，辞藻华美温婉，服装长袍大褂，有着回避演员形体特征的审美情趣，保持它的一成不变是不太符合当代人观赏心理的。在青春版《牡丹亭》中，创作者选用秀丽、俊朗的年轻演员，在尽量不改变汤显祖原著精华的前提下，将新版本提炼得更加精简和富有趣味。其脉络清晰流畅，故事丰满起伏，与青年人的欣赏习惯达成契合，用一种现代的方式全新演绎了这个经典的爱情故事。对女演员配以收腰白披，绣以蝴蝶点缀全身，既突显了女子娇好的身段，灵动的蝴蝶随曼妙的舞姿起伏，又成为梦境的最好注释。传统的唱腔，配合新时代的审美情趣，使得保留了经典本身的创作不失情感底蕴。
青春版不是声光电的种种堆砌，也不是只展示演员身段唱词的舞台格套，更不是摆脱了原著意蕴的误读错解，而是用现代人的眼光、现代人的表达形式、体味、挖掘传统的魅力，并使之与当代时尚恰当结合的典型。[1]
2.《暗恋桃花源》之艺术语言的再加工
话剧《暗恋桃花源》于1986年在台湾首次公演，取得巨大成功。1992年赖声川又将剧本改编为电影获得了诸多国际奖项。就话剧版本来说，经历了五次创作演绎的《暗恋桃花源》，由于时代的变迁、演员自身诠释的情感释放，每一次演绎对观众、演员和创作者来说都有着不相同的内涵体验。这也是创作者一次又一次将该剧搬上舞台的内部动因之所在。时隔首演20年，在大陆上演的《暗恋桃花源》，拥有全新的演员阵容和演出空间，加之观赏者的背景差异，使得整个剧作显示出了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气质。
在台湾演出的第四版《暗恋桃花源》，赖声川参考了台湾歌仔戏的形式，其中老陶进入桃花源是吊着钢丝进去的，这是因为这个剧在台湾有基础，在大陆演出时候，不必玩什么花样，呈现给观众一个原汁原味的《暗恋桃花源》就好。[2]
在艺术语言的再加工上，演员针对导演的想法来进行无剧本排练，名字、形式等可能都是最后才确定。此剧创作的年代距今已比较远，所叙述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对于年轻观众显得较为陌生。因而，在大陆上演的此剧选择了较为开放和兼容并包的姿态。在排练过程中，很多源于生活的、很市井的语录被加入剧本。除此之外，在不同城市演出时，适当加入的地方方言与当地观众拉近了距离，把本来束之高阁的剧场文化一下子落回生活本身。如在温州演出的《暗恋桃花源》，加入了的越剧元素；在重庆演出的时候，演员使用了重庆方言，并在不影响剧情的前提下替换使用了重庆本地的地名作为台词，引起观众的共鸣。
二、传播效果的可能性分析
1.回归的文化符号所带来的差异化效果
对于有着一定媒介素养和知识体系，却又接收了太多文化快餐的人们来说，对传统文化的内在需求是客观存在的。尤其是当传统文化资源总量相对不足，文化精品的数量有限，甚至有一定信息亏欠的时候，一部承载了较为丰富传统与现代文化符号的剧作必然会引起广泛关注。观众希望从中获得别样的文化内涵和生命体验。
“使用与满足”理论将受众放到传播过程的中心地位，把受众接触媒介的活动看作是基于特定的需求动机来“使用”媒介，从而达到“满足”的过程。因此，受众主动性的选择，对剧场文化自觉自发的体验行为，是吸引部分观众的原始动力所在。
“剧场不光是一个沉重的身体场所，也是一个真实的聚会场所。在这里，审美建构与真实的日常生活独特地交织在一起。与一切物体艺术与媒体传播艺术不同，剧场内不光发生艺术行为本身（游戏），也发生接受行为（看戏），两种行为都是发生在此时此地的真实活动，符号、信息的发射与接收是同时发生的。”[3]
如果按照麦克卢汉对媒介“冷”“热”的划分，剧场艺术由于填充了舞台、道具、灯光、布景、服装等元素，引领观众进入情景空间，因而不需要动用太多的主观想象力，即可较为容易地成为这个剧的一部分，因而我们把它暂归为“热”媒介。然而在另一方面，除却必要的场景提示和装饰性语言，舞台艺术的布景在很多时候具备抽象的语意表达，即含有隐喻指向，因此又要求观众在欣赏时动用智性思考去进一步体会和感悟。舞台布景的双重性也是剧场艺术充满魅力之所在因素之一。
2.准确的市场定位和受众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连续十余年GDP超过7%的高速增长，人均收入超过1000美元；而再过十年，中国将有1/3的人口年收入在3万元以上。目前，每年将增加1200万的城市人口，2012年受教育人口将翻一番。[4]186由此看来，人们对于文化产品的需求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会进一步增加。随着资讯时代的到来，个人与大众社会的关系需要媒介这个中介来加以定位。人口的流动、社会阶级的分层、个体的喜好差异等诸多因素使得受众更加细分，这就要求媒介所提供的内容也要有所调整，以适应大众的欣赏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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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部剧作的主创人员将演出地点选在了北京、上海、南京、西安、重庆等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大中型城市。其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状况、城市固有的文化内涵、市民的知识结构和媒介素养等诸多因素都是经过前期考量和调研的，而这些因素也恰恰为剧作的成功上演打下了基础。
在目标观众的定位上，青年人被锁定为主要的观看群体。被誉为“昆曲义工”的白先勇说：“昆曲要打年轻牌，演员要年轻化，观众也要年轻化，大学生是最重要的观众。用年轻演员吸引年轻人，做一出为年轻观众度身制作的戏。”[5]借助互联网、博客等现代媒介的前期宣传，观众已较为明确地定位为白领、高校学生、文艺青年和其他有较高文化层次和一定经济能力的年轻群体。在具体的演出地点上，除了剧院形式，还多次走进高校，掀起了多次“一票难求”的观看盛况。在票价上，80元至1280元较大差距的价位设置，也充分考虑到了收入较低而又想进到剧场观看演出的观众的需求。而事实证明，80元左右的低端票总是率先被抢购一空，而其购买者以学生居多。
观众群体和地缘环境的有机结合、票价的分层及人性化定位，为营造良好的媒介生态，产生积极的传播效果，为剧作进一步向其他地区推广打下了基础。而利用现代媒介传播范围广、速度快的特性又使得演出讯息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了最为有效和最为广泛的传播效果。
3.现代与传统的超越与复归
文化传播促成了多元文化的生成与发展，对多元文化的承载度和包容度同时也检验着一个地区的文化底蕴。“精致艺术”与“大众文化”在发展进程中都享有其独立空间和受众群，艺术创作不再拘泥于固定的模式，观众与之惯有欣赏的艺术形态也不再绝对的对应。青春版《牡丹亭》与表演工作坊《暗恋桃花源》、《宝岛一村》等演出的走红，有它所适应的新的传播环境和土壤。当戏剧在新的民间语境中以新的理念、新的方式进行传播的时候，人们所获得的感受也是截然不同的。这种不同不仅体现在对传播媒介、传播内容的感受上，更体现在对现代气息、对传统艺术新的生命力的感受上。创作与再创作、保留与继承并行不悖，现代与传统的超越与复归就必然达到和谐的统一。
三、为什么来自台湾？
1.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由于历史、人文和社会环境等诸多原因，台湾较好地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底蕴。无论是电影、舞蹈、文学或是其他文化形态，台湾文艺工作者所创作的作品长久以来保留了较为纯正的人文内涵，而并非一味向商业倾斜。较为开放和包容的人文环境，以及演出市场的成熟和受众审美品位的长期培养，使得台湾的文艺工作者具备了一个较为纯粹的创作状态，而不必过多担心市场、观众口味等外因。
与此同时，台湾的创作者善于向西方和亚洲其他国家学习取经，使得沉淀下来的传统文化并不显得保守。有着传统文化的积淀做底衬，他们可以更加清醒和自信地引入西方元素。在内容和形式的运用上更为自如和灵活。对一悲一戏两部戏剧放在同一个舞台上交替进行的创作可谓“实验”了，但其实这个构思是来源于赖声川在美国求学的过程中，对希腊“悲”剧和日本“能”剧这两种传统剧的体悟，即“悲剧与喜剧似乎不是反义词，而是一个演出中必备的两种面貌。悲和喜这两种被认为是相反的请局，居然推到极致会变成一种类似的感受。”[6]这种独特的表现形式影响了不但普通观众、一些专业人士也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惊诧。
在台湾，很多创作者还自发承担起了推广东方传统文化的使命，如李安、谭盾、马友友、赖声川、林怀民等。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发展并行不悖，台湾的文艺作品也就既保留了雅文化的艺术品位，又在吸收现代元素上下足功夫，使得作品典雅不失灵动、兼收却不媚俗。
2.对创作者本身的好奇和关注
由于一些现实因素，人们对台湾的认知多半来源于媒体以及其他的间接方式。对当代台湾文化产品的创作较为好奇。赖声川的“创意工作坊”所创作的一系列作品如《那一夜，我们说相声》等通过网络或光盘销售等途径来到大陆后，即刻吸引了不少的观众，观看者被其用传统相声的技艺说现代事的新奇样式和其中所蕴涵的思想所打动。于是很自然地对创作者接下来的作品充满好奇和寄予希望。
作家白先勇早在多年前便以其作品中的“寻根”意象在大陆有着广泛的知名度。他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和对传统文化不遗余力的推广经媒体报道后更是为他引来了广泛的声誉。
坚持创作和创新的台湾艺术家还有很多，比如龙门舞集的创始人林怀民、电影导演侯孝贤、蔡明亮等等。创作者本身的知名度和个人影响力为新作的推广还是有着潜在的号召力，大众对其先前工作的认可便是持续地支持其当下的事业。
3.回归细节、挖掘人性真善美
台湾戏剧在题材和戏剧语言两方面，有着自成体系的建构。无论是传统剧目改编的《暗恋桃花源》，还是铺陈与大的历史背景下的《宝岛一村》，以赖声川为代表的台湾戏剧工作者在剧本的选择和创意上，摒弃了大而无当的宣传式说教，也将为搞笑而搞笑的“泛低俗”创作搁置一边，而是意在讲故事，讲好故事，讲让人笑中带泪、回味无穷的故事。台湾的艺术创作者有着极其鲜明的台湾特色，什么都敢说，什么都可以说，从以传统文化为蓝本改编的青春版《牡丹亭》，到千秋家国梦的《宝岛一村》，再到反映现代电视产业现状的《疯狂电视台》，取材之广、创意之锐，值得大陆的艺术工作者进行一番思索。在戏剧语言上，从普通人的真实情感入手，说寻常话，谈寻常情，将细微之感动放大。这种对于人性和故事的处理手法对于现代的观众往往更有直指人心的效果，使他们在享受故事趣味的同时，对其进行深入的思索。
表情包文化的传播学分析 篇4
1 表情包性质分析
1.1 基于社会心理学视角
表情包文化作为一种非言语文化系统在人际沟通中的应用, 近年来在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网络平台上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流行趋势, 针对表情包的性质定位, 笔者认为可以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出发进行探讨。社会心理学中的人际沟通从形式上被分为言语沟通与非言语沟通两类, 前者以语言为依托, 后者则以不同于言语的动作、姿势、言语的细微变化、穿着打扮以及装饰品为表现的凭借。1就沟通动机而言, 表情包可以承担起传播信息与表达情感的双重诉求, 但是就表达形式上来说, 表情包更倾向于作为非言语沟通的产物而存在, 虽然在当下网络的诸多表情包中有搭配图片或动图出现的文字说明, 但是相较于相伴有语音存在的传统言语沟通, 这种形式更多被划分在非言语传播的行列。简单来说, 语音的发出与屏蔽是目前判定表情包是否作为非言语沟通形式存在的标准。表情包在某种程度上只能实现一种非正式的、模糊的表情达意, 然而正是这样一种有别于精确的表达方式, 迎合了人们在进行社会交往时产生的沟通诉求。
1.2 基于符号学视角
同语言符号一样, 表情包作为无声的类语言, 也是以符号的形式存在于传播环境中的。从索绪尔的二分法理论来看, 图片、动图、配文是表情包的能指, 表情包所承载的情绪表达与信息内涵是其所指, 例如:在经典的小黄脸表情包中, “大哭”图片是能指, 对应“悲伤情绪”的所指, “憨笑”图片也是能指, 对应“开心情绪”的所指。但是与语言符号一样, 表情包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并非存在固定的逻辑关系, 这与符号的任意性有关, 比如“小黄脸”中的第一个表情“微笑”, 在所指上原本指向“愉快情绪”, 但是随着语义的演变, 在目前的许多对话中“微笑”表情存在着“敷衍”对方意欲终止对话的意味, 在符号任意性的基础下, 表情包有了自身演变和发展的空间。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德认为, 符号是人们参与社会互动的重要影响因素, 人们借助符号去表达自己, 同时也通过符号去理解他人或者评估他人对自己的理解。2在网络平台尤其是社交媒体中, 人们在使用表情包进行交流时的镜像有两种, 一种是“他物镜像”, 另一种是“自我镜像”。3“自我镜像”是指人们通过发送表情包去对自己进行一种符号化的展示, 可能尽管在生活中, 他们与聊天者彼此认识, 但还是会选择用一种符号化的形式对自我形象进行一种二次建构, 这不仅仅是因为对话平台发生了转变, 也和自我镜像机制发挥作用有关。表情包在这里的性质, 就是用符号互动与镜像搭建的媒介来进行定位的。
2 表情包的特征分析
2.1 多模态特征
