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杨新村（精选12篇）
曹杨新村 篇1
曹杨新村位于上海市内环和中环之间,紧邻上海规划的“一个城市中心+四个城市副中心”中的真如城市副中心(见图1)。20世纪50年代,曹杨新村由中国规划师主持规划,前苏联专家参与规划建设。它是我国第一个工人新村,对于建国后解决工人住房,以及展示“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是经过50年的使用,曹杨新村已呈现破败的趋势,为此,政府和社会也进行了各类局部改造与更新。作为上海工人新村的典型代表,曹杨新村的建设在上海城市空间从快速扩张转向内涵式发展的大背景下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如何改善曹杨新村的城市空间,提升其活力,已经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本文借鉴空间句法理论及其相关研究,尝试通过对曹杨新村空间形态变化的定量分析,探究其空间形态、结构逻辑和城市功能的演变规律和特点,并通过对公共空间的句法分析,为未来曹杨新村的空间发展提出建议。
1 数据与方法
空间句法是一种进行城市形态分析的理论和方法,空间句法作为理解城市空间的社会逻辑语言,深刻揭示了人类活动与空间形态的互动关联,并提供了对空间结构形态定量而精确的描述,大量的实例已成功证明了空间句法分析方法理论对理解与模拟城市空间的正确性与重要性(Hillier et a1.,1996,1998;Jiang2000,2002;Desyllas et aI.,2000;Read2002;Douglas 2003;Batty2004)1)。本文通过比较不同年代的城市空间句法地图来阐释曹杨新村城市空间的演变。句法分析基于20世纪50年代初曹杨新村的规划图和本世纪初曹杨新村的现状图,通过句法地图解释空间形态并对其进行结构性释义。两个时期的句法地图分析涉及空间半径n内的集成度(城市整体集成度)与半径3内的集成度2)(城市局部集成度),并且句法地图上对每一轴线的分析都是基于相同的半径范围。这样以减少空间系统边缘离散趋势的影响,从而优化整体空间的分析。对于曹杨新村现状公共空间的分析,首先选取街道空间、公园用地范围内空间和沿街开敞空间确立句法轴线,用最少数量的最长轴线来分析整个公共空间的局部集成度;再在已确定的公共空间的基础上,加入拟定的环浜公共空间(选取环浜岸线向两侧各扩展10m的范围),再次用最少数量的最长轴线来分析整个公共空间的局部集成度。在以上公共空间句法分析的基础上,对公共空间的使用情况进行研究,并对未来公共空间的改善提出建议。
2 曹杨新村空间形态之句法分析
2.1 空间形态的句法释义
在句法研究中,集成度反映的是研究的单元空间(轴线)与系统中所有其它空间的集聚或离散程度。其中整体集成度是从城市网络全局范围内考虑相应研究轴线的整合度,而局部集成度则可理解为局部空间格网情形,它所预示的是区域“生活中心”。3)对曹杨新村两个时期句法分析中出现的整体集成度的差异性,表征了其发展产生的几何拓扑和结构逻辑的变化。
规划初期的曹杨新村(1950s)轴线集成度明显分为三个层次,由几何中心向外集成度逐渐降低(图2中红色代表值高,黄色次之,蓝色最低),并使得曹杨新村空间格局呈现由几何中心向外扩散的放射型。其结构肌理较为简单,内部空间的可识别性较强,南北两侧可识别性较弱。规划融入了邻里单位的设计思想,以社区中心为核心,内部道路通而不畅,这些规划特征也在句法分析中体现出来。道路的曲折导致轴线拓扑节点个数的增加,降低了空间的集合度和可理解度。中心内聚式的空间形态,在轴线句法上的明显表征是形成了轴线的主导集成核,即兰溪路(Rn=1.188,图2中最长的红色轴线)。在后来的建设中,这条路的两侧集聚曹杨新村主要的公共服务设施,吸引了较多的人流使用。
21世纪初的曹杨新村(2000s)空间形态呈现出不规则的网格型,已经不具有集成度圈层分布特征。较之初期规划时,这一时期的曹杨新村无论是整体集成度还是局部集成度都有所降低,相应空间层次性增加(图3表征了曹杨新村空间智能度的增加)。其原因在于,随着曹杨新村的建设发展,道路密度增大,句法轴线增多,轴线的平均全局深度加大4)(由5.294增至8.829)。同时这一时期的连通值也在降低(由2.828降至2.389),表明随着曹杨新村的规模和空间尺度地不断增大,其逻辑结构变得越来越复杂,空间可理解性逐步降低。另外一个较为突出的变化是曹杨新村的集成核由新村内部逐步外移,出现在新村的边缘。兰溪路虽然在新村内部轴线中具有最高的集成度,但是其集成度值(Rn=0.838)已远远低于曹杨路的集成度值(Rn=0.923)。这样,曹杨路(图2中最长红色轴线)成为新的集成核,兰溪路在新村拓扑结构中的重要性降低。
2.2 逻辑结构变化的探讨
基于大量空间句法的研究,H i l l i e r(1984,1996,2005)提出了一个关于城市物质形态和社会生活之间联系的理论范式:人们的社会经济建造活动创造了城市形态,特别是连续的空间形态之间的关联;这样的城市形态决定了人们生活在城市中的分布,比如城市空间形态关联在整体上决定了人车流在城市中的统计分布,而人车流的分布又导致了城市用地功能的变化和分布;人们社会经济活动的变化,比如城市用地功能的改变,推进了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又导致了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6)曹杨新村的空间形态是在连续发展中形成的,在原有规划结构的基础上,采取局部填充和更新的方式不断加建(图4为曹杨新村(2000s)范围及形态)。这样,其空间结构的变化具有延展性,这种变化受到社会经济建造活动的影响。新村内包含了行政、商业、教育、娱乐等诸多职能,但是这些职能并不整合,难以产生局部经济的带动效应,而当外围区域发展起来,如在真如副中心的建设中,曹杨路形成了以商务办公为主,兼具配套金融中介、商贸物流、通讯信息、人才咨询、商业服务、康体医疗、娱乐体验等功能的复合业态时,曹杨新村立即被边缘化,其空间集成核也随之转向外围区域。此外,外围优势还体现在公共交通的发展上,曹杨新村周边建设了2条轨道线,有3个轨道交通站点(图5)(北侧还有一处轨道交通真如站,考虑其对曹杨新村核心区影响较小,不计在内),便捷的交通和站点周围高强度的业态开发,更契合上海快速的生活节奏。作为解决工人居住问题的工人新村,从规划之初,曹杨新村就体现了邻里单位的规划理念:适宜步行的环境,分级完善的公共设施,依托公共设施形成的公共空间。加之河浜空间和绿化环境的建设,使曹杨新村逐步成为生态宜居社区的典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新村表现出设施落后,配套不全,公共空间碎化的结构性问题,导致大量人口外迁,并在整个城市的发展中趋于沉寂。在外部迅速发展和内部逐渐衰落的情况下,曹杨新村无论是在功能的发展上,还是在空间的使用上,都更趋向于内部化,人流集聚度逐步降低。
基于形态学研究的空间句法,认为城市形态的拓扑关系、个人认知和城市的人车流量分布有高度的相关性。在曹杨新村的改造中,可以利用这种相关性,通过预测人流量的分布,反复调整和改善形态模型,使规划建设方案形成基于人流量的方案设计。按照这种相关性,布局公共空间、公共设施,合理设置经营业态,使其符合人流量的分布,形成地段内的聚集效应。空间句法为曹杨新村的城市设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践角度,但是在具体的设计中,还要结合一定的历史社会条件,遵循社会发展的逻辑,挖掘其自身的优势和特点来散发新的活力。
3 曹杨新村公共空间的句法分析
3.1 公共空间的句法释义
句法地图的色谱分析中,红色集成度最好,黄色次之,蓝色最弱。按照以往空间句法研究的理论总结,集成度高的区域也是最能聚集人流的场所,产生的社会交往也最多。曹杨新村内部空间集成度最高的区域是线性的街道空间,面状的公园开放空间集成度次之(图6)。其中集成度由高到低依次为:杏山路R3=2.715,兰溪路R3=2.620,枣阳路R3=2.423,曹杨公园R3=2.340,棠浦路R3=2.310,兰溪青年公园R3=2.279。由此可知,新村内的公共生活和交往主要集中在街道空间中(图7)。
从空间句法分析的结果来看,集成度较高的杏山路和兰溪路,均为新村内与外界连通的主要道路。二者路面宽度均为20m,承担着新村主要的公共交通职能,交通量较大。20m的宽度形成了宜人的街道尺度,主要的公共设施如商场、银行、影院、邮局、医院、文化馆等均分布其上,集聚了较多人流。人流的集聚,产生对休憩交往场所的需求。但目前二者均欠缺这样的空间场所,不能很好满足人们的使用需求。
环浜是曹杨新村的风貌特色,环浜空间是曹杨新村公共空间的核心。但是随着开发建设,河浜岸线不断被私有化,目前河浜岸线私有化已超过50%。河浜空间缺少规划建设的统一要求,围墙、围栏、建筑和绿化的阻隔,使得环浜空间不断碎化,新村的特色也逐步丧失。通过空间句法的分析得到:一旦将环浜空间(本文分析的是环浜两侧各10m的范围)纳入到公共空间中,其东、西、南三侧的集成度均有所增加(见表2),并且形成了曹杨新村的内部集聚核,弱化外围的影响(图8)。但是要形成这种最长的视线,必须要改善环浜空间,消除环浜的阻隔,保证其视觉和步行的可达性。
3.2 未来公共空间改善的探讨
3.2.1 从全局角度,考虑曹杨新村的道路结构设置
曹杨新村内部街道空间缺少全局性的统一规划和建设。18条街道中,有1条设为步行街,3条限行,导致部分路段交通流量集聚,堵塞情况时有发生;部分路段交通量很小,缺少活力;步行街人流量小,经营状况欠佳。针对这种现状,可以利用空间句法的分析结果,结合预测的人流量和车流量分布情况,确立等级明晰的道路结构,合理安排交通站点,组织单向交通和交通限行,并结合局部优势,如公共设施、交通站点等,设置步行街道。
3.2.2 环浜空间的整合
经过50年的发展,环浜已经形成了居民文化上的认同感,并成为曹杨新村形象名片之一。如何利用和改善环浜空间是提升曹杨新村活力的重要举措之一。目前,由于围栏、围墙等形成的纵向和横向的阻隔,使得环浜的滨水空间碎化,可达性较差,使用效率低。可以通过设置步行通道和景观视廊,串联环浜空间和周边地块的开放空间,将环浜空间向外围街坊渗透,优化整个社区的公共空间(图9)。此外,针对不同人群的需要,设计差异化的节点开发形式,引入不同功能和活动,提升节点的吸引力。
3.2.3 街道空间的精细化设计
街道空间是曹杨新村的主要交往空间。为了使人、活动、空间固化,形成街道场所感,满足人们交往的需求,需要进行街道的环境整治和设施配置。具体措施包括:(1)对街道的绿化修补、整治和改造,营造具有活力的环境氛围;(2)增设环境小品,形成街道的景观趣味;(3)增加街道家具,满足人们交往和休憩的需要;(4)优化自行车停车架、垃圾箱等设施的设置,使其与环境相协调。
3.2.4 核心区公共设施的整合
环浜内部为曹杨新村配套服务功能的核心区,分布有大型商场、文化宫、少年宫、社区医院、电影院等公共设施。在空间句法的分析中,这一区域内包括的街道空间集成度均较高,具有较强的人流和车流吸引力。但已有设施的服务功能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使用需求建议对其进行功能整合(图10)。具体策略包括:(1)部分设施保留原有功能,对其建筑外观进行适当修缮,适用于目前能够满足社区居民使用需求的设施,如普陀区文化馆、少年城和文化中心;(2)整合设施功能,建设三座社区中心大楼,分别以观演功能、收藏及展示功能、健身娱乐功能为主,满足社区居民文化、康乐的需求;(3)通过功能置换的方式,重新利用核心区内的优秀历史建筑(为解决工人居住问题建设的住房),引入小型餐饮、酒吧、度假等功能;(4)增设开敞空间,为密集的人流提供交往空间和休息活动场所,如在新社区大楼前设置休闲广场,将南侧绿化局的庭院绿化改建成公园开放空间等。
4 结论
通过空间句法分析,得出曹杨新村空间形态和逻辑结构从规划初期由几何中心向外扩散的放射型逐步转变为不规则的网格型的演变特征。随着曹杨新村规模和空间尺度地不断增大,其空间层次逐渐增多,圈层分布特征逐渐减弱,空间集聚的中心由新村内部转向边缘。外围区域在城市副中心建设的带动下迅速发展,城市功能复合度和交通便宜度都有了很大提高。而曹杨新村内部却出现了设施落后,配套不全和公共空间碎化的结构性问题,导致其逐渐衰落。如何改善曹杨新村的内部空间,提高其活力,是地块更新改造和城市设计工作重点要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空间句法的对比分析,得出曹杨新村内部空间一旦加入环浜公共空间后,能够有效改善内部空间的集聚程度,弱化外围的影响,进而提出曹杨新村空间发展的初步建议:一是从全局角度,考虑曹杨新村的道路结构设置;二是积极整合环浜空间,改变阻隔重重和空间碎化的现状,提高其景观品质和空间可达性;三是对街道实施精细化设计,改善空间环境品质,同时为新村内部创造更多的交往空间;四是整合环浜内部核心区的公共设施和空间。
图片来源
图1、4、7、9、10:作者拍摄、绘制
图2、3:作者根据Depthmap空间集成度分析结果绘制
图5:作者根据GIS软件空间分析结果绘制
图6、8:作者根据Depthmap最少最长短轴线局部集成度分析结果绘制
摘要：采用空间句法分析和比较分析的方法,对规划初期(1950s)和现状(2000s)两个时期曹杨新村的城市空间进行定量分析和比较研究。通过对曹杨新村空间形态、结构逻辑变化的分析,揭示其空间演变的特点。并在对其公共空间句法分析的基础上,为未来曹杨新村的公共空间发展提出建议。
关键词：空间句法,曹杨新村,空间演变,公共空间
曹杨新村 篇2
山羊村长生病了，蛇医生去给山羊村长看病，看完病后蛇医生对山羊村长说：“你活不了多久了。”山羊村长听到自已活不了多久了，就想在临死前选一个村长来治理国家。
一天，山羊村长把所有动物都叫到动物广场去，大家都不明白山羊村长要干什么。山羊村长开始说话了：“今天，请大家来是有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选村长!”大家听到要选村长，并没有争先恐后的报名，而是走了很多人。最后，场上只剩下大象、猴子、小白兔、野牛四个动物。
山羊村长看见只有四个动物，心里很难过，但他忍了过去，决定要问他们一个问题，谁回答的好谁就当村长。山羊村长问：“你们当了村长后准备干什么?”大象说：“我先带动物去占领所有村庄。”猴子说：“我要让所有动物玩上一天。”小白兔说：“我会把动物新村治理的有条有序。”野牛说：“我会让大家放一个星期的假。”最后，山羊村长选择了小白兔，大家都不明白为什么，山羊村长说：你们就知道玩，而小白兔她懂得治理村庄，所以我要选她。”
南岗 粤桂 桂庙新村 篇3
最近记者对深圳市南山区南岗股份有限公司、粤桂社区和桂庙新村进行走专访时，感受到改革开放后先富起来的人的精神状态，按照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共同富裕”的道路指日可待。
这里，我们不妨走进先富裕起来的人们。
从“村里人’到“城里人”的华丽转身
深圳市南山中心城区的海德二道高楼林立，商业街与写字楼勾勒出一派繁华市井。深圳市南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办公楼就座落于此。
吴旭韬书{己的办公室里已经有几拔人在等候了。看见我进来，他挤出时间，先与我进行了简短的交流。
