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时代的传播话语

危机时代的传播话语（共4篇）

危机时代的传播话语 篇1

一、自媒体视阈下的媒介化社会

(一) 什么是自媒体

数字化大师尼葛洛·庞帝曾经预测未来将产生一种新型媒介形式, 并且这种新型媒介形式的出现与繁盛将影响整个社会体系, 他在《数字化生存》中首次提到了“个人日报”的理念, “个人日报”则是自媒体最早的雏形。

2002年《圣何塞水星报》专栏作家丹·吉尔摩认为媒体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旧媒体 (传统媒体) :新闻媒体1.0;第二阶段是新媒体:新闻媒体2.0;第三阶段是自媒体:新闻媒体3.0, 并首次提出自媒体概念。自媒体使受传者不再处于被动接受的位置中, 信息传递摆脱了单向度的传播模式, 受传者同时成为传播者, 新闻传播模式开始形成多媒体向多受众的模式转变。

产生于互联网的自媒体始终没有明确的定义, 目前的定义大多是与传统媒体、新媒体进行比对所得出的结论。自媒体是基于Web2.O平台上开发的多种个人新闻应用的总集合, 被研发出来的应用能为网民提供信息生产、积累、共享、传播的供应平台, 帮助从事面向多数人的、内容具有私密性和公开性的信息传播活动。

(二) 自媒体促成媒介化社会

自媒体以其平民化、自主化和去中心化等特征成为现代社会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存在。近几年的一些重大事件中公众通过自媒体集中表达民意, 呼唤和引起传统媒体和政府的关注重视。人人即媒体的趋势日益凸显, “草根媒体”的出现与兴盛打破了原有的传播格局, 推动了我国民主社会的构建。

媒介的主要作用是信息传播、监控社会、文化传递等。当今我们已经进入了媒介化的社会环境之中。“媒介化”是媒介对社会影响效果的一种高度概括, 美国学者李普曼在《公共舆论》中提到媒介对社会的影响力, 他认为“现代社会越来越巨大化和复杂化, 人们由于实际活动的范围、精力和注意力有限, 不可能对与他们有关的整个外部环境和众多的事情都保持经验性接触, 对超出自己亲身感知以外的事物, 人们只能通过各种“新闻供给机构”去了解、认知。”[1]而自媒体的出现也印证了著名的“媒介即讯息”理论, 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中的观点, 媒介不仅是传播的工具而且直接就等于传播的讯息, 媒介是人的延伸, 即是人的器官的延长。电子媒介是人的中枢神经的延伸, 而其他媒介则是人的个别器官的延伸。媒介传播人人为中心, 人人为受众, 形成了强大复杂的媒介化社会。[2]

二、自媒体带来的话语权变迁

(一) 话语权的下放:平民话语权凸显

每个公民都有言论自由的权利, 但是由于媒介资源的紧张, 不可能每个公民都能利用大众媒体表达自己的声音。自媒体的出现正是为言论自由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载体, 改变了话语权分布一边倒的格局。通过获得话语权使民众参与到“无中心”的网络之中, 个人自由表达第一次真正地实现。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话语中心, 不受任何政治、意识形态、技术和逻辑能力的压制。[3]话语权不再是掌握在权利机构手中的独享物, 话语权成为真正的大众化符号。

自媒体为大众提供了一个彼此分享意见、见解和观点的个性化平台, 大众能随心所欲的发表自己的看法抒发情感。通过自己的方式利用自媒体将所见所闻传到网上, 发出自己的声音加入到某个话语场之中, 人与人之间可以就某个事件的看法达成共识, 多个共识的形成为基础可以构成一股强大的话语力量。自媒体的崛起冲破了早期传统媒体的单向传播, 再也不是过去的由少数把关人所控制的自上而下的传播模式, 形成一种传者即受者, 受者即传者的多元交叉网状互动过程。把关的弱化使得信息的信源扩大, 自媒体打开了话语权垄断的一个缺口, 言论的缺口在必要的时刻有可能就会成为舆论的闸门。从传统媒体掌控话语权到自媒体释放平民话语权, 这无疑是话语权的一次重大变迁。

(二) 与传统媒体的比较

与传统媒体相比, 自媒体具有许多传统媒体不可比拟的优势所在。传统媒体主要包括纸媒、电视和广播等大众传播媒介。相比较而言, 纸媒在互联网时代下的时效性降低, 而且由于严格的审查机制, 一般刊登的大部分都是评论性客观性的观点和评论。电视和广播等现代最主流的大众媒介在面对大众的时候, 不能有明显的倾向性一般都采取中立的态度, 在两种观点之间找到平衡点再加以传播, 但是这样的话反而遮蔽了事实上的不平衡。传统媒体在报道时间上比较滞后, 风格单一。