这种多模态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形式与种类两个方面。从话语分析的角度来看, 表情包属于一种极为灵活的话语形式, 它可以是以文本、图像、动图等单一方式表现出来的元素, 也可以是将上述资源集约整合之后所形成的化合物, 这是表情包的多样性在其自身表现形式上的体现。这种多模态的存在形式使人们在使用表情包进行交流互动时, 减少了以往文本交流的单向性局限, 增强了言语的表意性, 使沟通过程变得趣味化。除了表现形式的多元, 随着近年来制图技术与用户参与制作意识的提升, 表情包的种类实现了大幅度的扩增, 尤其是随着上网群体身份差异的明显化, 表情包的生产制作呈现出了鲜明的供需关系。发展到现在, 人们可以自己通过简单易操作的制图软件进行表情包的自主设计和制作, 将自己或者熟人的照片设计成风格各异的表情包, 喜好倾向与技术优化成为了推动表情包种类多元的重要因素。
2.2 高语境的视觉修辞
相对于文字而言, 表情包的表意灵活但模糊, 就像上文所提到的, 不似文本那样可以得到精确的编码和检索, 但相比之下, 表情包是一种高语境下的视觉修辞。虽然表情包在表意的追踪上不能像文字一样精准有力, 但是在承载的信息量上并不亚于传统意义上的文本, 用麦克卢汉的话来讲, 表情包在一定含义上属于热媒介的范畴。在2015年9月3日国庆阅兵的当天, 我国台湾女星范玮琪因在微博上发布了一组爱子的照片而引来网友的攻击, 声讨其不爱国, 在范玮琪后续的微博回应中她配用了一张“史努比”的表情图片, 看似与事件毫不相干, 但是有网友称“史努比”的英文单词是“snoopy”在英语中有“多管闲事的人”的含义, 疑似对网友进行反击, 但是并没有文本那样明确的证据, 这种高语境的符号在传达上具有较大的安全感, 是一种极具延伸力的视觉修辞。
2.3 网络亚文化特征显著
作为一种边缘化的网络文化, 表情包与主流的文化价值走向无法精密吻合, 但却同当下的网络话题结合甚密, 并且成为了网民用来展示个性, 表达情绪的出口。在网络表情包中不乏个性突出、调侃批判意味强的典型代表, 比如:暴走漫画的系列表情包, 采用原创漫画中搞怪、夸张的表情图案作为创作素材, 并配备表情包说明“从此节操是路人”, 用来体现产品无厘头、搞笑的特性。同宏观意义上的网络亚文化一样, 表情包凭借其强大的渗透力对网民, 尤其是青少年网民的行为与意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方面这样的亚文化产物对青少年接受主流价值观的教育提出了挑战, 但另一方面, 作为一种承载力极强的表达方式, 表情包不失为一种合理的情绪缓冲带。
3 表情包文化盛行的原因
3.1 视觉中心主义的驱动力
在人们所接受的全部信息当中, 视觉信息处于绝对优势地位, 占比高达83%, 而来自于听觉、嗅觉、触觉与味觉的信息只占获取信息总量的17%。4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曾经预言的“世界图像时代”, 在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得到了印证, 人们所经历的生活越来越视觉化、图像化, 随着视觉中心主义的强化, 作为视觉动物的人们遵循自身习惯去开创或完善更多适应性较强的信息获取方式, 例如:摄影摄像技术的精进、网络直播的兴盛、VR技术的走红以及网络表情包的广泛应用等。现在的许多社交软件中都开发了语音与应用表情包的功能, 绕开具体的信息量, 就获取信息的便利性上来看, 表情包的使用效果的确相较于语音更直观、更便捷, 比如:获取一条10秒钟的语音信息需耗时10秒, 但是一条表情信息在网络连通的瞬间就可以到达信息接收者的视域, 并产生相应的解码反应。“可能性与天性的结合促成了现代人类的‘图像化生存’”5, 表情包也依附人们基于视觉中心主义的信息获取习惯赢得了先天性的发展优势。
3.2 社会角色的定位需求
在社会生活及网络生活的参与中, 人们会依据特定的身份、地位及现实环境做出相应的行为定位, 用社会心理学的话来讲, 就叫做角色扮演。角色扮演是社会互动得以进行的基础, 在互动中人们会根据对方扮演的角色来对其行为进行符号感知, 同时也会输出自己的符号以寻求他人对自己的感知。表情包作为一种视觉符号的表达, 它在网络生活中的应用就合理地反映了人们角色扮演的需求, 在同一组表情包中, 不同的表情就可以定位不同的社会角色。人们会根据不同的情境, 不同的情绪调整自己的角色定位, 并且这种调整时刻都在进行, 在社交媒体的聊天框中, 人们输入了一则表情, 定位了一种身份, 同时在对方的表情回复中, 可以看到他人的角色, 同时也能获取他人对自己角色的评价。从这个角度来看, 表情包的繁荣发展, 在于准确满足了一种社交领域的供需。
3.3“技术先行”的推动
20世纪60年代, 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有关于“媒介即讯息”的论述一经发表便引起哗然, 但随着信息时代的向前发展, 事实的确证明真正起到信息本质作用的并非是人们所传播的真实可见的内容, 而是在此过程中起到了承载内容之用的传播工具——媒介。报纸内容之所以可以作为信息被受众接受, 根本原因在于报纸这个媒介的存在, “技术先行”实则是为“内容创作”鸣锣开道。以1982年的微笑字符为起点, 表情包发展至今已经有了30多年的历程, 在此过程中, 表情包不仅在数量、种类上发生裂变式增长, 在表现效果上也实现了精致化、多元性的进步, 这一点就有赖于后台制作技术的提升。图片后期软件、视频剪辑软件的升级换代使官方制作的表情包愈发呈现出精良、生动、共鸣性强的特征, 除此之外, 一些平民化表情包制作软件与网站的开发和应用, 如美图秀秀、斗图神器、Photoshop等, 使用户在自创表情包的过程中更加方便易行。表情包制作技术的提升为表情包的设计带来了更多的灵感, 正如著名电影理论家巴拉兹·贝拉所说:“艺术工具先于灵感而出现”6, “技术先行”为人们带来了内容的变革, 表情包的发展演变也被归纳在这一行列。
4 结语
表情包是人们对于非言语沟通的一种选择, 通过多模态话语形式与视觉修辞的表现手法在社会沟通中发挥了重要的表意作用。表情包并非是一种单纯依托技术的发展而存在于社会传播领域中的交流工具, 它的产生与发展同人们的社会身份、情感定位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因此, 如何透过表情包的使用现象去观察使用者的社会心理, 形成观测舆论、分析舆论的机制, 同样是具备极大研究价值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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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播学 篇5
【本讲重点】
企业家是企业文化建设的第一倡导者
海尔企业文化的传播方式和传播机构
海尔企业文化战略的三个系统
企业家是企业文化建设的第一倡导者
1．企业家是企业经营活动中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管理名言】
海尔文化是一项系统工程，是海尔的无形资产，是具有海尔特色的意识形态。
———张瑞敏
张瑞敏总裁称自己是海尔的首席文化官，企业中拥有首席文化官的海尔是第一。张总裁在很多地方曾经说过我是一个设计者，我是一个牧师，设计是设计文化，牧师是传播文化。所以企业文化的创建，领导者的重要职责就是传播文化、诠释文化和创新文化，那么领导者传播文化的方式和途径有哪些呢？除在大会上不断讲企业的文化，企业的精神，还要通过讲故事等方式，反复地与员工沟通。
【案例】
在1985年，海尔就提出以质量创品牌的战略。每天白天员工在工作，领导也在工作；每到晚上张总裁总要和员工在一起反复地讲质量，那时有很多员工都不认同，说你要我们生产出来的冰箱和德国的冰箱是同样的质量，那可能吗？人家吃的是什么，我们吃的是什么？人家有多少年的建厂经历，我们才有多少年的建厂经历？张瑞敏反复地讲，质量好了我们的产品可以走向市场，可以扩大销量，可以拿更多的奖金。就是用这样的方式，领导在和员工反复地沟通下，企业的文化就一点一点地融入到员工的心中。
2．企业家了解企业的目标及企业的根本使命，同时能将企业的目标与员工个人的 目标结合起来
在海尔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发展过程，企业的领导极大地满足员工的个人目标，并且把员工个人目标和组织的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这样的一种结合下，员工认同企业的目标，并且伴随着企业的成长，使得企业产生巨大的凝聚力。
【案例】
1984年12月26日，张瑞敏刚刚接过海尔之后，很快就过春节了。当时张瑞敏就有一个想法，企业已经有好几个月没发工资了，更不要说拿奖金。张总裁要给员工发奖金，拿什么去发呢？于是他就到效益比较好的生产大队去借钱。员工说厂长为了我们过年都借钱，我们一定要给他好好干，在1986年企业刚刚有了一点点利润，张总裁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给自己买轿车，而是给职工买了一辆非常好的大轿车作为上班的班车，海尔第一次有了职工的班车，职工们非常的高兴。到了1986年海尔第一次买了自己的14套住房，每一个员工都在看着这些住房是分给领导还是分给工人。最后这14套住房全部分给了一线的工人。
另外海尔还及时地办起了职工之家，职工食堂，所有的员工都可以享受到免费的中餐。另外海尔还有严格的动态晋升制度，用工制度，使得在海尔工作的员工都会有很大一个发展空间，同时还设定多种奖项，用它去激励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海尔文化就是在这样的方式下建设起来。
从张瑞敏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企业真正的领导人应从思想上把文化的建设看成是第一位的，他充当的应该是企业文化的传播者。当企业文化的力度很强的时候，企业的生产力就会很强，企业就会产生很强的竞争力，这种文化就成为企业的一种有力武器。企业文化甚至可以大于企业的经营理念，企业的组织构架，在美国，在日本最优秀的企业总经理，总是不
惜时间，不惜费力的去大力塑造、创造，并且维护自己的企业文化。
海尔企业文化的传播方式和传播机构
1．建立海尔文化中心
海尔有一个从建厂初期就成立的海尔文化中心，海尔的文化中心一直伴随着企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为海尔的对外扩张，为海尔的快速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还被称为海尔文化的先行者。就在海尔的几次兼并过程中，海尔文化中心总是首先派出人，与被兼并的企业沟通海尔的文化，海尔的理念。
2．《海尔人报》、《市场快报》、《海尔新闻》是海尔文化中心创办的报纸，是集团的喉舌
海尔有这样几种报纸，一是《海尔人报》，二是《市场快报》，三是《海尔新闻报》。这些报纸是由海尔文化中心创办的，是海尔集团的喉舌，主要负责将海尔的文化理念、管理思想、价值观，过报纸的形式注入到整个组织中，它主要通过表扬、批评和大讨论的方式，把一些文化理念传播到所有的员工心中。
例如在《海尔人报》里就有一条批评的栏目。如果在一个阶段内，海尔报上没有批评，只有表扬的话，那么下一期的报纸上要批评的人就变成海尔文化中心，《海尔人报》的负责人。
3．创办海尔大学
海尔还成立海尔大学，各级管理干部，各级管理人员都要定期的到海尔大学去上学。在海尔大学读书，不仅仅是学知识，更多的是去感受海尔的文化，海尔的经营理念。
4．海尔的文化和理念还通过各种生动活泼的方式轻松地走进每个海尔员工的心中 海尔文化的传播还有一些非常独特的方式，一些生动活泼的方式，海尔的文化和理念轻轻松松地走进了每一名海尔员工的心中。例如：
◆海尔厂内环境的布置，车间内，厂房内到处都是海尔精神文化理念的标语，用大幅的彩色画片贴在厂房内。像这样的一些口号：“我是海尔，我微笑”，这幅标语就预示着海尔人的一种精神，我是海尔人，我要微笑，我对客户、对同伴、对领导、对下属都要微笑，把一种欢乐带到了海尔人中。
◆海尔员工的工作服上都画着一张小小的笑脸，那么这种笑脸也预示着海尔的一种文化：团结、进取，所有的人因为那愉快的笑脸往往有一种好心情，好心情是在好的制度下产生的。
◆海尔还有文化手册，人手一本，这里面记载着海尔的理念、精神、价值观、奖罚标准，每一位海尔人都把它带在身上，随时可以去学习，了解自己的文化。
◆海尔还有一种漫画，在海尔的事业部、车间、厂房的出口，都可以看到大幅的宣传栏，这些宣传栏由一幅一幅的漫画构成，漫画顶上写着来自海尔的画和话，每一位海尔的员工都可以把自己理解的海尔文化、管理模式和海尔的先进事迹，利用漫画的形式把它画出来，展示出来。在海尔走向全球之后，很多外企的海尔员工都接受了这一条，把他们自己对海尔的理解，用他们的话，用他们的漫画，挂在海尔的漫画栏里。
◆海尔有一片合欢林，是在海尔大楼的东侧，这样一片由青草、小树林和小水渠构成的小林子，这片小林子在海尔的高楼上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刚好构成一幅世界地图。每当海尔在和国内外的大企业合作，并且在当地建厂，回来以后都会在这一片林子尽头，再重新栽上一棵树，表明着海尔又走出去了一步。
【自检】
举出几个你的企业在文化传播方式、系统方面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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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企业文化战略的三个系统
以成就感；给人以希望，给人以目标，同时能够调动人的积极性；给人以公平感。海尔的文化战略体系有三个系统：
1．企业内部系统
用海尔的核心价值观，海尔的经营理念最大限度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用企业的目标将员工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使得所有的海尔人都有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利益共同关系。达到利益和目标行动一致，这是海尔文化能够深植于海尔人心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2．企业外部系统