B：深圳农城化后，村民变股东，身份的转变，带给原村民的实惠显而易见。可以说我们南岗是天时地利呀。
改革开放的政策是天时，深圳这块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是地利。
南岗实业是在1992年经济特区农村城市化后，从原来的南光村委会企业公司转变体制建立起来的一家股份制合作企业，由公司本部及南光村、桂庙村、桂庙新村、粤海门村等四个经济发展部联合组成的经济实体。原农业户口人员全部转为城市居民，农村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所有权实现了从国家所有和农村集体所有的二元结构到国家所有的一元结构的转变；我们“洗脚上田”的农民，也完成了从“村里人”到“城里人”的身份转换；原南光村委会企业公司的村民，同时完成了南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身份的转变。
A：农城化后的股份公司，为发展经济广开渠道，路也是越走越宽，这除了有好的政策，还要有一个好的带头人。
B：经过农村城市化改革，南岗实业公司开始大力发展经济，创办实业，经营物业租赁及管理。先后有南光村工业区、桂庙新村工业区、南岗（西丽）第一、第二工业园、南岗商业大厦及商铺、宿舍楼、房屋等物业，南岗的实力不断增强，股民的福利也在不断提高。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如今的股民同昔日原村民在文化素质、精神面貌和物质生活上都有着天壤之别。
说到带头人，其实，我们的社区工作站，我们的四个经济发展部都是很出色的，由于他们工作到位，南岗才有今天的社会与经济效益的腾飞。
吴旭韬书记没有时间谈自己，或者他根本就不想谈自己。在他心里，工作是大家做的。他要求我把采访重点，放在社区工作站和经济发展部。于是在他的介绍和推荐下，我对粤桂社区工作站站长徐蕙芬进行了采访。
社区文化与校园文化的交相辉映
A：十八大报告提出了24字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作为社区工作站，我们要怎样做才能体现这一核心价值观？
c：这24字核心价值观，是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公民个人层面进行的表述。但核心价值观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付诸实践的。社区工作站兼具服务与管理职能，作为基层工作人员，在社区内营造民主、文明、和谐、友善的环境是第一步，这要从我们每个公民做起。
就说我们粤桂社区吧，粤桂社区由粤海门村、桂庙新村两个自然村和厚德品园小区组成，其中，粤海门村和桂庙新村是南岗实业股份公司下面的两个发展部，粤桂社区的发展，离不开南岗实业股份公司的支持。
粤桂社区是一个典型的新型农城化社区，它就像一个浓缩的小社会。社区的华城百货、篮球场、活动中心、图书室、健身房等配套齐全；社区“围合式”出租屋管理模式、智能门禁出租屋系统，更使治安秩序和安全防范系数出类拨萃。加之区内的优美环境，尤其是桂庙新村的30多栋深大学生宿舍楼，和粤海门村近3000多高新区的白领和蓝领，都给社区带来了新时代大学生的气息。
A：大学生与村民，文化背景不同，年龄层次不同，两种文化如何和谐共处？
c：社区成立党总支后，把居住在辖区内的深大学生党员纳入党总支的管理范围，试行社区内所有党员的“双重”组织生活制度，同时给深大学生营造一个做社区主人翁的氛围，让学生们积极参与社区重大事项决策，形成社区居民与学生的良性互动，并借助深大学生的力量，为社区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在社区本土文化的沃土上，注入校园文化的内涵，两种文化的融合，也让村民和学生有了更厚实与知性的文化空间。
比如社区老人家们不用打“麻将”消磨时间，而是加入老人舞蹈队，除了练舞，还与社区内的深大义工、学生助老团联手，每月都到深圳大大小小的敬老院，或陪老人家聊天，或为老人们送上歌舞表演。活动的意义在于富裕起来的村民们，更看重关爱和奉献；而学生们体验的是社会实践，感知的是爱的力量和文化的融合。
说到底，我们基层社区工作站，既有管理职能，又要有很强的服务意识。比如，工作站实行的预约服务、错开上下班时间，让工作站成为没有节假日的服务型工作站，而预约服务，更让来办事的居民和租户从不空跑一趟。在开展的“一帮一”义工义务服务中，我们组织学生义工队，帮助学习成绩不好的同学补习功课；社区也设身处地为家庭条件有困难的学生呼吁、多方奔走，直至切实解决实际问题。
我们社区住着一名深圳大学毕业的学生党员，户口还在深大。大二时检查出多发性脑瘤，受脑瘤壓迫，还在学校时就已经失聪，视力也不断下降。由于脑瘤生长太复杂，无法做手术，她的生命危在旦夕，她父母从东北老家赶来照顾她，但药物治疗费用的沉重负担，让她家一贫如洗。街道民营党委、工作站和深大工作站，以及“帮对子”义工多次看望、安慰她，让她坚定信心，不放弃年轻的生命。经多方协调，她的父母被安排在桂庙新村学生宿舍工作，同时免了她们的房租；深圳大学也格外关照，接收她成为深大图书馆的管理员。
一个靠药物维持生命的女大学生，从社区到学校，从一般的村学生宿舍楼到有厨卫的小空间，从租住费用的减免，直至为她争取到了廉租房，这期间，街道、工作站、社区物业和学校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说话条理清晰，反应敏捷的徐惠芬，让我明白了—个事实：在这个社区，本土文化与校园文化从不互为代替，而是融入、渗透乃至升华。这里一个新型的农城化社区，演绎的是文明、敬业和友善的故事。
古榕苍翠见证着翻天覆地的岁月变迁
采访的第三站安排在第二天，目的地是桂庙新村。
走进桂庙新村，一眼望去，一颗枝繁叶茂的大榕树苍翠挺拔，村内的建筑和道路，绕树而立、而行。村民介绍说，古榕是明朝初期，有尼姑在骑岭栗树村自耕自食，种下这棵榕树，期间榕树曾枯死而后重生，重生后的榕树生命力极其强盛，无论岁月、环境如何变迁，今天的古榕依然伟岸挺拔、郁郁葱葱。
叶建辉是桂庙新村土生土长的村长官，也是桂庙新村发展部的经理，曾担任村里的出纳，2003年老村长退休后，村民们投票选举，把叶建辉推到了村长的位置。说起桂庙的过去和现在，村长如数家珍。
D：我们桂庙村建在清朝时期，又叫“红花园村”。桂庙来源于“龟庙”，是早期村民在庙宇供奉的神龟。桂庙村的村民经历了清朝时期的迫迁和返乡，抗日战争时期村民又从桂庙村被迫迁至栗树村，这就是今天的桂庙新村位置。
改革开放前，村民以集体农业为主，种些水稻、蔬菜兼养蚝，物质生活非常贫乏。改革开放后，村民开始有了田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蚝田也分给蚝民承包，实行科学吊养，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收入逐年增加，生活一年比一年好。深圳实行“农村城镇化”改革后，成立了居委会，村民变居民，而且成为股东，参与村企业的经营和股份分红，生活步入小康。
叶建辉向记者讲述这一切时，多次提到改革开放给村民们带来的实惠，他嘴边常说的—句话是：要不是改革开放，我们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感激之情始终洋溢在他的眉宇之间。
D：八十年代初期，桂庙新村开始走上富裕道路。一方面，国家搞开发开始向农村征地。另一方面，大量的三来一补企业纷纷涌入，厂房的需求量激增。于是我们请来了设计师，经过简单的规划，一栋栋厂房盖起来了，虽然当时周边环境并不理想，缺水少电又没有马路，许多地方还都是泥巴路，更别说设施配套了，所以租金也相当低廉。但我们迈出了第一步。
这个时期有的村民自己开始盖起一、二层的平房，住不了的就出租，也由此带动了更多村民效仿，村里的租凭业务兴起，村民的生活开始有了较大的变化。可以说，我们的村集体企业和村民富裕之路，来源于改革开放的大背景和好政策。
当改革开放深^发展时，大批的内地人，“下海”来“闯深圳”，更是让村集体企业和村民们的租赁市场出奇的火爆。的确，如村长所说，如果不是改革开放的政策，村民们根本不可能拥有自己的一栋栋高楼，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D：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国内经济也受到严重影响，而我们的村集体企业直接受到许多企业倒闭、搬迁的冲击，厂房出租开始走下坡路，加之有些五金、皮具等廣，也因为污染和噪音，经常有人投诉。
我想，是时候开始考虑转型了。村干部们确定了改造厂房，发展商业经济。现在的南岗，繁荣的商业街取代了厂房，花园式的物业小区更是配套完善，环境美了，村民的收入提高了，生活质量也与以往有了很大的跨越。
A：今天的南岗，村民的收入和素质都有很大的提高，管理起来应该轻松很多吧。
D：是的。不过，在村经济转型之初，也是有相当的困难，比如，有些村民已经把自建房租给客户，而我们却要动员大家腾出整栋楼房，集体出租给深大做宿舍；又比如，旧改时期，装电线、修整花园、道路等等，都会影响到村民的既得利益。这个时候，村干部们就要反复做工作，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直到得到村民的理解，用我们个体的很小的损失，换来的是整体的美好环境和更大的利益。从这一点来说，村干部的工作并不难做，因为我们村民的素质的确不错。
相对于在村里经营的小餐馆、小商店等外来商户的工作则比较难做。不过说难也不难，我们有一套自己的办法。比如在签合同时，我可以少签一年，这样比较有利于自身的发展，不给以后可能的旧改造成被动。
有一段时间，有住户投诉商户超时摆买影响休息。我们就把工作做透，先告知商户，同时在各商户门前标明营业时间，然后先定时把村里的路灯关闭，这样关灯一段时间，让商户、客户养成营业和消费的时间习惯，待习惯养成，路灯又恢复照常，现在再没有出现超时摆卖的现象了。
这就是一种和谐，其实没有难做的工作，只是看你会不会工作。
还有，很多小区喜欢搞一个治安员、巡防员的定时签到点，我们则是24小时巡防，值班制度、巡防制度非常到位，加上“围合式”小区管理模式，出入都要登记，把好这个关，很重要。把关不严，多少人值班、多准时的签到都没有用。
作为村长，我在市里其它地方也有房子，但我不去住，因为我的工作在这里，我每天早晚上下班，有什么问题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旦发现问题，哪怕是再小的问题，我都不能让它发展，及时发现及时解决，这就是我的工作特点。再说了，我姓叶，村里90%的村民都姓叶，村民们都是一家人，与一家人住了几十年，舍不得搬出去住呀。
应该说，叶建辉是个非常敬业的村长官，他的话总是直白而诚恳。他告诉我，在这里，富裕起来的村民和新生代的大学生正在这和的环境里，共同营造更加文明、友善的文化社区。这也就是人们所向往的美好而幸福是生活吧。
走出桂庙新村，回头望向那棵古榕，发觉她的每片枝叶都挂着一串故事。
曹杨新村 篇4
当今世界的农村农业供养着65亿人口, 支撑着54万亿美元的社会经济活动, 是其他一系列社会生产活动的基础。如何建设和管理农村, 国内外都开展了广泛的实践, 探索了一些成功模式, 取得了宝贵经验。
1.国外新村建设的成功模式及其特点
(1) 政府推动的韩国模式。
韩国模式最根本的特征是政府推动, 是20世纪70年代处于发展中的韩国向发达状态转变过渡时提出的模式, 用于解决当时的农村问题。1970年4月22日, 朴正熙在旱荒对策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新村运动”的概念, 并于当年将发展农业确定为国家发展战略, 从此拉开了“新村运动”的序幕。在韩国“新村运动”中, 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从新村运动开始到l980年10年间, 政府投资额达到了27571亿韩元 (约同期人民币197亿元) , 用于整治河道, 修理公共水井, 整修草屋、桥梁、河堤、村级道路建设。韩国新村运动是从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入手、先易后难逐步推进的。开始时政府向每个村免费提供335包水泥, 让各村自行改善村民生活环境。验收好的村加拨水泥和钢筋, 以示奖勤罚懒。与此同时, 韩国政府向农民普遍发放最长可达30年的长期低息贷款, 政府有关支农资金通过农协等农民组织直接发放到农户。经过近40年的发展, 2009年韩国人均GDP达到约1.9万美元, 城乡居民收入基本持平, 达到了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同步提高的效果。可以说, 韩国“新村运动”最终成效是得益于政府的强力推动。
(2) 中介组织推动的日本模式。
日本政府在发展农村经济过程中, 既不干预农村居民, 也不直接提供资金补助, 而主要是依靠农协 (包括各类农业生产专业技术协会、农产品经销协会) 等中介组织推动农村的建设和发展。主要做法是由农协组织牵头, 农民自愿参加, 组织生产资料的供应和农产品的收购、加工、储运、销售以及信贷和信息服务等, 从而使供、产、销完全实现一体化。同时, 日本政府改造和建立了政策性金融与农协金融相结合的农业金融体系, 政府对农民利用农协系统的金融资金发展现代农业给予利息补贴, 保护农协组织的合法权益。日本的中介组织在加快日本战后农村经济的复兴中起着巨大作用, 成为第三方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典型。
(3) 以粗放与集约并存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澳大利亚模式。
澳大利亚在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 广泛采取粗放与集约并存的方式:集约主要是指充分利用现代农业科技进行农业生产和管理, 表现为技术集约类型;粗放主要是指单位农用土地 (如耕地和草场) 面积上较少的物化投入 (如农资和劳力投入) , 表现为单位面积上的农产品产量并不高。澳大利亚全国有2400多个各类生产合作社, 有10多户组成的, 也有几千户组成的, 形成了以粗放和集约并存提高生产率为主的农业发展特色。这种粗放与集约并存的农业生产格局, 使澳大利亚农业在农产品单产并不高的情况下获得了较高的总产量。
(4) 以特色产业推动农村发展的荷兰模式。
20世纪60年代, 荷兰政府以节约土地、提高土地生产率为目的, 调整农业结构和生产布局, 积极鼓励农民和农业中介组织大力发展优质畜牧业、温室蔬菜和花卉种植, 由于采用了集约化、规模化生产方式, 不仅降低了农畜产品生产成本, 而且还产生了明显的规模效应。正是由于对特色产业的大力推动和农业结构、生产方式的科学调整, 使得荷兰从传统农业弱国发展为现代农业强国。
(5) 创造沙漠奇迹的以色列农业。