自媒体的个人化特征使得大众在看习惯了标准化、制式化的新闻叙事模式之后, 看到如此独特的个人化风格叙事, 显然会被吸引。自媒的及时、自由、共享、互动更有利于信息快速进入传播渠道使得普通公众也可以加入到新闻传播的行列之中。传统媒体中“传受分离”的传播模式转变为“传受一体”的传播模式, 任何个体既可以是他人的受众, 也可以成为他人的传播者, 传播者与接受者的身份在自媒体中得到了统一。罗杰·费德勒指出:“传播媒介的形态变化, 通常是由于可感知的需要、竞争和政治压力, 以及社会和技术革新的复杂相互作用引起的。”[4]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也都是自媒体得以迅速发展的动因所在。

三、自媒体环境下的危机传播

现代社会已进入危机频发的时期。从美国的“9·11恐怖袭击”到中国的“非典”, 从汶川地震到禽流感爆发, 透过种种事件现代社会的人们意识到:全球经济大发展的背景下, 危机隐蔽于社会的各个角落, 对全球的安全稳定产生巨大的影响。尤其在网络时代的今天, 影响可能被无限放大至数倍。不可否认, 传播技术的发展和媒介自身的演进是其中后来居上的因素, 不可小觑。

危机传播的概念是针对社会危机现象如何采取大众传播及其它手段, 对社会加以有效控制的信息传播活动。目的在按照社会传播和新闻传播的规律对危机处理过程进行干预和影响, 促使危机向好的方向转化。[5]按照斯蒂文·芬克在1986提出的关于危机传播四段论模式, 将危机传播分为潜伏期、爆发期、扩散期和消退期。

四、例证研究——以“宜黄强拆”为例

由于本身具有强烈冲突的事件突易吸引大众的关注, 所以危机信息在自媒体中拥有先天的传播优势, 容易进入传播渠道。而经由大量分散的自媒体发挥, 危机更容易获得传播出口。一旦危机引起大众媒体的关注, 更可能会加剧危机的严重程度。网民的高参与度已成为推动突发事件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通过在天涯社区上搜索“宜黄强拆”共获得374篇帖子, 因为存在多个版块的相互转发所以重复率很高。事件发生前期的部分帖子由于种种原因被删除, 经过筛选共选出91篇有效帖子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通过对发帖日期分别与回复数和访问数的分析比较研究, 汇集成如下两图。分别是发帖日期和发帖数 (图1) 、发帖日期和访问数 (图2) 。透过图表可以看出伴随四个阶段的更迭, 在发帖数和访问数上有明显的变化。关于事件发展和解决的重大情况发生后, 也就是每个阶段演进的临界点上无论是关注度还是舆论强度上都会有显著的激增。

(一) 危机潜伏期

2010年9月10日, 在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凤冈镇发生因抗拒拆迁引发的自焚事件, 事件中共有三人被烧成重伤。此为宜黄事件的开端, 事件起因是由于政府对钉子户的强拆导致激怒拆迁户而引起的一起悲剧。

事件是在9月10日发生的, 而在天涯社区中最早的一篇相关帖子是在9月13日才发布的。在调查的过程中得知, 自焚事件在发生的第一时间之后天涯曾出现相关帖子并且拥有高点击率和高回复数, 但是在极短的时间之内都被删除。在9月12日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之后, 天涯在13日才出现了第一篇相关帖子, 该帖子引起了高关注度, 访问量达到了36844。一时间群情激奋, “宜黄强拆”相关的帖子数量激增, 同时成为连续几日的搜索热点和上升最快的话题, 在各大版块中都掀起了一场大讨论。

(二) 危机爆发期

“宜黄”事件经历了较短的潜伏期, 因为前期的大部分帖子都被删除所以无从考证。第一篇相关帖子出炉之后经历了几天的讨论之后逐渐降温。直到9月16日, 钟如翠和钟九如准备进京请求法律援助并参与凤凰卫视的节目录制。宜黄县政府为了防止事件的扩大一路追至飞机场。钟家姐妹没办法只能躲进厕所里, 她们通过微博与媒体进行了直播采访。这是第一次公共事件通过自媒体进行发布的一场新闻直播, 自媒逐步参与到公共事件的发展之中。到此为止“宜黄”事件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曝光, 成为各大媒体网站的头条, 这场现场直播的新闻也间接的为事件的解决起到决定作用。