用海尔的经营观、服务观、质量观来最大限度地满足客户的需求，不断地扩大市场的份额，使企业能够快速发展。对于外部市场的服务，在海尔每一名员工都是认同的。
【案例】
有一次在青岛有一位老太太，买了一台海尔空调，买回之后，海尔的员工帮他去安装好。第二天，这名员工刚一上班，老太太就打来一个电话说，我这个空调有点问题。海尔的维修工立刻就赶到老太太家，一看没问题，就跟老太太说，您的空调没有问题。
第二天，这名员工上班的时候，老太太又打来电话说，我的空调有点问题。这名员工又去看了，空调还是没有问题。这是为什么呢？这是老年人对于空调这个大件不十分放心。到了第三天，刚一上班老太太又打来电话，说我这个空调有点问题，员工又赶去了，告诉老太太空调没有问题。到了第四天这名员工刚一上班，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老太太打电话，问空调有问题吗？老太太说，我的空调可能没问题。第五天这名员工一上班，又给老太太打电话，问您的空调有没有问题？老太太说我的空调没有问题。第六天这名员工刚打这个电话的时候，老太太只说了一句话，我的空调没问题，以后你不用再打电话了。
这就是海尔的员工，对于企业外部的所有客户，都做到以客户的满意为其经营标准。
3．企业的快速反映系统
随着外部市场的变化，随时随地地调整企业内部的组织构架，保证企业对外部的市场能够快速反应，是企业的重要的工作之一。所以海尔的企业文化，就是通过一系列的海尔的传播机构和传播手段，并且经过十七年的积累，慢慢地已经根植于每个员工的心中。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海尔的员工就会不假思索的、自然而然按照海尔的标准去做，使得客户满意。
【案例】
在海尔的文化中心，有一次招待所来了位客人，这位客人走路的时候脚有一点跛，员工就上前问，你的脚怎么了？他说我的脚有脚气。在这位客户晚上回到招待所的时候，发现他的桌子上有一瓶脚气药，同时还有一盆热水放在那里。客户感受非常深刻地说，我知道海尔为什么有今天，海尔为什么可以做这么大，原因就是海尔的每一位员工，都把海尔的标准牢牢地记在心中，成为海尔人，成为他自己的一种行动标准。
在海尔所有的人，认同海尔的标准有两点，第一要最大化的满足客户的需求，第二要最大化的满足员工的需求。
通用电器是一个百年的大企业，名列全球五百强前茅。在1981年，由于它整个的销售额下降，使它在1981年的时候已经比同期的很多日本公司的增长率都低。1981年韦尔奇总裁接手之后，短短的十几年的时间，使得ＧＥ公司增长25倍，2000年被评为全美增长速度最快的公司。韦尔奇接手ＧＥ公司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文化入手，改革文化，并且同
时创建了一整套的文化管理模式，同时还提出了一套理念，就是要变革，要认清市场，要认清自我，要认清客户，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改变企业的命运，才能够掌握这个企业的命运，才能够营造一个适合市场团结的领导班子。
韦尔奇在创建文化，改革企业结构的同时，更多的给了员工责任和权利。对于文化改革的成功，使得ＧＥ成为美国企业界的一个奇迹。
【自检】
美国哈佛商学院提出下面几个问题，通过这几个问题可以测评出企业文化的力量指数。每个问题的分
你就应该加强企业文化的建设和传播。
【总结】
我们纵观全球的成功企业，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没有一家没有企业文化的企业可以成为一家长寿企业，也就是所有长寿的企业都一定要有优秀的企业文化，没有企业文化的企业迟早会被淘汰。海尔十七年的发展与成功，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创造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企业文化，海尔的每一步都是在创造企业文化的指导下进行的，并且每一步企业文化都获得了全体员工的认同，同时化作了员工自觉地行动和共识。
企业的发展必须要有企业文化，所有成功的企业都强调企业文化，特别是百年企业，他们可能产品在改变，设备在改变，企业的组织构架也在改变，但是唯有一条不变，就是企业的文化。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是企业最终能够走向成功的至关重要的原因。
【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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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志传播科普文化 篇6
临海市的科普创作在国内颇有知名度。
2010年3月26日,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批准浙江临海建立“中国科普创作实验基地”,并于5月21日在临海市举行授牌仪式。
这是全国第一个科普创作实验基地。
薪火传承科普业
走进作家艺术沙龙,迎面而来的是一位帅气十足、身材魁梧的“标准国男”,脸庞清秀,目光炯炯。有人戏称他“是个怪人,性格倔强,为人七分痴三分狂,且嗜酒如命”。他曾在省队打过篮球,也做过工人当过教师,后来还在国企担任过老总,虽然整日以书为伴,烟酒不断,办事却一点也不含糊。他就是浙江省科普作家协会理事、临海市科普作家协会主席——章伟林。
今年已五十开外的章伟林,出生于书香门第,祖上系教育世家。母亲齐和韵是清乾隆皇帝的老师(太子太傅)齐召南的后裔,她在省立女子师范求学时就展现出自己非凡的才华,能诗善文,其代表作有长诗《梦游雁荡山》等;父亲章建中为生意人,却也是饱学之士后代,他博古通今,书法很大器,有点颜筋柳骨,造诣颇深。伟林兄弟姐妹五人,且个个喜欢舞笔弄墨:老大是作家,其子章轲从事小说和影视文学创作,著作颇丰。二姐是中学教师。老三是土建工程师,年轻时也发表过许多诗歌,老四是服装设计师,能医能文。
而章伟林本人,用他的话来说是“最不成器的一个”,但也有几分灵气,对文学很爱好,且勤奋用功,读初中时就在省报省刊上发表习作。1983年加入科普作协。受母亲的影响,以写诗为主,科普创作是他的副业。他的哲理诗、爱情诗、科学诗在诗界有一定的影响。
他原任市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是科普宿将李谨华的左右臂。他十分敬佩李谨华的为人和对科学文化事业的执著。章伟林认为,没有李谨华就没有临海科普作协。是李谨华团结当地名人雅士,在省内率先成立了县级科普创作协会,并发挥团队精神,从一个小县辐射全国,名声渐大。
在改革开放之初,为了使会报《科普文艺》正常办下去,原在台州印刷厂工作的李谨华,提前退休并自筹资金、创办实业,先后办起了养鸡场、绣花被服厂,还投资海南办棒冰厂,结果惟独绣花被服厂有些盈利,从而为这张不起眼的地方小报注入活力,为全国科普作家所津津乐道。叶永烈等名家也常常给这张小报写稿。
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李谨华由于身体的原因,行动不便,在全国科普创作界成了继高士其、郑文光之后第三位“坐轮椅的科普作家”,加上社团重新登记注册、缺少资金等原因,致使临海市科普作协陷入困境几近瘫痪。
其间,章伟林正在国企台州神力营养保健品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还兼任台州市汽车运输总公司环东贸易公司总经理。后在李谨华一再推荐和会员一致要求下,2003年底对科普创作事业深有感情的章伟林,终于临难受命去民政部门重新登记,组建科普作协,并当选理事长,成为新的临海市科普作家协会掌门人。
衣带渐宽终不悔
临海市科普作家协会人才济济,新人辈出。这是一个和谐、特别能写作的团队,硕果累累,其中不少会员的科普作品,都发表在国内及香港各大报刊上。
章伟林告诉笔者,这些成绩的取得,与当地科协领导的开明和支持是分不开的。现任科协主席叶先龙是个精干豁达、肯办实事的领导,他任科协主席后加大对科普作协的支持力度,把科普创作作为科普工作的重头戏来抓。
据市科协领导介绍,今年的“科普工作思路,是以全面贯彻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计划纲要》为重中之重”,他们以科普作家协会为龙头,组织全市科普作家、翻译家、评论家、科普编辑、科技新闻工作者,以及热心科普创作事业的科技界、科普界和企业界人士,大力开展科普创作活动。
作为市科普作协的“掌门人”自然是积极响应。
20多年来,他坚持科普写作,出版个人专著3种,与人合作结集出版7种,科普作品入选各类选本30多种,发表作品2000多篇。特别是近几年,除主编《科普潮》《科普作家报》外,他还兼任《浙江科学文艺》杂志副主编,业余编辑科普报刊和科普资料170余万字。
章伟林称得上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他以文会友,发挥自己的组织才能,把全部的智慧和热情献给了党的科普事业。在他看来,这是一种职责。有成绩是大家的,有困难有问题必然自己承担。如同他的哲理诗《职责》云:“假如是一把伞/就要承担起遮风挡雨的责任。”
有人说,章伟林是个“潇洒的穷光蛋”。
的确,他内退后只有不足千元的生活费,经济拮据,但是为了鼓励会员积极创作,他却不吝啬,自掏腰包,创办会报《科普作家报》,印数2000份,免费分发给全国各地科普作协及科普作家,开展横向交流。
章伟林有着压不垮的身子。
你别看他高高大大,其实身体并不好,患有冠心病、糖尿病、高血压、痛风等症,但他依然为科学文化事业殚精竭虑。更难能可贵的是,在他患冠心病住院期间,还为会员联系出版社,出版个人专著。2008年为举办科普旅游征文活动,章伟林整天奔走于乡镇,有一次甚至双眼发黑,天旋地转,险些昏厥在尤溪镇政府里,然而当他吃了药感觉好点时,又急着为征文活动忙开了。
章伟林是个闲不住的人。
不知疲倦的他,率领理事会班子坚持“树品牌、抓通联、办刊物”,精化会员队伍,组织会员培训,经常邀请叶永烈等省内外名家来临海讲课,为会员充电;加强会员与国内科普界、文学界、书画艺术界的联络及合作,坚持多元化办会,为会员搭建交流平台。
同时,他特别注重培养科普创作的后继人才。
据他的同事们介绍,章伟林善于与青少年交朋友,向他们传播科学思想、科学精神,还经常放弃节假日义务辅导青年写作,培养和挖掘出新一代科普创作人才,他尤其重视中小学生的科普作文辅导,通过面授和电子邮件往来辅导。如原临海外国语学校女生吴若凡,在台州市临场作文比赛中获得第一名,并在科普作协与《台州商报》《侨缘报》等部门联合举办的征文大赛中获奖,年仅14岁就被市科普作协破格发展为会员。
为了拓展视野,扩大活动范围,章伟林便带领会员积极筹办作家艺术沙龙,组织书画展,开展多层次的科学文化交流,以形成立体的“科普创作链”。
会员杜灵凤为章伟林的精神所感动,说服家人将年租5万元、200多平方的房子腾出来,免费为科普作协提供办公和活动场所。2009年8月,章伟林创办了作家艺术沙龙,组织书画展,开展多种多样的科普讲座,使艺术沙龙成为真正的“科普作家之家”。
雏凤清音初试啼
科学普及其实就是一种科学文化的渗透,它对于青少年的思想教育、理想教育和人生感悟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作为科学文化的传播者,科普作家义不容辞地担负起对青少年的宣传和教育的历史责任。因此,2004年章伟林便把科普作协的工作重点放到小作家培训上来。
是年5月,他们与当地名校临海古城小学联系开展小学生科普写作培训,颇有战略眼光的李先进校长对小学生科普写作培训大力支持,于是便在该校创办了临海市科普作家协会小作家培训基地。章伟林并在《科普潮》《科普作家报》上开辟专栏专门刊出学生作品,定期对学生进行辅导,在该校掀起科普创作热潮。还将学生优秀作品推荐到《文化人》等杂志上发表,组织该校学生参加《文化人》等杂志联合举办的中视杯全国小学生文学作品大奖赛,该校学生有11人次获奖,包揽了一、二、三等奖全部奖项,在当地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2009年6月,章伟林又与汛桥中心学校校长倪建荣策划,在该校建立浙江省暨临海市科普小作家培训中心,开展旨在提高全体师生科学涵养的科普创作活动。倪建荣是个极具能力,很有见地的校长,所以这个培训中心一成立,他就提出“今天做好小作家,明天成为大作家”口号,把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以及理想、情操和道德融入写作教学中,让学生在学作文的过程中增长知识、增长才干,快乐成长。
他们的培训方式也是根据教学实际来制定的。
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写作·活动捆绑式”,即激活写作源泉,点燃写作激情,书写真实体验。根据学生年龄特征,组织学生开展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同时请作家、名师讲课指导,每周举行一次,激发学生写作热情。
另一种是“写作·阅读捆绑式”,既欣赏优秀作品,又拓展写作题材,达到读写双赢,把好的习作推荐省市科普作协、地市报纸、杂志发表,并汇编《校级学生作文选》,从而激发和提高同学们的写作积极性和写作水平。
从传播学角度看西安民俗文化传播 篇7
基本概念
1.民俗学与民俗艺术
1846年英国考古学家汤姆斯首创“民俗学”的概念,百余年来为学术界所认同,成为社会科学中一门年轻的学科。汤姆斯创立“民俗学”之初,在界定“民俗学”的概念时,就提出其含有“民众的知识”和“民众的学问”。他认为民俗学的意思是“在普通人们中流传的传统信仰、传说及风俗”以及“古时候的举止、风俗、仪式、迷信、民曲、谚语等”。
“民俗艺术”,特指“传承性的民间艺术,或民间艺术中融入传统风俗的部分。作为文化传统的艺术符号,在岁时节令、人生礼俗、民间信仰、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应用。‘传承’‘传统’和‘群体性’是民俗艺术的特征,民俗艺术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坚实的社会基础”。(陶思炎,2008)