以色列是一个耕地资源缺乏、自然条件恶劣、人口不足700万人的小国, 国土面积45%是沙漠, 可耕地不到20%, 其中又有一半经过灌溉才能耕种, 而水资源又极其缺乏, 人均水资源仅299立方米, 为世界人均水平 (7342立方米) 的0.4%。在如此恶劣条件下, 以色列人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 成功地改造了沙漠, 近十几年来, 实现了农业产值以超过15%的速度持续增长, 8万多农业劳动者生产的农林产品不仅满足了本国需要, 还大量出口, 创造了世人瞩目的奇迹。以色列农业的特点:一是高效化, 以占全国20%的土地、2.4%的劳动力资源, 提供了全国人口的食物, 并且大量出口新鲜农产品、畜产品。二是特色化, 主要生产一些适合本地生长而市场有需求、具有比较优势的农畜产品。三是外向化, 以色列将外向化作为其农业发展战略之一。20世纪80年代后期, 以色列鲜花出口不断增长, 已成为仅次于荷兰和哥伦比亚的世界第三大鲜花出口国。
2.国内新村建设的成功模式和特点
在中央大政方针的指引下, 我国各地新农村工作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取得了重大进展, 创造和书写了具有中国特色、地方特点的新农村建设成功模式。从新农村建设的区域构成、资源禀赋、劳动力资源配置视角, 主要有三种典型中国新农村建设模式。
(1) 浙江模式。
浙江新农村建设模式是我国沿海发达地区政府推动的典型模式。作为沿海地区的代表省份, 浙江省的成功主要是政府推动农村的建设与发展。主要做法:①坚持以工业为主导, 推动农村工业化, 做大做强全省经济。改革开放后, 如何推动以农村为主阵地、农村经济为主体的县域经济快速发展, 浙江省各级政府有一个共同的发展战略, 就是坚持以工业为主导, 大力发展农村工业, 不断推动农村工业化。②坚持以工促农、以工哺农, 推动农业现代化, 做优做精全省农业。浙江在实施农村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同时, 非常重视农业发展。20世纪80年代重点抓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90年代重点抓农业产业化, 21世纪头5年, 突出发展休闲农业、观光农业、高科技农业等新型农业。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和整体经济实力的增强, 在20世纪末浙江提出了“以工促农、以工哺农”的农业发展战略, 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激励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③重视“以城带乡、以城促乡”, 推动城乡一体化, 做美做靓全省农村。实施大统筹战略, 实现城乡规划布局一体化;实施村村通工程, 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实施新村建设旧村整治工程, 实现城乡居住一体化等。④坚持政府主导、政策引导, 推动农民新型化和市民化。农民要增收、要致富、要提升, 就必须改变城乡二元结构, 摆脱传统农民的各种束缚, 转变为新型农民或成为市民。浙江省政府及时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 通过推动、引导, 加快了这一转变。实施城乡户籍管理一体化, 按照居住地落实户口, 鼓励农村户口向集镇迁移;实施城乡平等的就业政策, 推动城乡就业一体化;实施农村劳动力培训工程, 增强农民就业能力;实施农村养老保障工程,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制度, 解决农民看病难问题。⑤尊重农民主体地位, 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历代浙江农民勤劳自强, 他们“喜奔竞、善商贾”。改革开放后, 浙江省政府始终坚持尊重农民主体地位, 尊重农民的创造精神, 充分调动和发挥农民的积极性, 真正做到充分放手、坚定支持、努力服务、敢挑担子、积极引导, 造就了浙江农村的繁荣。
(2) 江西赣州模式。
江西赣州新农村建设模式是我国中部地区较早由政府发动的新农村建设典型模式, 是政府推动与农民自愿相结合的典型模式。这种新农村建设模式强调在建设中政府的推动与农民的自愿参与相结合, 同时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与农民的主观能动性。主要做法:①以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卫生环境整治为先导, 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民生活条件。主要抓4个方面的工作:抓规划制定, 抓规划执行, 抓“三清四改”, 抓村庄建设。②以农民增收为目标, 发展新产业。按照“一个产业、一种思路、一套实用技术、一套扶持措施”的指导思想, 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培育和发展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产业。③以提高农民素质为根本, 培育新农民。实施“农民知识化”工程, 依据产业发展对农民进行实用技术培训, 面向市场为农民提供职业技能培训。④以农业产业化为动力, 组建新经济组织。结合主导产业和区域特色产业开发, 积极扶持和发展行业协会、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经联社等合作经济组织。⑤以创建文明村镇为主导, 塑造新风貌。开展文明村镇创建活动, 改变农村各种生活陋习, 倡导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 创造农民群众安居乐业、物质文化生活丰富多彩、邻里关系和睦的良好人居环境。⑥以“三民” (亲民、为民、富民) 活动为抓手, 重塑政府良好形象。提高农村干部的觉悟、素质和能力, 培养能带领农民增收致富、为民办实事的合格领导, 修复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形象。
(3) 贵州遵义模式。
贵州遵义新农村建设模式是我国西部贫困地区开展新农村建设的典型, 是农民自发建设新家园的典型模式。在贵州遵义市创建的“四在农家”活动, 其成效十分显著。该模式中农民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参与者和主导者, 积极参与建设新农村, 推动农村的建设与发展。主要做法:①“富在农家”——建设新农村的物质基础。包括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特色农业, 促进农民增收;转移农村劳动力, 扩大农民增收空间;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促进农村现代化。②“学在农家”——提升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的系统工程。主要是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 提高农民受教育程度, 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和技能。③“乐在农家”——农民对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时代追求。努力营造走向现代文明的良好环境, 积极推进农村政治文明建设, 让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④“美在农家”——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包括开展村庄整治, 改观村容村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推进城乡一体化;以人为本, 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局面。
从以上可以看出, 国内新农村建设成功模式的主要特征是政府引导下的农民推动。发达地区 (如浙江) 新农村建设的成功主要来自政府的大力支持, 实施城乡一体化建设工程, 其中最主要的是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部地区 (中等发达地区) 新农村建设的成功来自政府支持与农民参与的共同推动, 政府尽力给予农村发展创造必要的基础条件, 同时动员、鼓励农民积极参与, 扶持农民组织发展, 新农村建设取得了成效;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的成功主要取决于农民自身推动, 取决于农民在生产中的劳动创造, 但由于政府的投资能力相对不足, 这类地区的农村发展存在致命的基础设施薄弱问题需要解决。
3.国内外新村建设的共性特征
从国内外新村建设的成功经验可以看出, 新村建设没有固定模式, 不能盲目搞“一刀切”, 但新村建设中也有一些共性的规律和做法可循。
(1) 选择适合国情的新村建设模式。
从国内外新农村建设的成功经验来看, 找不到适用于所有地区的标准化的新农村建设模式。每种新农村建设模式都决定于当地的自然环境、资源禀赋、经济水平、制度环境、人文历史、发展机遇等多种要素。欧盟、日本以立法为主要手段, 采取温和的渐进方式, 促进农村发展;韩国则以行政推动为主要手段, 采取迅猛的激进方式, 推进农村发展;中国则是以科学统筹农村发展三大要素为切入点, 推动新农村建设。尽管各国农村发展道路不同, 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发挥政府的扶持功能、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等内容是基本一致的。
(2) 准确定位新农村建设的主体角色。
从国内外新村建设实践看, 政府组织既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 要合理划定政府公共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的职能界限, 双方在其职责范围内密切协作, 共同实现农村繁荣的目标。明确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力量, 采取各种措施, 发挥农民积极性, 使得农民的主体作用得到切实发挥, 其中采取的每一个涉及农村的措施、制定的每一项涉农政策都必须以农民的意愿为出发点, 政府只是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配角, 只是起到引导、统领、服务作用。
(3) 建立科学有效的农业专合组织。
国内外新村建设都坚持把农村的互动性、自觉性、能动性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根据各村庄对新农村建设的实际行动, 划分村庄类别, 制定差别化的奖励和补助政策, 充分做到“奖勤罚懒”、充分调动农民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农村发展, 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 国内外都广泛支持、鼓励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发挥农业中介组织的作用, 促进农业农村发展。
(4) 建立农村公共设施建管的长效机制。
从国内外新农村建设成功实践可以看出, 政府投资是推动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手段。但是, 由于各个国家经济实力、农村发展水平不同, 在农村建设投入上不能一概论之, 特别是在道路、饮水、医疗、教育等公益性项目建设上大都由政府主体投入, 而在农村社区文体娱乐健身类准公共设施上尽量由农民自己出资或市场化, 政府给予适当补助。这样既使得农民改变了等待意识, 也突出了新农村共建的基本思想。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四川模式
历届四川省委始终坚持把“三农”工作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 不断稳定和完善农村政策, 积极深化农村各项改革, 全省新农村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1.四川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模式
一是产业带动的新农村建设模式。以成都市锦江区三圣乡花卉产业建设为龙头, 江家菜地、幸福梅林等五朵金花为代表的城市近郊农家乐休闲度假为中心的新农村建设典型。其特点是:距大、中城市近, 交通便利, 农民文化技术水平较高, 综合素质较强, 村民富裕, 自然环境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较好, 村民改善居住条件的愿望强, 集体经济活跃, 投入资金多, 建设速度快, 经济效益好, 回报率高。二是项目拉动的新农村建设模式。典型是以成都市蒲江县为代表的以土地综合整治开发为主, 引进优质猕猴桃等基地建设为依托的农民新居建设。其特点是:围绕大项目进行综合治理、综合配套, 带动拆迁和整治, 带动新的产业开发, 带动第三产业发展, 带动新农村建设。三是政府推动的新农村建设模式。典型例子是以阿坝州红原县瓦切乡牧区草原新居建设为代表的草地新农村建设。其特点是:有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 具有自然和地域特征的代表性, 以国家投入和农 (牧) 民自筹资金相结合, 在农 (牧) 民自愿的基础上, 引导农 (牧) 民开展新村建设, 为大规模地进行新农村建设积累和摸索经验。四是成片推进新农村建设模式。近年来, 四川省在认真研究如何把地震重灾区恢复重建中加快新农村建设的理念、经验向非地震重灾区和全省农村推广。2009年9月, 四川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以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为支撑推进新农村建设示范片工作的意见》, 其核心意图就是加快现代农业产业发展, 全面安排和着力深化新农村建设连片推进。由此, 四川的新农村建设发生了重大转折, 步入了成片推进、以片带面的新阶段, 此举在全国独树一帜。五是新农村综合体模式。在汶川地震发生后, 四川省委、省政府把农村灾后恢复重建同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起来, 在成片推进新农村建设之上提出了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目标。新农村综合体建设是推进四川省新农村建设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举措, 它是在总结四川省新农村建设成片推进特别是灾后重建新村建设的成功经验基础上提出的一个全新的新农村建设模式。新农村综合体建设模式构件包括农民集中居住、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新型社区管理等“五大要素”, 其特征是主导产业连片发展、农民收入持续增长, 具有迅速聚集人口、带动产业升级、传承城乡文明、优化生产生活条件、助推城乡互动发展等“五大功能”, 表现出设施的配套性、要素的系统性、功能的复合性、产业的规模性、人口的聚居性、城乡的融合性和发展的现代性等“七大特性”, 是推动四川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科学发展的重大创新和实践。