飞机场对钟家姐妹的围追堵截事件还没完结。9月18日凌晨, 钟家大伯叶忠诚不幸辞世, 伴随老人的去世是新一轮的恐慌。宜黄县政府的20多人来到医院哄抢大伯的尸体有可能是想毁灭自焚的证据。这两件事件叠加在一起引起了网络舆论的巨大爆发, 9月16-19日在天涯社区的发帖量相比其他时期呈现明显上升趋势, 一篇帖子的访问量达到了19725的高点击率。各大网络社区、博客、微博等都进行了关注和曝光。天涯社区在传播中体现了传播的匿名性、共享性和传受角色的交互合一, 发帖者也通常会受跟帖人所表达的信息和情感所影响, 在自己所发布的主题里进行回帖, 而其他人继续跟帖, 循环往复, 传受双方模糊化, 交互合一, 促成了新媒体危机传播的模式形成。自媒体在“宜黄”事件的发展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 危机扩散期

自媒体对于“宜黄”事件的曝光和高关注度对事件的解决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宜黄”事件在发生一周之后就作出了解决, 最终裁定宜黄县委书记、县长被立案调查, 率队拆迁的常务副县长被免职。“宜黄”事件对于官员的任免工作在网络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与“宜黄”事件相关的帖子总共90多篇, 而9月20日任免发布后相关的帖子数量就占到了50多篇。其中十余篇的访问量都达到了20000多次, 回复数达到了数千条。尤其是一篇发帖者自称是“宜黄”事件工作人员的帖子访问量更是高达230492次。“宜黄”事件到此基本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自媒体在“宜黄”事件的整个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从网络的舆论狂潮到微博的直播新闻都为事件的解决起到了推动作用。公众的话语权在短时间内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场, 对政府和媒体的报道与解决起到推动作用。

(四) 危机消退期

“宜黄”事件本已完结, 但是浙江缙云县、湖南株洲和河南淅川陆续发生了与“宜黄”事件类似的事件发生, 相关帖子并没有引起较大反响。可能是这几个事件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并没有在网络再度掀起大讨论。

五、自媒体力量凸显——与传统媒体相比

自媒体的勃兴是推动中国媒体危机报道的一个重要力量。新媒体是网状的互动双向传播, 在网络中任意选取的某一点都可以被加以发挥利用, 将信息迅速、大量的向外输出。

危机潜伏阶段中, 公共传统媒体没有形成有效预警机制和新闻发布制度。而自媒体在预警传播方面无疑是拥有强大优势的, 公众在自媒体中形成强大的意见广场, 帮助有关部门及时发现并采取措施加以控制、解决, 最大限度的化解和排除社会不稳定因素, 能够防止事态的扩大和危机的发生。

危机爆发阶段中, 传统媒体易发生集体失语的状况, 2003年的非典爆发初期就发生了媒体集体失语的状况, 导致危机没能及时得到有效控制。在信息传播的效率上新媒体有着传统媒体无法代替的优势, 但现实状况新媒体也是一把“双刃剑”, 它可以快速有效的传播真实信息, 但也会传播谣言, 所以在危机爆发期中政府有关部门在处理危机时要合理利用网络媒体稳定民心、化解矛盾。

危机扩散阶段中, 传统媒体是危机处理的主要导向, 采取各种措施来弥补爆发阶段所造成的危害。在这个阶段, 自媒体往往是配合传统媒体联合进行危机控制。新媒体可以汇集传统媒体限制发表的信息和观点, 在自媒体中自由地传播。不同观点和思想集中和交互影响, 促进了社会思潮的多元化, 并形成网络舆论, 进而产生了巨大的舆论压力, 达到任何部门、机构甚至公众人物都无法忽视的地步。

危机消退阶段, 无论是新媒体还是传统媒体在这个环节做的都还不够。缺少了对危机的反思与总结。不能对日后危机的预警和预防工作做到良好的防范, 所以与危机事件相似的事件总是频繁发生。

随着网络的发展, 公众所掌握的网络技术权利越来越多, 形成的“舆论场”也会越来越强大, 起到的舆论监督影响也会随之增大。大量独立意识的个体在达成意见默契的同时也在分割传统强势话语权体系, 从而形成话语权的多元化分配格局。所以政府、媒介与受众应共同努力建设一个和谐稳定的新媒体体系。

摘要：自媒体时代一改过去传统媒体对话语格局的垄断, 互联网成为重要的民意表达阵地。与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相比较网络的舆论监督触角更宽广, 传播更具有发散效应, 往往能够形成声势浩大的“民意广场”。各种新媒体形式迅速发展, 使舆论信息随时随地互动传播, 其参与主体多样复杂, 内容数量庞大, 传播速度快、范围广。这给危机传播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本篇以宜黄拆迁为案例透析自媒体话语权对公共事件危机传播的影响。

关键词：自媒体,话语权,宜黄拆迁,危机传播

参考文献

[1]李普曼.公众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293.

[2]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10.