2.传播学
20世纪30年代以来,人们已经开始了有关传播学这一跨学科的研究,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跨学科交叉性的边缘学科。它运用许多学科(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新闻学、人类学等)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来研究传播的本质和概念;信息的产生与获得、加工与传递、效能与反馈、信息与对象的交互作用;传播过程中各基本要素的相互联系与制约;各种符号系统的形成及其在传播中的功能;各种传播媒介的功能与地位;传播制度、结构与社会各领域各系统的关系等。
西安民俗文化简介和传播现状
西安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文物、文化是西安对外交往的突出特点。西安是十三朝古都,文化遗产丰富,被称为“天然历史博物馆”,其民俗文化也相当丰富。西安受中国古代帝都传统文化影响极深,民风淳朴,有着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西安民俗文化不仅体现在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人独特的生活方式(传统着装习惯、饮食习惯、住宿特色、娱乐方式等),还体现在琳琅满目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艺术和传统民间体育活动中,如书法、绘画、雕塑、剪纸、戏剧、手工艺品制作等。西安还建设了一批民俗体验基地,如马嵬驿民俗文化体验园、西安大海子民俗村、礼泉袁家村民俗村、乾陵黄土民俗村、关中民俗博物馆等。将具有丰富地域特色的民俗活动和民俗产物相对集中在一起,为人们提供亲身体验西安民风、民俗的场所。
2009年,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位于陕西西安的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馆亲笔题字“民俗文化源远流长”。2013年7月2日、7月3日,中央网JOURNEY IN TIME节目连续两期专题介绍西安的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馆,时长50多分钟,用英文介绍了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馆的起源、馆藏真品、珍贵的文化价值和研究价值。西部网也有专门的中文网页大篇幅介绍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馆。这些足以见得民俗文化研究的必要性。
但是西安民俗文化的传播却非常有限。就以最出名的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馆为例,它没有自己的官网,更没有英文网站,网上也很难搜索到,只有TRAVEL CHINA GUIDE和ABOUT.COM两个网站上有介绍,且很简略。同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馆一样,各民俗基地或民俗体验村都有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但是这些微信公众号上提供的信息非常有限,通常都是一些简介和交通指南门票价格等。较难以丰富生动的信息和视频吸引游客和研学主体。虽然在西安较大的公园举行过民俗大庙会,但毕竟受到交通、天气等因素的限制,传播范围有限。
有关西安民俗文化的学术研究也不多。笔者以“西安民俗”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上精确全文查找,有159篇,多集中在以下方面:a.旅游,如《民俗文化旅游形象建设》(杜妍、王家民)、《文化生态和民俗文化旅游规划研究》(尹得举)、《西安文化旅游产品开发》。b.民俗文化元素研究,如《西部城市形象广告片的民俗文化元素——以成都、重庆、西安、昆明、桂林为例》(陈卓)、《借神话“牛郎织女”开掘地域文化》等。c.民俗建设与保护,如《西安鼓乐的传承与保护及生态还原》(冯光钰)、《浅议民俗文化在城市园林建设中的作用与发展——以西安环城西苑为例》(于娜、邹志荣)等。直接研究西安民俗文化传播途径、传播方式、传播主体等具体问题的几乎没有。
传播学对西安民俗文化传播的几点启发
1.加强西安民俗文本英译研究
从传播对象的角度研究,西安民俗文本英译对西安民俗文化传播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西安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历史文化大都市,国际友人和游客数量非常庞大。2015年西安旅游局官网发布的《2014年旅游接待情况统计》中指出:2014年度西安全年接待海内外游客1.2亿人次。《西安市旅游局2013年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中指出:截至2013年11月份接待国内游客9649万人次、国外游客122.33万人次。而相对于这个庞大的数字,与国际旅游紧密相关的旅游文本英译研究,尤其是西安民俗文化英译研究则非常有限。就西安民俗文化研究最大的基地和体验园——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馆来说,它没有官网,更没有英文网站,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馆简介和中文讲解词加起来仅38000多字,没有找到对应系统完整的英文文本。笔者认为,为了西安这个国际化大都市旅游环境的长远发展,应该大力度加强旅游文本的英译研究,应该重视民俗文化英译研究,广泛搜集民俗文化相关文本,分析西安特有的民俗文化词,查找国外民俗基地或民俗村相关平行文本,最好能够组织相关研究的专家学者严格把关,把民俗文化文本英译作为一个大的项目来系统规划、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英译文稿。当然,有了英译文稿后还在于将它推广出去,在西安各民俗基地和民俗体验园加以应用,从而促进外国游客对西安民俗的认识和了解,从更广义的层面上推动西安文化走出去。
2.正确认识并积极推广网络民俗
从传播学的传播途径和传播主体的角度来看,现代社会中,都市人群和互联网广泛应用都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民俗作为社会的传承文化,始终处在变迁的过程中。它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的更新而不断地消长演进,始终适应并引导着人们的生活需要”。我国传统民俗,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衍生出新的形式与内容,可将其称为网络民俗。现在大部分人都具有一定的网络知识,掌握互联网操作的基本知识与技巧,有条件、有时间经常上网。人们更易于接受新鲜事物,也乐于尝试新的方式和新的方法,因而将传统的民俗借助互联网媒体衍生出一些新的网络形式,如网络民俗。网络民俗的主体构成以都市居民为主,传播时效的优势是传播速度异常快、覆盖区域特别广,参与方式便捷、简单、环保,民俗内容具有共通性;其社会功能表现在:教育、调适、传承、环保各个方面。具体到西安民俗文化的网络传播,应该结合具体的西安民俗文化,找出共同性较强的民俗活动,如祭拜等,进行网络民俗活动。
3.积极发挥新媒体的文化传播作用
从传播媒介的角度来看,要推动西安民俗文化的传播,必然要加强西安民俗文化传播途径的多样化研究,扩大民俗文化传播范围。充分利用新浪、腾讯等平台,将其作为相关信息发布的补充渠道,特别是开通新浪官方微博,利用微博提炼旅游实用信息,实时关注网友互动,及时处理粉丝的咨询。新浪网上公布,由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制作、新浪微博提供数据支持的年度政务指数报告(2014年度)发布,西安市旅游局官方微博荣获“全国十大影响力飞跃微博”奖。西安市旅游局自2011年6月起,分别在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中开通“西安市旅游局”官方微博账号。截至2015年1月28日,两个微博共累积28.4万粉丝,其中新浪17.9万粉丝,腾讯10.5万粉丝。新浪微博累计发布3926条信息,腾讯微博共发布3075条信息。这些数据都足以证明新媒体巨大的传播能力。西安民俗文化的传播也应该注重新媒体传播,开通自己的官方微博、公众微信号等内容上,可以发布民俗旅游相关的政务信息、便民措施等各类民生信息,还可推出“西安民俗旅游攻略”“西安民俗景点推荐”“西安传统美食”等一系列吃、住、行、游、购、娱等西安民俗旅游信息资讯,还可以作为民俗旅游信息咨询的网上窗口。
总结
西安民俗文化非常丰富,民俗村、民俗基地、民俗体验园很多,民俗艺术丰富多彩,有很大的研究价值。目前,西安民俗文化传播途径、力度等可以进一步扩大,传播学这一跨学科研究对民俗文化传播有很大的启示。笔者借助传播学的研究成果,从传播对象、传播途径、传播因素等对西安民俗文化传播进行更新的解读,期望推动西安民俗文化的广泛传播,促进西安旅游业发展,从而推动西安文化走出去。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刘安洪:《民俗文化传播与旅游文本英译初探》,《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3]陶思炎:《都市民俗学》,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期。
[4]陶思炎:《论民俗艺术学的研究》,《东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5]徐瑞华:《网络民俗》,《贵州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
文化传播学 篇8
《手册》的正文分四个部分:跨文化传播,文化间传播,国际传播和发展传播。 这四个领域所共有的两个关键性概念是“传播”和“文化”,而在研究方法上共有的一个主要特点则是比较研究, 这是将四个领域融为一炉出版这部手册的基本原因。 这四个部分的结构非常明晰, 每一部分都以一篇关于该领域的“导论”开始,接着的一章讨论该领域的有关理论,随后的四至六章围绕该领域关注的某些核心问题展开细化的讨论, 结尾的一章则是关于该领域研究议题的综述。 弄清楚《手册》的篇章结构和编者的用心所在,有利于充分利用这部参考书。
鉴于《手册》编者之一贝拉·莫迪(Bella Mody)在《手册》中译本“序言”中着重讨论了国际传播和发展传播的研究,本篇序文将着重围绕跨文化传播和文化间传播的研究展开讨论。 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 跨文化传播和文化间传播的研究本是一体的。 《手册》编者认为,文化间传播的研究是一个大的范畴,“涉及来自不同民族文化的人所进行的面对面的传播行为”;而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是对不同文化中发生的传播行为进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 也就是说,从文化与传播研究的概念出发,文化间传播涵盖了跨文化传播。 然而,在一些特定的情境中,文化间传播和跨文化传播这两个概念互相替用的情况也时有发生。2虽说跨文化传播是文化间传播的一个分支,但有时这个分支却长得异常粗壮。 在《手册》中,跨文化传播和文化间传播各为一个独立的部分,与国际传播和发展传播并列,而且,在篇章数量和篇幅上,跨文化传播要远远多于文化间传播,前者由导论加八章组成,而后者则由导论加六章组成。 或许因为这类情况的存在, 给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带来一些“模糊逻辑”。 然而,就学科逻辑而言,跨文化传播是涵盖于文化间传播之下的。 所以,《手册》第一章对该书所涉各学科的发展做历史性回顾时,只有三个学科:文化间传播、国际传播和发展传播。 对于中国传播学的发展, 尤其是文化间传播学科的发展,了解文化间传播和跨文化传播之间的基本关系和区别是十分必要的。
《手册》第二版的出版是美国文化间传播研究长期发展的结果。 细数起来,这已是美国文化间传播领域第三部以研究手册形式出版的重要参考书。 对这三部手册的内容做一个粗略的比较, 可以帮助我们大致了解该领域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发展的轨迹。由Sage出版社于1979 年出版的《文化间传播研究手册》3体现了该学科初建阶段的特点。 正如其编者在“前言”中所说的那样,当时提出文化间传播的研究还是一个“跨学科的和创新的”(第7 页)概念。 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 直接或间接与文化间传播相关的研究文献不断稳步增长。 至20 世纪70 年代,许多心理学家、 人类学家和传播学研究者已经对文化间传播过程的种种细节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但并没有将其作为一个学科整合起来。 出版该书的目的就是有助于制定基本规则, 从而使文化间传播形成一个系统的学科。 编者希望通过该书的出版提供必要的概念和理论的框架, 以便使文化间传播过程中的细节和诸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得以整合(第11 页)。 该书中各章节的内容在不同程度上与其他学科的研究相叠合,包括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管理学、国际关系、文化研究等。 编者坦言,作为一种借鉴了诸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研究, 文化间传播在当时仍然不可能给出明确的学科范围和界限, 而有一点是能够被认定的, 即这个学科所研究的内容是关于文化与人际互动的关系(第14 页)。 而从学科发生和演化的早期历史进程来看,研究者们是从“文化对话”和“文化批评”这两个途径推动文化间传播学科的发展的(第14~21 页)。 全书分为六个部分:理论思考,概念框架,文化间传播的议题,数据和资料问题,具体文化的研究,应用研究与培训方法。 从这六个部分的划分可以看出, 该书从总体上对文化间传播的理论、概念、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供了一些实际研究的案例,同时,作为一个学科,文化间传播自创建初始就体现出实践性和应用性的特点。