2.四川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显著成效
一是农业生产快速发展。全省农村经济结构逐步由单一传统的农业生产向一、二、三产业协调并进方向发展。2010年, 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到4082亿元, 是1949年的218倍, 是1978年的30倍。二是产业化经营蓬勃兴起。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 四川省农业产业化经营得到了长足发展, 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建设初具规模, 龙头企业集群正在崛起, 利益联结机制日臻完善, 四川省农业产业化经营带动农民的面达到57%。三是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显著提高。四川省坚持以治水兴蜀为重点, 掀起了一轮又一轮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热潮,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大大增强。特别是经过灾后恢复重建, 灾区农村基础建设向前跨越了20年到30年。四是劳务经济成为重要产业。2010年, 全省劳务输出规模达到2245.9万人, 是改革开放初期的19倍, 劳务输出总量占全国的1/10, 农民劳务收入年均递增10%以上。五是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全省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加快发展, “行路难、饮水难、看病难、上学难”等得到有效缓解, 农民生活正向全面小康迈进。2010年, 四川省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5140元, 比建国初期高90倍。六是农村经济发展充满活力。四川农村率先在包产到户、取消农业税、深化粮食供销体制改革、统筹城乡发展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实践, 成为了全国农村改革的重要发源地, 广袤农村焕发出了巨大生机与活力。
3.四川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宝贵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四川农村发展的伟大实践, 创造了一系列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归纳起来, 主要是“六个注重”:一是注重解放思想和发展农村生产力, 这是四川农村加快发展的重要前提。从人民公社到先行启动的包产到户改革, 从在全国率先取消农业税到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四川都不断与时俱进、破除思想观念禁锢, 推动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创新。二是注重维护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这是四川农村快速发展的重要基础。四川省始终依靠和相信农民群众, 充分尊重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 有效维护农民群众的物质利益, 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三是注重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 这是四川农村加快发展的重要抓手。四川省新农村的发展历程, 始终坚持围绕农民增收这个核心目标, 持续不懈地在巩固、拓展农民增收渠道上下功夫。四是注重构建以市场为基础的农村发展机制, 这是四川农村加快发展的关键因素。四川农村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充分发挥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维护和强化了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五是注重城乡统筹发展, 这是四川农村加快发展的治本之策。在“成都实验区”的基础上, 梯次推进了各地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分类试点, 形成了城乡一体、融合发展的新格局。六是注重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 这是四川农村加快发展的重要保证。历届四川省委都高度重视新农村建设工作, 始终把“三农”工作作为全省工作的重中之重, 放在突出位置, 摆上议事日程, 制定完善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有力促进了全省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
三、国内外新村建设模式指导下的汶川样本
汶川县按照中央及省州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部署要求, 按照“民富、村美、班子强”的新农村建设目标, 紧紧围绕“发展产业、扩大就业、扶贫帮困”三大任务, 全力推进产业发展、新农村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和基层组织及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建设等重点工作, 基本达到了全县推进、连片发展、连片提升的阶段性效果, 全县农村产业快速发展, 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农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
1.立足资源优势, 大力发展富民产业
按照“旅游统筹、全域景区、一三互动、接二连三”的思路, 把农业产业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结合起来, 全面建设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 大力发展“三高”农业和“三精”旅游, 大力实施农业“四千万工程”, 大力发展汶川红樱桃、猕猴桃、花卉、畜牧业等特色高效农业。观光农业、生态农庄、乡村旅游快速发展, 基本形成了“两桃一花一牧”主导产业基本格局。加快以“赏民俗风情、观田园风光、品农家菜肴”为主题的精品旅游村寨建设, 以“精品景观、精美村寨、精致农庄”为发展方向, 把每一个产业园区建设成为旅游景点、把每一个生态新村建设成为旅游景区、把每一个特色魅力乡镇建设成为旅游集散地, 全县建成精品旅游村寨20个, 成功创建了三江自然风景区、水磨古镇、映秀震中纪念地、大禹文化旅游区4个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水磨古镇、温情映秀、威州羌城、梦幻三江等乡镇成为地震灾区文化旅游明珠小镇。
2.注重细微打造, 加快建设幸福乡村
坚持错落有致、彰显特色、简洁明快、美观大方和经济实用原则, 城乡建筑充分体现民族特色、生态特色、地域特征和文化特点。加强山坡、道路沟渠、庭院绿化, 实现“村庄周围森林化、村内道路林荫化、村民庭院花果化、村内集中绿地人性化”的幸福美丽家园建设。全面实施“五改三建三清两调”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大力提升农村经济和人居环境, 全面完成“一中心、五畅通、九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有效改善。大力推进藏羌文化走廊建设, 建成“阳光谷城”威州、“书香之地”雁门、“樱桃之乡”克枯、“释比羌乡”龙溪、“大禹故里”绵篪、“花谷藏乡”草坡、“藏羌驿站”银杏、“温情小镇”映秀、“博爱新城”漩口、“西羌古镇”水磨、“水乡藏寨”三江等11个功能完善、配套齐全、产业兴旺、环境优美的特色魅力乡镇。
3.整合区域资源, 探索建设新农村综合体
按照四川省委“科学选择有代表性的区域进行试点, 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开, 切不可盲目建设和遍地开花”的要求, 汶川县提出了加快建设以农民为主体, 生产生活要素集约配置的有规模、多功能、现代化、高效率、开放性的农村新型社区, 积极探索建设“6+1”新农村综合体模式。一是以秀坪社区为圆心, 联合中滩堡、枫香树、渔子溪、张家坪、黄家村、震源新村等6个村, 共同建设映秀东村, 全面探索灾后重建新农村综合体, 打造世界旅游温情名镇。二是以水磨老人村为圆心, 联合老人村、马家营、茅坪子、牛塘沟、寨子坪等5个村, 共同建设教育文化旅游区, 全面探索拆迁安置新农村综合体, 打造水磨古镇。三是以漩口瓦窑村为圆心, 联合古溪沟、圣音寺、油碾村等5个村, 共同建设博爱新农村, 全面探索城乡统筹发展新农村综合体, 打造工业百亿园、生态漩口镇。四是以三江河坝村为圆心, 联合街村、照壁村、草坪村等3个村, 共同建设水乡藏寨旅游区, 全面探索建设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新农村综合体, 打造梦幻三江。五是以绵篪高店村为圆心, 联合三官庙、羌峰、绵丰等3个村, 共同建设大禹文化旅游区, 全面探索农耕文化新农村综合体, 打造大禹故里。六是以龙溪东门寨为圆心, 联合阿尔村、马灯村, 共同建设羌族文化生态体验区, 全面探索羌族文化生态博览新农村综合体, 打造龙溪羌人谷。七是以卧龙熊猫沟为圆心, 联合三江、水磨、映秀、卧龙、耿达、草坡6个乡镇, 共同建设熊猫生态文化旅游区, 全面探索“亲近熊猫、自然养生、休闲度假”新农村综合体, 打造世界遗产大熊猫栖息地。
摘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事关亿万农民福祉, 事关国家长治久安, 涉及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 是一个恢弘庞大的系统工程, 是一项长期繁重的历史任务。本文从国内外新村建设模式比较的视角探讨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汶川样本, 对于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韩国新村运动 篇5
从1970年到1982年，韩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新村运动”。这项运动起源于农村，旨在改变农村环境，提高农民收入的运动为提高韩国农民水平，推动农村全面发展做出了贡献。
一、“新村运动”定义
韩国的“新村运动”是指在政府援助下，地方农民通过自助、协作开展各项活动提高自身收入，整顿生产基础，改善生活环境，提高农民意识，活跃集体生活，从而全面改善农民生活质量的地区开发运动。
二、“新村运动”的原型
韩国总统前总统朴正熙在考察庆尚北道清道郡一村庄时发现，该村农民自发组织起来，修缮村内桥梁和道路，改变村庄环境，当地农民呈现出蓬勃向上的生活态度。朴进尔设想如果在全国农村开展这种建设运动，韩国农村地区会有很大改观。在1970年4月召开的地方长官会议上，韩国政府正式提出了建设新农村运动，简称“新村运动”。
三、“新农村运动”发展简况
（一）背景
1945 年韩国光复后, 科技水平的提高推动了经济高速发展。上世纪60年代后,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过程, 工农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拉大, 贫富矛盾加剧, 社会分配不公, 官员腐败,**频繁。韩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取得成功, 随着国际交流扩大, 科学技术频繁引进, 国内经济结构出现失调;而国民伦理道德, 无法用金钱购买也无法引进, 只能靠自己的力量调整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同时, 政府有了雄厚的财力, 有能力支持农村建设, 客观的需要和实际可行, 催生了“新农村运动”。“新农村运动”中设计实施了一系列农村开发项目, 围绕这些项目开发, 由政府支持、农民自主的家乡建设活动发动起来。政府向全国所有村庄每村免费发放水泥400 袋,平均每户4 袋水泥, 并规定只能用于修建桥梁、公共浴池、洗衣场、修筑河堤、村级公路、改善饮水条件和房屋等公共事业, 不得他用。当年全国35000 个村中近半数村庄表现积极, 完全出乎政府预期。1971 年, 政府进行了一项调查，根据实际表现把各村分成三类, 成绩最佳为自足村, 表现一般为自助村, 表现最差的为基础村。对各类村庄采取奖勤罚懒措施, 对表现积极的村庄支持物资水泥每村由400 袋增加到500 袋,并另增1 吨钢筋。鼓励措施鞭策了后进, 1973 年时全国村庄中基础村还占1 /3, 到1978 年时基础村已全部晋升为自助村, 而自足村上升到2 /3。
(二)“新农村运动”发展阶段