[3]闵大洪.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新闻媒体网站电子论坛刍议[J].新闻与传播研究, 1998 (3) .15-17.

[4]罗杰.费德勒.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M].明安香, 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0:19.

[5]胡百精.危机传播管理[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5:118.

危机时代的传播话语 篇2

一、权威宣传话语向对话沟通话语转型

较长时期以来,我国传统的领导人形象传播模式实质上是一种权威宣传话语机制下的单向灌输,传播者不作详细解释,受众只能被动地接受,基本上没有互动性反馈。而在新媒体时代,传受双方地位的重塑使我国领导人形象传播的话语方式由代民众立言向协商式对话不断转型。

在各种新型传播业态不断涌现的新媒体时代背景下,一个名为“复兴之路工作室”的网络视频工作室成功地吸引了受众的目光,获得众多网友的好评与追捧。该工作室专门司职政治传播,以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形象塑造为主要内容,被誉为“中国外宣新阵地”[1],开创了新媒体政治传播的新范式,彰显了大国领导人形象传播的媒介话语风格转型价值。迄今为止,“复兴之路工作室”已连续推出《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中国共产党与你一起在路上》和《跟着大大走》之博鳌篇、万隆篇、巴基斯坦篇、俄罗斯篇、美国篇、英国篇,以及《十三五之歌》9部作品。“复兴之路工作室”凭借其作品打造出了一种颇接地气、通俗平实、浅显易懂、幽默风趣的媒介话语方式,通过“讲故事”的手法展现国家领导人形象,一改以往相对生硬的宣传定式。

上述话语方式在“复兴之路工作室”首部作品《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习近平与其余六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首次以卡通动漫的人物形象走进公众视野,视频的画面语调轻松幽默,叙述直白,几近于日常聊天的口语化表达,毫无晦涩艰深之处,将领导人的个人发展历程娓娓道来,并辅以大量直观的解释性图示,凸显了多元的媒介话语特征,展示了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勤政爱民、能力出众、执政经验丰富的形象。该视频还将我国政治体制的基本架构、官员行政级别的具体划分等相关背景内容作为一种知识普及介绍给了受众,以满足受众需求为导向,成功地弱化了政治传播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使受众更易接受。此外,《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运用“两面提示”的话语方式,将中、英、美三国领导人不同的选拔制度放在一个平等的语境中进行了真实、客观、无偏差的展现,走出了政治宣传的窠臼。

二、宏大叙事向日常叙事转型

叙事手法在政治传播中无疑是话语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领导人形象传播中,叙事手法更是奠定话语风格与基调的宏观框架,因此话语方式的变化可以在叙事手法的变化中得到最为直接的体现。以往受众脑海中领导人严肃、刻板的形象,大多是从媒体经常报道的领导人参加重大会议、出席外交活动等重大场合的新闻画面中获得的,这种形象呈现一般是根据政治传播的需要从而进行的信息筛选,叙事手法颇显宏大伟岸,但对领导人形象的呈现不够全面。而通过媒介对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形象呈现中可以看出,领导人形象传播正在由宏大叙事向日常叙事进行转变,话语方式也由“读文件”变为“讲故事”。

在相关报道中,媒体特别注重通过刻画日常生活细节来呈现习近平的人物形象,引用了他与父亲习仲勋、妻子彭丽媛等亲属的家庭生活照片,洋溢出浓厚的亲情与家庭氛围。此外,媒体还以关注一个普通年轻人成长经历的视角,将习近平在陕北插队、进入清华大学读书等故事穿插于报道之中。前往北京市西城区庆丰包子铺月坛店就餐以及访英期间参加乡村家庭晚宴体验英式传统美食“炸鱼和薯条”被作为重要内容纳入了习近平形象传播的议程设置中,通过领导人的日常饮食凸显了生活化元素,拉近了其与普通群众的距离,完成了从政治叙事框架向大众叙事框架的转变。

三、意识形态语言向娱乐化语言转型

话语一直被认为是意识形态栖身和抗争的场所,而进入新媒体时代后,领导人形象传播的话语方式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新媒体语言的影响,突出表现为娱乐化语言的崛起,因为这种共通的语码本身就会产生亲近感,这对于官民的沟通,至少在方式、方法上是有效的。

2010年11月10日,一向以严肃严谨著称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江苏给力“文化强省”》的新闻标题中使用了“给力”这个网络流行语,迅速成为全国人民议论的话题。这是官方媒体使用流行娱乐话语的全新话语尝试。又如“复兴之路工作室”推出的《跟着习大大走之万隆篇》《跟着习大大走之巴基斯坦篇》也有新的看点,视角、风格均有突破,改变了过去国家领导人外事访问活动的固定报道模式。作为微视频的核心内容,习近平的形象与声音总会适时出现,且在其中大量穿插了娱乐化的话语表达。万隆篇追求电影大片般的画面和音乐,配合深沉的英文画外音,营造出了史诗般的代入感;巴基斯坦篇则采用了年轻人易于接受的“快闪视频”形式,由一群巴基斯坦留学生和他们的中国朋友共同演绎了一段充满温情的中巴友谊之歌。