整整10 年以后,Sage出版社于1989 年又出版了一部与文化间传播相关的研究手册,即《国际传播与文化间传播研究手册》(第一版)4。 这部手册的出版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 从20 世纪60 年代开始,卫星通信和相关技术取得一系列突破性的发展, 跨越国境和跨越地区的信息流量猛增, 大大改变了传统通信和传播的格局,促进了全球化的进程。 源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国际传播研究和始于50 年代的发展传播研究,越发成为传播学研究的热门话题,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内的许多组织和机构, 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这方面的研究中。 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认识到, 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存在严重的信息流动不平衡的现象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倾向,因而,由“不结盟运动”组织在70 年代发起,倡导“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 (New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缩写为NWICO)5的运动,其高潮体现为1980年发表的麦克布莱德报告, 即 《多种声音, 一个世界》。 国际传播和发展传播的研究虽然有别于文化间传播的研究,但又在不同程度上与文化间传播交叉,因为它们都涉及文化与传播这两个核心的要素。 此前,在《文化间传播研究手册》中就已经有些章节讨论国际传播和发展传播6,此处将国际传播(包含发展传播)列为手册书名的一部分,反映了当时传播学研究的发展势头。
《国际传播与文化间传播研究手册》第一版的编者在“前言”中说,该书的宗旨在于“总结国际传播、文化间传播和发展传播的最新研究成果”,并试图将这三方面的研究纳入到同一个大框架下进行考量7。然而,从该书的具体内容来看,这样的说法显然是勉为其难的。 编者选择书名的本意可能是要体现当时传播学研究的潮流和趋势, 但各方面条件似乎并不成熟。 从“前言”中的某些表述来看,编者自己甚至对于文化加传播这样的学科发展尚持有一定的保留:“综观本书的内容,文化研究与传播研究并不属于一个统一的学科领域,这是显而易见的。 ”(第9 页)不过,事实上,这部手册的主要内容仍是围绕文化间传播展开的,在全书23 章中只有5 章是讨论国际传播和发展传播的。 与10 年前的《文化间传播研究手册》相比较,《国际传播与文化间传播研究手册》 第一版中关于文化间传播的研究, 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对具体的“传播过程与效果”或“传播情境问题”的研究,都更为丰富和成熟。 在理论和方法方面,该书尤其注重研究者的视角问题, 一方面继续强调研究者对文化差异性的尊重, 防范和克服本族群文化中心主义; 另一方面则深化了关于主客观视角的分析研究。 威廉·古狄昆斯特和西田司(William Gudykunst and Tsukasa Nishida)用30 页的篇幅集中讨论和总结了理论视角的问题, 他们比较了主位和客位研究路径的特点,指出两者不可偏废,并从理论构建的角度对这两种路径分别进行了梳理和分析8。 与此同时,大卫·约翰逊和弗兰克·塔特尔(J.David Johnson and Frank Tuttle)执笔的一章对于文化间传播的理论机制和研究方法的讨论, 则显示出学者对于该学科在整体上有了更深的把握9。 这部手册使用了约一半的篇幅讨论文化间传播过程和效果的研究, 涵盖了从传播者个人到传播群体、从传播媒介到传播方式、从传播者心理因素到社会文化影响等多个方面。 在关于传播情境研究的部分, 则包括了对传播者的身份认同和人际间密切关系的研究, 以及对文化间传播人员的培训方法等问题。
又过了12 年,Sage出版社于2002 年出版了《国际传播与文化间传播研究手册》的第二版。 虽说是以同样的书名冠以不同版本,《手册》 第二版并非在第一版内容基础上的简单修订, 而是几乎完全重起炉灶另行编写的一部新书。 全书共29 章加上4 篇导论和1 篇前言,44 位撰稿人中仅7 位曾参与 《手册》第一版的撰稿。 在《手册》第二版中,文化间传播和国际传播(含发展传播)的内容各占一半篇幅。
从《手册》第二版可以看出,文化间传播在20 世纪最后20 年里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作为一个学科已经相当成熟。 无论在前言、导论还是具体篇章中,已不再见到早年研究者对于本学科的基本概念或定义的犹疑踯躅之词。 文化间传播就是一门融会了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传播学学科, 以研究跨文化和文化间的人际沟通传播及其与文化的关系为对象的。无论是《手册》各篇章中的理论探讨还是对文化间传播实践的具体研究,都大量地涉及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及研究成果,然而,读来却顺理成章,使人感到这些学科与文化间传播学之间不仅交叉, 而且已经整合为其有机组成部分。 能够体现文化间传播学科成熟性的另一方面是,该学科诸多分支领域的各个研究方向都积累了非常丰富的文献, 其中包括大量原创性的实证研究和跟进性的研究,以及许多案例研究。10这对于编撰专业研究手册类的参考书尤为重要, 因为其中收编的文章主要是对本学科或某些特定分支进行综述性的论述, 需要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为支撑才能真正做到言之有据、令人信服,才能具备权威性的参考价值。 《手册》 第二版中关于文化间传播的每一章都参考了大量研究文献,但凡理论的探讨、模型的建立、观点的提出无不以具体的研究成果为佐证, 各章所引用的参考文献大多在百种左右, 而第六章所列出的参考文献多达141 种。 《手册》的中译本对每一章末尾所列参考文献(以及书末附录中的索引)采取了原文照搬的办法, 这将有利于从事深度研究的学者对文章所引文献追根寻源。 毕竟,在手册类参考书的综述性文章中对于所参考的文献只能一带而过, 读者要进一步了解相关研究的具体问题、方法、结论等,必须查考原始文献。
前后20 多年里出版的三部研究手册,勾画出文化间传播学科发展的系列图谱, 这些书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专业知识的参考, 而且对于了解这个学科的历史发展也十分有意义。 相比之下,《手册》第二版是该学科趋于成熟时的集大成者。 不过,作为一门学科的综合性参考书,《手册》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首先,由于学科发展的历史原因, 手册的内容有很明显的“美国中心”色彩。 文化间传播研究的各个领域的创始人主要是美国学者;在学科创建早期,研究问题的提出主要是针对美国社会文化的现实或是以美国主流文化与其他文化(无论是美国国内的亚文化还是国外的其他文化)之间的碰撞为背景的。 随着学科的发展, 许多研究将重点移向东西方文化间的传播研究, 其中的东方主要以日本为主, 西方仍以美国为主。 囿于这样的背景,所研究的问题及得出的结论当然有其局限性。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借鉴这方面的理论和观点尤其要审慎。 即使是那些所谓东西方文化间传播的理论,究竟是否可以直接移用于中国,必须经由批判性的审查, 最好能够参考建立理论所依据的原始文献再做决定。 原因很简单,“东方”或“西方”本是一个粗略的地理概念, 而将其作为文化概念则显得过于笼统,尤其是所谓“东方文化”的概念,难免抹煞东方各个国家和族群之间的巨大文化差异。 局限性的另一个方面是手册内容的覆盖面的问题,即手册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学科发展的全貌。 尽管这类手册的编者通常都希望其内容能够全面一些, 但由于种种原因, 包括组稿人和编者的专业背景、撰稿人的研究领域、时间和版面的限制,以及其他的因素,手册的内容总是有选择性的。 此外,由于文化间传播这个学科的重心之一是“文化”这个几乎不可定义的概念, 加之该学科的基本内容还涉及诸多其他学科, 这也必然会大大增加编者对手册内容的划界和取舍的难度。 在《手册》第二版中,因为受限于版面,也因为学科界限的模糊,加之当时某些相关专著新近出版, 编者割舍了文化间传播学中非常值得关注的部分内容,其中包括关于“群体间传播”(主要是美国社会中不同族群或亚文化群体之间的传播)的研究,跨文化心理的研究,文化间传播中的权力研究和性别研究等11。 所以,如果要深入了解文化间传播学的全貌,必须在利用《手册》的同时参考其他相关著作和文献。
《国际传播与文化间传播研究手册 》第二版的两位编者分别是威廉·古狄昆斯特教授和贝拉·莫迪教授。 古狄昆斯特是美国著名传播学和文化研究的学者, 自20 世纪70 年代末开始活跃在文化间传播的研究领域,很快成为该学科的领军人物,并亲自领导和参与了包括美日和美韩之间的传播研究等一系列研究项目,促进了该学科的发展。 他参与主持编著了《国际传播与文化间传播研究手册 》第一版,又与莫迪合作主持编著了该书的第二版。 十分不幸的是,这位雄心勃勃的多产学者于2005 年因突发中风去世,年仅57 岁,英年早逝,令人扼腕叹息! 莫迪女士是美国著名的发展传播学和国际传播学的学者, 长期担任科罗拉多大学全球媒体研究的讲座教授, 于2014年荣休。 莫迪是来自印度的移民,她先后在印度和美国接受高等教育,曾在印度、加拿大和美国的多所高校和机构任职, 并曾作为专家受聘于包括联合国在内的诸多组织和机构, 对于发展传播和国际传播有着第一手的经验和深入的研究,著述甚丰。 这次《手册》中译本出版,请莫迪教授作序,她欣然应允,我们非常感谢。 在序言中,莫迪以宽广的全球视野,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讨论了国际传播和发展传播的问题。 她尤其关注媒体对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影响,结合学科发展的趋势提出一系列问题。 而最为难能可贵的是莫迪在《手册》中译本序言开宗明义的那段话:“……作为一位从第三世界移民到美国的学者,同时也是这本2002 年出版的《手册》编者之一,我敦促中国读者将这本书作为一个进行相关研究的出发点来看待,而不是一个仿效的模板。 发达国家(或者说西方国家)并非在所有的方面都是完善的,或者说,在许多方面是并不完善的。 因此,除非西方所采用的研究问题、概念框架和研究方法能够针对中国(或者你们所研究的具体国家)的某些具体问题,否则没有理由照搬西方在研究中所采用的问题、框架和方法。 ”
莫迪的这番话, 可谓一位从事了一辈子传播和文化研究的学者的肺腑之言, 也可以说是这位有着特殊经历的国际学者的现身说法。 作为来自东方第三世界国家又供职于西方高校并主持过许多国际研究项目的资深学者,莫迪深知世界不同族群、国家之间的文化鸿沟, 也明白任何建立于文化研究基础之上的理论与具体文化情境之间的密切关系, 同时还了解在大量第三世界的研究中由于简单套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做出误导性或错误性结论的情况。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莫迪的话既是忠告也是挑战。
进入21 世纪以来,中国融入世界的步伐不断加快。 对于中国学界而言,《手册》涉及的四个方面的内容都有着相当重要的借鉴意义, 尤其是如何切实地推动跨文化传播和文化间传播方面的深入研究和学科建设可谓迫在眉睫。 自从20 世纪80 年代跨文化传播和文化间传播的概念被介绍到中国以来, 这个学科在中国已经得到了相当规模的发展。 具体说来,中国的文化间传播研究的发展主要为两块, 一块在传播学,另一块在外语教学和研究。 由于受到高校学科设置传统的影响, 中国传播学的发展主要侧重于新闻传播、大众媒体传播和网络传播等方面的研究,而人际传播和文化间传播的研究则比较弱, 如果要作为一个学科或子学科来说则尚处于起步阶段。[1]当今中国文化间传播研究的领军人物主要来自外语教学和研究领域。 成立于1995 年的中国跨文化交际学会是“隶属于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语教学研究分会”的“全国性民间学术组织”,12这体现了该学科在中国发展的特色。 学会的成立和正常活动推进了学科的发展,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国际的学术活动相当频繁。 虽说学科发展始于外语教学和语言文化研究,近年来学科研究的面在逐步拓宽,越来越多非外语教学的研究者加入其中, 产生了一批跨学科研究、实验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成果。 但要构建中国版的文化间传播的理论,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间传播的学科,显然是远远不够的。[2]西方在这方面的研究走在了我们的前面, 已经取得了大量成熟的研究成果,可以援为参考,但决不可简单地全盘照搬作为中国文化间传播的理论和原则, 这正是莫迪的苦心所在。 从学术服务于社会的角度来看,21 世纪的中国迫切需要发展和强化文化间传播的研究。 然而,无论在建设中华多民族的和谐社会方面, 还是要服务于和平崛起的大国走向世界, 中国的文化研究和文化间传播研究至今仍是短板。 这无疑是一场严峻的挑战,当然也是学科发展的极好机遇。 时代在呼唤,呼唤一切有志于此的各学科的学者投入更多的努力,在实践中扎扎实实地推进中国的文化间传播学科的发展。 我们希望,《手册》中译本的出版能够有益于这方面的努力和发展。