韩国政府在推进“新农村运动”中, 还制订了阶段性目标, 每个阶段都超出了预期, 实现了超常规发展。基础建设阶段(1971-1973 年)：这一阶段由中央政府内务部直接领导并组织实施, 目标是改善农民居住条件和部分公共事业。政府支持水泥钢筋等物资, 农民以勤勉、自助、协同精神自主开展家乡建设。为指导这项建设, 成立了全国性的新农村运动中央协议会, 并形成自上而下的网络。同时, 成立了新农村运动中央研修院, 培养了大批新农村建设指导员。增加收入阶段(1974-1976 年)：政府派出农村运动指导员、各级公务员、社会各界负责人分批对农民进行指导, 并动员高校教师和科研院所科研人员向农民讲授新技术。政府对成绩突出的村庄提供贷款和优惠政策, 帮助农民提高农作物产量, 并开展多种经营, 增加收入。同时兴建村民会馆、自来水设施、生产公用设施, 使农村生态环境和农民生活质量得到改善, 农户收入明显增加。充实提高阶段(1977-1980 年)：因受到国内批评, 政府调整政策,改过去政府主导的“下乡式运动”为乡村民间自发式活动, 把工作重点放在发展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特产农业, 积极推进农村保险业和农村文化事业。政府提供建筑材料, 支持乡村文化事业建设和工农业开发区建设。这个阶段,注重遵循经济规律, 新农村建设的社会实效。国民参与阶段(1981-1988 年)：政府继续调整“新农村运动”措施, 建立并完善全国性的新农村运动的民间组织, 把培训、信息交流、宣传工作交给民间组织承办。政府通过规划、协调并提供财政、物资、技术支持。这个阶段着重调整产业结构, 开展多种经营,发展农村金融业、流通业, 进一步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和文化环境, 增加农民收入。此时, 农民普遍认为, 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已接近城市居民水平。自我发展阶段(1988 年以后)：随着新农村运动向城市延伸, 形成整体国民教育和城乡经济交流, 城乡工农差距缩小, 新农村运动演变为国民自我发展阶段。有助于农村发展的农业科技研究、培训、推广组织, 农村教育机构, 农协组织以及流通、开发、农村经济研究等组织应运而生, 在城乡交流、调整产业结构, 国民思想道德教育发挥着巨大作用, 推动了国家的民主法治建设, 促进了经济稳定发展。
(三)韩国“新农村运动”主要内容和社会效益
新农村运动初期, 针对农民的迫切要求, 把工作重点放在改善农民生活环境上, 为此, 采取一系列开发项目和建设工程。诸如:修建农村公路。韩国丘陵山区比重大, 许多村庄分布在山沟里, 与外界联系十分困难。1971-1975 年, 全国农村公路架设桥梁65000 座, 每村都修建了宽3.5 米, 长2~4 公里的进村公路。到70 年代, 除个别偏僻村庄外, 实现了村村通公路的目标。
改善住房条件。1970 年前, 全国250 万农户中80%都住的是传统的茅草屋。新农村建设开始后, 首先是改造屋顶, 把茅草换成瓦片或铁皮。农村修通公路后, 建材运输方便, 运输费用大幅下降, 许多农民把改房变成建新房,这一行动仍然得到政府的支持, 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村村通电。60 年代末, 韩国农村只有20%农户安上电灯, 其余农户仍然使用煤油灯。由于新农村建设把通电当作一件大事来抓, 90 年代全国就实现了电气化。由于农民收入的提高, 一旦通了电, 农民就把彩电、电冰箱、洗衣机请回了家。村村通电, 也为工业品打开农村市场, 扩大内需创造了条件。
改善饮水条件。过去农民一直饮用井水, 既不方便又不卫生。像城里人一样, 喝上自来水一直是农民的梦想。农村建设开始后, 农民把山泉引入贮水池净化, 再用水管接到厨房。也有的打深井, 用水泵提水引入房屋。现在, 普遍使用井管挖掘机, 提取干净的深层井水, 更加方便了农户。
推广高产良种。新农村运动初期,政府就下功夫推广称为“统一系”的水稻高产优良品种, 使水稻每公顷单产3.5 吨提高到4.9 吨, 农民在实践中还学会了“集团栽培”整体高产整套技术,每10~30 户农民, 由一名技术熟练的班组长带领, 共同选种、育苗、插秧、施肥、灌水, 一直到收割。良种和栽培技术的推广, 使韩国水稻生产水平提高到新阶段。
增加农民收入。以前, 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于低产农作物。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 农户收入除农业收入外还增加了商业、农产品加工、观光旅游非农收入。非农收入从1994 年的35%提高到2004 年的50%。就农户人均年收入, 1970 年137 美元, 到1978 年就上升为649 美元, 到目前, 城市居民每收入1 美元农民就收入0.98 美元, 基本持平。
发展农协合作。为适应市场经济,农民以农协形式发展合作经济, 抵御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韩国耕地是私有制, 农户属于小农经济。虽然农业生产由各户分散进行, 但在农协内部创办了农村金融机构, 方便了储蓄同时贷放农业生产资金。农协还兴办了商业, 为农户提供良种、农药、化肥、农资、家电, 农协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兴建村民会馆。从1972 年开始,各村纷纷建立村民会馆。在会馆中, 召开各种村民会议, 还举办培训班、交流会, 农忙时节, 会馆还举办公共食堂,以减轻妇女家务负担。在农民在会馆集会时, 有关人员同时统计农户收入和农业生产进度。在会馆中, 还展示本村发展计划和发展蓝图, 动员农民积极参与其中。会馆的集体活动, 使农民在社会实践中领悟到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新农村运动的社会实践中, 韩国参照国外经验, 依据自己的条件, 还兴建了地区特产农业、农村观光农业、环境友好型的有机农业、建立了农产品批发市场, 还积极兴办农村福利事业。经过30 多年新农村建设的社会实践, 这一运动已成为国家健康发展的动力。
进入20 世纪90 年代, 韩国政府多次研究, 把新农村运动作为实现新型国家福利文明的具体措施。把新时期新农村运动的目标定为: 促进区域发展、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和具有时代特点的国民精神、提高国家和民族尊严与国际地位、培育共同体意识,实现民族团结和谐。具体内容包括, 建设美丽舒适的家乡、创造有意义的工作岗位、创建健康社会、建设自豪国家。并把乡村的新村运动, 深入到家庭, 推进到城市和各工作单位。
(四)政府在新农村运动中的作用
自新农村运动一开始, 韩国政府在组织管理、协调服务、日常运转、教育培训中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组织协调。为适应对新农村运动的领导, 韩国政府在中央、道(相当于我国的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郡(相当于我国的地市)三个行政级别上设立了新农村运动协议会, 中央协议会会长由内务部部长兼任。面邑(相当于我国的乡镇)基层行政机关设立新农村运动促进委员会。另外, 在中央有关部内设定分管这一工作的处室和负责人。为防止推委、相互扯皮, 还精简了重复的中间环节, 提高了工作效率。对工作成绩突出的公务人员, 给予晋级和升薪。财政支持。为支持新农村建设, 韩国政府通过多种渠道筹集经费。1978年比1971 年支农经费增长了7.8 倍,1994 年政府和民间投资额为110000亿韩元, 90 年代后期投入42 万亿韩元, 进入21 世纪又将投入119 万亿韩元。政府对农村的财政支持不釆取平均主义, 而是鼓励竞争, 奖励先进, 择优投入。建立监察制度。为推动新农村运动正常进行, 韩国政府制定了一系监督检查制度, 对监督对象、范围、方法、信息分析、反馈体系都作了明确规定。总统个人随时深入农村, 实地检查, 做出指示。建立培训制度。韩国政府十分清楚, 新农村运动不是短期内所能完成的, 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因此, 有必要加强新农村指导和公务员的联系, 分工协作。同时, 对国会议员、各部部长、大学教授以及新闻、企业职工、将军、公务员、指导员集中培训, 共同讨论,解决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五)韩国新农村运动的精神实质
红井“哺”新村 篇6
宽阔平坦的村道，崭新的民宅，整齐的绿化，甘甜的井水……古樟掩映下的沙洲坝优美如画。
沙洲坝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所在地，全村有7个村小组，1900多人。八十年的悠长岁月里，清澈甘甜的“红井”水，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党员干部健康成长。该村党支部秉承光荣的革命传统，积极探索建立长效机制，努力使老百姓“富”起来。1989年村党支部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受到中共中央组织部表彰，1999年被江西省委、省政府评为“文明单位”，2002年被赣州市委评为“村级三个代表学教活动先进单位”，村党支部自1994年以来连续12年被瑞金市委评为“农村十面红旗党支部”。
2003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来到沙洲坝村考察。这是沙洲坝村史上值得骄傲的头一件事，所以总书记视察的照片高高悬挂在村委会办公室的墙上。照片的上方是“群众利益无小事”七个大字，村里的党员每天轮流值班为群众解决问题。
红色旅游+传统产业
沙洲坝村现任村主任、村党支部副书记杨照春是红军烈士的后代，他年轻，话不多，是个实干的人。见到我们不久，就开始向我们介绍村里开发红色旅游的事情。
“红色旅游业”是近年沙洲坝大力发展的一个新兴产业。为引导村民就业创业，沙洲坝村利用“红井”效应，成立了旅游产业协会，开发集居住、小吃、购物为一体的红色旅游“农家乐苑”。如今，“农家乐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300人次以上，40多户农民借助旅游致富。
为了让村民尽快地富裕起来，村党支部大力开展以“送服务、送政策、送温暖”为主要内容的“三送”服务，不断提高村民的科学技术水平。同时，积极把党员致富能手培育成村组干部，带领群众致富。
沙洲坝村有着传统的米粉加工产业。但长期以来都是各自成阵、小打小闹，形成不了气候。村党支部认识到，要把这些产业做大做强，只有把全村的力量动员起来。为此，村里由党员骨干担纲，领头成立了米粉加工销售协会，组织、带领农民闯市场。如今，全村30多家米粉加工专业户，日产米粉40多吨，不仅巩固了当地市场，还远销到广东、上海等地，米粉加工成为村里的主要支柱产业。去年，该村人均年收入达5000多元，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社区服务+新农村建设
在狠抓经济发展的同时，沙洲坝村党支部把先进性教育活动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两条腿齐头并举，走出了一片宽广的新天地。以村部为中心，分别设立了村民互助、党员教育、农技服务、医疗服务、老年活动等多个社区服务中心。村里还腾出场地专门设置了一个“老年门球场”，一个“农家书屋”，着力塑造村民新思想，倡导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
在村委会的办公室，我们看到了一组很有意思的统计，村民近六十年来生活的变迁在许多个“第一”中得以体现。第一口沼气池、第一台冰箱、第一台彩电、第一部手机、第一辆农用车、第一辆生活用车，等等，形象地反映了沙洲坝村的变化。
目前，全村80％的家庭安装了固定电话，100％的家庭安装了有线电视，90％的农户拥有彩电、冰箱、洗衣机、摩托车等现代化电器和交通工具，每个村小组都实现了通自来水、通水泥路。不少村民家中还开通了互联网，用上了电脑，在网上学习农技知识，了解政策信息。
如今的沙洲坝村，村舍、道路整洁宽敞，绿化带、排水管道等设施一应俱全，临街设置的文明标语、广告招牌整齐划一，实现了“庭院美化、道路硬化、环境净化”的目标。干群关系融洽，百姓安居乐业。
杨照春说，是长征精神激励着一代代沙洲坝人勤劳致富，是党的亲民政策恩泽一代代沙洲坝人勇往直前，是村党支部一班人呕心沥血带领农民走上了一条致富大道。他还告诉我们，今年7月份，村里将投资1000多万元兴建“新市民培训中心”，培训中心建成后，将邀请专家给村民免费培训种植、养殖、园林绿化等科学知识。
京郊旅游新村——挂甲峪 篇7
挂甲峪村, 位于北京市平谷区大华山镇, 距北京城区80公里。全村三面环山, 面积5.5平方公里, 以其生产绿色、有机果品和风光秀丽、优美, 而成为京郊有名的水果之乡和旅游景地。挂甲峪贯彻中央和市委的部署要求, 实施区委“工业强区, 旅游富民, 科学规划,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战略, 走出了一条从本地实际出发, 坚持科学发展, 坚持绿色环保, 以产业发展为支撑, 以提高村民生活水平为目的, 具有山区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之路, 京郊旅游新村In.一一
立足区域优势建设生态新村 篇8
六、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建立民主团结管理新机制
一要加强基层组织阵地建设。结合整村推进项目, 建成600多平方米的村办公所一处, 修建两层200平方米办公楼一栋。二要建立健全村级管理制度。实行支部工作规范化、村务工作法制化、民主监督程序化。深入开展“民主法治村”创建活动, 推进民主管理, 保障农民群众对新农村建设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民主选举权;建立村务民主议事会, 保障群众的民主决策权;制订并落实《村民文明公约》、《村规民约》, 保障群众的民主管理权;抓好村务公开, 保障群众的民主监督权。三要以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为主题, 切实增强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为加快新农村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按照“两推一选”方式对村支部班子和材委会进行了改选调整。
七、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努力建设和谐新村
在全村范围内认真开展了“知荣辱树新风, 构建和谐新东乡”为主题的教育实践活动, 引导广大村民, 提倡文明新风, 提升农民整体素质。开展了“十星级文明农户”评选活动, 丰富了全体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促进农村社会和谐发展。
通过以上项目的综台实, 全村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各项经济指标比前三年有了很大提升。预计, 2008年全村粮食产量将达到346.7吨, 增加80吨;人均占有粮273公斤, 增加60公斤;大牲畜存栏275头, 增加142头;羊存栏2936只, 增加1880只;年劳务输出430人以上, 增加107人;全村人均纯收入可达1450元, 增加486元;界定绝对贫困人口28户、145人, 减少37户、176人;低收入人口35户、188人, 减少56户、305人。农村贫困面貌由2005年的64%下降到25%, 下降39个百分点。