四、集体性话语向个性化话语转型

李普曼曾在他的著作《舆论学》中这样描述领导人形象,“伟人形象至少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一种是公开的和庄严的,另一种则是私下的和有人性的”[2]。我国领导人形象的呈现多为前者,因为领导者作为政党、政府和各种社会组织的代表者,是其所领导组织的形象“代言人”,领导人形象传播的话语风格不可避免地带有集体性话语特征,使领导人以一种普遍的共同的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掩盖了领导人的个性。为了适应新媒体时代的传播形势,领导人形象传播的话语风格进行了集体性话语向个性化话语的转型,具体表现为由“组织代言”向“个人品牌形象代言”的转变。

从媒体对习近平的相关报道可以看出,国家领导人代组织发声的官方集体性话语已不多见,而风格独特的个人话语却频繁出现。媒体对习近平个性化话语的塑造,一般是通过两种途径实现的:一是通过媒体自身报道内容及标题的建构催生个性话语的生成。二是通过周密的议程设置将习近平善于用讲故事、摆事实的方式剖析问题,善于用大白话、大实话释疑解惑,善于用聊天式、谈心式的语气娓娓道来,善于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元素旁征博引,善于用诗化语言抒发情怀,善于用平易近人、沉稳从容的肢体语言辅助表达的话语风格呈现在受众面前。这极大地彰显了其人格魅力,通过特色话语体系的全面展示打造了强势的大国领导人的形象。

新媒体时代,《人民日报》作为中国政治传播的主要阵地与载体,一方面坚守客观、严肃、权威的官方话语方式,另一方面积极与新媒体融合,利用新媒体触角———官方微博创新性延伸并扩展了媒介功能,实现了领导人形象传播话语方式的转型。表一《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不同议程设置话题“微博个性化数量及话语统计表”中的数量说明,80%以上的报道都包含较为明显的个性化语言,其中第三篇“习近平在庆丰包子铺就餐”达到100%,可见十八大以来领导人形象传播话语方式转型的普遍性。报道中“如同美丽的梭罗河”“主席套餐”“坚持光盘”“一马当先”和“走亲访友”等极具情节化、口语化和平民化特色,生动传神地塑造了习近平主席平易近人、与民同乐的“百姓父母官”形象和致力和平、敢于担当的大国领导人形象,从而使领导人形象不再“高冷”,呈现给公众一个“有温度”的领导人[3]。

在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下,我国领导人形象传播的媒介话语方式已经出现了结构性的变革,在可进行量化统计的各类新媒体平台上,针对传播内容的支持性回复、评论与转发占到了绝大多数,对于相关话题的参与程度显著提高,讨论气氛日益活跃,话语方式的转型业已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受众所认可与称赞。仍以《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为例,在2013年10月14日12时06分到2013年10月15日中午仅仅一天的时间内,该视频的播放次数达100万以上,受关注度远远超过往期的任何一部政治传播作品。

领导人形象传播话语方式的转型是新媒体环境下追求传播效果最大化的必然趋势,也是顺应国家对新闻媒体“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与“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改革要求的不二选择。无论社会形态发展到哪个阶段,传播内容发生了何种变化,传播者要想取得最佳的传播效果,都必须遵循该阶段的信息传播规律,满足受众需求、把准时代脉搏。换言之,需求导向和创新思维永远是媒体传播立于不败之地的撒手锏。在信息化时代,“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和传播内容将突破地域限制,走向世界,并在全球范围内接受检验与评价”[4]。而领导人形象传播作为我国国际传播的一部分,也应该有着适应性的呈现。

我国领导人形象传播媒介话语风格转型的成效已初步显现,各媒体应该毫不动摇地坚持话语风格转型道路,不断创新话语方式,进一步提高领导人形象的传播效率。同时还应注意的是,领导人形象传播终究处于政治传播的框架之下,它与其余类型的人物形象传播有着本质区别,其严肃性和公共性绝不能因为媒介话语风格的转型而有所消解。开创积极活泼、生动新颖的传播局面是有必要的,但是媒介必须要以“活泼而不随意、通俗但不低俗”[5]、个性却不任性、开放但不恣放为底线原则,牢牢把握话语风格转型的尺度,在合理的范围内使其发挥最大的传播效果。

参考文献

[1]陆一夫.复兴路上的外宣新思路[N].时代周报,2105-11-17.