在《手册》中译本的出版过程中,我们得到复旦大学出版社章永宏编辑自始至终的支持, 谨此表示由衷感谢。 《手册》的翻译出版是复旦大学孟建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1&ZD027)“国家形象建构与跨文化传播战略研究”的子项目之一,特此鸣谢。 同样要感谢的还有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潘忠党教授、复旦大学廖圣清教授和范丽珠教授、北京大学甘怡群教授,他们为《手册》中译本的翻译和出版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建议和资讯。
2015 年6 月
于美国加州圣地亚哥
文化传播学 篇9
关键词：历史文化旅游景点翻译,翻译质量,翻译策略,软实力
一、湖北历史文化旅游景点外宣翻译研究现状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快, 对外宣传的重要性日益凸现。外宣翻译研究在对外宣传中有着重要影响, 也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当前国内外的专家和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外宣翻译领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研究。1986年, 法国语言学家、哲学家Dan Sperber和英国语言学家Deirdre Wilson出版了《关联性:交际与认知》 (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 提出了涉及交际与认知的关联理论。关联理论认为关联性是语用交际与认知的共同本质, 而语用交际与认知在同质基础上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关联量。关联理论是一种解释性的语言学理论, 是对某一语用现象做出的解释。它的重要特点在于它对翻译过程的描写, 因而它对外宣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在关联理论框架下, 翻译的本质实际上就是一个对源语进行阐释的明示、推理的过程;译者主动地在进行信息取舍, 采取相应的翻译方法对读者的认知语境进行有效补偿, 以构建恰如其分的文化语境, 达到足够的语境效果。
根据CNKI检索结果, 目前学者多以德国功能翻译理论对外宣翻译活动进行了研究, 少数学者从传播学和语用学的角度进行了探索, 针对湖北省的外宣翻译研究资料更少, 不成系统。目前对湖北省的外宣资料英译研究大多局限于提供一些零星的翻译技巧, 缺乏理论指导和系统分析。湖北省外宣翻译研究的相对滞后需要学者对这一领域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另外, 在湖北省的外宣翻译实践中, 各种英语应用错误及不规范现象仍然普遍存在, 湖北省历史文化旅游景点的标识语、景点宣传资料的误译现象仍普遍存在, 大大影响湖北省的国际形象和荆楚文化的传播。
二、湖北历史文化旅游景点翻译策略
外宣翻译既要照顾外国读者的阅读习惯, 又要顾及湖北荆楚特色文化的推广, 这使得翻译并非停留在探讨直译或意译的技术问题, 而是更高层次的历史与文化问题。在对湖北历史文化旅游景点的历史渊源、荆楚文化内涵等资料、标识语的翻译过程中, 应该采取更高的策略, 在提高外宣资料的可读性与保持湖北历史文化特色之间实现平衡, 即在翻译中需要采用双重的翻译策略, 使语篇层面上的归化和文化层面上的异化得到合理平衡。概言之, 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看, 湖北省历史文化旅游景点的翻译需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有所为是指语篇上采用归化为主, 旅游景点的英文翻译资料的读者是外国读者在翻译中, 要考虑到外国读者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背景知识, 使译文向读者靠近;有所不为是指在翻译具有荆楚文化内涵的旅游景点资料时, 坚持以异化为主, 使读者向译文靠近, 感受体验湖北荆楚文化, 把湖北的文化和文明推向世界舞台。
三、湖北历史文化旅游景点实证研究
当前, 湖北与外部世界的跨文化传播实践日益广泛和深入, 湖北省历史旅游景点丰富, 历史文化旅游景点的外宣资料包括景区介绍、富含历史文化底蕴的风俗画册、古迹楹联解说等;旅游景点作为对外宣传的一个重要窗口, 在湖北对外宣传、传播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历史文化旅游景点的翻译正是一个重要的跨文化传播活动。
跨文化传播学研究重点是揭示文化的异同, 研究全球化趋势下文化霸权、知识话语权不平等, 如何消除人们由于文化屏障造成的传播差异等。在跨文化传播学视角下研究湖北外宣翻译, 可以对外宣翻译的目的、效果评估、传播途径、传播效果等进行深入探讨分析。在跨文化传播学视角下, 能够更深入地研究外宣翻译在提升湖北文化软实力和塑造湖北荆楚形象中的作用。
(一) 湖北历史文化旅游景点翻译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把翻译放在人类文化交流的大背景看, 中国的外宣翻译在对外宣传, 塑造国家形象, 提升国家软实力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湖北历史文化悠久, 荆楚文化极具特色, 是中国对外宣传的一个重要窗口。据调查研究发现, 湖北省的大多数旅游景点的翻译都是来自于各种翻译公司的译员或者兼职的大中专院校师生, 多数不具备从事旅游英语翻译所需要的专业知识, 由此导致译文总体质量水平低下。从实践看, 湖北外宣翻译水平参差不齐, 目前存在着城市公共标识语错误百出, 用词不规范, 旅游景点的专名翻译随意性太强、译名或者译法不统一, 不少旅游景点只有中文介绍, 没有英文翻译等, 同时还存在译文水平低下等情况, 比如武汉东湖风景区的景区介绍的英译本, 涉及较多的历史文化背景内容, 但是译文错误较多, 对外宣传力度不够, 难以有效传播荆楚文化, 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湖北的对外宣传效果,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中国国家形象, 当今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日益重要, 湖北外宣翻译应当有一个更大的舞台, 也应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二) 湖北历史文化旅游景点翻译实证研究
由于市场缺乏有效的监管和审核机制, 许多外宣译文错误得不到及时修订, 极大地影响到湖北对外宣传的力度。
例如, 湖北省博物馆参观券上面的中英文对照简介就出现了几处错误。
中文原文:湖北省博物馆位于武汉市东湖风景区, 筹建于1953年, 是全省最重要的文物征集与收藏、陈列展览与宣传教育的机构, 也是全省考古勘探、发掘和文物保护研究的中心。
英文译文:Constructed in 1953, the Museum is now the most important culture relic collection, exhibition and educational base of Hubei Province, as well as the center for culture relics exploration,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and culture relic conversation and research.
此处英文译文中最明显的一处错误是单词误写, 将文物保护中心的“保护”一词误译为conversion, conversion的意思是“对话”, 正确的译文应该是conservation。第二处错误是将“文物”误译为culture relic, 正确的译文应该为cultural relic。
湖北省博物馆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 是湖北对外宣传的一个重要窗口, 但是这样明显的外宣译文却出现在参观券上面, 这样的译文亟待修订。
湖北历史文化旅游景点外宣翻译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译文不统一。译文不统一主要是指景点导游图 (景区介绍) 、指示牌和解说标牌中对同一个景点的翻译出现多个版本译文, 这也是外宣译文质量不高的一个体现。黄鹤楼公园的译文不统一问题比较明显。例如:“岳飞广场”的译文出现了三个版本:Yue fei’s Bronze Statue Square, Yue fei Square, Stature of Yue fei。“落梅轩”的译文出现了两个版本:TheFalling Plum Pavilion, The Veranda of Falling Plums。
(三) 湖北历史文化旅游景点翻译与荆楚文化输出
外宣翻译并非汉语与英语两种语言之间单纯的转换。翻译的实质, 是双语间意义的对应转换, 涉及从形式到内容、从语言到文化的多层次、全方位的转换与再释。文化全球化背景要求外宣翻译体现出中国特色。湖北历史文化旅游景点外宣翻译面临中西方在语言和文化上巨大差异的挑战, 译者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 同时译者的主体性在外宣翻译实践中应体现出来。因为湖北外宣翻译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对外宣传中国, 让世界了解湖北, 让湖北荆楚文化传播于世界。在对外宣传过程中, 译者必须具备全球意识和主体意识, 充分认识到湖北外宣翻译与国家形象塑造紧密相连, 而外宣翻译的实质是译有所为:传播中国文化与观点, 推动社会进步, 促进人类文明发展。
从功能和目的角度来看, 湖北历史文化旅游景点资料属于“呼呼型”功能文本, 以传递信息和诱导行为为主, 而翻译旅游文本时需要把大量的具有荆楚文化特色的信息传递到译文中, 就需要采取多种翻译策略, 如改写、增译、减译等多种翻译方法, 在翻译实践中, 应当根据外宣翻译的需要及资料的不同侧重点, 进行必要的处理, 对译文进行调整。
四、结语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 不同文明间的跨文化交流与传播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自21世纪以来, 人类各个文化之间的交融和冲突日益频繁, 呈现着不同层次的摩擦、矛盾和冲突, 跨文化传播愈加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特别关注的对象。最早提出“软实力”概念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奈认为中国的“软实力”近年来提升很快, 采取提升“软实力”的政策对中国而言是明智之举。近年来, 湖北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吸引力逐步增强, 特别是湖北灿烂的荆楚文化, 都使这种吸引力越来越大。湖北的荆楚文化独具魅力, 不仅是湖北潜在的财富, 更是中国潜在的财富。湖北省的历史文化旅游景点的外宣翻译更应该顺应时代的发展和要求, 为中国文化的传扬, 为荆楚文化的传播搭建舞台;提高湖北软实力, 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听到湖北的声音, 最终促进世界多元文化和谐共存共生局面的形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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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inkham, Joan. (2000) .The translator’s guide to Chinglish, 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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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范锋.浅谈外宣翻译中“译前处理”的运用[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 (6) .
[6]胡芳毅, 贾文波.外宣翻译:意识形态操纵下的改写[J].上海翻译, 2010 (1) :23-28.