吴庙村位于静宁县中部, 距县城8公里, 交通便利, 区位资源优势明显, 是我县红富士苹果优势产区。全村有5社374户1712人, 总耕地面积3678亩, 其中川水地2455亩, 为半山半川区村。2006年列为扶贫开发整村推进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试点村以来, 该村充分发挥资源、区位和科技优势, 推进农业结构调整, 突出扩量、提质、增效, 大力开发绿色无公害果品主导产业, 走出了一业突破、生态文明建设新农村的路子。
在具体工作上, 按照统一规划、统一调苗、统一栽植、统一管理和分户经营的要求, 坚持以点带面、点面结合、整区域推进的成功作法, 填平补齐川区, 拓展延伸山区, 山川一体推进, 使吴庙村果园面积达到3600亩, 占耕地总面积的98%, 人均2.1亩, 整村实现果园化。按照绿色无公害、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 普及推广了“一年定杆、二年重剪、三年全拉严管、四年挂果、五年丰产”的幼树早果丰产栽培技术和新建果园全面推行清水泡根、生根粉蘸根、枝杆套袋、树盘覆膜等保墒保促活技术, 苗木成活率和保存率均在95%以上。同时, 强化新技术的组装配套和集成应用, 加强挂果果园管理, 着力推广了以高光效树形改造、配方均衡施肥、节水灌溉、地面覆盖、无公害综合防治和疏花疏果、果实套袋、铺反光膜为主的提质增效等关键技术, 完成“三覆一种”760亩, 果实套袋率达到85%, 优果率达75%, 商品率提高到95%以上, 建成了总面积达3000亩的标准化管理生产示范园, 取得了绿A产品认证、绿色基地认证, 实现了整村一片园, 山川一体化。2007年, 全村1500亩挂果果园平均亩产达2500公斤, 果品总产量达到375万公斤, 总产值750万元, 户均收入2万元, 人均4300元, 预计2008年总产量将达到450万公斤, 农民人均纯收入将突破5000元, 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围绕果品产业开发, 建成通风式果品贮藏窖235座, 年贮藏能力达到3700吨, 果品交易市场1处, 配套新修农用车棚241座, 建成“一池三改”沼气示范户370户, 硬化“五纵十一横”村庄巷道9公里, 衬砌排水渠7.7公里, 自来水入户率达到100%。完成“三荒”造林580亩, 栽植村庄绿化树8900株, 村域林草覆盖率达到93%。新修村部、村民培训室、能源服务站和计生服务所各1处230平方米, 维修、扩建村小学、幼儿园300平方米, 适龄儿童入学率达100%;建成卫生院1所2500平方米, 全村新型合作医疗参合率达到95%;全村最低生活保障、五保户供养和特困户救助率均达到100%。引导村民拆除各类乱搭乱建53处1800平方米, 自筹自建小康屋105户, 完成民宅改造231户, 农户砖混结构住房达70%, 人均住房面积达到25平方米。全村达到了结构优化、巷道硬化、村庄绿化、庭院净化、村貌美化的“五化”标准。先后被评为安全文明村、绿色村镇、“五好”村党组织, 全市苹果生产先进村和省级文明村荣誉称号。
韩国的新村运动及启示 篇9
韩国是我国的近邻,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起飞以前,一直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农业小国。随着韩国“一五计划”的实施,韩国的经济开始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进入20世纪70年代开始,韩国总统朴正熙将农村现代化列入了新一阶段的发展重点,因此具有韩国特色的新农村建设轰轰烈烈的展开。
一、新村运动的概念
“新村运动”的英文翻译是“Saemaul Undong”“、New VillageMovement”或“New Community Movement”,但是随着韩国国民逐渐觉醒,后来一般直接使用固有名词“Saemaul Undong”[1]。它是“在政府的支持下,通过地区社会居民的自主合作活动实现增加收入、改革生产设备、改善居住环境、激发地区社会组织的活力改革居民意识、改善生活品质的地区社会开发运动。新村运动的过程中并不是一直都需要政府的援助,但发展中国家的开发在经济上能够自理之前一般都需要政府等一些外部因素的支持。”[2]
二、韩国新村运动发起的背景
( 一) 新村运动的自然背景
韩国是一个山地国家,耕地只占全国国土面积的22%。韩国国土狭小,人口密度大,资源相对匮乏,限制了韩国的经济发展。然而,韩国的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因此,要想使韩国经济快速稳定的发展必须依靠人力资源。除此之外,韩国的农业连年受到较为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得农村、农业的发展后继无人,濒临崩溃。
( 二) 新村运动的社会背景
韩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实施五年计划开始,韩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十分迅猛,从一个落后贫穷的农业小国一跃成为世纪上中等发达国家。然而在这样快速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忽略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导致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最为严峻的是在韩国农户中小农户( 土地面积1公顷以下) 的比例高达67%,而这些农户的户均收入还不到城市家庭的一半[3],社会矛盾开始日渐尖锐。
( 三) 新村运动的文化背景
韩国在进入20世纪70年代开始,经济确实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国民的伦理道德水平并没有得到同步的发展,严重滞后于韩国经济发展的速度。韩国在日本殖民统治和国内长期政治动乱的情况下使国民善良、勤俭的风气受到严重的影响,在这样的状况下,韩国国民必须重新建立自己的伦理道德,以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
此外,韩国是世界上最为典型的深受儒家文化思想影响的国家之一,儒家“封闭”的思想,极大地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发展。
三、韩国新村运动的发展阶段
( 一) 基 础建设阶段
1971—1973年为新村运动的基础建设阶段。这一阶段以建立农村基础设施,改善农民的居住环境为主要目标。由于政府的财政资金有限,政府通过村民投票的方法选出了优先建设的16个项目,如拓宽公路、修葺围墙、改善引用水井、改善屋顶、加速农村电气化、美化环境等。政府通过有差别的援助方式,向村庄无偿提供水泥、钢筋等物资,用于满足农民最迫切的愿望,对农民进行积极的引导,成功地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培养了农民勤勉、自助和协同精神。
( 二) 扩散阶段
1974—1976年为新村运动的扩散阶段。随着新村运动初期新村运动的快速发展, 新村运动开始不仅仅局限于农村,迅速的向城镇扩散,向各个领域扩散,成为了一场全国性的现代化建设活动。为了提高农村居民的经济水平,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开始转变了增加农民收入上。这一时期是新村运动的全盛时期,出现了不同领域的新村运动,比如,公司新村运动、街道新村运动、学校新村运动等等。在这一阶段,政府开始对社会各界人士进行的新村教育,派遣科技人员下乡指导和普及科技知识。在这一阶段,农民的收入得到迅速提高。
( 三) 充实和提高阶段
1977—1980年为新村运动的充实和提高阶段。在这一阶段韩国政府开始用各种优惠政策和发放贷款的方式支持韩国特色农业、农牧业以及农产品的快速发展,使农民的经济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在这一阶段韩国政府不仅致力于发展农村的经济,同时也十分注重对农民的精神启蒙。新村运动不仅使韩国的农村和农业得到发展,也使农民的生活伦理得到提高。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勤劳、自立、合作”的精神也逐渐深入人心,使国民建立了良好的伦理道德观念。
四、中韩两国农村建设的相似之处
( 一) 东方民族文化 、理念相似
中韩两国同为东亚国家,位置毗邻,尽管有着不同的国家制度,但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程度极为相似。自古以来,东方民族就十分注重礼仪和社会秩序,尊重学者和领导,在政府的感召下,能够迅速地集结力量,调动社会各界人士参加新农村的建设运动。政府在市场经济的运作模式下,可以很好地连接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对新农村的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协调和扶持。
中韩两国均是世界上受儒家思想影响较为深刻的国家。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韩两国人民都具备着谦逊的品格,善于学习和总结。同样,两国的领导人都十分了解这种东方民族文化和思想,运用得当将十分利于集合社会各界力量来进行新农村的建设活动,推动农村现代化和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发展。
( 二) 差距扩大的基本矛盾相似
20世纪70年代初期,随着韩国五年计划的实施 ,韩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得到了迅速发展。但是,由于韩国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与城市发展模式的巨大差距,使得农村经济发展的滞后,并且这种差距在随着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在不断的加大,随之而来的便是这种城乡差距所带来的社会矛盾愈加突出。农民的生活困难,生活环境恶劣,学生运动不断,社会处于持续的不安状态。大量的农村居民开始涌入城市,冲击着城市原有的社会秩序。同样,当前的中国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很多地区依然存在教育缺失、交通不畅、经济基础薄弱的一系列的问题, 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的差距日渐增大。城市与农村、农业与工业的发展严重失衡。
( 三) 农村、农业和农民状况基本相似
中韩两国都是人多地少的农业国家,人口密度大,耕地面积小,农民的比重占全国人口的比重高,农业科技相对落后,机械化程度普遍较低。此外,由于农村的文化教育事业相对落后,导致农民的文化素质普遍低于城镇居民。农民缺乏自信,厌恶逃离农业,使得农村经济的发展陷入恶性循环状态。
五、新村运动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启示
( 一) 政府始终坚持做到“ 以人为本”
韩国的新村运动是一场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新农村建设运动。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政府要发挥它的主导作用,同时,政府也在突出强调对农民的思维方式进行引导,始终做到“以人为本”。
韩国的新村运动之所以成功是因为韩国政府意识到了人力资源的重要性。我国政府在进行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应该向韩国学习。深入农村,了解农村居民的愿望,尊重农民自己的意愿,从农民最迫切的需求着手,不搞强制性的推行,从思维方式上给予农民积极的引导,充分调动农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
在整个新村运动进行的过程中,前期,政府充分发挥着主导作用,对新村运动进行宣传鼓动,帮助农民建立自信心,使新村运动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新村运动后期,政府在新村运动中发挥的职能逐渐淡化,各种类型的民间组织开始发挥着独立的职能,实现了农民的自治,这样的成果均来自于之前政府对农民自我意识的培养。因此,我国在进行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要在提高农民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培养农民的精神文化建设,提高农民的自信心和创造性,只有让农民从思想上得到洗礼,才能够充分发挥农民的作用,协调城乡之间的差距,快速有效地推进农村的现代化。
( 二) 加强调查研究
韩国的新村运动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由于韩国新村运动的理论研究相对滞后于社会实践,在此过程中韩国也走了很多的弯路。因此,我国在进行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必须重视理论研究,抽调专家与学者成立新农村建设研究会,进行实地深入的考察,对一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进行严密的分析和论证,建立科学的运作机制。学者们帮助各级政府官员摆脱脱离农村实际情况的办公方式,做到可以真正地为农民做实事。
( 三) 做好科学长期的规划和制度建设
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复杂而又系统的工程,它的建设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因此,在进行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有一个好的建设制度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良好的制度可以使农村的发展建设始终处于运行状态,并不会伴随领导更替而产生任何变化。我国在进行新农村建设时,一定要制订好发展计划,建立良好的运行机制,万不可急功近利,做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 四) 与时俱进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是我国党中央制定的国策,我们必须善始善终,不可半途而废。新农村建设具有长期性,所以,在进行建设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必须既要尊重自然发展规律,又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世界接轨,与文明接轨。