[2]沃尔特·李普曼.舆论学[M].林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4.

[3]甘浩,王健.不再“高冷”卡通漫画给你一个“有温度”的领导人[N].新京报,2015-7-14.

[4]程曼丽.信息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传播[J].国际新闻界,2000(4).

危机时代的传播话语 篇3

关键词：后经济危机时代,贸易争端,企业,政府

1 经济危机以来针对中国的重大贸易争端事件回顾

1.1 美国对华轮胎特保案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北京时间2009年9月12日宣布, 对从中国进口的所有小轿车和轻型卡车轮胎实施为期三年的惩罚性关税, 惩罚性关税税率第一年为35%, 第二年为30%, 第三年为25%。中国政府2009年9月14日正式就美国限制中国轮胎进口的特殊保障措施启动了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程序。

1.2 中美禽肉贸易争端

2007年8月2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2008年农业拨款案》, 其中第731条款列明“不得将政府拨款用于制订和实施有关中国禽肉产品输美的规定”。同时, 美国《2008年综合拨款法案》第733条也有相同规定。2009年3月10日, 美国参议院通过的《2009年综合拨款法案》第727条也有对中国禽肉的歧视性规定。2009年3月11日, 总统奥巴马签署了《2009年综合拨款法案》。该条款的出台以限制政府资金使用途径的方式继续将我国禽肉制品拒之门外。2009 年4月17日, 中国政府通过常驻WTO代表团致函美方, 就美2009年综合拨款法案第727节 (简称“727条款”) 提起了WTO争端解决项下的磋商请求。

除此以外, 还有欧盟与中国螺丝钉与螺丝栓争端等等等等。

2 中国在争端机制上话语权现状的原因分析

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以后, 在争端解决领域就似乎一直保持着沉默, 是一个“安静的成员”, 截至2008年, 中国正式参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案例共有13起, 其中作为申诉方参与的有2起, 作为被诉方参与的有11起, 而在这段期间, WTO一共受理了378起案件。为何中国在贸易争端领域的话语权如此薄弱呢, 原因是多样的。

2.1 “贸易大国”但不是“贸易强国”

(1) 进出口依赖度大。

数据来源:由国研网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从上面的表格可以看出, 中国对外贸的依存度很大, 属于中等贸易依存度国家行列, 始终稳定在60%左右, 这也就是说贸易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贸易的发展对经济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影响, 面对这一巨大的经济助动力, 中国当然是想尽可能大地保全利益, 而对于一些贸易争端, 往往会造成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打击, 所以除非贸易争端涉及到了非常重要和关键的行业, 不管企业还是政府都更愿意采取息事宁人的做法。而从国外的角度看, 中国的飞速发展的进出口贸易, 不仅威胁了他们本国相关产业的发展, 也挤占了他们的国际市场, 而且中国对他们巨大的贸易出口也使他们成为了中国的大市场, 花了很多钱还受到了伤害, 自然会使这些国家将自己受损的利益诉诸于通过贸易保护争夺回来。

2.2 进出口结构不合理, 利润率低

中国的进出口结构有着很明显的失衡现象, 在进口方面, 主要是以资本密集型的高技术含量产品和能源产品为主。而出口的产品主要的劳动性密集型产品, 附加值和技术含量都比较低, 而且在中国的出口贸易中, “三来一补”贸易也占据了很大的比重, 这意味着中国的贸易虽然量大, 但是质量却不高。很多的企业依赖进口国外的技术生存, 与此同时, 很多出口企业却靠着薄利多销的模式赚取很低的利润, 经济危机后, 沿海大规模的中小型外贸企业的倒闭就是一个例证, 没有了大量的订单, 企业就很难生存。

另外, 典型的“中国制造”:轻纺织品, 本质上是依赖着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生存的, 使得出口企业的议价能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一方面这种低技术含量的产品不可能卖出很高的价钱, 另一方面, 对劳动力的“剥削”又时刻受着政府政策的影响, 一旦最低工资标准有所提高, 中小型企业的生存空间将进一步被挤占。

这样的情况导致了中国空有巨大的贸易额, 却没有相应的在贸易领域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

2.3 私人企业主法制意识薄弱

虽然在面对国际社会的贸易指责时, 中国一些民营企业也不乏有积极应对、主动争取自身权益的代表, 比如在美国对中国出口玻璃征收反侵销的案件中, 福耀玻璃企业就积极应诉, 最终获得了胜利。但是, 大多数的中国企业在面对国外的惩罚措施时, 还是采取一种消极的态度, 而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企业对国内相关法制和WTO的相关规则以及与其进行贸易的国家的法制都不甚了解, 因此当这些国家提出我国企业违背了WTO的相关规则时, 企业往往不知道自己的错误在哪里, 是什么, 同时想要采取措施去维护自身权利时, 又不知道相关国内法的程序。反观国外的跨国公司, 有着非常完善的专业团队和应对机制, 往往能够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利益。因此, 企业的法制意识淡薄也是造成中国在WTO中话语权受限的原因。