文化传播学 篇10
一、媒介社会化研究的两条路径和问题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 (CNKI) 中检索关键词“媒介化社会”, 可以搜集到的相关论文达两百多篇。其中, 发表于2006年的《媒介融合:粘聚并造就新型的媒介化社会》一文已经被引用两百多次, 在学界的影响力可见一斑。这也间接地说明了“媒介化社会”在学界的研究热度。但是这篇论文重点介绍的是互联网所带来的媒介融合浪潮, 媒介社会化只是作为媒介融合的一个结果被简单提及, 并未对其特征进行详细描述。[1]不过其中关于“媒介人”和“拟态环境”的理论阐释, 开拓了媒介化社会研究的理论视野, 成为许多后续研究的起点。
不过, 学界早在2004年举行的“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上已经把“媒介化社会:现状与趋势”作为论坛主题, 积聚了一批颇具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在李双龙、王婷婷对论坛所做的综述中可以看到, 在“媒介社会化”这一主题之下, 大会研讨的内容涉及到了包括传者、内容、媒介、受众、效果等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2]这也显示了“媒介化社会”这一概念对新闻传播学研究问题的包容性和概括力。
国内对于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文章从2006年开始大量增加, 这在一定程度上和互联网的发展程度、媒介融合的推进切实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体验。有学者提出社会的媒介化是与大众传媒的发展同步的, 只不过“其突破性进展却是在电视普及之后”, 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使这一过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3]不过一些研究者仍然习惯将媒介视为媒介化社会研究的中心, 通过实证调查研究当前我国社会的媒介化程度, 即受众的媒介依赖程度、受众对媒体的角色认知等。[4]有的则将研究的中心转移到社会中的特定群体 (如少数民族、“农民工”等) 身上, 从媒体的“赋权”功能分析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权力格局变化。[5]有学者从舆论学的角度关注媒介化社会中的舆论表达特点, 实际上是阐述网络自媒体的出现所带来舆论生成过程的变化。[6]
这些研究大多以媒介建构社会的功能为出发点, 遵循行政研究的路径, 旨在通过研究媒介建构社会的特点, 来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但在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 仍然以媒介为中心和出发点研究媒介与社会的关系, 已经不足以理解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正如有学者提出的, 传统想象空间已经不能解释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我们要想更好地理解媒介、理解社会并进而创新和完善社会管理, 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重新思考媒介的定位。[7]应该看到, 在社会媒介化的过程当中, 媒介自身也在经历着社会化的过程。从传统媒体的中心辐射式大众传播到社会化媒体的病毒裂变式传播, 媒体已经不是天然地站在社会信息流通的中心。位置结构的改变也必然要求学术研究范式的转换。
同时, 也有一些不多的研究在关注社会的媒介化有可能带来诸多弊端。这种研究批判的路径其实也是“媒介化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技术的过度发展和对人类的技术控制一直是潜伏于现代社会的深层忧虑。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就描绘了一个统治者依靠大众媒介重写历史、改造语言、清理思想、重构社会的恐怖场景。因此有学者认为, “媒介化社会”的概念“越过了和比较中性的信息化与国家发展的关联, 而进入到与柏拉图的‘洞穴寓言’、李普曼的‘伪环境’ (即拟态环境) 、甚至所谓媒介‘妖魔化’的关联之中”。[8]正是在这样的警醒和反思基础上, 有研究者指出在媒介化社会中语境进行媒介素养的研究有了更加显著的意义, 即使人们对现代传媒拥有一种批判的能力 (即素养) , 帮助人们解构媒介的“编码”, 避免沦为媒介的奴隶。[9]对媒介化社会的批判、对“媒介经验”的不信任, 在逻辑上也必然走向对人类“直接经验”的强调。有学者就认为, “人类只能靠自己与生俱来的沟通本能, 去诉说, 去倾听, 去建立并实施新的关系或交往规则, 帮助自己和自己关心的人找回人生在世的立足之地”。[10]
总的来看, 媒介化社会的行政研究路径较为细致地分析了媒介化社会的一些规律和特点, 从社会建构、话语抗争、舆论生成等方面揭示了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具体变化, 其缺点则在于对媒介社会化的意识形态色彩缺乏必要的警觉, 对媒介技术带给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过于乐观, 容易陷入媒介控制社会的倾向之中。媒介化社会的批评研究路径对上述问题有着高度的警觉, 但如何从此路径进一步增加人们对于媒介化社会的认识和洞见, 当前的研究似乎还缺乏有力的回应。实际上, 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全新的媒介化社会研究路径, 它既应该是有经验的支撑、实证的力度, 也应该拥有批判的视野、思辨的深度。
二、诸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
不过, 让我们暂时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媒介化社会”本身来, 因为它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一条理解诸多新闻传播学命题和理论的路径。
19世纪30年代, 大众媒体的出现标志着社会媒介化进程的开始。随着电视这种更加直观化、娱乐化、大众化的媒介的普及, 人们对于大众媒介的依赖程度大大地提高了, 大众媒介对于社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也与日俱增。而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繁荣发展, 在提供方便快捷的资讯服务的同时, 也大大地加重了人们的媒介依赖症。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实质上是媒介不断获得建构现实的能力和权力的过程, 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始终是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同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 社会的媒介化是开展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客观对象, 而媒介化社会可以看作是众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
厦门大学陈嬿如教授在其专著《心传———传播学理论的新探索》中曾对许多传播学理论作过类似的总结。她认为, 如“框架”、“议程设置”、“把关人”等美国传播学经验学派的很多红火的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预设, 即“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现实———有选择地反映。”而“那么多的框架分析、把关研究、议程设置, 其目的都是为了推断这些隐藏在传媒内容背后的 (选择的) ‘标准’。”[11]
而在陈教授所未论及的许多新闻学理论的背后, 也同样是以社会的媒介化为逻辑起点的。陆定一对新闻所作的定义“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 已经将新闻的事实属性和建构属性隐藏其中。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现实与镜像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一切新闻学研究的学术起点, 所有的新闻理论无不指向于如何让媒体更好地反映现实。现代媒体以向读者提供信息, 帮助读者观察外部世界为基本职能, 这也是公众对于大众媒体的最低期待。这种功能和期待也是随着现代新闻业职业伦理的发展而形成的。包括新闻专业主义、精确新闻学、新新闻主义等在内的西方众多关注新闻实践活动的新闻学理论, 从根本上都是希望从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观角度出发, 探索如何拉近“拟态环境”与真实环境之间的距离。
网络媒体的巨大繁荣对新闻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新的媒体环境极大地改变了作为逻辑起点的媒介化社会的内涵:大众媒体的传播中心地位被极大地削弱。一方面, 媒介化社会作为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 仍然有着顽强的学术生命力。例如, 以大众媒体为中心的传统研究需要应对网络媒体对媒体建构新闻事实的挑战, 研究如何利用网络媒体采写、传播新闻。另一方面, 更多的研究不得不放弃原来的中心, 跟随着媒介化社会的新内涵, 转向更加广阔的传播领域。而这种转向将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丰富的社会实践、大量的研究课题、广阔的学术空间, 还有来自理论创新和研究方法的挑战。现在, 我们可以把上一节结束时所希望探寻的全新的研究路径拿来一起思考了。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曾经说过, “学术上的事往往起点决定终点”。[12]因此, 我们探寻新的研究路径, 也必须要对研究的逻辑起点 (即媒介化社会) 进行重新的认识和改造。而凯瑞所带给我们的启示, 远不止上面引用的这个判断。他提出的仪式传播理论, 对我们完成研究起点的重建有很多启发。
三、凯瑞的传播仪式观
詹姆斯·W·凯瑞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提出了两种不同的传播观, 即传播的传递观 (a transmission view of communication) 和传播的仪式观 (a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 , 开拓了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 推动了美国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13]
凯瑞提出的传播的仪式观, 或仪式传播理论, 来源于杜威对传播的洞见。他提出传播“是人类共处的基础所在”, “由于分享信息的凝聚力在一个有机的系统内循环, 社会便成为可能”。他以充满宗教色彩的“仪式”一词来指称人们分享意义、传播共识的行为, 并将它所涵盖的范围扩大到了大众媒体的传播活动。人们被邀约进入新闻的阅读仪式或收看仪式, 目的就在于通过某种戏剧性的行为改变读者作为旁观者的身份, 进而卷入到权力纷争的媒介世界之中, 而非仅仅从中获得有用的信息。“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 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 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14]
詹姆斯·W·凯瑞的仪式传播理论是对人类所有传播活动的整体性反思, 远远超越了新闻传播学的传统范畴。但是他对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所引发的深刻变化, 却有着非常卓越的洞见和描述。他曾以电报为例阐释了技术的出现对日常观念的影响, 包括新闻客观性观念的产生和简约文风的形成、全球时区的划分和标准时间的确定、空间套利模式的衰落和期货交易的出现等。[15]或许, 类似这样的对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才符合我们的学术期待, 而这就要求我们把整个媒介化社会纳入到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视野之中, 而不再仅仅盯着新闻报道做文章。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 或许也可以借用文化转向来称呼。
四、对文化转向的思考
文化研究学派是西方新闻传播学界中的重要组成。但因为西方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巨大影响, 国内文化研究学派理论的引介不多, 在国内的影响力也比较有限。实证的定量研究把论文做得非常精致, 但也使我们的学术“匠气”十足, 缺少思想的灵动;研究的问题具体而微, 得出的结论也经得起科学的证实和证伪, 但是许多问题的解决既不能拓展我们的认识, 也缺乏理论的纵深。倡导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 正是为了摆脱这种困境, 焕发学科发展的新活力。
这种倡导, 还源自于网络媒体的发展所带来的传播革命。一方面, 网络媒体的出现导致了媒体环境的重新洗牌, 大众媒介的中心地位正在日渐丧失, 以大众媒体的新闻生产为主要对象的传统研究尽管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但它的中心位置也正在逐渐削弱。另一方面, 社会在媒介化的同时, 媒介也在朝着社会化方向大步迈进。社会化媒体的出现重新结构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信息途径、思维习惯, 重新定义了什么是交往、什么是传播, 而新闻传播学目前却一直没能从理论上系统地解答这些问题, 只是在某些细节上有所突破。
事实上, 一种更加宽广的研究视野正在学界形成。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提出了“小新闻”走向“大传播”的学科建设和科研的新取向, 既要突破以采写编评、媒介经营管理为主的传统教学与研究, 也突破以“受众为重点、效果为目的”的大众传播学领域, 走向以互动、沟通为重点, 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探索信息传播与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之间关系的宏观研究。[16]这种设想和提倡, 与凯瑞的文化转向也有相似之处, 他们都在着力避免“‘传播’把我们引向某个孤立的生存片段”的倾向, 试图“把我们引向生活总体方式的研究”。这也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的主要内涵。深圳大学丁未教授即将出版的新著《流动的家园:“攸县的哥村”社区传播与身份共同体研究》即是以田野调查的方法对湖南攸县籍在深圳开出租车司机群体的传播行为所进行的研究。[17]值得一提的是, 丁未正是《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的译者。