我们要不断的吸收、总结各国的先进经验和教训,适时的对不合时宜的政策和措施做出及时的调整,在学习和实践中不断的改善和进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更快地解决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使我国可以迅速的向现代化国家迈进。与此同时,这将十分有助于我们建立和谐、诚信、文明的和谐社会,为国家持续健康的发展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动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的 具体运用 ,是我国社 会可持续 发展的需 要 ,同时也是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需要,是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需要。
摘要：随着韩国“一五计划”的实施,韩国的经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韩国政府开始实行“新村运动”,对韩国的落后的农村经济实施反哺,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目前,韩国的新村运动已经成为国际公认的建设新农村成功的典范。试图对韩国新村运动发展过程的进行研究,通过对比与剖析,阐述韩国新村运动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所带来的启示。
苏州老新村和谐改造策略分析 篇10
近年来, 苏州房地产业发展相当迅速, 大量的高品质的商品房也冲击着苏州的住房市场, 很多居民住进了环境优美、设施齐全的新建居住区, 但是, 由于受利益驱使, 地价和楼价居高不下, 使得还有一部分人无法承担巨大购房压力, 仍然居住在旧城的老住宅内。这些旧住宅都出现了很多物质及社会环境问题, 使居住在其中的处于劣势的人和群体的利益遭到损害, 加剧社会不公平因素的发展, 阻碍了和谐社会的建设。
2 苏州老新村概况
2.1 老新村定义
“老新村”是旧居住区的一种形式, 在我国大量存在, 主要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分房和单位职工福利房, 以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下的早期的商品房。此类住宅旧区以多层为主, 数量巨大, 并且随着城市的扩大发展, 目前都处于城市的中心地区。苏州的老新村主要是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 以及九十年代早期, 为了解决从古城内疏散出去的居民的居住问题而建造的, 在当时是比较先进居住形态, 被统称为“新村”, 苏州市区内目前有1995年前建造的“新村”住宅面积近300万平方米, 居住在其中的人口近20多万人。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更, 目前, 这些新村仅普遍存在屋顶渗漏、围墙失修、道路破损、绿化缺损、汽车停车位严重缺乏、居民活动场地缺乏、配套不足等问题, 因此又被称为“老新村”。
2.2 苏州老新村存在的问题
2.2.1 缺乏严格、合理的规划设计
由于当时苏州老新村是为了疏散古城区人口, 而在城区外围短时期大批量建造而形成的, 建设之初并没有经过严格、合理的规划设计, 且受当时建设条件的限制, 老新村内用地结构处于不合理的状态, 普遍存在着布局零散、建筑密度过高、用地功能混杂和违章搭建现象严重等问题。
2.2.2 建筑环境质量较差
由于老新村建设年代较早, 受当时建筑技术、建筑材料等条件限制, 目前的老新村内建筑本身存在很大问题。
(1) 面积偏小, 套型不合理。
大部分老新村的套型面积为40-70平方米之间, 不能达到目前的人均居住标准, 大部分住宅为一梯三户, 有的甚至为一梯四户至五户, 而且很多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建造的住宅内部没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 套型不甚合理。
(2) 建筑严重老化。
由于大部分住宅建造年代较早, 长期以来缺乏管理及维护, 致使老新村内住宅建筑的保温隔热效应大大减低, 屋面破损渗水现象严重, 外墙面老化, 大部分阳台、栏杆窗户等构筑物又不同程度的损坏, 造成安全隐患。
(3) 建筑形式单一。
所有老新村建筑基本上都是6-7层的“火柴盒”式建筑, 由于当时建造数量巨大, 导致苏州市内大部分老新村面貌单一, 外立面形式呆板。
2.2.3 配套设施严重不足
(1) 道路宽度偏小, 路面破损严重。
大部分老新村内主要道路宽度偏小, 一般都在4-6米之间。一些老新村内的道路年久失修, 呈现“三步一坑, 五步一沟”的现象, 给居民出行造成极大的不便。
(2) 停车位匮乏, 私家车乱停现象普遍。
大多数老新村内没有集中的停车设施。随着私家车的数量增加, 一些老新村车满为患, 私家车只好沿小区道路停放, 严重影响老新村内部环境。
(3) 市政设施欠账过多。
老新村的市政设施落后, 少数老新村污水尚未支管到户, 雨污合流。还有许多居民家中没有单独的下水道和管道燃气, 市政设施的落后与不足己经严重制约了居住生活的现代化。
(4) 绿化环境差、活动场地缺乏。
由于长期疏于管理, 许多老新村的绿化被蚕食, 绿地被侵占;缺少固定的垃圾回收地点, 居民垃圾随处丢弃, 影响了环境卫生质量。活动场地缺乏, 许多晨练的居民往往需要到小区外的空旷地进行, 给居民生活带来不便。
此外, 老新村在人口管理、社会环境等非物质环境方面也出现了严峻的问题, 如人口老龄化、人员构成复杂、整体收入偏低、邻里意识衰退等问题都亟待解决。
3 和谐改造的内涵
3.1 “和谐”的概念
“和谐”这一概念, 中西皆有之。和谐, 英文里写作harmony。 在西方思想史上, 毕达哥拉斯说过“整个天是一个和谐”, 可能是最早提出的和谐概念。后来西方思想家大都把和谐视为重要的哲学范畴。和谐, 在中国古代作“和”。较早的记载见于《国语·郑语》史伯说的话:“和实生物, 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 …”。随着中华文化的发展, 和谐概念不断获得了丰富的内涵, 除了儒家, 释家和道家都有非常深刻的和谐思想。
在现代社会中, “和谐”则是一个关系范畴, 是指事物之间协调、均衡、有序的状态。“和谐”指的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各阶层之间、各群体之间的一种相互关系, 它所表达的是各社会主体之间的一种认同感。
3.2 和谐改造的内涵
老新村改造中的“和谐”则是体现在改造的方式内容, 改造的过程以及改造的结果中。和谐的改造强调以人为本, 公众参与, 多元协调。
(1) 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就是要从老新村居民的根本利益出发, 切实保障居民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 让老新村改造惠及老新村居民。
(2) 公众参与。
为了能够使老新村改造真正的做到“以人为本”, 必须要加强公众参与的力度, 使不同职业、不同利益、不同角色的老新村居民共同参与, 形成对老新村改造的认同。
(3) 多元协调。
老新村改造应该是由各利益主体的改造意向和更新活动的叠合所构成, 其特征不仅表现为不尽统一的主观意志和价值观的共存, 更应该是这些主观意志与价值观的互动。
4 老新村和谐改造策略研究
4.1 物质环境改造策略
对于苏州老新村改造, 苏州市政府制定了根据不同情况对老新村进行分类, 按照“条块结合、以块为主、责任分担、综合整治”的原则。结合城市更新改造总体规划, 在对老新村现状进行充分分析的基础上, 基本采取拆除、整治、维护三种方式, 每年对5-10个老新村进行改造, 计划用5年左右的时间分期分批的完成老新村的综合整治工作。
4.1.1 用地功能调整
在对老新村现状进行详细调查分析的基础上, 制定严格的用地规划调整方案, 对老新村内部混杂的用地进行调整。
(1) 老新村内部的工厂已经破旧衰败, 不具有经济活力, 而且影响居民生活环境, 改造中将其一律迁出, 并对厂房仓库及其他建筑进行改造, 作为新村内的公共建筑进行开发使用。
(2) 对新村内部零散的商业、服务设施等统一规划调整, 使其尽量集中设置, 方便新村内居民;对居民擅自改造的商业设施进行拆除。
(3) 整合老新村外部围墙和出入口, 对主要出入口进行重新设计, 设置门卫, 安装监视系统, 对内部进行统一封闭式管理。
4.1.2 建筑改造整治
(1) 改善内部环境。
对于部分建造年限较长、老化严重的建筑, 着重加固建筑结构, 增加建筑的安全性能, 并对加固外墙面, 做保温隔热层处理。在不破坏原有结构的基础上对一部分户型结构不合理的房屋进行采光、通风的条件的改善, 调整内部使用空间;对住户私自搭建的厨房卫生间等进行拆除, 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一定的扩建, 如增加厨房、卫生间或阳台等。
(2) 提高成套率。
将原有一梯三户 、四户的房屋, 再保证其结构完整的情况下, 分析功能使用情况, 通过对平面的改造, 迁出部分住户, 改造为一梯两户, 扩大了住户的使用面积, 提高的住宅的成套率。
(3) 丰富建筑外观。
结合城市和改造地区周边的建筑风格色调对建筑外立面色彩和细部进行重新规划设计, 改善建筑雷同、形式呆板、缺少变化的现状, 对陈旧、破损的建筑立面、外墙面进行整修和粉刷, 统一门、窗和附属构件的规格和材质等。
(4) “平改坡”改造。
针对平屋顶排水不畅, 保温隔热效果差的现状, 再结构允许的条件下, 对所有平顶房屋进行“平改坡”防水改造, 在平屋顶的基础上加一层轻型构架, 既加强了建筑的保温隔热性也丰富了建筑外观。
(5) 拆除违章建筑。
对违章建筑和影响市容市貌的过期临时建筑及占用道路红线的建构筑物实施强制拆除, 主要是简易房、一般仓储、小百货、车棚等。拆除后根据规划改造为绿地或停车等公共设施。
4.1.3 道路设施改造
(1) 完善路网结构, 改善路况。
完善老新村内道路结构, 尽量做到交通覆盖没有盲区;将新村内主、次干道严格按照等级划分以一定标准进行扩宽, 对残损的路面用沥青浇筑进行修补;完善内部人行系统, 在不能达到人车分流的情况下, 对主要道路设置障碍, 降低行驶速度, 保障行人的安全。
(2) 增加机动车停车位。
根据现实条件适可当开发地下空间, 在集中的公共绿地下修建地下停车场。例如, 在三元一村的改造中, 在原有新村内公共绿地下修建安的集中停车场, 内部停车位约为500个, 基本解决了三元一村的机动车停车问题。
在原有道路基础上进行拓宽, 双侧或单侧增设2.5米宽的间隔式植草砖型停车带。整合宅前宅后道路和宅间绿化, 改造成停车位, 建筑前后都有宅间道路, 将其中一侧的道路结合绿化铺设植草砖, 改造成停车位。
4.1.4 完善配套设施, 改善公共环境
(1) 增加公共设施。在有条件的老新村内, 根据改造过后的用地功能调整, 适当增加公共设施;而大部分老新村的用地匮乏, 无法修建新的公共建筑, 则适当调整增加公共设施, 将部分违章建筑进行改建成为公共建筑, 或对原有建筑进行功能上的调整, 增加老年活动室, 阅览室、卫生服务室、社区居委会、警务室、物业办公用房。
(2) 改善市政设施。对破损严重或建造不全的市政设施应严格按照城市标准进行修建, 实现雨水、污水管道分流;每幢住宅的楼道口安装电子防盗门;实现住户自来水一户一表的改造;天然气管道入户;整理、整修或更新各类管线和设施设备, 做到合理分布, 管线入地;对小区内河道、河塘实施清淤、整修和新建驳岸、护栏等。
(3) 增加公共活动空间。通过拆除新村内原有的车棚、煤房、简易棚房、违章建筑等, 设计改造为适合老人、儿童、学生使用的活动场地和一些便于邻里交往的公共场所, 扩大居民从事户外活动的空间, 加强居民的邻里交往。
(4) 完善主要出入口、以及雕塑、健身设施、小品、指示牌、公共厕所、垃圾箱等小区家具, 以满足住区居民健身、欣赏、休憩、娱乐、出行等活动的需要。
4.2 非物质环境改造策略
4.2.1 制定合理改造程序
(1) 职能部门协调统一, 加强管理。
老新村改造是一项复杂系统的工程, 涉及到诸多方面的问题, 因此要求政府各部门协调统一, 共同促进改造工程的顺利实施。
(2) 加强公众参与, 协调利益主体。
老新村改造要以广大居民的利益为基础, 采取多种形式听取社会意见, 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 高度重视和维护居民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 制定完善改造政策。
(3) 维护公平公正。
和谐社会的价值目标是公平与公正, 包括文化公平、经济公平、政治公平以及社会公平。在老新村居住的人口中, 有很大一部分是老年人和下岗工人、外来务工人员, 这些人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上体现为弱势。因此, 在改造措施制定的过程中, 应当广泛听取和关注弱势群体的需求。
4.2.2 构建和谐邻里关系
(1) 增加人文关怀。
随着老新村内老年人口的增多, 老年人的养老问题越发迫切, 因此, 对老新村改造中应当针对老年人养老、健身、医疗等方面加强养老服务和设施的建设。
在老新村中适当设置医疗卫生所, 为新村内居民提供医疗卫生方面的服务。组织相关人员开展医疗保健咨询服务, 以及为居民提供一定的医疗常规检查和简单的诊治;并且针对老年人及残障人事提供上门服务。
(2) 改善社会环境。
组织公共活动, 增加居民交往。为了促进老新村内精神文明建设, 增进居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促进和谐的邻里关系建设, 应在新村内组织开展各种公共活动。这样有利于加强居民的凝聚力, 创建良好和谐的社区环境, 改善居民间的邻里关系, 培养居民的共同意识。
(3) 改良治安环境。
加强治安管理。通过加强老新村的封闭式管理, 设置治安岗亭和巡逻队, 安装电子防盗系统, 提高居民自我防范教育等, 提高老新村内的治安管理。
5 结语
老新村改造是苏州乃至全国范围内的各大城市所面临的问题是政府为了改善城市风貌、提高居民居住环境质量、缓解住房压力、恢复城市中心区活力的必要举措, 也是专家学者及居民广泛关注的促进社会和谐建设的焦点问题。因此, 必须针对老新村复杂的现实问题, 按照和谐性、整体性、系统性、延续性、阶段性的改造原则, 依法制定合理的改造程序, 完善具体的改造措施, 促进和谐邻里关系, 建立长效的管理措施。
摘要：从老新村的概念入手, 分析苏州老新村的概况, 探讨和谐改造的内涵, 提出物质环境和非物质环境的老新村和谐改造策略。
关键词：老新村,和谐,改造
参考文献
[1]万勇.旧城的和谐更新[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6.
[2]叶东疆.旧城改造中引发的社会公平性问题[J].城乡建设, 2003, (4) .