2.4 政府与企业的沟通不畅

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程序是磋商、斡旋调解、专家组、上诉机构审查、争端解决机构的建议或裁定的实施和监督以及补偿与交叉报复。在整个过程中, 光凭企业或是政府的一己之力都是不可能完成的, 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可以看到, 一个贸易争端诉讼的完成, 需要企业的积极应对和配合, 更需要政府的指导与支持。因此企业与政府的沟通尤为重要。

中国现在的进出口中私人企业占到了很大一部分, 而这些企业在面对来自其他国家的压力的时候, 无疑是脆弱的, 即使是相对强大的国营企业, 在面对国际贸易纠纷时也经验不足。在对外贸易发达的沿海省市, 从事出口是一种利益驱动, 并不是在完全了解国际贸易的具体情况和相关法律程序的前提下, 因此面对贸易争端对大多数企业来说, 是先有实践经历, 再去恶补相关的理论知识, 因此往往会比较慌乱, 为了息事宁人或是追求一时解决而接受国外的一些惩罚措施, 导致国外市场的流失和自身利益的巨大损失。政府作为一个比较强势的主体, 既能通过相关途径便利地获得起诉国有关的情况, 也能通过强势的话语权争取到比较有利的解决方式, 政府手中掌握着许多有益的资源能够对企业应诉产生很大的帮助。因此, 如果政府与企业之间不能建立起长期有效的沟通机制保证企业了解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程序、政府了解企业经营情况, 以使企业在面对争端时能够合理应对, 必然会导致中国在国际上总是保持沉默。如果企业在面对争端时总是采取一种消极的态度, 就会让一些发达国家看准中国在贸易争端解决上的弱势, 从而不断发难, 这种多陷阱的贸易环境又会让企业在面对争端时更加谨慎, 陷入一种恶性循环, 导致中国的话语权越来越被忽视。

2.5 国内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研究的滞后以及相关人才的紧缺

不得不承认, 中国对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研究和了解在国际上还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这一点严重限制了我们利用争端解决机制的能力和在WTO的发言权。受到国内法制水平和语言沟通障碍的限制, 国内对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研究比较滞后, 造成了我们在这方面人才的紧缺。在中国参与的WTO争端解决的案件中, 基本上都是聘请国外律师, 2009年的轮胎特保案, 虽然中国最后取得了比较满意的结果, 美国国际贸易法庭裁决认定, 美国商务部对中国轮胎同时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的做法构成了重复征税, 必须立即停止, 但是整个过程中方的申辩都是由美国代理律师尼尔·波特完成的, 这反应了中国在对WTO机制研究上的弱点。

3 改善现状的措施

3.1 改善贸易结构, 提升贸易地位

从宏观上说,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只有具备发达的经济实力才能真正改善政治权利。要争取中国在WTO的话语权, 首先就必须使中国成为WTO中一名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的成员。中国已经有着让人无法忽视的贸易额和贸易增长势头, 进一步就是要改善自身贸易结构, 提升贸易地位。

具体来说, 出口上应该加大出口产品的附加值, 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 在向国外进口了先进的产品后, 学习其技术并加以创新, 开发出我们自己的产品, 而不是简单复制国外的产品。同时对于出口企业应该整合重组, 形成规模优势, 使其具备一定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培养大型进出口企业。

3.2 积极主动参与WTO争端贸易机制

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中, 除了起诉方与被诉方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主体:第三方。第三方可以收到起诉方和被诉方的书面材料, 提交自己对本案的意见, 并且出席听证会。中国通过作为第三方参与案件审理, 可以发表对案件的意见, 在一定程度上维护自己的贸易利益。同时, 可以了解争端双方对焦点问题辩论的依据与技巧、专家小组、上诉机构关注的要点与思维逻辑, 从而锻炼中国的WTO专业人才。这不仅可以解决我国在应对WTO贸易争端方面经验和人才缺乏的问题, 也可以通过增大在WTO发表观点的方式提高在WTO的话语权。

除此之外, 中国也应该要积极使用WTO贸易争端结局机制。当作为被诉方, 应积极应诉, 同时按照程序提前做好相关准备;在自己的贸易利益受到损害时, 政府和企业也应该联合起来, 通过官方与民间共同努力的方式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3.3 提升中小企业对WTO争端解决机制和的认知和法制意识

中国现在对外贸易, 特别是出口贸易很大一部分是由中小型企业推动的, 因此很多民营企业往往会成为贸易争端的主要对象, 通过政府对提供相关信息的咨询和风险预警以及企业自身主动去了解WTO相关的规则和程序来提高企业的应诉能力。

同时, 企业在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时是否了解了国外的法律法规也是影响到企业在面对贸易争端时抗争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只有企业提高自身法制意识, 才能在国际舞台上更好地利用法律工具为自己的利益申辩, 进而提升我们整个国家在WTO的话语权。

参考文献

[1]朱华兵.从贸易摩擦的加剧看我国外贸企业的转型升级——以轮胎特保案为例[J].中国商贸, 2010.