当前, 新媒体研究成为新闻传播学界的热点, 并且呈现出与信息管理、网络技术等学科之间交叉融合的态势。这些研究无疑会丰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手段, 提高研究的科学化水平。但这种趋势也使“我们与在人类学、文学研究以及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占核心地位的批判的、阐释的、比较的研究方法整个地割裂开来。”[18]在新媒体研究中, 具有宏观的文化视野的理论构建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倡导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也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不同的传播学思想, 提升学科的理论层次和跨学科对话的能力。
摘要：媒介化社会是人人皆有的生活体验, 是从媒介研究视角对现代社会所做的一种宏观概括。社会的媒介化是一个历史过程, 并且与媒介技术的发展同步。作为一个预设前提, 社会的媒介化是诸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网络时代的到来丰富了媒介化社会的内涵, 也对当下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构成挑战。詹姆斯·凯瑞的“传播仪式观”将人类传播活动当作仪式纳入到研究视野, 启发我们寻找新的研究路径, 这可能最终引起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
钧瓷文化跨文化传播途径研究 篇11
关键词：钧瓷文化；传播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碰撞日趋频繁，各国都在通过各种途径，传播自身文化，提高影响力。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2013年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努力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我国优秀文化的对外传播，是提高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手段。钧瓷文化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承载了中原文化厚重的历史积淀。无论是钧瓷这种艺术品本身还是其历史典籍、产品说明，都蕴涵浓郁的中原文化特色，是许昌、河南甚至中国的文化名片之一。
一、钧瓷的文化内涵
钧瓷，是我国五大名瓷之一，以其“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神奇变幻而著称。钧瓷之名，得之于禹州历史上曾经是我国第一个奴隶王朝-夏朝。它始于唐，盛于宋，又经历了元、明、清直到今天，在这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它始终闪耀着绚丽夺目的光彩，故有"纵有家产万贯，不如钧瓷一片"的说法。
钧瓷的绝妙，首先在与其神奇的窑变工艺。窑变是指钧釉在高温下熔融流动、乳浊和着色发生复杂交错的变化，从而使釉色变得绚丽多彩。窑变的发生，同气候、天气，窑炉构造、燃料成分、装窑疏密程度等诸多因素息息相关，细微的差别就会造成完全不同的钧瓷制品，所以有“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说法。这正是钧瓷的艺术魅力所在，而这样的变化，由于难以捉摸，产生了许多民间故事和文学，成为了钧瓷文化精神的一部分。
钧瓷是社会发展和审美变迁的缩影。钧瓷作为工艺和审美的结合体，从兴起到发展，都承载了中华民族厚重的历史积淀，是社会发展和文化在艺术和工艺层面的凝练。从民窑、官窑到现在的发展和创新时期，每个阶段的成品都是当时经济、文化以及政治现状的反映。
二、钧瓷文化跨文化传播现状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前，钧瓷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始终处于边缘化地位，仅仅通过海外华人的零星传播和国家文化交流中附带推介。自1994年起，许昌市及禹州市政府为推广钧瓷艺术，举行了数次大规模的国际文化节。同时，钧瓷届也更加积极的参与到国际事务当中，2003年4月，“祥瑞瓶”被作为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国礼赠予巴基斯坦总统；2009年12月12日原国家主席胡锦涛向哈萨克斯坦总统亲赠“如意樽”；2012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原意大利总理蒙蒂收藏《九五至尊》，等等，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钧瓷迈入国际的步伐。
但如上所述，钧瓷产品走向国际主要依靠“送出去”而非“卖出去”，在国际场合，通过政府机构以礼品的形式推介出去，这是一种十分单一的、非市场化的途径。这就使得钧瓷的国际地位十分受限，无法扩大受众，更无从谈及发挥其更深层次的文化影响力。
就钧瓷文化英语翻译而言，其形势更是堪忧。钧瓷相关文献资料、系统性翻译的文章寥寥无几。目前在中国知网及相关学术数据库中，钧瓷翻译的文章大多集中于个别词汇、产品介绍、公司广告等的翻译，涉及面也仅局限于翻译方法、策略这样的方法论层次，更不用说专业的翻译和研究、宣传团队，这对于钧瓷文化的传播是一个极大的瓶颈。
三、钧瓷文化跨文化传播途径探索
（一）整合优势资源，打造文化品牌
当前，禹州钧瓷生产企业较多，但规模较小，生产工艺滞后，产品类型单一。钧瓷产品的创新程度不高，重复性生产和仿制品较多，无法体现出钧瓷的内涵和满足与时俱进的要求。要打破这个现状，需要政府部门及相关机构根据不同钧瓷生产者的特长，整合资源，将整个钧瓷生产企业的生产结构向专业化、细致化、特色化和创新化发展，避免浪费。将优势资源最大化发挥出功效，增加其文化含量，推出具有代表性的钧瓷作品，以产品为载体，以文化内涵为支撑，构成钧瓷产品以及钧瓷文化的核心竞争力。
同时，要以市场为导向，面对国际市场，研发更适合国外市场的钧瓷产品，提高钧瓷和钧瓷文化的国际认可度。
（二）产学研结合，促进钧瓷文化的良性、向上发展
钧瓷产业的发展和钧瓷文化的丰富，单单依凭钧瓷企业或译介队伍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以教育为依托，以企业为主体，以相关研究团队为支撑，相互配合，发挥各自优势，形成强大的体系并体现出综合优势。
专业化的教育是解决产业观念，提高该产业人才素质，促使产业良性发展的关键所在。在高校设置相关专业，从技术和文化层面培养全方位的专业人才，才能在产品质量、特色以及内涵方面有所提高，进而推动钧瓷的发展。
钧瓷文化的国际化发展，需要专业的营销人才和外语人才，改变当前钧瓷外语专业人才缺乏的窘境，加大对钧瓷专业术语的翻译和规范，同时，组建有国际眼光的营销团队，有针对性的推介钧瓷产品和文化，使钧瓷文化走向国际的链条更加完善。
（三）有效运用新媒体手段
信息时代的今天，各种传播手段层出不穷，钧瓷文化的传播更要搭乘这辆快车，从单一的文字、印刷品的传播跳脱出来，构建庞大、有效的网络传播平台。由专业人才建设钧瓷文化网站，对钧瓷文化、产品进行详细介绍的同时，有针对性的使用微博、公众号、手机APP等形式，对不同的受众进行文化的传播。
钧瓷文化，作为我国科技文明和历史文明的积淀，有着非凡的艺术和文化魅力，需要我们不断探索，将其推向国际，增加其认知度和影响力。
参考文献：
[1].张自然. 钧瓷窑变传说的文化阐释[J].许昌学院学报，2011（1）
[2].刘向辉. 全球化语境下钧瓷文化英语翻译的现状及前景[J].许昌学院学报，2013（4）
[3].刘向辉. 钧瓷文化产业国际化的困境及出路[J].许昌学院学报，2014（6）
[4].王艳玲. 钧瓷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思维[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 2012（2）
校园传播文化文化滋养校园 篇12
在校园文化建设方面, 突出文化品位、现代气息、人文精神、审美情趣的理念;遵循长远规划、分步实施、重点突破、全面提升的操作的原则;采用以校园物质文化建设为基础, 以校园精神文化建设为核心, 以校园制度文化建设为保证, 以校园活动文化建设为载体的运行思路, 潜心营建文化底蕴深、书香气息浓、艺术品位高的学校物态文化, 着力体现一种儒雅而诗意的校园文化风格。让教育成为一个幸福的过程, 让教师成为一种幸福的职业, 让成长成为师生一段幸福的经历, 让启工二校成为广大师生幸福的文化园。
一一、校园环境——彰显校园文化底蕴
校园环境是一种直观性的文化, 是校园文化建设的基础, 它是学校办学风格的反映, 透射出学校独特的凝聚力、感染力和震撼力。“让校园充满生命的活力, 圆师生幸福成长梦”, 是启二校园文化的精神内核。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 学校遵循高品位原则, 把每一个“物质元素”都涂上“人文元素”的色彩, 力求做到:布局合理, 格调高雅, 赏心悦目, 寓意深刻, 美观实用。
生态校园——显文化
走进校园, 以“初升的太阳”为寓意的大门, 造型别致, 凝重而典雅。南北两栋大楼外墙绘制了以“开启未来”为主题的抽象壁画, 洒脱而大气。雅艺园树茂草碧, 水清石秀, 嘉木繁阴, 鸟语萦绕, 流水潺潺, 彩蝶翩翩, 传递出文化的魅力。
文化校园——筑文化
操场西侧有一排柳枝低垂的老树, 我们命名为“文化树”。绿荫下安装上舒适的休闲椅, 环树干四周安装上主题教育展示牌。孩子在休息玩耍之余, 举目抬眼, 便可浏览到展示牌上的教育内容。这种信息的传递自然无痕、润物无声。
启智楼各楼层精心设计制作了导视牌和提示语, 南北两个大楼正厅分别制作了背景墙, “优雅、睿智、健朗、梦想”八字校训时刻浸染着每一个启二人的心灵。无声的文化, 有情的教育, 体现了文化的内质。
人文校园——品文化
启智楼开发了两个开放式学生实践活动厅:二楼是科学生态厅, 三楼是图书阅览厅, 为孩子们创设了一个可看、可摸、可感的活动空间, 使文化的元素扑面而来。
启苑楼五个各具特色的艺术教育专用教室, 也是学生课外艺术活动室, 尽显艺术情趣和儿童特点。二楼环廊是学校的荣誉展示厅, 闪亮的奖杯、奖牌折射出学校特色办学的丰硕成果, 一步一景, 一景一品, 都在酿造文化的味道。
数字校园——蕴文化
启智楼和启苑楼楼外的led电子屏, 随时发布着学校的各种教育信息。在两栋楼的正厅, 我们都安设了数字校园文化传播媒体——“信息岛”, 里面设有多个校园文化专题栏目。在启智楼的正厅, 我们还装置了“新华影廊”。孩子们可以在第一时间知晓新华社发布的各种信息。去年, 我校还光荣地成为“辽宁省交互式数字教育系统工程”实验校, 建立了三个交互式教室, 在沈阳市小学中仅此一家。
二二、幽远书香——塑造校园文化灵魂
我们倡导:“让读书成为习惯, 生活因读书而精彩;让读书成为工作, 生命因读书而成功;让读书成为一种文化, 校园因读书而厚重。”与书相伴的人生, 一定有质量, 有生机;书香飘溢的校园, 一定有内涵, 有发展。
茶香书吧——播文化
我们把阅览室命名为“茶香书吧”。深棕色的背景墙上, 几行白色的字迹很是醒目:“书香”代表的是我校常年开展的读书活动的名称;“风行”是我校校报的名称。刘禹锡的《陋室铭》散发着幽幽的古韵, 更使阅览室显得优雅宁静。阅览厅造型奇特的书架上摆满了琳琅满目的书刊, 色彩艳丽、舒适柔软的座垫可以任孩子随意坐卧。班级图书角《书香小筑》《青藤树下》给人扑面的书香味。孩子们通过读书与文化结缘, 时刻呼吸着文化的空气, 在书中, 他们懂得了学习的价值和力量。
快乐话吧——叙文化
“快乐话吧”通过交流与阅读、思考、实践来触动学生心灵, 丰富情感, 提升素质。我校积极搭建多元阅读平台, 拓展阅读的宽度。将每天语文课前3分钟设为学生阅读展示时间。每天课前学生轮流登台, 交流生活中的新闻, 畅谈读书感悟, 进行好书推荐等, 既锻炼了口头表达能力, 又培养了积极读书、留心观察身边事的好习惯, 也把阅读由书本拓向了生活, 使文化气息弥漫在校园, 荡漾在心间。
特色阅读——传文化
为给学生营造一个读书的磁场, 学校推出读书“五个一”阅读系列活动:清晨一诵, 午间一读, 晚间一记, 每周一课, 每班一集。每天早上, 孩子们伴着温婉的古韵, 和着经典的诗词步入校园, 共同齐诵《晨读自勉文》;下午2时到2时20分是班级阅读时间, 精选名家名篇为诵读内容;晚上记录下好词佳句, 还可以写日记, 写读后感;每周由班主任上一节“佳文赏析”课;每班都要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学习水平形成《阅读文集》。师生共同沉浸在阅读的境界里, 每天过着有书相伴的生活。
翰墨飘香——展文化
“多读胸中有本, 勤写笔下生花”。《风行》校报2007年创刊, 每月一期。记录着学校发展的足迹。《风语》是我校学生的作文集, 留存了学生幸福成长的足迹。《风行》《风语》用精妙的语言, 丰润着校园的人文精神, 塑造着师生的文化气质。
三三、职业追求——奠定校园文化根基
学校文化的最高境界是不留痕迹的浸润, 这就需要关注教师的情感体验, 让教师在文化的滋养下, 活得快乐、高贵而优雅。
润心讲坛——话文化
为让文化的熏陶转变成文化的磁场, 我们每学期都会聘请教育知名人士来校讲学。聘请市区教研员专题辅导。我们把培训的金话筒不仅交给专家、学者、学校领导、学科骨干, 还交给普通教师。每次教师集会前, 都会有一位教师为全校教师讲一个哲理故事。他们或娓娓讲述, 或侃侃而谈, 一个个简短平凡的小故事有思想, 有内涵, 聚知识, 汇力量, 老师们深受感染和启迪。
磨砺练场——践文化
我校倡导教师独立思考, 用智慧工作, 提高效能, 减轻负担。我们在“磨砺练场”中实行参与式团队的教研文化, 激发大家思想交流, 经验碰撞。本学年的“同课异构”教研活动, 以年组为单位精心策划, 从主持人的开场白到课间的衔接, 乃至结束语都各有千秋。尤其是课堂教学, 教师们“同中求异、异中求同”, 展示了不同教师对同一教学内容不同的理解。课后研讨环节, 由上课教师自我反思, 听课教师互动研讨, 学校领导深入评析, 大家不断地提出问题、思考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教师在学习和实践中成长, 在反思和修正中成熟, 在历练和坚持中厚积, 在专家引领和同伴互助中提升, 初步形成了启二特色的教研文化, 提升了广大教师的教学艺术和教育智慧。
四四、艺术特色——丰盈校园文化的双翼
我校艺术教育经历了五十余年的光辉历程, 是全国艺术教育先进单位。几十年来, 学校不断提高艺术教育质量, 艺术教育伴随着学校的成长、发展, 由蜚声省市到享誉全国、闻名中外。我们实施分层次的、全员参与的“五会”润心工程——人人会听、人人会说、人人会唱、人人会演、人人会舞。艺术, 丰满着校园文化的双翼, 让我们挥动翅膀, 自由翱翔。
舞出绚彩——扬文化
舞蹈是我校的特色品牌。一枝独秀的佳绩、精湛高超的技艺、备受瞩目的社会影响, 都足以证明我校舞蹈团队的实力与辉煌。舞蹈《东北小妞》《亲亲茉莉花》赴韩国釜山参加第三届东亚儿童艺术节。舞蹈《女孩与仙鹤》应国家文化部邀请赴北京演出。
校本课程——载文化
一花独放不是春, 百花齐放春满园。我们努力将艺术教育的宝贵资源和优秀成果惠及到每一位学生身上, 在提高的基础上更注重普及。除国家基础课程外, 拓展型校本课程已有五大类, 三十余个学科。
每学年我们都在学生、家长和教师中进行问卷调查, 根据调查结果及时调整我们的工作计划。如根据学生的“选课申请表”, 本学期我们就增加了《中外名曲欣赏》《手工制作》《网页制作》等6门程, 将孩子们普遍喜欢的教学内容作为必修课程, 其余作为选修课程。
丰富多彩的校本课程, 让每个孩子都浸染在文化艺术的长河之中, 丰富了学生的情感体验, 启发了学生的创造才智, 引领学生全面和谐发展。
班级建设——触文化
艺术教育的普及性带来丰硕的教育成果, 每学期我校均进行班级特色文化展示, 以此提高师生的综合文化艺术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