莲乡新村美如画 篇11
莲乡新村地跨琴江镇古樟、濯坑两个村，是一个联村整片整体推进示范区，涵盖18个村庄点，共有住户936户，3912人。2008年1月启动新农村建设以来，新修主干道11.6公里，新修通户路3.6公里，拆除空心房39260平方米，新建房屋385户共27800平方米，完成异地新建村庄2个，村容村貌明显改观；建立了农民培训学校，培训企业用工人员260人，组建了社区新农民艺术团，演出20余场次，健全了农机合作社、工匠协会等专业合作组织，完善了社区养老、医疗等设施，“五新一好”全面体现。辖区秩序稳定，民心向上，经济生活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
为建好新村，莲乡人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总体要求，依托毗邻县城、环绕工业园的区位优势，谋划建设县城菜篮子和工业园用工培训两个基地，通过优化人居、创业、旅游环境，着力建设“宜居、宜业、宜游”新村。
小荷才露尖尖角，他日莲乡更火红。莲乡新村正和奋进中的莲乡石城一起，谋求新跨越，创造新辉煌！
韩国新村运动调查研究与启示 篇12
1 韩国新村运动的发起与成功
韩国新村运动已有30多年历史, 经过了由政府主导转向民间主导, 由单纯的农民运动转向全民运运, 由物质基础建设转向现代文明社会建设的重大转型过程, 极大地推动了韩国经济发展, 缩短了城乡差别的进程, 促进了经济与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韩国开展新村运动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 得到联合国有关组织的关注和肯定, 得到发展中国家的重视, 先后有130多个国家派出12 000多人参观、学习和取经, 有些国家的总统、各部部长亲自带领考察团组学习、考察。
1.1 历史背景
20世纪60年代, 韩国工业化、城镇化步伐明显加快, 但农村经济发展缓慢, 农民生活水平低下, 农村萧条, 城乡差距明显加大, 严重障碍了韩国社会的经济发展。支援农业, 稳定农村, 致富农民, 缩小城乡、工农和区域之间的差距, 成为当时韩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之一。由此, 韩国政府于1970年4月在全国提出新村美化运动, 号召广大农民“用我们的自身力量重新建设我们的农村”, 从此在全国范围内拉开了新村运动的序幕。
1.2 基本内涵
韩国新村运动, 是培育“勤勉、自助、协同”精神, 通过挖掘民众中潜在的“美”和“善”, 弘扬民族的传统美德, 塑造民族思想文化和道德的运动, 弥补政府工作的疏漏和社会发展的盲区, 以促进社会和谐, 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运动。新村运动时间跨度30多年, 内涵逐步深化, 外延不断扩大。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农村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实践轨迹表明, 新村运动的本质是一个发展的运动, 它的主旨精神和生命力在于从国情、民心和实力出发, 谋求并实现快速、全面和持续发展[2]。
1.3 成功经验
1.3.1 政府倡导, 推动发展
新村运动是由政府倡导开展起来的。起初, 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进行协调、服务、培训和指导, 广泛支持和鼓励农民参与新村运动。一是高度重视, 建立机制。中央政府成立“中央协议会”, 内务部长任议长, 各部委副部长级官员担任议员。地方各级政府普遍成立协议会。村级设立开发委员会, 由农民代表、新村指导者组成。组建中央和道市研修院等新村运动培训机构, 负责对社会各阶层的核心骨干人员和中坚农民进行培训, 建立健全上下贯通互动的工作推进体系和意识革新灌输机制。二是明确目标, 层层推进。新村运动明确提出建设十大事业的新村建设目标, 循序渐进, 从改善环境、增产创收和精神培育三个方面稳步推进。三是重点支持, 鼓励发展。依据“投一瓢水, 引得活水来”的水泵原理, 韩国政府在新村运动启动的第一年, 为全国3.5万个村每村分配335袋水泥, 支援农村建设。在此基础上, 再对上一年工作成效显著的1.6万多个村, 加拨500袋水泥和1 t钢材, 鼓励农民自发建设的积极性。四是奖优罚劣, 鼓励先进。政府在物质和政策支持上实施激励性竞争分配政策, 把全国3.5万个村划分为自立村 (优) 、自助村 (良) 和基础村 (差) 三级, 新村运动第二年政府援助物资只分给自立村和自助村, 激励基础村靠自我努力发展到自助村水平后再给予支持。在贷款发放、实施优惠政策上, 都对自助村和自立村及基础村予以倾斜。
1.3.2 农民主体, 自助发展
新村运动创意倡导在政府, 动力在农民, 农民自发参与, 自助开展, 形成了强大的新村运动主体。一是强化培训, 提高认识。新村运动在提供物质支援的同时, 更注重引导农民改革意识, 更新观念。通过整合教育资源, 层层举办各类骨干农民培训班、新村指导班、农协管理干部班、妇女指导者班等多种培训班, 采取到先进村庄现场考察, 听取典型事迹报告等鲜活形式, 使农民从自已身边的人和自已干成的事上产生“我做到了”的成就感和“有志者事竟成”的自信心, 成为新村运动赖以发展的思想基础。二是凝聚民心, 倡导发展。在新村运动中, 韩国政府弘扬民族的传统美德, 深入发掘国民崇尚美善的潜质。通过张扬新村运动旗舰, 传唱新村运动之歌, 开展新村运动培训, 大造新村运动舆论, 使新村运动精神在广大农民乃至全社会家喻户晓, 深入扎根。三是“领跑”作用, 带动发展。韩国在新村运动中实行“新村指导者”计划, 即在每一个村选一名新村指导者, 组织实施本村的新村运动[2], 做好联络沟通, 承上起下的作用, 把政府的建设意志向村民传达, 再将村民的建设意愿向上反映;同时, 指导者还在起草本村新村运动项目计划、协调村民意愿、向上争取支持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目前, 全国仍有300万名新村运动指导者队伍,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四是尊重民意, 促进发展。韩国在新村运动, 各级政府不搞行政命令一刀切和强制执行, 上什么项目、如何实施, 由新村指导者带领村民自已选择确定, 进度可快可慢, 不搞齐步走。充分尊重民意, 广大村民具有直接参与权, 村民代表可参与郡、面政府的有关会议, 约见市长、郡守当面提问题、批评与建议。
1.3.3 全面统筹, 协调发展
韩国新村运动随着时代的发展, 不断丰富内容, 拓展形式, 扩大范围, 由单纯的新村美化运动发展成为统筹农村城市、经济社会和精神文化协调发展的建设运动。一是城乡促进, 协调发展。韩国政府力倡新村运动, 投入财力支援农村, 出台政策扶持农村, 动员社会各界团体帮助农村, 使农产品价格保持坚挺, 农村富裕劳动力就业有了保障, 农民增加收益的事业和路径增多, 迅速提高了农村社会生产力和农民生活水平, 缩小了城乡差距。二是经济与社会相互促进, 协调发展。新村运动按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统筹兼顾战略向前推进。在做好社会服务, 即改善农村路、房、水、电、气、医、教等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迫切需要的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项目建设的同时, 着力抓好经济推动作用, 在全国大力推广高产水稻品种等先进农业技术, 鼓励发展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区域特色农产品产业, 发展多种经营, 推动农村保险、金融发展等经济建设, 形成经济与社会服务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的良好格局。三是物质与精神相互促进, 协调发展。韩国整个新村运动过程中, 注意用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培育现代文明。投资兴建了大量新村会馆、村民会馆、敬老院、读书室、运动场、青少年活动中心等文化设施, 以此为阵地和载体, 举办文化科技活动, 开展各类培训, 将“勤勉、自助、协同”的新村精神潜移默化地灌输于民众之中, 以此引领民情, 凝聚民心, 开发民智, 整合民力, 成为新村运动成功的内在强大动力。
2 黑龙江省新农村建设基本情况
2.1 科学确定试点乡村
2006年初, 按照以点带面、分类指导、分步实施的原则, 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决定黑龙江新农村建设从“百乡千村”试点抓起[3], 安排了100个省级试点乡镇和1 084个省级试点村, 2007年新增了118个弱势试点村, 全省省级试点村共计1 202个。全省农村每个县都安排1～2个省级试点乡镇, 每个乡镇都安排1个以上的省级试点村。试点包括了不同发展水平的村, 其中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和基础建设较好的强势村337个, 占28%;中等村480个, 占40%;弱势村385个, 占32%。
2.2 合理确定试点目标
按照中央确定的“生产发展, 生活宽裕, 乡风文明, 村容整洁, 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建设总体要求, 黑龙江省委、省政府确定全省新农村建设要实现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农民收入稳步增长, 基础设施明显改善, 社会事业明显进步, 村容镇貌明显改观, 农村社会和谐文明的总体目标。“百乡千村”试点在全面推进上述工作的基础上, 在10个方面完成基础建设目标:通乡通村公路硬化、镇村内主要街道硬化铺装、饮用自来水、中小学D级危房改造、乡镇卫生院达标建设、村卫生所 (计划生育服务室) 达标建设、广播电视和通讯网络覆盖、商业网点建设、“六位一体”活动场所建设、镇村四旁绿化。根据不同类型村的发展基础和投入能力, 确定强势村和中等村到2007年底基本实现上述10项建设目标, 弱势村到2008年底基本达到试点目标[3]。
2.3 强化领导, 加大投入
黑龙江省委、省政府成立省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 成员单位39个, 2007年增加到47个。每年初结合各成员单位职能, 分解新农村工作任务目标, 形成《省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年度工作任务分解》, 各成员单位按工作任务和目标, 从各自工作职能出发, 采取有力措施, 积极落实项目资金等工作, 形成了合力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局面。两年中, 省级财政安排支农资金114.5亿元。其中安排新农村建设省级试点村专项资金2.95亿元, 主要用于省级试点村村内主街及巷路硬化、修建排水边沟、绿化、整治环境等村内基础建设。对试点村进行分类扶持, 重点扶持弱势村。全省市级财政投入22.1亿元, 县级财政投入21.4亿元。
2.4 农民主体开展帮建
按照分级承担、整合力量、发挥优势、统筹兼顾的原则, 省、市、县分别负责帮建1/3的省级试点村。2006年, 省委、省政府确定171个中省直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和企事业单位与试点村结成对子, 实行定点帮建。2007年, 新增34个中省直单位, 安排到弱势试点村开展帮建, 中省直帮建单位增加到205个。两年来, 中省直帮建单位倾情倾力, 投入帮建资金2.7亿元, 实施增收致富项目和修路、改水、能源建设等基础建设项目1 142个, 促进一大批试点村加速改变了面貌。
3 几点建议
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黑龙江省新农村建设取得了良好开局。借鉴韩国新村运动, 联系本省新农村建设实际, 提出4点建议。
3.1 坚持统筹发展, 全面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
综观韩国新村运动的历程, 有三大主题贯穿始终, 即改革农民意识、整治农村环境 (基础设施建设) 和增加农民收入。黑龙江省全面落实中央5句话20个字要求, 新农村建设健康发展。应继续坚持农村经济与社会进步同步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与公益事业同步推进, 环境整治与乡村文明同步加强, 农民素质与基层组织建设同步提高, 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应把发展生产放在新农村建设的首位, 继续强力推进优质粮食、畜牧业、绿色食品、农产品加工业和农村劳务产业加快发展, 不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大力发展“一村一品”, 打牢新农村建设的产业基础。要以解决好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着力点, 重点解决好“路、水、能、学、医、保”问题。
3.2 强化分类指导, 深入推进“百乡千村”试点
虽然韩国新村运动伊始就在全国全面展开, 但并没有搞“齐步走”, 而是根据不同类型的村庄实行不同的政策。黑龙江省新农村建设从“百乡千村”试点抓起, 按照“一年打基础、二年见成效、三年上水平”的要求, 试点乡村基本实现农村经济持续发展, 农民收入稳定增长, 基础设施明显改善, 社会事业明显进步, 村容镇貌明显改观, 农村社会和谐文明的目标。对新农村建设中特色鲜明、成效显著和易于推广的先进典型, 重点宣传, 总结一批新农村建设的发展模式, 推广一批新农村建设的先进经验。进一步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促进全社会更加关心和支持新农村建设, 指导推动面上工作。
3.3 倾斜配置资源, 加大社会力量帮建工作力度
韩国新村运动开展城市机关、企业与乡村结对子活动, 社会各界为农村发展提供了大量的支援。黑龙江省组织开展的帮建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但还需要扩面加力。不断引导帮建单位克服松劲厌战思想和短期行为, 树立长期帮建意识, 围绕农民增收、基础建设、社会事业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等新农村建设重点任务, 探索创新帮建方式, 通过政策引导、市场化运作生产建设项目等方式, 重点实施有持续效果的帮建项目, 激发农民的内在活力, 以帮建促自建, 增强“造血”功能。
3.4 加强教育培训, 促进农民发挥主体作用
韩国新村运动的核心, 是通过教育培训改革农民的意识, 培育“勤勉、自助、协同”精神, 激发广大农民参与新村运动的自信心和积极性。目前, 黑龙江省一些地方的农民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等靠要、盲目攀比、急于求成和消极畏难等思想倾向。通过多种形式, 大力宣传农民依靠自已双手建设美好家园的先进典型, 教育引导农民树立勤勉、自立、互助精神, 增强自信心, 脚踏实地, 自强不息, 建设家园。整合各级党校、干校、农广校和职教中心等教育资源, 借助远程教育等现代传媒, 大规模全覆盖地搞好培训新型农民, 以充分发挥其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作用。
参考文献
[1]强百发.我国新农村建设与韩国新村运动比较研究[J].开发研究, 200 (6) :56-61.
[2]李水山, 许泳峰.韩国的农业与新村运动[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1995.