[2]李滨.后经济危机时代我国贸易摩擦的特征及应对策略[J].学术交流, 2010, (6) .

[3]彭媛嫄.经济危机下新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及应对措施[J].特区经济, 2010.

危机时代的传播话语 篇4

微信的传播是以点对点的传播方式为主的,传播的信息可以是单点对单点的传播,也可以是单点对多点的传播。

1.1 单点——单点:好友传播

好友传播是指微信用户之间互相添加为好友后,用户之间点对点的传播方式。互相添加的用户一般相互熟识,也有一部分好友来自于微信账号的随机查找。在好友数量方面,一般都在几百人左右。在传播方式上采用的是点对点的信息传播,与手机短信类似,但是传播内容更为丰富,包含文字、图片、视频和网址链接等多种内容。

1.2 单点——多点:朋友圈传播

微信用户在朋友圈选项栏中可随时发布信息,内容可以涵盖图片、文字、短视频、公众号文章和网址链接等内容。已互相添加为好友的用户可以在好友的允许下随时查看对方的朋友圈信息。这是一种较为私密的信息传播,而发布方也可以指定发布信息可查看人群,自主选择屏蔽的好友,促使传播信息的私密性进一步可控。朋友圈的传播功能主要是点赞和评论,对于朋友转发的公众号信息可以在进入后再次选择自己是否转发。

1.3 单点——多点:微信群传播

微信群的建立往往是多个好友组成的,群成员不一定和其他任一群成员存在好友关系,但必定和群中某一成员互为好友。在微信群中的传播相对好友传播与朋友圈传播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因为群成员在群中发布信息时也可能被非自身好友的用户获悉。

上述传播方式也并非互不干涉、彼此独立的,对于公众号信息或腾讯新闻广播,用户可以选择将其转发至朋友圈、单个好友和微信群。同样的其他任何一个传播方式所接收的内容也可以根据用户自身兴趣选择是否予以转发或评论。

2 微时代微信的危机传播现状

新媒体的发展及媒体的融合为危机信息的传播提供了更多渠道,网状的交互式传播也为肃清危机信息源头带来了困难。危机信息进入微信平台时往往呈现出这样一种模式:用户获取危机信息后传播给自身好友或通过朋友圈进行发送,继而引发好友关注并加以评论转发,并以此为基础不断循环;同时,通过其他平台获取信息,不断丰富传播内容。微信中传播信息不断丰富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变形。随着微信用户的增多,通过微信平台获取危机信息的用户也在不断增加,而这种获取并非一味被动接受,而是一种交互式的传播,通过好友间的转载评论,危机信息得以快速传播,且呈现出较高的说服效果。也有一些用户对接收到的信息进行夸大。这种行为的产生出于多方面的原因:提升朋友圈点赞评论量、自身素质有限而混淆概念、一味的情绪发泄等。这也就不难解释在朋友圈中为何对于问题疫苗事件呈现出问题疫苗-过期疫苗-假疫苗-毒疫苗的转变,从而引发“毒疫苗危机”。甚至引发一系列后续危机,先是疫苗恐慌,造成许多家长无法正确区分一类疫苗和二类疫苗,过期疫苗与毒疫苗。

在公众号用户方面,任何公众号的注册和信息发布都是以提高其阅读量、粉丝量为目的。公众号用户就必须呈现或是优质、或是能抓住人们眼球的内容。在此次山东问题疫苗事件发生后,随着人们对于此次事件关注的不断提升,许多公众号找到了话题热点,或是原创或是转载相关信息。微信本身是一个具有一些私密性的社交平台,准实名制的认证方式、好友多为现实中熟识的人,或是具有类似兴趣的人,这都促进人们愿意相信好友发布的信息。依托于微信本身的传播特性,微信所传播出的内容具备着较强的说服效果。

微信作为一个新型的传播平台,本身是中性的,对于这一平台本身我们不应过多苛责。然而其短平快的传播特点、较强的说服效果及庞大的用户群体决定了它信息传播控制性弱。一旦危机信息有机可乘,利用微信平台大肆传播,造成的恶劣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应加以充分的注意。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